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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潘建伟: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支撑
redtree 2020-8-28 07:27
潘建伟: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支撑 作者:赵竹青 来源: 人民网 发布时间:2020/8/27 16:37:24 人民网北京8月27日电(赵竹青)由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卫生健康委和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于8月23-29日举办。科技活动周以“科技战疫、创新驱动”为主题,旨在展示科学技术对战胜疫情的重要支撑作用和系列成果,以及科技创新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为进一步向公众普及我国最新科技成果,宣扬科学精神,人民网科技频道于近日专访了中国 科学院 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潘建伟在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这种“要素驱动”模式目前正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巨大困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非常重大。” 人民网科技:疫情给您的科研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现在回归正常节奏了吗? 潘建伟:在疫情初期,由于实验室的研究生无法返校,部分研究工作的进度有所延迟。不过,由于旅行减少了,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问题,一些工作相关的讨论交流也给可以在线上进行。后来疫情逐步控制之后,各项研究工作也开始恢复到正常节奏。总的来说,虽然有所延迟,但在大家的努力攻关之下,我们的总体科研进度还是在预期的范围之内。 人民网科技:您认为科学精神的核心是什么?能否和广大青少年聊聊您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体会。 潘建伟: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对思想的解放。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科学革命,开端于牛顿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所建立起的经典力学。通过万有引力定律,人们忽然发现,原来以前一直被认为是神圣的、只能去仰望的星辰,它们的运行居然都是可以计算的。人们终于明白,自然界是可以被认识的,更是可以被改造的。因此经典力学以及后来的经典电动力学,奠定了以蒸汽机和电力技术为代表的两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人类也由此开始进入近代社会。 然而经典物理学仍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观念困境,那就是一种机械的宿命论。经典物理学告诉我们,所有粒子未来的运动状态原则上都可以通过力学方程来精确预言。那么,如果构成人类的原子、分子,也是完全遵循经典物理学规律的话,我们的一言一行,是否早已由力学方程确定好的呢? 幸运的是,在20世纪初诞生的量子力学,从原理上打破了这一困境。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微观粒子的状态会被测量所影响,因此量子力学立即带来了一种革命性的观念:观测者的行为可以影响物理系统的演化。而这种更加积极的观念,促使人们去深入认识微观世界的规律,最终催生了现代信息技术,导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因此,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带来技术的进步,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观念上的革新。 人民网科技:科技周的一大使命,就是让民众爱上科学,爱上科学精神。能否分享一下您是怎么爱上科学研究的故事? 潘建伟:我小的时候,因为记忆力差,不理解的东西我很难记住。后来到了初中学物理之后,我觉得我学物理还行,因为物理特别简单,理解了几个公式之后,所有东西都能够推演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好。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物理比较感兴趣了。后来在中 国科大 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力学,发现微观世界里有很多奇妙的现象,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完全不同。我也曾经因为苦苦思索这些奇妙现象而不得解,那一学期的量子力学期中考试还险些挂科,但这反而激励我将探索量子世界的奥秘作为奋斗的目标。 除了个人的兴趣外,还有一种使命感驱使着我从事科学研究。我们科大当时就是为了“两弹一星”培养人才而建立起来的,所以科大涌现了一批两弹一星元勋,比如钱学森、郭永怀、钱三强、赵九章、彭桓武等等。老一辈科学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郭永怀先生。郭永怀先生当时从基地回来为了保护数据,在飞机失事的时候,他跟他的警卫员抱在一起,尸体都烧焦了,数据却是完好的。所以当时有很多外国人都想不明白,我们中国当时条件那么差,为什么能够把两弹一星造出来?就是一些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正因为有两弹一星的基础,才为我国创造了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老一辈科学家奠定了我们国家稳固的大国地位,完成了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使命。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但是我们一直都是依赖于所谓的要素驱动,主要靠的是人们很辛苦地劳动换来的,真正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其实比较少,而且对环境的破坏也很严重。这种要素驱动的模式发展到目前,其实已经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巨大困难。党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的新优势。所以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非常重大,勇于创新、推动国家掌握更多的核心关键技术是我们的使命。 人民网科技: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还有很长路要走。对于如何更好地将科研成果运用到实际中,您有着怎样的思考? 潘建伟:当今社会,技术的革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离不开科技金融体系的支撑。我们知道,正是由于拥有相对完善的资本运行机制,美国的企业热衷于面向长远的风险投资,从而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支持科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尽管相当部分的企业IPO时都是亏损,但其中的优秀者迅速做大做强,涌现了一大批如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等国际著名的高科技企业。我国推出了类似的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是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落地的有力突破。但从目前实际实施的情况看,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视企业盈利超过扶持企业成长的倾向。 鼓励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仍然较为缺乏,使得我国企业对短期内无法获利、或是存在较大不确定因素的前沿研究和未来可能的颠覆性技术,投入热情普遍不足。例如,就我所从事的量子信息研究领域,通用量子计算机何时能够实现还是未定之数,需要长期努力。但美国的科技企业巨头,包括谷歌、IBM、微软、英特尔等都早已投入巨资开展量子计算研发。直接的效果是,谷歌在去年率先实现了“量子优越性”,而我国企业的投入与美国相比仍然差距很大。 除了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外,营造一个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整体社会氛围也非常重要。所以,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攻关的同时,也要加强科学普及,加深公众对创新性科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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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追赶如此困难?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回顾70年经济发展史
WileyChina 2020-7-28 14:54
编者语: 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努力追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但是在过去的70年中,成功者寥寥。尽管这些国家自身已付出极大努力,并获得了大量官方发展援助,但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处于极度贫困和增长停滞状态。为什么追赶如此困难? China World Economy 刊登的由林毅夫和王燕合作撰写的文章 —— Seven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eview from the Angl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回顾过去7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不难发现,尽管付出了诸多努力,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无法追赶上发达国家的脚步。遵循结构主义的国家初期有能力建立一些现代工业,但随后即停滞不前;而遵循新自由主义处方的国家经历了近百次危机,其后果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造成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侵蚀着国民财富。但是,并未遵循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中国和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实现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并在减贫方面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文章试图从“结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新结构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及相关政策的叙述来梳理发展经济学思想,从结构转型的角度回顾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历程及发展经验,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尝试展望下一代发展经济学的未来。本文还着墨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论证政府和产业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作者指出,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思想塑造了历史进程”;“困难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摆脱旧思想。”需要认识到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性和局限性。 面对新冠疫情,发展中国家正受到最大的打击,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流出,正使许多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警告称,这将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的决策者更需要团结一致,结合东、西方发展经济学观点,寻求以人为本、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创造就业、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的发展模式,以避免全球经济进一步分裂、世界格局出现两极化发展态势。此外,在非洲2063年计划、“一带一路”倡议和诚如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倡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思想的引导下,重启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新趋势将继续生根发芽,并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促进就业、消除贫困、逐步走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美好愿景。 引用本文: Yifu Lin, J. and Wang, Y. (2020), Seven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eview from the Angl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China World Economy. Accepted Author Manuscript. doi:10.1111/cwe.12340 文章链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cwe.12340 关于 China World Economy A bimonthly fully peer-reviewed SSCI journal featuring original academic work examin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arising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co-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Wiley, with ISI impact factor of 1.865. 期刊主页: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749124x 投稿地址: https://mc.manuscriptcentral.com/c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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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出版
maqingping 2019-12-24 17:38
My book “What drives China’s economy” published Amazon 拙著《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已经由劳特利奇(泰勒和弗朗西斯集团的子公司)出版。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中国在过去 40 年的快速增长(即中国奇迹)提供一个较全面的解释,并提出一个理解经济增长的总体框架。这本书共分四章: 1 、中国改革开放简史; 2 、利率管制与中国经济增长; 3 、社会规划者的问题及制度机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4 、中国模式的未来。 第一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作了客观的描述。由于划时代的事件很少没有前奏,中国的开放至少可以追溯到 1972 年。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进口成套的化纤和化肥生产设备、轧钢厂和电站,价值 43 亿美元(所谓 43 计划),而当时中国每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 412 亿元人民币。 1976 年,毛泽东和华国锋派出项南为团长的中国农业机械化代表团赴美,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虽然正式的叙事把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开始,但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改革思路仍然是在中央计划的框架内提高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效率。这种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改革思路可能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真正原因和动力是千百万中国老百姓和基层干部的创业进取精神,他们坚持不懈地突破了当时的政策束缚。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得到了一些务实开放的省级领导人的大力支持。这些省级领导人包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和接替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等。 第二章介绍了增长理论,并解释了中国高储蓄率和利率控制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这一章借鉴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科学革命和正常科学的理论,提出了一个范式转换增长模型,以改进如索洛 - 斯旺模型等现有的增长理论。在范式转换增长模型中,增长可以分为范式转换增长和正常增长。范式转换增长阶段是指像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等主要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时的经济增长阶段。正常增长阶段是生产范式转变完成后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依赖于小规模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如当代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正常增长对应于索洛的稳态增长,但索洛的稳态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因为小规模的创新一直在发生。在范式转换的增长过程中,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将导致高增长率。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经济仍处于范式转换的增长过程中(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阶段),因此,高储蓄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保持利率低于市场均衡水平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市场均衡利率应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 MPK )。当利率保持在低于 MPK 的水平时,企业家会大量借钱投资和用自己的钱投资,这会导致比利率由市场决定时更多的投资。高储蓄意味着较低的消费率和出口占 GDP 的很大比例,因此汇率管制成为确保人民币汇率低和保持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第 3 章介绍了拉姆齐问题和拉姆齐 - 卡斯 - 库普曼模型对该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案,并分析了当社会规划者的目标是实现 GDP 的最大增长时,制度 / 机构可以如何做出贡献。这一章提出了一个研究经济增长的新框架: 1 )技术进步路径( T ); 2 )社会目标(由社会规划者确定)( O ); 3 )实现社会目标的效率( P ); 4 )社会稳定( S )。用这一 TOPS 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因为: 1 )中国经济正处于范式转换的增长阶段(工业化); 2 )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四十年把高增长率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 3 )中国的制度 / 机构确保了发展计划的快速执行; 4 )中国的制度、机构和文化确保了快速变革时代的社会稳定,而在这个变革时代初期存在着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就业保障水平下降、贫富差距加剧等许多问题。本章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历史形成及中国文化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第四章分析了中国模式的未来。中国完成工业化并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后,经济将进入正常增长阶段,其增长速度将与发达国家相当。当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 万美元时,中国不太可能仍以目前的速度增长。苏联 / 俄罗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 万美元之前就开始停滞不前,而亚洲四小龙在达到这一水平之后仍以较低但正常的速度增长。中国应在充分利用范式转换增长潜力的同时,为范式转换增长向正常增长的转变做好准备。 (本中文版本借助了百度翻译) My book “What drives China’s economy: economic, socio-polit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has bee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subsidiary of the Taylor Francis group). The objective to write this book i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rapid growth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China Miracle, and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economic growth in general. The book contains four chapters: 1. A brief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2. Interest rate control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3. The social planner’s problem and institutional roles in China’s growth; and 4. The future of the China Model. Chapter 1 tries to give an objective accou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process. Since epoch-making events rarely occur without a prelude, “A brief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races China’s opening back to 1972, when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decided to import complete sets of chemical fibres and fertilizers producing equipment, steel rolling mills, and power stations worth of US$ 4.3 billion (the so-called 43 plan). At that time, China’s total annual capital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was RMB 41.2 billion. Mao Zedong and Hua Guofeng sent a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delegation led by Xiang Nan to the US for investigating American experience in mechanizing agriculture in 1976. Although the official narratives denote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during 18-22 December 1978 as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he leadership’s idea to reform was still to increase efficiency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collectively owned enterprises (CO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entral planning. This might still be true until the 1990s. The true causes and driver of China’s success are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of millions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and grassroots cadres, who were perseveringly breaking though the policy constraints set by the government and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ir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were supported by pragmatic and open-minded provincial leaders such as Wan Li (First Secretary of CPC Anhui Provincial Committee), Xi Zhongxun (First Secretary of CPC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Xiang Nan (First Secretary of CPC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Ren Zhongyi (First Secretary of CPC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succeeding Xi Zhongxun). Chapter 2 introduces growth theories and explains China’s rapid growth with high saving rates and interest rate control. In this chapter I propose a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model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growth theories such as the Solow-Swan model. In the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model (in analogy with Thomas Kuhn’s paradigm-changing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normal science), growth can be divided into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and normal growth. The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denotes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when the dominant mode of production changes, for example, during the Neolithic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he normal growth is the stage after the production paradigm change has been completed and the growth depends on small incremental product innovations and process innovations, like growth in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ed economies. The normal growth corresponds to Solow’s steady-state growth, but Solow’s steady-state does not exist in real world, because small incremental innovations happen all the time. During the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high saving rates and high investment rates will lead to high growth rates. China’s economy before an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refore, high saving rates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The government keep interest rate lower than market equilibrium rat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Market equilibrium interest rate should be equal to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MPK). When interest rates are kept lower than MPK, borrowing money to invest and using your own money to invest would be the right thing to do, which leads to more investment than that when interest rates are market determined. High savings imply lower consumption rate and the need to export a large proportion of GDP, so that exchange rate control become necessary to ensure low exchange rate of RMB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products. Chapter 3 introduces the Ramsey problem and the Ramsey-Cass-Koopmans market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nd analyses how institutions can contribute if the social planner’s objective is to have the maximum GDP growth. I propose a new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how an economy grows: 1)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ath (T); 2) the objective of a society (determined by the social planner) (O); 3) performance in implementing the social objective (P); 4) social stability (S). China grows rapidly because 1) China’s economy is at the stage of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industrialization); 2) China’s leadership has set high growth rate as its objective in the past (as Deng Xiaoping remarked, “development is the absolute truth”); 3) China’s institutions have ensured rapid execution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plans; and 4) China’s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have ensured social stability during an age of fast changes with reduced social welfare, reduced job security and increased income inequality. The chapter also explains how the CPC’s leadership status formed historically and Chinese culture plays a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 Chapter 4 analyses the future of the China Model. When China completes its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aches the income level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ts economy will enter the stage of normal growth with growth rates comparable with theirs. It is unlikely that China can still grow at the current rate when China’s per capita GDP reaches US$20,000. The Soviet Union/Russia began to stagnate before their per capita GDP reaches US$20,000, while Asian tigers still grow at lower but decent rates after reaching that level. China should prepare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to normal growth while fully exploit its potential in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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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信息技术/创新/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等领域 特刊征稿启示(2020年2月20日截稿)
bigstar0911 2019-10-26 11:43
(原文链接: http://www.sciencepublishinggroup.com/specialissue/specialissueinfo?specialissueid=346002journalid=346 ) 一、特刊征稿启示 (一)特刊主题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二)截稿时间 Feb. 20, 2020 Submission Guidelines: http://www.sciencepublishinggroup.com/home/submission (三)客座主编 Israel Patiño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ecnologico de Estudios Superiores de Ecatepec, Ecatepec, Mexico (四)客座编辑 Xingwei Li School of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China (五)介绍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pends largely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his sense there are numerous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ir permanence of this economic sector, so the us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chnologies Information is a revulsive and core support in the search for innovation in its administrative and operational processes that translates into an increase in sales or resource savings. (六)征稿目标与范围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novati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rease Administrative and operational processes (七)稿件上传指引 Manuscripts should be formatted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for authors (see: http://www.sciencepublishinggroup.com/journal/guideforauthors?journalid=346). Please download the template to format your manuscript. 二、期刊信息 (一)期刊名称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二)ISSN号码 ISSN Print: 2575-5102 ISSN Online: 2575-5110 (三)出版社 Science Publishing Group (四)地址 Science Publishing Group 1 Rockefeller Plaza, 10th and 11th Floors, New York, NY 10020 U.S.A. (五)检索 WorldCat CrossRef Academickeys ResearchBib Polish Scholarly Bibliography Directory of Research Journals Indexing Eurasian Scientific Journa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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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不需要人海战术,不能靠人口红利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8-10-24 18:34
改开四十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并不是靠人口红利,而是靠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由于人口增长,很多石油国家的人均GDP基本上三十年来没什么增加,30年前高出中国一个数量级,现在已经没有中国高。中国经济发展不是靠人口数量,而是靠科学技术,生产力进步。当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增长速度必然会降下来,而且在某些方面会去工业化。 经济技术水平较差时候,人口可以替代资本,人多力量大,需要人海战术的人口红利 新中国共经历了两次重要的人口红利期,新中国第一波人口潮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长大成人,当时人参加劳动的年龄早,十八岁就可以是壮劳力,为持续了进二十年的农业学大寨、兴修水利、根治旱涝灾害提供了劳力基础。 第二次人口红利是改开特别是90年代以后,大量的打工妹涌到沿海出口工厂的生产线。 人口红利与老龄化相伴相随 中国社会文化不存在反对生育控制的宗教因素,建国以后,政府在生育方面提供公共服务也越来越普及,虽然人口飞涨,但生育率一直属于同等收入国家的最低水平。20世纪70年代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已经到三个孩子左右,城市不到3个孩子。整个80年代在两三个孩子之间。 没有出生 人口 减少,就不可能有低少儿和老年人抚养比同时存在的“人口红利”。因为在稳定人口模型中,预期寿命以80岁计算,15-64岁的劳动人口必然占总人口的62.5%。实际上,现代社会,一般人的学习阶段都要到20来岁,甚至二十四五岁。因此,就业人口充其量占总人口的50%多一点。 中国 高就业率和低抚养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低出生率解放了大量女性劳动力,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目前中国大陆的老龄化程度相当于日本1980年代初,中国老龄化峰值大约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与日本当前水平相仿。 一个少子化的社会,虽然有较高的老年人抚养比,但少儿抚养比比较低,不到20%,劳动力仍然会占到总人口的50%多,和多子化社会其实差不多,而且少子化社会一般有更高的妇女劳动参与率。而多子化社会妇女劳动参与率低,实际参加就业的人口比例更低。 实际上,年轻人只有首先养活自己才能进一步提供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否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有文化的年轻人,没有稳定的工作,必然会成为“阿拉伯之春”当中的燃料和渊源不断的难民潮。在欧洲低生育国家,首要的社会问题似乎不是老龄化,而是高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 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始终是人口过多,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多 这决定了中国必将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三大差别依然存在,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自动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实际上越来越少。中国也没有必要继续和亚非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行业里面自相残杀。 虽然总劳动力数量已经开始减少,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而且一直在向城市转移。对于边疆贫困地区和人口密度大、生态赤字严重的地区,“少生快富”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工作。 中国有超过2亿户家庭小农,是美国农场数量的100倍,7亿农村人口,3亿多农村劳动力。除了东北北部等少数地广人稀的地方,户均10亩、人均3亩耕地还是我国农村普遍的现实。农业GDP仅占全国GDP的不足10%。全国一半的GDP的集中在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区,1/3集中在县城和相当于县城的镇。乡村GDP只有全国的百分之十几。虽然,中国工人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可以创造出和美国差不多,甚至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但美国农民的生产力水平是中国的几十倍。这也决定了中国农民收入只有美国的几十分之一。农民收入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一般的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1/10,将长期处于中等收入,这也是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不可能成功的原因,因为他不可能把美国人的工资降低一个数量级。 过量的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在已经是机械化水平落后的农业学大寨的时代了,需要靠“人海战术”,人多才有力量。 早婚多生,阶层固化,越生越穷 没有强大的国力和发达的高等教育,人口再多只会有更多的人才被埋没。如果中国人口出生基数一直维持在在每年2000-2500万,大学阶段毛入学率也不能达到50%。实际上,整个社会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是非常有限的。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全部人类的计算能力。用人海战术对抗超算和人工智能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人类智慧最后的尊严——围棋,现在也已经被超算攻占。 把人类自身再生产与妇女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对立起来,把婚姻家庭首先作为生育共同体而不是因为两性之间的爱情,怎么说都是封建糟粕。早婚多生一般是社会的中下阶层,很多人年少胡闹,又不懂得避孕措施,就怀上了,然后就稀里糊涂的过一生,早婚早育,母亲心智还不成熟,不仅影响对孩子的教育,而且必然影响个人自身的发展。一般对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女子,年轻貌美是最大的优势,25岁以上就已经老了,而30多岁才是一个高学历的职业女性最好的岁月。 严宁姐姐的年龄某些人已经当上了祖母,自觉认同为中老年了;40岁对于女博士而言不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年龄,自然基金的青年基金女同志可以一直申请到40岁。 多子女者,他们子女平均得到的资源更少,更不容易摆脱社会下层,这就是所谓的阶层固化吧?虽然政府一直致力于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但是学校教育不可能完全取代家庭教育,这些孩子本来天赋平平,又缺乏必要的家庭教育,必然是所谓的“寒门难出贵子”。不重视家庭教育必然会造成知识与财富两级分化的代际积累。当然社会中上阶层生的孩子太少,所以对孩子过度关注,这也是一个教育问题。 在少子化恐慌的背景下,鼓吹自由生育,甚至奖励生育的声音越来越响亮。所谓的鼓励生育必然会使社会中下层的生育水平进一步增加,一个家庭不是一二个,而是两三个、三四个小孩,家庭教育资源本身有限,每个孩子能平均得到的更少,即“输在起跑线上”,甚至这些孩子在DNA层面已经落后了。为了自己的生育自由,而不顾孩子将来的发展条件,这种多子多福、重男轻女观念是封建糟粕,是需要加以清除,而不是赞扬和鼓励的。 实际上,西方国家鼓励生育政策效果并不理想,无疑都加剧了婴儿在社会中下阶层加速集中,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不平等与混乱。欧洲从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自觉控制人口,但是为了争夺资源,在欧洲还是发生了两次自相残杀的世界大战。 美国的有产者和中产阶级上层妇女一般一辈子也只是生一两个孩子。如特朗普以前三位总统的第一夫人,总共生了四胎5个第一女儿。易富贤先生应该知道美国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墨西哥妇女正在用子宫收复失地。作为美利坚公民,他更应该关心核心美利坚人的低生育率,而不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日本则是另外一种情况,随着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职业生涯与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造成多数妇女晚婚晚育,甚至接近15%的终身不婚。而养家糊口的经济负担,使低收入的日本男性恐惧结婚和承担家庭责任,日本男子的不婚率更是超过了1/5。
个人分类: 人口与城市化|1138 次阅读|1 个评论
长期制约我国发展的是低端劳动力过剩
jiangming800403 2017-11-26 19:11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还还是低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老龄化。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走向普及化、大众化,但是每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只有700多万(其中与一般是相当于大专的高等职业教育),未来也不可能超过1000万。我国每年大约1500万新参加工作的劳动人口中,至少还会有500万(这比美国总的新就业人口还多)以上没有经过充分的技能培训而进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以及餐饮、零售等劳动密集型的商业和服务业。 劳动力充裕、生产要素价格低、环境容量较大的黄渤海沿岸,黄淮平原、长江上中游平原和盆地,一直到西南地区,都将成为新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基地。东南沿海的粤东、闽北、浙南地区仍然可能会保留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有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向国外,主要是南亚、东南亚国家转移。 这会形成新的雁阵型发展序列。海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越发达,需求的生产资料就越多,这也是中国出口新的增长点。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发电水平大体还处于20年前中国90年代水平,中国可以向他们出口发电站,顺便提供煤炭。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赵建民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908702.html
个人分类: 经济时评|3474 次阅读|0 个评论
环珠三角贫困带兼评人口与发展的关系
jiangming800403 2017-3-9 21:47
环珠三角贫困带兼评人口与发展的关系 广东珠三角与非珠地区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区别,狭义的珠三角地区——广佛深莞惠中珠江八市人口不到广东的一半,GDP总量超过六万亿,占全广东的80%,人均超过10万元,其中深圳和广州更是人均超过两万美元,可以与高收入国家比肩。广、佛、深、莞、惠、中、珠七市的人均GDP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也只有这七市(江门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仿)。 非珠地区的GDP 只有两万亿, 人均 只有4万元, 还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东三省,最低的人均只有两万多,相当于中西部的平均水平 。 但是珠三角地区的生育水平并不高,因为珠三角地区年轻人比例高,但很多在广东打拼的年轻人并不可能在珠三角都市区生孩子。 非珠地区的 生育率远高于珠三角,特别是人口爆炸的粤东地区 ,经济发展滞后,人均GDP在整个沿海地区居于后列,而且封建残余和宗族观念浓厚,黄、赌、毒、诈骗泛滥,历来是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难点地区。与粤东相比,高度发达的珠三角的发展其实依靠的并不是本土人口,而是依靠不断南下的外来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易富贤先生人口增长会促进发展的理论在江西、淮北等高出生率地区同样不适用。特别是淮北豫东向北一直延伸到鲁西冀南的的高出生率地区地区已经成为了中国中东部经济发展的锅底,与低生育率的长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东等地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 人首先是消费者然后才是生产者。依靠生育的经济增长只是低水平的外延式发展,多生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增加初级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但显而易见会增加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同时压低当前人口的消费水平,制约产业升级。只有依靠不断提高自动化程度、劳动效率和生产力水平,才有可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赵建民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1038337.html 上一篇: 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对学术的发展非常重要 下一篇: 总和生育率(TFR)是什么,兼谈易富贤先生在人口问题上的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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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先生的人口理论自相矛盾
jiangming800403 2017-3-8 21:12
注: 易富贤先生不接受我对他的博文评论,所以我只能自说自话。 计生国策实际上一直在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背 书 。 是人口数据错了,还是易富贤们错了?当然,易富贤先生是一个好人,他似乎从来不和人争论,不过别人的质疑他也从来不回复(甚至是根本忽略)。一个人经常自言自语,这算什么。 当推测与现实情况不一致的时候一定是推测错了,而不可能是现实情况错了。按六普数据,目前处于生育活跃期(1981-1990)的女性数量是6340+5018=11348万,年化后是1135万,按照那些忧国忧民的“反计人士”的逻辑“只有不到75%的生孩子,一个女性一辈子只生不到1.1个孩子”,那现在每年的出生人口只有930多万,是每年超过1600万的人口出生数据错了,还是易富贤们错了。用1600万除以1100万,还会得出我国的实际生育水平在每个女性一生生育1.5个孩子(考虑了独身不育等因素),基本等于15年以前的政策生育率。 反计人士一贯处心积虑的论证中国人快绝种了,真不知道能得到有什么好处?多生孩子对父母、对小孩、对我们整个民族和国家真的很好吗? 我为什么反对现在就全面二胎,第一,现在生育数量仍然处于爬坡的阶段,现在全面放开二胎就是在汽车加速下坡的阶段踩油门;第二,80+当中,很多都是有兄弟姐妹的,来自多子女家庭,他们的父辈根本就没怎么好好执行过计划生育政策,更不用说一胎化,给他们(当然也是我们,我也不是独子)开闸,就是老市民给农民工腾地方,因为80年代的独生子女都已经可以生育二胎。 实际上中国从来没有过全面的一胎化政策,而且整个80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就没有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否则现在总人口可能不会突破13亿,而且已经停止增长了。1995年以前农村超生一直很严重,实际上目前很多农村二孩仍然占多数。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赵建民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1018079.html 今天,易富贤先生公开了他在颇有影响力的平面媒体上的两篇文章,科学网也在第一时间加了精。但是这两篇文章其实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由于易富贤先生总是善意的忽略不同意见。所以我把质疑与商榷写在下面。 第一,易富贤先生大概也不想把东北三千里大好河山变成黄土高坡。尽管东北的东北虎、远东豹种群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在中国境内还远远不足100只。从某种程度上东北人口不是太少,而是太多。“1945年,东北超过日本成为当时亚洲第一大经济体”这恐怕只在某些人的梦里面。直到今天,东三省的钢铁产量仍然比不上日本,虽然东北人口和日本差不多,面积是日本的三倍。 1945年年前,东北的重工业虽然占据了全中国的大部分,但是钢铁产量最多不过六七十万吨,而日本本土在二战前已经达到了500万吨,几千架的零式飞机和大和号战列舰更是伪满望尘莫及的。日本主要是从中国(特别是东北)掠夺煤炭、粮食、木材,从未想过把东北建成一个重工业地区。而且,直到战败投降,日本本土(包括朝鲜、台湾)受到的战争破坏也不大,从来没有过地面战争,由于缺乏前线机场,盟国对日本轰炸持续的时间和破坏强度比欧洲战场也小得多。东北成长为新中国装备制造业王冠上的明珠主要得益于两个时期,一是一五计划打下的基础,二是最近二十年来的技术升级。 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的改善更主要的是靠技术进步 、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多生孩子。 第二,易富贤们不止一次的重复“ 发展是最好最好的避孕药”。 但易先生既认为 广东发展好, 又认为 广东生育水平高 ,这是自相矛盾,得到的“经济发展靠生孩子的结论”会是似是而非。广东珠三角与非珠地区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区别,狭义的珠三角地区——广佛深莞中珠江七市人口不到广东的一半,GDP总量超过五万亿,占全广东的70%以上,人均超过10万元。而 非珠地区的GDP 只有两万多亿, 人均 只有4万多元, 还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东三省 。但是非珠地区的 生育率高于珠三角。特别是人口爆炸的粤东地区 ,不仅经济发展滞后,而且封建残余和宗族观念农户,黄、赌、毒、诈骗泛滥,历来是全国综合治理的重点难点地区。与粤东相比,珠三角的生育水平反而不高。珠三角的发展其实依靠的并不是本土人口,而是依靠不断南下的外来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易富贤先生人口增长会促进发展的理论在江西、淮北等高出生率地区同样不适用,特别是淮北地区已经成为了中国中东部经济发展的锅底,与低生育率的长三角、山东半岛地区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 易富贤先生似乎更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关心个人实际的福利情况。多生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增加初级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但显而易见会增加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压低当前人口的消费水平,制约产业升级。易富贤先生们是自觉不自觉的要中国走一条“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道路,并不是真正的可持续的道路。
个人分类: 人口与城市化|2083 次阅读|0 个评论
艰难的选择:强国和雾霾
热度 10 杨学祥 2017-1-28 08:31
艰难的选择:强国和雾霾 杨学祥 关键提示:关于中国雾霾污染的争论,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艰难面对。关键是在当前国际生存竞争中,什么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落后挨打但环境原始,还是强国富民步西方后尘?是否有强国富民且不污染环境的第三条路线? 发展中国家的雾霾是发达国家污染转移的结果 有评论说,从国际上看,雾霾的现象并不唯一,它的出现是经济高增长和能源高消耗的伴生产物。对中国而言,雾霾的治理充满新的挑战,但对欧美发达国家而言,雾霾的治理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经验。 历史告诉我们,美国、英国、以及日本无一例外地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经历了雾霾的高发期。而这些时期,普遍的特征是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和煤炭在能源消费占有比较高的比重,与中国现阶段的能源消费特征相对一致。 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成功,似乎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推论:快速增长发展阶段(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环境污染不可避免,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经济快速增长,尽快超过对环境不利的发展阶段,抵达对环境有利的发展阶段。 然而, 西方国家的环境污染治理的成功经验,在中国成功复制显然有一定的困难。首先,今天中国面临的污染方式、资源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大为不同。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下,高速度经济增长和大规模能源消费可能会使环境污染接近或者超过资源和环境的临界点,更加难以治理。其次,由于能源价格愈走愈高,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成本难以承受。再次,发达国家倒 U 形曲线的快速实现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即污染生产转移。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收入显然尚未达到可以把高污染产品生产转向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进一步说,基于中国的经济规模,世界上也很难有地方可以接受中国生产的转移。因此,中国雾霾治理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需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28739-900431.html 显然,雾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美国政府及时抓住了攻击的时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1029994.html 全球雾霾:伦敦和洛杉矶发生雾霾灾害 1948 年 10 月 26~31 日 ,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发生因烟污染而导致 43 %的人受二氧化硫的刺激性气味而病倒 , 17 人死亡事件 ; 1952 年 12 月 5~8 日 , 伦敦烟雾事件 , 造成 4000 人死亡 ,8000 多人得病 ; 1946 、 1948 年在美国洛杉矶两次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 , 1955 年 8-9 月 , 又在洛杉矶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 , 造成 400 老人死亡 , 在该地的 250 万辆汽车 , 日排 1000 多吨碳氢化合物石油烃废气、一氧化碳和氧化氮 , 铅烟进入大气与空气中其他化学成份反应产生浅蓝色烟雾 , 由于地势使之长期滞留造成污染。 1970 年 7 月 8 日 , 在日本东京也发生光化学烟雾和二氧化硫废气使万人受害事件。 1970 年 4 月 22 日 美国 1,500 所大学和 1 万所中学全国性环境示威 , 参加地球日活动。 (《当代世界五十年, 1945-1995 》第 109-110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6526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753564.html 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是全球空气污染的真凶 日本官员和媒体暗示,中国近来的空气污染危机也许正在越过东中国海,向日本蔓延。 日本环境省 8 日宣布采取紧急措施,以应对空气污染物 PM2.5 浓度上升的问题。日本一些电视台 8 日播报的头条新闻都将日本境内的 PM 2.5 浓度上升与上月在中国境内监测到的高浓度 PM2.5 联系起来。日本政府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在监测这种颗粒物浓度上升的原因及其对人体的影响方面予以合作 。 日本方面的说法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应。有人批评说:“地震发生后,日本弃用核电改用煤电,而且一直在焚烧垃圾。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环境,所以不能光批评中国。要减少污染,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气候变化和邻国造成的影响。”还有人批评说:“中国应该承认高浓度 PM2.5 和华北空气污染之间存在的联系。但我们也不要忘了,污染也是在华日企的制造业活动造成的结果。” 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相继制定了较高的环境标准,逐渐将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钱水苗撰文介绍,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有三分之二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美国仅 80 年代初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就有 35% 危害生态。上世纪 80 年代初,美、日等国以及中国港澳地区的化工、电镀、冶金、制革、漂染等污染严重行业,相继落户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 学者陈彬指出,当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全球范围内的污染转移问题却日益严重。 首先,污染转移借助自然界正在日益蔓延。自然力的作用使得污染跨国界转移非常便利。早在 70 、 80 年代,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与德国、法国之间就曾因酸雨问题而长期争吵不休。近来日本、韩国也抱怨中国生成的酸雨飘落到它们国家。核电站安全和核废料污染问题也经常造成国家间的关系紧张。在西欧有 119 座核电站,很多核电站坐落在距边界 100 公里以内地段,经常引起国际纠纷。瑞典在距哥本哈根视线之内的马尔默修建核电站曾引起丹麦居民的极大恐慌,丹麦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瑞典关闭该核电站,但未能奏效。葡萄牙与西班牙之间,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之间,德国与法国之间也曾多次发生过类似的核电纠纷。在冷战期间,前苏联曾秘密向日本海倾倒了大量核废料。 1993 年该事件曝光后,日本向俄罗斯提出了抗议,美国和其他国家也警告俄罗斯停止类似行为。 1990 年海湾战争引发的石油燃烧甚至成倍地提高了我国珠穆朗玛峰地区环境监测的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指标。而在这些污染之中,工业化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200 多年来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所带来的大量污染物至今仍留存在我们的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中。 DDT 、有机汞、四乙基铅汽油添加剂等许多化学污染物虽已被许多发达国家禁止生产和使用,但这些难以分解的污染物并没有消失,至少有 13 万吨 DDT 、 15 万吨有机汞和 4000 万吨四乙基铅仍循环在生物圈、大气圈中。 CO2 排放引起的气候变暖危害到占全球 70% 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而全球排放 CO2 总量的 70% 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无疑应该对全球环境改善负有更大的责任。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通过经贸活动,污染转移问题拓展了转移途径。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一方面在国内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高科技的、精巧的、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同时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经营的途径,将一些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在这些国家,直接掠夺那里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洁净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源,从而实现环境污染转移。以石棉这种较强的致癌物质为例,在欧美属于控制使用产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消费量并未减少,为此,如美国的 MONBIL 公司和欧洲最大的石棉制造公司等纷纷到印度合资、投资办厂,并将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在亚马逊地区,跨国公司的污染转移行为已经造成了该地区生态环境濒于毁灭。另一方面,通过贸易转移环境污染。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买进那些在其国内遭到环境法严厉控制所不能生产的初级产品,将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转移到其他国家。由于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初始条件中的经济结构、技术水平以及资源与环境政策的差异,国家间的贸易出现了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利用其在技术上的优势、通过贸易手段不断掠夺性地使用不发达国家的资源并将环境污染转移到他们的国土上来。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采取付给高额处理费的形式,将那些难以处理和降解的垃圾输往发展中国家。欧美诸国对废弃物处理的平均成本大概是每吨 1000 美元,加上处理后的最终废弃物还要找堆放场所,于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废弃物扔到穷国。目前这种全球性转移正以每年 3 亿吨的速度增长,其中从发达国家转移出去的占 90% 。亚非拉国家每年都要从发达国家“进口”数百万吨有毒垃圾。据欧共体透露,欧美国家 1900 ~ 2000 年每年向几内亚出口 300 万吨化学废料,从而每年可得到 12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几内亚比绍政府曾与美国一财团订立“君子协定”:几政府在 5 年内接受该财团的 150 万吨的有毒废物,它便可获得 6 亿美元的现钞,相当于该国 GDP 的 3 倍,出口商品利润的 25 倍。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为了避免承担环境成本,将 60% 以上的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和拉丁美洲。美国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毒废物输出国。 1995 年有关资料表明世界有毒废料年产约 3 亿吨,约每 5 分种就有一艘载有有毒废料的船运至公海进行越境转移。我国海关每年在南京、珠海、厦门、上海、福建、海口等省市都会查获以加工废塑料为名的“洋垃圾” 。 日本《呼声》月刊 2007 年 11 月号发表题为“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的文章,作者是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竹村真一。文章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中国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画像。因此,单纯地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简单地认为“都是中国的错”,可能会让整个世界在将来偿还更大的亏空。 近来日本不断发出的光化学烟雾警报恐怕不能不说与中国大气污染物质的增加有关。中国的污染物不仅对毗邻的日本产生影响,甚至由于偏西气流的推动直接到达了美国。由此看来,将中国问题作为世界问题来对待是理所应当的事。但是产生这些污染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独自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相应的环境负担也会集中到中国。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中国承担了全世界的环境负担,而且环境政策相对宽松,才吸引众多企业来中国投资建厂。在这点上恐怕日本企业也不能例外吧 。 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是全球空气污染的真凶,大江大河、海洋环流和大气环流是没有国界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661523.html 气候恐怖主义袭击中国 据 2007 年 3 月 13 日美联社报道,英国政府于 3 月 13 日建议进行一次大胆的,长期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新环境立法。此举将促使美国、中国和印度也出台同样的立法。按照该立法的草案,英国到 2050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 1990 年减少 60% 。“这是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而采取的一项革命性举措。”托尼•布莱尔说:“它为全球其它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近几个星期以来,英国的政治党派为了在下一届国家选举中占领一个关键的战场,纷纷进行了“绿色”表决以展示他们的环境态度。无论是布莱尔的工党还是反对党保守党都非常重视环境问题,他们把更多的媒体时间放在了臭氧层问题上而不是英国在伊拉克的驻军问题。来自伊拉克的坏消息已经让布莱尔的阵营受到打击,他们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它可以使布莱尔掌握主动权的问题上,比如环境问题。布莱尔计划于 9 月份离任,如果他能够在离任前成功促成一项全球二氧化碳协定,这将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政绩 。 如果把竞选的宣言当成行动的纲领,那么你就一定会上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贼船。布莱尔在为世界人民画饼充饥!如果布莱尔能把中东和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由能源和资源化为负担和债务,那么,人类就可以靠热情、愿望和幻想解决一切物质的危机。布莱尔只给出发达国家可接受的极限,他没有给出发展中国家离开低价的石化燃料如何生存的方法。在将石油和天然气驱逐出国际燃料市场的表决中,美国、澳大利亚、中东和俄国决不会投赞成票。 气候恐怖主义的纲领就像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以机会主义的损人目的开始,以自由主义的害己结果告终。自然规律不是由国际决议来改变的,尊重自然规律,适应气候变化,优化自然环境,构造和谐社会。这才是人类正确的选择 。 打着公平正义的科学旗号,贩卖利己主义的政治经济私货,这是西方霸权集团和经济财团的故伎重演。 由于公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商业战争往往打出绿色环保的旗帜。曾庆存院士指出,一开始提出人类使用氟里昂是破坏臭氧层罪魁祸首论调的是一些与杜邦公司竞争的公司,当时杜邦公司是氟里昂这种制冷剂的主要供应商。杜邦公司还为此出了一本书,专论“臭氧空洞根本就是骗局”。后来,杜邦公司研制成功了氟里昂的代用品,它马上反咬一口,提出氟里昂是破坏大气臭氧层的罪魁祸首,以此限制别的公司使用氟里昂。可以显见,这些论调都是西方一些垄断资本家和政客玩弄的把戏。温室效应也好,对臭氧层的破坏也好,是科学家作为科学研究而提出来的一种观点,是值得肯定和无可厚非的。但这些学术探讨性的观点有时就被编造成了所谓的“科学根据”,被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用来压制别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以冠冕堂皇的维护抽象人权和生态环境的红旗,代替昔日的公开侵略和掠夺的黑旗,这是霸权主义的新伎俩。 尽管二氧化碳增加被认为是产生恶劣气候的原因,但目前它还仅仅是科学上的争论,不会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对安全构成威胁,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预言,最近的一场战争(中东战争)是为了石油而战,将来的战争是为水而战。如果气候变化导致各国丧失本来就稀缺的淡水供应或者生计手段,那么冲突的威胁将会大大增加。在采取合适的行动战胜威胁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来消除或减轻威胁,而不是通过诉诸武力或其他方式直接处理安全问题,这样可能在总体上更加有效,并且经济、合算 。现在,气候问题已演变为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转化为经济问题,导致冲突和战争的危险正在增加。 我们在 2010 年 8 月 2 日指出,气候恐怖主义正在袭击中国,掉入气候恐怖主义的陷阱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349345.html 结论 中国的雾霾污染是发达国家污染转移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在污染转移之后,没有资格对中国的雾霾污染说三道四。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政策既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也造成中国环境污染的条件。 关于中国雾霾污染的争论,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艰难面对。关键是在当前国际生存竞争中,什么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落后挨打但环境原始,还是强国富民步西方后尘?是否有强国富民且不污染环境的第三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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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无锡与苏州(2)无锡的崛起
热度 11 fdc1947 2016-8-7 08:09
闲说无锡与苏州(2)无锡的崛起 说无锡和苏州是兄弟城市,这大概只是最近一百来年的事情。在这以前的两千多年里,无锡无论如何没有资格与苏州相提并论,唐宋以来,与苏州相提并论的是杭州、扬州和南京(江宁)。“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宋代就有的谚语。“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是清代人的评价。南京(江宁)和苏州是清代江苏省的两个省会,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巡抚驻苏州;苏州、江宁、杭州为宫廷的三个织造署所在。那时候,无锡尚没有资格厕身其间。 可是,后来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无锡不但可以与苏州平起平坐,而且很多方面都压苏州一头。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锡的社会政治地位显然远在苏州之上。举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官本位”的例子,“文化大革命”中成立“革命委员会”,无锡市的“革委会主任”是27军军长尤太忠,而苏州市的主任则是尤军长手下的79师政治部主任(后任师副政委)迟浩田。 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使得无锡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在《闲说苏州》中我们曾经说过,在明清两代,苏州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苏州一个府的税赋竟占全国税赋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当然,这一开始是与明太祖朱元璋仇恨“苏州人”,对其惩罚而制定的税赋有关,但是,也是由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除农业外,以丝绸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和作为江南商业中心的苏州商业毫无疑问是税赋的重要来源。但是,这种情况在1840年鸦片战争和随即兴起的“太平天国”战争完全打乱了。太平天国占领了江南,摧毁了清政府的税赋基地。象征着“人间天堂”的苏杭萧条不堪,地位一落千丈。战争中,江南的大量人才当然也包括许多有钱人都逃往了他们的“避难所”上海。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上海成了“通商口岸”,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商业开始兴起,而这种工商业对于旧时的手工艺、农业具有不可相比的巨大经济优势。世界和中国各地的冒险家纷纷到上海寻找发财的机会,许多人也确实迅速暴富。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座“现代化”的工商业大都市在上海滩上快速生成。而过去官僚文人的天堂——苏杭,则成了上海富人闲暇游览的“乡间别墅”和老死之后的“风水宝地”。 在太平天国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三十来年时间内,中国国内政治基本安定,人们逐步认识到,国家要“求富求强”,必须向西方学习,于是洋务运动“轰轰烈烈”,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得以引进,新式海陆军得以编练,一大批近代军工及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得以创办,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海外。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同(治)光(绪)中兴”。 也正在这时候,江南县城无锡的一些人也觉醒了,他们认识到,读书做官,不如办实业于国于家更有好处,他们开始创办实业。与官办的以机器制造、开矿等重工业为主的企业不同,他们利用了无锡的民间资本,开办的多为与民生有关的企业。而三十来年的安定局面为本来基础就比较好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得以一定程度上的复兴。无锡本是著名的江南米市,发达的水陆交通又可以把周边农村的蚕茧、棉花的农产品较快的集中。这些都为无锡的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个问题上,两位参加办过“洋务”的无锡籍官员起了带头的作用,他们是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杨宗濂官做到了陕西布政使,他曾经与人合办过天津自来水公司,参与过修治华北水利,管理过河南、山西、陕西3省盐务。杨宗瀚则分别担任李鸿章、刘铭传的幕僚,负责总办台湾商务、洋务,兼办开埠事宜,又督办台湾全省水陆营务,兼办台南北铁路,还负责管理上海机器织布局,总之,这是两位很有管理实业经验的官员。1895年,在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的鼓励和支持下,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筹银24万两,在无锡东门外兴隆桥创办了业勤纱厂。这是无锡近代工业企业的滥觞,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之一。 上海的发展为无锡的崛起提供了人才、经验、环境等重要的条件。我国最著名的民族企业荣氏家族就是一个例子。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无锡人荣熙泰(据说是战火中该家族孑遗的唯一成年男子)到上海谋生。以后,他的儿子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也都到上海钱庄学徒,后来并与其父从事钱庄业,在那里,他们取得了经营金融的经验。190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与朱仲甫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面粉厂)。1905年,荣氏兄弟又与张石君等7人集股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 接着,1912年,荣氏兄弟又集股在沪创办福新面粉厂。1915年4月兄弟俩退出振新纱厂,在沪招股创建申新纺织厂。1917年3月起,荣氏兄弟又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创设申新二至九厂,并在沪设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至1931年,荣氏兄弟共拥有面粉厂12家、纱厂9家,分别约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总产量的1/3,纱布总产量的1/5,被称为中国“面粉大王”、“纱布大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荣宗敬病逝,荣德生之子荣毅仁辅佐其父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1949年后,荣德生父子仍然留在大陆,荣毅仁于1993年至199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与荣氏兄弟同样在上海取得经商经验和资金的还有同样传奇的人物周舜卿。同样是在1860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其家毁于战火。周舜卿去上海利昌铁号当学徒,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后得到重用。又由于拾得英国人帅初1000元的巨额支票而不昧,受到帅初信赖和器重。帅初投资白银5000两开设升昌五金行,聘周舜卿为经理。由于经营得法,升昌五金行迅速增值。后帅初回英国,由周舜卿全权管理。三年后,帅初逝世,其子遵遗嘱来上海取走三年利润三万两银,余产均赠与周舜卿,使周有了自己的资产。1884年周舜卿又开设震昌煤铁号。其时,资产已达升昌原投资额的二百多倍,接着他又在全国各地开办8个煤铁分号及二个蚕行、典当,被称为“煤铁大王”。 1904 年,周舜卿独资白银8万两在周新镇开办无锡裕昌丝厂。至一九一九年时,该厂有进口缫丝车330台,工人超过千人。由于该缫丝厂设备先进,丝的质量优良,其丝产品畅销欧、美、日,为此,周舜卿又被称为缫丝大王。 发财也具有“群体效应”,当时许多无锡人都投资办厂,兴办实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杨、周、薛、荣、唐程、唐蔡六大产业资本集团。无锡的民族工业迅速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无锡已发展有纺织、缫丝、染织、针织、面粉、碾米、榨油、铁工、砖瓦、石粉、化学、造纸、化妆品、糖果等20个工业门类,拥有工厂315家,产业工人6.3万人,居全国第二位;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3%,仅次于上海、广州,居全国第三位;资本总额占全国第五位。工商业的空前发展,使无锡成为当时中国六大工业都市之一(另外五个是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和青岛),工商业繁荣程度次于上海,人称“小上海”。 在此同时,苏州的士绅们却仍然躺在“人间天堂”的名号上,与民国高官和无数遗老遗少们在园林和西郊美丽湖光山色里优哉游哉。经济建设进步甚少,几十年间也没有办出几间像样的工厂,以至于在1949年之后,被戴上了“剥削阶级”“消费城市”的帽子。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工业为主导”的年代里,苏州与无锡虽然都是省属的“地级市”,但是由于经济落后,其地位与无锡相比自然是要略逊一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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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价迟早会赶上美国的水平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6-5-15 12:25
经过了次贷危机的折腾,美国房价的中位数大概是20万美元,加上房产税的因素,拥有一处住房的实际成本大概是200万元,我们还走在经济发展的大道上,中国的人均收入和房价迟早会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等我们退休的时候,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至少达到每月1万元了。 我们正在面临长期的低利率,这对不动产等资产价格起到支持作用,房价即使年增长2%-3%,也超过了银行存款的基准利率。 本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959205.html 此文来自科学网赵建民博客,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一篇: 我已经不是“北漂”的年龄了 下一篇: 东莞的GDP终于稳超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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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咨询业须参与全球竞争助推中国经济发展
热度 1 luyuan2005 2016-1-3 23:55
我国咨询业和改革开放同时起步,从 1980 年开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当时为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开创了这项工作。由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牵头,通过学习与引进国外咨询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结合中国的国情及企业的实际情况,开展企业咨询研究。根据中为咨询观察目前我国咨询业发展时间非常短,和西方咨询研究业的发展水平有大的差距。总是不能形成专业化合作化的集团作战行为。西方咨询业已发展到以客户为轴心提供个性化扎实的服务,而国内咨询业的人才结构、知识结构还不能承担国际化复杂的业务,零散资源亟待整合。现今越来越多的国际咨询研究公司来到中国开展业务,抢滩中国市场。全球竞争时代: 面对完全成熟的外国咨询业,中国的咨询业还相当“年轻”。我国的咨询业市场还十分不完善,相当多的咨询公司收集信息手段落后。另外,目前我国咨询业人才匮乏,缺乏专门的培训机构和熟悉企业运作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咨询公司对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能很好保护,咨询计划被超范围使用,甚至被其它企业窃取。为了使本土研究咨询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成立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并加强对研究咨询业务价值的宣传。不同的研究咨询公司应根据自己的专长找准市场定位,还要不断地扩展业务,增加咨询服务范围,提高与外国研究咨询公司的竞争力。智库发展的分类与定位: 现今越来越多的国际询公司来到中国开展业务,抢滩中国市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中国的海外咨询公司足有上百百家。国际上最著名的咨询公司如麦肯锡、科尔尼、埃森哲(安达信)、 BCG 、 PWC (普华)、罗兰贝格、德勤等皆已在中国登陆。目前,中国咨询市场上活跃着两支队伍。一支是本土咨询机构,另一支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咨询机构。两支队伍各有优劣,国内本土咨询机构缺少完善的咨询知识和技术管理体系,缺少有实践经验的咨询人员;而国际咨询机构明显的特点是不懂中国市场国情。中国主要咨询产业发展实力信息资料: ( 1 ) http://sw870915.home.news.cn/blog/a/010100871EDE0D1DDA92FFBF.html ( 2 ) http://wal2015.home.news.cn/blog/a/0101008818330D1DDA811B7B.html ( 3 ) http://www.mypm.net/blog/user11/zwzyzx/archives/2016/1027557.html ( 4 ) http://www.mypm.net/blog/user11/zwzyzx/archives/2016/1027556.html ( 5 )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102/20/26395575_524889523.shtml ( 6 ) http://www.mypm.net/blog/user11/zwzyzx/archives/2016/1027558.html ( 7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53489159.html ( 8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53489150.html ( 9 ) http://bbs.pinggu.org/thread-4161800-1-1.html ( 10 ) http://zwzyzx.blog.cnstock.com/2908586.html ( 11 ) http://zwzyzx.blog.cnstock.com/2908584.html ( 12 ) http://zwzyzx.blog.cnstock.com/2908423.html ( 13 ) http://zwzyzx.blog.cnstock.com/2908421.html ( 14 ) http://bbs.pinggu.org/thread-4161849-1-1.html ( 15 ) http://club.ebusinessreview.cn/blogArticle-284915.html ( 16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0310_p_1.html ( 17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0197_p_1.html ( 18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0155_p_1.html ( 19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73504 ( 20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73395 ( 21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73272 ( 22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70387 ( 23 ) http://mt.sohu.com/20160102/n433274304.shtml ( 24 ) http://mt.sohu.com/20160102/n433274302.shtml ( 25 ) http://mt.sohu.com/20160101/n433250819.shtml ( 26 ) http://mt.sohu.com/20160101/n433250806.shtml ( 27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94721-947808.html ( 28 ) http://blog.tianya.cn/post-7124880-109429335-1.shtml ( 29 ) http://blog.tianya.cn/post-7124880-109330941-1.shtml ( 30 ) http://blog.tianya.cn/post-7124880-109321057-1.shtml ( 31 ) http://blog.tianya.cn/post-7124880-109206176-1.shtml ( 32 ) http://blog.tianya.cn/post-7124880-109203770-1.shtml ( 33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0129_p_1.html ( 34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0143_p_1.html ( 35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0241_p_1.html ( 36 ) http://www.cnblogs.com/zwzyzx/p/5092112.html ( 37 ) http://www.cnblogs.com/zwzyzx/p/5092358.html ( 38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6/1/2/153498769.html ( 39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53499101.html ( 40 ) http://blog.csdn.net/zwzyzx/article/details/50441956 ( 41 ) http://blog.csdn.net/zwzyzx/article/details/50442310 ( 42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69984 ( 43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69982 ( 44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69980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使得国内企业面临着走向国际市场的竞争和压力,国内企业要走出国门,并且在竞争中获得优势,首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懂得国外的市场、国外的规矩、规范,这绝对不是单个的企业可以做得到的,这也为咨询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国内市场全面国际化提上日程,使得更多的企业意识到了面临的竞争和压力,增强竞争能力、获得竞争优势的需求使得企业有了引入“外脑”的内在需求。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工业化进入第二阶段,加上全球化、信息化扑面而来。从生产经营到资本经营,由产品经营到品牌经营;可使用的成长工具、扩张工具、竞争工具更多,组合工具更多,难度更大,专业要求更高。全球化、信息化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如:如何合理的利用信息化手段;如何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等。复杂的情况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独立应对,这时要在竞争中获胜就客观的需要引入“外脑”,利用外部先进的智力成果。 跨国咨询公司向来以变革力著称,初进中国也是践行“动大手术”的传统。进一步看,变革力的核心是变革创意能力和变革推动能力,创意能力离不开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深刻认识,跨国咨询公司尽管有着大量的本土员工,但是秉承其公司的所谓正统咨询理念,在创意过程中对环境往往看不到,即使看到了又往往不认同,因此其创意往往离谱;而在变革推动上,对错综复杂的中国企业内部生态又往往过于轻视,导致变革基本基于自身的品牌强势,流于轻率,招致利益受损者的顽强抵抗,最后不了了之。本土咨询公司尽管自身品牌弱势,在变革力上反而有大展身手的舞台,但是话说回来,本土咨询公司要想真正具有变革力,必须要有对咨询价值的深刻理解和不懈追求。在这方面,卖报告的咨询公司,追求的是投入产出比,讲求快进快出,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个体户平台的野人公司,良莠不齐,个人能力封顶,难成气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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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咨询研究领域经济发展情况数据资料整理
热度 1 WHQ2015 2015-11-1 00:30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 国外的管理咨询业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知识型产业部门 , 被列为高层次知识产权中的重要领域 , 成立了很多具有很高水平和威望的咨询公司。美国 75% 的企业都要请教咨询公司 , 日本 50% 的企业要在咨询顾问的帮助下改善管理。市场的扩展带来收入的激增 ,60 年代美国的管理咨询年收入为 10 亿美元 ,70 年代增长到 20 亿美元 ,80 年代达到 50 亿美元 , 至今已达到 200 亿美元。在西欧各国也呈现出稳定快速的增长。中为咨询观察目前全国各地有数百家咨询公司,有的只有几名雇员,也有十几家在短短几年内发展到约 1000 名雇员。相比之下,麦肯锡 (McKinseyCo) 在全球拥有 1.8 万名雇员,其中在大中华区雇佣了 500 名研究员和咨询顾问。中国咨询行业市场发展信息数据资料整理: ( 1 ) http://blog.cnfol.com/zwzyzx/article/1431760579-102801067.html ( 2 ) http://blog.cnfol.com/zwzyzx/article/1432299002-103018665.html ( 3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9185869-105211229.html ( 4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9185869-105211229.html ( 5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367-103660965.html ( 6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298-103660957.html ( 7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200-103660945.html ( 8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136-103660935.html ( 9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096-103660929.html ( 10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049-103660923.html ( 11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002-103660915.html ( 12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1943796-106973785.html ( 13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1944004-106973953.html ( 14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3621186-106930106.html ( 15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3690376-107766019.html ( 16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3690420-107766025.html ( 17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3690908-106938380.html ( 18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3690956-107766097.html ( 19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4065425-107816623.html ( 20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4204362-106997276.html ( 21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4441574-107941633.html ( 22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2507107-107392843.html ( 23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2507300-107392891.html ( 24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2507788-107392981.html ( 25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3690651-106938368.html ( 26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3690705-107766043.html ( 27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3690784-107766061.html ( 28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3690835-107766067.html ( 29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4231079-107003300.html ( 30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4532644-107962345.html ( 31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5499702-108481561.html ( 32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5959790-108758719.html ( 33 ) http://bbs.ce.cn/bbs/viewthread.php?tid=1921694 ( 34 ) http://www.douban.com/note/519486115/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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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工业化进入第二阶段,加上全球化、信息化扑面而来。从生产经营到资本经营,由产品经营到品牌经营;可使用的成长工具、扩张工具、竞争工具更多,组合工具更多,难度更大,专业要求更高。全球化、信息化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如:如何合理的利用信息化手段;如何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等。复杂的情况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独立应对,这时要在竞争中获胜就客观的需要引入“外脑”,利用外部先进的智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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