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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中国青年报，2008-11-19，大学科学与人文教育割裂成顽症

zlyang 2020-10-30 20:13

中国青年报，2008-11-19，大学科学与人文教育割裂成顽症 转载自：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11/19/content_2436966.htm 大学科学与人文教育割裂成顽症 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太功利 本报记者 张国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1-19 有着多年执教经验的南开大学教授苏宜最初有点不敢相信，一门关于遥远太空的课程，会有这样切近的作用。 一名学生给苏老师写信说，听了您的“天文学概论”，我看到了浩瀚的宇宙，心胸一下子开阔了——该生因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走出了阴影。 听说此事后，国家级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数学学院教授顾沛感慨地说，科学课程不仅培养人的科学观，而且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也影响颇深。 近年来，大学生科学素养欠缺的问题一直受到高等教育工作者们的关注，社会上关于在高校开设科学课的呼声也不断。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科学教育在高校的开展却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 开一门科学素质课要“求爷爷告奶奶” 近日，在教育部高教司主办，南开大学、科学出版社承办的“科学素质教育课程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上，北大、清华等5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管理者，呼吁要正视解决公共课“重文轻理”的问题。 在这些大学的课程表上，无论综合大学还是专业院校，无论名牌大学还是普通院校，公共选修课姓“文”的多，姓“理”的少之又少。 研修班的通告，简单概括了这一现象：“近年来，不少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开设一些人文、艺术类课程，而是希望同时开设一批科学素质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比翼齐飞，做到两者的有机融合。但是，有关高校在组织理工科教师开授科学素质教育课程时却常常遇到困难。本次研修班希望在这方面交流经验，集思广益。” “我最不愿意做校领导的工作，求爷爷告奶奶的。”提起开课的阻力，一名教师向同行诉苦。 有人接话：“领导的素质是关键。” 还有人提议：“我们大家是不是能够抱成一团，产生更大影响。”“真想有个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家。” “一般是校长重视什么，学校就重视什么。上面评估什么，我们就抓什么。”一名教师告诉记者。 有时，领导头脑一热支持了，师生也不见得领情。记者从多位教师那里听到了一个笑谈：有位大学校长到一所名牌大学考察，偶然接触到该校的“科学史”课程，赞不绝口。回校后，他要求将这门课程列为全校所有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当时学校并不具备这样的师资条件，只好派人到一个科学史教学研讨会上猛发招聘广告。 “我觉得这有点冲动。选修课要定期调整，但不能像到商场购物一样，随心所欲，想到哪儿是哪儿，学校要有理性的考虑，充分的论证。”一位年轻教师说，“无论如何，不能把外校的版本直接移植过来。”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杨卫图老师，这次特地来向南开大学教授李建珊讨教“世界科技文化史”的开课经验。“我们是理工科学校，学生注重自然科学知识，但缺少科技史背景。”他告诉记者，也许不久之后北京交通大学也将开课，学校已经意识到了这门课的重要性。 理工科教师开公选课吃力不讨好 谈起科学素质教育，许多老师口气里带着悲观，“边缘化”是他们常用的词。广西的一位大学教师说，科学课程得到重视的可能性太小了，有职称评定的因素，也有师资、领导理念的因素等。 “这是傻子才愿意干的事儿。”一位名校的学术带头人告诉记者。 他说，自己组织开了一门全校公共课，但在系里就得不到理解，因为“这是给全校开的，又占着系里的师资，还记着系里的工作量”，教师的课时费问题为此拖到现在也没得到很好解决。 顾沛当过9年的南开大学数学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他的公共课“数学文化”和专业课“抽象代数”，都是国家级精品课程。就是这位国家级教学名师，也坦言在组织专业教师开授通识课程时遭遇过困难。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大多数是人文或艺术类的课程。以科学素质教育为主体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数量不多，总体质量不高，仍然是困扰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发展的瓶颈。” 据顾沛教授分析，理工科专业教师开设科学素质类课程，不够了解又不够擅长，同时还要遭遇吃力不讨好的尴尬。 “数学老师讲‘数学分析’可能轻车熟路，但是要讲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非常困难。”顾沛说，主观方面的障碍是，理工科专业教师对于文化素质教育不够了解，“许多人仅仅听说过这个词，多半局限在‘知识’这一层面上”。另一方面，专业教师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不够擅长，即使是以本专业内容为基础开授此类课程，往往也会无所适从，困难很大。 而客观方面的障碍主要是，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对专业教师的专业成长促进不大。专业教师的专业成长，一般是指在本专业教学和科研上的业务成长。而科研成绩往往通过发表论文来体现，常常被看作硬指标；教学成绩则通过教学效果和学生成才来体现，常常被看作软指标。多数人首先考虑在科研上的投入，然后才考虑在教学上的投入。对后者又首先考虑研究生教学，然后才考虑本科教学。因此，“教师往往把开授这类课程作为一种额外的负担”。 “不同的学校关于晋升有不同的细节标准，但极少有学校涉及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方面。所以，教师承担这类课程只是增加了一点儿‘教学工作量’，对提级晋升帮助不大。”在教师职称晋升时，除了考察教学的课时数和指导研究生的人数外，主要考察发表的论文篇数及杂志的等级，承担科研项目的多少及项目的等级，编写教材及出版专著的情况，获得奖励的数量及获奖的等级等。 顾沛说，与上述难处相比，更加值得注意的深层困难出在理念上。诸如“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工厂”、“文化素质教育是专业教育的补充”、“文化素质教育就是人文知识的教育”等看法，导致素质教育不受重视，而其中的科学素质教育更是被许多人无视。 此外，一些人将理工类型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视为“压缩”、“浅说”型的专业课程，“他们不了解文化素质教育实质上是‘精神’和‘素养’的教育”。 中学时代文理分科是个顽症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是中国文化素质教育理念的长期推动者。 他甚至说，1952年按照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造成了许多单科性大学。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高校合并，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相融合。 “我曾经跟清华大学校长说，‘工科的脑袋是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周远清在南开大学的研修班上说。 他指出，文化素质教育起初颇有争议，逐渐成为共识。“以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切入点的素质教育可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文化素质教育进行了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有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一开始大量进行了传统文化的讲座，学校开了很多文化素质课程，但在这个基础上如何深入，还有很多学校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文化素质教育面临一个不断深化的问题。”他认为，南开大学科学素质教育的探索，就是对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化。 “中国的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相脱离，是个顽症。”周远清说。 他特别指出：“中国可能到了要好好解决中学分科的问题了。” “我们当年搞高考改革，‘三加综合’，就是为了打破文理分科。但有的省市为了抵制或者因为想不清楚，搞了一个文综、理综，不愿意解决中学文理分科的问题。” “文理分科在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么做。大学的校长、专家们几乎没有几个人赞成，但是它就这么长期下来了。由于文理分科，我们的文科学生上大学，要上点理工科的课程很难。” 周远清打比方说，在狭窄的单科大学中，“学机械的学生，在那种长期单科氛围的学校，就比学电子的学生脑袋要机械一些”。而社会上长期重理轻文，都愿意考理工科专业。这些顽症，造成国家很难产出高水平的人才。“学校缺乏综合氛围，不可能文理交叉，钱学森老批评我们，就是指的这件事情。我们多年来拿不到诺贝尔奖，如果就教育来说，这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对历史、对音乐、对画画、对诗词都很有兴趣。”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说，这种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功利色彩非常浓。“校长们说，我们到底培养人还是志气？人就变成螺丝钉，成了工具。” 至于其后果，王义遒举例说：“很多人不知道《水浒》、《西游记》是谁写的，因为是名著，就以为是鲁迅写的。” 周远清指出：“生活水平提高了，科学技术发展了，道德在下降，特别是我们学术道德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很多学科是人文跟科学相结合的领域，不能很好处理人文跟科学教育的融合，就很难处理好这些领域的发展。” 他强调：“人文教育、科学教育的融合，涉及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让我们的教育回归到人文跟科学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多年以来，南开大学教授李建珊以“世界科技文化史”课程在各专业学生中广受欢迎，这门课已被列为该校文科生的必修课，这是全国的一个特例。这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课呢？我们的口号、目标叫做‘继承传统，瞄准哈佛’，南开大学从1925年就有科学史课，开课的老师是钱宝琮先生。” 钱宝琮是谁？——“陈省身先生的科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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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限塑令落地10年效果如何?

蒋高明 2018-5-24 11:34

\0上周末，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袁贻辰采访，就白色污染问题谈自己的看法。文章已于昨天发布，新华网、人民网等主流网站大量转载了该文，说明该问题的严重性。我的主要观点见该文，同时提供了图4和图5. 本文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yuqing/2018-05/23/c_129878487.htm 限塑令落地10年效果如何?媒体：大量生产和废弃 2018-05-23 07:52:17 来源：中国青年报 　　 每天2000万份外卖，用的塑料袋可覆盖168个足球场。视觉中国供图 　　3月3日，一名男子在巴厘岛海域潜水时，拍下触目惊心的一幕。视觉中国供图 　 　英国会大厦前现巨型塑料鲸鱼，呼吁减少海洋垃圾。视觉中国供图 　　农田里的地膜 　 　残膜 　　原标题：塑料会赢吗　 　　“限塑令”落地十载，效果究竟如何？ 　　真实的答案也许只有垃圾填埋场知道。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把镜头对准了平均使用时限25分钟、降解却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但在成为垃圾山之前，它是日使用量30亿个、随手可得的塑料袋；它是日流动量上亿个、辗转全国各地的快递袋；它是一天可以垒成几百座山峰、间接喂饱了超过2000万张嘴的外卖盒；它还是农村的“白色海洋”。 　　塑料在高温中不断变换形态，覆盖了消费社会里每一个个体。10年里，当“限塑令”将“环保有价”的理念推向公众时，科技也不断追逐消费者的环保需求，名目繁多的“环保塑料袋”上了货架、 筛选塑料比重法、降解再生的化学手段等成为大热的环保课题。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项目是否真正落地，那些“环保塑料袋”被丢弃后又去了哪里。 　　10年过去了，裹上层层面纱的塑料从来都没有缺席。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在官网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就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献策。 　　关于限塑的努力，还在继续。 　　环保还是商机？ 　　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场绝对的主角。 　　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质塑料制品无人问津，其中包括无法统计数量的“环保塑料袋”。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并不讶异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命运。“环保塑料袋需要严格的条件才能降解，比如温度、含水率、特定反应器等，在自然环境下很难降解。”他注意到，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去向，依旧是和各类垃圾混杂在一起，再被压缩称重，最终送进填埋场或是焚烧场。 　　和普通塑料袋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环保需求，多花了一些钱而已”。 　　他调查发现，大量标有“可降解”标识的塑料袋，其实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杂在一起的产物。出厂后，就加价摇身变成了“环保塑料袋”，那是巨大的商机。 　　“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沾上油污，那就需要先用化学试剂清洗干净，再进入降解的流程，这个过程又要消耗多少成本？”他说。 　　王久良很清楚，当下科技进步的速度不可谓不快。意大利开发出新技术——在一堆垃圾里依靠粉碎、比重等方法筛选塑料。但这些手段在中国的推行难度很大。 　　“我们的垃圾没有进行分类，那些垃圾废水里有什么样的物质，得经过多少道工序、花费多少成本？”他说。 　　比起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王久良觉得有更紧迫的事要去做——比如，理性地审视塑料究竟对周遭的世界影响到了怎样的程度。支撑咖啡厅遮阳伞的墩子、道路用来交通隔离的小柱子、随处可见的塑料垃圾桶，目所能及的，处处都有被反复利用后的劣质塑料制品的身影。 　　回到老家，他发现了一个几乎被塑料包围的农村。儿时离家还未听说过的地膜如今成了农田的“主人”。 　　“田间地头、渠沟路旁，甚至大街上、农户的院落里，到处见得到废弃的地膜。旧的地膜没有处理完，新的又铺上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很清楚，厚度仅有0.004毫米的地膜很难从土里彻底剥离，由于沾满土灰重量又轻，地膜回收的价值较低，除了焚烧和搁置别无他法。 　　行走在农田上，如果翻开土壤，肉眼很容易看见碎成一截一截的白色地膜和土块纠结在一起，像是地里长出的庄稼。 　　他发现，农村是一个几乎“没有管理的塑料世界”。 有环保人士下乡，在老乡家里吃饭，一次性塑料餐具摆上了桌子，用完后，老乡随手就扔进火炉，塑料碗杯速度消失，然后变成看不见的致癌物二恶英，排向空中，再随降水循环到农田和河流。 　　这些被城市淘汰的劣质塑料制品，随着消费浪潮涌入农村。由于一些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和垃圾回收系统，塑料制品借助风和雨，进入河流或沟渠，留在江河湖海和农田山脉。 　　负增值产业？ 　　王久良的镜头曾在日本对准过一家回收矿泉水瓶的企业。这家企业拥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宽敞车间，拥有先进的智能化和数控设备。在生产线上，塑料瓶依次被粉碎、清洗、回收。车间里，王久良找不到污水，也闻不到刺鼻的气味。 　　令他意外的是，这样一家“模范”企业的负责人却时常因为回收塑料瓶而烦恼。日本对于污水排放的要求太高了，为了排污达标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我们是亏本的。”负责人告诉王久良，企业每收购一吨废旧矿泉水瓶，政府就给他们补贴2万日元。 　　即便如此，他们也无力再回收处理更多种类的塑料制品，“环保的成本太高了”。 　　镜头对准中国垃圾处理厂，却是一幅幅让王久良心酸的画面。他曾花3年时间，拍摄了名为《塑料王国》的纪录片。纪录片里讲述了中国“洋垃圾”的产业链——一些人从远洋货船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垃圾，分拣出可回收利用的塑料，然后经过漂洗后粉碎，进而加热融化，再切割成可供制造业使用的塑料颗粒。 　　“日本处理一种单一污染物都要建一个厂，在中国一个小作坊却能处理全世界各类塑料垃圾。”他说，“中国有全世界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人，他们没有防护措施、没有先进技术。”拍摄期间，那些黝黑的面孔教会了王久良分辨全世界塑料垃圾的方法——手感、听响声，然后是看烟看火闻味。 　　“他们是一群农民。”他说。 　　一张餐桌大小的粉碎机、两张餐桌长的制粒机就可以组成一家小作坊。机器轰鸣声中，塑料碎屑在空中飞舞。从王久良的镜头看过去，屏幕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见塑料碎屑。镜头再一转，污水可能未经处理就咕噜咕噜排进了河里。 　　作坊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大小，“你有10台这种机器，而我可能只有1台。” 　　镜头之外，在日本，更多更难处理的塑料垃圾都被出口到了中国。过去的10余年，中国对洋垃圾的进口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回落以及今年彻底的禁止。 　　“之所以进口还是有利可图，可真的有利吗？”王久良忍不住反问，“环境的成本算什么？” 　　3年拍摄时间里，镜头记录下了那些看得见的“成本”，村里的水漂着垃圾和白沫；清洗塑料后的污水流到了林子里；有老太太分拣时不小心碰到了腐蚀品，她的手指整个关节被碳化；有小作坊的老板觉得腰上长了瘤子却死活不愿看医生，“检查出来病咋办？日子还过不过了？一批粒子，娃半年的学费。” 　　纪录片的拍摄让王久良认清了一个道理，“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负增值产业。”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否则，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补贴，更解释不通为什么《塑料王国》里来中国的洋垃圾里依然会出现日本垃圾。” 　　有环保人士称，“垃圾填埋和焚烧场挣的是消耗、处理垃圾的钱，而不是循环利用塑料垃圾产生的次生利益。” 　　事实上，这些干湿混合的垃圾焚烧后发电效率并不高，在不充分燃烧的条件下还有可能排放有毒物质以及产生飞灰和废渣等。但相应地，“从海量的垃圾中回收利用塑料制品的成本更大更夸张。” 　　“环保很多时候就是几害相较取其轻。”刘建国说，当前社会有一种声音，期待着科学家能够找出完全替代塑料袋的东西。但实际上，从全生命周期计算，无论是帆布袋、纸袋所要消耗的资源带来的污染同样不会少。 　　他举例说，如果做纸袋，需要经历种树、砍树、做成纸浆、造纸的过程，而帆布购物袋所涉及的棉花种植更是高耗水高耗能的产业，不仅要考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还要考虑土地资源的占用、运输、印染、流通、废弃后填埋焚烧的成本。“你只看到多次使用，却没想过一旦要处理，布袋的重量是塑料袋的几十倍，占用的空间、处理难度都不小。” 　　这个研究固体废弃物的学者曾做过实验，每使用200次帆布袋，其对环境的影响才能优于使用1次塑料袋。 　　“根本问题不是去寻找一个塑料袋的替代品，真正要做的，是审视我们的消费行为。”蒋高明说。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领了农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在短短30年时间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农村白色污染十余年的蒋高明发现，引发蝴蝶效应使农田样貌大变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很大关系。 　　他说，为了生产反季节蔬菜和水果，农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则是为了改善土壤温度和湿度，以延长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的生产季节，最终提高其产量。 　　地膜铺下去后，产量的确提高了。但同时，地膜在使用后很难从土壤里剥离。它们长久地待在土壤里，破坏土壤结构，生物失去了活动空间，线虫、蚯蚓挨个离开，土地最终板结化。 　　蒋高明注意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盖一层膜，地上再铺一层，为的是不让水分流失，可这样的密封环境会活活地把土壤里的微生物憋死，最终演变成脆弱的生态系统。 　　他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伤心的面孔，一些农民都遭遇了作物烂秧、病害等问题，有牛羊吃了地膜覆盖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蒋高明叫人翻开土地，清晰地看见地膜缠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们把土壤带回实验室检验，甚至发现了30年前残留的地膜，“它已经变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见的塑料片了，但并没有消失”。 　　来不及处理的地膜大多付之一炬，因此产生的六氯代苯、二恶英、多氯联二苯等有害物质由此进入空气。 　　而那些染病、使用过量化肥和农药的作物去了哪儿？蒋高明说，“最后都上了城里人的餐桌。” 　　他觉得这一切很讽刺，无穷无尽的消费需求控制着市场的流动变迁，却又最终被其反噬。他曾和农民讨论，干脆把果园里铺了一地的反光膜撤走、少用，以减少污染和浪费。可对方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很简单——不用反光膜，苹果上色不均匀，卖相太差，没人会买。 　　“苹果是拿来吃的，不是拿来看的。”蒋高明说。 　　这位学者忍不住反思，“我们真的有这样大的消费需求吗？”他反感一颗糖一张塑料纸的包装模式，公开批判出版业给书贴塑料膜的行为，也反对酒店提供一次性塑料洗漱用具，“这会造成多少浪费？” 　　刘建国总结了12个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办公楼向外看去，密集的住房和写字楼正在不断压缩着城市的空间。塑料袋、建筑垃圾、电子垃圾、废钢铁、轮胎、玻璃，甚至包括共享单车……刘建国觉得，经济增速太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改变，需求被刺激，催生了快捷市场。共享单车一两年前还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天使”，转眼间就在小区、停车场垒成了垃圾山。 　　“很多人不思考，只觉得塑料袋是个大问题，所以一边儿吃着塑料盒包装的外卖一边儿痛骂塑料的罪恶。真正思考了，你会发现处处都是问题。”这名学者叹气道。 　　大拆大建后废弃的建筑垃圾填埋场，也曾是王久良镜头捕捉的对象。他在一个近两公里宽的填埋场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高峰时，两千多人在各种废旧管材、线材、塑料、钢筋、砖头里穿梭，抱着东西就往填埋场边上的窝棚跑去。那是他们的暂居地，也是废弃材料的暂居地。起重机和卡车很快会带走这些材料，再送往下一个工地或是工厂。 　　一派热火朝天的气氛里，王久良在远处站着，五味杂陈。 　　在拍摄《塑料王国》时，这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注意到了一组数据，从1995年大规模进口洋垃圾到2008年左右，整个洋垃圾回收产业反映在经济价值上都是一条完美向上的曲线。美国1吨9美元的垃圾，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能以上千元的价格卖给小作坊，经过处理后，一吨塑料颗粒的售价甚至直逼五位数，价格“快赶上原材料了”。 　　“我以为人可以低到尘埃里，却没有想到能低到垃圾里。”一次放映活动上，一位大学老师看完影片后哭了。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 　　很多时候，王久良觉得自己也被消费主义的浪潮裹挟了。他用手戳了戳手中的塑料杯，反问道：“如果不提供塑料杯，是不是就不能喝饮料了？” 　　王久良说，生产多少塑料，最终就会有多少塑料垃圾出现，不断重复利用的过程只会让塑料的性能不断递减，终究会变成真正不可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而想要规避塑料垃圾的环境污染，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使用。 　　在他看来，“限塑令”目前的范围太窄了，“应该覆盖更多的产业”。而手段需要靠政府来调节，“生产矿泉水瓶的企业获得了利益，是否应该承担环保的代价？民众享受到了塑料瓶的便利是否也应该为此买单？包装行业是否应该改革？超市售卖塑料袋要不要缴税？”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他说。 　　刘建国认为，过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价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超薄塑料袋的产生，而是它通过对塑料袋收费，向社会传递了“资源有价，使用资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号。 　　只是，“如果有朝一日塑料餐盒真的从5毛钱涨价到5元，消费者愿意掏钱吗？有朝一日，真的用回收废物造出了可循环餐盒，人们愿意使用吗？”他说，成本增加、市场振荡，企图一下子改变形势是不可能的事。 　　这位学者认为，当下需要为塑料正名，“材料不是从天而降的，塑料没有罪恶，它是被人类制造出来的。” 　　“塑料不应该被妖魔化，更不应该把塑料的罪恶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混为一谈。”他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让塑料进入水体？不让它进入农田？任何材料管理不善都会成为问题，不只是塑料。” 　　“提高整个回收处理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推广垃圾分类，这是能实实在在做的。”刘建国眼中的突破口是农村，“要无中生有，尽快建立基本的回收处理系统，哪怕是简易的填埋场。” 　　如果能做好分类垃圾让处理难度降低，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衍生的塑料分类中转中心，“起码会比一把火直接烧了更有价值”。 　　但在蒋高明看来，眼下可以去尝试的事情，不止这一点。 　　曾经他听闻，在缺水的甘肃，有农业学家帮本地农民开发出了双层地膜，在土地铺上两层地膜，目的是帮助干旱的土地锁住水分，以便种植更多的玉米。这个项目拿下了课题，最终“各方满意”“皆大欢喜”。 　　蒋高明却一点也不开心，“技术出了问题，你想的是再开发一个技术来解决。实际上，人为制造最佳温、湿度的环境来种植玉米，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他说，“源头就错了。” 　　此前，有西班牙科学家发现，100只蜡螟在12个小时内降解92毫克的聚乙烯，被媒体编译后，这种虫子成了具备消化塑料能力的“救世虫”。新闻一出，蒋高明哭笑不得，人类每天生产几十万吨聚乙烯，让虫子来吃不知道要吃到猴年马月。更重要的是，让虫子去吃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东西，这个想法依旧“走偏了”。 　　他总在思考，也许甘肃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不适合种植玉米，是否可以开发种植中草药？是否能想办法推进生态农业呢？ 　　蒋高明很清楚，能够真正让这一切改变发生的，是消费者。“城市消费者手中的钞票就是最好的选票，你投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产业。”他说。 　　我们该怎么办？乐观点！ 　　在拍摄《塑料王国》和《垃圾围城》之前，王久良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科班生。那时候，有些“意识流”的他想做一个名叫《超级市场》的展览，“一种概念化的东西，货架上摆满的不是新商品，而是摆满喝完牛奶的空盒子，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让垃圾填满货架。” 　　想法冒出后，他开始扛着机器往大大小小的垃圾场跑。可在那里，他发现了比艺术更重要的东西。塑料垃圾问题的严峻性远远超出了这个年轻人的想象，“有更迫切的事情需要你去解决”。 　　在现实面前，形而上的概念艺术落地，最终变成了一个纪录片项目。他也抛弃了含蓄的观点表露，选择直指问题。 　　《塑料王国》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表面上看，这些产业在当地可能是支柱，养活了数不清的农村家庭。但当个体利益的获取建立在损害他人的利益基础之上时，这又变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砍掉这个行业是必须的，要看到更多受影响的人，他们的利益谁来保障，谁又去发声？” 　　他始终忘不了拍摄期间遇到的一位老人。因为处理“洋垃圾”，拍摄的村子水源受到污染，附近的村民只能走远路去买水。一天，王久良在买水的地方碰到了一位佝偻的老太太。商贩告诉老人，一桶水4块钱。老太太很不好意思地开口，“4块钱，我能先欠着吗？” 　　今年1月起，国家开始全面禁止从国外进口24种“洋垃圾”，砍掉了这个盘桓20余年的产业。王久良从中看到了希望，他想，如果真的征收垃圾税、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改革，也许希望就在前方。 　　蒋高明认为这不算难事。他记得过去国家层面对地沟油、面粉增白剂的整治，每一项都是动了不少人的蛋糕，可最终都得以推行。 　　这一次，难啃的骨头变成了塑料制品。 　　“英国女王可以自省，要求王室产业内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塑料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说。 　　英国今年年初曾向公众承诺，英国政府将实施25年计划，在2042年前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污染。而这一发声没能得到普通民众更多的支持，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留言，“政府把时间设置得太晚了，2042太晚了，现在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塑料问题成了世界级难题。孟加拉国曾遭遇一次灾难性洪灾，人们惊讶地发现，塑料袋竟然是排水系统堵塞的首要原因。无法统计数量的蓝脚鲣鸟也正在失去自己的家园，塑料垃圾成了秘鲁罗伯士·泰拉岛海滩新的主人。有数据显示，这些塑料垃圾造成每年数十万海洋动物的死亡。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说，“在英吉利海峡捕获的鱼当中，每3条就有一条含有塑料碎片。”南极同样没有摆脱塑料污染的灾难，今年年初，科学家发现南极的表层海水里出现了肉眼不可见的塑料微粒，含量甚至高于海洋中的平均水平。 　　孟加拉国在2002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塑料袋禁令的国家。法律规定，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徒刑，发放塑料袋者则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如今，这个国家的超市里只会售卖布袋和纸袋。 　　王久良带着片子在世界各地巡回放映，许多年轻观众看完后会忍不住向王久良发问：“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他不打算回答。王久良希望这些关注环保的年轻人自己去寻求答案。 　　也有年轻人问他，拍了这么久的垃圾，会不会特别悲观。王久良笑了，“当你还在坚持做这件事的时候，就说明那颗想要改变的心没有变过。乐观点，就算我们不行，还有孩子们呢。” 　　这几年，让他惊喜的是，在民间已经有了许多关注垃圾回收的团体，在地图上像星星点点一般冒出，寻找着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在无锡，一群医生和大学生组成的团体关注废旧注射器等医疗垃圾的回收问题。他们把无锡的各大医院跑了个遍，劝说对方接受自己的提议——向每一位需要在家使用注射器的病人发放特制的利器盒。这个盒子被用来专门放置使用后的注射器，病人使用后可交回医院设置的回收站点，从而避免了注射器直接被扔进垃圾桶。后来，他们又一路跑到苏州、上海的医院。 　　这项事业，如今还在推进之中。 　　京东物流绿色包装项目负责人也坦诚，塑料快递袋用量极大，一次性包装在成本上有很大优势，目前在快递行业依然占据主流。“推行循环快递包装在社区末端回收存在困难，包装回收体系和社会基础设施不健全，也缺乏法律法规来支撑回收企业进行回收。” 　　眼下，京东物流正在推广使用循环快递箱——青流箱，采用PP材料，可以回收多次循环使用，破损后可再造新箱子，对环境不造成危害，能够替代一次性纸箱。他们希望，“协同社会各环节资源，形成较完善的产业链，将绿色循环包装全面落地。” 　　刘建国说，包括塑料袋的问题在内，中国的很多问题都集中在超高速的经济发展上。这些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才逐步解决的，而中国需要在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去解决，他希望民众能给予多一点支持和理解，同时也能从自身出发，更全面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消费行为，反思自己的消费需求。 　　“其实就是人类走了一段弯路而已。”蒋高明说，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及时纠正就好。他甚至希望，有关塑料袋使用、滥用、限制、反思以及今后的种种都能被记录下来，写进教科书，成为历史里永远的一面镜子。(记者 袁贻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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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颠覆”我们地理常识的“大文章”

热度 5 fdc1947 2018-2-10 09:35

一篇“颠覆”我们地理常识的“大文章” 如今的媒体人说出话来、写出文章来，往往不但能够“言惊四座”，而且能够把我们的常识也一下子颠覆。 2 月8日，各主要媒体上都登载了一篇大文章，标题是《 第九个“ 国家中心城市” 诞生 下一个会在哪? 》。《中国青年报》以自己所在地“内参”身份所发的这篇洋洋大文，叙述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历史，很权威地解释了西安为什么成为国家中心城市，而且很吊人胃口地提出下一个国家中心城市会是哪一个的问题。那样的文章，当然是使人看了不得不非常信服的。 不过，对于文章叙述的这些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版图上的分布，却完全颠覆了我从小由学校教科书和所有报刊杂志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文件所得到的地理常识。这真使我感到很尴尬。 该文说，国家中心城市由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广州 扩展到成都、武汉和郑州，“ 至此，国家中心城市达到了8座 ”，据说，这样的布局仍然有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这8座城市中，“ 有三座位于华北，两座位于华东，一座位于华南，两座位于西南 ”。 我想，任何人看到这里，都不禁会大吃一惊： 两座位于西南，当然是重庆、成都； 一座位于华南，毫无疑问是广州； 至于三座位于华北，北京、天津自然是华北的，还有哪一座？ 两座位于华东，上海是当然的一座，还有哪一座？ 这样的问题，恐怕问随便哪一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恐怕都会晕头转向了。从逻辑上说，上面这8座城市中，没有划定地区的，只剩下了两座城市：武汉和郑州，也只剩了两个地方：一个在华北、另一个在华东。谁有本事能够把这两座城市归到这两个区域？莫非照作者的意思，郑州算华北、武汉算华东？ 这样的文章，真是推翻了我们的地理常识。 文章又说，在西安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之前，“ 关中、东北、西北等地区根本没有国家中心城市 ”。须知， “关中”是一个属于陕西省内一部分的地区，而东北、西北则是幅员辽阔的大地区，而且，“关中”是包括在“西北”范围内的陕西省之中的，怎么能够把它们并列起来叙述呢？可见作者的地理常识真是可怜到极点。 《中国青年报》以这样“权威”的身份，写成这样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虽然在地理上地区的划分和归属纯粹是人为的，就像某一件物品的名称一样，把某物称为某名纯粹是人为的，但是，一旦大多数人们对某物已经有了固定的名称，我们也就应当遵守这个规矩。就像一头鹿，大家都称它为鹿，某个人物硬说，这是一匹马，大家也只有哈哈而已。 我们可以谅解，前些年某些中小学不重视“地理”这样的“副科”，某些年龄的人甚至没有认真上过中小学，搞不清楚地理是什么。但是，要写相当于“本报评论”这样的大文章，总要把基本事实弄弄清楚。另外，也不能大家都不清楚啊。即使作者不清楚还有编辑，编辑不清楚还有校对、还有总编。总不能大家都不清楚，都没有上过中小学地理课吧。 连城市在那里都不清楚，怎么指导别人去建设“下一个国家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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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泽山：活跃在科研一线的“80后院士”

ericmapes 2017-5-22 13:29

王泽山：活跃在科研一线的“80后院士” 作者：王景烁来源： 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7/5/2210:04:48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5/377007.shtm 迈过82岁的门槛，王泽山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作为南京理工大学年纪最大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69岁考下驾照，开车穿行于北京、山西之间，前往工厂测试、实验；为了方便科研，自己琢磨透了智能手机的大部分功能，常常随手给年轻同事展示火炸药的设备图片。 虽然对钱、日期和年代这些概念越来越模糊，有时甚至记不清自己一手扶持的教学楼是在哪年建立的，但王泽山对于数据却还保持着异常的敏感。经他手的实验，不管过多久，都能够清晰地还原。 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席占稳评价王泽山：“从没感觉他已经80多岁了，王院士有一颗60岁的心脏。”在学校，还有不少同事都曾笑着埋怨，“王院士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出差，而且一搞起科研永远不记得星期天”。 尽管研究的火炸药领域看起来“冷门”又神秘，但他的名字屡屡出现：王泽山的研究发明让火炮射程跃升；应用的多种研究成果、武器型号、装备参加了国庆大阅兵；因为3次斩获国家科技一等奖，还被称为科学界的“三冠王”。 早年和王泽山一起就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学，现在大多已退到二线。而王泽山仍然坚持“活跃在一线”。一年中，王泽山有一半时间在实验场地。 为了保证安全，往往火炸药的实验都选在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去野外”对王泽山来说是件太平常不过的事儿了。 一个冬天，团队前往内蒙古阿拉善靶场做实验，零下30摄氏度的室外低温冻得高速摄像机“罢了工”，但王泽山一待就是一整天。 正因为这些源源不断的“实地经验”，他始终觉得自己在科研领域也“时髦得很”。 不少实验失败的学术组找到王泽山，请他帮忙解决遇到的“大难题”。王泽山到现场一看，用不了多久就指出背后的规律，参照他的推论，这些问题很快迎刃而解。 在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上，一名相近领域的专家谈起自己的想法是如何“站在时代前沿”的，默默聆听的王泽山却发现了隐患。会后，王泽山找到这名专家，告诉他问题所在。后来的实验阶段，这个基础设置的问题暴露出来，这名专家才发现，按照自己原来的设想恐怕会酿成大灾难。 其实，火炸药不算是炙手可热的专业和领域。 王泽山踏入军校就读的那年，因为“衣服时髦，看起来等级高”，空军、海军的相关专业最为抢手；进了火炸药的班级，王泽山才发现只有自己是自愿选择这个专业的。“那时候一般人都不选陆军，更不选火炸药。” 直到现在，在军工领域，也有很多人更认可导弹、火箭、计算机在军工领域的地位。在“门外汉”眼里，火炸药是一门“基础、枯燥又危险”的学科，只是参与武器发射和完成毁伤的必要“配件”，研究者一辈子也难出名。 但王泽山却表示很满意自己的选择。在他看来，火炸药是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重要体现。“离开它，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都难以发挥作用。” 今年年初，凭着具有普适性的远射程、低过载等式模块装药技术，王泽山再次获得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很少有人知道，这项技术的研发工作一共持续了20余年。 实际上，早在10多年前，王泽山团队的研究成果就已触及申请奖项的门槛，但他却坚定地拒绝申报，“零零碎碎的成果没意思，我们要做就做大，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迄今为止，这位中国火炸药科研领域的领军人，手中已经拥有50多个专项科研成果专利，出版15部著作，建立了发射装药学的理论体系。 与火炸药相伴已过一个“甲子”，他不觉得自己有遗憾：“只有解决的问题和没解决的问题，没解决的就接着想办法。”这位希望“一生只做好一件事”的老学者觉得，这门学问“现在终于可以放心地交给年轻人了”。 更多阅读 王泽山：一辈子只会一件事却三获国家科技大奖 王泽山院士：“以身相许”火炸药 王泽山：六十年“以身相许”火炸药 “80后院士”王泽山：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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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量子计算机：超越经典一小步 量子计算一大步

ericmapes 2017-5-8 21:05

量子计算机：超越经典一小步量子计算一大步 作者：邱晨辉来源： 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7/5/89:33:14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5/375628.shtm ​ ​ 量子计算机研究实验装置的局部。陆朝阳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在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实验大楼内，一个不足3平方米的工作台上，上百个元器件看似毫无规则地自由生长着：有的上面光秃无物，有的则顶着像放大镜模样的波片，大小不一，形态各样，周边框梁布满了光纤。很难想象，这就是刚刚问世的中国光量子计算机的主体，一个甫一面世就成了中国科技界乃至世界科技界的闪耀明星。 5月3日，这台计算机的研制方——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在这里宣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及同事陆朝阳、朱晓波等，联合浙江大学王浩华研究组，构建了这台基于单光子的量子计算机，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 一时间评价纷至沓来：“中国科学家再次站在了创新的前沿”“量子计算机，开启新的中国速度”“量子计算将彻底改变人类未来的应用前景”……就连这次成果的焦点人物潘建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量子计算研究就像雨后春笋，到了爆发式发展的关键时刻。”那么这台“中国造”的量子计算机究竟能有何能耐，又将为我们带来什么？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自行车与飞机 人们之所以对量子计算机充满期待，和传统计算机遭遇的种种问题不无关系：近年来，传统计算机逐渐遭遇功耗瓶颈、通信瓶颈等一系列问题，其性能增长越来越困难，探索全新物理原理的高性能计算技术的需求应运而生。 量子计算机就是科学家尝试打开未来无限可能性的一把钥匙。从理论上来看，量子计算机可以很轻松地“秒杀”传统经典计算机：曾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如果现在传统计算机的速度是自行车，量子计算机的速度就好比飞机。 而“秒杀”的奥妙就在于“量子”二字。 所谓量子，是指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元，不可分割。人们所熟知的分子、原子、电子、光子等微观粒子，都是量子的一种表现形态。 潘建伟说，量子有一种特性，决定着它超快的计算能力，这种特性就是“量子叠加”。这是量子世界与经典世界的根本区别——著名的“薛定谔猫”形象地描述了这个佯谬。在经典世界里，猫要不然是活的，要不然是死的，然而一只量子的猫却可以处在“死”和“活”的叠加状态上。 有了这种叠加的“天性”，量子计算也就具备了并行的能力，即可以实现同步计算。按照科学家的说法，经典计算机在二进制算法中只能“非此即彼”：要么是0，要么是1。但量子计算机却拥有了“同时存在”的能力。 打个形象的比方，目前我们常用的经典计算机，在提取某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时，需要把所有可能性列举并验证一遍，才能“找到”正确的信息，这相当于一个拥有双手的人，一个时间段只能做一件事情；而量子并行计算能够直接计算并提取出相应信息，相当于一个拥有2的N次方双手的千手观音，可以同时做2的N次方双手可以做的事情。 后者速度有多快，就取决于N的指数级增加。 在5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潘建伟和与会者一起重温了那个有关棋盘麦粒的经典故事—— 在古老的印度，国王准备奖赏国际象棋发明人，便问他想要什么。这位发明人指着面前的棋盘，对国王说：请在棋盘的第1个小格，放1粒麦子，在第2个小格放2粒，第3个小格放4粒，以后每一小格都比前一小格加一倍，如此类推当把棋盘上64格的麦粒都填满后，来作给我的赏赐。 国王刚开始以为这很简单。不料，当人们把一袋一袋的麦子搬来开始计数时，国王才发现：就是把全印度的麦粒都拿来，也满足不了那位宰相的要求——如果一秒钟数两粒，要花费上亿年才能数完。 潘建伟说，同样的道理，随着N不断地变大，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也将呈现指数级的增长，一些经典计算机无法解决的大规模计算难题将“迎刃而解”。他以大数因数分解为例，经典计算机分解300位的大数需要15万年，万亿次量子计算机分解这个大数，则仅需要1秒钟。 理想与现实 按照潘建伟的描述，量子计算机也有望在人类社会的大规模计算难题上大展拳脚—— 在公共安全领域，量子计算可以瞬间处理监控数据库中60亿人次的脸部图片，并实时辨别出一个人的身份；在公共交通领域，量子计算能够迅速对复杂的交通状况进行分析预判，从而调度综合交通系统，最大限度避免道路拥堵，等等。 不过，这些目前都还只是科学家的“理想”前景，现实中的量子计算机还远没有达到这个应用水平。 即便是中国光量子计算机，也只是打败了早期的电子计算机的速度，比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和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运行速度快10倍至100倍，但相比于眼下的智能手机，以及手提电脑，“速度上要慢得多”。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物理学家费曼提出量子计算机的概念，但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世界上最好的量子计算机也很难完成一些“看似小儿科”的现实数学问题，以至于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给出这样的说法：量子计算虽是革命性技术，但似乎总是遥不可及。 如今，事情似乎有所转机。今年年初，《自然》杂志在一篇以《2017年将是量子计算机从实验室走进现实》为题的文章中说，量子计算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20年以后才会实现的技术。但是，2017年可能是这领域改变其“仅限于研究”印象的一年。 这种改变在5月3日的中国上海得到了印证，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量子计算机在这里问世。 潘建伟说，科学界有一种说法，就计算能力而言，量子计算研究有“三步走”。第一步是超越首台电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第二步是超越商用中央处理器的计算能力，第三步是超越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如今，潘建伟团队走完了第一步。他说，“目前我们实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步，但这一小步却是重要的一步。” 《自然·光子学》审稿人在评价这项成果时表示：“中国科学家研制出的这台量子计算机，可以说是量子计算领域的埃尼亚克（ENIAC）”，后者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开辟了经典算法计算机的时代。 中国这台量子计算机的“里程碑”意义可见一斑。 追赶与超越 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推出实现量子计算的方案不少，但实现的难点在于对微观量子态的“操纵”。目前,潘建伟团队在3个很有希望的方向努力推进：光子量子计算、超冷原子量子计算和超导量子计算。 5月3日亮相的光量子计算机就是一种操纵5个粒子，即5个光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原型机。根据量子理论，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将随着可操纵的粒子数增加而呈现大幅增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告诉记者，该团队接下来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实现大约20个光量子比特的操纵，并致力于20个超导量子比特样品的设计、制备和测试。 那时，量子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将接近目前最好的商用中央处理器——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二步”，追赶上目前手提电脑的速度。陆朝阳说，到2020年，希望能够达到50个左右量子比特的操纵，届时有可能实现“第三步”的突破，即超越超级计算机。 此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约翰·普瑞斯基尔提到了一个词，叫“量子称霸”，大意是说，当量子计算机拥有5到20个量子比特时，能完成顶级超级计算机所能完成的事情，而一旦拥有超过49个左右量子比特后，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将让超级计算机望尘莫及。 “这是被称为‘量子称霸’的任务，科学家最初设计这个问题的动机就是为了显示量子计算机的能力，跟经典的计算机竞赛，看看谁跑得快。”陆朝阳说。 潘建伟说，未来10年之内，科学界很有可能做到100量子比特的操纵，届时，其计算能力可能比目前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还要快百亿亿倍。 再进一步预测，潘建伟说，如果将来能够做到1000个量子以上，科学家也许就可以研究意识是怎么产生的，或许能催生强大到无法想象的人工智能。 不过那时，普通民众很可能还是用不上量子计算机。潘建伟说，以现有的手机终端为例，可以通过云计算平台，把需要完成的计算任务送到云端，让后台的量子计算机来完成。 他也承认，正如古代发明算盘的人不会想到今天的计算机一样，他也难以准确地预测未来量子计算机的巨大能量，一切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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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转发谁之过？

热度 1 dsm9393 2017-5-5 14:18

谣言转发 谁之过？ 都世民 两篇评论的结论为何不同？ 近日笔者关注到有关谣言的两篇评论： 1. “ 观察：谣言转发大户 80% 是中老年人 精神空虚是主因 ”， 2017-05-05 09:04 　来源：中国青年报。 2. “ 英媒称美国假新闻在中国泛滥： “阴谋论”类文章受众最多 ”， 2017-05-04 00:12:01 ，来源： 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王天僚。 文一结论是中老年人，原因是精神空虚。文二结论是对 美国存在的偏见 的人，原因是骗点击率的广告商在网络平台设局。 中新网北京 2016-11-24 日电 ( 记者 程春雨 ) 今日，腾讯发布的《微信生态安全报 (2016) 》显示，微信公众平台辟谣中心累计辟谣文章已超过 60 万篇，日均科普次数超过 160 万； 2016 年已累计处理谣言文章 20 多万篇，处罚造谣传谣帐号约 10 万个。 以上报道表明：国内外新闻媒体都关注 “谣言”这个关键词。我国有关部门也早就开始治理这一问题。为什么对谣言转发及相关问题有不同看法，对治理方法及效果如何评估？光明网《科普中国》曾发文提出一个观点，让谣言中止在转发之前。这一想法能否实现？ “谣言”制造者在哪里？为什么造谣？ 1. 源头在哪里？怎么治理造谣源头？ 有 报告称， 2016 年前三季度微信累计处置违法和不良信息 2196 万条，关闭各类帐号和群组 237 万个。目前，微信月活账户数已达 8.46 亿，微信每天提醒用户存在盗号风险的安全提示万余次，每天帮助用户申诉成功 5.7 万余个帐号。 众所周知，微信的应用与迅速发展比微博要广、要快。如果取消微信，断绝谣传似乎不可能，如此之广的应用，带来的便捷很受喜爱，几乎是每人一部手机的年代，微信支付、挂号、购物、购车票、阅读、游戏 ……，似乎让人闲不着。 2. 谣言制造者在哪里？为什么要制造谣言？ 谣言制造者制造谣言有几种可能：一是骗点击率；二是扩大销售；三是炒作；四是制造混乱，扰乱社会治安。不难看出，谣言制造者有明也有暗，有赚钱为目的，也有行骗，也有恶意反华者。 3. 谣言的种类？ 谣言涉及的领域甚广，有食品、健康养生、民间偏方、中奨、治癌新法。恶性事故等诸多方面。对恶性事故和政冶上的谣言相对较少 , 国家对其治理力度大，蓄意撞高压线者少 , 也有造谣者借用民愿来造谣。但是食品与食物、健康养生、民间偏方居多，有些说法难以识别。片面强调某一方面，导致恶果，导致市场波动，较为常见。 传谣与止谣 谣言上网虽有治理，但不能根治。如果众人不传谣，也就不会造成恶劣影响。不同人传谣其目的和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微信群体各式各样，不能一概而论。将传谣大户归结为老年人无事可做，精神空虚所致的说法不靠谱，这种与论有误导之嫌。就如同给老人让座的报道和评论处处都有，形成年青人与老年人对立，谁是谁非无道德标准，要诉诸法律。让人惊叹！中华文化五千年，给年迈的老人让个座，都是老人错还是年青人错都要上官网，还要上法院吗？ 如今离退休老年人近亿人，有一些人身体不好，行动不便；有一些人不上网，不愿用卡；有一些人有手机只会打电话，不会用微信；有些微信群只关注养生，有些微信群文化程度高，遇到谣言会受到制止。只有极少数老人爱占点便宜，喜欢免费参与而上当的，文化程度较低，他们不可能是网络大 “ V ”。 至于外媒分析传谣者的倾向也是少数人，这少数人也不是都对美国有偏见，美国知名研究机构发表的言论不是没有问题，连中国人吃的大米飯都说会致癌，说三十年后人可以长生不老，人会演变为机器，说中国这也落后，那也落后，这是中国人偏见吗？不是！千万不要以偏概全，造谣者利用网络制谣和传谣会受到抵制的，相信国家会治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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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嘉兴：见杨振宁一面不难

热度 2 ericmapes 2017-3-22 11:26

王嘉兴：见杨振宁一面不难 作者：王嘉兴来源： 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7/3/2210:58:33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3/371251.shtm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了4年书，我第二次见到杨振宁先生——如果前一次算数的话。当时，我挤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举高手机远远拍了一张照。 我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很多学生压根不知道这场活动。我能有这个机会，大概是因为一个久远的承诺：高三那年，我纠结该去清华还是北大，清华招生办给的理由之一就是，来清华可以见到杨振宁。 那并非我想象中的“与大师面对面”，而是院士致辞加领导总结的“官方标配”。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提问环节，学生要走到杨先生身边弯腰，凑在他的耳边讲话，他才能听清。也许是因为太多人夸赞杨先生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目睹此景我反而有些惊讶。教科书里的人永远是功成名就时的年龄，这是我第一次把传说中的大师和眼前90多岁的老人联系起来。 两年后的这次近距离接触，是在杨振宁一手推动创立的高等研究院，那栋楼是曾经的清华园四大建筑之一。他的办公室在二楼，外面有一个小隔间，坐着他的助理。进门后，杨先生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看起来比印象里的还要精神。 他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聊天岔开了话题，一下子就能找回主线。只是和过去一样，跟他讲话时需要一字一顿，他才能听清。杨振宁已经94岁了，两侧脸颊无可避免地爬满了老年斑，脖子上的皮肤满是褶皱，但牙齿还是整整齐齐的两排，眼睛里闪着耀眼的光芒。 这次拜访是为活动录制视频。杨先生在邮件中让我们列出想问他的问题，以便提前准备，“Einstein（爱因斯坦）为什么那样成功？”“我们应学多少数学？”例如爱因斯坦是杨振宁推崇至极的人，后一个则可以称得上是他被后辈问过次数最多的问题之一。他可能以为这次和过去一样，只是例行公事。 我们请他说几个有趣的故事。他思考了片刻，便讲起了自己还在美国做研究时，物理学界很喜欢的几个笑话。平日里威严的老先生似乎一下子回到了年轻时的实验室，神情像个顽皮的小孩，声音明显上扬，自己都忍不住耸肩大笑，笑得声音都变得嘶哑。 诺贝尔奖、爱因斯坦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一个做物理的人能拿的奖，杨振宁几乎全都有了。走到哪里，他都是受人崇敬的老科学家，在后辈们的前簇后拥下出席各种活动。 只有在很少的时候，学生们会看到他和妻子翁帆在校园的咖啡厅小憩。两年前，杨振宁读高中和大学的两个孙女回国，他还带着她们去吃饭，“我觉得开一个小咖啡馆很好”。 在学生的眼中，这位国宝级的人物“没什么架子”，没事的时候就在助理的搀扶下到办公室看书，给学生答疑。82岁了，杨振宁还在给本科生教基础物理，一次课都没缺席过。学生期中考试，他亲自监考。下雪天，碰到站岗的保安他会问好，到93岁时，有学生毕业，他还从二楼的办公室里走到楼外，和穿着学士服的学生合影。 杨振宁常常和年轻人感慨，说他们遇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时代，希望他们抓住机遇，“做出对自己、对国家、对全人类都值得做的事。” 拍完视频，杨先生拿出两本文集送给我们，留我们聊天。研究之余，他常写些文章，有对物理研究进展的思考和讨论、对学界大家的评述，以及对朋友、对父亲的回忆。 听说同行的学弟是邵阳人，杨振宁先生推荐他读读同乡作家十年砍柴（李勇）的《进城走了十八年》，看是否有感触。得知我从物理系毕业后将从事记者的工作，他又喊来助手，专门找出《中国时报》前主笔江才健的《杨振宁传》赠予我，并嘱咐说：“中国有个名词叫传记文学，以为是文学就可以虚假，但真正的传记是没有虚假的。你可以批评，可以赞扬，但不能制造故事。” 临走前，杨先生起身送我们，我帮他把绿色的上衣穿上。高等研究院隔壁的第二教学楼刚刚下课，学生们骑着自行车从门口穿过，这里是清华老校区。87年前，7岁的杨振宁跟着父亲来到清华园，度过了美丽的8年时光，“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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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研究获突破 1.5亿人有望受益

ericmapes 2017-2-27 20:03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研究获突破1.5亿人有望受益 作者：杜巍巍雷宇来源： 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7/2/279:56:45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2/368926.shtm 本报讯(杜巍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雷宇)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发现，一个调控天然免疫的名为“CFLAR”的分子，可明显改善并逆转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进程。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都缺乏有效治疗药物，这一研究将有助于相关靶向药物的研发。 2月21日，国际顶级杂志《自然·医学》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家这一重大原创研究成果。论文题为 《TargetingCASP8andFADD-likeapoptosisregulatoramelioratesnonalcoholicsteatohepatitisinmice andnonhumanprimates》 (靶向CFLAR改善小鼠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为该论文第一作者单位和通讯作者单位。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由常见的“富贵病”——非酒精性脂肪肝发展而来，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慢性肝病类型，目前国内有超过1.5亿该病患者，患者可能出现严重的炎症反应及肝细胞损伤，并有较高风险发展成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严重威胁国人健康。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其发病具体机制缺乏了解，对应的治疗手段也收效甚微。 该院李红良团队经过长达8年的研究发现，“CFLAR”的分子是机体天然免疫调控网络中的一员，它在调控细胞内的凋亡信号通路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CFLAR”分子通过阻断一种酶的激活，可明显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发生、肝脏纤维化、胰岛素抵抗等疾病过程。动物实验证实，调控“CFLAR”分子后，非酒精性脂肪肝炎有了明显改善并实现病情逆转。 《自然·医学》杂志认为，该研究是中国科学家在肝脏代谢性疾病研究领域的又一世界性重大突破，对理解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发病机制提出了全新认识，为开发专门的靶向治疗药物奠定了理论基础，对这一重大慢性病的防治具有重要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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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未来战争是否还需要陆军披坚执锐

ericmapes 2017-2-17 00:53

未来战争是否还需要陆军披坚执锐 2017年01月26日05:40 中国青年报 http://news.sina.com.cn/o/2017-01-26/doc-ifxzyxxk0625467.shtml 原标题：未来战争是否还需要陆军披坚执锐 吴敏文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1月26日11版） 陆军是以陆地为主要作战空间的军种，在很长时间里，人类的作战能力主要在陆地上施展，作战目的也主要是攻城略地，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大陆军”观念。但信息化军事变革以来的局部战争中，陆军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海湾战争，多国部队以38天空袭和100小时地面作战结束战事；科索沃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干脆以78天空袭达成战略目标；伊拉克战争，虽然陆军的地面维持作战时间很长，但更多地表现为一支保安维稳的安全部队。 　　有人说，铁流滚滚、披坚执锐的陆军似乎要被边缘化了。是否边缘化可以讨论，但毫无疑问，在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演进的进程中，陆军的建设规划和作战方式必须作出改变。 　　 建设动力：需求与理论双重牵引 　　传统的军队建设动力是需求牵引，即以满足军队作战面临的现实需求为方向和发展动力。以需求牵引为动力的陆军建设，主要是准备过去和当下的战争，即根据过去作战的经验和当前作战的需要来准备战争。比如，机关枪的发明，针对的是战场上步兵的集群冲锋；坦克的出现，则是为应对机关枪的大面积杀伤能力；武装直升机将对地面装甲集群的攻击点提升至低层空间，占据了空中制高点。 　　信息化军事变革，并没有否定作战需求对陆军建设的牵引作用。海湾战争中，美军轻松赢得了战争，但他们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美军在作战中发现了自身的严重问题。例如，各军种通信系统犹如各自高耸的“烟囱”，互不相联，严重影响作战情报的共享和作战命令的分发。为解决此问题，1993年，美国国防部决定由国防信息系统局牵头，集中各军兵种资深专家开发、制定“信息管理技术体系结构”，并将它确定为国防部信息系统集成的唯一框架。1996年6月，美军推出了《C4ISR体系结构框架》。为适应这一标准，1996年，美国陆军提出建设“数字化陆军”的理论和制定了《陆军数字化主计划》，“通过加装具有统一的数字化技术体制的C3I装备，来提高陆军部队的杀伤力和生存能力”。 　　但信息化军事变革给陆军建设带来了另一个动力：理论牵引。美军凭借其“一超独霸”的独特优势，开始从容地对未来战争进行设计。1996年，美军参联会发布《2010联合构想》，2000年，发布《2020联合构想》；2001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网络中心战》报告，并将“网络中心战”界定为信息时代的战争形态。以此为牵引，美国国防部于2003年提出《美军转型计划》；与之相适应，美国陆军提出《美国陆军转型路线图》，详细提出了美国陆军依据创新理论所制定的近期、中期和远期建设计划和目标。 　　陆军建设由传统的需求牵引向需求和理论双重牵引的转变表明，现代陆军建设的目的，开始由应对过去和当下的战争，向应对未来战争转变。未来战争是不确定的战争，但同时也是可设计的战争；通过设计未来战争，从而根据未来战争的需要，建设适应未来战场、具备打赢未来战争能力的陆军部队，是信息化军事变革带给陆军的机遇。谁能抓住机遇，抢占先机，谁就能获得在未来陆战场上的主动权。 　　 能力演变：有“蜕变”也有“蝶变” 　　所谓“蜕变”，就是像蛇蜕皮一样“一节一节”地渐次演变。例如，对美国陆军而言，2012、2020、2025和2040就是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美国陆军于1994年开始建设数字化陆军，2000年如期建成第一个数字化师第四机步师，2012年是实现传统陆军部队数字化的重要时间节点。“2020年美国陆军”建设目标是美国陆军为适应参联会《联合作战顶层概念：2020年联合部队》所采取的步骤。 　　美国陆军采取这一步骤有双重考虑，一是在美军大力推进“空海一体战”建设，战略资源向海、空军倾斜的背景下，通过描绘陆军未来建设路线图以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重视，争取更多的资源；二是探寻中间道路，既可保持甚至提升陆军现有的核心战斗力，又能在经费相对紧张的“过渡时期”积累应对未来威胁的物质基础与知识技能。 　　2016年3月发布的《塑造陆军网络：2025－2040》是美国陆军最新的发展规划。美国陆军这一规划以2040年的预想战场为背景，强调将陆军建成所有作战单元融入统一网络的网络化陆军。它是适应美军《联合作战顶层概念：2020年联合部队》所提出的“全球一体化作战”的重要步骤。 　　所谓“蝶变”，就是如同破茧成蝶似的全新改变。美国陆军《塑造陆军网络：2025－2040》建设计划，就有破茧成蝶的特点。“陆军网络2040”通过加强防护以减少士兵风险；通过提高态势感知能力，加强人工智能的战场应用，采用创新方式显著加快决策速度；以达成超过人脑思维、提供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来实现战场优势，解决战场棘手问题。 　　此时的陆军，不仅实现了军种内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而且陆军所有作战单元和士兵，都成为全军作战网格上的节点，陆军既存在于整个联合作战网络之中，又“淹没”在整个联合作战网络里。传统陆军的外形已经难以寻见，陆军已经“破茧成蝶”。 　　 作战形式：“全球一体化作战”少不了陆军 　　在当前和可以预知的未来，不管人类在空、天、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上取得怎样的进展，陆地仍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空间。只要这一点没有被根本颠覆，陆地和陆军在军事上的价值就无法忽视。 　　2012年1月5日，美国国防部出台了新的防务战略指南——《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防务的优先任务》。2012年9月10日，时任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上将签发了新版《联合作战顶层概念：2020年联合部队》，提出美军各联合部队内部及与各任务部队伙伴间进行快速联合，实施“跨越作战领域、跨越指挥层级、跨越地理辖区、跨越组织隶属关系”的“全球一体化作战”建议。 　　与此相适应，2014年5月，美国陆军部长约翰·麦克休和陆军参谋长雷蒙德·奥迪尔诺上将联合签发了《陆军战略规划指南》，提出陆军职能的重点从长期反恐维稳向国家间高强度战争回归，重点瞄准大规模高端冲突，“在一场大规模、多阶段的战役中，击败地区性对手”。 　　实质上，美军的“全球一体化作战”是其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的变种，是为了将陆军、海军陆战队等作战力量也纳入“空海一体战”之中。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和趋势，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已经能够从海军舰艇甲板上起降，在接收空军预警机传递的目标数据信息后，实施对地攻击；陆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可在空军的统一调度下发射；陆军的地面战术导弹也是整体进攻和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军认为，既然是针对中国的作战理论，叫“空海一体战”也好，叫“全球一体化作战”也罢，缺少陆军的参与是断然不行的。飞机不可能永远飞行，舰船也不可能永远巡航，失去美军在亚太的陆上基地和盟国的陆地，“空海一体战”和“亚太再平衡战略”都将成为空中楼阁。 　　信息化军事变革以来的实战和理论发展都证明，陆军虽然作为绝对主导性军种的地位已经不再，空、海军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增强，但陆军作为决定性地面战略力量的重要性仍然不容忽视。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美军的“空海一体战”及其变种“全球一体化作战”，还是美国陆军建设“从长期反恐维稳向国家间高强度战争回归”，都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和指向性，即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战役作战体系，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服务。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和加紧应对。 　　（作者单位：国防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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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杭婧：探索生命奥秘的女博士”：这种报道才有看头！

热度 1 ericmapes 2017-2-11 17:57

“杭婧：探索生命奥秘的女博士”：这种报道才有看头！ 附上： 杭婧：探索生命奥秘的女博士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3-29 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thunews/9650/2016/20160406113354120315153/20160406113354120315153_.html 　　杭婧从没觉得自己是个“天才”。 　　尽管她以一名在读博士生的身份，在国际顶尖期刊《Science》上发表了两篇封面文章；尽管她的科研成就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称作“超过了我过去25年科学成果的总和”。但在杭婧眼中，这一切都源于自己不服输的韧劲和追求卓越的执着，与“天才”无关。 　　就是靠着自己的韧劲儿，杭婧在近20年来全球众多一流实验室都无法“捕捉”的剪接体上取得了突破——她和她所在的团队在3.6埃，相当于头发丝百万分之一的距离水平上，揭开剪接体的“神秘面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取得如此成就的团队。 　　事实上，早在2014年2月，杭婧就以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另一份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上发表了研究成果。而那时，她的博士二年级第一个学期才刚刚过去。 　　很少人知道，在成功的背后，这个施一公眼中的“小丫头”曾经也经历过忐忑、挫折，甚至在刚刚崭露头角时被人质疑。2012年第一次踏进施一公实验室见习时，面对其他优秀的同学，她也会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背负不起“施一公”的名望，最终会无法留在实验室；在发表第一篇《Nature》论文时，她也听到不少“纯粹是运气好”的质疑声。 　　可对于杭婧来说，压力就是动力，她从来都是个不服输的姑娘。她每天都在实验室工作到凌晨，短短30天，她瘦了整整10斤。回首那段充实的“拼搏岁月”，杭婧开玩笑说，“之前一直想减肥都减不下来，看来还是泡实验室最管用。”最终，杭婧身上的这股“拼劲”打动了施一公教授，她也顺利地留在了心仪的实验室继续工作。 　　在实验室，杭婧是出了名的“拼命婧姐”。她曾经为了完成论文攻坚校对，连续工作了42个小时。还有一次在实验过程中，她脚底扎进一个1厘米长的玻璃渣，可她做实验太投入没有感觉到，直到做完一天实验晚上回宿舍洗澡，才发现脚已经肿得像面包。 　　正是这般“拼命”一年多后，杭婧和她所在的团队最终完成了“震惊了学术界”的科研成果。 　　对于自己的成绩，杭婧并没有过分自豪，她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尚需探索的未知。“仅仅完成任务也不是我的风格，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接下来更加重要的工作上，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待着我们。”杭婧说。 　 　（编者注：杭婧刚刚获得了201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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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已初步建立

热度 1 idmresearch 2016-2-5 09:59

·75所部属高校毕业生2015年就业与专业相关度提升。 近日，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陆续公布了各自的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梳理数据时发现一些有趣的结论：一是北上广深就业比例减少，毕业生回流中西部；二是创业潮影响毕业生创业并已初具规模；三是学校的特点和属性基本决定了毕业生的行业选择；四是金融业依旧高薪、信息产业和制造业需求大。从专业相关度上看，多数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密切相关。同时，学历越高，毕业生就业的专业相关度相对越高。（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万钢：新型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已初步建立。 近日，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201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今日在京召开。会议通报,在科技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新型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初步形成，部际联席会议运转良好，特邀咨评委发挥重要咨询作用，首批7家专业机构已经启动改建并准备接受委托，“嵌入式”监督和评估体系正在形成，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初具规模；新的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机制基本建立，在试点项目先行先试的基础上，按照新机制提出的2016年重点专项启动实施建议，已通过科改领导小组审议，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准；科技计划优化整合和统筹取得阶段性进展，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即将纳入新的计划体系组织实施；科技项目管理制度初成体系，开始为项目管理全流程各环节全面提供制度支撑。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和科技计划管理改革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也是新旧计划体系衔接和新机制磨合的关键之年。万钢表示，计划管理改革工作的要点，一是要把握改革节奏，更加注重全面统筹推进改革；二是要优化任务布局，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主动部署；三是要提升创新绩效，更加注重科研质量；四是要完善规章制度，更加注重管理细节；五是要加强主动服务，更加关注和响应科技界的诉求。（摘编自《科技日报》） ·教育部：发布新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为适应高等学校图书馆事业发展需要，教育部21日发布了最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其中规定，高校图书馆在学校授权范围内实行馆长负责制，专业馆员的数量应不低于馆员总数的50％，并且一般应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层次学历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规程规定，高校应由一名校级领导分管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在学校授权范围内实行馆长负责制。学校在重大建设和发展事项的决策过程中，对于涉及文献信息保障方面的工作，应吸收图书馆馆长参与或听取其意见。此外，规程还指出，高校图书馆可以积极参与各种资源共建共享，发挥信息资源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为社会服务。在保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图书馆可以发挥资源和专业服务的优势，开展面向社会用户的服务。（摘编在新华社） ·教育部：75所直属高校全部参与定点扶贫工作。 为推动高校定点扶贫工作，教育部专门出台了《关于做好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的意见》，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已经全部组织动员起来参与定点扶贫工作。与会的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表示，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分析表明，90%的贫困人口为初中以下学历，其中小学、半文盲、文盲的比例超过5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与教育有着紧密而复杂的联系，要积极发挥高校力量，精准发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会上，还宣读了《高校参与脱贫攻坚倡议书》，倡议筹建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高校扶贫委员会，动员高校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清华将在北京建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 近 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瑞士达沃斯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先生会谈，就双方在北京联合成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北京）”达成共识，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这也将是该类研发中心首次在中国落地。该研发中心旨在建立一个高效运营、功能完善、拥有杰出医药研究和转化能力的全球公共卫生和医药创新机构，将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突出疾病挑战，充分发挥中国研发各方面优势，开展国际药物研发合作，完善、强化早期药物研发的实效体系，成为连接全球药物先期研发前沿机构与下游临床开发单位的枢纽。（摘编自清华大学新闻网） ·上海财经大学“3+3”本硕贯通培养国际组织人才。 上海财经大学组建国际组织基地班，“3+3”本硕贯通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国际组织基地班面向全校大三学生招生，通过选拔者直接进入读研阶段，100多人报名，最终选定20人。学生第一学年在国内进行复合国际语言高阶强化、国际组织基础、国际金融、国际商务等模块课程的学习，第二学年赴国外合作大学学习及国际组织实习，第三学年回国后继续修读课程并完成学位论文。其间，学生接受专业知识、国际组织事务双导师联合指导。（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成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20日在深圳龙岗揭牌，这是该大学成立的首个研究院。研究院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有智能机器人(包括老年人服务机器人、家庭服务机器人、医疗辅助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智能混合动力汽车系统、智能穿戴界面、视频监控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和产业化。据悉，研究院将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强大科研力量，联合国际、国内知名科研机构，引进一批机器人、智能制造与自动化领域院士专家，筹建一批国家级实验室，组建国际化的创新创业平台，创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助推创新创业团队快速发展，促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研成果的快速市场化、产业化，推动龙岗区和深圳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2016中国最好大学排名发布：清华第一北大第二。 “2016中国最好大学排名” 1月26日正式发布。综合排名中有310所高校上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雄踞前五，成为中国高校金字塔尖端上的殿堂级学府。5-10名分别是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综合排名百强高校在地域分布上存在不均衡，北京高校最多，有18所，其次是江苏省，有16所。河南、江西等省份依旧没有高校进入百强。排名前列的大多是部属、央属高校，但也有个别地方高校表现抢眼，苏州大学由2015年的34名升至2016年的26名，上海大学位列第46名，成为前50名中仅有的两所地方高校。排名从指标评价内容的重要性和指标本身的适切性角度出发精选了9项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其中人才培养方面2项，即反映生源质量和人才培养声誉的“新生高考成绩”、反映培养结果的“毕业生就业率”；科学研究方面4项，分别是体现科研规模的“论文数量”、体现科研质量的“论文质量”、体现顶尖成果的“高被引论文”、体现顶尖人才的“高被引学者”；服务社会方面3项，包括测量科技服务贡献的“企业科研经费”、测量产学研合作的“校企合作论文”、测量成果转化效益的“技术转让收入”。（摘编自最好大学网） ·欧盟委员会报告称科研投入增强欧洲竞争力。 欧盟委员会25日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在2007年至2013年,即欧盟第七个科研框架计划实施期间,欧盟投入的科研经费显著增强了欧洲科研实力,改善了欧洲各行业创新能力,并增强了竞争力｡由独立专家组完成的报告显示,第七个科研框架计划实施的7年间,欧盟共计投入550亿欧元,大量中小型企业等私营行业的积极参与显著增强了欧洲各行业的竞争力｡第七个科研框架计划还在创新型医药､燃料电池等一些关键领域专门设立了联合技术计划｡报告指出,受第七个科研框架计划资助的个人和项目数量都达到新高,显著增强了欧盟的科研实力｡截至目前,该计划资助的项目科学家已经发表了超过17万篇论文｡第七个科研框架计划实施期间投入的550亿欧元对推动欧洲经济增长和就业也有显著影响｡据预测,这些投资将产生可观的“后续效应”,比如将在25年中每年促进约200亿欧元的经济增长,将在10年间每年新创造13万个科研岗位,将在后续25年间每年新增加16万个工作岗位｡这份报告也向欧盟委员会就第七个科研框架计划实施中的不足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改善行政程序､资助灵活性以及对框架计划各部分进行整合等｡这些建议将整合入当前正在实施的欧盟第八个科研框架计划——“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摘编自新华社) ·爱思唯尔2015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发布。 爱思唯尔26日发布2015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榜单采用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ShanghaiRanking Consultancy）开发的方法和标准，基于客观引用数据对中国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榜单的研究数据来自爱思唯尔旗下的Scopus数据库。高被引作者数量排名前十的学术单位分别是中国科学院（277位）、清华大学（108位）、北京大学（86位）、上海交通大学（76位）、复旦大学（58位）、中山大学（46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0位）、南京大学（34位）、华中科技大学（33位）、同济大学（30位）。高被引作者数量排名前十的学术领域分别是计算机科学（150位）、材料科学（135位）、化学（133位）、物理学和天文学（116位）、医学（110位）、生化/遗传和分子生物学（98位）、化学工程（88位）、农业与生物科学（86位）、环境科学（77位）、能源（73位）。（摘编自爱思唯尔官网） ·中国智库数量位居世界第二。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27日在北京发布《全球智库报告2015》。报告显示，中国智库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并有9家智库登上全球智库175强榜单。TTCSP打造的《全球智库报告》，旨在研究各国智库在政府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建立一套客观公正的智库研究体系。报告每年对全球智库进行跟踪研究和综合排名，以加强全球智库的能力建设并提高智库表现。《全球智库报告2015》是TTCSP连续第9年对全球智库进行跟踪排名，并在全球80多个地点同步发布。报告称，2015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其中北美洲智库数量最多，有1931家；欧洲其次，有1770家；亚洲紧随其后，有1262家。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达1835家。中国则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拥有智库数量达435家。英国和印度智库数量位列中国之后，分别为288家和280家。该报告在2015全球智库综合排名榜单中选出175强，其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蝉联榜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分列二、三位。中国智库有9家入选175强，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摘编自《科技日报》） （作者：姜洁，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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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天大的事 天津大学(北洋大学)120周年校庆

redtree 2015-10-1 22:10

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天大的事 天津大学校庆 腾讯教育 2015-09-30 15:48 转播到腾讯微博 中国青年报 2015年9月30日 第1版、第7版 转播到腾讯微博 天津大学 校训石 游思行摄 本报记者 张国 年轻的中国皇帝在一份办学的奏折上用朱笔写了五个小字，中国教育史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该衙门知道。”24岁的光绪皇帝留下的手迹至今清晰。时间是公元1895年10月2日。 中国人举办的第一所大学，将这一天记作自己的诞辰。这份奏折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出生纸”。在此之前，中国大地上仅有少数外国教会大学存在。 此后的120年间，从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它几易其名，数迁校址，穿越三个世纪，目睹两次世界大战。城头王旗变换，那晚清的校园被八国联军占过，被侵华日军劫过，但它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脉源流，从未干涸竭绝。 批准这所大学时，光绪帝正面临帝国的黯淡末日：5个月前，他“顿足流涕”，批准了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那是民族屈辱日，也是“民族觉醒的新起点”。他在紫禁城里学习 英语 ( 精品课 )，发布强国诏书，“图自强而弭隐患”，开出的药方包括修铁路、造机器、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 因此，清朝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幕僚、天津海关官员盛宣怀呈上的创办西式学堂的奏折，当即获得御笔批示，并以兵部“四百里加急”的方式快马加鞭发回。 因救国而生，为强国而建，自诞生之日起，天津大学的血脉基因里就植入了家国情怀。 天大的志 今天的学生仍可读到这份发黄的奏折。校方希望他们谨记：入天大的门，要立天大的志。天下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而今日之天大，置身的世界已与当年迥然不同。与面对外侮节节败退、办学经费都无力筹措的120年前相比，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举世瞩目之大国。世界大学之林中，中国的大学原是“后发移植”的小字辈，但日益崭露头角。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认为，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有一批中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天大责无旁贷。 “这只是时间问题，我是有信心的。”他说，与这个国度一起，中国的大学正在经历巨变。 天津大学的招牌学科化学工程，在十余年的历次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蝉联榜首，并已享有国际声誉。墨尔本大学教授大卫·肖克劳斯认为，天大的化工本科教育在世界最好之列，“与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以及墨尔本大学等世界领先的大学处于同一水平”。 肖克劳斯曾是英国化学工程师学会的认证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和2014年，天大化工专业两次通过了该学会的最高级别认证，是两所亚洲高校之一，也是中国的唯一。 英国化学工程师学会的认证分为高低两个级别，该学会2004年首次派代表考察天大，当时愿意直接给出低级别认证。但天大并未接受，而是在随后的几年革新培养方案、重置课程体系，自我开刀动了一台“大手术”。5年后到此评估的专家们刮目相看，给予最高认证，并提出三方面改进建议。 又过了5年，天大化工再度通过论证，这次是“无条件通过”。肖克劳斯称赞，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范例”。 此事是天大“严上加严”的体现。始于北洋大学时期的治学方针——“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沿袭至今。 被称为“文化胚胎”的北洋大学堂出世之时，绵亘千年、形成强大惯性的科举制度仍是学子的风向标。新学堂只有面向香港、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才能挑到合适生源，原定招收本科生30名，起初未能招满。不是无人问津，而是要求极严，宁缺毋滥，香港的千余名报考者中只录取10名。 等到首届学生毕业，30人里只余18人登上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照。 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持有者王宠惠，获得了朝廷颁发的绘有蛟龙出海图样的“钦字第一号”文凭。他14岁入学，189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两年后被公派 留学 ( 课程 )美国，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为历届学生树立了标杆。 留学期间，王宠惠即追随孙中山的救国之路，日后成为“民国第一法学家”，官至国务总理。二战后，他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宪章》。1907年，他英译的《德国民法典》被视为最佳译本，到20世纪70年代仍是美国的经典教材，从中受益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多次公开向他致敬。 生逢乱世，没能改变这所学府的风气，反而锻造了师生的志气。 冶金学家魏寿昆院士回忆，有一次正在上课，两派军阀开打，“就在北洋宿舍的围墙下面”。一位同学抬头间被误伤，左眼失明。事后学生们跑到外面，看到“死尸满地”。 抗日战争中，北洋校园被日军占领，师生举校西迁，在陕西城固县落脚，与其他几所大学合组西北工学院。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材料学家师昌绪院士当时在此就读，据他回忆，教室设在一处叫“七星寺”的庙宇。同学熬夜点灯读书，长夜漫漫灯光点点，“七星灯火”遂成当地一景。 师昌绪与后来担任 清华大学 校长的高景德院士同住，但二人一个习惯“开夜车”学到凌晨两三点钟，一个喜欢凌晨两三点钟去“开早车”，长期碰不到面。 师昌绪最后一次回到天大，是2012年颁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他语重心长地对当今的学生说：“我们考虑的都是国家的发展。” 化工学家王静康院士1955年考入天大，遇到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张建侯教授，张教授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怀着满腔志向回到新中国。 张建侯事先约法，王静康遵守两个要求方可入他门下：第一，30岁前不能结婚；第二，及格线为70分。王静康同宿舍一同学考了69分，结果“自动退学”。 王静康自那以后不再有寒暑假。同在一个城市的兄长春节结婚，她都未能出席。 她还记得，张建侯任学术期刊编委，很多论文在他手下卡住——他审稿时连参考文献都逐一查阅。反之，经他过目的文稿，令人“有安全感”。 一位学生毕业时透露，自己博士论文里有个错字，被张先生看出来。先生还指出，同一个字在其硕士论文里已错过一回。 王静康的实验记录本，也被导师要求编上页码。实验可以出错，但记录不许撕毁。她写给导师的报告，“逗号写成句号”都不可以。“‘你这句法对吗？’他给我扔过来说。” 时隔半个多世纪，77岁的王静康谈起此事，神色间仍像是在等待教授的本子随时飞来。 与老师一样，她收学生也事先声明，每周只休一天，寒暑假“打折”。 目前，天津大学是唯一保留月考的全国重点大学。新生上午参加开学典礼，下午就要考试，此后每月一次。学校鼓励学生参加社团，但不提倡加入两个以上。 分管教学及招生工作的副校长余建星对此不太敢宣扬。招生时节谈论月考，尤其影响生源。 4年前，天大决定恢复月考，成绩计入科目总成绩。学生起初并不买账，在为此召开的座谈会上，有学生站出来质疑，上了大学，怎么还像中学那样管？余建星记得，从第二学期开始，座谈会上再也无人反对。学生们发现，期末无须突击备考了。 余建星研究过，麻省理工学院每周学习时间达70学时的学生占到86%，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也均超过80%。天大的“试验田”求是学部，经过这番改革，目前能达82.4%。他说，中国大学生的学习投入远不如外国同龄人，是一大弊端，天大力争赶上外国名校的标准。 2015年，首届恢复月考的年级毕业。据余建星介绍，以往每届学生少则几十人、多则两百人退学，本届退学的只有三五个人，不再有人因学习原因退学。 天大的实 余建星相信，天大引以为豪的学风，在历届师生身上传承。30多年前，他的一名老师答错一个问题，课后冒雨骑车从家里赶回教室纠正。 “我们感到很崇敬。这种风气我们传承下来了——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他说。 “实事求是”，2000年前《汉书》里的短语，今日中国耳熟能详的箴言。早在100年前，这所大学就将其定为校训。 1915年前后，28岁的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订立了这一校训。他是北洋本科、哈佛法学博士，二战期间拒做汉奸，抵制“亲善教育”，写下遗书以明志，最终死于日本特务的暗杀。 当世学者考证出天大的创立者盛宣怀，当年也常在重要文件后加盖“实事求是”的印章。 赵天麟治校时期的学生张含英，多年之后成了校长。他在办公室常年悬挂“实事求是”的条幅，上书自己的“三问”：懂么？会么？敢么？ 2015年，天津大学启用新校区，中轴线上的一座桥定名“三问桥”。外人往往以为是纪念孔子“三问”，殊不知那是一所名校历史深处的回响。 该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经济学家马寅初，20世纪50年代发表《新人口论》，提出控制人口的呼吁，曾招致有组织的批判。但他表示绝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单枪匹马参加论战。 “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马寅初的倔强，成为这个校园里“实事求是”的一个注脚。 传唱了整整80年的校歌则是另一个注脚。校歌问世于国难当头的1935年，除了称颂“巍巍学府北洋高”，还宣示“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强调“重实验，薄雕虫”。 校歌开始传唱时，北洋的工科研究所开始培养孱弱国家的首批3名工科硕士。针对水患问题的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落成，开创了“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在一架德国飞机的基础上，机械系名教授邓曰谟成功试制出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 在这里任过校长的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此时奉命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改变外国人垄断中国大桥建造的历史。大桥工地，也是北洋学生的实习基地。 然而，那“实地把中华改造”的种种努力很快遭到重创。1937年7月，侵华日军占领天津。37岁的校长李书田5个月前刚刚提出一套宏伟而详尽的规划，要用18年时间，参照世界名校架构，建成一座包含医学院、法学院、文理学院、工学院的综合学府。 当他9年后率领师生回津复校时，被日军占过的校舍，不但所有图书、仪器被洗劫一空，连抽水马桶都消失不见了。 他的规划至今未能完全实现。纵观120年，除了初期的综合性大学设置，多数时期天大都是一所工科性大学。民国初期，它短暂而辉煌的法科被划走，“专办工科”，后来更名“国立北洋工学院”。新中国初期，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天大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到建校90年，它才“基本形成综合性大学的格局”，至今仍为之努力。 第120个年头，天大最重要的动作之一是设立了法学院。法学曾是它最重要的四大学科之一，造就了政治家张太雷以及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首位中国大法官徐谟等人物。 在每一个年代，作为中国最重要、最大的几所工科大学之一，天津大学深刻影响了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比如，它的毕业生孙越崎，被认为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始人之一，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 目前，中国化工业80%以上的精馏塔采用了天大的技术。这里诞生的内燃机高效清洁燃烧新技术，占市场份额70%以上。包括南水北调在内，近5年我国大江大河上建设的70%以上高坝工程，都应用了天大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实时控制成果。 我国精馏分离学科创始人、93岁的余国琮院士在重水分离领域为核工业作出了贡献。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参观他的重水分离实验室时叮嘱他，“有人想卡我们的脖子，要生产出自己的重水，要争一口气。” 在全国唯一的国家工业结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王静康院士对记者摊开一张中国地图：除了西藏，他们的结晶技术应用遍及祖国大陆。 一个案例是，曾经由于结晶技术落后，我国生产的青霉素纯度不足。王静康的团队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国产青霉素得以立足，并占据60%的国际市场份额。 王静康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她被化工学家张远谋教授召回母校，参与一项将青海查尔汗盐湖的盐卤石变成钾盐的系统工程研究。那是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第一个项目——“01号”，由天大承担。 张远谋教授提醒她，要从小试一直做到产业化，因此她不只是做教师，还要做工人，做实验员，要“打破象牙之塔”。 王静康继承了这个传统。承担国家科研项目时，她和同事考虑的是“试车一次成功”。他们28年里承担106项工业结晶项目，无一例外。 当初为了青霉素，她去过一家大药厂7次。药厂起初没有遵照她的设计，她拒绝试车，即便厂方表示“坏了算我的”。 天大的根 天大化工学院院长马新宾对记者说，该院在精馏、结晶、生物乙醇、合成生物学、高能燃料、煤化工领域都有突出贡献，但外界所知不多。 他打了个比方，天大人也许做到120分，但只会说到100分。天大人的朴实、低调甚至“内向”，是长期的文化氛围形成的。此举有利有弊，弊端在于——“我们不是很好的推销员”。 日军兵临城下时，曾在北洋大学就读过的著名实业家陈范有在南京郊外创建江南水泥厂。他担心工厂为敌所用，安排拆下关键部件，疏散员工，请外国朋友与日本人周旋，在厂区悬挂德国和丹麦国旗。南京大屠杀后，江南水泥厂在半年多的时间庇护了3万多名难民。此事近些年来才为人所知，他去世时连后辈都未告知。 在很多校友看来，天大是一所“名不副实”的大学。并非沽名钓誉，而是名气远低于实力。历史上，它多次更名，从头再来。 几年前，不只一家大学排行榜的制作机构找到天大，索取“排名赞助费”。虽为排名头疼，但天大拒绝了——这有悖“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天大人的价值观”，内燃机动力工程专家苏万华院士说，为此，天大人反对浮躁，鄙视虚伪，因为那与“实事求是”格格不入。 校长李家俊表示，自己听到的对天大人最经典的评语是，“天大人的优点是实事求是，缺点是太实事求是”。 天大标志性的主校门，从里侧外侧看来都完全一样，这叫“表里如一”。 在天大机械学院院长王树新眼中，天大像一台“精准的机器”，沿着理性的轨道开动了120年。 王树新团队研制的无人水下滑翔机，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创造了中国水下滑翔机无故障航程最远、时间最长、剖面运动最多、工作深度最大等纪录。对此，一家美国媒体评价：中国的反潜艇能力正在增强。 这支低调的团队还是从报上得知，自己的成果入选了“2014年度中国海洋十大科技进展”。 王树新说，这是坐了10年冷板凳的产物。他的学生王延辉2002年开始研究，在2011年获得“863计划”立项之前，未获其他资助，靠做别的项目“打零工”解决经费。2006年，他们首次申请“863”失败，但没有放弃。 王延辉仍是副教授——由于长期研制水下滑翔机，他的论文数量少于其他同事，在职称晋升中处于劣势。设计水深1500米，但他通常在2000米水深下打压。他对打压次数也极为较真，有时导师劝他少做一次实验，但他感到那“不踏实”。 水下滑翔机是王延辉取的名字，叫“海燕”，寓意它身轻如燕，寓意它饱经风雨。 王树新愿意用“海燕”诠释“实事求是”：参与者多年无名无利，对“实事求是”的追求支撑了他们。 他深信，天大这则校训，使老实人短期吃亏、长期受益。 在建筑师李兴钢心中，天大校训是世界上最朴实的校训，却非常“有力量”。2008年中国首次举办奥运会，校方骄傲地发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奥运项目总指挥崔恺、国家体育场“鸟巢”中方总设计师李兴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中方总设计师赵小钧、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中方总建筑师周恺等人，都出自天大建筑系。 这些建筑师统统被请回，为母校120岁生日前夕投入使用的新校区绘制了蓝图。 这是天大历史上的第五个校区。校内最佳位置，立着260吨重的校训石。石头正面纹理宛如大树，校方不忍破坏，将“实事求是”刻在了阴面，如此一来，北侧行政楼上的员工，每天都可看到，都能“三问”。 新校区启用当日，最隆重的一个仪式，是由4位不同时期的学子，将采自史上其他校区的泥土交至校长手中，再封入铜质的封土台内，埋在“实事求是”校训石前。李家俊解释，这表示文脉的延续。 踩着120年的土壤，守着120年的风气，学府巨擘继续抽根发芽。 土壤里藏着各种故事。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那位以严苛著称的化工教授张建侯，在否定科学真理的极左政治潮流中，曾被要求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为“唯心主义”。但他拒不趋附时势。 弟子们记得，骄傲的教授一度被发配扫地，剃“阴阳头”，接受批判。但对于科学，他坚持“保留意见”。 因为，那是天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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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闵乃本团队：“冷板凳”，一坐十九年》

botar 2015-9-30 10:56

摘自《中国青年报》原文地址：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7-02/28/content_1684321.htm 今天阅读《晶体生长的物理基础》时，查阅了作者—闵乃本的相关介绍，发现了《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报道，感觉对今天的自己所面临的困惑是一个鼓励，特摘录。 ++++++++++++++++++++++++++++++++++++++++++++++ 闵乃本团队：“冷板凳”，一坐十九年 ​ 2007-02-28 本报记者 林蔚 从1986年至2005年，整整19年，他们埋头于介电体超晶格的研究，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和挫折，毫不计较回报；他们不断追求和创新，使一个冷门学科发展成了热门领域。他们让国外同行肃然起敬，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国科学家引领了世界最先进水平。 2月27日，空缺了两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颁发给了这群甘于寂寞的中国科学家——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实验室闵乃本、朱永元、祝世宁、陆亚林、陆延青等5位教授。 “彷徨、得不到要领的时候是最痛苦的，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 尽管1984年发现准晶，掀起了准晶研究热，但1986年，闵乃本教授的研究组将准晶概念导入介电体超晶格时，并不被看好。 当时这是个冷门，有些科学家认为，准位相匹配材料研究只能发表一些论文，不能作出应用性成果。到1990年，研究组建立了多重准位相匹配理论，预言其有重大应用前景，但直到相关论文在美国著名学术杂志上发表，国内外对此仍然没有太大反应。 “开始心里不是滋味，后来想通了，一个理论要得到别人的承认，没有实验的验证是不行的。”闵乃本说。 要用实验验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准周期介电体超晶格的制备技术。研究组下定决心，要攻克这个难题。之后的两年时间，研究组的科学家们没日没夜地扑在实验室里，做了无数试验，想了各种办法，却都以失败告终。 闵乃本把这个阶段，看成是科研中最难的一关，“彷徨、得不到要领的时候是最痛苦的，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一个实验失败，从头再来；一个方法失效，就再用另一种方法。 屡败屡战了几年，幸运女神终于来敲门了。 1992年，闵乃本教授在香港作学术访问。一有空，他就泡在图书馆里，查看各种学术资料。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闵乃本在一本学术杂志上看到日本科学家的一篇文章，谈到将半导体平面工艺运用于光波导领域。仿佛是灵光一闪，闵乃本得到一个启发：在介电体超晶格研究中，是否也可以借用这个方法？他立刻将文章传真回实验室，祝世宁教授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启发点。 1995年，在经历过无数次失败之后，祝世宁教授借用半导体平面工艺，成功制备出准周期介电体超晶格。1997年，研究组在准周期超晶格中，高效地同时实现了两个光参量过程，直接地得到三倍频，同时还得到了二倍频。这不仅验证了他们先前提出的理论，还实现了多波长激光的同时输出。这是自1984年准晶发现以来，准周期结构实用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此成果立刻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关注，斯坦福大学等著名院校教授纷纷介入，国外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开始进行研究。发表研究组论文的美国《科学》杂志，在当期专门介绍了这一工作。光电子产业界著名杂志《laser focus world》评价称：“这一全新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准周期结构在非线性光学中的可能的重要应用。” “只是埋头做下去，越做越有兴趣” 准位相匹配材料研究终于转变为热门领域，在此之前，闵乃本和他的研究组已经坐了十多年的冷板凳。 论文发表了，研究变热了，不少人觉得，闵乃本可以把接下来的课题扔给应用界，安享现有成果了。但闵乃本和他的团队选择了继续钻研。“理论的提出，需要由实验验证，得到验证后，不再多花点时间将它的用处演示出来，是很难吸引应用界关注的。”闵乃本表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产学研链接还不完善，我们必须把全新原型器件研制出来，才可能得到应用界、工业界的关注。“我们要多走一步，让大家看明白”。 这一步，一走走了8年。2005年，研究组将基础研究成果与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相结合，研制成功全固态、超晶格、红绿蓝三基色和白色激光器。2005年出版的光学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学术刊物《光学进展》评价称：“这是彩色激光显示的重要目标”。 很多人问闵乃本和他的研究组，在坐冷板凳的时候，在科研没有突破的艰难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有没有想过，可能经过很多年努力最后未必会出成果？ 闵乃本说：“科研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我们的课题设想不是从天上掉下的，是有继承的，我们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个领域里应该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挖掘。” “真正的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闵乃本说，“科学研究不能以功利为目的，当我们设想介电体超晶格这个研究系统的时候，根本没有预想到今天的这些成果，只是埋头做下去，越做越有兴趣。我们相信，真正的科学，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会对人类有贡献。” “做科学工作是自讨苦吃。”闵乃本的这句话得到了整个团队的认同。19年里，没有钟点，没有周末，没有假期，研究人员一有时间就自觉地泡在实验室里。“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会对科学入迷，入迷之后他内心的充实感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入迷的科学工作者才能坐冷板凳，才能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我们的团队就是这样的。”闵乃本说。 “对于这样一个成功，我最想强调的是团队贡献” 祝世宁说：“一个科研组可以持续几十年。一是学术上，科研题目本身有吸引力，二是这个团队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在研究上每个人要有自己的发展，才有1加1大于2的凝聚力。” “这个项目从1986年做到2005年，经历了19年时间。这19年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也不是我们得奖的5个人能够完成的，还有很多人，他们也花了很多的心血。对于这样一个成功，我最想强调的是团队贡献。”采访中，闵乃本还不断地提起陈延峰、王振林、王慧田、何京良等教授的名字，并一直在强调“团队”这个词。 要建立一个协作团结的团队，闵乃本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为把培养的学生留在研究团队里，闵乃本特别注重学生的工作。“他们自己做出来的工作，在成果表达方面，比如署名，他们就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样才能形成和谐集体，增加凝聚力。” 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出国热。国内高校的工资与国外相差几十倍，科研条件也跟国外不能比。但闵乃本一直鼓励研究者走出去，“我提倡学生留下来工作两三年，然后以专家身份出去，到国外有名的研究组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来，这样能使团队思想活跃”。在闵乃本的研究组里，几乎每个人都在欧美等国待过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国内继续坐冷板凳。 是什么让他们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 为了让研究者安心科研，闵乃本想方设法根据研究者的工作成果，为他们争取奖励。在一次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闵乃本偶遇了企业家吴思伟先生。经过一番攀谈之后，吴先生不求任何回报地拿出一笔资金作为研究组的奖研金，获得奖研金的研究人员，每个月能得到1000元的资助。这笔奖研金，对当时的研究人员来说，可谓雪中送炭。 陆延青在国外的高校和高科技企业工作了五六年，带回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在谈到自己回国的理由时他说：“闵老师在团队建设时注重理工融合的拓展。我是从南京大学毕业后，有段时间去了美国一家高科技公司，从事实际研究开发生产工作。这种从理往工的转变，通过双向互动，可以使研究室在保持大方向的同时，不断往外拓展。我之所以回国，既有闵老师的个人魅力影响，也是出于对南大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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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教授的病根儿在哪里？

热度 7 BMK 2014-8-21 00:40

听说前留美预备学校的一位教授在主流媒体《中国青年报》上著文漫骂韩寒，不大相信。上网一查，果不其然。搜了一下这位教授的资料。哦，假燕大毕业的，导师原是四人帮喉舌“梁效”的黑干将。怪不得有人说他的文章是文革作派，病根原来在这儿。不过这位教授生于1962年，没太多机会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据我看功夫还不老到，只能欺负欺负韩寒这样的小屁孩。让他跟我们这种文攻武卫五毒俱全的老家伙比量比量，踹不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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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拒收美国转基因玉米引关注 食用风险有多大

热度 1 tomatoandpotato 2014-5-18 09:26

作者：董峻 周琳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4-5-15 10:42:44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 ​ 中国拒收美国转基因玉米引关注 食用风险有多大 ​ 国家质检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从2013年10月至今，因为检出未经我国农业部批准的MIR162转基因成分，已退运了100多万吨美国进口玉米。 对于转基因农产品，社会认识不统一。转基因玉米用途是什么？食用是否安全？美国人吃不吃转基因食品？为此，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走访了中国农业部、美国农业部、中国农科院的有关负责人及权威人士。 拒收美国转基因玉米，是否涉及食用风险 MIR162玉米是瑞士先正达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特点是抗鳞翅目昆虫。这一品种2008年获得美国FDA核准作为食物和饲料，2010年获美国农业部批准商业化种植，还相继获得台湾、巴西、加拿大、日本、韩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批准。但目前为止，我国农业部还未批准。 “根据我国规定，只有经我国农业部安全批准的转基因产品，在向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申请报检并办理相关进口手续之后，方可向中国出口。”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说。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先正达公司已向我国提出转基因玉米MIR162的材料入境申请，在我国境内开展的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检测。此后，该公司多次提交进口用作加工原料安全证书申请，目前正在审批过程中。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品种在美国已经过批准允许商业种植，而美国并不实行转基因农产品标识制度，因此这种未获中国批准的转基因玉米可能是混入允许出口中国的玉米品种中。 美国农业部部长办公室生物技术协调员迈克尔·沙克曼日前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种植的玉米90%以上是转基因品种。2012至2013年度，美国玉米产量中90%以上都本土消费。“主要出口国是墨西哥、日本、中国、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大多用于饲料，2013年出口中国玉米400万吨。” “对于转基因食品话分两句说： 第一，凡是经过批准的都是安全的；第二，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风险，所以要通过严格的科学评价和测试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不久前对记者说。 转基因玉米用作饲料安全吗 罗云波告诉记者，目前转基因玉米基本上全部用于饲料加工，市面上基本上买不到鲜食的转基因玉米。“ 一是进口有严格的用途监管，二是玉米品种的专业性很强，做饲料的玉米拿去榨油或者鲜食，口味和价格都是不合算的 。”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介绍，我国目前共批准发放了7种转基因作物安全证书，如耐储存番茄、抗虫棉花、抗病毒番木瓜等。 进口方面，转基因作物都是用作加工原料，其中转基因大豆数量最多。 “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过严格的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比以往任何一种食品的安全评价都严格。”罗云波说，各相关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我国开展了大量科学研究，一致认为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不存在食用安全问题。 “ 美国商业化最成功的是转基因大豆，已有近20年历史，很多美国人用转基因大豆制成的豆油进行烘焙、煎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安全问题。” 迈克尔·沙克曼说，美国出口的转基因农产品和本土食用的转基因农产品是一样的。 不久前，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毕美家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转基因作物大规模种植在世界上已有18年历史，迄今还没有发生一起被科学所证明有安全问题的案例。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再表明，经过安全论证的转基因产品与传统农产品一样安全。 罗云波介绍说，欧洲并非拒绝转基因食品，相反，它是转基因农产品进口和食用较多的地区。1998年欧盟批准了转基因玉米、油菜、大豆、土豆等在欧洲种植和上市。 出于安全考虑，欧盟曾经耗资 2.6亿英镑对超过50个转基因安全项目进行风险评估 ，2000年、2010年的欧盟委员会报告中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会对环境和食品及饲料安全造成比传统作物更高的风险；二是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转基因作物甚至可能比传统作物和食品更加安全。 转基因玉米饲料，会否流入食品市场 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在今年“两会”期间公开表示，目前批准种植的只有转基因抗虫棉和抗病毒番木瓜。“主粮中，请大家相信现在还没有商品化生产，肉蛋奶和水产品也没有。” 业内人士指出，我们常说的小番茄（圣女果）、紫薯并不是转基因产品。例如，圣女果是最原始的番茄品种，而我们常吃的大个番茄是通过不断杂交育种产生的；紫薯是特定地理条件和育种技术产生的。 尽管国家规定转基因玉米不得用于鲜食，转基因大米不得种植售卖等， 但是不能排除有部分转基因食品存在滥种或流入市场，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标识 。 2012年深圳市疾控中心的一篇论文显示，该中心在市面上购买了26份大豆和80份大豆制品进行检测，发现两个样品转基因阳性，且并未进行标识。2014年3月，海南省农业厅曾通报，发现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试验的行为。 彭于发介绍，上世纪90年代前，当时的转基因技术缺乏安全评价和法规管理，导致有些种子外流。“大米的情况就是历史问题，种子一污染，可能很多年弄不干净。” “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监管问题，而非安全性问题。”罗云波说，例如我们进口转基因大豆大多是大型炼油厂，品种也是高含油量的，用于制作豆制品并不合适。出现阳性的可能性很复杂，有可能是运输途中低水平混杂所致。“商家故意去拿转基因大豆做豆腐的可能性非常小。” 专家认为，对有的地方查出有转基因大米的情况，必须追查到底。但关于转基因的误解较多，目前农业部开设了“转基因权威关注”的网页，多方面进行科普，消费者可以前去查询权威信息。 据新华社上海5月14日电（原标题：食用风险有多大？中国拒收美国转基因玉米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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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影响因子已扭曲科研本意

lifeangle 2014-1-12 20:37

影响因子已扭曲科研本意 记者 高四维 叶铁桥《中国青年报 》（ 2013年12月20日 08 版） 近日，《自然》和《科学》杂志在回应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提问时，都承认影响因子对科研界的影响已经走向了反面。 《自然》杂志母公司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尼克·坎贝尔承认，目前科研界过度依赖期刊声誉以及影响因子。《科学》杂志高级对外联络官皮诺尔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学》杂志的首席主编麦克努特博士也认为，影响因子的使用已经扭曲了它的原意。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以及《细胞》杂志都是以高影响因子著称的，影响因子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一般来说影响因子越高，期刊的影响力越大。目前，三大刊的影响因子都在30以上，这在学术期刊中是极为罕见的，三大刊也因此被视为顶尖学术期刊，在中国科研界常被简写为“CNS”。 然而，日前，2013年诺贝尔奖得主兰迪·韦恩·谢克曼却在媒体上宣称：“我的实验室将抵制顶级刊物，并且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谢克曼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教授，同时也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2月10日，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了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就在领奖前一天，谢克曼在其报纸专栏中发表了题为《自然、细胞和科学这类顶级期刊正如何损害科学的》文章，呼吁“科学界应该推翻顶级期刊的暴政”。 谢克曼认为，现行的机制，使得那些最时髦但不一定是最好的研究获得了最大的回报，这就像丰厚的分红导致金融业扭曲一样，一些专业性的奖励，比如在以CNS为主的著名刊物发表论文的权力，扭曲了科研界。 在对顶级期刊的诟病中，谢克曼主要提到了期刊影响因子的负面作用。他认为，影响因子是一种噱头，这种衡量方法有重大缺陷，引用与质量并不完全相关，“一篇论文被大量引用可能是因为它是好的研究，也可能是因为它吸引眼球，或者是挑衅式的甚至是错误的”。 谢克曼认为，顶级期刊喜欢接收那些容易引起噱头的论文，这导致它们在那些时髦的领域里堆起了泡沫，并且阻止其他重要的研究。 坎贝尔不认同谢克曼对《自然》选稿标准的质疑，强调选稿以科学价值为导向。但他承认，目前研究界确实过度依赖期刊的声誉及影响因子。 今年，自然出版集团一项针对2万名科学家的调查发现，这些科学家选择发表论文期刊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期刊的声誉、期刊的选题方向以及期刊的影响因子。 坎贝尔说，《自然》杂志同仁也多次表达了对于过度依赖影响因子的担忧。 《科学》杂志高级对外联络官皮诺尔也否认杂志扭曲了科研界，他说，《科学》一直在确保为在严格科学规训下的有趣的、具有突破性的和发人深省的重要研究提供平台，并且一直致力于保证全面和专业的同行评议。 但皮诺尔表示：“《科学》的首席主编麦克努特博士并没有否认谢克曼博士的观点，即影响因子的使用已经扭曲了它的原意。麦克努特博士的前任、前首席主编布鲁斯·阿尔伯特博士曾签署关于科研评价的旧金山宣言。该宣言致力于停止使用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估一个独立科学家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谢克曼将基于互联网的开放期刊视为更好的科学传播途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约翰·博安农显然不认为开放期刊值得信赖，前不久，他开了个大玩笑：编了不少假名、假单位，把假论文投给了全球304家开放期刊，而这些假论文，根据他的说法，“任何审稿者，只要有高中水平以上的化学知识，就会发现论文中的问题”。结果，超过一半的开放期刊给他发了录稿通知。 博安农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顶级期刊虽然对科学研究有不当影响，但并非全都是不良影响。他说，发表在CNS上的论文帮助谢克曼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现在抵制它们，许多科学家认为他是自私的”。 北京12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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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然》《科学》承认影响因子扭曲科研

cjxiang 2013-12-28 21:06

《自然》《科学》承认影响因子扭曲科研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12-27 　　近日，《自然》和《科学》杂志在回应《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提问时，都承认影响因子对科研界的影响已经走向了反面。 　　《自然》杂志母公司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尼克•坎贝尔承认，目前科研界过度依赖期刊声誉以及影响因子。《科学》杂志高级对外联络官皮诺尔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学》杂志的首席主编麦克努特博士也认为，影响因子的使用已经扭曲了它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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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研项目应取消“纵向”“横向”分类

xiaoyphebau 2013-12-23 16:33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纠正了横向科研经费属于项目负责人个人所有的观念。这位负责人强调，不管是纵向科研经费，还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中国青年报1月2日） 育部在《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要求，高校优化考核与监督机制，其中包括创新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考核、评价和奖励制度，在笔者看来，取消“纵向”、“横向”科研项目的划分，取消将获得项目作为学术成就，关注学者的学术价值，而不是其学术头衔、身份，就是最好的“创新”。 其次，通过完善年薪制，切割研究人员薪酬与课题经费的关系。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之所以把横向课题作为自己的经费，是因为“工资+津贴”的薪酬制度，让他们自己去挣津贴那一部分。于是谁的课题多、经费多，赚得就多，科研经费由此成为福利的来源，也制造大学里的贫富差距。这一薪酬制度，应该由年薪制取代，大学支付教授事先约定的年薪，教授不能再从课题中提成，科研经费完全用于学术研究（包括支付研究生资助费、访问学者费用等），这有助于科研经费回归本质，学术研究回归本质。 对于普通公众，何为“纵向”、“横向”科研经费，往往搞不明白，在他们看来，科研经费就是科研经费，都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常识”，但这常识性问题，却被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异化，“纵向”、“横向”不仅体现科研经费的来源，更体现科研项目的“级别”、“层次”，是科研行政化的结果。比纳入财务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取消这种区分。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纠正了横向科研经费属于项目负责人个人所有的观念。这位负责人强调，不管是纵向科研经费，还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中国青年报1月2日） 对于普通公众，何为“纵向”、“横向”科研经费，往往搞不明白，在他们看来，科研经费就是科研经费，都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常识”，但这常识性问题，却被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异化，“纵向”、“横向”不仅体现科研经费的来源，更体现科研项目的“级别”、“层次”，是科研行政化的结果。比纳入财务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取消这种区分。 所谓“纵向”经费，是指从政府部门（包括政府背景的基金）获得的课题经费；所谓“横向”经费，是指从企业、社会机构处获得的课题经费。在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纵向课题、经费往往具有更大的含金量，比如，有的高校、科研机构评职称，明确要求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者社科基金项目，而横向课题，即便经费多，含金量通常被认为不高。 这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直接后果。纵向项目、经费之所以被高校、科研机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项目、经费来自政府，代表政府对研究人员的某种“肯定”，学者获得课题，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办学业绩，于是只要获得课题，还没有开展研究，学者就被宣传，而学校也将其列为办学成果，比较突出的就是长江学者，本来这是一个旨在帮助青年学者安心学术研究的计划，可是，无论是学者本身，还是所在机构，都把“长江学者”作为了重要的学术头衔，该做什么倒忘记了。而横向经费，来自民间，难以纳入学校的成果范畴。如此一来，大家争相去申报“纵向”课题、经费，并将获得课题、经费作为“学术成就”；对于“横向”经费，其更大价值就在于搞到一笔钱 所谓“纵向”经费，是指从政府部门（包括政府背景的基金）获得的课题经费；所谓“横向”经费，是指从企业、社会机构处获得的课题经费。在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纵向课题、经费往往具有更大的含金量，比如，有的高校、科研机构评职称，明确要求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者社科基金项目，而横向课题，即便经费多，含金量通常被认为不高。 这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直接后果。纵向项目、经费之所以被高校、科研机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项目、经费来自政府，代表政府对研究人员的某种“肯定”，学者获得课题，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办学业绩，于是只要获得课题，还没有开展研究，学者就被宣传，而学校也将其列为办学成果，比较突出的就是长江学者，本来这是一个旨在帮助青年学者安心学术研究的计划，可是，无论是学者本身，还是所在机构，都把“长江学者”作为了重要的学术头衔，该做什么倒忘记了。而横向经费，来自民间，难以纳入学校的成果范畴。如此一来，大家争相去申报“纵向”课题、经费，并将获得课题、经费作为“学术成就”；对于“横向”经费，其更大价值就在于搞到一笔钱。 如此界定纵向、横向课题的“价值”，也导致高校、科研机构管理纵横向的课题的方式不同，对待科研经费的态度也不同。在大多高校，纵向课题的提成比例（也称劳务费用开支）比较低，经费管理比较严；而横向课题的提成比例，则相当高，甚至有的就被认为是项目负责人的经费。这种“双轨制”管理，直接造成经费管理的混乱，有的负责人既有纵向课题，又有横向课题，于是在纵向课题中报销横向课题的设备购买费用，在横向课题中列支纵向课题的劳务费。总之，用到学术研究的实际费用少之又少，最终有相当部分都想办法进了研究人员的腰包。 其实，科研经费都应该用于学术研究，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学术水平，应以其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而不是 获得的课题项目、经费进行评价。获得课题、经费，还没有做出任何成果，就被认为是学术成就，这使我国学者普遍关心课题的申报，而并不关心具体的学术研究。为此，我国有必要取消对课题项目“纵向”、“横向”的分类，对于所有科研项目都一视同仁。而根据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和《人才发展纲要》，政府部门必须转变管理方式，退出行政评价，让位于学术评价，这就要求取消各种行政性质的计划、项目、课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纵向课题，也不应该再继续存在。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纠正了横向科研经费属于项目负责人个人所有的观念。这位负责人强调，不管是纵向科研经费，还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中国青年报1月2日） 对于普通公众，何为“纵向”、“横向”科研经费，往往搞不明白，在他们看来，科研经费就是科研经费，都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常识”，但这常识性问题，却被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异化，“纵向”、“横向”不仅体现科研经费的来源，更体现科研项目的“级别”、“层次”，是科研行政化的结果。比纳入财务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取消这种区分。 所谓“纵向”经费，是指从政府部门（包括政府背景的基金）获得的课题经费；所谓“横向”经费，是指从企业、社会机构处获得的课题经费。在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纵向课题、经费往往具有更大的含金量，比如，有的高校、科研机构评职称，明确要求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者社科基金项目，而横向课题，即便经费多，含金量通常被认为不高。 这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直接后果。纵向项目、经费之所以被高校、科研机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项目、经费来自政府，代表政府对研究人员的某种“肯定”，学者获得课题，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办学业绩，于是只要获得课题，还没有开展研究，学者就被宣传，而学校也将其列为办学成果，比较突出的就是长江学者，本来这是一个旨在帮助青年学者安心学术研究的计划，可是，无论是学者本身，还是所在机构，都把“长江学者”作为了重要的学术头衔，该做什么倒忘记了。而横向经费，来自民间，难以纳入学校的成果范畴。如此一来，大家争相去申报“纵向”课题、经费，并将获得课题、经费作为“学术成就”；对于“横向”经费，其更大价值就在于搞到一笔钱 首先，不应该把项目、课题作为评价学术成就的指标。把项目、课题作为学术成就的指标，就好比种田不比收成，而比谁的肥料多。按照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一个人不断去弄肥料，不精耕细作，没有任何收成，会评为种田能手；而一个人不去向国家要肥料，靠自己的双手，种出好的庄稼，有不错的收成，反而被淘汰，原因是没有用国家化肥。这种评价体系，导致大量学术经费被浪费，学术氛围极为功利、浮躁，学术变为“课题学术”、“经费学术”。教育部在《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要求，高校优化考核与监督机制，其中包括创新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考核、评价和奖励制度，在笔者看来，取消“纵向”、“横向”科研项目的划分，取消将获得项目作为学术成就，关注学者的学术价值，而不是其学术头衔、身份，就是最好的“创新”。 其次，通过完善年薪制，切割研究人员薪酬与课题经费的关系。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之所以把横向课题作为自己的经费，是因为“工资+津贴”的薪酬制度，让他们自己去挣津贴那一部分。于是谁的课题多、经费多，赚得就多，科研经费由此成为福利的来源，也制造大学里的贫富差距。这一薪酬制度，应该由年薪制取代，大学支付教授事先约定的年薪，教授不能再从课题中提成，科研经费完全用于学术研究（包括支付研究生资助费、访问学者费用等），这有助于科研经费回归本质，学术研究回归本质。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2e905.html ) - 科研项目应取消鈥溩菹蜮濃満嵯蜮澐掷郷熊丙奇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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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青年报有关浙大管敏鑫被解职文章有感

热度 46 fdc1947 2013-12-12 08:08

 浙大管敏鑫教授被学校解除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院长，本人对此的了解只是看了科学网新闻头版头条转载的《中国青年报》记载的两篇报道。我的目的只是浏览新闻，对于浙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情况一无所知，用句近年新学会的话，我只是个“打酱油的”。不过，看了该报的第二篇报道《 管敏鑫被“解聘”追踪：海归土鳖之争？ 》（科学网新闻 2013-12-10 ）中间的一段话，倒有了一点另外的感想。该报道说： “整天不见人，有他没他都一样。”张明新指责管敏鑫管理不作为。 （张系与管关系不和的该学院副院长——博主注） 张说，“他总觉得自己很牛，和我们讲他今天和谁喝酒，明天和谁喝酒了，都是有关系的人。他的口头禅就是‘找关系’。”但是，“他就是不和普通教授打成一片。” “我喝酒是为了谁？”管敏鑫听到这话后说。 这引出一个问题—— 把海外高层次人才招回来，担任一个具有实权的中层干部即学院负责人，究竟该做什么？ 在张 明新 看来，“你不能团结教授，尤其是骨干教授，让他们安心地做好科研工作，你的作用在哪里？工作都搞不下去了啊！” 管敏鑫却认为，院长主要是打通国内学术界“高层”的关系，给学院争取更多的科研项目，让教授们“有活干”，对外则是争取更多的校友资源，让学院在国际舞台学术地位上上一个台阶。 看了这段话， 本人的感想与张 明新、管敏鑫两位教授无关，与浙大 生命科学学院、与浙大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想的是： 我们靠什么来维系学术界同仁的关系？ 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科学的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特别是在今天，孤零零的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发现。进一步地说，这种相互关系不但是交流信息、讨论看法，从而促进科学进步，而且相互关系涉及到研究经费的申请、分配，研究课题及项目的宣传等等问题，这往往影响到科学家本人、他所在的课题组以及学校等单位的利益甚至生死存亡。所以，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领导、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那么，我们靠什么来维系和加强这种良好的关系？在当今的中国，在各种用以维系和加强上述关系的手段和物品之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喝酒和送礼。 起初，在我们每一所大学之中，几乎都有一幢甚至几幢漂亮的大楼，名称一般为“某某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或者更加文雅一点的“某园（苑）、某某大厦”。但是，这些地方实际上只是饭店和酒，与大学的学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在那里吃饭、喝酒的总是有那些大学的教授，当然更多的是学校的领导，那些人虽然不教课、不做研究，但是却毫无例外的享有教授的头衔。当然，上面那些管钱、管人、管物的“钦差大吏”也常常光临此处。如果重要一点的，那就不在那些地方了，学校里接待的档次毕竟太低。后来，大多数重要的接待都离开了这些招人显眼的地方，到那些既隐蔽又高档的地方。在觥筹交错之中，他们之间的感情得到了很好地交流，很多事情就在那里基本上确定下来。 当然，有些贵重的礼物是要另外送上门去的，需要在更加私密的环境中。另外一些则更加通行，比如，以邀请讲学为名，做一个报告摆摆样子（有的连样子都不摆），吃喝玩乐一通，再奉上一笔丰厚的某某费，甚至到某些不该去的地方“娱乐”。几次以后，双方的关系就更加亲密。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在各种奖励、科研立项、各类人物和各种机构的政策待遇等等都是分级分类的，各类之间彼此差别很大很大，这样就使掌管这些分类的的官员和参加评审的“科学家”手中握有了极大的权力。与他们有了这样的“铁”的关系，有些人就在评审时昧着良心，甚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 而最后吃亏的是中国的科学事业。 这样恶劣的关系学是中国学术界的毒瘤之一。现在很多单位的领导或“学术带头人”，不管是海龟或者土鳖，主要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他们对于可能为他们所用的对象，利用本单位的公共资源，到处请客送礼，变相甚至直截了当的贿赂，以达到所谓搞好关系的目的。而搞好关系的首要受益者，就是他们自己。尚未弄到所谓杰青的弄个杰青，地位更高一点的想办法向院士进军。不论什么桂冠或实惠，凡能够弄到的，大小不限，都往自己脑袋上面放（当然，拿出一部分来敬奉上面的有关人员是必须的）。这是许多单位学院一级领导特别是年轻领导的常见病。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给本单位带来一定的利益。但是， 由于很多单位都在这样做，能够给单位带来的好处实在有限，吃肥了的只能是掌握着权力的那极小一部分人，同时惯坏了或引坏了一部分曾经取得过一些成绩的科学家。 而这样做的年轻领导，大多数本来还是个聪明人， 如果引导得好，是有可能为科学事业多多少少做一点贡献的，现在把他们放在这样的位置，实在是害了他们自己 。 科学家之间无疑要交朋友，有友谊，但是应该是君子之间的友谊，而不是酒肉朋友之交。他们之间的友谊，表现在讨论问题、做学问方面，相互帮助、取长补短，有时也相互帮助对方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他们也会在一起游览、会餐、喝酒，但那是业余时间私人的事情。科学家也必须公私分明。在各种同行评议时，真正的科学家总是以科学标准为上，以国家利益为重，公平公正，而决不以自己的关系远近做判断，结党营私。 去年这个时候，中央发了一个八条，使得各级领导机关明面儿上的吃喝之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遏制，时下，中央有对公务接待有了一个进一步细化的规定。大学里的问题与党政机关还有一点不同，大学的领导，无论是校级的还是学院级的，都掌握着一部分所谓创收来的从而由领导支配也可以给大家发奖金的资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类似于企业。对于这些资金，从来就缺乏有效的监管，这也使得这些领导能够为所欲为。这是上面所说的学术界毒瘤所依赖的营养来源。我想，对于大学里的这些领导，也应该有一个有效的监管。 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大学里的许多人，实际上是站在悬崖的边缘而不自觉，有人还自以为得计，沾沾自喜。如果能够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严格地监管，强制地使他们回头，对于这些人真是一件幸事，对于我国的科学界也是一件幸事。  再次声明： 本人的感想与张 明新、管敏鑫两位教授无关，与浙大 生命科学学院、与浙大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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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青年报》弟子举报院士 事实胜于立场

wych199771 2013-11-26 20:09

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3/1115/c78779-23551289.html 弟子举报院士：事实胜于立场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王正敏教授被举报了，举报者是其学生兼前任助手王宇澄。11月8日，王宇澄在京向中科院递交了举报材料，内容涉及论文数目造假、专著抄袭以及临床试验造假等多个方面，还指控王正敏利用不规范的专著、论文获得了院士头衔。王宇澄曾是导师在单位最亲密的伙伴，一度代为打理其传呼机和个人邮箱。2005年，王正敏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家身份被增选为中科院院士。（《南方周末》11月14日） 　　亚里士多德有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王宇澄的实名举报也许与热爱真理无关，而是出于个人恩怨。所以，有人质疑这“是一场利益纠葛下的闹剧”，甚至被安上“大逆不道”的罪名。还有人认为老师再不对，学生也不该举报，否则有违师生伦理。 　　举报曾经数年授业解惑的导师，确显绝情，但现代社会中的师生关系，毕竟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师徒关系，更没有父子关系中的血缘纽带，因此不存在所谓“亲亲相隐”。即便事起利益纠葛甚至是“分赃”不均，也无碍于举报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或可类比的是，一些贪官常被情妇举报，举报的原因是情妇认为被冷落，官员未兑现当初承诺。这种内讧式举报越来越多，我们不能因为官员情妇道德有亏或事涉利益纠葛，就否定她们举报的法定权利。 　　就事论事，最需厘清的问题是，王宇澄举报的究竟属不属实？王正敏在院士评选中究竟有没有问题？比如，举报称，王正敏为当选院士“凑”论文数目，做法之一是将《耳显微外科》一书拆分成14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上，而该杂志自创刊起一直由王正敏担任主编。 　　再比如，截至2005年4月3日，王正敏申报院士前，共发表论文271篇，但其中88篇在《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上发表。这88篇“论文”中，除了14篇是从《耳显微外科》一书摘取之外，还有40余篇是作为非研究性文章发表在“发刊词”、“专家笔谈”、“我如何做”等栏目的小品文。 　　此外，最值得关注的是，王正敏的著作是否涉嫌抄袭？王正敏的第三本专著《王正敏耳显微外科学》，出版于2005年院士增选之前。王宇澄称，他参与了该书出版，“那本书中三百多幅图，两百多幅都是抄袭。数十幅图片都是我按照王正敏的指示从其他书籍上抠下来的，英文的说明就翻译为中文，后来成书中并没有注明这些图片的来源。”按照2011年《复旦大学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规定》的规定，“将他人论著中的内容，录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注明出处”，“将外文作品的全部或部分翻译或改写作为自己著作的内容，而不加明显的注释的行为等”均属于抄袭。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表示，在候选院士的参选中，如果候选人有任何形式的造假被发现，必然会落选。2005年中科院增选院士时，一名候选人就仅仅因为论文署名排序不当而落选。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如果因为弟子举报王正敏就大肆挞伐，既是对王宇澄的不公，也是对公义的蔑视。当然，王宇澄的举报必须基于事实。他曾被王正敏冷落，因此心怀不满，所以，在举报情节上是否与事实有冲突，这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对于王宇澄的举报，不仅中国科学院应该介入，复旦大学也该介入，最好是成立联合调查组，最终还原事件真相。 分享到： 1 (责编：方蕊娟、谢磊) 我的联系方式：18918609550. wanghui20120227@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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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61名院士要求转基因水稻产业化 名单至今不公布

热度 1 蒋高明 2013-11-5 11:47

同样质疑其中的猫腻。既然都上升到不搞转基因会导致误国的高度，那么这61名院士为什么不愿和公众见面，摆摆你们的事实，讲讲你们的道理呢？61名院士要求转基因水稻产业化 名单至今不公布 2013-11-01 07:14 中国青年报 13846 字号： T T 　http://finance.huanqiu.com/china/2013-11/4516536.html 关于转基因的争议越来越大。原国防大学教授朱国林近日透露，某位大力推广转基因食品的副部长，曾受聘于美国从事转基因研究的杜邦公司。这位副部长曾声称，“3～5年保证转基因大米占领13亿人的餐桌。”(《北京青年报》10月31日) 　　有报道显示，这位副部长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曾任杜邦公司顾问。杜邦公司直到2012年1月31日才补发其停职通知，称其顾问身份从2011年11月起结束。因为这种特殊身份，其力挺转基因的言论，难免会给人带来丰富的联想。 　　此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也称，“少数政府部门人员、转基因科研人员与外国转基因企业存在利益关联”。这一论断是否属实，尚未可知。但这两件事带来的一个思考是，揆诸一个更大的视野，种种对转基因的讨论，是否完全基于学术，能否做到独立、公允？ - 　　前几天有消息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并且上升到了“再迟缓就是误国”的高度。联名上书是一种很严肃的行为，既然签了名，那就应该对转基因的风险性有客观、科学的认识。可这61名院士到底是谁，为什么至今仍不公布？难不成61名联合上书的院士中，有些人只是出于面子，并不是真的出于科学精神？ 　　不仅正方如此，反方的辩驳也未必都经得起推敲。在对转基因的质疑乃至批判中，有人是真正从科学出发，真正出于对公众健康的担当，但也有不少观点的科学含量不足，甚至有些声音只是为了反驳而反驳——表现在对什么是转基因、转基因现状如何、国外状况怎样、风险到底多大，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不深。由此主导下的讨论，看起来很精彩，其实只是“外行看热闹”。 　　转基因是一个很严肃的科学话题，对转基因的讨论，必须基于科学、摆脱利益、独立公允。近日，崔永元飞赴美国，对转基因进行“田野调查”的消息，引起许多人关注。崔永元在沃尔玛、有机食品连锁超市，对美国人和当地华人进行了调查，并且在微博上实时发布了在美国超市调查的结果和图片。崔永元是反对转基因的代表性人物，他并非业内人士，其调查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有待观察，但这种重调查、摆事实、讲道理的作风，却十分值得肯定和借鉴。 　　针对转基因的讨论，只有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才会有实质性意义。否则，即使讨论得再热闹，也没有太多的正面价值。基于利益作出的判断，可谓其心可诛；基于热闹作出的判断，显然不能当真；只有基于科学作出的判断，才是值得肯定和有利于决策的。无论是转基因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应该进行深入调查，站在科学的角度上，抛出让人信服的观点。 　　在这点上，转基因需要“崔永元式调查”。科学是极其神圣和严肃的，相关讨论应该非常认真和严谨。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独立更没有发言权。如果对此研究不深，存在利益关联，那还是闭上嘴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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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青年报发表我的发言的一个声明

热度 9 gaoshannankai 2013-7-13 10:59

今日，有关 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 《最严研究生导师”能否让师生关系回归学术》提到我说过： “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研究所博士高山对国内研究环境感到失望，甚至觉得“烂透了”，所以他选择了出国。国外纯粹的师生关系让他“比较满意”，他告诉记者：“我常怀念以前的孔子学院，没想到现在只能在异乡实现科研的愿望了。” 这部分内容不是我说的，我从来也没有表达过此类意思。我想是 中国青年报搞错了，或者是其他人表达的，或者是把我的话理解错了。 我建议中国青年报，以后再发表类似文章的的时候，应该找 发表观点的相关人员核对后再发表。谢谢 我的原来意思不是中国青年报说的那些。 我把我原意贴到下面，陈儒军老师可以证明 我支持陈老师，从严管理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生 中国当前的硕士生管理“烂透了”，毫无质量保证。 相对而言，理工科的博士生因为有文章要求，特别是 中科院和985高校的，管理要好得多。 现在的局面是“没有毕不了业的硕士”，这是不对的 所以，硕士生必须从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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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这里的大部分同学除了苦读没有其他的出路

CAU05077 2013-7-12 11:31

对于大城市的高中生来说，高考可能已并非首选，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名校，或者选择直接出国读本科。但对于大多数家庭贫困的农村学生来说，高考仍然是唯一的出路。在这个每月 3000 元已经算是高工资的城市，听记者说起 SAT 考试的花费后，黄蔚然吃了一惊： “ 出国对于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想都不敢想。 ” 　 　 这里的大部分同学除了苦读没有其他的出路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在黄冈中学读书的郑家豪记得，当时的普通班里，农村与城市学生的比例约为 2 ∶ 1 ； 9 班的农村与城市学生的比例则是 7 ∶ 1 。 2001 年，一篇名为《黄冈中学：我的地狱生涯》的帖子在网上被炒得火热，文章作者 “ 西门吹雪 ” 控诉黄冈中学是 “ 应试教育的地狱 ” 。郑家豪和他的同学们读到文章后却都很不以为然： “ 这不是学校的错，因为在黄冈中学，大部分人除了苦读，没有其他出路。 ” 　　一名目前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黄冈中学 2000 届毕业生，在一篇叫做《黄冈记忆》的文章中将黄冈中学的学生形容为 “ 出身草根，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 —— 拼得出足够优异的成绩，经得起层层的选拔，是他们改变人生命运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 　　他在文章中写道： “ 在成绩波动时，老师通常会这样宽慰你： ‘ 想想你们的父母，即便旱涝歉收，他们的庄稼还得年年种。 ’ 家庭背景让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奋发努力，否则 3 年后，面临着又将回到田野间和父辈学习耕耘。也正因为如此，黄冈中学的氛围是非常单纯的，只比成绩，没有其他。 ” 自古华山一条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今天农村的孩子，与30年前的大多数中学生一样，读书依然是改变命运的最最重要的“捷径”。 金牌竞赛教练遭高薪挖角 黄冈中学**** 2013 年 07 月 11 日 08:31 中国青年报 　　黄冈中学昔日的辉煌，似乎在一点点远去。不少当地老师认为，优秀教师和生源的流失，是问题的关键。 　　而不可否认的是，襄阳五中今年在湖北可谓一枝独秀，包揽了文理状元。为什么同样是地级市的襄阳就能留得住好教师和好学生？是黄冈中学 ( 简称黄高 ) 过去太优秀，树大招风，将挖人的学校都吸引过来？还是襄樊中学具备黄高没有的独特优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黄高老师分析： 　　一是经济问题，襄阳比较富， GDP 在湖北省排前几名，而黄冈是倒数前三；二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流动的难易程度不同，襄阳离武汉车程四五个小时，教师都是拖家带口的，要挖到武汉，一家人搬家、迁户口不那么容易，而黄冈距武汉只要一个小时，很多老师单身在武汉工作，周末回家。从武汉去南方也很方便，高铁四五个小时就能到广州、深圳。同样的，很多优秀学生也被吸引到了距离黄冈不远的武汉的高中。 　　 为什么要离开 地区间差异实在太大了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前，黄冈中学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教师的流失。学校负债，投入有限，教师待遇上不去，与此同时，深圳、武汉的高中趁机开出高薪挖人。 1994 年，黄冈中学举办 90 周年校庆的消息，在当天的新闻联播中排在第五条。也是在那一年，时任校长的曹衍清开始烦恼：来了很多考察团，名义上是考察，实际上则是动员老师到南方去或到武汉去。 　　为什么要离开呢？用一位 “ 出走 ” 教师的话说，地域的差异实在太明显了。从黄冈中学出去读书的学生，也有同样的感受：在以往 12 年的学习中，他们似乎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大城市的同学。 　　时至今日，仍然能从这所学校的一线教师身上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情怀。这里的大部分教师都多多少少有过被 “ 挖 ” 的经历，他们当中有的离开，有的仍然坚守着。 “ 老黄高之所以取得那样的成就，就是因为教师团结奋进的精神。在这里教书不能追求位置和金钱，如果看重这些东西，就待不下去。 ” 数学特级教师王宪生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任校长田忠杰、张庭良从校长岗位退下后，还一直在校园里住着；而 90 年代以后的几任校长离任后，都无一例外地去了南方。 　　在他的记忆中，对于老黄高的教师来说， “ 校就是家，家就是校 ” 。 2012 年， 1992 届毕业生举行毕业 20 周年聚会时，学生纷纷提到，上晚自习总能时不时听见走廊上传来老师清脆的皮鞋声，因为老师都住在校园里的教工宿舍，吃完饭没事就会到教学楼里逛逛。 　　十几年前教师的敬业和团结，也让 1998 届毕业生刘剑记忆犹新。令他最难忘的是集体备课制度。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黄高的教师在备课时就不是各自为战，而是以教研组或年级为单位，共同研究怎么写教案，怎么上好课。每个老师带到每个班的教案都是相同的，教学方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王宪生觉得，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林强、王崧、库超等人拿到国际奥赛奖牌后， “ 那时的兴奋是集体性的，荣誉不是属于一个老师的。 ” 而在竞赛主教练制形成之后， “ 荣誉开始集中到少数人头上，集体拼搏、与学校共荣辱的氛围慢慢淡了。 ” 和现在相比， “ 上世纪 90 年代的贫富差距不是很大，在这待着也不感觉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但不得不承认，地区之间的差异现在越拉越大 ” 。 　 　到南方去，到武汉去 金牌教练大量流失 　　王宪生归纳起老师流动的去向，先是 “ 到南方去 ” ，然后是 “ 到武汉去 ” ：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老师主要前往广东等沿海地区； 2006 年建新校区以来， “ 往武汉跑的多了 ” 。数学组总共也就 30 多个老师，前前后后走了十多个，而且多数都是三四十岁的骨干教师，甚至是特级教师。 “ 老师的心态发生变化，应该和中国地产的兴起同步吧。 ” 刘剑 1998 年毕业后还和教自己的老师保持着联系，却发现在 2000 年左右， “ 他们一批一批地走了 ” 。他觉得这很正常， “ 老师也是人，人往高处走，要为自己和家人奋斗打拼。 ” “ 金牌教练 ” 成批地去往南方、武汉、东部沿海城市，给新学校的竞赛成绩带来了繁荣。在武汉，竞赛成绩独占鳌头的两所高中 —— 华师一附中和武汉二中，竞赛教练都不乏黄高教师的身影 —— 武汉二中的数学竞赛主教练肖平安、化学竞赛主教练施辉国，华师一附中的数学竞赛教练方牡丹等，均为 “ 黄高出产 ” 。 2004 年，黄高的物理竞赛教练姚学林去了深圳中学之后，实现了该校在物理竞赛奖牌上零的突破，至今他已经带领学生拿到了 3 块国际奥赛金牌。 “ 只要在黄冈待过的都值钱。 ” 黄冈市教育局长王建学说，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10 年的 20 年间是教师流失最严重的时期，黄冈的所有学校都在遭遇高薪挖人。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流失的高峰时期，一年要流失 320 人，现在每年约 150 人。 “ 究其原因，一是经济差距大，二是激励政策没有跟上 ” 。 　　对比他读书的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黄高集结了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当时正是知识分子大交流的年代，很多教师是优秀的 “ 老大学生 ” ，他的班主任是福建人，数学老师是广东人，语文老师是鄂州人。 　　黄冈中学校长刘祥认为，教师流失的高峰期是在 1995 年～ 2005 年，也是我国几乎所有高中的入学高峰期，全国的高中规模普遍扩大了几倍，学生数量随之剧增，黄冈中学就由一届 6 个班扩大到了 22 个班。在这段时间里，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普遍出现教师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 “ 国家政策本来就鼓励人才流动，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 刘祥表示， “ 很多人觉得跑掉的鱼都是大鱼，其实不一定走的人就是最优秀的，留下的人就不优秀。当初也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就没有走。 ” 　 　在眼界知识面个人能力上都落后于大城市的同学 　　一名到武汉教书的黄冈中学教师不愿意过多地谈自己 “ 跳槽 ” 的原因，但他承认，武汉和黄冈的差距是明显的，比起武汉那所高中向他提供的住房及优厚的待遇， “ 即便只是为我的孩子考虑，在武汉也能够让他接受比较好的教育 ” 。 　　体会到地域差异的不仅是教师，还有从黄冈中学毕业的学生。农村学生很难与大城市的 “ 超级中学 ” 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即便是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培训的费用，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都是难题。今年入选物理竞赛国家集训队的廖忍就是一名贫困生，父母均在外地打工，有几次培训费都只能由学校或老师私人赞助。 2012 届竞赛班 “9 班 ” 的一名学生归纳出班里同学的特点是 “ 不太爱说话，喜欢做题，比较文静 ” 。在 9 班，农村学生的比例远高于别的班级，每一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家庭贫困，父母则大多在外打工。 “ 可能是因为农村学生特别能吃苦，而搞竞赛正需要这种吃苦精神。 ” 物理竞赛教练曾献智这样分析。 　　而即便是黄冈中学最优秀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也会感觉到自己与大城市学生的差距。比起物质上的差距，综合素质上的距离更加明显。去年毕业的司文哲 ( 化名 ) 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时，他感到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发现自己 “ 接触到的东西太少，眼界不够开阔 ” 。而来自北京四中、人大 附中这样的名校学生则往往在初中、高中阶段就周游各国，参加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英语口语也比自己流利得多。 　　在通过竞赛保送北京大学 后，经过近一年的学习，他觉得专业课 “ 完全没有难度 ” ，但在哲学、计算机、英语和一些通识课上却感到吃力， “ 从小学开始都是机械化的学习多，在眼界、知识面、个人能力上都落后于大城市的同学。 ” 　　一所 985 大学在湖北的招生老师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近几年的招生面试中能够明显感觉到，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的差距越拉越大。 “ 我们心里也很矛盾，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才，但大城市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知识面的确要好得多，我们总说要实现教育公平，但公平和进步永远是一对矛盾。 ” 　　黄蔚然 ( 化名 ) 正在读高三，他来自黄州城区，家庭条件并不算差。在浏览黄冈中学的竞争对手、湖北省 “ 超级中学 ” 华师一附中的网站时，他注意到网站上方，最醒目的是国际留学 实验班的招生宣传广告。而黄冈中学的网站上，大力宣传的仍然是高考 与竞赛成绩，每年出国的学生屈指可数。出国市场显然还没有在这个城市里发展起来，大型留学机构也未曾将触角伸到黄冈这样的小城市。 　　对于大城市的高中生来说，高考可能已并非首选，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名校，或者选择直接出国读本科。但对于大多数家庭贫困的农村学生来说，高考仍然是唯一的出路。在这个每月 3000 元已经算是高工资的城市，听记者说起 SAT 考试的花费后，黄蔚然吃了一惊： “ 出国对于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想都不敢想。 ” 　 　 这里的大部分同学除了苦读没有其他的出路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在黄冈中学读书的郑家豪记得，当时的普通班里，农村与城市学生的比例约为 2 ∶ 1 ； 9 班的农村与城市学生的比例则是 7 ∶ 1 。 2001 年，一篇名为《黄冈中学：我的地狱生涯》的帖子在网上被炒得火热，文章作者 “ 西门吹雪 ” 控诉黄冈中学是 “ 应试教育的地狱 ” 。郑家豪和他的同学们读到文章后却都很不以为然： “ 这不是学校的错，因为在黄冈中学，大部分人除了苦读，没有其他出路。 ” 　　一名目前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黄冈中学 2000 届毕业生，在一篇叫做《黄冈记忆》的文章中将黄冈中学的学生形容为 “ 出身草根，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 —— 拼得出足够优异的成绩，经得起层层的选拔，是他们改变人生命运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 　　他在文章中写道： “ 在成绩波动时，老师通常会这样宽慰你： ‘ 想想你们的父母，即便旱涝歉收，他们的庄稼还得年年种。 ’ 家庭背景让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奋发努力，否则 3 年后，面临着又将回到田野间和父辈学习耕耘。也正因为如此，黄冈中学的氛围是非常单纯的，只比成绩，没有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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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惹众怒

热度 3 lzxun123 2013-7-9 18:41

在我印象中，《中国青年报》作为 官办报纸， 多少还算有些职业操守，相对于众多的官办媒体。 看到 网友奋力吐槽、极力抨击《中国青年报》记者情不自禁的恶心滥情：“ 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 我立马找到“在青在线”的相关网页，但怎么也没有在《 中国青年报》2013年07月09日05 版电子版（ http://zqb.cyol.com/html/2013-07/09/nw.D110000zgqnb_20130709_3-05.htm ）庄庆鸿的《花谢旧金山 》中找到网友吐槽的内容，只看到其后的内容： 7 月7日，拥有928万多名“粉丝”的蔡奇在微博上发出了两个哭脸图形：“悼念在韩亚航空客机失事中遇难的两位浙江籍女学生！” 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看到谴责文字里援引 中国青年报官方微博：“行文确实不妥，中青报已删除电子报里的这一段，并诚恳接受所有的批评。”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中国文人（往往通过传媒体现）中有不少对政治热情，对民众乏情的。他们文章里大量的的抒情是政治抒情，直接的，或间接的；高明的，或拙劣的。那些文章中往往只见空洞的外壳，而难见真实的血肉；只见高涨的宣传激情，而难见温暖的人性。大量文章充满了看似 优美 生动实则冰冷无情甚至冷酷的内容；大量的新闻报道，包括上次厦门 BRT 公交车爆炸案的相关报道 ，少见 基本的新闻伦理，和做人的基本底线： 多的是消费他人苦难、悲惨遭遇的颂歌和邀功， 少的是缺少那种出自内心深处的慈悲、同情， 以及有价值的反思。 前不久，一个学生曾问我：为什么经典作品极少快乐的内容。我当时说，生活中快乐本来就少，所以就人生不如意常十之八九。现在想来，即兴回答过于肤浅过于片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17-7062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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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针对非转基因大豆发表文章

热度 1 蒋高明 2013-6-1 21:55

【本博注】针对转基因，主流媒体中国青年报沉默了4年后终于发声了，这是一个重大进步。2009年，针对转基因水稻和玉米获得安全证书一事，中国青年报率先在全国发表质疑文章《偷偷摸摸转基因》，由此引发争议至今。 是否该扩大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 http://zqb.cyol.com/html/2013-05/31/nw.D110000zgqnb_20130531_3-02.htm 胡洋 刘承 本报记者 吕博雄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5月31日 02 版） 近日，一则哈尔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截获115千克来自美国的转基因玉米种子的消息，再次将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推向风口浪尖。 长期以来，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议从未间断。对湖南省衡南县江口镇中心小学25名儿童做转基因大米试验的“黄金大米”事件，指责声持续了4年之久，至今仍被热议。 尽管转基因商业化支持者认为，迄今为止仍无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证明，但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说：“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尚无定论的情况下，严格控制转基因种子的引进、种植就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本次哈尔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截获转基因种子事件之外，早在2011年，深圳罗湖区检验检疫局就曾截获由美国先正达公司生产的250千克转基因玉米种子。之后不久，苏州检验检疫局连续查获了3批原产于巴西和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种子，共计7.2公斤。 按照2001年5月9日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必须取得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和相关批准文件。我国政府也决不允许在境内主食作物领域进行转基因商业种植。 王小语担忧：“虽然我国对转基因种子控制严格，但仍无法排除转基因种子已经入侵国内的嫌疑。” 美国杜邦先锋公司选育的玉米杂交种先玉335曾在我国东北地区得以大面积种植。前几年，先玉335被质疑是转基因玉米种。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农业部承认在先玉335的父本PH4CV中检测到‘来源于花椰菜花叶病毒的35S启动子’，发现35S启动子，一般说明了先玉335为转基因或曾做过转基因修饰。” 虽然农业部科教司和其他国家转基因产品检测监测中心，以及欧盟认证认可的专业检测公司，分别对先玉335玉米种子样品进行检测，均未发现转基因成分，但是，先玉335和孟山都迪卡系列玉米种子都曾一度陷入“转基因漩涡”。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哈尔滨种子市场发现，部分种子经销商还在出售先玉335，但据商家介绍，购买先玉335玉米种子的种植户并不多，原因主要是该种玉米在产量上并没有太明显的优势。另外，其茎秆偏高，易被风吹倒也是种植户不太愿意购买的原因。 “转基因农作物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好。”王小语举例说，“我国种植的天然大豆没有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主要原因是混种混收。将高出油和高蛋白的大豆放在一起榨油，出油率肯定不高。如果单拿出国产高出油大豆和转基因大豆作比较，不见得国产的大豆出油率低。” 王小语说：“农业产品产业链中的原料、加工、生产领域都已基本被外资控制，唯有种植领域尚未被外资占有。一旦国外转基因种子占据了中国的种业市场，一个农业大国的农业产品产业链就会牢牢掌控在外资手中，如此，必将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种业作为粮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在粮食主产区设立非转基因保护区，防止种源污染，培育国产优质天然种子（非转基因种子）。” 2012年6月，欧盟发出的《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通报》称，在中国输欧大米制品中检出“非法转基因”。不到半年时间，欧盟已经19次通过预警通报指出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中检出非法转基因。对此，王小语说：“建立非转基因保护区，培育国产优质天然种子，绿色种植，就可以杜绝这种情况。” 去年全国两会上，来自黑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李继纯递交上了《中国非转基因大豆保护“迫在眉睫”》的书面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孙东生则更明确地提出“在大豆主产区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他们建议：在黑龙江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确保这块非转基因大豆的净土不被污染。 去年6月，由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命名的“中国非转基因大豆核心保护区”在黑龙江农垦九三管理局落户，这是中国首个非转基因大豆核心保护区。 猜你喜欢 最热文章 被暗算的大豆怎么办 杨天龙：做一粒扎根西部的种子 自然保护区“孤岛化”不利于野生动物保护 黑龙江：“百日会战”夯实基层团建 在大学生心中播下创业的种子 “梦想种子”在贵州生根发芽 张学兵：培育梦想的种子 “黄金大米”试验违规 相关责任人被撤职 学有所用 建功鹦哥岭 在科研前线播撒教育的种子 乐知 女中学生被铐游街真相调查 英舰申请登陆史料证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 山东青州市公安局否认“民警诱奸女嫌犯公款私了” 官员为何敢在禁令下高调接受企业吃请 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 没有书香点缀的城楼 政策变化的风险该由谁来承担 女企业家实名举报豪车假牌 法官、检察官详解如何“斩断”伸向儿童的性侵之手 昆明“口罩实名制、禁售T恤”风波，没拿公信力当回事 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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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连续发文关注中国高校学报生存现状

JYH64J98Y99H 2013-4-15 12:49

博主在科学新闻后留言如下： 老熊说了很多正确的话，但这次他说错了！大学学报一般是综合性学术期刊。自然阅读利用率低，但期刊管制，形成中国特色。引用率是指标，但指标不能片面。事实上，大学学报折射了中国学术现状，对学报的指责几乎等于指责大学、大学研究人员、大学领导者！岂能拉大学学报做替罪羊！老熊！您错了！中国青年报，纯属小青年信口雌黄！ 制造垃圾的高校学报不如停刊 2013年04月11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学者熊丙奇将高校学报讥讽为“最大的垃圾产地”，说它“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而且造成了我们国家文科学术产品质量非常恶劣的名声。”按照《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数据，高校学报的平均影响因子不及全部学术期刊平均影响因子的一半。（《中国青年报》4月10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报道，让人看到了一些高校学报尴尬难看的现状：目前初步认定的2700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中，竟有约500种学术期刊在7年中没有被引用一次；为提高转引率，有的学报曾经提出，如果想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 就必须在文章中引用该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50次以上；学报成为发表论文的机器，高校领导、行政官员、各种关系户，纷纷加入“攒论文”的流水线…… 估计一些人看到这些会惊愕，进而愤怒，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发表学术论文、交流学术观点的高校学报，不说神圣，起码该有一份严肃自尊的学术气质，何至如此乌烟瘴气？不过仔细想想，一切又都释然。别的不说，只要你评职称，就对发表论文不陌生。中级、副高、高级职称，每过一个门槛，都需要完成一系列考核指标，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就是发表论文多少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认真真写出了有一定“创见”的论文；更不知道，对一些职业，比如记者而言，专业论文到底有多大意义。但是，身处其间的每一个人，都得为这些没有多大意义甚至毫无意义的指标奔忙。写作与发表的过程“八仙过海”，结果殊途同归——评职称的人，都发表了规定数量的论文。 还好，如此的论文写作，仅仅是一些人职业生涯中偶尔的章节，但对高校教师而言，这却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论文数衡量着一个老师是否合格，有无科研成果，当不当得了教授，做不做得了博导……据说，一个教授要是几年内没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足够数量的论文，就会被解聘。 论文如此重要，结果，中国的论文数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发表论文的需求如此庞大，学报等学术期刊大行其道，收费、卖版面、出假刊物，无所不用其极。 然后，就是各类职称评比、考核、上报材料中“好看”的成果、数据，其实很多都是无人问津、浪费纸张的学术垃圾。 谁都知道，一个国家的科研创新能力，不是靠论文堆砌的；一个教授的学术水平，不是靠论文数衡量的；一个外文编辑的专业素养，不是写几篇《外国小说中的人名如何翻译》就能提升的，可是，对论文的指标性考核无处不在，其强大控制力有增无减。 为什么学报不能脱离高校独立存在，如同熊丙奇所设想的理想方式，让第三方机构去办，以保持其独立性？是不是核心期刊，能否不由行政主管部门来认定？一本小小的学报，可能会牵扯出太多的利益纠葛、现实难题，学术环境中的种种不良生态，从中大约都可见一斑。 高校行政化被认为是学报异化的根本原因。如果学术不独立，在以行政化为主导的考评方式中，急近功利的指标化考核，创造出来的将不只是学报垃圾，更有学术造假、剽窃等一系列问题。 这可能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梳理起来千头万绪。但或可寻找一个尝试的突破口，不将发表论文当作考核指标。一个老师是不是称职，统计学生的出勤率是不是比申报学报发表的论文数量更真实？我们的大学，也并不要求所有老师都是科研型人才，对一些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而言，一味地强调科研创新，舍本求末之余，也制造出一堆无用可笑的研究成果。 对论文数量的要求不那么严苛了，那些毫无价值的学术论文就不必发表，学术期刊也就不会供不应求。制造垃圾的学报就此寿终正寝，起码可以省些纸张。 前不久，一份存活长达13年的“假刊”终结了。这份名为《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曝光下，露出了没有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且在出售版面、大肆敛财的尾巴，随后被相关部门亮出红灯，予以注销。 　　“假刊”被踢出了正规军的队伍，其身处的高校学报群体却暴露在了公众的视野下。 　　在中国9000多种期刊中，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约占四分之一，有2800余种。其中，高校社科学报又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论文产出数量和相应的影响力却不成正比，按照《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数据，高校学报的平均影响因子仅为0.1102，是全部学术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0.2227的49.5%。 　　于是，教育学者熊丙奇将高校学报讥称为“最大的垃圾产地”，“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而且造成了我们国家文科学术产品质量非常恶劣的名声。” 　　如今，中国论文数量已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引用率却排在100名开外的尴尬境地，作为论文高产地的大学学报，能否逆转这一尴尬局面，洗去“垃圾产地”的恶名，值得高等教育界深思。 　　为提高引用率高校学报相互转引 　　东北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主编王亚范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科学报的一个大问题就出现在“小”和“弱”上面：发行量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小，相应的学术影响力小；质量弱、实力弱，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弱，“难与中国社科院所办的综合性杂志相比，更别说与各专业杂志抗衡。” 　　原因很简单——刊发的内容质量差。大量的低水平稿件、人情稿、关系稿、权力稿刊登在学报上，学者们对学报的批评不绝于耳。早在2006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叶继元教授就统计过：在目前初步认定的2700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中，竟有约500种学术期刊在7年中没有被引用一次。 　　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另一面则是在社科学报领域，对高引用率的重视，以及过分重视之后的学报异化。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副编审曾新撰文表示，一些高校社科学报为争取在期刊评价中获得较高位次如进入核心期刊系列或在核心期刊排名中位居前列，便一味追求期刊评价指标的提升；或者仅仅为满足某些作者追逐学术地位、评奖、评职称、搞课题的需要，降低甚至忽视文章的学术水平。 　　具体来说，对文章能否被引用和被转载的预估成了文章是否发表的重要考量指标。曾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为典型的特征是“名人效应”和“扶强不扶弱”。“对待名人的稿件来者不拒，只要是知名人士，无论稿件内容如何，学术质量如何, 哪怕只是一篇普通的会议发言稿都乐于登载。”曾新说。 　　更为重要的是，为提高转引率，有的学报要求作者在引用文献中引用该学报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甚至有数量的要求。此前，国内就有一本学术期刊曾经提出，如果想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 就必须在文章中引用该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50次以上。 　　一种“循环”就这样诞生了：几个学报之间事先约定，互相转引，以提高他引率。湖北某重点高校编辑部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这种情况多了，引用率高的文章学术水平未必真的高，而这正是学术期刊异化的后果，说得重一些，就是搅乱了整个论文的评价体系。” 　　学报成行政权力染指学术的缩影 　　学报期刊上出现一些含有水分的文章，在外界看来通常是“学报审稿不严”，甚至认为期刊把刊登论文当作创收和谋利手段，才导致被刊发出来的低劣论文层出不穷。 　　王亚范向记者透露，高校学报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有的教授原本“基础不怎么样”，但评审时间快到了，急于出论文成果，于是期刊只好“放放水”；有的老教师都要退休了还没评上教授，教学水平还行，但论文“拼了大力气”才完成，而且选题和质量都“不怎么样”，这种“个别情况”期刊也得“照顾照顾”。 　　事实上，“照顾”最多的却还是那些行政领导干部。湖北某重点高校编辑部的老师说，在当今大学，学者们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 可以获得一定的行政权力，即“学而优则仕”；而掌握着行政权力的官员，也可以通过自己掌握的权力和各种资源，获取学术声望来稳定并提升自己拥有的行政权力，即“官大学问大”。 　　这一点在高校学报阵地尤为明显，《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就曾以“变革中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为题做过这样的论述：长期以来，社科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被定义为主办单位（高校或院所）科研的窗口，是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在民间，它则被称作是本单位教授、副教授的摇篮。 　　更进一步说：从经营运行来看，高校学报只是一个发表论文的机器，一些高校领导和关系户优先开采学报资源，通过这条内部生产线，实现论文的流水发表。 　　本是学者交流平台的学术期刊，近年来却出现了不少“非学者”的身影。“发论文的不仅仅是教授，有的是企业的、事业单位的、搞行政的等等，但他们都不是教师。”王亚范说，这些“非学者”往往为了职称评定就会加入“攒论文”的行列。 　　高校学报变成高校行政权力的寻租之地，学报交易的情景成为行政权力染指学术的一个典型缩影。 　　究其原因，王亚范告诉记者，学报作为学校的行政部门，人、财、物权都是由学校的相关部门掌控，自身没有决定自主权。这就导致了学报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学报都成为本校教师发表学术成果的“自留地”。 　　不解决学术独立性，就没法谈期刊独立性 　　也有人将矛头指向学术评价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的失当，使得高校社科学报走上“重量轻质”的道路。王亚范就向记者举了个例子：“听说一位教授在3年内没有在一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到五篇，就不会被某校继续聘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近些年见诸报端的也不少。用王亚范的话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每个被冠以专家身份的人都在呼吁评价体系要改变，但为何那么难改呢？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是：在专家身份的背后，不少人在现实中还有行政领导的头衔。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熊丙奇给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逻辑—— 　　学报异化的问题归根到底还在于高校行政化。他表示，目前的社科学报考核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化的评价方式，论文数量、SSCI引用等等，这种急功近利的考核方式只是方便了考核一方即手握行政权力的人，而从中受益的同样是这一拨人。因此，要改变这种评价方式，就必须从行政管理方开刀。 　　“学报异化的问题在于，大学都不是独立的，没有真正的学术自治，那你怎么推进学校内部的机构摆脱行政的干扰？”熊丙奇告诉记者，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学报期刊让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去办，以保持其独立性。 　　这一点可以用教育部在“名刊工程”上的尝试为例。在王亚范看来，该工程的推出，是想通过评比建设一批名刊，带动整体学报的发展。但是，由于评比的要求条件较高，追求大而强，不少地方院校学报认为“距离较远而缺乏信心”，因此难以起到激励的作用。 　　《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认为，“教育部名刊”工程的实施，对改变学报的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只能影响到少数高校学报，主要是名校学报。而绝大多数学报依然故我，看不出明显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其多数名刊都被部属院校学报所占据。 　　正如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所说的，为什么明显不合理的评价制度可以通行无阻？因为中国的学术权力并不在学术共同体手中，而在相应的行政机关掌握中。所以，要打破这个学术习惯，则需要学术权力向学术共同体回归，但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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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学术之春”运动评价【网文选摘】

xscb 2013-3-9 13:21

“学术之春”运动——西方学者反西方学术操控霸权黑幕，世界最大出版商遭万名科学家集体抵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爱思唯尔公司（ Elsevier ）拥有《细胞》和《柳叶刀》在内的2000多家学术期刊。任何学术从业者都很难避开这些期刊”。 http://www.humeweekly.com.au/news/national/national/education/academics-join-world-fight-against-publisher/2461976.aspx 《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报道，题目是《科学界与出版界再燃战火》。 说的是，全球已有一万多名科学家签名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 爱思唯尔 Elsevier 。说到 Elsevier ，科学学术界大概都非常熟悉。我们要阅读大量的学术论文，都是从它旗下的各类期刊中读到的。当然，购买 Elsevier 电子期刊的价格非常昂贵，这也才导致全球科学家要抵制它的原因。 很多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的图书馆，都购买了 Elsevier 旗下的不少刊物，而且由于它实在太贵了，估计没有几家能把它所有的学术刊物都能买全的。国内估计也就清华有这财力，其他院校就不好说了。如果说清华也没买全，那就说明 Elsevier 实在贵得太离谱了。 文章说，这一万多名科学家在发起人的网站了签了名。 “ 他们发誓，不在爱思唯尔旗下的期刊发表论文，不做审稿人，或者不担任编辑。 ” 有人把这场抵制运动说成是 “ 学术之春 ” ，大概是模仿中东、北非的 “ 阿拉伯之春 ” 这样的称谓吧，那意思也很明显，这简直就等同于一场革命了。不过，抵制 Elsevier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因为任何学术从业者都很难避开这些期刊。 文章说， “ 科学家们抵制出版巨头的原因很简单：它们使得人们获取 ‘ 知识的代价 ’ 过于高昂。 ” 现在连最富有的哈佛都受不了了，他们要另辟蹊径来发表学术论文，以避开 Elsevier 如此昂贵的价格。据报道，这类电子期刊的价格 8 年来上涨了 145% 。 问题在于，科学家的这种抵制会有怎样的效果？估计很难说，这一万多名科学家的签名抵制，会让 爱思唯尔 有一点点触动，但是动不了什么根本。科学家在出版商面前，还是太弱势了，出版商完全可能无动于衷。出版商完全可以言之凿凿地说，他们是付出劳动的，而且现在出版业各方面成本都在上升，我们为什么不能提高价格？你们科学家手里都有那么一大笔经费，多花一点钱用在学术方面难道不是用在正地方了吗？ 当然科学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我们撰写论文并没有收什么钱，为什么我们要拿回我们的知识产品却要付这么高昂的费用？这个理还真不太好说清楚。反正现在就是资本主宰的世界，你爱怎么抵制就怎么抵制吧，但基本很难撼动出版商这棵大树。 这里似乎又涉及到有关知识产权领域里的问题了。虽然学术论文的著作权归作者所有，但是这份著作权是不是就能转化为可以用货币衡量的价值，就不好说了。一般是申请了专利的，肯定就能受保护，而且也有可能转化为价值，但是论文似乎并不能申请为专利，所以如何计算价值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包括著作权、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其实一直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在人们的共识中，知识产权当然是要保护的。而且，论文一旦被期刊录用，版权就不再是作者的了，而成为出版商的了。所以出版商当然会理直气壮地说，我的期刊是有版权的，你要用期刊中的论文，当然要花钱购买。至于这些期刊要卖多少钱，那也是市场说了算的。现在需要量大，供不应求，价格抬高了你又能奈我何？我们是商人，在商言商，能多赚为什么不多赚？你们有权利来抵制，我也有权利反抵制，看谁能扛到最后。 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居里夫妇。他们用自己的辛劳发现了镭元素，但是他们放弃了专利的申请，目的就是让人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金钱去购买这个专利，他们的劳动直接为人类的福祉服务。但是在这个资本横行的社会，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而且也不太可能多起来。知识产权一方面保护了发明人和产权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知识交流和传播的门槛。这根本就是一个两难的境况。要鼓励发明吗，就要保护知识产权。要保护知识产权吗，就要花钱购买你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谁有钱，谁就能得到更多的知识，谁就能更快地得到知识。你如果没有钱，那么对不起，你就往后稍稍吧。而在这个所谓知识经济的时代，谁有知识，谁就有可能更加富有。所以，这样一个制度就必然是造成富有越富。穷者越穷的后果。 顺便说一句，据我所知，有个高校有生物工程专业，学校图书馆购买了爱思唯尔下的生物专业的电子期刊，但是没有购买农业专业的电子期刊，结果，很多发表在农业期刊上的，但是涉及到生物工程领域的论文，生物工程专业的师生们就无法看到。同样，外语专业的师生只能看到英语顶多再加上俄语方面的期刊，但是由于德语使用面较小，所以学校就没有购买德语方面的电子期刊，结果德语专业的学生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资料可以使用。不是图书馆不想买，各专业要买的电子期刊太多了，学校的经费实在有限，加上这些电子期刊价格如此昂贵，谁也顶不住。 一个高校的图书馆，一年的经费光花在购买电子期刊之上的就几百万人民币，这样的烧钱太伤不起了。这一切还得归咎于目前的科研体制使得高校里面发表论文成了一股不正常的风气，导致文献需求量剧增，而一般的图书又不能满足科研的需要。 学术之春:世界最大出版商遭万名科学家集体抵制 http://news.sctv.com/gjxw/hqsy/201207/t20120706_1187562.shtml 出版巨头让人们获得知识的代价过于高昂 　　最近5个多月来，在美国一个名为“知识的代价”网站上，已有全球12196位科学家签名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有人用“学术之春”形容这场运动。 　　吹响号角的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数学家威廉·提摩西·高尔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今年1月21日，这位来自剑桥大学的菲尔兹奖得主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号召同行行动起来，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爱思唯尔集团。 　　读到这篇博文的泰勒·内伦(Tyler Neylon)——一位目前在硅谷开公司的数学博士当即给高尔斯教授留了言。第二天，他建立了一个网站，命名为“知识的代价”。 　　泰勒事后回忆，自己读到那篇博文，就意识到可以做点什么。在他看来，高尔斯是一位拥有号召力的“超级明星”。 　　迄今为止，1.2万多名科学家在泰勒的网站上签了名。他们发誓，不在爱思唯尔旗下的期刊发表论文，不做审稿人，或者不担任编辑。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爱思唯尔拥有《细胞》和《柳叶刀》在内的2000多家学术期刊。任何学术从业者都很难避开这些期刊。 　　以爱思唯尔为代表的出版巨头并非第一次受到科学家的批评。过去多年里，陆续有一些科学家拒绝向其投稿或担任编辑。 　　科学家们抵制出版巨头的原因很简单：它们使得人们获取“知识的代价”过于高昂。 　　一直关注此事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孙博阳认为，问题的实质是，通过传统的同行评议期刊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播的模式，已经成为阻碍科学交流和发展的因素。 　　孙博阳说，学者是知识的创造者，但他们无偿地将研究论文转给了出版商，又有无数学者义务为期刊做论文评审。而学者要想看到论文，还要花大价钱将他们创造的知识买回来。出版商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另一方面，她认为，大部分情况下，知识是纳税人投资产生的，现在却只有付得起钱的大学图书馆、少数读者可以利用，这在道义上也是讲不通的。 　　汕头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梅志平对此也表示：“我们投稿、审稿都是义务的。研究成果都是国家纳税人的钱，为什么到后来我们的研究成果成为他们的摇钱树了呢？” 　　期刊出版商不断涨价 哈佛大学图书馆称“防守不了” 　　事实上，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学也已承受不了学术期刊的高价了。今年4月17日，哈佛大学教授顾问委员会向全校教师公布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哈佛大学图书馆遇上了“防守不了的形势”。 　　教授顾问委员会说，大的期刊出版商不断涨价，已经使得目前的学术交流环境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哈佛大学每年花在期刊上的钱达到了375万美元。一些期刊每年订阅价格高达4万美元。在过去6年里，两家出版商的电子文献价格已经涨了145%。 　　该委员会向哈佛大学师生征集意见，如建议哈佛师生将自己的论文提交到“DASH”——哈佛自己的向所有读者提供免费访问的知识库；或者考虑向免费的“开放获取”期刊投稿。如果教师担任期刊编辑，可推动该期刊成为“开放获取”期刊，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考虑辞职。 　　“开放获取”期刊，即免费向公众公布研究成果的期刊。 　　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arXiv.org”，是世界著名的“开放获取”电子文库。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证明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的论文，就是发表在这家网站上，而不是学术期刊上。 　　但在目前，学术界的主流仍是将论文发表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孙博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国的科技评价政策，鼓励科学家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已经成为SCI论文大国。“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好的文章都发到国外去了，再花钱买回来。少数富裕的图书馆才能买得到。” 　　国外科技期刊不断提高价格 国内教育科研机构不堪重负 　　2008年以来，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商提高了针对中国订户的价格。几乎每一次提价，都会引起图书馆界的争议。 　　当时，爱思唯尔中国区负责人对中国青年报表示，该公司在中国的定价，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每篇论文下载价格为46美分，还不到同期全球均价的17%。但是，该公司将逐渐减少对中国的高折扣，最后与全球定价持平。 　　据悉，北京大学图书馆2008年购买爱思唯尔科技期刊电子数据库的费用为54万多美元，2009年涨到57万，2010年是61万。 　　一位学者曾对记者形容，出版巨头低价进入中国市场，培养了科学家的阅读习惯，使大家养成“外刊依赖”。现在欲罢不能，就像“吸毒上瘾”，要戒掉很难。 　　2010年9月，在一次会议之后，国家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中国30多家图书馆的代表联名发表了分别致读者和出版商的两封公开信。 　　公开信透露，近年来，国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数据库的价格不断提高，有的出版商全文数据库的价格连续多年以百分之十几的幅度上涨，个别出版商的全文数据库甚至出现年度涨幅20%~30%的情况，造成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订购费用迅速膨胀。其中个别出版商利用自己的垄断性地位涨价，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用户使用其全文数据库的论文篇均成本提高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 　　“持续大幅度的价格增长已经严重威胁到所有教育科研单位的科技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这些图书馆表示，为了使我国教育科研机构不受国外出版商垄断价格的“胁迫”，将采取联合行动，共同抵制个别国际出版商的大幅度涨价做法。 　　他们呼吁担任国际出版商学术期刊编委、审稿专家、顾问的我国专家学者，积极向国际出版商“施加影响”。 　　他们警告“任何无视用户权益、不顾市场现实、肆意攫取暴利、破坏科技文献长期可持续保障的做法”，不仅会损害用户的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的长期稳定性，也必然会伤害个别出版商的自身利益。 　　从获利能力来看，国际出版商的确是令人羡慕的。国外有人根据苹果公司与爱思唯尔公司等企业的公开数据算了一笔账。著名的苹果公司的利润率，在2011年为23.4%左右。而在过去的10年里，爱思唯尔的利润率从来没有低于过30%，2011年高达37.3%。 　　这位计算者认为，出版商不是不可以获利，而是要考虑市场的耐受程度。他提醒科学家说：“当你花37.95美元下载一份爱思唯尔的杂志，有13.56美元直接进了爱思唯尔股东的口袋里。” 　　“有时候，引起雪崩只需一块小石头。”有国外媒体这样评价今年的这场“学术之春”运动。然而，“学术之春”能否真正为科学界争取到春天还很难说。这些年来，科学界与出版界，这两个文质彬彬的行业，总在“知识的代价”这个问题上唇枪舌剑。 　　号召科学家抵制的做法并不新鲜，2004年，斯坦福大学学术委员会就“强烈建议全体教员，尤其是高级教员，不要为漫天要价的出版商和期刊投稿、编辑或审稿”。 　　“学术之春”的发起人威廉·提摩西·高尔斯表示，对于这场运动，自己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相信不会虎头蛇尾。 　　“学术之春”的发起人威廉·提摩西·高尔斯说，自己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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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委员当习近平面背诵《沁园春-霾》 引一片笑声

胡业生 2013-3-6 12:39

时政新闻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张国 2013-03-06 08:19 我要分享 1297 转播到腾讯微博 2月28日，当日北京的天空再次被雾霾笼罩，全城多地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级别。图为熊猫雕塑被大雾笼罩。中新社发 韩海丹 摄 中青在线 3月5日电 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驻地看望了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科协、科技界委员，并参加他们的联组讨论。 中科院院士、政协委员姚檀栋当着习总书记的面背了几句被大家调侃的《沁园春·霾》，“北京风光，千里雾霾，万里尘飘……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现场发出一片笑声。姚檀栋告诉记者，他是临时想到的。 相关阅读：《沁园春·霾》 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里尘飘，望三环内外，浓雾莽莽，鸟巢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蛇，烟锁跑道，欲上六环把车飙，需晴日,将车身内外,尽心洗扫。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惜一罩掩面，白化妆了！唯露双眼，难判风骚。一代天骄，央视裤衩，只见后座不见腰。尘入肺，有不要命者，还做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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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鼓吹打赢中国科技翻身仗：根本不可能

热度 59 laserdai 2013-3-1 22:28

看到为了舆论造势，《中国青年报》没有任何刺激竟然也叫喊： 打赢中国科技翻身仗两手都要硬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3/275146.shtm 全文附在最后，这里先讲完全不可能。 1. 唯论文论： 目前的困难是，全国上下，从最高到最低领导，到基金的评审专家，都是只看中论文的 ，数量，杂志引用因子，引用次数，这样的观念和科学技术创新严重冲突，但是这样的观念在今后几十年内很难改变，改变以后也需要几十年才能见到明显效果。所以，今后50年，中国的科技方面重大突破根本没戏。 2. 人的思维局限： 科技方面的重大突破，首先要求有个别人（超级精英）有这个能力，这样的人中国13亿人的基础上肯定有，但是，目前的教育系统，这样的人根本冒不出来，也许正在某个城市捡垃圾。 3. 人才是不可以管理的 ：真正的牛人，一定根本不甩乎其它人，不管你头上是什么样什么颜色的乌纱帽，比如苏联的卡皮查和朗道；钱老好像也不哈领导，反倒是把领导叫到床前给与指导甚至训导；杨振宁遇到中（国）南海请吃饭的电话也给拒绝掉的。这跟人才管理的基本观念绝对冲突，这个 人才管理的 观念和国策，最近50年之内根本改不掉。另一方面的理解，哈领导者一定不是真正的牛人。 4. 人才的评价问题 ：正确的方法需要1.）真正有水平的专家，2.）这些专家态度正值（不是政治）真诚。现在的人才评价要么使用1中的论文体系，要么使用人脉关系，这两条都和着正确的人才评价相违背。50年之内这些改正不回来。 5. 人才的任用问题 ：正确的要求唯才是用。但是我们要求人才首先政治正确，然后道德正确，最后才考虑个人才气。看看段院士的结局就知道了， 我也说过， 为什么顶尖科学大师很容易私情泛滥？ 50年之内这些根本不可能得到改善， 所以真正的顶尖才人得不到重用，耽误的是国家。 其他方面以后再回来补充。 就这些已经足够说明， 打赢 中国科技翻身仗纯粹是单相思甚至意银。今后50年内没有任何希望。 全文如下，立此存照！ 几乎是同一时间，程基伟听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试飞成功，另一个是这架拥有快速远程机动能力的飞机，其发动机是俄制产品。多年的专业训练让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习惯了这样的联系，当一个重大科技成果诞生让科技工作者喜笑颜开之时，似乎总有一个关键性的科技难题让他们皱起眉头。 这是一种尴尬，且并不少见—— 基础研究领域，中国的SCI论文数已经排在世界第二位，却至今未能夺得一项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工业技术领域，前有神九嫦娥上天、蛟龙深潜入海等国防科工领域的新闻频频爆出，后却有航空发动机、汽车关键零部件仍靠舶来品供给的警钟不停敲响…… 这同样是一种昭示，在偌大的中国，一些关键的科技难点尚未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攻克。就像程基伟眼中的中国优质钢材的研发问题，交给厂里的技术人员解决，囿于知识和学术基础，解决不了；交给高校、研究院所的博士生，又没人愿接这样的活儿。 解决问题尚且如此，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则变得更难。其背后的真正问题在于，当中国的科学家们抱怨论文数量崇拜造成一堆学术垃圾，工程师们对关键性工艺技术的改进又无法被纳入学术成果时，我们长期沿用的英美模式的论文评价体系仍在继续。 要打翻身仗，中国科技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包抄和追赶：工业化进程中“追赶”工艺技术，信息化大潮中“包抄”前沿科学 宏大命题的背后，总有小的切入点。程基伟想起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对他讲的一段话—— 我军从正面攻击，敌人跑了，如果两者速度相差无几，跟着原路追则永远追不上，只有包抄才有希望，科技界同样如此。靠什么包抄？基础研究，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知识创新中有多少灵感、多少顿悟的可能性出现。然而，在工业技术上，就只能吃着不断追赶的苦，扎扎实实搞工业基础，这一点没有捷径可言。如果有，就是所谓的“山寨”和“拿现成的产品为我所用”。 程基伟认为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在他看来，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中国当下所处的一个两难的现实——一方面是工业化中期，有许多课程需要补，另一方面，适逢信息化大潮，前沿科学上的探索又不能落下。 具体来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样的高速发展靠什么？但凡有些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制造业的成长至关重要。 作家王蒙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家都在说打工的人怎样辛苦。他到农村调查看到，打工的人的确辛苦，但他还听到一位农民这么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政策就是让我能够到城里打工，我打了工才可以赚到钱，回家才可以盖房子，才可以娶媳妇。” 于是有人感慨，在中国还有数亿人没有享受到工业文明成果的时候，就说工业化应该停止了，不仅不现实，也是有危险的。 但就在中国工业化想停都没法停的时候，信息化大潮来袭，把中国工业化打了个措手不及。 传统制造，变成了数字化制造，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工程分析、辅助工艺规划和辅助生产加工等；传统的产品生产，也成了产品智能化，从家电、汽车到飞机都在越来越多地运用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技术。 这些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依靠的多是科学上的积累，而这也正是中国高校、科研院所乃至军事研发部门不愿放弃，并一直努力“包抄”的领域——基础研究。 “为什么不公开反对论文崇拜，因为我们还需要它！”程基伟告诉记者，可以反对论文数量崇拜，SCI崇拜，但对于论文——科学发现的现实载体的崇拜却很难去公开反对它。在他看来，我们在知识创新、科学探索上的欠账是历史造成的，后来人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积累，不否认在积累的过程中会冒出一些垃圾，却也是在所难免。 就像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描述的那样：“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更具体一点讲，中国人造出了火药，却没有在重复试验中寻找原理，没有创立物理、化学学科，以至没有深入地研究，错过了近代科学的起源，甚至错失了近代工业文明的优势等等。 “李约瑟难题”警示一直悬在心头，在科学上，我们一直处在落后的位置。 《为纯科学呼吁》是1883年亨利·奥古斯特·罗兰所作的一个著名演讲。该演讲的文字随后发表在当年的《科学》杂志上，并被誉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一个多世纪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重读这篇演讲时“十分激动”，有感于中国科技界存在的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现象，他还专门以“科学是技术之母”为题撰文一篇。 在文章中，林左鸣引用罗兰的话写道：罗兰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落后，并不是中国没有科学，而是将科学退化成了技术（应用科学），不去寻根问底。他以洋务运动为例称，为了快速改变落后中国的面貌，当时的清政府大量从西方引进的是造船厂、兵工厂，引进的是技术，人们却视之为引进了科学，中国依然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中国落后的面貌并没有得到改变。 按说，在航空工业领域，技术应是重中之重，林左鸣本人也是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但他却如此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这一点本就值得琢磨，再看他文章里那句毫不客气的话，就更令人深思——“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从西方引进了某项技术或者技术图纸并且很快转化为生产力，以为这就是科学。这种认识的误区，在航空领域也屡见不鲜，也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科学与技术：盛产论文，还是升级技术，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 然而在中国，却常有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件事物被捧到某种高度后，其他事物就显得无关紧要，甚至被边缘化，正如新事物出现在聚光灯下后，旧事物就黯淡了不少——信息化大潮来后，不少媒体的版面开始更多地关注信息化对于工业化的拉动作用，但对如何走好工业化道路的声音则开始式微。 正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可否认，有些舆论对传统工业存在一定偏见，对我国工业化处于何种阶段也有不同认识，以至客观上导致对工业重视不够。” 事实上，我们只需回顾下那个分析经济危机原因的经典说法，就能理解李毅中话中的“紧迫感”—— 迄今为止，所有的经济体都没有建立起技术创新产业的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类的产品始终没有按照人们的预期及时向市场提供，创新成果的推出速度大大低于传统产业扩张的速度。而当创新成果不足，原有产业却继续扩张时，生产过剩就不可避免，这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200余年间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的确，科学，决定着人类的认知，也决定了技术的发展空间，而技术却决定着人类能否改变以及改变这个世界的程度。 因此，当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前不久回顾前5次科技革命时谈到这样一番话，什么是科学革命，什么是技术革命，科学革命应该是显著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技术革命显著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要厘清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并不难，只需简单梳理一下过去的科技革命史即可。 最开始，没有科学，只有技术，人类花上百万年的时间制造石器，才有了最初的机械加工工艺，被科技史专家称作工程技术的最初萌芽。 即便是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鲜见科学的影子。比如蒸汽机、炼铁炼钢技术等等，再到后来的蒸汽轮船，这些发明虽符合力学、物理学规律，但多是靠工匠或工程师的经验积累创造的，很少有自然科学家参加和科学理论的“自觉指导”。 但到了第二次，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当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在1819年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之后，过了半个世纪，德国人西门子才制造出第一台自激式直流发电机。此后，科学与生产技术之间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科学开始走在生产前面，并起着引导作用。 科学与技术这般相融相生的关系，如同中国科技命题的两部分，盛产论文，还是升级技术——一个在程基伟看来的伪命题，至少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选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经历就是一个直观的例子。西方国家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才从第一代照排机发展到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而我国却从落后的铅字排版一步就跨进了最先进的技术领域，使我国印刷业的发展历程缩短了将近半个世纪，并且使印刷行业的效率提高了几十倍。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成功的技术“追赶”，并由此引发了我国印刷出版业的产业革命。早在2006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就已占据了中国报业99%，海外中文报业80%的市场份额。 但另一方面，汉字信息处理及电子照排机的研制，实际上已超出工业化的范围。比如，用计算机自动生成精确的各种字体的汉字，并自动排版，要处理的信息量非常巨大，必须靠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王选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他研究出一套新的算法，才使得计算机能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又是基础研究领域“包抄”的成果。 事实上，这般分兵两路，既踏实做技术研发，也追求论文发表的现实主义态度浸染着整个中国科技界。 2011年年末，“北斗二代”开始试运行，这枚被称作中国人自己的GPS开始真正进入和GPS竞争的轨道，而这正是“北斗”团队在基础研究上下大功夫“包抄”出来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高校中也不乏针对GPS的研究团队，东南大学还分别于2005年、2006年举办了两次有关伽利略定位系统的国际研讨会，而他们就是那些在“北斗”光芒之下踏踏实实跟踪追赶技术的团队。 创新与补课：期待一个包容“补课”的评价方式 庆幸的是，在基础研究这条包抄创新的路上，不管是科学家持续增强的自觉性，还是舆论上不断高涨的呼声，都让人欣喜。然而，对于技术追赶，这堂课补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早在10年前，程基伟对此就已感同身受。那时，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他在英国伦敦大学材料系做访问学者。留学期间，他发现，一般认为不会腐蚀的玻璃钢，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仍然会应力腐蚀开裂，这引起他的兴趣，为此，他以玻璃钢的应力腐蚀为题做了研究。 回国后，他想继续做下去，在申请科研经费时却被泼了一盆“冷水”。反对的意见是“玻璃钢是传统材料，研究没有太多的新意。”直到今天，玻璃钢的应力腐蚀在国内仍鲜有人关注。 对那时的程基伟来说，脑海里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我们的确需要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做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探索，但对于那些已经被探索出来的知识，在实践层面上遇到了问题，当然也需要去攻克。 这一点无可争议，问题是，要谁来攻克？ 很明显，不管是10年前，还是如今，高校、科研院所里的高材生都不以此为荣，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层面的科研项目里，其评价指向对此同样十分吝啬。 不过，有一些科技工作者在较这个“真儿”。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吴刚就是一个例子。3年前，他是东南大学最年轻的学院掌门，被看作“非常有想法”的中层干部，那时，他给出一份学生培养改革方案，把将近一半的教学时间交给学生自由选课，其中绝大多数课程和培养动手能力、实践技能有关。 如今，历史走到了又一次新科技革命的前夜，石墨烯、3D打印机、页岩气革命、后摩尔时代等成了热词，不少教育官员、科学家们都热衷于围绕这些科技热点搞些“新动作”，或是推出个“新计划”。吴刚却并未因此而改变，甚至，他都没有再动过那份方案。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搞不出像样的高端材料来，不在于生产工序或者基础理论跟不上，而是在于工艺技术。而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在他看来是弥补这一落后的必经之路。 这位36岁的教育、科技工作者身上，有种中国年轻人不服输的精神，勇于挑战那些我们被封锁的科技领域。然而，当个人努力的方向与整个大环境发生冲突时，阻力便不请自来。他的坚持，有种“逆向而动”的意味。 的确，这是单凭科技工作者自身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 在资源投放方面，有学者呼吁，增加国家设立的重大科技专项的覆盖面和数量，并增设一般科技专项系列，将长期未能实现国产化的民用技术和产品列入其中，并在社会上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征求研发者。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当今的中国之所以在军工、航天、农业科技不至于“落后”，恰是因为国家在这些领域还担当着需求者的角色。 前不久，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对外发布的《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的一组数据佐证了这一观点：“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内的5个产业中，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外资市场控制度一直保持在20%以下，外资市场控制程度最低。” 而政府“撒开手”的领域则是遍布洋旗，该报告显示，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外资市场占有率在2004年就已经超过了72%，到2006年开始下降，但仍维持在50%的控制水平。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市场控制率更“令人咂舌”，2004～2008年已超过70%。进一步细分行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外资市场控制度最高，在2000年就已突破80%，2003年突破90%大关，直至2007年达到了95%！ 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已是人心所向，2012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传达出一个重要意见就是“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然而，在“大企业溺于技术购买、小企业无力于技术创新”的转型过渡时期，由谁挑起技术创新的大梁，则又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用吴刚的话说，在追赶、包抄两条腿走路成为共识的前提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要从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事实上，不管是在企业，还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有人擅长搞基础研究，就有人擅长做工程攻坚。这也引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人才在那里，行政决策者如何激发起他们的潜力和斗志，建立一种科学的评价体系，既给那些包抄创新的科学家开路，也不能漠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需要的“补课”。 说白了，如果只有一把“尺子”，就会要了中国科技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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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解析“中国梦”的钥匙

cjxiang 2013-2-27 16:26

黄宗良:解析“中国梦”的钥匙 日期： 2013-01-21 信息来源：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1月15日10版） 解析“中国梦”的钥匙 ——我读《国家大势》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不是迷信，也不是轻信，它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百年历史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对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对现实矛盾问题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的信念。 阅读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浩雷博士撰写的《国家大势》一书，觉得这是一本有助于我们坚定“三个自信”的好书，政界和相关学者等都值得一读。该书抓住民族复兴这一主题，以中国的“国家大势”——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所呈现的趋势为主线，从总结中华民族复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入手，探讨了解决中国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作者确实驾驭住了这么大的课题，写出了高度。比如，对三大历史事件的规律的总结，作者突出了一个似乎是老生常谈却仍有人不想认同的大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共产党取得民心、取得了政权。对于改革开放，作者中肯地提出，改革开放是被“逼出”来的。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党“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和世界发展的潮流”，最终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抉择。没有比较宽厚的历史知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没有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很难说出这些“平淡如水”且富有哲理的大实话。 该书对当前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应对之策是看得比较准的，并将其归纳为“搞好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夯实长期执政基础”、“实行民主”、“选准人、用好人”、“走向世界”等六大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新鲜，人云亦云、东拼西凑、敷衍成篇并不难。但作者不是这样，他凭借深厚的积累，给读者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历史故事和精辟论断，既有较强的学术性，又有知识性和可读性，使著作很有厚度和立体感。比如关于民主这个具有强烈现实感的老话题，作者引述的就有许多人们并不熟悉的历史和理论资料。作者还提出，民主是“带刺的玫瑰”，推进民主既急不得，也慢不得，“小步快跑”较为有利，“小步”符合“稳妥”的要求，“快跑”展示“积极”的姿态，很有新意。 该书值得一读还在于它很有力度和深度。在不少问题上，作者不取两个极端之论却不显平庸。他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却不是“中央文献解读的复制品”。在不少重大理论问题上，作者有理有识，有一定的创造性和前瞻性。比如关于我国当前存在的矛盾问题，与改革设计缺少战略远见和统筹规划有关的评论，关于我党历史上能够认识和改正自身错误是因为党内不存在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论述，关于当前中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比加快经济发展更紧迫的观点，关于如何破解当前中国阶层固化、让人人都能怀有一个“中国梦”的分析等，发人深省，给人以新的启迪，使人增强解决发展难题的信心。 何谓精品？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精品者应是有精当的论断、精辟的分析、精确的论据、精彩的表述。从本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这几个方面自觉地下了不少功夫，做了不少努力，值得借鉴和提倡。目前中央正在大力改进文风，文风影响作风，希望今后理论界能够多出有深度又能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精品理论佳作。(黄宗良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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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生'不能乱扣帽子,搞清科学问题需要孔乙己——驳中国青年报

热度 1 swjtuyangcheng 2013-2-8 05:25

中国青年报刊出了惠铭生先生的大作——《“窃书不算偷”的闹剧该收场了》 　　 http://zqb.cyol.com/html/2013-02/07/nw.D110000zgqnb_20130207_2-02.htm 文中最主要的观点是说徐腾飞老师以孔乙己式的咬文嚼字将河南的桥梁事故，解释为“落梁”而非“坍塌”，是“ 是耍小聪明，目的是逃避问责，维护所谓的部门和地方形象 ”。我认为，在没有最终搞清义昌大桥事故原因之前，各方工程技术人员还在小心求证的过程中，惠先生自己没列举一个具体的事故细节，没做过任何有科技含量的分析，就抛出这样 大扣帽子的言论，是不理性，不严谨，也不负责任的 ，有失惠先生“ 干过教师，混过机关，现主持《济南日报》评论部工作；山东广播电台新闻频道特约评论员 ”的读书人兼大媒体背景的身份。 徐老师的博文，是以搞清楚义昌大桥事故原因为目的，做出的有一定程度依据的分析讨论，切入点是“落梁”还是“坍塌”。因为引起坍塌的可能性有很多，而以桥墩为代表的竖向结构率先失效，导致结构体系的连续倒塌，是最常见的坍塌，也是大部分非专业人士心目中的坍塌。尽管，按徐老师的分析落梁引起桥面板将固定铰支座一侧的桥墩拉垮，也属于一种连续失效，姑且可以认为落梁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连续垮塌。但 提出“落梁”最大意义在于把分析引向了“烟花爆竹是否是事故起因？”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按徐老师的分析，冲击将桥面一侧振落，进而引起后续垮塌。而否认烟花爆竹是事故起因的一方认为，桥梁质量有问题，是结构本身被压垮的，是不折不扣一般意义上的“坍塌”，就像豆腐被压垮了一样。 显然，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其最后的责任方和责任程度是有很大区别的，但如果依据这个就说徐老师是在给政府部门开脱，未免有些武断和意气用事了。现在对义昌大桥的事故原因还没有最终搞清楚，至少让人信服的依据还没有完全提出，即便是那些支持“因为贪污腐败导致桥梁质量问题”的网友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说大桥少放了钢筋的，是否需要将设计图纸和实际摆放钢筋方能对比得出结论？说混凝土强度不足的，是否需要将设计计算书和事后混凝土取样试验方能对比得出结论？至于大桥是否应该有能力抵抗一车烟花爆炸，需要看看这个爆炸当量和影响多大，且设计规范里有没有这样的设计要求， 我很赞赏那些将烟花爆炸冲击和地震冲击对比的科学网博友，这是理性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抗地震的桥，真的未必抗一车烟花爆炸， 科学不是想当然。 　　徐老师和各位理性的科学网网友的分析是有图有依据，甚至有一定计算的，比如搞爆炸的，搞力学，搞岩土地质的专业人士，无不是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观点不一，但大家都是以科学论证为最终准绳，而且 不可否认的是，基于民间科学力量的自觉参与，事情正在一步步地搞明白，连2月7号的《纽约时报》也评论“一个从来未曾进入公众视野的专业名词如今已经耳熟能详：简支梁桥”， 我想这恐怕有徐腾飞的一点点功劳 。 如果“孔乙己”更注重科学理性严谨分析，提高老百姓的科学素养，有助于将事故原因搞清楚，这样的“孔乙己”多两个有何不可？ 　　针对一起典型的工程事故，个别媒体和个别评论缺乏必要的科学素养，急匆匆地把徐老师一篇普通的博客文章归结为“ 逃避问责，维护所谓的部门和地方形象 ”，试问， 扣上这顶脏帽子的依据何在？ 惠先生分析过“落梁”和“坍塌”背后不同的桥梁失效机理，乃至事故起因的具体差异吗？ 如果“落梁”和“坍塌”真会导致对事故的判定结果不同，乃至事故责任方不同，那么凭什么就不准主张“落梁”的一方说说理由呢？如果认为这样的概念区分纯属矫情，完全是贪污腐败导致大桥施工质量的原因，那么请基于科学概念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我想这样的理由，是需要数据和图表的， 因为 科学不是想当然 ！ 徐老师的博文里有一些图表支持他自己的观点，但我暂时还没看见那些能够证明“徐老师 逃避问责，维护所谓的部门和地方形象 ”的确凿证据，可能时间还不够 。如果拿不出来，仅凭着一腔“针砭时弊、横眉冷对”的忧国忧民的热情，怕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且是有悖公平、误导苍生。 　　 1994 年，美国出了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控辩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证据堆积如山，闻名世界的大辩论和大审判，辛普森最终还是没有落上谋杀罪名。然而民间的看法却一直是一边倒的，甚至直到 2004 年 N BC 所做的调查显示，抽样的 1,186 人中，有 77% 的人认为辛普森有罪 ( Race factor tilts the scales of public opinion . 今日美国报 . 1997-02-05 ) 。可见 人神共愤也不能代替以事实为依据的理性求证 是的，民意不可违，但必须有理有据。光有“惠民生”的口号和一厢情愿是不够，乱扣帽子不但无利于惠民生，而且有害，胸怀天下的书生们不但应该四处发文为人民利益鼓与呼，还应该平心静气事先做好功课。另一方面，如果“孔乙己”们都能以事实为依据，以科学为准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严谨地区分那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帮助弄清事情真相，这样的孔乙己，真的多多益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真的相信是这样，但并不因为这是大人物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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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一顶帽子——“窃书不算偷”的闹剧该收场了

热度 10 soar1120 2013-2-7 14:12

今天早上北京一个好友突然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我出什么事了了。 说今天早上出租车上广播骂了我十多分钟。 我上网一看，原来被点名批评了，呵呵。 原文转播，级别还不错，被中国青年报批评，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业绩呀。 http://zqb.cyol.com/html/2013-02/07/nw.D110000zgqnb_20130207_2-02.htm “ 窃书不能算偷 。”这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经典人物孔乙己，在偷书被抓狡辩时的“经典语录”。偷就是偷，一个“窃”字成不了遮羞布，更无法把自己和窃贼划清界限。“窃书不能算偷”，如此迂腐、可笑的怪论，既难欺骗自己，也难欺骗别人，只能贻笑大方，给后人留下笑柄。然而，现代版“孔乙己”从未绝迹，而且齐吟“窃书不算偷”怪论—— 　　2月1日，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因货车爆炸坍塌，致10人死亡，11人受伤。于今，事故原因至今调查未明，遇难者家属和死难者家属伤痛未已，公众质疑也未消弭，但是，桥梁工程专家徐腾飞站出来发表“高论”——说义昌大桥这次事故是“落梁”而非“坍塌”；针对“桥断面钢筋过细”的说法，徐腾飞称，铺装层中的钢筋并非受力钢筋。 　　“落梁”与“坍塌”有啥区别呢？不妨聆听专家徐腾飞的诠释：坍塌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可以认为是桥梁失去承载能力的一种统称。而桥梁失效可分为两大类：构件失效（例如主梁断裂）或者结构体系失效，但这次事故是外力导致梁体坠落而形成的结构体系失效，所以应该是“落梁事故”。 　　 既然坍塌是通俗说法，落桥事故也是坍塌，这与孔乙己的“窃书不能算偷”论调何异？徐腾飞绕来绕去，咬文嚼字，意欲何为？假如，徐腾飞在科学讲坛上对义昌大桥是“落梁”还是“坍塌”予以解读，这尚可理解；但对媒体和公众高谈阔论，除了有哗众取宠、不分场合卖弄专业知识之嫌外，也似乎是在刻意为官方推卸责任。 　　当然， 像徐腾飞的现代版孔乙己 不是个别。2月3日中午12时40分许，外来务工人员小秦骑电瓶车途经上海北翟路协和路附近时，随身携带的17600元现金散落一地，遭遇路人 哄抢 。虽然，散落的钱通过各种途径找回7800元，但有近万元“随风而出”。对于这起事件，当地警方称：不能定性为“哄抢”。 　　这是一个令人哑然失笑的“定性”——视频清晰记录着，当农民工的钱撒落后，一些市民就是在忙着捡钱，然后溜掉，这不是“哄抢”是什么呢？再者，路人捡钱不还，即便说哄抢，也不过分。但是，当地警方为何言之凿凿，强调该事件不是“哄抢”？我认为，刻意玩文字游戏的背后，不过是推卸自己责任，维护所谓的地方形象而已。捡钱不还溜掉而不是“哄抢”，典型的“窃书不能算偷”怪调。 　　若说“窃书不能算偷”，莫过于对陕西“房姐”龚爱爱身份的定义——2月4日，“房姐”龚爱爱被神木警方刑事拘留，同时，警方声称：经查，神木农商行属企业法人，龚爱爱系长期 合同工 ，非国家公职人员。“房姐”龚爱爱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拥有N个假户口、房产N套，价值上亿，原来她是一个“合同工”？是的，神木农商行属企业法人，但也是一家国有性质的企业。当地警方强调“房姐”是合同工，而非国家公职人员，依旧没有逃脱以往官方推卸责任的“老套路”——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这，何尝不是现代版的“窃书不能算偷”怪论呢？！ 　　孔乙己说“窃书不能算偷”，是因为迂腐和自嘲；而现代版个别专家和官方的“窃书不能算偷”论调，却是耍小聪明，目的是逃避问责，维护所谓的部门和地方形象。“窃书不能算偷”，这样的滑稽闹剧该结束了！ 惠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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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盘点2012年中国九大虚假新闻(7)

pxc417 2013-1-30 17:25

http://www.topnews9.com/arc/20130108/16388_7.html 盘点2012年中国九大虚假新闻(7) 案例7：90后男孩破解世界数学难题 【刊播媒体】《南方日报》等 【发表时间】2012年10月31日 【"新闻"】10月31日，《南方日报》刊登报道《论证国际数学猜想的90后男孩 王骁威：想做敢追梦的"中国高斯"》。报道称，10月15日广东韶关学院大四学生王骁威的一篇关于数论的学术论文在国际知名数论期刊上发表，论证了国际数论学界一个尚未破解的数论猜想，并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数学大师丘成桐就此与其进行了邮件交流，并对王骁威表示了肯定。11月6日，《广州日报》刊发报道《60年未解的世界数学难题 "90后"的他破解了》，详细记述了王骁威与数学结缘的成长历程。11月16日，《广州日报》刊发报道《破解世界级数论猜想大学生：中国缺少静心做学问的人》，继续渲染王骁威的成就。 【真相】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深度报道《媒体制造的"数学天才"神话》，指出《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媒体报道中存在诸多失实之处。首先，王骁威解决的"仅用1表示数问题中的素数猜想"算不上什么世界数学难题，只是《数论中未解决的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比较初等。其次，"王骁威成功论证了猜想"这个说法也有误，他并没有证明，只是用计算机找到了反例。事实上，类似反例前人已找到1000个，王骁威的结果和他们比可以忽略不计。第三，丘成桐与王骁威进行邮件交流也不是事实，王骁威承认自己把丘成桐和其弟弟丘成栋搞错了。第四，有学者认为刊登其论文的《数论杂志》只是一本很普通的数学期刊。最后，在南方某媒体网络论坛搜索到了与王骁威QQ号相绑定的一个用户发的爆料信息，也就是说，这个新闻是王骁威自己主动向媒体爆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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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她那么一站，就像一首诗”

热度 4 wangfangnk 2013-1-29 08:57

中国青年报：南开大学为学者叶嘉莹筹建“学舍” 来源： 中国青年报1月28日01版 　发稿时间： 2013-01-28 16:52 　　 建一幢小楼引一位大家 　　本报天津1月27日电 (记者张国) “叶先生站在那里，就是一首诗。”南开大学日前通过官方微博证实，该校将为享誉中外的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叶嘉莹筹建一幢集科研、办公、生活于一体的小楼。这是继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宁园”之后，该校第二次专门为学术大家兴建“学舍”。　　 　　88岁的叶嘉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目前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201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此外，她还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的首席专家。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曾在中国大陆、台湾及北美地区任教，培养了众多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及海外汉学家。2013年，她打算结束越洋奔波之苦，回国定居。 　　南开大学宣布这一消息后，该校不少师生很振奋。一名学生回忆，自己开学之初听了叶嘉莹的讲座，“她那么一站，真的美得像首诗”。据南开校友总会透露，有叶嘉莹的好友、粉丝闻讯后，主动表示愿意出资为叶先生晚年的工作与生活提供方便。小楼暂定名为“迦陵学舍”，以叶嘉莹的号“迦陵”为名。 　　在一份公告中,南开校友总会称，叶嘉莹教授以她所挚爱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影响十分广泛，堪称目前“古典诗词研究领域的第一人”。国内已有多位学者以“叶嘉莹诗学研究”为课题开展专题研究。自上世纪70年代末回国访学以来，叶嘉莹除执教于南开大学外，还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数十所院校讲学。 　　2013年之前，叶嘉莹几乎每年都要在北美和中国之间来回奔波。叶嘉莹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捐出自己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半数退休金——10万美金，设立“叶氏驮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 　　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不便继续跨洋奔波，叶嘉莹与家人商议后，决定今年回国定居，为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华诗词“做些事情”。 　　南开大学表示，考虑到叶先生一生飘泊海外，始终心系祖国，为普及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贡献卓越，其情可感；也考虑到叶先生从加拿大带回了数十箱从教60多年来的音像资料，希望在晚年一一整理出来，其志可敬，该校积极为其筹建“迦陵学舍”。 　　据透露，“迦陵学舍”的建筑面积约为400～500平方米，建成后将开辟文史资料藏室，专门陈列叶嘉莹带回的大量宝贵文史资料，供研究者使用。 　　回国定居也使叶嘉莹多年心愿得遂。1979年她第一次回内地讲学时，曾写下“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诗句。她创办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后，有人对像她这样一位饱经忧患的老人不辞辛苦之举，“感到困惑难解”。她表示：“多年来，我在国外用异国的语言来讲授中国的古典诗歌，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我虽然身在国外，却总盼着有一天能再回到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语言去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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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yibo666 2013-1-27 16:54

中国青年报：大学里怎么读书 杨玉圣 前几天是儿子杨肯20周岁的生日。20岁，的确是一个金光灿灿的年龄，也是青春岁月的标志性年份。如果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20岁大概是大二的样子。大二学生，已经过了大一的新奇、激动与幼稚，应该已经从青涩的中学生转型为焕然一新的大学生了。 好的大学（我这里主要是针对综合性大学），既有综合性的图书馆，又有专业性的图书馆，单此“书的海洋”，就足可以让任何一名年轻上进的学子慨叹：“学海无涯，书海无边。”此外，还有名家云集的学术讲座、广泛的海内外学术交流、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乃至无话不谈的“宿舍夜话”，等等。 北大名教授陈平原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读书的“风景”》，其中，有一篇广为流传的关于读书的演讲，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值得每一位读书人特别是在校大学生反复品味。 我自己也曾经在北京林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做过类似的关于大学生读书的讲座，强调“博览群书”、“读书无禁区”（李洪林先生语）；大学生得读书，就像工人得做工、农民得种地、歌星得唱歌、演员得演戏、教师得教书、官员得开会一样，天经地义。 读大学，读什么书？作为学生，当然首先得读专业书，但这绝不意味着满足于仅仅读教材。教材，读其中一本有代表性的，也就够了，因为目前的绝大多数教材都是东拼西凑之作，乏善可陈。 读什么？读本专业的名家名著，读原版的名著，特别是非专业的跨学科的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初读，也许味同嚼蜡；读不懂，没有关系，因为有些经典注定是让大多数人读不懂的。从囫囵吞枣到一知半解，从不懂到读懂，乃至读透，乃是一个循环往复、甘苦与共、苦尽甘来的复杂过程，一言难尽。 读书，除了汲取知识、学养，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再去读书，用比较的视角，用批判性的思维，尝试着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研究性地读书。读书读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养成一种学术的判断力，从而才有可能融会贯通，有所发现，进而推陈出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把知识内化为修养，而且还要把知识转化为智慧，从而为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余英时教授语），奠定扎扎实实的理论、学术和知识上的坚实基础。 在大学里，分数的意义已经不再像在中学里那样是学生的“命根子”了。为分数而学习的大学生，一定是舍弃了博览群书的取向、自由探索的过程，基本上是围绕着教材、讲义或者教室打转转。这样，与其说是读大学，不如说是读高四、高五、高六、高七。尤其在综合性大学还不会读书的话，大学算是白读了。 作为家长，同时也是身为有25年教龄的大学老师，我从未在分数上要求过杨肯。从大一一个学年的情况看，除了必修课和自己本专业的课外，杨肯还选修了王希教授、阎步克教授等主讲的历史类课程，并旁听了贺卫方教授的课，这使我感到特别欣慰。尽管作为文科生在“高等数学”这门头痛的必修课上仅得了可怜的70分，但杨肯仍然在选修课、专业课上成绩优异，一个学年下来，在“牛人”济济的北大法学院160位同学中，排在60名左右。我觉得，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何况，在过去的一年，杨肯还一直主动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摄影，拍片，策划，剪辑，导演，设计，并在《中国青年报》、《散文百家》和《律师文摘》上发表了3篇习作。凡此种种，可能比高分数更有意义。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大一新生作为学徒的学步。大学4年，貌似很长，实际上，很短。尤其是“毕业季”的大四，大约是最“不靠谱”的一年：除了毕业论文、各色聚会外，或考研，或找工作，或联系出国，无论是校园还是内心，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因此，大二可能是4年大学生活中最自在的两个学期：度过了大一新生的好奇与兴奋，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的环境、节奏与方法，心态回归正常，思维开始活跃，有可能进入读书与学习的自由状态，从而可以在修习专业课的同时，或结合课业，开始自由地阅读、思考和写作。我很欣慰的一点是，从这个学期开始，杨肯有意识地主动亲近经典，把阅读《利维坦》、《政府论》、《联邦党人文集》和《通向奴役之路》提上了日程。迈出这一步，可能就是大学读书生活的一个新起点，也意味着，迎接知识上的新挑战、学术上的新机遇。同时，我还期望杨肯能够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沉潜下来，精读，思考，比较，力求有所心得，并写出学术性的读书报告。因为写作是大学生的另一个基本的素养。 我总是跟我的学生讲，读大学，不在于读什么专业，而在于是否能学好，其中关键是学方法，因为一旦学会了方法，即可触类旁通；就文科大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技艺有二：其一是“说”，其二是“写”；能说，会写，能全面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准、综合素质和学术修养。如果一个文科生读了4年大学，到头来，连“说”和“写”这两关都过不了，大学就白读了，无形之中，4年就浪费了。 人的一生约略可以划分为3个大的时段：一是30岁之前，二是30～60岁之间，三是60岁之后。从“90后”新生代的可预期前景看，这3个时段应该各有侧重：第一个时段，只要条件允许，应该一鼓作气读完高级学位（至少是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最好是拿下博士学位），同时再娶（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另一半。第二个时段，只要身心健康，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做事的最好时光，也是成就事业的黄金年华；至于60岁之后，应该是以享受人生为主。不管怎么说，每个人的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大学4年绝对是前提中的前提、基础中的基础。所以，大学生活的质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一生的幸福指数。 作为过来人，我还想特别提醒一点的是，与电脑、网络适当保持距离。电脑也好，网络也罢，一言以蔽之，无非就是工具而已；如果反过来，一天到晚抱着电脑，电脑和网络就异化成我们的“主人”了。如此一来，久而久之，除了对视力的严重损害外，包括颈椎、腰椎，早晚得出大问题。（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2/0917/c1003-190259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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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大学里怎么读书

liyibo666 2013-1-24 21:19

中国青年报：大学里怎么读书 前几天是儿子杨肯20周岁的生日。20岁，的确是一个金光灿灿的年龄，也是青春岁月的标志性年份。如果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20岁大概是大二的样子。大二学生，已经过了大一的新奇、激动与幼稚，应该已经从青涩的中学生转型为焕然一新的大学生了。 好的大学（我这里主要是针对综合性大学），既有综合性的图书馆，又有专业性的图书馆，单此“书的海洋”，就足可以让任何一名年轻上进的学子慨叹：“学海无涯，书海无边。”此外，还有名家云集的学术讲座、广泛的海内外学术交流、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乃至无话不谈的“宿舍夜话”，等等。 北大名教授陈平原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读书的“风景”》，其中，有一篇广为流传的关于读书的演讲，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值得每一位读书人特别是在校大学生反复品味。 我自己也曾经在北京林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做过类似的关于大学生读书的讲座，强调“博览群书”、“读书无禁区”（李洪林先生语）；大学生得读书，就像工人得做工、农民得种地、歌星得唱歌、演员得演戏、教师得教书、官员得开会一样，天经地义。 读大学，读什么书？作为学生，当然首先得读专业书，但这绝不意味着满足于仅仅读教材。教材，读其中一本有代表性的，也就够了，因为目前的绝大多数教材都是东拼西凑之作，乏善可陈。 读什么？读本专业的名家名著，读原版的名著，特别是非专业的跨学科的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初读，也许味同嚼蜡；读不懂，没有关系，因为有些经典注定是让大多数人读不懂的。从囫囵吞枣到一知半解，从不懂到读懂，乃至读透，乃是一个循环往复、甘苦与共、苦尽甘来的复杂过程，一言难尽。 读书，除了汲取知识、学养，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再去读书，用比较的视角，用批判性的思维，尝试着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研究性地读书。读书读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养成一种学术的判断力，从而才有可能融会贯通，有所发现，进而推陈出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把知识内化为修养，而且还要把知识转化为智慧，从而为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余英时教授语），奠定扎扎实实的理论、学术和知识上的坚实基础。 在大学里，分数的意义已经不再像在中学里那样是学生的“命根子”了。为分数而学习的大学生，一定是舍弃了博览群书的取向、自由探索的过程，基本上是围绕着教材、讲义或者教室打转转。这样，与其说是读大学，不如说是读高四、高五、高六、高七。尤其在综合性大学还不会读书的话，大学算是白读了。 作为家长，同时也是身为有25年教龄的大学老师，我从未在分数上要求过杨肯。从大一一个学年的情况看，除了必修课和自己本专业的课外，杨肯还选修了王希教授、阎步克教授等主讲的历史类课程，并旁听了贺卫方教授的课，这使我感到特别欣慰。尽管作为文科生在“高等数学”这门头痛的必修课上仅得了可怜的70分，但杨肯仍然在选修课、专业课上成绩优异，一个学年下来，在“牛人”济济的北大法学院160位同学中，排在60名左右。我觉得，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何况，在过去的一年，杨肯还一直主动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摄影，拍片，策划，剪辑，导演，设计，并在《中国青年报》、《散文百家》和《律师文摘》上发表了3篇习作。凡此种种，可能比高分数更有意义。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大一新生作为学徒的学步。大学4年，貌似很长，实际上，很短。尤其是“毕业季”的大四，大约是最“不靠谱”的一年：除了毕业论文、各色聚会外，或考研，或找工作，或联系出国，无论是校园还是内心，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因此，大二可能是4年大学生活中最自在的两个学期：度过了大一新生的好奇与兴奋，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的环境、节奏与方法，心态回归正常，思维开始活跃，有可能进入读书与学习的自由状态，从而可以在修习专业课的同时，或结合课业，开始自由地阅读、思考和写作。我很欣慰的一点是，从这个学期开始，杨肯有意识地主动亲近经典，把阅读《利维坦》、《政府论》、《联邦党人文集》和《通向奴役之路》提上了日程。迈出这一步，可能就是大学读书生活的一个新起点，也意味着，迎接知识上的新挑战、学术上的新机遇。同时，我还期望杨肯能够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沉潜下来，精读，思考，比较，力求有所心得，并写出学术性的读书报告。因为写作是大学生的另一个基本的素养。 我总是跟我的学生讲，读大学，不在于读什么专业，而在于是否能学好，其中关键是学方法，因为一旦学会了方法，即可触类旁通；就文科大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技艺有二：其一是“说”，其二是“写”；能说，会写，能全面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准、综合素质和学术修养。如果一个文科生读了4年大学，到头来，连“说”和“写”这两关都过不了，大学就白读了，无形之中，4年就浪费了。 人的一生约略可以划分为3个大的时段：一是30岁之前，二是30～60岁之间，三是60岁之后。从“90后”新生代的可预期前景看，这3个时段应该各有侧重：第一个时段，只要条件允许，应该一鼓作气读完高级学位（至少是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最好是拿下博士学位），同时再娶（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另一半。第二个时段，只要身心健康，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做事的最好时光，也是成就事业的黄金年华；至于60岁之后，应该是以享受人生为主。不管怎么说，每个人的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大学4年绝对是前提中的前提、基础中的基础。所以，大学生活的质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一生的幸福指数。 作为过来人，我还想特别提醒一点的是，与电脑、网络适当保持距离。电脑也好，网络也罢，一言以蔽之，无非就是工具而已；如果反过来，一天到晚抱着电脑，电脑和网络就异化成我们的“主人”了。如此一来，久而久之，除了对视力的严重损害外，包括颈椎、腰椎，早晚得出大问题。（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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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学网传播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不自尊的大学没资格培养创新人才

JYH64J98Y99H 2013-1-17 21:12

作者：谢洋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3-1-17 9:56:18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南师副校长：不自尊的大学没资格培养创新人才 “不管你是北大、清华，还是广西师大、南京师大，我们都应当成为有胆量、有硬度的大学，并因此而成为自尊的大学。你不自尊，别人便不尊你。没有基于这一原则的脊梁，大学根本就没有培养创新人才的资格。因为创新人才的基本特征就是不依附，拒绝威权。” 前不久，在纪念广西师范大学80年校庆所举办的“高校与社会：高端人才培养的责任与途径”论坛上，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吴康宁教授对当前高等教育问题的针砭发人深省。他呼吁，只有社会上出现更多有灵魂、有眼光、有胸怀、有脊梁的大学，才能真正为创新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坚实土壤。 大学不能盲目地满足任何社会需要 “社会建立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吴康宁问道。 建大学当然不是为了让一群教师通过在大学教书来解决饭碗问题；也不是为了一群学生通过在大学里读书来找朋友解决工作问题。社会之所以要建立大学，是想要大学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既然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社会需要，那么我们的大学究竟要不要满足于社会需要？ 在吴康宁看来，社会的现实需要是多样的，大学不能盲目地满足任何的社会需要，而是应该把引领社会进步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并且在这一前提下来审视社会的需要。“如果说社会需要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引领社会进步是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动力。” 吴康宁经常听到一些教育界的人抱怨，在社会的外在压制下，我们的教育显得非常弱势，那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社会这一简单的道理。明天的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高等人才资源来源于今天的大学。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大学其实是非常强势的，因为未来社会的趋势就孕育在今天的大学中。 虽然道理是这样，但并不意味着大学一定能引领社会进步。吴康宁认为，如果我们的大学所生产的是一些陈旧的知识，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庸人、贪名逐利的邪人、趋炎附势小人的话，那大学不仅不能引领社会，反而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帮凶和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社会的美好与丑陋，公平与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大学教育。“因此，大学必须有灵魂，必须有一种坚定的理念”。 学校要为教师创新中的失误埋单 每个学生都有创新的天性。但学生间也是千差万别的。这意味着创新人才的工作绝对不能千篇一律，而应该因材施教。 吴康宁相信没有因材施教，创新人才的培养绝对不能取得实际性的成果，这就意味着学校必须鼓励教师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在不违背法律、不违背道德的前提下应该放手让教师自行去探索，让教师与学生一起进行探索。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在学校工作期间15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但这本专著自1971年问世后，便成为二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当罗尔斯讲完一学期课后向大家告别时，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为他的学术精神鼓掌。设想一下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一个大学教师在15年间都不发表一篇文章的话，可能早已没办法在学校里待下去，更不用说培养创新人才了。 吴康宁建议，应当把教学的自由权还给教师。教师也有创新的欲望和创新的潜能，学校要把教师的创新潜能发挥出来，就应该解开套在教师身上的枷锁，废除不合理的评价制度。把教师的思想、活力都解放出来，使他们毫无顾忌地投入到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中去。 “教师的创新培养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创新过程，要相信教师，鼓励教师，支持教师，并且要为教师埋单。”吴康宁说，教师在实施创新教育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缺点、失误，学校要为这种失误埋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胸怀。大学必须有这样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 依附现象严重地影响着创新人才的培养 让吴康宁感到特别担忧的是，今天中国的大学普遍存在一种依附现象，而且这种依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 “大学对于权势的依附突出表现在对于政府部门、政府官员普遍的言听计从，亦步亦趋。有些大学甚至就像政府部门手中的机械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是落实政府部门的通知、指示、要求。”吴康宁打了个形象的比喻：现在我们的政府部门很像不知劳累的工程师，他们不断地完成一项项工程，而我们的大学就像一支疲惫不堪的工程队，完成一项工程立刻就赶向另一项工程，大学校长很像一个工程队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大学怎么能认真的探索，怎么能有正确的理念、合适的方式来培养创新人才呢？ 吴康宁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约束。政府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权、资源分配权和等级区分权（就是通过各种评估来等级区分），集举报者、监督者、管理者、调控者、评价者于一身，形成对大学超强的控制，导致大学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办学主体。学校的任何改革和发展都必须在政府部门规定的轨道上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进行，不能有任何的出轨或出格。否则学校的资源和机会就会被剥夺和削减，学生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大学不是自己在办学，而是政府部门在办学，是政府官员在办学。所以，大学必须从这种依附状态中挣脱出来。”吴康宁表示，他所讲的是依附，不是依靠，不是寻求外部资源的支持。他认为大学获取这些办学资源的途径，应该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凭借自身实力的展示、声誉的证明、诚意的感召以及政治的呼吁。 “只有拒绝依附，我们的大学才能成为有胆量的大学，有硬度的大学，才能算得上是一所自尊的大学，这样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才有希望。”吴康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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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是份好报纸！

热度 1 JRoy 2013-1-9 09:34

《南方周末》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评称南方周末对抗中共整个体制，需要加以“治理”。不过，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针锋相对，于1月8日在其网站发表评论《南方周末是党报事业的一部分》称，南方周末是份好报纸，其编辑记者是优秀的党的新闻工作者。文章同时说，“党管媒体，这是铁打的原则。” 最近，南周事件成为微博焦点。越来越多的人围观，越来越多的人发声，越来越多的人掺和。甚至，“围观”还从网上蔓延到了马路上——1月7日，南方报业集团门口出现了部分人员聚集，有人要驱逐宣传官员，有人要争取新闻自由。 正确看待这起事件，必须立足事件本身。否则人多嘴杂，音高心乱，如果只是人云亦云，大嗓门喊口号、唱高调，则既显得无厘头，又很不负责任。 这件事本身，是《南方周末》部分采编员工与管理层及主管部门之间爆发的一次冲突。眼下，事件仍在调查，沟通仍在继续。也就是说，事实尚不清楚，当事方还在辩论，但好多围观的与事件本身无关的各色人等，已经把案给“断”了，把双方给“判”了。并且，事件本身只涉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问题，但围观者起哄的调门、抛出的诉求，比当事人要高得多。 当事双方之间矛盾，从各版本的《声明》，以及南周部分采编员工的微博，能看出是对主管部门以及管理层具体工作方法的强烈不满——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应该是可以沟通和协调的，也是可以问责的。至于最后如何协调，要看双方的沟通深度和管理层的政治智慧。 一些围观者认为，矛盾双方水火不容，必须你死我活。甚至有人无限拔高，认为这是对至高无上的新闻自由的誓死争取。这种认识差矣——中国向来新闻自由，否则，何来《南方周末》？何来众人击节赞叹的十数篇新年献词？如果说《南方周末》办得好，那就是中国新闻足够自由。 众所周知，《南方周末》隶属于南方报业集团，《南方周末》就是《南方日报》的子报。再换句话说，《南方周末》是中共广东省委党报事业的一部分，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党的宣传工作在具体执行中，内部出现了意见不一致，甚至出现了争吵、矛盾和纠纷，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与宪政、新闻自由等等，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情。 在社会主义中国，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党管媒体，这是铁打的原则，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全世界。报纸的作用，就是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统一群众认识，此外还可激浊扬清、针砭时弊，给党传递来自基层的信息。报纸就是党的耳目喉舌，《南方周末》也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是。多年以来，《南方周末》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编辑记者，他们是党管下的南方报业集团经过精心选拔、招聘而来的，他们也是党的新闻工作者。 《南方周末》是份好报纸，很多人爱读，正在于这些优秀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二十多年以来，《南方周末》所刊登的新闻报道、评论，以及大家记忆犹新的精彩的历年新年献词，宣传的都是党的理念，都在党的大政方针的框架之内，都是党的宣传意图的具体体现，都推动了党的事业向前发展。必须了解，《南方周末》和党的宣传事业向来都是统一的，而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对立的。这也是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体现和明证。 即便撇开南周“新年献词”事件，我们的报纸作为党的宣传事业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宣传部门介入指导报纸采编工作，这在历史上也是惯例。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经常为党报采写消息，撰写言论。党报的重要言论，就是党的声音和旗帜。眼下，南周事件中双方的争论内容，是工作方法、工作流程、宽严适度的问题。如果把对具体工作方法的争论刻意扩大化、政治化、对立化、歪曲化，不仅不利于事情向好的方向解决，会伤及当事者，更会伤及许多人所喜爱的《南方周末》。 更多相关热点话题请见： 《环球时报》：南方周末对抗中共体制 《环球时报》：媒体要学会做新闻审查制度的小妾 “中国梦”的尺度——评《南方周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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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要公开？再等20年！

tarimriver 2012-12-30 13:31

腐败问题是当今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公认的财产公开是遏制腐败根治腐败的良药，中国在一些地方也有关试点，但至今迟迟不能实行，这是为什么？今年到明年是干部大调整的时期也应该是财产公开的一个契机，比如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张高丽都在不同场合表示，如有需要愿意公开财产，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常委会见记者会上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也说过也想发财就别当官。最近对七常委个人家庭生活细节的曝光被认为是财产公开的前奏。 在当前利好的形式下，人大常委会上却传出财产申报、公开的立法因存在争议而没有讨论，很多人感到失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吗？共产党人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吗？对不能维护人民利益，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就没有办法吗？中国青年报爆料，官员财产申报、公开至少要等20年才能全面铺开。乖乖！中国人民抗战才8年，一个财产申报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还在难产中，而且还要等20年，这难道也是中国特色吗？ 有位党校的教授说，中国人的图腾其实不应该是龙，而应该是羊，想想也是，羊既好吃，还温顺，那么一大群羊被一只狗看得好好的，多省心！中国人都把自己当做羊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就不必要腾飞了，一群羊只管有草吃草，没草歇着去，也就没人吆喝什么财产公开，和谐不就来了。 人大做事也有挺干脆的时候，比如网络管制方面的立法，以前很少讨论的事情，竟然在以讨论就通过了，这体现了中国速度。网络上传播信息的人除了有个卫生局的领导与情人微博开房，除了个别人炫富外大多是草民国事家事天下事的乱谈。任由某些不负责人的人在网上造谣生事，扰乱了网上秩序，也影响社会安定。只是，如果再有人通过网络举报贪腐恐怕就麻烦了，纪检部门还没有行动，被举报人可能就把举报者给销声匿迹了。当然，与稳定社会相比，个别人的消失无关大局，那样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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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高校组建一年即办百年校庆 校史成笑史

hongyejs 2012-12-5 10:23

随意编造让校史成“笑史” （作者：汤嘉琛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2-12-5）（本转载略有删除） 武汉大学的历史，只能追溯至1913年创建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而与张之洞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并无传承关系，唯一的联系是武汉大学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1913年创办时，曾使用自强学堂（1902年改名为方言学堂，1911年停办）的校舍。事实上，武大1992年之前，也一直以1913年为校史起点的正源，并以此为前提举办过多次校庆活动。1993年，原本正筹办80周年校庆的武大“跨越式”地举办了百年校庆，之后立马开始标榜自己是“全国著名大学中第一所举办百年校庆的高校”。 不忠实于真实的校史的，并非只有武大一家。2001年，刚刚合并组建的江南大学，在第二年就高调举办了“百年校庆”，理由竟是其前身之一无锡轻工业学院的前身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有一小部分师生是从南京大学食品工业系分过来的，这种“历史渊源”，让新组建的江南大学拥有了自称“百年老校”的资本。将校史牵强攀缘到一些老学校身上的做法，在安徽、湖南等地的高校中也曾出现过。 只要抓住一点线索就七弯八拐地把校史向前推，或者在介绍校史时用模棱两可的表达来突出自己的“悠久历史”，结果却让校史成为“笑史”，这恐怕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大奇观。出现这种乱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教育变革、社会转型，让很多高校在历史上都经历过多次改名、分拆或合并，这让校史追溯工作具备了一定的复杂性。加之教育主管部门缺乏校史认定的权威标准，导致不少高校各自为政，有的像武大这样 用校址因素来确定校史 ，有的则像江南大学这样 以某一科系的历史来追根溯源 ，这种混乱必然导致争议。 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在高校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一些高校将随意编造校史当作提高声望和竞争力的捷径。在普遍功利化的大学价值观指导之下，有些学校的管理者可能觉得，用提高科研、教学水平的方式来提升竞争力，见效太慢，如果能找一段悠久的历史给学校贴金，就能以“老字号”的姿态来吸引生源——某些“千年学府”甚至将校史上延到了宋朝。可是，这种 自娱自乐式的忽悠和宣传 ，真能提升一所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吗？ 由此想到，有些一夜暴富的“土大款”和“财富新贵”，在有点钱之后，常常都会不惜重金“美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家族背景，仿佛这样就能掩饰自己骨子里的自卑。说起来，那些大学热衷于在校史上动手脚，何尝不是对自身实力不够自信的一种表现？与其将学校的未来寄望于虚妄的历史，不如用教学和管理改革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如何走向未来。那些既不愿忠于历史又不敢革除现实弊病的大学，或许注定无缘“世界一流名校”这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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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骂人功夫了得

热度 2 zw373737 2012-11-29 11:11

对于该骂的人一定要骂，还得骂出学问。 用眼投票“封杀”恶俗的干家母女 2012年11月29日 07:11:38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干露露母女无底线的炒作，早已沦为舆论一大笑料。她们的脱，她们的炒作，她们的口无遮拦大放厥词，她们无下限的表演，一直是被人们当作小丑来看的。随着她们不断加码地制造噱头，人们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这对堪称“极品”的母女，还能折腾出什么更出格、更出位的行为，去刺激已经有了严重审丑疲劳的大众？ 　　但是这一次，干家母女在江苏某电视台的表演，终于再次让人瞠目结舌。母女三人丑陋的表演，已经无法简单地用“三俗”来形容。她们不止是几个从公众的审丑眼球中获利的小丑，更是使中国的娱乐圈越来越乌烟瘴气的毒瘤。母女三人满口脏话，谩骂和攻击向她们提出问题的现场观众，完全不像电视节目录制，而是几个泼妇在骂街。 　　这是一个恶劣的娱乐文化生态，“脱”风盛行，当脱无可脱时，就会选择更加丑陋的方式，去挑逗大众的眼球——这一次选择的炒作策略是“骂”，辱骂观众，辱骂被舆论视为主流的价值观，以挑衅性的姿态找骂求骂，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收获点击。 　　毫无羞耻感地以脱出位，伸腿露肉，仅仅是让人鄙视；而在电视节目中如此谩骂、攻击和围殴提问者，毫无遮拦地传播错误价值观，赤裸裸地宣扬“不择手段地出名就是牛逼”的反道德价值观，将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公开地展示出来，公开地嘲弄奋斗，公然地消解道德，理直气壮地以丑为美为荣，已经让人忍无可忍。如果舆论和公众继续以审丑的心态容忍这种下流的挑战和挑衅，公共空间将沦为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 　　视频中母女三人的表演，完全不是三个正常人在说话，而是三个病人在歇斯底里地表演着某种疯狂。没有逻辑，没有常识，没有常情常理，没有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理智、价值判断和认知。其实，这个丑陋的闹剧面前，远远不只是三个病人，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三个病人，是一个病态的舆论生态滋生出的怪胎。 请干露露母女三人录节目的这家电视台，不仅有病，而且病得不轻。请争议人物做节目，是如今很多电视台提升收视率常用的法宝，他们带着嗜血的狂热对待争议，根本没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一味地追求争议，不怕不争议，就怕争议得不够，没有争议甚至会制造争议渲染争议。找有争议的嘉宾，然后在节目中挑起冲突，让嘉宾们掐起来，能打起来就最好了，打出血来就更亢奋了。节操和价值观，在他们眼中都是浮云，眼中只有“看点”。争议人物不是不可以请，关键是“消费”这种争议，还是从争议中探讨和寻求一个深刻的问题？ 　　无疑，凤姐和干露露母女这类娱乐“妖魔”，就是一些电视台畸形的收视观召唤出来的。这是一个逐丑的流程，电视台与小丑们在互相依赖中互相强化，这些人越有名，刺激着更多人以更出位更丑陋的方式走这条出名的终南捷径。 　　大众当然也有责任。没有围观者，没有消费者，没有三俗的需求，就没有三俗产品，也不会有这样的“极品”和“奇葩”招摇过市。干露露脱给谁的？她们又是表演给谁的？她们击中的是谁的弱点，迎合的是谁的口味？逐臭审丑的大众文化下，形成了一种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大众和母女仨对骂得越厉害，媒体越亢奋，还有什么比这种鸡飞狗跳的对骂更能给电视台带来收视率呢？病态的大众、媒体和艺人在病态的利益追求中，完成了一场默契的共谋。 　　如何走出逐臭审丑的恶性循环？有什么样的大众，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媒体和名人。我并不赞成行政权力去封杀这类人，选择权在大众手中，公众应该用眼投票去“封杀”干家母女们。人们内心深处其实厌恶这些丑陋的表演，但厌恶不能仅停留于浅层的笑一笑或骂一骂，否则，厌恶感和愤怒感就会被利用。真正有力的批判，不只是道德上的批判，而是用眼球投票让她们没有市场，让请她们上节目的电视台关门，拒绝围观她们的表演，让她们看到这套下作下流的炒作根本行不通。 　　公众应该用自己的眼球告诉干露露母女，请她们离开娱乐圈!（曹林） 背景：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２８日电（记者白瀛）针对近日网络热议的干露露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棒棒棒》录制中放泼撒野、大曝粗口一事，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２８日表示，江苏教育电视台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罔顾媒体社会责任，为丑恶言行提供展示舞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应当受到严厉谴责，广电总局将依据有关法规，给予严肃处理。 发言人说，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教育电视台只能制作播出教育教学节目。而江苏教育电视台擅自改变频道定位，违规制作播出低俗娱乐节目，明显违反法规规定。 发言人说，广电总局多次强调，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坚持导向立台，坚守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公德，不得邀请有丑闻劣迹的人作节目嘉宾。 “江苏教育电视台《棒棒棒》节目无视相关规定，对录制现场的恶言丑行不加制约，任其放肆，致使粗俗视频网上流传，放大了丑恶现象，违背了媒体职业道德，败坏了媒体形象。”发言人说。 发言人表示，广电总局已责令立即停播《棒棒棒》栏目，正对这一事件作深入调查，近日将依法依规作出进一步严肃处理。发言人重申，各级各类广播电视媒体，以及包括网络、移动终端在内的各类视听新媒体，应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严禁丑闻劣迹者在视听节目中发声出镜。 凤凰之骂 挂羊头卖狗肉 请干露露做嘉宾是教育台的自我亵渎 2012年11月29日 01:58 来源：凤凰网娱乐 作者： 赵大卫 干露露母女又上电视了？！这不是一个疑问句也不是一个感叹句，在内地娱乐圈和网络红人炒作成风的今天，干露露母女作为一种特有的现象一直备受公众的批评和质疑。然而，就在这一波又一波的声浪中，居然还有电视台公然邀请干露露母女录制节目并任由其二人耍泼骂战，况且还是标榜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教育电视台”，这种职能和道德上的严重错位必然引起观众和社会的高度议论。随即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发言人明确表示，已下令立即停播相关栏目，同时将对电视台和栏目相关责任人进行深入调查，并重申各级各类广播电视媒体，包括网络、移动终端等心媒体要在此时间中吸取教训。 首先，避开广电总局这一关键词，单看事件起因“干露露母女做客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类节目《棒棒棒》”。这个句式中，干露露母女这一特型词汇在教育两个字的烘托下异常刺眼。一家本应立足于公正公开公益的服务性电视台，不在拓展教育、全民素质普及、服务社会的基础上体现自身的媒体价值，偏偏在本已经被炒作搅得浑浊的娱乐圈里捞出这么两条臭鱼，这一点无论从媒体道德还是电视台职能上来看都是说不过去的。 或许，的确在商业化竞争中，教育类电视频道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覆盖面积上均远远落后于综合型电视频道，也就是在收视率和广告收入上难以和芒果台、星星台这样的娱乐卫视相媲美，但恐怕也不见得会陷入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窘境。又时至岁末年关，想必各个栏目都希望在收视率上狠拼一把以便在年底总结和年终奖分配上占有一席之地。但这就是抛弃本职事业，甚至与公共道德背道而驰的借口？在干露露母女事件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江苏教育电视台的名号，也不知晓该台在教育、学术、信息传播等领域的建树或业绩。即便是在电视教育领域做到最大最强，在自身属性的前提下也不应选择这种严重违背普世价值观的嘉宾入镜。甚至可以说，江苏教育电视台《棒棒棒》栏目，亵渎了台标上神圣的“教育”二字。 反过头来，我们应该对本次广电总局的决定撒花高歌。这次，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一期节目的停播，不是某一属性的节目被停播，而是指名道姓的勒令《棒棒棒》栏目立即停播。铁腕之重，前所未有这是对于违背社会责任、公共道德、行业操守等行为最直接和有效的惩罚手段。在各大卫视已经高度娱乐化的今天，教育电视台的“娱乐试水”无疑是电视领域的危险信号，挂羊头卖狗肉是不诚信，打着教育的旗号搞低俗则是一种不道德，对于这类高度违反了行业和道德操守的行为，此时不杀一儆百更待何时？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但是对于传播力度极大的电视领域，如何未雨绸缪才是消除不良影响的关键。 不能否认的，内地电视领域的过度娱乐已经成为浪潮，然而在各大卫视、地方台纷纷“下水”后，如果连“教育”频道也闹腾起来，这无疑将是整个中国电视产业操守的决堤。而内地电视产业的健康化、全面化发展单凭铁腕只能治标，治本的关键还在于行业道德和守则的建立。“娱令智昏，引以为戒”这次的停播令，甚好！ 补充 记者手记 张漪 2012年11月29日07:47 来源： 扬子晚报 　　 你是推动恶，还是毁掉善？ 　　干露露，不用解释她是谁了。她已经是一个“知名”人士了，但是她的名实质是什么名？是靠什么博得的？我想，民众心里明镜儿似的。可是，干露露们自己一定没有思考过这些，如果多学会思考，她便不会对着电视镜头滔滔不绝，义正言辞地称别人在“诋毁”、“攻击”她，说那些人是“傻X”，是在阻碍她“成功”！ 　　在干露露自言自语演讲式的采访中，她一直很游刃有余地使用着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金光闪闪的词汇——“成功”。她说，“我们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别人让你死，难道你就去死吗？他们阻碍不了我们成功！”当然，她还使用着那些我们听起来特别熟悉的正面词汇，例如有道德、有素质、善良、专业、做自己，甚至“伟大”，这些词语如今泛滥在我们社会的“励志字典”里，它们这次是被干露露用来描述自己的。如果你此前不完全了解干露露，仅仅听她谈话，你会认为这个女子是被压在高山下的一棵苍茫小草，承受着无比的压力。全世界都在无端地向她泼脏水，但是她依然充满着勇气、力量、希望，她一直在努力奋斗、坦然地活着……这简直就是一个新时代可歌可泣的草根英雄啊！ 　　那个时刻，我有点走神了，我在想，谁给了她这种不可思议的逻辑？谁让她有这般正义架式的理直气壮？不过，有一点让我对干露露还有些刮目相看，她还知道用这些词语来装饰或解释自己，而不是用它们的反义词。这说明她知道这些漂亮的词语是美好的形容词。然而，我还是决定立时吹口气吹灭四处飘浮的肥皂泡泡。采访进行到不足十分钟，我主动要求停止了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的对话。这样的举动，在我的采访生涯里还是第一次。我们的文章应该对外传达什么？是真善美还是假丑恶，我想，我们的媒体一定选择的是前者，即使不对后者进行鞭鞑，但我们也不会为这些人提供展示其疯狂、谬误、可笑、丑陋形状的平台。 　　等我和我的同行们离开采访室时，据说干露露一家开始在房间里发飙骂我，语言肯定是相当的“重口味”，但我毫不关心。如果我们的媒体或者说那些有话语平台的人，整天在研究与探讨垃圾的心态和生长环境，我们是不是错过告诉你太多美好的事物了？或许我们不关注这些人，他们便会自生自灭——据传，某些杂草是靠别人的口水来进行光合作用并发展壮大的。而我们要做的是，在每一次动用自己的话语权前，多问自己一句：你是在推动“恶”，还是在毁掉“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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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宜宾学院职称评定乱象：“关系到位”者优先

lyf525 2012-10-29 09:00

宜宾学院职称评定乱象：“关系到位”者优先 2012-10-29 07:22 来源：中国青年报 　　10月15日，四川省宜宾学院人事处在学校办公网上公布了新一轮职称评定的 校级 评审结果，其中，申报副高级职称（副教授、副研究员）的共有64人，最终有23人通过校级评审。但在这轮评审结果中，很多学术科研业绩评分在学科组排名靠前，甚至排名第一的教师却发现自己落选了，一些业绩评分远远低于他们的人却在名单当中。 　　在这所学校里，申报副高任职资格，需要通过三轮评议，前两轮都在学校完成：首先由学科组评议通过，再报校评审委员会通过，最后，由学校向省教育厅有关学科组推荐评审。 　　近日，该校多名教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了学校内部 职称评定 的乱象学校对不符合条件的“关系户”网开一面，甚至专门出台政策为其大开绿灯。 　　 教学科研评分高的反而评不上职称 　　据介绍，在每年的校级评审之前，宜宾学院都会对申请晋升 教师职务 的人员进行业绩展示，并对申报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其中，量化的标准主要分科研和教学两部分。 　　在科研方面，学校会公布每名参评教师的学术科研业绩评分以作参考。 　　根据2011年学校官方文件《宜宾学院学术科研业绩计分办法》，学术科研业绩的计分范围包括论文、著作、科研成果、项目、奖励和专利等。以学术论文为例，在从E到A类不同级别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分别加1～12分不等，被SCI、EI、 CSSCI 等收录的文章则加12分，发表在学术刊物增刊或内部刊物上的不计分。 　　9月底，学校办公网上就对所有参评人员的学术科研业绩评分进行了公示。奇怪的是，通过校级评审的23人中，有10人业绩评分都在30分以下，6人不足20分，甚至有几个人的得分只有个位数；而未通过校级评审的人中，却有不少业绩计分都在30分以上，甚至还有一些达到50～60分，却落选了。 　　而在教学方面，校教职委会听参评老师的一节课并为其打分，若通过80分，方可参选。教学评分不对外或不在校内公布，只在评审会上宣读。然而，记者查阅公示教师的履历却发现，有位教师曾获得多项校内外优质课奖项，发表3篇被EI收录的论文，科研业绩评分60分，却未能通过评审。 　　“要是科研不行，我们可以努力；要是教学不行，我们可以改进。但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提高了。”教师何南说。 　　 发表在非法刊物上的论文也算分 　　在最基本的门槛上，根据宜宾学院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宜宾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六条，申报晋升副教授及相当职务的人员，必须具有7篇及以上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其中有2篇及以上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 　　该校一名青年教师王声表示，这所二类本科院校将参评的门槛设得很低，教师很容易进入评审，竞争也就异常激烈。“这个标准简直低到离谱，特别是对于理科来说，只用发两篇核心期刊，在省内其他一些高校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通过评审的人当中，有一些甚至在基本条件上都涉嫌造假。在办公网上公布的参评人员公示表中，有两名教师的履历中都称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但记者搜索发现，这两篇文章都是发表在这些学报的增刊上，并不应该被承认；还有一名教师的文章，竟然是发表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点名的非法刊物上的。 　　当记者向负责计分的科技处询问时，对方工作人员表示不便接受采访。但科研管理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透露，与去年的评分方法相比，今年的评分方法又有了一定的变化，但还未对外公布，比如原本增刊不能加分，现在，“985”大学学报的增刊也算4分。 　　 评选完全由投票决定，只看关系到不到位 　　为什么业绩评分高的反而评不上？ 　　“说是参考业绩评分，但实际上，评选完全是由学科组和校级评审委员会投票决定的，赞成票数超过2/3就能通过。你问评选理由，从来不给理由，这也是一大特色。” 何南说，“尤其是在校级评审委员会那一关，投票完全不看你的资质和履历，只看‘关系’到不到位。” 　　每年8～9月，宜宾学院都会公布新一届的校级评审委员会委员名单，一般有20多人，主要包括校领导、各学院院长和一些重要行政职能部门，如人事处、教务处的负责人，其中，校长任主任委员，还有3名副主任委员。 　　“公布名单，就是告诉你，该开始‘活动’了。”何南说，不少老师提前一年就开始“活动”，打点关系，请客吃饭，给评委送礼。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宜宾学院中层干部透露，在学科组初评后，会按照该组参评教师的业绩评分和教学评分进行排名，并上交给校评委，在校级评审会上公开念出来。但在他曾经参与的校级评审投票过程中，评委们往往根本不看参评老师的教学和业绩评分，刚开始念参评老师的材料时，评委们都已经把票投好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早已有了人选。” 　　记者联系了两名副校长，要求采访参与评审的情况。其中，一名副校长在电话中表示自己在外地出差，不方便交谈；另一位则说，评审会的情况属于学校内部信息，不能对外透露，应由校长办公室等学校有关部门作出解释。 　　参加过校级评审、但最终落选的教师崔玉山记得，他曾被一名比较熟的二级学院院长劝说去“走走关系”。“这就是游戏规则。”这名院长对他说。 　　 混行政圈子，比教学科研更重要 　　崔玉山说，在校级评审时，不分文科、理科、工科，全部放在一起投票，有的处长、院长根本不懂别的领域，就只投认识的人。“高校本应该重教学和科研，但我们学校教学和科研的水平不高，跟重点大学有很大差距，因此，行政被放在比教学和科研更高的位置上。” 　　王声认为，在这所规模不大的“二本”学校，投票之前的“活动”还不是最重要的，学校内部的关系网更为重要，这使得不少行政人员都顺利地评上了副高职称。 　　根据去年公布的校级评审结果，学校通过评审的25名教师中，确定在学校各处室、科室担任行政职务的就有11名，其中不乏一些科长、主任，此外，还有一些是学校中层领导的亲戚。 　　学校官方网站上的《宜宾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管理办法》规定，兼任党政管理工作的教师和兼任教学工作的党政管理干部（双肩挑干部），申报评聘教师职务，其教学工作量应达到二级学院规定教学工作量的1/3以上。 　　但据不少教师反映，实际上，大多数行政人员基本不从事教学，远远完不成教学工作量。但由于经常处理行政事务，和领导关系好，所以容易通过评审。 　　“他们在行政圈子里混，和很多评委关系都熟了。给熟人根本不用送礼，给不熟的人才需要送礼。”王声说。 　　“评上了副教授就是终身的副教授，这些行政人员有了职称以后，就更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做科研，专心仕途了。”另一名教师李美表示，由于职称评定是一劳永逸的，也因而催生了黑幕。 　　几名教师都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反映，近3年来，由于高学历的教师比例越来越大，具有参评副高职称资格的教师也越来越多，竞争才变得格外激烈。前几年，申报副教授的基本都能评上，现在就跟评教授一样。 　　但在这种情况下，每年通过学校评审送到省里的教师名单，却往往少于省里计划给学校的名额。 　　李美说，这是因为不少学院的院长为了保自己的“关系户”，常常投弃权票，这使得票数超过2/3的教师数，竟然总是低于学校计划上报的人数，这样，名额就可以顺延到下一年使用，“不便宜外人”，珍贵的名额就这样被浪费了。 　　在记者向校长办公室提出采访要求时，对方以不清楚事情为由，拒绝了采访。 　　在人事处的公示上还有一句话：有需要反映情况者，请于本周内以实名制书面形式与人事处联系。 　　“以前有人反映情况，结果暗地里被整了。”王声说，“现在大家都不敢说话，毕竟还要生活。”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教师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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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开学一月摧垮家长坚持6年的教育观 林爻 《 中国青年报 》

arithwsun 2012-10-27 21:54

http://zqb.cyol.com/html/2012-10/10/nw.D110000zgqnb_20121010_1-03.htm 6年后我将收获怎样一个孩子 开学一月摧垮家长坚持6年的教育观 林爻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10月10日 ------------------------------------------------------------------------- 简单评论一句，一分价钱一分货，中国教育的成本就是这样，家长不要有过多的理想的期待。老师们能尽职尽责，让孩子把字写好，把数算对就很不错了。 教师几个短信，就把这位家长的心理搞得七上八下，也太脆弱了，不就是督促你家孩子把字写的好点么。 感觉很多家长还是太“矫情”，不像个成年人。若掌握很多国际教育信息，希望在第三世界国家享受到第一世界的教育，这不可能啊，河南省教育厅网站公布的人均教育经费可是官方数据，很清楚在那儿摆着，城市里可能多点，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因为这种不可能，把矛头对准上课教师，就更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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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卫生部生乳新国标细菌超国际20倍

冯用军 2012-10-24 12:45

卫生部拒绝公开生乳新国标信息 称可能影响稳定 2012年10月24日02:47 中国青年报 李丽 张昢昢 10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卫生部于法定期限内对河南省消费者赵正军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予以重新答复。 今年1月，赵正军向卫生部政务公开办公室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生乳新国标制定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以下简称‘食安国标委’）编写的会议纪要”。 2010年4月，卫生部发文公布了《生乳》(GB19301-2010)等66项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有关生乳收购的两项标准发生了变化。此前，我国生乳收购标准是每毫升细菌总数不超过50万个，蛋白质含量最低每百克含2.95克。但是，生乳新国标提高了每毫升的细菌总数，降低了每百克生乳中的蛋白质含量。 根据2010年出台的生乳新国标，生乳收购中每毫升细菌总数提高到了200万个，而蛋白质最低含量下调至2.8克。 有专家表示， 新国标中生乳蛋白质含量低于发达国家3.0克以上的标准；而菌落总数放宽4倍后，是美国、欧盟标准10万个的20倍。 广州奶协理事长王丁棉曾“炮轰”此标准是“被大企业绑架，中国乳业新国标是世界最低、全球最差”。 赵正军要求卫生部公开会议纪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搞清“新国标是不是被企业绑架了？”他注意到，在2010年出台的新行业标准中，没有关于起草人的具体介绍，而1986年《生鲜牛乳收购标准》中，却注明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1月20日，卫生部拒绝了赵正军的申请。因为食安国标委是“技术机构”，其会议纪要不属于卫生部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2月16日，赵正军将卫生部诉至法院。 据了解，庭审中，卫生部的依据之一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5号文件）。这份文件中规定，“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也就是说，卫生部认为，赵正军所要的会议纪要即属于过程性信息，一旦公开，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增加行政管理工作负担。 “国办5号文，从立法目的来说，并不能一定推导出会议纪要属于过程性信息。”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洁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不能简单说国办5号文是对“信息”的涵义做了“限缩性”解释，否则文件就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的规定相冲突。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并不是说所有决策前的信息都属于内部信息或者过程性信息，况且，此项决策已经做出。”程洁表示，在我国的语境中，会议纪要常常具有“准决策”性质，应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程洁表示，在决策之前，乳业公司、奶农、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基于自身立场参与讨论、提出意见，都是很正常的事，“用不着遮遮掩掩”。 问题恰恰在于此，生乳新国标虽然是国家强制性标准，但其制定程序却不公开。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胡俊宏曾指出，国家强制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公众质询环节形同虚设，技术标准的技术水平，必然由少部分特定人群把持和操纵。 “强制性标准的起草部门一般是专业技术委员会，只能代表特定人群，通常是企业界的利益。”胡俊宏说。 程洁表示，立法都需要按照法定程序征集意见，制定强制性标准也应该组织听证，进行公开。当决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事项时，会议纪要中的事实内容应当公开。 “如果其中有不应当公开的内容，可以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2条的规定，进行区分处理。”程洁说，比如采取不公开参与人、公开观点的折中方案。 法庭认为，会议纪要属于卫生部在履行其法定职责过程中制作的政府信息，但此案不涉及上述会议纪要是否应当公开的问题，驳回了赵正军要求判令卫生部公开会议纪要的诉讼请求。 目前，诉讼双方均未表示上诉。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卫生部收到判决书后，将根据法院判决重新作出答复。” “如果对答复不满意，我还将起诉卫生部。”赵正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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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各国学者探讨传媒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lgmxxl 2012-10-24 09:49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10月24日 03 版） 本报讯（记者原春琳）新闻教育是否面临危机？经济力量如何塑造媒体产业？……近日，来自世界各国的近五十位国际盟校代表和著名学者聚首“传媒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国际化”这个大主题下，对传媒高等教育领域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讨论，分别从新闻传播、中外合作办学、传媒产业实践、数字媒体艺术等角度分享各国高校在推动国际传媒高等教育实践的理念。 据介绍，该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共同主办、传媒高等教育联盟秘书处承办。该论坛自2009年首创以来，已经发展成为紧密连接东西方、汇聚传媒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各方观点的最富有影响力的教育论坛之一。 本次论坛的研讨成果将作为《国际传媒高等教育发展蓝皮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以中英文双语面向全球发布。《国际传媒高等教育发展蓝皮书》是第一部关于全球传媒与信息传播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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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大3500名学生军训两周看病者超6000人次

周少祥 2012-9-16 21:13

高考，把我们的新生代毁了。 北大3500名学生军训两周看病者超6000人次 本报天津9月15日电 今后，衡量中国高校水平不仅要看其学科建设、科研实力、师资力量等指标，学生的体质状况也将影响对高校的整体评价。这是正在天津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大学生 运动 会传出的消息。 日前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第九届大运会组委会秘书长王登峰列举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半个月前，他出席北京大学2011级学生军训结业典礼时了解到， 两周军训期间，近3500名学生累计看病超过6000人次，特别是第一周，晕倒者众多。 “这是我们人才培养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王登峰说。 王登峰透露，为了弥补学校体育的薄弱环节，我国将把学生体质情况纳入对高校的评价体系中。 他说，自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下发以来，我国的学校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阳光体育运动广泛开展。但是，学校体育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大学生体质下滑的趋势还在继续，学校体育投入不足，体育场馆和教师水平有待提高，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长期以来，针对高校的评价体系中缺少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指标。 “一说到体质健康，大家都很关心、很重视，但是一落实到高校人才培养规则的指标和评价体系中，就轻轻带过。”王登峰指出，很多高校的人才培养标准，都没有把体质健康列入其中。 他透露，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共同起草的《关于加强学校体育的若干意见》即将出台。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并对外公布，将把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纳入对学校整体工作的评价体系，促使学校开足体育课程，提升学校体育的质量。 王登峰还提出，很多高校积极举办高水平运动队，如果集全校之力专为高水平运动队和少数运动员提供训练和比赛条件，而绝大多数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得不到起码的保障，那么这样的高水平运动队是不可持续的，也不会实现育人的目标。这方面需要做一些实质性的改革。比如，对建有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要按照学校体育的基本标准来进行评估验收。如果高校达不到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标准，那么可以考虑暂停其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将来其他高校申请建立高水平运动队，也首先要看其是否具备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条件，否则不会批准新的高水平运动队。 本届大运会“校长 杯 ”评审规则的修改，也体现了这一导向。始于1988年的“校长杯”，从本届开始增至40个获奖名额，评选方式也作了改变。大运会竞赛成绩不再是惟一标准，只占总分的70%，参加大运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的高校教师获奖成绩占总分的10%，学校体育工作成绩占总分的20%。此举是为了鼓励高校不仅做好竞技体育工作，也要做好群众体育工作，增强学生体质。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作者：张国 马宇平) 责任编辑：NN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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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未和本人接触与授权的采访报道：数学家应办教育工作室

热度 2 arithwsun 2012-9-12 16:33

中国青年报未经本人授权的采访报道 我的朋友转给我这篇报道 http://zqb.cyol.com/html/2012-09/12/nw.D110000zgqnb_20120912_1-03.htm 批判“中国式奥数” 本报记者 张国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9月12日 03 版） 这篇报道还放在中青在线的当日头条上。这篇报道把我在博客文章中关于奥数的一些观点，放在文章的最后作为压轴，自然深感荣幸能够受到重视，这个当然要跟自己的爸妈通报一下，让他们买几份中国青年报送人，父母年纪大了，有点事寻个乐，总是好的。 除了父母，这里要给关心本博的朋友们说明一下，其实这篇报道并未直接采访本人，是在我不知情的状态下引用我博文，这篇报道中的其他几位老师，不知道是否是这种情况，现在搞新闻看来也容易多了，直接从博客文章中摘就行。 我不在意别人未经我同意，就直接摘取本人的观点，毕竟中国青年报记者，还是谈及了我的名字，虽然有点欠缺的是未说明信息引用的方式。 我自己的博客置顶文档，《 善美真教育实验班的建设方案 》， 其实也是无偿全文披露，甚至不怕有可能的抄袭，就是把一切放下，不要计较，希望给我们的中国教育添一点力量，如果有人抄，那就抄吧，反正推广出去就是好事，当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本人也做了必要的法律保全手续，不会让抄袭者将来反咬一口。 这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张路，应该还是认真读了我的那些文章的，归纳的挺好。最后一句是， 『在“人人喊打”声中，这位数学教授反其道而行。他筹建了一个数学教育工作室，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去教奥数，“将来肯定会教儿子奥数”。』 其实，我是不懂奥数的，我对奥数的理解，就是数学的证明题，这方面我确实准备筹办一个教育工作室，具体内容尚未在本博公布，去年回国后就曾经推动过一下，没凑成团队还得以本职工作为主。今年暑假利用空档把教室装修好了，但研究生助教和课程还没准备好，只能慢慢来，我们必须准备好了才能教孩子，一上来就要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准，和相当的把握性，就像很多接触民间教育之后的家长们的感慨，不能把孩子当“实验品”。 当然，教育实验，肯定都是拿孩子当“实验品”的，愿者上钩就是，但是教育实验的负责人，还是要对孩子尽最大的负责，把风险降到最低才好，这也是我只办周末教育的原因，如果我有特别大的把握，就直接办个全日制幼小学校了，这是我那份文档的初衷。 既然中国青年报已经广而告之了，我就把那个数学教育工作室的简要介绍公布出来吧，使用百会文档，点击链接打开就能看到， 某些浏览器打开看不到文字，点击“普通视图”即可。 海淀区玲珑塔数学教育工作室 https://xiexie.baihui.com/public/f74a136fef722639f0fba3c77288bb9499facac0056d9ae038141d0f52a2cc37c64d393fc5c68bf1 豆瓣讨论贴 也请那些认识中国字的文科学者看看，这样的数学教育，是不是“黄赌毒”。 是为记。 相关链接： 豆瓣帖子 国内外公益性奥数培训网站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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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欧美“机器人革命”威胁“中国制造”

everliveman 2012-9-3 04:54

美国佐治亚洲的一家服装技术公司即将推出“机器人裁缝”。据称这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技术革新，能彻底改变“美国制造”的命运——它的成本更低，从而可以打败“中国制造”。美国由此可以扭转每年用1000亿美元逆差从中国、越南等地进口服装的尴尬。由电脑控制的自动缝纫机可以替代人工，“一针一线”缝制设计好的衣服，生产线上将看不到人。 这代表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的主要方向。有人称之为“自动化革命”，或“机器人革命”。 这家服装公司创始人史蒂夫•迪克森说，“自动化机器能让手机、电脑和电视的生产重返美国”。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机器人发展目前已进入多方面应用的阶段，包括运用在医疗手术和制造业，“由于机器人不用睡觉、休假、分心，也不会要求加薪，最终机器人将会比人力劳动成本便宜”。他们进而预测，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促成的这场新型产业革命，让美国企业可制造业设立店家，创造各种产品，“美国的机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国劳工竞争”。 对于本来就陷入工资成本上升、原料价格上涨、出口订单萎缩的“低利润陷阱”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不是个好消息。人与人竞争，可以依靠吃苦耐劳、少挣多干；可人与机器竞争，这些优势恐怕就不复存在了。有人提出疑问：机器人会杀死中国制造吗？ 美国佐治亚洲的一家服装技术公司即将推出“机器人裁缝”。据称这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技术革新，能彻底改变“美国制造”的命运——它的成本更低，从而可以打败“中国制造”。美国由此可以扭转每年用1000亿美元逆差从中国、越南等地进口服装的尴尬。由电脑控制的自动缝纫机可以替代人工，“一针一线”缝制设计好的衣服，生产线上将看不到人。 这代表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的主要方向。有人称之为“自动化革命”，或“机器人革命”。 这家服装公司创始人史蒂夫•迪克森说，“自动化机器能让手机、电脑和电视的生产重返美国”。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机器人发展目前已进入多方面应用的阶段，包括运用在医疗手术和制造业，“由于机器人不用睡觉、休假、分心，也不会要求加薪，最终机器人将会比人力劳动成本便宜”。他们进而预测，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促成的这场新型产业革命，让美国企业可制造业设立店家，创造各种产品，“美国的机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国劳工竞争”。 对于本来就陷入工资成本上升、原料价格上涨、出口订单萎缩的“低利润陷阱”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不是个好消息。人与人竞争，可以依靠吃苦耐劳、少挣多干；可人与机器竞争，这些优势恐怕就不复存在了。有人提出疑问：机器人会杀死中国制造吗？ 围堵“中国制造” 用“机器人”打败“人”，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方法之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总统以及许多美国企业家，都在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未来20年将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美国由“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转变，绝不是简单回归“美国制造”，而是为了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反思，美国人已经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造成诸多社会弊病。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建文认为，发达国家终于搞明白了，高新技术和金融虽然能赚钱，但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且门槛较高，因此广大的社会中下层难以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失业率高，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动荡。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的全球化分工，也逐渐显露弊端。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虽然造就了“世界工厂”，但低工资运行的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外包”模式同时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提高收入成为各国民众的共同诉求。但是，受制于人力成本的限制，发达国家显然不可能重新拿回那些“低利润环节的制造业”，他们必须继续“向高端进军”，通过颠覆性的技术革新，把那些流失的传统制造业“抢回来”。杨建文称，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是通过抢占国际市场来实现的，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贸易手段综合运用，打组合拳，重心是攻市场占有额，从而带动国内厂商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再带动就业率提高，社会矛盾减缓。” 受欧债危机影响，欧盟区成员国在紧迫形势下就“再工业化”也正在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加尼最近说，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要把这次危机转化成机遇，就必须重振欧洲工业，因为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贡献者。欧盟委员会由此提出“新工业革命”理念，强调技术创新、结构改革，改变碳氢化合物为主的能源结构，更有效和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同时大力推进新的生产方式——包括机器人、数字技术、先进材料、可循环能源等新兴产业。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在此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欧美等国正在借“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他认为，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却尚未形成。 用“机器人”武装中国制造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内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已经宣布，将在3年内启用100万台工业机器人，主要目的是用于控制成本。他们甚至在山西晋城投资了机器人工业园，干脆自己生产工业机器人。自从“跳楼”事件发生后，该公司已多次上调一线员工工资，并且在内陆省份扩建工厂。富士康在内地雇佣的工人超过100万，按计划未来工业机器人的数量将不少于工人。据分析，富士康目前使用的“低端机器人”——机械臂，每个成本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种机械臂能够24小时连续工作，工作时间是普通工人的三倍。按照富士康普通工人年薪约为3万～4万元算，机械臂的成本，相当于雇用三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成本，这样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之后就能创造利润。 业内人士称，中国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推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而“机器人计划”如果实施成功，可能使富士康公司得以“突破对人工需求的天花板”，而实现“全球化战略”。富士康已明确在巴西投资120亿美元建厂，同时在越南和印度也已开始布局。 因管理过于严苛而被广为诟病的郭台铭，计划用“机器人战略”来彻底改变富士康企业形象。他说，“我们希望人不再被机器控制，而是人来控制机器，把单调重复的工作交给机器人，让员工解放出来。”的确，对于组装加工苹果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而言，在抛光、打磨、镭射打标、焊接、喷涂等多个环节上，智能化的机器人能够干得比人类更出色，它们也更适合在易燃、易爆等危险环境中作业。 这应该是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中国要成为制造业王国，成败之举在于把人口红利变为头脑红利。”郭台铭公开表示，随着机器人的投产使用，人力将被转移到更高的附加值上，那些不喜欢枯燥劳作的80后、90后年轻员工，会去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并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看样子用机器人武装“中国制造”的速度并不比美欧国家慢。 2008年劳工成本上升，工业机器人开始在制造环节崭露头角，当年中国销售达到7500台，其数量是前24年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之后，机器人应用急速扩张。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粗略统计，2010年我国进口机器人2.34万台，同比增长130%；2011年进口机器人3.8万台，同比增长62%。 据国际模具供应商协会秘书长罗百辉预测，“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市场需求也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需求量每年将以15%~20%的速度增长。目前，机器人主要应用在汽车制造行业，未来在毛坯制造（冲压、压铸、锻造等）、机械加工、焊接、热处理、表面涂覆、上下料、装配、检测及仓库堆垛等作业中，机器人将作为一种标准设备而得到广泛应用，并将成为中国工业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的“生力军”。许多工业机器人的国际巨头，如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等，如今都把中国市场看作了“决胜未来的战场”。虽然中国制造领域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只有数万台，比欧美日要少很多，但“中国的潜力太大了”， ABB机器人业务中国区负责人顾纯元博士称，用不了几年中国在全球一定会是装机量第一，这已是业内的共识。 本土的机器人企业也不甘落后。沈阳、西安等地的机器人研发速度很快，而以珠三角地区的应用市场增长最为迅速。据统计，仅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就有63家机器人企业，2011年产值达160亿元，这些企业平均年增速为50%至60%。当地为解决企业使用机器人前期投入太大的问题，还采用了灵活的“雇佣”营销，企业可以“先用再付钱”，做得不好也能把机器人“炒”掉。 今年4月，深圳市36家企业、高校、研究及投资机构还共同成立了“机器人产学研资联盟”。深圳市机器人协会秘书长毕亚雷表示，一个“家家都有机器人、厂厂都有机器人”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而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中规模大、品牌响的骨干企业还不多，期待能出现机器人领域的“华为”。如果说机床是“工业的母机”，机器人就是“长了大脑的机床”。一位机床行业资深人士表示，国人必须明白，“中国制造”要与美欧日等国家竞争，就不能只用别人的工业设备，那只会使中国制造徘徊于低附加值的环节 美国佐治亚洲的一家服装技术公司即将推出“机器人裁缝”。据称这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技术革新，能彻底改变“美国制造”的命运——它的成本更低，从而可以打败“中国制造”。美国由此可以扭转每年用1000亿美元逆差从中国、越南等地进口服装的尴尬。由电脑控制的自动缝纫机可以替代人工，“一针一线”缝制设计好的衣服，生产线上将看不到人。 这代表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的主要方向。有人称之为“自动化革命”，或“机器人革命”。 这家服装公司创始人史蒂夫•迪克森说，“自动化机器能让手机、电脑和电视的生产重返美国”。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机器人发展目前已进入多方面应用的阶段，包括运用在医疗手术和制造业，“由于机器人不用睡觉、休假、分心，也不会要求加薪，最终机器人将会比人力劳动成本便宜”。他们进而预测，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促成的这场新型产业革命，让美国企业可制造业设立店家，创造各种产品，“美国的机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国劳工竞争”。 对于本来就陷入工资成本上升、原料价格上涨、出口订单萎缩的“低利润陷阱”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不是个好消息。人与人竞争，可以依靠吃苦耐劳、少挣多干；可人与机器竞争，这些优势恐怕就不复存在了。有人提出疑问：机器人会杀死中国制造吗？ 业内人士称，中国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推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而“机器人计划”如果实施成功，可能使富士康公司得以“突破对人工需求的天花板”，而实现“全球化战略”。富士康已明确在巴西投资120亿美元建厂，同时在越南和印度也已开始布局。 因管理过于严苛而被广为诟病的郭台铭，计划用“机器人战略”来彻底改变富士康企业形象。他说，“我们希望人不再被机器控制，而是人来控制机器，把单调重复的工作交给机器人，让员工解放出来。”的确，对于组装加工苹果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而言，在抛光、打磨、镭射打标、焊接、喷涂等多个环节上，智能化的机器人能够干得比人类更出色，它们也更适合在易燃、易爆等危险环境中作业。 这应该是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中国要成为制造业王国，成败之举在于把人口红利变为头脑红利。”郭台铭公开表示，随着机器人的投产使用，人力将被转移到更高的附加值上，那些不喜欢枯燥劳作的80后、90后年轻员工，会去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并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看样子用机器人武装“中国制造”的速度并不比美欧国家慢。 2008年劳工成本上升，工业机器人开始在制造环节崭露头角，当年中国销售达到7500台，其数量是前24年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之后，机器人应用急速扩张。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粗略统计，2010年我国进口机器人2.34万台，同比增长130%；2011年进口机器人3.8万台，同比增长62%。 据国际模具供应商协会秘书长罗百辉预测，“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市场需求也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需求量每年将以15%~20%的速度增长。目前，机器人主要应用在汽车制造行业，未来在毛坯制造（冲压、压铸、锻造等）、机械加工、焊接、热处理、表面涂覆、上下料、装配、检测及仓库堆垛等作业中，机器人将作为一种标准设备而得到广泛应用，并将成为中国工业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的“生力军”。许多工业机器人的国际巨头，如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等，如今都把中国市场看作了“决胜未来的战场”。虽然中国制造领域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只有数万台，比欧美日要少很多，但“中国的潜力太大了”， ABB机器人业务中国区负责人顾纯元博士称，用不了几年中国在全球一定会是装机量第一，这已是业内的共识。 本土的机器人企业也不甘落后。沈阳、西安等地的机器人研发速度很快，而以珠三角地区的应用市场增长最为迅速。据统计，仅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就有63家机器人企业，2011年产值达160亿元，这些企业平均年增速为50%至60%。当地为解决企业使用机器人前期投入太大的问题，还采用了灵活的“雇佣”营销，企业可以“先用再付钱”，做得不好也能把机器人“炒”掉。 今年4月，深圳市36家企业、高校、研究及投资机构还共同成立了“机器人产学研资联盟”。深圳市机器人协会秘书长毕亚雷表示，一个“家家都有机器人、厂厂都有机器人”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而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中规模大、品牌响的骨干企业还不多，期待能出现机器人领域的“华为”。如果说机床是“工业的母机”，机器人就是“长了大脑的机床”。一位机床行业资深人士表示，国人必须明白，“中国制造”要与美欧日等国家竞争，就不能只用别人的工业设备，那只会使中国制造徘徊于低附加值的环节，“为了防止被对手的机器人杀死，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机器人武装自己”。 “高端制造”要由本土市场养活 如果机器人替代了人，人往哪里去？事实上，三年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就业的改善并不明显。过去两年，即便企业利润的反弹很快，可失业率仍保持在9%,只比最糟糕的2009年下降了1%。美国研究者在一份《全球制造业向本土的回归：神话与现实》报告中称：即便“再工业化”快速推进，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迅速丧失，也不会给美国人带来更多就业，因为这些直接的生产岗位只需要机器人来完成。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金融危机后各类新科技、新工艺的应用，短期看一定会淘汰部分旧工种、旧工作，但同时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按价值链的倍乘效应，一个高端制造岗位，通常可以带动三个以上中低端岗位，比如围绕机器人生产，就会相应产生职业培训、人才培养、系统管理和生产服务等多个后续岗位”，他说，长期而言，新兴产业链的形成，并不会真正减少人的就业空间。比如，在互联网和信息化产业兴起之前，很难想象坐在家里就能在“淘宝”之类的网站上开店或购物，也很难想象快递物流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工业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机器替代人”的过程，当机器帮助人类完成了许多低端、笨重、重复性的乏味工作后，人类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学习、创新、研究、交流及艺术等活动。 在李才元看来，人类由“体力时代”向“物力时代”、再向“智力时代”的进化，是不可逆的，而这正是文明不断升级的大趋势。眼下最应关注的是，美欧的发达国家经过三年调整，金融泡沫基本上挤干净了，正大力发展科技和新兴产业，一旦他们抢先一步将“新兴产业链”构建起来，“中国恐怕又要沦为人家的低端打工仔”。 美欧“再工业化”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已经发出信号，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认为，这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是，“直接的生产领域中几乎看不到人影了，它将基本上实行数字化自动生产，以加工和制造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遗迹。” 在这一大转型的历史时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如果赶不上，其经济崛起进程很可能被中断。占领了高技术和高端产业的“高工资国家”，仍会打败技术落后的“低工资国家”，就像当年英国人用纺织机打败中国、印度的手工织品一样。 历史上，凡是依靠出口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最后都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贾根良认为，中国必须下定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别人，要利用好庞大的国内市场，让它成为中国自主技术和产业得以孵化的土壤。“19世纪末的美国为什么能超越英国？不是靠传统产业，也不是靠国外市场，而是靠当时的战略性新兴技术，靠严格保护国内市场和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发展起来的。” 他表示，“基于此，我们必须要摆脱目前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控制，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链高端环节，打造国家产业价值链。”任何形式的生产力进步都需要相应的消费力增加来支撑。当年美国的老亨利•福特创造了T型汽车的流水线生产，但如果他不付给工人双倍工资，就没有人能买得起他的汽车。这正是消费升级和本土市场的战略意义。 “金融危机前的全球化分工是畸形的，落实到中国就是，农村生产补贴城市，城市生产补贴老外”，李才元说，这使得中国市场看似很大，实际上老百姓收入过低，市场的真实需求严重不足，再加上市场开放过度，技术对外依赖，本土的产业价值链一直没办法形成。如今，美欧的“再工业化”战略，本身就意味着要“关起门来扶植和培育自己的新兴产业”，各种类型的市场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发生是必然的，美欧的高科技很难换得来，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李才元认为，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内生性循环”之路，做大本土市场，做强本土企业，向当年的美国一样，依靠中国国民收入倍增、消费升级，来培育和养活中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产业链，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循环向上、生生不息。他承认，中国目前转型难度很大，“我们人口多、技术差、货币弱、泡沫大，不利因素很多，但动力也最足”，因为中国没人再愿意继续“拿8亿条裤子换飞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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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憨豆一个响屁预为本届奥运作注？

周可真 2012-8-12 10:49

北京时间2012年8月4日，伦敦奥运会网球女单决赛落下帷幕，小威廉姆斯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莎拉波娃，问鼎女单冠军，成为第二位完成金满贯的运动员，就在进行网球女单的颁奖仪式时，在最高处升起的美国国旗居然被突来的一阵风吹落，引起全场的哗然。此前，已出现地铁故障、挂错国旗、弄混运动员的名字等情况。 《 中国青年报:奥运本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 已经身披国旗绕场奔跑一周庆祝力夺铜牌的中国选手 张文秀 ，不得不无奈地面对奖牌被改判给德国选手的结局，中国 田径 队随后的申诉也未能改变张文秀无缘奖牌的“判决”。之前的体操、 拳击 、 击剑 和自行车赛场都曾发生过申诉或改判事件，这回连一个人投6次、谁也挡不着谁的女子链球比赛，都能出现改判，着实让人“大开眼界”。原本圣洁的殿堂，却变成了闹剧的舞台。附注：《 伦敦奥运会申诉一览：中国全被毙 日本德国100%成功率 》。 还有， 戴利跳砸允许重跳终获铜牌 东道主享特权无底线 。附注：《 德国研究显示：东道主身份助英多得5至7枚金牌 》。 此外，羽赛的“比输”、自赛的“假摔”等等事件，就不去谈它了吧。 总之， 伦敦奥运会被批史上最丑陋 ！ 难道被网友戏称“ 惊艳全世界 ”的本 届 奥运开幕式憨豆的一个响屁 ， 就已经预示了这届奥运将被办成一个搞笑娱乐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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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弱势群体示威是无耻－评《中国青年报》关于学生申述

热度 4 zls111 2012-8-11 01:32

看到这个新闻《 高校处理作弊学生屡被判败诉陷尴尬 》，仅仅为高校败诉而呼喊，是无耻。 要知道学生走到诉讼于法律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是多么的无奈！相对于学校，学生有什么能力可与之抗衡的。学校说开除就开除，谁有责任？学生作弊难道仅仅是学生的责任，恐怕更多的是学校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作为学校是教育机构，更多的是关怀学生，而不是惩罚。学校要承担起学生成长的责任，一旦学生犯错，应该是思考，应该是想想本身哪里错了，承担起责任，而不是往学生身上推，这个本身就是师范！学生这种行为应该鼓励，更多的反思是学校，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 学生作弊应该是应试教育下无法避免的问题。现行的这种应试制度只会更加的诱导学生作弊，也就是起到坏的作用。考试结果很重要，但是考试本身或内容对学生成长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有风险，很多人也会去做的。更何况，现实中作弊是很普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作弊的后果是什么。 记得我在大学有门选修课《计算机网络》，开卷考试，考试时间跟一项活动冲突，很多人去不了，这些人就让别人帮忙去考一考，当时我们都觉得是很普通事情，不就是去填下名字，随便写点东西。因为平时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哪知道这个考试突然严打，一口气抓了我们数学系不少人。后来有所耳闻是计算机系貌似跟我们数学系有所过节。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本身最大的责任应该在于学校。因为一项活动，学生宁愿不去考试而是让他人帮忙代考。这里学校是多么的失职！ 作为高校，学生作弊学校是有办法处理学生的，而象其他一些考试，比如高考，怎么惩罚呢？还有腐败，我们是怎么惩罚他们呢？更多的是，当很多作弊和腐败没有被惩罚，而被处罚的人会怎么想呢？这里就涉及一个平等和权利的问题，惩罚是不能抓典型的。 Ps： 最近几天了解到一些事实后感慨。。。弄虚做假已经腐败了我们国家，很严重了。各行各业，包括政府和军队！获得利益只是一小戳人，毁掉的是整个国家！哎。。。算起来也就是在这20年的时间内，谎言盛行的年代，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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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国务院奥运首金贺电遭遇网络暴力

lzxun123 2012-7-31 19:16

来源： 中国青年报 记者 庄庆鸿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7月31日 08 版） “同样两名中国选手，易思玲得了金牌，喻丹得了铜牌，但得到的待遇却天壤之别，国务院发的贺电上没有喻丹的名字，CCTV连一个对准喻丹的特写镜头都没有，当记者采访完易思玲、想起喻丹的时候，她已经悄然离开，在这个不懂得尊重的国度里，除了金牌本身，没有任何伟大。” 这样一条并不符合事实的微博，在网上转发却已超过10万次。 伦敦奥运举世瞩目，网络则几乎成了一切奥运信息最快的传播者。但不少中国网民在第一时间的最强音，不是赞美，而是“不淡定”。 谁的眼里只有金牌 截止到记者截稿，上述微博的18406条评论里，许多网民未经验证，就开始愤怒的谴责：“唯金牌是瞻”、“让人心寒”、“中国缺乏奥运精神”。 许多人转发了“只关注金牌数量的国度，也许是最不关注民众体育的”这一类的评论。 有的网民甚至上纲上线：“这或许就是中国在世界那么难以立足的原因吧？总是自以为是的自作聪明，殊不知，他们远没有普世的价值观，甚至与其相左，缺乏根本的以人为本！” 还有人评论：“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没人性”、“这个国家没救了”、“这个国家骨子里透着自卑”…… 但是，这些网民都没有问一句：“上述微博所说都是真的吗？” 实际上，“国务院发的贺电上没有喻丹的名字”并不属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是第一时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获得奖牌的易思玲、喻丹，以及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去贺电的。 这位伦敦奥运的首铜获得者也并不是“悄然离开”的。她接受了多家中国媒体的采访，之后中央电视台、多家新闻门户网站都采用了关于她的报道，包括了新闻发布会、个人专访和对喻丹的教练的访问。 也有网民发现了这些事实，指出“不要偏听偏信”，但这条微博却仍在被疯狂地扩散。 “那封贺电是祝贺首金的，自然是发给首金获得者易思玲。同时喻丹也收到了单独发给她的贺电。真正不懂得尊重的不是国家，是不负责任的部分网民。”网民“陈柏龄”这样评论。 与此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赞扬喻丹等运动员的声音，网络关注度却远不如上述不实的微博。 “冠军旁边，我们不能忘了他们，银牌、铜牌，还有不小心落榜的同学，射击场上的喻丹、庞伟，游泳场里的李玄旭，0.1秒？0.1环？0.1米？也许他们与金牌差之毫厘，却是同样付出了百倍的血汗，不拿金牌一样是英雄！” 这条“新浪体育”的微博有1万多条转发，几乎是这一类关注非金牌获得者微博中转发最多的。但一样被淹没在“没有任何伟大”的声音里。 而“喻丹最想谢父母感动英记者”的微博则只有5000多条转发量。“‘爸爸妈妈，我想谢谢你们！你们真的很不容易……’喻丹拿到气步枪铜牌后的发言让所有在场中国记者鼓掌。翻译把喻丹的话重复了一遍，顿时现场外国记者也爆发出巨大掌声，提问的英国女记者眼眶湿润。一幕闪现出的人性的光辉，愈加真实，让人感动。” 在这条微博下，谴责“不懂得尊重的国度”的网民们大都不见身影。 “一帮连一个上届铜牌得主名字都报不出来的人，却鄙视别人没有人文关怀。”网民“听觉动物免小免”说。 上届开幕式，“躺着也中枪” 同样被架上“审判席”的，还有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7月28日4时之后，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对比式”的评论。 “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两个感受：第一、英国人不装逼，轻松，随意，自由；北京开幕式，装逼，累，刻板。第二、英国人处处都看见具体的个人，生命的气息；中国人处处看见组织，人都是螺丝钉。这个差距太大了！”网民“上海滩”评价说。 伦敦奥运开幕式，500名建筑工人夹道迎接最后一棒火炬交接。 这样的评论被网民广泛转发：“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曾公开宣讲：感谢每位奥运会的建筑者，你们铸就了英国新骄傲。而当搜遍网络，甚至没有看到一张2008年北京奥运会建筑工人的正面特写照。那年，他们不少人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驱逐出北京！”“500个英国工人参加了开幕式，盖鸟巢的全体民工们都被送回家看电视！” 不少网民一看到这样的对比，就称赞英国办奥运“文明程度不同于暴发戶”，“英国不愧是西方文明的象征，什么叫自由，民主，文明展现得淋漓尽致。就算你是四大文明古国，也达不到人家所谓的文明，真悲哀。” 网络使得人人们更容易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其中的一些却太易倒塌。 果不其然，辟谣微博也火了一把：“伦敦奥运会请500个工人来现场，你们说那是人文关怀。北京奥运会把鸟巢建筑工人的名字刻在每一根钢筋上，你们从来不记得。这是选择性记忆吗？”这条微博被转发两万多次。 伦敦奥运出现的名人也成了借题发挥的“靶子”：“中国在当代确实没有底气，没有人物，没有J.K.罗琳，没有憨豆先生，没有贝克汉姆。” “中国没有罗琳，有韩寒；没有憨豆，有郭德纲；没有贝克汉姆，有姚明……难以一一列举。” 在如潮批评的另一端，也有许多网民表现出难得的理性。 不少人认为中西文化氛围不同，两个开幕式没有孰优孰劣。“早就料到，伦敦开幕式以后，肯定会有人跳出来骂4年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个没有可比性，人家讲的是欢快随意，中国讲的是庄严沉淀。”“着力点不同，但同样优秀，比来比去的不累吗？” “北京应学伦敦”的论调也被质疑和反驳。“英国敢于在这样世界范围的开幕式上出现死神、伏地魔这样的反面角色，在中国的开幕式肯定不会让阎王爷、白骨精上场。”下面这条微博就嘲讽了“北京应学伦敦”的评论：“如果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作为开幕，把《铁血丹心》、《渴望》、《春天的故事》、《纤夫的爱》等脍炙人口歌曲都播放一遍，配上春节晚会的舞蹈。再演出个《北京爱情故事》的舞台剧。然后以在大荧幕插播《葫芦娃》和《我爱我家》3D片段作为过场动画。我看大家不把北京奥组委骂死？” 凤凰网体育专栏作家翠红对开幕式的评论也引起了争议：“个人服从集体，追根溯源其实就是‘文革’遗风。灰、蓝、绿换成七彩的团体操统一服装，不改其抹杀个性的本质，颜色的更换掩盖不了无个体面目的真相。张艺谋从骨子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了解和认同，表现出无知而无畏的一面。” 网民王欣并不赞同这一评论。“我并不认为，要赞美一个必须通过否定另一个的方式才显得自己赞美的有力。团体操式声势宏伟的方式，何尝不是一个很美的震撼？各有各的美，世界因为不同和多样性而显得丰富和精彩！” “任何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无论规模大小、参加的人数的多少。在表达主题的同时，西方文化更追求一种愉悦性、娱乐性，像一个party，和中国文化讲究整齐划一、场面宏大，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凤凰卫视主持人郑浩也评价说。 网民反思催生“奥运金牌体” 在争论出现之后，不少网民已开始反思。 “中国人别总这样敏感，美国NBA比赛后也不是采访表现最差球员，不能因此而说明什么。”网民付春愔的这条微博催生出了反驳“唯金牌是瞻”论的“奥运金牌体”。 “同样是参加了比赛，获得了第三名的就有奖牌，第四名就没有。颁奖仪式上没有他的身影，现场解说中不宣布他的名字。在这个不懂得尊重的地球上，奥运会就是侮辱的存在。” “同样两个美国政治家，奥巴马赢得了大选，麦凯恩没赢得大选，得到的待遇却天壤之别。各国元首发的贺信中没有麦凯恩的名字，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连一个小桌子都没给麦凯恩留下。当记者簇拥在芝加哥胜选的奥巴马身边时，麦凯恩已悄然离开回到亚利桑那。在美国这个不懂得尊重的国度里，除了总统本身，没有任何伟大。” “同样是11个踢足球的男人，西班牙队赢得了世界杯，中国队预选赛没出线，得到的待遇却天壤之别。大力神杯上没有刻中国的名字，国际足联连一块奖牌都没发给中国队。当记者们围着卡西利亚斯、托雷斯狂按快门时，中国队已默默地坐在电视机前，深藏功与名。在足球这项不懂得尊重的运动里，除了冠军，没有任何伟大。” 网民也调侃了网络上“一切都是体制的错”的评论潮： 如果我说中国选手表现出色，他就说“中国选手是举国体制下的金牌机器，根本不像美国选手享受比赛”；如果我说外国选手发挥失误，他就说“虽然没拿金牌，颁奖时一样笑得高兴。幸亏外国选手失误，举国体制才挽回一些面子”；如果我说中国选手多，“双保险”，他就说“同样两个中国选手，媒体一窝蜂报道金牌，这个国度不懂得尊重”，如果我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从小缺乏分析问题能力，当官的就不愿意改高考那套应试教育！” 在炒作出的网络激愤逐渐退潮之时，再宏大的体育赛事，也最终要回归它的本来面目。 “我就想看一届体育盛会，得金牌的运动员是威武，没得金牌的看有没有发挥水平，有突破的都是好样的，发挥失常也是常事。”网民“听觉动物免小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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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报刊杂志文章是否能严谨一点——从傅瑾事件谈起

热度 2 ahyxwangdong 2012-7-31 09:23

今天看到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 中青报：造假的教授能力其实不差 》，对该报道中一句话颇感疑惑。 “ 比如傅瑾，她近年在《自然》等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将近30篇 ”？当读到这句话时，让人理解的意思就是傅瑾所发表的30篇论文主要都刊登在《自然》杂志。 在百度贴吧里，搜索到“ 近5年来傅瑾教授在国际重要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14篇，其中在Nature及Science上发表6篇，以第1作者在Nature发表1篇，第2作者在Nature及Science上发表为4篇 ”。 此外，在 厦门大学评师网 搜索到以下文字： 傅瑾，1967年生人，闽江学者。1999年10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99?2000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神经与遗传发展学院，博士 后；2000?200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药学系做博士后；2001?200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药学系副研究员；2002?至今，在美国 Kadmus 制药公司任顾问；2003-至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药学系任研究员；2005年10月29日，厦门大学医学院任特聘讲座教授。 近5年来在国际重要杂志上 发表研究论文14篇(SCI收录），其中在Nature及Science上发表6篇，以第1作者在Nature发表1篇，第2作者在Nature及 Science上发表为3篇。 主持科研项目经费（折合成人民币）1000万元。申请并获得美国授权的专利3项，另外，还有一项美国专利在审理中。（备注） 兼职：美国Kadmus 制药公司顾问；意大利罗马大学荣誉教授。 ■→《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报道中的30篇文章是怎么算出来的？该篇报道的作者李记，是不是写文章有点粗线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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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发：“美欧“再工业化”：机器人威胁中国制造

deepblue1969 2012-7-10 13:35

转发者说：看了这样的文章，应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召开创新大会；为什么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学者”大声疾呼，不要在那里摇头晃脑，争名夺利了，再不创新，真要亡国灭种了!也要对那些沽名钓誉的官员，不管是哪个部门、那个层级，那裤子换飞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将来可能只能拿尊严、那主权去换了。当然对于这些人，尊严和人格在权钱面前是一文不值的，那就要其他的有识之士行动起来，不但大声疾呼，更要脚踏实地，战胜那些混蛋和蠢驴，开创一片新的天地。 美欧“再工业化”：机器人威胁中国制造 2012-07-10 08:12 中国青年报 有2人参与 分享到： 16 摘要： 他们进而预测，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促成的这场新型产业革命，让美国企业可以就地设立店家，创造各种产品，“美国的机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国劳工竞争”。美国由“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转变，绝不是简单回归“美国制造”，而是为了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 　　美国佐治亚洲的一家服装技术公司即将推出“机器人裁缝”。 　　据称这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技术革新，能彻底改变“美国制造”的命运——它的成本更低，从而可以打败“中国制造”。美国由此可以扭转每年用1000亿美元逆差从中国、越南等地进口服装的尴尬。 　　由电脑控制的自动缝纫机可以替代人工，“一针一线”缝制设计好的衣服，生产线上将看不到人。这代表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的主要方向。有人称之为“自动化革命”，或“机器人革命”。 　　这家服装公司创始人史蒂夫·迪克森说，“自动化机器能让手机、电脑和电视的生产重返美国”。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机器人发展目前已进入多方面应用的阶段，包括运用在医疗手术和制造业，“由于机器人不用睡觉、休假、分心，也不会要求加薪，最终机器人将会比人力劳动成本便宜”。 　　他们进而预测，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促成的这场新型产业革命，让美国企业可以就地设立店家，创造各种产品，“美国的机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国劳工竞争”。 　　对于本来就陷入工资成本上升、原料价格上涨、出口订单萎缩的“低利润陷阱”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不是个好消息。人与人竞争，可以依靠吃苦耐劳、少挣多干；可人与机器竞争，这些优势恐怕就不复存在了。 　　有人提出疑问：机器人会杀死中国制造吗？ 　　 围堵“中国制造” 　　用“机器人”打败“人”，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方法之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总统以及许多美国企业家，都在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未来20年将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 　　美国由“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转变，绝不是简单回归“美国制造”，而是为了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 　　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反思，美国人已经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造成诸多社会弊病。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建文认为，发达国家终于搞明白了，高新技术和金融虽然能赚钱，但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且门槛较高，因此广大的社会中下层难以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失业率高，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动荡。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的全球化分工，也逐渐显露弊端。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虽然造就了“世界工厂”，但低工资运行的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 　　“外包”模式同时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提高收入成为各国民众的共同诉求。但是，受制于人力成本的限制，发达国家显然不可能重新拿回那些“低利润环节的制造业”，他们必须继续“向高端进军”，通过颠覆性的技术革新，把那些流失的传统制造业“抢回来”。 　　杨建文称，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是通过抢占国际市场来实现的，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贸易手段综合运用，打组合拳，重心是攻市场占有额，从而带动国内厂商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再带动就业率提高，社会矛盾减缓。” 　　受欧债危机影响，欧盟区成员国在紧迫形势下就“再工业化”也正在达成一致。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加尼最近说，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要把这次危机转化成机遇，就必须重振欧洲工业，因为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贡献者。 　　欧盟委员会由此提出“新工业革命”理念，强调技术创新、结构改革，改变碳氢化合物为主的能源结构，更有效和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同时大力推进新的生产方式——包括机器人、数字技术、先进材料、可循环能源等新兴产业。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在此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欧美等国正在借“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 　　他认为，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却尚未形成。 　　据统计，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品牌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用“机器人”武装中国制造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国内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已经宣布，将在3年内启用100万台工业机器人，主要目的是用于控制成本。他们甚至在山西晋城投资了机器人工业园，干脆自己生产工业机器人。 　　自从“跳楼”事件发生后，该公司已多次上调一线员工工资，并且在内陆省份扩建工厂。富士康在内地雇佣的工人超过100万，按计划未来工业机器人的数量将不少于工人。 　　据分析，富士康目前使用的“低端机器人”——机械臂，每个成本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种机械臂能够24小时连续工作，工作时间是普通工人的三倍。按照富士康普通工人年薪约为3万～4万元算，机械臂的成本，相当于雇用三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成本，这样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之后就能创造利润。 　　业内人士称，中国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推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而“机器人计划”如果实施成功，可能使富士康公司得以“突破对人工需求的天花板”，而实现“全球化战略”。富士康已明确在巴西投资120亿美元建厂，同时在越南和印度也已开始布局。 　　因管理过于严苛而被广为诟病的郭台铭，计划用“机器人战略”来彻底改变富士康企业形象。他说，“我们希望人不再被机器控制，而是人来控制机器，把单调重复的工作交给机器人，让员工解放出来。” 　　的确，对于组装加工苹果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而言，在抛光、打磨、镭射打标、焊接、喷涂等多个环节上，智能化的机器人能够干得比人类更出色，它们也更适合在易燃、易爆等危险环境中作业。 　　这应该是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中国要成为制造业王国，成败之举在于把人口红利变为头脑红利。”郭台铭公开表示，随着机器人的投产使用，人力将被转移到更高的附加值上，那些不喜欢枯燥劳作的80后、90后年轻员工，会去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并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 　　看样子用机器人武装“中国制造”的速度并不比美欧国家慢。2008年劳工成本上升，工业机器人开始在制造环节崭露头角，当年中国销售达到7500台，其数量是前24年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 　　之后，机器人应用急速扩张。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粗略统计，2010年我国进口机器人2.34万台，同比增长130%；2011年进口机器人3.8万台，同比增长62%。 　　据国际模具供应商协会秘书长罗百辉预测，“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市场需求也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需求量每年将以15%~20%的速度增长。 　　目前，机器人主要应用在汽车制造行业，未来在毛坯制造(冲压、压铸、锻造等)、机械加工、焊接、热处理、表面涂覆、上下料、装配、检测及仓库堆垛等作业中，机器人将作为一种标准设备而得到广泛应用，并将成为中国工业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的“生力军”。 　　许多工业机器人的国际巨头，如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等，如今都把中国市场看作了“决胜未来的战场”。 　　虽然中国制造领域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只有数万台，比欧美日要少很多，但“中国的潜力太大了”， ABB机器人业务中国区负责人顾纯元博士称，用不了几年中国在全球一定会是装机量第一，这已是业内的共识。 　　本土的机器人企业也不甘落后。沈阳、西安等地的机器人研发速度很快，而以珠三角地区的应用市场增长最为迅速。 　　据统计，仅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就有63家机器人企业，2011年产值达160亿元，这些企业平均年增速为50%至60%。当地为解决企业使用机器人前期投入太大的问题，还采用了灵活的“雇佣”营销，企业可以“先用再付钱”，做得不好也能把机器人“炒”掉。 　　今年4月，深圳市36家企业、高校、研究及投资机构还共同成立了“机器人产学研资联盟”。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秘书长毕亚雷表示，一个“家家都有机器人、厂厂都有机器人”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而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中规模大、品牌响的骨干企业还不多，期待能出现机器人领域的“华为”。 　　如果说机床是“工业的母机”，机器人就是“长了大脑的机床”。一位机床行业资深人士表示，国人必须明白，“中国制造”要与美欧日等国家竞争，就不能只用别人的工业设备，那只会使中国制造徘徊于低附加值的环节，“为了防止被对手的机器人杀死，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机器人武装自己”。 　　 “高端制造”要由本土市场养活 　　如果机器人替代了人，人往哪里去？事实上，三年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就业的改善并不明显。过去两年，即便企业利润的反弹很快，可失业率仍保持在9%，只比最糟糕的2009年下降了1%。 　　美国研究者在一份《全球制造业向本土的回归：神话与现实》报告中称：即便“再工业化”快速推进，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迅速丧失，也不会给美国人带来更多就业，因为这些直接的生产岗位只需要机器人来完成。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金融危机后各类新科技、新工艺的应用，短期看一定会淘汰部分旧工种、旧工作，但同时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按价值链的倍乘效应，一个高端制造岗位，通常可以带动三个以上中低端岗位，比如围绕机器人生产，就会相应产生职业培训、人才培养、系统管理和生产服务等多个后续岗位”，他说，长期而言，新兴产业链的形成，并不会真正减少人的就业空间。 　　比如，在互联网和信息化产业兴起之前，很难想象坐在家里就能在“淘宝”之类的网站上开店或购物，也很难想象快递物流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说，工业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机器替代人”的过程，当机器帮助人类完成了许多低端、笨重、重复性的乏味工作后，人类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学习、创新、研究、交流及艺术等活动。 　　在李才元看来，人类由“体力时代”向“物力时代”、再向“智力时代”的进化，是不可逆的，而这正是文明不断升级的大趋势。 　　眼下最应关注的是，美欧的发达国家经过三年调整，金融泡沫基本上挤干净了，正大力发展科技和新兴产业，一旦他们抢先一步将“新兴产业链”构建起来，“中国恐怕又要沦为人家的低端打工仔”。 　　美欧“再工业化”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已经发出信号，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认为，这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是，“直接的生产领域中几乎看不到人影了，它将基本上实行数字化自动生产，以加工和制造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遗迹。” 　　在这一大转型的历史时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如果赶不上，其经济崛起进程很可能被中断。占领了高技术和高端产业的“高工资国家”，仍会打败技术落后的“低工资国家”，就像当年英国人用纺织机打败中国、印度的手工织品一样。 　　历史上，凡是依靠出口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最后都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贾根良认为，中国必须下定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别人，要利用好庞大的国内市场，让它成为中国自主技术和产业得以孵化的土壤。 　　“19世纪末的美国为什么能超越英国？不是靠传统产业，也不是靠国外市场，而是靠当时的战略性新兴技术，靠严格保护国内市场和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发展起来的。” 　　他表示，“基于此，我们必须要摆脱目前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控制，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链高端环节，打造国家产业价值链。” 　　任何形式的生产力进步都需要相应的消费力增加来支撑。当年美国的老亨利·福特创造了T型汽车的流水线生产，但如果他不付给工人双倍工资，就没有人能买得起他的汽车。这正是消费升级和本土市场的战略意义。 　　“金融危机前的全球化分工是畸形的，落实到中国就是，农村生产补贴城市，城市生产补贴老外”，李才元说，这使得中国市场看似很大，实际上老百姓收入过低，市场的真实需求严重不足，再加上市场开放过度，技术对外依赖，本土的产业价值链一直没办法形成。 　　如今，美欧的“再工业化”战略，本身就意味着要“关起门来扶植和培育自己的新兴产业”，各种类型的市场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发生是必然的，美欧的高科技很难换得来，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李才元认为，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内生性循环”之路，做大本土市场，做强本土企业，向当年的美国一样，依靠中国国民收入倍增、消费升级，来培育和养活中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产业链，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循环向上、生生不息。 　　他承认，中国目前转型难度很大，“我们人口多、技术差、货币弱、泡沫大，不利因素很多，但动力也最足”，因为中国没人再愿意继续“拿8亿条裤子换飞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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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民法专家辩天价乌木归属：没听说采蘑菇归国家

pikeliu 2012-7-7 13:28

民法专家辩天价乌木归属：没听说采蘑菇归国家 2012-07-07 04:52:00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北京)　有 2012年春节，四川彭州农民吴高亮在自家承包地中发现了据称价值超过1200万元的乌木，但7月3日，彭州市国有资产办公室正式宣布，乌木归国家，只奖励发现者7万元。 吴高亮表示对此不满。他认为，《物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他认为，法律没有规定的国家动植物资源，就不属于国家所有。 彭州市政府主张乌木国有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即“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 那么，乌木的所有权到底归谁？民法界的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柳经纬表示，政府引用法条有误。“在民法的通常理解上，埋藏和隐藏都是要人为的，不是人为的不能被认为是埋藏物或隐藏物。” 但是，中国著名民法学家、物权法核心起草人梁慧星教授认为，此事适用于《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村民在河道中发现乌木，河道属于国家所有，乌木就应由河道所有权人国家取得。 对此，柳经纬持不同态度：“讨论孳息就必须要有原物，没有原物就不能称作孳息。”柳经纬分析道，“果树结果，果子是孳息，果树是原物；母牛产小牛，小牛是孳息。但是乌木就找不到原物，因此不能认为是孳息。” 柳经纬表示，此事件中乌木应该归发现者所有。他提出，《物权法》中对哪些事物产权属于国家做了列举式规定，而这些列举式规定应该做限定解释。“只有符合法律中列举的情况时，财产才属于国家。列举情况之外的，国家不对其拥有所有权”。他认为，由于乌木的所有权在现行法律中并无明确规定，因此适用于民法原理的“先占原则”，即无主之物，谁发现就归谁。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学院教授李显冬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就像采蘑菇，挖奇石。也没听说这些东西都是归国家所有的啊。” “如果说无主之物都归国家，那么捡垃圾的人，就是每天都在侵占国家财产。”柳经纬说。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关于四川乌木? 2006-7-12 10:37 提问者： scdy28 | 浏览次数：9426次 2006-7-12 11:41 满意回答 乌木是川人对阴沉木的俗称，并非是非洲大陆地面上活的黑色木料。它是两千年至万年前，古四川地域地质环境发生地壳运动，因地震、洪水、泥石流将高山上的原始森林冲入下游河床低洼处。埋入淤泥中的部分树木，在缺氧、高压状态和细菌等微生物的作用下，经过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炭化过程而形成，故又称“炭化木”（News_content）。乌木历经岁月沧桑、饱受多种自然外固和内固之力，使其天然形状怪异、古朴、典雅，仪态万千。难怪外国人参观后，惊叹为“东方神木”。 神奇的三星堆乌木与举世闻名的三星堆文物一样，是四川人类的宝贵遗产，是古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有活化石之美称。 乌木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边缘四条大江及其支流区域，多位乌木爱好者取样作炭十四同位素测定。经中国地质大学检验中心炭14测定，样品年龄为3200土50年。大多数乌木的年代为距今两千多年至四万年之间。 三星堆附近的古河床，是乌木最集中的出产地之一。 乌木的种类繁多，有：麻柳树、青冈树、香樟树、楠木（金丝楠木、小叶楠木）红椿木、红豆杉、马桑、黄柳木、黄柏、槐木、檀木等。一般带有香味和杀菌特征的树种才能形成乌木。 乌木本质坚硬，多呈褐黑色，黑红色，黄金色，黄褐色。其切面光滑，木纹细腻，打磨得法 可达到镜面光亮，有的乌木本质已近似紫檀。其永不褪色、不腐朽、不生虫，是制作艺术品、仿古家具的理想之材。 由于乌木为不可再生资源，开发量越来越少，一些天然造型的乌木艺术品极具 收藏价值，估计在三五处以后，这一珍稀自然资源将会枯竭。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lemma-php/dispose/view.php/1540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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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知识的代价：世界最大出版商爱思唯尔遭到万名科学家集体抵制

hailang0 2012-7-7 09:05

http://tech.163.com/12/0706/07/85NBAI4L000915BF.html 2012-07-06 07:17:28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最近5个多月来，在美国一个名为“知识的代价”网站上，已有全球12196位科学家签名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有人用“学术之春”形容这场运动。 吹响号角的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数学家威廉·提摩西·高尔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今年1月21日，这位来自剑桥大学的菲尔兹奖得主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号召同行行动起来，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爱思唯尔集团。 读到这篇博文的泰勒·内伦（Tyler Neylon）——一位目前在硅谷开公司的数学博士当即给高尔斯教授留了言。第二天，他建立了一个网站，命名为“知识的代价”。 泰勒事后回忆，自己读到那篇博文，就意识到可以做点什么。在他看来，高尔斯是一位拥有号召力的“超级明星”。 迄今为止，1.2万多名科学家在泰勒的网站上签了名。他们发誓，不在爱思唯尔旗下的期刊发表论文，不做审稿人，或者不担任编辑。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爱思唯尔拥有《细胞》和《柳叶刀》在内的2000多家学术期刊。任何学术从业者都很难避开这些期刊。 以爱思唯尔为代表的出版巨头并非第一次受到科学家的批评。过去多年里，陆续有一些科学家拒绝向其投稿或担任编辑。 科学家们抵制出版巨头的原因很简单：它们使得人们获取“知识的代价”过于高昂。 一直关注此事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孙博阳认为，问题的实质是，通过传统的同行评议期刊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播的模式，已经成为阻碍科学交流和发展的因素。 孙博阳说，学者是知识的创造者，但他们无偿地将研究论文转给了出版商，又有无数学者义务为期刊做论文评审。而学者要想看到论文，还要花大价钱将他们创造的知识买回来。出版商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另一方面，她认为，大部分情况下，知识是纳税人投资产生的，现在却只有付得起钱的大学图书馆、少数读者可以利用，这在道义上也是讲不通的。 汕头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梅志平对此也表示：“我们投稿、审稿都是义务的。研究成果都是国家纳税人的钱，为什么到后来我们的研究成果成为他们的摇钱树了呢？” 期刊出版商不断涨价 哈佛大学图书馆称“防守不了” 事实上，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学也已承受不了学术期刊的高价了。今年4月17日，哈佛大学教授顾问委员会向全校教师公布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哈佛大学图书馆遇上了“防守不了的形势”。 教授顾问委员会说，大的期刊出版商不断涨价，已经使得目前的学术交流环境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哈佛大学每年花在期刊上的钱达到了375万美元。一些期刊每年订阅价格高达4万美元。在过去6年里，两家出版商的电子文献价格已经涨了145%。 该委员会向哈佛大学师生征集意见，如建议哈佛师生将自己的论文提交到“DASH”——哈佛自己的向所有读者提供免费访问的知识库；或者考虑向免费的“开放获取”期刊投稿。如果教师担任期刊编辑，可推动该期刊成为“开放获取”期刊，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考虑辞职。 “开放获取”期刊，即免费向公众公布研究成果的期刊。 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arXiv.org”，是世界著名的“开放获取”电子文库。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证明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的论文，就是发表在这家网站上，而不是学术期刊上。 但在目前，学术界的主流仍是将论文发表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孙博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国的科技评价政策，鼓励科学家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已经成为SCI论文大国。“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好的文章都发到国外去了，再花钱买回来。少数富裕的图书馆才能买得到。” 国外科技期刊不断提高价格 国内教育科研机构不堪重负 2008年以来，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商提高了针对中国订户的价格。几乎每一次提价，都会引起图书馆界的争议。 当时，爱思唯尔中国区负责人对中国青年报表示，该公司在中国的定价，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每篇论文下载价格为46美分,还不到同期全球均价的17％。但是，该公司将逐渐减少对中国的高折扣，最后与全球定价持平。 据悉，北京大学图书馆2008年购买爱思唯尔科技期刊电子数据库的费用为54万多美元，2009年涨到57万，2010年是61万。 一位学者曾对记者形容，出版巨头低价进入中国市场，培养了科学家的阅读习惯，使大家养成“外刊依赖”。现在欲罢不能，就像“吸毒上瘾”，要戒掉很难。 2010年9月，在一次会议之后，国家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中国30多家图书馆的代表联名发表了分别致读者和出版商的两封公开信。 公开信透露，近年来，国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数据库的价格不断提高，有的出版商全文数据库的价格连续多年以百分之十几的幅度上涨，个别出版商的全文数据库甚至出现年度涨幅20%~30%的情况，造成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订购费用迅速膨胀。其中个别出版商利用自己的垄断性地位涨价，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用户使用其全文数据库的论文篇均成本提高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 “持续大幅度的价格增长已经严重威胁到所有教育科研单位的科技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这些图书馆表示，为了使我国教育科研机构不受国外出版商垄断价格的“胁迫”，将采取联合行动，共同抵制个别国际出版商的大幅度涨价做法。 他们呼吁担任国际出版商学术期刊编委、审稿专家、顾问的我国专家学者，积极向国际出版商“施加影响”。 他们警告“任何无视用户权益、不顾市场现实、肆意攫取暴利、破坏科技文献长期可持续保障的做法”，不仅会损害用户的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的长期稳定性，也必然会伤害个别出版商的自身利益。 从获利能力来看，国际出版商的确是令人羡慕的。国外有人根据苹果公司与爱思唯尔公司等企业的公开数据算了一笔账。著名的苹果公司的利润率，在2011年为23.4%左右。而在过去的10年里，爱思唯尔的利润率从来没有低于过30%，2011年高达37.3%。 这位计算者认为，出版商不是不可以获利，而是要考虑市场的耐受程度。他提醒科学家说：“当你花37.95美元下载一份爱思唯尔的杂志，有13.56美元直接进了爱思唯尔股东的口袋里。” “有时候，引起雪崩只需一块小石头。”有国外媒体这样评价今年的这场“学术之春”运动。然而，“学术之春”能否真正为科学界争取到春天还很难说。这些年来，科学界与出版界，这两个文质彬彬的行业，总在“知识的代价”这个问题上唇枪舌剑。 号召科学家抵制的做法并不新鲜，2004年，斯坦福大学学术委员会就“强烈建议全体教员，尤其是高级教员，不要为漫天要价的出版商和期刊投稿、编辑或审稿”。 “学术之春”的发起人威廉·提摩西·高尔斯表示，对于这场运动，自己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相信不会虎头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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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刊？野鸡刊？错了！

热度 2 mdzhao 2012-6-26 14:10

据网上爆料：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大家》被指刊印同一个刊号、刊名的“野鸡刊”，专事收费登载各种论文，为杂志社敛财。据称每月敛财近200万元，一年不少于2000万元。（6月25日《中国青年报》）（见网上报道 http://news.sina.com.cn/o/2012-06-26/024124654170.shtml 、 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6-25/033924648544.shtml ）。刚看到报道就有一个感觉，貌似不应该把这个刊叫山寨期刊、野鸡刊，因为同属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同样的刊号，从要件看它仍是一个正式期刊。 俺查了几大期刊数据库，维普仅收录了其03年第一期和00年1、3、4期，大致看了下内容，都是文艺作品和少量的论文。万方收录了其09年9、10、11、12和10年的1－21期（缺了18、19等期），可见已经是半月刊了，内容基本上都是各种论文。知网没有收录，龙源期刊收录了11年1－6期，标注为双月刊，浏览其内容基本上为文学类，但10年不全，参照万方可以确定，为半月刊了，09年有12期，应该是月刊，发表论文为主，08年以前则是半月刊且基本为文艺作品。 虽然这个刊数据库都收录不全，但基本能看到其发展脉络。08年以前该刊是与其所介绍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刊载反映现实生活、有浓厚时代气息和现代意识的中短篇小说精品，兼及各文学流派的新作、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基本吻合的，但09年开始走偏，转而主要发表各类论文，估计也有大肆收取版面费的行为而且应该尝到了甜头，于是10年继续炮制，不过在发财的同时发现期刊质量和声誉下降面临被逐出核心期刊的危险，所以从11年始出文学版和论文版，试图以文学版保核心期刊同时用论文版敛财。但目前所知其实它并未如愿，已经被逐出北大核心期刊。 其实类似《大家》的做法也不少见，一些期刊出增刊、一些期刊出理论版和通俗版等，也是同样刊号，还有的刊把单月和双月定位为不同内容，有的则上半月和下半月版内容不同，其实也是表明对论文要求是不同的，但这些都同为正式出版物。大多数单位对于增刊所发论文作降级对待，所以有了《大家》这样不明确标明增刊打擦边球的。又因为《大家》是北大核心期刊08版的核心期刊，故身价倍增，但核心就是比普通期刊值钱啊，不能因为在一本核心期刊上发表了水平不高的论文就说它不是核心期刊甚至冠以山寨、野鸡之名。 说到底，如果不是各单位对升职称或硕士答辩和毕业有论文和发表期刊级别的要求，如果领导不是只看期刊是否核心而是看论文质量，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比起那些伪造假期刊骗钱的来说，《大家》所做的其实并没有太过分，作者交钱发表也是愿打愿挨的，是需求决定的。我们在谴责期刊的时候更多反思一下，是谁给了这种阴阳刊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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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大家》的山寨刊

hailang0 2012-6-25 10:01

最近中国青年报曝光了云南官方办的核心刊物《大家》的不良行径： 云南一官方文学杂志出 “ 山寨刊 ” 每年敛财 2 千万 2012 年 06 月 25 日 04:15 中国青年报 王梦婕 http://news.qq.com/a/20120625/000083.htm?pgv_ref=aio 想一想，也觉得不奇怪，毕竟是市场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权威部门（掌控期刊核心评级的新闻署、研究机构）认定的“核心”是有限的，而申报职称要发论文者又是无限的。僧多粥少，正轨的牛刊（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各省区社会科学）等等的赞助版费都已经炒到了天价，一个被核心的《大家》岂能不每篇收它四五千元？ 可是这样重金买来发表的论文，却是出现在《大家》的理论旬刊之上，一册 300 多篇论文，厚厚一大本，每页文字排得密密麻麻。和正规的文学《大家》相比，简直是小家子气十足！不是“山寨刊”又是什么？ 《大家》杂志不是为了“敛财”（每月近 200 万元），又是为了什么？ 问题是纯文学《大家》的期刊，官方为什么要允许它再来办另外三个旬刊的理论版，而且是刊发五花八门的职称文章呢？这些文学编辑们有资格为这些职评的文章来把关么？ 说到云南的官方刊物，我又想到了更多公开杂志的越位，越俎代庖地发表论文了。 《名作欣赏》现在也是旬刊了，其中每月有一册是专门刊发文学等类研究文章的。而正刊也居然改换门庭，变作了一个关注当代文界动态、新人的一个文学杂志了。 《安徽文学》，本来纯文学的杂志也有了“下半月”的理论版了。 《山东文学》，某某校园文学，等等，……好多文学杂志也相继跳到论文批量生产的领域，来抢分一杯羹了。 难怪中国的科研论文产量已经逼近美国，高居全球第二！论文的产出俨然已经继烟草等行业，成为替国家 GDP 增长贡献甚巨的功臣啦！ 然而《大家》等出版的这些论文的档次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呢。 为什么评职称一定要唯论文是求？ 为什么随便什么杂志（只要有 CN 号）上的“论文”参评时都能算数呢？ 如果负责职评的学术部门将职称变做了“直称”，直接称一下论文的重量、数量，请问世上还有真正的学术么？ 职评目前严重的市场化现象，是该好好反省，认真遏制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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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醉驾可免刑责？

热度 2 skylark1981 2012-6-19 11:44

摘要：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官员莫王松酒精测试结果超出醉驾标准两倍多，检察院提诉判刑两个月，却被法院以“驾驶距离不远”为由，免究刑责。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查档要求，该院研究室主任何尔海明确表示：“由于本案涉及一些审判机密和国家机密，案档不宜公开。” 更多细节： 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2/06/19/512490.html 我知道科学网并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最合适的地方。但是既然政府如此包庇，既然官民不平等。那么我不能保持沉默。我反对这个做法，我希望政府部门应该给老百姓一个明确交代，法律公平不容践踏。 我只能用这个方式表达我的愤怒。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可以换回法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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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院士情报真难！

热度 2 xupeiyang 2012-6-15 09:26

最近，我的主要任务是千方百计搞院士和神九情报，真难！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关门讨论院士制度等 　　6月13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同时召开各学部会议，与往年不同的是，两方的学部会议均对媒体下了“逐客令”。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会议期间，院士们要讨论一项“改进完善院士制度”的研究报告，而报告内容涉及院士制度修改的具体意见，目前尚无定论，故暂不对外公开。 　　一位刚刚参加完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会议的院士告诉记者，在会议结束后，工作人员随即收回了这份研究报告，并嘱咐院士们千万不要将资料带出会场。 他还透露，这份在“院士自己头上动刀”的研究报告内容翔实，其中多个地方提及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院士增选问题，且不乏对院士增选程序调整的意向。 　　事实上，对院士制度改革的呼唤早已有之。6月13日当天，刚刚获得第九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的两院院士、土木工程学家潘家铮就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 我国实施院士制度以来，其称号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待遇问题，“官员”、“企业家”院士的增选问题一直饱受外界的质疑和诟病， 这些只有通过院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才能保证整个院士群体的学术纯洁性。 　　而在今年的院士大会上，无论是大会工作报告，还是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工作报告，都涉及院士制度改革。 　　在6月12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68岁的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在即将结束任期之际再次强调，广大院士应继续视荣誉为责任，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共同营造健康向上的学术环境作出贡献。 　　中科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陈宜瑜院士表示，中科院院士队伍道德学风情况是好的，在社会各界享有良好声誉。但是，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浮躁之风对院士队伍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需要广大院士保持高度警觉和重视。 　 　近年来，院士增选过程中掺杂一些非学术因素问题，不时被媒体曝光，此次大会中备受舆论关注的“烟草院士”一事也牵涉到院士增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道德委员会一定要把好院士增选的道德关。”陈宜瑜说，院士们应自觉抵制外界干扰，不接受说情以及各种形式和名目的请客送礼，要严格遵守纪律，对自己发表的意见负责，在正式公布前，不对外透露结果。 　　在参会院士们收到的不对外公开的“改进完善院士制度”的研究报告中，则涉及了“严格把好选举关”这一院士制度改革探索的重要内容。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对这份报告的由来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改进完善院士制度，是国家中长期人才规划纲要确定的内容。按照中央的部署，这项工作由我院牵头，会同中国工程院、教育部、科技部共同承担。” 　　虽然白春礼并未对这项报告的内容做具体介绍，但从他所讲的“这项工作的四个原则”中可以看出 ，“坚持院士增选工作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减少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明确推荐人的权利和责任”两项原则都是针对院士增选问题而提。 另外的两项原则是“保持院士称号的学术性和荣誉性，不与物质利益挂钩”和“为院士团体实现其功能定位，实现权利和责任的统一，提供制度保障”，则被一些人士解读为 如何推进学术管理去行政化，把两院回归为学术共同体组织，将学术评价放在第一位。 　　从白春礼的工作报告中还可以看到，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一年多，由18位院士组成的院士专家组与工作组一起，以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等形式展开调研，最终形成相关重点任务调研报告，对改进完善院士增选工作、加强院士群体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建设“凝聚院士大家庭”等制度层面的问题，以及社会关注院士群体等一些热点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于院士制度改革的具体日程，白春礼说：“今年要在广泛听取全体院士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专题研究报告和总报告的起草工作，并适时上报。” http://news.sina.com.cn/c/2012-06-15/0339245943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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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学的良心 ——记哈佛大学录取招生办公室主任威廉·菲兹西蒙斯

carldy 2012-6-14 10:04

下文出自《中国青年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哈佛大学最高招生长官威廉·菲兹西蒙斯。 http://zqb.cyol.com/html/2012-06/13/nw.D110000zgqnb_20120613_1-12.htm 本报记者 李斐然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6月13日 12 版） 威廉·菲兹西蒙斯 威廉亲笔签发的哈佛本科生录取通知书 哈佛招生办公室的传统“爱的负荷” 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 威廉和学生整理申请资料 过去40年里，威廉亲手为哈佛大学挑选每一个本科生。可连他自己都觉得讽刺的是，当年他试图敲开哈佛大门的第一个回应，是一句响亮的“不可能”。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哈佛还被认为是一所“为精英阶层量身定做”的大学。没有人相信穷人家出身的威廉能够上哈佛，连他的老师都拒绝为他写推荐信，并极力劝道：“那地方不属于我们，你不可能融入哈佛的。” 然而他们没有料想到的是，威廉不仅进了哈佛，还留在哈佛，成为招生“最高长官”，并最终改变了哈佛招生录取的面貌，让这所名校从那些不起眼角落里，接纳了更多像他一样被认为“不可能”的人。 “对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进入哈佛改变了我。而现在，当我知道自己有机会能让哈佛对有才华的人敞开大门——不管性别、种族、经济状况——这是一件让人振奋而有成就感的事情。”威廉·菲兹西蒙斯（WilliamFitzsimmons）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如今，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已经可以骄傲地在公文中写道：哈佛以能够给予每个人公平机遇为特色。而推动这件事的威廉，也被哈佛老校长盛赞为“大学的良心”。 每年，在超过2000份寄往世界各地的录取通知书上，威廉会一份一份地署上自己的名字，并在其后亲笔写道：“希望你成为我们的一员（Hopeyou’lljoinus）。” 人们追随着他，想要知道，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上哈佛 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想要认识威廉。《纽约时报》为这位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开设的问答栏目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两天内发来超过900个问题，导致该栏目不得不连开5期才回答了其中一小部分。 如果能够见到这位“录取之王”，那更是火爆的场面——在一次交流会上，热切的家长挤满了会议室，甚至坐在地板上。他们知道，哈佛大学每年本科生录取率只有5.5%左右，而作为招生主任，威廉至关重要。人们用不同措辞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作为哈佛招生录取的最高把关人，你想要什么样的学生？ 威廉虽然已经68岁了，但热爱跑马拉松的他有着魁梧的身材，总爱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把金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他走到家长中间，看着那些期待的眼睛说：“对不起，其实我们并没有公式化的规则。能够让身边的人变得更好的人，就是我想要的人。” 考过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相当于美国的“高考”），提交申请资料，就可以成为入学申请者。所有申请者资料都要严格按照哈佛大学对于本科生的录取规则进行审查，每一份资料会被分工不同的4个人仔细研读。然后，包括威廉在内的5人评审小组会召开讨论会，每个申请者至少讨论一小时。他们常常在玻璃房间的会议室里，指着投影在幕墙上的申请资料，一直讨论到深夜一点。最后，由评审小组全体投票决定。 录取流程没有例外。不过威廉也承认，如果校友子女申请，他们会“多看一眼”。但是他们所做的，也仅仅只有“多看一眼”而已。 “你所获得的学术成绩很重要，但是我们也会考虑很多其他指标——社区参与、领导能力、工作经验等。”威廉说，“我最期待的是打开每个人的申请文件夹，看到一个个人生故事，它们是如此真实，没有人可以伪造。” 事实上，威廉本人深刻地影响着哈佛的录取。在他的推动下，年收入低于6.5万美元的家庭完全不必缴纳费用。哈佛招生时执行的原则是，不管你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还是急需帮助的穷人，学校只考虑申请者本身素质，不对经济状况予以考虑。 在过去的40年，这位录取官推动了一场哈佛的“革命”：这个曾经几乎看不到女生的地方现在有一半的女生，校园里不同肤色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力度的奖助学金政策和公正的招生制度，有效抹平了学生在入学前的差异，让大家站在同样的起跑线冲向未来。 为了“讨好”这位哈佛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录取官，人们给他寄来各式各样的礼物——饼干和枣泥糕，DIY版的《时代》周刊，还有人送来一个画有自己头像的大圆盘。 在一次校园电视台的采访中，男主持人扬着眉毛打趣问：“说真的，有没有人给你施点美人计？” “这倒是没有，这就是原则问题了。”威廉大笑着回答，“另外，请千万不要再给我寄黑巧克力了，我的家乡的确盛产巧克力，但是这招对录取根本没用。” 对于那些绞尽脑汁吸引录取官注意的学生，威廉建议道：“你不需要去哥斯达黎加，你也不需要去国外做什么轰动的事情，如果去麦当劳打工可以融入社会，这也是个好主意。” 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个骄傲的母亲在威廉面前夸夸其谈，称赞自己的儿子“非常积极进取、勤奋好学、有真正的学者风范”时，这位高个子男人只是弯下身，认真地问躲在母亲背后沉默的孩子：“你平时喜欢玩什么？” 去哈佛吧，但是不要丢掉你的灵魂 威廉第一次接触“哈佛”，是在家里那堆摞起来可以当梯子的《世界图书百科全书》里。上中学时，这个“喜欢一页一页细读书”的小伙子翻开了“H”这一册，见到了那个此后天天与他相伴的词条——哈佛大学。 关于哈佛的定义里一下子蹦出了好几个抓住威廉眼球的词组，“那儿看上去是个极其诱人的地方”——这里有“丰富的资源”，以及“来自全世界的教师和学生群体”，是“美国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 然而从街坊邻居口中，他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的定义：哈佛是一所“别人的学校”，它属于那些读得起预备学校的富家子弟，“从来不是为我们这种穷人而设立的东西”。 他就读的教会学校的老师甚至告诉他：“哈佛里面到处都是富得流油的势利眼，他们没有信仰，如果你去了哈佛，一定会丢掉自己的灵魂。” 对威廉的家庭来说，哈佛完全是陌生的。他的父母都没上过大学，父亲做过许多份工作，白天开出租车，晚上在橡胶厂上班。不过他们家的生计主要还是靠经营一个加油站及旁边的小便利店。 一家人就住在加油站对面的街道上。在只有两间卧室的狭小房子里，威廉得和3个兄弟挤一间。那时候没有人想到，在这条穷人住的街上会走出一位哈佛毕业生，甚至最终给哈佛带来了改变。 高个子的威廉很有运动天赋，是学校里的曲棍球明星。当时大家对他的最高期待，就是做一名职业曲棍球手。 虽然哈佛大学距离威廉的家只有15英里，但在他看来，却感觉“有半个地球那么远”。他完全不知道15英里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对这个穷人区的孩子来说，生活就是每天睁开眼睛后，开始为当天的面包而努力。从6岁开始，家里排行老二的他就得“工作”了。他挨家挨户地送过报纸，在加油站帮爸爸给汽车加油，常因为清洗挡风玻璃或检查客人车里的机油而蹭得满脸泥巴。 这个没人管的少年渐渐失去了求学的兴趣。从9年级起，威廉开始逃课，180天的上课时间，他有55天都跟朋友躲在附近的小树林里，无所事事地发呆。 “很显然，我的生活到了一个节点，需要一个改变。”回想起这段时间，威廉说。 高中毕业前夕一次偶然得到的面试机会，让威廉亲身见识了15英里外的哈佛生活。第一次踏进哈佛校园，威廉吃惊地发现了另一个世界：“我觉得这里不是和家里差了15英里，而像是差了3000英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说着一种不同的口音，除了我。” 但是，“也许是因为哈佛承受了太扭曲的偏见，当我真的到达这里后，发现现实中的哈佛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他回忆道。 一天一夜的参观改变了威廉对“哈佛”的想象。他在这里结识了“高素质而多样的学生群体”，发现许多人“富有却并不势利”，跟百科全书里所写的一样，这里的确是“一所最古老的好大学”。 回到15英里外的家里，威廉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要到哈佛大学读书。 这样的想法“吓”到了他身边的人。“不可能！”连续两位老师拒绝为威廉写推荐信，并且她们极力劝他不要申请哈佛：“你会因为贫穷而被排斥，格格不入，被迫退学，在那个只属于富人的地方，失去自己的灵魂。” “就像是每一个青春期的叛逆少年，当时的哈佛对我来说就像是禁果，越是这样，我的好奇心就越是促使我前进，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威廉说。 他说服了历史老师罗伯特·奥布莱恩为自己写推荐信。最终，他凭借自己优异的成绩和突出的曲棍球特长，同时被布朗大学、波士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录取。由于他在学业和运动方面表现出的天赋，哈佛甚至慷慨地给予他在当时凤毛麟角的奖学金。 威廉要去“不属于自己的哈佛”了，“为了这个，让曲棍球变成生命第二重要的东西也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他在当地冰上曲棍球锦标赛上创下的救球最高记录，还无人打破。 在他踏上行程之前，奥布莱恩叮嘱他：“你将会在哈佛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要记住，你也完全有资格，去教教那些人一招两招的。” 这位老师还送给他一个装裱起来的纪念框，上面写着一句拉丁语：“IllegitimisnonCarborundum”。大意是“不要让痞子把你打败”。 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哈佛这种地方，继续做我自己 在威廉还没搞明白“痞子”指的是哪些人的时候，他先被这个陌生世界吓了一跳。当他把行李箱搬进门，他对新学期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好像是到了另一个星球旅行。” 这个1962级哈佛新生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跟自己住了18年的小屋不同，这里宽敞豪华的餐厅里摆着闪亮的餐具，学生休息室里铺着木地板，墙上挂着镀金边框的画像，伸手可及的地方都是皮质家具。 与他一同到达的同学们穿着时髦的服装，相互打量着彼此昂贵的花呢夹克、丝绸领带和驼绒大衣，学生聚会的地方就像是一场时装展览秀。 在这一堆衣着华丽的富家子之中，威廉像是来自外星的生物，身上还穿着高中时候的卡其布外套，衬衣用的还是早已过时的按扣。当他的同学们讨论出国旅行见闻时，这个加油站小子能说出来分享的最遥远的一次旅行，只是去纽约市看自由女神像。 威廉发现，自己的女性同学少得可怜，大概只有八分之一的比例，更不要说不同肤色的少数族裔了。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明白为什么他的老师会口口声声宣称这里“会让人失去灵魂”。威廉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的同学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边，扭着脖子斜着眼，向他的衣服里面看，想要瞥到标签。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这里保持我的身份，继续做我自己。”威廉说。 当同学们在那些会费昂贵的学生俱乐部畅谈未来的时候，威廉也开始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他加入了曲棍球校队，代表学校打赢了几场比赛。虽然据高中老师的回忆，威廉入学的愿望是要做一名牙医，但进入校园的威廉涉猎很广，他选修了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获得社会关系专业学士学位。 在他的室友迪伦的记忆里，威廉不是出现在图书馆，就是在去打工的路上。虽然赢得了奖学金，但是为了支付学费和教材费，威廉每个星期工作12个小时，打扫宿舍和办公室。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时间上领先于自己的同学，在大四一开始就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我以为他毕业之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商人，因为他满脑子都是新奇的想法，总能用与众不同的视角看问题，一定能抢得先机，大赚一笔。”他的同学约瑟夫·奥唐纳说。 但威廉的选择又一次出乎人们预料。他在教育学院办公室打扫卫生时，偶然从地上捡起一份该学院的招生简章，从此开始在教育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连威廉自己都没想到，录取官会成为他的终生职业。毕业前，他“跟每个普通学生一样，四处发简历，找工作”，他原本觉得，“最好是当个教授，当然干点别的也可以”。 最终，威廉被他的导师乔治·戈尔瑟斯所描述的“大学录取官”工作迷住了—— 在这里，你能够用独一无二的方式了解世界和人性，到各地去亲身感受学校和社区，跟不同教育者、家长和决策者交换意见； 每年，你可以通过阅读申请资料，看到数以万计的人生故事，参与录取决策，毕生追踪学生的足迹。 从1972年开始，威廉正式进入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工作，并于1974年开始担任招生负责人。 “那时候，我被这份工作背后无穷的机遇迷住了。”威廉说，“想想看，你可以为身处世界某个角落的学生带来一次改变命运的机遇，为那些适合的人打开哈佛的大门，让他们能够享用这所大学所能提供的资源，因而有更好的机会把世界变得更好。这真是一份令人着迷的工作。” 撼动美国高校录取制度的变革 1986年，威廉升任招生办公室主任，兼管奖、助学金事宜。这是一个显赫的职位，人们用等同于哈佛法学院、医学院院长的头衔来称呼他。威廉终于有机会开始推进自己筹划已久的改革——中止哈佛大学的提前录取制度。 用哈佛前校长德里克·伯克的话来说，这项制度“让占优势的人占尽了便宜”。它大大增加了富裕学生的录取机会，是富裕家庭通往名校的“便捷门”。 威廉决定要关上这扇门。 然而说服人们废除这项已实行数十年的制度十分困难。直到2006年，伯克校长才终于宣布，哈佛愿做全美第一个彻底取消该制度的大学：“总要有人先出头。不管前面多少危机，我们都要迎难而上。” 这一决定震惊了美国教育界。斯坦福大学形容其为“大胆的壮举”，麻省理工学院招生主任得知后惊呼“哇，太棒了”，而美国游说机构“教育管理”的执行理事说：“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听到时我眼里含着泪水，几乎要哭出来了。” 威廉极力呼吁其他大学也参与进来，结束这种并不能让人人平等受益的制度。可是，跟随其后做出这项“勇敢的决定”的，却只有普林斯顿大学等少数几所学校。大部分名校的回应是：哈佛很勇敢，至于我们，还要多方面谨慎决断。 在艰难中坚持了5年后，哈佛大学于去年宣布，恢复提前录取制度。但正如美联社的评论，威廉主导的这项改革“撼动了美国高校录取制度”，从而让更多人有机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在打破特权的同时，威廉在任的第二把火，是建立起更为有力的、覆盖面更广的奖、助学金制度，给予贫困家庭更多补助，并每年指派40多名录取官，飞往美国乃至世界各地，让那些受困于“不可能”的年轻人——从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牧羊人的女儿，到缅因州卖龙虾的老板之子，甚或是中国青藏高原的藏民——意识到自己有机会改变人生。 曾与威廉一起外出招生的同事萨利·多纳休记得：“即便语言不通，他也能很快跟人熟起来。”在西藏，藏族人端出牦牛奶和牛舌头，当多纳休还拧着眉头在犹豫要不要吃的时候，威廉已经一饮而尽，边吃边笑着跟身边的藏人比划着，请他教自己几句当地话。 在哈佛录取官到来之前，鲍勃·吉亚尼诺拉辛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哈佛那块料”。他毕业于几乎没有哈佛校友的高中，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哈佛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就像外星人的故事一样。但威廉让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在那里活下去。” 尽管已经毕业近20年了，鲍勃还清楚地记得入校第一次见到威廉的情景：“他对我而言就像神一样。我一见到他，就被他百科全书般的记忆力震惊了。” 那次见面时，威廉热情地向鲍勃打招呼，如数家珍地说着鲍勃的故事——他的推荐信里的评语，他高中时曾在某栋教学楼参加的某个活动……鲍勃意识到，威廉在录取通知书写的那句“希望你成为我们的一员”，并不是一句空话。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成了威廉的信徒。”鲍勃说，“连我自己都记不清楚教学楼的名字，我猜就算是我高中的老师也未见得能说得出我的故事，但是威廉却一点儿不落全部记得！” 每到招生季，威廉就会坐在堆成小山一样的桌子前，像阅读百科全书那样认真研读申请者的材料。有时候记者来采访他，他要从几乎高过脑袋的材料里探出头来，才能回应道：“什么事？” “跟我们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他还随身带着100份文件夹，这是他生活的全部，他认识每一个孩子。”威廉的同学奥唐纳说。 威廉不仅认识每一个由他录取的学生，还在默默关注着他们。这个当年被同学偷看衣服牌子的校友，为他的学弟学妹们设立了一项“秘密基金”。 这像是一个神秘组织，由威廉所指定的助学金工作人员秘密操作。他们有一份保密名单，上面是家境贫寒学生的通讯方式。当这些学生遇到说不出口的窘迫时，威廉的秘密组织就会出动，给他们寄去礼物——一张校园新年音乐会的门票、一张突发急病需要的支票、一套面试需要穿着的正装、一件冬天保暖的外套，甚至是一张回家的机票…… 一切都是秘密的，没有人公开发送名单，不涉及自尊问题，这就是从不露面的威廉，送给每个哈佛贫困生的礼物。 从这些学生的人生故事里，我看到未来的样子真不错 其实，不管家庭背景如何，每个走进哈佛的学生，都会收到来自威廉的礼物。 其中一项礼物，是一笔资助“间隔年”的奖学金。威廉鼓励新被录取或者刚毕业的学生申请，拿着这笔钱，用一年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比如到全世界旅行，去接触完全不同的人生。 就是这样，哈佛数学系的安德里安·斯博恩从美国飞到了中国，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学习太极，赶着高峰跟中国的上班族一起挤地铁，看着为这座城市修建地铁的工人跟高楼里走出的白领站在一起穿越斑马线。一旦有机会，他还会向每个愿意聊天的人询问：“关于中国高考，你能跟我说说你的经历吗？” “尽情地去玩耍吧，去看看世界的样子，不要一心做个‘补习战士’，我可不希望你们的引擎在到达哈佛大门前，就已经耗得没油了。”威廉说，“也许你会在这一年发现你的‘人生节点’，从而更明确回到哈佛后，你想要得到什么。” 威廉记得，虽然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但爸爸却喜欢在便利店里举办聚会，让来自各行各业的顾客，跟家里的孩子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就在那里，小威廉认识了弗拉门戈吉他手、昆西造船厂的工人，还有一个外号“鱿鱼”的卡车司机，他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自己在海军的故事。“在这里我看到了社会的不同横截面，丰富并且真实。”威廉回忆道。 进入哈佛读书后，当教室里开始讨论失业、福利政策、医疗改革甚至公共交通政策时，他发现，“只有经历过交通堵塞的人才明白交通政策的问题”，“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对每日不能糊口的人生一无所知”。 “哈佛力图培养世界的未来领袖，而我知道，未来领袖应该体验过不同的生活状态，了解不同的人生。”威廉说。 “在哈佛，我不知道谁是贫困生。每个人的生活都差不多，一样读书，一样旅行。我们唯一的不同，大概只在于接下来，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安德里安说。 威廉曾表示，自己作为录取官，最开心的时刻，是打开申请者的资料文件夹，翻开里面的人生故事的那一刻。“在这里，你看到27000个申请者的真实生活故事，他们的初中，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祖国，他们的爱好，他们遇到的挑战和对策。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未来。不瞒你说，从这些学生身上我看到，未来的样子真不错。” 他重新定义了哈佛大学 每到3月底，整个哈佛招生办公室就会全员出动，从扎着领结的招生负责人，到穿着运动T恤的学生志愿者，大家排成长队，接力将一箱箱的录取答复邮件从办公室搬运到邮寄卡车上。 这是招生办公室的传统。威廉给这项声势浩大的体力活儿取名叫“爱的负荷”。虽然网络时代录取工作只需要鼠标点击“发送”键，但威廉坚持延续这项搬运传统，让每个参与录取招生的工作人员，都亲手掂量一下手中沉甸甸的信件——因为在邮件的另一端，数万名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正在期待着这则庄重的回复。 “回顾这么多年来哈佛的改变，景象实在令人振奋——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少数族裔学生，以及原本人生轨迹在另一端的人们。”威廉说，“能够在过去几十年参与到这场录取改革，把更多的人拉入可以实现梦想的行列，我感到很荣幸。” 如今哈佛的定义，也早已跟小威廉在百科全书中看到的不同了。哈佛大学官方招生网站写道：“成立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她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革。现在，她的学生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她的研究机构拥有无可比拟的丰富资源，她所提供的全面奖助学金制度可以让每个人享受这些优势，体验更好的本科生活。” “威廉改变了人们对哈佛的看法。”前校长伯克这样评价威廉，“对于哈佛，人们有种印象，这里是所精英大学，到处都是来自富人家、上得起预备学校的书呆子。但威廉却成功地打破了这一禁锢，让你发现这么牢不可破的制度下，还有人能顶着重重压力，生生闯出一条路。” 美国媒体也评论说，“威廉重新定义了哈佛大学”，这位被前校长称为“哈佛大学的良心”的人，同时也是“整个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界的良心”。 如今坐在红砖楼的招生办公室里，说起校园里不同肤色、不同口音、不同背景的学生群体，威廉感慨说：“现在的哈佛和当年不同，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多样。”但他还会调皮地补充一句，“比如，过去我就从来没有想过，有人冬天可以连袜子都不穿。” 在他从事录取工作以前，他的导师戈尔瑟斯曾半开玩笑地“警告”他：录取招生工作有一个巨大的缺憾，因为这一切都太令人着迷了，时间会过得飞快，你可能感觉只是一眨眼的功夫，醒过神来却惊讶地发现——什么，30年过去了？ “事实证明，他说得不对。”老威廉说，“到今年7月份，我就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整整40年了。” 当然了，威廉40年的坚持也“得罪”了不少人。校园电视台采访他时，男主持人忿忿地抱怨：“嘿，哥们，咱们说点实际的，难道你就不能给我们多招几个漂亮姑娘吗？艾玛·沃特森，演‘哈利·波特’电影的那个，漂亮、大牌，要是招她来，你不也省得满世界跑去宣传招生吗？” 威廉仰着头哈哈大笑，十指交叉，认真地看着对方的眼睛，回答道：“可是我只看才华（Talent,onlythat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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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烟草院士”研究成果被控烟人士指为骗局

lrx4444 2012-5-31 18:06

2011年12月15日 04:34　来源：中国青年报　 　　新增院士名单公布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就想给中国工程院提意见。“院士是科技界最高学术称号和最高荣誉称号，他（她）的工作应该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建立在虚假命题上的研究者，一个帮助销售死亡的技术人员，怎么能当院士呢？”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烟草院士”的出现不仅是控烟失败的表现，更是科技界的遗憾。 　　陈君石说的是谢剑平。谢剑平身为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主攻方向号称是卷烟“减害降焦”研究，以开发出“神农萃取液”而闻名。此前他已经两次递交院士申请，连番落选，这一次终于得偿所愿。但红榜发布之日却波澜陡起，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和打假人士方舟子等纷纷指出该结果的不妥。 　　对此，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时称，院士的选举卫生部无从置评，但是中国控烟履约工作确实任重道远。 “他的研究就是一个骗局”？ 　　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目前，我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者达120万人。吸烟带来的社会成本，已使烟草业的“净效应”成为负值。因此，烟草控制成为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烟草企业却不甘心退出舞台，不断推出新花招、新把戏来蛊惑人们。降焦减害乃是其中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几年前就做过针对性的披露。 　　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高级项目官员甘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上世纪50年代，西方卷烟公司推出了“低焦油”、“淡味”卷烟，其名称来自于吸烟机器测试时输送的焦油和尼古丁较低。“但这是烟草商故意设计了这些卷烟，在测试时释放较低的焦油，但他们完全知道这些机器测试指标并不准确反映吸烟者实际接受的焦油和尼古丁。”1977年“万宝路”公司内部数据显示，烟民实际焦油摄入量比机器测试数据高3倍。 　　甘泉也曾亲自做过相关实验。他分析了中国成年男性吸烟者的尿液，并且比较了吸不同焦油含量卷烟的吸烟者喷出的烟草烟雾中的尼古丁副产品和致癌物质。结果表明，吸烟者尿液中发现的尼古丁副产品和致癌物质含量没有因为所吸卷烟的焦油含量而有所不同。实际上，其中一种有害致癌物质（亚硝胺代谢物）含量反而随着所吸卷烟焦油含量的下降而上升。 　　“市场上销售的低焦油卷烟并不比普通卷烟危害低。吸烟者的补偿方式是更用力地吸‘低焦油’卷烟。”他说。 　　杨功焕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谢剑平的主要“贡献”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卷烟“减害降焦”法，并引入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研制开发“神农萃取液”。在神农烟科的网站上明确写道：“低害卷烟的第一个充分条件永远是消费者喜爱它的口感与烟香，因此，‘口感第一，低害第二’始终是我们研制开发‘神农低害卷烟’的原则！这不是再明白不过了么？他的研究就是一个骗局。只是为了推销更多的烟草而已。” 　　她还注意到，“五叶神”品牌卷烟选用的“神农萃取液”。按照公开的数据，五叶神在1999年的销量不到1000箱，在获得此成果后，2001年达到1万箱，2004年为13万箱，销售额30亿元。连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都赞叹：一项技术救活了一个企业。“这是谢教授研究成果推广的结果。” 　　方舟子在微博上列出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条文：“烟草制品使用‘低焦油’等词语属于虚假、误导、欺骗。吸极低焦油、低焦油卷烟患肺癌死亡的风险和吸中度焦油卷烟一样。”对于谢剑平的创新研究——在卷烟中添加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他更不留情面：“降焦本来就够骗人的了，这中草药减害就更害人了。” 服务纳税大户就该在工程院授勋吗 　　“烟草院士”争议出来后，参与院士投票评选的魏复盛院士回应公众的质疑称：一、谢剑平研究“降焦减害”对控烟作用很大，他获得过国家发明奖；二、烟草行业是我国的纳税大户，烟草税收对国家建设有重要作用。从这一点看，国家还是需要烟草行业的，控烟是个逐步的过程，“降焦减害”是解决吸烟问题一个必经的阶段。 　　对此，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许桂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烟草行业的确是我国的纳税大户，去年税利达6000多亿元，从2000年至2010年间税利增长5.7倍。 　　“说到底，烟草业的每一分钱都是靠牺牲公众健康获得的。”他说。 　　此前，由杨功焕和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共同牵头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烟草制品能够带来巨额利税和庞大就业，但是它造成的健康危害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更大。“毫无疑问，烟草业是得不偿失的黑色产业，现在哪怕仅仅从经济角度算账，也是如此。”杨功焕说，用烟草业是纳税大户来证明谢剑平当选有理，明显找错了论据。 什么样的人才能当院士 　　在中国工程院的网站上有一封“致2011年新当选院士的信”。信中提到，“中国工程院要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关键是要建设一支素质高、学风正、品德优的院士队伍”——继续弘扬科学精神，以身作则，努力成为科学道德建设的模范，唯真求实，力戒浮躁，淡泊名利的身体力行者；在各方面严于律己，主动听取并正确对待各种意见，自觉接受群众、单位和社会的监督。 　　在陈君石看来，“烟草院士”的出现显然违背了上述原则和精神。降焦减害早已为国内外实验和事实证伪，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功勋”，如同建立在黄沙之上。以此“功勋”博取院士之名，更是荒谬。他建议中国工程院慎重考虑公众的意见。 　　另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卫生部长王陇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谢剑平的当选，说明院士评审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他说，院士评审是一种业绩评定，且是国内最高的业绩评定，不能够和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相抵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由世界卫生组织制定，2005年8月经人大批准，就和我国法律法规一样具有法律效力。这个公约明确指出，不得以任何虚假、误导、欺骗的手段推销烟草制品，包括“低焦油”、“淡味”、“超淡味”等。 　　“院士的评审程序、原则等也存在许多问题，很多情况下是‘外行评内行’，根本不了解有些行业。现在评院士都是学部来评，而学部里边有很多专业，很多信息，相互间还不能沟通。比如评审牵扯到健康问题，就应该和医药卫生学部进行沟通，起码不要出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评奖、评院士的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王陇德说。 　　据悉，谢剑平所在学部，在工程院九学部中规模最小，除资深院士外，剩余34人，只需2/3投票通过即可，相比其他学部更易当选。同时，该学部大部分为环境、气象、海洋等领域专家，与烟草科技相距较远。 　　目前，中国工程院除了副院长旭日干发表的“两轮投票选出来就是有道理的”言论外，尚无其他说法。当事人谢剑平始终沉默着。 　　本报北京12月14日电 http://www.chinanews.com/jk/2011/12-15/35328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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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全文刊发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地质大学的讲话

热度 1 Gibson 2012-5-29 13:58

中国青年报全文刊发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地质大学的讲话 在中国地质大学的讲话 温家宝 （2012年5月19日晚，武汉） 同学们好！ 老师们好！ 我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近8个年头。毕业以后，我时常想念我的母校。今天能回到学校看望大家，觉得像回家一样，心里特别高兴。 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晚上《新闻联播》播发了我们学校登山队攀上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消息。我向学校表示祝贺，向登山队员表示祝贺。 我想，大家一定非常高兴。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只要不畏艰苦和挫折，就一定能够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应该是我们的传统。 一 担任领导工作以后，我一直没有忘记对科学的关注，直到最近我还在思考地球科学的发展方向。上个月，我到冰岛考察火山和地热，在赫利舍迪地热电站与数十名当地地质工作者和联合国大学地热学院的学生座谈，当时我讲了我多年思考的地质科学的研究方向。我把它概括为六点：第一，地球、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如果再大一点，还应该包括天体。第二，地质构造，特别是板块运动给地壳带来的变化。第三，矿产资源和能源，尤其要重视新的实践与理论。地质科学要同经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主要表现在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和节约资源，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有两件事情可能大家注意到了：一是我国地质工作者最近在内蒙古煤田勘探中发现铀矿与煤共生。过去我也很关注煤层里经常含有铀、钍、锗、镓、铟这类稀有和放射性元素，但是煤层中的大型铀矿还很少发现。二是页岩气的发现和开发。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起步晚了一点，在开发实践上落后了一些。有人说，页岩气的开发与利用可能改变世界能源格局。美国页岩气开采已经到了实用的地步。一些天然气很丰富的国家由此感到忧虑。我们国家具备页岩气的储存和开发条件，但是它的开采技术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管道输送的要求是很高的。在矿产和能源开发利用的理论和实践上，不要局限于书本，而要不断地探索新的实践和理论。第四，地质灾害与防治。这已经成为涉及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从汶川大地震到舟曲泥石流，无一不与地质灾害有关。但是有效的预报、预防和治理，我们还差很多。在指挥汶川地震抢险的过程中，我对此深有体会。在舟曲发生泥石流以后，我又认识到，从甘肃到四川直至云南，这一带由于地质构造等原因造成岩石的崩塌，再加上多年的冲积物堆积，有许多冲沟都有突发泥石流的危险，必须提早预报、提早防治。第五，现代科学在地质学的应用。我上大学的那个时代，从大的方面讲，地质学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的结合，地质勘查工作运用遥感、测试、钻探、掘进等技术手段。现在看来不够了，它要涉及天体、地球、环境、生物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以及信息、航天、海洋、生命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第六，地质科学要开发新的领域。过去讲微观，小到原子、分子，现在不够了，要研究粒子。过去讲宏观是由地壳到地球深部，现在也不够了，宏观要研究天体，大到宇宙。过去讲古生物只研究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现在还要研究生物对环境的影响。人、环境、地球、天体构成一个整体。因此，我主张地质学专业要开一些新的学科，比如气候学，特别是古气候学。刘东生老师在研究黄土成因的时候就大量利用气候学的原理，他对我讲，当时西南联大地质专业的课程中就有气候学这门课。 我之所以跟大家讲这么多，就是想说明只要有地球存在，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类在发展和进步，地质学就不会枯竭。地质学不是一门简单的科学，而是一门深奥和博大的科学。有志的青年们要为这门科学而献身，利用这门科学为祖国和人民造福。 二 我是1960年进入大学的，在学校期间就很热爱地质科学。除了书本知识以外，我曾钻研过河流走势的变化和它的力学原理，还研究过磷矿，特别是北方磷矿的成因。那不是老师布置的，是我课外涉猎的。我上大学时，构造学主要是地槽-地台学说。工作以后，自己开始研究地质力学。当板块学说出来以后，我又努力学习板块学说。我觉得一个科学工作者，思想应该是开放的，而不应该是禁锢的。他只承认规律和真理，而不屈服于任何权威。一所学校最重要的还是要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青年学生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这是最宝贵的。我在地质科学研究中遇到问题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这也就养成了我在从事其他工作时从不迷信、不盲从，总是通过自己的探寻，永不停息追求真理的脚步。 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是母校给我的。我们有许多老师和同学就是这样做的。因为地球太大，宇宙更大，自然是千变万化的，它处在变动之中。人类和社会也不会终止，它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这是一个道理，这就是科学精神。 母校又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我上大学以后，第一学期就染上了肺结核。当时学校让我住一个隔离室，不能上课，但是我靠自己的学习和钻研，在没有听课的情况下，那个学期的所有课程，包括最难学的《结晶学》，都得了优秀。以后我坚持锻炼，从不畏天命，因此我又争取到每天四小时上课时间，然后是八小时。直到毕业的时候，我终于摘掉了肺结核的“帽子”。 参加地质工作以后，要爬山越岭。我在祁连山工作，祁连山主峰在5000米以上，我从事祁连山腹地的填图工作就在祁连山主峰。每天早晨吃过饭以后，我带一个馒头上山，饿了就地捡一点干柴，把它烤一烤吃了，捡不到柴就把它带回来，因为太凉吃不下，晚上就吃一碗面条。从早晨出发到工作地点，一路爬山到下午两点钟，可是还有一二百米要上，要定个点。我总是坚持爬到工作地点，画好素描，填好图，做好记录才返回。我从来没有因为图省事而定过“遥控点”。下山还要背着一包石头，累了不敢坐下，就在山边上靠一靠。回到住地，经常天已经黑了。即使是在恶劣的环境下，我总勉励自己，人要有甘愿吃苦而毫不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艰难，不怕挫折，总会进步。 我有过几次很危险的经历。一次在祁连山主峰，那一夜大暴雨，逼得我们半夜搬家，大家总是先抢资料，后搬帐篷，然后再搬自己的行李。第二天一看，沟里大水冲下来的滚石比人还高，连骆驼都砸死了。还有一次过疏勒河，河中间水流湍急，我死死地抱住牦牛的脖子，整个身子都浸在水里，就这样过来了。 我跟青年们讲这些，就是说吃苦可以锻炼人，不仅磨炼一个人的性格，而且能造就他的精神。我常思考，对待任何工作，如果你能担起来，你就勇敢地担起来，不怕任何困难，甘受任何打击和委屈，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今天，当面临巨大的思想和工作压力时，我仍然用自己瘦弱但坚强的身躯担起了一切，从不把困难留给他人。这种精神也是母校给我的。 三 我上大学以后，开始更多地思考社会和人生。除了学好专业以外，我大量地阅读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书籍。我一心想为人民做好工作,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当时我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给了我这样的环境和条件。1963年、1964年我分别在湖北和河南，也就是秦岭和嵩山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那时我吃住都在老乡家里。除此之外，我们经常到农村参加劳动。我还利用假期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吃一锅饭，睡一个炕上。我利用这个时机了解群众，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可贵品质。 在地质队工作，那也是在最基层，周围都是农村或者牧区，我交了许多农民和牧民朋友。有时我看到农民为了买酱油和盐跑很远的路，拿几个鸡蛋来到地质队换钱，心里感到格外的沉重。我觉得我们国家太贫穷了，我们的人民太苦了，我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是我献身人民的世界观形成的基础。在担任领导工作后，我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盘坐在农民家的土炕上和他们促膝交谈。我跑了许多的企业、矿山、油田，也下过矿井，到矿工居住的棚户区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1998年抗洪抢险时，我曾十三次到抗洪一线指挥，八次到荆州，指挥荆江大堤抢险。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我十多次到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现在我还有这样的习惯，因为工作忙，每当周六或周日就下基层，我感到和人民在一起非常亲切。 我了解基层、了解农村、了解人民的疾苦与忧乐，心里一直装着人民，为改变他们的境遇而努力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担任领导工作以后能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下决心推动取消几千年加在农民身上的农业税，推进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思想根源。因为我知道，一个领导者如果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农村，就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经济。作为人民的政府，一方面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希望同学们在校学习的时候，就要树立远大理想，把今天的学习和今后的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练就本领，将来为人民更好地工作。 母校培养了我，我铭刻在心，时常牢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要用我自己工作的成绩来报答母校，决不辜负母校对我的期望，让母校永远记得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谢谢大家！ （全文转摘于《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5月29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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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AA-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

冯用军 2012-5-24 21:09

一、曹林在《中国青年报》发文称：可惜的是，在我们主流的大学评价中，找不到“校友捐赠排行”这一项。 看了下面的这个调查报告，只能说明，这位曹林是多么的愚昧无知、眼光狭隘和说话不负责任！ 二、南京大学校庆时，有一位校友向母校捐出3亿元建工学院时，我觉得，南大为110周年校庆做了那么多广告，远没有这个事实更有广告效应。也因此，当前年看到毕业于国内某高校、后到耶鲁读书的毕业生张磊，高调宣称向耶鲁捐赠888.8888万美元，称“耶鲁改变了我一生”，却没有捐给国内母校时，我觉得没什么比这件事更让国内这所学校引以为羞。 看了上面这一段话，你就应该会知道，什么是中国大学的“八荣八耻”，校友才是大学的未来！ 2012年1月9日，中国校友会网最新发布《2012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这是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连续第10年发布中国大学排行榜。报告显示，北京大学问鼎2012中国大学排行榜榜首，这是北大连续第5年蝉联中国大学排行榜榜首；清华大学居第二；复旦大学升至第三；浙江大学列第四；上海交通大学居第五；中国科技大学进入前十强；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和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名列中国独立学院前三甲；北京城市学院、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和仰恩大学位居中国民办大学前三名；报告公布了2012中国一流大学名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和台湾大学等两岸四地41所大学入选。 今年的报告中最令人关注的是，1990年至2011年北京大学获校友捐赠全国最多，高达12亿；浙江大学3项中国大学校友捐赠纪录被打破；北大校友黄怒波豪捐10亿，打破浙大校友段永平捐赠最高纪录；清华大学创校友捐赠率全国第一，千万级以上捐赠校友人数全国最多，2010年年度捐款率为30.7%，已达欧美世界一流大学水平，“校友捐赠率”将纳入中国大学排名；“ESI论文”和“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首次纳入大学评价指标，引导大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2012中国大学ESI-TOP论文排行榜清华、北大和中科大居前三甲。 北京大学获校友12亿捐赠全国最多，打破浙江大学三项校友捐赠纪录 校友是大学最杰出的产品、最得意的佳作、最自豪的财富；“校友捐赠”是欧美世界著名大学的常态，是对大学教育成果的重要检验，已成为评价世界一流大学和检验校长执行力的重要标准。自2010年起，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上榜的捐赠人必须是我国大陆地区大学的校友或教师，其中，“大学校友”是指我国大学1952年(含)以后毕业或就读过的学生，且单笔金额在10万以上的大额捐款；“教师”是指大学现任与曾任教师，对捐赠金额不做限制，校友捐赠数据调查时间截至2011年12月20日。 报告显示，1990年至2011年，中国大学共接受校友捐赠金额合计52.27亿；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累计接收校友捐赠均超10亿，双双打破浙江大学保持多年的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最高纪录；其中清华大学千万级以上捐赠校友人数全国最多，高达15人，这说明清华大学教育质量和理念得到了校友广泛认可和肯定，结合清华大学创造的30.7%的全国大学最高的校友捐赠率，可以看出，清华大学是我国大学中校友认可程度最高的大学，为全国高校作出表率。统计显示，累计接受校友捐赠在1亿元以上的大学有10所；获校友5000万以上的大学有14所，累计在1000万以上大学有51所。 结果显示，1990年至今，北京大学累计接收的校友捐赠总额最多，高达12.41亿元，雄居中国校友会网2012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榜首，校友捐赠金额比去年增加9.25亿，创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最高纪录。清华大学校友累计捐赠10.74亿，名列第二；浙江大学获校友捐赠5.53亿，位居第三，名次比去年下降两个名次；中国人民大学校友捐赠2.63亿，列第四；武汉大学校友捐赠2.05亿，升至第五；华南理工大学校友累计捐赠1.34亿，上升至第六；厦门大学校友捐赠1.08亿，名列第七；中南大学获校友1.07亿捐赠，居第八；南京大学校友捐赠1.05亿，列第九；西北工业大学校友累计捐赠1.01亿，位居第十。 位居中国校友会网2012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前二十的其他大学依次是暨南大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等院校，校友累计捐赠额均在3000万元以上。校友累计捐赠金额在1000万以上的大学有54所。从捐赠校友和教师的毕业与工作时间来看，90%为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毕业的校友，他们累计捐赠金额占全部总数的96%以上，可以说榜单基本上反映出我国大学改革开放以后毕业校友和教师的职业发展成就和捐赠状况。 2011 年浙大校友“后劲不足”，拱手让出中国大学校友捐赠冠军宝座 报告显示，2011年度我国大学接收国内外校友捐赠款物共计21.45亿，是2010年度的2倍多，占1990-2011我国大学校友捐款总额的41.01%，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接收校友捐赠最多的一年，开创了中国大学校友捐赠的新纪元。其中，北京大学成为2011年度中国大学校友捐赠的最大赢家，新增校友捐赠9.25亿，雄居全国大学首位；其中，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北大校友黄怒波一人就捐赠价值9亿的资产，也创下中国大学校友捐赠的单笔最高纪录。清华大学新增校友捐赠4.68亿，其中上亿校友捐赠有2笔，1000千万以上捐赠有11笔，是我国2011年大学校友大额捐赠笔数最多的大学。 与北大清华相比，2011年浙江大学校友的大额捐赠相对较少，新增校友捐赠2330千万，“后劲不足”差距被拉大，拱手让出保持了2年的中国大学校友捐赠的冠军宝座。值得关注的是，武汉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以校庆为契机，学校领导和全体师生校友共同努力，赢得了事业成功校友的大力支持，实现了校友捐赠总额的大幅增加。其中武汉大学新增校友捐赠1.71亿，华南理工大学新增校友捐赠8700千万，也使得两校超过众多名校，跨入中国校友会网2012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十强。 “造富能力”决定大学的“校友捐赠能力” 分析发现，上榜大学均是我国办学历史悠久、办学水平一流、办学特色鲜明、社会声誉较高、校友服务水平较好的大学，而大学的“造富能力”与校友“创富能力”是影响大学“校友捐赠额”的关键因素，造富能力强的大学才可能培养出更多创富能力强的校友，校友的“母校情结”才浓。我国资深大学评价专家、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指出，对比中国校友会网“2011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和“2012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上榜高校可以看出，在“大学校友捐赠榜”上靠前的高校往往也是“中国大学造富榜”上靠前的院校，北大、清华和浙大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多的校友捐赠，更多原因在于三校较强的“造富能力”与校友“创富能力”，当然也与三校较好的校友服务有关。 清华大学校友捐赠率全国第一，“校友捐赠率”将纳入中国大学排名 校友捐赠是欧美世界著名大学的常态，是对大学教育成果的重要检验，已成为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校友捐赠涉及校友捐赠额和校友捐赠率两个重要方面。在美国不少名校校友捐赠率为 30%~40%，普林斯顿校友捐赠率排名第一，高达61%，哈佛大学的校友捐赠率为48%；美国诸多名校的年度收入当中校友捐赠甚至占据相当大比例，接受捐赠是美国名校保持教育领域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资料显示，在我国高校中，清华大学校友捐赠率全国高校最高，2010年校友年度捐款率已达30.7%，已达欧美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然而中国大学的校友捐赠率平均还达不到5%，与美国相比差距如此之大，值得深思。 为引导中国大学树立校友捐赠文化、激发大学校友的捐赠热情，促进学校和校友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将参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评价指标设置，在2011年将“校友捐赠额”纳入大学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将在国内率先将“校友捐赠率”引入中国大学排名中，并依此按年度发布中国校友会网“中国大学校友捐赠率排行榜”，用以衡量大学校友对母校教育成功的认可程度，促进大学提升办学质量，引导中国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表示，将“校友捐赠”指标纳入中国大学评价，无论是从国际大学评价惯例和国家的政策导向来看，都是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 和中国大学评价发展趋 势和时代特征。 中国校友会网 2012 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 100 强 名次 学校名称 所在地区 校友捐赠 ( 万元 ) 1 北京大学 北京 124092 2 清华大学 北京 108499 3 浙江大学 浙江 55344 4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6301 5 武汉大学 湖北 20585 6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3366 7 厦门大学 福建 10859 8 中南大学 湖南 10667 9 南京大学 江苏 10509 10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10050 11 暨南大学 广东 6102 12 天津大学 天津 6096 13 中山大学 广东 5750 14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5620 15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4805 16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621 17 复旦大学 上海 4591 18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083 19 南开大学 天津 4029 20 山东大学 山东 3970 21 重庆大学 重庆 3840 22 福州大学 福建 3456 23 深圳大学 广东 2900 24 华侨大学 福建 2868 25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863 2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2730 27 同济大学 上海 2630 28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黑龙江 2592 29 长安大学 陕西 2485 30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350 31 南昌大学 江西 2040 32 四川大学 四川 1910 33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 1863 34 惠州学院 广东 1800 35 东南大学 江苏 1720 36 宁波大学 浙江 1696 37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1516 38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1420 3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415 40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1408 41 西华大学 四川 1360 42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295 43 吉林大学 吉林 1254 44 嘉应学院 广东 1213 45 湖南大学 湖南 1190 46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67 47 中国科技大学 安徽 1141 48 中国地质大学 湖北 1103 49 东北大学 辽宁 1100 50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1070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1070 52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045 53 临沂大学 山东 1000 中北大学 山西 1000 55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730 56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700 57 东华大学 上海 690 58 北华大学 吉林 620 59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600 6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575 61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555 62 兰州大学 甘肃 545 6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36 64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 500 65 延边大学 吉林 500 苏州大学 江苏 500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500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500 温州大学 浙江 500 70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496 71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85 72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4 7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460 74 郑州大学 河南 440 75 湖北大学 湖北 430 76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21 7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420 78 上海大学 上海 400 79 上海电力学院 上海 370 80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362 81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357 82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320 8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 320 84 集美大学 福建 300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300 86 江南大学 江苏 300 87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273 88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60 南华大学 湖南 260 90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230 9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 230 92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227 93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220 94 济南大学 山东 207 95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200 中央音乐学院 北京 200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 200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20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200 广西财经学院 广东 200 长江大学 湖北 200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200 湘潭大学 湖南 200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 200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200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200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 200 云南大学 云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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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大教授称高校严重受制金钱权力 独立性倒退

JYH64J98Y99H 2012-5-16 13:20

北大教授称高校严重受制金钱权力 独立性倒退 2012年05月16日08:17 中国青年报 　　陈平原 　　办大学，借鉴国外容易，坚守自家特点反而更难。去年春天，清华大学轰轰烈烈地庆祝百年华诞，我未能免俗，应邀撰写了一则小文，不过，唱的基本上是反调。此文大意是：“走向国际”，并不一定就是“迈向一流”。二者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但绝非同步，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 　　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依我浅见，大学的一大特点，在于需要“接地气”，无法像工厂那样，引进整套设备；即便顺利引进，组装起来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感于此，对眼下铺天盖地、不容置疑的“国际化”论述，我颇为担忧。比如，以下几个口号，在我看来属于认识上的“误区”，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与国际接轨”。可国外著名的大学并非只有一个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个“轨”，怎么“接”？认真学习当然可以，也很应该；但“接轨说”误尽苍生。某大学校长主持汉学家大会，说“我们也要办一流的汉学系”。初听此言，啼笑皆非——本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岂能同日而语！不过，这位校长并不美丽的“误会”，倒是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举个例子，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奖励用英文发表论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任教授时，格外看好欧美名牌大学出身的；至于教育行政官员，更是开口哈佛，闭口耶鲁。 　　第二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强强联手”。据说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就是强强联手；因为，各种数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亏还没把北大、清华合起来。大学合并，有好有坏，但“强强”很难“联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遗症。过多的内耗，导致合并后的“大大学”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来调整、消化。需要的话，强弱合并还可行。因为，大学需要有主导风格，若强强合并，凡事都争抢固然不好，凡事都谦让也不行。 　　第三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取长补短”。办大学，确实不能关起门来称大王，要努力开拓视野，多方取经，既借鉴国外著名大学，也学习国内兄弟院校。只是因为有各种评估及排名，这个“取长补短”的过程，不知不觉中演变成缺什么(专业)补什么(专业)，最终导致自家特色的泯灭。不要说异彩纷呈的国外名校，比起上世纪30年代的北大、师大、清华、燕京、辅仁、协和(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今天的中国大学，大都过于“面目模糊”——各校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级别”、“规模”及“经费”。让人担忧的是，这个“整合”的大趋势还在继续。 　　第四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努力“适应市场需要”。学生选择专业，有其盲目性，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远见。在我看来，无论请进来还是送出去，都应该考虑国家需要——凡市场能解决的，不要再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就业前景好的商学院或法学院。这实在不应该。欧美也是这样，政府或大学的奖学金，不是奖励选择热门专业，而是用来调节社会需求的。你学古希腊的哲学或文学，就业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奖励你。同样道理，用国家经费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应该有专业方面的要求。 　　第五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多跟国外名校签合作协议。恕我直言，很多协议属于空头支票，签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阁。所有的“合作”，必须落实到院系才比较可靠；而其中最为实惠的是“互派学生”。但这有个前提，得有经济实力支撑。北大中文系颇为“矜持”，不轻易签此类双边协议：一是有自信，愿意保守自家根基，很不喜欢那些故意自贬以讨好外国教授的说法；二是若无奖学金，让学生自费到国外游学一年半载，贫穷子弟做不到，很容易引起同学间的攀比。 　　作为中文系教授，面对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辩解：不同学科的“国际化”，其方向、途径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科学全世界的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趋同。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而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 　　所以，文学研究者的“不接轨”、“有隔阂”，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问题。非要向美国大学看齐，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即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收获若干掌声，也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 　　讲几个小故事，你就可以明白当下中国的情势以及我的心情。 　　10年前，我在台湾大学教书，推荐一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到北大念研究院。这学生兴冲冲来了，可一个月后“打道回府”；问她为什么，回答是：“刚到北大很兴奋，清晨散步，未名湖边书声琅琅；不过仔细听，怎么都是英语？要学英语，我干脆到美国去。” 　　3年前，南方某大学下决心奋起直追，希望我帮助物色一外国教授，据说待遇很优厚。开始我很在意，觉得这是好事，应该玉成；可私底下的叮嘱，让我心都凉了——“最好不是华裔，要一看就是外国学者。”这哪里是挑学者，分明是选演员，才这么看重“镜头感”。 　　两年前，我指导的博士申请某名校教职，得到的答复是：学校统一规定，只有在外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可直接入职，本国大学培养的博士，再好也只能先当博士后。今年毕业的博士生，因到哈佛大学进修过3个月，求职时，总被问及他在哈佛跟某某教授学到了什么“真经”。学生很诚实，说仅仅谈了两次话，合起来不到3个小时。为什么不关心在北大的4年苦读，而专注于那蜻蜓点水般的“访学”？ 　　这不是三五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使然。记得我们曾嘲笑台湾的高等教育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曾几何时，我们也变得如此不自尊、不自爱？ 　　为了配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培养各行各业拔尖的创新人才，国家留学基金于2007年设立了“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选派5000人，“攻读学位”与“联合培养”各占一半。选派的对象，虽以理工科为主，人文及社会科学也占了15%。这当然是大好事，我举双手赞成。北大因地位特殊，每年送出去200人左右；中文系实力雄厚，每年也能争取到八九个名额。 　　但说实话，作为中文系主任，我内心很纠结，也很困惑——既为我们的学生很有竞争力而自豪，也担心此乃“为他人做嫁衣裳”。教育部有“博士生兼招补偿办法”，即选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后，有关学校/院系可补充相应数量的博士生招生名额。问题在于，优秀的生源就这么些，若都送出去了，岂不十分可惜？经多次协商，教育部答应给北大、清华特殊政策，没有卡死1∶1的比例，送出去的学生中，“联合培养”远高于“攻读学位”。 　　我必须考虑学生的立场，不敢像年少气盛的胡适那样，撰写《非留学篇》(1914年1月)，说什么“留学之政策，乃以不留学为目的”。因我深知，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此举对于中国科技、教育、学术、文化的前景，影响十分深远。但青年胡适的说法，也并非毫无道理：“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故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办好本国的大学。 　　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 　　《非留学篇》发表三十多年后，当年的留美学生，终于出任北大校长；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胡校长，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报》)：“我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1.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2.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3.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解决。4.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胡适设想中的“十年计划”，分为两段：第一个5年，全力帮助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大(中央大学)，限期成为国内最好、世界上有地位的大学；第二个5年，转而支持另外5所学校。可惜的是，胡校长并不掌握实权，且过于“内举不避亲”，理所当然受到了南开大学陈序经、北洋大学李书田，以及国民党元老、原中山大学创办人邹鲁等的强烈质疑。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财政吃紧，正花大价钱“剿共”，根本没心思顾及此。 　　又过了半个世纪，具体说，就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后，985计划迅速展开且逐渐落实，其基本思路也是集中力量做大事，办好若干所著名大学。最初是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接下来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希望其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虽然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日后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是2+7；而这构成了中国的常春藤大学联盟——校长们每年聚会，轮流做东，探讨“大学之道”。 　　中国人讲究十全十美，为何不是圆圆满满的十所，而只提九所呢？这故事太有戏剧性了，不说也罢(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陈平原《解读“当代中国大学”》一文)。 　　两相比较，胡适的“十年计划”，与半个世纪后真正实施的985工程，还是有很大差异。在胡适眼中，关键是“争取学术独立”，具体说，就是中国大学能自己培养各专业的博士，不一定非出去留学不可：“今日为了要提倡独立的科学研究，为了要提高各大学研究的尊严，为了要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 　　表面上，这个梦想我们早已实现了，如今每年中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世界第一——质量有无保证、是否“过度开发”，则另当别论。但在我看来，胡适的“十年计划”依旧有魅力。当下中国大学严重受制于权力、金钱与传媒，再加上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马首是瞻，所谓“学术独立”，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以前，每当有人攻击北大、清华变成“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都到国外去时，我都会如此辩解——专业不一样，中文系就不是这种状态。现在，我再也不敢这么挺直腰杆说话了，只能寄希望于还有部分好学生自觉自愿留下来，不把北大当跳板——有时甚至小心眼，喜欢那些英语不太好的高才生。我问过日本的教授，你们也会面临这种困境吗？回答是：我们最好的学生在国内；当然，大学会创造条件，让他/她们不断出去进修或考察。 　　说实话，留住好学生，以下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本国的大学很争气；二是申请教职时洋文凭不占优势。而如今的中国大学，大都做出一副非国外名牌大学博士不要的高姿态——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反正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 　　若大家都这么盲目崇拜“洋文凭”(我说的不是假文凭，是国外名牌大学的真文凭)，再过5年、10年，连中文系学生也都如过江之鲫，纷纷放洋去，这实在让人伤心。看看近年各大学招聘“领军人物”或“讲席教授”的广告，你就明白，这年头，不出国念书拿学位，日后想在中国学界“拼搏”，实在很难。 　　正因此，我才感叹：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值得为之焚膏继晷，这是个大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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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加州理工排不进“武书连大学排行榜”

热度 1 hewu 2012-5-15 14:20

http://zqb.cyol.com/html/2012-05/15/nw.D110000zgqnb_20120515_1-03.htm 加州理工排不进“武书连大学排行榜”前五百 大学评价：质量优先还是数量制胜 本报记者王磊《中国青年报》（2012年05月15日03版） 近日，《中国高教研究》第5期发表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教研究所“大学评价研究课题组”的学术论文《基于公信力视角的大学排名研究》，首次从学术的角度对武书连课题组推出的《2010中国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算法提出了若干质疑。 中国科大课题组对若干国际一流名校的“人才培养”得分进行测算，并将其纳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12中国大学总排名”中对比。结果发现，2011年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全球大学排名中名列第一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其“人才培养”得分竟然无缘进入武书连排行榜单的前500名。 从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第一个大学排行榜至今，大学排名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国内诸多大学排行榜中，武书连“中国大学评价”影响最广，争议也最大。 为了回应舆论质疑，武书连课题组曾于2010年公布“中国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计算公式和指标赋值等内容，并称这一指标体系是“公开、透明、可重复和可检验的”。 “我们按照武书连课题组的指标体系和算法对国内外部分高校进行复演、复算，结果发现这个排名存在大量以‘数量’代替‘质量’的评价指标与数据处理方法，由此得出的人才培养排名，违背了大学生态圈的实际情况，与人们的实际认知不符。”中国科大课题组一位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该课题组选取山东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这6所大学进行比对，按照“武书连2012中国大学总排名”，山东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在“本科生培养”方面得分位于前三，而按照反映生源质量的新生录取分数线和代表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认知度的“麦可思就业能力”排序，人大、中科大、北邮则位于前三。 耐人寻味的是，山东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每年招收本科生数均在1万名以上，远远高于另外3所高校，这使得课题组对武书连排行榜的指标体系及算法产生了疑问,“似乎表明‘本科生培养得分’与‘学生数量’之间存在某种强关联。” 课题组进一步研究发现，《2010中国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中，本科生培养得分由三项相加而成，其中有一项的权重高达0.6，且“大学本科毕业生数量”是该项的乘数，这意味着“大学本科毕业生数量”间接成为本科生培养得分高低的主要影响因素，直接导致了表征“质量”意义的指标最终被“数量”替代。 “‘研究生培养得分’则由5项相加而成，其中3项‘优秀博士毕业论文得分’、‘挑战杯研究生学术竞赛奖得分’、‘研究生教学成果奖得分’，对同一批次的高校来说差别微乎其微，剩下两项的大小由‘毕业硕士生数量’和‘毕业博士生数量’的多少决定。”中国科大课题组一位成员表示，“显然，学生数量的多少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培养得分的高低。” 在此基础上，该课题组又对国际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巴黎高师和剑桥大学的人才培养得分进行推演。“《2010中国大学评价》中包括一些中国特有指标，如本科生教学评估、挑战杯获奖情况等，在国外大学是没有的，因此，将这4所大学引入到武书连排名体系中计算时，假定对这些无法统计和进行计算的指标均不予以考虑或设置为最高值。” 推演结果发现，加州理工学院得分仅为1.07分，在武书连排行榜单中连前500名都进不了。同样“不幸”的是，曾经培养出1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6位菲尔兹奖得主的国际名校巴黎高师则勉强进入前500名，和国内咸宁学院、宜春学院的排名大体相当。而曾荣登世界第二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则排在第60名左右，与南昌大学、河南大学排名位置相当。 “剑桥大学稍好些，人才培养大概为32.66分，能够进入武书连中国高校榜单前20～30名。”课题组一位负责人说，这几所国际名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精英大学，每年的招生数量都很有限，如加州理工学院每年本科生招生数在240人左右，而巴黎高师则不招收高中起点本科生，仅从其他大学挑选优秀的本科生进行最后一年的培养，人数基本维持在250人左右。 “基于《2010中国大学评价》测算出的国际一流高校‘人才培养得分’显然与实际认知严重不符，这说明以‘数量’代替‘质量’的《2010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算法在本质上无法真实、客观及有效地反映高校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课题组一位成员认为，“中国大学评价”已推出多年，在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全面提高质量阶段，这样的大学排名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会各界，包括高校、政府、雇主、家长及学生，产生误导，影响他们对各所高校的认识和判断。 此外，中国科大课题组认为，《2010中国大学评价》中还存在着以下问题，如，计算“科学研究得分”时，仅对论文量及论文被引量做简单相加，没有剔除学科差异影响；基于《2010中国大学评价》测算的结果竟然出现我国在没有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情况下，部分高校“科学研究得分”已经超过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等。因此，依托《2010中国大学评价》发布的大学排名，未能真实反映大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能力，客观性、公正性、公信力应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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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年轻人“不是想当官就是想当企业家”

bestener 2012-5-12 12:35

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师昌绪大学讲忧虑—— 年轻人“不是想当官就是想当企业家”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5月12日 01 版） 本报天津5月11日电（记者张国）92岁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师昌绪院士“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真正从事基础研究的人过少。昨天，他在母校天津大学演讲时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师昌绪直言，我国真正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太少，从这一点来看，情况“恐怕还不如解放初期”。新中国成立之初，若问小孩将来想干什么，很多人表示想当科学家。而现在，年轻人“不是想当官就是想当企业家”。 他说，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中，人们急于求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做基础研究风险很大，可能干一辈子都一事无成。可高等学府里应该有人坐冷板凳，不能都搞“热点”，否则国家不可能成为强国。要想成为强国，就得多做真正有开创精神的工作，而不是跟在外国人后面“修修改改”。 “我们现在不缺钱，缺的是激情，缺的是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师昌绪说。 他指出，如果靠“山寨”精神，永远成不了强国。有资料显示，根据多国的调查，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但是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他认为，应该鼓励人们发挥想象力。究其原因，师昌绪说：“我们不是不聪明，只是教育体系和社会风气存在问题。” 这次回母校，师昌绪事先准备了讲稿，不过他脱稿批评了社会的种种怪现象，请大家“批评指正”。 他批评眼下的社会欠缺诚信和法治理念，并认为这与素质教育开展不力有关。他还批评了现行的教师评价体系，导致目前大学教授重科研轻教学，名教授不上课，青年教师只能“现学现卖”，很难做到启发式教学。他举例说，自己当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时，有些著名教授长期教课，80多岁时还上讲台。 今年92岁的师昌绪仍未停止工作。他认为自己得益于一个“比较正确的人生观”。在他的人生观中，人活着就要为人类作贡献，中国人就要为中国作贡献。他告诉天津大学的学子，衡量人生有两个指标，一个是作出的贡献，另一个是活得是否快乐。在获得快乐的方式中，“吃喝玩乐”的乐趣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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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对北漂情侣的爱情与梦碎 来源：中国青年报

wushanjin 2012-5-4 22:47

一对北漂情侣的爱情与梦碎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李静总觉得，这两只小小的玩具熊，像极了她和王楠。 　　生活在北京，李静和王楠始终怀揣着梦想。 　　26岁的女孩儿李静带着点文艺青年“范儿”，她想要走遍世界。虽然，除了出差，她大多数时候只能把“好女孩、走四方”的志向挂在自己的QQ签名档里。 　　王楠的梦想则更加明确而具体。这个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工科男生想把一直过苦日子的父母都接到身边，然后买辆车，能拉着全家人出去玩。他甚至想好了，大城市里的房子自己“肯定买不起”，所以租一套也就够了。 　　毕业之后，这对情侣从黑龙江先后辗转来到了北京。在这个原本陌生的城市里，王楠进了一家外企，而李静则当上了杂志社的编辑。 　　他们觉得生活充满希望。在此之前，王楠的家里为了给父亲治病卖掉了房子，却依然没能把债还清;连王楠本人也背负着偿还助学金贷款的压力。而现在，凭借着不错的收入，他们慢慢还清了欠款，甚至还有了一点自己的积蓄。 　　然而脑部肿瘤压垮了王楠以及他们的生活，两个年轻的梦想也一起碎了。 　　 虽然这里生活成本高，虽然我买不起这儿的房子，虽然我每天上下班都堵车，但我依然爱这座城市 　　疾病袭来的前一个星期，一切还显得异常平静。李静刚刚看完一部名叫《龙猫》的动画片，并且爱上了里面那个灰色的、胖乎乎的卡通形象。这个原本最喜欢小熊玩具的女孩，买回了一张印着龙猫的绿色地毯，铺在那套租来的小房子里。 　　“我觉得它能给我带来好运。”李静说。 　　但好运却没有到来。几天后，王楠开始觉得头晕，走路也像“喝多了似的”走不稳。两天后，他的视线变得模糊。 　　谁都没有足够警觉。在此之前，这个年轻的白领偶尔会觉得头疼，可他没当回事。事实上，3月11日那个周日，这个30岁的程序员还陪着女朋友，去电影院看了好莱坞电影《战马》。那是这对情侣平常为数不多的浪漫约会项目之一。 　　第二天下午，因为身体不舒服，王楠提前请假回到了家里。晚些时候，还在上班的李静接到了王楠的电话。 　　“我刚才晕倒了。”王楠在电话里说。 　　李静急急忙忙地回到家里，当天晚上就带着男朋友去小区旁边的医院挂急诊。按照医生的建议，王楠做了脑CT检查。李静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猜想，也许他最近的工作太累了。 　　但很快，医生把她单独叫进了办公室。医生指着手里的片子告诉李静，王楠的情况“不太好”。 　　“他的头部有一个占位病变，很可能是肿瘤。”医生说。李静愣住了。 　　2006年，从哈工大研究生毕业之后，王楠在深圳找了一份工作，而李静则留在哈尔滨，独自一人度过了剩余3年的大学时光。2010年，两个人才先后来到北京，结束异地恋爱，在这里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对于有点“文艺”的李静而言，北京是她最喜欢的城市，因为这里“既有古老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的融合，既有看不完的话剧和球赛，又有批判不完的社会现实”。 　　“虽然这里生活成本高，虽然我买不起这儿的房子，虽然我每天上下班都堵车，但我依然爱这座城市。”她微笑着说。 　　而对于王楠而言，相比于老家那个地处东北的小城市，他显然找到了更好的生活：在这里，他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并且最终还清了父亲常年卧床产生的债务，以及自己上学时的助学贷款。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两个人还头一回攒下了属于自己的几万元存款。 　　在他们的朋友看来，两个人的生活终于要步入正轨了。他们已经计划着，等到攒的钱再多些，就在王楠的老家，给他爸妈买套房子。因为家里之前住的平房，已经卖了两万元，用来给父亲看病了。 　　两人并没有想过在北京买房。“北京的房子太贵了。”李静说。 　　对于两个“北漂”的年轻人，连结婚都是件复杂的事情。就在王楠生病前一个星期，他的大学同学小卢刚刚接到王楠在QQ上发来的留言，询问应该怎么领结婚证。因为王楠的户口落在了深圳，而李静的户口留在东北老家。 　　小卢很替他们开心。“你们俩处了这么久，也该结了。”他当时在QQ上说。 　　但就在一个星期之后，随着疾病的到来，一切都变了。 我没有枝繁叶茂的人脉体系，甚至始终不屑于建立那种体系;而这个时候，我明白那多有用 　　疾病带来的很多问题是李静和王楠从来没有想到的。做完CT检查之后，按照医生的要求，实际的病情还需要核磁共振才能进一步确认。可这个小小的检查，却给两个年轻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一开始，李静想在距离家里最近的那所医院里完成检查，但很快她得到回复，现在进行预约，最早也要半个月以后才能排上队。 　　“脑部肿瘤怎么能等这么久呢?”李静急了。她急急忙忙在网上查了十几家医院的电话，并且挨个打了一遍，结果没有一家医院能预约到10天以内的检查，有些医院甚至需要等到下个月。有朋友建议，通过看费用更高的特诊、特需来预约检查，但她发现预约的队伍同样排到了两星期后。 　　“我之前知道北京看病难，却从没有真正感受过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李静说。她从没在这座自己喜爱的城市里感受到这么强烈的无力感。第一次去医院的挂号大厅，看到里面密密麻麻挤着的人群，她几乎“一进去就晕了”。 　　因为正常途径没有结果，李静和王楠只好想到了“找人”。可在北京呆了两年，除了同学、同事，他们俩几乎没有任何的“人脉关系”。 　　“我没有枝繁叶茂的人脉体系，甚至始终不屑于建立那种体系;而这个时候，我明白那多有用。”李静后来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 　　小卢就是在这个时候再次收到了王楠的QQ留言，向他询问是否有熟悉的医生。当时，走投无路的李静和王楠给很多朋友都发了类似的问题。 　　在小卢的记忆里，认识王楠的十多年里，这是他第二次向自己求助。之前唯一的一次，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王楠曾经打电话给他，希望借3000元。因为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一定要还上部分费用，才能取走自己的毕业证。 　　小卢当时并不知道，王楠正面临多么窘迫的境况：他的父亲因为脑血栓卧病在床，母亲则靠卖馒头换取些微薄的收入。在学校的几年里，他常拿奖学金，又“玩儿命似地”同时做4份家教，挣来的钱却大多寄回了家里。 　　同学6年，王楠从没跟朋友们说起过这些。小卢只觉得王楠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也很在乎别人的感受。事实上，在王楠取出毕业证、正式入职，并且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之后，他在第一时间就还上了这3000元。小卢算了算，自己当“债主”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如果他开口求助，我就知道，他肯定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小卢说，“这次也一样。” 　　朋友的帮助总算有了些效果。在反复托了四五层关系之后，王楠终于“插队”做上了核磁共振检查。 　　尽管终于享受到了“关系”的便利，李静却觉得，自己在心里更加痛恨这种现象。“所有人都需要关系来维持办事情的方便。”她表情严肃地说，“即使让我重选一次，我也不想去建立那种‘关系’，我还是情愿像现在这样生活。” 　　而现实却不肯给她太多反思的时间。检查的结果很快出来，肿瘤比预想的更加严重。王楠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头晕，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 　　这给李静的打击是巨大的。之前他们即使分隔两地，还背着债，可她总觉得，生活还是很有希望的，日子正在一点一点好起来。 　　“我从没想过会一下‘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了。”李静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以后的日子，我牵着你 　　虽然约上了核磁共振的检查，但因为换了医院，没有医生的指导，结果出来他们才发现，片子的清晰度不符合要求，还需要托关系重做一次。这一次，李静悄悄送出了一个“红包”，第二天就做上了。等到检查完了准备住院，他们又发现医院不是自己的医保定点医院，还要再次找人、托关系。 　　住院成了他们经受的第二轮折磨。如今，李静已经不愿意再提起那段痛苦、纠结的过程，因为那本来是“制度造成的问题”。更何况，普通医院或者急诊方式住院并不困难，但却没办法找到他们想要的好医生，他们这才选择了等待。在等待医院收治的日子里，李静说，两人体会着“度日如年的感觉”。 　　那段时间，李静每天都和王楠窝在家里，帮他按摩手脚，给他读一些喜欢的文章，安慰他，或者听王楠讲讲自己的故事。 　　也许因为疾病袭来的无力感，王楠开始一点一点给女朋友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比如，中学时代，他每天用功读书，成绩始终是全校第一名，因为他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 　　很多事情是王楠原本从没提起过的。有一天晚上，他津津有味地跟李静讲起，自己上中学时，家里只有一张折叠桌，没有椅子、没有台灯，他每天写作业只能坐在床上，趴在折叠桌旁，就着屋里昏暗的灯光。有一天他去同学家，发现同学的房间里贴着明星海报，还立着一张很宽敞的写字台。在桌面靠墙角的位置，摞着课本，并且立着一排磁带。 　　“太带劲了。”王楠对妈妈说，“我也想要个写字台。” 　　但家里实在没钱买这些。妈妈只能到一个亲戚家里，讨来一张报废的桌子。因为太过破旧，桌子的一条腿都已经被砍掉，变成柴火烧了。妈妈就把桌子用砖头垫起来，还捡了个破台灯放在上面。从此，坐在这个“写字台”前面学习，就成了王楠童年一段“特别带劲”的回忆。 　　他更为津津乐道的，是小时候冬天的夜里，从公共厕所回到家，浑身冻得冰凉，然后爬上热乎乎的炕头。那种“烙屁股”的感觉，就是他对幸福最初的概念。 　　在李静看来，王楠讲述的语气“云淡风轻的”，好像根本不是在说自己的故事。可李静却是第一次详细地知道，自己相处了6年的男朋友曾经受过这么多苦，心里承受着这么多事情。 　　朋友们大多知道，王楠是个有心事的人。一位同宿舍的朋友回忆说，刚上大学的时候，王楠总是躺在下铺的床上，两手放在脑后，像是在想什么事情。毕业后，这位同学才从王楠的博客上看到，当其他同学为进入大学而兴奋的时候，王楠正琢磨着怎么用2000元生活费，度过整个大学4年——那是在高考结束后的学子庆功宴上亲戚们给的份子钱，也是家里最后能支援他的力量。 　　家教成了他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他同学把家教当成体验生活，可王楠却拼了命地不断接活儿，最多的时候同时辅导三四个学生。到了大三的时候，因为专业课的需要，他能用攒下的2000元，给自己组装了一台最低配置的电脑。 　　不过，即使是关系非常好的同学，也从没听他讲过自己的家庭。“他是个心思很重的人。”李静说。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段在焦虑中等待的日子，恐怕连身为女朋友的李静，也很难有机会了解到王楠的这一面。 　　一个多星期的等待之后，王楠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住进了医院。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李静给两人开了一个共同的微博，用来和朋友联系，并且记录两个人生活里的点点滴滴。 　　给微博起名字费了一番功夫。一开始，李静想用“大熊牵着小熊走”，因为她最喜欢熊，而个子很高的王楠笑起来傻傻的，“也像一头熊”，大熊和小熊刚好就能来形容他们俩。但王楠却不同意用这个名字。那几天，他头晕、头痛的症状越来越严重，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 　　“以后，可能我也不算正常人了。”他说，“如果最后我眼睛看不见了怎么办?” 　　“那没关系，我们就叫‘小熊牵着大熊走’。”李静尽量维持着开心的语气，“以后的日子，我牵着你。” 　 　他说他要像凤凰一样涅槃 　　在王楠住院的病房里，李静带去了两只玩具熊，一只黄扑扑的，另一只是浅米白色。从前来北京旅游的时候，李静就在家居城里买下了它们。她总觉得，这两只小小的玩具，像极了她和王楠。 　　出差的时候，她会带着这两只熊。它们已经躺在行李箱里，跟着她走过了30多个城市。“这就相当于我带着你到处走了!”她总这么开玩笑地对王楠说。 　　事实上，这个喜欢旅行的女孩一直想找个机会，和男朋友一起去什么地方走一走。可现在她突然发现，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短了。 　　手术前，医生曾经私下里告诉她，王楠的肿瘤“恶性程度比较高”，希望她能“做好准备”。 　　“我当时想，也许他的生命还有十年、八年，或者只有五年、三年。”李静回忆说。当时，她脑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在手术之后马上和王楠结婚，让他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能够当上新郎，甚至当上爸爸。 　　4月1日，王楠被送入了手术室。之前一天，为了配合手术，王楠剃掉了头发。李静在微博上贴出了两个人的合影，并且用夸张地语气呼唤朋友们来看“大熊牛逼闪闪的新造型”。 　　从微博上的记录来看，切除脑肿瘤的手术过程是顺利的。尽管手术结束后，王楠总是发烧，有一次还出现了颅内出血，但他一直盼着，自己能快点康复，走出病房。 　　“我就是来病房度个假，我要跟肿瘤宣战!”他曾经在微博上这样写道。 　　他并不知道，医生在手术后对肿瘤进行了病理化验，结果显示，是最恶性的胶质瘤。有人甚至预测，也许王楠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 　　在化验结果出来当天，李静给自己的父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王楠生病的事情。当天晚上，他们就飞到了北京。不过，两位家长并没有像李静担心的那样，要求她分手，或者做出什么现实的考虑。他们只是在女儿租的房子里住下来，给王楠做饭，或者帮忙做些其他事情。 　　“我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刚到北京的那个晚上，李静的妈妈对她说。当时，李静觉得，自己的身体“突然放松了”，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因为害怕王楠接受不了，李静对他隐瞒了真实病情，并且在病房里一直保持着开心的样子。因此，在医院里，王楠虽然始终无法走下病床，但态度看起来却是乐观的。他对李静说，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顺利康复，再不用去接受“可怕”的化疗。 　　“他正在充满期待地努力恢复身体，他说他要像凤凰一样涅槃，他说他要更努力地工作，更健康地生活。”手术后第八天，李静在微博上写道。 　　手术一个星期后，大学同学一起去医院看望王楠。小卢记得，走进病房时，自己怎么都不愿意相信，那个倚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头上还留着刀口的人，就是原先那个身材高大的兄弟。 　　“长个瘤没什么，切了就行呗。”小卢强撑着跟王楠开起了玩笑，“头上留下的那道疤，说不定以后大家还都怕了你呢!” 　　没过几分钟，王楠就因为身体虚弱，很难再跟他们讲话了。几个同学只好离开了病房。在病房门口，王楠的母亲正在和老家亲戚通话。她在手术前两天赶来北京照顾儿子。过去的8年，她一直照顾着瘫痪在床的丈夫。如今，作为家里唯一的希望，儿子的身体也垮了。讲到伤心处，这个悲伤的母亲忍不住嚎啕大哭，而几位刚刚在病房里强忍着眼泪的女同学，也终于哭了出来。 当自己被命运选中，听到理想倒塌声音时，我却更加相信，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有多重要 　　从第一次检查到现在，李静和王楠前前后后花了6万多元，好容易攒下的存款几乎全部花完了，而更加昂贵的化疗甚至还没有开始。 　　但李静最初并没有为此而焦虑。她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医疗保险应当对这部分支出按比例报销。但在手术后没几天，当李静拨打劳保咨询热线12333查询报销事宜时，她突然意外地发现，王楠的化疗费用很可能无法报销，因为他“没有北京户口”。 　　在这个花了一个小时才拨通的电话中，工作人员引用一份名为《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文件告诉她，如果是外地户口，并且患有恶性肿瘤而进行放疗化疗的病人，将不再享受医疗保险的报销，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北京社保基金不能再为他们提供保障。 　　这位工作人员同时解释说，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外地人来北京看病，骗取更高比例的报销资金。 　　“太不公平了!”李静又给社保局打通了电话，得到的依旧是相同的答复。她曾经试着和对方争辩，毕竟王楠已经在北京交了两年的社保。“这还不能证明他不是骗保吗?”李静问。 　　“现在没有相关规定，也没办法给你开一个明确的证明。”对方在电话里回答。 　　如同失去最后一根稻草，李静被彻底激怒了。她开始意识到，从最初的检查到住院、报销，自己正面对着“一整套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这个普通的白领没有别的资源，她只能把所有的无奈，都写在自己的微博里。 　　在广为转发的一条微博中，她写道： 　　“我始终觉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不是自作多情，而是一种本能……当自己被命运选中，听到理想倒塌声音时，我却更加相信，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有多重要，更多人自发的关注有多重要，撼动那个庙堂，让他们真正切肤体会到百姓的苦乐有多重要。” 　　“……它(疾病)仅仅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牵出了一连串关于社会公共生活缺失的映像，让我看到了庙堂之高却照不到的死角。” 　　她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一位网友评论说：20多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勤勤恳恳工作，交社保、纳税，为这个城市这个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当他罹患癌症却被告知，恶性肿瘤非京籍社保不能报销……请告诉他身边这个女孩应该怎么办。 　　在王楠生病之前，李静常常觉得，自己的性格特别理想化，总喜欢号召大家多关心公共事务，这也让她觉得自己很有“精英范儿”。没想到现在，这一切真的突然落在了她的头上。 　　“我真的想做点什么。”李静说。 　　 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你的喜怒哀乐淹没其中，不值一提 　　李静承认，在刚开始得知王楠的病情时，除了震惊、痛苦，她也曾有过一丝小小的庆幸。毕竟，他们生活的地方是北京，这里集聚了这么多出色的医生、现代化医疗设备，王楠有机会得到最好的治疗。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挂号、检查、住院都成了巨大的问题，她这才发现，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自己和王楠的喜怒哀乐，很容易就“淹没其中”，变得不值一提。 　　“一次一次地受挫之后，我觉得我们俩就像飘着的两片树叶，挺无助的。”她说。 　　在网络的推动下，李静很快得到了社保中心的官方回复：之前“外地人大病停保”的说法属于误读，王楠在发病前已经开始缴纳医疗保险，因此享受相关的报销政策。 　　但对于李静来说，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了。 　　手术后的王楠一直剧烈地头痛。他身体虚弱，说几句话就会耗费大量的力气，甚至连睁开眼睛都会引发疼痛。大部分时候，他只是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而李静就拉着他的手，静静地坐在一旁。 　　很难想象，这个年轻人曾经是个标准的“东北大汉”。大学的同班同学记得，他几乎从不参加班级聚餐，只喜欢跟大伙儿踢足球，因为“不用花钱”。不过，他的球技却“非常一般”。 　　他也曾经有过更为宏大的梦想。小卢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他做家教特别认真，在当地都教出了名气，甚至还培养出了一位“高考状元”。在工作后两年，他曾经想回哈尔滨创业，开一家辅导学校，最终却因为资金等各种问题，没能成功。 　　他还曾经跟朋友说起，自己和李静喜欢的车不一样，所以未来要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先买一台实用的，能拉很多人;再买一台小女生喜欢的送给女朋友。尽管当时，他根本说不出来那些车子的品牌和型号。 　　如今，被疾病纠缠的的王楠恐怕再无暇顾及这些。李静正计划着等他身体恢复一些后，带他去一趟海边。8年前，为了陪伴生病的父亲，王楠曾经去海边呆过两天，并且爱上了站在海边的“宁静的感觉”。 　　不过，目前对于王楠而言，想要离开病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月15日，是两人认识6周年的纪念日，李静和王楠在病房里度过。尽管已经是“老夫老妻”了，为了有点庆祝的感觉，李静举着那两只代表他们俩的玩具熊，跟王楠微笑着照了张合影，并发在微博上。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楠的情景。当时，刚上大一的李静还“傻傻的像个小孩儿”，在学校教学楼前的地砖上一个人玩“跳房子”，高高瘦瘦的王楠从远处走过来，带着条大围巾，憨憨地笑着，“就像一只大熊”。 　　“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决定跟他了。”李静说。认识一个月之后，他们就互相见了对方的家长，李静也第一次看到了王楠生活的破旧平房、小时候玩耍过的臭水坑，并且在心里发誓，要好好对待这个“受了太多苦的男人”。 　　她在自己的微博里用有些诗意的语言描写这段感情：“年轻的感情总是很单纯，没有太多关于房、车的期待和奢求，只是很满足于享受一点点拾级而上的生活和为此付出努力的过程。” 　　6年过后，两个人共同生活在北京，开始一点点规划未来。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李静已经跟单位申请，4月去哈尔滨出差，顺便取出自己的户口，在今年下半年办好各种手续，和王楠步入婚姻的殿堂。 　　当时她并不知道，疾病正像推土机一样隆隆驶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当事人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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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理想的大学离我们有多远

hslqdkxw 2012-5-3 10:19

http://zqb.cyol.com/html/2012-05/03/nw.D110000zgqnb_20120503_2-03.htm 理想的大学离我们有多远 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 本报记者 谢湘 堵力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5月03日 03 版）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大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北京师范大学前副校长顾明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他们不仅讨论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更是努力为改变现状开出药方——描绘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 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最后底线 社会上腐败现象都可在大学找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学生世俗化很厉害，过去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现在一些学生在校园里泉水就已经浊了。 朱清时也是这个观点，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教背离了教育的本意。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 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到了MIT，虽然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这名留学生感叹：“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 与会者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它的老师——苏联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治学精神。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教育需要乌托邦 不能再让铜臭腐蚀大学精神 刘道玉，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后来 创办民办小学的教育实验也失败了，却不改初衷。他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 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 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 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 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 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人及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转载自其他媒体的信息均在文章开头或结尾注明 了出处，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本人不承担相应的后果。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等事 宜，请及时与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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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易中天：教授必须有底线 不能和学生争女朋友

热度 1 pingjian330 2012-5-3 09:10

2012年05月03日 03:3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字号: T | T 3536 人参与 0 条主评论 122 条评论 0 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本报讯（记者谢湘）近日，在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发起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论会”上， 厦门 大学教授易中天对自己的老校长兼伯乐刘道玉建言：要追求理想的大学，首先要给大学教授建立底线，进而影响社会并给社会一个底线。 因为“当今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道德问题！你跟那放三聚氰胺、苏丹红的，做毒大米的，能谈什么理想？什么信仰？” 在他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要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教授聘任，一是职称晋升。 理想大学的教授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在易中天看来，应该从人品、学问和身体三个方面去考察。 身体是最次要的条件，体检就可以了，只要没有传染病，哪怕是霍金也没有问题。 人品问题，不能像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那样搞量化打分。易中天认为，教授必须要有底线，讲职业道德。 他解释：“公德不能不管，私德可以不问，但是要有底线：你一个教授和学生争女朋友，不可以吧？你在课堂上骂学生王八蛋，不可以吧？这就是底线。” 而职业道德问题可以通过学术方式来解决。底线就是不剽窃、不抄袭。他形象地批判了量化考核下的大学教师是怎样丧失学术底线的。“现在的大学就是养鸡场，天天数你生了几个蛋，没完没了让你填表，然后问你为什么没生一个创新型的蛋。这怎么生得出？” 易中天回忆，他刚进武汉大学时，胡国瑞先生、吴林伯先生、刘禹昌先生和他见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不准写论文”。在社科领域刚入门的人没有资格写论文，“你才读了几本书，那些线装书你读完了吗？会读了吗？” 所以学问方面的考察，易中天主张一本书主义。 易中天看重制度建设，他认为筛选人才、晋升职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今后的大学校长中能出蔡元培，或者所有校长都有像刘道玉一样的眼光和水平。 理想的大学申报职称或申请职位，只需要一件代表作，而且不准说我有著作等身。“又不是卖大白菜的，讲什么堆头啊！只用一篇代表作，最多三件”。 第二，不论是评职称还是晋升，代表作要说明它在学术上有什么意义及贡献和创新，而且还要按照谁自述谁举证的原则提供相关证据。 第三，评议。易中天认为匿名投票意味着不负责任，他很赞同郑也夫先生设计的糊名制。实名，但是不宣布，把名字糊起来，给一个解密期，所有的评委评审人、投票人都必须签名。而申请人要作一次全系师生可以自由参加的学术演讲，进行校园网络直播。演讲完有互动环节。评委、学生都可以提问。答辩要组织一个答辩委员会，全系全体正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还要邀请外校同行和本校的非同行参加组成评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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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大教授：大学正培养利己者 掌权比贪官危害大

热度 1 sungennian 2012-5-3 08:20

北大教授：大学正培养利己者 掌权比贪官危害大 2012年05月03日06:31 中国青年报 我要评论 ( 0 ) 转播到腾讯微博 钱理群。本报记者 贺延光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大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北京师范大学前副校长顾明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他们不仅讨论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更是努力为改变现状开出药方描绘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 　　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最后底线 　　 社会上腐败现象都可在大学找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学生世俗化很厉害，过去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现在一些学生在校园里泉水就已经浊了。 　　朱清时也是这个观点，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教背离了教育的本意。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 　　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到了MIT，虽然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这名留学生感叹：“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 　　与会者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它的老师苏联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治学精神。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教育需要乌托邦 　　 不能再让铜臭腐蚀大学精神 　　刘道玉，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后来创办民办小学的教育实验也失败了，却不改初衷。他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中国青年报）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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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不要把学术休假变成另一种腐败

zju2006 2012-5-2 07:28

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日前表示，学校将探索建设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学术休假”制度，以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缓解教师的职业倦怠。学校每年遴选20位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进行全薪学术休假，休假期一年。在学术休假期内，不参与学校学术评价。（4月30日《中国青年报》） 　　国内高校学术氛围不浓，各大高校为了缓解教师职业倦怠而想各种办法解决问题，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这些办法有多少起到了作用，高校的科研氛围、学术氛围有没有明显提升，大家都心知肚明。从论文抄袭、伪造数据，到找人代笔，买期刊版面，部分高校教师学术造假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底线，学校管理难，学生的意见也非常大。 　　吉林大学的“学术休假”制度，比起有些高校提出的“学术绩效”制度要高明很多，利用奖励的手段来鼓励教师进行学术研究，而不是一刀切的按照论文发表率、课题申报率来判断教师的成绩，显得更具有人性化。但是笔者却对这种“学术休假”制度能否真正解决教育界目前面临的问题保持怀疑学术休假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学术腐败？ 　　细读这篇报道我们发现，此次吉林大学的学术休假制度只是针对教授职务的教师设立的，也就是说它的成立之初就戴上了“学术阶级”的帽子。高校的教师体系主要由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等组成，分管行政和教学工作，其中教授的比例一般不会占得太高。也就是说，按照学术级别来划分的话，教授是站在高校教学金字塔的上层，享受着最好的教学和科研资源，拿着比其他教师高得多的资金，却带着最少的学生。 　　教授在申请科研项目，开展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起点高于其他教师，所以相对来说也更容易出成绩。而其他教师每天忙于教学、科研、评职称、工资绩效等事情，专心搞学术的时间本就不多，学术成果自然也就落了下乘。如果按照吉林大学这样的考核制度，其他的非教授职称教师便完全没有竞争力他们从一开始便被排在了学术的末尾上。这样一来虽然激发了教授们的学术研究热情，但同时也伤了其他教师的积极性。反正做好做坏都没有人看到，干嘛那么拼命呢？ 　　像吉林大学这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评选，会不会造成为了部分教授片面追求可以快速见到成绩的科研项目，冷落一些困难、生僻、费时费力但具有极高价值的项目呢？这种“赶集式”的科研有可以研究出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标准是判断其学术成就的权威？这些问题都没有人能够回答，大家似乎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同时，吉林大学提出的学术休假的遴选方式也值得考虑。因为新闻里面没有明确说明到底是用何种方式筛选出20名优秀教授，所以笔者也不好妄断，只能提出自己一点拙见。综合来看，各种遴选“优秀”的方式不外乎两种，公选和委员会投票两种。如果是用公选的话，费时费力劳师动众，刷票、拉票、票数造假、有效票数统计等情况都是需要注意的问题。至于委员会投票就更加容易产生问题了，如果参评者和评选委员的品德不高，暗中勾兑的话，这样的评选就更没有意义了。 　　总而言之，无论教学工作也好，研究工作也罢，教授和教师一样，都是高校教育的一个部分，为了追求片面的效益而忽视高校教育教书育人的职责，无异于本末倒置、缘木求鱼。高校学术氛围需要历史积淀和时间的考验，不是用揠苗助长的方式可以催生出来的，缓解教师的职业怠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整个社会的学术环境改善，浮躁之风得到抑制，高校教育才能够真正回归到纯粹的状态。 　　作者：庄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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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纪念林昭遇害：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

热度 1 wangshu 2012-5-2 01:07

http://zqb.cyol.com/gb/zqb/2004-08/11/content_926077.htm 纪念林昭遇害：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 2011年04月29日 16:42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江菲 字号: T | T 25238人参与 63条评论 打印 转发 核心提示：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枪决。 人物简介：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决。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罪…… 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但依旧对林昭宣告无罪。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 本文摘自《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11日冰点版，作者：江菲，原题：《寻找林昭》 【冰点】 寻找林昭 2004年08月11日 03:17:26 本报记者 江菲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40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么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林昭生活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仅仅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反右”时期，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曾存在”的时代。在他们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样为人所熟悉。 　 然而历史总是要顽强地呈现出本来面目。冥冥之中，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 　 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被枪杀时，胡杰只有10岁。他那时是一名在学校里高喊口号打倒老师的“红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杰握紧拳头，向天空挥舞着。他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是“反革命”，这三个字又代表了什么。如今再次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觉得可笑又无奈。林昭就在被小胡杰要“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杰看来，她的一生，却是最最坚定、最最“革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她十几岁，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便已萌发。 　 在胡杰寻访到的一份林昭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她家庭及历史情况的简略描述： 　 母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这并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员的实际情况。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许处于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许正为自己的“不上进”感到焦灼。 “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 　 在这里，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20多年后，风浪归于平静，沧海上的那一叶白帆却永远消失了，但风浪带来的恐惧却并没有消失。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 　 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他最后打开门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 　 另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与他见一面。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他亲眼看见许多人被饿死，他和另外几个还算强壮的人负责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时，都会发现新坟都被刨开了，那是周围的老百姓来偷走裹尸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后，他离开了农场，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被“保外就医”的林昭。没过多久，便因与林昭相识，开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开始拍！”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后便坦然回家的。“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了。”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另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后反问道。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点神秘地问：“你说，把这些说出来有什么意义？教训吗？”他顿了顿，“给谁的教训？” 　 虽然都在拒绝，可一旦开始了回忆，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动。 　 “不，大多数人不哭。”胡杰说，“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变得都很硬。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会让听到的人想哭。” 　 沈泽宜，林昭北大的同学，和张元勋共同创作的诗歌《是时候了》，成为1957年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胡杰在湖州一处狭小的住屋里找到了沈泽宜。沈泽宜缺了几颗牙齿，头发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点燃一支烟，背诵他为纪念林昭写的一首诗，双眉不时紧蹙，目光神往而忧伤：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断的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事隔20多年，当胡杰再次追寻那个充满了回忆的悲恸与无奈的惋惜的场面时，却无人能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他们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或许，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副含义最为深刻的挽联。 　 5年来，胡杰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他提供经济援助，或尽自己所能寻找线索。在这支日渐庞大的队伍中，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声名显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胡杰从未与他们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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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调查称8成高中生表示若国家危难愿做任何事

DynamoChina 2012-4-19 10:50

调查称8成高中生表示若国家危难愿做任何事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4月19日03:20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4月11日公布的《中日韩美高中生比较研究报告》显示，比起美国、日本、韩国的高中生，中国高中生有着最强的国家意识，和最为务实的人生观。 　　这项研究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韩国青少年开发院及美国艾迪资源系统公司四家机构联合实施，分别调查了中、美、日、韩的2232名、1029名、2453名、2292名高中生。 　　“中国高中生的心态，总体上是积极向上、充满自信、顽强进取的，同时也有很多困扰和矛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 (微博) 专访时总结说。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79.4%的中国高中生认为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他们把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结合起来。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 　　 中国高中生对外部文化很向往，但对外国的认识有很多幻想 　　 中国青年报： 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的比较研究已经做了6年。总体来说，中国高中生呈现什么特点？ 　　 孙云晓： 很多数据结论很稳定，包括中国高中生非常自信，认为未来充满希望，有开放的视野。这与我们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有关。报告显示，88.9%的中国高中生认为国家经济会持续发展。90.2%的中国高中生对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但看问题不能简单化。还有一个数据值得琢磨：48.7%的中国高中生表示，假如能自己选择，希望出生在别国。这一结果中国排第二，仅次于韩国。 　　 中国青年报： 是什么导致了中国高中生这种矛盾心理？ 　　 孙云晓： 我想核心问题是教育的困境。中国高中生对国家的发展前途充分肯定，但他们对国内的教育现状不满。与其说他们希望选择别的国家，不如说是希望选择另一种教育。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高中生压力巨大，竞争激烈，教育又缺乏创造力，难以学到有创新意义的知识。 　　有一组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在1999年做第一次全国中小学生大型调查时发现，近半数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而在2010年调查中，近八成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十年间这一问题不但没改善，还越来越严重。 　　当然，中国高中生对外部文化确实很向往。数据显示，中国高中生有强烈的国际交往需求和出国留学意愿。88.2%的中国高中生对外国文化生活感兴趣，是四国中最高的。 　　 中国青年报： 如何看待中国高中生对外部文化的向往？ 　　 孙云晓： 这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达到了一定深度，形成了国民共识，大家都想看看外部世界什么样，希望学习先进文化。我们发现，中国学生看美国电影、日本动漫最多，也反映了西方文化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培养中国学生对本国文化的深度了解和认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同时，中国学生对外国的了解不够。他们对外国的认识有很多幻想，缺乏实际体验。调查发现，到过国外的中国高中生比例最低(26.5%)，到国外最多的是日本高中生(58.1%)。 　　在这点上，日本的教育战略非常值得借鉴。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让日本人成为世界人”。他们让“修学旅行”成为一项传统，规定小学生每年要离开家远足一天；初中生要离开本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出去三夜四天；高中生一定要去国外一周以上。他们高中生出国的费用几乎都是自理，家长觉得这值得投资。日本“修学旅行”增加了学生的实地体验，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同时让学生有了世界的眼光和胸怀，增强判断力。 　　青少年是在体验中长大的，他们需要这种“看世界”的体验和视野的扩展。中国高中阶段的教育特别需要组织学生去旅行和体验。 　　 一个让大多数人成为失败者的社会很难让人们建立起完善的人格 　　 中国青年报： 本次调查发现，中国高中生缺乏自主意识。为什么会这样？ 　　 孙云晓： 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欠缺。当前教育存在功利化误区，似乎人人都在追求“非凡”：上名牌大学，找体面工作，有高的社会地位。很多中国父母都这么要求孩子。但孩子是千差万别的，包括潜能、优势和需求。只有自由的、个性充分实现的教育，才能让人获得幸福。 　　从社会的角度，我们现在这种竞争是以大多数人的失败为代价。所谓“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少数人如愿、多数人失意。一个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的社会，很难让人们建立起完善的人格。 　　人格的完善既需要尊重个性，又需要协调发展。尊重个性就要尊重潜能的差异，不光注意智商还要注意情商，在心理、道德等多方面协调发展。可是，这种需要在功利化面前被挤压得扁扁的，被忽视了，从而导致很多学生缺少精神、情感的阳光，内心荒芜。 　　 中国青年报： 在课余时间这一点，四国差异很大。美日韩高中生是用于发展文化艺术、参加志愿活动或打工，而中国高中生多用于补习功课。对此，您怎么看？ 　　 孙云晓： 主要是学习压力造成的。我一直认为，人能否成才要看8小时之外。8小时以内的课程是共性的安排，8小时以外才是个性的天地。课内课外都只是课业学习的人肯定是畸形发展的。一个人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探索，才能发现潜能和兴趣，中学阶段正是探索的黄金时代。 　　学校的导向很重要。北京一所升学率很高的中学，开设了150多门选修课。教的都是创造发明、生活百科、美术史、电影、西方哲学史等，很受欢迎，给孩子们提供了可自主选择的丰富世界。 　　 中国青年报： 但更多学校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味追求升学率。这该如何应对？ 　　 孙云晓： 一方面，可以从考试制度上“寻求突围”，另一方面，要改变社会观念，方法就是：回归常识。我相信教育的最大动力来自“爱”。不管社会变迁如何复杂，都改变不了父母对孩子的爱。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要通过媒体告诉人们：到底什么叫成功和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爱孩子？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就要回到常识。 　　早在1999年，我就提出“人人可以成功”。现代意义的成功有三大概念：第一，成功不是相互比较，只要在原有基础上获得发展就是成功，成功不是排他的，是自我的成长；第二，成功在于选择，即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道路；第三，成功在于和谐，包括身心发展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为什么有的人路越走越宽，有的人路越走越窄？就是成功的标准不同。从现代教育的标准来看，成功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是人人都可以成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我们应将青年通向成功的“独木桥”变成“立交桥”。 　　 中国青年报： 怎么把“独木桥”变成“立交桥”？ 　　 孙云晓： 要拓宽成才渠道。现在一说到西方教育就是哈佛、耶鲁，其实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背后，有强大的职业教育支撑。在美国、德国，一些职业技术学院比哈佛还有名。我们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却依然在爬坡。你想想，现在还有多少中学生想上职业学校？都是什么人在上职业学校？ 　　这是国家战略性的失误。我们要在战略上重视职业教育，一是有很多人本来就适合动手操作，却被逼着考大学，注定是要失败的；二是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需要专业技术人才，这样可以改变我们的人才结构。 　　同时，我们要使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好就业，就业质量高、待遇好、社会地位高。改变社会轻视职业教育的误区，让人们看到职业教育也可以成功。这样才可以拓宽成才的渠道，才能构建人才培养的“立交桥”。 　　 中国高中生之所以充满自信，是他们站在了祖国巨人的肩膀上 　　 中国青年报： 报告发现，中国高中生的人生价值观更加务实，看重“家庭美满”和“收入高”。同时，中国高中生的国家意识在四国学生中最强，80.7%的中国高中生表示“若国家遇到危机，愿为国家做任何事”。如何分析这种心理？ 　　 孙云晓： 首先我要说，这是中国能有今天、还将有更美好的明天的巨大“本钱”，是中国自有文化能量的一种显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教育(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成功的一面。 　　中国高中生的价值观很务实，因为他们把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结合起来了。调查中，79.4%的中国高中生认为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并不认为要苦自己为国家，而是认为，国家进步我发展，国家强大我幸福，把小家和大家结合起来。 　　我们多年调查有一个稳定的结论：中国高中生一直最看重“家庭美满”。这是因为，我们处在转型社会，存在各种变化。于是，人们往往将家的稳定美满作为根本保障。高中生感受到了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最深刻的体验就是家庭的重要性。 　　 中国青年报： 从年龄上看，报告的调查对象基本都是90后。在您看来，这四个国家的90后是越来越相似呢，还是越来越不同？ 　　 孙云晓： 互联网时代让各国年轻人的差别越来越小。比如，原先我们以为，美国的中学生不太看重成绩，调查发现，美国高中生也很注重成绩。四国高中生都喜欢动漫、出国留学，重视同伴交往。 　　当然也有差异，主要体现在教育和经济上。教育上，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普及率比较高，上大学较容易，中国学生竞争压力更大；经济上，不少中国学生的发展受制于经济水平的限制。 　　总体来讲，差异越来越小，共同点越来越多。四个国家的90后要比80后、70后，相似性都要大。这也得益于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高中生之所以充满自信，是他们站在了祖国巨人的肩膀上。 　　但调查也能看出，中国文化的传播力不够。报告里反映，各国高中生最喜欢看美国电影、日本动漫，看中国的文化产品很少。日韩美三国高中生接触的主要是“中国制造”，很少接触中国文化。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中国应打造中国的文化精品，做更多的文化推广，这是国家发展战略问题。 　　 中国青年报： 这种相似性对于我们有什么启示？ 　　 孙云晓： 这种相似性实际上是人性的体现——人的个性得到张扬，发展需求得到满足。我们要更加理解和尊重青少年的特点和需求，让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得到更多实现。我们需要更完善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体系，现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感觉像宣言书。 在教育层面也要改变。国家要采取措施，对高中生社会实践给予更多支持和保障，特别是志愿服务。没有志愿服务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孩子，将来很难和世界沟通，更难以担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07版:青年调查 上一版 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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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广州体育学院原院长因论文抄袭被撤职

snowsugar 2012-4-18 14:48

作者：叶铁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2-4-18 9:17:14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广州体育学院原院长因论文抄袭被撤职 许永刚的博士论文出版后，举报者将抄袭情况作了详细比对，结果发现这本书抄袭了40多篇论文。记者 叶铁桥摄 近日，广东省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省纪检监察机关近两年查处的一批典型案件。中国青年报记者赫然发现，此前曾因涉嫌抄袭被广泛关注的广州体育学院原院长许永刚，已于2011年3月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调离广州体育学院。 早在2006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率先报道了许永刚论文涉嫌抄袭的事件(详见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15日《广州体院院长身陷“学生门”事件》)，后来，又有媒体报道许永刚的博士论文涉嫌严重抄袭。 据媒体报道，广东省纪委通报称，经广州体育学院学术委员会调查评判，《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抄袭46篇期刊和数据库论文的内容占该书比例达56.37%，构成论文抄袭。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称，在国内，因为学术不端被处理的有长江学者、院士和高校副校长，“中国高校的正校长因为论文抄袭事件受到处理，在我的记忆里，这还是第一例”。 博士论文大面积抄袭 2006年，许永刚与其学生王恒同发表的一篇长6100余字的论文，其中有近5000字与2000年公开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雷同率高达80%以上。 当时，中国青年报记者比对后发现，许永刚、王恒同发表于2006年5月号《广州体育学院学报》上的《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与李艳翎、郑吾真两人发表于2000年9月号《体育科学》的《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一文，除引言部分的390多字及结论等部分的730多字外，两文中间部分几乎一字不差。 许永刚当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这篇论文他没有参与写作，是他的硕士研究生王恒同在投稿时“挂了我的名字”。 2006年11月17日，广州体育学院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认定抄袭情况基本属实，处罚王恒同两年不准申报职称、两年不准在《广州体育学院学报》发表文章、两年不准申报科研课题，并给予行政记过处分，许永刚被要求在学院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作深刻检讨。 2009年5月30日，在天涯论坛中，又有网友发布《抄袭，又是抄袭———博士论文也是抄袭》的帖子，称许永刚的博士论文“抄袭情况极其严重”。 资料显示，2004年6月，在苏州大学读博士的许永刚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当时他担任广州体育学院副院长。2006年4月，许永刚和另一作者、也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孙民治将博士学位论文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标题改为《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 指控他博士论文抄袭的帖子称：《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354页40万字中，有202页约19万字是抄袭来的，被抄袭论文或刊物达44种(广州体育学院学术委员会此后认定抄袭46篇论文，抄袭比例高达比例达56.37%——记者注)。 就在帖子发布的那几天里，中国青年报记者也收到了匿名人士寄来的材料，里面有许永刚涉嫌抄袭的详细索引。 记者比对后发现，这本书确实大部分为抄袭之作，且从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抄起，如书中的第一章写的是“研究选题与总体思路”，第一章第一节的第18、19、20页抄袭自杨树安的论文，第二章第一节第25、26、27页抄袭自詹建国等人的论文，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二节第33、34、35、38页抄袭自宇正香的论文。 书中也不乏长篇抄袭，如第二部分第十章第327到339页共13页抄袭自杜丛新的博士论文，第二部分第十章从313页到323页共11页抄袭自陈勇军的论文，书中连续6个页码以上的抄袭就有14处。 在该书所列的参考文献中，均未提及所抄袭的论文。 最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许永刚在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自称学生挂他名的《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一文，其实早在2004年就完整地出现在了其博士论文的第二部分第七章第182页至189页中，不仅一字不差，甚至连里面的图表也完全一致。 在《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的《后记》中，许永刚写道：“论文终于脱稿，此时的心情极为复杂，既有一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后的轻松，更有一种对自己论文虽倾注心血，但仍不免存在许多不足而难以释怀的心情。” 他说：“为了完成这篇论文，我熬过了不少个不眠之夜，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很多很多”。 “回首几年的学习生活，我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孙民治教授，他是我国体育界知名的教授，是研究竞技体育前沿问题的权威，在我国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从师虽然只有几年，但他一贯的严谨学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高尚的人格，给我作文为人提供了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抄袭的论文有科研基金赞助 在《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封面折页处，显示许永刚为广州体育学院教授、苏州大学教育学博士、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硕士、广州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多个职务。 封面折页处对他的介绍还包括：“进(原文如此——记者注)年来在《体育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首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与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70篇，出版和参与出版专著、教材8部，承担了省部级以上课题13项，其中国家级课题3项……参于编写的《篮球运动高级教程》获‘教育部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等奖 ”(原文如此——记者注)。 曾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举报许永刚《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一文涉嫌抄袭的人士称，许永刚虽然受到了处分，但处分得并不彻底，“他的论文都是有科研基金赞助的，事实上这些科研经费被滥用了，应当追查”。 记者发现，《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一文显示，此论文是“国家体育总局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课题”，编号为“04BTY006”。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扉页也显示，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但编号竟然也是“04BTY006”。此书扉页上还显示，该书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评定为“优秀”等级。 熊丙奇认为，相关基金项目应该启动调查，视情节作出处理，“如果项目没终止，应该及时中止，同时，应追缴已拨付的资金，对当事人申请项目也应作出年限限制。” 被抄袭者称对“这样的剽窃忍无可忍”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第72页至79页抄袭自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龚益鸣的论文，龚益鸣2003年10月在《江汉论文》上发表的《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利益沾滞与路径依赖》一文，甚至连论文标题都一起被抄袭进书中。 龚益鸣对这种抄袭非常气愤，他撰文称，对“这样的剽窃忍无可忍”。 龚益鸣说，许永刚将其全部“移植”到自己的著作中，标点都不变换，“近万字的呕心沥血之作被许一口吞下，顿有被人掏空之感！” 他写道，若许教授在其著作中对拙作有一处引文或在上百条“参考文献”之中能见到一丝泥爪，我也就懒得过问了。“可笑的是，被抄袭的所有原作者许教授一个不提，文献一字不列，所列文献却多半与该书内容无关。其蓄意剽窃，尽力掩盖之心昭然若揭。这一点，凸显了许教授的道德文章实在难以恭维。”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龚益鸣说，许永刚的抄袭行为早就有人揭发，“没想到这样一件事情，查处居然花了两三年”。 他认为，既然许永刚的博士论文存在大面积抄袭，授予博士学位单位就应当撤销其博士学位。 记者暂未获知许永刚的博士学位处置情况，但苏州大学2009年发布的《苏州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规定：“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确认学位错授或发现有舞弊作伪等违反学位规定者，院(部、所、中心、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应予复议，经半数以上成员通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可作出撤销已授学位等有关决议。” 许的导师：“我现在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论文” 许永刚的导师、《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第二作者孙民治是原北京体育师范学院(现首都体育学院)原院长，并曾担任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为许永刚做了辩护，认为许永刚所受到的处分是不应该的。他说，许永刚在论文中已经写清楚他的研究方法，是引入“二手研究法”，即借用别人的观点，将很多专家的意见综合起来，加上他自己的观点，来论证论文中的假设。 对于参考文献中，未提及内容雷同的期刊或论文的问题，孙民治说，许永刚因为引用的资料较多，所以只写了主要参考目录。 他还说，当时这篇论文获得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奖项，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评审。 孙民治说：“我现在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论文”。 “什么叫‘二手研究法’？这就是为抄袭辩护！”对孙民治的表达，熊丙奇毫不含糊地表示，学术界对抄袭有明确定义，必须回归学术常识。 他说，为抄袭做辩护的，经常枉顾学术常识，自行进行定义，“完全违背了学术规则”。 熊丙奇说，作为该书的第二作者，也应该对书中出现的学术不端问题承担责任，“共同署名者要承担署名责任，至少他应该向被抄袭对象道歉”。 熊丙奇说，对学术不端，有三个层面的处理，第一层面是学术处理，第二层面是行政处理，第三层面是法律处理。学术处理，就是要撤销学术头衔，在此基础上，行政机构视抄袭程度作出行政处分，如果还涉及到欺诈科研经费等，还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对于抄袭事件，记者联系了多名当事人和相关人士，但他们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执行主编黄晓春在记者说出身份后就挂掉电话，记者尝试再次联系，但他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中国青年报记者还电话联系王恒同，但王恒同以正在开会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青年报记者也联系到许永刚，但他听到记者的采访意图后，也不再回应。之后记者多次通过电话、短信联系，但都未获得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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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来临

oylb 2012-4-16 12:54

以下内容转自中国青年报与sina网页 http://news.sina.com.cn/c/2012-04-16/041124276956.shtml（个人观点：这些内容在科研领域可供借鉴）： 　深化改革系列谈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攻坚期” 　　——访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 　　本报记者 聂北茵 　　本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这个词贯穿始终，据有心人统计，一共出现过70次。人们还注意到，5年来，“政府 改革”这一关键词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在任期最后一次的中外记者会上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日前更直言：“目 前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 　　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进入攻坚期”，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怎样的变化？步入攻坚克难时期的中国改革在向纵深推进之时，如何力争有所新突破？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什么？日前带着读者的这些疑问，《思想者》专程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吴忠民教授。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合理选择 　　《思想者》：您认为，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进入攻坚期”，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怎样的变化？步入攻坚克难时期的中国改革在向纵深推进时，如何能有新突破？ 　　吴忠民：我认为，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的改革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上已经来临。 　　《思想者》：您说的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已经来临，这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的结束吗？您如何评价“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阶段？ 　　吴忠民：从改革总的进程来看，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型改革模式。其主要特征在于：改革进程由政府主导和推动，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循序渐进，温和推进，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不断扩大新因素的增量，逐渐以新代旧。而“摸着石头过河”则是其中的一种。 　　我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中国在改革初期的一种合理选择。 　　第一，改革初期的弹性空间相对较大。由于没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边干边总结的做法；是一种通过不断“试错”以求“少错”的做法。 　　第二，改革初期具有相对主动性。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经十分清晰，只要是想改革，除了少数当时看来是“禁区”的领域，可以在诸多的领域、诸多事情不同的方面进行相对主动的选择。 　　第三，改革初期的阻力相对较小。“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典型的增益型改革。在改革初期，参与改革者几乎全部都是受益者。因而容易得到改革参与者的积极认同，并形成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于是，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一种成功的改革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益处之一，就是稳健和安全。而稳健 和安全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共同体，中国的体量巨大，一旦出现“翻船”的情形，其后果不堪设想。正是由于中国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 革模式，所以中国得到了平稳和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应运而生 　　《思想者》：既然“摸着石头过河”安全稳妥，为什么您又认为，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上已经来临？ 　　吴忠民：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毕竟是一个阶段性的改革模式，改革如果一直停留于“摸着石头过河”做法的话，其自身所含有的一些不足之处便会逐渐显现出来，并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日益明显的负面影响。 　　《思想者》：具体而言呢？ 　　吴忠民：历史地看，“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模式的不足主要有三个：一是缺乏前瞻性，顶层设计不够；二是缺乏系统性，改革政策的整体化配套不够； 三是由于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因而一旦遇到难题，常常会将难题往后推延。显然，在新的愈益复杂的时代条件下，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 革模式不仅难以有效应对已有的社会矛盾问题，而且还容易积累大量新问题、新矛盾。 　　中国现在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最为主要的时代特征就是：一方面，中国正处在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期；另一方面，中国的 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客观上 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矛盾问题是自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空前多的一个时期。这一点，大多数人都会有共同的感受。 　　《思想者》：您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影响到整个全局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吴忠民：其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在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从而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某个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矛盾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矛盾问题。 　　其二，社会矛盾问题的势能越来越强，惯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会按照自我演化的逻辑加速度扩张。从社会矛盾问题演化的可能空间来看，现在只能说是开 始不久，远没有到达峰值。比如，从影响面较大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由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由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 以及由对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等等，皆有上升扩张的可能性。其中，劳资纠纷的数量迅速上升。从1997年到2006年，全 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每年的增幅在20%以上。2008年，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增长98%。 　　所以，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上已经来临。 　　 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过渡性 　　《思想者》：您说的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是指近年来，许多改革就是在社会矛盾倒逼的情形下得以推动进行的吗？ 　　吴忠民：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些具体的事实：比如，劳资矛盾的凸显引发政府及社会对劳动政策的关注，使劳动政策取得了明显的进 步；比如“体面劳动”的倡导、农民工拖欠工资问题的解决、工会功能的激活、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集体协议方式的倡导等等。比如，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引 发政府重视收入分配政策；屡屡发生的矿难事件引发整个社会对安全政策的重视；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发网民的不满，进而推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政策的反思和改善； 动车事故事件引发政府对公共投资政策以及安全政策的反思和改善；网民对一些政府部门经费使用状况的抨击引发了政府“三公”经费逐渐公开；社会矛盾问题的日 益凸显使得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社会管理等等。 　　《思想者》：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与“摸着石头过河” 型改革相比，有哪些明显不同的特征？ 　　吴忠民：第一，改革共识形成的难度较大。在中国现阶段，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社会整体利益结构要进行全方位调整，社会各个群体的经济位置和社会 位置要重新洗牌。在社会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此群体的利益增进，往往意味着彼群体的利益损失，反之亦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各群体之间现 在已经形成了某种非互惠互利的局面，以往的那种参与改革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 　　第二，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大。不能否认的是，在改革进程中，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或者是占据了明显优势社会经济位置，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虽然 一些人所拥有的财富或优势位置具有公正合理性，但同时还有一些人所拥有的财富或优势位置则不具有公正合理性。比如，有些垄断性行业通过控制上游产品的来 源，同时又垄断下游产品的定价权而获得了暴利。这一切，无疑增大了改革的阻力。 　　第三，改革的弹性空间相对较小。在中国现阶段，由于社会矛盾问题所造成的广泛压力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对于改革失误的包容空间大幅度缩小。尤其是允许政策试错的空间在缩小。政策一旦有误，很快就会形成直接的现实负面影响，进而使得相关的社会群体产生不满。 　　 整体化推动型改革呼之欲出 　　《思想者》：能不能这样说，正是因为在社会矛盾倒逼情形下的改革步履维艰，所以从中央高层到专家学者都在强调中国改革步入了攻坚克难的时期？那么，步入攻坚期的中国改革在向纵深推进之时，怎样才能力争有新突破？ 　　吴忠民：简而言之，那就是：借助于社会矛盾的倒逼，要变被动为主动。即要以整体化推动型改革逐渐替代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具体来说，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要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应当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理念进行基本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安排。真正的社会公正，不应只是对哪个特定群体有利，而是应当对 所有群体都有利，即：不仅要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而且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所以，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安排，能 够为社会各个群体所接受，因而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需要制定一个周全、长远的改革任务时间表。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顶层设计，那只能是空中楼阁。顶层设 计需要落实而变为具体的改革任务。 　　第二，把握住改革的主动权。在改革过程中，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具有时不我待的历史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改革的主动性既来自对现实状况的 清醒判断，也来自责任和勇气。改革是一场巨大的变革，是历史潮流，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所在。开弓没有回头箭。正如温总理指出的那样，“改革只能前进， 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二是要注重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主动的改革。宏观层面上的改革如果没有实际行动的话，如果不在规范公权、理顺 利益格局、治理行业垄断、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改善民生、藏富于民等大的事情上进行改革，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拘泥于微观层面的改革，那么改革就不可 能前行。 　　第三，注重连带性的改革策略。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同时也需要智慧。应当看到，只要立意改革，并积极寻找方法进行改革，那么方法比困难多。其中 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以解决某个具体的社会矛盾问题为契机，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如此，不仅可以相对有效地减缓改革阻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扩大改革成果，取得 连带性的、事半功倍的改革效应。 　　《思想者》：您认为，步入攻坚期的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什么？ 　　吴忠民：我认为，努力改善基本民生状况和建立完善的现代法律制度，是中国改革攻坚克难期的两个最为有效的突破口。对民生基本状况的改善，有助于 使民众对改革形成一种积极认同的态度，有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进而有助于改革进程顺利推进。而以建立完善的法治为契机，不仅有助于确立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 秩序，使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有章可循，使改革和发展得以有序推进，同时可以有效维护公众的基本权利，有效防止公权的扩张，有效解决既得利益群体问 题，进而有效减小改革的阻力。因为在中国，只要下决心推进法治建设，维护并遵守法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敢藐视和挑战法律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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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经管专业成吞噬未来工程师的黑洞

sincos 2012-4-16 09:15

虽然是以前的报道，现在的状况仍是这样： 经管专业成吞噬未来工程师的黑洞 2009年12月24日04:31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字号： T | T 　　编者按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中，规模宏大的工程项目和科研亟须大量高水平的工程科技人员。然而，目前的实际状况却是—大量拔尖 学生特别是高考状元不再“投身”艰苦的水利水电、测绘地矿等工科专业，而是涌向金融、银行、法律等“有名有利”的热门行业，争当光鲜亮丽的“白领”、“金 领”。 　　工科人才的极度匮乏正在成为我们国家下一步发展的瓶颈，也是当代的世界性难题。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推出“逃离工科”上中下三篇报道，旨在展示工科学生就业现状，求解高校工科教育存在的问题，试图摸索出一条有利于培养和扶持工科创新型人才成长的道路。 　　这或许是对中国工程人才现状揶揄的一种表达：日前在京举行的国际工程教育年会上，一位专家在主题发言中介绍，几年前一份《国际竞争力报告》关于“国内市场上是否有合格的工程师”一栏显示，在参与排名的49个主要国家中，中国排名在末尾。 　　“而且这一调查指标在随后的排名也相对稳定。”这位专家如是说。 　　说起著名的工程师，很多人能随口说出茅以升、詹天佑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而如今仍健在的工程界泰斗如张光斗、吴良镛等，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则让人 无法乐观。一项问卷调查发现，小学生崇拜歌星和科学家的不在少数，对工程师的了解却极为模糊，在“最崇拜的人”、“最理想的职业”选项中，仅有10％的选 择与工程师沾边。 　　事实上，与社会急需大量优秀工程师正相反的一个现象是，逃离工科正在成为一个难以阻挡的潮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优秀的学生争着上工科，而现在则纷纷选择金融、银行、IT等“有名有利”的热门行业，即使是一些已经就读工科的学生也多半在试图转变方向。 　　经管专业成了吞噬理科尖子的黑洞 　　对于黄冈市一所重点中学的徐超老师来说，辅导学生填高考志愿渐渐成了一件费心费力的事。 　　徐老师带理科毕业班10多年了，开始几年都是考生自己拿一本报考指南就完成填报了，最多会咨询下当前的热门专业；慢慢地，家长和学生的问题开始 多起来，尤其是对经管类专业感兴趣的考生，问题问得越来越细，“甚至包括这个专业的课程怎么设置，会不会上证券、基金投资课等。” 　　徐老师还注意到，越是班上成绩好的学生打听的内容越多，“都在考虑毕业后争取进证券公司、银行工作，挣高薪、赚大钱；反而是选择传统工科专业的少了。” 　　北京一家媒体的陈记者则感慨，最近几年采访教育新闻得出一条经验，要想寻访各省高考“状元”，最好的办法就是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门前，“见到一个学生出来，上前一问，即使他不是哪个省里的状元，他的室友肯定是！” 　　有媒体给出这样一组数据：在当今的中国，招收状元概率最高的院系之一，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的状元至少占全国的一半，其中又有1／3至1／2选择经管专业。 　　高考状元们的专业选择正在成为一种风向标——代表和影响着全国最优秀考生群体的选择。以备受追捧的金融专业为例，1992年，全国只有40多所 高校开设此专业，而到2006年，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增加到600多所，毕业生人数增加了近10倍,“而且录取分数基本都在本校名列前五”。 　　经管专业已经悄然成为吞噬理科尖子的黑洞。如今，大学校园开始流行新的顺口溜：“一流学生学财经（最热是金融），二流学生学高科技（如计算机），三流学生学（传统）工科。”此处的工科正是国家急需的传统工科专业，如机械、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地质、水利等。 　　经管专业热甚至传到了在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中。2006年《参考消息》以《中国需要这么多经理吗》为题，报道了中国自费留学生在英国大学管理、 商业、金融等热门文科专业扎堆儿的现象。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传媒管理专业，2005~2006年硕士班14名学生中竟有13名来自中国。在一些英国 高校的MBA班上，中国学生占近90％。 　　与之相对应的却是高校一些传统专业备受冷落，生源严重匮乏，生源质量普遍偏低。 　　华中地区某理工类高校招办负责人介绍，传统工科专业已经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一方面，高水平工科人才供不应求，但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学生入学时的高考成绩在学校排名靠后，多年控制的生源名额甚至要靠调剂补充。 　　各方都在逃离工科 　　记者在华北地区一所高校采访时，一名地质学专业大四女生介绍，她所在的专业两个班65人，报名考研的就有62个，但很多人选择的都是跨专业考研。 　　更让她难忘的是：当年在学校举行的双选会上，来招聘地质专业的单位让她看花了眼睛，提供的岗位数以千计；取消多年的毕业生安家费在这里都可以找 到，不少单位还提供两室一厅的房子，甚至保证终身不下岗。但即便这样，一些单位甚至连一份简历也没有收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旁边的石油、电力等单 位的招聘台前，人头攒动，异常火爆。 　　事实上，她所就读的学校披露的数据是，这个专业2007届96名毕业生中，50％以上的上了研究生，40％的学生进了石油部门，真正去地质找矿单位的不足10％。 　　西部地区一所机械学院院长则在工程教育大会上感叹，机械工业是工业之母，机械技术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整体的工业实力，然而在自己的学校，机械专业研究生报考人数还没有录取计划数多，学校只能降分录取，以招够学生。 　　跨专业考研、考公务员、创业……工科毕业的大学生正使出浑身解数“改弦易辙”。 　　一些在校的工科生也开始急不可耐。记者查看武汉几所高校近两年学生转专业情况表，发现不少工科学生转到了经济、管理等有“钱途”的行当。一位负责该项工作的老师介绍，甚至有学生转专业不成，费尽周折退学复读再考过来。 　　校园网论坛上，有人写下这样的“戏说”——“如果我还没有逃离工科，那一定是在逃离的路上”。 　　学生在逃离，高校也在逃离。 　　不少高校在这几年的“大学综合化”热潮中纷纷转型——很多原先实力较强的理、工科大学竞相改为综合大学。随之而来的，就是原来的工科优势逐渐丧失。 　　“现在有没有一所大学敢说，我将来的发展目标就是工科大学！？”一所著名的工科大学曾经在30年前表达过上述愿望，可如今，它的口号已变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逃离工科已成全球难题 　　在国际工程教育年会上，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院士披露的一组数据引起了与会专家关注：全球近40％的雇主难以在市场上找到合适人才填补空缺，最缺的前三名是：业务代表、工程师、技术人员。 　　在德国，急缺1．5万名工程师，很多理论型人才无法适应新的市场；与此同时，许多大学生不愿意学工科，外国公司争相高薪挖人。 　　日本总务省估计：日本数字技术行业缺少近50万工程师，日本青年人正在向西方靠拢，选择金融、医药，或艺术，而不进入平淡无奇的制造业。 　　这样的现象也出现在英国、澳大利亚、南非、波兰……许多与会者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逃离工科已成全球难题”。 　　二战后至今，美国本土学生对工科的兴趣普遍下滑，普遍青睐金融、会计、法律类等应用文科。美国从中国、印度等国家大量引进工科人才，填补本土工科人才供给之不足。 　　日本情况也与美国类似。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金融、证券、房地产的快速发展，财经类等应用文科专业报考迅速升温，报考工科考生数占全部考生人数从1986年的18％跌到1991年的8.7％，出现所谓“逃离工科”现象。 　　由于认为过度依赖他国工科人才对美国国家利益不利，2006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名为《确保天才进入国家数学和科学领域的资助法案》，表明了美国决策层对理工科教育的高度关注。 　　英特尔前主席也尖锐地提出，“最近，已有很多要求印制钞票的声音，但很少有人谈及孕育下一位爱因斯坦、诺伊斯、盖茨、杨致远、布林，唯一真正重要的刺激经济措施，就是在这一名单中加入新成员。” 　　“这个名单中，是把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结合在一起的人。”一位与会专家如是说。 　　美国的政治家也在反思。潘云鹤注意到，奥巴马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指出：“华尔街还会是美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但不能成为半壁江山。” 　　奥巴马为此直接发出呼吁，鼓励美国有才华的大学毕业生“到工程技术领域就业，而不是变成金融衍生品交易员”。 　　潘云鹤院士在报告中还指出，在工程师短缺的同时，工程师的定义正在悄然转变，美国工程院提出的面向2020年的工程师必须具备的关键特征是：分析能力，实践经验，商务管理能力，伦理道德，终身学习能力。 Source: http://news.qq.com/a/20091224/0001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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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爱思唯尔（Elsevier）的涨价风波（转）

热度 1 oxidpl 2012-4-11 10:32

原文来源：国际出版巨鳄大幅提价，部分高校面临学术断粮。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6-04 张国。 终于有非图情机构的新闻报道，笔者觉得很有意义，笔者也曾参加过Elsevier的订购信息反馈，知道清华大学杨毅副馆长以及CALIS诸同仁为中国学术信息资源引进所做的不懈努力，还有中山大学图书馆程焕文一直在呼喊想让所有图书馆界同仁都知道的“羊与狼”观点。转此文为备份！ 核心提示 2008年，曾经低价进入中国高校的世界头号出版集团励德爱思唯尔喊“涨”。 中国高校携手抵抗，谈判破裂。在众多高校俯首接受对方的提价方案时，一些高校仍在顽强抵抗，却面临学术断粮。 中国科协副主席胡启恒院士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优秀科技成果多在国外商业性学术期刊 发表，这往往使本国作者的知识产权落到国外出版商手里，使得本国公共投资产出的科研成果，成为国外出版商的私有资产。这些出版商再以高价卖给发展中国家， 赚取高额利润。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研究人员却因当地图书馆经费不足而无法获取这些信息。 近来，在世界头号出版集团励德爱思唯尔（Reed Elsevier）的涨价风波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名校感到“很郁闷”，教授和学生们谈起此事的口吻，就像在描述一场战争。 爱思唯尔年年提价的底气 根据2008年征订方案，爱思唯尔今后3年在华年均提价15％（实际16.7％），是至今4次调价中最高的一次。 据介绍，爱思唯尔的一名高层人士2007年曾很不客气地称：你们没钱可以不订。东北一所重点大学的代表当场拍案而起，表示反对，但该校如今已经接受了3年涨价25％的要求。 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图书馆馆长形容，同行对爱思唯尔是“忍气吞声”。 英荷“混血”的励德爱思唯尔，在全球出版社排行榜上雄居首位。在爱思唯尔的版图中，有2000多种学术期刊，涵盖人文社科理工农医 经管。《2006年期刊引用报告》显示，该公司53种期刊影响因子位居相关领域首位。其中的佼佼者《柳叶刀》和《细胞》，堪称很多生物学家的“梦想”。 在爱思唯尔中国总部向本报记者提供的关于该公司“你必须知道的十件事”中提到，伽利略、达尔文、笛卡尔都曾是这家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出版社的作者。 爱思唯尔中国区总监孙高鹏告诉记者，数字出版业务渐成爱思唯尔的主要收入来源，已增至总收入的四成。其旗下的在线平台ScienceDirect的期刊数量超过2500种，“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科技与医学领域经同行评审的电子版全文文献”。 自1999年Science irect提供服务以来，至2006年累计下载文章已逾10亿篇，“每个工作日平均每秒有36篇被全文下载”。预计2008年下载量将超过4．5亿篇。 在中国，2006 年ScienceDirect向高校师生提供了3000多万篇下载量，占全国高校全部外文科技论文下载量的59％。在同类产品中，ScienceDirect 是售价最高的，也是订户最多的。 孙高鹏说，ScienceDirect的中国客户，从2000年首批11家，增加到2007年的200多家,以大学为主，其他还有国家图书馆、各部委图书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从2000 年起，ScienceDirect已经成为中国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须臾不可离手的信息资源和研究工具。”爱思唯尔的宣传材料中如是说。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2007年全国高校向这家出版社付费最多的依次是北京大学496590美元，吉林大学358546美元，南开大学311749美元，此外是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 议价谈判宣告破裂 为了争取合理价格并简化程序，国内图书馆均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的名义出面议价。 该系统是我国高等教育“211工程”总体规划中3个公共服务体系之一，成员图书馆超过500家。 去年11月9日，双方在北大图书馆进行了集体谈判，随后又多次沟通。 11月29日，该系统向成员发出了“关于ScienceDirect数据库谈判情况的通报”。“很遗憾Elsevier公司始终不接受我们代表客户提出的意见。”“目前的方案是难以接受的。” 这份通报透露，爱思唯尔提出的方案，涨幅平均超过15％（实际16.7％），该系统希望不要超过7．5％。 爱思唯尔还要求增加教育网专线费，该系统建议免除。 谈判无结果，双方又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讨论。但这份通报透露，在此期间，爱思唯尔已经接到为数众多的高校关于尽快开始采购的要求。 在此情况下，该系统引进资源工作组表示：“承认ScienceDirect数据库对中国的教育科研提升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对15％的涨幅是无法接受的，谈判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并表示“对目前的订购方案不推荐，不认可，不签字”。 通报发出后，在新浪网专门讨论图书馆发展的“图林博客圈”，仍不断有人呼吁“全国图书馆联合起来”，抵制爱思唯尔。 一个网民说：“有时候会冲动地想，就拿Eslevier开刀，全中国就停Elsevier三年，看它还牛什么牛？” 这些抗议，也仅仅是抗议而已。 在高昂费用面前的不同选择 面对出版巨头开出的价目表，忍痛接受方案的学校前仆后继。 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毅说，除了一些合约细节仍在协商，清华已基本接受了涨价方案。但未对方案提交回执（即无意续订）的大学，至少仍有24所。 孙高鹏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拒绝透露24家订户的名单，并强调“到目前加入的新用户有20多个”。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充满忧虑：“Elsevier在不断宣称与国际价格接轨的同时，有计划、有预谋地疯狂涨价，中国大陆各类型图书馆将成为Elsevier盘中的美味肥羊！” 在2000年进入中国大陆之初，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爱思唯尔还是温文尔雅的。知情者回忆，爱思唯尔当年要求每校每年最少订购两万 美元的纸质期刊，在此基数上再交3万美元左右，便获得 ScienceD irect的使用权。“以这么低的价格进来，我们以后就离不开了。”北京某高校 图书馆的一名馆员说，“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的。” 更让爱思唯尔成为众矢之的的，是“只许增不许减”的强硬条款。订户购入哪些期刊，每年可自行调整，但只许在总费用之内进行。假设某校原来的订阅费是40万美元，在下一年度希望退订价值10万美元的期刊，这将无法实现。 每3年为一个合同期。以武汉理工大学为例，该校曾是订户，但上个合同期（2005~2007）没有续订，2008年重新订购。该校 被要求必须把上一个合同期的那些期刊全都“补订”，而且还要按照大约年均10％的涨幅交费，尽管在过去的3年里，双方合同已经终止，该校师生没有得到服 务。 采访中，记者获得一份ScienceDirect全学科订户（相对于分学科订户而言）的费用表。它列出了2007年的费用，规定了后3年的价格。这份费用表显示订户包括150家大学，记者随机查看了几所学校： 北京工业大学2007年82148美元，2010年116160美元，涨幅41％；厦门大学 2007 年78365 美元，2010年158075美元，涨幅101％；成都理工大学2007年77134美元，2010年157788美元，涨幅10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7年4598美元，2010年必须达到18577美元。面对超过300％的涨幅，这所学校去年12月无奈公告师生：停订。 一名高校图书馆馆长担心地说：“全国被捆绑的学校，会被爱思唯尔拖垮。”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毅均透露，每年仅大陆高校组团购买爱思唯尔产品已达1800万美元。程焕文说，2010年将达2800万美元。 中国农业科学院5月发布的停订说明中描述：“经我馆采访人员1个多月的谈判，对方毫不让步，致使谈判破裂。”“国家科学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等机构也未能与之取得谈判结果，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均在2008年停止了该数据库的续订和服务。” “说明”还指出：“由于国外科技期刊文献属于世界商业出版公司的垄断产品，目前国内尚没有某个组织能联合科研教学用户与之进行抗衡，我们也只能选择停订。” 学术断粮与外刊依赖 据多方了解，未交回执的24所高校中包括南开大学。 ScienceDirect停用，激起师生怨愤：“强烈要求校长们重视起这件事情，我们这些搞研究的宁可学校伙食涨价或其他什么的受委屈，也不愿意没有资料来源啊。如果不能查文献了，科研真的是搞不下去啊。我想那些校长们也知道数据库对学生的重要性。” 目前，南开图书馆的图书经费大量流向国外，在外刊外库上每年花去1100万元。记者了解到，国内名牌大学中，在引进国外学术资源上年过千万元的学校不在少数。 “学术断粮”对于很多高校师生而言，简直是一场灾难。 年过7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李正名告诉本报记者，自己习惯了上网查阅资料。“搞专业的，国外的资料你不了解，就会产生好多浪费。” 一位长江学者也对记者说，再好的“海归”，离开最新的文献“半年之内武功全废”。理工科尤其如此。 对科学数据库需求强烈的高校，大都长于研究。因此，重点大学和科研院所是最稳定的用户。 “我们现在用它的数据库，欲罢不能，就像吸毒上瘾，要戒掉是很难的。”这是图书馆的烦恼。 国外出版商悉心培养了科学家的阅读习惯，使他们养成了“外刊依赖”。而且谁也无法否认，在优质期刊发表论文，科学家可以更好地确认优先权，传播研究成果，得到同行最多的认知。 “国内没有一份有话语权的杂志，你要传播，你要交流，始终受制于人。”北大博士生蓝海平说，国际出版商拥有话语霸权，自然有价格主导权。 他还认为，国内的科技论文奖励政策，也是加剧“外刊依赖”的因素。 5月11日，记者通过百度搜索引擎在中文互联网上检索“SCI论文奖励”，找到相关网页约27.6万个。27日再次搜索，找到30.7万个。 中国科协副主席胡启恒院士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优秀科技成果多在国外商业性学术期刊发表，这往往使本国作者的知识产权落到国外出版 商手里，使得本国公共投资产出的科研成果，成为国外出版商的私有资产。这些出版商再以高价卖给发展中国家，赚取高额利润。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研究人员 却因当地图书馆经费不足而无法获取这些信息。 关注爱思唯尔事件的博士生蓝海平说：“在现有奖励体系中，大家都去找杂志‘灌水’。有了这么大的需求，出版商能白白放过到手的生意吗？如果国内的用户不用，它怎么要挟你，也要挟不成。” 出版巨头爱思唯尔就注意到了中国的论文情况。孙高鹏强调，在所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中国科研论文的数量，爱思唯尔占29％左右，每年发表的中国论文有两万篇，没有外国同行可以比拟。 该公司主页还引用了苏格兰罗伯特戈登大学的一项调研，说明全球科研论文之6．52％中至少有一名中国作者，而爱思唯尔9．4％的文章中至少涉及一名中国作者。 爱思唯尔并不是唯一令高校不安的。南开大学图书馆的网站显示，该馆就至少进口了40种电子数据库。 一旦爱思唯尔今天的提价之举得到鼓励，不难想象其他企业明天也将磨刀霍霍。 这也正是困扰所有图书馆馆长的另一大隐忧。 在一所名校，记者询问哪些企业存在搭售行为，图书馆员直接找出一份内部文档，上述出版巨鳄赫然在列。文档的标题是——“不能停订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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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著名的中国青年报关于李庄案的报道

热度 1 nqed 2012-4-1 00:31

重庆打黑曝辩护律师造假事件 近20人被捕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14日06:13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郑琳 庄庆鸿 　　 核心调查 　　2009年6月3日凌晨，龚刚模、樊奇杭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争夺“龙头”地位、扩展势力范围，在重庆江北区爱丁堡小区制造了一场血腥的黑道杀戮。枪声过后，警方锁定7条线索、发现7个黑恶团伙牵涉其中，迅即调集大批警力全力侦破。 　　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共抓获龚刚模、樊奇杭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涉案人员125人，破获刑事案件25起，缴获各类枪支16支、子弹557发、手榴弹2枚、弓弩1把和管制刀具17件，查扣、冻结现金150.98万元、银行涉案资金46.44万元、房产13处及总值数亿元的车辆等涉案资产。 　　龚刚模等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仍对“组织”抱有希望，用对抗、抵触、沉默等应付审讯。出人意料的是，在人民法院拟订开庭审理的日子里，龚刚模为争取立功，主动向警方检举了其辩护律师李庄、马晓军等人教唆其伪造证据、减轻罪责的犯罪事实。 　　12月13日，“律师造假门”始作俑者李庄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一起国内罕见的涉黑案件“律师造假门”被急速曝光。 　　 涉黑“老大”按响报警铃：我不想再与贪婪律师共同造假 　　11月下旬，重庆打黑除恶的一系列案件相继进入司法审判程序。与大多数市民一样，参与打黑除恶的民警们也在劳累之余密切关注着各项案件的审理宣判。 　　然而，此时在江北区，一个异常情况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涉黑“老大”龚刚模自从与他的辩护律师李庄等人会见后，情绪反常，心事重重，沉默寡言，尤其是12月4日与李庄第三次会面后，在看守所里一坐就是半天，不说一句话，茶饭不思。 　　为弄明原因，管教民警多次与其谈心，希望他摆正心态，调整情绪，正确对待即将开始的审判。 　　几经辗转反侧，龚刚模终于忍受不住内心的煎熬，按响了报警铃：“我有重要的情况要说！” 　　面对专案民警，龚刚模发泄般吐露几天来煎熬着他的秘密：他妻子从北京请来了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马晓军。在与李、马二人的前后3次会面中，李庄向他面授了五招“翻身秘术”：第一招是帮助他与其妻串证，变“黑老大”嫌疑为“受害者”、“慈善人士”；第二招是必须对法庭谎称被刑讯逼供，否认以前口供；第三招是向法庭提供虚假供述予以翻供；第四招是通报同案其他被告人对龚犯罪行为的供述；第五招是让他在开庭时以伤情鉴定为由，配合其扰乱庭审秩序，迫使法院休庭，拖延庭审。 　　李庄还例举了他在其他省市“捞人”方面的一些“成功案例”。 　　“李庄教你这样做不是为你减轻罪行吗？你怎么会检举他？”专案民警问。 　　龚刚模说自己想了很久，“凭良心说，李庄为我出的这些主意就像一把双刃剑，可能是对我有好处，但他给我打官司就是为了钱，最终处理结果还得落在我身上。官司是否打得赢，他都出名了，如果被查出我作了伪证，倒霉的还是我自己！” 　　龚刚模还对民警说出了他的另外一个担心：在与律师李庄的3次会面中，李庄先后叫他签了七八张白条和委托书，“如果李庄在这些有我签名的白条和委托书上乱填些东西，那我不成冤大头了吗？假如他利用这个把我的财产弄走，我找谁说去？” 　　其实，在龚刚模按响报警铃之前，律师李庄等人违法操作、妨碍正常司法的行为已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巡查民警多次批评和警告，李庄仍置若罔闻，看守所依法作了详细记载。 　　随着调查深入，一起国内罕见的“律师造假门”被层层剥开。 　　 律师李庄的确能“装”，一手“捞人”一手“捞钱” 　　李庄，48岁，混迹律师界十余年，其所在的康达律师事务所在京城也颇有“背景”。注重“身价”的李庄此次肯来重庆打涉黑官司，除受龚刚模的生意伙伴相邀答应来“捞人”，其实更重在“捞钱”。 　　10月下旬，龚刚模亲友为“搭救老大”，往律师事务所的账上先拨付20万元，但这远远填不满李庄的胃口。 　　他以要在北京召开“专家分析会”为由，又向对方索要了30万元。到重庆后，他对龚刚模的亲属龚云飞说：“这个案子有点复杂，律师费偏低哟，而且我还要去‘打通’。”迫于无奈，龚云飞又托人再次给李庄的账户“装”了100万元。 　　“捞钱”到账，李庄等人便着手实施“捞人”。在三次与龚刚模会见、面授机宜后，12月3日，李庄来到市第一中级法院，提出了被告人龚刚模在侦查过程中被刑讯逼供、无法正常会见当事人，以及被告人关押地点违法等一系列杜撰的问题。 　　随后，李庄授意龚刚模的弟弟龚刚华，邀了当地保利夜总会主要负责人李某，在高新区奥体中心附近一茶楼大厅见面。按照李庄的指点，龚刚华要求李某在龚刚模审判阶段将保利夜总会关闭。对此，李某说个人无法做主，返回保利夜总会约部门负责人汪某和陈某再次来到茶楼。3人在龚刚华驾驶的轿车内，协商关闭保利夜总会事宜，要求让一些已经被警方传唤过的“污点证人”赶紧逃跑，并把龚刚模夜总会老板的身份“转嫁”出去。 　　龚刚华对汪某说：“龚刚模将夜总会股权转让给了在逃的唐某，即使警察找到了唐某也要说他才是保利夜总会真正的老板。” 　　但是经过司法调查，李庄的种种造假设计经不起推敲，其“刑讯逼供”和“无法正常会见”等种种说法不攻自破。 　　为设置更多障碍，李庄不断炮制出新的质疑，如检察机关移送证据不足、龚的交待笔录出现多份雷同等。 　　“检察机关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与拟在法庭举示的证据内容基本一致，符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移送主要证据范围的规定；而笔录雷同系多位侦查员在不同时间对龚进行讯问，其内容不可避免会出现相同或相似。”该案件调查组工作人员说。 　　 李庄要求龚刚模出庭只说三个字：不知道 　　李庄、马晓军等律师教唆龚刚模翻供、串证等问题一露端倪，立即引起了重庆打黑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公、检、法、司人员成立联合调查组。 　　调查组现已查明：11月24日，李庄在首次会见龚刚模的过程中，即向龚刚模宣读同案多名犯罪嫌疑人的笔录材料，特别是宣读了同案另一主要犯罪嫌疑人樊奇杭的多份交代笔录，同时还把同案重要嫌疑人的在逃信息告诉了龚刚模。 　　11月26日，李庄在第二次会见中对龚说：“从你的材料中看得出来，你肯定被诱供和刑讯逼供了。法庭上问你是否被刑讯逼供时，你要大声承认，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夸张地演示出来，以刑讯逼供为由否认原来在侦查阶段所作的口供。”同时，李庄还编造了一大堆“细节”，要求龚刚模在法庭说：“以前的口供全是瞎编的，因为我被公安吊了八天八夜，被打得大小便失禁。” 　　李庄用威胁口吻告诉龚刚模：“如果依照刑讯逼供所说的笔录就得枪毙你……翻供你要有道理，有理由。” 　　事后，李庄对龚云飞说：“我叫龚刚模说被刑讯逼供了，到时在法庭上咬定民警打了他、吊了他，这样才能推翻以前对龚刚模不利的证据。” 　　李庄还对龚刚模提出：“在开庭时，我会要求休庭，对因刑讯逼供造成的伤情进行司法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我就会提出不再担任你的律师，那么法庭就会让你在三天之内找新的律师，如果你找不到，法庭会给你指定律师。你知道怎么做吗？你坚决不要接受法院指定的律师，只要我给你辩护，法庭就开不了庭。我在辽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就用这招拖了法院一年半！” 　　12月4日，李庄在第三次会见过程中，向龚刚模明确表示已联系多名证人配合伪证，并教唆龚刚模配合编造事实来印证，企图回避案件事实。 　　李庄对龚刚模说：“已经安排在开庭的时候由你老婆到庭上给你作证，证明你不是黑社会。”李庄教唆他说，“你老婆到时会说樊奇杭、李明航找你借钱实际上是敲诈，主要是这些人得罪不起”，以达到弱化龚刚模在黑社会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从你的角度上去说。比如说，樊奇杭、李明航打电话找你要钱，你回去找你老婆借钱啊！你老婆说，不借给他。你说，不借不行啊，咱们惹不起他啊，咱们怕他！” 　　同时，李庄在会见过程中还教唆龚刚模不要承认贩毒、贩枪、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行为，并说：“对开赌场、贩毒、贩枪这些你是不知道的，当法庭上问这些问题时，你就说没有，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就这三个字完了，别的不要多说。” 　　李庄甚至要求龚云飞在重庆市大足县林业局虚开被告人公司在大足县植树造林、造福一方的证明，以表现龚刚模对社会具有一定贡献，想尽一切办法为其脱罪。 　　据犯罪嫌疑人龚云飞交待：“我当时就明白了，立即按他意思去开了证明。” 　　 李庄打“广告”：这里“够黑，人傻，钱多，速来” 　　经调查，李庄一到重庆，就炫耀自己“上面有人”，多次说“你知道我的背景是什么吗”、“我的头儿是谁你知道吗”，并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多次“捞人”的“成功案例”。 　　李庄告诉龚刚模的亲友，自己要快速组建一支“跨区域打捞队”，为此，他已经在北京、成都、重庆等地聚集了一帮“高人”。 　　龚刚模的亲友“捞人”心切，再加上李庄的多番“演说”，几天之内就总共支付了245万元给“跨区域打捞队”。李庄代表“打捞队”要龚刚模的亲友承诺：若要龚刚模不判死刑，还要两三千万元，事成之后兑现。 　　但花费了巨资的“龚刚模亲友团”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大投入在李庄眼中只不过如同“烹羊宰牛”。欣喜之余，李庄向京城同行发出信息：“够黑，人傻，钱多，速来！”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重庆政法干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重庆打黑除恶一系列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到重庆代理涉黑诉讼”一时成律师界热门。许多北京律师如赶场般云集重庆，寻找开展“业务”和施行“潜规则”的机会。 　　该官员分析说，“李庄现象”泛滥的背后，是“潜规则”还有其存在与蔓延的空间，一方面，我国《律师法》相对超前而其他法律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律师行使“潜规则”是司法腐败的支撑点之一，并是一些企业家涉嫌犯罪后“荣请”的对象，为保命或减轻刑罚往往不惜数百万、上千万地投入“打捞”。更可悲的是，一些律师或律师事务所为了获得高额回报，竟然还发明了“内部潜规则”：代理律师一旦“事成”，律师事务所就将其除名，过一段时间再聘回“重新上岗”；另一种瞒天过海的招数是随机改变代理律师，即由一个或一批律师充当“先头部队”，施行“潜规则”拿到钱后再更换成别的律师出庭应诉。 　　 李庄等近20人被捕，律师何以知法犯法 　　12月12日，已有警觉、潜回北京的李庄给重庆法院的一位领导发来一条短信：“经组织决定，我们康达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全部从龚案撤出，不再担任辩护人，请转告有关方面。” 　　但当晚，李庄就被重庆市公安局依法传唤。12月13日，李庄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截至记者发稿时，此案中因涉嫌伪证罪被司法机关刑拘、逮捕和缉捕的已近20人。此案仍在继续深入调查。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应该说，一般律师都应该熟悉《刑法》第306条，李庄作为资深律师，更应烂熟于心。是什么让此案的数名律师对这柄高悬之剑熟视无睹铤而走险？除了金钱诱惑外，想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让李庄之流有恃无恐的所谓‘关系背景’。”一位重庆政法系统官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最新调查表明，在这起“律师造假门”中，除了李庄所仗恃的个人背景关系外，重庆的两名律师也向龚刚模亲友索取了95万元用于“活动”，成为“造假门”涉案者，并企图以金钱开道，利诱政法部门的个别干警加入“造假生产链条”。目前，其中一名重庆涉案律师吴家友已被警方捕获。 　　据资料，在刑事案件中，律师胜诉的比例仅有5％，也就是95％是败诉。 　　“面对当事人的巨大诉讼投入，有多少律师在说明败诉原因之余会对当事人说‘对不起’？当事人有苦难言，实际上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律师的尴尬作为和滥用‘潜规则’，所造成的灾难全由国家和民众来承受，公信力弱化由政法机关来承受，从众心理、潜规则冲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让党和政府来埋单！”这位重庆政法系统官员最后说。 　　本报重庆1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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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青报：价值观教育缺失导致大学生迷茫

热度 1 duanrf 2012-3-29 22:10

中青报：价值观教育缺失导致大学生迷茫 《中国青年报》发起组织的“大学为什么越上越迷茫”系列报道和讨论，不仅备受大学生的关注和参与，而且也得到了一些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的注意。近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徐岚老师和王洪才教授专门就这一话题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 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导致价值教育匮乏 徐岚老师认为，杜克海的迷茫在于，他自己觉得有价值、想要去追寻的东西却得不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肯定，不知道要不要坚持下去。他想追问，当今的大学除了功利的追求之外，还能不能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因此，他实质上发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中国的大学教育有哪些缺失？在我看来，主要是价值观教育的缺失。” 徐岚说，价值观教育极为重要。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和急速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大学应该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并培养正确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在面对人生考验时作出适当的判断和应对。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大学中的价值观教育与“两课”（我国现阶段在普通高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紧密相连，常常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抵触情绪较重，致使价值观教育缺乏有效的实施途径。 王洪才教授也有同样的遗憾。他说：“大学的功能，除了教授知识外，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进行价值观教育。但遗憾的是，现在大学里功利主义风气居于统治地位，价值观教育非常匮乏，于是对根底问题的追问就很弱。” 徐岚分析说，有两个原因导致我国大学价值观教育匮乏。一是大学管理的功利主义倾向。一些大学校长关注的是学校的排名，这取决于教师拿了多少经费，发表了多少文章等指标。一些大学不断向教师强调“产出”和“成果”， 导致了教师的实用化倾向，而教师的实用化倾向又加剧了学生对学习的功利性态度。同时，学生会、社团等本应生长个性、促发思考的地方也难免沾染功利色彩。 第二个原因是大学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一些大学越来越像一个职业培训机构，而非一个“教育”机构。大学除了教授专业知识外，还应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使学生明白知识的价值承载。 大学行政化让老师难当“引路人” 那么，如何改变大学价值观教育缺失的现状呢？ 徐岚认为应该对我国高校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首先，设置终极关怀领域的通识课程，使全校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哲学，讨论人生的意义以及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善、如何择善。还可设置专业伦理的课程，如科技伦理、学术伦理等。其次，设计一些针对人格发展领域的通识课程，可以和心理学结合起来，主要涉及身心发展、情绪管理以及道德素养等。第三，实践性的非正式课程也十分重要，比如以“服务学习”的方式，通过参与社会服务、公益组织等活动来增强社会关怀、培养奉献精神和公民意识。 王洪才教授认为，对于那些有价值追问的学生而言，引路人是最重要的。经历丰富的教师在课堂上与生活中言传身教，与学生分享自身对生命的思考，可以帮助学生寻找自己的道路。 徐岚老师曾做过一个调查，问学生“大学中哪类教师对你在道德品行方面的影响最大？”选项包括辅导员、班主任、本科生导师、专业课教师以及行政教师等，结果出人意料的是，选择专业课教师的人数是最多的。可见，大多数同学对专业课教师抱有更高的期待，希望能在专业教育中渗透道德和价值教育。 但是，现实中，很多高校老师没能担负起引路人的职责。徐岚说，我们目前的制度设计是不同类别的教师各司其职，专业课教师通常认为已有辅导员等负责道德教育，因而把价值观教育从自身的学术责任中剥离，甚至忽略自身在道德上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而一些本科生导师更是对自身职责相当模糊，最后变成走过场。总的来说，高校在大学教师发展上做得远远不够，教师对自己在价值观教育上能做什么缺乏共识，在怎么做上缺乏专门培训。 王洪才教授则慨叹：“如果学生难有引路人，将是大学的巨大危机。”他分析说，由于量化的考核标准，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变成机械性生产，很少有人愿意把时间花在教学上。一些教师上课都敷衍，何谈“引路”？注重教学、热爱思考的教师在当下的大学行政化的权力结构中又往往处于边缘角色被边缘化，想要担当引路人的角色也就力不从心。 王洪才认为，自由的文化氛围、严谨的学术态度，是推进价值观教育的最好方式。但是，行政化已经根深蒂固，一时间很难去除。政府推出的一些去行政化的政策恰恰体现了或纠结着行政化，比如以“创新”之名引进各类人才进校园，然而这种引进本身就是以行政方式推行的，甚至以各类行政职务为“优厚”待遇。 这个世界始终有一群人在追求名利之外的理想 不过，两位学者都认为，虽然社会大环境一时难以改变，但大学生还是应该坚持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和思考。他们给像杜克海一样迷茫的学子提出了一些建议。 徐岚说，我们与其抱怨社会大环境不能创造更好的条件，不如以小我的生命观和价值观的汇聚来影响整个时代的价值观。如果90后都能摆脱功利主义思维，无疑将改变整个社会的氛围。“有人会反驳说，用人单位招聘时看重证书和学生干部经历，我不得不功利。但应相信时代在变化，当有一天招聘不再看简历而是看微博，看你平时都在阅读什么、思考什么，有没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你就不得不注重提升个人格调。所以，走出迷茫的关键还是在于正确价值观的树立。” 王洪才教授说，大学提供了比社会上更多的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资源，有追求的学生要主动获取和利用。每个学校都有善于思考、特立独行的教师。如果杜克海同学去拜访他们，他们必然会给予真诚的帮助。“这个世界上始终有一群人在追求一些名利之外的理想，只是你需要坚定地抵御世俗的偏见。你得明白，生活是一种担负，必须付出代价。” 更多阅读 大学生致信媒体：为什么大学越上越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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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年前的消息

热度 7 Wuyishan 2012-3-26 16:05

（博主按：刚才在读一篇论文，其参考文献包括了以下报道。由于过去没有看过这则报道，所以在这里转载一下，备考。） 王立军：严刑峻法杀无赦惩治食品安全犯罪 http://news.163.com/11/0311/04/6URAH0P600014AED.html 2011-03-11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北京)　 跟贴 139962 条 核心提示：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联合439名代表共同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议案的中心内容为“严刑峻法杀无赦、倾家荡产一场空”。 3月9日，全国两会的一项纪录被刷新。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联合来自12个省（区、市）的439名代表共同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 这是1983年以来，有据可查的联名代表人数最多的单项议案。 “有毒食品会伤害几代人” 3月10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外，中国青年报记者“堵”到了王立军。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议案？因为食品、药品领域不安全的状况，现在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危害。”王立军说。 “为什么说这是最大危害？”记者追问。 “经济形势不好，5年、10年可以调整；社会秩序不好，也可以通过法律的、行政的、体制的办法把它调整过来。但因食品、药品不安全造成的健康危害，会伤害一代人，如果破坏了遗传基因，还会祸及子孙，用百年的时间都不足以弥补！”王立军说。 他说，现在，触目惊心的有毒食品充斥百姓的餐桌：瘦肉精、毒奶粉、地沟油、陈化粮、毒豇豆……“现在有谁敢说自己和家人没有吃过这类东西？” “这严重弱化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弱化了社会的制衡力，严重弱化了老百姓的安全感。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稳定都会面临很大挑战。”王立军说。 与王立军有同感的人大代表很多。这份议案在12个代表团里，有四成多的代表参与联名。 全国人大代表、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说，现在大家在食品药品领域很没有安全感，“这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比如说三聚氰胺奶粉，这会危及祖国下一代的健康，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王立军提醒说，现在不仅是国内一些无良商人在伤害我们的同胞，“很多来自国外的食品药品也在伤害我们，而这些更具有隐蔽性，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比如说，抗生素、生物制剂、好多国外慎用甚至不用的药品，在我们的医疗市场却占很大比例。我们变相地成了国外一些生物制剂的试验品。这是在用人的生命作代价啊！”一开始不情愿接受采访的王立军说到这里，显然有些激动，声音提高了不少。 “我是一个警察，维护社会治安是我的本职工作。看到这些情况，实在痛心，无法视而不见。民生的基础是民安，没有安全，怎么保障国家的未来？”王立军说。 作为西南政法大学犯罪研究所主任，王立军和相关专家学者对此调研了整整8个月。“我看了上千个食品摊点，看了蔬菜大棚，看了养殖场，看了屠宰厂，看了小面馆，看了少年儿童的小食品，看了所有的消费链条、养殖链条、生产链条。本来是想作为一个课题研究的，但当得知自己被选举为人大代表时，我就想，我要用足我的话语权，来推动这方面的立法。”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现在在食品药品安全方面比我国状况好。但曾经，他们这方面的问题比我们严重很多。后来，他们慢慢完善了法律，大规模的伤害成为历史。有些人认为，我国也得走这条路，食品药品领域出现安全问题是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代价。现在设立严刑峻法的条件尚未成熟，需要法律的循序渐进，以及行政驾驭能力的逐步提高。 “西方这个历程用了30年到80年，难道我们非要牺牲一两代人才行吗？西方已经走过了这条路，经验和教训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王立军说，“现在没有什么比维护食品药品安全，更让我感觉到有危机感了。” “和黑恶势力的猖狂比呢？”记者问。 “这没法比，完全没法比！这些区域性的黑恶势力能影响到十几亿人吗？能影响到下一代吗？完全没有可比性！”王立军激动地说。 看了被伤害的孩子，“整整3天吃不下饭” 作为法医学领域的专家，王立军见惯了死人。但是，走访一些被有毒食品药品伤害的残疾儿童，“让我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整整3天吃不下饭，脑子里全是那些孩子的样子”。 “有的孩子完全没有痛感，用火在自己胳膊上烧，皮肉都焦糊了，孩子感觉不到疼。那漠然的眼神，让我心里感觉被狠狠地撞了一下，几乎承受不了。 “这些，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完全无法想象。我面对过那么多的凶杀现场，去过许多大的自然灾害的现场，虽然悲痛，但我都承受过来了。可看到这些孩子，看到他们活得如此惨烈，给我留下的那些震撼，难以想象。 “现在我在街上看见小孩就忍不住想摸一下，想确认他真的是个健康的孩子，让自己感到一些安慰。就是到了这么一种心理状态。”王立军说。 王立军看到的是被伤害的儿童，同样在这个议案上联名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回龙村支书张荣锁，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些祸害家乡的商贩、个体户。“他们知道自己生产的食品是有问题的，自己不吃，销售给村民！” 王立军介绍说，作为公安民警，他处理的有毒食品、药品案件，这几年数量在成倍攀升。但在这些案件上升的同时，一方面是很多官员的沉默，另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默默承受。难以想象，为什么明知道有毒，大家还在吃，还在允许大家吃？ 业内人士称，目前，在食品药品安全的立法方面，已经有了很多进展。1984年出台的《药品管理法》、2009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以及刚刚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都从不同侧面对解决日趋严峻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仅靠上述法律法规仍不足以解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问题。这些法律的出台，只能表明我们意识到了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可是法律的支撑体系还不够。 王立军认为，正是因为法律存在盲区，人们对这些危害无可奈何，只能生活在一个高危的食物链条和医疗链条当中。 与此同时，无法忽视的还有地方利益、行政保护、地方保护主义等，这些都在制约对食品药品犯罪的打击。“这种包含多种利益的巨大惯性很难让其停下。”王立军举例说，“就像贩毒一样，人人都知道会判死刑，但是它巨大的诱惑力还是会让人铤而走险。” “所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采用制定特别刑法的形式，以严密而细致的罪名设计，有效遏制该领域的犯罪行为。”王立军说。 “严刑峻法杀无赦、倾家荡产一场空” 主要负责食品药品安全相关案件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其宏也认为，现有的惩罚力度与犯罪的严重程度不相匹配。“食品药品关系重大，必须严厉惩戒，可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法律来对付这些犯罪。没有严厉的惩罚，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 王立军认为，根据现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我们仍然亟须一部刑事司法领域更为细致、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 “严刑峻法杀无赦、倾家荡产一场空”，这是其议案的中心内容。议案中提到，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主观方面是放任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致人死亡、重伤的犯罪，直接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对因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不得适用缓刑、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此外，上百万元罚金的制度设置，也让其再无犯罪的经济能力。 该议案的核心是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犯罪严密法网，加大刑事调整力度，改进罚金刑的处罚方式，大幅提高罚金刑幅度，对最具社会危害性、主观极为恶劣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无期徒刑等刑罚，并禁用减刑、假释。对于一些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创设了10个新罪名予以规制。 同时，处以巨额罚金，剥夺其所有非法所得及再犯能力。通过并处罚金、加处罚金、无上限罚金等技术方式，加大罚金力度，个别犯罪的罚金刑起刑点为200万元。特别是不安全食品、药品致死罪，使存在严重业务过失或者严重疏于管理的相关违法人员，也对其致死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相关产业的违法行为能起到强烈的震慑效果。 王立军表示，严刑峻法的目的在于，让在食品、药品领域的犯罪者，无力再犯。“现在要阻止食品、药品违法这种强大惯性，只有依赖更为严格的惩处措施”。 “这个法律就是要让做假的人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倾家荡产，甚至付出生命。”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对此议案如此评价。 全国人大代表、飞宇集团总裁王跃胜表示：“不管这个立法能不能通过，不管什么时候通过，我们都要呼吁再呼吁，让大家认识到严重性。” 当问及如何看待有439名人大代表在王立军制订的议案上联名时，他透露，“其实，在3月9日提交议案之后，仍有数十名人大代表通过电话联系我，表示非常支持这一提案。这些都反映了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是众望所归。”王立军最后说，“我对这个立法充满信心。”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作者：王 帝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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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以质量提升谋求内涵发展

毛宁波 2012-3-22 23:09

——写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来源 中国青年报 去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对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四个必须”和“三点希望”，深刻回答了“办什么样的高等学校，怎样办好高等学校”这个根本问题。 　　近一段时间以来，从高等教育发展内涵出发，着眼质量提升、推动内涵发展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发展思路、政策举措、改革试点，无不以全面提高质量为主线，一系列极具创新意识的新实践、新探索在各地各高校生根发芽。 　　 探索提升教学质量的多种途径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要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在实践中发现新知、运用真知，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增长才干。 　　“知识、能力、素质”并重，“宽专交”和“精深通”并行，近一年来，各地各高校不断探索新模式，以实践能力为重点，以服务社会为契机，多种途径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从2011年起，浙江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旅游管理、自动化、信息工程等4个专业的学生们面临一项新挑战——长达3至6个月的专业实习。“实践缺位是目前高校教育教学质量不高的重要因素，而社会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浙江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实习学生由专业院系和实习单位配备双导师，分别在科研和实践能力上指导学生实习和毕业设计，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人才培养方案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措施。”哈尔滨工程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了制定有针对性、适用性强的人才培养方案，学校专门收集了本专业国家专业委员会和行业协会、用人单位、毕业校友等多方意见，召开专业行业专家咨询会100余次，提出“基础宽厚、专业突出”的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设置理工、经管、人文和外语四个大类和基础教育平台、专业教育平台和专业选修平台三个平台。 　　一个“点”上的创新做法，往往引发一场“面”上的综合改革。在上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改革引起社会关注。自2010年起，上海在全市公立医疗机构统一实施了住院医师（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接受培训者既是住院医师又是硕士研究生，截至目前，在招录的3827名住院医师培训对象中，有702人同时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进行培养。现如今，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全面推开，工商管理、工程硕士和公共管理等专业学位类别，均已建立市级实践实习示范性基地。 　　提高实践能力，教师队伍是关键，实践基地是基础。北京理工大学重视组建实践创新指导教师队伍，设立“优秀创新实践指导教师奖教金”，并通过评选年度校内十佳创新实践项目、教师工作量倾斜、实验系列教师参评高级职称的人事制度等政策，鼓励一批有多年实践经历和热心实践创新教育的教师积极投入实践教学。目前，该校逐渐形成了以罗庆生等教师为主要骨干的10多个大学生创新指导团队。 　　江西在本科院校开展了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评审建设工作，建设120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涵盖理、工、农、医、文、经、管等学科门类，其中8个进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行列。同时启动江西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技能实训中心的建设，省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5000万元的建设经费，建设20个专业技能实训中心。通过强化实验教学和技能实训基地建设，高校加大了投入，提高了实验教师队伍水平，推进了实验教学改革。 　　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优化学校小环境，更离不开社会多方支持的大环境。2010年国家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充分利用行业优势，政校企合作突破高等工程教育的瓶颈。2011年，学校与克拉玛依市政府及其驻地企业联合成立了工程师学院，还与南阳二机石油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辽河油田和大港油田等企业合作建立了4个工程实践教育基地，有效解决学生实习实践可能衍生的各种问题。 　　最近，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两所“985工程”高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实行强强联合，导师互聘、学分互认、协同创新，共同打造武汉高校“同城双星”。这是湖北创新校际、校企联合培养人才体制的一个标志性举措。2011年7月，该省17所开办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高校还与近20家省内重点化工企业携手，成立了“湖北高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校企合作联盟”，以行业为纽带，深入推进校校、校企合作，联合开展专业人才培养。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如何对接现代产业集群，强化学科群的集聚效应？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组建的学科专业与战略产业联盟应运而生。 　　浙江接轨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资源共享机制。《浙江省高校海洋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2011—2015年）》提出，省域内涉“海”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发展，通过扶植、共建、引进等多种形式，使浙江成为国内涉“海”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新高地，服务和引领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基地。 　　福建根据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任务，努力形成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结构。集成电路、太阳能光伏、工艺美术等7个产业人才培养专项规划实施以来，共培养了产业相关专业急需紧缺人才约5.95万人。今年还新增本科专业69个、专科专业73个，增设了一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物联网工程、工业设计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的专业。 　　 打通创新人才培养的多条通道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能只体现在口头上、纸面上，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各地各高校对此高度重视，动脑筋、想办法，从政策扶持、经费投入、工程立项等多方面为创新人才培养畅通道路。 　　2011年是北京邮电大学特设的“教学质量年”。这一年，学校加大教学投入，提高教师授课的课时费，改善了教室的教学环境，整合了实验教学资源，提高了教学资源的利用率。“教学质量年”可谓名副其实。 　　中国农业大学将2011年确定为“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年”，推进新的十大改革措施：调整招生规模，优化专业结构；转专业政策改革；推进考试方法改革；拓展双学位专业改革；开设新生研讨课；强化实践技能训练等。 　　诸多新举措，都是为了响应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教育规划纲要。高等学校着力深化改革，地方政府也加大支持力度，确保政策“落地”。 　　2011年4月，内蒙古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树立以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并将“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深入实施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列入8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启动了2011年至2015年自治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工程。今年已组织开展了教学名师奖和教坛新秀奖的评选表彰活动，并立项建设了100门自治区级精品课程、40个自治区级教学团队和40个自治区级品牌专业等质量工程项目。 　　2011年2月，山东省教育厅等6个单位联合印发《山东省高等教育内涵提升计划（2011—2015年）》，实施“名校建设、特色专业与创新人才培养、优质课程群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重点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创新、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九大工程。2011年9月，山东省教育厅和财政厅明确了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建设内容、保障措施，全面启动了新一轮质量工程建设。 　　贯彻国家要求，兼顾地方特色。各地在实施质量工程的过程中加大投入、锐意创新，纷纷在原有基础上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云南省全面实施省级质量工程，在项目设计上，增加了具有云南省地方特色的建设项目——云南省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云南省小语种建设项目和云南省精品教材建设项目，省级质量工程累计投入资金1.5亿元。2012年，又分别以1号、2号文件下发有关质量工程的实施意见，建立云南省大学联盟教学资源与网络学习中心，并且将卓越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纳入省级二期质量工程统筹实施。 　　重庆每年新增60亿元发展教育，支持市属高校“质量工程”是其中重要的项目。全市高校累计建设国家级特色专业点73个、国家精品课程79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3个。 　　随着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其辐射效应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无论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潜移默化，高等学校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与推动力不可小觑。 　　江苏每年投入10亿元用于优势学科建设，一期项目遴选建设了122个优势学科，2011年新增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011年，转化高校科技成果8665项，面向企事业单位开展服务签订科技合同14178项、成交额42.8亿元。 　　新疆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加强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2011年至2015年，投入3750万元，重点建设29个基地，进一步引导高校以自治区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瞄准国内、国际学术前沿，积极开展政策理论研究，发挥高校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 　　“上了大学就等于进了保险箱”，这在湖南已经成为历史。在湖南省新近建立的对关键教学环节的省级质量监控制度设计下，组织专家对本科毕业论文进行随机抽查成为常态，抽查结果将正式行文反馈学校，促使学校重视并加强论文质量保障。同时，还组织专家对有首届毕业生的普通本专科专业进行办学水平评估，对评估“基本合格”的专业限期整改，对评估“不合格”的专业停止招生并予以撤销，强化高校对新建专业的质量保障。 　　 突破阻碍高教发展的多重壁垒 　　曾几何时，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让各自占有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在分而治之的行业壁垒面前，高校、科研机构虽然拥有大量学术人才和科研资源，但苦于与产业、市场缺乏内在联系，而使创新更多集中在知识和科技层面，与市场需求存在一定差距；而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体系的创新主体，企业身在市场、了解产业，却难以占有足够的人才与科研资源。积极探索建立协同创新体制，进一步破除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体制壁垒，既推动教育与科技、经济、文化的紧密结合，也为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在清华大学，有个学校企业合作委员会，如今委员会的成员已经有190多家，与企业联合建立研究机构90多个。作为国家唯一的A类大学科技园，清华科技园吸引和孵化高新技术企业1000余家，辐射近30个城市及地区。“清华大学加强与兄弟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探索开放、集成、高效的协同创新机制，努力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学校通过完善技术转移体系，多种形式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加强产学研用结合和协同创新。 　　北京交通大学则以实施“探索行业高校产学联合培养人才的模式和机制”等三项教育体制改革项目为抓手，以创新能力提升为突破口，着力协同创新，汇集各方面优质资源服务人才培养，激发学生潜能、培养一流人才，使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和具体任务得到贯彻落实。 　　依托中科院的科研资源优势，借优势铸特色，中国科技大学通过“科教结合、理实结合、所系结合”的“三结合”，在协同创新机制建设上走出了一条深入、融合的新路子，从数字上便可见一斑。目前，中科大与中科院16个分院（研究院）、14个研究所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共建了20个院系和学科专业、17个联合实验室。常年有200多名研究所专家来校开设讲座或讲授课程，每年有近800名学生到研究所开展大学生研究计划、毕业论文或专业实习。“‘所系结合’的主要目的是引入科研院所一流科学家和优质科研资源，全过程优化学生成才环境。”中科大相关负责人表示。 　　更好地提升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地方高校如何作为？作为湖北省高校中唯一具有鲜明冶金行业背景的高校，武汉科技大学把文章做在了“联盟”上。学校与武钢集团等组成联盟共建的“国际钢铁研究院”，是一个以产业链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转化为目标的高水平产业技术机构，各方今年已投入资金6000万元，并且武钢每年将投入运行经费1500万元。武汉科技大学的目标很明确，协同创新的目的就是发挥学校在钢铁材料方面的优势，支撑冶金、机械、汽车、造船这个最长产业链上下游的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高端人才的聚集。目前，学校正在启动建设3万平方米的研究院主楼工程，志在打造跨行业的、高水平的、国际化的钢铁研究与转化机构。 　　打破体制机制壁垒，除了协同创新，还体现在对一些长期存在、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下的体制机制提出挑战，以改革的勇气、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提到督导委员会，在天津各高校可谓大名鼎鼎。自从天津市教委实行“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督导制”以来，督导委员会专家与高校之间的“亲密接触”日渐频繁，发现问题、查找原因、提出思路，实实在在地为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注入动力。目前，天津市已建立市、校（院）、院（系）三级教学督导机制，大到教育教学管理、学科专业建设，小到实践教学、毕业设计，督导组的评估、检查、监督与指导无处不在。仅在2011年开展的毕业设计专项检查中，督导委员会专家就入校考核199人次，随机抽查了247个班的毕业设计，重点审阅了毕业论文641份、毕业设计161份。 　　在安徽，突破了机制障碍，改革实践变得更加自如顺畅，“应用型人才培养社会资源保障”新机制成果显著：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开展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千人培养计划”；安徽大学等10所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省属高校，与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试验区内105个企业或科研机构，签订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框架协议，3年来培养总量已达千人；积极推进校地、校企、校际合作办学，根据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省教育厅会同省文化厅、旅游局、国防科工办等部门联合出台意见，建立紧缺人才培养基地和培养体制，加快动漫、旅游、船舶工业、农业等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如今，企业在高校建立“嵌入式”研发基地，高校与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在安徽已渐成常态。 　　各地各高校创造的新机制、新模式、新举措，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侧面为近一年来高等教育围绕提高质量进行的开拓性工作作了最生动、最具体的注脚。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的路上，有昨天、今天，还有更多的明天。春风拂面，带着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我国高等教育背负行囊，再出发！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5147/201203/132837.html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337/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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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峰评两会】期待讲真话不再需要勇气

张显峰 2012-3-13 18:10

有记者问钟南山 “为什么敢说实话和真话”，这位当了三届政协委员和一届人大代表的院士笑着反问：“什么叫为什么讲真话？难道提倡讲假话吗？本来就应该讲真话。”（据 3 月 12 日《中国青年报》） 也难怪钟南山院士如此反问，对一个贯讲真话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个怪问题。但我相信很多人都能会意这位记者的用意所在。讲真话是常识，真话难讲更是常识。当下社会，像钟南山这样凭着良心说话，并且毫不讳言的人，少了，而不是多了。 前些年采访两会，最怕的是一些代表委员要求审稿子。很多时候，稿子审回来，让人兴奋的一些猛料和真话就变得“稳稳当当”、“规规矩矩”了。对方还不忘在电话里安慰两句：这些话只是跟你说说，写到稿子里就不必了。在人大和政协的小组会场采访，有人发言之后一看记者在场，赶紧提醒“千万不能写”，有的甚至马上“找补”几句，并嘱咐记者，这个可以写。 真话为什么不能拿到桌面上讲？是因为真话往往不受待见，它可能会伤及面子，涉及人情，甚至触动别人的利益。比如 SARS 期间的钟南山，一句 “根本就没有控制住”的真话，让企图掩盖真相的官员尴尬无比。我想，那些官员当时一定恨透了他。不少人忌惮于这样的后果，话到嘴边留了三分。 讲真话，对个人而言自然是要付出“成本”的。但如果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一个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当大家都钻在桌子底下窃窃私语，公共空间就会被大话空话甚至假话所充斥；只有当讲真话受到崇尚，老实人、坚持真理的人才会赢得尊严，社会才可能真正走向公平正义。 我们期盼多一些像钟南山这样敢于讲真话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但更希望讲真话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当然”，让讲真话不再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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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的大学同学

dtiger009 2012-3-6 23:48

向我的大学同学也是老乡致敬！ 2012年02月06日，《中国青年报》在09 版以《地质大学毕业生非洲“淘金”》为标题报道了我校2009届毕业生郭林在非洲产金国布基纳法索，为实现大学创业梦想，克服种种困难，艰苦创业，成立该国第一家销售淘金机械的中国公司的励志故事。 2012年农历新年，郭林没有回国过年，而是在非洲的布基纳法索继续着自己的“淘金”事业。“大四上学期，老师就曾说她有个大学同学在非洲开矿，让她帮忙介绍翻译。但是一听说去非洲，没人敢报名，包括我在内。”谁也想不到，2009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毕业后，郭林却选择了去非洲闯荡。 当初只是想趁着年轻出去闯闯，增长见识，只是后来在工作中才发现布基纳法索的淘金机械市场潜力巨大，于是，郭林开始创业。他告诉本报记者，“在整个西非市场中，仅加纳有中国公司出售的淘金机械，其他国家虽然有市场，但没有中国人开的公司，客户都要到加纳采购。布基纳法索市场虽然没有加纳大，但这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是一片蓝海。” 大学里的创业达人 在非洲敏锐地发现商机，郭林表示这并不是偶然，因为他在去非洲之前已经有多次的创业经历。 上大二时，学校宿舍洗衣设备短缺，很多同学都嫌自己洗衣服麻烦，于是郭林动了创业的念头。他和两个同学凑了600元，买来一台二手半自动洗衣机，开始为同学们提供洗衣服务，收费5元一桶。“当时业务开展得还不错，同学打来电话，我们就派人去取衣服，洗完后再送回去，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洗三四十桶。”洗衣店在假期歇业。新学期开始后却因各种原因，洗衣店没有继续开张，散伙分钱时发现“还小赚了一笔”。 大四期间，郭林发现很多招聘单位都要求应聘者提交英文简历，于是他和几个英语成绩好的同学一起创办了“译道翻译中心”，针对简历和论文提供翻译服务。“广告贴了很多，但客户很少，大多是班里同学找我们帮忙翻译一下，就不好意思收费了。”郭林发现，有翻译需求的同学都会找朋友或同学帮忙，并且完全是免费的。他总结这次创业失败的教训：“创业之前还是得结合消费群体的特征、购买力和心理，综合分析市场潜力。” 凭借出众的英语水平，郭林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进入黄石新东方学校当起了老师。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他和新东方学校的几名老师一起到扬州创办了一所英语培训学校。“我们做了调研，7月15日是当地中考考生回校取成绩的日子，7月18日是当地高考考生领取成绩的日子”，他们认为到时候会有很多家长和同学愿意报名，于是这两天就在学校门口大量发传单，同时收集学生姓名和电话等信息，甚至还准备了宣讲会。一个月过去了，培训班一共才招了6个学生，收的学费还不够上课的成本。郭林后来分析，当时还是没有掌握市场需求，因为当地很少有学生参加课外培训班，都是在学校补习。 非洲首次创业失败 在经历了扬州创业的失败之后，郭林又想到了老师提起过远在非洲的工作机会，“仗着自己英文好，可以去国外闯荡一下”，在老师的介绍下，他于2009年10月抵达西非的加纳做翻译。 到了那里才发现，所谓的翻译只不过是在店铺里用英语卖淘金机械，这令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向老板提出去做业务员。西非盛产黄金，对中国较为先进的淘金机械设备需求不少，中国商人也因此大量涌入，市场竞争异常激烈。郭林不辞辛劳地拜访重要采金工地，与批发商和采金业主联系，拿到了大额订单，当年年底就拿到1万美元奖金。“老板生病回国治疗期间，店铺的生意还完全交给我打理，于是我开始了解到公司的整个运营流程，从国内采购到报关海运，从加纳到港清关到进入店铺销售，这为以后自己创业打下了基础。”郭林说。 郭林还发现，当雨季来临时，来自加纳周边的采金国家的客户购买量增长迅猛，其中布基纳法索的客户占多数。“西非的黄金产量，加纳第一，布基纳法索第二，我非常看好布基纳法索——当地中国人较少，意味着市场潜力巨大。”郭林在日常的工作中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法语，他向老板提出要去布基纳法索考察，却遭到了老板的拒绝，因为风险太大。他铁了心要放手一搏，于是辞职踏上了考察之旅。 一周的考察后，郭林回到加纳，写出了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找同行的老板融资。很多人都认为项目好、市场有潜力，却不肯掏钱，“因为他们不看好那里的政治环境，万一有点动乱，所有的投资都可能打水漂儿”。最终，郭林打动了一位老板，拿到了12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因为投资人也正苦于没有合适的人才去开辟布基纳法索的市场，他认为郭林有三点优势，第一，精通英语，还能够用法语对话；第二，有行业经验；第三，有独当一面的勇气和能力。就这样，布基纳法索也有了第一家中国大陆人开的淘金机械代理公司，郭林只占有5%的股份，“当时创业心切，就痛快地答应了”。 不管计划筹备得多么详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首先就是语言，郭林虽然英文很好，但在说法语的国家面对一些问题还是会束手无策，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既懂英文又懂法语的当地翻译，帮助他开展前期工作。仅是注册公司，找好店铺、仓库就用去了近一个月时间。郭林和助手骑着摩托车逛遍了布基纳法索全国20多个采金工地，“让所有布基纳法索的客户知道，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有一家卖淘金机械的中国店铺即将开张，以后再也不用去加纳购买了”。 宣传的效果果然不错，公司开张第一天就进账1万美元。但是当店铺经营走上正轨之后，郭林和投资人的矛盾却产生了。“除了拓展业务，我在公司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比如大客户的价格控制权很重要，投资人规定的售价竟然高于大客户去加纳采购运输回来的成本，这样做对布基纳法索的公司极其不利。”当郭林去讨要公司控制权时，投资人拿出合同表示白纸黑字，控制权无可争议，他无计可施，只好选择离开。 郭林表示，在大学的那几次创业中，根本没有认真对待合同问题，“感觉都是同学，感情深，一起做事业，还没有很清楚的公司股份意识”。他希望大学生创业者能够引以为戒，在创业之初就一定要做到权责明确。 非洲创业从头再来 没有公司的控制权就不能算是完整的创业，郭林坐上了回国的飞机，他下定决心要卷土重来。 回国后，他继续寻找合作伙伴。 “我在国内遇到一个老板，他被我的执著和激情打动，表示愿意和我合作。我这次变得非常小心谨慎，在建立了信任之后，我们最终签订了股份协议。”郭林把父母亲留着给自己结婚的房子卖掉，加上自己的积蓄凑了40万元，加上合作伙伴的80万元，他和合作伙伴带着120万元重返布基纳法索。 这一次公司的创立顺利多了。郭林采取合资的形式，找到一个原来的客户，分给他5%的股份，有了本地股东的优势，与当地的税务、工商等政府部门沟通起来更加方便。随着货物如期到港，宣传工作也很充分，凭借自己的业务经验和大客户资源，郭林的公司在前两个月就拿下了200万元人民币的业绩。 进入旱季，由于缺少雨水，淘金市场变得冷清，公司业绩出现下滑的趋势。郭林又单枪匹马前往西非其他采金国家开拓业务，接下近百万元的订单。他介绍说：“从公司去年7月成立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创下近500万元的销售额，净利润达100多万元。” 虽然业绩不错，郭林还是有一些遗憾，“我给上一家公司带来的客户和资源，到现在都不能全部夺过来。因为第一次切入的公司影响力是巨大的，后来者很难赶超。现在我们的业绩也赶不上他们，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超越他们，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一个高效的团队。”这个团队核心有5个人，都是郭林与合作伙伴的亲属或朋友，“我也正准备从国内招一些有实力、有语言背景的人才，过来一起打拼事业。” 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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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民意积极寻找两会代言人

zhuxufeng 2012-3-4 23:14

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民意积极寻找两会代言人 2012年03月04日　 作者：张国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之日凌晨，政协委员王名完成了自己的2012年政协提案。 　　10个提案花了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整整一个月”。但提案的产生并非一人之功。王名说，在他多年思考的政策命题之外，有5个提案源于他的课题组的研究项目，两个提案是他分别根据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一家国内民营企业的提议修改完成的。 　　与他素不相识的公益慈善项目“希望厨房”的实施者，希望通过他来敦促政府改变贫困地区青少年营养不良。这支团队还主动争取了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支持。 　　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雷闯，一位公开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是这样拜托代表委员给政府捎话的：两会前夕，他给30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了相同的邮件，附上了他针对消除乙肝歧视的3个建议，以及他几年来整理的论证材料。 　　从2008年本届人大和政协履职开始，雷闯就给代表委员写信，希望自己的声音能通过他们传到两会上。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问题，力求自己的建议具有建设性。 　　今年，30多位代表委员中约有10人给了他回复，其中有几位每年都将他的建议递交上去。哪怕只是一个“谢谢信任”的回复，都这使他感到温暖和鼓舞。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柯惠新委员是其中之一。根据雷闯反映的情况，柯惠新去年3月提交了打击虚假治疗乙肝广告的建议。几个月后，当她收到国家工商总局答复时，立即转发给了雷闯。 　　66岁的柯惠新鼓励雷闯说：“看到你为了解决乙肝歧视问题所作的种种努力，很是感动。相信会有成效的。” 　　雷闯相信，201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进一步明确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的乙肝检测项目，这与代表委员的建议有关，也与自己精心准备的那些邮件有关。 　　不过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此事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自己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诉求的过程。 　　他期待，有更多的代表委员能主动公开联系方式，“提供一种可能”——让公民更加容易找到他们。 　　最近5年多，北京律师刘晓原一直呼吁公示全国人大代表的信息。他引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规定：代表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前，应当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会议期间执行代表职务作好准备。 　　刘晓原查过全国人大网站上的代表名单，能够看到一些基本信息，但是缺少联系方式。“代表不能平时老‘潜水’，两会期间才出来。” 　　“公布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不仅能加强代表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也便于民众监督人大代表去履行代表之职。”他说。 　　在新浪微博上，有网友呼吁“寻找人大代表”。呼吁的发起者称，在网友访问过的一些省级及市县区人大网站上，无代表名单者占52%，有代表名单但无任何介绍者占34%。 　　全国人大代表、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表示，此举很有必要，自己坚决支持。“人民代表要倾听人民意见，不公布联系方式，人民群众怎么反映意见？” 　　 南开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朱旭峰也认为，应当鼓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公开联系方式。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都属于国家设计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在这套机制中，提案、议案、建议的征集与办理程序以及信息公开程度等，都影响到公民的信任和参与。 　　主持过电视谈话栏目《实话实说》的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今年两会前在个人微博上公布了自己的电子邮箱，征集公众的建议和关心的问题，承诺会“带到会上去”。 　　他在4天内收到了900多封邮件，数量仍在增加。他表示会把大家的想法做成一个柱状图，整理好再提交。 　　崔永元认为，代表委员应该成为社会矛盾的“泄压阀”。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是去年率先在微博上向网友征集意见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2月9日起他又一次公开征集。他算了一下，截至2月28日，有1575名网友向他建言。 　　“我知道改变现实仅靠少数人呼吁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唤起更多社会共识来凝聚向善、向上的力量。”李东生说。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案组介绍，2011年提案组首次把网民关注的问题整理出来，提供给政协委员作为提案参考线索。今年，提案组整理的网民关注问题数量和范围大大增加，从去年的30多个扩大到今年的130多个。 　　显然，有更多的声音不太可能立即被注意到。譬如，四川省中江中学高中生陈力希望今年两会能讨论西部基层学校的建设。他所在的中学资金短缺，并存在教师流失现象。 　　17岁的陈力对记者说，自己对两会感到很好奇。他也注意到，代表委员的联系方式不太好找。他表示希望通过两会这个平台传递自己的声音，“观点讲明白，至于有没有用，就是另一回事了”。 　　研究公民社会的王名委员去年在政协会议前夕开通了微博。他犹豫良久，起初注册了一个自认为“谁也不会发现的生僻的名字”，后在朋友劝说下改为真名。如今，他时常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介绍履职经历。 　　王名自2011年起尝试在个人博客上张贴提案。起初他感到“内心总是有一种不安”，但访客对提案的回应——那些或认同或批评的声音，打消了他的此类念头。 　　结果，他发现了“一种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的民意表达”。 　　“如果我是全国人大代表”，“两会”前夕，一位网友借用了一个流传已久的趣谈说，自己一定提交一个“淘宝体”的提案：纳税时使用“支付宝”，等政府做出政绩或者兑现承诺了，再就确认支付，不然全额退款。“那时，政府官员就会追着我们喊：亲，给个好评亲！亲，选我咯，包为人民服务亲！亲，政绩在这里，请查收，亲？”（本报北京3月3日电记者 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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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应该有点激情，而不是迷茫

热度 15 lqs321 2012-3-4 18:55

看到江西农业大学一位管理学院本科学生给中国青年报编辑写信，反应自己在大学本科学习中感到很迷茫。从一些媒体中也经常看到大学管理者和老师抱怨当今大学一部分学生对学习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我也亲自看到个别大一学生沉湎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经常挂科，丧失了一个大学生最基本的学习理念。这表明在当今大学本科生（甚至包括部分研究生）对学习缺乏激情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必将降低大学本科教育质量，浪费国家资源，影响学生及他的家庭和社会稳定。那么这种现状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应该引起科学网网友，尤其是大学管理者和教师的讨论。我们应当如何唤起大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趣，让他们在整个大学期间过得充实、有意义和有收获。 我想起两件与此有关的事。第一件是 2004 年我收到过菲律宾大学地质系一个高年级学生来信，他索要我当年发表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学会通报（ AAPG Bulletin ）的一篇论文。信中说他们有一门文献调研课程，就是要求学生去检索他们感兴趣研究方向的最新文献资料，最后老师依据学生对文献调研和分析水平作为这门课的考试成绩。来信学生通过公共网络搜索到我论文的摘要，所以他来信向我索要全文，我当然非常乐意和及时给他寄去了。我当时很感慨，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学本科教学就安排有文献检索课程，而这样的内容我们通常是在研究生阶段才安排（一般在博士生阶段有一个大型文献综述课程）。第二件是耶鲁大学校长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报告上说：我们的本科新生很幸福，因为我们安排他们每周有一小时和我们的知名教授交流。哈佛大学校长也说：大学生在本科期间课堂外收获应该大于课堂内。我儿子也曾告诉我，西方公立大学教授不得无故拒绝学生上门交流要求，否则可向校方上诉。 两件事一个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一类出现在发达大国。但他们共同之处都是针对本科生的陪养机制、理念及相关有利于本科生健康成长的各种科学合理安排。前者是让学生本科阶段就与国际学术成果“亲密”接触，后者是让学生经常与知名教授交流，强调大学课堂外多元化学习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大学环境中学习他们还会迷茫吗？他们的课外时间被大量阅读文献及与教授交流所占用，而且还有大量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这样的大学生活一定过得很充实。因此，我认为，对当下大学生迷茫负主要责任的应当是学校管理部门和教师。因为，尽管大学生已经成年，但远没有成熟，需要我们精心“调教”。如果我们能够像安排课堂教学那样去认真安排学生的课外活动，让他们能够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看书，能够经常聆听各类知识广泛的报告，亲自设计和动手做一些科技实验，经历某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教授们能够主动（即使被动，当学生找上门时不要轻易拒绝）和学生交流。我想迷茫的大学生会大幅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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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陕西渭南受捐建“逸夫”小学被村委会租给4S店

热度 1 miran 2012-2-19 13:22

陕西渭南“逸夫”小学被租给4S店 学生回旧瓦房上课 ( 2012年02月19日03:51 中国青年报 ） 由香港慈善家邵逸夫先生捐款 ，陕西渭南市交通局、渭南高新区白杨办事处赵村村委 会共同筹资 190.60 万元兴建的“赵村逸夫小学”，于2009年年底建成。然而，在学生上课 仅两周，赵村村委会便以学生上学不方便、存在安全问题等理由，将校舍以10年期限 175 万 元的租金出租给了陕西渭南威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逸夫小学变成了汽车4S店，80多名小 学生被迫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瓦房里上学。 多年来，村民曾多次上访反映无果，今年1月21日，渭南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才责令赵 村村委会恢复“逸夫小学”教育用途，但直至记者2月17日走访时仍无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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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湖南株洲房管局发函替“文才最好”受贿女处长求情

dongzg101 2012-2-17 05:47

湖南株洲房管局发函替“文才最好”受贿女处长求情 2012年02月17日 03:49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叶铁桥 4 人参与 转发 株洲市房产管理局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原处长尹春燕写的悔过书中，开头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名言，被办案纪检干部称为“文采最好”的悔过书。司海英/CFP 近日，株洲市房产管理局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以下简称“房管局产权处”）正副处长都因受贿罪被法院判刑。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二审判决书中，由株洲市房管局出具的请求法院对两名被告人减轻处罚的函件赫然出现在所列举的证据中。 对此，有评论认为，株洲市房管局出面为被告人求情的举动，显得十分突兀。也有声音质疑，行政单位工作人员触犯刑律后，由原单位向法院出具请求减轻处罚的函是否合适，这样的函件是不是证据，法院是否应将该函件作为判决依据？ 正副处长双双落马 株洲市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刚都在株洲市房地产局工作多年。尹春燕1991年进入株洲市房管局，2004年被株洲市人民政府任命为产权处处长，全面负责产权处的工作。刘鸿刚于1996年进入市房管局工作，2004年被任命为产权处副处长，分管产权处下辖的房地产担保公司。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17日作出的二审判决称，2006年至2011年间，尹春燕、刘鸿刚利用负责办理房屋产权证、管理株洲市房地产担保公司等职务的便利，滥用职权并收受他人贿赂，其中尹春燕收受他人贿赂款人民币81万元、价值人民币16.9万元的房屋一套，刘鸿刚收受他人贿赂款人民币44.7万元。 2011年4月14日，尹春燕被株洲市纪委调查，4月19日被宣布“双规”。 据湖南当地媒体报道，尹春燕担任产权处处长以来，株洲市纪委陆续收到关于尹春燕涉嫌违纪的各类材料，“尹春燕正式进入株洲市纪委调查视线，则源于2010年查处的涉案金额近亿元的保利（株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田国来等4人骗取贷款案”。 判决书透露了相关情节：2006年6月21日，保利（株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株洲市房地产担保公司借款270万元。2007年，该公司董事长田国来请求尹春燕为其办理保利大厦十个自然人业主的分户证提供帮助，在尹春燕的关照下，田国来缓交了办证的相关费用，并办理了分户证。 2007年3、4月的一天，尹春燕在株洲市新天宾馆打牌，田国来发给其底资0.5万元。2007年8月的一天，田国来为感谢尹春燕对其借款及办证给予的关照，在尹春燕家里送给其现金人民币30万元。2010年夏天，尹春燕退还人民币2万元给田国来。其余人民币28.5万元尹春燕予以收受。 2007年4月，田国来请刘鸿刚帮公司完成揽储任务，刘鸿刚用房地产担保公司的1000万元资金帮保利（株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了揽储任务，公司副总经理彭炎君送给刘鸿刚现金人民币80万元，2007年7月，刘鸿刚退还52万元，对其余的28万元予以收受。 此外，两人还有其他犯罪事实。尹春燕在“双规”期间的《悔过书》记录了她犯案的心路历程：“是有些开发企业送到办公室或家里的现金，我确曾收下了。”“在钻研业务的同时，我逐渐放松了对自己廉洁自律方面的警惕……开发企业或其他人有求于我，无非是看重我手上的权力，或是为了贷款，或是为了登记或办事方便，或是为了让我帮忙进人或提拔。目的性、功利性一览无余。我利用手里的权力，为他们谋取便利，并收受他们的钱物，已经构成犯罪。” 在二审判决中，尹春燕案维持一审原判，尹春燕被判刑8年；刘鸿刚则因在二审期间检举了他人盗窃的犯罪事实，并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由一审判刑5年改判4年。 行政机关出求情函是否会妨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尹春燕《悔过书》的末尾，她“恳求组织上充分考虑我的所有积极表现……拉我一把”。 从株洲市房管局的做法来看，该局的确是拉了尹春燕一把：株洲市房管局向法院出具了请求对两名被告人减轻处罚的函件。 尹春燕、刘鸿刚二审判决书中，“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列举的第14个证据是：“请求减轻处罚的函，证明株洲市房产管理局请求法院对二被告人减轻处罚”。 2月16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拨通了株洲市房管局局长刘希山的电话，询问函件的具体内容，他以已经接受过媒体采访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在湖南本地报纸《长株潭报》上，记者看到了刘希山的回复。据该报记者称，刘希山表示：“尹春燕被刑拘，对她来说已经是教育和处罚了，在不违背法律宗旨的前提下，希望法院从轻审判，这符合人之常情。我们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她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了代价，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她。尹春燕无论在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方面，都是佼佼者，她出事，对于单位来说是种损失，从业务方面来说，她是个难得的人才。当然，帮尹春燕求情并不代表对她所犯错误的原谅。” 中国青年报记者问：“出具该函件是集体决定还是个人行为？”刘希山说是代表单位的意见。 该案二审审判长欧阳大志也没有透露该函件具体内容，他表示“找不到了”，记者问将该函列入证据是否合适？他认为，“合理，没有问题……有这个东西肯定要写（进去）”，他否认该函件会干涉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称两人被从轻处罚“是因为本身有法定的减轻处罚的情节”。 然而，株洲市房管局为贪官出具求情函却受到了一些律师和法学专家的质疑。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认为，这样做“肯定不合适”，有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之嫌。 《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刑事诉讼法》第五条也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兰亭认为，该函肯定不能算证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法院没有约束力。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认为，房地产局作为政府行政部门，是公权力机关，对于法院而言，也会因为办公楼、家属楼的建设等事务要与房管局发生联系。“对于房管局出具的函件，法院虽然可以置之不理，但也可能会因为现实利益的考虑而有所顾忌，将房管局的意见考虑进去。所以，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行政权妨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案例”。 他认为，将该函件写入判决书也是不合适的，“请求减轻处罚的函不是证据。如果存在减轻处罚的证据，办案机关可以收集，律师可以取证。由行政机关出示就不合适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小建也认为，请求减轻处罚的函件，不是法律规定的减轻处罚的因素，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但她认为房管局出函没什么问题。她还表示，该函能不能列入证据，关键看是否说明了案件事实，如果不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列入判决书就没有必要了。 PN006 标签： 株洲市 房管局 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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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的大学生与大学的迷茫

热度 22 Terrace 2012-1-27 15:45

【摘要】本文以江西某大学生给中国青年报的一份信为话题，提出 现代大学生普遍的迷茫心态，并着手开始分析这一问题，学生精神上的迷茫会导致行为上的萎靡不振，由此阐述了要重视大学生学前教育的具体措施，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迷茫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大学生迷茫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迷茫，大学迷茫。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合格人才，培养他们的水平能力和素质，社会现实追本逐末，一味地强调结果，而不注重中间培养的质量。可惜的是，一方面我们大学精神沦丧，一方面我们没有精神家园的必然结果，导致我们找不到自我，迷失了自我，失去了自我。社会和大学迷茫问题不能立马解决，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我们只能接受不可以改变的，改变自己可以改变的，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尊重内心的感受，它会告诉我们 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以及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在真实中生活，生活在真实中，按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过好每一天，所有的问题也就豁然开朗了。最后也呼吁要注意对青年人的人生哲学进行引导。 【关键词】青年 迷茫 大学教育 精神家园 人生哲学 最近，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收到的一封来自江西某大学学生的一封信。这名同学是我们国家千百万大学生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在信中坦承地诉说了他目前的迷茫和焦虑：一方面他曾经忙碌于社团活动，但是没找到自我，又不想被动的在考证中失去自我，想按自己的意愿简单生活，可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找不到奋斗目标。中国青年报的那些有责任的编辑们认为，这种焦虑和迷茫并不是这名同学独有的状态，而是有一定的共性。这确实点中要害，我认为，现在大学生之所以迷茫，原因很多，社会的，学校的，老师的，等等，就大学生自身而言，上面这些，他们都暂时改变不了，那只能关注自身原因，这样最直接，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我，失去了自我，迷失了自我。这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代人的问题。 恰好，我认识一个老师，就在这个江西某大学当老师，据他所述，他们那边基本都是这一个情况，老师上课学生打不起精神，睡觉的睡觉，看四级的看四级，因为四级不及格是影响毕业的。有的老师曾经建议说，不要四六级考试，不设坎，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学生好好学点专业知识，但是估计那时候学生就都睡觉了，连四六级都不看了，呵呵。为什么呢？因为学生没有自我，没有魂，干什么事情就不会有什么精气神，精神上的迷茫会导致行为上的萎靡不振。 要分析学生为什么没有自我，还得回到故事的开头。学生高中时代，大部分思想不成熟，在老师家长社会的诱导下，努力学习，迎接高考，因为高考是指挥棒，那时候生活相对单一，没什么精神上的深入思考，没有自我这个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老师也给学生鼓劲说，大家拼了这几个月，到了大学就是天堂，其实这话大错特错，我在这里也呼吁那些高中老师不要这么讲，学习其实是一项事业，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根本谈不上天堂地狱之说。学生来到大学，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班主任在耳边呐喊了，就好像孙悟空没了紧箍咒，一时间没有自我这个问题就一下子当头棒喝，很多学生开始思考了。大学前期主要是一个适应期，不幸的是，一些学生受到社会上网络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开始迷失自我，挥霍青春。大学生就在这种迷茫还徘徊中度过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你放心嘛？！ 其实，不仅我们大学生迷茫，大学也很迷茫，各类学校办学特色不明显，千篇一律。大学能做什么呢？前面我们说了，学生来到大学迷失了自我，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大学学前教育没搞好。现在高校的普遍做法是，一来让学生军训，军训完了以后各个学院老师同学坐到一起开个会，领导们讲讲话就结束了，这样显然不行，学生该迷茫的还是迷茫。首先，我们要重视学前教育，而且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一方面要把它提到和军训同等重要的位置，军训确实能增强意志，强健体魄，说实话，新一代年轻人营养都不差，相比于身体上的健康，精神上的健康更重要，这个时候学校学院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学前教育和思想上的引导，这时候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事半功倍。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要尤其注意： 第一，心理健康。 重要性我就不说了，当年马加爵事件以后，全国高校的心理健康协会纷纷成立，时隔这么多年看来，很多协会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是沦为一般性的学生协会组织，这是不适合的。高校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仍然不够，一般都有一个工作室，有问题才去找，这不应该像校医院，有病才去看，看了还不一定管用。一定要把心理健康教育，包括心理疏导，减压排压，性知识等等，这一系列知识在一开始就交给我们的大学生，这对他们走向成熟至关重要，一句话，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学生。 心理健康这些问题，现在这些年日益突出，所以一定要引起我们领导老师的高度注意，光重视还不够，还要践行，这是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也是基础。从学校层面来说，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仅要组织活动，增加心理健康工作室老师的数量，同时也要对一些一线的教师队伍进行培训，让他们也懂得教授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知识，当然形式可以多样一点，比如一个小故事，一天教授在专业课的课堂上讲一个出来，真的可以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尽管那时候，学生可能是高年级的学生了，正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个人认为，这才是教书育人的境界。 第二，职业生涯规划。 这个也很重要，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大学里面，尤其是大一就讲职业生涯规划，有点早，而且走上社会以后，讲得都没用。但是，我要说，还是要讲，为什么呢？这个可以带动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主要的目的也是引起学生的思考，以后干什么，怎么干？说实话，我们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我们好多学生高中的时候都不懂，虽然有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显然不成熟，来了大学以后，很多人的思想被颠覆了，更加没有 信仰了。 这个问题很敏感，但是还是要谈，我希望我们的哲学家也关注这个问题，好好研究这个问题，就是青年人的信仰和幸福的问题。旧的世界轰然倒塌，你怎么办？就我个人而言，我特别欣赏哲学家哈维尔所倡导的那样生活：“在真实中生活，生活在真实中，按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旧的信仰崩溃，那该信仰什么呢？哈维尔对其回答说：“我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我不需要它们。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热爱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应该成为我们青年人新的人生哲学，既要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尽情体验享受；又要对生活“作壁上观”，尽力超越逍遥。用我们官方的话语系统来解释的话，应该是一方面注重报效祖国，一方面要克己修身，这也符合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写下了《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上面讲到一个重要的观点，既要遵循人类的幸福，也要遵循自身的完美，这也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谋而合。我们在给刚入学的大学生讲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这些思想和细节一定要讲得生动透彻，引起他们广泛的思考，这才是职业生涯规划的目的，真不在乎你教他们多少求职技巧或者社会潜规则，那是后面的事。 第三，教授的力量。 在学前教育中，领导老师辅导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讲专业课的教授，也要参加进来，因为在我看来，学前教育这个问题，以前比较忽视，一般也就走走过场，现在我们要重视起来，应该不亚于一门主干课。教授有教授的魅力，其他老师替代不了，教授从自身成长的经历出发讲出来的自然不一样，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好多教授讲一些亲身体会，真的，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很多老师他们还不熟，教授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蛮神圣的，这时候有个教授来给他们讲故事，引导他们，这其实就是最生动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等等，有奋斗，有泪水，非常具体生动。也许我们的学生就因为教授的一句话，从此走上了学术道路，这种例子不是没有，而且还不少。为什么呢，学生大一的时候还是有点浪漫主义情结的，太现实的人搞不好科研，当然太浪漫的人也不行，有点浪漫主义情结刚刚好，一方面有大干一场的勇气，一方面对未来充满憧憬，这都是好的，以后的现实可能把你击得粉碎，但是谁不是这样成熟起来的呢？！ 第四，学长学姐的力量。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学校都注意到了，会有一些新生见面会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都流于形式，真变成见面会了，混个脸熟，也演变成各大社团招人拉人的会议，这并不合适，学长学姐的力量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榜样的力量，真的很重要。信仰生活的人，身边一定要有活生生的成功案例才能激励他们前进，否则会沦为生活享乐主义。学院里面应该多找一些优秀的学长学姐来做报告，现身说法，工作找得好的，学习好的，有特长的，出国的，考研的等等，五花八门的都来讲一讲，这些老师可以不出面，可以包给一些社团来进行，比如学生会，科协，心协等等，一定要多搞这样的活动，真是那句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且还是身边的榜样，这就更不一样了。 前面我花了很长的篇幅，有概述，有细节，具体讨论了一个让我们高等教育专家学者普遍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学学前教育的问题，而且认为，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的，因为磨刀不误砍柴工。这里要提一下，有些学者建议，本科生入学前保留学籍一年去参军，建议是好，但是一来家长普遍反对，二来军队系统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么多兵，要吃要喝是个大问题。所以这个建议不现实，不可操作。但是大学生没有自我，没有魂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而只说了一个可能解决迷茫的措施而已，即便这个措施是具体的，可操作的。 为什么大学生迷茫，部分是因为我们的大学迷茫，社会迷茫；反过来说，大学不迷茫了，大学生是不是就不迷茫了呢？不是的，大学不迷茫，大学生还有一些可能迷茫。但是如果所有的大学生都不迷茫了，都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大学肯定不会迷茫，关系就是这样的。坏就坏在，社会现实是，大学生和大学都迷茫。我上面所说的目标，绝不是指大学生都去考研，去出国，去工作。大学生读书的个人目的可以是为了考上研究生，出国或者找到个好工作，但是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不是这个，这是两码事。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合格人才，培养他们的水平能力和素质，可是现在有点追本逐末，一味地强调结果，而不注重中间培养的质量。质量上去了，结果怎么可能不好呢？ 大学没有魂，没有大学精神，这个很多教育专家都指出了，我就不再赘述，我也没准备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出什么新建议来改变什么，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或者一个试验或者一个改革所能彻底扭转的局面。我要说的是，大学不注重中间培养的质量，类似这种放羊的教育，我们的大学生的生存状况是什么呢？很多大学生把时间精力放在打游戏和看黄色录像上，这不得不令人堪忧。很多大学生一个班或者一个宿舍都组成游戏联队一起打，或者分享着看黄色录像，这里面表现得团结协作得真的令人瞠目结舌，问题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严重的多。一些985,211名校的学生可能好点，学习的氛围可能浓一点，但是说实话，学英语考级考证考研等等，这些方面刻苦努力根本上不能说这个学校学风好，很多学生不学专业课，考试作弊等等现象特别严重，其实部分不能怪学生，很多学生反映，学了没用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确实一些专业课知识过于陈旧，一些教学活动重记忆，轻逻辑轻演算轻推理轻文化底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一般大学的情况就更糟糕了，很多时候，我们把责任都推给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高校迅速扩张膨胀等等，当然这也是重要原因，那是不是可以代表地方高校管理不作为呢，负责一线的老师不作为呢？显然不是，不管外部怎么变，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从学校的层面，可以转变办学思路，提高办学质量，抬升办学特色，等等，只要开动脑筋，总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从老师的层面，就更具体了，比如你作为辅导员，能影响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学生，那可是活生生的人才啊。比如作为授课老师，哪怕只有一个学生听，不要泄气，你也要讲好，也许这个学生就是以后的领军人才呢，那岂不是功德无量嘛！从学生自己的层面，那就更多有所作为了，自己管好自己，养成很好的学习习惯，终身受益，在大学中开拓视野，做自己认为对的，自信并且听取他人意见。 最后，我想说，这名同学只是个案，但是我，编辑们，以及很多老师同学都知道，他的这种焦虑和迷茫 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代人的问题。这也是一方面我们大学精神沦丧，一方面我们没有精神家园的必然结果，导致我们找不到自我，迷失了自我，失去了自我。怎么办？我们只能接受不可以改变的，改变自己可以改变的，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尊重内心的感受，它会告诉我们 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以及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在真实中生活，生活在真实中，按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过好每一天，所有的问题也就豁然开朗了。其实我说的这些话，绝不仅仅在说高校改革的哲学，而是在说青年人的人生哲学，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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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清华大学报告： 中国须警惕 “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dongzg101 2012-1-9 06:39

清华大学报告：中国须警惕“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2012年01月09日 01:4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本报记者庄庆鸿 1569 人参与 0 条主评论 64 条评论 0 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 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an{background-image:url(http://y0.ifengimg.com/mappa/2012/01/04/d519868d1480b47d3bf6dbe914995645.jpg);} 1 2 PN029 标签： 连河 转型陷阱 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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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高职院校:实训课不能取代一切

dongzg101 2012-1-3 23:30

高职院校:实训课不能取代一切 2011-03-28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北京)　 跟贴 297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3D设计的灵魂是创新意识与思路思维。”中国工程图学学会副理事长何援军教授指出，一些高职、技校很强调学习软件工具，但是，软件只是设计工具，如果不懂设计，表达再好，也只能做流水线上的熟练工。 中国青年报讯 时钟在讲台上滴滴答答地走着，每个参赛队员都在电脑前埋头设计自己的3D作品。有的在设计拖拉机，有的在绘制螺丝，也有的团队成员分头设计自己的部分，这个设计机头，那个设计机尾…… 不懂设计，将来只能做流水线上的熟练工 这是前不久在常州科教城举办的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以下简称3D大赛）现场总决赛工业与工程方向组比赛中的情形。看着同学们速度飞快地完成一项项任务，让人不禁感叹：现在的学生不仅软件用得炉火纯青，项目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强。 但大赛的评委却不以为然。“虽然要求学生现场设计出自己的参赛作品，但其实他们都在下面演练了很多遍，只要背好了到现场重复做一遍就行。我们真正能看到参赛选手的现场能力也就是最后的5分钟ppt答辩，看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怎么样，看这个作品有没有创意。”工业与工程方向评委、山东大学机械学院张慧教授遗憾地说，“我们在比赛中发现，现在的学生缺乏对项目开发、投入生产、市场运作等环节问题的考虑，对项目产品的整体把握不足。而且，真正是学生自己的创意或者自主完成的项目很少，很多好的作品其实都是从老师项目中拿出来的小项目，也有的是已经帮企业做了很久的项目。” “3D设计的灵魂是创新意识与思路思维。”中国工程图学学会副理事长何援军教授指出，一些高职、技校很强调学习软件工具，但是，软件只是设计工具，如果不懂设计，表达再好，也只能做流水线上的熟练工：“这次全国3D大赛中反映出一些团队的设计缺乏框架性与本质的表述，而停留于制作过程、表层化的描述就反映出这方面的缺失。” 本届全国3D大赛的参赛学生超过100万，而高职院校的学生占到了其中的47%。虽然参赛选手熟练掌握了各种软件工具，但在专家评委看来普遍缺乏创意策划、项目开发、市场管理运作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以及自主完成项目尤其是整套项目流程的经验。 实训课不能取代一切 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发展迅速，尽管“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模式得到了众多职业教育院校的认可，但能否具体落实到课程设置和教学培养等环节中呢？ “目前我们的高职院校还缺少让学生锻炼项目全过程的机会，就连专业综合实训课程也只是分组来完成设计、制作环节，工科专业的综合实训也几乎没有考虑带市场和经济成本的学习环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钟健教授认为，高职院校应该培养的是具备包含专业能力（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法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学习能力）和社会能力（沟通交流和团队精神）三方面综合素质的高技能型人才。高职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很好地锻炼自己的综合素质，导致他们的就业能力差，不能马上适应新的岗位，还要在新的岗位上去重新学习如何完成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 黎倩是一名学机械的高职院校学生。上个学期，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校开设的CAD课程，她用所学的UG、ProE、Solidworks等软件设计的作品也是像模像样。这让她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颇具信心。 但当小黎带着自己设计的作品参加了一场面试之后，她在学校积攒了许久的信心却垮了。原来面试官看过她的作品后，要求她说说自己的作品具有哪些方面的市场竞争力，怎样才能销售出去。小黎想了半天，脑子还是一团糨糊：“老师倒是教我如何使用软件，如何设计外观造型，可工艺问题和结构等工程知识我们都很少涉及，更不要说什么销售环节了。” “虽然很多高职院校强调实训课能让学生下工厂、学技能，但实训课课时有限，制作又仅限于项目的某一个环节，很难培养学生的项目综合素质。而且除了实训课，其他课程依旧是照本宣科，期末仍然是笔试测试书本知识。”张慧教授说，有些高职院校虽然做到了项目导向，但只是让学生参与设计、制作环节，其他环节就忽略了。 她打了个比喻，如果生产一台电脑需要市场调研、产品设计、选取材料、加工制作、生产销售等全过程，现在的学生可能就只负责设计，不用考虑市场、不去考虑选材，很难具备市场意识。 老师自己没项目，怎么带学生做项目 “高职院校的教师大部分都以教学为主，很少能做科研。教师自己都没有项目，怎么带学生做项目？”张慧教授一直为几个高职院校的工科专业做指导，她认为在一些高职院校，“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培养模式之所以无法真正实现，师资是一个主要瓶颈。青年教师通常一毕业就来教书了，很少有工厂经历、工程经历，很难结合项目、结合实际来进行教学。 业内专家说，从目前高职院校应用型项目的数量、水平和项目到账经费就可以看出，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师技术开发能力还远远不足，也就是说相当多的教师还不具备独立承担项目的能力。而且目前高职院校在引进教师时，对学历要求较高，一般都需要博士毕业，这种纯理论体系下教出来的人，缺乏项目开发的实际经验，这成为制约教学改革的瓶颈。 上海某职业学校学生王宇赞，学的是电脑设计专业，因为在学校里从没做过项目，他在寒假兼职时出了问题。 单位第一次派给王宇赞的任务是用Photoshop设计一个喷绘，本来老板对他的设计比较满意，交代他当晚去印刷厂打印好，第二天拿给客户看。但跑到印刷厂，王宇赞却傻了眼，原来他连喷绘的存储格式都没搞清楚，本应存成cmyk的印刷格式，却存成了rgb的显示屏格式。喷绘一打出来，清晰度只有印刷要求的几十分之一，整个设计变成了马赛克。 第二天就要见客户了，设计却要一切重来，这让老板气昏了头，可小王却委屈万分：“教Photoshop的老师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他只是讲设计，连做PS要分图层都没有告诉我们，更不用说制作工艺时要选择照相纸还是亚光了。” 像设计存储格式这种最实用的知识，不仅老师上课没有讲，教材里也没有。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电脑美术设计专业的李平老师在一家企业常年担任设计主管，他引入了包括上海 世博 会最佳城市实践区“热电联供系统”展示项目等十几个大项目带着学生做，算是学校里颇具实践经验的老师了。他翻阅了自己专业的几十本教材后，却发现只有两三本是真正有实际经验的教师写的，其他的都是左搬右抄，从理论到理论。“好的工科教材应该由老师和工程师合作编写，教师负责设计教材的结构和理论基础，工程师编入大量最新的应用案例，这才是完美的教材。”李平说。 李平认为，目前各类高职真正做到“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还不多。尤其在校企合作的深度上，要从企业引入项目还存在很多困难。“往往实训基地只是挂个牌子，项目多为模拟的项目，实际的项目引入的不多。”李平说，如果企业和学校之间没有亲密的联系，很多企业就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比如客户资源、商业机密等。同时学生参与企业的制作过程也有两方面的困难，一个是企业不愿负担相关成本的支出，一个是企业不愿意承担学生的保险等安全责任。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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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留学否？海龟否？起薪3000元，投入产出值否？

热度 1 Flyingriver 2011-12-30 08:35

　　（联合早报网讯）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对于23岁的沙叶舟来说，出国留学原本看起来很美。不管是在家里翻看曾在德国任教的姥爷带回的德语书，还是听曾在法国进修的爸爸讲起的海外轶事，出国都是件挺带劲儿的事。 　　直到今年夏天，被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录取后，沙叶舟拉着妈妈参加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办的留学行前交流会。没想到在这里，他却听到了一个“不想听到的事实”。 　　据英国大使馆统计，沙叶舟攻读的金融专业的硕士留学生，归国后平均第一次就业率只有60%，起薪在3000元到4000元。 　　沙叶舟并非选错了专业。根据最新发布的一份对7000多名海归调查所得的《海归就业力报告》，如今，海归的起薪一般在3000元左右，58%受访者的工作职位是普通员工。 　　这个数字就像一根针，刺破了这个准留学生充满期待的希望气球。“没想到就业形势已经严峻到和本土大学生同工同酬的地步了，那还花这么多钱出国干吗?”沙叶舟反覆问自己，一时找不到答案。 　　海归们最常问的一句话是：“花了这么多钱，耽误这么多时间，结果怎么会这样?” 　　从交流会回家的路上，沙叶舟和妈妈各怀心事地沉默着，这时距离他出国的日子只有一个月了。到家后，这个学校辩论队的选手召集全家开了个小型家庭会议，议题就是：从投入产出比上看，出国读书到底值不值? 　　就在一年前，全家开会讨论是否出国的时候，沙叶舟论点很明确：“作为家里学历最低的本科生，考虑到金融业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前景，出国对我来说是恰当的选择。” 　　那次，他赢了，家人一致通过此提议。 　　这次，他的论点依然明确：“出国是笔大投入，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需25万元到30万元，可它的产出却和同年国内应届毕业生相当，我可不希望在很长时间内，投入收不回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归遭遇就业瓶颈，能为沙叶舟的论点提供佐证的人并不少。今年4月从美国完成本科学业回国的叶梓，直到现在还在寻找自己的“产出”。 　　在找工作期间，她发现自己昂贵的学费能换来的，只有在接受群体面试时的一句提问：“有国外求学背景的这位同学，你怎么看待这个话题?”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没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让她有点郁闷的是，每当她自信满满地想要详述在国外留学期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时，面试官都会打断她：“我明白，就是英语好，是吧?” 　　这样的冷淡遭遇显然跟很多人选择出国的初衷背道而驰。根据启德教育机构的调查，58%的留学生把“增强就业竞争力”作为出国目的首选项，而“专业排名”和“就业前景”则是他们最为优先考虑的因素。 　　无奈现实却不如想像中美好。曾在招聘会上做现场心理咨询的李智回忆说，在100多家企业参加的留学生专场招聘会上，招聘单位展台前并不热闹，很多企业早早收摊走人。反倒是她的咨询室前人头攒动，海归们最常问的一句话是：“花了这么多钱，耽误这么多时间，结果怎么会这样?” 　　“别看都是海归，一点看不出什么优越感，反倒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李智说，“大部分人不能接受，高学费换不回高薪工作。” 　　在沙叶舟看来，留学应该是他的简历上最昂贵的加分项，可它的重要性却未必能在工作的开始阶段凸显出来。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想一年收回成本，月薪就得达到1.6万元，那不是一个应届毕业生能找到的工作啊!” 　　他开始悄悄期待各种取消留学的可能：签证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延期，最好取消;英国骚乱升级，学生不能前往留学…… 　　尽管最终沙叶舟还是按原计划踏上了留学路，他却学会了更加直面现实：他让自己尽量忘了此前对留学生活的美好期望，在行前的一个月时间里，到处打听回国后的就业形势。 　　我只希望能尽快毕业，尽快回国，尽快回去找工作 　　到达英国伦敦，开始从小就期待的留学生活，沙叶舟的形容是“郁闷”。在多雨的伦敦，他一个人拖着两个20公斤重的大箱子，面对伦敦街头还没有结束的暴乱，揣着对回国惨淡就业前景的担忧，“硬着头皮开始了新生活”。 　　他发现，实际开始的课程除了所处经纬度跟国内不一样，似乎和国内大学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上课用的是同一套经典教材，授课方式依然是“点名-讲课-问答-下课”的模式，除了站在讲台上的是异国面孔外，这一切并没让他感到“物有所值”。 　　今年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澹宁也有着和沙叶舟一样的感觉。短短一年的留英生活常常让她产生怀疑每天只是上课下课，没学到多少跟国内不同的东西，连英语也没有提高很多，就这样在英国呆了一年，回去就能跟过去不一样，就能找到工作了吗? 　　“出国前，我觉得自己是一颗不起眼的土豆，别人都说，留学回来就变成金子了。可是现在我回来了，觉得自己还是个土豆，金子在哪儿呢?”澹宁说。 　　喜欢用自己所学的经济学知识解读世界的沙叶舟，把这一点归为海归贬值的原因：“以往信息通信不发达，留学生可以带回国外的先进知识，作为一种稀有信息持有者，价值自然高。可如今一切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海归身上那层‘金’自然就渐渐脱落了。” 　　另一方面，不管校内校外，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沙叶舟所在的金融学专业里，150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二的中国面孔。而他在伯明翰大学读书的同学则告诉他，自己所在的班上只有十几个外国人，“整个儿一个中国班”。 　　恐怕将来他还会看到更多的中国人。据教育部统计，中国去年新增出国留学人员为28万人。有留学机构预测，今年出国留学人数将超过35万人。 　　如此一来，这些漂洋过海来上学的学生回国的时候，也会面临一个庞大的竞争群体。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达63.22万人，预计“十二五”期间，留学回国新增人员将达50万人以上。 　　用沙叶舟的话来说，这样的形势让留学这笔买卖“套利空间减少”。在他看来，毕业生是一种商品，商品没有决定自己价值的能力，它的价值来自于它的固有价值和市场对它的评价。而出厂的商品变得多了，市场定价自然不会太高。 　　更何况，这些出厂的商品还大多是同一个品种。据《海归就业力报告》，59%的海归留学时选择的专业是经济、管理类的商科专业。负责调查的郑启煌解释说：“商科最热，原因很简单，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回国好找高薪工作，见效快嘛。” 　　而现在，“学金融的海归起薪3000”这个数据像锥子一样刺痛着沙叶舟。这个以前几乎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为了“抓紧时间为自己增加附加值”，现在的生活变得像一本严格执行的计划表找一份实习，因为有了国外工作经验，回国找工作会加分;在毕业前发一篇论文，这样回国进学术机构会比较有利…… 　　就这样，“尽快”成了沙叶舟频频提到的一个词：“现在我的出国期望并不是很高，我只希望能尽快毕业，尽快回国，尽快回去找工作。” 　　就业也成了身处异国的中国学生聚会的热门话题。下课后的教室，自习的图书馆，路边的咖啡店，都是沙叶舟跟同学讨论回国就业话题的热门场所。但每次聊起来，大家脸上都是“一片愁云惨雾”。 　　“不管决定留在英国，还是回国就业，几乎所有人对于未来该干什么都没底儿。”沙叶舟说。他只能一边用大道理安慰别人，一边自己心里发慌：我的未来该怎么办? 　　沙叶舟算了一笔账，只算学费的话，每小时的课程折合500元人民币 　　从沙叶舟9月入学到现在，他见到中国同学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去投简历。” 　　“对于未来，大家都迷茫，可是我们没有资本迷茫。”沙叶舟说，“下半年一迷茫，欧洲企业招聘错过了，过了年再一迷茫，中国企业招聘又过去了。你一迷茫不要紧，所有招聘都打水漂了，又要等一年，迷茫不起啊!” 　　这个对未来充满规划的小伙子每周都会登陆国内的招聘网站，搜索企业招聘时间，还会定期查收学校的就业办公室提供的实习信息邮件。现在，一切跟“招聘”有关的事，不管是中国企业招聘计划，还是英国公司招聘要求，甚至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招聘时间，他都能有条有理地细数一番。 　　这个学金融学的小伙子和隔壁的博士生室友一起算了一笔账，只算学费的话，每小时的课程折合人民币500元，这让他很心疼：“比如说你上课走神或者压根就逃了这堂课，那这500块钱都白白浪费了。当然了，要是连生活费都折进去，这个数字更惊人。” 　　在一些家境条件好的留学生看来，这个数字不过是一顿饭的价格，但随着越来越多工薪阶层送子女出国留学，这种开销却让他们十分在意。在启德教育机构对于有意出国留学的学生的统计里，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占52.28%，报告称，这个数据说明留学越来越平民化，越来越多家庭将留学当成一种教育投资。 　　而这笔投资能否保值，成了人们心头的疑问。在心理咨询师赵明遇到的咨询对像中，一名杂志版面主编就成为了海归贬值的牺牲品。原本为了升职而出国进修，却在回国后发现，与他一起竞争的海归越来越多，自己连原来的职位都应聘不上了。 　　这样的例子动摇了很多人出国的信心。在大学做心理咨询的李智常常遇到学生掰着手细数“出国的投入和产出到底值不值”，“耳朵都快听出茧子来了”。 　　不过现在，“出国值不值”已经不再是一个困扰沙叶舟的问题了。在他看来，今天的留学生就是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商品是没法给自己定价的，一切要看市场的评价。 　　刚入学不到半年的他已经向国内的几家企业投递了简历，现在他甚至还收到了几份面试通知。 　　“这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沙叶舟摇着头说。 转自：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12/hongkong111229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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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被蚕食的低保：富人笑，穷人哭

miran 2011-12-25 12:46

【转载】活人吃“死亡”低保,穷人情何以堪 直隶巴人 发表于：2011-11-12 来源： http://club.news.sina.com.cn/thread-937108-1-1.html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对河北永年县李沟村低保情况的调查中发现低保“合格率”不到一半，“死人保”、“亲属保”、“富人保”、“关系保”……现象严重，有67人被要求清退低保。而《河北农民报》10月29日头版刊发的报道《永年县李沟村低保“保”了谁？》所披露的数字更是惊人：在127名低保对象中，仅有十几名是合格的，其余110多人要么死亡多时，要么是开着小轿车、住着楼房的，要么是村干部直系亲属。（中青报11月11日） 更让人吃惊的是村支书的姐夫是非农业人口不是本村的也赫然出现在低保名单上，可见李沟村的低保乱象到了何种地步。富人吃低保，穷人没保障，近几年在一些农村低保已失去了它的意义，很多人把能吃上低保做为一种炫耀，能吃上低保说明在村里的关系和地位不一般，而那些真正的穷人却只有无奈和生气的份。 国家出台低保政策本来是对那些贫困或低收入家庭补贴的好政策，有了这几百块钱穷人的日子可能就好过些，没有就会雪上加霜。而对那些富裕户来说也许他们并不看在眼里，但政府的钱不要白不要，即便拿出一部分来打点人情还是划算的。 骗保现象越来越严重，根本在于缺乏公开和监督。政策规定申请低保需要经过“三道关”，有村、乡、县三级审查和核对，最后公示，但在李沟村名单报到乡里“扣个章”直接送到民政局，而民政局低保科只有5个人，低保对象超过3万人，民政局负责人说忙不过来，要想杜绝“骗保”真没什么好办法。果然在这次清理后，村支书姐夫的名字依然出现在新名单上。 看来低保乱象还会持续下去，穷人依然会更加穷，而那些贪婪的人会更加肆无忌惮，在人情大于法的社会，穷人的肚子永远比不上一些人的“面子”。就在9月29日河北省正式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决定近期将向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一次性发放3个月的临时价格补贴。讽刺的是这么好的政策，再次提高低保标准恐怕只会是“ 又闻富人笑，谁听穷人哭 ”。 残疾乞讨者两度捐款倾尽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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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并校的官方益处

热度 2 陈龙珠 2011-12-24 08:02

中国青年报近日对农村中小学并校10年来的利弊，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述评。在我看来，对农村小学并校，当地县级政府得到的好处是，可以因此大幅减少师资（其中包括不少非师范院校毕业的代课教师）而能显著减少教师薪酬和学校日常性支出，而省下来的这笔钱却会并不全部用在对留存扩大后的那些乡镇小学之配套设施和师资待遇的提高上，这才是出现弊端的根源所在。 中国青年报 ：并校十年难言成败（ http://zqb.cyol.com/html/2011-12/24/nw.D110000zgqnb_20111224_1-03.htm ）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为64所。 撤并的理由当然很充分，也是大势所趋，如生源的减少、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考虑、农村孩子到城镇上学有利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等，然而，从更广阔更深层次的背景上审视，这一公共政策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首先，每一所学校的减少，往往意味着这所学校周边学生上学路途的增加，虽然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农村人口也逐年下降，但下降的只是绝对人数，村庄并没有消亡。由于农村路况的糟糕和交通工具的落后，由此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悲剧。 撤并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学校集中后，一些中心小学变成了巨无霸，巨型班级里人数多得连课桌椅都摆不开，由此给学校的管理和教育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带来巨大难题。 而且，即使发展了农村寄宿制学校，但由于学生人数太多，学校资源不够，这些学校学生的住宿、吃饭、运动、卫生、安保等条件也都存在短缺问题，几十甚至上百个学生挤一个房间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学校因为提供不了午餐，导致孩子饿肚子，由此也导致免费午餐项目成为了今年蔚为壮观的民间公益行动。 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就发现，因住宿学生增加，教职员工承担了大量本该由家长承担的养育教育任务，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年龄太小的孩子住校学习，生活也难以自理。 上学路途遥远，不论寄宿与否，都会使农村家庭教育成本增加，即使在西部偏远地区，这种增加额度也在千元以上，这也由此导致在农村一些地区出现了较多的辍学现象。 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发现，就在今年，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天鲜乡发白村完小学校5年级的一个班就有10个学生辍学，“无论老师怎么劝说，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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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中国青年报】农村孩子读书改变了什么

tianyalang 2011-12-23 12:06

（致那些伟大的父亲） 在租住的宿舍房里，韩培印给儿子韩胜利生活费 韩培印（右一）和工友们在路边等活儿 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幅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 文静 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它还获得了最佳短片大奖。 　　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他并不知道，2002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这一数字几乎是1998年扩招前的三倍。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即使那些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也无法磨灭他的骄傲。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学费。 　　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几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 　　“要不然还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说。但韩培印拦住了他。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的。”这位父亲说。 　　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韩培印大着嗓门说，他穿着军大衣，脸在冬天的寒风里被冻得发红，“我儿子在石油学院上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这位父亲理直气壮的口吻让好几个路过的人都围了过来。在他身旁，一位扛着锄头等活儿干的工友甚至听得“眼睛都直了”。 　　“我当时只了解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很自豪。”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这位西安电视台的编导正准备拍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生存的纪录片。他找了很多例子，但有的太过极端，有的又流于平淡。直到找到韩培印，他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故事。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另一些时候，这个有文化、爱写字的中年人喜欢坐在饭馆里，喝着人家的免费茶水看电视，或者从路边捡些别人丢掉的报纸，了解一下“国家大事”。 　　“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在山区老家的村里，韩培印不是村干部，却毫无疑问是个有地位的“能人”。他上过初中，是全村唯一一个会写春联的人，甚至两家吵了架，他也会出面帮忙劝和。而现在，他又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切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他会把这些自豪写在那个小小的笔记本上。2003年2月，在韩胜利进入大学半年后，他写道：“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那个大学也不是什么好的大学，可你考上了，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没有考上。” 　　“学校不在好坏，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他在最后写道。 要学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打工吃苦 　　“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韩培印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枕着砖头，盖着五颜六色却同样灰扑扑的被子，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韩培印说。 　　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李军虎在纪录片里拍摄了一次借钱的过程。韩培印走进一间同乡工友的宿舍房，几个人正挤在大通铺上准备睡觉，老韩笑呵呵地凑了上去：“我娃要交学费呢，我没挣到钱，看你能不能借给我30块钱？” 　　一个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年轻人挠了挠头，说：“我也没钱，昨天干活没给钱。” 　　“那你看看还有谁有钱吗？多少都可以。”韩培印絮絮地说着，“关键是娃来了，没办法。” 　　他没有等到回答，那个年轻人已经迅速地钻到被窝里了。大通铺上的同乡们每个人都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太尴尬了。”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可韩培印继续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讪讪的干笑。 　　那天晚上，磨了几个人之后，他最终跟一位老乡借到了10元钱。老韩接过那张皱巴巴的钞票，马上掏出自己那个黑色的小本子，在空白处把账目记下来。 　　“借点还点，还点借点。”他一边写一边说，“等还钱的时候，我再把它们划掉。” 　　在本子发黄的纸页上，那些被划掉的账目，就显眼地穿插在他关于人生的感悟文字中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可他依旧是充满乐观的。坐在大通铺的床上，他对着李军虎的摄影机笑呵呵地说，希望儿子在大学里能好好学习。 　　“要学个一技之长，做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来。”他的脸上带着止不住的自豪神气，“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在这里打工、吃苦。” 　　当他终于凑够了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时，他就会打电话让儿子骑车过来。 　　“这里一共是200，一个月够不够？”韩培印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了换好的两张整钱。想了想，他又把兜里剩下的零钱全部塞到了儿子手里：“一共是220，够不够？” 　　“给我200就够了。”韩胜利说着，又把零钱塞回了父亲的手里。 　　“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韩培印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父子俩坐在那张大通铺的床沿上。韩培印从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掏出了从家里背来的苹果，说是“你妈非要给带的”，又问问儿子有没有考过英语四级，有没有学好专业课。 　　另一些时候，他会拿出自己的小本子，翻开自己写下的内容，给儿子念几句励志的话：“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胜利我儿，你每天都有二三十元的付出。”念到这里，韩培印停下来，扭头看看儿子，“你想你这交学费一年4000多、住宿费800，加上书本费，一年下来就是……” 　　停了几秒钟，因为算不清楚，韩培印又扭过话头，继续说道：“头一年你交了7000多元，第二年连生活费下来，八九千，将近一万元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概一算，平均一天二三十块钱的付出……” 　　在他的身旁，韩胜利一直坐在床头，安静认真地听着，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即使是同班同学，他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曾经告诉李军虎，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李军虎觉得，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 　　事实上，对于这个来自农村的男生，这样的生活与他的距离，也真的像神话故事一样遥远。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慢慢地，班上的同学也会把喝完的瓶子直接拿过来，放在宿舍阳台一角的纸箱里。 　　“一般10个啤酒瓶能挣5块钱，矿泉水瓶便宜一些。”他说。捡瓶子的时候，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神，而胜利就在心里“当他们没看见”。 　　在同学的回忆中，韩胜利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来两人说过什么话。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在来到城市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宿舍里那部没人用得着的座机电话。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你觉得你能留在这儿吗？”李军虎问。 　　“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韩胜利说。 　　父亲的乐观情绪也许感染了他，也许，也让他多了些压力。韩培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繁复缠绕的句子，有时，也会念给儿子听：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父亲再支持你，也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如果你学习再好，父亲没有能力支持你，你也是不可能上大学的。这都是要靠你的努力，修好你人生的道路，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这位骄傲的父亲用各种方式传递自己的幸福感，他甚至每年都会给自己和工友租住的宿舍房编一幅对联，有时候强调“自己勤劳是靠山”，有时候希望“智慧修出光辉道”。在2006年年中的时候，他甚至兴冲冲地把来年的对联都拟好了。 　　“在家创业业成就，出门求财财到手。”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着，“大家看有什么意见？这个切合实际不？” 　　在大通铺的另一侧，工友们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牌，没有人扭头。韩培印依然乐呵呵地坐着，自顾自地说道：“横批我想写……‘感谢上帝’。”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好好玩几天，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 　　因为胜利的关系，这个商店也有了些令韩培印骄傲的感觉。他甚至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4年的时间，一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现在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像燕子一样要起飞了。”他对儿子说，“咱们农村人没有后门，亲戚朋友也没有当官的。你要自己走出去，不能再靠别人了。” 　　可就业的形势却让人无法乐观。李军虎说，西安每年有几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同时找工作，对于这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内陆城市，就业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更何况，胜利似乎并没有做好找工作的准备。2006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当他皱着眉头走出招聘会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李军虎忍不住了：“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有几家公司招通信专业的。”韩胜利说。 　　“可我看你一直没说话啊？”李军虎觉得自己简直恨不得揍他一拳，“你知道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韩胜利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说话，性格内向了一点。” 　　“原来你知道啊！”李军虎很生气，可他转念想想，按照韩胜利的性格，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韩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韩培印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在镜头前念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事实上，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 　　“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 　　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原文摘自《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html/2011-12/14/nw.D110000zgqnb_20111214_1-12.htm 纪录片《父亲》： http://video.sina.com.cn/m/fq_615539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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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20087 2011-12-23 10:26

（致那些伟大的父亲） 在租住的宿舍房里，韩培印给儿子韩胜利生活费 韩培印（右一）和工友们在路边等活儿 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幅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 文静 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它还获得了最佳短片大奖。 　　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他并不知道，2002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这一数字几乎是1998年扩招前的三倍。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即使那些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也无法磨灭他的骄傲。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学费。 　　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几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 　　“要不然还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说。但韩培印拦住了他。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的。”这位父亲说。 　　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韩培印大着嗓门说，他穿着军大衣，脸在冬天的寒风里被冻得发红，“我儿子在石油学院上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这位父亲理直气壮的口吻让好几个路过的人都围了过来。在他身旁，一位扛着锄头等活儿干的工友甚至听得“眼睛都直了”。 　　“我当时只了解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很自豪。”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这位西安电视台的编导正准备拍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生存的纪录片。他找了很多例子，但有的太过极端，有的又流于平淡。直到找到韩培印，他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故事。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另一些时候，这个有文化、爱写字的中年人喜欢坐在饭馆里，喝着人家的免费茶水看电视，或者从路边捡些别人丢掉的报纸，了解一下“国家大事”。 　　“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在山区老家的村里，韩培印不是村干部，却毫无疑问是个有地位的“能人”。他上过初中，是全村唯一一个会写春联的人，甚至两家吵了架，他也会出面帮忙劝和。而现在，他又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切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他会把这些自豪写在那个小小的笔记本上。2003年2月，在韩胜利进入大学半年后，他写道：“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那个大学也不是什么好的大学，可你考上了，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没有考上。” 　　“学校不在好坏，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他在最后写道。 要学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打工吃苦 　　“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韩培印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枕着砖头，盖着五颜六色却同样灰扑扑的被子，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韩培印说。 　　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李军虎在纪录片里拍摄了一次借钱的过程。韩培印走进一间同乡工友的宿舍房，几个人正挤在大通铺上准备睡觉，老韩笑呵呵地凑了上去：“我娃要交学费呢，我没挣到钱，看你能不能借给我30块钱？” 　　一个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年轻人挠了挠头，说：“我也没钱，昨天干活没给钱。” 　　“那你看看还有谁有钱吗？多少都可以。”韩培印絮絮地说着，“关键是娃来了，没办法。” 　　他没有等到回答，那个年轻人已经迅速地钻到被窝里了。大通铺上的同乡们每个人都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太尴尬了。”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可韩培印继续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讪讪的干笑。 　　那天晚上，磨了几个人之后，他最终跟一位老乡借到了10元钱。老韩接过那张皱巴巴的钞票，马上掏出自己那个黑色的小本子，在空白处把账目记下来。 　　“借点还点，还点借点。”他一边写一边说，“等还钱的时候，我再把它们划掉。” 　　在本子发黄的纸页上，那些被划掉的账目，就显眼地穿插在他关于人生的感悟文字中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可他依旧是充满乐观的。坐在大通铺的床上，他对着李军虎的摄影机笑呵呵地说，希望儿子在大学里能好好学习。 　　“要学个一技之长，做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来。”他的脸上带着止不住的自豪神气，“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在这里打工、吃苦。” 　　当他终于凑够了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时，他就会打电话让儿子骑车过来。 　　“这里一共是200，一个月够不够？”韩培印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了换好的两张整钱。想了想，他又把兜里剩下的零钱全部塞到了儿子手里：“一共是220，够不够？” 　　“给我200就够了。”韩胜利说着，又把零钱塞回了父亲的手里。 　　“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韩培印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父子俩坐在那张大通铺的床沿上。韩培印从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掏出了从家里背来的苹果，说是“你妈非要给带的”，又问问儿子有没有考过英语四级，有没有学好专业课。 　　另一些时候，他会拿出自己的小本子，翻开自己写下的内容，给儿子念几句励志的话：“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胜利我儿，你每天都有二三十元的付出。”念到这里，韩培印停下来，扭头看看儿子，“你想你这交学费一年4000多、住宿费800，加上书本费，一年下来就是……” 　　停了几秒钟，因为算不清楚，韩培印又扭过话头，继续说道：“头一年你交了7000多元，第二年连生活费下来，八九千，将近一万元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概一算，平均一天二三十块钱的付出……” 　　在他的身旁，韩胜利一直坐在床头，安静认真地听着，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即使是同班同学，他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曾经告诉李军虎，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李军虎觉得，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 　　事实上，对于这个来自农村的男生，这样的生活与他的距离，也真的像神话故事一样遥远。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慢慢地，班上的同学也会把喝完的瓶子直接拿过来，放在宿舍阳台一角的纸箱里。 　　“一般10个啤酒瓶能挣5块钱，矿泉水瓶便宜一些。”他说。捡瓶子的时候，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神，而胜利就在心里“当他们没看见”。 　　在同学的回忆中，韩胜利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来两人说过什么话。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在来到城市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宿舍里那部没人用得着的座机电话。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你觉得你能留在这儿吗？”李军虎问。 　　“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韩胜利说。 　　父亲的乐观情绪也许感染了他，也许，也让他多了些压力。韩培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繁复缠绕的句子，有时，也会念给儿子听：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父亲再支持你，也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如果你学习再好，父亲没有能力支持你，你也是不可能上大学的。这都是要靠你的努力，修好你人生的道路，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这位骄傲的父亲用各种方式传递自己的幸福感，他甚至每年都会给自己和工友租住的宿舍房编一幅对联，有时候强调“自己勤劳是靠山”，有时候希望“智慧修出光辉道”。在2006年年中的时候，他甚至兴冲冲地把来年的对联都拟好了。 　　“在家创业业成就，出门求财财到手。”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着，“大家看有什么意见？这个切合实际不？” 　　在大通铺的另一侧，工友们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牌，没有人扭头。韩培印依然乐呵呵地坐着，自顾自地说道：“横批我想写……‘感谢上帝’。”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好好玩几天，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 　　因为胜利的关系，这个商店也有了些令韩培印骄傲的感觉。他甚至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4年的时间，一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现在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像燕子一样要起飞了。”他对儿子说，“咱们农村人没有后门，亲戚朋友也没有当官的。你要自己走出去，不能再靠别人了。” 　　可就业的形势却让人无法乐观。李军虎说，西安每年有几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同时找工作，对于这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内陆城市，就业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更何况，胜利似乎并没有做好找工作的准备。2006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当他皱着眉头走出招聘会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李军虎忍不住了：“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有几家公司招通信专业的。”韩胜利说。 　　“可我看你一直没说话啊？”李军虎觉得自己简直恨不得揍他一拳，“你知道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韩胜利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说话，性格内向了一点。” 　　“原来你知道啊！”李军虎很生气，可他转念想想，按照韩胜利的性格，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韩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韩培印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在镜头前念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事实上，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 　　“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 　　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原文摘自《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html/2011-12/14/nw.D110000zgqnb_20111214_1-12.htm 纪录片《父亲》： http://video.sina.com.cn/m/fq_615539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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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崔永元：如果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 国家一定很体面

gaojiange 2011-12-18 23:23

《我的抗战》和《我的抗战2》两部纪录片的相继推出，把崔永元的“不合时宜”一再放大。沧桑的老人，久远的故事，这样缓慢而沉重的纪录片，在当下五光十色的电视荧屏上注定不会抢眼，它引人注目的是每一个镜头背后透出的责任和担当。 在主持人身份之外，央视名嘴崔永元做的事情更接近于个人理想化的尝试：花10年的时间，带领自己的团队抢救式地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超过10万小时。崔永元说，他计划用3到5年时间做一个全数据系统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 通过小人物的口述还原历史 中国青年报：重新审视历史，除了你的个人爱好，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崔永元：现在大家越来越淡忘历史——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痛苦，该就哪些方面的事情反思……这些问题统统都被边缘化了，这样下去挺危险的。 中国青年报：《我的抗战》系列最想传达给观众的是什么？ 崔永元：想法特别单纯。不指望大家在其中了解抗战的全貌，也没有可能。大家看到的只是每一个独特的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境遇，我们不需要下判断。它给我们提供了超过我们以往教科书上对抗战的认识，包括讲故事的方式。比如在其中一集里，八路军被鬼子包围到群众中间，让群众指认。我们在以往的抗战片子中看到的，都是群众保护八路军，而这里是群众把八路军指认出来，因为不指认所有人都要受害。上纲上线的人可能会说，这是在诬蔑根据地的老百姓。这是很小很小的个例。其实，个体叙述就是这样千奇百怪。 中国青年报：有很多网友问你拍这部纪录片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的回答是“了解真实”。你觉得自己做到了吗？ 崔永元：印在书上的就是真的吗？我们做的也只能是尽可能地接近事实。很多残酷的历史真相被遮蔽掉了，大家永远处在探寻跋涉的过程中，知道得越多就越糊涂。《我的抗战》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叠加出来的，我们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观众。我对采访团队的要求是，采访时，就让当事人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加入后来认知经验的综述和评论，要细节要故事。 中国青年报：对于这部真实再现抗战情景的纪录片，很多网友对于它将带来的影响很关注，你希望传达一种怎样的情绪？ 崔永元：《我的抗战2》描述战争的血腥和残酷一定比故事片和电视剧更震撼心灵。我非常担心，年少的孩子们有没有毅力看完此片，我们甚至很困惑，要不要把事实真相这样告诉他们？会不会造成他们的困扰？最后我们选择告诉。因为不说不行，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拍这部纪录片，我们是想让大家记住历史，并不是煽动仇恨，也绝不希望简单地激起仇视和对立。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战争对人的残害到底有多严重，影响有多久。 中国青年报：抛弃以往抗战题材着重描写领袖、统帅、将军等方式，《我的抗战》为什么选择个人角度口述历史，把镜头对准了战争中那些普通的小人物？ 崔永元：也许我们能够记住战场上将军振臂一挥，但是我们记不住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前线的士兵的身影。可是真正的历史，是由所有冲上战场的人组成。 我们以前接受的都是大历史的叙述，“全民抗战”4个字概括了全部。但是做个人口述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每一个人的历史都非常鲜活，我愿意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选择”。有一个场景挺能说明这些问题：在开封火车站，卢沟桥事变之后，很多平津的学生都从北京跑到了这里，是继续跑，还是维持自己的生计先干点什么？正好来了一列火车，往哪开不知道，呼呼呼就上去了。有的火车开到了武汉，这些人很多就加入了国民党的队伍；有的火车开到了郑州，很多人就加入了共产党。你上不同火车，可能你未来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觉得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每一天，就是两个字：选择。到了21世纪，我们尽量少用大叙述，关注每一个人的个人感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每一个人都体面，国家一定很体面。 拍纪录片不是为了赚钱 中国青年报：和《我的抗战》相比，《我的抗战2》还推出了动画版，包括你在内的30位明星配音，另外还有网游、图书，看上去是一条挺像样的产业链了。因此，有人质疑这其中有利益、炒作的因素，真是这样吗？ 崔永元：这些质疑根本不靠谱儿，在国内做纪录片是赚不到钱的，这就是一次尝试。一个人一辈子也没有多少尝试，更没有多少尝试可以成功，所以要抓住每一次尝试机会。《我的抗战2》是接受了同事们面向市场、商业化的尝试，为的是让沉重的历史看起来更鲜活。要说我心目中的片子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老先生往镜头前一坐，说30分钟，休息10分钟，插点广告，再接着说，一口气说两天，那才叫“口述历史”，但是全世界也没有人这么做片子的。 中国青年报：此前有传言称《我的抗战》投资高达1.3亿元，好像现在中国的纪录片还没有哪部有这样的大手笔？ 崔永元：1.3亿元是整个“口述历史”的投资，《我的抗战》只是其中一部分。现在许多商业片喜欢报花账，开口就说斥上亿巨资，为的只不过是吸引更多观众来收回成本。《我的抗战》和商业片不同，它是一部纪录抗战历史中个体喜怒哀乐、命运变迁的纪录片，这是一种宝贵的感情投资，没有哪个投资者在投资之初想过要收回成本。我最近其实也想了解下，到底我们的成本有多少，可实际上成本是没有办法估算的。 中国青年报：听说最困难的时候，你们4个月没发工资，公司都闹“分家”了，当时是什么情况？ 崔永元：钱得先用来去国外买资料、采访，这事儿不能等。跟我干“口述历史”，可能每年都有几个月发不出工资，过几个月再补给你。我的团队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我，甚至很大一部分人都不理解我。那些孩子说，如果咱不做“口述历史”呢？如果咱做电视剧呢？咱做电影呢？哪会发不出工资来啊，只会一年比一年赚得多。所以决定把公司分了，一分为三，各干各的，所有的员工自由选择。做纪录片不是一个赚钱的买卖，它是给民族做一个“口述历史”的记忆，是一个大的慈善工程。 中国青年报：纪录片在国内的市场一直不太乐观，你算公众人物了，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崔永元：2002年刚开始做“口述历史”时，出门吆喝卖片，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比电视剧贵吧，去和电视台谈，人家说纪录片都是500块钱一集，小崔做的呢，就翻两番，1500吧……我一听都蒙了：纪录片在中国这么不受待见。在日本，NHK这样的国家电视台，每天黄金时段里播的都是口述历史纪录片，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我们这里反过来了。拍纪录片让我有了点骨气，宁肯贱卖我，也不贱卖自己的片子。 中国青年报：身为央视名嘴，自己做的节目为什么选择在网络上而不是电视上首播？ 崔永元：这些年，电视台给弄得功利了，今天采明天就得播，后天就得有收视率。收视率这个水很深，我觉得应该有人去趟一趟。“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是我说的，但崔永元从来都没有做过收视率低的节目，收视率也没有对我们有过妨碍。我只是质疑用收视率来鉴定节目好坏、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个很可疑。《我的抗战》系列最想吸引的就是年轻人，显然网络是绝大多数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我的抗战2》在搜狐视频开播一周就突破千万点击率，打破了上一部开播一个月过千万的纪录。 “口述历史”留下和先人对话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口述历史”已经做了10年，为什么这么多年执著于这件事情？ 崔永元：“口述历史”是记录历史的重要方式，早在1948年美国人就开始做口述历史，但中国目前做得很不够，比如我特别想看当年对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京剧名旦的采访，或者他们的口述记录，想听侯宝林先生讲讲最早的相声是怎么演的、演的都是什么段子、后来又怎么改变……全都没有。 我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我回来后就呼吁相关部门投资做口述史，但无人响应，只好自己筹钱做了。我们没花国家一分钱，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 中国青年报：你认为“口述历史”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崔永元：于丹“论语心得”为什么火？是因为没有 孔子 的采访。如果《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口述历史”最大的价值和特点就是真实，之所以做“口述历史”，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在这10年里，你有没有什么遗憾？ 崔永元：很多人都没有采访到，这就是最大的遗憾。差不多天天都能听到这个不在了，那个走了……我们一下子完成不了这么多，有的联系上了、约好了，等了两年还没安排采访。我们的口号是“与时间赛跑”，但拼不过时间。4000位受访者中，平均年龄在85岁以上，2006年我们在云南突击采访了103位抗战老兵，2007年再去寻访时，有一大半人都没了。再比如，大家都知道淞沪会战里的“800壮士”，采访时找到其中三位，才了解到，实际上“800壮士”还不到400人，叫做“800壮士”是为了壮声势，如果我们再晚两年采访，可能就永远没有人能说得清“800壮士”是怎么回事了。 中国青年报：“口述历史”工程现在进展如何？ 崔永元：我们正在把这些素材做成数据库，有10万个小时了，但做节目用掉的还不到100个小时。我的想法是希望在三到五年内，做一个全数据系统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任何人凭借身份证都可以搜索查看，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现在日本、美国、南非、英国都已经做到了。还原历史的全貌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是宏观叙述还是细节描写，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而它在最后写一句“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 中国青年报：这件事做起来一定非常艰难、非常孤独，你准备一直坚持吗？ 崔永元：你随便到我们磁带库里拿出一盘磁带，随便抽出一个采访笔录看看，那里面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根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经历的。有人没评上金话筒，就要跳楼了。其实在这些老人面前，我们这些困难真的不值一提。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的事都特别淡。

个人分类: 观点碰撞【天下交通】|1189 次阅读|0 个评论

也论高校科研经费腐败（一）

husherong 2011-12-17 20:29

“如不尽快采取措施，掌握大笔科研经费的教授群体可能沦为新的腐败高发人群。”《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一位检察官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其实，从某种角度而言，可能事实将不会是这位检察官所说的那样，而是如“公仆”一样，抓其中的50%（指有科研经费者及其横向经费的管理者），有漏网的，抓100%，可能有冤枉的！ 2011年7月，中国科学院候选院士、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振豪之妻发帖举报，称其夫利用国家科研经费包二奶、养私生女，并挪用国家科研经费给几名情人各送一套房。随后,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就此展开调查。中国科学院方面称，段振豪虚报冒领差旅费，涉嫌贪污，已被刑事拘留。 一个小小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会计--卞中，贪污挪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亿多元。其中：贪污的1262.37万元公款中已追回赃款人民币999.43万余元，尚有人民币262.93万余元不能追回；卞中挪用的19993.3万元公款中，案发前已归还11693.6万元，案发后又追缴赃款、赃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9.7万余元，尚有160万元未归还。卞中非法所得290余万元未追缴。 自1995年8月开始第一次作案，至2003年2月，历经9年。 据此，一中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卞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3年4月，吴锋主动找到单位领导谈话，并交待了与卞中共同将人民币1000万元公款存入中农信公司并获取200余万元利息的事实。 吴锋与卞中的违法开始于1995年，当时，吴锋是会计。可以说，吴锋是一路带病提拔！ 据此，一中院以挪用公款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吴锋有期徒刑八年。 为什么挪用与贪污2亿多就处理两个人？ 管理者、提拔吴锋者呐？ 不仅仅是高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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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烟草院士研究成果被指是骗局：为推销更多烟草

miran 2011-12-15 12:54

烟草院士研究成果被指是骗局：为推销更多烟草 董伟 2011年12月15日08:22 来源：《中国青年报》 新增院士名单公布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就想给中国工程院提意见。“院士是科技界 最高学术称号和最高荣誉称号，他（她）的工作应该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建立在虚假命题 上的研究者，一个帮助销售死亡的技术人员，怎么能当院士呢？”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烟草院士”的出现不仅是控烟失败的表现，更是科技界的遗憾。 陈君石说的是谢剑平。谢剑平身为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主攻方向 号称是卷烟“减害降焦”研究，以开发出“神农萃取液”而闻名。此前他已经两次递交院 士申请，连番落选，这一次终于得偿所愿。但红榜发布之日却波澜陡起，中国疾控中心副 主任、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和打假人士方舟子等纷纷指出该结果的不妥。 对此，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时称，院士的选举卫生部 无从置评，但是中国控烟履约工作确实任重道远。 “他的研究就是一个骗局”？ 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目前，我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者达120万人。吸 烟带来的社会成本，已使烟草业的“净效应”成为负值。因此，烟草控制成为民心所向、 大势所趋。然而，烟草企业却不甘心退出舞台，不断推出新花招、新把戏来蛊惑人们。降 焦减害乃是其中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几年前就做过针对性的披露。 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高级项目官员甘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上世 纪50年代，西方卷烟公司推出了“低焦油”、“淡味”卷烟，其名称来自于吸烟机器测试 时输送的焦油和尼古丁较低。“但这是烟草商故意设计了这些卷烟，在测试时释放较低的 焦油，但他们完全知道这些机器测试指标并不准确反映吸烟者实际接受的焦油和尼古丁。 ”1977年“万宝路”公司内部数据显示，烟民实际焦油摄入量比机器测试数据高3倍。 甘泉也曾亲自做过相关实验。他分析了中国成年男性吸烟者的尿液，并且比较了吸不 同焦油含量卷烟的吸烟者喷出的烟草烟雾中的尼古丁副产品和致癌物质。结果表明，吸烟 者尿液中发现的尼古丁副产品和致癌物质含量没有因为所吸卷烟的焦油含量而有所不同。 实际上，其中一种有害致癌物质（亚硝胺代谢物）含量反而随着所吸卷烟焦油含量的下降 而上升。 “市场上销售的低焦油卷烟并不比普通卷烟危害低。吸烟者的补偿方式是更用力地吸 ‘低焦油’卷烟。”他说。 杨功焕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谢剑平的主要“贡献”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卷烟“ 减害降焦”法，并引入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研制开发“神农萃取液”。在 神农烟科的网站上明确写道：“低害卷烟的第一个充分条件永远是消费者喜爱它的口感与 烟香，因此，‘口感第一，低害第二’始终是我们研制开发‘神农低害卷烟’的原则！这 不是再明白不过了么？他的研究就是一个骗局。只是为了推销更多的烟草而已。” 她还注意到，“五叶神”品牌卷烟选用的“神农萃取液”。按照公开的数据，五叶神 在1999年的销量不到1000箱，在获得此成果后，2001年达到1万箱，2004年为13万箱，销售 额30亿元。连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都赞叹：一项技术救活了一个企业。“这是谢教 授研究成果推广的结果。” 方舟子在微博上列出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条文：“烟草制品使用‘低焦油’等词 语属于虚假、误导、欺骗。吸极低焦油、低焦油卷烟患肺癌死亡的风险和吸中度焦油卷烟 一样。”对于谢剑平的创新研究在卷烟中添加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他更不 留情面：“降焦本来就够骗人的了，这中草药减害就更害人了。” -- -------------------------------------------------------------------------- 国际上早就拆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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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渣土车肇事”为何进不了舆论的风暴眼

miran 2011-12-7 12:39

“渣土车肇事”为何进不了舆论的风暴眼 2011-12-07 08:55:52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北京)　 很多时候 决定“新闻性”的并不一定是车轮下的生命，而是肇事车主的身份标签 、领导对事故的重视程度、舆论对同类事件的关注热度，这些要素影响着媒体报道的取向进而左右了舆论的形成。 微争议：西安渣土车应该取缔还是整顿 作者：陈方 在古城西安，运送建筑垃圾的“渣土车”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马路杀手”。继12月2日10岁女孩琪琪惨死于渣土车轮下之后，12月4日，一位76岁老人在买菜回家途中，被飞奔而来的渣土车夺走性命。5日凌晨，“渣土车”又夺走一名21岁西安男子的性命。 4日连夺3命，这只是12月以来西安渣土车创下的纪录。而据该市交警部门透露，今年以来因渣土车引起的重大交通事故已致51人死亡，渣土车的“疯狂”实在让人愤懑。 如此密集的渣土车事故，事实上并未引起应有的强烈反弹。即便在很容易形成舆论焦点的微博上，相关转发和评论也屈指可数。偶尔有媒体报道一下，也很快轻飘飘地从信息海洋中飘过去；浏览网页，如果不去刻意搜索，你已经很难再记起渣土车造成了多少悲剧。 是“渣土车事故”太个案而不具备普遍性吗？恐怕不是。当下中国很多城市都在大兴土木，渣土车随处可见。是“渣土车事故”不够严重吗？也未必。4日连夺3命的交通肇事频率足以令人惊悚，去年6月24日~28日短短5天里，石家庄、邯郸、张家口三地已发生5起渣土车侧翻事故，造成7人死亡、12人受伤，其中一起还是一家三口的灭顶之灾。 渣土车因“疯狂”而造成的一起起惨剧为何不能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大概只因它不具备“新闻性”吧？所谓“新闻性”很多时候和眼球注意力有关，如果把上述“渣土车”全部替换成“宝马”，舆论还会像现在这样平静吗？为某种现象简单地“贴标签”并非好事，但同为交通肇事，如果车主开的是“宝马”，舆论便乌泱泱地关注，新闻跟进评论聚焦，宝马车主“插翅难逃”；如果是“渣土车”，再严重的交通肇事似乎也很难抓住公众眼球。 是不是“渣土车”司机大多也是弱势群体，其谋生的不易激发了舆论的同情心？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一起起渣土车肇事惨剧早已无法激发公众对渣土车司机的身份同情。在一些城市，“渣土车”甚至也成为“特权车”，交管部门对其违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渣土车事故缺少关注，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在舆论的判定标准里，这样的新闻就和渣土车的名字一样“土”得掉渣，它们不像“宝马”那般惹人注目。 舆论有时候确实势利。甘肃正宁发生了校车惨剧，一时间校车问题似乎成了舆论视野里最值得关注的事件。有些地方个别“校车”发生了侧翻，乘车的孩子们受伤了，媒体也倾力关注。不是说这样的新闻不能关注，我是怀疑，如果不是在目前“全民关注校车”的大环境里，媒体会去关注一起因侧翻而导致孩子受伤的“普通”交通事故吗？ 渣土车、宝马、校车，它们因交通肇事导致的悲剧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同等级”的，可事实上激起的舆论涟漪却有天壤之别。我们强调生命的平等，同样的悲剧却引起了非等级的舆论反响，我们说这是“新闻性”决定的。可是，很多时候决定“新闻性”的并不一定是车轮下的生命，而是肇事车主的身份标签、领导对事故的重视程度、舆论对同类事件的关注热度，这些要素影响着媒体报道的取向进而左右了舆论的形成。 “渣土车肇事”没能进入舆论的风暴眼，那民众为何不能自发地掀起舆论漩涡呢？只能说，很多时候我们对生命的关怀与敬畏都还停留在表层。对“渣土车”的关注如此，对那些弱势群体的救助何尝不是如此？跟着媒体跟着热点走，媒体和舆论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而真正的公民社会里，成熟的公民也应该独立于媒体和舆论的漩涡之外，学会自主地投放自己的关怀与爱。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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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科院院士：年轻研究者“骨头软”不敢做大事

dongzg101 2011-12-4 12:50

中科院院士：年轻研究者“骨头软”不敢做大事 2011年12月04日 03:24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本报记者李新玲 9017 人参与 0 条主评论 261 条评论 0 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李国杰（资料图） “我们是否应当反思一下，科研开发除了对个人评职称和为本单位排名次起加分作用外，能否对整个社会进步真正产生较大的影响？”日前，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李国杰院士在深圳举行的“2011中国计算机大会”上，痛批低效研究开发，对于大量无用甚至无效的研究，他认为是群体性“糊涂”。 据介绍，我国科研投入不断上升，从2000年的不到900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7062.6亿元。全国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经费每年增长都在20%以上。2009年，全国参与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人员（中级以上职称和博士学位获得者）达到318.4万人，已是世界上这一领域人力资源投入最多的国家。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各项排名也在不断向前，但李国杰认为，我国大学与科研单位的研发效果不佳，许多所谓的科研工作既不产生新的知识，对企业也没有帮助。 李国杰认为，从表面来看，我国计算机领域产业规模扩大，研究人员不断增加，但是绝大多数研发人员在做模仿跟踪开发工作。 让李国杰院士感到安慰的是，以华为公司等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已经认识到上述问题，现在已经与外国大公司并驾齐驱，没有可跟踪的对象，只有自己开展前瞻研究才能占领制高点。 对于引领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前瞻性研究，李国杰院士有许多思考。他认为，开展前瞻性研究不但需要技术积累，还需要胆识与气魄。可是他“恨铁不成钢”：“ 我国当代科技人员的胆识与气魄已不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人员，普遍有“缺钙”的毛病。老一代科研人员敢于造原子弹、氢弹，可是现在一些年轻科研工作者‘骨头软’，只满足于做小事。” 李国杰解释了什么是“小事”：“近十年来，由于科技评价制度强调‘数字化’考评，导致科研人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习惯于对技术细节的改进而缺乏判断宏观市场和洞察未来的眼力。” 李国杰介绍，国际上对开展共性技术前瞻研究的政策各不相同。美国比较强调企业间的竞争。1987年，美国开始先进电视（ATV）研究工作。最早有几十家公司参与，最终美国通用仪器公司开发出数字电视，成为新的标准，迫使日本和欧洲放弃过去的模拟制式。 日本和欧洲非常鼓励竞争前技术的合作，由政府出面组织联合技术攻关。欧洲开发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时，从众多移动通信公司的技术方案中迅速统一，成功形成GSM全球通标准。 李国杰提出，我国的前瞻性研究要强调联合起来“做大事”。如果按照目前计算机领域研发状况发展下去，李国杰担心“可能一件大事也做不成”。 延伸阅读： · 中科院研究所采购内存6247元1条 网上报价不过300 · 方舟子：候选人高官多 中科院正变成高官俱乐部 · 白春礼：中科院对国内优秀人才给予“海归”同等支持 PN004 标签： 李国杰 科研工作 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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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美一篇论文成世上被引次数最多论文：超27万次(中国青年报)

ranfen 2011-11-30 18:41

奥利弗·豪·洛瑞 在谷歌中输入“奥利弗·豪·洛瑞”这个名字，只能得到几张面容模糊的肖像照，寥寥无几的新闻报道，以及一篇发表于1951年的学术论文。 一篇就足够了，这可是全世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截至2004年1月，这篇题为《 用Folin－酚试剂测量蛋白质 》的生物学论文已经获得了275699次引用。论文中，洛瑞根据自己在美国纽约公共健康研究所作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测定蛋白含量的方法。 对于生物学研究来说，测量蛋白质含量就像学习“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基础——不管是细心的妈妈想要辨别含有三聚氰胺毒奶粉，还是爱美的女士挑剔蛋白质含量多少的食物，或者医生想要从血红蛋白数量来判定病人是否贫血，都需要进行蛋白质测量。 也许正是因为这项研究的基础性，洛瑞这篇发表于《生物化学期刊》的论文成为“引用经典之作”。 如此傲人的成绩让当时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对洛瑞的文章进行研究。在一张精心绘制的图表里，这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曲线从发表后一路高歌，在上世纪80年代，每年都可以获得近1万次的引用，遥遥领先于同领域的其他论文。 不过，随着考马斯亮蓝法等新检测方法的出现，洛瑞论文的引用曲线渐渐下滑。但直到今天，这篇论文仍然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引用，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加拿大到中国、日本，以及地中海区域的以色列。 自己的话被别人引用，这可是成为名人的必经之路。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统计，那些历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信源无一例外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马克思、列宁、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 至于一篇论文如何才能获得较高的引用次数，专门研究论文的国际期刊《科学计量学》认为，虽然内容是决定性因素，但仍有不少细枝末节会改变引用的次数。 其中之一就是论文标题。伊朗研究者发现，标题长就更容易被引用。万一你的标题是一个问句？那它只可能吸引更多下载，而不会有太多引用。如果标题里还含有个冒号的话，那下载和引用都别指望能多到哪儿去。 按照这些最新研究，要是洛瑞当初为自己的论文取名为《蛋白含量测定新法：Folin－酚试剂管用吗？》，估计“论文引用世界第一”的宝座就有可能拱手让人了。 还有一个屡试不爽的法子就是上报纸。美国学者认真地分析了十年间《纽约时报》中引用医学论文的报道，他们发现，被报纸引用过的论文引用次数远高于未被报道的论文，特别是在报道刊发后的一年以内，引用率可以高出72.8%。 回到洛瑞，尽管论文中提出的蛋白定量法为他赢得了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荣誉，却没有打动诺贝尔奖的评委。在此后的每次典礼上，他只能看着那些论文引用次数比他少好几个数量级的获奖者穿着精心准备的礼服，从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委手中捧走奖杯。 这导致他在面对美国华盛顿大学邀请他出任医学院院长一职时，不自信地打起了退堂鼓：“在我之前两任院长都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但是，我看我除了自己掏钱去旅游以外，怕是没指望能到瑞典去了。” 事实上，不只是洛瑞遇到这样的情况。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上世纪90年代就成了目前健在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人。即便在整个历史上，他也高居第八，排在弗洛伊德之后。负责统计的研究员甚至感叹说，“看来没有人写论文能够不引用乔姆斯基”，但就算这样他至今与诺贝尔奖无缘。 但是话说回来，论文引用真的这么重要吗？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洛瑞了。他最后还是成了医学院院长，而且还是美国最优秀的医学院之一。虽然这个生物化学博士唯一跟医学沾边的也只是拥有“医学学位”而已。他在即将进入80岁的时候写过一篇题目是问句形式的文章，叫做《一个并非天才的人如何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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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穷教授VS富教授的启示

panfq 2011-11-25 12:09

穷教授VS富教授的启示 　　校园里是非也多，最新的话题是大学教授们的贫富差距。《中国青年报》近日一则名为“穷教授VS富教授 一位大学老校长眼中的教授贫富”的报道给我们掀开了冰山一角，同一所大学的两位教授，一个开奥迪A6上班，一个还在为买房的事发愁。“穷教授，学生请吃饭，过节凑份子送礼物；富教授，给学生红包，请学生吃饭。” 　　十几年前，大伙还在争论搞原子弹的怎么就不如卖茶叶蛋的，谁能想到有一天，拿着7个8的手机号码打电话的，会是一名大学教授。其实，大学里的贫富差距跟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是一回事，有人坐在宝马车里哭，有人骑着自行车笑，既然不存在均贫富的社会，自然也就不存在均贫富的校园。那么这一切是正常现象吗？ 1 富教授豪车代步 穷教授发愁买房 　　今年初，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尹晓光，在一次研讨会上称自己是3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开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一时舆论哗然，网友戏称其为“宝马教授”。 　　事实上，在高校中，像尹晓光一样豪车代步的教授不在少数。在北京一所985高校里，仅宝马就有十余辆，奔驰、奥迪越野一类的豪华轿车也并不鲜见。 　　相形之下，教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全无风光可言，甚至有些寒酸：住的是学校福利房，骑的是28式自行车。 　　华中地区一所“985”高校的赵铭（化名）教授介绍，自己所在学校，一般教授每年的工资收入是8万~10万元，最近几年里新晋升的副教授，年工资收入最低可能只有5万元。2000年以后，高校教师住房也由以往的福利分房逐步走向市场化，高校教授也要面对巨大的购房压力。 　　在高校里生活，无论是学生或老师，都能感受到教授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却很难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说明这种差距有多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光礼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各种数据都不透明公开。 　　长期在校园生活，这位专门从事高教研究的学者对穷教授富教授现象有着直观感性的认知，但在一所部属院校调研了解到的情况依然让他震撼：所有教授的基本工资一样，基本工资之外的部分按照业绩点计算，一个业绩点每月发3000元（发1年），该校20%的教授拿不到任何业绩点，全校教授一年平均业绩点0.6，“最高的一位教授一年能拿到几十个业绩点，收入悬殊之大让人咋舌。” 2 富教授“生财有道” 　　任何职业的从业人员，因能力、资历、地区等差异，收入都会有差距，拥有最新知识和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也不能免俗。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天壤之别呢？ 　　富教授们的生财之道一：科研提成 　　武汉一所“985”高校的张教授介绍，按照通行规定，纵向课题（即政府课题，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部委课题等）的提成一般都在10%左右，而横向课题（即和企业合作的项目）提成可以高达40%。如果申请到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就可以到手100万元，乃至数百万元，“科研还没做，自己就变成富翁了”。 　　富教授们的生财之道二：“考研热”、“考证热” 　　这些教授多与考研、考证的相关学科有联系，通过为相关的培训班上课获得大笔收入，知名教授讲一次课收费超过万元也早已不是新闻。 　　高校中的富教授分为四类： 　　 一是“学霸”。 现在大学的学科点如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都是学科点负责人制，学科点负责人实际上是一个自然人，他把学科的资源全部垄断，比如学科博士点的经费、命题、改卷、招谁不招谁、立项、出国、学术会议。 　　 二是所谓“权威”。 他们已经控制了国家的一些课题，是专家委员会的成员，虽然是搞学术的，但由于各种关系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项目资源非常多。 　　 三是“学官”。 亦官亦学，比如副校长是博导又是教授、后勤部部长是教授，这类人也很有钱，因为这类人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都有，并且可以把两类资源结合利用。 　 　四是大学教授兼职。 去其他学院兼职或者在外当董事，有的在外直接有公司。另外还有一些人脉关系比较好的，能搞项目的，一个项目挣钱数以百万计。 3 “穷富教授”背后的原因 　　同社会阶层贫富差距扩大与占有社会资源多寡有关一样，教授贫富差距扩大，也与各自占有社会资源、学术资源的多寡密不可分。而除此之外，另一大原因也不应忽略，那就是大学教授所在学科的差别，即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差别。 　　基础学科是指研究自然和社会基本发展规律的学科，如数理化、哲学、文史等，多难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而解决工程、社会实际问题的应用学科，如工商管理、金融、贸易、旅游、计算机科学等，则可以直接创造经济效益。 　　正是专业知识能否转化成经济效益的差别，导致了各自领域的教授贫富分层。各方资料显示，一些教授之所以富，就因为他们多在应用学科，专业知识能迅速转化为经济效益，受到企业和地方政府欢迎；而一些教授之所以穷，就因为他们多在基础学科，专业知识很难转化为经济效益，少人问津。 　　杨振宁教授说过，应用学科须建立在原理上，所以大学要有深厚的基础学科作为根基。但因就业等种种原因，相比应用学科，中国大学的基础学科一段时间来颇有弱化之势，“工具价值”高过“基础价值”。这也是近年来11所名校悄然试验培养基础学科尖子生、武汉大学提出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等的原因。如果现在基础学科领域的教授积极性受挫而导致基础学科再次退步，中国大学以何立足？用什么去竞争世界一流大学？ 　　而近期，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提出，错失前四次科技革命机遇、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也只是跟踪者的中国，应卡位第六次科技革命，勇做领头羊。而历次科技革命都是基础科学领域的革命，如果基础学科弱化，中国有何本钱去做科技革命的领头羊？重要的是，历次科技革命还直接影响国家兴衰及国家地位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升降，基础学科关乎国运，更是只能进不能退了。 　　引起我们关注和让我们揪心的，也不是对比本身，而是对比背后的原因。大学教授贫富差距扩大，穷教授多集中在基础学科，这看似只是高教领域的问题，但影响深远，不可等闲视之。比如“穷教授骑飞鸽，富教授开宝马”，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老校长看到拉开差距的原因“恰恰是项目提成以及校外兼职的灰色收入”，所以揪心地说：“有了对经济的追求，少了对学术的孜孜以求，其实就是‘逼良为娼’。” 4 “中间带”狭隘，才有教授穷富之忧 　　如今，诡谲之处在于，人们纷纷替“穷教授、富教授”问题寻找答案，却少有人反思为何它会被视为一个问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教授的困厄遭遇、外国教授的坚守贫寒，不是历来被作为美谈吗？为何相同的事复制到此时、此地，便成了亟待正视的“负面图景”？究其原因，或许不是因为“富教授”太富，而在于“穷教授”太穷——“上一节课，三五十块”、“承担养家、买房的巨大压力”。治学之士，为稻粱谋，怎不令人唏嘘！ 　　在高教大扩张的浪潮中，教职人员的利益，被逼到墙角，直至退无可退。在某些高校，教授尤其年轻教授，其兜底性薪酬，尚不能匹配身份角色。众所周知，“学术”乃远期志业，唯允诺参与者的体面生活，才不至沦入短视、急功的歧途。那么，观望“穷教授”的生活窘态，公众心底难免产生一丝忌惮：生活的质量底线被一再拉低，更立足长远、更形而上的研究，注定变得岌岌可危、举步维艰起来。 　　纷繁乱象，其来有自。很多时候，教授们被推着自谋前程，被推着拥抱市场，被推着投机吸金。而那些坚守内心者，便成为被同情、被唏嘘的对象。也许，着实不能责备，富教授们太过世俗。倘若不如此，他们便会滑入“穷教授”的行列。在隐隐鼓吹“自己拯救自己”的学术伦理内，富教授与穷教授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中间带--而“中间带”，本是学术良心与动力的最大源头。 5 我们缺少穷教授富教授之外的榜样 　　穷教授或者富教授，其实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么多年了，不管是穷教授还是富教授，我们似乎还没有出过哪怕是一位足以彪炳史册、让人敬仰的大师级人物。 　　穷教授富教授现象几乎存在于每一所高校中，有直接市场商业价值学科的教授很多就是一个大老板，富得流油；而对于那些做基础科学的教授来说，就没有什么额外的经济来源了。干工程的教授和做数学的教授简直就成了学术界贫富极端的两种典型。 　　冰火两重天，富教授把赚钱当成自己惦记的头等大事，学术与科研成了附属品，研究生也就成了这些教授的廉价工人。这样的教授可能会用自己的谈吐或者其他魅力去征服自己的学生，但是要想让中国出几个大师级别的人物，类似于这样学术包工头的做法，没有真正沉得下来的意志，也就很难指望得上了。 　　而对于那些很多所谓“一心只搞教学”的教师，你也不能说就是一定多么热爱教学工作。事实上，作为一个已经能够在大学里担任教职工作的知识分子，如果还只会讲课、只会当一个单纯复述书本、传递前人知识的“教书匠”，那这样的大学教师、教授也绝对不会是一名多么称职的教师、教授。 　　在强烈的穷富对比之下，有时候连学生都会质疑“穷教授”生存的价值，一般人很难在教学底层安心做学问，没有人愿意做一个简单的老师。我们缺少的是这样一种平衡的心态和平衡的环境。于是，有点能力的都开始琢磨“教学以外的事儿”。能赚钱、有能力，拥有项目资金的教授，慢慢“乱花渐欲迷人眼”，很难把大部分精力都沉淀下来去做一些足以成为大师级人物的工作和研究；那些能力一般的，就只好满足于纯粹的教学工作，一星期就几节课，相当轻松也相当无趣。 　　至于后来者，就在两个群体之间选择、摇摆，最终他们也将成为穷教授或者富教授群体中的一员。 　　但是，很少有人会选择去成为大师级别的人物，因为他的身边没有这样的榜样，或者整个高校都没有这样的榜样，我们有的只是穷教授或者富教授。 6 “穷富教授” 下的资源配置问题 　　大学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净象牙塔，既然“人是社会的人”，高校早已跟社会全方位“接轨”，也就别指望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还“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过的是贫富均等、毫无差别的同质人生。有些教授开宝马当董事，有些教授骑飞鸽坐冷板凳，早就是公开的现实。 　　其实教授“富开宝马穷骑飞鸽”，何尝不是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缩影，或者说影像投射？贫富问题，说到根本，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怎样配置资源，这些资源就会怎样转化成教授手里多寡鲜明的票子。如果绝大多数资源是被权力、被权威高度垄断，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又将权威和权力迅速“整合”，另外一些资源又逾越教育底线地与资本媾和，那么相对应的，必然会从“权力”和“市场”两个层面，制造出一个个具体的、贫富不均的教授来。 　　在这些之外，则是一些没课题、没项目、没人脉，只能闷头写论文、抬头忙上课的教授，因与市场和权力都“绝缘”，只能日子窘迫，靠“毁灭自己”来“照亮别人”。这种物质水平，反过来又影响到整个教育界的精神。 　　从逻辑和来源上讲，校园里的贫富差距跟社会贫富差距没有什么不同：绝大部分资源，都是按照距离权力的远近形成格局；市场留给大家自由发挥的空间都很小，单纯凭借寻找市场来获得成功几率太低；垄断状态一旦形成，利益群体和结构就会很快地固化下来；现有机制非但不能打破“公平公正”缺乏的现状，反而反过来在强化这种不公的加剧…… 　　这跟校园外的社会一样，也是有人开宝马有人骑自行车，大家不是不能接受贫富差距，而是不愿意接受被权力扭曲、人为因素过重、充斥不公且在不断固化的贫富差距。这也注定了，教授们的贫富差距命题，跟老百姓的贫富差距问题没有太多的两样。 　　缓解的根本，还是要回到怎样配置资源这个本质命题上来：纠正权力在资源使用中扭曲科学和公正的存在，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以公平方式发挥作用。在校园外，只有建构起科学、人性的社会治理结构，建立起被监督被制约的权力运行框架，老百姓才能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在校园内，减少手握权力者在教育问题上的横冲直撞，以规章制度遏制学霸、学官们的利益固化下来，教授们才能有一个尽可能平等的舞台与尊严。 价值中国网编 2011-11-24 http://focus.chinavalue.net/Biz/2011-11-24/3646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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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好的师生关系是最大的教育力量

dongzg101 2011-11-23 12:22

顾明远：好的师生关系是最大的教育力量 樊未晨 2011年11月07日08:25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推荐阅读 更多 大三"专利男"当上百万富哥 如何看懂4~6岁孩子的画 大学第一课:军训记忆,晒干了吗？ "学生哥火并"青年人戾气如何消弭 　　“我现在不担心教师教不好学生，我只担心教师不会爱学生，没有爱哪来的创新人才培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说。日前，一个名为“创新人才·基础教育”的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举行，众多与会教育专家表示，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认为，我们在关注创新人才培养的同时，应该更加关注培养人才的环境，他把这种环境称为人才成长的“泥土”。教育专家、北京教科院研究员文喆教授也认同这个观点。他指出，创新人才的培养不能只关心人才的知识结构，“突出人之‘才’，是把人变成了‘器’”，即使是创新人才也首先要关注“人”的培养。而且“一颗豆芽是无论如何也长不成参天大树的。”创新人才通常是“冒”出来的，教育的任务就是提供良好的土壤，让人才能够积聚足够的内在力量。 　　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创新拔尖人才的匮乏问题恰恰出在“土壤”上。 　　顾明远教授介绍，他曾在外地的一个教室里看到这样一条标语：“争一分多一分一分定终身”，“现在的教育中有很多反教育的行为。”顾明远说。顾明远一位朋友的孩子就读于北京一所著名高中，孩子没有进入该校的实验班，一次家长会，老师跟家长这样说：“我对你们普通班的家长没有什么要求，普通班的学生都是烂人。”“这样的老师能培养出人才吗？”顾明远说，“好的师生关系是最大的教育力量。”但是，现在在一些学校里，师生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差了，教育已然失去应有的力量。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院士说，理想的教育应该是让所有的孩子在校园里快乐地学习，但是现在的教育没有这种生态环境，反而变得非常急功近利。 　　华东师大二附中的校长坦言：“我们只能在尽可能保持升学率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小范围的尝试。”因为，在整个教育系统甚至整个社会都以分数为评价标准时，学校的升学率下来了，“家长们就会用‘脚’来投票”。 　　“如果整个社会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氛围很浓，缺少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的氛围；如果人们乐于去抢见效快、薪酬高的热门学科，而将一些基础学科冷落一旁；如果社会急功近利、缺少实事求是、潜心钻研的治学精神；如果社会缺少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标准；如果社会少了诚信、少了尊敬，剽窃仿冒盛行，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很难让创新人才顺利成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 （责任编辑：林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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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的阿麻色夫

热度 1 fs007 2011-11-12 13:21

亦明 如果仔细地阅读一下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你就会被它们所覆盖的内容之广所震撼：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活的、死的，文的、理 的，中的、西的——简单一句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方舟子不知道的。确实，在那本被刘华杰踏破铁鞋才推销出去的《方舟在线》的封面上，就有这样一句话： “你可以和方舟子讨论几类问题，但方舟子却可以和你讨论几乎所有领域的问题。” 牛皮吹破了天的《方舟在线》 实际上，即使你不和方舟子讨论任何问题，方舟子也要向你卖弄“几乎所有领域的问题。”根据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学术领域的学科分为12个门类，下辖78个一级学科。而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的 272篇专栏文章，就涉及了哲学、教育学、文学、史学、理学、农学、医学7个门类，以及下面32个“一级学科”：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外 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海洋科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光学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核科学与技术、环境科 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作物学、林学、水产、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药学、中药学。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一级学科”，相当于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的“专业类”，“二级学科”才是所谓的“专业”。众所周知，一个本科生需要学习大约10门左 右的“专业课”。显然，光靠大学本科学到的那点儿知识，是绝对没有资格给“中国青年”做科普的，要不然，方舟子的饭碗还不早就让人家抢没了？事实是，强调 “资格”、强调“专业”，是方舟子打击进犯者、捍卫自己地盘的主要手段。看看方舟子是怎么说的： “ 从她的学术背景看，我不认为她有资格质疑进化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主流。 ”（方舟子：《〈美梦还是噩梦〉不是科普著作》，XYS20011129， ）。 “ 我们来看看朱院士的简历，看看他所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的学术研究，还真看不出他有什么学术资格去做有关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学术报告 ”。（方舟子：《举报朱清时院士宣扬迷信搞伪科学》，XYS20030902， ）。 “ 据我所知，人民大学为一所文科学校，并无生物系。我不知道刘县书如此自称是什么意思，是说自己本科读过生物或曾经自学过生物，所以就可以训斥一位分子遗 传学方向的生物学博士在遗传学问题上不专业？ ” （方舟子：《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县书的批评》，XYS20050120， ）。 显然，按照方舟子的标准，有资格在某一领域开口说话的人，都必须是所谓的“专家”——专到“三级”、“四级”甚至“五级”学科之中才行。比如，微生物学是 “二级学科”，它的下面还有相当于“三级学科”的真菌学、细菌学、病毒学等等。而在病毒学下面，还有相当于“四级学科”的植物病毒学、动物病毒学、医学病 毒学等等。一个病毒学专家，一般只是其中某一类病毒、甚至是某种病毒（如逆转录病毒）的专家。也就是说，如果计算到“四级学科”，方舟子那272篇文章， 至少要横跨一百个学科。 问题是，就算我们对方舟子的底细一无所知，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对这样一位举世罕见的全知万能、既渊又博的“网络奇才”产生这样的怀疑：他的知识到底是从哪 里来的？他的知识到底是怎么来的？而事实是，方舟子这个学术混子、科学骗子“混学位”、“骗国人”的历史早就大白于天下了（详见亦明《科唬作家方舟子》， ），因此，我们的问题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方舟子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地在“全国性大报”上所说的一切，到底有多少是“真科学”，到底有多少是“伪科学”？ 事实是：这个在中国动不动就挥舞“伪科学”大棒的打手，是中国最大的“伪科学家”。 1、从猪油博士到阿莫袭夫 我们已经知道，在走出偏远的福建云霄山区之前，方舟子一直被人吹着、捧着、哄着，因此造成了对自己的错误认知，以为自己真的是一个什么“奇才”。据他自己说，“上大学之前，早已把整个人生设计完毕”。（方舟子：《我的经典》，1999年4月《新语丝》， ）。 可是，在以“福建省1985年高考语文状元”的身份迈入中国科技大学大门之后，这位“骄傲少年”马上就蒙受了极为沉重的心理打击：原来自己是那么的才疏、 学浅。可是，此时的他，不是虚心面壁，潜心向学，而是剑走偏锋，抛弃学业，想要依靠当“反叛诗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设计”——“出名”。也就是因为如 此，他这个中国科技大学五年制细胞生物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才会连最基本的细胞生物学概念如“中心粒”、“着丝点”都分不清楚。（详见《科唬作家方舟 子》）。 同样，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五年期间，方舟子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泡中文互联网、冒充诗人、冒充明史专家，所以他对自己的所学的生物 化学专业至今懵懵懂懂。但奇怪的是，从来就冒充学贯中西、文理兼通、也从来就不知道藏拙的方舟子，却对自己的专业领域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到万不得 已，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又是为什么呢？追根溯源，我们应该从“猪油博士”说起。 读过生物学专业的人都知道，化学是生物学专业中基础的基础。一般来说，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学化学：先是无机化学，接着是有机化学，最后是生物化 学。由于生物化学是从有机化学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重叠之处。不仅如此，生物化学专业的研究生还要重修生物化学。也就是说，对于一名生物 化学博士来说，一些基本的生物化学知识，他至少要学过三次。例如，方舟子自己就承认，“我学了十年的生化”。而我们下面讲的这个故事，涉及的知识，就是一 个在本科有机化学中就讲过、本科生物化学又重新讲、到了研究生阶段还要继续复习的基础知识。 话说到了1996年5月18日，方舟子已经戴了半年的生物化学博士帽子。这一天，他在网上发表了他的《进化中的进化论》第六章《生命起源》中的一节，《化学进化假说》。其中，方博士写道： “ 在1953年，米勒把甲烷、氨气、氢气和水蒸气混在一起，加以火花放电（模拟闪电）， 如此反应一周，发现这些气体中15%的炭都被转化成了尿素、简单的有机酸，最重要的，是在合成物中包含了多种氨基酸。米勒的实验结果一公布，马上引起了轰 动，大家纷纷跟进，采用不同的配方（比如用二氧化碳、氰酸），不同的方法（比如用紫外线照射）重复米勒实验，所有能够组成生物大分子（蛋白质、核酸、脂 肪、多糖）的小分子一一被用类似的方法合成出来了，包括组成蛋白质的所有二十种氨基酸、组成核酸的嘌呤和嘧啶以及单糖。 脂肪酸和甘油也能被用类似的方法合成，而如果把二者混在一起加热到干燥，就能生成组成细胞膜的重要物质——磷脂。 ”（见《新语丝之友存档》， ）。 此时，读者只需要把目光聚焦到引文的最后一句话即可。这句话对于修过大学本科有机化学的人来说，相当于这样：“把白菜和萝卜放到锅里焖一焖，就能生成红烧 猪肉。”之所以会有这样古怪的类比，乃是因为，顾名思义，“磷脂”应该是含有磷元素的脂肪，而脂肪酸和甘油都不含有磷元素。据邢其毅等人编写的《基础有机 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625页，“在动植物体内含有一类和油脂类似的化合物，称为类脂质，都是些高级脂肪酸的酯。在分子中含有磷的叫磷 脂”。据王镜岩等主编的《生物化学》（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脂质分为单纯脂质、复合脂质、衍生脂质三大类，“由脂肪酸和甘油形 成的酯”被称为单纯脂质，而磷脂则列于“复合脂质”类。所以，方生物化学博士的“化学进化假说”，就是相当于用白菜加萝卜炮制红烧肉。 脂肪酸、甘油、甘油三酯、磷脂的分子结构式 注：除了甘油结构之外，其余的三类分子仅示意基本结构。猪油的基本成分是甘油三酯。 （根据维基百科相关条目图片改制） 从另一方面来讲，脂肪酸和甘油生成脂肪的化学反应受酸的催化，（《基础有机化学》第545页说：“羧酸与醇在酸催化下反应成酯，这种直接用酸和醇进行的反 应称酯化反应。”）在生物细胞中，脂肪的合成受一系列酶的催化。（见王镜岩等主编《生物化学》下册258-264页）。没有一本化学书说，把脂肪酸和甘油 “混在一起加热到干燥”就能够生成脂肪，更不用提“磷脂”了。 也就是因为如此，方舟子当时在中文互联网上受到了众人的无情嘲笑。一个叫羽箭的人发帖子说： “ 方大嘴显然不知道什麽是磷脂。磷脂是含磷酸基的，而‘二者’都不含磷元素，反应的结果是生成 脂肪，譬如猪油。连磷脂的基本结构都不知道，真好意思整天卖弄自己那点生化。其次，脂肪酸与甘油加热到‘干燥’生成不了任何新东西。‘干燥’在化学上指的 是除去游离的或吸附的水。去结晶水的过程已不是干燥过程，而是应当说是‘脱水’过程，它包括了化学键的断裂。方在这里明明说的是酯化反应，生成物是脂肪与 水，是典型的分子间脱水反应，根本不是‘干燥’过程。这是高中化学的知识。当然，跟方大嘴扯化学是有点欺负他。一个连自己的专业领域都不了解的人，还指望 他懂化学？……一个人在蛋白质、核酸、磷脂三方面都犯常识错误，还是可以夸耀他的生物化学博士头衔。也并不一定就可笑了。可笑的是编逻辑胡搅蛮缠。或者如 这回，装死不吭声。 ”（羽箭：《装死的磷脂》， ）。 这就是“猪油博士”的由来。 那么，羽箭为什么说方舟子在“蛋白质、核酸、磷脂三方面都犯常识错误”呢？原来，除了“猪油”笑话之外，方舟子还曾说过“蛋白质突变”这样的话。并且，他 还不知道核酸上面的“碱基”（即嘌呤和嘧啶）在化学物分类中属于“杂环化合物”，而在被人指出无知之后，他还曾这样反讽人家： “ 特向这位生化大专家问一个小小的小得不能再小的简单问题：这‘杂环（DNA的碱基）’究竟是什么玩意？可怜我学了十年的生化，还没听说过，你怕我们搞生化的不懂，特地加了注，我们太笨了，还是不懂。 ”（见： ）。 关于“杂环化合物”，《基础有机化学》是这样定义的：“构成环系的原子除碳原子外还有其它原子时，叫做杂环。”（869页）。维基百科的 heterocyclic compound词条采用国际理论化学与应用化学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的定义：“杂环化合物是由至少两种不同的原子构成环系的环状化合物。”（Heterocyclic compounds are cyclic compounds with at least two different elements as ring members atoms.）（见： ）。在被称为“生物化学的圣经”的Lehninger 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 （《生物化学原理》第四版）中，当讲到核苷酸的结构时，也有这样一段话： “The nitrogenous bases are derivatives of two parent compounds, pyrimidine and purine. The bases and pentoses of the common nucleotides are heterocyclic compounds.”（核苷的含氮碱基来自两种复合物，嘧啶和嘌呤。常见核苷酸中的碱基和戊糖是杂环化合物。） （p. 273） 所以说，方舟子以“学了十年的生化”的资格，对杂环化合物这样“一个小小的小得不能再小的简单问题……还是不懂”，并且还要加以炫耀，岂止是“太笨了”，简直就是太无知了、太无耻了。 实际上，直到今天，方舟子对生物化学的无知仍旧是一如既往。比如，他在2007年打蒙牛牛奶的假时，竟然暴露出自己连纯化的微量蛋白质非常昂贵这样的事实 都不知道，而是要在别人发帖子之后才如梦初觉，“像IGF-1这种微量蛋白质应该是很贵的。”（方舟子：《一盒蒙牛特仑苏牛奶该值多少 钱？》，XYS20070420， ）。这与他冒充“生物信息学家”但却不知道生物信息学都包含哪些分支一样，充分说明他对这一学科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让人叹息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猪油博士，在2009年还敢不知羞耻地腆着脸骂93岁的申泮文院士是“老糊涂”，告诉人家应该如何翻译General Chemistry。（见《网人评申泮文院士指出我们竟误会了“化学”一百年》，XYS20090305， ）。 明白为什么万能博士方舟子在科唬的时候，一定要坚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了吗？ 可笑的是，从2008年起，已经在无知的猪油中摸爬滚打了整整12年的方博士，竟然这样“主动”地引导中国大众把他与美国著名科幻、科普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联系到一起： 记者：“有人攻击您在专业上做不出什么成绩，就靠些科普文章混，这种看不起科普的意见是不是在国内科学界里很有市场？” 方舟子：“是的。阿西莫夫也是拿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从事科普写作，在美国就没有人这么攻击他。不过，由于我在干得罪人的学术打假，不管怎么攻击我，都有市场。”（《方舟子就科普问题答〈新世纪周刊〉记者问》，XYS20081208， ）。 “是不是在美国找不到工作才转行当作家的？是不是为了炒作成名才出来打假的？对于类似的质疑，方舟子给出的解释是，如果在美国找份工作，对他来说非常容 易，但他不愿意被别人管着，回到国内做科普，作协也曾邀请他加入，他同样拒绝了。方舟子欣赏的是美国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那样的工作状态。”（《方舟 子十年打假路》，《南都周刊》2010年第29期，XYS20100805， ）。 记者：“你为什么欣赏美国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 方舟子：“他是百科全书式人物，他写了很多东西，不只是科普，人文方面的也写，我特别佩服这种多产、多学科东西都写得很好的人。科普作家有几类，在很多中 国人看来科普作家是写少儿读物的，这不是我想做的；还有一类人本身搞科研，偶尔写几本科普书，这也不是我要做的；像阿西莫夫这种专职科普作家，我觉得自己 跟他比较像，他涉猎范围很广泛，文章有很多知识含量在里头。”（李扬：《访方舟子：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010年10月12日《文汇 报》，XYS20101019， ）。 难怪在羊角锤案爆发之后，新语丝上一名如醉如痴的女方粉会这样狼哭鬼嚎地叫喊：“斑竹赶紧提前回美做阿西莫夫吧！”（见： ）。 那么，方舟子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阿西莫夫”吗？门儿都没有。不要说阿西莫夫至今没有抄袭剽窃的丑闻缠身，仅看看他那丰富宽广激情四射活力无限的想象能力， 再看看方舟子那封闭、阴暗、狭隘、僵硬、顽固的头脑，你就会知道，除了都是生物化学博士之外，方舟子与阿西莫夫没有一丁点儿的共同之处。不过，方舟子也不 必气馁。你虽然永远也当不成“中国的阿西莫夫”，但你却早已成了世界著名的“阿莫袭夫”——I’m A T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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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内地教授基本工资5000元 仅为香港1/10

热度 1 rxlhyr 2011-11-6 20:56

内地教授基本工资5000元 仅为香港1/10 黑龙江一所高校的财务人员赵老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教授从学校直接拿到的收入大致分为两块：“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其中绩效工资占到至少一半的比例，而基本工资一般在5000元左右。 　　这就意味着，即便是级别相同、工龄相同的教授，收入也会有差别，申请课题经费多的科研人员，可支配的资金多，用来发绩效工资的部分就多。 　　赵老师介绍，国家对大学的投入比过去已经提高很多，但作为基本保障部分的教师基本工资增长非常有限，主要是基于一个目的：刺激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科研经费提成的做法，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为了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高校开始鼓励教师“积极申请课题”，教授更是成为大学申请经费的筹码和“摇钱树”，以课题经费提成来提高待遇由此肇始。 　　与此同时，不同学科获取课题经费额的差异巨大，理工科一个大项目就几百万上千万元，人文学科一个课题能拿到几十万元的就算不错，基于同样比例的提成也加大了教师收入的不均衡。 　　一边是高校经费不断增长，一边则是教授基本工资增长有限，在这样的体制下，个人创收变得顺理成章：开办公司、校外兼职走穴，有的教授每年的收入可高达数百万元，挣得盆满钵满。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曾在“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直言不讳：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这让某些教育机构的老师有了为房为车追名逐利的借口。尽管目前很多教师的实际收入还算体面，却是建立在工资外的“创收”或“项目提成”上。 　　高教专家沈凌教授指出，如同改革开放后社会各阶层收入出现分化一样，教授收入分化属于正常现象，因为不同的学科、研究方向决定了与市场的紧密程度。一些应用学科因为天然地紧跟市场需求，更易产生经济效益，而选择文学、哲学研究的教师通常比较清贫。 　　“但同为教授，贫富差距过大，显然不正常。”在沈凌教授看来，对于一些基础学科，不给予同等的经费支持，却希望100年以后能作出贡献，并不现实。 　　在国外，个人从科研经费中提成难以想象 　　正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吴苏州介绍，香港大学的正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大约为8万~10万港币，在香港属于中产阶级，生活无忧，可以安心教书育人。而在内地，一个正教授的月平均工资大约是6000元~8000元，由于地区差异，有些地区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按照当下的汇率，1元人民币可兑换1.22港币左右，内地正教授一年8万~10万的工资总数，相当于9万~12万港币，仅比香港大学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多一点。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对中外高等教育颇有研究。他介绍，高校教师在一些发达国家属于中高收入群体，但我国高校教师从整体上来说，远未达到这一水平。 　　民国时期教授的待遇更是令今天的教授们称羡。 　　辛亥革命后的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200元~300元之间。在当时，1元可以买8斤猪肉，三间正房一月租金也只要8元，12元就可以使北京“四口之家”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购置一辆小汽车花500元，只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其时，除了高薪资，大学还为教授提供新式住宅，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一应俱全，还有花木葱茏的小院可供休憩散步之用。 　　由于国内大学提供的薪资丰厚，许多留学生回到国内担任教授职务，收入与国外差不多，留学一去不归的现象也很少见。 　　今天，不少教授的收入也已跨入中等以上，只是，从科研经费等途径获取的灰色收入在其中占据了主要比重。 　　吴苏州在香港大学里还惊奇地发现，科研经费与教授个人竟然完全没有关系，“教授拿再多的科研经费，自己的收入都没法增加。” 　　美国也有类似的规定。 　　熊丙奇教授介绍，在美国大学里，教授的收入是一定的，除了年薪收入，教授不能在课题中提成，假使一名教授在学校拿9个月工资，其余3个月薪水可以从其课题经费中支付，但仅能按年薪水准支付3个月，拿再多的课题经费，都不会改变。 　　事实上，教授走穴、兼职，在一些国家也不可想象。 　　印度就规定教授除着书立说发表文章获得版税外，不允许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日本教授走穴则必须经过学校的批准。 　　在国内，熊丙奇则听说过这样的怪事：一所高校突然整治教学风气，一名长期在校外兼职挣外快的教授由于几年不在教研室露面，出现在除名的名单中，这名教授直接找到学校质问：“这些年你们什么时候对我到教研室有要求？”一句话让学校管理者哑口无言。 鼓励科研的薪酬导向危及科研自身 　　武汉科大研究生刘娇至今记得刚入学时听到的一个故事：一次，导师孙君恒带另一个教授的研究生出去开会，那个研究生买了卧铺票，候车时却发现孙教授买的是硬座票。 　　而此后几年，她则是亲眼见证了这位文科教授的清贫坚守之路。 　　跟着导师去参加学术研讨会，研究民间文化的导师常常特意带着他们提前一天来到开会地点，实地探访了解当地的习俗风情。由于是提前到，主办方不提供食宿，导师就带着他们住几十元钱一晚的小旅店、中午吃饭就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一个饼。 　　近十年来，这位北京大学的博士毕业生，爱上了民间文化，也把目光投向了墨子、管仲、淮南子等主流学者较少涉及的领域，有意或无意中，放弃了太多赚钱的机会。 　　平均一月一次学术研讨会，4000多元的工资，差旅费就花去四分之一，早晨挤公交车上班、出差坐火车买硬座票，孙君恒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自己的研究。 　　学生们都很尊敬孙老师。然而，在现行体制和环境下，又有多少人能像孙教授这样坚守学术呢？ 　　学术资本化正成为业界有识之士担忧的问题。 　　采访中，高教研究人士大多表达出类似的观点：过于功利的追求使教授们将研究方向锁定国家各种科研基金支持的热点项目、瞄准国家的发展方向，忽略了难以市场化的基础学科，“短期化”、“功利化”的研究评估体制难出真正有用的成果。 　　而为了经费、提成去做科研，科研本身的质量可想而知。 　　华中地区一所“985”高校的赵铭（化名）教授说，学校为了拿大钱，拿大项目，把水平高的教授都赶到科研战线上，大教授整天忙于找课题、写总结、报评奖，由此带来的怪现象则是：自己没有时间做课题，课题都是博士生们完成。甚至出现一些不善交际难拿课题的教授依附这些名教授生存。 　　熊丙奇教授至今对一位50多岁的博导的反思印象深刻——“我现在就是一个销售员。” 　　这位博导把自己的科研历程概括为“拉订单、做销售”，“运作的全部是商业的一套，感觉完全不像做学术的”。 　　“不是在开会，就是正在开会的路上”。几年前，科技系统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为此写下注脚：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参与科研时间越少。正高级职称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科研活动。(雷宇)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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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高校部分教授为经费做科研 被指已脱离学术(中国青年报）

seatin 2011-11-5 10:46

http://news.sina.com.cn/c/2011-11-05/032123417361.shtml http://zqb.cyol.com/html/2011-11/05/nbs.D110000zgqnb_01.htm 灰色收入为何大行其道 　　黑龙江一所高校的财务人员赵老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教授从学校直接拿到的收入大致分为两块：“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其中绩效工资占到至少一半的比例，而基本工资一般在5000元左右。 　　这就意味着，即便是级别相同、工龄相同的教授，收入也会有差别，申请课题经费多的科研人员，可支配的资金多，用来发绩效工资的部分就多。 　　赵老师介绍，国家对大学的投入比过去已经提高很多，但作为基本保障部分的教师基本工资增长非常有限，主要是基于一个目的：刺激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科研经费提成的做法，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为了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高校开始鼓励教师“积极申请课题”，教授更是成为大学申请经费的筹码和“摇钱树”，以课题经费提成来提高待遇由此肇始。 　　与此同时，不同学科获取课题经费额的差异巨大，理工科一个大项目就几百万上千万元，人文学科一个课题能拿到几十万元的就算不错，基于同样比例的提成也加大了教师收入的不均衡。 　　一边是高校经费不断增长，一边则是教授基本工资增长有限，在这样的体制下，个人创收变得顺理成章：开办公司、校外兼职走穴，有的教授每年的收入可高达数百万元，挣得盆满钵满。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曾在“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直言不讳：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这让某些教育机构的老师有了为房为车追名逐利的借口。尽管目前很多教师的实际收入还算体面，却是建立在工资外的“创收”或“项目提成”上。 　　高教专家沈凌教授指出，如同改革开放后社会各阶层收入出现分化一样，教授收入分化属于正常现象，因为不同的学科、研究方向决定了与市场的紧密程度。一些应用学科因为天然地紧跟市场需求，更易产生经济效益，而选择文学、哲学研究的教师通常比较清贫。 　　“但同为教授，贫富差距过大，显然不正常。”在沈凌教授看来，对于一些基础学科，不给予同等的经费支持，却希望100年以后能作出贡献，并不现实。 　　 在国外，个人从科研经费中提成难以想象 　　正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吴苏州介绍，香港大学的正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大约为8万~10万港币，在香港属于中产阶级，生活无忧，可以安心教书育人。而在内地，一个正教授的月平均工资大约是6000元~8000元，由于地区差异，有些地区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按照当下的汇率，1元人民币可兑换1.22港币左右，内地正教授一年8万~10万的工资总数，相当于9万~12万港币，仅比香港大学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多一点。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对中外高等教育颇有研究。他介绍，高校教师在一些发达国家属于中高收入群体，但我国高校教师从整体上来说，远未达到这一水平。 　　民国时期教授的待遇更是令今天的教授们称羡。 　　辛亥革命后的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200元~300元之间。在当时，1元可以买8斤猪肉，三间正房一月租金也只要8元，12元就可以使北京“四口之家”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购置一辆小汽车花500元，只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其时，除了高薪资，大学还为教授提供新式住宅，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一应俱全，还有花木葱茏的小院可供休憩散步之用。 　　由于国内大学提供的薪资丰厚，许多留学生回到国内担任教授职务，收入与国外差不多，留学一去不归的现象也很少见。 　　今天，不少教授的收入也已跨入中等以上，只是，从科研经费等途径获取的灰色收入在其中占据了主要比重。 　　吴苏州在香港大学里还惊奇地发现，科研经费与教授个人竟然完全没有关系，“教授拿再多的科研经费，自己的收入都没法增加。” 　　美国也有类似的规定。 熊丙奇教授介绍，在美国大学里，教授的收入是一定的，除了年薪收入，教授不能在课题中提成，假使一名教授在学校拿9个月工资，其余3个月薪水可以从其课题经费中支付，但仅能按年薪水准支付3个月，拿再多的课题经费，都不会改变。 　　事实上，教授走穴、兼职，在一些国家也不可想象。 　　印度就规定教授除著书立说发表文章获得版税外，不允许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日本教授走穴则必须经过学校的批准。 　　在国内，熊丙奇则听说过这样的怪事：一所高校突然整治教学风气，一名长期在校外兼职挣外快的教授由于几年不在教研室露面，出现在除名的名单中，这名教授直接找到学校质问：“这些年你们什么时候对我到教研室有要求？”一句话让学校管理者哑口无言。 　　 鼓励科研的薪酬导向危及科研自身 　　武汉科大研究生刘娇至今记得刚入学时听到的一个故事：一次，导师孙君恒带另一个教授的研究生出去开会，那个研究生买了卧铺票，候车时却发现孙教授买的是硬座票。 　　而此后几年，她则是亲眼见证了这位文科教授的清贫坚守之路。 　　跟着导师去参加学术研讨会，研究民间文化的导师常常特意带着他们提前一天来到开会地点，实地探访了解当地的习俗风情。由于是提前到，主办方不提供食宿，导师就带着他们住几十元钱一晚的小旅店、中午吃饭就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一个饼。 近十年来，这位北京大学的博士毕业生，爱上了民间文化，也把目光投向了墨子、管仲、淮南子等主流学者较少涉及的领域，有意或无意中，放弃了太多赚钱的机会。 　　平均一月一次学术研讨会，4000多元的工资，差旅费就花去四分之一，早晨挤公交车上班、出差坐火车买硬座票，孙君恒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自己的研究。 　　学生们都很尊敬孙老师。然而，在现行体制和环境下，又有多少人能像孙教授这样坚守学术呢？ 　　学术资本化正成为业界有识之士担忧的问题。 　　采访中，高教研究人士大多表达出类似的观点：过于功利的追求使教授们将研究方向锁定国家各种科研基金支持的热点项目、瞄准国家的发展方向，忽略了难以市场化的基础学科，“短期化”、“功利化”的研究评估体制难出真正有用的成果。 　　而为了经费、提成去做科研，科研本身的质量可想而知。 　　华中地区一所“985”高校的赵铭(化名)教授说，学校为了拿大钱，拿大项目，把水平高的教授都赶到科研战线上，大教授整天忙于找课题、写总结、报评奖，由此带来的怪现象则是：自己没有时间做课题，课题都是博士生们完成。甚至出现一些不善交际难拿课题的教授依附这些名教授生存。 　　熊丙奇教授至今对一位50多岁的博导的反思印象深刻——“我现在就是一个销售员。” 　　这位博导把自己的科研历程概括为“拉订单、做销售”，“运作的全部是商业的一套，感觉完全不像做学术的”。 　　“不是在开会，就是正在开会的路上”。几年前，科技系统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为此写下注脚：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参与科研时间越少。正高级职称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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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媒体称大学教授贫富不均 富开豪华车穷愁买房

pengou 2011-11-3 17:22

媒体称大学教授贫富不均 富开豪华车穷愁买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03日04:36 中国青年报 即便在同一所高校的同一院系，教授之间的贫富差异也显而易见　CFP供图 　　前不久，田勇领到人生的第一笔“工资”：680元。“老板”是他的导师，而上班地点是其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广州某理工科高校的实验室。 　　研究生一入学，田勇就开始在实验室上班，跟着师兄师姐给导师做项目，“工资”一月一发，多劳多得。田勇的一个师姐，由于参与的项目比较多，一个月能拿到2000多元。 　　同样是读研，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研究生小静则没有这么幸运。学中文的她，选择了一个非常冷僻的研究方向，帮导师做项目，连补贴都没有。 　　田勇与小静的差距，只是中国大学教授收入悬殊背景下的一个缩影。校园里，有人这样总结：“穷教授，学生请吃饭，过节凑份子送礼物；富教授，给学生红包，请学生吃饭。”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全国多所大学采访发现，高校教授的生存状态正展现多元图景：富教授财源广进，除基本工资外，还有课题提成、社会兼职等等，每年收入达数百万元者大有人在；而穷教授除了学校发的工资，其他收入微乎其微，要承担养家、买房的巨大生活压力。 　　 富教授豪车代步 穷教授发愁买房 　　今年初，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尹晓光，在一次研讨会上称自己是3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开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一时舆论哗然，网友戏称其为“宝马教授”。 　　事实上，在高校中，像尹晓光一样豪车代步的教授不在少数。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几所高校的家属区和院系办公地，在一所985高校里，仅宝马就有十余辆，奔驰、奥迪越野一类的豪华轿车也并不鲜见。 　　即便在同一所高校的同一院系，教授之间的贫富差异也显而易见。 　　就读于武汉一高校金融专业的小敏，在自己熟悉的两位教授那里看到了区别：两个教授一个教投资学，一个教政治经济学，每学期课时差不多，但却一个富一个穷。 　　“教投资学的教授跟我们讲，有人开出年薪百万聘他去当基金经理，他都不去，你可以想象他多么有钱啊。”小敏说，这位教授开着辆奥迪A6，家里有两三处房产。 　　相形之下，教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全无风光可言，甚至有些寒酸：住着学校的福利房，用着老款的手机，接送孩子上学的汽车长龙之间，他那辆28式自行车总是分外扎眼。 　　华中地区一所“985”高校的赵铭(化名)教授介绍，自己所在学校，一般教授每年的工资收入是8万～10万元，最近几年里新晋升的副教授，年工资收入最低可能只有5万元。2000年以后，高校教师住房也由以往的福利分房逐步走向市场化，高校教授也要面对巨大的购房压力。 　　不过，一年挣上几百万的富裕教授不在少数，他们在市里一般都有几处房产，有些人甚至还专门在北京购房。 　　赵教授所在的学院，有位博导有钱而且很大方，学院的老教授过生日每次都是他掏钱组织庆祝，令他满意的博士生甚至可以经常用他闲置的私家车。 　　在高校里生活，无论是学生或老师，都能感受到教授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却很难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说明这种差距有多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光礼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各种数据都不透明公开。 　　长期在校园生活，这位专门从事高教研究的学者对穷教授富教授现象有着直观感性的认知，但在一所部属院校调研了解到的情况依然让他震撼：所有教授的基本工资一样，基本工资之外的部分按照业绩点计算，一个业绩点每月发3000元(发1年)，该校20%的教授拿不到任何业绩点，全校教授一年平均业绩点0.6，“最高的一位教授一年能拿到几十个业绩点，收入悬殊之大让人咋舌。” 　　 开公司、拉项目、校外兼职，富教授“生财有道” 　　小淏就读于南京一所“211”高校，他说，学校里开公司的教授很多，“用自己的技术去办企业，学校以外的收入反而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 　　小淏就认识一位老教授，凭借所做项目，成为一家著名化妆品公司的老总，开着价值400多万元的兰博基尼轿车，在校园里常常引来围观。 　　大学教授开公司早就司空见惯。众人熟知的种业公司隆平高科的持股股东之一是湖南农业大学教授袁隆平院士、山河智能董事长兼总经理何清华是中南大学教授、尤洛卡董事长兼总经理黄自伟是山东科技大学教授。 　　而早在10年前，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张廷壁因成功攻克卟啉铁工业化生产世界级难题，以技术入股，获得了红桃K集团10%的股份，一举成为荆楚科学家首富，资产过亿，轰动一时。 　　科研提成也是大学教授的一大生财之道。 　　武汉一所“985”高校的张教授透露，自己只知道每个月的工资加津贴大约是5000元出头，但基本上就是当零花钱，从来不去看具体数字究竟是多少，事实上，在其所在院系，教授们一般都不看自己的工资条，“这背后的秘密就是，做课题、接项目的提成才是教授们收入的大头儿。” 　　张教授介绍，按照通行规定，纵向课题(即政府课题，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部委课题等)的提成一般都在10%左右，而横向课题(即和企业合作的项目)提成可以高达40%。如果申请到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就可以到手100万元，乃至数百万元，“科研还没做，自己就变成富翁了”。 　　“考研热”、“考证热”催富了高校中的另一批教授。 　　这些教授多与考研、考证的相关学科有联系，通过为相关的培训班上课获得大笔收入，知名教授讲一次课收费超过万元也早已不是新闻。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尚重生将高校中的富教授分为四类： 　　一是“学霸”，现在大学的学科点如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都是学科点负责人制，学科点负责人实际上是一个自然人，他把学科的资源全部垄断，比如学科博士点的经费、命题、改卷、招谁不招谁、立项、出国、学术会议。 　　二是所谓“权威”，他们已经控制了国家的一些课题，是专家委员会的成员，虽然是搞学术的，但由于各种关系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项目资源非常多。 　　三是“学官”，亦官亦学，比如副校长是博导又是教授、后勤部部长是教授，这类人也很有钱，因为这类人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都有，并且可以把两类资源结合利用。 　　四是大学教授兼职，去其他学院兼职或者在外当董事，有的在外直接有公司。另外还有一些人脉关系比较好的，能搞项目的，一个项目挣钱数以百万计。 　　 穷教授一般都没课题，没项目，主要搞教学 　　研究生小龙至今记得一年前帮一位文科教授搬家时让自己震惊的一幕。 　　教授家里的境况令人心酸，“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很老的彩电，桌椅油漆斑驳，还舍不得丢”，唯一让人能确认其身份的只有堆得满满一房间的书。 　　这位教授喜欢历史文化，经常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也在刊物上发表论文、撰写著作。可据小龙了解，这些都是教授兴趣所在，挣不到钱。 　　“教授的职业看着光鲜，这个群体实际也有很多穷人，日子过得很窘迫。”尚重生教授对此颇有感慨。 　　他分析，在高校里，没钱的教授多集中在基础学科以及无法市场化、不受社会重视的专业领域。这些教授没什么课题，也没有项目，以教学为主。 　　而高校里，单纯搞教学的收入之低外界难以想象，“现在上一节课，三五十块钱，跟大学生搞家教一样。” 　　一条新闻为此写下注脚：今年教师节期间，国内知名高校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表示，要在今年消灭大学教师课时费低于30元的现象，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 　　事实上，课题经费的提成已成为近年来一些教授们致富的坦途，理工科需要大量的硬件设备投入，获得科研经费基数大，一个项目动辄数以百万元，同样比例的提成，远远高于一些基层学科和社科类专业。 　　赵铭教授所在学校就流传一个故事：一位新闻系的老教授拿到一个省部级重点项目课题，开研讨会给研究生上课都要介绍一番，“那个项目经费其实就只有五万元，很多工科的教授们根本不屑一顾。” 　　今年5月一次研讨会上，身兼3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云南大学副教授尹晓冰道出了一个高校里众人皆知却无人言说的“教授尴尬境遇”——他把大学教师分在“金字塔”的各个部分，处于底端的是仅会讲课的教师，中间的是又会讲课又会拿课题的，顶端的是“学霸”和担任行政职务者。 　　媒体报道称：已有11年高校教龄的尹晓冰是“70后”，3次获云南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被某网站授予“2009经济及管理专业最受欢迎十大教授”。他告诉媒体记者，他用在教学上的精力约占1/3。 　　这位手机号码有7个8的教授与同行交流时“善意提醒”，大学教师如果想顺着“金字塔”发展，做好教学是基础，但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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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调查：76.4%的人认为单位安排的体检走过场

xuxiaxx 2011-11-3 09:55

今年7月27日，浙江省上虞市百官街道卫生院医务人员在为农民工进行免费体检。有网友评论，应定期为农民工进行体检，避免走过场。韩坚摄（资料图片） 　　如今，定期体检在不少企业和单位员工眼里，已成为一项必不可缺的福利，但最近的一系列调查和报道却显示，还有很多企业没向员工提供体检机会，即使提供体检也有走过场之嫌。 　　不久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所长李涛指出，目前我国国企与外商投资企业的职业健康检查覆盖率在30%左右，中小企业约为3%，平均职业健康监护覆盖率不到10%。 　　民盟厦门市委2010年的课题调研显示，厦门市民每年体检一次的个人只占10%。体检的主要人群仍是政府和企业补贴人员，占到体检人群的74.6%。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431人的在线调查发现，40.9%的受访者每年都享有企业或单位安排的体检，20.5%的人两年一次体检，8.0%的人每三年或三年以上一次，其余三成人（30.6%）根本没有定期体检。 　　调查还发现，63.7%的人觉得很多单位完全不重视员工体检。90.6%的人期望，用人单位应定期为员工安排体检。 　　医学专家黄建始和陈君石曾在《健康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溯源》一文中提出，人群中最不健康的1%和患慢性病的19%共用了70%的医疗卫生费用，而最健康的70%的人只用了10%的医疗费用。研究还发现，80%的医疗支出用在了治疗那些可预防的疾病上。 　　为此，不少专家提出，进一步普及健康体检，不仅可以帮助更多人提早预防和发现疾病，还可以节省公共医疗费用。 　　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推广健康体检。据《新京报》报道，8月22日公布的《健康北京“十二五”发展建设规划》提出，北京市将在未来5年实现基本体检服务的提供，推广健康体检。未来5年内，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药店和计划生育服务站都将为市民提供免费的血压、体重和腰围测量服务，以及卫生保健知识咨询服务。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还发现，52.6%的受访者期待体检能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从10月5日起，福建将率先实施这一制度。按福建新的医保规定，本级医保参保人员，可使用社保卡个人账户内的资金，自行在体检定点机构体检，男性每人每年的体检费用最高是450元，女性每人每年最高550元。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受访者提出，单位组织的福利体检项目基本是统一的，过于模式化，没有对不同情况和工种的员工提供有针对性的体检。《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也显示，76.4%的受访者认为单位安排的体检走过场，没针对性。 　　“身高、体重、血常规、心电图，单位体检每年都是这几项。这些常规检查能检测出问题吗？”一名民意中国网网友留言说，“从尘肺到职业性皮肤病，再到一些‘白领’常有的腰椎疾病、精神疾病，现在的职业病越来越多，体检不该千篇一律。” 　　卫生部公布的《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09年年底，累计报告职业病722730例。职业病病人的病种也由1957年的14种扩大到现在的115种，50年增加了近5倍。 　　山东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孙桐曾提出，很多疾病在发病初期并无明显迹象，无法通过心电图、血常规等常规检查检出。很多体检机构都有体检套餐制度，留给体检者的选择余地太小。 　　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和一些单位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医院一般都愿意在费用不变的情况下变动一些检查项目，让受检者的体检项目更合理。医院还可以建立跟踪回访机制，把健康检查向健康管理延伸。 　　新疆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李惠梅建议，单位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采用个性化的体检项目。“一般情况下，35岁以下的人群，因为身体各项机能处于旺盛期，检查时需选择胸片、心电图、B超等项目。而36岁以上的人群，则需要进行动脉硬化、骨密度、胃肠镜检查。”（韩妹） 来源：健康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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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学家-记者角色互换项目之初见记者

Tangjintian 2011-11-1 10:52

科学家-记者角色互换项目继启动仪式之后正式拉开帷幕，清华大学医学物理与工程研究所作为媒体实习单位之一，于2011年10月25日在清华大学医学科学楼接待了参与互换的媒体记者。来访媒体包括：《财经天下》、《经济观察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北京科技报》、《第一财经》等。 首先，学术带头人唐教授对来访记者表示欢迎，并对研究室和科研项目进行了细致生动地介绍。在场记者对我们的科研项目十分感兴趣，纷纷提出极具深度和广度的问题，也让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以一种全新的角度看待科研。 初见记者已使我们受益非浅，从媒体的视角看科研，回归至踏实严谨地做科研，有种“出世又入世”的感觉，这样的视角变换能够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或激发出科学家的灵感，或引发媒体的深思。不管怎样，新思想的产生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创新带来更美的生活！ 期待更多惊喜，预祝科学家-记者角色互换项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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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猪蹄治病有没有科学依据？谁也说不明白，应请方先生鉴定

热度 1 xupeiyang 2011-11-1 07:52

大家说不明白，应请方先生鉴定 猪蹄治病有没有科学依据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多少带着点神奇色彩。他因为在政府网站以及微博上推广“食疗吃猪蹄”等方法而引发关注，以致网上有人称他为“猪蹄厅长”。对此刘维忠说，是有些人在骂我，这些人不懂，但百姓不这么看。 　　8月16日，他在微博上公开了甘肃省中医刘宝录的手机号，“用中医治疗艾滋病效果很好，希望艾滋病患者找他治疗，免费。” 　　10月18日，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车相继碾压，在小悦悦昏迷不醒时，有人在微博上问刘维忠，可否尝试中药医治。刘维忠说，“通过胃管灌点猪蹄煮的汤和中药，再灌点黄芪水，会有效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救了不少人了。” 　　卫生厅网站、微博、公开报道……刘维忠的声音中，多次提及猪蹄、猪蹄煮刺五加等食物对艾滋病、肿瘤的效果，猪蹄汤和黄芪水也被他视为救人续命的良方。但在部分中医和西医看来，以此治病救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多人称其“荒谬”，一些医生还质疑刘维忠的专业背景及科学素养。 　　近日，刘维忠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些方法确有疗效，在经济欠发达、医疗卫生资源不丰富的甘肃省，应大力推广这类良方，以此扩大基础医疗覆盖面，“这是医改发展的方向”。 方舟子质疑中医食疗称吃猪蹄不能美容 　 　中医食疗已过时？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日前发表文章，称“中西医结合10多种方法，如食疗吃猪蹄、生萝卜、生荸荠，练习真气运行法，中药、针灸等治疗尘肺的临床路径”。尽管刘维忠此后在甘肃省卫生厅官网删除了这篇文章，但是微博上关于中医的争议再起。 　　昨天方舟子做客某网站微访谈，剑指中医食疗的有效性。方舟子表示：“某些由于缺乏某种营养素引起的疾病也许通过吃某种食物能够起到作用，例如吃维生素A丰富的食物治疗维生素A缺乏症。即便如此，有病了不如直接吃制剂更有效和可靠。有人觉得食疗有效基本上是心理安慰作用。”他同时认为，“所谓食疗是古代食品与药品、营养学与医学不分家的产物，已经过时。吃食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营养和预防疾病，而不是治疗疾病，虽然有时食品也能治疗某些疾病，但不如药品可靠、可控。” 　　 猪蹄美容不靠谱？ 　　猪蹄里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让平时鲜沾荤腥的女孩们对猪蹄来者不拒，方舟子毫不客气地指出：“吃胶原蛋白并不能直接补皮肤中的胶原蛋白，而是和吃其他蛋白质一样被消化成了氨基酸再被人体吸收用来合成各种蛋白，而且胶原蛋白属于不完全蛋白质，营养价值还不如其他动物蛋白质，例如鸡蛋、牛奶中的蛋白质。猪蹄含饱和脂肪酸高，不宜多吃。”方舟子认为，对于哺乳期的妈妈来说，多喝水和让宝宝多吸奶有助于“催奶”，“在这方面猪蹄并无特殊性，和吃其他高蛋白质食物没有什么区别”。 http://news.sina.com.cn/c/2011-11-04/0246234113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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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道德法律反思

胡业生 2011-10-22 11:12

专家：告慰小悦悦应先改彭宇案判决思维 2011年10月22日 02:47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本报记者王梦婕 字号: T | T 26680 人参与 347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10月21日凌晨，佛山被碾女童小悦悦终因抢救无效而离世。舆论痛惜之余，有不少人呼吁，借鉴国外经验，以立法形式“保护见义勇为者不被诬陷”，规定“见死不救者应受惩罚”。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立法告慰”的效果不宜作过高估计，相形之下，改变“彭宇案”的判决思维“也许更为现实”。 据了解，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的法律中，均有见义勇为者“免责”、见死不救者“受罚”的相关规定，这些也成为公众眼中值得借鉴的“他山之石”。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教授本杰明·利伯曼、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副院长马克·汉斯今天都向记者表示，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中的“救人意识”并非主要通过“立法”来塑造的。 “在美国的大部分州，确实有某种形式的《好撒玛利亚法》来保障助人为乐者，使其一般不会因为救人过程中的疏忽而遭到起诉。”本杰明·利伯曼表示，“但纸面上的法律，究竟能对现实产生多少实效？实证研究表明，见义勇为的频率，并不建立在它是不是一种‘法定义务’之上。” 马克·汉斯也向记者证实，德国刑法中确实规定对一些“举手之劳”却见死不救的行为，要课以1年以下监禁或相当数额的罚金。“但是，我相信，如果你问一个德国人为什么他会选择帮助悦悦，答案不会是‘因为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或是‘否则会有人起诉我’，而是‘这是一种他人需要帮助时的自然之举’。” 在佛山女童被碾案中，18名被斥“冷漠”的路人无一伸出援手，被不少公众看做是4年前 南京 “彭宇案”的阴影投射。 2007年，南京徐老太将彭宇诉至法院，称后者将自己撞倒，而彭宇则一直坚称自己并没有撞到徐老太，完全是出于好心将其扶起送医。一审判定彭宇撞人并赔偿4万余元，“彭宇案”最终以调解告终。“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人者，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一审判决书中的上述判决词，在“雷人”的同时，引起舆论哗然。 有网友就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彭宇案’之后，助人的成本、风险、恐惧值都提高了，慢慢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想救不敢救’的冷漠局面。”“不知当年审判‘彭宇案’的那位法官，可知自己的一个决定，造成了如此大的蝴蝶效应？” 季卫东表示，将“想救不敢救”的社会局面归咎于当初审理“彭宇案”的一名法官，固然有失偏颇，但要避免悲剧重演，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彭宇案”的判决思维。 “在双方证据都不充足的情况下，法官没有依照‘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基本标准，而是在疑点重重时，就根据所谓‘常理’和‘社会情理’对彭宇的过失进行了可能性分析，当然难以令公众信服。”季卫东表示。 他告诉记者，按照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在分配证明责任方面的基本标准，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由负责举证的那一方来承担无法查清真相的不利后果。“在‘彭宇案’中，告彭宇撞人的徐老太有义务证明彭宇存在侵权的客观过失。”他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如果不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徐老太承担不利后果，就意味着，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把举证责任推给了被告。无需借助‘见义勇为’行为来辩护，这种思路也是有悖法理的。” 马克·汉斯也表示，若“彭宇案”发生在德国，法官会要求原告证明“是彭宇撞了她”，证据不足就不予支持。“被告没有义务证明‘他没有撞’。否则，每个人都会很容易随机地把损失‘赖’给别人。” 季卫东担心，“彭宇案”的这种判决思维正在形成某种定势，公众在救人时不仅担心被被救者“讹”上，更害怕的是连法官都不会支持自己。 据公开报道显示，继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判罚钱的彭宇案之后，天津、湖北、江苏及福建等地都曾上演“一方称好心助人，一方称对方肇事扶人”的“罗生门”。 “一旦这样的事态普遍化，道德的大面积滑坡就无法避免。”季卫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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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2011年81名大学生村官成中央机关公务员

dongzg101 2011-10-19 23:42

2011年81名大学生村官成中央机关公务员 2011年10月14日 06:16 来源： 中国青年报 1 人参与 0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即将展开。2011年度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中央机关定向招录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为此，中央一级机关拿出专门职位定向招录，实际录用131人，占中央一级机关录用总人数的13.4%，其中大学生村官81人。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人介绍说，2012年度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将全部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 臧文娟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标签： 大学生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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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热度 5 fs007 2011-10-19 12:18

寻正 【寻正按：针对相关事件， 准确描述见《杰佛逊的爱国科学》 】 在众多网友的嘲笑声中，著名科普作者方舟子的中国青年报专栏惨淡收场，一向习惯于剽窃英文材料而制造伪劣科普的方舟子只好在其妻子就职的新华社旗下《新华每日电讯》再起炉灶。新官上任三把火，专栏开张大吉，方作者难道不应该努把力，创造几篇正确可读的科普吗？不幸的是，即使方舟子努力过，他也无法避免因为学识短浅而不停地制造科学与历史笑话。 咱们回忆一下方舟子自吹的牛皮，出自方舟子之口，刘菊花之手，在《网络奇才方舟子》中，刘记者这样写道： 方舟子说自己…“我的姐姐、哥哥也收藏了不少书。不过我读的书大都是自己买的。到现在我每个月还要买几十本书（主要是英文书）。” 早在两年前， 方舟子妒火中烧，攻击科学松鼠会剽窃时，我就感到奇怪，一个每个月要读几十本英文书的人，怎么会那么无知，难道这些英文书都是儿童读物？ 对一些英语文化圈内的常识极其无知。这一问今天不幸又要重复，那些英文书是啥内容，方舟子能不能看懂啊？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博士缺学识，何必来修史。“科海谎诌”第一篇《杰斐逊的化石》存在大量的史实错误，作者缺乏对相关科学的把握，现在依文中出现顺序点评该文： 一、 “杰斐逊当时正忙于总统竞选，输给了约翰·亚当斯，只好屈尊当了副总统。” 杰佛逊虽然在历史地位上可能可以赶得上亚当斯，但在当时来说，他的资历与声望都不如亚当斯，怎么叫“屈尊”当了副总统？亚当斯当副总统，他是一名部长，亚当斯负责起草独立宣言，杰佛逊是执笔人，杰佛逊算是亚当斯的老部下了，“屈尊”，是因为作者缺乏对史实的基本了解。四年后杰佛逊跟民主共和党预定的副总统Burr得票一样，差点又做了自己部下的副总统，那才叫屈尊。 当时美国初创，竞争的概念跟现代完全不一样。杰佛逊在家里坐等副总统掉在头上，哪有忙于竞选的古怪事？ 二、 “当时最著名的博物学家、法国人布丰已有生物进化的初步思想，提出了一个退化论，认为一种动物在环境的作用下，会逐渐退化成另一种动物。” 退化论跟进化论有相似的地方，但怎么能算它的“ 初步思想 ”啊？达尔文会同意吗？布丰可没有说一种动物退化成另一种动物，而是同一种动物，在形态与生理功能上退化。方舟子自己就提到居维叶用动物之不同种否定了布丰的退化论，但这么浅显的逻辑矛盾，方舟子是不能明白的，谁叫他自大到以为天下没有人能教他逻辑呢！ 三、 “现在又发现了“巨爪”狮子，更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前提是，猛犸象和巨爪都还在美洲生存着。” 布丰的逻辑是同一物种，到了美洲会变小，那么只要美洲有大家伙，就可以直接否定布丰的结论，根本不需要这个“ 前提 ”。事实上，杰佛逊用的最重要的大家伙对比，是用美洲乳齿象（American Mastodon）对比猛犸象，说乳齿象是陆上最大的动物，以驳斥布丰。当时认为猛犸象跟乳齿象是同一物种，故而杰佛逊在很多地方会用一般性的Mammoth来指美洲乳齿象，导致方舟子的误解与后面更为有趣的说法。 四、 “他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在肯塔基和纽约发现的“猛犸象”化石（其实有的是乳齿象化石）” 见三。杰佛逊用于反驳布丰的是从Big Bone Lick发现的美洲乳齿象化石，方舟子英文读个半懂，搅得一塌糊涂。 五、 “杰斐逊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不相信物种会灭绝。” 方舟子信口开河，杰佛逊怀疑大家伙的存在，用杰佛逊的话说，没有探索过的地方，我不能说到底存不存在。杰佛逊在19世纪初就相信物种会灭绝了，在18世纪，不少人就相信物种会灭绝。 六、 “在他看来，所有的物种都是一环扣一环联系在一起的，就像一列火车一样。也许某种动物会在某个地方消失，但是它们必然还在别的地方生存着。这就像一列火车可以到处跑，但是不能有哪个车厢缺失，链条不能断。” 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关于生物的哲学，认为存在一种自然秩序，Scala Naturae，英文译为“Great Chain of Being”，中文意思是自然大秩序或者生命大阶层。这一思想相信自然界万物有序，从低到高，后来被基督教教义吸收，解释为神造万物有序，从低到高，层层相接，没有断层。这一思想在18-19世纪用于支持物种不灭，因为神创物种是由低到高，某物种消失就总味着断层，损害了神创万物的完美性。这一观点被杰佛逊在《弗吉尼亚纪事》中用来强调美国乳齿象可能仍然存在，但后来杰佛逊观点发生变化，最终相信物种会消失。方舟子英文基础差，望文生义，结果用了一个火车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让人笑掉牙。 七、 “为了说明猛犸象和巨爪还活着，杰斐逊列举了几条间接的证据，例如印第安人传统上都认为美洲生活着大象和狮子，有人在野外听到了狮子的吼叫，有人遭遇了可怕的怪兽，等等。要让人信服，必须有可靠的目击者，最好能捕捉到标本。到哪里去抓呢？杰斐逊相信在当时还未开发的美国西部，有大象和狮子生存的足够空间，在那里应该可以找到猛犸和巨爪。” 方舟子让人笑得肚疼的想像，路易斯与克拉克的探险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政治活动，你以为美国议员都是傻子，跟杰佛逊一起胡闹抓“猛犸狮子”，杰佛逊也没那么傻，真以为乳齿象与巨爪一定活着，只是没有证据前，半信半疑，不确定立场而已。他的那些说法，来源于向他提供标本的斯图尔特。路易斯与克拉克的探险是政治、军事与科学考察，为美国西扩做准备的，那是为什么会是机密的原因。 八、 “而所谓的巨爪并不是一种大型狮子，而是一种大型的地懒，是树懒的近亲。” 最可笑的是方舟子还要故做高明一番，其实杰佛逊早在1797年就自己搞明白了这一简单的问题。 详见纠错科普《杰佛逊的爱国科学》。 九、 “但是对杰斐逊和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物种会灭绝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西方学者还普遍相信神创论，认为各个物种是上帝一个个创造出来的，如果物种会灭绝，岂不说明上帝不那么仁慈，而且上帝的创造物是有缺陷的？” 太搞笑了，如果杰佛逊认为物种灭绝不可思议，花那么大力气证明物种可能没有灭绝干什么？事实上，在18世纪，不少持自然神论的宗教人士也不反对物种灭绝的说法，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一次，可是毁灭过多次的，这跟宗教本身没有什么冲突。杰佛逊用于反驳布丰的美洲乳齿象，早在1768年英国解剖学家Hunter就结论说已经灭绝了。 十、 “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大型动物退化成了小型动物，例如猛犸象退化成了非洲象、亚洲象，地懒退化成了麋鹿。” 最搞笑的是方舟子写文章，东抄西抄会搞忘了前面抄过的，关于同一观点的说法。这个观点就是布丰的退化论，同一篇科普中忽然变成了“当时有一种观点”，令人捧腹。这么明显的后语不搭前言的写作，《新华社》编辑也没能力判断，真是愚蠢。 十一、 “一旦确信了物种会灭绝，神创论就被动摇了，新的世界观也就呼之欲出。” 居维叶确定了物种会灭绝，怎么教会不对他生气攻击？哦，原来圣经中还有大毁灭。正是居维叶反对进化论，而进化论，不用多说，是教会死敌。物种灭绝论问世，教会不冒泡，就因为神创论反而得到加强，居维叶破除的乃是退化论，退化论反而让宗教学者激烈反对。 十二、 “杰斐逊的设想是错的，但是他大力支持的西部远征却支持了物种灭绝的观点。” 如前述，杰佛逊的设想无所谓对错，他虽懂多门语言，可不是在外语中抄点科学半懂不懂就拿出来卖的，他早就知道不存在巨爪狮子了。他支持的西部远征跟物种灭绝的观点几乎没什么关系，居维叶可不依靠什么西征来进行他的判断。况且西征覆盖的范围也太小了，热带地区没探查过的地方大着呢。 十三、 “就算杰斐逊至死不相信物种会灭绝，仍然梦想着猛犸象和巨爪有一天会被发现，那已不重要了 。” 方舟子这句俏皮话愚蠢透顶，杰佛逊死于1826年，杰氏巨爪地懒命名于1822年，居维叶早在1796年就开始阐述物种灭绝的观点了，在杰佛逊有生之年，居维叶逐渐成为相关领域的大师权威。由于杰佛逊喜欢收集化石，而居维叶是相关权威，所以他们关系密切。在杰佛逊退出政坛后不久，他就相信物种会灭绝了，在1823年他给亚当斯写信就认为生体会消失产生，物种会灭绝，如果没有造物主存在，所有存在会消失在混沌中。 附：“科海谎诌”开门红、拼凑科普丑无穷。 杰斐逊的化石 作者：方舟子 【从本月起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的科普专栏“一言堂”取消，改在《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开专栏“科海方舟”，这是该专栏第一篇】 　　1796年7月，托马斯•杰斐逊收到了约翰•斯图尔特上校送来的几个化石。那是工人们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山洞挖掘用来制作炸药的硝石时挖出来的。这个山洞离斯图尔特上校的家不远，上校听说后，就想到了把它们送给弗吉尼亚的第一学者。这些化石看来是一头巨大的野兽留下的，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个巨大的爪子，在已知的动物中前所未见。这是什么样的野兽呢？杰斐逊当时正忙于总统竞选，输给了约翰•亚当斯，只好屈尊当了副总统。1797年3月4日，杰斐逊就任副总统，6日后，他就在费城的美国哲学会宣读了一篇论文，报告他对这些奇怪化石的研究结果。由于长着巨爪，他认为它们属于一头类似于狮子的猫科动物，但是体型比非洲狮子大得多，是其3倍。他把它取名叫巨爪。 　　这篇论文后来被称为美国第一篇古生物论文。杰斐逊在新官上任之时，如此重视化石的发现，倒不完全是出于学术的兴趣，而是带着爱国的动机，为了证明美洲和欧洲是平等的。当时最著名的博物学家、法国人布丰已有生物进化的初步思想，提出了一个退化论，认为一种动物在环境的作用下，会逐渐退化成另一种动物。例如寒冷、潮湿的气候会让动物退化，体型变得越来越小。布丰认为美洲的气候比欧洲的湿冷，因此美国的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和土著都退化了，变得比欧洲的小。1781年，杰斐逊为了回答法国代表团秘书提出的关于美国的一系列问题，专门写了一本书《弗吉尼亚纪事》（1785年出版），其中有一章就是专门批驳布丰的美洲退化论。 　　在《弗吉尼亚纪事》中，杰斐逊比较了现存的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动物的大小，以说明美洲的并不都比欧洲的小。他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在肯塔基和纽约发现的“猛犸象”化石（其实有的是乳齿象化石），既然美洲存在这种比亚洲象和非洲象都大得多的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就说明了美洲不是低等大陆。现在又发现了“巨爪”狮子，更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前提是，猛犸象和巨爪都还在美洲生存着。杰斐逊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不相信物种会灭绝。在他看来，所有的物种都是一环扣一环联系在一起的，就像一列火车一样。也许某种动物会在某个地方消失，但是它们必然还在别的地方生存着。这就像一列火车可以到处跑，但是不能有哪个车厢缺失，链条不能断。 　　为了说明猛犸象和巨爪还活着，杰斐逊列举了几条间接的证据，例如印第安人传统上都认为美洲生活着大象和狮子，有人在野外听到了狮子的吼叫，有人遭遇了可怕的怪兽，等等。要让人信服，必须有可靠的目击者，最好能捕捉到标本。到哪里去抓呢？杰斐逊相信在当时还未开发的美国西部，有大象和狮子生存的足够空间，在那里应该可以找到猛犸和巨爪。但是，在当时的美国东部和西部之间，还隔着一块广袤的法国领地路易斯安那（包括现在的15个州的全部或部分）。在把路易斯安那买下来之前，杰斐逊已开始筹划西部探险。1803年1月，已成为美国总统的杰斐逊给国会写了一封密函，要求拨款2500美元资助西部探险。这一年年底，杰斐逊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从拿破仑手里买下了路易斯安那，让美国国土扩大了一倍。第二年，杰斐逊即委派著名探险家梅里韦瑟•路易斯和威廉•克拉克率队远征西部，探险路易斯安那领地和西部，其中一项任务是观察那里所有的动物，特别是被认为罕见或灭绝的动物。 　　两年多的远征发现了200多种动植物，但是就是没有发现猛犸象和巨爪。我们现在知道，猛犸象已在大约1万年前灭绝了。而所谓的巨爪并不是一种大型狮子，而是一种大型的地懒，是树懒的近亲。为了纪念杰斐逊，后来它被命名为杰氏巨爪地懒，它也在大约一万年前灭绝了。但是对杰斐逊和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物种会灭绝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西方学者还普遍相信神创论，认为各个物种是上帝一个个创造出来的，如果物种会灭绝，岂不说明上帝不那么仁慈，而且上帝的创造物是有缺陷的？所以虽然每次远征都没能发现这些动物，人们仍然相信它们一定藏在某个未被探险过的地方。 　　没有发现不等于不存在，这个逻辑当然能够成立。但是当时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还是能够令人信服地举例说明，至少有某些物种已经灭绝了。他举的正是猛犸象、大型地懒这些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大型哺乳动物。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大型动物退化成了小型动物，例如猛犸象退化成了非洲象、亚洲象，地懒退化成了麋鹿。居维叶首先通过比较它们的骨架，证明猛犸象、地懒等都是独立的物种，并没有发生这种退化。如果这些大型哺乳动物还生存着，那么是很容易发现的，既然它们在世界各地都未发现，那么可以认定它们已经灭绝了。在路易斯和克拉克远征之后，还有非洲和南美洲内陆未被完全探测过，不过居维叶认为他所说的几十种大型哺乳动物不太可能全都被隔离在那两块地方，如果以后能在其中发现几种，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一旦确信了物种会灭绝，神创论就被动摇了 ，新的世界观也就呼之欲出。杰斐逊的设想是错的，但是他大力支持的西部远征却支持了物种灭绝的观点。就算杰斐逊至死不相信物种会灭绝，仍然梦想着猛犸象和巨爪有一天会被发现，那已不重要了 。 2011.10.12. （《新华每日电讯》201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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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日做贼，全家洗白，终日做贼，畅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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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窃贼找到了销赃渠道 (39 查看) 发布: 亦明 日期: October 15, 2011 06:08PM 在1998年底，当方舟子告别科学实验室之时，他以为那个自己名列发明人榜尾的“基因专利”会让他衣食无忧地在美国当寓公、写文章。但事实却是，那个基因产物至今没有被开发成药物，方舟子想让那个专利养活自己一辈子的企望也落空了。另一个事实是，在到《中国青年报》当专栏作家之前，方舟子有整整六年时间没有一份正当的职业，没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为那个神秘的“美国生物信息公司”效力、在“非牟利”的新语丝网站上贩卖书籍（包括中医书籍）除外。 从另一方面来看，方舟子从高中一年级时就“模仿”北岛当“反叛诗人”，到2004年底，37岁的方舟子已经拥有了至少21年的抄袭历史。试想，当一个小偷搞到了赃品专卖店营业许可的时候，他是会选择金盆洗手、改邪归正呢，还是会选择变本加厉地疯狂作案？ 1、大猩猩的“人性”和方舟子的“贼性” 前面提到，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充当科学界恶霸，利用自己的无知和无畏，疯狂打击“无偏二极管”；他的第二篇专栏文章是充当利益集团的推销贩子，通过欺诈的手段，贩卖转基因食品。而他的第三篇文章，暴露出的则是一个文贼的丑恶嘴脸。 方舟子的第三篇专栏文章是发表于2004年12月22日的《猿：人性，太人性了》。这篇文章实际上“继承”了方舟子科唬的一个模式：先把到英文报刊中的一些奇闻异事介绍一下，然后再发一些具有“方氏”特点的感慨和评论——这就是方舟子自诩的 “高级科普”。平心而论，这么写文章，并没有什么值得厚非的地方：报纸靠销量赚钱，“写手”靠卖文维生，读者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具有好奇心，各取所需，岂不是皆大欢喜？更何况，方舟子身穿白大褂，打着科学普及的金字招牌，做一点儿英语文章转口贸易，也无伤大雅。唯一的问题是，方舟子具有几个与“科普作家”身份格格不入的特点：极度无知、极度贪婪、极度偏执、极度懒惰。这些特点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抄袭剽窃、信口开河、定向思维，甚至为了证成己说，不惜造假。而这篇《猿：人性，太人性了》，就聚集了这几大特点。 先说抄袭。这篇文章讲述的是美国一家动物园为一头病逝的大猩猩举行葬礼，参加葬礼的“人猿”都是逝世者生前同一族群的大猩猩。根据这些大猩猩的表现，方舟子大发感慨，“人性，太人性了”，然后又发了一通无知无畏的议论。实际上，这篇文章总共有8个自然段、30个句子、1058个字（不计标点符号），而其开头两个自然段、8句话、345个字就是抄袭而来。 在文章的开篇，方舟子说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因此给读者的印象是，“现身在美国、因‘学术打假’在中国民间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是根据自己观看电视节目而作的文字描述。但事实却是，这开头两段文字都是来自《芝加哥论坛报》两周前发的一篇稿子（William Mullen. One by one, gorillas pay their last respects. Chicago Tribune December 8, 2004. Link: ）。这篇稿子的一个缩写版本曾作为美联社的通稿向全世界散发。实际上，《今日美国》（USA Today）和《微软国家广播公司》（MSNBC）等网站在转载美联社这条新闻时，都特意注明美联社的版权声明。（见： 、 ）。可是，我们这位“在中国民间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和“共青团中央机关报”却不管这些，他们联手完成了一次跨国盗版行动。 下面是这两段文字与相应英文文章的逐句比较。方舟子的文字来自新语丝网站（见：XYS20041223， ）；英文来自《芝加哥论坛报》的文章，英文后面的中文为这段英文的Google汉译，经笔者略加修订，放在【】内：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12月7日，美国伊利诺州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为一头名叫芭布斯的雌性大猩猩举行了哀悼仪式，不过参加者不是人，而是其他大猩猩。” After Babs the gorilla died at age 30, keepers at Brookfield Zoo decided to allow surviving gorillas to mourn the most influential female in their social family. 【在大猩猩芭布斯在30岁时去世后，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管理员决定让其他的大猩猩，悼念他们大家庭中这位最有影响力的雌性。】 “芭布斯享年30岁，是这个大猩猩群体中的优势雌性，因为肾病医治无效而在当天被处以安乐死。” A 30-year-old Brookfield Zoo gorilla died Tuesday morning following a four-month-long battle with kidney disease, and zookeepers allowed the surviving gorillas to mourn her death in a special way. ……"She was the dominant female of the group, the peacekeeper, the disciplinarian, the one who kept things in a harmonious state," Pruett Jones said. 【在与肾病抗争了四个月之后，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一头30岁的大猩猩周二上午去世，动物园管理员允许其他大猩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哀悼她的死亡。……“她是这个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雌性，是维和员、纪检员，是那个使大家处于和睦状态的一位”，琼斯说。】 “管理员曾经看过俄亥俄州哥伦布斯动物园为一头大猩猩举行哀悼仪式的录相，于是决定也给他们管理的大猩猩一个机会。” Keepers had recently seen a videotape of a gorilla wake at the Columbus, Ohio, zoo and decided they would do the same for Babs. 【管理员最近看过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动物园的一个大猩猩哀悼仪式的录影带，于是决定也给芭布斯举行一个相同的仪式。】 　 “只见大猩猩们列队走到了芭布斯的身旁，第一个走来的是芭布斯9岁的女儿芭娜。” One by one Tuesday, the gorillas filed into the Tropic World building where Babs' body lay, …… Babs' 9-year-old daughter, Bana, was the first to approach the body, 【星期二，大猩猩们一个接着一个来到停放芭布斯尸体的热带世界楼，……芭布斯9岁的女儿芭娜第一个走来，】 “她到芭布斯身边坐下，握住芭布斯的手并拍打她的肚子，然后把头枕在芭布斯的手臂上，就像她们以前经常做的那样。” Bana sat down, held Babs' hand and stroked her mother's stomach. Then she sat down and laid her head on Babs' arm. 【芭娜坐下来，握住芭布斯的手，并且抚摸她妈妈的肚子。然后，她坐下来，把头枕在芭布斯的胳膊上。】 “之后，她站起来看看管理员，走到芭布斯身体的另一侧，把头埋在芭布斯的另一支手臂下面，继续拍打她的肚子。” "It was like they used to do in the exhibit, lying side by side on the mountain," keeper Betty Green said. "Then Bana rose up and looked at us and moved to Babs' other side, tucked her head under the other arm, and stroked Babs' stomach." 【“这就像她们以前在展出时那样，并排躺在山上，”管理员贝蒂•格林说。“然后，芭娜站起来，看看我们，走到芭布斯的另一侧，把头伸进芭布斯的另一只胳膊下，摩挲芭布斯的肚子。”】 “芭布斯43岁的母亲阿尔法第二个走了过来，其他大猩猩也挨个挨个地走到芭布斯身边，温柔地嗅芭布斯的身体。” Bana, was ……followed by Babs' mother, Alpha, 43.…… Other gorillas also approached Babs and gently sniffed the body. 【在芭娜之后走过来的是芭布斯43岁的母亲，阿尔法。……其他大猩猩也走进芭布斯，轻轻地嗅她的身体。】 “只有这个群体的雄性首领冷眼旁观。” Only the silverback male leader, Ramar, 36, stayed away. 【只有36岁的雄性首领银背腊玛没有靠近。】 怎么能够确定上面这些文字是方舟子抄袭《芝加哥论坛报》，而不是如他所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电视节目而作的描述呢？非常简单。因为按照英文文章，方舟子所说的“之后，她站起来看看管理员，走到芭布斯身体的另一侧，把头埋在芭布斯的另一支手臂下面，继续拍打她的肚子”，是“管理员”向记者介绍芭娜在母亲生前的习惯性行为和她在葬礼现场上的表现。显然，连记者当时都没有看到那样的场景，因此方舟子即使是真的看了电视，他也不可能看到。再者说，一个人根据观看电视来复述，是绝对不可能和现场采访人员的叙述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根据这篇英文文章介绍，整个葬礼并不允许外人参观。而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根本就没有与这个消息相关的任何资料。这还不能证明方舟子确实抄袭了吗？ 接着说方舟子的无知。众所周知，哥伦布的英文名字是Christopher Columbus，它来自拉丁文名字Christophorus Columbus。【哥伦布是意大利热那亚人，他的意大利文名字是Cristoforo Colombo，他的西班牙文名字是Cristóbal Colón。（见维基百科： ）。】而“Columbus, Ohio”恰恰就是以哥伦布命名的。（见维基百科： ）。可是，方舟子这个“奇才”、“全才”却把“Columbus, Ohio”译成“俄亥俄州哥伦布斯”，这和他嘲笑汪丁丁把amino acids译成“阿米诺酸”、王铭铭把Mencius译成“门修斯”，真是半斤八两。也许有人会说，有不少网页也把Columbus译为“哥伦布斯”，因此，方舟子的翻译不算太离谱。对此，亦明兄用方舟子的话来回答这些人：“有人和你一样傻证明不了你不是不学无术。”（方舟子：《对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来函的答复》，XYS20020729， ）。 如果说一个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方奇才不知道Columbus就是哥伦布已经足以让人拍案惊奇的话，那么，自称“已在美国不知不觉地吃了10年的转基因食品”、“几乎每天都还在阅读分子生物学的最新论文”方博士竟然不知道英文stroke的含义，就更让人不知所措了。按照英文字典，作为及物动词，这个单词的含义是“to pass the hand or an instrument over (something or somebody) lightly or with little pressure; rub gently, as in soothing or caressing，”意即“抚摸”、“摩挲”，而方博士却把它译成了“拍打”。大猩猩的女儿“拍打”她死去母亲的肚皮，是要表达什么“人性”呢？方舟子既然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写的文章，你可看到芭娜“拍打”她的母亲了吗？显然，方舟子在抄袭英文文章时，把人家写的stroked当作strike的过去式了。（方舟子把dominant female译成“优势雌性”也颇具福建云霄特色。） 最让人对这位“生物学家”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把大猩猩对同伴死亡的哀悼行为与“人性”、“进化”、以及大猩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联系到了一起。在偷完了人家的文章之后，方舟子又接着讲了“黑猩猩举行哀悼仪式”、“类人猿内部也会爆发战争”、“类人猿也能表现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三个小故事，然后发挥道： “类人猿这些充满人性的行为，不管是邪恶还是美好，都在提醒我们，他们要比我们想像的更接近人，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兄弟物种，和我们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人类的动物起源，人性也是进化而来的自然产物，并不是神灵赋予的某种神秘的东西。” 方生物学家即使是不知道大象也为死者举行“哀悼仪式”、海豚也会“救人”、其他动物种群之内也经常爆发战争，他总该听说过元好问的《摸鱼儿》吧？他不是福建省1985年的“语文状元”吗？话说当年元好问遇到一件奇事：有人捕得一只大雁，它的同伴得以逃脱。捕雁人将捕获的大雁杀死，那只逃走的大雁哀痛欲绝，投地而死。元好问于是将两只大雁买下，将他们合葬在一起，垒石为记，称为“雁邱”，并作《摸鱼儿•雁邱词》一首：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日暮雪，双影向谁去？ 请问方博士，这算是“人性”吗？如果算是，它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他们要比我们想像的更接近人，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兄弟物种，和我们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实际上，连中学生都知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样的话。难道兔子、狐狸也因此“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兄弟物种”？ 方舟子炫耀无知的目的，当然是要贩卖私货：“这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人类的动物起源，人性也是进化而来的自然产物，并不是神灵赋予的某种神秘的东西。”假如《中国青年报》的编辑稍微有一点儿常识，稍微有一点儿职业道德，稍微有一点儿“人性”，他们当时就应该壮起胆儿问一问自己的太上皇：“人性也是进化而来的自然产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总而言之，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的第三篇文章，以抄袭开始，以炫耀无知结束。 2、贼窝暗道 众所周知，贼人行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赃物兑换成现金。而方舟子剽窃的目的，在最初当然是以欺世盗名为主，但随着他住进新华社大院，成为新华社的倒插门女婿，以及“宝宝”的降生，方舟子养家糊口的任务越来越艰巨。也就是因为如此，方舟子在当上“共青团中央机关报”的专栏作家之后，他的恶行劣迹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收敛，反倒更为狂野豪放。而《中国青年报》对方舟子的姑息纵容，实在是令人发指。 截止到2011年10月15日，有案可稽的方舟子抄袭剽窃案例已经达到70起。但实际上，这个数字并不能反应方舟子抄袭的真实情况。这是因为，第一，这70起抄袭案，都是人们的随机发现，而不是通过对方舟子所有文章进行全面梳理而后得到的。因此，它们所代表的，只是方舟子全部抄袭剽窃文章中的一部分，是名副其实的“冰山一角”。第二，这个数字仅仅是根据方舟子抄袭文章来统计的，即一篇文章含有抄袭的文字，即记为一例。但实际上，方舟子的很多抄袭文章都含有多处抄袭来源，并且，他的每篇抄袭文章，平均要重复发表三、四次。因此，把这70起抄袭案件数乘以系数5，应该是合理的估算。换句话说就是，已经发现的方舟子抄袭作案的次数，大约为350次。有趣的是，去年年底，当我宣布要编纂《方舟子抄袭剽窃一百例》时（见亦明《警告网友》， ），学评网版主柯华先生还曾担心我无法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现在看来，不仅柯华兄低估了方舟子的贼性，连亦明兄当时也是过于保守了。 根据对新语丝网站的检索，截止到2011年9月底，方舟子总共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了272篇文章。这些文章中，至少有24篇是抄袭之作，最早的是2004年12月22日的第三篇专栏文章《猿：人性，太人性了》，最晚的是2011年9月28日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一种寄生虫的传奇》。这真是有始有终，始终如一。实际上，由于方舟子有意将那些抄袭迹象明显的文章隐藏起来，不在新语丝上发表，所以这个24篇的数字很可能大大低估了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所取得的“成就”。（《中国青年报》网站的检索功能形同虚设，因此无法查核方舟子到底在《冰点周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 实际上，仅仅抄袭别人，远远不足以显示方舟子的“奇才”。他的另一项专长就是倒卖地沟油，把自己泄过的东西，点缀一下，重新贩卖。比如，方舟子2007年1月17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血迹里的秘密》一文，就是来自他两年前在《东方早报》上发表的《抹不去的血迹》。我称这桩自我抄袭案为“抹不去的劣迹”。 最有趣的是，就在干下“抹不去的劣迹”四周之后，2007年2月14日，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如何避免学术不端行为》一文，其中说： “学术不端行为是指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行为，国际上一般用来指捏造数据（fabrication）、窜改数据（falsification）和剽窃（plagiarism）三种行为。但是一稿多投、侵占学术成果、伪造学术履历等行为也可包括进去。学术不端行为在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发生过， 但是像中国当前这样如此泛滥，严重到被称为学术腐败的地步，却是罕见的。”（见：XYS20070214， ）。 也就是说，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干“学术不端行为”在先，在《中国青年报》上打“学术不端行为”在后，真是干坏事也赚钱，自掌嘴巴也赚钱。俗话说，运气来了，想不发财都难。而方舟子靠上了《中国青年报》，那真的是相当于八辈祖宗交上了当头鸿运了。 也许有人会说，是不是中青报不知道方舟子干坏事？答曰，那是不可能的。事实，就在方舟子的《如何避免学术不端行为》发表之后第二天，我就实名发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一封举报信，列举方舟子抄袭剽窃、一稿多投、伪造学术履历等诸多“学术不端”行为。由于当时尚未发现《中国青年报》发表方舟子抄袭文章的案例，我特别指出方舟子的《血迹里的秘密》抄袭他自己两年前在《东方早报》上发表的文章。猜猜《中国青年报》对我的举报采取了什么行动？我至今还在等待他们的回信呢！ 可笑的是，当年《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在反对李而亮要求他们撤销专栏作家一事时，提出的理由就是怕“自由撰稿人”的一稿多投： “加强对自由来稿人的管理，避免虚假信息的传播是对的，我也赞同。可我打死也想不到这与冰点有什么关系。为保证独家性和严肃性，冰点在原则上就不会采用自由撰稿人的稿件。只要是个报人，就会明白什么是自由撰稿人——这是一群经常、不定期地主动向各平面媒体供稿的写家，通常一稿多投，广种广收。因为采访要付出成本，也有身份限制，以往这类写家通常是给报纸的副刊写消遣文字；时评版面开始大量涌现后，又出现了一帮时评写手，见个事儿出来马上炮制一篇言论，同时投给数十家报社，报业竞争激烈，总有几家会登出来。本报话题版多次被读者发现和其他报纸同人同稿，就是这些人——名副其实的‘自由撰稿人’。”（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 也就是说，当别人要求《冰点》取消专栏作家时，他们就会说，使用专栏作家会保证稿件的“专一”，避免一稿多投、一稿多发现象。而当有人向他们举报他们的专栏作家一稿多投、一稿多发时，他们就装聋作哑，任其专栏作家欺骗读者、骗取稿费。什么样的报纸会这么不要脸？ 与《中国青年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观察报》。2008年8月26日，有人发现该报发表的方舟子文章《波氏兄弟事件》是他五年半前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过的旧稿，于是给该报编辑部写信举报。不到20天，该报编辑部就回信说：“感谢你对本报的关注和支持。经核查，你反映的情况属实。我们已函告作者本人并将追回已付稿酬。”（见： ）。不仅如此，网上还流传《经济观察报》向方舟子追讨200元稿费的信函。两年后，《经济观察报》一脚把方舟子踢走了。（方舟子最后一次在《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是2010年8月23日，题目是《牛奶中的激素知多少？》）。 方舟子一稿多投骗稿费，不管大报小报，他都“一视同仁”。他发在大报《南方周末》的稿子，可以到名不见经传的小报《经济观察报》上再赚一笔；他发自地方小报《东方早报》的稿子，他可以到“全国性大报”《中国青年报》上再捞一把。那么，是不是在“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上首发的文章，方舟子就不再回收倒卖了呢？那当然是广大革命读者的痴心妄想。 2005年1月5日，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第五篇专栏文章，《石头也能说谎》。这篇文章与方舟子的很多其他文章一样，也是集抄袭、科唬、诈骗于一身（后详），但它的出奇之处就是，在四年后，其中的一部分，又出现在《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方氏文章中。 会不会是2007年的《中国青年报》领导昏庸，现在的领导开明了一些呢？好像也不是。去年11月，我在电话里质问《冰点周刊》主编徐百柯：你知不知道方舟子抄袭剽窃？北大毕业的徐主编这么答道：“那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不仅当时就愣住了，至今，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方舟子通过《中国青年报》欺骗“中国青年”，是我这个“美国中年”和方舟子这个“华侨中年”之间的事情，而与《中国青年报》无关。请问徐主编：你们和方舟子之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你们和你们读者之间的事情，又是什么？ 那么，是不是只有亦明兄一个人向《中国青年报》举报方舟子的“学术不端”行为呢？当然不是。2011年元旦，中国学术评价网公布该网站学术不端行为评议团评议的第一起抄袭案，结果是一致认定方舟子抄袭美国科学家Stan Braude博士。而这篇涉案文章就是在2008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推测出来的动物》。评议结果公布后，学评网版主柯华马上把评议结果向全球通报，其中当然少不了为方舟子销赃的这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截止到今年4月5日，柯华先生代表学评网已经向《中国青年报》通报了五起认定方舟子抄袭剽窃的评议结果，但《中国青年报》就像是一潭死水似的，没有产生一丝回响。 今年2月16日，方舟子在新浪微博造谣说，“肖传国的枪手亦明（葛莘）……自得其乐地要证明我的所有科普文章都是抄的。”（见： ）。我当即向方舟子发出如下挑战： “截止到今日，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开专栏、搞科唬已经十年有余，发表的科唬文章有三、五百篇。亦明兄请方舟子从这三、五百篇文章中，挑出一百篇，宣布它们之中没有任何偷来的东西。如果核对属实，亦明兄将按每篇一百元人民币的稿酬给方舟子发放二次稿费。如果从中发现抄袭的文字，亦明兄也不要方舟子倒赔钱，我知道他赔不起，我只要他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承认自己抄袭即可。”（见： ）。 这个挑战书直接发送到方舟子的信箱，并且抄送《中国青年报》。至今，不仅方舟子在当缩头乌龟，连《中国青年报》也勇当鸵鸟。其实，看看方舟子那一分钱都能攥出油来的穷酸相，再看看他对这送上门来的白花花一万大洋不敢伸手，你就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了。 根据笔者收集整理的《方舟子抄袭剽窃数据库》，方舟子在国内报刊上首发的抄袭文章，始于2001年8月30日《南方周末》上的《干细胞研究的是是非非》，终于2011年9月28日《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种寄生虫的传奇》。在这十年间，方舟子至少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了47篇抄袭文章，其中《中国青年报》就独占半壁江山。真不愧是“共青团中央机关报”。真不愧是“全国性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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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学家缺乏得力助手 职校生也可做 "得力助手"

dongzg101 2011-10-15 04:37

科学家缺乏得力助手 职校生也可做"得力助手" 2011年09月27日 10:26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科学家缺乏得力助手 “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出现了高端技能型人才荒。”9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功率激光物理国家实验室总工程师林尊琪在宁波参加两院院士职校行暨浙江省重点地市职业院校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语出惊人。 林院士讲述了一个故事——他的团队在工作中要使用一种面积在0.5平方米以上、重量在六七十公斤的晶片，峰谷中间值要求在0.2微米～0.25微米之间，晶片怎样安装一直困扰从事高功率激光研究的“高材生”。 实验室里的很多学生纷纷提出用胶进行安装与固定，但实践证明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高功率激光的散射会把安装晶片的胶蒸发掉，并造成晶片的破坏。后来，林院士把这项任务交给中科院上海光机所里的一名职校毕业生邵平。不到一个月，这名职校生就找到一种新的支撑办法，解决了困扰众多“高材生”很长一段时间的难题。 这个故事引起了现场很多院士的同感。“拿了博士、硕士证书有什么用？至少我就不认。”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刘说安说，他在某大学访问时发现，博士生、研究生对水龙头漏水之事很多束手无策，最后只有打电话叫来水暖工，10分钟就能搞定。 “从表面上看，国家大科学工程往往是由研究型人才唱主角。实际上，细节决定成败。大科学工程中高端技能型人才跟不上去，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林尊琪院士说，职校毕业的邵平是直接从工厂车间调至国家实验室，并成长为该实验室六大子系统的负责人之一。但是，这毕竟是凤毛麟角。因为，现行的教育、科技制度与机制把一大批高端技能型人才拒绝在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大门之外，“使得科学家缺乏得力助手。” 谁来培养科学家的得力助手 “现在，不管是工业企业，还是科研单位，对技能型人才尤其是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863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孙承纬说，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国学习苏联高等教育培养工程师、科学家的模式，专业教育时间都相当长。如今，高校中不管哪个系、什么专业的学生，花在 英语 、计算机上的时间很多，使得接受专业教育的时间很短。在研究生阶段，又得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弥补学生专业教育的不足。 此外，过去国家教育体系中有中高等专业技术学校，现在相当一部分学校都升格为高等学校，或者一些地质勘探、机电技术、电子学、光学以及医疗卫生等院系合并到普通高校里，导致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主体缺位。孙承纬认为，高等专科学校热衷升格本科，去做研究型人才培养梯队的“凤尾”，中专升格为大专，都有揠苗助长之嫌。 孙承纬院士说：“航海、航天与尖端武器装备等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研究，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一样面临高端技能型人才‘短板’的难题。”科研单位由于体制、机制方面的限制不能敞开招人，越到后面招人名额越少，门槛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越来越高，导致最后进来的都是一些博士研究生。 “科研单位并不是把一堆博士研究生放在那里就可以搞科研了。”孙承纬院士认为，科学研究尤其是做实验研究的“高材生”，有时候队伍一拉起来就是一两百号人。然而，电子学、光学等各种仪器设备、机械装备，都需要高端技能型人才来操纵。如果只能招录博士研究生来做助手的话，实验研究有时很难做下去。 1 2 相关新闻： 北京首个农民工职校学员毕业 佛山职校生课室放《3D肉蒲团》女生一起看 刘静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标签： 技能型人才 职校生 高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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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杨振宁先生如何“吹捧”陈省身先生

热度 3 陈安博士 2011-10-14 13:55

【Blog主人按：科学家之间的相互表扬（或者吹捧）在过去来说是传播科学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在俺看来，同一个层次科学家的相互交流促进了过去岁月中科学主要分支的形成，包括物理学、化学和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 【Blog主人再按：科学家之间的相互贬斥实际上促进了劣等科学家的式微和被淘汰，如果你的科研做得很差，那你在科学界就没有什么话语权，如果强打硬挣地要说话，除了可笑就是可笑。“你做得太差，我羞于与你交流！”这个也应该成为科学界的常识，而知耻为勇，这些做劣等科研的人，也会尽力去提高自己的水平来赢得和做优等科研的人的对话平等性。而在今日中国糟糕的是，那些有话语权的居然是不懂科研或者做很差很差科研的人，我原来以为这些人应该羞得不好意思出门呢，结果大出意外，他们非但自信得很，似乎还能决定很多强于他们的人的命运】 【Blog主人三按：杨振宁先生自己做的规范场与陈省身先生做的纤维丛之间的关系几乎就是可以直接对应的。按照杨先生自己的说法，是数学家做的很多数学太难以理解，但是它们和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密切，相互之间的启发非常和重要。正因为对于纤维丛和规范场关系的深刻理解，他本人对于陈省身先生非常佩服，当然，按照杨的说法，如果陈先生的工作表达得更加物理一些，则会更加加强其物理应用。】 【Blog主人四按：俺虽然只在大学学过一些近代物理学的基本课程，但是，俺理解，在物理学界的中国人里面，杨先生的工作应该说是首屈一指的，我们得到第二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黄昆先生的工作（比如那个黄漫射），其实更多是1949年之前的工作，黄先生在随后的岁月里，只对构建中国的物理大厦做了一些组织性质的工作，对物理本身的贡献倒是小了很多，这也是1949年之前中国不少学科都大师云集，但是此后显得寥若晨星的具体化表征】 【Blog主人五按：陈省身先生本身的工作其高深也是我等小子所难以理解的，按照杨诗里的排队，在全世界几何学家里排名第五，在中国几何学家里当然只会是第一了。我们只能理解他在数学拓展方面的推进工作。在他老人家80岁之后，把主要精力都致力于培养和扶植更年轻的学者，促进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应该说，功劳还是很大的，效果也是很显著的。我国的院士在70岁之后或者成为资深院士之后，其实应该把更多工作重心放在这个方面，不要再去弄什么经费、搞什么项目之类可笑之极的东西。】 《菩萨、量子数与陈氏级》 　　作者：杨振宁，《中国青年报》2011年10月12日 　　【原编者按】2011年10月28日是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1911-2004）百年诞辰，他创立的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及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MSRI）届时将联合举办纪念会议。陈先生的学生和好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为此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并授权《物理》杂志及《中国青年报》同时刊发。 　　本文提及的英文人名包括物理学家马尔文·高德伯格（Marvin Goldberger）、乔弗利·丘（Geoffrey Chew）、欧文·张伯伦（Owen Chamberlain）、寒春（Joan Hinton）、马歇尔·罗森布鲁斯（Marshall Rosenbluth），及数学家马歇尔·哈维·斯通（Marshall Harvey Stone）等。 　　文中“千古寸心事，欧高黎嘉陈”之句，出自科学界流传甚广的杨振宁《赞陈氏级》一诗，作者将陈省身列为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几何学的第五位大师。 以下为杨振宁先生原文： 　　1946-1948年间我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做了两年半研究生。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那个时候常常跟我们几个研究生到饭堂（cafeteria）去吃午饭。参加这些午饭的经常有Goldberger、Chew、Chamberlain、Joan Hinton（寒春）和我，后来Rosenbluth和李政道等人也加入了。大约是1948年的一天，费米带了一位矮矮的、瘦瘦的法国人到饭堂，那天多半是费米和那位法国人交谈。 　　事后我们问费米他是何许人，费米说他是韦伊（André Weil，1906-1998），是重要的数学家。费米还说那天韦伊主要是讲他猜想物理学家的一些新粒子可能与几何学/拓扑学里面出现的一些分类现象有关。 当时我们都没有懂韦伊的意思。我现在想，那天韦伊到芝加哥大学访问可能是要和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当时的系主任Stone讨论聘请他到芝大的事情。后来果然韦伊和陈省身先后接受了Stone的邀请，创建了芝大数学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辉煌十年。 　　到1960年前后，陈先生西去Berkeley，韦伊东去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陈先生告诉我，韦伊说陈先生西去是为了离中国近一些，他自己东去是为了离法国近一些。韦伊和我在高等研究所以后同事了五六年。我们不同行，很少交流的机会，所以我始终没有和他讨论过十多年前他和费米那天谈话的内容。 　　七十年代我了解了规范场与数学家的纤维丛的密切关系，了解了美妙的陈氏级，写了一首诗《赞陈氏级》：“天衣岂无缝，匠心剪接成。浑然归一体，广邃妙绝伦。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千古寸心事，欧高黎嘉陈。” 　　我也了解了深邃的Chern-Weil定理，从而自然地想起芝大的那一顿午饭时韦伊所讲的可能就是陈氏级等几何/拓扑学中出现的示性类。韦伊的这个猜想：把陈氏级等几何观念和物理中的一些量子数联起来有没有可能是对的呢？我想很有可能：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是几何的，这是爱因斯坦再三强调的，也是今天许多理论物理学家所坚信的。而且整体微分几何中出现陈氏级等现象，与波尔（1885-1962）在圆周上创设量子化条件其精神是非常相似的。韦伊的猜想其实是很自然的。 　　1970年代规范场与纤维丛的密切关系震惊了数学界。对此新发展陈先生当然非常高兴，他了解到他的重要研究工作原来与物理世界的结构有极密切的关系。1987年4月22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后来传闻很多，多半不可信。当时的记录是这样的：陈先生说：“有一年我跟内人去参观罗汉塔，我就感慨地跟她说：‘无论数学做得怎么好，顶多是做个罗汉。’菩萨或许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罗汉谁也不知道那个是哪个人。所以不要把名看得太重。Riemann的工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数学跟其他的科学一样要不断扩充范围，大家重视的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工作。” 　　我解读这段文字如下：陈先生当时认为自己是罗汉，还不是菩萨。这是不是表示他过于谦让呢？我不是数学家，不能评说。但是如果韦伊1948年的猜想是对的，那么陈先生的开创性的陈氏级等数学工作的重要性就要旁及物理世界的最最基本结构了，那时数学仙山上的大雄宝殿中岂能不迎来一尊新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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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不转你的基因，转你的钱包

fs007 2011-10-14 11:08

四、转基因黑幕 (717 查看) 发布: 亦明 日期: October 12, 2011 12:09PM 从2001年披上“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的外衣奔走呼号，到2011年扯下“科学”、“理性”、“良心”的面具破口大骂，方舟子为推销转基因食品 整整卖命了十年。谁都知道，方舟子是一个锱铢必较、无利不起早之人，他怎么会花十年的时间“义务劳动”？因此，在“方学”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 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到底是在为谁效力？ 1、《冰点》的四朝太上皇 方舟子走进《冰点周刊》是在2004年12月初；他被赶出《中国青年报》的大门是在2011年9月底。在这段将近七年的时间里，不仅《中国青年报》的主编 换了至少三届，连《冰点周刊》的主编都换了四茬：2006年初，《冰点》的创始人李大同被撤销《冰点周刊》主编的职务；3月，《冰点周刊》复刊，主编一职 由中青报副主编陈小川兼任。（见中文维基百科： ）。 2006年10月，中青报主编李而亮被调离，陈小川接掌中青报。很可能在此之后，《冰点》主编一职由副主编杜涌涛接任。（据“中青在线”不久前的一篇文 章，杜是《冰点》复刊之后的实际负责人：“同年3月，《冰点周刊》受命复刊，此时这支采编队伍已严重不整。如何保住‘冰点’既有品质和水准，面对国内外严 重关注的目光，杜涌涛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见： ）。杜涌涛主掌《冰点》至少到2009年8月（见： ），他的继任叫徐百柯，任职至今。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七年中，《中国青年报》和《冰点周刊》的头头就像是走马灯般地让人目不暇接，可是，方舟子却如不倒翁似的，任凭世人怎么唾骂、捶打，他 仍旧是中青报的专栏作家，是《冰点》的四朝元老。实际上，方舟子的专栏，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包括《中国青年报》内部人士的强烈抵制，而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对呼 声、举报信件几乎是无日无之——仅在过去的一年内，笔者就曾举报了无数次。可是，《中国青年报》却像是一个连光线都能够吞噬的无底黑洞似的，所有对方舟子 的举报和谴责，到了那里马上就无声无息了：方舟子继续依靠《冰点》行骗，继续拿《冰点》的稿费，继续当他的“全国性大报”的专栏作家。 难道《中国青年报》在蓄意祸国？ 前面提到，方舟子在《北京科技报》、《新京报》的专栏，都是以“推销转基因”为主题开锣的。而他在中青报的第一篇文章，则以“打假反伪”为主题，以《光明 日报》和“无偏二极管”为打击目标，其目的，似乎是要在“全国性大报”上来一个“少侠下山”的“闪亮登场”。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场“假打假、伪反伪”闹 剧，以方舟子、何祚庥、以及《中国青年报》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方舟子后来虽然仍旧在中青报上公报私仇搞“打假”，如攻击江晓原的导师席泽宗、如辱骂自己 的宿敌田松、亦明（后详），但他使所用的手段都是旁敲侧击、影射攻击，根本不敢直接点名——他污蔑诽谤肖传国的文章，是发表在《北京科技报》上的。事实 是，在2005年底，《冰点周刊》报道武汉大学周叶中抄袭案，尽管信息来源是新语丝，但《冰点》却派出自己的记者搞调查，文章中也没有提到方舟子的名字。 显然，方舟子在中青报上的“打假第一枪”，让《冰点》对这位“打假斗士”心有余悸了。 2004年12月15日，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第二篇专栏文章，《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仅看标题，就可以知道方舟子一定又是摆出一副国际学术 界首席科学家的架势来教训无知无识愚昧顽劣的中国公众。可是，一周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署名“沈树”的反驳文章，《质疑〈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 因〉》。《中国青年报》还特意为这篇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 “本版12月15日刊登了专栏作者方舟子《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一文，后听到一些不同的声 音，沈树的‘质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刊登在此，以为争鸣。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在不同的媒体已经开始。在信息一体化和公民知情权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学 会在不同的声音中进行识别和选择，已成为每个人无法回避的现实。转基因食品已经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这是让不同声音在版面上进行争论的最大意义。”（见： ）。 显然，就像方舟子的第一篇打炮文章《“永动机”重现江湖》问世后受到猛烈反击一样，方舟子的第二篇打炮文章命运也是一样——所谓的“听到一些不同的声 音”，不过是中青报给自己留面子的说法而已。事实是，在当时，社会上对方舟子的质疑之声震天价响，以致方舟子不得不在12月13日，即《别怕，不是要转你 的基因》完稿、交稿后的第二天，发表之前两天，在新语丝上发表了一个《我与“转基因”关系的一点声明》： “本人与孟山都公司或任何一家研发、推广转基因技术、产品的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人支持转基因技术，驳斥有关转基因技术的种种谣言与谎言，乃是据于我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出于良心，不愿见到世人被反科学组织、人士所愚弄，更不愿见到 一项有望造福于人类的新技术由于大众的无知恐慌而遭到扼杀，并没有从中获得除了报刊稿费或讲课报酬之外的任何利益。”（见：XYS20051213， ）。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方舟子的那个“良心”到底值几个钱——我的《科唬作家方舟子》一书的“中篇”就是专门讲述方舟子如何“卖良心”（见： ）——，也知道他的“声明”连一张揩屁股的马粪纸都不如。事实是，就在今年4月1日，方舟子又发了一个“声明”，发誓要“追究”《法治周末》的法律责任。（见：XYS20110401， ）。可恰恰是方舟子本人，目前正在拼老命阻止这场官司的正常进行，非要《法治周末》及其执行总编郭国松“逃脱法律责任”不可。 方舟子的“声明”一钱不值 所以说，方舟子的“声明”，对他自己没有任何约束作用，而对别人则只有欺骗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只要方舟子发声明，那十有八九就是他在蓄意欺骗、讹诈。 沈树的文章，论长度，是方舟子文章的二倍；论深度，远远超出了科学混子方舟子所能够达到的极限。因此，任何没有偏见、并且具有基本常识的人，都可以非常轻 易地看出孰是孰非。而方舟子哪能眼看着自己在“全国性大报”上的第二炮又变成“哑炮”？他于是匆匆忙忙地撰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 答沈树〈质疑《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进行顽强地狡辩。这篇狡辩文章最好笑的是最后一段： “我并不是说在转基因的问题上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绝对不是。做为一项与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的技术应用，值得大家的关注，它的利弊可以讨论，也应该讨论。专家也有责任参与讨论，解答公众的疑惑。但是讨论应该建立在准确的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之 上，切忌不懂装懂、信口开河，更要当心被别有用心的反科学组织所误导。”（见2004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XYS20041230， ）。 方舟子不是一直在说“在转基因的问题上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吗？实际上，即使是“专家”发言，如果他们对转基因抱持保留态度，方舟子也还要拼命把他们打成 “非专家”以剥夺他们的发言权，怎么在《中国青年报》上他又诅咒发誓说“绝对不是”了？更可笑的是，方舟子口中那个“不懂装懂、信口开河”之人，恰恰就是 他自己。（见下）。 关于沈树与方舟子那场辩论的内容，我在四年前已经做过详细的介绍和评论（见亦明《科唬作家方舟子》129-133页， ），这里不再重复。但是，对于那场辩论的幕后背景，我在四年前并不了解，因此没有多着笔墨。现在把它写出来，让世人见识一下这个“全国性大报”是如何一面对着全国人民说“让不同声音在版面上进行争论”，一面在背后打压“不同声音”的。 沈树是《中国青年报》编辑刘县书的笔名。据李大同的《用新闻影响今天》，刘县书是《冰点周刊》“探索”版的首任编辑，而方舟子在中青报的专栏恰恰设在“探 索”版。也就是说，方舟子在中青报上靠无知无耻无赖的“三无”手段来推销转基因，而他的版面编辑明明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但他却无权拒绝这样的稿子，于是只 好化名出面来“质疑”。难怪他要化名“沈树”——原来他是在“申诉”。最奇的是，还是根据李大同，刘县书的“探索”版编辑职位“半年后由报社资深编辑邓琮 琮接任”。《冰点周刊》始于2004年6月，“半年后”不正是2004年底、2005年初吗？不正是刘县书在为转基因问题进行“申述”之时吗？ 那么，“探索版编辑刘县书”的“被接任”，与他和“专栏作家方舟子”唱反调，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李大同当然不会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只是透露了这样一 条信息：2006年初，《冰点》被停刊之后，刘县书“在给冰点同仁拜年帖中”说，这个停刊事件“和我们大家无关”。（见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显 然，刘县书对《冰点》是有怨气的。 让我们再看一看那位接替刘县书的“资深编辑邓琮琮”。2004年11月17日，也就是方舟子到《中国青年报》走马上任之前三周，该报发表了邓琮琮的一篇文 章，《科学并不带走玫瑰的美好》。这篇文章的主题本来是报道“2004北京国际科教电影电视展”，但其中却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推介方舟子：方舟子这三个 字在文章中出现了四次，文章中引用方舟子的话，字数比“本届评委会主席约翰•林奇”、“美国评委苏珊妮•辛普森”、“已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 曼”被引用的字数的总和还要多。（见：XYS20041118， ）。 明白刘县书为什么“被接任”了吗？明白邓琮琮为什么“被选择”接任了吗？ 在把刘县书从《探索》版赶走之后，《中国青年报》变成了方舟子向中国大众“科唬”的主要摊位，而他的“打假”主战场则转移到了《北京科技报》。方舟子籍 《中国青年报》推销转基因最有“三无科唬”代表性的文章，就是2010年3月24日发表的《转基因玉米更有益健康》。这篇文章在问世的第二天就被人揭发它 不仅是抄袭之作，而且含有大量的无知和蓄意欺骗内容（详见六指：《转基因玉米的神话》， ；《去掉翻译的部分，还剩一半没？》， ）。 这份揭发材料被网友转发给《中国青年报》无数次，可是，这个自称“是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份全国性综合性日报”的“中国共青团中央机 关报”，却让这样一位举世无双的骗子继续利用该报行骗一年半。既然《中国青年报》对于一个骗子如此厚爱，它何不刊登一个招募骗子专栏作家的广告？显然，它 不是对所有的骗子都一视同仁，而是只对方舟子这个骗子情有独钟。 问题是：为什么？！ 2、新华社的倒插门女婿 方舟子的势力并不仅仅限于中国青年报社之内。就在中青报发表方舟子反击沈树文章的第二天，方舟子老婆刘菊花所在单位新华社参战了。该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 报》在12月30日发表了一篇所谓的“专访”，其内容不过是把方舟子前一天在中青报上的文章，《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答沈树〈质疑《别怕，不是要转你 的基因》〉》，通过“现身在美国、因‘学术打假’在中国民间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的嘴再说一遍。 那么，这位生物化学博士到底有怎样的公信力呢？事实是：这个“身在美国”住在一颗大树上的国际盲流，隔着太平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的国家通讯社”、“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向中国公众撒弥天大谎： “我们已在美国不知不觉地吃了10年的转基因食品。”（见：XYS20041231， ）。 可笑的是，就在两年前，方舟子在新华社的另一份刊物《环球》还曾说过， “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已有十来年的历史，而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中，大约60％含有转基因成分。”（方舟子：《“转基因食品”恐慌传到中国》，《环球》2003 年第1 期，XYS20030103， ）。 从《“转基因食品”恐慌传到中国》的撰稿之日，2002年12月，到“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方禾……专访方舟子”之时，2004年12月，不是过了整整两年吗？怎么“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历史不见加长，反倒缩短，从“十来年”变成“10（整）年”了？ 事实是，美国FDA为第一个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颁发的许可证是在1994年5月，该产品，一种西红柿，真正进入市场出售是在1995年底。也就是说，即使 从颁发许可证的时间算起，到2002年底，“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也不过八年半，如果从真正进入市场算起，到2002年底，只有七年左右的时间。而方 舟子却通过新华社，把它们说成是“十来年”。另一个事实是，当年这种转基因西红柿只进入了美国极小一部分市场，而且是高价出售，因此方舟子根本就不可能 “不知不觉地吃了”这种转基因产品。这样一来，方舟子伪造“吃转基因历史”，其目的除了是蓄意欺骗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方舟子与新华社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12月9日，方舟子就为《环球》杂志撰写了《为什么要反对伪科普？》一文，该文发表在2001年第2期 《环球》上。方舟子的第一篇推销转基因的文章，《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就是发表在《环球》（2001年第12期）上的。在此之后，方舟子多次通过《环 球》或其他新华社报刊鼓吹转基因，如《“转基因食品”恐慌传到中国》（《环球》2003年第1期）、《转基因，标不标记？》（2004年第11期）、《为 什么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2005年第1期）。 也许是以为接力棒已经交到了《中国青年报》的手中，《环球》杂志在2006年第3期以后不再发表方舟子的稿件。《环球》最后一次发表的方舟子文章，题目是《学术造假与游戏规则》。用这个题目来结束与方舟子的关系，特别具有讽刺意味。 到了2010年6月，方舟子又与新华社的《新华每日电讯》搭上了关系，为其“草地”副刊写专栏，“大约每两周写一篇”。（见：XYS20100618， ）。 而方舟子在中国平面媒体上发表的最后两篇力挺转基因的文章，《转基因其实很环保》（2010年12月3日）和《谁才是孟山都公司的推手》（2011年5月 13日），就是在它上面发表的。这与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鼓吹转基因的文章，《转基因恐慌》（发表日期是2010年9月29日），衔接 得严丝合缝。 新华社与方舟子的关系，当然并不仅仅通过转基因来连结。实际上，方舟子在美国《科学》杂志的首次亮相，就是新华社特稿社副社长熊蕾女士的杰作。 （Xiong Lei. 2001. China. Biochemist wages online war against ethical lapses. Science 293:1039.）2003年7月，就在上海的《探索与争鸣》连载野鹤揭批方舟子的文章《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之际，“新华社的领导偶然听说我 在北京，邀请我在离开北京前去新华网做个访谈。”（方舟子：《驳斥野鹤的狡辩和他散布的新谣言》，XYS20030801， ）。据野鹤揭露： “更令人（特别是那些由于真诚关注反腐大业而迷信方舟子的好心人）想像不到的是，这位‘反腐英 雄’竟然还跑到北京去走‘上层路线’，靠了他们的关系，一面在新华网上露了一回脸，算是为‘反腐英雄’正了回名……”。（野鹤：《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 断想(七）终于露出了文痞的马脚》）。 难怪新华社对震惊全国的刘菊花抄袭案装聋作哑，拒不调查处理，反倒要法外施恩，派一个对英文一窍不通、对中文不抄袭就写不出一个通顺的句子、完整的段落（见《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抄袭资料大全》， ）、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怀有刻骨仇恨（见方舟子妻：《活着》，XYS20100901， ；《苟活着》，XYS20101014， ；《新闻业务探讨：转发微博需不需要动脑子？》，XYS20101221， ）的刘菊花“常驻美国”。显然，《中国青年报》因为方舟子而在国内声名狼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的国家通讯社”于是要与“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一决雌雄，比试一下谁更无耻，因此计划把臭名昭著的“方舟子妻”推向世界。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无独有偶”。方舟子vs.刘菊花。中青报vs.新华社。 3、是谁掐住了方舟子的喉咙？ 现在看来，2010年8月末爆发的震惊世界的羊角锤击案，既是方舟子行骗的顶峰，也是他走向灭亡的开始。大致说来，到了2010年底，尽管中国的无良媒体还在拼命力挺方舟子，但连方舟子自己都明白，他的好日子不多了。 （1）扶住方舟子断了的脊梁 前面提到，从2011年元旦开始，抄袭剽窃的丑闻就把方舟子一家缠得脱不开身。可是，在方舟子身后，似乎总是有那么一只毛乎乎、脏兮兮的黑手，在方舟子濒死的时候扶他一把。 2011年1月26日，方舟子在中国正义网2010年度中国正义人物颁奖典礼上 3月17日，也就是肖传国出狱的当天，《北京青年》周刊将方舟子列为封面人物，并且把他称为“打假斗士”，说他“仗义执言”、患有“真相洁癖”。而方舟子自己则这样诠释那张封面照片：“那是锤子教授出狱的日子。我以手为枪。”（见： ）。显然，色厉内荏、惶惶不可终日的方舟子是在通过《北京青年》来威胁自己的敌人，也是在给自己壮胆。 2011年3月17日出版的《北京青年》周刊封面 【注：《北京青年》周刊是“北京青年报系”下的一个刊物。据方舟子说，“我和《北京青年报》报系的关系一向还算不错”。（方舟子：《是新闻记者还是“新闻痞子”？》，XYS20060407， ）。 2011年8月23日，方舟子美国母校教授鲁特伯恩斯坦博士连续发表公开信，谴责方舟子十六年前抄袭自己。《北京青年报》下的《法制晚报》显然是要帮方舟 子一把，但结果弄巧成拙，使“美教授发公开信 斥责方舟子剽窃”这条消息传播得更广。方舟子恼羞成怒，大骂那名记者“造谣”，《法制晚报》的另一个记者王晟于是回骂方舟子，说他是“二货”、“犯二”。 （见： ）。显然，这是在骂方舟子没能理解《法制晚报》的苦心。】 《法制晚报》“造谣” （见：2011年8月23日第A14版， ） 4月8日，就在《法治周末》发表《方舟子涉嫌抄袭总调查》之后第九天，杭州市委组织部、市科协、市委党校特意举办“杭州市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专题报 告会”，把方舟子请去，给他们讲“科学时代的伪科学”。（林尧：《如何辨别“伪科学” 方舟子给你支招》，2011年4月8日杭州网， ）。 2011年4月8日，方舟子给中共杭州市委市党校讲课 方舟子在杭州讲“党课”会场 被中共一个地方的党组织专门请去讲“党课”，对方舟子来说简直就是前所未有的“礼遇”。而就整个中国历史来说，一个副省级的大都市执政党组织请一个无业游 民、并且是一个有着巨大抄袭剽窃嫌疑、涉嫌刑事犯罪（非法集资、诽谤陷害良民百姓、欺骗法院、辱骂法官、为炒作烂书而报假警、为报私仇而组织策划医闹，等 等）的无业游民来讲课，也是极为罕见的——如果不是仅见的话。更为让人疑窦丛生的是这个罕见事件发生的时机：恰恰就在这个旷世奇骗彻底曝光的时候。联想到 八个月前，方舟子的屁大点儿伤疤竟然能够演变成“（公安）部督大案”，我们就不能不对方舟子背后的那个“贵人”到底是谁感到万分的好奇。 方舟子的一个屁就能嘣出一个“部督大案” 5月29日，方舟子又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请去，为他攻击那些揭露他的人提供场所和听众。（肖洁：《方舟子：“我只是指出事实”》，2011年6月3日《科学时报》， 。这篇文章被方舟子转载到新语丝上之后，标题改为《方舟子：“即使挨刀，我也不会消失”》，XYS20060604， ）。 此时，让人们感到大惑不解的已经不再仅仅是这个事件所发生的时间，而是包括它的地点。因为就在一个月前，方舟子曾因自己老婆刘菊花硕士论文抄袭案爆发而宣 布，中国的学位论文90%都有抄袭。不仅如此，他还威胁全中国社会：“如果我妻子的硕士文凭因此出事，我就把下半生贡献给为中国清理硕士、博士文凭，从相 关人员开始清理。”（见： ）。一个举世闻名的大骗子，竟然有人给他创造机会，面对着“九成”小骗子发毒誓，“即使挨刀，我也不会消失”，这得是什么“造化”啊？反过来说，在什么样的国度、在什么样的时代，才能够出现这样的“奇迹”呢？ （2）掐住方舟子那尖细的喉咙 如果说上面这些明火执仗的正面“挺方”行动让人看得目瞪口呆的话，那么，一个背后隐秘的行动则暴露出了挺方势力的狐狸尾巴。 原来，随着中国强力推进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的步伐加快，中国社会上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呈现出白热化的趋势。7月6日，《文汇报》发表著名作家曹明华的文章，《“转基因”之争在美国》。该文引经据典，一一驳斥挺转派的挺转理由。而下面这段话，则直指中国的“挺转一号”方舟子： “中国的转基因专家，一直到现在、目前、今天，仍在用2000年之前的基因学理论向中国公众 ‘科普’转基因知识。……他们的知识更新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也情有可原，但他们还要继续扮演‘专家’，向中国大众进行科普，那就只能是‘科唬’；他们向 政府决策者进行辅导，那就只能是‘误导’。这是我们不能同情与原谅的。” 可笑的是，早在2010年8月23日，也就是在他的屁股被羊角锤砸出三块疤痕之前一周，方舟子曾因为曹明华“学过分子生物学而崇拜中医、攻击转基因技术”而在新浪微博上恶狠狠地咒骂说，“我最痛恨的就是这种以‘生命科学’招摇的。”（见： ）。不仅如此，2011年2月16日，因为曹明华在网上公布《访亦明》一文，方舟子马上向全世界发出如下恐吓信： “曹明华造谣说我的一篇文章被密歇根州立大学校方认定剽窃，事实是，母校校长办公室接到葛莘 （即写了百万字文章攻击、污蔑我的‘亦明‘）等人举报我剽窃，经评估认为虽然剽窃的举报符合启动调查的要求，但没有可信的证据，且与学校学习无关，所以不 启动调查。葛莘等人不服该评估，上诉被驳回，该案已结案。 “曹明华声称她将把造谣文章投给国内报刊发表。如果哪家报刊敢发表曹明华的造谣文章，我就起诉该报刊和曹明华。 “曹明华曾因为发表迷信中医的文章和造谣攻击转基因食品受到我的批评。”（见：XYS20110216， ）。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到了2011年，方舟子对曹明华的仇恨，用“恨之入骨”来形容，绝不过分。现在既然曹明华又跳出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造谣攻击转 基因食品”，按照方舟子的本性，他完全应该立即在《中国青年报》或者《新华每日电讯》上发表文章予以严厉“批评”才对。可是，即使是在新浪微博上，方舟子 也没有做出丝毫的反应。 更奇的是，7月14日，《文汇报》又编发了曹明华的一篇文章，《有一种误解亟须辨明》。这次，曹明华直接引用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一篇文章中的两句话 ——“除了玉米，大豆、土豆、西红柿、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的转基因品种也在美国大量种植。据统计，美国市场上的食品大约70%含有转基因成分”（见方舟子 《我为什么选择转基因食品》，2009年3月17日《中国青年报》）——当靶子，说它“是非常错误的，它误导着中国的舆论信息。”可是，此时的方舟子还是 哑口无言：不仅在平面媒体上装得若无其事，连在新浪微博和新语丝上，他也采用“一切造假者在事情败露后的最后一招”（语见方舟子《装聋作哑是何 罪？》，XYS 20040914， ）——装聋作哑。 2011年7月14日《文汇报》发表曹明华的文章，直接批驳方舟子挺转谬论 阴影部分是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造谣言论 被派出来代替方舟子“批评”曹明华的人，一个是方舟子的打手和跟班、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详见亦明《方舟子陷害肖传国始末》第七章）；另一个是在“非 典”期间率领中国院士代表团到美国学习如何做人、结果吃了哈佛大学闭门羹的北大前校长许智宏。（详见亦明《是东施效颦，还是邯郸学步：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 士被哈佛校长拒之门外》， ）。 饶毅不仅用实名在7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转基因在美国的遭际》、在8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转基因在中国带来的警惕：反智和投机》，他并 且化名“柯贝”以“国内生物学家”的名义在7月21日《南方周末》上发表谩骂文章《对转基因的无知与偏见》，点名辱骂曹明华等人。可是好笑的是，到了8月 17日，消息传来，这位自视甚高的阿歪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选举中，竟然第一轮就被刷了下来。饶毅接下来的一系列表演，使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怨士”，他也自此 顾不上转基因这码事了。【注：许智宏在7月2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转基因技术科普：让公众听得懂》一文。】 方舟子与饶毅：是共生关系，还是寄生关系？ 从这场在中国顶尖媒体上关于转基因的大辩论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方舟子的喉咙被某个人死死地掐住了。而这个人之所以不要方舟子发出一丝声响，唯一 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方舟子已经臭不可闻，他的任何挺转言论都只会起到与挺转目的相反的效果。所以，他们才派出比方舟子更具欺骗性的两位北大人士。这位幕后 黑手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恰恰把方舟子“挺转”是受幕后势力指使、而不是如他所说的那样，是“出于良心”，暴露得昭然若揭了。 问题是： 方舟子背后的这只黑手，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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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背后的主子：中宣部 (449 查看) 发布: 亦明 日期: October 09, 2011 01:17PM 三、背后的主子：中宣部 细读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的第一篇专栏文章《“永动机”重现江湖》，你就会感觉到其中的腾腾杀机：不仅开篇即点《光明日报》的名，而且全篇点徐业林的名六次，提到“骗”字六次，并且把徐业林的发明与一个叫“宇宙引力能永动机”的骗局相提并论。看看其中的这段话： “自古以来，鼓吹永动机的无非两类人，一类是无知（不懂物理学定律）或偏执（不承认物理学定 律）的空想家，一类是诈骗投资的骗子。对第一类人我们可以同情他们，对第二类人司法机关则应该侦查、惩处（据报道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梁星人事件）。凡是自 称已研制出永动机并到处推销拉投资的人，肯定是百分之百的骗子。不过，虽然徐研究员早在2000年就“热切盼望得到企业界的支持”，鉴于他承认‘无偏二极 管’还不实用，与梁星人一伙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宁愿把他归入空想家一类。”（见： ）。 显然，方舟子这是在威胁《光明日报》和徐业林：你们如果不老老实实认栽，那我就不仅仅是“反伪”，而是要“打假”。可惜的是，不仅徐业林没有屈服于方舟子 的淫威，连《光明日报》也奋起反抗。不仅如此，方舟子、何祚庥这两个学棍在《中国青年报》和《北京科技报》上的丑恶表演，还激起了“天地生人”组织的强烈 反弹。2005年3月9日，原国家计委科技司副司长严谷良在该组织上的一个讲演中说： “继去年方舟子肆意攻击获得2003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研 究成果和有充分实验依据并获得四国发明专利的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发电芯片重大自主创新成果之后，今年3月，方舟子又凭他的那点所谓常识，妄图支撑那本在中 国科技界正义人士眼里早已臭名昭著后患匪浅的《伪科学曝光》，诬称全息生物学是典型的伪科学，攻击由于张颖清含冤病逝而站出来痛陈科技界弊端的老科技工作 者是属于‘天地生人’的小圈子，一贯鼓吹伪科学等等。够了，方舟子如此张狂的在中国科技界乱扣伪科学帽子，是谁给的权力？依据何在？有实验事实吗？有证伪 的学术论文吗？”（见：《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快讯第35期（2005年3月9日）》， ）。 严谷良提出的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谁给的权力？”，最为重要。所以，本节就探讨这个问题。 1、媒体新宠 2004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播出专题节目：“学术打假英雄方舟子”。2004年10月13日，由新华社主管的《瞭望东方周刊》发表《打假不必厚道——专访方舟子》。在此之后的半年时间内，方舟子又接受了六家刊物的“专访”： 2004年12月31日：《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方舟子：转基因不是怪物 2005年1月29日：《时代人物周报》专访方舟子：从诗人到战士 2005年2月20日：《北京青年周刊》专访方舟子：学术打假，立此存照 2005年3月18日：《北京晨报》专访方舟子：我和王海境界不一样 2005年4月6 日：《北京科技报》专访方舟子：我为什么不相信中药疗效 2005年4年14日：《北京科技报》专访方舟子：金米能否解决4亿人维A缺乏症 检索新语丝网站可知，在《瞭望东方周刊》之前，没有一家纸媒体曾经“专访”过方舟子。仅有的两个网络专访，一个是1999年香港一家网站搞的《人物专访：方舟子论基督教》（见：XYS19990910， ）；另一个是新浪观察2003年3月搞的《专访方舟子：为什么学者不能腐败？》（见：XYS20030327， ）。 也就是说，在2004年底左右，尽管方舟子的名声在网络上一路下跌，但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方舟子在平面媒体上一路涨停。他一手揽“专栏”，一手接 “专访”，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抛头露面，风光无限。此时的方舟子，一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2004年夏，《人民日报》下属的《大地》半月刊第十三期的封面极具象征色彩：背景是红色的党旗，中心是身着深色西装的胡锦涛，底部是六个金光耀眼的大字：“挥剑学术腐败”。 在这期《大地》中，有一篇由孔静、文子、刘罡铭署名的“专题”文章：《学术腐败“恶疾”必须正视》。这篇文章长达万言，措辞极为锋利尖锐，显然是奉旨拟诏 之作。其前言部分先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次说中国科学院完成《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 建议》的咨询报告，“对中国科学界‘许多违背科学道德规范、败坏学风的科学不端行为、道德失范及学风浮躁现象’做了全面的评估，为严重威胁科技界肌体健康 的‘溃疡’、‘恶疾’，勾勒出了一份清晰的‘病历’。”最后透露，“据悉，这份报告即将呈报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为最高决策层整肃学风提供参考。” （见： ）。 显然，当时的中央政府是要对学术腐败动真格的了。 无独有偶。2004年10月13日，《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姜殊的文章，《中国探讨治理学术腐败 主管部门义不容辞》。开篇两段话是这样的： “8月底9月初，教育部和科技部先后出台了《高校哲学社科研究学术规范》和《关于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建设信用管理制度的决定》（以下分别简称《规范》和《决定》）。 “以学术打假著称学界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参与了教育部《规范》的制订，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学术宪章”。不过仍是初步的东西，将来《规范》还要细化。’”（见： ）。 这篇文章的标题非常刺眼，让人感到这是在明确表示对学术界能否“自律”持极其强烈的怀疑态度。实际上，当时大家谁心里都明白，想要靠教育部的那个“规则” 和科技部的那个“决定”来治理学术腐败，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如此这般的主意就会油然而生：由学术界之外的人士从舆论上来监 督学术界。 最可笑的是，《大地》的那篇反学术腐败的檄文本身就是抄袭之作：该文中有四段话照抄新华网“焦点网谈”2003年12月31日栏目宋雪梅、王静的文章：《“象牙塔”中的浊流：学术腐败何时休》（见： ）；而新华网的这篇文章，则抄袭人民网2003年2月5日转载的我的文章，《是学术腐败，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见： ）。（见下图）。 【注：《是学术腐败，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原题为《是学术腐败，是学术邪恶，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2003年1月27日首发于新语丝，2月5日 由人民网转载。2007年9月18日，方舟子在得知笔者曾经向《中国青年报》举报自己的学术不端行为之后，以亦明“‘反对中国学术腐败’另有别的目的”为 名，将该文删除（见：XYS20070918， ）。新华网和《大地》文章抄袭的来源是新语丝还是人民网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反对中国学术腐败’另有别的目的”之人，恰恰就是方舟子及其同伙。】 像这种一边积极造假、一边高喊打假的事情，不正是方舟子及其粉丝们的一贯作为吗？事实是，那篇《大地》文章提到方舟子的名字11次、何祚庥3次，而“参与 了教育部《规范》的制订”的杨玉圣只被提到1次。《瞭望东方周刊》的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到方舟子，但是，何祚庥却出现了4次。也就是说，那些设计、制定反 学术腐败计策、政策之人，除了老方粉何祚庥、邹承鲁、于光远之外，剩下的多半是小方粉。而这些人一旦掌权，首要任务不就是把教主推向前台吗？ 也许有人会说：亦明兄，您说得头头是道，可都是一些揣测之辞，让人无法信服啊。 确实，像这种策划于暗室之内的事情，如果参与其事的人不张嘴，其他人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直接证据，因此只能根据一些间接的线索来进行分析和推理。万幸的是，参与其事的人说漏了嘴。 2、王牌《冰点》 方舟子的《中国青年报》专栏，隶属于该报的王牌版面《冰点周刊》。而《冰点周刊》，起源于1995年创办的专题版面《冰点》，其含义是不追求“热点”。到 了2004年中，《冰点》扩充为每周四版的《冰点周刊》。据《冰点》创办人、主编李大同自己说，《冰点》不仅是《中国青年报》的“著名的品牌栏目”，而且 是该报的“核心竞争力版面”。而《冰点》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地位，手段之一就是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亦称“公共知识分子”）结盟，和团中央、中宣部对着 干。看看李大同的这段叙述： “《冰点•人物》版创刊伊始，就确立了这是一个‘公民人物’版。自由知识分子王怡（《网上呼 吸》）、创建中国舆论监督网的李新德（《他们最害怕光》）、送法下乡为农民打官司的北京学者李柏光（《通往公民之路》）等等都陆续刊出。《冰点•人特》版 还开辟了‘钩沉’专栏，专门回顾近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傲人风骨，受到读者极大欢迎。而《冰点•文化》版上，由丁东和谢泳两位著名 学者以对话体方式开的专栏一期未断，延续至今。两位学者旁征博引、探精取微，直面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种种现实问题，娓娓道来，绵里藏针。在读者中很有口 碑。” （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泰得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网络文本，原文页码不详）。 按道理说，方舟子与《冰点》几乎就是格格不入：就在进入《冰点》之前一两个月，他还大骂“自由知识分子王怡”（见方舟子《装聋作哑是何罪？》，XYS20040911， ；《“自由主义者”与“通信自由”》，XYS20040927， ），并且耻与包括谢泳在内的“公知”为伍（见方舟子《请辞“公共知识分子”桂冠》，XYS20040910， ）。不仅如此，他下面这段话，明显是在要挟《中国青年报》，并且是在向它“政府”告密： “共青团中央的报纸《中国青年报》刚刚发表了长篇报道吹捧‘网络意见领袖’王怡，……如果这些人竟然都是‘政府所痛恨或不喜欢的人’，我们不能不赞叹政府之开明和宽容！”（方舟子：《杨良心的大节如此不亏》，XYS20041027， ）。 这样一来，我们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方舟子为什么会主动跑到《冰点》与这些“公知”连床共枕？第二，《冰点》主编李大同有什么理由把这样一个惹麻烦的角色招引进来？ 实际上，方舟子搞的都是“热点”——什么东西“热”他搞什么，什么东西吸引眼球，他搞什么——，这与“冰点”的办刊宗旨完全背道而驰。更何况，早就认清方舟子真面目的李方当时尚在《中国青年报》，担任评论部主任，并且与李大同关系颇为不错，他难道不会向李大同提个醒吗？ 事实是，在网上，有一本《冰点结集》——编辑之人很可能就是李大同——，收录了1998-2008年间《冰点》的精华文章。（下载地址： ）。可是，在这本书中，没有一篇文章出自方舟子之手。由此可见，在《冰点》人看来，方舟子的文章如果不是文字垃圾，也是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既然如此，以搞精品名牌为目标、把《冰点》的声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李大同，当初为什么要招收方舟子呢？ 3、中青报内讧 所有这些疑团，到了2005年夏天，都迎刃而解了。当时，《中国青年报》正在酝酿评审标准、报酬分配、体制框架改革。中青报主编李而亮提出的方案严重地触 犯了《冰点》的小集团利益，于是李大同突然不宣而战，把一份万言反对书公布于世。李大同当然不能把自己的真实理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于是把矛头对准了李 而亮方案中的稿件评审标准，而这个标准的核心就是稿件得分，以中央领导（包括中宣部、团中央）的为重，民意（读者意见）为轻。不言而喻，李大同这样的反对 意见自然能够得到社会公众和海外势力的一致叫好。一时间，中青报主编李而亮成了众矢之的，里外不是人。可是，李而亮马上做出了公开的答复，逐条批驳李大同 的反对意见，并且，在不经意间，泄露了这样一个天机： “最后，回到你公开信的主旨。信写了那么多，按我的理解，核心就是你认为这部新条例，颠覆了中 青报的优良传统，否定了人民群众欢迎的舆论监督，特别是有意挤压‘冰点’；只唯上，不求实，是李而亮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个大问题，要论述起来需要很大的 篇幅。其实，在条例讨论稿之前，社党组、编委会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贯穿的主线已经非常清晰，也经大家讨论通过。版面调整后中青报明确的核心价值观不 是在条例中突然冒出来的，这点大家应该清楚。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你公开信中批评矛头直指的目标——中宣部阅评。今年以来， 中宣部 对本报阅评（含综述和青年参考）共24件，其中表扬的13件，批评的11件。其中涉及冰点的批评的5件、 表扬的1件（方舟子〈永动机重现江湖〉 ）；而冰点被批评的稿件中没有一篇是舆论监督的。……”（见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 也就是说，方舟子批“无偏二极管”的雄文，是 “今年以来”《冰点周刊》唯一得到中宣部“表扬”的稿件。难怪《冰点》对待《光明日报》会那么有恃无恐！难怪他们要力挺方舟子！ 问题是，中宣部为什么要“表扬”方舟子的这篇稿子？《“永动机”重现江湖》开头就点《光明日报》的名，中间部分先抽了何祚庥一记耳光，然后把徐业林说得介 于无知和骗子之间，结尾又把《光明日报》的记者说成是“科学素质不高”——这不相当于抽“党报”的脸吗？并且，中宣部评阅员的“科学素质”怎么可能会比 《光明日报》的专业记者还高？他们怎么能够判断科学上的问题？所以说，中宣部表扬方舟子的文章，唯一可能的理由和目的，就是要确立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 的地位。而李而亮之所以要把这件事抖落出来，就是要告诉公众李大同是如何的虚伪。李主编不知道的是，这种事情是说不得的。 现在看来，方舟子在中宣部的斡旋下进入中青报，是直接通过李大同。李而亮即使知情，也所知不多。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当然。 且说李而亮对李大同的公开答复，据李大同自己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为什么呢？他解释说： “举凡在体制内的人都知道，官员和下属之间是从来不可能有公开辩论的，盖因此举不仅‘有失身份’，还因为很多举动是暗箱操作，真实理由根本不可能拿到桌面上来讨论。李而亮此举完全是破例，我想他是气懵了头……。” （见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 也就是说，李大同料定李而亮不敢公开答复，所以就捏造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对改革，以此博得清誉。但李而亮心中胸中有冤，心中无鬼，把事实真相揭了个 底朝天，结果反倒把李大同搞傻了——他拖了十多天，才凑出了两万多字的答复。而这篇答复东拉西扯，词不达意，反倒更显示出李而亮的光明磊落。不过，笔者对 二李之间的矛盾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李大同中答复中的这样一段话： “而亮抱怨我们不‘交流一下再出手’（我们恰好事前充分交流了），自己却是怎样做的呢？去年年终枪毙冰点特稿与我们事前‘交流’了一下吗？ 今年2月2日《冰点周刊》出版后，我们吃惊地发现：探索版主打报道《“永动机”永不休？》的最后一段凌空消失。而没有了这提出判断和总结的最后一段，整篇文章便不知所云。 要 知道，这是而亮亲自审阅签字后付印的。看大样时，他要求将文章中最后一段里《光明日报》模糊一下。我们照办，改成了《××日报》。但这最后一段跑哪儿去了 呢？我们再去检校部门查改样，最后才得知，是而亮在工厂已经将报纸印刷完毕后，还觉得读者会猜出是哪家报纸，会伤了光明日报老总的面子，于是干脆删掉这 段，重新出片，重新印刷。几万份彩印报纸啊，那是多少钱啊？”（李大同：《与报社同事谈谈心——冰点与中国青年报》，XYS20050906， ）。 这段话说明，方舟子在《“永动机”重现江湖》中点《光明日报》的名，是蓄意的，是受到上面指使或者怂恿的；而《中国青年报》，不，应该说是《冰点》，力挺 方舟子，打击《光明日报》，打击徐业林，也是蓄谋的，也是得到上面的支持的。李而亮被蒙在鼓中，还傻乎乎地为报社着想，宁可毁掉“几万份彩印报纸”。这还 不能说明李而亮是在方舟子—李大同—中宣部这铁三角之外吗？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恰恰是因为背后有中宣部撑腰，《冰点》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很可能是出于同 样的原因，李大同这个中青报副刊主编才敢于和中青报主编李而亮公开叫阵。确实，李大同在这篇文章中透露出的，恰恰就是因为他有中宣部的撑腰而显得底气十 足： “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团中央阅评员开始跳出来骂冰点，其阴险、恶毒程度甚至远超过中宣部阅评员，连中宣部没有批评的报道他们也批。” 这和方舟子一年前大骂“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政治上的把关，竟严过中央党校出版社”（方舟子：《〈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勘误》，XYS20040522， ），口气是多么的相像！ 在中青报的这场内斗中，方舟子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北美时间2005年8月16日，北京时间8月15日，也就是李大同的《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 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的公开信》问世的当天，他就把这封信列为当日新语丝新到资料的头条（见：XYS20050816， ）。可是，当李而亮的答复文章《我的几点意见》在第二天出现时，它却是当天“新到资料”的第十二位（见：XYS20050817， ），并且，方舟子还配发了一个《中国青年报周刊中心讨论考评方案会议记录》（见：XYS20050817， ）。 待到9月6日方舟子转载李大同的《与报社同事谈谈心——冰点与中国青年报》时，这篇文章又被列为当天的头条。不仅如此，方舟子还在新语丝上选登了大量攻击 李而亮的文章，如署名飞哥的《李而亮一再强调“境外网站”，“到底是什么意思”》，署名第三只眼的《李而亮没回答问题》，署名公民评论员的《评中国青年报 总编李而亮答李大同“我的几点意见”》。总之，方舟子的立场非常明确。而其中的原因更是不难理解。明白那些“公知”们对方舟子爱恨交加的原因了吗？这是其 中之一。 总之，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相信，方舟子在2004年底进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是被中宣部插进去的一根钉子。其目的，第一是要方舟子借 助《冰点》的名声（关于此点，一位方粉这样吹捧方舟子：“《冰点》一般不接受投稿。所以，在报纸类，我虽然只拿过《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 报》三家的稿费，但认为能拿到《中国青年报•冰点》的作者稿费的，才是真正的高手！”见XYS20051117， ）， 第二就是要平衡一下《冰点》的右翼倾向，第三很可能是要方舟子监视《冰点》。至于方舟子的“推广转基因”使命，则是来自另一个系统。而李大同以为，自己接 受了方舟子，相当于和中宣部做成了一笔交易，并且搭上了方舟子这个内线，他因此可以把《冰点周刊》办成《中国青年报》中的独立王国。2006年初，《冰点 周刊》因为刊发袁伟时的“狼奶”文章被迫停刊，李大同被免去《冰点》主编的职务。但是，方舟子并没有跟随李大同一起离开《冰点》。在该刊复刊之后，方舟子 仍旧“能拿到《中国青年报•冰点》的作者稿费”。实际上，他是《冰点》的“四朝元老”。 【注1：李而亮于2004年12月开始担任《中国青年报》主编。2006年10月，李而亮被调离中青报。】 【注2：2010年9月，因羊角锤击方舟子案，美国《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In China, the Bad News for Reporters Gets Worse。下面这段话是方舟子的狗腿子Yush翻译的：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原主编李大同说，像方舟子这样的新闻从业者‘在中国社会很少见’。 除了受到来自政府审查的压力，收入低下的中国新闻从业者还经常受到‘红包’（商人和官员买正面报道的钱）的诱惑。这就给了像方是民这样愿意与既得利益者作 斗争的新闻从业者很多机会和责任。李大同说：‘方舟子触及了权势和商家，以及支持那些商家的官员，因为任何商家后面都有官员在支持。因此，这是要勇于面对 权势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的媒体没做好这项工作。’”（Yush翻译：《美国〈时代〉周刊：中国新闻从业者处境雪上加霜》，XYS20100908， ）。 方舟子算是“新闻从业者”吗？方舟子拒绝过“红包”吗？方舟子“触及了”哪家“权势和商家，以及支持那些商家的官员”？李主编，你能说一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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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方舟子与《中国青年报》邪恶同盟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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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与《中国青年报》邪恶同盟的终结 发布: 亦明 日期: October 05, 2011 06:48PM 2011年，方舟子一家流年不利。元旦，中国学术评价网公布该网站组织的五人学术不端行为评议团决议，认定方舟子抄袭美国生物学家Stanton Braude博士的论文。（见：《方舟子抄袭剽窃001号案评议书、认定证书》，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学术评价网总共组织了四个评议团，他们分别认定了四起方舟子抄袭案。（见《方舟子抄袭剽窃专辑》， ）。2月15日，一直在平面媒体发表文章的著名作家曹明华在网上发表文章，披露方舟子母校密西根州立大学调查处理方舟子抄袭该校教授一案的内幕。（曹明华：《访亦明》， ）。2月28日，《深圳商报》发表《“打假”名人方舟子被曝剽窃他人著作》一文，将早已被光明网、学术批评网刊载的《究竟是创作、翻译、编译，还是抄袭？——评方舟子的〈“智商”的误区〉》推介给平面媒体读者。（见： ）。3月30日，《法治周末》用四个整版的篇幅刊登《方舟子涉嫌抄袭总调查》，揭露三起方舟子抄袭案。（见： ）。4月28日，《法治周末》发表《方舟子后院起火：妻子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揭露方舟子的老婆刘菊花九年前的硕士学位论文抄袭剽窃率高达90%。（见： ）。这个消息还通过《中国日报》传播到了英语世界。（Wang Jingqiong. Science cop's wife called plagiarizer. China Daily, April 29, 2011. ）。到了这年8月，方舟子的美国母校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Root-Bernstein博士指责方舟子16年前抄袭自己的文章。（汤浪：《“我会考虑起诉方舟子”》，2011年8月21日《深圳商报》；张岩：《美教授发公开信 斥责方舟子剽窃》，2011年8月23日《法制晚报》）。总之， 在2011年热气腾腾的炎夏，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猛然发现，一直被中国媒体捧为“打假斗士”的方舟子，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假货。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刚刚在美国对自己的徒党吹嘘说自己“任职新华社记者的妻子刘菊花即将奉派常驻美国，主要在美东从事采访”的方舟子（见李大明：《学术打假 方舟子告别圣地牙哥》，2011年9月30日《世界日报》），把下面这个消息“吹嘘”了出来：自己在《中国青年报》的专栏被砍掉了： “由于栏目调整，从这个月开始，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一言堂’就停了，结束了我与中青报长达7年的合作（从2004年12月4月刊出第一篇‘一言堂’《‘永动机’重现江湖》开始），以后是换别的报刊继续写这类科普小品文，还是暂时把精力集中于写书（现在手头上拖了三本书还没完成），还没有定。”（见2011年10月3日方舟子新浪微博， ）。 确实，在所有曾经让方舟子写专栏的媒体中，《中国青年报》是方舟子盘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祸国殃民最为严重的一家报纸，该报因此有《祸国青年报》之称。实际上，因为方舟子认为《中国青年报》是“一份读者众多、有很大影响力的主流报纸”、是“对中国青年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大报”，所以方舟子才会动不动就把那些对他发出批评声音的媒体蔑称为“小报”。这样一来，在这个“全国性大报”与它的臭名昭著的专栏作家的邪恶联盟土崩瓦解之际，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邪恶联盟的内幕予以揭露，对它所造下的罪孽予以清算，以从中汲取教训，并且儆诫所有的邪恶势力、邪恶媒体：作恶的后果，必将是恶果自食。 一、孽缘之始 在中国，一提到方舟子，马上就会把他和“科学”挂上钩。这不仅仅是因为方舟子的自我吹嘘，更是由于某些媒体的恶意追捧。实际上，这位“科学斗士”的全部“科学”本钱不过如此：1985年秋季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本科，1990年冬季进入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至1998年分别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和邵克生物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年底彻底告别科学研究。 那么，自称从小热爱科学、并且至今仍旧依靠每日挥舞“科学”棍棒混吃饭的方舟子，为什么会在三十刚过的年龄，就把科学研究一脚踢开呢？这与《中国青年报》有着很深的关系。2000年8月，方舟子在接受中国科技大学海外校友基金会的采访时说： “我九八年秋天回国，是出国八年第一次。回国以后我就觉得很有必要在国内发表一些科普的文章。……九八年我从国内回来之后，开始给国内的报纸刊物写文章。”（刘铮：《方是民（方舟子）博士采访录》，XYS20001003， ）。 2001年1月，方舟子的抄袭之作《叩问生命——基因时代的争论》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方舟子为该书写了一篇自序，其中说： “我的科学写作，1998年是个转折点。……1998年，互联网在中国大陆开始兴起，国内的报刊陆续上网，使我能及时了解到了国内舆论动态，并且可以很方便地与国内的编辑们联系。” （方舟子：《〈叩问生命——基因时代的争论〉自序》，XYS20010123， ）。 确实，方舟子从1998年11月起就开始撰写《中文国际网络纵横谈》（见“新语丝之友存档”， ）。但是，直到1999年2月，这个系列的“之五”才出现在《中国青年报•电脑周刊》（数字青年）上。2000年底，方舟子说： “《数字青年》出版到一百期了，如果算一算，大约其中有一半登了我的文章。我是从《数字青年》刚创办、还叫做《电脑周刊》的1998年年底就开始为她撰稿的，说来还是我在国内报刊上办的第一个专栏，有一段时间几乎每期都要为她写一篇。”（方舟子：《IT也要有文化——贺〈数字青年〉百期》，2000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数字青年》， ）。 方舟子与《数字青年》的关系，很可能仅仅维持了一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方舟子利用他的这个“在国内报刊上办的第一个专栏”，都做了些什么呢？最主要的有三件事：第一，把自己打扮成“中文互联网的先驱”、“创办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是“网文八大家”之一；第二，就是拼命地报复自己以前的仇人，如那个四年前曾经揭露他“伪明史专家”真面目的《华夏文摘》（见方舟子：《ACT的兴起》，XYS19990203， ），和那个两年前拒不和他合作炒作脑白金的史玉柱（见方舟子：《“脑白金”现象网上辨真伪——网站评点之二十一》，XYS19991027， ）；第三，到处招摇、显摆自己的这块《中国青年报》专栏作家牌子。（详见刘华杰：《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2000年2月21日《科学时报》，XYS20000209， ；刘铮：《方是民（方舟子）博士采访录》；方舟子：《有关网络问题答国内记者问》，XYS20000816， ）。 那么，方舟子与《中国青年报》的关系，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原来，方舟子的科学主义倾向以及他的市侩、好斗本性，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暴露无遗。2000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记者李方的文章，《科学，警惕有人假汝之名》。方舟子马上对号入座，宣布这篇文章是针对他的，于是反骂对方是“伪科学斗士”。（方舟子：《究竟谁在假科学之名——答李方〈科学，警惕有人假汝之名〉》，XYS20000225， ）。到了这年秋天，方舟子与李方已经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9月18日，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发表《关于所谓“朱海军死亡”事件的几点声明》，其最后一点是： “李方长期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在《中国青年报》上多次发表宣扬伪科学、反科学的文章，有一次还不点名地造我的谣言，现在又把其主持的中青论坛变成了纠集、鼓动伪科学人士的园地，这是与《中国青年报》做为对中国青年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大报的形象格格不入的。我做为《中国青年报》的长期读者及其附属刊物的撰稿人，对此表示失望。希望《中国青年报》的领导能对李方进行批评教育、督促其改正。如果李方继续利用《中国青年报》的资源对我进行诽谤和伪造我的张贴，对我的名誉造成伤害，我必追究《中国青年报》的法律责任。”（XYS20000918， ）。 所谓“希望《中国青年报》的领导能对李方进行批评教育、督促其改正”，不过就是方舟子后来砸对手饭碗、让其下岗、并且不许其他单位收留某人的另一种说法。可惜的是，方舟子在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能量和胆量这么做。实际上，在《中国青年报》社，看清方舟子真面目的人并不是只有李方一个人。一周后，有人公布出“《中国青年报》（？）的编辑少华的私人通讯”，其中，把方舟子的本性看得极为清楚： “方舟子是很懂得处世之道的，我看他放言无忌，界限却是清楚，什么力量不能触动，哪些势力不能批评，内心里极为明白的，科学之‘实证精神’，真是明白得很了。” 　 “方舟子聪明，我以前一直以为他只是不了解国内人的生存状态，才在自由世界大表其爱国心，后来看到他自己的站点被国内封锁后他‘没有怨言’，我知道他的聪明达到很高的地步了，他不会对体制说什么的，他的快乐已经在斥骂他人中找到了。”（见方舟子：《乡愿的“逆耳之言”——再答“杂文家”刘洪波》，XYS20000925， ）。 很可能因为当时报社的人对方舟子认识得非常清楚，所以那篇署名《中国青年报》实习记者刘菊花的方舟子专访，《网络奇才方舟子》，才没有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上。 《中国青年报》不让方舟子当“全国性大报”的专栏作家，并且扼杀歌颂赞扬方奇才的文章，这还了得？从2001年到2004年间，方舟子及其徒众们在新语丝上发表了多篇揭批《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且看下面几篇文章的标题： 曲颉 2001-01-05, 《大记者、名作家、〈中国青年报〉编委张建伟抄袭剽窃造假》 不争论 2001-12-18, 《笑评草庵居士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垃圾文章》 方舟子 2002-02-09, 《中国青年报与美国骗子大学联合招生》 周方舟 2002-02-28, 《从黑熊事件看〈中国青年报〉一文对法律的曲解及其他》 再看看方舟子批《中国青年报》文章中的内容： “可见， 童增根本就没有掌握必要的知识来对基因问题说三道四，更不要说著书立说了。”（方舟子：《“非典基因武器”阴谋论》，XYS20031016， ）。 “《中国青年报》6月24日盛大林《‘抄袭’的满分作文不应改判低分》之强词夺理，在该报随后（6月29日）发表的何三畏《“抄袭”是一个弱智的问题》一文中已有辨析，在此不赘。但何三畏不同意盛大林的论据，却同意盛大林的论点，而他本人的论据却更为荒唐，干脆来个釜底抽薪，否认高考作文存在抄袭问题……”（方舟子：《如此鼓吹抄袭才叫弱智》，XYS20040629，XYS20030629， ）。 “共青团中央的报纸《中国青年报》刚刚发表了长篇报道吹捧‘网络意见领袖’王怡，……如果这些人竟然都是‘政府所痛恨或不喜欢的人’，我们不能不赞叹政府之开明和宽容！”（方舟子：《杨良心的大节如此不亏》，XYS20041027， ）。 也就是在这样的步步逼宫的背景下，在2004年底，方舟子摇身一变，重新回到《中国青年报》，并且一举成了它的太上皇：整个“大报”对转基因、中医、地震预测预报的态度，都唯方舟子的马首是瞻；而方舟子报私仇、谋私利之际，都会把这份“全国性大报”捆绑到自己的战车上。 实际上，方舟子早就看破了中国某些媒体的这个“你越是拿她不当东西，她越是拿你当东西”的“婊子秉性”，因此他对于自己觊觎、垂涎的媒体，首先就是通过“打”、“斗”、“骂”等招数来吸引对方的注意，让对方产生畏惧心理，然后再通过其他渠道完成从打到和的转变。这实际上就是当年土匪“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招数的一个变种：“要当‘家’，狂批猛斗加打骂”。方舟子这套招数运用得颇为娴熟，他在《南方周末》、《北京科技报》等报的专栏就是这么得来的，当然少不了幕后操作。 可笑的是，这些媒体一旦被方舟子附上身，就会噩运不断，但他们却像中了邪似的对方舟子痴心不改。2001年底，方舟子刚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三篇抄袭文章，其劣迹就被曝光，丑闻一路小跑，传到美国的《科学》杂志。这是方舟子抄袭剽窃历史上第一个被抓的案例。2005年，因于建嵘案，方舟子与《南方周末》打破了脑袋。可是，到了2010年4月，《南方周末》却主动加入方舟子围剿肖传国的战役，派出恶棍记者柴会群使用造谣污蔑的手法来陷害肖传国。（见亦明《方舟子陷害肖传国始末》， ）。 同样，《北京科技报》在2004年底勾搭上方舟子之后，也吃尽了苦头。读者来信指责、退报不说（见（《〈北京科技报〉总编辑做客新浪聊天实录》，2006年1月5日新浪科技， ），还官司不断：先吃四川老中医陈建民的官司，接着吃湖北老西医肖传国的官司。该报在2006年8月被迫关闭方舟子的专栏，但是，该报却与方舟子一直藕断丝连，暗通款曲。2009年12月，该报加入方舟子组织策划的反肖同盟，专门负责“调查神源医院”。（见亦明《方舟子陷害肖传国始末》， ）。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新京报》。2005年2月，因为在“敬畏自然”的辩论中吃了亏，输了脸，方舟子把邪火撒在《新京报》的头上，宣布“我正式宣布关闭我在《新京报》上的专栏，以后不再向《新京报》投稿，不接受其采访，也不允许其转载我的文章。”（方舟子：《辞去〈新京报〉专栏作者一职的声明》，XYS20050219， ）。在此之后，方舟子对《新京报》扬手就打，张嘴就骂。（例见方舟子：《评新京报的吓人报道“转基因食品威胁人类健康？”》，XYS20050523， ；《新京报在宣扬什么进化论新认识？》，XYS20080622， ）。可是，到了2010年底，方舟子的那本集抄袭剽窃、盗版侵权、科唬欺骗于一身的伪劣“著作”《大象为什么不长毛》竟然入选“新京报2010‘年度好书’”，并且最终被评为该报的“年度生活书”。（见《本报年度好书致敬6作者》，2011年1月9日《新京报》， ）。 “新京报2010‘年度生活书’”中盗来的图片和无知的翻译 总而言之，中国的某些媒体与方舟子的关系，颇像是婊子和嫖客：嫖客越是恶毒凶狠，婊子越是服服帖帖，恭恭顺顺。究其心理，大概是：这么横的客，能没有来头吗？ 二、秘密使命 方舟子自认是一个“网络奇才”，这说明他从互联网起家，在网上成名，并且，以在网络上活动为主。但是，这种情况在2004年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内，他突然成了四家刊物的定期“专栏作家”，每周一篇文章。这四家媒体是：《北京科技报》（始于2004年10月20日）、《时代人物周报》（始于2004年11月7日）、《中国青年报》（始于2004年12月8日）、《新京报》（始于2005年1月2日）。也就是因为如此，在2004年11月左右，方舟子完成从“网络斗士”到“媒体新宠”的华丽变身。（见下图）。 问题是，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换句话说，中国的媒体为什么在2004年年底，突然间对一个网络恶棍亲热起来了呢？要知道，2004年底，正是方舟子的声誉从高峰跌到谷底的关键时刻：新语丝的流量，从年初开始一路下滑，那势头，简直比股市崩盘还要猛烈。 新语丝网站流量图 应该承认，方舟子的变形，与他本人多年来对媒体孜孜不倦地施压是分不开的。但是，这仅仅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就是上文提到的“其他渠道”。 在《关于方学研究的几点个人看法》一文中，我曾提到利用“史学的方法”来研究方学。具体地讲，就是要顺藤摸瓜，查明来龙去脉。（见： ）。也就是说，想要解答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在2004年年底突然间对一个网络恶棍张开了双臂，我们可以先从方舟子当上“专栏作家”以后都做了些什么来切入。经过详细梳理那段时间方舟子发表的文章，笔者做出了这样的发现：方舟子在当上上述几家报刊的专栏作家之后，发表的文章有两大主题：第一就是极力鼓吹转基因，第二就是坚决充当何祚庥的打手。 1、转基因贩子 笔者四年前曾提到，方舟子支持转基因，与他身披“美国生物信息公司科学家”马甲同步，都在2001年上半年。（见亦明《科唬作家方舟子》第六章， ）。不过，由于当时国内对转基因问题并不重视，所以在2004年以前，方舟子这方面的文章至多是零星出现的。【注：据方舟子自己说，他为美国生物信息公司服务是在2001-2003年间。（见方舟子：《植物所首席造谣员和反科学文化人联手造谣》，XYS20100108， ）。】可是，2004年开春以后，方舟子就像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毒蛇一样，突然间忙活起来了。他又是办讲座，又是发访谈，又是撰写文章，真是不亦乐乎。方舟子的这一系列活动，与中国政府的转基因政策显得是那么的协调一致。因为从2004年4月21日起，中国农业部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实施正常管理”，亦即相当于中国对美国的转基因农产品敞开了大门。这年12月20日，新华社发了一个通稿，题目就是“转基因作物合法化将对全球粮食供应格局带来重大变化”。（见：XYS20041223， ）。12月30日，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发表《转基因不是怪物——本报专访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在其中，方舟子宣称，“我认识的生物学家没有不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对当前出现的恐慌觉得荒唐可笑，乃至痛心疾首。”（见XYS20041231，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方舟子所说的那个“我认识的生物学家”，十有八九就是阿歪饶毅。 方舟子在《北京科技报》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就是《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其中的这句话是“文眼”：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些大奖，是对中国育种工作者在过去应用传统育种方法所做出的成果的表彰，但是传统育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属于遗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方舟子：《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2004年10月21日《北京科技报》， ）。 这相当于说，国际学术界给袁隆平发大奖，不是在鼓励他继续前进，而是在鼓励及早准备后事。同样的调调，方舟子在七年后再次高唱。2011年9月，屠呦呦因为在中医文献的帮助下发现青蒿素而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大奖。对此，方舟子阴险地说： “屠呦呦的获奖是对40年前一次奇迹的表彰，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切不可因此迷失方向。”（方舟子：《青蒿素热中的冷思考》，2011年9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 ）。 也就是说，只要不是他那一伙的中国科学家得奖，那得奖的意义都相当于被宣判死刑。这个世界上，还要比方舟子更邪恶的人吗？ 言归正传。与在《北京科技报》的首发炮弹是力挺转基因一样，方舟子在《新京报》的第一篇专栏文章的题目是：《“转基因”与“转生态”》。而他在《中国青年报》上的第二篇专栏文章则题为《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方舟子在《时代人物周报》上的文章，与“科唬”没有什么关系。并且，方舟子很快与该刊翻脸决裂。） 显然，方舟子当时是带着任务“上岗”的。 2、科学界恶霸 除了鼓吹转基因之外，方舟子在2004年底“登栏上岗”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紧跟何祚庥，充当何祚庥的打手——何祚庥指到哪里，方舟子就打到哪里。而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 原来，2004年12月3日《光明日报》的头版发了一条题为《无偏二极管有望开辟新的能源出路》的消息：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徐业林发明的无偏二极管，从去年底到现在，陆续获得了俄、英、美、中四国的发明专利。 “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工作原理是：在两块金属板之间夹一层半导体，两块金属板中一块是光滑的，另一块上布满了小坑。在不需要外加电能、化学能、太阳能等能量的条件下，只要环境温度高于负273℃，该器件就能奇迹般地输出直流电流。 “无独有偶，近年来国外也有科学家对小坑电场现象进行了定量计算与实际测量，证明小坑内确实存在电场。 “徐业林在专利中指出，坑的直径愈小电流愈大，如果能将坑的直径缩小到现在的百分之一，输出的电流就有可能带动家用小型汽车。而这将是一种取之不尽、完全没有污染的新型能源。”（见： ）。 靠当政治打手起家、整天用鼻子嗅查“伪科学”的万能院士何祚庥马上就写了一封公开信，题为《〈光明日报〉应该大幅度改进它的科学报导了！》。何祚庥的信，不知他当时是否发给了《光明日报》，但确实在12月3日当天就出现在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上了，并且是头条。好笑的是，这封从头到尾刚过八百字，但却用了12个惊叹号，其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德行真的是跃然纸上。其实，这封信的核心内容不过就是这段话： “遗憾之至！如果徐业林先生的‘发明’，确实如像‘报导’所描绘的那样，亦即‘不需要外加……能量……，该器件就能奇迹般地输出直流电流’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严肃地指出，这将是科学上所不可能出现的‘永动机’，因为它违背了物理学的基本定律，能量守恒定律！”（XYS20041203， ）。 显然，徐业林在看到何院士的指控之后，提出辩驳说，自己的发明“既不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定律）也不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是永动机”，于是万能博士方舟子出场了。12月8日，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专栏文章，《“永动机”重现江湖》。而他所做的，就是在不知不觉间扇了自己的恩公何祚庥一记响亮的耳光： “‘无偏二极管’如徐研究员的专著名称所表明的，是要‘从单一室温环境获得能量’，而热力学第二定律已指出，自然界中一切与热现象有关的实际宏观过程都是不可逆的，要从单一和均匀的热源（例如海洋、大气层）吸取能量实现循环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无偏二极管’实际上就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第二类永动机（违背能量守恒定律的永动机称为第一类永动机）。”（见：XYS20041208， ）。 也就是说，万能院士、物理学家何祚庥说，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的发明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而万能博士、“生物化学家”方舟子却说，徐研究员的发明违反的不是第一定律，是第二定律。这样一来，这两个万能学霸必然有一个人是错的。但直到今天，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给徐研究员道歉。问题是，这两个万能的家伙，在向人家泼污水的时候，为什么不先看一看人家的试验是怎么做的呢？显然，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谁对谁错，这两个科学恶霸连想都没有想过。 【注：关于热动力学第二定律，从十九世纪起就面临着多重挑战，很多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见维基百科： ）。因此，根据这条定律来否定一项发明，如果不是无知，就是邪恶，再不会有其他可能。】 3、无耻的《中国青年报》 按道理讲，《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主办、中宣部主管的“党报”，在级别上，即使不比共青团中央的“团报”高，至少也得是同级。并且他们同为“全国性大报”，因此相互之间总该礼尚往来，互通友好，这才是人之常情。可事实却是，对着《光明日报》一篇不到三百字的消息，《中国青年报》竟然发表一个生物学博士到物理学界拿着物理学定律当大棒对着物理学家胡批乱打的文章，这就让人感到万分不解。更奇怪的是，在方舟子的文章发表之后，《光明日报》曾多次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要求有一个“平等的话语权”（见蒋韡薇：《科学调查：“永动机”永不休？》，2005年2月2日， ），可是《中国青年报》却就是不把这个话语权还给对方。不仅如此，面对着《光明日报》的全面反击（下详），《中国青年报》竟然强悍对抗，他们顺着方舟子的思路搞了一个所谓的“科学调查”，其目的就是要坐实方舟子光荣正确，那个徐研究员满盘全错。而让世人跌破眼镜的是，那个搞 “科学调查”之人，竟然是一个中国新闻学院毕业的、千真万确如假包换的“文科傻妞” 蒋韡薇。且看她是怎么在方舟子的指引下搞“科学调查”的： “记者专程参观了徐业林的实验室，并对他进行了访问。徐业林现年67岁，196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后至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1994年被评为研究员。有人从中国维普全文数据库中搜索徐业林从1989年到2004年发表的论文，只有一篇，就是这次引起争论的《无偏二极管的实验与分析》（发表于《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杂志2000年第三期）。”（蒋韡薇：《科学调查：“永动机”永不休？》，2005年2月2日， ）。 2006年3月16日，方舟子应贾鹤鹏的邀请，给“东亚地区科技记者研修班”讲授“如何识别假科学新闻”，他教授的第一招就是“要去查查他们这些人的身份，看看他们是否有做这些专业研究的资格。”（方舟子：《如何识别假科学新闻》，XYS20060606， ）。显然，这个蒋记者已经提前一年从方舟子“打假研修班”结业。 蒋韡薇，女，汉族。1976年2月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 （见： ） 实际上，《中国青年报》和蒋韡薇不仅在“无偏二极管”这个事件中毫无保留地站在方舟子“伪反伪”一边，他们还对方舟子的“真造假”无条件地坚决支持。2007年2月，就在方舟子制造了“恐吓信”惊天骗局之后，蒋记者再次出台，撰写四千多字的长文，《方舟子干了什么》，为方舟子歌功颂德、鸣冤叫屈。看看这篇文章的最后两段话： “警方在给方舟子备案后，建议他更换住所。事实上，方舟子此前已经因为类似事件搬过一次家。虽然会为家人安全担心，但他并不打算对‘伪科学’做出哪怕一点儿妥协。他也不打算放弃自己‘点名批评对手’的原则，因为‘作为学者，应该有责任向大家说明一些事情的真相’。 “有人问方舟子，你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什么？他回答：‘搞科学研究不能腐败。学者、科学家是这个社会的良心。’”（蒋韡薇：《方舟子干了什么》，2007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XYS20070228， ）。 请问已经升任“主任记者”的蒋女士：方舟子到底是在哪家“警方”备的案，你查到了吗？如果查到了，能不能公布一下？如果没查，你岂不是在公然撒谎造谣吗？ 4、还原历史真相 那么，那个“无偏二极管”事件到底是怎么个结果呢？2004年12月16日，光明网发表了当初报道徐业林发明的那两位记者撰写的《对批评“无偏二极管”报道的答复》（见： ），以及徐业林撰写的《徐业林谈他的无偏二极管》（见： ）。12月22日，方舟子又在《北京科技报》上发表《该如何验证“永动机”》一文，使用流氓恶棍的逻辑来为自己进行狡辩。据方舟子说，美国专利局授予徐业林发明专利，什么也说明不了，那可能是美国的专利审核员搞错了，“误以为是一种特殊的电池”；而徐业林说的其他人重复出了自己的试验，那也“不过是空口说白话”。看看这个恶棍的太上皇口气： “所以，我对徐业林和其他永动机发明者、追随者的忠告是：如果真以为推翻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请先走出国门去争取诺贝尔奖；如果真以为造出了永动机，请先造出个应用产品出来让消费者见识见识。”（见：XYS20041222， ）。 2004年12月31日，光明网开辟“学术争鸣与方舟子打假专题报道”专题栏目。（见： ）。2005年1月4日，这个栏目发表了周文斌的文章，《学术打假与学术争鸣》，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声称自己在几年之内就打了300多项假，其实不少都不属打假的范围，而应当是一般的学术争论。例如，关于云南澄江动物群的发现是否挑战了达尔文进化论的问题、关于无偏二极管是否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问题等等，都只能是学术争鸣，不应当归于学术打假。”（见： ）。 对此，方舟子在20多天后才把它“立此存照”，并且仅仅加了这么一段按语： “方舟子按：周文斌是写《无偏二极管有望开辟新的能源出路》报道的记者之一。又，我并没有说300多项假都是我自己打的。”（见：XYS20050131， ）。 显然，在科学上，方舟子无话可说了。事实是，不仅万能博士方舟子哑巴了，连万能院士何祚庥也不敢开口。于是《中国青年报》在2005年2月2日发表了蒋韡薇的《科学调查：“永动机”永不休》，力挺方舟子。可是，到了2005年4月21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任振球、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陈其翔、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孙文鹏、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世辉联合署名的文章，《无偏二极管不是“永动机”》，逐条驳斥何、方二人的荒唐指控。（见： ）。此时，何舟子、方祚庥这两个学棍还是不敢和对方公开辩论。但是，他们却继续在新语丝上发表邪教徒们对徐业林的诽谤、围攻文章，并且在媒体上继续攻击徐业林的发明是伪科学。（见：李瑞先、柴爱新：《科学与伪科学谁说了算》，《瞭望东方周刊》第80期，XYS20050525， ；方舟子：《评〈新闻晨报〉上一篇为伪科学翻案的报道》，XYS20051103， ；《何祚庥、司马南网易访谈实录：炮轰〈新闻晨报〉为伪科学鸣冤叫屈》，XYS20051104， ；何祚庥：《揭露伪新闻（十）——要揭露伪新闻，更要揭露新闻腐败》，XYS20060218， ；方舟子：《如何识别假科学新闻》，XYS20060606， ）。 也就是说，只要这两个学术恶霸说你是伪科学，在他们眼中，你就永远都是伪科学，不论你怎么澄清、辩白。 从方舟子进入“专栏”之后的这一系列表演中，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做出如下推测：2004年下半年，由于形势的需要，国内某些势力决定利用颇有“斗士”名声的方舟子来给他们当斗犬，于是把他安插进中国的媒体。具体操作这件事的人，极有可能就是中宣部干事出身、并且和方舟子情同父子的何祚庥。为了报答何祚庥，也是为了向何祚庥后面的主子显示自己的不负所望，方舟子“上任”伊始就像疯狗般地的狂咬乱斗。可是，在“无偏二极管”这个问题上，他却偏偏栽了个大跟斗。显然是怕这个被刚刚树起来的“专栏作家”、“打假斗士”在世人面前丢大脸，《中国青年报》于是罔顾事实、抛弃职业道德与行业规范，坚决支持方舟子，让他“站直了，别趴下”。《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要为一个恶棍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呢？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他们在为同一个主子效忠、卖命。由此看来，在2004年底，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推翻西城区法院对野鹤案的初审判决，让方舟子赢得名义上的“胜诉”，就更加耐人寻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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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

热度 1 dongzg101 2011-9-28 11:22

林徽因“所爱”金岳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 2011年09月28日 08:54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徐虹 4 人参与 2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如果把逻辑学家金岳霖增补进《围城》里，应该是最贴切不过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洋的，西装革履、头发油光可鉴、戴着黑墨镜拿手杖的，恃才放旷、不近凡俗、重情重义、见棱见角又天天说着俏皮话的……当然，他不是方鸿渐不是赵辛楣也不是曹元朗或者褚慎明，他只是他们重叠的交集。 金在上世纪20年代留美获得博士学位时25岁，之后又到英国。他印象最坏的是政治学。“教我的教授是当时鼎鼎大名的Yidinop。在一次讲演中，他大骂俄国革命，可又大大地恭维了列宁——他说，列宁行，列宁是贵族……这真是胡说！”他又笑道，“那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最好的一本关于美国政治的书是James Boyo写的，而他是英国人；最好的关于英国政治的书是Lowell写的，而他是美国人。”在美国短期任教后，金带着自己的美国女友周游列国，典型的落拓不羁、魏晋风流。 其实他心中的唐晓芙是林徽因，并且热度持续多年不减。上世纪80年代，当英雄迟暮，金早年的风仪，已经在岁月凋敝中不大看得出了。有人想套出他的话，但他对此绝口不提。只在《金岳霖回忆录》里的一节《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中这样提及：“……我看见他们两个在房梁上，我说你们赶紧给我下来！”然后话锋一转：“爱和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者感觉。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金岳霖字龙荪，与叶企孙、陈岱孙并称“清华三孙”。他们相同的特点就是——终身未娶。 三本书能够概括金的一生。他在《谈谈我的书》中说：“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逻辑》。”在西南联大时，金倾全部心血写就《知识论》。那时候日军飞机常来轰炸，他在逃命之时也带着书稿“跑警报”。“到了北边上山，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等我记起来回去，书稿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但是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重写。这个工作在1948年解放前夕完成，终于由商务印书馆付梓。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答：“写好了——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后冯友兰对该书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金的回忆录里谈及历史故事，可谓三分形，七分神，如单口相声。他说陈岱孙“很能办事”。在清华时，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即向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意即：你现在代理校事，就该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 他说过“我不大懂 胡适 ”。“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不可能在北大教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容易应付的。”“有一天他来找我。我们谈到‘必要’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者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还有一次，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他对胡适的“不了解”、“不懂”，或者就是“不以为然”之谓。 金这个人果然见棱见角，放任自流。他说，“解放前也有思想工作，那时不叫思想工作，叫劝劝。有一次吴宓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情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当时有同事觉得这很不对头，派他去劝劝。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去，更不知道我为什么就去了。”金是这样劝吴的，金说：“你的诗如何我不懂，但是你的爱情涉及毛彦文，这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是私事情——比如我们天天早上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当即生气了，反驳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但是别忘了金岳霖先生是教授逻辑学的，立刻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是说私事不应该宣传！”时隔多年，他才觉得自己说话确实不妥当。“张若奚有几次当面批评过，说我的话不伦不类，我都没有理会。” 金虽做学问，但是做得不苦。在1937年以前，他“有一个厨师，咖啡都是按照他规定的比例调制的”。解放后，他爱喝牛奶，爱甜食，爱猫，爱吃大李子，养过黑狼山鸡，又斗蛐蛐，注重绸料衣服，喜欢中国菜，喜欢枣红或者赭红的颜色，喜欢栀子花……他不喜欢政治。他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但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并说：“掀起一个时代人的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 他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那时，他已经80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相关新闻： 金岳霖教导欧阳中石“有容”才是学问大 金岳霖爱上林徽因不避梁思成 为林终身不娶 陈书娣 标签： 知识论 魏晋风流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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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志国是什么教授？

热度 9 Majorite 2011-9-19 07:17

王志国是什么教授？ 2011-09-19 06:25:00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北京)　 本报讯（实习生方磊 记者叶铁桥）近日，《细胞科学期刊》刊登声明，撤销王志国等于2007年在该期刊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这是王志国近期被撤销的第三篇论文。同时，记者辗转从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获知，王志国在蒙特利尔大学获得的最高职称为 “合同教授（Professeur sous octroi）”。 《细胞科学期刊》的声明称，王志国等人的论文滥用和重复使用他们发表的其他论文中的图片，违背了该刊的编辑政策，必须撤销。通讯作者之一的王志国声称“对此负全部责任”。 与此同时，王志国的身份也被质疑为只是该校医学院的副研究员。记者在查询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网站后发现，在网站和学院2010～2011学年的年报上，均显示王志国的专业技术职务是Chercheur agrégé（法文，副研究员）。 然而，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系的网页上，王志国的简介显示为“现任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加拿大蒙特利尔心脏病研究所药学系的教授、资深科学家，加拿大蒙特利尔FRSQ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对于专业技术职务的质疑，王志国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年报上的数据是错误的。在询问准确职务时，王志国说，“我是教授和研究员。”在记者进一步追问是不是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时，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然而，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在蒙特利尔大学，王志国为“合同教授”。“合同教授”是从2010年开始启用的新名称，之前叫研究员。这种“合同教授”工资和福利是由项目或基金资助的，没有终身制，跟单位的合同有期限，最多不超过5年。“合同教授”主要从事研究，并参与研究生培养。而且，只有成绩突出的“合同教授”经同行评审与大学审批后，才可转为大学的正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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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我为何冠名清华教学楼

热度 1 supdesign 2011-9-7 12:10

真维斯所属集团董事长：我为何冠名清华教学楼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6日 08:01 中国青年报微博 　　清华“真维斯楼”事件后，真维斯(微博)所属集团董事长接受本报专访—— 　　“我为何要冠名清华真维斯楼” 　　“教学楼起成这样的名字，象牙塔充斥着铜臭味。”2011年5月23日，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被命名为“真维斯楼”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甚至有网民直指此举为“卖身”和“大学精神的堕落”。在学子和网民不息的抗议声中，“企业冠名是否伤害了大学精神”成为了不得不摆上桌面的问题。 　　就此，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日前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真维斯”正是属于这个年营业额高达50多亿港币的多元化跨国集团。 　　“我想反问青年人一个问题” 　　中国青年报：很多人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是，您的公司为什么要选择把清华的第四教学楼赞助成“真维斯楼”？ 　　杨钊：我们也没想到会出现这么大的争议。很多学生不理解我们，认为我们是为自己做广告，为了商业利益，“你这老板就是要用金钱收买最高学府”。而我想说，不要只想到自己的心态，应该学会换位思考。 　　我想反问青年人一个问题：如果换做是你，如果当你拥有1亿元、10个亿、甚至100个亿的资产，你会怎么用？如果你想用钱环游世界，那么环游完以后怎么办呢？如果你想要买车买房，当车房都有了以后还做什么呢？难道最后就是包几个二奶？ 　　其实，只有利人利己，也就是回报社会，才最有可持续性。我知道很多学生、甚至我们的朋友、顾客都不理解，但如果你是个大企业家，不走社会慈善这条路，又能走什么路？如果有的人还不相信我，那也没关系，请你保留你的想法，而我保留我的。 　　中国青年报：其实给大学捐款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很多人反感的是“真维斯楼”商业气息太重。为什么一定要冠名呢？ 　　杨钊：关于为什么要冠名，我用孔子的一个故事来解释。现在的大学生应该也都听说过，孔子的弟子子贡出国游历，见到一个鲁国籍的奴隶，便自己出钱将他赎了回来，却不愿接受政府的奖赏。另一个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地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收下了。 　　照常理来讲，我们都会表扬子贡，但是孔子却批评子贡，表扬了子路。原因是孔子认为，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像子贡这样高尚，如果做好事能得到看得见的奖赏褒扬，就会鼓励更多的人做好事，鲁国人从此将喜欢救人于危难之中。“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 　　现在这个社会还是很需要鼓励慈善、捐助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们只做好事，而不让人知道，就成了被孔子批评的子贡，这样社会、慈善事业的进步就会慢了。 　　我们很早就有援助贫困大学生等公益活动，已经不冠名地捐了10多个亿，又有多少人知道？企业捐的钱不是我一个人赚回来的，如果命名为个人，那就只有我一个人快乐。既然财富是员工赚的，还是希望由大家来分享这个冠名。 　　年轻人要有“肯挑担子的心” 　　中国青年报：您的企业为何要从事公益事业？是否也如同有人质疑的，考虑到企业的形象宣传呢？ 　　杨钊：人需要有两种财富：一种是物质财富，比如名利、社会地位。另一种就是精神财富，这不光是打拼来的，我觉得是4个“心”：爱心、同情心、布施心、随喜心。“随喜心”就是说，人家做好事，很多人会嫉妒、批评，但我们应该从好的方面去考虑，去鼓励。只要有物质、精神财富，你的人生就很开心了，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价值。 　　我们资助24所大学的贫困学生，2005年开始到现在总数有8000人，我们有什么利益？一年给出那么多钱，我心不心疼？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就是要学会由“私”的心态变成“公”的心态，由心疼变成不心疼，再从不心疼到主动、乐意、身体力行地去做这种事业。 　　中国青年报：会不会有人认为您是有钱人，“站着说话不腰疼”？ 　　杨钊：我也是从一个普通人努力打拼起来才这样说的，并不是什么“富二代”、“官二代”。我20岁从内地去香港的时候，我只读到了高中二年级，一无知识，二无家庭背景，没有念过大学，更别谈名牌大学的光辉。我拥有的只有力气，所以我只有特别肯干、特别卖力，就从工人到领班，又从领班到厂长…… 　　1974年，我想办工厂，要10万元做本钱，我只敢和朋友说借两万元，而那位朋友还主动问我：“够不够？”当我开口说需要5万元，朋友毫不犹豫地借给了我。到现在，我还欠他这个情。还有我的父亲。我现在有一定的成功都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不要我报答，因此，我把这个情回报给社会，尤其回报给需要帮助的年轻人。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您的经历有什么能和现在要走上社会的年轻人分享的？ 　　杨钊：我想，走上社会的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承担心”，就是肯挑担子的心。要勇敢把家庭责任挑起来，至少要解决自己和家庭的温饱，然后的目标是小康。如果这想法都没有，就是没出息。 　　我想对年轻人说，如果每件事都这样做，三年如一日，你就能凝聚一批共同打拼的人，五年如一日，就能有一批顾客，十年如一日，你就能有事业。你这样要是三五年没有小成，可以放心打电话来真维斯公司投诉我。 　　不用过多看外面，不要过多跟别人比较 　　中国青年报：那么经历这一次“真维斯楼”风波，您认为有值得反思之处吗？ 　　杨钊：我觉得这次是了解学生、社会的意见不够，没事先多和广大学子沟通交流，才会产生双方的意见抵触。下次如果我们和其他名校有捐助合作，我们会考虑先上网咨询征求同学们的意见，也尊重同学们的声音，我们真的会这样做。 　　同时，我也有一个疑问，旭日集团捐助并冠名华东、贵州多所大学的教学楼都没有引发质疑，为什么进清华大学就有问题呢？是不是对真维斯有歧视呢？如果是这样，那我认为也不大公平吧。 　　我想，人必须要有报恩心。比如我父母年纪大了，得不到我多少好处，为何那么苦心培养我？清华的老师为何认真敬业教导同学？他们也不是因为怕失去工作。年轻人要学习这样的人，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用好的心态看社会，自己和社会就都会多一些善良和美丽。 　　现在的大学生都是饱读诗书的，包括清华学子，但是环境比较单纯，有时候一看外面这么肮脏，被打击得饭也不吃了，事也不做了，这不行。所以我作为长辈，想送给年轻人一句话：不用过多看外面，外面令你失望；不要过多跟别人比较，比较令你伤心，还是要埋头做好自己的事情。(记者 庄庆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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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调查报告显示超七成受访者称地产商"有些贪婪"

dongzg101 2011-9-6 06:07

调查报告显示超七成受访者称地产商"有些贪婪" 2011-09-05 08:34:33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北京)　 有 76 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 ( 1 ) 核心提示：该报告指出，在人们讨论房价为何居高不下时，房地产开发商往往被赋予负面形象，19.28%的受访者认为开发商是“正常商人”，76.04%的受访者认为房地产商“有些贪婪”。 -近80%的受访者买房为自住 -52.24%的受访者“想买房但暂无能力” -对遏制房价政策“很有信心”和“有些信心”的受访者所占比率仅为20.46%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主任樊明近日公布了一项房地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在人们讨论房价为何居高不下时，房地产开发商往往被赋予负面形象，19.28%的受访者认为开发商是“正常商人”，76.04%的受访者认为房地产商“有些贪婪”。调查还显示，城市居民所希望的房屋居住面积平均为143.08平方米，近80%的人买房为自住或改善住房，坊间流传的“全民炒房”可能有些夸大了。 这份调查报告由该校116名大学生完成。他们利用回乡、出游等各种机会到目标城市访问，通过网络进行统计分析。为研究不同线别城市居民的购房行为，樊明还组织同学赴北京，以保证有相当数量来自一线城市的问卷。最终共获得针对市民的有效问卷4743份，其中一线城市问卷849份，二线城市问卷2255份，三线城市问卷1348份，四线城市问卷291份。 坊间流传的“全民炒房”可能有些夸大 问卷调查了受访者的购房目的。79.86%的受访者表示，买房为自住或改善住房，而用于投资的为20.14%。因此，报告认为，坊间流传的“全民炒房”可能有些夸大了。 投资房屋如何处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核心是，如果把暂时持有的用于投资的房屋出租，就为暂时不能买房的居民提供了租赁的房源，是值得肯定的行为。相反，如果将投资房屋闲置，则是资源的浪费。问卷询问：如有投资房屋将如何处置？84.50%的受访者表示出租或将要出租，只有15.5%的受访者选择将房屋暂时闲置，等待房价上涨后再出售。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即询问受访者如有投资房屋时将如何处理。为了估计有实际投资行为的受访者如何处理其投资房屋，学生们对数据做如下处理：将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且买房目的为“投资”的受访者定义为“实际投资者”，则“实际投资者”选择“空闲，等待房价上涨”的占31.2%。总的来说，无论是实际投资者还是“潜在”投资者，大多会选择将投资房屋用于出租。 一个国家居民平均住房面积是反映一个国家人民居住条件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问卷询问：如拥有房，其面积为多大。另一个问题是：以您家收入希望您家房屋的面积是多少？调查显示，目前受访者实际居住的面积平均为106.41平方米，61.2%的受访者现有居住面积已到达100平方米及以上。受访者所希望的居住面积平均为143.08平方米，80.8%的受访者希望的居住面积达到100平方米及以上。目前政府倡导居民购买小户型房屋，希望70%的居民居住在90平方米及以下的房屋。显然政府的政策和民众普遍的对住房面积的期望相差甚远。 居民买房的资金来源影响着住房市场的有效需求。如果一个家庭买房的资金主要靠核心的家庭成员(主要为夫妇)自筹，购买力就相对较低；如果买房的资金能够得到买房者父母的支持，购买力就相对较强。问卷询问，如近期有买房的打算，你的资金来源。58.62%的受访者的资金来源为“自筹”，剩余的需“父母部分帮助”或“基本靠父母”。年龄是影响买房资金来源的重要因素。“自筹”的受访者平均年龄为34.16岁，需“父母部分帮助”的平均年龄为28.86岁，相对较年轻，而“基本靠父母”的平均年龄最低，为25.20岁。 52.24%的受访者“想买房但暂无能力” 毫无疑问，房价是居民能否购房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88.37%的受访者认为房价有些高或太高了。因此，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是有必要的。 房价收入比反映一个国家居民购买住房的能力。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国际上通用的房价收入比的计算方式是以住宅套价的中值，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值。家庭年收入则是指全部家庭成员的年度税前收入，通常包括夫妇二人。家庭年收入同样取中值。 大学生们试图根据所得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做一估计。他们把所调查的个人工资收入乘以2代表家庭收入，考虑到样本中男女比例基本相等(男性占53%)，这样的平均可基本消除男女工资收入差所带来的对家庭收入估计的影响。问卷询问了受访者所在城市常见的单位平方米房价，目前自有住房的居住面积及月工资。结果显示，平均房价收入比为12.07，随着城市从四线到一线房价收入比呈明显上升趋势。 据考证，目前国内流行的房价收入比3～6为“适宜”的说法来自世界银行专家黑马(Andrew Hamer)。20世纪90年代初黑马在进行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研究时，提出了这个世界银行认为“比较理想”的房价收入比。国际上所认为的适宜的房价收入比为6～8。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是8.76。 需要说明的是，大学生所用的收入仅为工资收入，没有包含非工资收入，部分受访者所报告的收入有可能是税后收入，因此计算用的收入有一定的低估。他们对中国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的推算由于受到样本量和样本在城市线别的分布并不一定和实际分布一致(样本中“二线城市”比重较大而“三线”、“四线”比重相对较小)，加之房价和收入并不是取中位数，因此不一定非常准确反映全国城镇平均的房价收入比，但作为一个近似是有相当参考价值的。 根据他们的调查数据及对房价收入比的估算，也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房价收入比，大学生们认为，中国城镇目前的房价相对于普通居民的收入来讲过于昂贵，特别是对一线城市来说，房价收入比高达25.25。 关于房价为什么一直居高不下，有着广泛的争论。问卷询问：您认为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可多选)？45.11%的受访者认为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47.97%的受访者认为是“开发商太贪”不肯降价，31.05%的受访者认为是“土地供给不足”导致地价、房价高涨，49.73%的受访者认为“官员腐败”导致建房成本过高。 调查显示，有53.57%的受访者目前无自有产权的住房，其中绝大部分希望将来买房。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近期不买房的原因是什么？52.24%的受访者“想买房但暂无能力”，由此可见，现在仍有大量民众处于无力买房的状态。还有11.45%的受访者“有购买能力但等待房价下跌”。 76.04%的受访者认为房地产商“有些贪婪” 一般认为，中央政府竭力希望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但中央政府的这一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相矛盾，因此不少地方政府并不坚决地按中央政府的精神遏制房价，这是中国房地产调控总难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原因。问卷询问：您认为地方政府会遏制房价？40.66%的受访者相信地方政府“一定会”或“会采取一些措施”，35.82%的受访者认为“不好说”，18.65%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政府不会采取遏制房价政策，更有4.87%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政府“希望房价上涨”。由此可见，民众对地方政府遏制房价并不普遍看好。 在人们讨论房价为何居高不下时，房地产开发商往往被赋予负面形象。公众对开发商的负面形象可能构成了政府出台种种限制开发商政策的民意基础。问卷询问受访者对开发商的印象。19.28%的受访者认为开发商是“正常商人”，76.04%的受访者认为房地产商“有些贪婪”，是“一群奸商”，只有4.68%的受访者肯定开发商，认为他们是“一群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 一般认为，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共同对抗中央政府的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是房价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问卷询问受访者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的印象。有70.13%的受访者相信，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构成“利益共同体”，只有8.17%的受访者肯定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是“正常的政府和商家关系”。民众普遍认为在房地产领域，存在着不正常的官商关系。 自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多轮旨在遏制房价过快增长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就已完成的而言均未到达预期目标(到2011年8月)。政府调控房价的政策要想达到预期目标，必须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民众要对政府的调控政策有信心。为此，问卷询问：“政府多次出台遏制房价政策，但效果不理想，您对这轮遏制房价的信心如何？”对遏制房价政策“很有信心”和“有些信心”所占比率仅为20.46%。相反“不抱太大希望”和“完全不抱希望”却占72.58%。甚至有6.96%的受访者认为，“不久房价将出现报复性上扬”。本报记者 董伟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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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饶毅下战书：和院士来一场“十年赛跑”

热度 1 lionkingxxs 2011-8-31 10:59

饶毅下战书：和院士来一场“十年赛跑” 宣布从此不再参选院士的饶毅或许又将创造一次“第一”。 8月30日上午，由于落选院士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在科学网博客中发出“挑战”，提出和院士良性竞赛，“在10年以后，看看有多少中国的院士超过饶毅在中国的科学工作。” 8月30日中午，身在国外的饶毅教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证实了这篇博文正是自己提交给科学网编辑的，“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更有意义。” 饶毅将竞赛的对象限定为主要在生命科学做探索性科学研究的院士，和自己年资相同或更年轻还有冲劲的，在1977、1978年以后上大学，1991年以后获得博士学位，或1994年以后有独立课题组。 但他同时表示，“其他人有兴趣也可以自愿加入。” 饶毅称，竞赛的标准是在中国做的科学研究，是否针对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其工作对本学科领域的贡献，在人类知识推进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这样的竞赛是否小孩子气？ 饶毅给出的答案是，“有理想的孩子气远远好于中国不良习俗的所谓‘成熟’：在国际上畏畏缩缩不能上台面，在国内背后搞人水平高。” 饶毅表示，这篇博文也使落选院士事件不以争论而结束，而以向前看、大家努力在中国做好科学而结束，“公开提出竞赛，也许能起良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提倡在中国做好科学研究，共同努力提高中国目前还不高的科学水平。” 饶毅把这一举动解释为对“亟需解决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的一种激励。 在饶毅看来，中国目前科学水平还不是很高，一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做到国际上比较好大学的副教授后又当选院士，然后离开科研一线，等于对中国科学釜底抽薪，使中国科学的高度被“封顶”或“腰斩”。 在博文中，饶毅还呼吁，院士制度改革需靠“自律”：重新称为“学部委员”。 饶毅表示，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因为加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目前的水平，才带来一些副作用，使学术荣誉回归只能在学界内部有价值而不方便用于学界以外，过一段时间，可能副作用就要减少很多。（转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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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涉嫌贪污的落选院士候选人段振豪鸣冤

热度 1 lzxun123 2011-8-31 09:29

科研经费催生多少富翁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邱晨辉 雷宇 名为做课题实为圈钱。CFP供图 科研人员段振豪涉嫌贪污的丑闻已经过去一个多月，除了近日院士初选段振豪出局外，似乎看不到别的下文。不过，段振豪事件拉开的有关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黑幕却一时难以闭合。 社会上针对整个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来自公共资金的科研经费究竟有多少被冒领、多领、挪用、浪费，又有多少被真正、有效地用在了学术研究上？ 项目越多，经费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就越高 “段振豪虚报了几个差旅费就是腐败，这在科研圈内算什么呢？恐怕很多‘硕鼠’会笑掉大牙。”对于段振豪事件引出的科研经费管理质疑，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姚卫红说。 一次课题经费申请告捷的庆祝宴让姚卫红记忆犹新。酒酣之际，宴会主角向大家透露了一则惊人的消息——自己的个人资产即将突破千万元。 这位工科教授年薪只有15万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姚卫红很是不解。这位教授私下告诉她，自己和某主管科研经费的部委官员很熟，项目来得容易，钱也就来得容易了。 譬如一次学术研讨会的预算是10万元，这位教授“省吃俭用”只花了4.5万元，找熟人凑好10万元的发票，剩下的5.5万元就进了自己的腰包。 “几年内申请到3个‘863’项目，每个项目300多万元。他下手的机会太多了。”姚卫红说。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2010年中国科协年会特邀报告会上披露，我国科技经费节节攀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我国科技基本走出了经费短缺的时代。 科研经费管理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审计为此写下注脚：审计2010年的99个支撑计划在研项目普遍存在不符合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及其他财经制度规定，课题扩大开支范围、未经批准调整预算、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会计核算不规范、课题突击花钱购买设备，其间手法多样、漏洞一一展现，涉及资金数以亿元计。 中国科协的一次调查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数据：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结余出来的资金，只是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无法用发票抵消掉的部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研究员介绍，更多与课题项目无关的经费已经在使用过程中进入了个人腰包。对一些科研人员而言，项目越多，也就意味着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越高。 科学界里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汉芯事件”举报人曾对媒体回忆，2002年，陈进骑的是一辆28寸的自行车；“汉芯”发布之后，2003年四五月间，陈进花30万元买了一辆别克君威；到2004年，陈进的坐骑已经换成了宝马。买“马”的钱正是陈进骗取的科研经费。 姚卫红认识的另外一位教授买了一台彩电，发票的台头是“电脑显示屏”，这样可以用“设备费”的名义把彩电报销了。尽管这台“显示屏”和他所研究的地质方向没有一点关系，唯一说得通便是这位教授的经费申请单中有一项计算机设备更新费。而在校方资产管理部门贴上“固定资产”的标签后，只要他不离开工作单位，这台“电视机”便任凭他个人处置，抱回家“看电视”也不会有人来过问。 预算频频上演“移花接木术” 北京一高校土木专业的赵博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了一张“科研经费项目预算”的申请单。 这份申请单详细罗列了经费的用途：国际合作费10万元，专家咨询费7万元，劳务费10.5万元；在科研业务费中，差旅费10万元，出版费5万元，材料费23.5万元，化验加工费18万元，会议费3万元，设备费63万元。 这样一个总计150万元的项目中，按预算赵博士应拿到8000元劳务费。可在课题结题时，他只拿到2000多元，“这要看导师的脸色。”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课题申报表上，虽然都有预算一栏，但多是粗略罗列“资料费”、“会议差旅费”等名目。即便是将“科研业务费”细化到许多小项，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也难以照单执行。 “需要10万却申请了30万。”赵博士说，要想在账目上过得去，靠的是在发票上玩“移花接木”的把戏。 一名中部理工科大学化工专业博士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所在的课题组通常是隔一段时间，便有专人把科研经费支出相应的发票拿到财务处去报销，随之对应的是给学生派活儿——收集发票。 课题组负责人对学生的要求是，平时出去吃饭或者买东西尽量开发票，只要抬头是学校的名字，开的项目是办公用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额度一般都可以报销。 导师们最喜欢的票据是火车票。这位博士生说，火车票报销时弹性很大，比如北京到天津一来一回的火车票，中间隔五天的话，便可以按五天的标准来计算在天津的住宿、交通、甚至会议等费用，“而这些‘中间多出来的部分’通常不需要再拿出相应的发票。” 更有甚者，不是课题组成员的科研人员也能帮忙充账。 某机构地质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个和自己研究领域八竿子打不着的课题组找到他，“我们的经费还没有花完，你买的东西拿到我这里报销就可以了，发票签谁的名字都行。” 在科研经费的发票报销过程中，一些财务处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有学发博文称，他付给秘书的劳务费，秘书用另外一个名字领走了。他专门找到财务处，财务处却说没关系。这让他头一回感到财务处的“粗心”。 还有一次，张有学去外地作报告的机票已经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了，后来接待单位又报销了机票费用。张有学急忙把钱退给财务处。 财务处竟对他说，退钱做账挺麻烦的，你就当外地接待单位给的钱是报告费或劳务费。张有学不解：规定上不能这么报。财务处却说：那你下次报销时少报一些。 “中看”的国家经费常常向“中用”的企业经费低头 北京某重点高校化工系教授张超（化名）透露，每次项目评估前，课题负责人除了准备各种技术文档外，“调账”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所谓“调账”，就是按照项目申请书的要求列出科技经费使用的财务表，把其中与项目资金申请书不符的进行调整。具体说来，除了凑发票，就是纵向横向经费互换。 在科研圈子里，横向是指课题组承接来自企业、学校等平行单位的科研项目，纵向是指课题组申请的国家级、部委级的科研项目。后者说出去好听，对评职称等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在不少圈内人看来，由于管得太严太死，“只中看不中用”。 于是，纵向和横向便“结为同盟”，纵向经费中一些实在走不了的账，就通过横向经费抵销。 一些科研人员将能够正经花的钱都凑到纵向的账目上，比如张教授要购买一台200万元的仪器，李教授要买40万元的耗材，都可以通过纵向经费中设备费的名义来报销；而诸如私人聚餐、打车费等纵向经费难以报销的项目，则依赖于横向经费，若用不完就塞进自己的腰包。 不过，这种互换并非等价。纵向的经费由公家埋单，几十万元也算是少的；横向的钱是企业交到自己手上的，几万元也算是多的。 “中看”的纵向便常常向“中用”的横向经费低头，前者贬值，后者升值。圈内流传了“1/3”这样一个数字，即纵向经费的含金量是横向经费1/3，“你花我1元横向，我花你纵向3元。” 张超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只有在“调账”时，那些掌握着大把纵向经费的“大牛”才会低三下四，“手里的纵向经费多了，没有一定的名目又花不了，只好和人换横向。” 其实，“调账”并非只是在项目评估之时才有的。在科研经费审批通过不久，很多有经验的科研人员就知道哪些是可以走纵向的账，哪些是不可以走的，不可以的就通过横向经费来替换。 张超认识一个研究员，他花100多万元买了台对自己的课题一点用也没有的仪器。问他原因，这个研究员刚开始支支吾吾，不说话。后来张超才知道是他和卖仪器公司的老板是朋友，“可以吃回扣”。 这20多万元的回扣，便是从纵向的科研经费里“偷”走的。 在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显示，部分科研项目配套资金到位率低，有的虚假配套，这从横向纵向经费互换上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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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大学生一天吃掉3亿 食堂价格倒挂致亏损严重【转】

laojing 2011-8-30 10:59

共同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导读： 高校联采项目 中国高校伙食物资联合采购 2011年08月30日 08: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物价涨！涨！涨！ 食堂亏！亏！亏！ 1斤猪肉，6月份是14.95元，过一个暑假，就涨到26元。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6.5%，创下37个月以来新高。 秋季开学在即，各高校食堂遭遇前所未有的物价上涨压力。 日前，教育部在济南召开高校学生食堂工作座谈会，商讨在物价持续上涨的形势下，如何做好新学期学生食堂工作。 “上学期学校食堂红烧肉每份是3.5元，开学了变成4.5元，学生就会有意见。”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会上说，“秋季开学在即，稳定食堂饭菜价格是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今年以来，食品价格轮番上涨。北京市教委的调查，6月份，北京市肉蛋粮主副食15个品种平均涨幅17%，主要调料类9个品种平均涨幅在11%，熟食饮料类采集的14个品种平均上涨17%。其中猪肉6月份比1月份上涨46%，鸡蛋上涨10%，大米上涨9%。 “核算下来，北京高校学生每生每月生活成本，6月份比1月份又增加40元。”北京市教委委员叶茂林说。 上半年，上海市教委在高校中选择了161个食堂进行动态监测。根据监测情况，上海高校食堂原材料成本同比上涨19.3%，这直接导致高校食堂综合成本核算后同比提高10.24%。 另一方面，各类用人成本也在大幅提高。 北京高校食堂的勤杂工每月要1600元，还要包吃包住上 保险 ，一个小炒工，每月不会低于3000元；4月1日，上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用工保险提升，导致高校食堂用工成本增加8.5%，影响到综合成本上涨3%。据了解，即使上海2011年最低工资调整为1240元，但仍然很难招到食堂员工。 上海市教委秘书长蒋红说，今年1至6月份平均下来，物价和用工上涨因素两项相加，导致上海高校食堂综合成本上涨13.17%。 而同时，上海各高校食堂对学生的伙食价格，基本与去年持平。学生日均用餐费用在12~15元，大大低于社会同类大中型快餐25~30元的标准。据上海市教委的调查，上海高校食堂亏损额在营业额的5%左右。 北京亦然。北京市教委委员叶茂林说，北京从2006年起一直在控制价格，高校食堂从2006年起价格倒挂，核算到学生人头，每生每月亏140元，其中，学校食堂消化50元，市政府补贴20元，伙食联合采购消化20元，最终每生每月亏50元。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邹平说，云南65所高校，有学生食堂371个，学校饭菜价格上学期还比较平稳，但是学校亏损较多；江苏省教育厅官员则表示，目前，学校平抑物价能力不断降低，食堂长期保本微利甚至亏损，已无蓄水能力。 中国高校后勤管理研究会伙食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华中科技大学 校长助理兼后勤集团总经理龚守相说，由于近五年来高校食堂长期处在“外涨内不能涨”的局面，高校食堂饭菜价格尤其是可比性的品种的价格倒挂严重，如武汉市，100克肉包子高校食堂一般0.50元/个，超市是1.30元~1.50元/个。这些亏损严重的可比性品种必然要靠不可比性的品种(如混合型的配荤菜)来弥补，这种状况不仅使食堂很难持续运营，而且还很容易引发不稳定的事端。 安徽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张培银说，从2008年开始一再要求食堂不能涨价，但实际上，饭菜数量和质量在下降，含肉量在下降，实际上是在变相涨价。 “原来食堂勺子比较大比较深，现在勺子变小了变浅了，而且厨师盛菜还要抖一抖。”教育部副部长鲁昕笑言，自己在安徽一所高校食堂，曾打了两勺菜，就没吃饱。 物价上涨变成常态 补贴非长久之计 教育部在秋季开学前夕，召开高校学生食堂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价格上涨是一种趋势，祈求涨上来的价格回到原点是不可能的，而且影响和决定价格的因素越来越复杂，高校食堂价格基本稳定任务将是艰巨的、长期的。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说，要从学生承受能力、财政支付能力和学校负担能力来保证高校食堂价格的基本稳定，这是长期任务，需要探讨长效机制。 2010年11月到2011年6月，全国各省都陆续出台了补贴政策，但都是到今年6月底为止。新学期开学在即，而物价上涨变成常态，各省教育官员都积极探问上半年出台的补贴政策是否延续，下半年是否有新的说法？ 据悉，教育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 税务 总局，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学生食堂工作的意见》，将在秋季开学前下发。 面对物价上涨压力，各地各高校后勤中心、后勤协会、后勤服务公司采取的一些做法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2001年开始，北京高校开始伙食联合采购工作，最初由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率先发起，仅对米、面进行联合采购。2002年，在北京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北京高校伙食原材料联合采购中心正式成立。截至2010年底，参加“伙联采”的高校已达到72所(部分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也主动加入)；采购品种已由最初的米、面两种扩展到除蔬菜、酒水、饮料之外的七大类，800多个品种；年采购额已突破3.8亿元，年采购总量达到8万多吨。 北京高校云集，师生百万，一日三餐食品原材料需求量巨大，其数量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地级市的食品需求。联采产生的庞大“订单”，不仅可以产生规模效应，同时拥有了溢价权。 据已开展区域联合采购的省市的统计结果显示，区域联采比单校采购能降低成本5%~8%，再加上若实现全国联采，则能降低成本10%~15%。 目前，教育部和农业部联合推出的“农校对接“工程也在积极推进中。 今年，针对一些学校缺乏储备能力的现状，北京市教委准备租用北京市粮食局的储备库，所需费用由政府承担。同时为解决从储备库到学校最后一公里的物流问题，政府决定对物流环节给予补贴。 这个假期，北京市教委和各高校的后勤人员并不轻松，很多人奔走在黑龙江、内蒙古、山东等地，寻找北京高校直供基地。按照规划，北京拟建14个直供高校食堂的主副食、蔬菜、食用油基地。 据了解，北京市政府已经连续6个月对高校食堂补贴，花费2亿元。目前北京高校补贴人群在94万人，压力很大。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上海就成立了高校后勤配货管理中心，积极组织高校开展大宗农副产品团体采购和合同储备。 据上海市教委的调查，上海高校食堂亏损额在营业额的5%左右，对于这种政策性亏损，上海市政府和学校各补贴一块，去年上海市教委补贴金额在2000万元。这种补贴直接到全部高校食堂，包括社会上进到高校的食堂。 据悉，很多省份也是采取集中和定点采购，降低成本，同时增加涨幅不大的食品供应。 高校食堂是走市场还是回归公益？ 从1998年到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由359万人增加到2356万人。如今，中国在校大学生，一天吃饭就是3亿元人民币。 1999年，国内高校开始后勤社会化改革。 山东大学 副校长，山东高校后勤研究会理事长张永兵说，10年来，高校后勤面临的问题和情况十分复杂。一个是发展中的问题，高校扩招对后勤提出挑战。像山东，1998年，山东普通高校在校生18.7万人，现有在校生170万人。“过去把精力放在了如何适应高等教育发展，为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他说，最近几年凸显出来的问题，是社会物价水平上涨对高校后勤提出挑战。虽然政策扶持、财政补助、贫困生扶助等多项措施并举，但后勤压力还是很大。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后勤改革处处长朱宝铜说，学生食堂必须是公益性投入和市场化运营相结合。要体现公益性就必须保证投入，要比同类社会餐饮低15~20%才能体现公益性。 食堂的社会化和后勤的社会化并不等于市场化。但目前政府和高校都存在着对后勤公益性投入难以保障的问题。 公益性投入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的机制，就是一方面用市场的手段引导资源的配置，另一方面用公共财政方式来购买公益性服务。政府要同时履行保障公益性投入和强化市场监管两种职能。 来自上海、黑龙江的教育官员认为，公益性食堂和市场性食堂应分清楚，特别要保证公益性食堂对学生用餐的保障，总需求量不低于70%。 济南会议透露的信息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学生食堂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补贴力度。要对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电、用水、用气价格分别按居民用电、用水、用气价格执行；按照有关规定，对学生食堂为学校师生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学生食堂建筑设施由学校提供，按照非经营性资产管理，不计提折旧，对服务实体实行“零租赁”，免收管理费。学生食堂的大型维修改造、大型餐饮设备配置和更新，空调、电梯、供暖等设施投入和运行费用由学校承担。 上海市学校后勤协会秘书长成冠润认为，应该建立学生食堂公益性成本的分担机制。学生食堂的公益性主要由学校承担，通过人员成本、水电费等补贴使公益性得以体现。 除了政府学校对学生食堂的公益性补贴以外，也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充分了解在市场经济中，食堂价格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安徽实行学生代表直接参与高校食堂管理，每天都有学生代表了解原材料的价格。 济南会议提出，各学校要统筹财政拨款、学费及其他收入等资金渠道，根据在校生数，按照一定比例安排资金，设立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根据价格上涨情况，适时对学生食堂(包括社会企业经营的食堂)进行补贴，抑制饭菜价格过快上涨。同时，各学校要根据物价上涨情况，适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临时补贴或提高资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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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马尔乔内抛出“中国汽车威胁论”

dongzg101 2011-8-26 05:03

马尔乔内抛出“中国汽车威胁论” 2011年08月25日 07:56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王超 字号: T | T 1180 人参与 129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进入王超专栏主页 菲亚特 兼 克莱斯勒 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尔乔内又坐不住了，在日前举行的美国汽车行业管理年度研讨会上，马尔乔内抛出了“中国汽车威胁论”，并表示西方与中国车企的竞争将不可避免。 马尔乔内发表此番言论的时候，菲亚特和克莱斯勒在中国正遭遇“高烧期”。今年上半年，两家公司在华销售量不足1.5万辆。这个让马尔乔内极为尴尬的业绩，让其在直面西方竞争对手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起占中国车市近40%份额的自主品牌。他认为，是时候审视中国车企海外扩张的“危险性”了。 作为一个在中国有过失败经历，亟待踏入正常发展轨道的企业，菲亚特对中国车企抱有极为谨慎的态度，并不令人奇怪。在马尔乔内看来，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虽然中国企业生产的汽车几乎都在中国市场销售，但他们针对出口市场的未来计划十分重要。“即使假设中国仅把产量的10%用来出口，也会让我们在本土市场面临巨大风险。” 在研讨会上，马尔乔内对现场800多名企业高管说，西方车企如果没有准备好应对中国市场的崛起，那么将很难承受因此而造成的后果。“我们不能对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制造商打无准备之仗，我们应继续努力，从而让自己的工业基础更具竞争力，因为‘决战’将不可避免。” 马尔乔内在担忧什么？ 在马尔乔内“中国汽车威胁论”出炉之前，其在巴西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并提醒西方同行对中国汽车保持警觉。因为中国车企在那里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菲亚特的市场霸主地位。 在巴西，市场份额排名前四位的车企分别是菲亚特、 大众 、通用和 福特 。近年来， 奇瑞 、 长安 、 江淮 等车企纷纷进入巴西市场，并获得了不错的 口碑 。令马尔乔内懊恼的是，在巴西市场占有率最大的菲亚特，其品牌形象并未超越中国车。 不久前，由巴西主流汽车媒体《CARRO》评选出的巴西市场10款入门级 车型 ，奇瑞 QQ 拿下了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而菲亚特的派力奥屈居第二。此次评选对加速时间、制动时间、平均油耗、内部空间、后备厢容积、二手车价评估、分期付款利率、舒适性配置成本和安全性配置等13个指标进行评分，最高分130分。奇瑞QQ以总分100、领先第二名16分的成绩获得冠军，而 昌河 爱迪尔排名第五，位居菲亚特 UNO 之上。 今年1~7月， 奇瑞汽车 累计出口巴西22395辆，同比增长316%。7月19日，奇瑞汽车位于巴西圣保罗州的工厂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4亿美元，预计将于2013年9月建成投产，届时年产能将达到15万辆，首批计划投产 奇瑞A1 和 风云2 等车型。 今年上半年，菲亚特在巴西销售约29万辆，以22.4%的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地位，但这一优势将逐渐被中国车企赶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Matthew DeBord表示，中国车企凭借强大的实力，将日、美、德、意汽车制造商挤出巴西市场只是时间问题。 对中国汽车心生畏惧的不只是马尔乔内一人。此前，海外媒体多关注于中国低廉的成本优势，认为这是中国车企参与全球竞争的最有利条件。如今，产品质量明显提升的中国车企，为人们展现出在成本控制之外的另一面，与当初韩国车企向西方进军的场面如出一辙。这也是“中国汽车威胁论”成立的一大背景。 上汽 MG6 在英国的下线，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英国拥有87年历史的 MG 品牌，在上汽手中回炉重造，衣锦还乡之时，受到了英国人的广泛好评。MG6由上汽英国造型团队设计、英国技术中心开发，并由 上海汽车 临港工厂和英国伯明翰工厂合作完成制造，最终在英国上市销售。在上汽的计划中，英国只是第一站，未来，还有东欧、中东、北非和拉美市场等待MG品牌去开拓。 随着上汽成为通用印度工厂的大股东，上汽开始与通用联手开展印度业务，欲在这个新兴市场中分一杯羹。 上汽集团 董事长 胡茂元 曾表示，上汽将把内地有竞争力的低价位产品如新 赛欧 、 五菱 微车推向印度市场，此外还将为当地研发新产品。由中国人主导研发的新赛欧，是一款专门面向中国市场的小型车。在家轿市场刚起步的印度，新赛欧的定位十分契合当地中产阶层的需求。 “世界上没有一家像我们这样销量超过300万辆的公司，出口量却如此之少。”胡茂元说，“2015年我们的产销目标是600万辆。其中，80万辆在海外生产，520万辆在国内生产。” 奇瑞和上汽，前者利用自己深厚的研发基础和产品积淀进军海外市场，后者则通过收购或与外方伙伴合作，来加快自主品牌国际化的步伐。对于马尔乔内这样的跨国企业老总来说，前者让他们忌惮，后者则令他们恐慌。而像 吉利 这样的民营企业，恐怕会是他们的更大威胁。 上周， 吉利汽车 和英国锰铜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将向英国市场出售汽车。据了解， 帝豪 品牌将首先登陆英国，未来1年内， 帝豪EC7 将在英国进行适应性试验，以满足当地的各项标准。目前，吉利持有锰铜19.97%的股份，是锰铜的最大股东。 通过收购 沃尔沃 ， 吉利汽车 正式进入世界500强榜单。去年第二季度，沃尔沃扭亏为盈，今年盈利增长将实现更高水平。今年上半年，沃尔沃全球销量同比增长20%，达到230746辆。中国车企的智慧与跨国品牌文化相结合，在全面融合的同时，仍能保持被收购品牌的独立性，并引导其向更稳健的方向发展，形成更明晰的企业发展战略，这正是中国民营车企的长处。 今年上半年，吉利共出口轿车1.33万辆，同比增长115%。实现三分之二产品出口是吉利的最高目标。同上汽一样，吉利、奇瑞的出口也开始向英美发达国家转移，而不再拘泥于发展中国家市场。 以信誉做赌注的“中国造” 马尔乔内说：“我们需要清醒认识中国 汽车 市场的现状和未来。很多人认为中国只是亚洲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中国自身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独立而且极具竞争力的经济实体。中国将像美国一样在汽车制造方面有所作为。如果有人认为可以忽略中国市场，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马尔乔内看来，西方车企不能依靠亚洲市场的急剧增长来带动自身的繁荣，他们必须努力使自己在北美和欧洲市场的业务更有竞争力。否则，这些原来的“本土市场”很快也将成为中国车企的根据地。 马尔乔内的谨慎心态，说明了中国车企在国际上已经足具影响力，但这能否证明我们已经具备单兵作战的实力呢？马尔乔内的言论，或许并不是为了表达某种敬畏心理，相反，这可能仅仅是他对同行的一种提醒。西方车企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抱团心理已经极为明显，对于他们来说，在危机中毫发无伤的中国车企自然是最大的威胁。 2006年，商务部联合国家发改委确定长春、上海、天津等8个城市为“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并确定 一汽 、 长安 、 奇瑞 等160家企业为“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企业”。两部委还联合成立领导小组，计划在10个方面出台政策来扶持汽车出口，并设置专项资金进行支持。 从今天来看，政策的贯彻并不尽如人意。在鼓励汽车出口的同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企业经验欠缺，各自为战，在海外市场发生了很多失误。一个特别的例子是，俄罗斯曾是中国汽车的最大出口国，2007年，中国出口俄罗斯近5.7万辆汽车。但从2008年末开始，市场份额急剧下滑，2009年更是跌到“谷底”，当年出口整车降至数百辆。 “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汽车品牌只剩下拉达了，那是人家的‘国宝’。欧美车也好、日韩车也好，它们的车出口到俄罗斯，绝对不与拉达的产品发生正面竞争，就是为了给它留出一个生存空间。这也是奇瑞旗云在俄罗斯销售火爆，却因为一个安全碰撞测试，而退出当地市场的原因。”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研究部副主任金柏松，在谈到中国车企兵败俄罗斯的原因时，用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在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副司长支陆逊看来，中国企业的溢价能力很差，现在中国将近60种机电产品出口量全球第一，但80%的机电企业都是自己人跟自己人竞争，也就是国际竞争国内化。 支陆逊认为，我国汽车出口仍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企业多是依靠拼价格、拼规模来扩张。特别是很多产品同质化严重，出口的产品主体也太多，企业的品牌缺失，境外的营销网络缺失，质量得不到保证，出口秩序混乱。“我们有很多车，在非洲市场已经引起抱怨了，有大使馆给我们发电报，反映非洲朋友的意见，问我们为什么好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差的产品出口到非洲。” 不难看出，中国车企之间的无序价格战，以及投机心理，让他们在一些海外市场断送了自己。随机性出口如一次出口几千台，其战略意义并不大，却有可能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在产品卖出去之后，没有服务网点可以支撑，这让中国车企的信誉度丧失殆尽。 在 长城 汽车董事长 魏建军 看来，出口的汽车代表着“中国造”，必须有相应的产品品质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中国车企在海外的名声不好，恰恰是这种压力，使长城在产品打造上分外小心，按照国际最高标准、各个国家不同的法规研发、生产适应国际市场的产品。同时，企业还成立了专门的法规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请国外咨询公司来研究。 “在海外，我们并不回避召回，上半年我们在意大利、 澳大利亚 都有召回。召回得快，处理得好，是对中国产品形象的提升。中国汽车一定要走过低质低价、物美价廉、物有所值这三个阶段。”魏建军说。 中国汽车出口从2001年开始起步，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2001～2007年是快速增长期，整车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将近60%；2008年、2009年是快速下滑阶段，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汽车整车出口连续15个月出现负增长；2010年至今，则呈现恢复性增长趋势。 事实上，自主品牌从出生起就受到外资品牌的重重压力，在中国这个竞争极为激烈的市场上，能存活下来的自主品牌都有其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但在应对国外市场，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市场时，中国市场的这套竞争法则就不适用了。2008年自主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迅速下滑，其实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目前自主品牌在品质和服务上还存在不少缺陷，今年前7个月市场占有率大幅下滑更是体现出其快速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对于马尔乔内的“中国汽车威胁论”，大可不必在意。在中国车企向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保持极为谨慎的态度和质量服务为先的 理念 ，总有一天，马尔乔内的“威胁论”会演变为“敬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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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孩子扔纸飞机求救 “七楼在上奥数,请救救我们”

dongzg101 2011-8-25 07:58

孩子扔纸飞机求救 “七楼在上奥数,请救救我们” 2011年08月24日 07:05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供图 176 人参与 23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交大电脑城楼上扔下了3个用学生作业纸折成的纸飞机，其中一个上面写着“7楼在上奥数”的字样(图片来源：华商报) 值班人员：“补习班”已持续一个暑假 这个奥数班在西安交大电脑城7号楼的7楼。电梯只能上到6楼，学员从北门口上去后，还需要走一层楼梯。 8月22日10时许，记者通过楼梯上到5楼时，看到楼道铺着一个凉席，一名红衣男子坐在上面，警惕地看着经过的人。6楼和7楼之间的楼道被焊接了一个铁门，门口没有任何门牌或标志。门本来是开着的，有人上楼后，红衣男子迅速将门锁上，然后下楼继续坐在凉席上面。据6楼一单位的值班人员讲，7楼是一个补习班，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很多学生从楼道上到7楼。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个暑假了。 记者询问红衣男子这里是不是在上课，男子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却有孩子们的吵闹声从楼道传了下来。 路人：“该死的奥数” 记者下楼和教育局进行联系，在等待教育局工作人员前来时，有纸飞机从楼上飞了下来，短短几分钟就扔下来了4个纸飞机。纸飞机落在地上。记者捡起来一看，这是一张中小学生数学作业纸，上面用油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7楼在上奥数，请救救我们可怜的孩子。” 这纸飞机也让过往的市民张先生捡到了，他也是位学生家长。看到上面的字后，张先生眼圈都红了，他把纸飞机打开又小心地折好，气愤地说：“该死的奥数！” 10时40分许，碑林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赶到交大电脑城。检查人员上到6楼后，任凭在铁门口如何呼唤，都没有人来开门。之前在楼道凉席上坐着的红衣男子还在，让其联系负责人时，这名男子也是反复推诿，一会儿说不知道，一会儿又说负责人电话停机，就是不给联系。 孩子：老师让藏黑房子躲检查 等待持续到11时许，楼下传来孩子们的吵闹声。检查人员迅速下楼，发现孩子们背着书包从南边5楼的通道里跑出来。通道是南北走向的，检查人员一边疏导孩子们，一边从北边走到南边，上到7楼楼梯口，还是铁门，怎么叫门都没人应声。 下到1楼，因为还没到放学的时间，孩子们只好从一个小门进到交大的校园。据一名学生讲，他们上的班叫“敏学堂”，大约有50名学生，都是5年级的，的确是在上奥数，那些纸飞机也是他们折好扔下来的，“我们不想上奥数，但是家长硬是让上，没办法，只好求救了。”还有学生说，这个学校的老师姓唐，平时收费很高，折纸飞机的本子都是强制要求在班里购买的，“有时候有陌生人来了，老师就让我们到一间黑房子里躲避着，十几分钟都不让出来，害怕得很。今天是听到有人检查，就想了想办法，扔了纸飞机。” 家长：不要只是发现一处查一处 孩子们在校园里等待家长，也有老师过来照看孩子，但是却让孩子们在校园里四处走动，躲避着检查人员。 有家长陆续过来接孩子，一位家长说：“今年的学费翻了几番，以前是六七百元，现在20节课费用是1400元，也太黑了。我们也想这些奥数班被取缔，但是期待教育部门出台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不要只是发现一处查处一处，这样，苦的只是孩子和家长。” 碑林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说，这个“敏学堂”未进行注册，是个“黑班”，他们会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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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茅盾文学奖评选,论功劳还是论苦劳》

lzxun123 2011-8-24 07:41

来源： 中国青年报 8月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张炜《你在高原》、刘醒龙《天行者》、毕飞宇《推拿》、莫言《蛙》、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5部长篇小说榜上有名。 　　张炜《你在高原》共10册，39卷，450万字，被称为“史上最长小说”。须知，是严肃评审，不是闲时乱翻书，浏览加跳读；以一天20万字进度计，即要23天才能通读一遍；而茅奖的正式参评长篇小说多达180部，即使8月16日公布的获提名作品，尚有20部。那么，张炜的《你在高原》，评委们都会认真看完吗？ 　　8月21日《京华时报》的报道，评委盛子潮说：“至少有十几个评委通读过，大多数评委看过四五部(该书共10册)，评奖期间我也看了其中的三部。”评委麦家表示，没有读完去投票的确不严肃，但他读完了。“《你在高原》进入前20之前，我看了6册。进了20之后，我觉得把它看完是我的责任，所以咬着牙用一天半的时间把它读完了。”也无怪乎《收获》杂志执行主编、作家程永新要质疑：《你在高原》只有十几个评委通读过，却得到58票(评委共61人)，“这是褒奖作家的过往还是在评具体的作品？这是严肃的评奖吗？”——正如俗话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读尚且不能，更何谈鉴别、欣赏？莫非这评选，打的印象分，投的人情票？抑或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草菅人命”？ （不用看评审材料就能评出不同等次的奖项是这些茅奖评委也是其它许多奖项评委的独门绝技。评审走形式甚至视评审为儿戏早已成为“潜规则”，这一“潜规则”也已经成为我们现时文化起码是评审文化的瑰宝。所以，我们不要过于相信那些评委的职业操守，更不要迷信他们“评选”出来的奖项） 　　评论家、北大教授张颐武说：“《你在高原》的特点就在不可思议的长度，写的长就是独特性。这可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这也确实超出了我的“理解力”！ (谁说中国理论缺少原创性？长就是就是独特性，这一惊世骇俗高论的原创性就足以成为中国文艺理论傲视世界的资本） 　　既为长篇小说，归属文学作品，则要论艺术质地，内在质与外在量至少要均衡、对等。长则长矣，却也未必优点，长也可以形容裹脚布之臭长。即以历史通俗演义论，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卷轶浩繁，凡11册500余万字，论长度罗贯中《三国演义》远不能比；但论艺术质地、文学成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则与《三国演义》完全不在一个段位。现代小说的经典，钱钟书《围城》也好，沈从文《边城》也罢，都非鸿篇巨制；而今张炜《你在高原》长则长矣，不见评委、专家称道其艺术质地，只看到褒扬“长”得“独特”，夸赞以长称雄，莫非这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乃是不论“功劳”，单论“苦劳”？ （在以质量取胜的评审中，以“苦劳”而不是以“功劳”为标准，体现了评委迥异于一般人的禀赋。而这一独特禀赋也是他们脱颖而出担任评委的基本条件） 评不上领导的奖，一般都不具备权威性 http://bbs1.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17do=blogid=477398

个人分类: 争鸣|281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青报：饶毅身上最可贵的是批判精神

胡业生 2011-8-19 23:19

作者：王学进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1-8-19 11:34:49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中青报：饶毅身上最可贵的是批判精神 果不出所料，此前呼声很高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止步于院士第一轮评审。此消息在科学网上挂出不到1小时，饶毅在科学网实名博客上予以回应，标题直截了当：“ 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有意味的是，这篇写于今年3月5日的博文，迟至8月17日由作者添加了日期后才公布。博主称“早就预计到了这个结果”，“任何学生物的人都会知道原因”。（《中国青年报》8月18日） 笔者不学生物，因而不知其落选的真实原因。我感兴趣的是，3月5日写的博文为何要推迟到8月17日公布。在这5个月内，不知饶毅进行了哪些科学研究，只知道他在预知结果的情况下，依然不改其敢言的本色，写了一系列批评中国学术界的博文，尤其是那篇批评学界浮躁的博文在网络掀起轩然大波，影响特别大。虽然不知此文是否影响到评审结果，但不利于其评审当有可能。 在评审过程中，候选人竟一再撰文批评当今学界，这对其将会造成怎样不利的后果，饶毅不可能不知道。为此，有人遗憾饶毅在关键时刻没有忍住，即使在评审的半年里，他也对早已饱受诟病的中国科研体制多次发出批评的声音。一个为很多人接受的观点是：暂时地收敛一下，评上院士拥有更大话语权，此后的呼吁更有利于科学界环境的改良。饶毅是怎么回应这些好心劝告的？他掷地有声地说：“有些人妥协一小步，之后就会步步妥协了，只会夹着尾巴做人了，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还表示，自己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泡在实验室和文献中的研究员，“除了做好本职，‘智识分子’对其他问题也要有自己的看法。看到问题，就要说出来。如果不敢说，那还怎么做？” 久违了，我终于从饶毅身上看到了失落已久的知识分子道统。在院士头衔的巨大诱惑之下，饶毅依然坚守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不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独立自由的理想抱负，抨击当今学界的种种丑态。希望日益犬儒化的中国学术界，能从饶毅身上感知自己的渺小和堕落。 对饶毅来说，当不成院士，无非是失去了一个光鲜的头衔和一些待遇，但绝不会影响到他的科研成就；对大众而言，失去了一个院士，但拥有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大众将有更多的机会听到来自一位独立知识分子的批评声音，看到中国学界包括其他公共领域存在的种种黑暗现象和腐败内幕，这有何不好呢？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古代称之为“士”）并不缺乏批判精神，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到西南联大那些常为人称道的人和事，在两千多年间，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道统，也可称为“士”的精神。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通篇贯穿着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集中体现了“士”的精神即知识分子的道统。时至今日，这一道统失传了。原因何在？答案就在同一个冯友兰身上：只要看看其在某个时期唾面自干、全盘否认自己学术成就的屈辱表现即可探知其因，无需多说。 饶毅的表现让我想起一个命题，即当下中国需要重建知识分子道统。怎么重建？我赞成资中筠先生的意见，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饶毅是海归专家，熟谙中西方文化和现实，他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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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许可拍卖是国际通例？(图)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1-8-10 21:42

狩猎许可拍卖是国际通例？(图) 时间：2006年08月26日08:19 　　 作者： 常纪文 8月9日，《中国青年报》率先报道了国家林业局将首次面对国外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的消息。此消息一出，立即招来广泛的争议。8月11日上午，国家林业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暂缓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活动。由于此次拍卖活动涉及国际狩猎问题，且有人认为狩猎许可国际拍卖是国际通例，故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对此加以分析。 　　狩猎要事先获得许可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除了在动物福利法或动物保护法中对狩猎作出规定外，还专门对野生动物狩猎进行立法。 如英国早在1831年就制定了《狩猎法》，1860年制定了《狩猎执照法》，1944年制定了《夜间偷猎法》。罗马尼亚1976年制定了《狩猎法》，瑞典 1987年制定了《狩猎法》，意大利于1992年制定了《保护野生动物和限制狩猎的规定》。作为我们的邻国，蒙古于1972年制定了《狩猎法》，日本于 1973年制定了《关于鸟兽保护和狩猎法》。 　　由于狩猎需要武器，而武器涉及公共安全、野生动物的数量和野生动物的福利，因此这些国家还大多制定了规范狩猎武器及其使用的法律。如英国于1968年颁布了《武器法》，奥地利于1996年颁布了《联邦武器法》。英国的《武器法》要求，持有狩猎用的武器，必须到警察机构去登记，并且要获得许可；武器不得包括毒药等有害的物质。 　　在这些立法之中，狩猎许可已经成为国际通例。如爱尔兰2000年修订的《野生生命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捕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要事先获得许可，并按照许可证上规定的条件捕猎，否则构成犯罪。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受保护的野鸟和哺乳动物的开放捕猎季节以及临时捕猎禁止。第五十三条规定，出口野鸟和受保护的其他野生动物及这些动物的尸体、身体部分或者产品，必须事先获得许可。 　　同样的，大多数国家规定，狩猎者必须为狩猎许可支付费用或者为狩猎许可证支付管理费用。如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利亚州政府规定，任何人要想获得狩猎许可，必须支付许可费。许可费分为基本许可、开放季节许可、领年津贴者的基本许可、领年津贴者的开放季节许可等10类。每类许可又分为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许可。许可期限不同，许可费也不同，总的说来，这些狩猎许可的费用并不是很高。 　　国际条约规范区域性狩猎 　　为了规范狩猎的国际合作，一些国家签订了一些区域性的国际条约，比较典型的有以下两个：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于1970年签署了《关于捕猎和保护鸟类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经济联盟条约》。 　　条约内容主要有：各成员国应当相互在开猎期和禁猎期的具体时间上进行协商；各成员国应当在武器、弹药、射弹、工具、器械、程序和方法方面进行协商；成员国批准的活生和死亡猎物的运输和交易期应当为特定猎物开猎期的当天至禁猎期满之后的10天；禁猎期满之后的第11天至下一个开猎期开始之时，特定猎物的运输和交易是否批准，应当由运输和交易所在国的法律来决定。 　　欧共体于1979年通过了旨在保护野生鸟类和限制狩猎的《关于保育野鸟的理事会指令》。指令禁止大规模和不加选择的猎杀和捕捉，禁止利用任何形式的机动工具来打猎。 　　但成员国在以下情况下可以作出变通的规定：一是保护公共健康和安全的需要；二是保护空气安全的需要；三是为了防止对农作物、牲口、森林、渔业和水体产生严重危害；四是保护动植物的需要；五是出于研究、教学、增加数量、繁殖、再引入的需要；六是在严格监管和有选择的基础上，捕捉、拥有或者采取其他明智的措施利用种类特定和数量有限的鸟。 　　狩猎主体多为本国公民 　　综观以上两个方面的介绍，可以把国外野生动物狩猎许可立法的经验总结为如下几点： 　　在狩猎许可的申请主体方面，大多数国家都定为本国公民。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本国的居民特别是某些地区的本土居民对于特定区域的野生动物的保护作出了贡献，理应享有一定的享乐权益。不过，在外国人作为本国公民的客人或者仆人时，少数国家也授予其随同打猎的权利。此外，这些国家大都对狩猎主体的年龄作出了规定，并针对不同的主体规定了不同的狩猎权利。 　　在狩猎许可的收费方面，大多数国家都实行许可收费或者许可证管理收费制度，有的还针对不同的狩猎证规定了不同的收费标准。总的来说，收费一般不高，各国不以狩猎许可收费作为创收的途径。可以说，许可收费是国际通例，但狩猎权拍卖目前还没有成为国际通例。 　　在猎物配额的确定方面，大多数国家都以物种的可持续保护和发展作为前提条件。在必要的情况下，一国的不同地区甚至邻国之间可以就某些物种进行交换或者赠与，避免不必要的捕猎产生。 　　在狩猎行为的规范方面，基本上所有的法治国家都对狩猎时间、狩猎区域、狩猎方法、狩猎武器作出了详尽的规定，要求狩猎者尽最大的努力保护野生动物的福利，使其在猎杀过程和死亡之前免遭不必要的痛苦，并且规定监管机关必须在现场对狩猎行为实行监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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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社会焦虑症：百姓要求高了 不满现状

DynamoChina 2011-8-1 10:43

社会焦虑症：百姓要求高了 不满现状 2011年08月01日 08:4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聂北茵 字号: T | T 3 人参与 0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 怎么看待当下社会普遍出现的焦虑情绪？焦虑情绪产生的原因何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显示出哪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如何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国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近日，为回答读者的种种困惑，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接受了《思想者》的采访。 社会焦虑情绪说明了什么 《思想者》：近来，大家常常感到当下的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焦虑情绪——从不久前“达芬奇”假家具的闹剧到小商贩往“萨其马”糕点中加入有毒硼砂；从地铁滚梯事故初现到高铁事故频发，人们几乎每天都在为食品安全、出行安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的负面报道大伤脑筋……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吴忠民：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 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 从历史上看，除了战乱年代，人们没有像现在如此之焦虑过；往以后看，以后人们也会焦虑，但社会焦虑的波及面和强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思想者》：现在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焦虑，显然是对社会生活中的高房价、高 物价 、通胀、负利率、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高收入等等现象的直接担忧和不满。如果让您排个序，您认为，老百姓最焦虑的问题是哪个？ 吴忠民：每年的情况略有差别。但你恐怕已经看到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关的部位。 《思想者》：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焦虑情绪？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吴忠民：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 现代 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确定性，心里不踏实，人们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这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 《思想者》：按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从整体上看，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但为什么社会焦虑现象反倒出现了？ 吴忠民：我以为，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 《思想者》：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相对提高了，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了，因此，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才会产生焦虑。 吴忠民：是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 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由于过于追求 GDP 、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思想者》：您认为，最能反映民生状况的尺度是…… 吴忠民：尺度是多方面的。比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准、最终消费率状况，等等。像公共服务问题有很多人谈过了。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最终消费率问题。这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逐渐走低。最终消费率是一个能够反映民生总体状况的重要指标。2009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48%(1979年为64.4%)。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影响到民众对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而被人们比喻成 “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的问题 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思想者》：您觉得社会焦虑对于社会会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 吴忠民：不利影响很多。社会焦虑会引发一些社会成员非理性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出现，会大面积降低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本土化”特征 《思想者》：有学者认为，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后，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群。相对贫困人口扎了堆儿断了炊，大伙儿怎能不焦虑呢？ 您怎么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能否概括一下它的特征或特点？ 吴忠民： 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 中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 现代 化建设的 。 其一，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其他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巨量的事情，必然会造成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 其三，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迅速被中国各个阶层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对民众影响巨大：民众空前重视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虽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但在近期内客观上势必会对一些有碍于以人为本理念实现的现实问题提出质疑、形成不满，进而造成某些纠纷和抗争的行为。 其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国推动型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两重属性。除了其积极作用之外，还有着一定的负面隐患，这就是公权容易扩张、腐败容易形成，等等。这些隐患进而会同民众形成抵触。 所以，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中国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吗 《思想者》：我们知道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些后发国家步入中等发展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很快就盛极而衰；在这一阶段，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和社会都受到严峻的考验。请问，作为后发国家的我们，能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吗？ 吴忠民：我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共同体——其人数规模比欧洲、美国、日本三大共同体总合还要大的国家来说，我们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发展面的优势，即：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的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二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 《思想者》：您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讲讲中国能够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吴忠民：首先 人心普遍思定 。中国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几乎没有赢家，几乎全部都是输家；社会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 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其次，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在这方面，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都是典型的案例。 第三，务实、平和、宽容精神的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而且，由于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 第四，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比如，中国的房价飞涨，大批年轻人依靠自己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所以其中的许多人是依靠父母和祖父母的帮助购买住房。类似生活困境的缓解，能够使受到家人帮助的社会成员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社会怨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第五，互联网的减压作用。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85亿人。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着两重意义的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互联网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运用得当，互联网则能够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影响——比如，有效减压、有效辟谣、有效批评、有效建议。 显然，如果能够将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之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有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是缓解。 主动正视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 《思想者》：我们知道，“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前面我们说的最终消费率逐年走低等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如何化解社会焦虑情绪呢？ 吴忠民：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 现代 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 应当看到的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规范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社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显然，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就此而言，我认为，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目前猪肉价格首现环比下降；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 保障房用地 ；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 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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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周瑞金：勇于解决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热度 1 DynamoChina 2011-7-30 17:20

周瑞金：勇于解决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2009年10月28日 08:15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共有评论 6 条 2008年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众多记者前来采访。本报记者 赵青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起步，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辉煌的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国庆期间文化部组织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用4分钟的时间表现“文化大革命”，不回避不渲染，值得肯定。勿忘历史教训，方能鉴往开来。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年的种种失误，才有了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伟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凭借我们党和人民百折不挠的韧性和灾难修复的能力，在至少整整两代人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奋斗的基础上，新中国60年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外国政治家、媒体和学者只要不带政治偏见，都会承认这一点。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在今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清晨，首次为中国国庆亮灯，“向中国人民致敬”，是一个代表。 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分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所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我作为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50年的老兵，现已退休多年，个人了无牵挂。在新中国60华诞之时，谨以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一分痴诚，有责任知无不言，直陈己见，同时也可以说是概括和转述了党内很多老同志的一些忧虑与思考。 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改革语境比较单纯，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让城乡老百姓和公有制企业的普通职工有独立谋生、自由创业或自主经营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的过程。 这样的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非公经济创业和公有制企业承包经营对年轻人的感召力，从当时的一个流行语“出生入死”可见一斑。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在农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铤而走险，得到万里同志等开明官员的同情和庇护，最后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热情鼓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后，广大农民怀揣发家致富的冲动，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减少了2．3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主要造福平民。在两三千万“知青”回城的压力下，政府鼓励自谋职业，恢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个体劳动者代表，赞扬他们自食其力，为国分忧“最光彩”。由于总书记的这句话，私营经济在新时期也被称为“光彩的事业”。出身草莽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三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照，指示政府不要动他，“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正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所言:“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城市“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1984年10月新中国35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打出标语“小平您好！”这正是来自底层的民众以最朴素的情怀，表达了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由衷拥护和感激。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扫平了道路。1993年以后，朱镕基总理在江泽民总书记大力支持下，主导实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增量改革，规模有限，那么1990年代推进的则是公有制经济存量改革，涉及国家的经济家底，撼筋动骨，影响深远。在战略上，政府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理论上，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大规模的五大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企改制，终于撼动了长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人民大众自由地谋取利益，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拓展了广阔的道路。五大改革带动了1990年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大潮，加上对外资扩大开放，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成多。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市场机制在我国已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可以说，经过几十年清一色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曲折教训，新中国已经成功地扬起了市场经济的风帆，创造性地开辟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新航道。 国企改制中出现了管理层MBO、员工持股、破产改制等多种产权改革做法，虽然存在国家监管不力、交易不够透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但是如果当时不痛下决心改革，国有资产在市场发展的度量衡中会流失（贬值）得更快。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种观点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 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虽然在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即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但实际上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揭示:从税费制度看，民营企业创业门槛越来越高，收费越来越多，创业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融资体系看，民营企业融资还不及全社会的10％，银行对非公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2008年11月制定的4万亿元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在19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改革进行了31年，国企还没有从很多竞争性行业退出，或者退而复进，在银行信贷等方面仍然是国企优先。1993年启动的大规模“国退民进”在很多领域被喝止，由此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些国企管理层和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某些政府官员勾兑，与民争利，贪腐成风。如果说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中曾经存在透明度不高、政府监管缺失，那么，今天超大型国企的内部管理如利益分配等透明度更低，政府对于其管理层薪酬、税收贡献、贪污受贿等问题的监管更加乏力。 “国进民退”的新格局，“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 在改革启动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从而“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显然，这里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的是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而且，只有依托市场自由竞争的谋生、谋利方式才可复制，才谈得上别人“向他们学习”，才有可能成为“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严厉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艰苦创业，“反对特殊化”，防止“成了老爷”，并称之为“一场严肃的斗争”。在经济改革进入第31年的时候，我们的改革政策取向，是否极大地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而压缩了经济自由化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给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生活先好起来”的努力机会，在多大限度上能有效地制约政府机关和国企党员干部的“特殊化”和“成了老爷”，值得深刻检讨。 遏止局部基层权力的失控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四中全会连用三个“严重”发出警告: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当前，人民群众对中央践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执政宣示和巨大诚意抱以期望。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展的“汶川地震灾区居民需求快速调查”，灾区群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与对家人的信任感几乎持平。中央政府以人为本，倾情高效的救援，感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体察民意果断暂停奥运火炬传递、设立国家哀悼日，深得人心。去年5月19日14时28分，天安门广场上神圣的国旗第一次为死难平民而低垂，那一刻党心和民心，政府和人民水乳交融，是“非典”应急处置以来“胡温新政”的又一个民意高峰。 然而，从近几年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也要看到，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呈现逐级下降态势。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比如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县城和县级市政府，对于民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权，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胡作非为，到了惊人的地步。 例如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明明是邓贵大、黄德智这样的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索取色情服务，被拒绝后使用了暴力，涉嫌强奸，巴东警方最初却认为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让网民感觉官官相护。 再如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在前后两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里，11名未满18岁的女生被有组织地嫖宿，犯罪嫌疑人有5人为公职人员，令人发指。事发后的调查过程也艰难曲折，如果不是迫于上级命令和舆论压力，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很容易被当成“一般卖淫嫖娼”案件处理。 在湖北石首市（县级市）骚乱中，青年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家属不服警方的自杀结论，不肯将尸体火化。上万名“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周边县镇群众上街声援死者家属，把前来抢尸的警方堵在街头。这起比贵州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官民对峙、警民对抗事件，表明我们的一些基层政权已经失去相当一部分民意的信任，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心存蔑视，这是很可怕的。 去年冬天以来，全国组织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级法院院长等一系列基层干部培训，不少省市组织了县派出所所长培训，都是要提高基层干部排解矛盾、聚拢民心的执政能力，夯实我们党持续执政的群众基础。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不安，则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无从谈起。近年来推行的“省管县”体制，除了财政方面绕开地级市、强县扩权，也有省直管县主要干部、强化基层权力监督的考量。这些都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在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监察的同时，还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选举机制。这就是继续推进和逐步扩大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基层自治思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彭真1987年11月23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自上而下的很多，自下而上的东西很少。”彭真寄希望于村民自治这样的基层民主实践，把一个村范围里的公共事业，交给群众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一步一步地掌握民主的操作方法。“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把自上而下的勤政和反腐倡廉要求，与自下而上的选举、监督结合起来，可能是提高基层管制能力、解决激起草根民怨的吏治问题的治本之策。 基层民主需要一个有序推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从各地非常事态频出看，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急迫性。从河南灵宝王帅案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以“诽谤政府”为由而“跨省抓捕”网民，成为某些基层政府面对批评而自保的本能反应。今年6~7月间，河南省杞县发生钴60放射源故障，在政府沉默一个多月后，老百姓纷纷举家出逃。结果，政府非但没有为这起现代版的“杞人忧天”向民众道歉，反而迁怒于在恐慌中交流不实传言的民众，宣布抓获5名“造谣者”，包括只是在网上复制粘贴核事故传言的网民。近年来，网络监控技术流入县市级，成为某些基层官员对付舆论监督的工具，尤其令人不安。要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任务，遏止某些基层官员的恣意妄为，基层民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可以这么说，在今天，切实保障人民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是对现阶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有力补充。推进基层民主，揭露和制止基层官员扼杀民众表达和新闻监督的行为，就是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中央的政令畅通，保障新中国的红色江山不因那些无良官吏而变色。 反思维稳逻辑 唯求长治久安 社会转型的一个难题，就是改革要讲求节奏，发展要保持稳定，维稳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维稳工作中孰轻孰重，涉及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其短期效果和长期效应也大不一样。 维稳的第一层次是不出事，或者出了事尽快平息事态。因为如果地方政府门前出现静坐示威，或者村民维权占据了国道，非同小可，搞不好就会被问责罢官。现阶段地方政府在这个层次上煞费苦心，耗力甚巨。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没有公权力做不到的事情，关键要看在维稳过程中现在和将来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 在平息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有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公权力对强制手段的滥用。有的地方领导干部遇事不敢到现场去、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解决问题，而是动辄把警察推到前面。但警察不是解决矛盾的主体，而是一种辅助力量。“解铃须系铃人”，公权力的主要责任要由党委和政府来担当。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武装警察法》时，人大常委和社会舆论普遍认同武警“参加处置暴乱、骚乱、大规模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但不少人强烈支持该法对地方政府调动武警权限进行限制，认为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把武警“当做拿枪的城管”而滥用的情况比较严重，必须予以纠正。 实际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这个中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政府以现代执政党的思维，对聚众示威、罢工等行为作出了新的定性，从过去的“阶级斗争”观念，转变为政府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乃至冲突中维持秩序、维护正义的理念，依法处理，民主处理，科学处理。如果我们固守传统思维，对于群体性事件，总是习惯地以为大多数群众“不明真相”，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破坏”，一开始不能对事件性质作出正确科学的判断，之后又不能对自己的错误处理方式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结果不但事态不能及时平息，甚至扩大了事端，酿成撕裂干群关系的痛心后果。这个教训应当记取。 维稳的第二层次，是认真对待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帮助解决老百姓的民生和权益保障等实际问题，用妥善调节利益冲突来构筑社会稳定。云南省委宣传部最近的一个紧急通知说得好: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实践证明，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一味指责群众“不明真相”，甚至给上访群众乱扣帽子。今年8月26日，云南陆良县村民与煤矿发生冲突，多人受伤，连带现场维持秩序的警车也被砸。事态平息后，县里工作组没有像过去那样追查“聚众闹事”的“幕后指使者”，而是与媒体一道走村串户，听取村民意见，并把互联网当成群众意见表达的新平台。县委、县政府组织多个职能部门现场办公，特事特办，逐一落实了村民的六条合理诉求，同时驳回了一条按人头补助、按庄稼赔偿的不合理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谅解。云南尝试“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理突发事件和维稳新思路、新机制，值得充分肯定。 维稳的第三层次是修复在突发事件和日常工作中被质疑和伤害的政府公信力，促进官民协商对话，化解政治对立情绪，增进社会和谐。每次网络热点事件的处置结果，相当于一种不成文的判例，会影响公众对社会正义的信念，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近年来很多突发事件的处置由于没有达到人民群众的期待，事态降温和平息后，民间会以娱乐化的方式，比如“俯卧撑”、“躲猫猫”、“欺实马”、“被自杀”等网络流行词，给大众留下永久的记忆，从而也给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留下永久的伤害。对此为政者不可不察。不能简单地指责民众偏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官员过于傲慢跋扈，凭借公权力的绝对强势地位，甚至不屑于对老百姓讲一点沟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众的智商”。我们可以要求人民群众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理性地看待官员贪腐、社会不公等问题，言论和行为不能走极端，更要在现实生活中抑制强权，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修复社会信心。希望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及时开展良性的沟通互动，而不是加剧官民对立，加剧当下弱势群体和官商“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不认同。突发事件的不当处置，特别是如果存在颠倒是非、官官相护、社会不公等行为，将导致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怨的积累最终必将酿成大患。如果听任党组织和政府的公信力、党员和干部的纯洁形象在一次次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中不断磨损和溃散，最终将损害党在基层群众中长期执政的感召力甚至合法性。 能不能说，内在的社会和谐比表面的社会稳定，是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维护的目标？必要时采取强力措施压制社会骚乱、恢复社会秩序，是人民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但局势稳定后，还是要下大力气来面对和化解导致事态恶化的种种社会不和谐因素。一味依靠强制措施，甚至凭借蛮力，强行缔造的稳定，是遮掩甚至加剧了社会不和谐的表面稳定、暂时稳定，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各级政府要重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平时更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培养对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消化能力。要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利益表达及博弈机制，推动政务信息公开，保障政府响应民众诉求、司法公正、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以及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的舆论监督，以增进社会和谐来保障社会稳定。只有社会内在和谐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才是釜底抽薪、长治久安之道。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维稳”成本问题。在不少地方，政府在常规制度建设和完善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平时用很少一点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就是麻木不仁，甚至冷酷无情。非要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以后，才迅速出面:一手实施强制，公检法等机构超常运转，比如各地的“截访”就是一笔不小的人力和财力开销；一手实施“赎买”，用政府财政大包大揽的办法安抚闹事群众，一些地方有“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的说法。“强制”和“赎买”这两手，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维稳”成本居高不下，还与政府无视社会力量的存在、力图全面控制社会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出现利益多元化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市场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开始蓬勃兴起。在各种利益矛盾和冲撞中，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以及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公民伦理，本可成为调节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在传统的高度集权逻辑下，习惯于把“公民社会”视为政府管理的对立面，把志愿者的公民伦理也下意识地视为对政府的离心倾向，心存防范和忌惮。例如，去年汶川大地震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百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通过网上QQ群、BBS和网下民间社团自发集合，急赴灾区，救死扶伤，为政府救援力量拾遗补缺，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可惜，这笔宝贵的道德伦理财富和社会组织资源未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社会力量的虚化，只会让任何地区性、行业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全部指向政府和执政党，使得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政府疲于应付各种琐细的具体矛盾，经常让政府自身也成为矛盾的一方，甚至是本可相互制衡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一致斗争目标，而失去了宏观调控的政治高度。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古人云:“防为上，救为次，戒为下。”能不能对地方和行业的领导干部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为官一任，既要保眼前少出事，也不能得过且过，类似“看守内阁”的心态最要不得！出现群众“闹事”固然是个严重问题，但民意的能否畅通表达，民怨的能否合理宣泄，官场风气的清浊，社会人心的聚散，恐怕是对一届政府和领导干部更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警告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其民矣。”为官之道，贵在赢得民心。说到底，是作为执政党成员，人民的公务员，有没有历史担当的精神。不仅要平息眼前事态，而且要化解长远矛盾，保党和政府的一世英名，保国家和人民的万世太平。这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题中重要之义。 六十华诞，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如日月之辉，任凭谁人也抹之不去。而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政治清廉、民族和谐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更需要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千万不能只顾眼前，急功近利啊！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翻读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让人忧党忧国之心不减、百感交集啊！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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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个水利会议何以惊动八个政治局常委一同出席？

dongzg101 2011-7-30 04:36

一个水利会议何以惊动八个政治局常委一同出席？ 2011年07月29日 10:13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卢跃刚 字号: T | T 0 人参与 0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核心提示： 前所未有的决心，前所未有的规格：7月8日～9日，中共中央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8位政治局常委出席。此次会议第一次把治水放到了治国的高度，并且制定了一揽子的防灾减灾、合理配置水资源的10年目标。这种欲毕其功于一役的情景，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史，似乎只有2140年前汉武帝率百官赴黄河负薪草、堵溃口的情景与此相类似。 本文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07月13日09 版，作者：卢跃刚，原题：《一个水利会议何以惊动八个常委》 前所未有的决心，前所未有的规格：7月8日～9日，中共中央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8位政治局常委出席。此次会议第一次把治水放到了治国的高度，并且制定了一揽子的防灾减灾、合理配置水资源的10年目标。这种欲毕其功于一役的情景，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史，似乎只有2140年前 汉武帝 率百官赴黄河负薪草、堵溃口的情景与此相类似。 今年春夏之交触目惊心的全国旱情和接下来的大暴雨，让中国经历了旱涝两重天。眼下由旱转涝，洪水形势从乡村到城市全面吃紧。痛定思痛：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没雨旱灾，全面地、直观地暴露了水利及水害防灾减灾等公共系统的脆弱与废弛。这无疑也是此次水利会议引起中央空前重视的主要原因。 管子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哪五害？水、旱、风雾雹霜、厉、虫。管子时期对地震还没有认识或地震危害不大，所以他说，“五害之属，水最为大”。 远的不说，1949年之后，造成重灾的大洪水，计有1954年大洪水、1975年大洪水、1991年华东水灾、1998年大洪水等。其中1975年8月的大水，致使河南省境内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等58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29个县市1200万人受灾，淹死20多万人；京广线100多公里被大水冲毁，中断18天，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元。1998年大洪水，受灾人口达2．23亿，直接经济损失1800亿元。 中国水患既有地理和气象因素，也有人类活动的因素，简要说是三个因素：季风气候、三级阶地——西高东低地势、高密度的人口分布及其反自然的社会利益结构。降水分布空间和时间的不均匀导致雨水要么没有，要么疾来疾去，旱灾、洪灾、涝灾几成常态，而趋利避害却相互矛盾的村社——县乡——省际——国家之间的利益“同心圆结构”，使“以邻为壑”成为痼疾。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利用水资源、对抗洪涝灾害的主要办法是河道建坝，大江大河筑大坝成了现代化的标志，激发了文治武功的想象力。人们有所不知，1958年大跃进是被两个轮子拽着飞跑的，一个是大炼钢铁，一个是兴修水利。1958年水利大跃进累积下来的成果是，截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共修建了17万多座水库，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大多废弃。而此次水利会议公布的8.7万个水库，据估计有三分之一属于病险库。 总体而言，建大坝，是“堵”的办法，这个办法的效果及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广受质疑。上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在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情况下，开始反思建坝带来的弊端，并成立了反对建大坝的世界性组织，强有力地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走向。 17万或8.7万，无论是哪个数字，都属世界之最。这个世界之最，不仅面对着世界潮流的质疑，同样也面对着中国传统智慧的挑战。 中国治水，向有堵、疏之争。从已有文献看，华夏文明的创始人之一大禹，不是一名水利工程师，而是一名政治家。他与父亲鲧的“堵疏之争”，不是治水方略之争，而是治国大政之争。华夏文明的奠定，以疏导胜出，说明中国曾经产生过极其高明的政治哲学。 古人早已明白，治水不单单是治水，兴利除害、防灾减灾的动机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方法、什么思想治水，因此形成了传统中国独特的治水政治、治水文化，治水与治国自始至终，融为一体。 相传大禹诞生于岷江上游地区。大禹这种以疏导为手段的政治和自然哲学观，传导到了岷江的中下游地区。2260多年前李冰父子时期则把这种观念发展到了极致。 去过成都都江堰的人大多叹为观止：一个水利工程竟然如此精妙绝伦，鱼嘴、飞沙堰、宝瓶口，那么简洁明快地搭配在一起，集分水、排沙、防洪、灌溉为一体，协调不同季节，搭配合适比例，让川西平原两千多年享其利，旱涝保收，遂成“天府之国”。 治水秘诀便是都江堰二王庙墙壁上镶嵌的那6个青花瓷片字：深淘滩，低作堰。仔细考辨，这6个字的背后，则是对盆地气象、岷江水系、西蜀平原自然的逼真、谦卑且聪明的认知，即：因势利导，顺其自然。 此认知适用于都江堰，也适用于秦国另外两个今天仍在发挥作用的伟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灵渠。 宏观而言，中国是个缺水的国家，同时也是水污染极端严重、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国家。为了长治久安，水利建设当属必要。但是，一项公共建设，有利就有弊，利弊得失谁说了算？治水方式，早期的运动治水不可取；演变至今日，暗箱操作，利益集团治水，同样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 新制定的水利建设10年目标，中央下决心花大钱，对于水利利益集团而言，很简单，就是怎么能得到更多的钱。此前，并不算充分的三峡工程论证中，科学论证、民主论证只是昙花一现。之后的南水北调工程，以及总装机容量是两个三峡工程、目前在建的金沙江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白鹤滩4座巨型水电站，则饱受人大监督缺位的质疑。 水利工程向来耗费甚巨，涉及社会各方利益；水利是国家公共基础设施，关乎国计民生，公共决策、公众参与、媒体监督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能汲取古人智慧和当今文明转型经验，有长治久安之想，无长治久安之策，治水-治国的良善目标能否实现，将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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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方

Passport 2011-7-15 13:14

想起10多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cernet刚刚起步,找到好的网站很难,对互联网的新奇，经常如饥似渴的浏览各种文学网站。由于是中国青年报的忠实读者,发现了中青在线,至于喜欢中青在线的原因,不外乎是本人接受了党的教育和培养,正统教育的观念在本人思想深处扎了根。所以本人学生时代现在想来还是有一些固执的天真，善良的美好以及可爱的单纯。 那是90年代最后一年的一天，本人无意中进入了中青论坛。相比较外面的榕树下、强国论坛等，本人还是偏好一些中青在线的“纯真”，之前看了名叫李方的人主持的青年话题，有些很是钦佩，发现中青论坛的版主也是李方。慢慢的，在论坛里和李方互相回贴，当时因为年轻浮躁，对李方肉麻的吹捧与歌颂，主要原因还是之前看了他的文章本人影响深刻，也深为感动与警醒。 后来工作了，一年中那么一两次上中青论坛，互联网论坛的高峰时期已经渐渐退去，大部分成了胡吹乱泡的垃圾场所，网络超级写手们也似乎江郎才尽,一些名人逐渐星光黯淡下去。 后来知道李方率众集体从中青报社辞职，再后来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碰到一个中青内部的人一起吃饭，才了解了一些详细过程。自此甚为钦佩李方的强悍与血气及豪气。确为本人心中的偶像。本人学生时代虽没有与之见面，但是在互联网上也算与之有一面之缘，文字之交。 近期得知,李方竟然作了腾迅网的副总编辑,对于李方这样的才子,还是没有离开他的业务范围。 本人中午时刻突然写这么一段并不是想拿名人来为自己贴金，第一个与李方有这么一段在早期互联网上的交流，非常愉快，常常想念起。第二个近日偶然拿起海子的诗，读起来十分痛快，感叹80年代中国文学的诗歌时代已经远离了我们，读起现在一些人的创作很是无味，海子也是北大毕业生。 以此记载，为李方，也为曾经中国文化的繁荣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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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为什么“偷偷摸摸”?

热度 1 蒋高明 2011-7-15 01:15

蒋高明 2009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发表了记者张伟文章《“偷偷摸摸”转基因》，这篇文章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普通百姓也几乎在一夜之间，认知了一个陌生的名词——转基因。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主要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安全证书批准的程序进行质疑。中国是第一个将主粮批准商业化种植的，仅仅凭“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主粮可进行转基因种植的国家”这一条，它就是一件天大的国家大事，对这样的国家大事，老百姓不能没有知情权。按理来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应该要让大多数人都知道，如果像袁隆平那样的科学贡献，主流媒体肯定是竞相报道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应当在国内大事中予以报道，并使之家喻户晓的。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只是通过《中国青年报》记者张伟的《“偷偷摸摸”转基因》等少数文章知道了一点消息。连《中国青年报》记者都感觉到农业部的做法“偷偷摸摸”，普通老百姓当然就更不要说了。 针对张伟的文章，转基因支持者辩解道：《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早在(2009年)10月22日就发布在中国生物安全网上，人人都可以去下载。中国生物安全网是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主办的网站，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在这里发布是最为正式的，难道要同时送给环保组织、环保人士或张伟记者一份才不叫“偷偷摸摸”？　　 然而，转基因支持者的回应是苍白无力的。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安全证书的发布这一过程十分隐秘，是一家国外通讯社最早发现的这个消息，普通人很难发现，因为它被摆放在一家“几乎很少更新”的专业网站上，混杂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连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眼的绿色和平组织工作人员都没发觉。　 一个决定着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主粮问题，一个关系到中国13亿人民的安全问题，一项人类破天荒的批准，一项被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主席高度评价为里程碑式的决策，仅仅是在一个内部专业网站以《批准清单》的形式发布一下，不叫“偷偷摸摸”还能够叫什么呢？像这样的国家大事，不但要送给环保组织、环保人士或媒体记者，还要通过他们让全国人民知道。自转基因技术出现的那一天起，围绕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如果心无杂念，又不怕引起争论，对这样的国家大事，不说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至少不应该如此“低调”。 转基因安全证书是由全称为“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部门颁发的。获得证书的是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转抗虫基因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证书自2009年8月17日起，有效期为5年。据此，这两个水稻品系将可以在湖北省境内成规模种植。 对于《中国青年报》的质疑，农业部只提供了一份简短的书面回复。这份回复称，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5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价结果”作出的决定。 这份回复，使普通人开始关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这个听上去十分专业的机构。它的设立，依据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组成人员则是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每届任期3年。但前一次换届，新华社曾专门就此发布消息。而批准这次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委员会委员走马上任，则比较低调，外界鲜为人知。 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这个拥有数十名成员的机构，平常人根本难以触及。尽管许多人努力地寻找它的成员身份，网上也充满各种询问和打探，但都没有结果。连这个机构最早成立的时间，外界都很难查到。 笔者认为，作为转基因作物生产安全证书发放前的最终环节，该委员会的作用不容小视，而这个证书则是“转基因作物上市前最难突破的关口”，如果有谁能担保转基因食品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请求公布这些专家的名单”。 然而，这个请求无人理睬，我觉得这一切“是暗箱操作”，这说明相关人士对转基因水稻“自己也没底”。 新获得安全证书的“Bt汕优63”转基因水稻，被认为可以杀死昆虫，并且防治虫害。针对这一特性，笔者最早的质疑是：“既然虫子都不能吃的东西，人能吃吗？” 我的研究领域与转基因技术无关，是生态农业，这让笔者觉得有点“尴尬”，被转基因支持的专家斥为“隔行如隔山”。但那些更应该表态的人“实在太安静了”，他们既不支持，也不发对，选择了沉默。 针对这个质疑，中国水稻研究所一名研究员表示，这种导致昆虫死亡的基因，针对的是某种昆虫特有的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不会对人造成危害。参与研究的华中农业大学研究员林拥军还表示，对这种转基因水稻，他们先后在小鼠、大鼠等身上进行了毒理试验，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然而，这种论调很快在网上引起了攻击。一种质疑是：“你们能把人当老鼠吗？” “13亿中国人不是小白鼠。”争议显然有些失去理智了。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人们，一旦知道了真相，他们的激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还指出：对于转基因技术，还有很多别的质疑。许多科学家担心，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基因通过授粉等途径向四周“漂移”，可能会引发生态危机。另一个质疑指出，在推广转基因棉花时，因为管理混乱，棉花种子来源很杂，许多都没有得到正式的评估和批准，有人甚至说不出自己所种的棉花来源。人们担心，和穿在身上的棉花相比，最终要吃进嘴里的水稻，如果管理不善，可能会引起不可预知的危险。 为什么针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这么重大的事情，农业部要搞得这么神秘呢？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敢置13亿人健康与960万平方公里生态安全于不顾，匆忙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在批准的43个转基因品种中，水稻、玉米为什么是排在末位？是否是后添加的？批准安全证书的都是哪些人？做过什么样的安全评估实验？所有问题形成很多疑团，其中核心的疑团为以下几点： 第一，批准这次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安全证书的转基因安全委员会都由哪些人组成？什么时候成立的，有没有经过认真讨论？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换届是依照什么标准？委员会里，有多少人从事转基因生物技术开发研究？ 第二，审批程序是如何做的？转基因安全检测是怎么做的？在什么地方检测的？由谁来做？为了消除公众疑虑，我们需要公布所有技术细节和实验证据。 第三，与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有直接关系的是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研究，这个重大专项有没有进行科学的规划？需要对多少物种进行基因改造？这些物种有多少是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食物或者药物？都是什么人在进行转基因研究？他们都有科学研究积累吗？ 第四，中国搞转基因研究乃至商业化种植，有多少核心基因是中国的？有哪些核心技术？核心设备？核心试剂？核心思路？对那些可怜的物种进行基因改造时有没有经过严谨的科学评估？那些转的基因有没有害？转基因作物能不能放心吃？中国一旦转基因商业化主粮种植，会不会像蔬菜种子那样，我们受制于人？ 以上问题澄清了，消费者可能就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担忧。现在，转基因鼓吹者张口闭口说老百姓不懂科学，需要对他们进行科普。那么，对老百姓进行科普之前，请先回答上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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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存在（某某）利益集团？

热度 2 zhangxw 2011-7-13 16:34

中国存在（某某）利益集团？ 今天读 ” 请看中国青年报纸是怎样诋毁中央水利工作政策的 ” 文章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95826do=blogid=464399, 其中说中国青年报在 7.12 的一篇涉及水利的文章中提到 : 记者的恶毒之处还在于编造说什么“对于水利利益集团而言，很简单，就是怎么能得到更多的钱” … 这篇文章使我产生了下面的疑问： 我国存在电信、电力、石油、民航、交通、铁路、水利等知名行业部门。这些部门在为社会、个人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是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还是以本行业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如何证实，或者证否我国当前的这些行业的目标不是某某集团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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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云海工程”的讨论

热度 5 xxxy2011 2011-7-12 12:06

什么是“云海工程”？ （《中国青年报》2011年07月05日03版） “云海工程”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在云南、海南两省高考中改革传统的高考分数报告办法，尝试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发展性、个性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并且依托网络技术提供网络化成绩分析报告的一项试验工作。 这项改革将通过引入教育评价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技术，完善高考的分数报告方式，使其更具有评价意义。“以考生为本，人尽其才”是“云海工程”试验工作的核心价值取向。 除了对考生的学科能力进行考核外，“云海工程”还引入了“非考试”的评价方式，如心理测验、问卷调查等，来对学科能力以外的素质进行评价，为考生提供科学、全面的评价信息。 今年是“云海工程”试验的第一年，面向考生的高考分数报告改革是工作重点。此外，工程还将对高考成绩进行更为深入的数据挖掘，进一步分析高考成绩与学生的个人背景、学习行为、校本成绩、中学教学、教育投入等多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随着试验的推进，“云海工程”还将不断拓展高考评价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分析考生的能力、兴趣和胜任力，把这些因素与高校开设的专业进行匹配，为考生提供多维度的评价信息和更为科学的专业选择作参考，最终整合现有的考试并尝试建立考试评价体系，实现对学生的综合评价和对其未来发展的引导等。 “云海工程”的意义（据相关资料） 目的是为考生提供内涵更加丰富、具有诊断与发展导向功能的评价报告；帮助考生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自己,更好地选择高校和专业,做好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为高校的招生部门提供丰富的考生背景信息和多维度的评价信息,推动高校多元化录取工作的开展；监控中学校本评价的有效性和综合素质评价的成效,调整基础教育领域的过程性考试与终结性考试的关系,给基础教育积极的教学反馈,从而改善考试与基础教育的关系,并形成良性互动,缓解现阶段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矛盾。 讨论 欢迎对此“工程”在我国教育改革中的价值、局限性、效果预期等各方面进行理性的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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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的震撼——读《北京大雨吞噬的生命至少该留下姓名》

热度 2 cuilanzi 2011-6-29 09:23

【絮语】 前些日子看到朋友们在群里发的北京城被水漫的各种照片时，内心虽有所触动，但还没有达到心酸心寒的地步。今日看了《中国青年报》刊载的这篇《北京大雨吞噬的生命至少该留下姓名》一文，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揪心。 记得有人曾在各类媒体中呼吁“救救孩子”，也有人提出“关心打工者”，更有人提出“尊重我们城市的美容师”……各种漂亮的口号曾经让多少人心动和看到希望，但现实生活中，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特别是漂泊在各大城市边缘的人们，谁又真正关心过他们的利益。 一场暴雨断送了两个年轻的生命，是天灾，还是人祸？经常看到国外影片中出现经历过几百年的地下通道可以走人的画面，这肯定不是虚构的，市政系统的防护设施，有国家做得很好，多大的雨，多级别的自然灾害都无法使得一座城市的排水系统瘫痪。 用生命来唤起人们的关注，在革命年代有过，在“文革”时期有过，在改革开放年代也有过，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里，再用生命来换取注意，这样的代价未免太大了。相比过去，我们毕竟至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今我们只知道走了两个不知姓名的人。 这篇文章的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让人联想到他们的家人，他们本该拥有的幸福，生命的终结和生活的幸福的极度反差，造成人内心深处急剧上升的怜悯度，这种震撼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因为任何解释任何挽救都不能改变生命殒失的事实。更何况现实并没有给逝去的生命一个合理的解释和人性化的安排。 良心受到谴责，还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应该受到这样的折磨和煎熬？一座城市最脆弱的地方，实际上也是最应该值得人们重视的地方。 《北京大雨吞噬的生命至少该留下姓名》刊自《中国青年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29/c_1215975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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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长啥样？-论大学教学生给领导开电梯

冯用军 2011-5-22 22:51

近日，偶然看到新闻，说山东、广西、江苏等地部分高校给学生开设就业课程，3分之2讲的是如何给领导开门、如何给长得像领导的人回话、如何给领导开电梯、如何给领导开车门、上车如何给领导安排座位、如何给领导敬酒、如何给领导回话、如何请领导吃饭... 是不是下一步还要教女大学生如何给男领导“三陪”——陪吃饭、陪喝酒、陪逛校园，教男大学生给女领导“三陪”——陪开车、陪接待、陪旅游... 这是他X的哪门子大学？ 莱阳数十机关遭“神偷” 长得像领导 出入自如--山东频道--人民网 华商晨报：对酷似 领导者 注意礼貌岂能成了校规_新闻中心_新浪网 白银一退休职工自认 长得像领导 多次诈骗--甘肃频道--人民网 长得像领导人 也能赚钱 _当代生活报_广西新闻网 参考资料1： 为了迎接福建省第11届省级文明学校评估，福建省部分高校出台临时规定：“遇到酷似领导的人来问路，一定要注意礼貌。”(5月18日《中国青年报》) 　　言外之意，遇到长得不像领导，想不想礼貌就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了。这哪是什么高校教育，完全是教育在搞笑。高校特意发临时规定，要学生学会看人下菜碟，这种教育方式简直太市侩了。校规如此，学生岂有不“现实”之理？不过，这倒是也可以看成是提前进行社会实践，给广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领导辨别课，以后进入社会了，知道该拍谁的马屁。 　　为什么要对酷似领导的人有礼貌？因为在检查期间，领导很有可能会暗访，万一谁嘴没有把门的，把不该说的都说了，甚至对貌似领导的领导“不文明”了，那学校的心血就白费了。学校领导可能不在乎自己教出来的学生是否真的文明，但他们一定在乎文明学校这个称号，因为影响领导前途的不是学生的文明程度，而是那些由貌似领导者评估的文明称号。如果有一天，规定变了，学生们的意见将关系到学校领导的前途，没准规定瞬间就会变成酷似学生的人在办公楼里问路，老师一定要注意礼貌，千万不要惊讶，这只是一种需要而已。 　　学校发临时规定来要求学生对貌似领导者有礼貌，其潜台词就是担心学生对人没礼貌，对自己的学生如此没有信心，其实也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这等于是对自己工作的委婉批评。有时候，越是在着急的时候，越容易把内心想的东西表达出来，而且，越是不经意间表达出来，越可能是真实可信的。 　　领导规定学生要辨别领导，要在领导面前注意礼貌，像是在传递该领导在官场交际时的一些经验，比如，特意要求在领导面前一定要注意礼貌，言下之意就是对于非领导者，似乎就可以不必那么特别在乎。只是，校领导自己应该想明白，他们自己现在是校领导，但有朝一日退休了，或者离开领导岗位，不知道他教育出来的学生和下属是否也这样对待他。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也只能是咎由自取。 　　这哪是在评估学校文明？我倒觉得这是在评估领导的文明。就这样教育学生，就这样应对评估，就算最终应付检查成功，酷似领导们最终被那些装出来的文明蒙骗过关，也会因为在评估过程中表现出了诸多不文明的规定而让到手的文明学校称号黯然无光。 参考资料2：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巴车的座位比较多，领导应该安排在里面靠窗的位置，然后是第二领导、秘书、翻译……”在广西某重点高校一堂主题为“职场礼仪”的就业指导课上，授课老师周大鹏(化名)强调，“这些顺序不能随便变动，尤其是领导的位置。” “官场上的这些东西本来就让人厌恶，现在竟然明目张胆地搬上大学课堂，不知老师怎么想的？”一名学生气愤地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仅仅是就业指导课，在广西、湖北、福建等地一些大学开设的人际关系、社交礼仪等校级选修课上，也有涉及如何跟领导相处的教学内容。 教学生如何与领导吃饭、敬酒 “进个电梯也要分一二三等，这到底是礼仪呢还是陋习呢？”广西某重点高校的就业指导课上，大三学生罗玲听完老师周大鹏的讲解，忍不住掏出手机更新QQ空间状态，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对这门课的看法。 课上，周大鹏一边指着电子幻灯片上展示的电梯站位示意图，一边细致地讲解道：坐电梯是有讲究的，最大的领导应站在靠里面的位置，旁边是第二领导，地位最低的应该站门口负责开关电梯。“当然，如果电梯中有人专门负责开关电梯那就另当别论了”。 除了乘坐电梯礼仪，如何与领导吃饭、如何给领导敬酒、如何与领导一起坐车等技巧也是这堂课教授的内容。 罗玲这学期6个课时的就业指导课中，像这样的职场礼仪课就占了2/3。听过一两次课后，不少学生对老师教授的内容议论纷纷：“就业指导课不是应该指导学生如何就业吗？可老师却在教学生如何逢迎上级。学会这些官场上的东西就能帮我们顺利找到工作？真是太让人无语了！”在罗玲的QQ签名后，不少同学写下类似的留言。 无独有偶，罗玲远在辽宁沈阳念大学的高中同学张娟，上学期也上过一堂类似的就业指导课。当时，给他们上课的是该校一名“主任级领导”，她在课堂上苦口婆心地说：官场是复杂的，官场上的人是圆滑的；针对官场里存在的这些现象，同学们要对领导多说好话，要学会如何恰如其分地赞美对方。 就业课讲官场礼仪引发争议 对就业指导课讲授官场礼仪引发的争议，周大鹏认为，现在的大学生对与领导的相处之道知之甚少，但是等他们真正走上社会，就知道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并没有错。 该校就业指导中心培训科的蔡科长表示，学校的就业指导课是一门贯穿学生大学生涯的必修课，课程教材由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统一编写，但授课老师可以结合专业特色等具体情况对内容作出一定改动。 周大鹏正是在学校允许的范围内，对课程内容进行增补和改动的。在周大鹏看来，乘电梯、吃饭这些礼仪虽小，但在求职时说不定就能派上大用场。 对于学生的质疑，蔡科长认为，官场礼仪也是职场礼仪的一种。学生以后在求职过程中可能遇到很多问题，不排除会遇到和领导相处的问题。学会这些礼仪，有时对学生成功进入职场会起到关键作用。 “求职是要讲技巧的，但并不是说就该用那些应付官场、应付社会的手段去解决求职问题。”中国就业促进会前副秘书长杨征认为，大学的就业指导课讲这些内容并不合适，“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的招聘人员还是秉公招聘的，如果他不是以能力取人，那最终招进单位的人用不了，他是要承担责任的”。 杨征还指出，就业指导课的老师讲这些官场礼仪、潜规则之类的东西，说明他完全不懂得学生在就业时到底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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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青报：国际学术会议何以变成人傻钱多速来的名利场

热度 1 Fangjinqin 2011-5-11 11:05

作者：严辉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1-5-11 10:59:10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中青报：国际学术会议何以变成人傻钱多速来的名利场 来自中国科协及全国学会每年组织的学术交流会议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组织的学术交流会议（包括国内会议和国际会议）逐年递增，由2004年的2962次，2005年的3193次增加到2006年的3427次。参加会议人次也逐年攀升，2006年达53.9万人次。学术会议何以越来越火？记者调查发现，发论文、拉关系、赚会费，部分国际会议的背后，隐藏着丰厚的利益链条。（《中国青年报》5月10日） 说起学问，前辈学术大师有太多名言。比如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无非要表明做学问得耐得住寂寞，坐得起冷板凳。从学术和谋生的关系看，传统观念甚至认为，做学问不足以谋生。陈寅恪先生有言：“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时代的前行，至少我们的社会已不会任凭潜心学问人衣食有忧。相反，学术项目化、教授商人化甚至使一些学术圈中人，早已因学术经济而有变身学术老板之势了。这算是一种潮流，也算是社会进步带给学术圈的报偿。 如今，通过组织国际学术会议，交钱即可使学术论文找到跻身国际化的渠道，相应的以捞钱为目的的会议公司应运而生，而一些真假莫辨的“洋专家”更是孜孜不倦于“不在中国开会，就在到中国开会的路上”——免费坐头等舱，住星级宾馆，吃中国美食，顺便游山玩水。如此国际学术会议不仅大大地变味了，而且有关方面显然在大施学术吸金之法，学术项目经手人套国家的钱，会议组织方套学人的钱，“洋专家”尽情挥洒中国的钱，也玩得太邪门了。 想起一句话：此处人傻钱多，速来。向来寂寞且精明的中国学术圈，何以变成了人傻钱多，让人大玩吸金大法的名利场呢？我看恐怕还是要厘清几个老问题。 一是学术要慕洋更要崇实。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介绍，在一些会议网站的留言或高校相关的学术论坛中，关于一项学术会议是否被EI、SCI（科学引文索引）等收录成为最热门的问题之一，而多如牛毛的会议，大多在其首页的显著位置上打着能被EI、SCI一类检索的头衔招徕与会者，就连一些在校研究生都以“跑会”为跻身EI、SCI之捷径。难道EI、SCI之类真的就是学术研究唯一的价值体现吗？ 二是学术经费要减少虚置的成分。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不是因为必要而举办，有时简直就是项目经手人太有钱的缘故。比如众多课题或项目经费中，就有专门对于举办学术会议的列支，圈中人一语道破天机：“这也是一笔不能不花的钱。” 三是亟待建立独立的学术评价体系。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学术期刊，也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学术会议，都要有公开透明的评价体系，以便让人分清良莠，尤其可供相关决策部门参考。 只有更多的人参与学术打假、揭假，支持真正的学术研究，合力在迷雾重重的学术圈中剪除枝蔓，才有可能改变学术会议变成学术吸金大法的怪现状。（原题为《国际学术会议：人傻钱多速来》） 更多阅读 部分国际会议学术缺失藏利益链 发论文成参会首要目标 学术会议泛滥成鸡肋 出现“有研无讨”三怪状 国际会议：“瘦身”会带来精品吗 北京科技报：我国国际会议是否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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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何在？（4）——挺一下王小东

等离子体科学 2011-5-10 10:33

第一，这位王小东笔者不认识。大概百度了一下，其言论笔者并不都赞同，所以标明了：“挺一下”——不是很多下，更不是“全挺”； 第二，清华百年校庆、“大师”问题，说了不少，就不多说了。 中青报发了这篇文章： 清华要做好自己的事，甭管别人说什么 摘一段： 王小东：我个人认为，那张图片官本位的设计并不好，但是网上很多批评也是在胡说。比如有人说“梅贻琦是清华创始人，应该排第一个”；还有微博说“牛津大学出了多少国王、政治家，但在牛津自己的官方宣传材料里却几乎看不到”。实际上，梅贻琦不是清华创始人，牛津大学也把出了多少政治家等资料放在官方网站上。这些只要自己一查就知道，但很多人却什么都不查证，就制造和传播这些谣言。 顶一下！ 请见Oxford的官方网站： http://www.ox.ac.uk/about_the_university/oxford_people/famous_oxonians/index.html 太长的名单，下面只copy 20和21世纪的。 有意思的是，和清华一样，也是政治名人甚至帝王将相开头：第一个是个约旦国王；最后一个也和清华一样——是清华这次列的名单上的钱钟书！ Famous Oxonian s Throughout its history, Oxford has produced gifted men and women in every sphere of human endeavour who have studied or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20th 21st Centuries 19th Century 17th 18th Centuries 15th 16th Centuries 13th 14th Centuries Among these are 26 British Prime Ministers, including the current one, the Rt Hon David Cameron MP;at least 30international leaders; 47 Nobel Prize winners;7 current holders of the Order of Merit; at least12 saints and 20 Archbishops of Canterbury; andsome50 Olympic medal winners. At least 117 Oxonians were elected to Parliament in the UK's General Election in 2010, and more than140 sit in the House of Lords.The offices of Prime Minister, Foreign Secretary, Home Secretary and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are all currently held by Oxford graduates, as are those of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nsport,Secretary of State for Culture, Olympics, Media and Sport and the Chief Secretary to the Treasury. In addition, at least two members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ree members of the US Senate and one US State Governor were educated at Oxford. 20th 21st Centuries HM King Abdullah II of Jordan Sir Grantley Adams, Premier of Barbados, 1954-1958; Prime Minister of the West Indies, 1958-1962 J M G (Tom) Adams, Prime Minister of Barbados 1976-85 Diran Adebayo, author Samira Ahmed, journalist and presenter Monica Ali, author Tariq Ali, writer Rowan Atkinson, comedian Sir Kingsley Amis, author Lindsay Anderson, film-maker W H Auden, poet Clement Attlee, UK Prime Minister, 1945-1951 Zeinab Badawi, journalist and broadcaster Solomon Bandaranaike, Prime Minister of Sri Lanka, 1956-1959 Sir Roger Bannister, neurologist and athlete Dame Josephine Barnes, first female President of the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Marian Bell, economist Tony Benn, politician Alan Bennett, playwright Sir Lennox Berkeley, composer Sir Isaiah Berlin, philosopher Sir Tim Berners-Lee, inventor of the World Wide Web Sir John Betjeman, poet Benazir Bhutto,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1988-90 1993-96) Zulfiqar Ali Bhutto, former President (1970-73) and Prime Minister (1972-77) of Pakistan Tony Blair, former UK Prime Minister (1997-2007) Baruch S Blumberg, Nobel Prize-winning scientist Edmund Blunden, poet Henry Bonsu, journalist and broadcaster Dr Ian Bostridge, opera singer Sir Adrian Boult, conductor James Bowman, counter-tenor William Boyd, author Lord (Melvyn) Bragg, broadcaster Justice Stephen Breyer, Associate Justic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4- Vera Brittain, writer Peter Brook, theatre director Fiona Bruce, broadcaster Dr Kofi Abrefa Busia, Prime Minister of Ghana 1969-72 Robert Byron, travel writer Rt Hon David Cameron MP,UK Prime Minister 2010- Baroness (Barbara) Castle, politician General Wesley Clark, NATO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Europe, 1997-2000 Bill Clinto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2-2000 Wendy Cope, poet Richard Curtis, screenwriter Cecil Day Lewis, poet Edward de Bono, philosopher David Dimbleby, journalist and broadcaster Sir John Eccles, scientist,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for Physiology 1963 John Edmonds, trade unionist T S Eliot, poet Hugh Fearnley-Whittingstall, chef and broadcaster Helen Fielding, author Dr Amelia Fletcher, Chief Economist, Office of Fair Trading Lord Florey, Nobel Prize-winning pathologist Michèle Flournoy, US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Emilia Fox, actress Lady Antonia Fraser, novelist and historian Malcolm Fraser,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1975-83 William Fulbright, politician, founder of the Fulbright Scholarships Indira Gandhi,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1966-77 1980-84 Dr Frene Ginwala, former Speaker of the South African National Assembly William Golding, Nobel Prize-winning novelist Hugh Grant, actor Robert Graves, poet Graham Greene, author Sir John Grey Gorton,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1968-1971 Mark Haddon, author J B S Haldane, geneticist Professor Stuart Hall, sociologist Harald V, King of Norway since 1991 Bob Hawke,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1983-91 Professor Stephen Hawking, physicist Sir Edward Heath, UK Prime Minister, 1970-74 Joseph Heller, author 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Oscar-winning film-maker Sir Cyril Hinshelwood, Nobel Prize-winning chemist Sir Tony Hoare, computer scientist Dorothy Hodgkin,Nobel Prize-winning chemist Edwin Hubble, astronomer Cardinal Basil Hume, Archbishop of Westminster, 1976-99 Aldous Huxley, author Armando Iannucci, writer and comedian Lord (Roy) Jenkins, former Home Secretary and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Bobby Jindal, Governor of Louisiana, former US Congressman Luke Johnson, businessman, Chairman of Channel 4 Lakshman Kadirgamar, former Sri Lankan Foreign Minister Natasha Kaplinsky, television presenter Imran Khan, Pakistani politician and former international cricketer Liaquat Ali Khan, first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Soweto Kinch, jazz musician, saxophonist Dame Emma Kirkby, soprano John Kufuor, President of Ghana 2001-2009 Haruhiko Kuroda, President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rtha Lane Fox, businesswoman, co-founder of lastminute.com Philip Larkin, poet T E Lawrence, Lawrence of Arabia Nigella Lawson, chef and broadcaster John Le Carre, author C S Lewis, writer and scholar Ken Loach, film-maker Alain Locke, philosopher and architect of the Harlem Renaissance Richard G Lugar, United States Senator Val McDermid, crime writer Neil MacGregor, Director of the British Museum Harold Macmillan, UK Prime Minister, 1957-63 Norman Manley, Leader of Jamaica, 1955-62 Chief Justice Mrs Sujata Vasant Manohar, Judg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India 1994-99 Ratu Sir Kamisese Mara, first Prime Minister (and later President) of Fiji Sir Peter Medawar, scientist,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for Physiology 1960 Ved Mehta, author Roland Michener, Governor-General of Canada 1967-74 Dame Barbara Mills, first femal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Dom Mintoff, Prime Minister of Malta, 1955-1958 1971-1984 Dudley Moore, actor, comedian, musician Dom Moraes, poet Kate Mosse, novelist Dame Iris Murdoch, philosopher and author Rupert Murdoch, Director, News International plc Arthur Mutambara,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Zimbabwe, 2009- Mylo, DJ V S Naipaul, Nobel Prize-winning author Crown Prince Naruhito of Japan Rageh Omaar, journalist Viktor Orbán, Prime Ministerof Hungary (2010- and1998-2002) and leader of the Fidesz political party Michael Palin, actor and writer Lester B Pearson,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1963-1968, and winner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Robert Penn Warren, American poet laureate Rosamund Pike, actress Sir Matthew Pinsent, four times Olympic Gold Medal-winning rower Dennis Potter, playwright Philip Pullman, author Hugh Quarshie, actor DrOlli Rehn, EU Commissioner for Enlargement Dr Susan Rice,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Rachel Riley, co-host on Channel 4's Countdown Nick Robinson, journalist Hon Raymond Robinson, President of Trinidad and Tobago, 1997-2003 General Sir Michael Rose, former UN Commander in Bosnia Michael Rosen, children's novelist and poet Lord (Robert) Runci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980-1991 Sir Martin Ryle, Nobel Prize-winning physicist Dr Jonathan Sacks, Chief Rabbi Dame Cicely Saunders, founder of the modern hospice movement Dorothy L Sayers, author Ernst Schumacher, economist Pixley Seme, founder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Vikram Seth, author Dr Manmohan Singh,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2004- JacquiSmith, first femaleHome Secretary (2007-2009) Professor Oliver Smithies, winner of the 2007 Nobel Prize for Medicine Laura Solon, comedian Cornelia Sorabji, India’s first female lawyer John Spratt, United States Congressman Rick Stein, chef and broadcaster Lord (Nicholas) Stern, economist, author of the Stern Review into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2006 Aung San Suu Kyi, leader, Burmese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and winner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A J P Taylor, historian Baroness (Margaret) Thatcher, UK Prime Minister, 1979-90 Sir Wilfred Thesiger, explorer and anthropologist Mark Thompson, Director-General of the BBC Lester Thurow, economist J R R Tolkien, author and academic Margaret Turner-Warwick, first woman President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Revd Chad Varah, founder of the Samaritans David Vitter, United States Congressman Baroness (Mary) Warnock, philosopher Evelyn Waugh, author Sir Andrew Wiles, mathematician Dr Eric Williams, historian and politician, Chief Minister of Trinidad and Tobago 1956-1959, Premier 1959-1962, Prime Minister 1962-1981 Ivy Williams, first female barrister in the UK Dr Rowan Williams,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since 2002 Baroness Shirley Williams, politician Dr Heather Wilson, former United States Congresswoman Michael Winterbottom, film-maker Jeanette Winterson, author Qian Zhongsu, Chinese academic and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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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原本就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热度 1 iwesun 2011-5-9 16:00

正义原本就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老肖表决心了，可喜可贺。 　　 中国青年报傅雁南对我和邓朴方、桑兰的造谣 　　Me： 1.恭喜再次发文。 　　 2.“我被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判刑期间”，尽快上告。 　　博主回复(2011-5-9 15:40)： 没停过，不会停。 　　 “正义虽然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 　　 所以，必须锻炼身体。共产党万岁，我必须万万岁。 　　 三人行，必有吾师。 　　老肖教我悟道。 　　 正义原本就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要因为其小，而放弃。 　　马克思没能把革命坚持到底。 　　但黄色工会可以，因为可以无事找事。 　　拉登也可以。 　　一个人的战斗， 　　也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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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傅雁南对我和邓朴方、桑兰的造谣

热度 8 XiaoCG 2011-5-9 14:26

我被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判刑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付雁南写过一大篇报道， http://www.tianjinwe.com/rollnews/gn/201009/t20100929_1935558_1.html 充满诬陷诽谤造谣，如买凶雇凶之类（这点不怪他，是CCTV和北京市公安局首先造谣诽谤），肖氏手术致残等（这全部来自方舟子及其走狗），但大标题却是： 曾经"辉煌"的候选院士 肖传国 :邓朴方 桑兰 以前找过我 “邓朴方、桑兰都曾经找过我，希望我帮他们做手术。”在一次采访中，肖传国不无炫耀地对记者说。 这谣言太卑劣、太低级、太无技术含量：哪个记者？采访录音呢？本教授一向傲气冲天，那里要靠几个残疾人抬身价？笑话。 【后据报道：（记者是成都商报因造谣被开除的龙灿）：桑兰发表微博称，此前肖传国曾对媒体说，我曾去找过他寻求治疗。其实不是我去找他，是他来找我，主治医生肯定不会让我做这样的手术。说实话，让身体机能保留好，等待新技术的成功，一样有站起来的希望。】 我的确见过桑兰一次， 可不是我去找她：-） 现在她和谢晓红闹得这样，当时情况我就不凑热闹了。以后再说吧。 邓朴方只在电视上见过。我一向没有主动为名人、高官送医上门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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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重庆江津区风水书记1年后升官

热度 1 冯用军 2011-4-24 16:15

搞啥子嘛，风水书记显然与巴蜀老家江山一片红相左，可薄哥也顶不住啊！ 重庆江津区“风水书记”升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2011-04-24 05:51:23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北京) 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21日发布干部任免通知，其中原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级)。4月8日，重庆党建门户网站“七一网”及当地官方媒体网站挂出的信息显示，中共重庆市委日前决定：免去王银峰同志的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王银峰于2010年10月因“风水论”而出名，他在前往当地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处，要求开发商停建并拆掉其楼盘时，抛出了该楼盘“挡了政府的风水，这是衙门，知道不”等观点。房地产开发商私下录下王银峰的全部讲话，并将其透露给媒体。该段录音显示，“书记”不只是在录音中讲了“挡了政府的风水，这是衙门”等观点，还在开发商不愿停建时，抛出了“知道重庆为什么打黑不？为什么打黑？你这不是找打么”等观点。 该观点被媒体解读为“与政府作对就是恶，就会被‘打’”。重庆警方2010年10月15日针对此观点进行了驳斥，称“重庆打黑除恶是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在重事实、重证据的基础上，采取的一种法律举措”。 2010年10月14日，江津区邀请几十家媒体前往该区，召开当地区级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新闻发布会“辟谣”。王银峰在该新闻发布会上称，“开发商正在修建的大楼挡住区委大楼风水这样的话纯粹是炒作。”他说，“我没有说出这样的言论，有本事就把录音发到网上来。”次日，录音上网，证据显示，王在地方党政机构的新闻发布会上公然说谎。 新闻回顾： 重庆江津批开发商挡政府风水书记被免职 日前，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关海祥同志任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提名免去其区长职务。免去王银峰同志的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2010年10月，媒体报道王银峰以“影响政府办公楼的风水”为由，要求当地一个楼盘“水映康城”项目停建。 重庆江津区委书记批开发商盖楼挡政府风水 重庆江津区的一座楼盘因被相关部门叫停两个多月。据称，在这个楼盘高108米，他的背后就是区委办公楼。存续多年的区委办公楼则高不足百米。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批评称：“你懂不懂风水？在这个地方你的建筑起来了，就挡了政府的办公楼。这里是衙门！”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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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关于我国高职教育未来走向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wmy9039 2011-4-22 15:40

转载中国青年报（ 2011年04月18日11 版） http://zqb.cyol.com/html/2011-04/18/nw.D110000zgqnb_20110418_1-11.htm?div=-1 高职院校不仅要成为高技能人才的人才源，也要成为应用技术的技术源 首先，关于“职业技术教育”这一专有名词内涵的重新思考。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使用这一专用概念，这是因为黄炎培老先生创建的中华职教社一直沿用这一概念之故。我们有时也简称为职业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将这类教育统称为“技术与职业教育”。1987年，在德国柏林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大会；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技术和职业教育公约》，制定了世界技术和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可见，在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看来，这一类教育既是职业教育，又同时是技术教育。起初有一种理解是:以培养脑力劳动为主的技术员学校教育称为技术教育。以培养体力劳动为主的技术工人学校教育称为职业教育。 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是有偏颇的。因为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当今是互相渗透、互不分离的。即使这样，两者之间仍然有差别。 其中技术教育重在技术的学习、掌握和运用，旨在培养学生具有完整的技术素养；职业教育则重在岗位、岗位群或职业所必须的知识、技术、技能的传授和训练上，旨在培养学生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职业教育中所渗透的技术教育是与岗位和职业紧密相关的，因而是并不完整的；而技术教育虽然也渗透着岗位和职业的要素，但是它重在技术训练和技术活动的完整性，既可表现为教授有形的工具装备、机器设备、实体物质等硬件的技术要素上；也可以表现为教授无形的工艺、方法、规则等软件的技术要素上，还可以表现为教授虽不是实体物质却又有物质载体的信息资料、设计图纸等新技术要素上。尤其是技术教育会让学生经历持续改进或创新现有的工艺、产品、生产过程或服务方式的完整的技术活动过程。在今天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的现代技术格局中，让学生具有这样一种技术素养和技术训练是非常宝贵的。 需要重新审视高职院校若干指导理念 一是关于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合理比例问题。 一些高职院校为了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不分专业的具体情况，将理论教学课时一减再减，甚至有将实践教学来替代理论教学的倾向；不分具体的课程性质，一律套用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任务驱动、项目载体等教学方法，搞得有些课程内容牵强附会，信息量锐减，大大削弱了现代大学集约式输出信息和传授知识的功能。结果造成理论教学缺斤短两，内容空洞化、稀薄化，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技术基础和后期发展。 二是关于实践教学的质量问题。 由于培养目标的重心下移和片面性，使得实践教学从内容上看比较浅薄，大部分学校停留在对某一实务、流程、软件的熟知和熟练上，缺乏对技术活动全过程的完整训练；从形式上看，集中表现在顶岗实习呈“放羊”状态，质量严重下滑。 三是关于生产性实训问题。 为了强调在学校里也能真刀真枪地进行技能训练，便引入了校内生产性实训的概念。所谓校内生产性实训必须符合生产是真实的，产品是真实的，营销是真实的等诸多条件。而且有一段时间还强调校内生产性实训要占整个实训的80%。这种过头的指导思想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既不符合学校实际，在现实中也很难做到。为了迎合这一指导方针，一些学校机械地将企业生产线引入学校。至于利用学校宝贵的稀缺资源，究竟能覆盖多少专业，能为多少学生提供生产性实训，能否可持续发展，效果究竟如何，却很少去客观评估。 四是关于产学合作还是产学研合作的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高职院校只能提产学合作，而不能提产学研合作。理由是认为研发不是职业院校的任务，而是本科院校的任务。其实这样的指导方针是相当幼稚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作为新加坡国家创新体系的一部分，他们的实践已经出色地回答了职业院校在技术应用和研发方面同样能大有作为的问题。今天，我国的高职院校能否将企业的研发中心或者企业的真实的研发项目搬到学校里来，与企业共同开发，这关系到高职教育对我国现代化主战场的直接贡献率，也关系到这类教育是否能真正站住脚。 五是关于千校一面和以特立校问题。4 年来我国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建设（包括第二期的骨干校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了一批代表国家水平的高职院校的第一方阵。其示范带动效应也是明显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隐忧。正因为示范校的示范效应，它们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甚至是示范校的申报书，成了很多学校的范本。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无论是国家级示范校，省级示范校，还是其他的普通院校，其热门专业设置的高度雷同性，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思路的高度相似性，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反之，以特立校不足，特色专业匮乏，品牌教师稀少，倒是成了常态。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反映了我们在示范校建设的指导理念上还存有缺憾。 六是关于让学校跟着企业走，还是鼓励学校领着企业跑的问题。 目前，在专业设置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即一般专业多，前沿专业少；长线专业多，紧缺专业少；紧跟现在需求的专业多，指导未来需求专业少。例如，围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在全国范围来看，真是凤毛麟角。以高技术的延伸服务和支持科技创新的专业化服务为核心的高技术服务业在高职院校基本没有反应。至于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增值服务、信息安全服务和数字内容服务的信息服务化新趋势，大力发展会计、审计、税务、工程咨询、认证认可、信用评估、经纪代理、管理咨询、市场调查等专业外包服务，以及现代物流服务、现代社会服务等出现的新业种，支农、惠农、强农的新技术等等，不仅高职院校普遍反应不灵敏，而且国家的专业目录指南也反应得相当迟钝。 现在很多学校更为强调的是如何适应企业的需求，很少考虑如何引导企业需求和制造需求。我国的高职教育今后要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转变，让更多的院校，尤其是让更多的示范校成为 企业的人才源、技术源和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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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迟到三年的道歉算什么？

热度 1 wya 2011-4-21 08:25

河北邢台县长承认座车撞残少年后未下车救人 http://news.163.com/11/0421/05/7250RVMO00014AED.html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指出，2009年3月9日中午，河北省邢台市一名初中生放学后，在该市一个十字路口，“被正在闯红灯前进的车主为邢台县政府的冀E00099中型客车撞倒，当场被撞飞十余米”。肇事的中型客车所在车队有警车开道。事故发生时，邢台县县长顾鹏图就坐在肇事车内。事发后，顾鹏图在其他人员簇拥下离开。 本报20日以《邢台一少年被撞致残》为题报道了记者对这一网帖展开的相关调查。20日下午，网帖中提到的邢台县县长顾鹏图在办公室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2011年4月）4月20日， 河北邢台县县长顾鹏图就 2009年3月9日 邢台市一初三学生被一中巴撞飞致残一事接受采访表示，事发后，他没能及时下车救治伤者，的确不合适 ，“我向孩子本人道歉”。 事发三年后，直至被媒体曝光了才记得说声道歉，这是什么样的品质？？？向孩子“本人”道歉，意思即不愿意向孩子家长道歉，孩子家长做的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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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俞仲文：高职院校应高举技术教育大旗

tangminqian 2011-4-18 08:57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首页 专家论道 http://www.tech.net.cn/web/articleview.aspx?id=20110418082812331cata_id=N048 发布时间：2011年4月18日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 高职院校应高举技术教育大旗 ——关于我国高职教育未来走向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2010年岁末，教育部党组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原本分别由两个司管理的中、高职院校，改由职成司统一管理。笔者认为，这一行政管理架构的变动，是重构中国教育版图的一项重要举措，必将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协调、快速和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经过了近10年跨越式发展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突出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阶段，这必然对我国高职教育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要求、新任务和新挑战。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与现代化建设最直接关联的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式，包括发展定位、发展战略、发展路径、发展重点以及发展的指导思想也必须随之而加快转变。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以往的指导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发展观念，重新思考发展思路，摒弃不合时宜的提法和做法。为此，笔者提出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行重新思考，以期引起讨论。 高职院校不仅要成为高技能人才的人才源，也要成为应用技术的技术源 首先，关于“职业技术教育”这一专有名词内涵的重新思考。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使用这一专用概念，这是因为黄炎培老先生创建的中华职教社一直沿用这一概念之故。我们有时也简称为职业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将这类教育统称为“技术与职业教育”。1987年，在德国柏林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大会；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技术和职业教育公约》，制定了世界技术和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可见，在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看来，这一类教育既是职业教育，又同时是技术教育。起初有一种理解是:以培养脑力劳动为主的技术员学校教育称为技术教育。以培养体力劳动为主的技术工人学校教育称为职业教育。 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是有偏颇的。因为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当今是互相渗透、互不分离的。即使这样，两者之间仍然有差别。其中技术教育重在技术的学习、掌握和运用，旨在培养学生具有完整的技术素养；职业教育则重在岗位、岗位群或职业所必须的知识、技术、技能的传授和训练上，旨在培养学生有良好的职业素养。职业教育中所渗透的技术教育是与岗位和职业紧密相关的，因而是并不完整的；而技术教育虽然也渗透着岗位和职业的要素，但是它重在技术训练和技术活动的完整性，既可表现为教授有形的工具装备、机器设备、实体物质等硬件的技术要素上；也可以表现为教授无形的工艺、方法、规则等软件的技术要素上，还可以表现为教授虽不是实体物质却又有物质载体的信息资料、设计图纸等新技术要素上。尤其是技术教育会让学生经历持续改进或创新现有的工艺、产品、生产过程或服务方式的完整的技术活动过程。在今天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的现代技术格局中，让学生具有这样一种技术素养和技术训练是非常宝贵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将技术与职业教育简称为职业教育或改称为职业技术教育（台湾地区简称为技职教育）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随着这种简化，将固有的技术教育的成分也删除了，这就会造成高职教育指导方针和定位上的极大偏颇和缺失。实际上，有高等科学教育、高等工程教育，当然也应当有高等技术教育。承担高等技术教育任务的主体就是高职院校。目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许多阶段性新特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振兴我国的技术教育。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清醒的，强调了职业教育而弱化了技术教育，造成了技术人才质量的滑坡。今天，为什么人们非常怀念老中专所培养的学生？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需要重新审视的是，高等职业教育既然同时也是高等技术教育，那么如何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体现高等技术教育的要素？与此同时，高职院校如何做才能不仅成为高技能人才的人才源，也能成为应用技术的技术源？这涉及一系列重大指导方针的调整。如果在新形势下不能梳理清楚，我们将犯极大的错误，甚至会直接影响我国的国家竞争力。 区分与中职的培养目标，高职院校应高举技术教育大旗 其次，关于高职教育培养规格的重新思考。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一直存在争议。有一段时间将这一培养规格表述为培养生产、管理、服务、建设一线的技术应用人才和管理人才；现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则表述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的专门人才”（这与中职教育的培养规格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笔者注）。目前这种简单化、雷同化的表述，不仅在理论上是肤浅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不全面的。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劳动密集型到技能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必须根据这些新变化来重新确定不同的人才培养规格。 7年前，笔者在《关于发展高等技术教育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就提出应当多元地、而不是单一地来确定高职教育的培养规格。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高技能人才紧缺始终是我国人才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因此，承担培养这类人才的任务是高职院校责无旁贷的使命之一，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生产一线紧缺的人才绝非只有高级技工、技师或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还包括大量的实务型工程师或技术师。根据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EncyclopediaBritannica）的权威表述，其中将工程师分成以下四种类型：一是研究工程师；二是发展工程师；三是工艺工程师，也称生产工程师；四是操作工程师，即管理工程师。在这四类工程师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工程师需要有较好的数理基础，属偏重理论的工程师，而第三类和第四类则是偏重实务的，属于技术工程师，也有人称之为技术师。 根据有关方面的认定，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处在极不平衡的状态之中。除港澳台之外，有7个省市处于工业化后期，有13个省市处于工业化初期，其余的处于工业化中期。如此不均衡的工业化水平，反过来要求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应当是多样的和多层次的，才能适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强化以及鉴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我们要在世界产业链的分工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培养大量实务型的技术工程师和工艺工程师就成为高职院校必然的历史选择。这也是高职院校高高举起技术教育大旗的重要标志。 因此，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可以表述为“培养生产、管理、服务、建设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所谓技术技能型人才是具有一定技术应用能力的高技能人才。引入这一概念有助于与中职的培养规格相区别，因为中职培养的是操作型的技能型人才，而高职培养的是技术型的技能型人才。这对于建立中高职协调发展的现代职教体系、对于提升高职教育的水平和档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需要重新审视高职院校若干指导理念 第三，关于高职院校若干指导理念的重新思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为了突出与普通大学在类型上的区别，高职教育从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到专业和课程的改革，总结出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和做法。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存在着将正确的东西强调过头和无条件放大的问题。其结果造成许多简单粗糙、僵化教条、缩水减量、同质划一等诸多弊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是关于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合理比例问题。一些高职院校为了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不分专业的具体情况，将理论教学课时一减再减，甚至有将实践教学来替代理论教学的倾向；不分具体的课程性质，一律套用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任务驱动、项目载体等教学方法，搞得有些课程内容牵强附会，信息量锐减，大大削弱了现代大学集约式输出信息和传授知识的功能。结果造成理论教学缺斤短两，内容空洞化、稀薄化，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技术基础和后期发展。 二是关于实践教学的质量问题。由于培养目标的重心下移和片面性，使得实践教学从内容上看比较浅薄，大部分学校停留在对某一实务、流程、软件的熟知和熟练上，缺乏对技术活动全过程的完整训练；从形式上看，集中表现在顶岗实习呈“放羊”状态，质量严重下滑。 三是关于生产性实训问题。为了强调在学校里也能真刀真枪地进行技能训练，便引入了校内生产性实训的概念。所谓校内生产性实训必须符合生产是真实的，产品是真实的，营销是真实的等诸多条件。而且有一段时间还强调校内生产性实训要占整个实训的80%。这种过头的指导思想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既不符合学校实际，在现实中也很难做到。为了迎合这一指导方针，一些学校机械地将企业生产线引入学校。至于利用学校宝贵的稀缺资源，究竟能覆盖多少专业，能为多少学生提供生产性实训，能否可持续发展，效果究竟如何，却很少去客观评估。 四是关于产学合作还是产学研合作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高职院校只能提产学合作，而不能提产学研合作。理由是认为研发不是职业院校的任务，而是本科院校的任务。其实这样的指导方针是相当幼稚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作为新加坡国家创新体系的一部分，他们的实践已经出色地回答了职业院校在技术应用和研发方面同样能大有作为的问题。今天，我国的高职院校能否将企业的研发中心或者企业的真实的研发项目搬到学校里来，与企业共同开发，这关系到高职教育对我国现代化主战场的直接贡献率，也关系到这类教育是否能真正站住脚。 五是关于千校一面和以特立校问题。4年来我国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建设（包括第二期的骨干校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了一批代表国家水平的高职院校的第一方阵。其示范带动效应也是明显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隐忧。正因为示范校的示范效应，它们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甚至是示范校的申报书，成了很多学校的范本。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无论是国家级示范校，省级示范校，还是其他的普通院校，其热门专业设置的高度雷同性，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思路的高度相似性，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反之，以特立校不足，特色专业匮乏，品牌教师稀少，倒是成了常态。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反映了我们在示范校建设的指导理念上还存有缺憾。 六是关于让学校跟着企业走，还是鼓励学校领着企业跑的问题。目前，在专业设置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即一般专业多，前沿专业少；长线专业多，紧缺专业少；紧跟现在需求的专业多，指导未来需求专业少。例如，围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在全国范围来看，真是凤毛麟角。以高技术的延伸服务和支持科技创新的专业化服务为核心的高技术服务业在高职院校基本没有反应。至于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增值服务、信息安全服务和数字内容服务的信息服务化新趋势，大力发展会计、审计、税务、工程咨询、认证认可、信用评估、经纪代理、管理咨询、市场调查等专业外包服务，以及现代物流服务、现代社会服务等出现的新业种，支农、惠农、强农的新技术等等，不仅高职院校普遍反应不灵敏，而且国家的专业目录指南也反应得相当迟钝。 现在很多学校更为强调的是如何适应企业的需求，很少考虑如何引导企业需求和制造需求。我国的高职教育今后要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转变，让更多的院校，尤其是让更多的示范校成为企业的人才源、技术源和信息源。 （作者俞仲文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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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约内讧”报道看国人思维方式

热度 2 techne 2011-4-15 00:07

由“北约内讧”报道看国人思维方式 王 键 　　今天偶然在联合早报网上看到一则报道，标题为“利国战事尴尬 北约内讧公开”。这个标题确实蛮吸引人的，我很感兴趣。但看过了之后，就觉得不知道哪里不对劲，总有种怪怪的感觉。此后，我回过头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这篇报道还真不是大陆的媒体写的，出处反倒是香港的文汇报。以下我引用几段这篇报道的内容： 　　中国青年报报道，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前几天批评北约空袭不力、误炸叛军，没有尽到「保护者」之责。法国和英国12日则指责其他北约盟友不够卖力，催促他们加大空袭力度。…… 有分析称，这样的内讧证明，北约各国在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不够「联合」。 　　这部分内容指出北约内部对于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的力度显然存在不同意见。 　　法国外长朱佩12日在接受法国电台采访时批评说，北约没有「充分」扮演在利比亚之战中的角色 。…… 法国国防部长隆盖当天也在法国议会表示了对其他北约国家的不满，抱怨说法国和英国承担了北约在利比亚军事行动的绝大部分任务。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同一天在卢森堡也作出了类似表态。 　　这一部分描述了法国和英国的态度：军事打击力度应当加大，法英已经充分承担了责任，但其他一些北约成员国对军事行动不够积极。 　　西班牙负责欧盟事务的国务秘书加里多对法、英两国的批评并不买账。他在12日表示，「北约的行动进展得很好，目前不需要任何修正……禁飞区非常成功」。 　　同日，北约负责联合行动的一名高官对媒体表示，北约在过去几天来保持了「高节奏」的军事行动，「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意大利外长弗拉蒂尼也表态说，他对于法、英两国的要求感到「困惑」。 　　意大利目前为北约的「联合保护者」行动提供了用于轰炸地面目标的战斗机，但迟迟没有动用，因为意大利政府在等待本国议会讨论的结果。 　　这部分内容表明了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及部分北约官员的态度：打击的力度是适当的，或者推进的过程是按照规则和程序而进行，因此法英的要求有些过分。 　　法国媒体强调说，法国两位部长12日的表态，是北约接受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之后，法方首次对北约进行批评。 ……在约维尔看来，法国批评北约，还有对美国施压的意味。 　　美国日前将其A-10攻击机撤出了利比亚战场，而这种能够低空飞行的战斗机被法国认为是打击卡扎菲装甲部队的最佳机型。鉴于美国曾表示，北约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召回这些战斗机，法国非常希望A-10攻击机能重返利比亚战场。 　　约维尔还认为，法国批评北约，实际上是在转嫁责任，在利比亚战事「泥潭化」的背景下为自己寻找出路。 ……《费加罗报》认为，为了解释自己在利比亚问题上的这一突然、重大的转变，萨科齐必须将军事干预利比亚效果不佳的原因归结为「北约的错误」。 　　这一部分表明了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对法英意见的解释：借此对美国施压，以及萨克齐总统为自己在在政治上的决策失误而推卸责任。 　　以上大致展示出这篇报道的主要线索和观点。但我反复看这篇报道，总是觉得有点奇怪：这篇报道打着醒目的标题说北约“内讧”，可是看了半天只看到法英的观点同其他几个国家稍有分歧，但到底哪里发生了“内讧”呢？ 　　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汉语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内讧”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汉语字典上给出的关于“内讧”的典型解释是：“集团内部由于争权夺利等原因而发生的冲突或战争。也作内哄。”能查到的关于英文的解释大意是："an internal conflict; internal strife; infighting; faction; a domestic conflict". 　　我们再来看这篇报道中所描述的北约关于利比亚军事行动的不同意见。有没有哪个国家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错误的，认为不应该介入利比亚的冲突？显然，一个也没有。那么，有没有哪个国家认为应该终止军事行动？同样，也一个都没有。 　　那么，假如在这次争论的话题中，北约确实存在着内讧，那他们到底在“讧”什么事情呢？是认为北约的决策机制有问题？北约存在着合法性问题？北约对利比亚的介入是不正当的？或者在法英看来，西意等国是不堪为伍的流氓国家不成？甚至西意等国也是如此看待法英的，冲突不可避免，矛盾不可调和？ 　　也很显然的，我在上面的那些表述纯属扯淡，真正是在开国际玩笑。既然事实并非如此，那香港文汇报的“内讧”说，岂不是一家正规的大媒体在正经八百地开“国际玩笑”。看了半天，根本没有任何内讧，只不过是北约内部关于军事行动力度的一个非常小的分歧。如果连这点小小的分歧都能算是“内讧”，那么香港文汇报的记者就可以认为，从美国到加拿大，整个北美地区，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也包括欧洲，甚至俄罗斯、日本和韩国，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他们的日子恐怕天天都不得安生，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这种“内讧”。 　　也许有读者会认为，这种报道方式，这样一个小小的瑕疵，根本不值得关注，我也大可不必费神费力来指诋香港文汇报的报道。但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认为。根据我的了解和经验，这样一些不经意间的小事恰恰反映出了特定人群的无意识/潜意识结构，或者是某种特定思想文化隐而不显中的“深层结构”。香港文汇报算是大陆以外的媒体，香港的舆论环境是相当自由的，甚至各种不同观点也相当多元化。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看到不少类似的例子，说明这种隐而不显的“深层结构”的影响力，着实比我们曾想象的要更加深远严重的多。 　　为什么在欧美人群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观点分歧，在参与各方之间的不同意见，非常稀松平常的观点表述，甚至都和“暴力”或“冲突”离的十万八千里，却在香港权威媒体的一篇报道中就能表述为“内讧”？那么，是不是只有一片和谐的声音，全体保持一致，或者用人民的名义来压制甚至审判迟不同观点的参与各方，就可以永远保持主流观点的“正确”，永远消除这种“内讧”天天见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答案。但我还是相信，从香港的这则“北约内讧”报道中，确实可以显露出某种在特定思想文化中深深隐藏的深层结构。当然，作为具备反省能力的人，不可避免地还会有一个伴之而来并令人挠头的问题：我们每天在浑然不觉之中，自以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它到底会有多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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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驳《优秀论文近年来外流严重 科研评价机制亟待改善》

热度 16 DNAgene 2011-4-8 23:07

科学网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一则评论文章《优秀论文近年来外流严重 科研评价机制亟待改善》。按作者的说法，中国人做出的高水平研究，发表在国外的期刊上我们国家就吃亏了，所以应该改变科研评价机制，引导大家往国内期刊投稿。 我先不评价这种说法，先介绍一下我听到的两句话。我亲耳听到，我们单位一位老教师说，应该加大对我们北师大学报上的论文的奖励力度，不应该低于SCI论文。只有这样，我们的北师大学报才能吸引优秀论文、才会越办越好。 请大家评判一下，如果北师大的教师都把最好的论文投到北师大学报上，确实过不了几年，北师大学报会成为国内最好的大学学报。但副作用呢，北师大在科学界销声匿迹。 基础研究的论文，没有直接的经济价值，又不是专利，没必要藏着掖着。科研工作完成之后，发表论文就是要传播自己创造的科学知识。像陈景润那个基础研究论文，发表在什么期刊上，应该以哪个期刊能够最有效地传播知识为准。 哪个期刊能够最有效地传播科学知识呢？有效潜在读者最多的期刊。为什么要加一个词“有效”。中国青年报或者纽约时报读者很多，但是它们的读者多数不关心科学研究的细节内容，哈佛大学或者北京政府部门的看门老大爷看了陈景润的论文也没什么用。只有影响力大的学术期刊，有效读者才会多，才会有效地把知识传递给真正需要的人。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如果不发表在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就是辜负了自己的学术成果，对读者不负责任。 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就决定了科研人员应该把论文投到国内还是国外。我就不必多说了。 下面是我过去的博客中的内容，翻出相关段落来 (稍作修改) 进一步批驳中国青年报这个评论。 用中文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可能会更有效地向国内读者传播知识。但我提醒大家，基础研究的读者是做相关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而非大众。这些中国人也懂英语，能看到重要国外期刊。试想陈景润的论文用中文发表在大众化的传媒上有用吗？至少我这个生物学的大学教师看不懂，也不可能直接受益于这些知识的传播，我们的工农兵商需要吗？除了学数学和作科普的，也许个别附庸风雅的人用得上。 为了有效地传播科学知识，我强烈建议大家少参加几次会议，节省下来的经费花在投稿上，把论文投往BMC（http://www.biomedcentral.com/）和PLoS（http://www.plos.org/）等对读者完全免费的期刊，这样才能让尽可能多的读者看到。国内大多数学术期刊，pdf文件普通民众也看不到。而国外的open access期刊才是真正传播知识的解决之道，国内读者（包括工农兵学商）只要感兴趣，就可以从网上随便下载。 不要太情绪化。法国、德国、日本都已经在科学语言上英文化了，期刊放弃了自己的母语，学者们放弃了用自己的母语发表，对自己国家的期刊有没什么优先选择。不能因此说德国科学家不爱德国，日本科学家不爱日本。爱思维尔出版社是哪国的，荷兰的，荷兰人的母语？肯定不是英语啦。但爱思维尔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期刊基本上都是英语的。英文期刊发表论文是为了更有效地传播知识。再看看生态学中目前最火的期刊Ecology Letters，法国科学院办的，没用法文。我估计如果用法文，现在连个普通SCI期刊的份都没有。我曾和一个奥地利人聊天，他对我们用中文交流科学知识很惊讶。他们讲德语。但他们只在聊日常生活时讲德语，讨论学术问题主要用英语。理由是很多专业词汇在德语中可能根本就没有翻译或者翻译了大家也不知道。 专利倒是应该鼓励在国内申请，用中文，我们不让洋鬼子们知道。只要不是中国人我们就不让他们知道。但基础研究发论文不一样，不传播或者效率很差地传播，对科学界的贡献约等于0，和没做出来一样。请不要说论文做出来是为了评职称评奖的。 --------------------- 中国需要自己的高水平科学杂志吗？不 作者：Darwinists 　　 最近中国生命科学论坛里有人在讨论这一问题（http://bbs.bioon.com/viewthread.php?tid=274292extra=page%3D1），其中引用了名教授何士刚的博客。我自己也亲耳听到过某更著名的教授谈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高水平科学杂志。看他们的主要理由，本人认为实在是站不住脚。 一、向国外投稿受歧视。毫无疑问这是事实。但国内牛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没有歧视吗？院士、名校的名教授（象何士刚一样出名的或者比他更出名的）很容易，但普通人试试。我是宁可投国外影响因子3.0左右的期刊也不投国内1的牛刊，因为我没信心。歧视和偏见是人的本性，不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事情。就像《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永远不会歧视院士一样，等我们水平高了，影响大了，歧视自然就少了。现在，还是忍忍吧，换影响低一些的期刊。我们最应该努力的是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 　　 二、"有些中国的科学家是不讲政治的，至少中国科学界的主流派是不讲政治的。" 不要什么都政治化。应用研究是有国界的，但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发表了，不管发表在什么期刊上，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读者看到，推动世界科学的发展。在国际高影响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更接近上述目标。但目前社会功利化，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意义被歪曲了。““若能发表则无上光荣，要专门开座谈会，有关领导要专程登门道贺，发放红包”的不良风气”都是功利化社会造成的，与向国际刊物投稿没关系。不能因为小偷从楼梯上楼偷东西，就把楼梯拆了。 　　 顺便说一句，我强烈建议大家少参加几次会议，节省下来的经费花在投稿上，把论文投往BMC（http://www.biomedcentral.com/home/）和PLoS （http://www.plos.org/）等open access期刊，他们对所有读者免费，这样才能让尽可能多的读者看到。 三、向国内读者传播知识。基础研究的读者是做相关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而非大众。这些中国人也懂英语，能看到重要国外期刊。试想陈景润的论文用中文发表在大众化的传媒上有用吗？至少我这个生物学的大学教师看不懂，也不必受益于这些知识的传播，我们的工农兵学商需要吗？除了学数学和作科普的，也许个别附庸风雅的人用得上。就算是国内学术期刊，pdf文件普通民众也看不到。而国外的open access期刊才是真正传播知识的解决之道，国内读者（包括工农兵学商）只要感兴趣，就可以从网上随便下载。 　　 看看国际生态学界接近最好的期刊，Ecology Letters，主办单位是法国的 CNRS，相当于中国科学院。按说法国生态学家终于可以不受英美等英语国家歧视了。事实上不一定，仔细看看Ecology Letters的编委会，还是美国人占了绝大多数。权力在人家手里，按我们中国人的话说，简直就是"美租界"，人家该歧视还是歧视。如果把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从Ecology Letters的编委中赶出去，就可以做一个纯正的法国高水平期刊。可能吗？不可能，没有了国外军团， Ecology Letters肯定不会发展到现在的水平。 2008-07-01 00:37 ◇◇新语丝(www.xys.org)(xys2.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reader.org)◇◇ 注： 1. 对事不对人，严厉批驳一些科学家、记者的错误观点，但不是对有这些人有看法。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科学界更好。 2. 我关于专利的说法错了。谢谢多位网友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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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建华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应李连生造假》

热度 3 cyj 2011-4-6 18:41

关于《王建华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应李连生造假》　 关于《王建华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应李连生造假》　 2011 年 3 月 5 日上午，王建华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应了原长江学者李连生的造假事件。 　　　 6 位举报者质疑，李连生在推荐书上写到，其效益证明主要来自西安泰德压缩机有限公司，效益证明数字写的是“赢利 1470 万元”，而举报人调查发现，该公司从成立起就处于亏损状态。 　　王建华回应说，学校也调查过这个问题，但企业不肯讲实话，调查遇到了困难，最后 （是什么时候） ，学校通过工商局 （为什么举报人給你们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证据，你们始终不相信也不进行调查 ） 才查到相关数据，耽误了不少时间。 　　 对于撤奖的过程，王建华说，在过去的处理中，论文出问题的可以撤论文，学位出问题的可以取消学位，但过去没有碰到过国家科技进步奖出问题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国家也从来没有撤销过类似大奖。他举例说，像三鹿奶粉弄出那么大事情都没有被撤奖（指三鹿集团“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 2008 年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记者注） 。 （原来李连生造假案件，不算什么事儿！科技部没有处理石家庄的造假，是王建华不调查处理的根据。无怪， 2009 年 4 月 22 日第二次南洋大酒店中，王建华们就是抓着科技部的所谓“不作为”，充当王建华包庇李连生的根据！ ） 王建华说，学校后来还是主动提出来要撤奖（是学校主动吗“） ， “国家科技部还是很了不起，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 。 他说，虽然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但学校认为，不能让造假者有任何投机的心理。所以，奖要撤销，得到的奖金要全部追回。 —— 以上这一段阐述，可以说是倒打科技部、狡诈之极！有下列事实为证： 我们是 2008 年 7 月 14 日举报李连生涡旋压缩机国家二等奖造假的，王建华根本不予理睬。 当年 10 月 30 日又向科技部举报。唯一积极对我们的举报信，做出迅速而且严肃反应的恰恰只有科技部！科技部于四个月后，便给陕西省科技厅去函。后者立即向西安交大去公函要求最迟于 3 月 12 日，将调查结果汇报至陕西省科技厅。对此，王建华根本置之不理。学校一直拖延到当年 5 月 5 日，学校当局才组织调查小组跑到“早在四年前就破产倒闭、人去楼空的”所谓“泰德压缩机公司”去进行所谓的调查。 然而，学校当局将调查小组的行期和地点，事先透漏给两个造假者，造假者便将远在咸阳市的亢长生，提前叫到所谓的“泰德压缩机公司，”对应学校当局的调查小组，有问必答、对答如流。学校当局就是把造假者一手安排的亢长生的话，当成金科玉律封为《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除 2004 年的经济效益数据，与事实略有出入之外， 2002 年 2003 年两年的经济效益数据，与事实完全一致，没有问题。” 亢长生何许人也？他是 2001 年到 2005 年，被束鹏程李连生共同特聘到泰德压缩机公司，协助李连生的“副总工程师。”既是和造假者共同败坏陕西省人民 4500 万元血汗的共犯，又是与束鹏程李连生一起骗取陕西省级，以及国家级两个大奖的获奖人。此人当然忠于束副校长和李连生，他们三个是荣辱与共。从亢长生嘴中获得的“调查结论”，与直接从李束造假者嘴中取得的“调查结论”有什么两样？ 这一份造假团伙策划的“调查结论”，不过是王建华包庇造假者的一份罪证而已。这种假“调查结果”，居然到处使用。一直到 2009 年 7 月 21 日，举报人被造假者起诉到人民法院之后，依然当成金科玉律到处行骗！ 事实是，到了 2010 年，王建华也没有丝毫心理，去认认真真的看看，举报人从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到的泰德压缩机公司当年的年检报告；承认李连生在泰德压缩机公司的缺德行为，进行起码的处分！不，王建华绝对不肯向真理低头！ 王建华再从举报后的第二年，又拖到举报后的第三年的、 2010 年 3 月 20 日《焦点访谈》曝光时，王建华又命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虞烈，不得承认举报人早就提供了泰德压缩机公司的年检报告这些铁证！ 如果不是国家科技部，在举报后的第四年（ 2011 年）的 2 月 10 日，对李连生的造假，做出了“与学校不公开承认的态度”完全相反的公开公布的宣告，指望学校当局承认李连生的二等奖造假，那照样是梦魇。 问题是，分明是压制于前，否认于中，只得跟随科技部方式出牌于后的包庇主角，却利用文笔半遮面的写为：“ 学校后来还是主动提出来要撤奖 ， “国家科技部还是很了不起，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 这是姚文元手笔，表面上以为是在夸奖科技部“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撤销二等奖。实际上却是告诉全国人民，是西安交大的王建华，主动提出来要撤奖。因此，才促使科技部“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撤销二等奖”的！ 要注意王建华使用的这个“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的“但”字！，为什么说是：科技部“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呢？ 因为，没有西安交大的主动，就没有科技部的 ( 犹豫不决之后 ) 的“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于是乎，才能得到王建华的夸奖“科技部还是很了不起！” 这就叫做不知羞耻！ 只不过是在举报人多次举报（ 举报当年的 2008 年 10 月 30 日 ，我们就 第一次向科技部举报涡旋压缩机大奖造假； 举报第二年的 2009 年 5 月 25 日第二次向 科技部举报 科技进步大奖造假； 2009 年 12 月 5 日 ，我们 又第三次向科技部举报李连生 涡旋压缩机造假 ，并且第一次提出要求撤销李连生的 国家级二等奖） 之下，以及只是在科技部催促下，学校早就应该向科技部做出的一个无法推诿的答复和汇报而已。 但是在王建华手中，就将向科技部不得不进行的汇报，形容成“主动要求撤奖的”英雄了！ 其实，即便到了 2011 年 3 月 15 日，王建华在北京回答《科技时报》记者问时，还把李连生隐瞒亏损真相，并且篡改为年年大盈利的弄虚作假丑陋行径，予以顽固的包庇，还在坚持几年来的委罪给三个出资打水漂的国营企业。说什么“尽管经济效益证明并非出自李连生之手”，以及“出具经济效益证明的，是另外一个合作单位。” 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一丝一毫的党性原则；没有为糟踏人民几千万血汗的一丝一毫的愧疚之心。 从始至终，从来没有在多次滔滔不绝的发言时，做为李连生和束鹏程两个糟践人民的党委书记，面对陕西全省人民，稍稍表示一下“自己的失察的惭愧”，从来没有向陕西省人民说一句“对不起”！ 居然还在丧心病狂的、委罪给出了血汗金钱供李束糟踏的另外三家国营企业。 仅此一点，就足以看出，王建华的心肠，与他始终包庇的两个造假者的恶毒心肠，是并无二致的狠毒！ 即便是王建华与造假者的水平、立场是难兄难弟没有多少区别。然而，王建华毕竟挂着西安交大党委书记的金牌，王书记凭什么也和李束两个一样，居然丝毫没有觉得 1998 年到 2005 年，是你王建华培养的两个造假分子，把陕西省人民的几千万元血汗，予以毫不怜惜的踢腾一光的吗！王建华如果还有一点点党性，也不会与李束一样，根本没有考虑糟踏了人民的血汗之下，应该向陕西省人民请求宽恕吧？！ 但是。无论是李束，无论是党委书记王建华，都以为自己拥有治外法权，都以为自己是上帝下凡，糟踏糟踏一点人民的血汗，算个屁一样，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我西安交大的党委书记，我西安交大的副校长，我西安交大的长江学者、百千万学术带头人，糟踏那么一点点人民血汗，还要道什么歉？表示什么愧疚吗！你们不是强人所难吗！ 王建华，我们诚恳的劝你，及早引咎辞职，让西安交大获得二次解放，庶几乎使我百余年四海闻名的著名大学的师生员工，能够紧随着党中央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阔步前进！ 你在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发展史方面，误导全校太久太久了；你在精神领域桎梏我们太久太久啦！换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书记，我们的母校，便会像没有王建华之前的情况一样，此前我校师生员工与党委书记之间，一向是鱼水情深，没有间隙。那时候，我们没有一样逊色于任何大学！我校此前兴盛、活泼、上进、求实，兴旺发达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个道理！ 陈永江、郁永章、杨绍侃， 2011 年 4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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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微博不伺候官腔

xianshi 2011-4-6 17:54

中国青年报 在中国数量庞大的官员群体里，金中一原本算不上什么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个浙江省海宁市——一个县级市——的司法局局长，只是现实世界里那些不计其数的低职位官员中的一个。 但在互联网世界里，他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曾有媒体评出“微博界中国最具影响力官员的20强”，这个普通的科级干部位列其中。截至2011年3月29日，金中一的新浪微博已有“粉丝”80828人，并还在以每天数百人的速度增加。 在这份名单里，不仅有金中一这样的低职位官员，也包括一些省部级高官。但这份20强的名单所遵循的标准，并不是中国官场惯常的级别高低。除了这些官员微博吸引的粉丝数外，还有他们发布的微博数量、转发数以及评论数，以此来检测一个官员微博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 如今，各级政府官员开微博，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在新浪微博中，已经开通并认证的官员实名微博，已经有1300多人，代表政府机构的微博，也有2000余家，涵盖了公安、交通、旅游、宣传、司法、计生等各个部门。 官员与微博之间发生的故事，正在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许多媒体为政府机构与官员大举进军微博高声叫好，却也有许多官员因为在微博上举止不当，而成为媒体和网民们群起而攻之的对象。 “开个微博很简单，注册个账号就好了。”金中一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但官员想要适应时代的要求，真正地融入微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微博的世界有自身的规则，把官场的那一套东西带进来，是不合适的” 最多的一天，金中一的微博“粉丝”曾少了几十人，这让他心疼不已。 这是2009年年底发生的事儿。那年的9月份，这个司法局长刚刚知道微博这个新生事物。自称“好尝鲜”的金局长，很快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 但这个时候，金中一“还没有适应微博的表达方式”。他的微博多以记录工作行程为主，有时候还穿插一些上级领导的讲话和指示。“说官话、打官腔”带来的后果，就是粉丝数明显下降。 “我开始意识到，微博的世界有自身的规则，把官场的那一套东西带进来，是不合适的。”金中一说，“这是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某微博运营商内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最初进入微博的许多官员，也都像金中一一样，将原本的官场文化带进了互联网， “官腔十足，套话、空话连篇”。而且，不少官员都会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及时帮助他们删除微博上网友的负面评价和一些对仕途不利的信息。 另一家微博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本报记者，一次，他们曾为某地的官员集体开了微博，按照互联网的惯例，通常是按照姓氏笔画或者点击率来排名，但对方提出，要求按照领导级别高低来排列，并发来了一份当地报纸的电子版，上面是这个地区官员的具体排名。 许多官员和政府机构开了微博以后，并不在意自己的活跃程度，他们甚至关闭了微博的评论功能，“不让网友说话”。这也让这些负责官员微博维护的运营人员很是头疼：“网络讲究的是平等和互动，没有了这些东西，那还叫微博吗？” 但这些官员们也有自己很在意的东西——“粉丝”数量的多少，是他们衡量自己的微博“最为重要的指标”。许多官员一条微博都不发，却成天联系这些工作人员，要求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为他们增加粉丝数。 这名工作人员还回忆道，有一次，他去西部某地出差，在饭店里看见几个当地官员拿着手机上微博，但这些官员聊的内容，不是微博上发生的事儿，却是在攀比各自微博拥有的粉丝数量。也有官员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微博的粉丝数量也代表了我们的政绩，粉丝越多，我们越好向上面交差。” 所以，在这些微博运营商内部，负责与官员打交道的工作，是公认“最辛苦也最敏感的”。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人员，逐渐琢磨出了一套“和官员打交道”的规律。 一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他通常会告诉那些要求增加“粉丝”的官员，该怎么样“经营”自己的微博——“要说人话，面对负面的评价要有雅量，要及时公布有用的信息，经常回复网友们的问题……如果能放下姿态，以遵守微博规则的方式融入微博，根本不用担心粉丝数量不够多。” 针对这种现象，北京的一家报纸也配发评论道：“不少政府部门和官员，仅仅把微博当作一种工具，仿佛官员上微博了，账号中有不少粉丝，官员再用微博发一点儿政府公告和地方新闻什么的，就是微博问政了。其实不然，这仅仅是传统政治的翻版，仅仅是把微博当作了一个类似政府门口公告栏的工具。微博本质上不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让人与人的交流更加便捷和深入的交往方式。真正的微博问政，是要通过微博将日常看起来枯燥的政治和形象僵化的官员变得人性化，填充进有血有肉的内容，让民众觉得官员跟身边人一样，政治就在日常生活中。” “现在不是权势的时代，而是‘粉丝’的时代” 在经历过失去粉丝的“郁闷”之后，金中一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微博定位。如今，这个官员已经发布了4000多条微博，和网友们展开积极的互动。 “我的8万多个粉丝，都是一条微博一条微博地写出来的。”他笑言，“他们都是‘有微博、有关注、有粉丝’的‘真粉丝’，没有一个是假的。” 在自己的微博“中一在线”里，金中一会耐心解答网友们的问题，有时候，他也会对政府在具体行政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直接批评，他甚至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和私信，“随时接受网友们对法律问题的咨询”。 人们也能从微博里，看出这个官员作为常人的一面。他总是自称“乡下人”，会和网友们讨论小馄饨和肉丸子究竟哪一个好吃，他公布了自己的家庭收入，甚至，他鼓动了自己70岁的老母亲也开了微博。 2011年3月28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也评出十大官员微博，作为官员微博的“上乘之作”加以推荐。这些官员都是些市局级以上的高官，级别最高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还有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等人。 尽管他们的级别比金中一高了很多，但综观这些官员的微博，均有共同之处。 以蔡奇的微博为例，这个省委组织部长在微博上，为自己贴了“苹果控”、“微博控”、“老童鞋”这样的时髦标签。他谈论的话题十分广泛：看到奥巴马戒烟的新闻，他说领导干部要学奥巴马；英国首相为送孩子上学而推迟内阁会议时间，他说这体现了人性化操作和制度的弹性；唐骏“学历造假门”，他劝唐骏痛痛快快公布事实的本来面目；杭州萧山机场上空出现不明飞行物，他说国家应该去研究并作出合理解释。 他在微博上谈自己对《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他推荐电影《山楂树之恋》，介绍写西湖的好诗。他说听见“端午前传来布谷阵阵啼声，好似远离的亲人在呼唤；入梅的绵雨，仿佛情如手足的故友留在心头。” 微博上的亲切面孔，让这位组织部长赢得了大量的“粉丝”，有网友评价道：“这样的官话，我们爱听。” 在今年两会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也开了自己的微博，成为中国微博界级别最高的官员。从当天晚上8点30分到第2日凌晨1时许，有数百名网友在张春贤的微博留言，张春贤回复了其中10人，在休息之前，他还和一个网友说了“晚安”。 尽管张春贤的回复都很简短，但网友们纷纷叫好。有网友甚至亲热地说：“支持你，贤大哥！” 面对热情的网民，蔡奇曾在微博中这样感慨：“现在不是权势的时代，而是‘粉丝’的时代，在充满草根色彩和民间化表达的微博语境里，如果官员讲官话大话，必将失去网民的关注。” 当然，也会有网友对官员开微博提出质疑。有人就曾当面问过金中一：“你天天发微博，会不会影响工作？” 金中一这样回复道：“网络也是一个社会，官员就要与网民做朋友。要说实话，说真话，说人话。沟通多了，理解也多了，慢慢地就会聚起一定的公信力。这样，官员就能在网上树立起自己的正面形象，这本身也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只要你真正想为老百姓办事，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呢？” 当然，在金中一看来，自己的工作“绝不仅仅只是单纯地和网民交朋友，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 如今，海宁市司法局的所有会议，只要内容不涉密，金中一都会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将会议内容发布到微博上。在金中一的带动下，海宁司法局下属的14个司法所、1个法律援助中心、1个公证处和1个网站，都已建起了自己的实名微博。许多工作人员也实名开设了个人微博。 “我还是想立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宣传法律、法治理念，发布工作动态，探索透明化办公。”他说，“这样一来，我既把工作布置下去了，也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司法局在做什么。” 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也让金中一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官员在微博上及时公开信息，及时面对与处理问题，有多么重要”。 海宁当地曾有一对外来的民工，夫妻俩白天出去打工，便将自己3岁大的孩子用绳子绑在门窗上。这个场景被网友拍下后传到了微博上，引来骂声一片，就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来报道了此事。 面对汹涌的民情，海宁市相关方面连忙着手处理此事，他们把这个农民工的孩子安排了专人照顾。但许多不知内情的网友依然在微博上传播此事，甚至有人编造了一些谣言。金中一便把此事写成微博，公开了事情的处理结果，网络上的谣言很快平息下去。 “官员在微博上说什么都不怕，就怕你不说。只要你公开了事实真相，本身的形象又有公信力，网友们自然会听你的。”他笃定地说。 像金中一一样，越来越多的官员和政府机构认识到了微博在传达真相、平息谣言时的作用。某微博运营商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这段时间以来，社会上的几次热点事件背后都有各级政府主动通过微博，积极进行危机公关的身影。 今年2月份，云南丽江突发山林大火，微博上讨论者众多，甚至有人传播“丽江城被火烧毁”的消息。火灾当晚，丽江当地政府就主动在新浪网开设了微博，向网友们通报火灾状况，还有当地为灭火所做的具体工作。 3月份，日本突发大地震，诱发了蔓延整个中国的抢盐风潮。中国盐业总公司也很快开通了微博，向网民们公开了国内食盐的储备情况，以及相关的科普知识，这场抢盐风潮很快便得到了平息。 当然，在这个工作人员看来，并不是所有政府在微博上进行危机公关都有效果：“这取决于两个前提，第一，你公开的信息是否全面客观，第二，你是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还是真正想和网民们互动，解决他们的疑惑。”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浙江乐清的钱云会案。在被媒体曝光之后，乐清当地也开了名为“平安乐清”的官方微博，但公开的信息极为有限，而且面对网友们的质疑，没有及时地回复和解答，结果招来网友的骂声一片。 与记者谈及此事，金中一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畏惧舆论，对舆论环境认识不足，匆匆开设微博，却往往容易加剧突发事件引发的冲突。官员和普通民众需要长期保持互动，这绝对是个技术活儿，按以前的官场思维，是不行的。” 3月22日，当地一家媒体报道了金中一开微博的故事。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当天，他的顶头上司——浙江省司法厅厅长赵光君就在这则报道边作出了批示，鼓励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干部开微博。这则批示还通过司法厅内部的短信平台，转发到浙江省司法系统所有领导干部的手机上。 “为什么我们的官员开设微博，成了媒体报道的重点新闻？”金中一反思道，“这或许说明，以往我们的官民距离，确实有些不太正常。” “但有了微博这种技术手段，确实能够推动官员，到聚光灯下、玻璃房里工作。”他打了这样两个比方，“权力需要公众监督，这需要官员拿出勇气来，只要你真正想为老百姓办事，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呢？”（记者 林天宏，实习生 郑宇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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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瑞典高校：定位精确 教师重视培养学生批判精神

热度 1 tangminqian 2011-3-31 09:49

发布时间：2011年3月8日 访问量：327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首页 海外拾贝 http://www.tech.net.cn/web/articleview.aspx?id=20110308153245753cata_id=N041 去年9月，庾倩开始了在瑞典于默奥大学人文与经济地理系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瑞典靠近北极圈，夏季有极昼，冬季有极夜，全国人口900多万。由于瑞典人口少，庾倩感觉很少在路上遇见人，不过哪怕是陌生人偶遇，也会互相微笑示意，让人倍感温暖。 　　中国青年报：你在瑞典生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庾倩：瑞典人特别讲诚信。以乘公交车为例，按照瑞典的规定，7～19岁的少年儿童花12瑞典克朗（瑞典货币——编者注），20～26岁的青年花18瑞典克朗，26岁以上的人花23瑞典克朗。公交车上从来没人检查证件，乘客却都按照实际年龄买票，非常自觉，不会谎报年龄。 　　有一次，我和同学去超市买日用品，回到学校才发现一件标价22瑞典克朗的东西，我们是按小票上打印的30瑞典克朗结账的。我们试着给超市打电话咨询，没想到超市的人非常重视，查清楚后特地解释道歉，请我们回超市领退款。我们觉得能把钱拿回来就挺欣慰了，让人惊讶的是，超市不但退还了8瑞典克朗，还给了10瑞典克朗的精神损失费，说作为耽误我们时间的赔偿。 　　中国青年报：瑞典的高校有什么特点？ 　　庾倩：瑞典的高等教育体系很发达，20多所公立高等院校在世界高校排名中都很靠前。瑞典高校的特点是定位精确，绝不泛滥发展。比如，拥有世界顶级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专业的卡罗林斯卡学院，就是以医学专业为主的大学。我所学的旅游管理专业，在整个瑞典也只有几所高校开设。 　　中国青年报：你感觉在瑞典读研和国内有什么不同吗？ 　　庾倩：我的同学中有来自丹麦和芬兰的，我们都是冲着瑞典高校的治学严谨而来的。每次上课前，老师都会布置很多书目，让大家在课上讨论读书感想。虽然现在国内不少高校也在应用这种教学模式，但往往难以坚持。而在瑞典，学校的课程设计明确规定，在校研究生每天至少要有3~4个小时的课下看书时间。 　　我原来觉得老外没有中国人刻苦，到了瑞典才发现他们读书也非常拼命，瑞典学生也经常早出晚归。因为课上讨论和考试时，要想得高分，不仅要求学生好好读过一遍书，更重要的是还得有自己的见解。瑞典老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瑞典教授不会拿着课题经费请学生消费，因为那是公共资助的基金，只能用于以学术科研为目的的活动中。我们旅游管理专业有很多实地调研机会，调研经费由学校的独立部门和调研地的政府共同出资，使用过程完全透明公开。 　　中国青年报：那里的考试怎么考？ 　　庾倩：我们人文科学类大部分都是以论文的形式打分，偶尔也会有考试，通常连续考4～6个小时。虽然是半开卷考试，但是却没有任何标准答案。别说在书上找不到答案，即使上网查，也不可能搜到。老师打分很公正，也注重保护学生的隐私，我们都是单独去教授办公室领取成绩单。 　　瑞典高校基本没有学生作弊。考试都有两次免费补考的机会，补考通不过还可以选择放弃这门课的学分，转修其他课程。但是，如果作弊，就连补考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认为，作弊就是违背了做学生的诚信原则，做学生的权利就要被剥夺。 　　论文中有10%以上的内容是原文引用，就会被认作学术不诚信，也会被学校开除学籍要求退学。像我们留学生，作弊还会被记录到人口档案中，甚至会被遣送回国。 （实习生 张锐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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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谢洋：（高职）教师没项目 怎么带学生

tangminqian 2011-3-31 09:32

发布时间：2011年3月28日 访问量：1196 信息来源：谢洋 《 中国青年报 》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首页 要闻 http://www.tech.net.cn/web/articleview.aspx?id=20110328085146644cata_id=N002 不懂设计，将来只能做流水线上的熟练工 时钟在讲台上滴滴答答地走着，每个参赛队员都在电脑前埋头设计自己的3D作品。有的在设计拖拉机，有的在绘制螺丝，也有的团队成员分头设计自己的部分，这个设计机头，那个设计机尾…… 这是前不久在常州科教城举办的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以下简称3D大赛）现场总决赛工业与工程方向组比赛中的情形。看着同学们速度飞快地完成一项项任务，让人不禁感叹：现在的学生不仅软件用得炉火纯青，项目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强。 但大赛的评委却不以为然。“虽然要求学生现场设计出自己的参赛作品，但其实他们都在下面演练了很多遍，只要背好了到现场重复做一遍就行。我们真正能看到参赛选手的现场能力也就是最后的5分钟ppt答辩，看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怎么样，看这个作品有没有创意。”工业与工程方向评委、山东大学机械学院张慧教授遗憾地说，“我们在比赛中发现，现在的学生缺乏对项目开发、投入生产、市场运作等环节问题的考虑，对项目产品的整体把握不足。而且，真正是学生自己的创意或者自主完成的项目很少，很多好的作品其实都是从老师项目中拿出来的小项目，也有的是已经帮企业做了很久的项目。” “3D设计的灵魂是创新意识与思路思维。”中国工程图学学会副理事长何援军教授指出，一些高职、技校很强调学习软件工具，但是，软件只是设计工具，如果不懂设计，表达再好，也只能做流水线上的熟练工：“这次全国3D大赛中反映出一些团队的设计缺乏框架性与本质的表述，而停留于制作过程、表层化的描述就反映出这方面的缺失。” 本届全国3D大赛的参赛学生超过100万，而高职院校的学生占到了其中的47%。虽然参赛选手熟练掌握了各种软件工具，但在专家评委看来普遍缺乏创意策划、项目开发、市场管理运作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以及自主完成项目尤其是整套项目流程的经验。 实训课不能取代一切 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发展迅速，尽管“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模式得到了众多职业教育院校的认可，但能否具体落实到课程设置和教学培养等环节中呢？ “目前我们的高职院校还缺少让学生锻炼项目全过程的机会，就连专业综合实训课程也只是分组来完成设计、制作环节，工科专业的综合实训也几乎没有考虑带市场和经济成本的学习环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钟健教授认为，高职院校应该培养的是具备包含专业能力（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法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学习能力）和社会能力（沟通交流和团队精神）三方面综合素质的高技能型人才。高职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很好地锻炼自己的综合素质，导致他们的就业能力差，不能马上适应新的岗位，还要在新的岗位上去重新学习如何完成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 黎倩是一名学机械的高职院校学生。上个学期，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校开设的CAD课程，她用所学的UG、ProE、Solidworks等软件设计的作品也是像模像样。这让她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颇具信心。 但当小黎带着自己设计的作品参加了一场面试之后，她在学校积攒了许久的信心却垮了。原来面试官看过她的作品后，要求她说说自己的作品具有哪些方面的市场竞争力，怎样才能销售出去。小黎想了半天，脑子还是一团糨糊：“老师倒是教我如何使用软件，如何设计外观造型，可工艺问题和结构等工程知识我们都很少涉及，更不要说什么销售环节了。” “虽然很多高职院校强调实训课能让学生下工厂、学技能，但实训课课时有限，制作又仅限于项目的某一个环节，很难培养学生的项目综合素质。而且除了实训课，其他课程依旧是照本宣科，期末仍然是笔试测试书本知识。”张慧教授说，有些高职院校虽然做到了项目导向，但只是让学生参与设计、制作环节，其他环节就忽略了。 她打了个比喻，如果生产一台电脑需要市场调研、产品设计、选取材料、加工制作、生产销售等全过程，现在的学生可能就只负责设计，不用考虑市场、不去考虑选材，很难具备市场意识。 老师自己没项目，怎么带学生做项目 “高职院校的教师大部分都以教学为主，很少能做科研。教师自己都没有项目，怎么带学生做项目？”张慧教授一直为几个高职院校的工科专业做指导，她认为在一些高职院校，“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培养模式之所以无法真正实现，师资是一个主要瓶颈。青年教师通常一毕业就来教书了，很少有工厂经历、工程经历，很难结合项目、结合实际来进行教学。 业内专家说，从目前高职院校应用型项目的数量、水平和项目到账经费就可以看出，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师技术开发能力还远远不足，也就是说相当多的教师还不具备独立承担项目的能力。而且目前高职院校在引进教师时，对学历要求较高，一般都需要博士毕业，这种纯理论体系下教出来的人，缺乏项目开发的实际经验，这成为制约教学改革的瓶颈。 上海某职业学校学生王宇赞，学的是电脑设计专业，因为在学校里从没做过项目，他在寒假兼职时出了问题。 单位第一次派给王宇赞的任务是用Photoshop设计一个喷绘，本来老板对他的设计比较满意，交代他当晚去印刷厂打印好，第二天拿给客户看。但跑到印刷厂，王宇赞却傻了眼，原来他连喷绘的存储格式都没搞清楚，本应存成cmyk的印刷格式，却存成了rgb的显示屏格式。喷绘一打出来，清晰度只有印刷要求的几十分之一，整个设计变成了马赛克。 第二天就要见客户了，设计却要一切重来，这让老板气昏了头，可小王却委屈万分：“教Photoshop的老师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他只是讲设计，连做PS要分图层都没有告诉我们，更不用说制作工艺时要选择照相纸还是亚光了。” 像设计存储格式这种最实用的知识，不仅老师上课没有讲，教材里也没有。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电脑美术设计专业的李平老师在一家企业常年担任设计主管，他引入了包括上海世博会最佳城市实践区“热电联供系统”展示项目等十几个大项目带着学生做，算是学校里颇具实践经验的老师了。他翻阅了自己专业的几十本教材后，却发现只有两三本是真正有实际经验的教师写的，其他的都是左搬右抄，从理论到理论。“好的工科教材应该由老师和工程师合作编写，教师负责设计教材的结构和理论基础，工程师编入大量最新的应用案例，这才是完美的教材。”李平说。 李平认为，目前各类高职真正做到“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还不多。尤其在校企合作的深度上，要从企业引入项目还存在很多困难。“往往实训基地只是挂个牌子，项目多为模拟的项目，实际的项目引入的不多。”李平说，如果企业和学校之间没有亲密的联系，很多企业就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比如客户资源、商业机密等。同时学生参与企业的制作过程也有两方面的困难，一个是企业不愿负担相关成本的支出，一个是企业不愿意承担学生的保险等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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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方舟子获得耻辱证书

热度 1 fs007 2011-1-10 01:22

方舟子抄袭案（第1号）公告、评议书、抄袭剽窃证书、举报文章 中国学术评价网学术不端行为评议团公告(第3号) 中国学术评价网学术不端行为评议团已对岳东晓博士举报方舟子推测出来的动物一文涉嫌抄袭Stanton Braude博士的论文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Discovery of Eusociality in the Naked Mole Rat一案进行了评议，认定方舟子的文章确系抄袭之作，现将评议书和抄袭剽窃认定证书予以公布，同时将其抄送相关机构。 中国学术评价网版主 柯华 2011年1月1日（北京时间） 文件编号：学评网201101011号 方舟子抄袭案（第1号）评议书 2010年12月16日，中国学术评价网版主柯华博士就岳东晓博士举报方舟子抄袭Stanton Braude的论文一事（见【方舟子涉嫌抄袭剽窃】公示第一号,链接： ）召集本评议团进行评议。本评议团由五人组成，其中三人分别拥有生物学博士、生物学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两人分别在美国和中国从事法律工作。 本评议团采用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标准，认真审核了举报材料，确认举报人提供了可靠、直接和具体的证据，尽到了自己的举证责任。根据这些证据，本评议团认定，方舟子的《推测出来的动物》一文（发表于2008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报》）是根据Stanton Braude博士的论文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Discovery of Eusociality in the Naked Mole Rat（发表于1997年7-8月NCSE Reports）翻译、改写而成。但是，方舟子在文章中没有说明自己的资料来源。中国学术评价网将举报材料送达方舟子，请他提出反驳。但是，方舟子放弃了他的举证责任，没有就举报做出任何辩解。 本评议团采用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抄袭定义。中国国家版权局、美国联邦政府内务部、以及美国各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对于抄袭剽窃有相同的定义，即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属于抄袭剽窃。据此，本评议团认定，方舟子上述行为构成典型的跨语际抄袭，属于不可接受的学术不端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美国的版权法规对于合理、合法翻译外文作品有相似的界定，即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改编、翻译等方式使用该作品的，属于侵犯版权行为。本评议团敦请柯华先生就方舟子侵权行为通知有关机构。 此致 中国学术评价网版主柯华博士 中国学术评价网 学术不端行为评议团全体成员 2010年12月30日 The Verdict Dec. 30, 2010 As a result of the allegation by Dr. Yue Dongxiao that Dr. Fang Shi-min plagiarized Dr. Stanton Braudes paper, this panel is convened by Dr. Ke Hua, the coordinator of China Academic Integrity Review, to assess whether the accusation is true. The panel consists of five members, three of them hold advanced degrees in biology or medicine, the other two are in the profession of legal justice. Before this assessment, Dr. Fang was offered an opportunity to defend himself and he did not dispute Dr. Yues allegation. Nevertheless, the panel has made an independent and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material evidence and makes the following finding: Dr. Fangs Chinese article, The Predicted Animals (《推测出来的动物》), published on Jan. 16, 2008, in Chinese Youth Daily (《中国青年报》), is a translated version of Dr. Stanton Braudes paper,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Discovery of Eusociality in the Naked Mole Rat, published in the July-August issue of 1997s Reports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 (NCSE Reports.) Dr. Fang did not acknowledge this fact in his article. Based upon the copyrights laws of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he consensus definition of plagiarism, hold by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nel has unanimously reached the following verdict: Dr. Yues allegation is true, and Dr. Fang did commit plagiarism. As for the copyrights violation issue, this panel urges Dr. Ke Hua to notify the related parties and agencies. The Academic Misconduct Assessment Panel China Academic Integrity Review 方舟子抄袭剽窃证书（第1号） 中文版 链接： 方舟子抄袭剽窃证书（第1号） 英文版 链接： 识别抄袭的方法与实际案例 岳东晓 2010/12/4 据亦明博士揭露，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达尔文的兰花》是抄自Michel Raynal的预测的马达加斯加蛾子一文。经亦明的逐句比对，确实是抄袭，连原文中三个惊叹号都抄了。这事情不是小事。 《中国青年报》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日报，是中国青年的喉舌。万一Michel Raynal控告《青年报》抄袭、侵权，那不是有损全中国青年的荣誉吗？带着这种忧虑，我在网上搜索了《达尔文的兰花》，结果发现确实是方舟子发表的。同时，我注意到青年网友们还在论坛上传阅方舟子的另一篇文章， 题为《推测出来的动物》，讲的是一名科学家预言在若干条件下存在一种真社群性脊椎动物，后来在非洲找到了是一种生活在地下的无毛的鼹鼠。这也确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读了《达尔文的兰花》一文后，我发现方舟子的抄袭特征很明显。虽然是中文，他文中的句子带有明显的西方语言的结构特征，诸如复杂的从句等等。而《推测出来的动物》的一文很多内容也具有非原生汉语的句法特征。当一个人把英文直接翻成中文的时候，译文与原文存在一种拓扑上的同型或同构关系。虽然我不是语言学家，但是这种简单的类比、对应还是会的。 问题在于，如果方舟子《推测出来的动物》的一文属于抄袭，那原文在哪里呢？方舟子文中当然不会有这个明确信息，否则他就拿不到稿费了-- 《中国青年报》是绝不会给一篇抄袭的文章支付报酬的，因为刊登这种文章反而会损害报纸的声誉。 那么让我们做两个基本假设：（1）原文是英语；（2）原文是在网上的。剩下的任务就是用什么关键词作为搜索引擎的输入。在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我选择了方舟子文中一些关键词的英文对应：Alexander social mole Africa predict. 结果出来的第一篇文章是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Discovery of Eusociality in the Naked Mole Rat。作者是华盛顿大学生物系的Stan Braude，发表在1997年七月的《美国科学教育学报》上（Citation: NCSE Reports, 17(4): 12-15）。Braude博士参考了一大堆文献，以及Nancy Berg和Keith Butler等人的建议、意见才写成那篇文章。 再比对Braude的英文原文与方舟子的《推测出来的动物》一文，结论不言自明关键部分几乎是一字一句的英译中，对于英语不错的方舟子来说可谓信手拈来、不费功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做这个详细比对。我此文附了三段话示范。这可以算得上推测出来的方舟子抄袭案例。 很多不诚实的人利用中西语言的差异，把一些西方的东西翻译成中文，冒充自己的创作，这种行为既不道德，又违背诚信原则，还构成违法--侵犯原作者的知识产权。容忍这种行为，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就不用说了。希望我在这里提出的方法能对识别类似的抄袭提供帮助。 附1：段落比较 原文：Alexander could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far fewer species of birds and mammals than there are species of insects, or that birds and mammals have only existed for 160 million and 250 million years respectively, while insects have existed for 350 million years... Instead he asked himself what characteristics a eusocial vertebrate would have if it had evolved. 方舟子文：亚历山大本来可以回答说跟昆虫相比，鸟类、哺乳类的种数少得多，其进化史也短得多 但是他根据自然选择的原理，预测如果存在一种真社会性的脊椎动物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特征。 原文：Alexander predicted that a eusocial vertebrate's nest should be (1) safe, (2) expandable, and (3) in or near an abundance of food that can (4) be obtained with little risk. These characteristics follow from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primitive termite nests inside logs. The nest must be safe or it will be exploited as a rich food source for predators. It must be expandable so that workers can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nest. It must be supplied with safe abundant food so that large groups can live together with little competition over food or over who must retrieve it. 方舟子文：亚历山大归纳出一种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窝必须有什么特征：它必须是非常安全的，否则等于是为天敌提供粮仓；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群体数目，它必须是能够扩展的；它的附近必须有充足的食物，这样群体的成员才不至于为了争夺食物而竞争；食物必须是不必冒什么风险就可以轻易得到的，群体的成员 才不会因为怕担风险谁也不愿觅食。 原文: Alexander described this social vertebrate in a series of guest lectures at and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at Flagstaff in 1975 and 1976. At Flagstaff, mammalogist Terry Vaughan suggested to Alexander that his hypothetical eusocial rodent was a perfect description of the naked mole-ratHeterocephalus glaber. He further described the burrowing East African mammal and suggested that Alexander contact Jennifer Jarvis, an authority on African mole-rats. Jarvis had studied the ecology and physiology of naked mole-rats but at that time nothing was known about their social system. 方舟子文: 在1975和1976年间，亚历山大在美国各大学巡回报告，介绍他对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预测。当他在北亚利桑那大学做介绍时，听众中有一位哺乳动物学家对他说，他对这种真社会性动物的介绍，象是在描述一种生活在东非的地下啮齿动物裸鼹鼠，并建议亚历山大与研究这种裸鼹鼠的 南非开普敦大学生物学家珍妮佛加维斯联系。加维斯这时正在研究裸鼹鼠的生理和生态，但对它们的社会行为一无所知。 附2：文献来源： 涉嫌抄袭文章： 作者：方舟子 标题：《推测出来的动物》 出处：2008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报》 链接： （由评议人提供，2010年12月14日访问） 被抄袭文章： 作者：Stan Braude 标题：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Discovery of Eusociality in the Naked Mole Rat 出处：NCSE Reports, 17(4): 12-15. 链接： - 评议书（第1号） 对方舟子《推测出来的动物》涉嫌抄袭剽窃的评议书 评议团主持人： 举报人提供了可信, 直接, 和具体的证据. 这些证据表明, 被举报人在《推测出来的动物》一文中, 确有抄袭行为。 举报人的指控是： 被举报人抄袭。举报人指控被举报人抄袭其他作者的语言(words), 而没有注明出处，这样的行为, 如果证据确凿, 符合通行抄袭的标准 评议依据如下通行的抄袭定义： Plagiarism means the appropriation of another persons ideas, processes, results, or words without giving appropriate credit. (参见 ) 举报人提供的证据是确凿可信的，他给出了被举报人文章和涉嫌被抄袭的文章出处（见2008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报和 ncseprojects.org）. 经核对, 这两个出处都是真实的，举报人所分析的语句, 分别直接来源于这两个出处, 涉及举报的具体行为。 举报抄袭需要的证据标准, 是民事诉讼中普遍采用的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简单说, 抄袭案件的举报人只需要举足够的证据, 证明被举报人有比较大的可能(通俗地说, 就是大于 50 % 的可能性) 实施了抄袭，举报人并不需要举出更高标准的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据。 通常认为: A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has been described as just enough evidence to make it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the fact the claimant seeks to prove is true. (参见 ) 举报人的证据可信, 具体, 直接, 已经达到和超过了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的标准。 例如, 举报人指出, 根据 Stanton Braude 报道, Alexander 归纳了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窝的四个特征。原文： Alexander predicted that a eusocial vertebrate's nest should be (1) safe, (2) expandable, and (3) in or near an abundance of food that can (4) be obtained with little risk. These characteristics follow from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primitive termite nests inside logs. The nest must be safe or it will be exploited as a rich food source for predators. It must be expandable so that workers can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nest. It must be supplied with safe abundant food so that large groups can live together with little competition over food or over who must retrieve it. 方舟子文：亚历山大归纳出一种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窝必须有什么特征：它必须是非常安全的，否则等于是为天敌提供粮仓；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群体数目，它必须是能够扩展的；它的附近必须有充足的食物，这样群体的成员才不至于为了争夺食物而竞争；食物必须是不必冒什么风险就可以轻易得到的，群体的成员 才不会因为怕担风险谁也不愿觅食。 但是, 被举报人没有给出Alexander 归纳的这四个特征的出处. 无论被举报人是从Alexander 的著作中直接引述原话, 还是间接地概括他的原意, 都应该按照引语和概括的要求, 注明出处。假如被举报人这段叙述转引自Stanton Braude 的报道, 也应该注明来源。但是, 被举报人没有这样做。 举报人关于抄袭的语言分析也是合理的。例如, 举报人对照原文和被举报人文字: Stanton Braude 原文: Alexander could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far fewer species of birds and mammals than there are species of insects, ... 方舟子文: 亚历山大本来可以回答说跟昆虫相比，鸟类、哺乳类的种数少得多... 这段话, Stanton Braude推断, Alexander 本来可以指出某个事实, 但实际上从来没有那样做。因此,作者在这里用了虚拟语气Subjunctive Mood。 显然, 作者这个看法, 基于他对Alexander 工作的了解, 所以才说得出本来可以怎么样,但实际上没有怎么样这样的话。而被举报人没有提到Stanton Braude，于是，被举报人制造了一个印象，是他看出Alexander 本来可以指出某个事实, 但实际上从来没有那样做。 这样, 被举报人和Stanton Braude 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 居然得出同样的推断。这显然是误导。 同时, 这段话和原文不仅句子结构相同, 连语气也一样，这样的翻译可以说是忠实的，但是, 被举报人没有说明这是翻译, 也没有说明来源。因此, 这个证据也增加了被举报人抄袭的嫌疑。 翻译, 在注明出处的问题上, 通常和引语、总结等同样要求. 如果是翻译, 和引语、概括一样, 需要注明出处。否则可以做抄袭论处.。例如, 美国大学的有关规定指出： Translation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is not using your own words and ideas and is treated as plagiarism. Translations fall under the guidelines for quotations, summaries and paraphrasing. (见 ) 被举报人没有这样做.。因此, 他这样的翻译只能认定为抄袭。 举报人还指出, 被举报人的抄袭是有意的 (intentional)。被举报人的这篇文章不仅见于上述出处, 还由被举报人自己转贴刊登于他的博客。 在这转贴刊登的过程中, 被举报人有不止一次机会审阅自己的文章, 作必要的修正。但是, 被举报人至今没有改正这个不可接受的行为, 没有说明资料出处，因此, 可以认定, 被举报人的行为不是偶然的疏忽, 而是有意的抄袭。 同样是介绍Alexander 的观点, 被举报人介绍的内容没有超出Stanton Braude介绍的范围，因此, 在注明出处的问题上, 二者应该遵循同样的要求，但是, Stanton Braude注明了他的信息来源, 而被举报人仅仅提到 Alexander 的名字, 而没有给出任何信息来源。这样, 被举报人给读者留下的印象, 是被举报人独立地了解到Alexander 的观点, 而没有参考来自其他任何来源的资料。这种行为, 明显属于不可接受的 material misrepresentation。 总之, 举报人尽到了他举证的责任, 提供了可信, 直接, 具体的证据, 超过了通常要求的preponderance 举证标准, 有力地支持了举报人的指控: 被举报人抄袭了Stanton Braude 关于Alexander 观点的介绍。 既然举报人已经尽到自己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现在转移到被举报人， 被举报人从此有责任提出可信的证据, 反驳举报人的指控，如果被举报人放弃自己的举证责任, 仲裁人或者仲裁机构应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作出裁决。 评议书（第2号） 对方舟子涉嫌抄袭案（第1号）的评议意见 1. 举报材料是真实的 举报人附1所列资料中文部分与方舟子博客上文章《推测出来的动物》（ 2010年12月14日访问）中第三、四、九自然段相同；对应英文部分出自Stanton Braude文章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Discovery of Eusociality in the Naked Mole Rat （ - 2010年12月14日访问）。 2.抄袭的认定 抄袭是指将他人作品全部或者部分作为自己的作品予以发表的行为。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照抄照搬他人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二是将他人作品变动句子顺序，更换个别词句后融入自己的作品。 具体到本案，方舟子文章第三、第九自然段将Stanton Braude文章简单翻译后为我所用且没有写明出处--显然，他的翻译也没得到Stanton Braude的允许。第四自然段是将Stanton Braude文章的句子顺序变动后引用（这里他还把in or near an abundance of food漏译了in）。从形式上看，认定其行为为抄袭并不为过。 从文章的实质内容来判定是不是抄袭的办法之一是把引用的部分去掉，然后看其本质的东西是否存在。方文通篇是围绕Alexander的观点来说明问题的，而去掉这三段（第三段是引出Alexander观点，第四段是Alexander观点内容，第九段是引出Alexander观点的实践）后这篇文章的本质性创作荡然无存，难以再成为一篇文章。 综上，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内容上，方舟子该行为构成抄袭。 评议书（第3号） 举报人举报方舟子于2008年1月16日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推测出来的动物 （简称方文）中，有3个自然段系抄袭自Stanton Braude于1997年7-8月发表于《Reports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第17卷第4期第12-17页的文章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Discovery of Eusociality in the Naked Mole Rat（简称Braude文）。 举报人提供了被举报人涉嫌抄袭的文章全文和被抄袭的Braude文章的链接，以及对方文和Braoude文相似段落的比对，履行了举报人的举证责任，因此，举报成立。 方文共有11个自然段，Braude文共有20个自然段。方文之第3、4、9段涉嫌抄袭Braude文之第13、15、19段。 方文第3段与Braude文第13段后半部分相比，两者提供的信息基本一致，属于改头换面的抄袭。 方文第4段叙述了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窝的4个特征，这4个特征Braude文中均有提及，方文在翻译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些词汇，把它们连接了起来。 方文第9段是对Braude文第19段前2/3部分比较忠实的翻译，但调整了部分词汇。 方文没有提及Braude的名字，没有声明该文参考了Braude的文章，也没有提及其获得了Braude的翻译许可。 经过比对和分析，评议人认定方舟子推测出来的动物一文之第3、4、9段系抄袭自Stanton Braude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Discovery of Eusociality in the Naked Mole Rat一文之第13、15、19段。 方文来自方舟子博客： Braude文来自《Reports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网站： - 附件： 方文第三段： 亚历山大本来可以回答说，他并没有说母爱是产生真社会性的充分条件，有了母爱就一定会产生真社会性。而且，跟昆虫相比，鸟类、哺乳类的种数少得多，其进化史也短得多，可能还没机会进化出真社会性出来。但是亚历山大却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他根据自然选择的原理，预测如果存在一种真社会性的脊椎动物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特征。 举报人提供的方文第三段： 方舟子文：亚历山大本来可以回答说跟昆虫相比，鸟类、哺乳类的种数少得多，其进化史也短得多 但是他根据自然选择的原理，预测如果存在一种真社会性的脊椎动物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特征。 第13段： In 1974 entomologist and evolutionary theorist Richard Alexander argued that subsocial behavior (that is parental car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parental manipulation were even more powerful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in insects (Alexander 1974). Across taxa, parental behavior correlates much more strongly with eusociality than does haplodiploidy (Andersson 1984; Alexander and others 1991). Alexander's critics argued that if parental care is a crucial precursor to eusociality, we should expect eusociality to have also evolved among the highly parental vertebrates: birds and mammals. Alexander could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far fewer species of birds and mammals than there are species of insects, or that birds and mammals have only existed for 160 million and 250 million years respectively (Eisenberg 1981; Welty 1979) while insects have existed for 350 million years (Borror and others 1989). Instead he asked himself what characteristics a eusocial vertebrate would have if it had evolved. 方文第四段： 亚历山大根据白蚁巢的情形，归纳出一种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窝必须有什么特征：它必须是非常安全的，否则等于是为天敌提供粮仓；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群体数目，它必须是能够扩展的；它的附近必须有充足的食物，这样群体的成员才不至于为了争夺食物而竞争；食物必须是不必冒什么风险就可以轻易得到的，群体的成员才不会因为怕担风险谁也不愿觅食。 第15段： Alexander predicted that a eusocial vertebrate's nest should be (1) safe, (2) expandable, and (3) in or near an abundance of food that can (4) be obtained with little risk. These characteristics follow from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primitive termite nests inside logs. The nest must be safe or it will be exploited as a rich food source for predators. It must be expandable so that workers can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nest. It must be supplied with safe abundant food so that large groups can live together with little competition over food or over who must retrieve it. 方文第九段： 在1975和1976年间，亚历山大在美国各大学巡回报告，介绍他对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预测。当他在北亚利桑那大学做介绍时，听众中有一位哺乳动物学家对他说，他对这种真社会性动物的介绍，象是在描述一种生活在东非的地下啮齿动物裸鼹鼠，并建议亚历山大与研究这种裸鼹鼠的南非开普敦大学生物学家珍妮佛加维斯联系。加维斯这时正在研究裸鼹鼠的生理和生态，但对它们的社会行为一无所知。她正奇怪为什么抓来的裸鼹鼠在实验室里都不能生育，在收到亚历山大的来信后，才想到它们可能是真社会性动物。 第19段： Alexander described this social vertebrate in a series of guest lectures at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Kansas, University of Texa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Arizona, and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at Flagstaff in 1975 and 1976. At Flagstaff, mammalogist Terry Vaughan suggested to Alexander that his hypothetical eusocial rodent was a perfect description of the naked mole-rat Heterocephalus glaber. He further described the burrowing East African mammal and suggested that Alexander contact Jennifer Jarvis, an authority on African mole-rats. Jarvis had studied the ecology and physiology of naked mole-rats but at that time nothing was known about their social system. Subsequent field and laboratory observation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y are in fact eusocial, as Alexander's model had predicted, and that the other elements of his model are accurate as well (Braude and Lacey 1992; Jarvis 1981; Sherman and others 1991; Sherman and others 1992). This case demonstrates one type of predictive power in modern evolutionary theory. 方文第9段： 在1975和1976年间，亚历山大在美国各大学巡回报告，介绍他对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预测。当他在北亚利桑那大学做介绍时，听众中有一位哺乳动物学家对他说，他对这种真社会性动物的介绍，象是在描述一种生活在东非的地下啮齿动物裸鼹鼠，并建议亚历山大与研究这种裸鼹鼠的南非开普敦大学生物学家珍妮佛加维斯联系。加维斯这时正在研究裸鼹鼠的生理和生态，但对它们的社会行为一无所知。她正奇怪为什么抓来的裸鼹鼠在实验室里都不能生育，在收到亚历山大的来信后，才想到它们可能是真社会性动物。 第19段： Alexander described this social vertebrate in a series of guest lectures at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Kansas, University of Texa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Arizona, and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at Flagstaff in 1975 and 1976. At Flagstaff, mammalogist Terry Vaughan suggested to Alexander that his hypothetical eusocial rodent was a perfect description of the naked mole-rat Heterocephalus glaber. He further described the burrowing East African mammal and suggested that Alexander contact Jennifer Jarvis, an authority on African mole-rats. Jarvis had studied the ecology and physiology of naked mole-rats but at that time nothing was known about their social system. Subsequent field and laboratory observation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y are in fact eusocial, as Alexander's model had predicted, and that the other elements of his model are accurate as well (Braude and Lacey 1992; Jarvis 1981; Sherman and others 1991; Sherman and others 1992). This case demonstrates one type of predictive power in modern evolutionary theory. 评议书（第4号） 对方舟子《推测出来的动物》涉嫌抄袭剽窃的鉴定 方舟子发表在《中国青年报》2008年1月16日的文章《推测出来的动物》，不包括题目和作者名字，共11个自然段，1793个汉字和标点符号。 其中，第2）到第9）自然段，共1251个汉字，完全抄袭自Stanton Braude1997年发表在《Reports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的一篇叫《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Discovery of Eusociality in the Naked Mole Rat》的文章里面的内容（见引用中部分英文内容），不但内容一样，而且方舟子文章第2）到第9）自然段内容的顺序和Braude文章的顺序完全一样，不存在任何的编译。 方舟子的《推测出来的动物》抄袭剽窃率达到惊人的1251/1793=69.7%,当然，方在行文时，有时稍微加了一点补充和修饰。也就是说，方舟子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推测出来的动物》一文的第2）到第9）自然段，共8个连续的自然段，完全是整篇抄袭和剽窃自Braude文章中的几个连续的自然段。 只有成为大家普遍认可的常识时，行文可以不用提供来源，比如地球是圆的，地球围绕太阳转等。 如果所写的文字，是来自别人的研究成果，或来自别人的解释，或来自别人的文章，而不是作者自己的发现，都要引用，给别人以credit，否则就是占有别人的成果，就是抄袭剽窃。 如果把英语变成汉语，就不叫剽窃和抄袭的话，那么，世上就不存在翻译这行业了，那么严复可以在他所有翻译的书上，在『作者』一栏上，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写上『严复』的大名了。 请见最后我对方文和Braude文的逐句对比。 【敬请注意：下面的Braude原文句子和方舟子的原文句子，在原来各自文章中的前后顺序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中间没有任何的其他句子。】 Quote： 推测出来的动物 　 方舟子 1793字 　 1) 人类经常被称为社会性动物，但是和蜜蜂、蚂蚁、白蚁之类的社会性昆虫相比，其社会性就不值一提了。社会性昆虫的成员不仅在工作方面有天生的严格分工，而且连生殖也分工了：只有一只后负责繁殖后代，其他的雌性昆虫则都丧失了繁殖功能，成为忙碌的工作者。这种现象称为真社会性。它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呢？ 　 2) 这些社会性昆虫有一个与其他昆虫不同的特征，它们并不是只生不养，而是花费了很多时间照料后代。因此，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在 1974年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时间延长的母爱是进化出真社会性现象的主要因素。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反驳说，如果母爱对真社会性的产生这么重要的话，为什么母爱最强烈的脊椎动物，特别是鸟类和哺乳动物，不存在真社会性？为什么只有昆虫才有真社会性？ 　 3) 亚历山大本来可以回答说，他并没有说母爱是产生真社会性的充分条件，有了母爱就一定会产生真社会性。而且，跟昆虫相比，鸟类、哺乳类的种数少得多，其进化史也短得多，可能还没机会进化出真社会性出来。但是亚历山大却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他根据自然选择的原理，预测如果存在一种真社会性的脊椎动物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特征。 　 4) 亚历山大根据白蚁巢的情形，归纳出一种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窝必须有什么特征：它必须是非常安全的，否则等于是为天敌提供粮仓；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群体数目，它必须是能够扩展的；它的附近必须有充足的食物，这样群体的成员才不至于为了争夺食物而竞争；食物必须是不必冒什么风险就可以轻易得到的，群体的成员才不会因为怕担风险谁也不愿觅食。 　 5) 根据这些真社会性动物窝的必备特征，亚历山大预测，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窝不可能像蜜蜂、蚂蚁的窝一样建在树上或树中，因为没有哪种树可以大到容纳一个真社会性的脊椎动物群体。这种窝只能全部埋在地下。在所有的脊椎动物中，只有哺乳动物能完全在地下生活（两栖类、爬行类和鸟类都不行），所以这种脊椎动物一定是哺乳动物。地下生活的哺乳动物以啮齿动物最多，所以真社会性脊椎动物最有可能是啮齿动物。 　 6) 一般的地下啮齿动物（比如鼹形鼠）以草根为食，亚历山大认为这种食物的量太少，只适合于独居动物自己分开了去找。真社会性脊椎动物应该以大型的树根或块茎为食物。 　 7) 这类脊椎动物的天敌（例如蛇）将能够钻进它们的地下窝中，但是不可能在那里横行，一只或数只英勇的个体会不惜牺牲将入侵者驱逐出去。这会导致真社会性动物中主管繁殖的后和工作者进化出不同长度的寿命和生殖功能。 　 8) 那么，这种脊椎动物最可能生活在哪里呢？它们应该生活在有雨季和旱季交替的热带，因为这种地区的植物为了度过旱季，普遍具有大型的根和块茎储存水分和养分，是这种动物的最佳食物。这种动物的窝应该建造在坚硬的粘土之下，才不会有天敌通过挖掘将它们的窝暴露在露天之下一举歼灭。这两点表明，非洲的林地和灌木丛将会是它们的最佳生活地点。 9) 在1975和1976年间，亚历山大在美国各大学巡回报告，介绍他对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预测。当他在北亚利桑那大学做介绍时，听众中有一位哺乳动物学家对他说，他对这种真社会性动物的介绍，象是在描述一种生活在东非的地下啮齿动物裸鼹鼠，并建议亚历山大与研究这种裸鼹鼠的南非开普敦大学生物学家珍妮佛加维斯联系。加维斯这时正在研究裸鼹鼠的生理和生态，但对它们的社会行为一无所知。她正奇怪为什么抓来的裸鼹鼠在实验室里都不能生育，在收到亚历山大的来信后，才想到它们可能是真社会性动物。 　 10) 1977年，加维斯在野外挖了一窝40只裸鼹鼠在实验室中养育。经过3年的观察，证实了裸鼹鼠的确是一种真社会性的脊椎动物。在野外，裸鼹鼠一窝大约有七、八十只，能多达300只，但是只有一只鼠后和一到三只雄鼠能繁殖，其他都是不育的工鼠，而它们的习性，与亚历山大预测的完全相符。后来加维斯及其学生又发现还有一种非洲鼹鼠纳米比亚的达马拉兰鼹鼠也是真社会性动物，它们的个头较大，成员数量较少（一窝最多40只），但是其习性也符合亚历山大的预测。 　 11) 神创论者往往指责进化论无法预测，只会当马后炮，不是科学。某些物理学背景的人士，也喜欢说进化论不象物理学那样能够做精确的预测，言下之意是说进化论即使是科学，也是属于比较低等的。生物现象要比物理现象复杂得多，预测也困难得多，但是，进化论史上也有过许多精彩的预测，亚历山大对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预测，以及达尔文对天蛾的预测（《达尔文的兰花》，本版2006年 7月19日），就是很好的例子。 2008.1.12. （《中国青年报》2008.1.16） (XYS20080117) 链接时请用： Quote： Reports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 Titl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Discovery of Eusociality in the Naked Mole Rat Author(s): Stanton Braude Volume: 17 Issue: 4 Year: 1997 Date: JulyAugust Page(s): 1215 In 1974 entomologist and evolutionary theorist Richard Alexander argued that subsocial behavior (that is parental car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parental manipulation were even more powerful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in insects (Alexander 1974). Across taxa, parental behavior correlates much more strongly with eusociality than does haplodiploidy (Andersson 1984; Alexander and others 1991). Alexander's critics argued that if parental care is a crucial precursor to eusociality, we should expect eusociality to have also evolved among the highly parental vertebrates: birds and mammals. Alexander could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far fewer species of birds and mammals than there are species of insects, or that birds and mammals have only existed for 160 million and 250 million years respectively (Eisenberg 1981; Welty 1979) while insects have existed for 350 million years (Borror and others 1989). Instead he asked himself what characteristics a eusocial vertebrate would have if it had evolved. Alexander based his answer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ective forces involved in the evolution of insect eusociality and hypothesized a eusocial vertebrate. He created a 12-part model for a eusocial vertebrate, based on this body of theory. He had no idea that a mammal with these characteristics existed. Alexander predicted that a eusocial vertebrate's nest should be (1) safe, (2) expandable, and (3) in or near an abundance of food that can (4) be obtained with little risk. These characteristics follow from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primitive termite nests inside logs. The nest must be safe or it will be exploited as a rich food source for predators. It must be expandable so that workers can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nest. It must be supplied with safe abundant food so that large groups can live together with little competition over food or over who must retrieve it. The limitations of the nest characteristics suggested that the animal would be (5) completely subterranean because few logs or trees are large enough to house large colonies of vertebrates. Being subterranean further suggested that the eusocial vertebrate would be (6) a mammal and even more specifically (7) a rodent since many rodents nest underground. The primary food of the hypothetical vertebrate would be (8) large underground roots and tubers because the small grassy roots and grubs that moles feed on are so scattered that they are better exploited by lone individuals and would inhibit rather than encourage the evolution of eusociality. The major predator of the hypothetical vertebrate would have to be (9) able to enter the burrow but be deterred by the heroic acts of one or a few individuals. This would allow for the evolution of divergent life lengths and reproductive value curves between workers and reproductives. Predators fitting this description would include snakes. The eusocial vertebrate was also expected to (10) live in the wet-dry tropics because plants there are more likely to produce large roots and tubers that store water and nutrients to help them survive the dry periods. The soil would need to be (11) hard clay because otherwise the nest would not be safe from digging predators. These two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suggested (12) the open woodland or scrub of Africa. Alexander described this social vertebrate in a series of guest lectures at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Kansas, University of Texa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Arizona, and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at Flagstaff in 1975 and 1976. At Flagstaff, mammalogist Terry Vaughan suggested to Alexander that his hypothetical eusocial rodent was a perfect description of the naked mole-rat Heterocephalus glaber. He further described the burrowing East African mammal and suggested that Alexander contact Jennifer Jarvis, an authority on African mole-rats. Jarvis had studied the ecology and physiology of naked mole-rats but at that time nothing was known about their social system. Subsequent field and laboratory observation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y are in fact eusocial, as Alexander's model had predicted, and that the other elements of his model are accurate as well (Braude and Lacey 1992; Jarvis 1981; Sherman and others 1991; Sherman and others 1992). This case demonstrates one type of predictive power in modern evolutionary theory. Quote 【敬请注意：下面的Braude原文句子和方舟子的原文句子，在原来各自文章中是前后同样的顺序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中间没有任何的其他句子。】 In 1974 entomologist and evolutionary theorist Richard Alexander argued that subsocial behavior (that is parental car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parental manipulation were even more powerful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in insects (Alexander 1974). Across taxa, parental behavior correlates much more strongly with eusociality than does haplodiploidy (Andersson 1984; Alexander and others 1991). 方文：这些社会性昆虫有一个与其他昆虫不同的特征，它们并不是只生不养，而是花费了很多时间照料后代。因此，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在 1974年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时间延长的母爱是进化出真社会性现象的主要因素。] Alexander's critics argued that if parental care is a crucial precursor to eusociality, we should expect eusociality to have also evolved among the highly parental vertebrates: birds and mammals. 方文：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反驳说，如果母爱对真社会性的产生这么重要的话，为什么母爱最强烈的脊椎动物，特别是鸟类和哺乳动物，不存在真社会性？为什么只有昆虫才有真社会性？ Alexander could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far fewer species of birds and mammals than there are species of insects, or that birds and mammals have only existed for 160 million and 250 million years respectively (Eisenberg 1981; Welty 1979) while insects have existed for 350 million years (Borror and others 1989). 方文：亚历山大本来可以回答说，他并没有说母爱是产生真社会性的充分条件，有了母爱就一定会产生真社会性。而且，跟昆虫相比，鸟类、哺乳类的种数少得多，其进化史也短得多，可能还没机会进化出真社会性出来。 Instead he asked himself what characteristics a eusocial vertebrate would have if it had evolved. 方文：但是亚历山大却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他根据自然选择的原理，预测如果存在一种真社会性的脊椎动物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特征。 Alexander predicted that a eusocial vertebrate's nest should be (1) safe, (2) expandable, and (3) in or near an abundance of food that can (4) be obtained with little risk. These characteristics follow from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primitive termite nests inside logs. 方文：亚历山大根据白蚁巢的情形，归纳出一种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窝必须有什么特征 The nest must be safe or it will be exploited as a rich food source for predators. 方文：它必须是非常安全的，否则等于是为天敌提供粮仓 It must be expandable so that workers can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nest. 方文：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群体数目，它必须是能够扩展的； It must be supplied with safe abundant food so that large groups can live together with little competition over food or over who must retrieve it. 方文：它的附近必须有充足的食物，这样群体的成员才不至于为了争夺食物而竞争；食物必须是不必冒什么风险就可以轻易得到的，群体的成员才不会因为怕担风险谁也不愿觅食。 The limitations of the nest characteristics suggested that the animal would be (5) completely subterranean because few logs or trees are large enough to house large colonies of vertebrates. 方文：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窝不可能像蜜蜂、蚂蚁的窝一样建在树上或树中，因为没有哪种树可以大到容纳一个真社会性的脊椎动物群体。这种窝只能全部埋在地下。 Being subterranean further suggested that the eusocial vertebrate would be (6) a mammal and even more specifically (7) a rodent since many rodents nest underground. 方文：在所有的脊椎动物中，只有哺乳动物能完全在地下生活（两栖类、爬行类和鸟类都不行），所以这种脊椎动物一定是哺乳动物。地下生活的哺乳动物以啮齿动物最多，所以真社会性脊椎动物最有可能是啮齿动物。 The primary food of the hypothetical vertebrate would be (8) large underground roots and tubers because the small grassy roots and grubs that moles feed on are so scattered that they are better exploited by lone individuals and would inhibit rather than encourage the evolution of eusociality. 方文：一般的地下啮齿动物（比如鼹形鼠）以草根为食，亚历山大认为这种食物的量太少，只适合于独居动物自己分开了去找。真社会性脊椎动物应该以大型的树根或块茎为食物。 The major predator of the hypothetical vertebrate would have to be (9) able to enter the burrow but be deterred by the heroic acts of one or a few individuals. 方文：这类脊椎动物的天敌（例如蛇）将能够钻进它们的地下窝中，但是不可能在那里横行，一只或数只英勇的个体会不惜牺牲将入侵者驱逐出去。 This would allow for the evolution of divergent life lengths and reproductive value curves between workers and reproductives. Predators fitting this description would include snakes. 方文：这会导致真社会性动物中主管繁殖的后和工作者进化出不同长度的寿命和生殖功能。 The eusocial vertebrate was also expected to (10) live in the wet-dry tropics because plants there are more likely to produce large roots and tubers that store water and nutrients to help them survive the dry periods. 方文：那么，这种脊椎动物最可能生活在哪里呢？它们应该生活在有雨季和旱季交替的热带，因为这种地区的植物为了度过旱季，普遍具有大型的根和块茎储存水分和养分，是这种动物的最佳食物。 The soil would need to be (11) hard clay because otherwise the nest would not be safe from digging predators. These two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suggested (12) the open woodland or scrub of Africa. 方文：这种动物的窝应该建造在坚硬的粘土之下，才不会有天敌通过挖掘将它们的窝暴露在露天之下一举歼灭。这两点表明，非洲的林地和灌木丛将会是它们的最佳生活地点。 Alexander described this social vertebrate in a series of guest lectures at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Kansas, University of Texa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Arizona, and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at Flagstaff in 1975 and 1976. 方文：在1975和1976年间，亚历山大在美国各大学巡回报告，介绍他对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预测。 At Flagstaff, mammalogist Terry Vaughan suggested to Alexander that his hypothetical eusocial rodent was a perfect description of the naked mole-rat Heterocephalus glaber. He further described the burrowing East African mammal and suggested that Alexander contact Jennifer Jarvis, an authority on African mole-rats. 方文：当他在北亚利桑那大学做介绍时，听众中有一位哺乳动物学家对他说，他对这种真社会性动物的介绍，象是在描述一种生活在东非的地下啮齿动物裸鼹鼠，并建议亚历山大与研究这种裸鼹鼠的南非开普敦大学生物学家珍妮佛加维斯联系。 Jarvis had studied the ecology and physiology of naked mole-rats but at that time nothing was known about their social system. 方文：加维斯这时正在研究裸鼹鼠的生理和生态，但对它们的社会行为一无所知。 评议书（第5号） 对方舟子推测出来的动物一文涉嫌抄袭的评议书 1．该文应该是两篇原始文献综合而来，其中之一是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Discovery of Eusociality in the Naked Mole Rat； 通过对该文章和方文的比对我们可以发现，方文不但有数大段文字直接翻译自该文，而且方文前半部分的说理和叙述乃至行文的思路和框架也都直接翻译自该文，有些甚至是逐字逐句的翻译。 2．方文的前半部分引用自以上英文文献，而方文的后半部分则是对该种动物的描述。从描述的内容看，令人感觉象是翻译自美国某个科学记者对该种动物的报道，但原始的英文文献我目前还没有找到。 3．结论：方文到底算不算抄袭？本人认为，方的该文非原创作品，可以算做是翻译或者编译作品。由于该文的主要思想和内容都来源于一到两篇英文文献，如果方将之作为自己的原创作品，则是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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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吕克·蒙塔尼与分子顺势疗法

libenyi 2011-1-9 09:58

分子顺势疗法的领军人物是艾滋病毒的发现者之一、法国著名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 近几年来，蒙塔尼一直在声称他发现了一个新现象：在高度稀释的水溶液中的细菌DNA和 艾滋病毒DNA能够诱导水分子发射电磁波信号。即使把DNA稀释10的18次方倍，理论上已不 存在任何DNA分子，他仍然能检测到电磁波信号。他声称从自闭症、艾滋海默症和帕金森症 病人的高度稀释体液中能检测到这种电磁波信号，据此提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新观点： 这些神经系统疾病都是由于肠道里的细菌跑到大脑里伤害了大脑引起的，可以用抗生素治疗， 也可以用某种频率的电磁波来消灭细菌DNA产生的电磁波。 蒙塔尼在国外到处推销这些革命性学说，不仅得不到任何资助，还成了笑柄。 在2008年他因为当年发现艾滋病毒与人分享诺贝尔奖之后，他在国外学术界的遭遇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中国却时来运转：上海交通大学聘请他担任全职教授，据说将投资三亿元成立 以他名字命名的生物医学研究所，专门研究这门分子顺势疗法。于是这位早该退休的78岁老人， 由于有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头衔，能让国内高校创下聘请诺奖获得者作全职教授的先例， 终于在中国焕发了青春，到中国领导医学革命来了。 中国人习惯把现代医学叫做西医，以表示和中国传统医学相对立。其实现代 医学是世界医学，西方国家自己也有多种形式的传统医学，有的至今作为另类医 学在民间流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顺势疗法。它是18世纪德国乡村医生哈尼曼发 明的。1796年，因为不满当时医学乱用药，改行当了翻译的哈尼曼在翻译一本英 文医学著作时，获悉金鸡纳能够治疗疟疾。他在自己身上试验药物的作用，服用 了大量的金鸡纳，出现不良反应。据他说，这些症状和疟疾相似，他因此灵机一 动，提出了一个理论：那些能使健康人出现某种病的症状的东西，是治疗这种病 的良药。他按这个理论发明了顺势疗法，以表示和一般的对抗疗法不一 样。 　　为了避免药物的毒性，哈尼曼用水对药物进行了稀释，而且提出了一个更惊 人的理论：把药物稀释得越多倍，药效就越强。哈尼曼提出，大多数药物都应该 稀释10的60次方倍。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往海洋里滴一滴水，也不过稀释了10 的26次方，也就是说，顺势疗法药物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通常比沧海一粟还要低 得多。有人可能觉得奇怪，配一种顺势疗法的药物，把全世界的水都用完也不够 啊，怎么配的呢？其实有点初中化学常识的人就能轻易做到：你不需要一次性地 稀释，只要采用连续稀释的办法，想要稀释多少倍、多少次方都可以。 　　以曾在国内销售的一种稀释10的23次方倍的护肝液为例：拿一颗护肝药 （什么药其实不重要，反正最后都是水），用水溶解，取出其中一毫升（算是原 液），滴到1升水中，混匀了，就稀释1000倍了。再从中取出1毫升，滴到1升水 中，混匀了，就稀释10的6次方倍了。如此连续稀释下去，总共花个十几分钟， 连续操作8次，最后一次只加100毫升水，就可以获得100毫升的护肝液，每 30毫升售价1000多元！如果你对所有的稀释液都不抛弃，全都配成护肝液， 理论上你用1毫升原液可以获得10的23次方毫升的 护肝液，不过那样的话全 中国的水都得被你用光。这其中的成本其实就是水，最初的1颗药的费用和劳动 成本是微不足道的。这还不是最惊人的。顺势疗法有一种药物，是把一小块鸭肝 或鸭心组织用水稀释了10的400次方倍制成的。这种药物在美国的年销售额 是2千万美元，而用一只鸭子就可以满足全部的原料要求了。 　　根据阿芙伽德罗定律，1摩尔的任何物质包含有大约10的24次方个分子，也 就是说，稀释到10的24次方倍以后，已不可能含有被稀释的成分的一个分子，全 都是水分子了。所以买顺势疗法药物，就是在高价买水，吃顺势疗法药 物，就是在喝高价水。但是国外仍然有很多人愿意花大钱去喝水。比如有 一位因为汉语讲得很溜、经常上中国电视节目的法国小伙子就相信顺势疗法，曾 经在某个节目中对我说吃顺势疗法药物效果不错。顺势疗法药物如果能 够有任何效果，也不神奇，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一、心理暗示作用，或者所 谓安慰剂效应，许多疾病通过心理暗示也能治愈；二、有些疾病，患者喝水 对恢复身体健康有好处。 　　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乱用药物会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靠喝水治 病反而有其合理之处。因此顺势疗法在19世纪曾风靡一时，但是进入20世纪后， 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就渐渐衰落。在20世纪20年代，最后一所顺势疗法学校在 美国关闭。目前美国正规的医学院都不开设顺序疗法的专业，正规的医院也不采 用这种疗法。顺势疗法在国际医学界被公认为伪科学、伪疗法，甚至被当成江湖 骗术。但是国外民间相信它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仅有像上述法国小伙子那样的没 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还有大学教授，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试图为顺势疗法 提供科学依据，声称在药物稀释过程中，改变了水的结构，虽然稀释到最后药物 成分没有了，但是水有了药物的记忆，所以有了药效。这种观点不仅与物理、 化学原理不符，逻辑上也说不通。用来稀释药物的水又不是凭空出现的，在其循 环、流淌、运输、纯化等等过程中接触过无数杂质，该留下多少物质的记忆 啊？凭什么只有稀释时接触的那种药物才能给水留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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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方舟子讲“诚”，妓女讲“贞”

chemicalbond 2010-12-24 23:29

【注： Mendel 是海外中文网络传说中的 白字先生 ，下面是他在 星湖沙龙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读到文章最后时，觉得值得转载。 “ 这是一个价值混乱的年代，这也是个价值混乱的国度 ” ，简直是画龙点睛，直接触及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弊病。 方舟子 抄袭的案例非常多，近日有人在开始做系统的研究，感兴趣的可以参考 【中国学术评价网】 中国青年报 长期发表方舟子剽窃的文章，对网民的揭发毫无作为，值得网民们继续鄙视下去。】 方舟子说『原本应该更有诚信的名人，偏偏却没有诚信』。 这话讲得很好。 方舟子作为拥有美国生物学博士并“投身和致力”于中国科学精神推广的『科普事业』上。 那么， 方舟子作为一个“名人”，就更应该带头从事“诚信”的言行 。 然而，事实 正相反。 方舟子在极力要求别人讲“诚信”的时候，自己却从事“剽窃和抄袭”的勾当。 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并在被大家揭露和声讨的时候，依然我行我素地从事“剽窃和抄袭”的『科普事业』。 方舟子被揭露出来的“剽窃和抄袭”案例，可谓令人“触目惊心”。 方舟子十几年来，几十次地把别人发表在网络或期刊上的文章，翻译成中文或稍加改动后，写上自己的大名，发表在中国的期刊报纸上，然后收集起来，出版成书，作者当然是『方舟子』。 这种赤裸裸的“剽窃和抄袭”行为， 偶尔为之，可以理解； 被人揭发后羞于为之，可以理解。 然而，方舟子在高举『中国的良心』，中国最著名的『科普作家』的大旗的时候，竟然『怡然自得』地继续从事“剽窃和抄袭”的科普事业，就很难让人理解了。 这实在太无耻了。 更无耻的是，就是这样多年“剽窃和抄袭”别人文章的人，竟然在报纸上大谈“诚信”，要求别人“讲诚信”。 这就好比妓女开坛讲解保持“贞操”是多么重要一样可笑。 方舟子说“不诚信者应该得到惩罚，付出代价”，说的也很好。 方舟子能做出“接客的时候讲贞操”这样的怪事，主要是因为方舟子多年来的“剽窃和抄袭”没有得到任何的“惩罚”，也没有为此“付出代价”。 相反，方舟子因此却得到更多的，更让人眩目的头衔。 CCAV盛赞方舟子的行为是“感动中国”； 【大概是指CCTV】 新华社记者 刘菊花 发表文章盛赞 方舟子是“圣人 ”； 【 刘菊花 即传说中的 方舟子妻 】 中国青年报 等媒体依然发表方舟子‘剽窃和抄袭”来的“科普”文章。 这是一个价值混乱的年代。 这也是个价值混乱的国度。 =================== ◇◇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 　　2010，不应忘掉的这些字：诚 　　2010-12-22北京晨报 　　方舟子： 　　诚 　　2010年对我来说是丰富多彩的一年，回想起来应该是独特的一年。遇到了很 多事情，好事也有，坏事也有。出了一本书，打了很多假，也被人打了。 　　首先是感受到了微博的力量，从对唐骏打假开始，后来一连串的打假都是从 微博上发现的，也是从微博上开始的，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在这个信息流动非常 畅通的时代，不仅仅是传播的快速，同样很多东西也都无法隐瞒。 　　倘若将我遇到的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它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诚信 有关，像假学历、假产品、假论文等。可以说，现在的社会正处在一个诚信缺失 的时代，很多原本应该更有诚信的名人，偏偏却没有诚信。而且诚信危机不仅仅 是名人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个别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临的问题。 产生这种危机的原因很多，有社会的、教育的、个人的…… 　　危机之下，同样应该有解决的渠道，那就是应该建立一个社会的诚信体制， 不仅仅是观念上的，还应该是制度上的，诚信者应该获得尊敬和承认，不诚信者 应该得到惩罚，付出代价，这样大家才会讲诚信。 (XYS20101223) ★★★★★★★★★★★★★★★★★★★★★★★★ 【不同的价值观点，唯一的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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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发现——技能交换

Mount 2010-10-16 19:14

网络新发现技能交换 晚饭后走到办公室的走廊里，看到报栏里的中国青年报，就随手翻看起来，这样也可以帮助一下消化。这些天忙着做实验，所以一直没怎么看这几天的报纸。翻到12号的一期时，看到这样一个标题：网上风行换本事 88.9%网友愿做技客。这个标题一下子吸引了我，换本事？怎么换？ 看了正文之后才发现，最近几年已经逐渐开始流行技能交换了，并且已有不少人从中受益，所以很好奇地回到办公室，在网上找到了一些技能交换网。这里就不给出具体链接了，免得被误认为做广告，如果你不是很懒的话，可以自己baidu一下。由于版权问题，所以就不全文转载了，不然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不过可以贴出中国青年报的报道链接：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0/12/content_3424531.htm 。 我是感觉这样的平台是很好的，这类平台的产生也是互联网带给人们的方便之一，当然在它诞生之初，没人会想到它还有着本事。 不过我认为现在这类平台还有不少问题，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效率太低，注册用户只用提供非常简单的信息，如果要像找到合适的技友是很难的一件事，在平时的生活中可以互帮互助的朋友已经不多，更何况这个看不着摸不到的互联网呢，当然肯定有一些收益的技友了，只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像找到合适的技友还是需要花费不少精力的。或许这类平台与其它一些网站（如开心网，腾讯等）合作会有更好的前景，因为这类网站包含的信息更多，更真实，不过提醒一下： 注意防骗 。 总体来说我是看好这样的技能交换平台的，也希望它们发展的更好，让更多的技友获益。毕竟这个年头专门请人教还是很花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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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立此存照：不必害怕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

fs007 2010-9-11 13:10

『 返回疫苗专辑主页面 』『 阅读我针对不懂装懂科普作者的嘲笑 』 方舟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阵子我的主要时间都用于和警方配合调查、应付媒体采访，没有心思关注其他新闻。直到今天网上网下认识不认识的全来问我麻疹疫苗该不该打，我的小孩也带回了一份“麻疹减毒活疫苗强化免疫知情同意书”要我签字，我才注意到卫生部决定于2010年9月在全国范围开展适龄儿童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而网上有谣言称这次所用的疫苗其实是“从美国进口的慢性毒药”，是美国“共济会”要灭绝中国人的阴谋。 虽然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及时辟谣，此次所用麻疹疫苗全部来自国产，已使用多年，质量是有保障的，但是仍然不能消除很多人的疑虑。北大医学部一位经常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的副教授更是以专家的身份吓唬大家不要注射疫苗。其他的人也提出了一些疑问：目前并无麻疹流行的疫情，为什么要统一注射疫苗？家中儿童此前已经注射过麻疹疫苗，还有必要再注射一次吗？ 这次麻疹疫苗强化免疫计划，不是因为有疫情，而是为了实现全国消除麻疹的目标。2006年，我国所在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确定了到2012年实现消除麻疹目标，将麻疹发病率降到0.1/10万以下，消除本土麻疹病毒传播。我国相应地制定了《2006～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但是这几年来我国麻疹报告发病率都接近10/10万，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消除麻疹目标尚有较大差距。 要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方法是接种疫苗。常规免疫接种已提供了两剂次含麻疹成分疫苗。但是还有一部分儿童未能获得常规免疫服务，少数儿童虽接种过麻疹疫苗却未能产生免疫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强化免疫运动就显得很有必要。 这是指在短时间内统一对易感人群注射疫苗，让足够多（至少95%）的人产生了抗体，才能形成免疫屏障，阻断病毒传播。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做法，并非中国卫生部的发明。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2000年至2008年期间，共有13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407次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有效地降低了当地和全球的麻疹发病率。例如，美洲各国早在1989～1995年期间进行了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和每4年进行1次后续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2002年11月以来，美洲未发现有本土麻疹病毒传播。 这也不是中国第一次进行强化免疫活动。自2004年以来，陆续有27个省开展了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针对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强化免疫活动，更是在全国、全省范围内经常进行，世界卫生组织还为此在1988年设立了世界强化免疫日（每年的12月15日）。只不过这些活动的动静不像这次那么大，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而已。 有人觉得奇怪，家中儿童已经接种过一次甚至两次麻疹疫苗，为什么还要求也一起再接种一次？这是因为麻疹疫苗接种后，仍有一小部分人免疫不成功。免疫不成功的人群虽然比例很小，但是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麻疹局部暴发。强化免疫为这些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免疫不成功的人群提供了一次补种的机会。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对已接种过麻疹疫苗的儿童进行检测，看是否产生了针对麻疹病毒的抗体，如果已产生了就不必再接种，没有产生再接种。但是实际上要一一检测每个个体体内是否有麻疹抗体，成本很高，组织很困难，是不可行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大家一起补一针，这样即使有一小部分人没接种成功，也会受到保护。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在进行强化免疫时不考虑是否已有免疫史。曾接种过麻疹疫苗的儿童可以再接种一剂或多剂麻疹疫苗而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中国这次强化免疫行动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和赞赏，却在一些公众中引起了不安和恐慌。这固然与此前的“疫苗质量事件”导致中国卫生部门公信力下降有关，也是某些人故意散布谣言混淆视听的结果。强化免疫活动必须要有足够多（95％以上）的易感人群接受了接种并产生了抗体才能成功，如果有太多的人因为听信谣言不参与，就会使整个计划失败。那么，对那些以专家的身份造谣惑众，破坏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人，是否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呢？ 卫生部有关这次活动的材料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家长有权利让自己的孩子得到预防麻疹的机会，同时也有义务为建立全人群免疫屏障、保护我国儿童不受麻疹疾病的侵扰作出贡献。”我的小孩虽然此前已接种过两次含麻疹疫苗的麻风腮疫苗，有99％的可能已对麻疹免疫，但是我还是要根据要求让其再接种一次。今天让我们的孩子多挨一针，是为了未来的孩子能够从此不挨针。 2010.9.7. （《新华每日电讯》2010.9.10） 『 返回疫苗专辑主页面 』『 阅读我针对不懂装懂科普作者的嘲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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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也可以这么不负责？

tianfei906 2010-7-19 19:52

今年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毕业生典礼上讲话，由于有媒体报道，特别是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可以说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并被赋予‘根叔’雅称。岂止2010年7月19日19：23分，在百度上搜索‘根叔’，共计149万多条相关网页信息，百度百科还出现了‘根叔’这个词条，可见其影响深远。 从‘根叔’出名后，一些地方小报也挖掘当地有类似‘根叔’毕业赠言风格的校长、院长等讲话，其中成都商报就有报道“ 成都一高校院长毕业演讲写首打油诗 比根叔还放肆 ”，该报道被袁岳看见，并写成博文“ 今日感慨：校长毕业致辞没水平 ，随后被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题目改为“ 大学校长毕业致辞没水平 ”。该文中的一个致命错误认为成都商报报道的那位院长是跟风‘根叔’，原文中一句话可以验证： 我在成都的某报上也看到登出了一堆大学校长们跟着根叔风格整的毕业致辞 。这应该不是我理解有误吧，请看 中国日报 转载中国青年报后，将名字改为“ 校长跟风学“根叔”真够寒碜的 ”。 袁岳在博客上写该文观点虽有错，但他是在个人博客上写，有所偏颇，在所难免。袁岳在没有仔细看成都商报的那篇报道，也没有去核实文中主人翁陈老师的相关文章而写成的博客，却被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上全文转载的，不知纸质媒体上有没有）不经核实全文转载，而后被中国日报、腾讯网等多家媒体转载，这相当于指名道姓说成都那位院长的讲话是在跟风‘根叔’。其实，成都那位院长本人早有耳闻，曾记得也听过他的报告，也见过2008、2009、2010年他在他们学院毕业生典礼上的讲话在一些同学、老师的QQ空间有所转载，在他本人的博客（博客地址： 井民blog ）上也有记载，他的上课、讲话的确风趣幽默，妙趣横生，应该也是独具一格吧。可怎么在中国青年报上就成了他是跟风‘根叔’呢？而刚看了他的博文，就是他所在的校领导都开玩笑的说：他是‘根叔’第二。该老师在新博文中写下这样的话“ 在此起个誓：包括袁姓写手在内，哪位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从中找出一丝“根叔”风，井民愿拿这副细皮嫩肉的手板心，滋滋地煎条鲫鱼给他享用。 ” 其实，促使我写这篇博文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成都的那位院长平反：他不是跟风‘根叔’，而是使我深刻反思的一个问题： 媒体的良知和职责 。中国的媒体，在一些人看来是为有钱有势的人说话，而中央大报，如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在很多问题上是被人们视为圣旨，是国家和党政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风向标，理应将新闻的真实性放在首位。而从以上的这个报道中，我们看出：中国青年报并没有落实新闻媒体应尽责任——核实新闻的真实性，而还大言不惭的在网站有免责声明：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和看法，与本网站立场无关，文责作者自负。 你的这个网站不是博客、不是论坛等公众灌水的地方，也不是娱乐八卦期刊和报纸，因此，不管你内部的写手写的、还是转载的文章，至少在事件或观点的真实性上要负责。不能见风使陀，捕风捉影，在没有核实情况下，就发表或转载文章。如果不对文章真实性负责，那有人声称在中国大陆某人获得了诺贝尔，或者中国国家足球队获得了世界杯冠军，是不是你也会豪不犹豫的全文转载？ 作为国家的权威报刊，新闻的真实性是首要的 。如果这些权威都不权威，而新闻只是传播个人带偏见思想的阵营，我们还去相信哪个？普通老百姓还会对党和国家信任吗？中央的报刊、杂志更应负责将新闻的真实性放在首位，认真核查后，再发表和公布。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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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坏大蓝蝶的劣质科普

fs007 2010-7-19 03:47

按 ：我在 2009 年 10 月，针对方舟子在 9 月底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种奇妙蝴蝶的重生》进行了质疑与嘲笑，当时网友还嘲笑我是为方舟子而生。我偶尔朝方舟子的科普出手，是证明一点，人无完人，科学，需要认真与谦卑。我从不苛责方舟子，因为针对其科普文章我最常采用的批判标准，是引用他的相关语录。人，是需要方舟子译错了的那种完整性（ Integrity ，人格自洽性）的，当方舟子攻击别人科普时，是需要想到自己的科普要经得起同样的检验的，当方舟子嘲笑别人英文水平差时，就当想到同样的标准将会应用到自己头上。本文由整理此前发表在其它博客上的文章整理而来，主要是去掉了尖酸的人身攻击语言。 摘要 ：本文针对方舟子发表在《中国青年报》 2009.9.30 上的《一种奇妙蝴蝶的重生》进行质疑与批评。该文科学错误累累，作者严重欠缺专业知识，写作随意，误导青年。作者不能译出专业名词；对大蓝蝶的描述欠缺精准；对大蓝蝶的生物学分类欠缺了解，张冠李戴；作者抄自有关资料的知识，如果不严格按照原文直译，就多见错误；作者对于有关生物的习性严重无知，犯常识性错误；作者对于科学与大蓝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巨大的盲点。总结而言，该文是显而易见的劣质科普，《中国青年报》常登载此种劣质科普，有关编辑应当提升科学素养，对于相关稿件，应当提请专家审评。 全文 ： 连岳给松鼠会的科普文集作序，说科普作者要谦卑，科普告诉了我们一个常 识：没有任何人知道所有种类的科学。对此方舟子甚为不满，他抗议说， 科普作者不一定都只写自己的专业，但是应该只写自己搞明白的内容。即使是自己的专业，没有搞明白的，也不应该写（我就经常见到国内一些生物学专业的人士乱 谈进化论）；不是自己的专业，搞明白了，也完全可以写。 方舟子搞明白了他自己的专业么？某种程度上，方舟子以达尔文在中国的转世灵童自居，咱们检验一下方舟子的生物学科普。 1 、小蚂蚁再次拌倒大作家 方舟子英语水平并非象他斥责别人英文差时暗示的那么高。他写过哨刺金合欢的寄居蚁的科普，但连几个蚂蚁的专业名词都译不出来。这次难倒方舟子的是什么蚂蚁呢？从方舟子的文章中，知道是一种红蚁（ Myrmica ），其学名叫 Myrmica sabuleti ，或者完整地叫 Myrmica sabuleti Meinert, 1861 ，是作者 Meinert 在 1861 年首先鉴定发现的。 Sabulet 是收集者的名字，后来就以他的名字作了此蚁的名字，应当音译为沙百利红蚁，或者按照习惯译为沙氏红蚁。沙氏红蚁是红棕色的。 事实上有关大蓝蝶与沙氏红蚁的关系，在中文网上也早就有人译出相关内容来了。遗憾的，没人把沙氏红蚁译出来，因此方舟子只好再一次用上了 一种 红蚁 这种代称。别人译不出，起码自觉地用英文名以避免误解，方舟子用此种方式来藏拙，让读者为 一种 与另一种 红蚁搞得晕头转向。大蓝蝶的主要寄生蚁种是沙氏红蚁，次要蚁种是粗结红蚁（ Myrmica scabrinodis ），方舟子再次翻译不出来，以 另一种 红蚁搪塞了事。 2 、大蓝蝶不大也不美丽？ 在蝴蝶中也有大个儿，最大的蝴蝶亚历山大皇后鸟翼蝶中的雌蝶展翅翼宽达到 32 厘米，大蓝蝶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大蓝蝶大小的蝴蝶比比皆是，比如最常见的粉蝶科的大白蝶（ Large White ），就跟大蓝蝶大小差不多，展翅翼宽 4.5-5.8 厘米，大蓝蝶稍小，翼宽 3.8-5.2 厘米，大白蝶也以 大 为名，想来大蓝蝶也是 大 的，托马斯在采记中说了一句大蓝蝶在蝴蝶并不算大，方舟子抄来，弄上一句俏皮话， 既不是很大，也不是很蓝 ，真是不知所云。 在灰蝶科中有一大堆蓝蝶的，把这些蓝蝶列出来，大蓝蝶之所以大就一目了然了： 蝶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翼宽 Common Blue_____________________29-36 mm Adonis blue_______________________30-40 mm Mazarine Blue_____________________32-38 mm Holly blu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6-34 mm Chalkhill blue______________________33-40 mm Silver-studded Blue________________26-32 mm Short-tailed Blue___________________20-30 mm Small blu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8-27 mm Langs Short-tailed Blue_____________26-34 mm 大蓝蝶雄性翼宽 38-48mm ，雌性 42-52mm ，显然，大蓝蝶是大的，在蓝蝶中算大的。 方舟子说大蓝蝶不美丽，这美丽与否就超出了科普的范畴，毕竟，要说某种蝴蝶美丽或者不美丽，并没有客观标准。情人眼里出西施，方舟子非得要说自家花园里的蝴蝶最美，其他人也无从辩驳。显然，发现并命名大蓝蝶的生物学家跟方舟子的趣味大相径庭的，大蓝蝶的学名叫 Maculinea Arion ， Arion 指谁呢？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乐神阿里翁，阿里翁赢得了音乐大奖，船工抢他的奖品，要扔他入海，他用歌声招来海豚相救。 除开生物学家喜欢大蓝蝶，方舟子也提到大蓝蝶在收集者中的热衷程度，很难想像，一种并不美丽仅仅是稀少的蝴蝶受到那么多人的追逐。与大蓝蝶同样稀少，甚至比大蓝蝶更稀少的蝴蝶，多着呢。托马斯本人在采访中这样描述： Despite its name, the Large Blue is a diminutive creature. With a wingspan of only 4cm, its the largest and rarest British blue butterfly. The upper surfaces of its wings are a beautiful blue, while the undersides have a silvery hue. But its most distinctive markings are the black spots and border visible when it opens its wings. Because of its fluttery flight, these merge into an inky blue when it takes to the wing, making it a lovely sight. 跟名字听起来不同，大蓝蝶是一种小动物。翼宽只有 4 厘米，它是英国蓝蝶中最大与最稀少的。它的翅膀的阳面是美丽的蓝色，阴面是银蓝色的。它的最突出的特征是那些张翅可见的黑斑与边缘，由于它的波动式飞翔，会在飞动时融合成一种墨蓝色，构成一幅美景。 3 、现代白马非马论 尽管在哲学上我们说白马非马论跟诡辩术联系在一起，在科学上，尤其是生物学上，白马跟马的关系是要严格界定的，最起码的，不能指着白马说马都是白的。如果是一个搞相关研究或者是昆虫学家，就知道一个常识，大蓝蝶一词有两个含义，针对英国人而言，往往不言而喻是 阿里翁大蓝蝶 ，是方舟子科普一文中的主体，而针对世界其它地区，大蓝蝶则指包含六个种属在内的灰蝶科中的一个亚科，它们分别是： 1. 霾灰蝶（ Maculinea Alcon ，俗名 Alcon Large Blue ， Alcon 可能指希腊传说中的神射手阿尔康） 2. 秀丽霾灰蝶（ Maculinea Rebeli ，俗名 Mountain Alcon Blue ） 3. 嘎霾灰蝶（ Maculinea Arion ，俗名 Large Blue ， Arion 指乐神阿里翁） 4. 大斑霾灰蝶（ Maculinea Arionides ，俗名 Greater Large Blue ） 5. 暗色霾灰蝶（ Maculinea Nausithous ，俗名 Dusky Large Blue ， Nausithous 是希腊传说人物，为奥德修斯之子，是一个英雄人物） 6. 特丽霾灰蝶（ Maculinea Teleius ，俗名 Scarce Large Blue ） 在中国有上述六种蝴蝶的两种，嘎霾灰蝶与大斑霾灰蝶，沙氏红蚁主要分布在欧洲，中国的嘎霾灰蝶靠什么完成生殖周期要等中国的生物学家去研究了。 这些大蓝蝶的生命周期都相似，因此，描述大蓝蝶生命周期的资料主要来源于针对各种大蓝蝶的研究，具体到某一个大蓝蝶，除非有明确的研究，知之为知之，不知则求概要，即描述上要服从共性，而不是张冠李戴，把一种大蓝蝶的行为栽到另一种大蓝蝶身上。 大家看看方舟子的描述： 大蓝蝶幼虫靠分泌蜜汁吸引红蚁。红蚁发现大蓝蝶幼虫后，会用触角拍打它，让它分泌蜜汁，然后把它带回地下蚁巢。在蚁巢里，其他红蚁和红蚁幼虫围上来，分享大蓝蝶幼虫的蜜汁。等到蜜汁被吃完，大蓝蝶幼虫失去了利用价值，就有生命危险，所以它还必须能够保护自己，像红蚁幼虫那样蠕动，散发出红蚁的气味和声音，让红蚁误以为大蓝蝶幼虫是它们当中的一员，允许它继续在蚁巢中住下去。 看看托马斯本人在采访中的描述： the larvaefall to the ground. What follows is the strangest part. Red ants carry the larvae into their nests, where they live for the next 10 months feeding on ant grubs, until they pupate and emerge as adults. 幼虫掉在地上，接着就是最奇怪的地方，红蚁把其幼虫扛进巢穴中，在那里它们要呆 10 个月，靠蚁幼虫为生，直到它们化蛹，成为成虫。 其它的描述：比如科学日报（ Science Daily) 及美国科学院通报： After hatching, the caterpillars stay very small andmany eventually fall to the ground. They secrete chemicalsthat attract red ants and fool them into thinking the caterpillarsare ant grubs. The ants then carry the tiny caterpillars intotheir underground nests. 孵化后，毛虫一直很小，许多最终掉在地上，它们释放出吸引红蚁的化学物质，使其以为它们是蚁幼虫。然后红蚁就把这些小毛虫带到其地下巢穴中。 Animals.about.com 《拯救大蓝蝶》： The caterpillar secretes chemicals that mimic those of ant larvae, so when a worker ant (either Myrmica sabuleti or Myrmica scabrinodis) comes across the caterpillar, it takes it back to its underground nest where the ant colony cares for the caterpillar as one of its own. 毛虫释放模仿蚁幼虫的化学物质，因此当一只路过的工蚁（要么沙氏红蚁，要么粗结红蚁）遇到毛虫时，它就将之带回地下巢穴中，蚁群就把毛虫当作自己的幼虫一样抚养。 Scienceblog.com Ed Yong ： The caterpillar so strongly mimics the smells and sounds of the ant Myrmica sabuleti that it is carried to the colony and cared for as if it were an actual ant. 毛虫模仿沙氏红蚁与味道与声音是如此成功，它被扛回蚁群中当作一只幼蚁抚养。 方舟子的描述实际上是差不多综合了所有大蓝蝶的相关特征，而蝶幼虫模仿蚁后声音的研究出自山地阿尔康大蓝蝶，即秀丽霾灰蝶。实际上大蓝蝶伪装技巧最成功的就是阿尔康大蓝蝶与山地阿尔康大蓝蝶，由于它们刻意模仿后蚁及其幼虫，它们在收养（ Adoption ）阶段都出奇地顺利，一旦为红蚁发现，数分钟后就搞定，而进入蚁穴之后也享受王室待遇 工蚁会主动饲喂它们，它们的待遇甚至还超过王室，在食物紧张时，工蚁甚至会杀死其它后蚁幼虫来喂养它们！ 相反， 阿里翁大蓝蝶（方舟子描述的对象）等属于另一个层次的大蓝蝶 ，它们的伪装技巧相应低劣很多，在收养过程中，费时数小时，在大蓝蝶幼虫在伪装蚁幼虫（做一种类似于蚁幼虫的动作）表现时，不到三分之二的时间会在第一次就被工蚁当作幼虫扛回家，但超过三分之一的要做重复表演，有多达 6% 的要表演多达四次才被收养。阿里翁大蓝蝶，即方舟子所描述的大蓝蝶进入蚁穴后以蚁幼虫为食，工蚁只是把它们当作幼虫之一而已，没有王室待遇。 在蚁穴中的遭遇并不象方舟子说的那么紧张，由于它伪装成功，在化蛹之前并无危险，当然，也不会莫名其妙地 四处走动 。方舟子描述的蚁穴聚餐行为不知源于何处，文献没有提及，恐怕是方舟子 生物医学专家 的主观臆想吧。化蛹之后，大蓝蝶就有危险了，必须尽快脱离蚁穴展翅飞翔，在阿尔康大蓝蝶，未展翅的大蓝蝶身上有一层松松的头发样的鳞层保护。 尽管阿尔康大蓝蝶等的伪装更为成功，享受到更高级的待遇，但它们比阿尔翁大蓝蝶更罕见稀少，某种程度体现了寄生关系的一种微妙动态关系 过犹不及也，这个道理在人的传播性疾病上也是一样，恶劣的疾病将宿主都消灭了，反而不易传播开，慢性疾病比如肝炎，就可以扩散到很大的规模。 4 、抄书不认真 方舟子的背景内容全部及主要内容的部分抄自英国非政府慈善机构国民基金会（ National Trust ）在 2004 年的有关报告。但他为了掩盖抄书痕迹，抄得丢三拉四，极不认真负责。现将其有意无意的遗漏错失一一指正出来： 1) 方文：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采集蝴蝶是一项非常流行的爱好 原文： The Large Blue was avidly hunted by butterfly collectors, especially during th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ras when butterfly collecting was a popular pastime. 大蓝蝶是蝴蝶标本收集者的挚爱，尤其是在维多利来女王与爱德华国王时代，当采集蝴蝶标本是一种流行的爱好时。 点评：遗漏，不严谨。 2 ） 方文： 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大蓝蝶被采集制作成了标本。至今还有大约 3000 个大蓝蝶标本收藏在英国的博物馆里。 原文： Some3,000 British specimens of the Large Blue exist in museum collections today, and many more will have been lost or destroyed. 在博物馆中英国大蓝蝶的标本现存大约 3000 ，还有远超其量的标本被遗失或者损毁。 点评：遗漏，不严谨。 3 ） 方文： 进入汽车时代以后，到大蓝蝶栖息地采集更加方便了，有的地方的大蓝蝶已经绝迹，保护变得更为迫切。 原文： Before cars came into general use, an expedition in pursuit of arion was a major exercise in planning and logistics. 在普遍使用汽车以前，一次捕捉大蓝蝶的行动是需要周密的计划与后勤保障。 点评：二者说的不一样，在 20-30 年代，还谈不上普遍使用汽车，方文中的 汽车时代 不知具体指什么。方文有把汽车的使用跟大蓝蝶联在一起的意思，而原文明显没有。原文目的在于说明采集标本对大蓝蝶绝迹不是大的原因，原文中还有更具体的描述采集标本是如何之难。 4 ） 方文： 在 19 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有人呼吁对它进行保护。 早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英国著名博物学家佛罗霍克在研究了大蓝蝶 20 年之后，已发现了它与蚂蚁存在着奇妙的关系。 原文： Concern was expressed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Large Blue as early as the 1880s. Conservation effort for the species effectively began in 1895, when the great lepidopterist F.W. Frohawk embarked on what proved to be a twenty year pilgrimage to uncover the mysteries of the Large Blues life cycle. 早在 1880 年代里，就有人表示对大蓝蝶命运的关切。在 1895 年，当著名的鳞翅目昆虫学家 F.W. 佛罗霍克开始了为期二十年研究调查大蓝蝶的神秘生命周期时，种族保护行动就实际开始了。 点评：方舟子的算术让人不得不笑： 1895+20 ＝ 1915 ，哪里来的 上个世纪 20 年代 ？在托马斯采访录中，托马斯明确提到了： We had known since 1914 that the Large Blue spent part of its life in red ant nests. （我们从 1914 年就知道了大蓝蝶要在红蚁穴中度过其生命中的一部分时间。） 5 ） 方文： 这些百里香必须是生长在红蚁巢的边上，而且含苞待放。她把卵产在百里香的花蕾里。 原文： The female Large Blue lays her eggs in the buds of thyme (Thymus, particularly T. polytrichus) that are in the tight bud stage. 雌性大蓝蝶把卵产在处于含苞早期的百里香（尤其是多毛百里香）的花蕾上。 点评：随便找一篇英文资料，绝不会有大蓝蝶把卵产在花蕾里的错误。大蓝蝶如何把卵产进紧包着的花蕾中？稍有语言逻辑感，就会觉得很搞笑。事实上是大蓝蝶把卵产在花蕾上，幼虫咬破花蕾进入其中，它掉出来时，也是咬破花蕾钻孔出来的。 5 、缺乏科学能力的想像与曲解 方舟子的科普的典型特点是，一：只要严格地按原作者的意思抄，就少有出错，但抄袭的事实就难以避免； 二：只要方舟子开始动脑筋，要润色，要提供掩护，要提供承接，总而言之，只要是加入自己的东西，就错误连连。顺便举一个例子，方舟子宣称， 如果草的高度太高，把阳光遮住了，蚁巢的温度太低，红蚁幼虫会冻死。 方舟子缺乏基本常识，蚁穴建于地下，地下温度远比地面温度要衡定，尽管科学家没有解释为什么粗结红蚁会取代沙氏红蚁，可以想像，粗结红蚁幼虫比沙氏红蚁幼虫耐冻多半不是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温度本身就有极大的变化，许多时候温度会很低，如果幼虫会被冻死，沙氏红蚁早就被粗结红蚁取代了。 另外再举一例，方舟子说， 随着草皮越长越高，大蓝蝶依赖的那种红蚁迅速消失，被另一种较耐寒冷的红蚁取而代之，这种红蚁也喜欢吃大蓝蝶幼虫的蜜汁，但能识破伪装，将它杀死。 方舟子很看重大蓝蝶幼虫分泌的蜜汁，以为红蚁喜欢蜜汁，所以把幼虫扛回去当饮料机了，如果一种红蚁不适于一种大蓝蝶寄生，唯一的原因就是识破了伪装，干掉了羊群中的恶狼。事实上并不一定如此。大蓝蝶的寄生关系的特异性是托马斯在 1989 年发表相关文章后为学界所承认的，此前，大家都觉得大蓝蝶会在多数红蚁上寄生，因为野外观察，很容易发现如果大蓝蝶幼虫为一种红蚁发现，基本上都会被收养，这是一种共性。收养后是否成功化蛹成蝶，就有种族特异性了。 阿里翁大蓝蝶在英国喜欢沙氏红蚁，其实粗结红蚁也是次要宿主，大蓝蝶也能从其穴中生存最终化蛹成蝶，只是存活率低得多而已，还不致于轻易被识破伪装被杀死。被当成王储的阿尔康大蓝蝶尚且存活不易，一种红蚁不能支持一种大蓝蝶未必需要刀兵相加。在波兰支撑阿里翁大蓝蝶不是沙氏红蚁，而是弯角红蚁 (Myrmica Lobico r nis) ，而在中国的大蓝蝶，恐怕可能也是靠欺付弯角红蚁为生，是以，这种寄生关系的特异性还有地域性的。 方舟子善于扛科学大棒攻击别人，他抄了一通大蓝蝶，当然会又一次感叹科学的作用了： 英国大蓝蝶因人类的盲动而灭绝，因科学的进展而重生。生态学的研究让人类有了逆转环境恶化的能力，但是如果环保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想当然地采取行动，结果反而会更为糟糕。 这种点评的确缺乏科学史观与史识。专门研究一种大蓝蝶的昆虫学家并不多，仅有的几个恐怕都在为保存大蓝蝶而努力，在托马斯研究结果出来之前，大蓝蝶的保护，都是以 科学 的名义进行的！换句话说，因科学而死，因科学而生。 科学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否定谬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大蓝蝶的重生展现了科学的魅力不假，也展现了科学的局限性，更以事实说明了当我们盲目相信科学权威时，他们的行为、知识、与理论或许就建立在一层薄冰之上， 科学 的大义之名，远不如实实在在的科学与科学精神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来得更为重要。 寻求科学知识，需要科学精神与谦卑的态度，在方舟子的 这类快餐式科普 里，你得到的是一种自大而不相称的 科学 情怀，而真正的科学，则渐行渐远。学科学，请远离方舟子以及缺乏科学水准的《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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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质科普在中国语文教学中蔓延，谁之错？

fs007 2010-7-17 08:35

按 ：方舟子于 2009 年 7 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金合欢的关系网》一文，随后，我就在网络从多方面论证该文属于劣质科普，然而，仍然阻挡不住这样的垃圾科普走入中学语文教学之中，从《最耐渴的动物》到《金合欢的关系网》，科学错误层出不穷，语言也并非没有文法错误，但中国的语文老师却独好此等劣质文章，中国的语文教学怎么了？ 摘要 ：《金合欢的关系网》错误重重，作者缺乏译出专业名词的能力，针对有关生物与现象描述严重与科学事实不合，事实上，该文与中国最早（ 2009 年 1 月）编译相关资料的一位外文教师 Juliette 的相关文章有出奇的相似： Juliette 出错的地方，该文几乎全盘复制。从错误的严重程度与类型来看，作者可以肯定并未查阅相关专业文献，根本不了解相关专业内容。《中国青年报》频发劣质科普，应当改名叫《中国毒害青年报》。这样的文章，又走入了《中学生语文学习报》，成为中学生范文，令人慨叹。 全文 ： 引言： 科普作者不一定都只写自己的专业，但是应该只写自己搞明白的内容。即使是自己的专业，没有搞明白的，也不应该写（我就经常见到国内一些生物学专业的人士乱 谈进化论）方舟子 科学性是一部科普作品的灵魂。丧失科学性，科普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立脚点。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陈芳烈 一、小蚂蚁难倒大作家 写作科普，一个区别内行与外行的经典标志是专业名词，如果你不能准确翻译专业名词，说明你对相关话题所知甚少，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你不宜动笔。如果你是报刊杂志编辑，对这样的稿件，需要索要专家意见，或者要求作者译出专业名词，或者不必浪费时间、直接拒绝稿件，免得自己也跟着闹笑话。 在这篇科普之中，涉及所有蚂蚁，方舟子没能把任何一种蚂蚁的专业名词译出来，而是用往往差之甚远的形态特征在描述它们。方舟子把哨刺金合欢（下称金合欢）上寄居的四种蚂蚁翻译成褐色举腹蚁、偏黑的黑色举腹蚁、黑头红腹举腹蚁、以及一种细长蚁。作为编辑，一看这样的文章，就应当产生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外行在努力编译他自己不懂的东西。早在方舟子之前， Juliette 作为非专业人员，她在其文章中就老老实实地使用英文原词，而方舟子需要藏拙，故而有这样的不合科普写作规范的行为。 哨刺金合欢上面寄居的蚂蚁，有三种属于 Crematogaster 。 Crematogaster 由两个字根组成， Cremato ，意为焚烧、火葬， gaster ，指的是其腹部，也就是它尾部的大囊凸，合在一起，可以译为焦腹蚁。焦腹蚁的典型特点是腹部呈心形，其色多深趋黑或者红，可以进行心红如火的想像，因此，把它译为心形腹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焦腹蚁在英文中也叫 Acrobat Ants ，准确地译法叫 杂技蚁 ，因为当它受到惊动后会把腹部翻起，翘在头上跑动，很象人耍杂技，因此叫杂技蚁。不知道是谁在中文中把它译为 举腹蚁 ，或者 举尾蚁 ，其实不太好，不如 翻尾蚁 或者 翘尾蚁 更适当，因为英文中也的确常有人称它为 Cocktail ants ，直译是 翘尾蚁 ，中文习惯，举者用手，翘者用脚 。 译得不好的举腹蚁已约定俗成，不算错，本文此后也采用举腹蚁一说。 Juliette 把 Crematogaster （其后用 C. 代，合英文习惯） mimosae 译成含羞草举腹蚁，就欠妥了。方舟子没有采用这个说法，但他却不懂该如何翻译，于是乎用颜色代之，称为褐色举腹蚁， 此前， Juliette 文章中称此种蚁为褐色小蚂蚁。【错误 1 】此说法却是大谬不然， Mimosa pudica 是含羞草，据说怕羞，人碰一下，就会回缩。在含羞草的构词组成中， Pudica 是含羞的意思。 Mimosa 是一种鸡尾酒，由香槟与橙汁混合而成，在含羞草构词中，应该是形容其颜色的。褐色举腹蚁应该译为混色或者多色举腹蚁。英文中还把混色举腹蚁称为 Red-and-black cocktail ant ，即红黑翘尾蚁，由此，大家也就一目了然，混合的是什么颜色了。混色举腹蚁的颜色是红黑相间的，而非什么褐色举腹蚁。 C. sjostedti 即方舟子最初所谓的偏黑，后面直接称为黑色举腹蚁，【错误 2 】它的颜色其实也不单一，棕色，在腹部偏黑。它的命名不是根据颜色来的，而是根据人名来的，谢尔斯德（ Yngve Sjstedt ， 1866-1948 ）是著名的瑞典动物学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动物多着呢。对于这种名词，必须直译为谢尔斯德举腹蚁。文献中也有称之为 Black cocktail ant （黑色翘尾蚁）的。 剩下一种举腹蚁是 C. nigriceps ，也是一种混合颜色的举腹蚁，它的头近黑，腹偏红，文献中有称之为 Black-and-yellow cocktail ant ，可译为黑黄混色翘尾蚁，可见其实要从颜色上判断，大家并不统一。 nigriceps 也是生物分类学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其构成为两部分， nigri 是黑色的意思， ceps 是头的意思。把 nigri 还可以组成其它词，比如 nigripes ， pes 代表足， Amphiprion nigripes 就是黑鳍（足）小丑鱼。而 ceps 跟其它词根组词也很常见比如人体的 Biceps ，二头肌， Triceps 三头肌， Tetraceps 四头肌，跟其它颜色如 purpureiceps ，紫头， Lamprotornis purpureiceps 是紫头椋鸟，如果 albiceps 白头， Chrysomya albiceps 白头裸金蝇或者 vanellus albiceps 白头麦鸡。 一般而言，某种颜色的头，则意味着头与身子颜色的不一致，比如 Boiga nigriceps 是一种黑头身子绿的蛇， Lipophrys nigriceps 是一种黑头身子红的鱼， Camponotus nigriceps 也是一种蚂蚁，黑头黑腹中间是黄色的。长话短说，【错误 3 】黑头红腹举腹蚁要翻译成黑头举腹蚁，大家自然知道强调黑头，身子颜色就不一样。 最后一种寄居蚁叫 Tetraponera penzigi ，是一种细长蚁，当然，我们不能把它叫住一种细长蚁，细长蚁的种类成千上百，哪知道你说的是谁呀？先说细长蚁，其词根为两个， Tetra 是四个的意思， ponera 是毒、罪的意思，四毒是什么意思呢？中国有个俗语叫五毒俱全， Tetraponera 中的一些蚂蚁可以分泌多达 8 种毒素，叫 Tetraponerine ，细长蚁毒素，如果中国没有细长蚁，最早的人应该翻译成四叠毒蚁。 Penzigi 指什么呢？这种细长蚁是由奥地利昆虫学家 Gustav Mayr （ 1830-1908 ）鉴定发现的，所以不少时候在其名称后加 Mayr 一字（ T. Penzigi Mayr) ，而 Penzigi 则是 Mayr 根据采集标本的人（ Penzig ）而命名的。所以，【错误 4 】正式翻译要称这种细长蚁为彭日格细长蚁。彭日格细长蚁没有细长蚁毒素。 二、寄居蚁之华山论剑 方舟子在其《金合欢的关系网》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各种寄居蚁的战斗力情况的： 一棵金合欢树上只能生活着一种蚂蚁。如果有两种蚂蚁撞到了一起，它们就会展开你死我活的决斗，直到有一方独霸金合欢树。在战争中，褐色举腹蚁往往占优势，大约 50 ％的哨刺金合欢树都被这种举腹蚁占据。黑头红腹举腹蚁则在战斗中经常落败，它们采取了一种自我保护策略，把金合欢的侧芽咬掉，让金合欢长不出侧枝，不会和旁边的金合欢树碰在一起，也就不会把其他树上的蚂蚁给引过来。细长蚁也经常在战斗中被打败，它们干脆采取焦土政策，把金合欢树上的蜜腺都给破坏掉，让举腹蚁觉得这棵金合欢树没有价值，不来占领。 空心刺数量减少，褐色举腹蚁失去了托儿所，数量减少了近一半，遇到入侵的其他蚂蚁时，一方面兵力少多了，另一方面也没了保卫家园的动力，无心恋战，因此在战争中经常被打败。 按方舟子的说法，不难对四种蚂蚁的武力排行如下： 第一名：混色举腹蚁（ 褐色举腹蚁 ），理由：称霸，后来混色举腹蚁丢失领土是因为一者兵力少，二者不想打。 第二名：谢尔斯德举腹蚁（ 黑色举腹蚁 ），理由：潜在称霸能力 第三名：黑头举腹蚁（ 黑头红腹举腹蚁 ），理由：还可以欺负彭日格细长蚁 第四名：彭日格细长蚁（ 一种细长蚁 ），理由：受欺压对象，只好使用焦土政策 方舟子所选择的话题涉及一系列的研究，根据普通媒体中的相关报道进行猜想往往离科学差得太远。科学家闲得无事，也跟哲学家一样爱看蚂蚁打架，发掘科学道理。为了给这些华山英雄们排定坐次，科学家在金合欢树上进行华山论剑，多达四次。 华山英雄榜第一期由 江湖百事通 加州大学 Young 教授带领两个助手搞定，公布于 1997 年（ Oecologia (1997) 109:98107 ），第一期因为排布的是江湖形势图，故而又叫 山头榜 ，根据该榜，寄居蚁占位形势如下： 华山之王：谢尔斯德举腹蚁。理由：树大好乘凉，枝多好就粮。在高于 5 米的金合欢树中，王蚁要占 60% ，此外，在 2-4 米的树中，王蚁也要占 30% 左右。 华山之候：混色举腹蚁。理由：树中无谢蚁，我就称霸王。在高于 5 米的树中，候蚁要占 30% ，在 2-4 米的树中，候蚁占绝对优势，超过一半。 华山之英：彭日格细长蚁。理由：此树由我栽，也就由我开。在山高王候远的地方，彭日格细长蚁占优势地位。在 0.5-1 米的树中，彭日格细长蚁差不多可以占到 40% 。 华山老幺：黑头举腹蚁。理由：搞不过人家，处处占劣势。 江湖百事通 虽然排定了山头榜，但他对华山之英的风骨极为不屑，在英雄榜上注明说，华山之英腿太软，见了王蚁候蚁就俯伏下拜，怯于战斗。另外， 百事通 还在王蚁篇加注，说，在江湖中还有两位隐士，一位是 Camponotus braunsi （布朗斯木工蚁）身材相对高大，能与王蚁相安无事，这位隐士的习惯是有动静时，拿屁股堵住入口通道；另一位是 Camponotus rufoglaucus （红彩木工蚁， rufous - 红棕色， Glauca- 青白、白绿），身材更加高大，是华山四蚁的两倍多，不屑于江湖争执。隐士们对王蚁以下的三蚁都不屑一顾。 1999 年，在 百事通 Young 与 江湖 百晓生 佛州大学 Palmer 教授的支持下， 江湖新秀 Stanton 进行了第二次华论剑， 公布华山实战榜（ Nature 401:578-581 ）。与体育竞赛不同，参与实战榜的华山四蚁要进行循环赛，还要针对每一个对手决战起码 8 场以上，多者达到 12 场，如果竞技体育达到这么严格的，那结果只能是实力的对比了。参赛结果如下： 行胜列负 谢尔斯德举腹蚁 混色举腹蚁 黑头举腹蚁 彭日格细长蚁 总胜场数 净胜场数 谢尔斯德举腹蚁 - 11 8 2 21 19 混色举腹蚁 0 - 7 2 9 -6 黑头举腹蚁 0 3 - 1 4 -11 彭日格细长蚁 2 1 0 - 3 -2 总负场数 2 15 15 5 - - 经实战确定的华山实战榜如下（按净胜场数）： 华山第一剑：谢尔斯德举腹蚁，有超强的进攻与防御能力 华山铁盔：彭日格细长蚁，长得又黑又瘦，但其近乎完美的防御能力让 江湖新秀 为它加注，说它能防御几乎所有三蚁的进攻。 华山捣蛋鬼：混色举腹蚁，气势汹汹，爱打架，但实力不强。 华山受气包：黑头举腹蚁，经常受华山第一剑与华山捣蛋鬼的迫害，缺乏护家能力。 江湖新秀 为它加注说，要守住，必断路，华山受气包经常咬掉金合欢的侧芽，实在是为了江湖和谐而不得不采取的正义措施，有选择性地咬掉侧芽，就不会让侧枝长得太长，达到临近它蚁的树上，引来恶霸，减少摩擦了。 百晓生 对评为华山铁盔的彭日格细长蚁在面对谢尔斯德举腹蚁与混色举腹蚁时的奴颜媚骨无法释怀，很快就推出了第三次华山论剑（ Oecologia (2000) 123:425435 ），旧事重提，沿用第一次华山论剑的方法，要把彭日格细长蚁从银牌亚军位置上拉了下来。 第三次论剑是自然角逐，即在没有外来干涉条件下，谁抢得了地盘，其结果如下（在 1998 年 1 月占有，但在 1998 年 7 月另外的蚂蚁占有为失去或者放弃地盘）： 小树（ 1 米，总得树与净得数不算从未占领中取得数或者放弃数，下同） 行胜列失 谢尔斯德举腹蚁 混色举腹蚁 黑头举腹蚁 彭日格细长蚁 未占领 总得树 净得树 谢尔斯德举腹蚁 - 18 5 10 3 43 33 混色举腹蚁 4 - 3 5 3 12 -20 黑头举腹蚁 2 11 - 2 7 22 14 彭日格细长蚁 4 3 1 - 1 8 -9 未占领 29 43 12 22 - 106 92 总失树 10 32 8 17 14 - - 大树（ 1 米） 行胜列失 谢尔斯德举腹蚁 混色举腹蚁 黑头举腹蚁 彭日格细长蚁 未占领 总得树 净得树 谢尔斯德举腹蚁 - 15 7 8 0 30 19 混色举腹蚁 6 - 8 2 0 16 -21 黑头举腹蚁 0 5 - 3 0 8 -7 彭日格细长蚁 5 7 0 - 0 12 -1 未占领 1 1 0 2 - 4 4 总失树 11 37 15 13 0 - - 大树显然比小树重要，所以排名次主要看大树。不过， 百晓生 注意到，各个选手都主动放弃很多的树，在小数的时候，共净放弃 92 株数，超过总数的 11% ，为什么要放弃呢？选手们放弃的树是不长的树，争夺的是长得快的树。按照这个逻辑，尽管混色举腹蚁失树始终最多，但它可能是以不好的树，换取更好的树，它善于积极进攻，在占领大树的争斗中，获利权次于谢尔斯德举腹蚁，故而 百晓生 将它排上了亚军位置。第三次华山论剑，排位如下： 谢尔斯德举腹蚁仍然为华山第一剑 混色举腹蚁成为华山第二剑 黑头举腹蚁成为华山铜牌季军 彭日格细长蚁由铁盔换成铁牌，敬陪末座 从表中资料上看，无疑彭日格细长蚁要排第三位，为什么 百晓生 要如此排位呢？其关键就在于 百晓生 从不公布的资料中断定彭日格细长蚁抢得的地盘不够优秀，尽管他认为是客观，但常让江湖觉得有些主观。不过， 百晓生 在江湖中还是很有些地位，大家只好默认。 百晓生 大概知道大家对他排的第三榜有些不服气，于是他在 2004 年再次发布综合蚁力榜（ Animal Behaviour 2004, 68, 9931004 ），采取了综合评估的办法，不再依靠单一的指标，而是要进行多项全能的对比，修改规定，加入重量级的概念，加强了甄别胜利的真实性。 在这一次竞技中， 百晓生 对各选手的单挑实力进行了对比，他发现，在以前的竞技中，一颗树上的寄居蚁发生战争，很快就派蚁到临近同类的树上招唤援兵，结果实际上是更大范围的两个族群之间的拼斗，他派人拦截了交战两方的信使，控制两颗树上寄居蚁的数量后让其单挑。 在三种举腹蚁对抗赛中，无一例外当一种举腹蚁数量低于对方时，其结果就是金合欢树在两天内就会易手，而在 10 天以后，去掉阻断信使与援军的通道的障碍，则被攻占的失地又会迅速被重新占回来。彭日格细长蚁在预赛中表现一如既往地怯弱惧战，被 百晓生 毫不客气地排在末尾。 从交战战场上发生的死亡率上看，谢尔斯德举腹蚁对混色举腹蚁是 1.1 ，对黑头举腹蚁则是 0.9 ，而混色举腹蚁对上黑头举腹蚁则是死亡率一样。这个结果就把谢尔斯德单兵作战能力远远排到其他蚁种之上了，因为它的体重只有 7.2 毫克，而混色举腹蚁是 16.6 ，黑头举腹蚁是 14.9 ，相当于一个轻量级选手跟两个重量级选手拼了一个不相上下。 由于各种群单兵作战能力几乎一样，那么综合实力排行就靠族群大小了，在这个基础上， 百晓生 以明确无误的方式排定了第四次华山论剑的结果： 常胜王蚁是当之无愧的谢尔斯德举腹蚁，华山第一剑，足以对抗其他三蚁的联合力量，在蚁群战争中应当有 2/3 的几率获胜。 混色举腹蚁是华山一把刀，排第二名，在蚁群战争中有接近 1/3 的几率获胜。 黑头举腹蚁是华山勇士，排第三名，在蚁群战争中有 1/7 的几率获胜。 彭日格细长蚁敬陪末座，正式成为华山老幺，在它的所有征战中，只有 1/10 的几率获胜。 彭日格细长蚁有把王蚁拉下马的本事，说明其作战能力还是有的，但奴才味太重，在常胜王蚁与华山一把刀面前不敢抬头，行事又过分龌龊，把金合欢叶根的密腺破坏了，以此避战，算作华山老幺应该说名致实归。彭日格细长蚁倒是跟不少人很相似。 四次华山论剑，综合实力，单兵战力，作战机制，争战结果都有细致的审校，于哨刺金合欢上寄居蚁在争战中表现已悉数知晓，欲入江湖者，不可不察，不可不读 江湖百事通 、 江湖新秀 、以及 百晓生 等江湖名嘴的《华山英雄谱》，以免落入一提笔抄，就有人知晓的境界。【错误 5 】方舟子针对四蚁的生态，错得离谱。 三、跟着外文老师犯同样的错误 方舟子说： 金合欢之所以遍布锐刺，是为了防止食草动物吃它们。不过这可难不倒长颈鹿等大型食草动物。长颈鹿的舌头能够小心翼翼地躲开刺，去吃金合欢树上的嫩叶。哨刺金合欢还有第二条防线。在哨刺里头，住着一种褐色的小蚂蚁，它们的腹部能往上举，所以叫举腹蚁。长颈鹿吃树叶时扯动了树枝，让举腹蚁觉察到了，它们便蜂拥而去，拼命地叮咬长颈鹿的舌头，迫使长颈鹿离开。 【错误 6 】哨刺金合欢有两大自然武器，一是长刺，二是单宁酸，前者是物理武器，后者是化学武器，事实上，哨刺金合欢木质坚硬，也是抵抗能力之一，蚂蚁至多算其第三道防线。这种细微的差错，尚有狡辩的余地，但我们看看国外一个写得比较好的相关科普中是如何描述的： Acacias are under constant attack from hungry animals, from tiny caterpillars to towering giraffes. In response, many species like the whistling-thorn tree (Acacia drepanolobium) recruit colonies of ants as bodyguards. Any hungry herbivores eager to chomp on the acacias leaves quickly get a mouthful of biting, stinging ants. (2008.1.10 Loss of big mammals breaks alliance between ants and trees by Ed Yong) 如何你读外文中相关报道几乎找不到象方舟子那么声称金合欢寄居蚁可以迫使长颈鹿离开的，为什么呀？【错误 7 】因为它们没那本事！ Madden 跟 Young 早在 1992 年就在杂志上发文（ Oecologia (1992) 91:235-238 ），描述寄居蚁跟长颈鹿之间的互动关系。寄居蚁能影响到学吃树叶的婴儿长颈鹿，连年青的长颈鹿都对它们不在乎，更有甚者，研究者发现枝繁叶茂的就多蚁，长颈鹿更爱光顾！ 那么方舟子的想当然可能来自何处呢？请看 Juliette 的相关描述： 而当大象或长颈鹿来啃食树叶时，小蚂蚁又会猛蛰它们，令其灼痛难耐。竟敢觊觎我家的叶子，休想！ 方舟子未必承认他抄袭了 Juliette ，不过，他把最早在中文世界中翻译相关作品的 Juliette 一文的错误几乎都重复了一遍！咱们再来看 Juliette 的一段话： 在肯尼亚，金合欢树受到精心保护，远离了长颈鹿等食草动物的啃食。谁知它们反倒出人意料地枯萎，甚至死亡。这个奇怪现象吸引了一位生物学家深入稀树大草原腹地，展开一番调查。 方舟子把别人文章前面的部分捡来，插在文中： 他们以为在人为的保护下，金合欢树会更加茁壮成长。十年后，他们却惊讶地发现这些受保护的金合欢树日渐枯萎、死亡，而没受保护、任由长颈鹿啃吃的金合欢树却依然长势良好。这是怎么回事呢？进一步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貌似反常的谜团。 【错误 8 】事实上受保护的金合欢并非日渐枯萎、死亡，而是它们的长势，不如未受保护的金合欢，死亡率更高一些。这还只是作者的印象，因为在原作中，作者根本就没有检验受保护的金合欢跟不受保护的金合欢在长势与死亡率上的区别！作者检验的是什么关系呢？被不同种类蚂蚁占据的金合欢在生长率与死亡率上的关系。 咱们看看 Juliette 这一段： 对于金合欢树而言，这种穷凶极恶的举腹蚁远不如含羞草工蚁那样值得亲近，它们甚至称得上是一场灾难！要说明的是，它们既不享用金合欢树分泌的甜汁，也不住在舒适的空心刺里，而是四处猎捕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对金合欢树提供的住所不屑一顾。更糟的是：相对于这些空心刺来，它们竟然更喜欢住在臭名昭著的天牛钻的孔里！既然如此，它们又何必阻止天牛钻孔行为呢？随着 C.sjostedti 的数目越来越多，金合欢树很快就会变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最终难逃灭顶之灾。 方舟子是这样处理的： 黑色举腹蚁经常到树下捉昆虫吃，蜜汁的减少对它们的生存影响不大。空心刺的减少对它们更毫无影响，因为它们并不住在空心刺中，而是住在天牛幼虫挖的洞中。因此黑色举腹蚁不仅不消灭天牛，还鼓励天牛到金合欢树上产卵。黑色举腹蚁的到来对金合欢树是一场灾难，金合欢树的生长变得缓慢，死亡率要比生活着其他蚂蚁的金合欢树高出一倍。即使金合欢树死了对黑色举腹蚁也没有什么影响，它们在死树上照样能生存。 事实上如何呢？【错误 9 】我在华山论剑中就交待过相关内容，寄居蚁的征战与争夺，抢的是好树，战无不胜的华山王蚁谢尔斯德举腹蚁对幼树主动放弃的数目甚至超过它主动夺来的幼树！有许多看似它战败落入敌手的幼树，都可能是它主动放弃后被占领的结果。在第四次华山论剑中，寄居蚁的综合实力评比结果是谢尔斯德举腹蚁从数量上（即族群大小）看，几乎是其它三种寄居蚁的总和，如果说华山王蚁的到来是金合欢的灾难，那哨刺金合欢就从来没有从灾难中解脱出来过。 【错误 10 】华山王蚁连长得不好的树都不要，方舟子可以想像它们在死树上照样能生存！ 【错误 11 】谢尔斯德举腹蚁同样要住在空心刺中的！它只是相对而言更喜欢在天牛幼虫搞出来的树洞中，而不是空心刺中，产卵孵幼而已。彭日格细长蚁尾刺有毒，有一战实力，但它胆子太小，住在空心刺中要开数道门，象是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而门缝狭小，便于防守。举腹蚁则不一样，都开两道门。谢尔斯德举腹也不例外，尽管是轻量级的，可能是从中国移民过去的，个子小偏要开很霸气的两道大门，这是研究人员辩认一颗金合欢树为谢尔斯德举腹蚁占领的重要标志之一。 方舟子对所谓警畏自然向来不屑一顾，这一回也来感叹一番生物之间的关系一石可以激起千层浪，实在是妙不可言。 Juliette 原文是这样的： 在非洲，长颈鹿和大象等许多大型食草动物正濒临灭绝。而与之相关的一个小生物圈也将受到震荡，金合欢树自然牵连其中，此外一同遭受厄运的还有蚂蚁、喜食金合欢树叶子的瞪羚或那些在金合欢树的枝丫上筑巢的鸟儿。自然界的一切都彼此息息相关！ 方舟子感慨异文同调： 电栅栏容易拆掉，保护物种却不那么容易：长颈鹿、大象等大型食草动物的数量正在急剧地减少。即使没有电栅栏，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哨刺金合欢树不必担心被吃掉叶子。我们可以预测，它们会因此短视地不再犒劳保护它们的举腹蚁，让危害它们的举腹蚁乘虚而入，结果反而让自己陷入绝境。在金合欢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一环扣一环，一个环节的消失能够导致出乎意料的灾难性后果。不只是金合欢树，每种生物都生活在某个关系网中。 【错误 12 】哨刺金合欢是什么呀？在非洲相应地区的植被中，它就相当于我们生活中的老鼠，它是植物中的 害虫 （ Pest ）。在研究者研究的地区，哨刺金合欢是成片生长的，要占树荫面积的 90% 以上！且不说 危害它们的举腹蚁 用不着 乘虚而入 ，没有了大型食草动物，金合欢会陷入绝境？在非洲，有许多研究者在研究如何控制金合欢的侵袭，要是他们看了中国科普大作家方舟子的文章，岂不会笑岔了气？ 四、方舟子不读专业文章的铁证不知道肯尼亚长期围地实验 方舟子称： 1995 年，一些美国生物学家在 6 片金合欢树周围围起带电栅栏，不让长颈鹿等大型食草动物吃它们的叶子。 （本句还包括文法错误，要么改成 6 株，要么把树改成树林） 【错误 13 】方舟子的这种描述足以让任何关注相关科学进展的人暴笑喷饭（这里我又没有办法删除人身攻击了，因为无论如何要算客观评价）。具体事实如何呢？美国科学家并没有在 1995 年选择 6 片金合欢树围起来，不让长颈鹿吃其叶子。而实际情况是，该研究源于一个大型生态学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叫肯尼亚长期围地实验（ KLEE ），在实验中，有 18 个方形地域被围起来，科学家在这些实验地域中采样。这跟 在 6 片金合欢树周围围起带电栅栏 可绝不是一回事。 方舟子最终所依据的科学报道于 2008 年 1 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Breakdown of an ant-plant mutualism following the loss of large herbivores from an African savanna 《非洲草原上失去大型食草动物对一种蚂蚁与植物互利关系的损坏》，其作者有佛州大学的 Palmer （第一作者）与加州大学的 Young 等人。 方舟子有没有可能是从原文中得到这份 灵感 的呢？我们看看原文： In 2005, we sampled A. drepanolobium trees (1.8 to 3.0 m in height) in 12 plots (4 ha each) situated within three replicate blocks of the Kenya Long-Term Exclosure Experiment (KLEE). In each block, two plots were accessible to all wildlife, and in the other two (hereafter called exclosures), all wild herbivores 15 kg had been excluded continuously since 1995. This gave us six replicates per treatment, divided among three blocks in a stratified random design. （译文：在 2005 年，我们针对在肯尼亚长期围地实验中（ KLEE ）的三个重复区内的 12 个块（每块 4 公顷）中的哨刺金合欢树进行了采样。在每一区，有两块地对所有野生物开放，在另两块地（此后叫 封闭地域 ），所有超过 15 公斤重的食草动物都自 1995 年起被排除在外。这在分层随机的实验设计中给了我们每个处理过程 6 个重复观察，分布在三个区内。） 作者在补充材料中进一步说明： We restricted our study to plots that either excluded all native large mammalian herbivores or allowed access to all native large mammalian herbivores. （我们的研究集中在要么排除了所有大型本地哺乳类食草动物，要么对所有大型本地食草哺乳动物开放的地块上。） 方舟子的灵感完全跟作者原文不搭边！他的灵感来自哪里？在 2008 年 1 月， Palmer 等人的论文发表之时，英文普通媒体上到处都是针对他们相关研究的科学报道。事隔 1 年后即有 Juliette 的编译文章。其中是这样说的： 1995 年，托德 帕尔姆曾在这些金合欢树周围树起栅栏 结论： 方舟子是否抄袭了 Juliette 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对于这篇科普来说，鉴定其为劣质科普是不会有争议的，让人担心的是这种没有灵魂与立足点的劣质科普进入了中国的语文教学，如果中国出产语文状元除了抄袭就是乱说，那就很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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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滥发劣质科普

fs007 2010-7-16 06:11

按： 在 2009 年 8 月，中国国内针对碘盐展开了大讨论，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全民补碘该不该？》一文。我随后质疑了方舟子的语文水平与专业知识水平。本文质疑方舟子与《中国青年报》编辑的科学水平。 摘要 ：方舟子号称生物医学专家，常常以专家口吻教导人们如何写科普，对于方舟子的科普要不要适用他倡导的标准呢？本文试着以并非专家的普通读者身份对方舟子的《全民补碘该不该？》进行检验。发现常识性的与逻辑性的错误甚多，方舟子指责松鼠会时，发现了一篇文章两个错误，便定为从头错到尾，惨不忍睹，以此标准，方舟子此文属于劣质科普是无疑的。《中国青年报》对于错误百出的劣质科普应当采取什么措施？需要向读者道歉及向作者追讨稿费么？ 全文 ： 学习方舟子关于科普的教导，这是方舟子写出《全民补碘该不该？》同一月教训松鼠会的语录： 并没有规定说科普只能由科学专业人士来写，也并不是说只能写自己的专业。只要能确保知识基本准确，谁愿意写，写什么内容，都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写起本专业的科普，却硬伤累累，那就不仅可笑，而且容易误导读者。 方舟子此前教训人关于科普的专业性： 用 Google 和维基最多有助于帮助搜集一些材料，如何从这些材料中去伪存真，就需要有良好的判断力和科学素质，这不是网络能够帮助的。有些自诩天才少年的人对涉及的话题缺乏了解，以为靠牵牵 Google 、查查维基就能写好科普文章，是大错特错。 自从 1811 年碘被发现以来，在甲状腺健康发展史中，唱主角的是化学家，而医生则是其不弃不舍的同盟，因此，碘与碘盐应当是在生物化学学者的专业范围内的经典内容之一，换句话说，碘盐跟方舟子的博士学位专业完全对口。 一、全民补碘的逻辑自洽性： 方舟子不停地讽刺对碘盐提出批评的人，认为这项伟大的举措势在必行，方舟子说， 有的时评家声称国家应该把补碘的权利交给老百姓自己，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话听上去很好听，但是只是句空话。一般人平时哪会留意自己或家人的摄碘量够不够，是否应该特地补碘。碘缺乏对婴儿、儿童的智力伤害一旦造成，后悔就来不及了。全民食盐加碘对预防碘缺乏病不仅有效，而且极其便宜，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每人每年因此增加的费用只有 5 美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对消灭碘缺乏病很有信心，并把它当成和消灭天花、小儿麻痹症同样伟大的成就。但愿这一伟大进程不会因为一些中国时评家的口水而付之东流。 换句话说，方舟子就认为全民补碘就是应该的。但是方舟子一转身却在同一文章中宣称， 推行碘盐不等于就要杜绝无碘盐。有些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吃碘盐，或者时评家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死活不吃碘盐，也应有其自由。在高碘地区，并无强推碘盐的必要。 方舟子曾自夸无人能教他逻辑学，难以明白 自相矛盾 一词是什么意思。一方面要全民补碘，另一方面还要给人自由，不在高碘地区强推碘盐。 二、医学教授的账算得对不对？ 方舟子说， 该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日均盐摄入量为 11 克，农村居民达到 17 克， 这意味着，根据目前市面上多数碘盐中每克盐含碘 20 ～ 50 微克计算，中国人每天摄碘量达到了惊人的 220 ～ 850 微克，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 200 微克 / 天的安全线。 方舟子批评道：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碘盐从出厂到销售过程中，碘含量会丧失 20 ％，而在烹饪过程中，又会丧失 20 ％，这意味着中国人每天从碘盐摄入的碘量实际上只有 140 ～ 540 微克，并不那么惊人了。 方舟子讽刺这位教授说， 有医学院教授的头衔，听上去颇为权威，但是这账却没算对。 那么方舟子算对了么？ 没有 。医学院教授没有错，而方舟子的算法错得不能再错！ 首先，这位教授引用的是 市面上 盐中碘的含量，白纸黑字，不容曲解。方舟子跑去，拿着一份 96 年 WHO 过期的报告，说碘盐从出厂到销售过程中，要损失 20% 。方舟子没注意到教授提到的是已经在市面上流通的居民马上要消费的盐了。即使要打 20% 的折扣， 对不起，早就打过了 。 其次，在烹调过程中损失的碘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不但国内有学者专门做过实验研究，国外也有类似研究。美国食盐加的是碘化钾，相对于 WHO 推荐的碘酸钾而言，更不稳定，但美国学者最近把美国食盐拿来检验，其在烹调中损失的量都很少。 即使要打折，烹调损失打折 5% ， 10% 顶天 。医学教授不打折，也没错，因实验条件往往超过烹调条件，烹调中损失更少。 方舟子在文中提及我国 2008 碘盐监测报告，但很遗憾，方舟子可能没有读过该报告，而仅仅依据自己对媒体中提及的相关信息进行猜测。否则，方舟子会注意到 中国 2008 年居民用盐碘含量平均为 31mg/Kg ，也就是该教授提及的 20-50mg/Kg 的 市面上 盐含碘量。 三、方舟子对推荐剂量缺乏常识： 医学教授说国人碘供超过 WHO 划定的每天 200g 的安全线， 这种说法并不妥当，不过，跟方舟子对推荐剂量的认识，那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方舟子说， 这是推荐量，并非安全线，如果达不到这个量可能会使身体缺乏碘，超出了却未必就不安全。 也就是说，方舟子把推荐量当作是身体需要碘的 下限 ，达不到就会缺碘。 医生如果给病人开药，推荐剂量是 500mg ，按方舟子式的理解，这是用药的下限，达不到这个量就不起作用。但是我是医生，我要处方啊，你给我一个下限有什么用啊？我需要知道针对病人最适当的用量啊！不是么？ WHO 的推荐剂量跟绝大多数营养专业机构推荐的剂量相同， 这些机构还推荐其它物质的适当剂量，方舟子都当着下限？ 四、 WHO 的推荐剂量是多少？ 作为美国留学归来的方舟子应当懂得更新自己的知识。 针对孕产妇，从 2005 年开始（ 2007 年才发表，说 2007 年开始也行）， WHO 的推荐剂量就增加到每天 250 微克了 。可惜方舟子未读专业文献，就喜欢在普通媒体中抄来抄去，放过了这么一个大大有力的 证据 。 五、推荐剂量的下限与上限： 方舟子从哪里抄来一个陈年老皇历的数据，认为碘的安全剂量每天高达 1800 微克，难以追查。随便翻翻 WHO 出的 2003 年全球碘状态的报告，所有的国家分为 6 类，它们与尿碘含量对比如下： 重度缺碘 20 g/L 中度缺碘 20-49 g/L 轻度缺碘 50-99 g/L 碘量适中 100-199 g/L 有碘诱甲亢风险 200-299 g/L 有健康损害风险 300 g/L 成年人一天的尿量为 1-2 升，平均 1.2 升，所以上述数值大致理解为每天需要量是多少微克也不大错。医学教授说最高安全值是 200 微克，估计是根据孕妇推荐剂量 200 微克而定的，虽然不够准确，但其结论是没错的，而 方舟子的上限是非常离谱的 。 某程度上说， 轻度缺碘的危害也不是想像的那么大，而碘诱甲亢的风险也不是高得令人害怕，在碘健康上面，人体仍然是有弹性的 。这些数值只有临床参考意义。 六、中国的碘状态： 方舟子需要 读读 WHO 的最新报告。中国被 WHO 列为有碘诱甲亢风险的国家。 对于一个外行来说，一个国家被列为碘状态过高，而同时又存在大量的碘缺乏疾病，似乎难以自洽。但这在碘流行病学中，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方舟子搬出日本人的高碘状态来，似乎又为他为辩而辩的论点找到一点润滑剂，事实上， 就连日本，也要担心碘缺乏状态 。人群中的碘状态不呈正态分布，这是为什么 WHO 在碘状态调查时使用中位数而不是用平均值的原因。即使是高碘状态的日本，仍然有部分人缺乏碘。 中国地大人多，碘状态分布极不均匀， 一刀切的政策无异于 WHO 宣布全球食盐加碘，即使是有这样的不顾各国国情的政策，每国国民平均塞进去 2000 微克的碘，碘缺乏仍然无法完全消除。 七、碘诱疾病： 从法国在 19 世纪中叶开始盐加碘以来，碘盐就争议不断，方舟子张口闭口讽刺国内质疑碘的人，仿佛只有中国人才笨到质疑碘的危害一样。 事实上西方争吵了近两百年，中国人才赶上末班车 ，中国人针对碘盐的适当性发出争议，实在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即使是微量的碘，如果过量，会诱发甲状腺疾病 ，在全民盐加碘的项目中，几乎是所有国家与地区都会在最初出现碘诱疾病，增加甲状腺肿、甲亢、甲状腺炎等的患病率，这就是方舟子所称的一过性甲状腺疾病增高，不过方舟子可能不知道，所以也就忘了告诉大家， 这 一过性 可以持续很多年的 。在这 一过性的 增加数年数十年之后，甲状腺状态会改善。但 一过性 甲状腺病增加不是碘过量的所有危害 。 碘缺乏、适量、到过量，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可能呈 U 形 ，这一点由 Laurberg 等人在 2001 年在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2008 年中国的滕（ Teng ）与石（ Shi ）等人报道他们观察到缺碘者甲状腺肿 25% ，适量者为 6% ，而过量者，则为 11% ，可以形象地说明上述情况。 在自然状态下碘过量本身也可以诱发出碘缺乏状态时那么显著的甲状腺肿地主病，患病率可以达到 25% 以上。从现有的资料上看，针对高碘状态有着人群差异，而碘缺乏时，则普遍地产生甲状腺疾患，因此才有专家宣称碘缺乏的危害重于碘过量。 日本人之所以耐受高碘，因为他们是日本人，在中国人没有变成日本人之前，最好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每天补上 1-2 毫克不必要的碘以预防可能存在的碘缺乏。 八、碘盐政治： 碘在同一群人中，也可能某些人因为具有某些遗传倾向而对碘高度敏感，过量就导致甲状腺疾病，盐中强制补碘，就会因为其他人要降低碘缺乏风险，而让这部分人来承担碘过量的风险，这就是一个人权问题 。方舟子嘲笑别人把补碘往政治上靠，那就是 政治与学识上的双重无知 ，在国外碘的争议中，这样的提法也常见，不见学术权威出面斥责讲政治的人无知。 方舟子张口美国，闭口瑞士。 美国政府一度要求碘盐贴上毒物标签 ，在 40 年代末，美国政府曾试图立法补碘，但没搞成功，方舟子倒是大言不惭为美国挂上了率先实行全民补碘的 美名 ： 其中最早这么做的恰恰是怎么也算不上 全权社会 的瑞士和美国，他们自上个世纪 20 年代起就已实行全民食盐加碘，消灭了碘缺乏病，在那里好像并没有听到有人抱怨 我们连吃自然盐的权利都没有啊 。 美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 全民食盐加碘 ，甚至没有哪一个州立法实行全民食盐加碘！瑞士呢？中国式的法定食盐加碘连一丝机会都没有，因为那样做违反宪法，在瑞士供应商必须同时提供碘盐与无碘盐以供选择！ 方舟子受至网友嘲讽与质疑，还有铁杆粉丝为他辩护，举出德国为例，说明德国全民补碘贯彻得如何深入。 德国同样没有强制补碘的法律 。德国与瑞士相邻，文化上交流多多，但于补碘问题上，德国滞后几十年。德国要在 80-90 年代才搭上碘盐的顺水船， 此前要求对食品加碘有适当警示标记！ 对了，顺便告诉大家， 德国不搞碘盐政策，其甲状腺肿发病率也逐年下降的 ，说明要么其它方式补碘有增长，要么普遍生活的改善也可以防治这种因碘缺乏而导致的地方性疾病。 方舟子信誓旦旦地宣告， 据调查，美国、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的碘摄入量大约是每日 500 微克，远超该教授划定的安全线，也没见到他们的医学院教授惊呼 是个害人的东西 。 德国以前抵制碘，现在又转弯太急，尽管没有法律强制加碘，但无碘盐也不易得，为方舟子在德国的粉丝证实。于是乎 在网络上仍然可以见到消费者报怨强制补碘的措施，以及医学院教授医生对相关政策的批评 。 九、留美生化博士让人惊讶： 方舟子备受诟病的补碘劣质科普一出台，受到众网友的质疑，有网友针对方舟子海产品的说法批评， churuya (00:57:24) 2009.08.21 : 真是胡说 , 海鱼 \ 虾等海产品又不是天天吃 , 那食盐可是一日三餐几乎全有的 . 究竟需不需要加 , 应有切实可行的调研方案 , 怎能仅凭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句话呢 . 方舟子的回答证实了他的专业水平： 方舟子 (01:16:57) 2009.08.21 : 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用碘盐， 因为碘是一天也缺不得的 。 碘是一天也缺不得的？ 成人体内诸存的碘约在 8000g 左右，事实上，一个人从不缺碘地区迁移到缺碘地区，是要多年以后才发生甲状腺肿大的。 功能储备与营养物质的诸存是生物体普遍现象，方舟子的无知程度让人惊讶（这一句无论如何都算客观评价，故而保留之）。 十、方舟子不知碘盐实属不该 再说说方舟子的出身吧，他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 密歇根州是美国碘盐的诞生地 ，密歇根州立大学声望不如密歇根大学，最早在美国推动碘盐的关键人物是 密歇根大学的 Cowie 教授 。虽然不是出自同一大学，但同处美国甲状腺肿地带的核心，方舟子居然对密歇根州推动的碘盐知之甚少，实在是愧对母校，要知道，在 Cowie 教授推动碘盐以前，密歇根州甲状腺肿患病率高达 38-64% ， 方舟子的前辈们在母校讨论学术问题不一定脸红，但脖子却多半是粗的（此说法来自专业文献） 。 十一、中国的碘盐政策调整： 人类对于疾病的认识是一个渐近的过程，对于疾病的防治也是如此，在甲状腺肿地方病流行时，患病率往往高达 20-40% ，大面积补碘是最有效率的防治方式。随着普遍营养的改善，地方性流行被遏制以后，甲状腺肿的发生率则下降至 10% 以下， 此后要靠更为细致的工作、普遍的营养改善、医疗条件改善、与民众保建意识的增强而逐渐改善的 。举些例子， 2002 年中国报向 WHO 的数据，北京儿童尿碘中位数 195g/L ，上海 173 ，青海 146 ，这些地区甲状腺肿 5% 左右；而贵州达到 340 ，山西 270 ，重度 239 ，甘肃 219 ，但这些地区甲状腺肿仍然接近 10% 或者超过 10% ； 新疆儿童尿碘达到 195 ，但甲状腺肿达到 15.2% ，居全国之最，超过尿碘含量最低的西藏（尿碘 94 ，不到新疆的一半） 。 中国对碘盐政策进行调整，势在必行 ，其一，即使把人群平均碘供应增加到危险水平，仍然会有部分人存在碘缺乏，更为细致的工作更精确地增加这些人的碘供应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其二，碘过量存在着现实风险，作为微量元素的碘并非越多越好，过多的碘反而可能导致甲状腺疾病；其三，因为部分人碘缺乏而强迫更多的人摄入过量的碘存在着伦理与道义上的困境。 中国针对碘的政策改变是利民举措，是符合科学原理的，事实上中国将来的碘政策也必须时时依据科学调查进行适当的调整，让人群处于不缺乏也不过量的最佳水平。 强烈反对不懂装懂的生物化学 专家 对科学的政策变动横加指责，试图让有识之士与科学执政的相关人员在碘政策上进行适当调整的 努力 因为专家的 口水而付之东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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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滥发文理不通之科普文章

fs007 2010-7-15 21:28

按： 在 2009 年 8 月，中国国内针对碘盐展开了大讨论，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全民补碘该不该？》一文。我随后质疑了方舟子的语文水平与专业知识水平。本文质疑方舟子与《中国青年报》编辑的语文水平。 摘要 ：方舟子号称语文状元，以自己科普作文选进语文课本为荣。我从小学到高中，语文及格的时间勉强多过不及极格的时间，但似乎对语文状元与全国性大报合作的文章仍然有做教师的资格，对此我很惶恐困惑。方舟子《全民补碘该不该？》语文错误不下 10 处，对于常人来说，投稿后文法错误得不到纠正是要责怪编辑的，但是方舟子 语文状元 却是例外，编辑修改其文法错误，不但有 无知 的帽子要扣上来，还有可能导致 状元郎 不认账，拒绝对文章负责。 全文： 方舟子《全民补碘该不该？》病句成堆，现择其言不及义与明显语法错误者校正之，以免误导小朋友及 科学 青年。 1. 1994 年起中国开始推行全民食用加碘盐，这项国策显然比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容易得多。 点评： 全民食用加碘盐 ？这是对英文 Universal Salt Iodization 的中译，应为 全民食用盐加碘 ， 全民食用加碘盐 是不准确的，不能反应出该项政策的实际。后半句，国策 比 实施容易得多？在英文中即为 This policy is easier tha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at policy ，明显的病句。在英文中要说， This policy is easier than that policy to be implemented 或者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 is easier than that of that policy ，中文中校正为 这项国策显然比计划生育国策实施起来要容易得多 ，或者 这项国策的实施较之于计划生育国策要容易得多 。 2. 其实这并非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而是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呼吁的快速反应。 点评： 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呼吁的快速反应 ？看后文明显说的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 3. 这次声讨碘盐的发起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一名退休教授，向媒体控诉碘盐 是个害人的东西 。 点评：后一句不完整，这个 他 字不能省略，起码作为语文状元不能。 4. 有人把近年来国内某些地区甲状腺疾病的增加归咎于推行碘盐，这倒是很可能。 点评： 这 指代不明，在句首要指代前句整体，有人归咎是一个事实，不 是很可能 （ 是很有可能 ）。校正为 近年来国内某些地区甲状腺疾病的增加被归咎于推行碘盐，这倒是很有可能。 如此还可以避免一段话中不停地 有人 。 5. 碘是甲状腺的成分，在缺碘的环境中，人体为了合成足够量的甲状腺素，不得不增大甲状腺的体积，那么一旦摄碘量变充足了，甲状腺一时还调节不过来，甲状腺素的分泌量反而过多，就会出现甲亢。 点评：显然方舟子生物医学专家想说，碘是 甲状腺素 的成分。 那么一旦 中的 那么 多余， 甲状腺一时还调节不过来 中的 还 字也多余。 6. 相反的，碘缺乏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点评： 相反的 ？显然，要改为 相反地 。 7. 碘缺乏病最严重的后果是对智力发育的影响。 点评：译成英文， The most severe outcome of iodine deficiency is on its impact on mental development. 这是病句，英文中要去掉 on its impact 。改为 碘缺乏最严重的后果是智力发育障碍。 8. 孕妇如果缺碘，胎儿、婴儿的大脑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进而导致不可逆转的智力障碍。 点评：两次的 不可逆转 ，语文状元还是讲究点语言的美感吧。在逻辑上最好还是要讲清孕妇缺碘导致胎儿婴儿相应地缺碘。校正为 孕产妇缺碘会导致胎儿跟所哺乳的婴儿相应地缺碘，他们的大脑会出现不可逆的损害，进而导致智力发育障碍。 9. 一般人平时哪会留意自己或家人的摄碘量够不够，是否应该特地补碘。 点评：本文多处标点不当， 是否应该特地补碘 后面要用问号。 10.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对消灭碘缺乏病很有信心，并把它当成和消灭天花、小儿麻痹症同样伟大的成就。 点评： 并把它当成 中的 并 字多余。很显然，此句方舟子抄至英文，英文中会用 and 承接前句，以避免反复呈述主语，在中文中是否翻译为 并 字，要视语感而定，看具体文中意义是否有 并且 之意。这里把 并 字去掉，则译得更为流利通畅。 11. 但愿这一伟大进程不会因为一些中国时评家的口水而付之东流。 点评： 进程 付之东流 ？校正为 但愿这一伟大进程不会因为一些中国时评家的口水而嘎然而止 或者 但愿 WHO 的这一伟大努力不会因为一些中国时评家的口水而付之东流 。 12. 有些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吃碘盐，或者时评家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死活不吃碘盐，也应有其自由。 点评：这句子读起就象多处打结的麻绳。方舟子的意思多半是 有些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吃碘盐，或者时评家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死活不吃碘盐，都应有其自由。 其中的 或者 可以改为 以及 、 和 、 及 等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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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报》深度报道大学生“触电身亡”事件

JYH64J98Y99H 2010-7-4 16:04

作者：李润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南师大学生洗澡触电身亡 校医手足无措引质疑 6月20日晚，南京师范大学一名学生在宿舍洗澡时触电，最终导致死亡，该事件被称为触电门、洗澡门。截至记者发稿时，校方尚未公布对该事件的调查结果。 校医面对伤者比普通学生更手足无措 当晚22时10分左右，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学生宿舍西苑11栋421宿舍突然传出救人、触电了的呼救声。 触电者是421宿舍的宋振强，当时他正在洗澡。他的室友及时发现了这一惨剧。因为卫生间里有电流，怕再次引发意外，同学们的解救行动被迫停止。 找校医、打120、找楼层管理人员关电闸，现场学生慌作一团。宿舍楼电源总开关及时切断，因为没有触电营救经历，学生们都在等待校医到来援救。 虽说校医院距离宿舍楼不到50米，但10分钟过去了，校医仍未到达现场。朱杰和另一同学将宋振强抬到了楼道里。 刚刚考上救生员资格的胡振洲同学立即对他开始急救，按压胸腔做心脏复苏、人工呼吸，他几乎没有了呼吸，心跳很微弱。胡振洲说。 在事发大概20分钟后，校医终于出现了，让学生们感到诧异的是，医生并没有马上进行急救。 她好像比我们学生还要慌张，第一时间是掏出手机通知校救护车，然后就仅仅是在一旁注视着伤者。一位同学在博文中这样描述了当时场景。 四五分钟后，这位校医接替胡振洲开始急救，按压胸腔、挤压人中和虎口，不时地拿出听诊器听心率。除此之外，她做的更多的是不停地回头张望，有同学认为她在等真正的急救队伍来接替自己。 22时36分，校医院急救车到达楼下。 直到22时45分左右，伤者才被抬上急救车送往栖霞区人民医院，但最终没有被抢救过来。 事故发生后，校方安排多名保安和管理人员封锁了11栋住宿楼，禁止外人出入。 中国青年报记者连续两次探访宿舍均遭拒绝，所有了解该事件的学生也均接到学校通知，禁止他们与宋振强家长接触，禁止接受记者采访。 一位同学说：领导已经找我们谈话了，毕竟我们的毕业证在他们手上。 事实上，早在几个星期前，11幢楼下就贴出了要学生注意电器漏电的通知。事发当天，419、421、319宿舍都发生了漏电现象。 校方的说法是，漏电是因为宿舍楼电路电器老化所致，但校方多次检修均未找到漏电原因。 南师大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事故发生后，校方会同安全专家、热水器厂家检修电路，都没有找到漏电原因。 校医院大夫的水平让师生不敢恭维 事故发生后，许多学生对校医院医生的医疗水平提出了普遍质疑。 一条马路之隔，为什么校医将近20分钟才到？校医到了居然不会急救，也没有采取打强心针等急救措施。 记者了解到，当天校医院有医生值班，校医院的急救车停在离校医院不到500米的车队场地，有专门的司机值夜班。 对宋振强的急救过程，校医院拒绝提供当天的急诊记录和值班医生姓名。 事实上，校医院医生不会急救在南师大发生已经不止一次。 要不是我哥们命大，那次可就挂了。一名同学讲述了他见证过的一次急救。 他的同学突发心脏病，20分钟后校医院医生赶到寝室，手里拿一个听诊器和血压计，手忙脚乱，没有作任何急救措施，一个劲儿地问陪伴的同学，怎么了？怎么办？ 急救车上只有一副担架，没有氧气瓶，没有其他急救设备，医生在车上只是为生病的同学按摩心脏，不断喊他名字，其间倒是不忘提醒陪护同学，第二天到校医院交100元的急救费用。 有了这次教训，他们班的同学发生急诊都是直接送大医院，不再找校医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告诉记者，他的同事到校医院输液，一位护士问他：是这样扎吧？吓得老师转身就走。 一位同学运动受伤，校医问他你怎么了？ 可能是骨折了？你能觉得你是骨折吗？不是骨折估计也骨裂了？你能觉得你是骨裂吗？ 对于一个青年聚集，学生处在运动量比较大的年龄阶段的教育场所来说，骨折扭伤应该是常见病，储备经验丰富的医生该在情理之中。 据了解，南师大校医院现有七八十名员工，学校的急诊并不少，多的时候两三天一次，少的时候十天半月一次。 记者在江苏多所高校调查中发现，并非南京师范大学一家，除了一些开设有医学专业的高校外，多数高校的校医院医疗水平普遍不高。在校医院就诊，主要是图方便，好多学生教师就诊更多的是直接拿药，而医生也主要以开药为主，以及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做隔离预防工作。学生对病情稍有疑问都被建议去大医院救治。 即便是一些很基本的医疗体检，有的校医院医护人员都做不好。对于一般的疾病，医生开药基本都一样，感冒就是板蓝根、小柴胡、银翘片，发炎则开头孢、小柴胡。 南京某高校体检，一个宿舍4名学生手臂上都出现了淤血块，一两周后才消失。 另一家高校的校医院也曾出现急救车20多分钟才到的现象。还有一家高校校医院曾将急性阑尾炎病人扔在了医院门口，让他自己去急诊。 某校学生曾就校医院医疗水平进行调研，发现该校医护人员只给学生看病，自己哪怕是小病也要到大医院去看。 很多校医院是高校裙带关系较严重的地方 在很多学校，校医院属于边缘部门，是学校裙带关系较严重的地方，成了校方安置亲属的风水宝地。据知情人透露，校医多是校领导、博导、教授的家属、亲戚，医护人员技术水平低，服务态度差，师生们都是敢怒不敢言。 在大学城未建成之前，一般高校都在市区，距离大医院很近，有急诊一般都被直接送往大医院，而大学城建成后，大量学生迁往新校区，而医疗配套尚未跟上。此时，校医院就成了救命稻草。而校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让师生们很失望。 医生不会基本的急救措施显然说不过去，只要是医学专业毕业学生都应该会。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许民生说。但校医院与公立医院不同，只要不违规，卫生局无权干涉。 许民生介绍说，只要学校、大企业等单位提出申请，有具备行医资格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办医院和医务室，为职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但校医院因为一般学校都不重视，投入少，医疗设施和技术水平普遍比较低，其业务培训等工作都是自己安排。 考虑到校医院医疗水平薄弱，卫生局目前已经在大学城建立了社区卫生医疗中心，目前一座大医院正在修建之中。 许民生建议，学校应该重视校医院的建设，加强基础能力的锻炼，提高医疗水平，加强技术培训，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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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眼下只是一个传说

zw373737 2010-4-17 17:27

2010年04月16日 09:57:06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北大前校长许智宏：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12日晚，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如是说（《长江日报》4月15日）。许智宏的这句话说出了众多人的心声。偌大中国，人口几乎要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一，经济也马上变成世界老二了，竟然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没有。当人家把诺贝尔奖一个个拿回家的时候，我们还是零，中国的高等教育实力也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太不相称了。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0年最新发布的全球名校百强排名，北大排在第52位，清华第56位，中国这两所首屈一指的名校连前五十强都没进。无独有偶，此前，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排出的200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国内名校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都无缘世界大学学术前200强。 笔者身在高校，这几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大，人越招越多，高楼也越来越多。中国的大学好比一个身段很好的模特，可谓有模有样。可是，有长相没文化，没精神，没气质，成不了世界名模。笔者也认识一些教授专家，可是越是名气大的，越没时间潜心研究。上上电视，搞个访谈，出国考察，参加活动，整天打飞的像打出租车一样，在天上的时间比在地上的时间还多。教授专家们忙于商业，勤于应酬更像个商人，赶场赚外快的就更屡见不鲜了。 高校是官场的延伸，人们不会忘记厦门大学40个教授争聘一个处长的新闻。高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比如许智宏校长就该是个部长级别。学术被政治豢养，乃至学政不分家，学为政所用。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就是一个铁证。中国每年招五六万个博士，大部分都是当官的，挤掉众多栋梁之才。官员读博大多不过是为了增加个升官的砝码，哪有心情与精力去搞学术，他们的论文质量会好到哪里去呢？许智宏说，北大与耶鲁相比，论文的数量差不多。是啊，中国的博士数量早已超过美国，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早就世界领先。但不要忘了，中国的博士、硕士学位人家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承认的。 许智宏提到，一流大学是用钱堆出来的。然而，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主管Jamil Salmi通过研究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大学发现：仅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世界上最贵的几所大学如乔治华盛顿大学、肯阳学院、巴克乃尔大学、瓦萨学院和萨拉劳伦斯学院，都不是世界一流大学。而中国名牌大学，大约也不缺钱花，建个三层楼的食堂都要安装两部电梯，为了教学评估不惜花掉几千万元，用来搞学术的钱都用来搞面子工程了。人家发达国家更不缺钱，但是建筑有的是几百年历史的，教学设施堪称陈旧、落后。前不久，笔者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中看到，一位知名德国学者说，在德国很多亚洲的留学生看到他们破旧的教学设施就走了。可人家在软件上绝对是世界一流，其学术成就也不是那些只有良好硬件设施的高校所能比的。 与我国那些三流学校几个合并起来争个重点大学名号的做法不同，那些世界顶尖名校规模很小，很少有人数超过一万的。反观中国的名牌高校，个个都人高马大，光鲜亮丽，可不乏素质不高的蛮汉。建校约900年的牛津大学，虽然陈旧，可人家个个都是精英。牛津产生了至少7个国家的11位国王，6位英国国王，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个国家的53位总统和首相，包括25位英国首相（其中13位来自基督教堂学院），12位圣人，86位大主教以及18位红衣主教。北大培养了几个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 中国人始终心比天高。就在2月28日，科技部还召开发布会，说要在2020年前建成若干个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再次暴露无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长期奋斗，要得到世界的公认，不是想什么时候建成什么时候就能建成的，更不是自封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期待中国能有杰出的大学，可目前看来，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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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三问《中国青年报》—别拿公派访问学者说事

shenxzh 2010-2-10 13:29

http://emuch.net/bbs/viewthread.php?tid=1837771fpage=1 三问《中国青年报》 别拿公派访问学者说事 作者：张小雄 自从踏上美国这篇热土，已有三个多月了，整天忙碌着实验，闲暇时也只是偶尔上上网，了解一下国内的情况。然而昨天打开科学网，看到一篇转摘自中国青 年报的文章《有名有利还有闲 哪来心思做科研留学生自述：别借访问学者项目公费出国游》。我强忍着内心的痛苦看完了这篇文章，看完后我无比愤慨。我们居然被国内的主流媒体说成是 传说中的访问学者。想不到我们抱着一腔热血，沿着钱老当年的足迹来到当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学习先进技术，随时准备着报效祖国，到头来却落得个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的下场。何其冤哉！ 回头看来，通篇文章充斥着虚假信息和个人主观色彩，言辞狂妄武断，我想问范同学，你遇到多少这种浪费国家资源的人，你做过统计吗？毛主席教导我 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相信，英国的教育也没有告诉你在批判一项事情的时候凭主观想象和部分片面的主观感觉就可以立此宏论。自己还觉得是个人才， 这样的学生有如此怪论也不足为怪。我先不说范同学了，我倒是觉得可能没有范同学其人，一个有语言障碍加上课程紧张的人无论如何是写不出这种刻薄文章 的。那问题出在哪里呢？你们《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们是怎么把关这样血口喷人的文章的，我倒要好好问问你们。 一问《中国青年报》，什么是新闻自由？可是这种自由是如实报道的自由，而不是捏造事实，传播虚假新闻的自由。奉劝发文者首先弄清楚新闻自由的概念， 作为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的重要主流媒体，怎么可以为吸引眼球，而肆意发表不经过调查研究的文章？你们考察过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吗？你们凭借一个所谓 的英国留学生的片面之词就下了如此武断的结论有名有利还有闲 哪来心思做科研。你们不知道这样的标题，这样的概括会让许许多多至今仍在异国他乡求学的科研工作人员寒心吗？我们抛家别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祖国的科 研大业。我们舍小家，顾大家，发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却被你们糟蹋为浪费国家资源的罪人，你们于心何忍？ 现在社会流行炒作，某些无良媒体，为了生存，不惜代价，挖掘奇闻怪事之事可以理解。但是中青报作为党的耳目喉舌，怎么可以同流合污？怎么可以效仿那 些无聊小报的卑劣行径？其哗众取宠之词在文中随处可见，例如：传说中的访问学者，我（范同学）啃着冷的三明治看着访问学者，你知道吗？绝大部分访 问学者是舍不得吃三明治的。同时，冷的三明治是不存在的，除非范同学特意想吃冷的，英美国家的大学都提供免费的微波炉加热。那么范同学的冷 的三明治是要向国内的大众们误导一种什么信息？仅凭这一点就知道你们没有做深入的调查，一个媒体不做调查怎么能随便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呢？新闻媒体的公 开、公正又如何体现呢？ 二问《中国青年报》，什么是新闻真实性？国家给我们访问学者多少钱；国外的最低生活水平是多少；访问学者在国外是怎么生活的；其他国家给访问学者多 少津贴？这些你们做过调查吗？以美国为例，国家给的生活费是1100-1200美元/月，具体数额依据地区而不同。比如加州，国家发的生活补助是1150 美元/月，而学校要求的最低生活水平是1600美元/月，你们说这个差距是多少。一般房租约700美元/月，保险也是法定的、必须的，我们访问学者基本上 都买最低额度的，约每年600美元，这个基本上看不了什么病。你说我们有多少钱去中餐馆，有多少钱去旅游。你知不知道在这儿的公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为了省 钱，往往都是到超市去买打折的食品，每天辛苦一天还要回家自己做饭，每天中午带饭到实验室。我们可是无福消受范同学的三明治了。我们访问学者本着以国 家为重之本意，省吃俭用、刻苦钻研，这些有谁调研过？ 国家给的生活费是否足以像范同学说的可以在中餐馆大快朵颐，研究一下美食，到英国各地转转，每周都会出去旅游，一年下来，英国的名胜古 迹都被他玩儿了个遍，平时还喜欢呼朋唤友，到中餐馆吃香喝辣？范同学在妖魔化传说中的访问学者的时候，自己给出了答案：粗略地算一笔账 吧：一般一个人在英国一年的生活费约为15万元人民币。那么国家留基委究竟给访问学者多少费用呢？美国平均标准 是：$1100X12(月)=$13200（约合8.97万人民币，我们比范同学认可的生活标准低多了）。 再说大多数访问学者出来还是为了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为的是将来回国报效祖国。以我为例，我到美国后，除了圣诞节和元旦节休息了两天，其余时间 天天都泡在实验室。你们在刊登这篇文章的时候，仔细调查过吗？我相信只要长了脑袋的就会看出这里面存在大量漏洞。每周出去旅游：到底是周末出去还是工 作日去？如果人家周一周五每天工作16个小时，周末出去转转又碍着谁了？人家工作的时候，你能看到吗？经常下馆子：多少频次算多？每月一次还是每周一 次？就这么些生活费，用脑子的人都会算，够下几次馆子？说句实在话，都是工作了的人，见面找个地方吃个饭也没啥不可以吧。何况，人家很可能是从家里自己拿 钱补贴吃饭，有啥不可以？碍着谁了？国家就那点钱，连最低的吃住都难以保障，想吃香的喝辣的，请问范同学和《中国青年报》，费用何来？ 三问《中国青年报》，你们目的何在？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果你们为了干涉职能部门的职责、干涉各个高校的师资培养计划，大可以公开发表文 章，不必使用如此的雕虫小技玩弄读者。如果为了逃脱新闻审判的干系故意捏造范同学其人，那你们可是用心险恶，居心叵测。妖魔化公派访问学者究竟可以让你们 得到什么？哗众取宠的八卦新闻就能让贵报起死回生吗？你们却偏听偏信，不经过实际调查就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我真怀疑你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你还是中国 的主流媒体，请你拿出正确的舆论导向。 俗话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是你们的谎言一宣传，就成了清者不清，浊者不浊，黑白都给颠倒了，谎言说一千遍都成实话了。那时《中国青年报》干脆 改叫《中国谎言报》算了！一个媒体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能取信于民，怎么能履行新闻从业媒体的神圣职责？我相信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中青 报》请你们自重！ 我们作为国家公派的访问学者，在异国他乡访问、求学的科研工作人员，强烈要求《中国青年报》，向读者道歉，不要侮辱你的读者的智商，不要侮辱中国青年这个称呼！郑重向被你肆意侮辱和妖魔化的访问学者道歉！ 中青报文章链接：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2/08/content_3082116.htm 文中内容部分参考了科学网网友的评论，部分网友参与了文章的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关心和支持国家公派访问学者的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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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回应了

suqing1961 2009-9-22 22:42

（一） 9 月 19 日 ，我写了篇博文 雷宇：雷人的雷语 ，指出《中国青年报》记者雷宇先生的署名文章在引用杜祥琬院士在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 科学道德建设论坛 上讲话时，把老子（《道德经》作者）误为我，闹出了大笑话。 由于我是从科学网博主 陈永江教授的博客 上看到雷宇先生的这篇文章的，因此，博文上网后，我随即在陈老先生的那篇转载博文下留言 ( 见下方小号字，以下同）， 提醒陈老师这篇转载文章有问题 ： 标题： 发表评论人： suqing1961 陈教授。您转载的这篇博文有问题，请看我今天的博文详细说明。苏青敬上 这事本来与陈先生无关，因为我的博文提到了他，我觉得即使是出于礼貌也应该告诉一下老先生。 陈教授 相互砥砺共同提高 的回应 令我感动： 标题：相互砥砺共同提高 发表评论人： cyj 看到苏青同志的文章，我以为雷宇记者看到后，也会感谢您的纠正文章的。我在想，即使换成我们六人在旁听杜祥琬院士的报告时，恐怕也未必能够听出 老子 指的是道教创始人李耳。 因而，必须感谢您的纠正。我们以及全国媒体和记者们，都会尊重全国人民对于目前在高等学府里面出现的弄虚作假的腐败风气和遗毒，所持的同仇敌忾和努力参与批判的态度的。因为只要是有良知的人们，都会团结一致地将这种损害祖国精神基础、和损害科教事业接班人品德基础的造假分子和造假风气，予以清除和予以批判的，大家都会团结一致戮力同心的。最后再次的谢谢您！博主 我觉得老先生胸襟开阔，谦虚有加，一身正气，令人钦佩。随后，我觉得自己的博文杂文味道重，用雷人雷语，说得可能重了一些，于是 再次给陈教授留言 ，说明写此文的初衷： 标题： 发表评论人： suqing1961 谢谢陈教授。我的言辞可能激烈了一些。记者的影响太大了，稍微出错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单位，我对每位编辑和记者的要求就是，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就如同战士守卫战壕，永远也不要想到后面还有人会帮你顶，你必须把自己看成是文字把关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尽量不出差错，尽量少出差错。 博主回复：谢谢您的文章，给大家提了一个醒：任何事情都要求认认真真。您后面的观点和要求，更是令人钦佩和应该学习。让我们大家认认真真把学术界的腐败堕落清除干净，以利于祖国的未来！陈永江等六人敬礼 . 陈先生的回复见上方，仍旧是大家风范，令晚辈敬佩得五体投地。 然而，自 9 月 21 日 雷宇、雷宇的同事谢洋和叶铁桥纷纷在我的那篇博文后面留言说明《中国青年报》出如此低级差错的经过和原因后他们三人的留言见文后，陈永江教授马上就变换了一副面孔， 给我留下了一段题为 亲者痛仇者快 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半阴半阳的评论 ： 标题：亲者痛仇者快 发表评论人： cyj 删除 回复 当一个人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予以夸大发酵，而且沾沾自喜的时候，这个人恐怕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请先生们问问全国人民，他们感兴趣的是： 在重庆会议前后，两院院士门，究竟对什么重大问题发表了那些讲话，宗旨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 ！ 抓住文人中的一两个失误大做文章，文词再锋利，调子再高。都只会令全国读者厌恶和遗憾！他们会错误的认为： 此人的动机唯恐和他的宏论大相径庭吧！ 我唯恐自己误解了陈教授，于是给他以悄悄话形式留了一段话： 标题： 苏青来信 发表评论人： suqing1961 陈老师您好：您是前辈，我对您十分敬重，尤其是您不懈的学术打假行为。但您今天的评论 亲者痛仇者快 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原来的态度截然不同。您这里好像是在含沙射影我不应该指出雷宇的错误，或者说他的错误不算什么，我不值得写博文指出。其实，一个人的观点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变来变去，让人瞧不起。按照您的逻辑，您举报的学术不端行为也是小事一桩，不值得您去较真。希望得到您在我的博文上公开回复，否则我保留对您那条评论进行评论的权利。 我用悄悄话的形式，是想给老先生一个台阶，希望他解释清楚或消除误解如果确实有误解的话。老先生看来就是不想理解我的这番苦意， 再次作出的回复 令我十分失望： 标题：相信您会冷静下来的 发表评论人： cyj 尊敬的苏青先生您好：事情发生在 两院院士论及如何打假，如何清除学术腐败 的报导上面。您肯定是支持两院院士的这种主张的吧！ 在主张情况下，一方的《中国青年报》在报导中出现整个操作流程中的一个失误，您水平高超予以指点，就足够了。干什么让博客文中，讽刺、嘲弄、发酵不止呢？这就是您所说的 我的态度有所变化之处 。 请您冷静，我没有料到您会说出： 您举报的学术不端行为也是小事一桩，不值得您去较真吗。 一个是同行之中的一个失误；一个是 坚决进行或者不坚决进行，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 。 难道您在生气的情况下，居然予以等同吗？您不会的！冷静下来您会知道怎么处理，才符合您这种身份的人的准则的。 至于您最后要求我： 希望得到您在我的博文上公开回复，否则我保留对您那条评论进行评论的权利。 这是什么？命令吗？ 您尽管进行批判好了，只要不构成 亲者痛仇者快 就行！陈永江敬礼 . 老先生的这个回应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 第一，那篇关于雷宇的博文写完后，我再也没有去做指责雷宇的事情，相反，我在帮助他补救。除了提醒陈先生和发表这篇博文指出错误外，我还迅即通知中国科协信息中心的朋友，让他们赶快把科协网转载的这篇文章做技术处理他们确实很快就处理了，把那段话全部删掉了，以免错误进一步扩大。我这样做，在陈先生眼里怎么就成了 《中国青年报》在报导中出现整个操作流程中的一个失误，您水平高超予以指点，就足够了。干什么让博客文中，讽刺、嘲弄、发酵不止呢？ 第二，陈教授在前两次回应里，都充分肯定了我指出雷宇文章中的错误的做法，并一再表示感谢，甚至予以敬礼折杀晚辈。然而，转眼间，还是这位陈教授就开始 出尔反尔，对我的做法大加鞭挞，对自己说过的话如此不负责任，观点如此朝三暮四，文字毫无操守可言，令人瞠目。 第三，陈教授为了替自己辩护，不惜断章取义引用我的留言。我明明说的是 按照您的逻辑，您举报的学术不端行为也是小事一桩，不值得您去较真。到了陈教授那里就成了您举报的学术不端行为也是小事一桩，不值得您去较真吗。如果陈教授做学问和学术打假也是采用这样的手法，我还真要替您捏一把汗。 第四，我给陈先生的留言说希望得到您在我的博文上公开回复，否则我保留对您那条评论进行评论的权利。是提醒陈先生自己去挽回自己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如果陈先生硬是不领情的话，我只能像现在这样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二） 再来说说 《中国青年报》三位记者给我的留言 。在这之前，他们中的两位（除了雷宇外，还有一位我已搞不清楚是谢洋还是叶铁桥了）给我打过电话，向我解释事情的经过，并说可以提供大量证据表明错误责任不在雷宇，而是在校对。我不关心错误是怎么出的，这也不是我和广大读者应该关心的。当雷宇说他去年研究生刚毕业，出此差错且我又用雷人、雷语的字样来揭短，心里很难过。我听他说后，心里也很难过，有点后悔自己不应该用这种语言来嘲笑雷宇他的年龄比我的孩子大不了多少啊！我在这里谨向雷宇道歉。 但是，他们三人的留言，我只欣赏谢洋的留言讲清楚了出错的经过，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勇敢地承担责任，真诚地向广大读者道歉，并以此为教训，做好今后的工作。谢洋把这种错误看作是《中国青年报》的耻辱 使《中国青年报》蒙羞，我认为是对的；他本人并不是唯一的责任人，却勇敢地担当，令人敬佩。我欣赏这种有错就认、知错就改、敢于担当责任的男子汉（没搞错性别吧？如果是女孩子，那我更要向她致敬了）。 相比之下，雷宇就显得小家子气了。他留言的目的就是想撇清自己的责任，而且用文字暗示责任在别人那里。我相信雷宇的话，但雷宇就真的没有责任了吗？ 首先，文章见报后，雷宇应该查看样报，这样就能及时发现错误并予以声明更正，尽早挽回影响。事实是，这个错误是在见报两天后我写出博文，又过了两天后雷宇才从别人那知道的。对自己写的文章如此不负责，难道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其次，即使雷宇因出差在外没有及时看到样报（还可以上网看电子版啊），从而没有发现错误，那么，后来知道了，就应该马上通知报社公开登更正说明，真诚地向读者和杜祥琬院士道歉，而不是悄悄地在网上一改了事。第三，雷宇既然已经知道了错误是因为校对把老子误改为我造成的，在《中国青年报》这种知识分子打堆的出版单位竟然都会发生这么无知的误解，那就应该意识到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更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但是，更正后的《中国青年报》仍然采用这种很容易产生歧义的句子老子一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只有 5000 字（注意：这里用的是精确的 5000 字，也是一种工作不到位的表现即使杜祥琬院士原话如此，你也有责任帮助他把这句话表述准确），，雷宇在这个问题上真的就尽到责任了吗？后来我注意到，其他媒体报道这条新闻时就聪明得多，负责得多，他们是这样叙述杜祥琬院士这句话的：老子一生就写了《道德经》一篇文章，只有 5000 多 字（注意：这里用的是 5000 多字），这样的表述肯定就不会让人误解了。退一万步来说，记者和报社是共荣共衰的关系，以你的名字发表的文章出了差错，致使《中国青年报》蒙羞，你难道就不应该为自己的从业单位主动担当一点责任？ 说到叶铁桥，我就更加搞不清楚他的用意了。雷宇和我打电话时，希望尽量消除我这篇博文对他的负面影响，这我理解，也确实准备采取措施帮他一把，因而想淡化处理此事。从事传媒工作的人谁不知道，在网络世界，这样的事情越是讨论，只会让雷宇越难堪。但是，作为雷宇的同事和朋友，叶铁桥好像唯恐天下人不知道雷宇和雷宇署名的这篇文章所出的这样幼稚的差错，摆开阵势、拉开架子就要跟我和网上博友进行辩论；叶铁桥不仅不懂最起码的礼貌这一点你应该好好向陈永江教授学习，还对我写这篇博文的目的做了无理加无礼的揣度。他的观点实在是不值得一驳。碰到这么不明事理的人，我也就懒得去和他讲道理了。 其实，做编辑出版的人都知道，干这种职业，谁一辈子不会出一点差错？我自己就出过很多差错，也挨过很多老师和前辈的奚落，正因为有了年轻时的那些教训，尤其是那些前辈难得的指教，我对错误才更加敏感，对出错的后果才更加感到害怕，因而工作也更加小心谨慎，行文更加如履薄冰。出了差错并不可怕，关键是敢于承认错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把别人的提醒和批评当忠告那怕这种忠告很刺耳、很不舒服，以避免今后少出差错，尽量不出差错。 最后声明： 关于这件事情，我的答复和回应到此为止。今后，不管我的博文下面留有什么样的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和留言，我均不会再予回应。我这样做，一方面是我要信守对雷宇的诺言，不再把此事扩大；另一方面，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继续讨论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希望诸位博友理解。 附件：雷宇、谢洋、叶铁桥留言 标题： 发表评论人： leiyu ip:202.99.27.* 删除 回复 我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雷宇，对于报道中出现这样的错误我首先对我们的读者和杜院士表示歉意。 需要声明一点，我交给编辑的原稿中，是杜院士会上原话内容，手头有录音和已发送稿件为证，稿件提交时我先后在重庆、黑龙江出差，刚刚回到报社，我查到的第一次版样上也是我的原话内容，报纸出版中有记者采访写作提交稿件 编辑处理 校对等一系列流程。 标题： 发表评论人： 问下苏青 ip:202.99.27.* 删除 回复 我相信作为一个记者，也不会出这么大的失误。刚看了雷宇的回复，问题果然出在校对上。 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对此感兴趣的人完全可以向中青报寻求核实。毕竟，校对没改错，也不可能愿意承担责任。 但如果事实真如雷宇所言，则苏青的这篇博客完全是标题党，且受到了标题的束缚，做了全称判断，最后一句 雷宇，真是雷人出雷语 更是对事情定性。 苏青如果真当过编辑，当不会不知道一个记者的作品最终面世，不会是记者一个人的功劳，编辑、校对都会参与其中，他们会根据情况作出修改或者勘误，不过，有时候也有可能 勘正 。熊丙奇也就此事写过一篇评论，他在评论中就没有排除编辑和校对改错的可能性。 苏的这种评论，缺乏对事实存在多种可能性必有的敬畏，盲目地选择了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这对了解媒体操作流程的人来说，就更不可思议了。 这样的错误，跟把 老子 改为 我 有什么大的差别呢，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甚至更等而下之，因为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思维上的错误。。 这样的评论，发在科学网上，是不是一种对科学精神的反讽呢？ 欢迎争论！ 标题： 发表评论人： 谢洋 ip:202.99.27.* 删除 回复 尊敬的苏老师和各位读者 非常抱歉！我是当天雷宇这篇稿子的版面责编，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我们报社的出版流程是记者的稿子送过来以后，由编辑改定，然后拼版。版面第一次拼出大样后，同时送交 检查校对 、 值班老总 和编辑本人来做最后的核查。核查结束后，由编辑将大家的意见和核查出的错误誊到一起，然后再交拼版的工人予以更正。 这个错误发生后，我们核对各自的大样，发现是 检查校对 的老师改错了，但是按照流程，检查校对老师的错误，应该由版面责编一一核对后，誊到一块再进行修改。但当天因为版面临时换文倒版，编辑忙中出错，没有一一核对 检查校对 的错误，就让拼版工人直接改了，结果发生了纰漏，导致错误的产生。 这次的出版事故，给记者本人的信誉带来了损害，也使《中国青年报》蒙羞，更让杜祥琬院士蒙受不白之冤。在下深感愧疚！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总结的教训，严格制定的出版流程，一步都不能省。任何一个小错，也许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只能谨慎谨慎再谨慎，用心对待每一篇稿件，无论大小。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青年报》，多给我们提宝贵意见，促使我们进步成长。 标题： 发表评论人： 问下苏青 ip:202.99.27.* 删除 回复 由于 Ip 地址显示与雷宇的一样，为避免怀疑为同一人操作，我愿意实名参与辩争。 我是雷宇的同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叶铁桥，刚才那篇 问下苏青 的帖子是本人发的。按理说利益关切者应当回避，但刚看了苏青的这篇博文，觉得不吐不快，所以才有这样的发言。 我想谈谈个人对某些时评的看法。 当下对时评批评声很多，像叶匡政甚至写过《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我虽然不尽认同，觉得时评作为一种新闻文体而言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也对当下的时评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深有同感。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某些时评对所引用的事实出现歪曲，这或者是因为时评作者对事情掌握不透，或者出现了理解偏差，但总之，只要是所引用的事实出现了扭曲，文章所得出的结论就很难站得住脚。 作为记者而言，经常有稿子被时评作者引之为评论的基础，但我很遗憾地看到，时评作者对原稿的理解出现偏差的情况经常发生。 所以我觉得，评论本应值得审慎对待。然而，我却很遗憾地看到，一些写手仅仅为了稿费或者点击率，经常过于滥用了这种文体，导致谬误经常发生。 刚才对苏先生的发言，有情绪激动的地方，敬请谅解。但我也建议苏先生认真思考一下这篇博文的表述是否存在问题。因为雷宇是从重庆传回的稿件，刚才编辑此稿的同事也做了澄清。事实证明，雷宇在此事件中没有过错，反而还因这次事件遭受了声誉上的影响，您的博文所依据的事实和做的推论都存在问题，这会不会让雷宇蒙受更多不白之冤呢？ 对于这篇稿子出现的错误，虽然作为一个记者，无法代表报社向读者表示歉意，但作为报社一员，给我警醒是在以后的报道中更加精益求精，力争把所有错误都消弭在报纸出版前。 我的邮箱 driftinglake@126.Com ，电话 010-64098213 ，真诚欢迎所有基于事实和理性所进行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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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正静悄悄地走向集体消亡[转载自中青报]

fractal 2009-5-10 11:03

中青报感觉是目前最好的报纸了,即将退团的我,感到一份安慰的好像就是这份团报还一直保持一颗较好的良心.南方周末早就只成为回忆了.感谢这份报纸最近揭开的贵州公务员强奸幼女案,贵州师大的政委女儿顶替上学案等等. ============== 乡村学校正静悄悄地走向集体消亡 2009-05-09 10:00:46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北京)　 跟贴 808 条 手机看新闻 又一所村校消失 曾经的高治乡水塘村村校的操场上，高过膝盖的枯草在风中猎猎招摇，教室墙壁已经垮掉一半，暴露在外的檩子向天空刺出让人心惊的角度，这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琅琅书声，只有乌鸦和斑鸠在附近树林里啼叫。 记者亲眼见证过水塘村村校的兴旺和衰亡。重庆市奉节县竹元镇水塘村是记者的故乡，28年前，记者念小学时，每天都经过水塘村校，当时，很羡慕在此读书的同龄孩子，不用在冬天踏着厚厚的积雪，翻越高高的山脊，才能到达山脚下的中心校高治小学，不会在鞋里的积雪融化后，脚冻得钻心地疼痛；不用在上学路上看见长长的毒蛇时，魂飞魄散地绕道疯跑；也不会在别人都已完成作业时，自己还行走在回家的山路上。 当年，每次开学时，记者就会发现村校的学生少掉一批，等记者上了初中，水塘村校终于人去楼空，再也没有一名学生了，被整体并入高治小学。 17年前，记者到高治任教，时常路过这里，尽管学生没有了，但依稀看得出学校的模样。 而今，12年后第一次返回故乡，记者发现，此间发生的撤乡并镇让高治乡被撤消，水塘村已改名高治村，水塘村校则走上了垮塌结局，乡亲们对此并不震惊空了多年、失去用处的房子，不垮又有什么用？ 就在这12年里，附近的村校静悄悄地走向了集体消亡：当年的高治乡辖区内共有8所村校，而今，只剩下两所仍然在悲凉而顽强地坚守。两校总计不到60名学生，留守者中主要是刚刚入行的代课教师。就连曾经一至六年级设置完备、有200多名孩子的柏树村校也没有摆脱消亡宿命，只剩下幼儿园。 16年前，记者曾造访前双店乡中心小学，因为乡政府搬迁而成为大型村校，其实力和规模与乡村中心小学不相上下，却也未能避免消亡命运。去年秋季，偌大的校园只留下最后3名学生，勉力坚持一学期后，今年春季开学时，悄无声息地结束自己曾经红红火火的历史。 空心村在增多：生源流失和村校衰退互为因果 村校的命运，与农村这些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密切相连。 12年前，记者所在的水塘村3组有75名常住人口,而今已更名为高治村25组，只剩16人常年在此生活；当年的20户人家每天都会飘出炊烟，而今，有12户常年上锁。 记者是故乡第一批离开的人，而今，除了3名留守儿童，与记者同龄或更小的乡亲已全部离开故乡，多数带着孩子常年在外打工。 海拔1497米的轿顶山附近的重重山峦，而今已成为一个个空心村，失去生源的村校逐渐式微，显然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让下一代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摆脱在贫瘠山区终身务农的命运，为此，他们宁愿承受代价：干最累最脏的活，生活在他乡的最底层 就这样，一方面，孩子的减少让村校的生存出现危机；另一方面，孩子的离开，又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看，村校的危机是它自己造成的。 日积月累中，村校渐渐从山乡淡出，当年给村校带来强势压力的中心小学，而今，强烈感受到辖区内生源不断涌向镇上、县里甚至重庆主城学校所带来的生存危机。 尽管接管了当年村校的势力范围，高治小学的学生数并未因为招生半径的扩大而增加，基本维持过去的水平。 乡村抵制学校减少的质朴表达 就在乡村小学逐渐萎缩的同时，城镇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在奉节县，奉节师范附属小学现在校学生超过6000人，辽宁小学学生接近5000人。在上个世纪里，这种规模的小学，在当地是难以想象的。 城市学校越来越强势，乡村学校越来越弱势，愈来愈强的马太效应汇成的历史洪流汹涌向前，乡村学校难以抗拒。 生源不断流失，注定乡村学校总体上必然萎缩，但是，对于那些家庭难以承受去镇上、县城读书经济负担的孩子来说，他们需要乡村学校每消亡一所乡村学校，就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孩子上学更为不便，增加花在上学路途的时间，与此相对应的安全隐患也越来越突出。 在高治，村民对学校日益减少的不安终于集中爆发了，衍变出一场护校行动。 竹元镇有竹元中学、高治中学和青莲中学3所中学。青莲中学偏居一隅，位于镇上的竹元中学相对强势，顺风顺水地发展为拥有2700名学生的大学校，居于其中的高治中学则在沉浮波折中极为艰难地前进，近年来，领导和教师齐心协力，办学质量稳步上升，学生数量由低谷时的200余名增长到高峰时的近千人。去年，该校在家长们最为看重的升学率通过考试获得的重点高中竞争性指标达到10∶1，而全县的平均水平在20∶1左右。 就在村民评价高治中学在走上坡路，越爬越高的时候，2004年，有关方面基于高治中学污染县城重要生活水源等原因，决定搬迁高治中学。 去年，有关方面决定，将高治中学合并入竹元中学，就在两天前已开会确定合并事宜，正在核算资产时，消息传出，闻讯赶来的家长焦急而愤怒地锁上了高治中学的大门，并有越来越多的人前往声援这场护校行动。在随后的面对面协商时，家长们表达了保留这所中学的强烈愿望，甚至当着领导的面，给深得学生和家长推崇的年轻校长徐清云宣布了无期徒刑：不许调动。 突如其来的护校行动让一条腿踏上终结命运的高治中学得以存续。当时，迫于压力，两校合并很快中断，高治中学得以继续单独招生。 据悉，这种格局并不会维持多久，在操盘手的新思路中，高治中学仍很可能走向消亡，酝酿中的方案将包含折衷方案，以兼顾希望就近求学的学生的利益。 这次事件，传达出了乡村农民对于农村学校布局的热切关心。 固然，很长一段时间，城镇学校挤破头、乡村学校无人读的分化现象仍将普遍存在，有经济实力的农民倾向于让孩子到城镇入学，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他们希望在乡村保存相当数量的学校，让孩子能就近入学，避免早上上学和晚上回家两头黑，并让学校之间维持竞争的态势。 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学校不该一味求大！领导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从政绩出发！一位村民向记者提出自己的见解：那些巨无霸式的中小学往往存在硬件难以支撑、班额过大的问题，后勤管理也难以跟上，一校独大的局面还给农民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额外负担。 没有风琴或录音机乡村中学的发展困境 很难想象，被乡亲力保的高治中学，居然连一架风琴都没有。学校的实验室，已成为无法使用的危房，学生对神奇的化学反应的理解，局限于书本的记载和教师尽可能绘声绘色的描述。 学校的年轻教师，只有1000元左右的月收入，连读书时欠下的债都难还清。他们必须精打细算，在现在的生活品质和未来生活计划中找到最精确的平衡。 这里的教师如果身体不够健康、家里出点意外，连在县城甚至镇上买套安身立命房子的决心都不敢下。 贫困和闭塞，让年轻教师比赛似的先后远走高飞，考研、转行或者调动。 类似情形，在乡村学校普遍存在。 从校舍看上去，巫溪县文峰镇马坪中学属于中等水平的乡村学校，其试验仪器，加起来价值一万元，这远不及多数都市学校的零头。 该校现在甚至没有一台录音机，曾经有过的录音机坏得不能使了。购置新的？一台不够用，多了买不起。 学校的一处栏杆锈蚀了，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但一万元左右的费用，让学校放弃了维修的奢望。 学校近60名教职工，却只有一栋能容35户的教师宿舍楼，资历不足以进入这栋宿舍的年轻教师，只得在农户家租房住，学校每月给20元／人的补助。 那栋众人艳羡的教师宿舍楼，也仅有几套一居室，其余的全是16平方米大小的单间，整栋楼只有底楼一个由单间改造成的公共厕所。 在巫溪县中岗乡小河初中，教师宿舍被汶川大地震震成危房，46名教职工中，在办公楼里腾房住了6人，学校在外租了9套房，住着几十个家庭。 每间面积为23平方米的学生宿舍，住了24名学生。相当于城市里1个孩子的卧室，住了8人。空间的利用被发挥到极致，必须睡上下铺，过道窄到不能更窄。 学校距离县城120公里，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平时单边车费40或50元。而今，因为修路要绕道，需要花大半天才能到达，往返车费涨到140元相当于教师平均月收入的约1／10。 几年前，一名新来的大学生历尽折磨到达学校，到学校和周边一转悠，心灰意冷，决意直接拎包回家，刚升任校长的陈帮界赶紧做工作，对方才留了下来。 一名特岗教师在此和同事结婚，父母前来探望，几名单身教师挤出一间房来，编出每个教师都有房住的善意谎言。 这种情形，在西部农村地区的学校并不罕见。 近年来，重庆教育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晴天阳光穿过，雨天戴着斗笠上课，课桌三只脚，石头当凳坐，随时东榷西榷（注：方言，意为张望），免得瓦片打脑壳记者读中小学时流传的这段顺口溜早已成为历史。 重庆在全国率先偿还普九历史欠债、一举解决近万名农村代课教师问题、安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为农村中小学教师发放津补贴、全部消除中小学库存的D级危房、大手笔地提高生均公用经费和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水平，解决了很多教育的老大难问题。但城乡学校之间依然存在的客观差距表明，消除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实现教育的相对均等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师收入低，管理者缺乏用经济杠杆调动工作积极性的手段，好教师竭力跳槽、好苗子轻易被挖、教师工作难安心、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的尴尬局面成为难以破解的现实课题。 乡村学校的撤并应与标准化寄宿制建设同步 乡村学校大量撤并，致使山区的中小学学生上学可能要到五六十里外的地方，车费、住宿费、伙食费，盘算下来，成为农民很大的一项负担。如何控制以撤点并校为主要特征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力度，在这项改革已推进多年以后，再度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 高治的护校行动参与者提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让学校和孩子一起进入城镇是不是解决乡村教育难题的唯一出路？ 不少受访者表示，农村保留一定数量的学校是完全必要的，解决乡村教育难题，不能仅仅简单地一刀切掉乡村学校，关键在于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与薄弱乡村学校治理同步推进。只有解决了乡村学校发展问题，乡村的学校布局才有实质意义。 一旦二者脱节，乡村学校的集体沦落将不可阻挡，农村孩子上学难、上学费用攀升、青少年独自求学导致生活和心理问题、学生辍学、城乡教育差距拉得更大、废校利用难、乡村教育资源被闲置浪费与城市教育资源不堪重负的矛盾加剧等副产品也将逐步显现出来。 此外，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导致许多孩子不得不远离父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脱节，将对农村孩子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 乡村学校和城镇学校的竞争有如一场考试，对差生的表现不应一棍子打死，要具体分析各种主客观原因，看能否找到提高的办法，如果以败者出局作为学校布局的基本游戏规则，乡村孩子未必受益。他们说。 采访中，决策者的眼睛要往下看、认真关注乡村教育的现状和未来、保留乡村学校的必要数量、不要让乡村学校的软硬件被城市学校拉得太大、切实促进教育公平，是记者听到的最普遍的呼声。 乡村学校的布局结构直接决定了各学校的服务半径，而确定学校的服务半径必须兼顾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等因素，其中，教育中长期发展需求应是一个重要指标。 一旦城乡学校的剪刀差得以有效消减，乡村学校生源大量外流的现象就会缓解，乡村的教育中长期发展需求就会显现出来这是护校行动中的高治中学所昭显出的事实。但那些前进中的乡村学校的未来走向，将受制于它的办学条件，从这个层面上看，乡村学校布局还与统筹城乡教育、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紧密联系，它是教育公平大命题的一部分。 设备、师资和经费，是人们为统筹城乡教育给出的建议的关键词。 记者采访了4个库区县的10多所乡村中学，受访者一致表示，以城市学校的现状推论乡村学校是不切实际的，希望决策者能正视乡村学校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设备都并不充裕的事实，不要只记得投入重金打造重点学校、品牌学校，还要对乡村学校的发展给予倾斜。 师资问题是解决乡村学校发展的症结所在，要拿出行之有效的举措解决，不能只在会上强调，却不具体落实，他们建议，切实控制乡村学校教师流动的流向、流速和流量；实施教师定期交换制度，推动城乡教师双向流动；保持职称指标在城乡教师中的比例基本持平，乡村学校教师跳槽后，原学校应相应补充职称指标，以保护教师不断在业务上进步的积极性；现在的教师培训水分过多，形式主义严重，应从经费和制度上，保证教师能得到有效培训；适当提高农村学校教师的待遇、设置贫困边远地区教师岗位补贴 他们说，一费制等措施实行后，学校费用捉襟见肘，管理层缺乏用经济手段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的渠道。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窘境，已成为一个体制性问题，需要着力破解。 标准化和寄宿制，则被认为是现阶段扶持乡村学校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抓手。 如今的城乡学校竞争，被乡村教师比喻为大象和蚂蚁的搏斗，标准化学校的建设，意义在于让乡村学校不至于在竞争起点上就输得太远。 他们说，推进标准化建设，要尊重乡村学校的发展实际，打个比方吧，给每个学校配备一套价值万元的高档音响设备，这当然很好，但如果可以选择，还不如给每个班配备一台录音机，让孩子们跟着磁带读读英语单词。体育设施、文化设施、（物）理化（学）生（物）实验设备的建设也是一样。不要好高骛远，不求高档，但求实用，实现最大教育效益。 建设寄宿制学校，则被认为是应对学校减少、很多孩子离校远问题的现实选择，能解决农村学生上学的安全隐患，保证学生有充裕的在校学习时间，同时能保证正常的生活和作息。 眼下，乡村学校在学生宿舍、学生用床等硬件投入方面，与客观需要相比，都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开水房、浴室和食堂方面的建设需求更为急切，如果食堂太小，厨师只能把饭菜抬到操场上，孩子们排队打饭，到宿舍吃，一下雨，就很成问题，弄不好可能酿成集体卫生事故。 另一个问题是，寄宿制学校需要加强文化体育设施配备，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现在的很多孩子放学以后不知道干什么，素质教育也很容易流于空谈。 (本文来源： 中国青年报 ) ------ http://news.163.com/09/0509/10/58S603AI00011SM9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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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中国青年报》 ——兼答有些网友的提问

rqyang 2008-7-26 08:30

《中国青年报》的《上海交大副教授被指剽窃 举报人被校方解聘》报道公布于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许多多媒体争相转载，大批读者和网民义愤填膺，纷纷谴责上海交大恶意报复、丧失良知的卑劣行径，个别人还因义愤过度而失去了应有的理智。这种社会效应，不知是《中国青年报》预料的还是始料未及的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大家一看题目就知道，举报人被校方解聘了，这还不引起义愤？再细看题目，被指剽窃大概是被指控剽窃的意思吧？看来标题作者对是否剽窃没有下定论，文章重点也不是来论证是不是剽窃的。文章标题的重点是揭发因举报而被上海交大解聘的严重问题。这就是本文产生如此轰动效应的主要原因。 我在博文《我所知道的交大副教授剽窃案》中指出，上海交大在薛小怀学术问题事件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认真反思。不管事件当事人、有关单位还是其他人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推进我国学术反腐败工作的进展。 但在另一方面，在这纠正人人厌恶的学术腐败过程中，重要媒体或有关官方应该怎样理智、现实地处理这些大量复杂的案件，怎样正确引导公众舆论能向更深入、更有效的方向发展，这是媒体的责任，这也是党和国家政策能否很好落实的关键。 目前，被一些官方媒体和有关官员也公开称为范跑跑的范某要对此提出起诉，这实际上就是对反一种倾向而出现另一种不良倾向的反弹或反抗。在不断完善法治的我国，应该重视这种反弹或反抗。否则在反诸如不正之风的行动中，可能会越反越乱，越反越严重，甚至会被引入歧途。 在不堪回首的对犯错误干部的批斗，在对小偷进行示街、殴打、谩骂，甚至致死的种种教训中，我们在反思中进步。这种进步是健康进行反不正之风、反腐败斗争的保证。 但是我们细读了《中国青年报》的《上海交大副教授被指剽窃 举报人被校方解聘》的这篇报道后，我们看到这种进步是多么的艰难。 第一，《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文章，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大胆利用标题引导读者产生了上海交大恶意报复、丧失良知的义愤，起到了媒体最渴望的轰动效应。标题明显暗示举报人是举报的受害者，上海交大是罪魁祸首，这样上海交大就变成了群情激昂，口诛笔伐的对象，而这一切在文中找不到可靠的证据，仅是假设于文章的联想或猜测。这种情况，作为重要的官方报纸，重的可以称为诽谤嫌疑，轻的说可以认为遵守道德守则不严或有意炒作的不良作风。 如果要让《中国青年报》这种不负责任的标题模式继续蔓延的话，那么它的不良后果可能比一般的学术腐败更严重。 我的一些校外朋友对上海交大是否是有意报复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一种说法是有可能；另一种说法是根本不可能，但都拿不出有力证据，因此他们即使在私人博客里也不敢对此冒然评说，相比之下《中国青年报》的胆子就大多了。 第二，在这种炒作标题的掩盖下，任意公布犯错误年轻人的有关具体细节，而《中国青年报》的有关负责人也应该知道，未经多方核实，或有关单位、机关的同意，这些细节是不能由官方媒体随意公布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些严肃的政策问题。（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吓人的大标题做掩盖，他们大概也明白随意公布这些具体细节是不合适的，更何况作者自己还认为这个案件还处于指控状态。） 大家可能对我国近几年对犯罪分子称呼的变化有着深刻印象。即使在现场抓到的证据确凿的杀人犯，在未正式判决之前，所有正规媒体和官方发言人一律称为杀人嫌疑犯，这嫌疑两字表明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国外对犯罪嫌疑人蒙面的做法，我国也开始效仿，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反看《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文章，这种进步受到了挑战。 为什么上海交大只在一定范围内传达薛小怀学术问题的处理意见？为什么上海交大没有授权会议参加者可以自由公布会议结果？只要有一点社会经历和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至于上海交大处理结果公平不公平，有关规定合适不合适等等事情，有兴趣的人都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去了解、去反映，这是应该得到保障的权利。 前几年的新闻可能大家还历历在目。一个劫持出租车的暴徒被车主用汽车撞成重伤后，车主无奈地走向了法庭；一个偷自行车的小偷被车主殴打致伤后，车主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这就是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你能说法官不恨劫车暴徒吗？你能说律师不恨小偷吗？当然不是。如果没有这种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整个社会就会乱套！ 不是说犯了罪的人就可以让人任意宰割；不是说犯了错误的人就可以随意在全社会曝光的。我国政府从来就有对犯罪分子和犯错误人的严肃政策，特别是对青少年犯错误的人。《中国青年报》更应该知道这个政策。 综上所说，《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是，它利用上海交大有薛小怀学术问题的软肋，采用联想或猜测的手法制造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狠狠打了上海交大一棍子，使上海交大受到了严重伤害。 殴打小偷致伤的车主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而《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的所产生的问题就可以忽视了吗？ 今天是专门谈《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没有涉及其它内容。我还是这句话：该批的批，该说的说，一码是一码。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认识，不断规范行为，走上越来越健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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