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董桥声的古希腊医学读书笔记 董桥声，重庆丰都县人，2003年以丰都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先后在医学部医学英语专业读本科、哲学系科学哲学专业读硕士研究生。2011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读博士研究生，从事古希腊与中国医学比较研究。2012年起担任剑桥东方文化学会会长，现致力于将中国文化推广到世界。 2003 年，就读于丰都县实验中学的董桥声，以丰都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原本是学的医学英语，他却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读硕士研究生时，转到哲学系科学哲学专业。2011年硕士毕业后，董桥声远赴剑桥大学读博士，又选择了从事古希腊与中国医学比较研究。 在读博士的前两年，他除了学习语言古希腊文，还阅读了大量古代经典文献，有的甚至要通读好几遍，另外还得查阅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关资料，以便更好地做研究。 2012 年，他开始担任剑桥东方文化学会会长，致力于在英国推广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从2014年，他开始组织策划非遗推广的文化活动。2015年6月13日，由剑桥东方文化学会主办的“洛桑龙达上师：走近世界艺术瑰宝——神圣的唐卡世界”大型展览在伦敦隆重举行，引起了不小轰动。董桥声就是此次展览的发起人。 （一）读《自然的观念》 Collingwood ，R.G.(1945) The Idea of Nature(Oxord：Clarendon Press) 中译本：柯林武德著 吴国盛 译《自然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柯林武德关于古希腊“自然”概念的有些观点似乎今天已经成为了普遍接受的常识，比如在大小宇宙类比思想下的有机自然观和循环时间观。我还搞不清楚这两点是不是柯林伍德最先出来的，但一本专著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伯纳特和格斯里等人在讨论古希腊哲学史的时候就已经对大小宇宙类比思想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事实上，柯林武德的这本著作并非只是谈论古希腊的自然观。从目录分类中就能看出他的雄心壮志：他是要做一种纵向的比较研究，要比较三个不同时期的自然观：古希腊的自然观、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现代的自然观。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观分别代表了各个时期的科学特征，并反映了当时的哲学思潮。柯林伍德首先在导论中(p13-16)给出了他的结论，然后分别进行论证。他将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培根、斯宾洛莎、牛顿、莱布尼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等人都视为广义上持文艺复兴时期自然观的思想家，而将柏格森、怀特海等人视作现代自然观的代表。 对于我来说，柯林伍德有三个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一是柯林伍德认为，虽然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的思想家们都认为自然世界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变化状态(Continuous change)之中，但是三个时期的变化观是截然不同的：古希腊的自然观认为这种变化是循环式的，从a到b，然后从b回到a；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认为这种变化是直线型的，从a到b之后，就不会再重复出现a；而现代的自然观认为这种变化是渐进式(progressive)的，或螺旋式的，近乎循环，但又不是循环，因为它总在不断向前进步。二是柯林伍德认为，古希腊的自然观是有机自然观，将自然看作有生命的个体，由自身灵魂所推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是机械自然观，将自然看作纯粹的机械，任何事件的发生都纯粹是前一物理事件的结果；然而现代的自然观却进行了一次反叛，从机械自然观回复到了近于有机自然观的非机械自然观 --它认为自然在不断完善自身，而机械是不能进行自我改进的，必须是已经设计好了的、完成了的。三是柯林伍德认为，现代的自然观又重新引入了目的论。古希腊的自然是有目的的，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无论是有机生命，还是无机物，都在为达到终极目的而奋斗。对于生命而言，要从胚胎成长为成熟的个体，实现其形式(form)，并繁衍后代。对于由气、火、水、土构成的无机物而言，要回到自身的天然处所(natural place)。这种目的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中遭到了抛弃。自然只在被创造的时候涉及到终极目的，然而一旦创造完成，就依据自身法则来运转，不再有目的性。然而，现代生物进化论的兴起将目的论重新引入了自然之中。自然似乎在朝着一个终极目的，不断地在进化。 我认为，这三点是柯林伍德在本书中最具启发性的思想，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现代自然观是对文艺复兴时期自然观的一种反叛，对古希腊自然观的一种回归，但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超越的回归。我最近在阅读《Space from Zeno to Einstein》(by Nick Huggett，1999)的时候，同样感受到了类似的回归。该书作者指出，爱因斯坦的空间观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柏拉图的一种回归。柏拉图认为，物质和空间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作用(action-reaction)，空间会作用于物质，而物质同样会反作用于空间。牛顿的绝对空间观抛弃了这种相互作用，将物质和空间隔离开来，成为彼此独立的东西，互不干涉。而爱因斯坦的相对空间重新引入了这种相互作用。(p7) 其次，在物体下落问题上，在爱因斯坦空间的解释似乎亦是一种对亚里士多德的回归。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物体下落纯粹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物体自身的本性，因为水和土的本性就是要回到天然处所。然而在牛顿那里，物体下落是因为地球的缘故，仿佛地球伸出了一只无形的手，将它抓了过去。在爱因斯坦那里，物体下落的本质原因在于空间的扭曲性，重力只是表象，而非本质，因此物体下落又重新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来自外力的压迫。(p80) 总而言之，柯林伍德这种回归的观点具有重要的价值，非常值得思考。 然而，看书不能只是去膜拜，更重要的是去批判。批判性性的眼光是必须的，虽然可能会出现错误或者不当的批评。就我目前的水平而言，去评价柯林伍德的大作似乎有点大言不惭，因为我不能确定我是否对他进行了正确的解读。但这里我还是要说几点个人的看法： 1 、柯林伍德的研究计划有点过大。这在他那个时代尚可接受，因为它是开创性的，在此之前相关研究并不多。这一点从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出来，本书后面根本就没有参考文献。正文中也只有少量脚注，说明前人很少对“自然”的观念进行系统研究。然而，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目前已经汗牛充栋，因此在今天看来，柯林伍德的研究计划就显得过于庞大了，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很多地方都只能是一笔带过。像哥白尼、培根、开普勒、伽利略等人都只花了不到一两页纸，有的甚至就只有两三行字。如此简单的几句话，说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显然作者更喜欢谈论希腊部分，但就算是柏拉图也只花了四页纸，亚里士多德最多花了十页纸。要深入研究古希腊的“自然”观，这点篇幅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要进行纵向的比较研究。 2 、柯林伍德对三个时期的划分过于模糊，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他将牛顿、莱布尼兹等人都纳入了这个时期，不过是要突出机械自然观。就算不去计较划分的问题，他的论证同样是有问题的。在各个时期之中，他只挑出了对他的观点有利的部分，而忽略了其他许多重要的事实。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各个时期是否有统一的自然观？ 希腊时期难道就完全是有机自然观么？文艺复兴时期难道就完全是机械自然观么？显然，柯林伍德无意或有意忽略了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传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帕拉塞尔苏斯的炼金术传统。真实的情形总是充满了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柯林伍德却对历史进行了一种简单化处理，忽略了其他可能。这种做法是具有误导性的。 3 、柯林伍德对第三部分，也就是现代自然观部分，处理得似乎比较仓促。或许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修改补充就去世了，前言说该书是根据其遗稿出版的。虽然他意识到了进化论对自然观念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但他没有专门花一个章节去谈论进化论的问题，甚至只在一两处提及了达尔文的名字。此外，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了相对论的革命性意义，尤其是对宇宙观的变革。全书只有四次提到了爱因斯坦的名字，并且似乎都显得无关紧要。这部分缺少了对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物的探讨，就显得十分苍白。但这样说或许并不公正，因为爱因斯坦的深远影响发生在爱因斯坦之后，作为其同时代的人，是很难预见这种影响的。这也是做当代科学史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柯林伍德做了一件超前的事情。要研究“现代自然观”，需要在“现代革命”完成之后方能进行。我认为连现在做都还有点早，或许再隔一两百年之后这一段历史才能开始得到真正全面的认识。 （二）读《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 董少新（2008）《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偶然看到这本书，还有些意思。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所带来的医学，如邓玉函《人身说概》、罗雅图《人身图说》，虽然接受了维萨留斯的新解剖学，但总体框架基本上是盖伦医学体系。当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一次东西方古代医学的碰撞，然而这次碰撞似乎并没有激起多少火花，中国方面的反应似乎唯有王宏翰的《医学原始》。 我对第五章的内容最感兴趣，尤其其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可见，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接受西说的中国人，在他们的交流过程中，阴阳学说并没有成为一种文化交流障碍，双方似乎都默认了该学说，视其为当然，而没有成为重点讨论的对象。这与五行、气、天地、理、太极等传统概念遭遇西说时引起的反应是不同的。”(p322) 作者对此的解释是，“这或许是阴阳观念在两种文化中都存在的缘故吧。”(p323) 作者注意到了拉丁语系中名词存在阴性阳性之分，还列举了几对名词在汉语和葡萄牙语中的阴阳之分，发现有惊人的巧合。其实，古希伯来语、古希腊语等许多古代语言中都存在阴性阳性之分。然而，愚以为语言中的阴性阳性与阴阳概念尚不足以相提并论，能与阴阳概念相提并论的古希腊哲学概念应当是对立(opposites)概念。阿纳克西曼德第一个提出了对立的思想，认为万事万物均有其对立面，对立的双方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对立的是什么。毕达哥拉斯提出了十对对立的属性，到了阿尔克迈翁则基本上确定为四种，即冷、热、干、湿。之后该理论经过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成为了权威的指导思想。作者称其为“元热元湿理论”，不知这是当时固有的翻译还是他自己的翻译，因为英文中一般称其为“the theory of four qualities。对立的思想在古希腊医学中有很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治疗方面，基本都是遵循“对抗原则”(the priciple of opposites to opposties)，比如盖伦所强调的要“cool the overheated stomach and warm the chilled one”。因此，当时的传教士很可能将“阴阳”理解成为了他们传统中的“对立”思想，或者说在已有“对立”思想的基础上，他们很容易接受阴阳思想，因为阴阳同样具有对立的属性，而且其治疗原则，所谓“以阴补阳，以阳补阴”，亦近于“对抗原则”。“五行”循相生相克之理，并非两两相对立，其原则乃大异。因此按照这种解释，不难理解为何西说易接受阴阳而排斥五行。 鸡蛋里边挑刺，这一章节有一些细小的地方，还需要斟酌： （1）“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包括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天人合一是通过阴阳离合、五行变化和气在人身与自然之间的流通来实现的。这些理论与西方自然哲学、神学与医学均不相同。”(p321) 此言有点绝对，因为西方亦有类似“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大小宇宙类比（the analogy of microcosm and macrocosm)的思想，其将人体喻为宇宙天地之缩影，与中国有类似之处。西方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讨论，李约瑟亦曾对此加以论述。所以王宏翰《医学原始》开篇第一节就讲“天人合一论”在西方医学的框架下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2）“传统西方医学也重视自然环境与人体状态之关系的考察，希波克拉底著有《气候水土论》，从23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人的健康状态与自然环境之关系。” (P323) 此言有不妥，因为《气候水土论》(Airs Waters Places)并没有讲“23个方面”，而是后人按照古典学传统将该篇分成了23个小节，以方便引用。 （3）“恩培多克勒认为四元素分别具有冷、热、干、湿四性，并通过与体液相匹配，从而将此理论引入医学。而四行、四液学说在医学中更为系统的运用乃是希波克拉底完成的。”(p323) 严格地来讲，恩培多克勒只提出了“四根”(four roots)的概念，“四素”（four elements)是亚里士多德后来改的。但恩培多克勒从来没有将冷、热、干、湿四种性质与四元素相匹配，那是后来的事情。当时连体液的概念都还没有，更不可能与体液相匹配。事实上，当时有许多医学学派，希波克拉底学派并不赞同恩培多克勒学派的说法，四元素的理论与四体液的理论在当时是冲突的。希波克拉底学派还有人专门写了《论古代医学》(on ancient medicine)一文用来攻击四素学说。由于普遍认为《希波克拉底文集》的大部分文章并非希波克拉底所作，而是多个作者所撰，彼此还相互矛盾，因此最多只能称之为“希波克拉底学派”。 （4）“基督宗教传入欧洲以后，四元素与四液的学说被纳入到了基督宗教神学体系之中，而具有了神学的内涵。由于天主教义的绝对地位和盖伦医学的权威，四体液学说在欧洲中世纪一直占有统治地位，直到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的规律后，该学说才逐渐式微。” 这段话没有标注引用文献，想来应该是作者自己的看法，但如果说“基督宗教传入欧洲以后，四元素与四液的学说被纳入到了基督宗教神学体系之中，而具有了神学的内涵”，那么具体是什么时候纳入的，什么人纳入的，又具有什么样的神学内涵呢？盖伦基本上是反基督教的，他曾著有《论基督徒》(on christians)，表明他对基督教的看法。由于基督教排斥世俗知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欧洲没有医学，更谈不上盖伦医学在欧洲中世纪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当时继承盖伦医学的医生们都跑到阿拉伯去了。如果欧洲中世纪盖伦的学说被纳入了神学体系，还占据统治地位的话，那么何必后来从阿拉伯文翻译盖伦的作品呢？ 此外，有些地方的翻译，不知是作者的翻译，还是有出处，比如第353页，Parmenides，作者译作“巴鲁迈尼特斯”，是当时传教士的称呼么？这不就是“巴门尼德”么。还比如第358页，Pneuma，作者译作“灵气”，极为不妥，易引起误解，不如直译作“普纽玛”。 （三）西方的“天人合一”思想——读《哲学史上的大宇宙与小宇宙理论》 George Perriogo Conger (1922) Theories of Macrocosms and Microcosm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的主题很集中，就讲“大小宇宙理论”，但涵盖的时间范围却极广，从前苏格拉底哲学一直讲到了现代哲学。可以看出，本书可能是从作者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来的，前言照例写的是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目录是按照论文写作框架构建的，写得过于详细，不过思路很清晰。 正文照例从泰勒斯讲起。有学者指出，泰勒斯认为地球从环绕它的水中吸取营养，但作者否认这点可以作为将“大小宇宙理论”追溯到泰勒斯的理由。(p2) 如果要追溯的话，这种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阿那克西美尼，他第一次将宇宙与人进行了相似性的类比。阿那克西美尼说：“正如由气构成的灵魂将我们聚在一起，呼吸和气将整个世界围绕。”(p2) 但kosmos(宇宙)这个词直到毕达哥拉斯才出现。后来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kosmos有不少阐释，比如它亦有呼吸，从外部吸入气体；它亦有左右之分；它亦有眼睛，那就是日月星辰。(p3) 赫拉克利特曾试图用人体来解释宇宙，他说：“夜与昼，夏与冬，不断交替，如人之寐与醒，生与亡。”(p3) 公元前5世纪，希腊医学兴起，将宇宙视作生命体的思想变得流行起来。在一篇名为《论数字七》(On the Number Seven)的残篇中，动物和植物被认为具有和宇宙一样的构造，都是由四元素构成的：骨头是土（大地），肉是环绕土的气（空气），血液是水（河流），等等。(p5) 然而，在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们的兴趣从天上转移到了地上。雅典兴起了智者浪潮，智者们对宇宙构造基本上毫不关心。“大小宇宙理论”尚未成型便遭遇了第一次衰落。(p6) 不过，柏拉图很快复兴了这种思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人与国家进行了类比，将人的理性、激情和欲望分别与统治阶层、卫士阶层和劳动阶层相对应。(p7) 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认为看得见的宇宙最接近于理念原型，它自给自足，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不需要呼吸器官，不需要从外面摄取食物。看得见的宇宙由两部分组成：世界灵魂(world-soul)和世界身体(world-body)。世界身体又由四部分组成：最高的是神或星辰、接着依次是空中、水中和地上生活的动物。神或星辰最接近于宇宙的样子，因此是完美的圆形。空中、水中和地上生活的动物是神创造的，神模仿宇宙的样子创造了人的头，将三分的灵魂置于其中。血液在动物体内流动，模仿宇宙周期性的运动。人应学习模仿宇宙的和谐，此乃健康与幸福之道。(p9) 亚里士多德虽然也将国家喻为有生命的个体，但他的比喻背后并不具有类似柏拉图的“理念”概念做支持，这是他们二者的区别。亚里士多德亦将动物的一切属性赋予了星辰，比如感觉、运动。它们同样经历生成、生长、衰老、死亡的生命过程。它们同样具有灵魂。星辰不会自己运动，驱使它们运动的是“不动的推动者”(unmove mover)，即灵魂。(p10) 虽然亚里士多德很少提及“大小宇宙理论”，但他在《物理学》第八卷第二章中第一次真正使用了“小宇宙”(mikrw kosmw)这个概念。他说：“如果它能在生物个体中发生，为何不能在宇宙整体中发生呢？ -因为如果他能在小宇宙中发生的话，便定能在大宇宙中发生(ei gar en mikrw kosmw ginetai， kai en megalw)。”(p11) 到了斯多亚时期，虽然斯多亚学派关注的主要是道德和宗教，但是“大小宇宙理论”在斯多亚哲学中却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大多数斯多亚哲学家都认同世界是一个有理性的生命体，如芝诺(Zeno)、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阿波罗多鲁斯(Apollodorus)、波西多鲁斯(Posidonius)、克莱安西斯(Cleanthes)等，似乎仅有西顿的波埃修(Boethus of Sidon)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似乎都认为人体和宇宙都有自身的“hgemonikon”，即“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虽然他们关于这种原则的具体位置有所争议。至于它在人体的位置，芝诺认为它在头部，而克律西波斯认为它在胸部或心脏。至于它在宇宙的位置，克莱安西斯认为它是太阳，而克律西波斯认为它是以太。(p13) 芝诺认为“指导原则”位于头部，是因为头是圆形，模仿的是宇宙的样子。塞内卡说：“自然的整个杰作便是模仿...上帝在世界中的位置，就如灵魂在人体中的位置；前者所居的是物质，后者所居的是肉体。”(p14) 在《自然问题》(Quastiones Naturales)中，塞内卡认为自然依照我们身体的样子构造了地球，因此静脉相当于河流通道，动脉相当于空气通道，各种体液相当于各种矿物质，受伤相当于发生地震；并且地球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与初始状态有关，就如人的一切都与胚胎时期的状态有关。(p14) 奥勒留认为宇宙必然有秩序，因为人有“一个小世界”，而人是有秩序的。(p15) 事实上，斯多亚哲学家们使用“大小宇宙理论”大都是为了伦理思想服务的。芝诺教导道：“最终目标是法自然之道，即过有德行的生活。”克律西波斯说：“人要沉思并模仿世界；即便不能完美，他亦是完美的一部分。”(p15) 在该时期，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亦重新强调“大小宇宙理论”的价值。一残篇认为，生命将肉体聚在一起，此乃灵魂之功；和谐将世界聚在一起，此乃上帝之德。另有一残篇认为，世界及其各部分都是活的；城市的和平应当模仿世界的和谐；国王与领土的关系就如上帝与世界的关系。(p20) 此外，盖伦亦在一个论证目的论的地方对此有所提及，他说古人认为生命体是一个小世界。(p20) “大小宇宙理论”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总是与“流溢说”(Emanation)联系在一起的。普罗提诺认为，万物均为逻各斯流溢而出，均处于同一“arch”之下，因此部分与整体具有相似性，可以从部分了解整体。他同样将世界灵魂(world-soul)与个体灵魂(individual soul)相对应，但有等级之分：世界的三大原则 -- 太一(the One)、智慧(the Inteligence)与世界灵魂(world-soul)，分别对应于人体的三种灵魂 -- 最高的灵魂、堕落到尘世的灵魂以及处于中间状态的灵魂。(p21)在《九章集》(Enneads)中，普罗提诺还强调生命体与地球之间的相似性。他问道，既然地球产生了如此多的生命，那为何不能说它亦具有生命呢？他还假设地球具有灵魂。至于器官，地球的不必和我们的一样，因为即便是各种生物之间的器官都是不一样的。至于感觉，地球的是巨大的，而我们的是微小的。(p22) 新柏拉图主义者中，除了普罗提诺，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克洛斯(Hierocles of Alexandria)同样有这种思想。他将宇宙分成三部分：最上层住的是日月星辰和极高智慧的生命，最下层住的是植物以及只有感觉的动物，而人居于中间，同时具有最上层与最下层的属性。(p24) 基督教徒们主要关注于救赎问题(Salvation)，因此“大小宇宙理论”在基督教兴起之后再次衰落，甚至几近消亡。不过少数接受了希腊思想的早期教父还有这种思想，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Clements of Alexandria)。他说，“基督之子”给宇宙带来了和谐，尤其是给由灵魂和肉体所构成的小宇宙带来了和谐。然而，教父们后来为了发对诺斯替教派，不得不大力反对“大小宇宙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接近于异端思想。(p30) 教父们的反对直到基督教的地位得到完全巩固之后才有所放松，但大部分人还是持批判态度。奥利金(Origen)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囚牢，其地位不足以与神圣的宇宙并论。奥古斯丁亦反对这种思想，后悔自己曾经将上帝视作一个巨大的生命，而人是这个巨大生命的一部分。不过他在阐释“三位一体”(Trinity)时，还是不自觉地使用了这种理论，认为人的灵魂是“三位一体”的影像。(p33) 然而，少数人依旧钟情于“大小宇宙理论”。圣维克多的戈德弗洛(Godefroid of St. Victor)写了一本名为《小宇宙》(Microcosmus)的书，将四元素分别对应于灵魂的四种功能。受人尊敬的比德(the Venerbale Bede)将四元素分别对应于四体液以及四季。奥顿的霍诺里乌斯(Honorius of Autun)将七大行星分别对应于音乐上的七个音阶，以及肉体所具有的四种元素和灵魂所具有的三种能力。(p34) 相比之下，犹太哲学家们更加重视“大小宇宙理论”，他们用这种理论来重新阐释圣经。《创世纪》(Genesis，1.26)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Let us make man in our image)。”埃利泽拉比(Rabbi Eliezer)阐释道，人是上帝用四种尘土创造的：红色的尘土创造了血液，黑色的尘土创造了肠道，白色的尘土创造了骨头，黄色的尘土创造了神经。人要永远记得他是尘土，因为他的身体最终要回归四种尘土。他还说，造物主维持着宇宙，就如灵魂维持着身体。(p38) 纳坦拉比(Rabbi Natan)对“大小宇宙理论”进行了更细致的发挥。他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再次创造了祂创造宇宙的时侯所创造的一切。他还作了三十对详细的对应，比如森林对应于人的头发，风对应于鼻子，太阳对应于头，天空对应于舌头，等等。(p38)沙比太-多洛鲁(Shabbethai Donnolo)写了一本名为《人作为上帝的影像》(Man as God's Image)的书。他说，正如四元素从上帝那里流溢而出，类似地，身体乃是用四体液所造。人同样具有能力创造四元素：人呼吸时便创造了气，气遇上硬的杂质便变得潮湿；人可以用聚光镜造火；人可以将一壶水烧很长时间，造出固体物质出来。这样人便能知晓创造是如何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可以和上帝一样。(p40) 在犹太哲学家那里，“大小宇宙理论”具有极高的道德意义。为了认识上帝，就要认识祂所创造的宇宙；为了认识宇宙，就要认识人。人将自己认识清楚了，宇宙的奥秘便一览无余，从而便能认识上帝。(p43) “大小宇宙理论”这种早期希腊哲学思想的传播有两条路径：一条经由亚历山大里亚，影响了早期的基督教教父；一条经由拜占庭，传到了东方，被阿拉伯哲学家所吸收，后来经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又传回了西方。(p46) 穆斯林教派中有一个“诚信兄弟会”(Brethren of Sincerity)，撰写了一部《百科全书》(Encyclopedia)，该书吸收了古代西方的各种知识：物理学和逻辑学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生理学和医学主要来自于盖伦，天文学和占星术主要来自于托勒密。“大小宇宙理论”在该书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致后来有译者直接将该书分作Makrokosmos和Mikrokosoms两部分。(p47) 该书对宇宙与人体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对比。它说，正如上帝知晓世界的所有秘密，人亦知晓各个感官获得的信息；正如圣灵充满了整个宇宙，灵魂充满了整个肉体。月亮与太阳的关系正如言语与理性的关系；月亮二十八天的运行周期对应于二十八个字母。每个行星对应于身体的一个器官、一个孔窍、地球上的一个区域、一个种族、一类天使、胚胎发育中的一个月、人生的一个阶段、一种性格、一种颜色。冷热干湿四种性质分别对应于人体的四种分泌物、四种性情特征。地球与人体有更详细的对应：山脉对应于骨头、矿藏对应于骨髓、大海对应于腹腔、河流对应于小肠、溪泉对应于动脉、植物对应于头发、文化中心对应于身体正面、蛮荒之地对应于身体背面，等等。星体之间的和谐对应于人类之爱、两性之间的结合、社会的稳固；而星体的分离对应于国家的瓦解。正如众星围绕在太阳周围，从太阳那里得到光芒；臣子围绕在国王周围，从国王那里得到荣誉。(p49)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可以从自身认识世界。人的身体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大书，应当好好阅读。(p50) 总体而言，《百科全书》的作者们大都是用宇宙来解释人体，而非用人体来解释宇宙，强调的重点是始终是人。(p51) 经过中世纪的沉睡，“大小宇宙理论”在近代早期再一次苏醒。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试图将该理论与基督论(Christology)相结合。他在《De Ludo Globi》一书中认为，整个灵魂充满了身体的各个部分，正如造物主充满了世界的各个部分一样；人被称作小宇宙是因为他的灵魂对应于世界灵魂。世界具有三重性：最小的是人，最大的是上帝，居中的是宇宙。整体能够在部分得到体现，能够体现宇宙整体的最好部分便是人。上帝自身具有一切形式，因此祂能创造一切；人的灵魂有一切思想，因此他能认识一切。基督是世界的小宇宙中心。(p55) 历史上将“大小宇宙理论”贯彻得最彻底的莫过于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这种思想在他那里到达了顶峰。(p55) 他使用“小宇宙”这个词的频率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人都多，可能是他之前所有人的总和。他将宇宙与人体进行了彻底的比较。宇宙与人背后都具有同样的原因；二者都是自我运行的。天是球形，人是圆形；天空的苍穹类似于人的皮肤。人同样是从四元素而来的：人要喝水是因为他从水而来；人要吃饭是因为他从土而来；人要呼吸是因为他从气而来；人要保持温暖是因为他从火而来。身体和宇宙一样，由硫、巩、盐构成。体内的硫、巩、盐，分别对应于地球的三大洲：欧洲、亚洲和非洲。世界分为可感知的物质世界和不可感知的精神世界：前者由硫、巩、盐构成，后者由精神、智慧、知识构成。(p56) 帕拉塞尔苏斯更大的“贡献”则是将“大小宇宙理论”引入了医学。在他那里，苍穹亦有脉搏，星辰亦有面相，矿藏亦有手相，风亦有精神，地球亦会发烧。星星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惩罚人的权利，可以将疾病降到罪人身上。正如自然有四种元素，疾病有四大种类。发烧便是体内发生的一场暴风雨。(p57) 大地靠雨水得到滋润，身体靠食物得到补充，食物便是看不见的雨水(invisible rains)。子宫孕育着新的小宇宙，因此它是小宇宙中的小宇宙，是最小的小宇宙(mundus omnium minimus)。宇宙与人的关系正如人与子宫的关系。正如胎儿居于子宫的环绕之中，人亦居于外部事物的环绕之中。正如小宇宙孕育于人的子宫之中，亚当孕育于四元素的子宫之中。既然子宫是一个小宇宙，那么它的阵痛就类似于雷电、地震和狂风。(p58) 帕拉塞尔苏斯为自己的发现洋洋得意，觉得光是自己知道还不够，他还要求别的医生们接受这种思想。既然宇宙与人如此相似，那么宇宙的知识与人的知识一定相通。天文学的知识定能帮助医生们更好地进行诊断，事实上，治疗完全取决于它。医生怎么可能认识人体呢，如果他对世界、元素和苍穹一无所知的话？他应当学习人体外部的解剖学，那就是宇宙的构造。要从天文学学习解剖学，二者可以相互借鉴。(p58) 在帕拉塞尔苏斯那里，“大小宇宙理论”是一切哲学的核心，乃是一切的重中之重。(p59) 不过，他的影响是有限的。(p60) 布鲁诺(Bruno)亦有类似的思想。他在《De Immenso》一书中说，万物都由四元素构成，我们之中乃至任何事物之中都能发现“小的物质世界”(maiori in corpore mundi)。宇宙和人体都有循环运动；宇宙的“血液”不必和我们的具有相同颜色。星辰有自身的法则在运动，比我们的运动更加自由。(p61) 坎帕尼拉(Campanella)认为，当将人与上帝进行比较时，人类科学可以被称作“微学”(Micrology)，因为只有上帝的知识才是“巨学”(Macrology)。(p63) 伯梅(Boehme)认为，世界是上帝的身体，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就如人一样。人是一个小的世界，具有大的世界的一切属性：头与躯干相当于天与地；腹腔相当于星辰与地球之间的空隙；肌肉(膀胱)相当于土元素，呼吸(肺)相当于气元素，心脏相当于火元素，血液(肝)相当于水元素；动脉相当于行星运行的轨道；天空是自然的中心，相当于人的头颅。(p64) 然而，不久这种思想便再次衰落了。培根便极力反对帕拉塞尔苏斯的“大小宇宙理论”，他说炼金术士们将这个理论用得太粗糙，严重损害了它的优雅，并扭曲了它的本意。他认为人是宇宙最终的目的，而不仅仅是模仿宇宙的产物。(p67) 在开普勒那里，这种思想还有一席之地。他在《宇宙的和谐》(De Harmonice Mundi)中将地球视作一个巨大的动物，它的呼吸依赖于太阳，睡眠与苏醒取决于潮起潮落。(p67) 波义尔非常不满帕拉塞尔苏斯的说法，因为人不是按照世界的样子创造的，而是按照上帝的样子创造的。(p67) 不过霍布斯在《利维坦》(Leviathan)中依旧使用了这种思想，将国家比喻成一个巨大的动物。(p68)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Pantheism)很容易引向“大小宇宙理论”，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莱布尼兹的“单子论”(Monadism)与这种思想比较接近，他认为单子虽然没有智慧，但却承载着整体的信息，能够反映整体的情况，可以视作宇宙的镜子。他还将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运动与行星的循环运动相类比。(p74) 康德不关心这个问题，但他使用过 “macrocosmically” 和 “microcosmically” 这样的词。(p76) 狄德罗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e)对这种思想提出过批评，认为人不仅具有宇宙中好的方面，而且还具有坏的方面。(p78)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Le Contrat Social)中有类似的思想，他将国家比喻为一个有机体，亦有童年和壮年，亦有大小限制，亦会患病，会死亡。他还将国家的立法机构比喻为心脏，执法机构比喻为大脑。(p78) 黑格尔对这个问题毫不关心，他本来对宇宙论就没有什么兴趣。(p85) 历史上很多地方都能发现“大小宇宙理论”的踪影。这种理论经历过繁荣和衰落，又有复兴和再次衰落。总的而言，喜欢这种理论的哲学家包括万物有生论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大部分斯多亚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中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诚信兄弟会”、帕拉塞尔苏斯、伯梅、莱布尼兹、谢林、施莱尔马赫、叔本华、费希纳，等等；不喜欢这种理论的哲学家包括折衷派、智者、伊壁鸠鲁派、怀疑主义者、基督教神学家，等等。亚里士多德对此很少提及，似乎也不怎么喜欢。到了批判哲学(the Critical Philosophy)流行的时期，这种思想几乎完全消亡。(p134) 最后，作者分析了这种思想在伦理学、知识论、美学、宗教等方面可能具有的价值，得出结论认为，最好还是把它当做历史上的化石来对待比较好。(p138) （四）盖伦：自然之力（Galen：On the Natural Faculties） Galen ：On the Natural Facutil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rthur John Brock， M.D.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 First Printed 1916， Reprinted 1928，1947，1952，1963，1979 译者前言部分的翻译和总结 如果说是希波克拉底建起了希腊医学的大厦，那么则是盖伦使这座大厦得以完善。 若将盖伦视作希腊医学的结晶，那么这本书（on the nature faculty）便是盖伦的结晶。 传记中有趣部分：盖伦对他的父亲称赞有加，然而却很鄙视他的母亲，认为她喋喋不休，老对人发脾气，比“粘西比对苏格拉底”还要糟糕。盖伦的父亲给他取的名字，意思是“安静”和“平和”。然而盖伦自己却更大程度上继承了其母亲的基因，对批评者的暴躁脾气远近闻名。 这本书的书名很难翻译。nature 和 faculty 都很难在中文中找到对应的词。nature的意思很玄妙，他所指的是支配机体的某种事物，他称之为nature或physis。而faculty则是支配机体的事物所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吸引合适的而排斥不合适的。或许可以勉强翻译成“自然之力”。 我总结了一下，盖伦至少有以下几点可以引起关注： 1、 盖伦认为人体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看待，整体绝非部分之和。他强烈反对解剖主义者（anatomist）将机体分得支离破碎，那些人认为人体就是各个器官功能的组合。他同样强烈地反对原子论者（atomist）将医学还原成一种对疾病进行标签的学问，那些人不看病人，更喜欢看标签。 2、 盖伦非常重视临床观察。和希波克拉底一样，他认为观察是医学知识的基础。在希腊医学中，临床（clinic)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医生看病要亲自到病人家里去，要到病人的床边去治疗；二是说必须从观察中去总结医学知识，在病人的床边去学习。 3 、盖伦非常注重实验。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实验生理学家。他对肾脏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他同样对脊神经做了许多实验，以确定其控制的人体部位。 4 、盖伦非常注重推理。他提倡演绎推理法，根据严格的逻辑推理他推出了许多医学知识。比如他通过推理得出结论说，黄胆汁是干的，被分配到脾脏去，目的是清除多余的黑胆汁。还比如，他通过推理得出结论说，就像磁石吸引铁一样，胃会吸引食物，肾会吸引尿液，胆囊会吸引胆汁，子宫会吸引精子！ 5 、盖伦非常重视对前人经验进行总结。他吸收了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知识，学习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生物学，并掌握了亚历山大里学派的解剖学。他认为后人必须学习前人的经典。 6 、盖伦非常重视反思。他强调医生的思考能力，要学会反思，要学会用心眼（mind's eye）以辅助肉眼（physical eye）。然而，这一点很早就被人遗忘了。 7 、盖伦号召回到自然去，而不要拘泥于书本。他曾广泛游历，到处探求知识。他为了寻找一种可以治疗毒蛇咬伤的药物，在罗马到处奔跑，后来在很远的一个小岛上终于找到了那种草药。后来人们把他的著作当作教条来读，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8 、盖伦知识特别渊博。在知识渊博的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超过了亚里士多德。他在成为医生之前熟读了希腊的哲学著作，但他主要还是专注与医学。盖伦写了很多书，包括解剖、生理、普通医学，还有逻辑。其大部分著作流传下来，并被确定是真迹。 9 、盖伦是个语言大师。他写的著作文笔流畅，每个词都有准确的含义。这一点让译者感到非常痛苦，因为太准确了而很难将其准确的意思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 10 、盖伦对医生的道德有很高的要求。盖伦说，最好的医生同样是个哲学家”（that the best Physician is also a Philosopher）。要掌握医疗艺术必须学习三门哲学：(a)逻辑学，要知道怎样去思考问题；(b)物理学，要知道自然是怎么回事；(c)伦理学，要知道怎样去做事情。 盖伦发明的许多医学名词直到现在仍被广泛使用，比如physiology（生理学），phthisis（肺结核），atrophy（萎缩），anastomosis（吻合），haematopoietic（造血的），anaesthesia（麻醉），aseptic（无毒的）等等。 （五）盖伦基本的哲学思想和医学思想 总的来说，盖伦是一个折衷主义者(eclecticism)。他不是一个创新者，他本身没有多少思想和理论上的创新，或者说他较少有原创性的东西。但他很会进行总结，他吸收了希腊哲学和希腊医学各个流派的思想，汇到了自己的医学体系中，从而成为了集大成者。他和托勒密一样，托勒密也没有多少创新，但他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成为了古代天文学的顶峰。 盖伦的哲学思想主要来自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最主要的源头是柏拉图。他很敬仰柏拉图，称其为古代最伟大的人。柏拉图对盖伦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身心关系问题上，盖伦继承了柏拉图的灵魂三分（Tripartition），灵魂的三个部分，理智（logistikon），精神（thumoeides），欲望（epithumetikon），分别对应于三个器官，大脑、心脏、肝脏。盖伦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灵魂的性格取决于身体的构成》（Quod Animi Mores Corporis Temperamenta Sequuntur，QAM，K.IV.767-822）。另一方面是在自然解释上，盖伦继承了柏拉图很强的目的论。他的《论身体各部分功能》（De Usu Partium， UP， K.IV. 1-366）对自然的赞歌，很容易让人想起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对“巨匠造物主”（the Demiurge）的赞颂。但盖伦并不完全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他在科学方面受到了亚里士多德更大的影响，并且他还接受了部分斯多亚的思想，尤其在因果理论上，虽然他经常批评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他从柏拉图的终极因，亚里士多德的四因，以及斯多亚的“antecedent，preceding and containing causes”(？1)范畴中发展出了医学上的“前因”(the antecedent cause)概念。此外，斯多亚的“普纽玛”（Pnuema）和“张力”（Tension）概念对盖伦亦有极大影响，而盖伦亦对斯多亚哲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斯多亚和盖伦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目前泰勒曼教授(Teun Tieleman)和吉尔教授(Christopher Jill)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前者已有专著问世，而后者的专著即将出版。】 在认识论上，盖伦反对怀疑主义思潮，虽然他承认自己曾一度陷入皮浪式的绝望之中，直到他发现了几何学中不容置疑的证明模式。他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那就是将几何学上的“公理体系”（axiom system）引入医学之中，试图将医学建立在不证自明的基本公理之上，依靠严格的逻辑来寻求新的医学知识，从而保证医学知识的确定性，将医学变成和数学一样的精密科学（exact science）。他所谓的医学上的基本公理，是指大家都承认的不需要任何证明的基本事实，比如器官的解剖结构，以及“冷、热、干、湿”等基本理论。 盖伦的医学思想同样具有折衷主义的特征，他试图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冲突，将二者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一个综合的盖伦理论。在盖伦所处的时代，有三个主要的医学流派：一是经验主义者（Empiricists）；一是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一是方法主义者（Methodists）(？2)。经验主义者十分注重先前的病例，强调经验的积累，通过观察相似性以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但当没有先例可循的时候，他们便陷入了危机，只能依靠运气或机会（chance）来进行尝试，或者依靠医生突如其来的灵感。理性主义者又称逻辑主义者（Logicists），他们依靠逻辑推理，从病人的表面症状或“现象”（phainomena）了解病人的内部构成（internal constitutions），并根据一些基本的医学原则，如对抗原则，实施相应的治疗措施。他们相对于经验主义者的优势是，无论是先前出现过的还是从未出现过的疾病，都可以根据基本的原则来进行处理。但由于他们死守这些基本的信条，因此又被称为教条主义者（Dogmatism）。 理性主义者的治疗过程是一种类比推理（analogismos）或指征推理（endeixeis inference）：与哲学上的“sign-inference”和“Indicative”(？3)概念类似。这里涉及到了古代哲学中的表征或征兆理论（sign-theory）。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们区分了两种“sign-inference”： 一种是“indicative signs”，通过它可以从明显的事实推导出隐藏的事物（adelon）；一种是“commorative signs”，其中部分事实可能是真的预示。斯多亚接受前者，但怀疑主义者（Sceptics）反对前者，只承认后者。在理性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的医学争论中，endeixeis就相当于indicative signs，经验主义者反对理性主义者所倡导的从endeixeis出发而进行的analogismos。同皮浪怀疑主义者一样，经验主义者只承认明显的事实（evident），拒绝将任何不是明显事实的东西（non-evident）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那就是依赖于常识（common sense），不沉溺于过度的理论思辨。盖伦大体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批评经验主义者过分依赖于运气或机会（chance），不注重探寻病症表面下隐藏的疾病本质，但他并不完全否定经验主义。他认为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进行判断的依据是一致的，都是从症状（sign）出发，只不过理性主义者将其称为endeixis罢了；二者的目标也是一致的，都是要治疗疾病，理性（logos）和经验（empeiria）最终到达的是同一真理。二者的不同仅仅在于方法，前者依赖于过去成功的类似病例，后者依赖于严密的逻辑推理。在探寻医学知识和医疗方法时，二者都是必须的：理性需要经验的补充，更需要经验的证实。 但是，盖伦从来没有认同过医学上的方法主义者，他完全反对方法主义者。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盖伦认为他们完全没有行医资格，他们不具备足够医学理论和知识，既不能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又不能给出任何有效的治疗；一是盖伦将他们视作一种社会威胁，侵犯了医生的职业特权，让各种人都开始行医，造就了遍地的庸医和骗子，甚至连商人们也发现有利可图，卷入了其中。之所以称之为方法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似乎只重视方法，也就是治病的技术。比如治疗咬伤时，经验主义者会参考先前治疗类似咬伤的成功病例，理性主义者会注意咬伤引起的各种变化，而方法主义者完全不管这些，只考虑怎样把伤口缝起来，或者说怎样使用缝合的技术。因此方法主义者号称几个月就能教会人怎样行医。 方法主义（Methodism）起始于1世纪中叶，创始人为拉勒斯的塞萨鲁斯（Thessalus of Tralles）。其思想最早见于阿斯克勒庇阿得斯（Asclepiades）的弟子劳迪西亚的塞米森（Themison of Laodicea），但塞米森并不是方法主义者。简而言之，方法主义者试图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既不沉溺于过度的理论思辨，也不完全依赖于经验。方法主义者赞同经验主义的看法，认为疾病是一种直接经验的现象，不必牵涉到复杂的内在状态。但他们也赞同理性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治疗需要有理论支撑。方法主义最基本的医学理论是三种疾病说，认为疾病有最基本的三种类型，即易动类型（rhoodes， “fluid”）、迟缓类型（stegnon，“costive”）类型（？4）以及二者的混合类型。该理论起源于阿斯克勒庇阿得斯的微粒物理学（particle physics）：紧张（constriction）是微粒紧紧附在一起的状态，而松弛（relaxation）是相反的状态。通常情况下，急性疾病是由前者引起的，而慢性疾病史由后者引起的。而兼有二者的共同状态称为共态（keinotetes， “communalities”）。盖伦批评这种医学理论过于粗糙和简单，而且完全忽视了因果理论，只局限于肤浅的表面层次。和经验主义者一样，方法主义者不涉及认识论，也没有不变的原理或教条。塞萨鲁斯之后，方法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朱利叶-索拉努斯（Julius Soranus）。索拉努斯著有《妇科学》（Gynaecology）流传至今，但他表现出了更强的理论趋向。 注：？ 表示没有弄明白，或者没有时间去查，还望高人指教。 ( ？1)antecedent causes， preceding causes， containing causes： 专业名词，斯多亚的哲学概念。哲学上是怎么翻译的？没时间去查。 ( ？2)Methodists： 罗马三大医学派别之一，我先前译作了教条主义者，是错误的。实际上教条主义者就是理性主义者。暂时很难在汉语中找到个对应的词，且译作方法主义者，勉强其意。 ( ？3)sign-inference， indicative signs， commorative signs：专业名词，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概念。哲学上是怎么翻译的？没时间去查。 ( ？4) fluid， costive： 方法主义者的专业术语，指两种最基本的疾病类型。不知如何翻译，暂且译作“易动”与“迟缓”。有待斟酌。 内容详见于汉金森教授的《盖伦：论治疗方法》 （六）坏医学 David Wootton (2006) Bad Medicine ： Doctors Doing Harm Since Hippocr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20 大卫-伍顿（2006）坏医学：希波克拉底之后医生们有害的行为，牛津大学出版社 大卫-伍顿是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外很多研究科学史或医学史的教授都是在历史系），他主要研究1500-1800期间英语国家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最近正在准备写一本伽利略传记。他的《坏医学》于06年出版之后，07年迅即被翻译成了韩语，同年又出版了一个修订版本（Bad Medicine： Doctors Doing Harm Since Hippocr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340）。我没能看到这个修订版本，不过估计改动不会太大。 初看题目，还以为是一部反思现代医学，倡导回到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副标题说自希波克拉底之后医生们干的都是坏事，那意思就是说希波克拉底之前都是好的了。结果恰恰相反，本书是对现代医学大唱赞歌，题目所说的坏医学恰恰是希波克拉底医学。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便是，1865之前，医学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进步，还是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学，医生们所使用的治疗手段主要还是放血、催吐和灌肠，这些治疗手段不但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有时反而会加重病情。医生们号称是在治疗病人，其实是在折磨病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掏空病人的钱包。因此，自希波克拉底至1865年大约2500年的西方医学，都是坏医学。直到1865年巴斯德的微生物理论取得胜利并取代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之后，才出现了新的有效治疗手段，如抗生素和疫苗，医学才看到了曙光。 显然，作者的观点是很容易引起争议的。我一开始就不同意作者的基本观点，甚至连作者第一章的第一句话都不同意，觉得很有问题。第一句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医学起源于希波克拉底”。从研究古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将医学的起源追溯到希波克拉底，显然忽视了希腊医学的多样性以及希波克拉底医学与祭司医学的关系。古希腊有许多医学学派，彼此有激烈的竞争，希波克拉底只是其中的一派，况且连是否真有希波克拉底其人都成问题。希波克拉底文集是由不同的作者写的，而且它在当时还没有占据权威地位，直到后来盖伦宣称他是希波克拉底的忠实追随者并写了很多评注，它才成为了经典。此外，希波克拉底与神庙有很大的关系，希波克拉底家族世代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祭司，他本人也是，他的医学很可能是直接从祭司医学演化而来的。不过，作者主要不是谈论古代医学起源的，不用去细究这种问题。作者毕竟是研究近代历史的，在古代医学方面似乎不是很在行，我都能指出他在第36页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将冷、热、干、湿归为恩培多克勒的学说，但恩培多克勒还没有将他的“四根”与这四种性质联系起来。 我非常不同意作者关于“坏医学”的看法。首先，我不同意的是他简单的二分法，他简单地将传统医学称为坏医学，而将现代医学称为好医学，显然很有问题。不能单将治疗效果来作为判断标准，仅仅因为现代医学比传统医学更有效，就称前者是好的后者是坏的。单纯从治疗的有效性来讲，有时巫术和魔法可能反而比现代医学更有效。其次，我不同意他那种辉式的处理方式，完全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和批判古代医学或传统医学。他几乎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贬得一无是处了，他们的荒谬理论简直就是坏医学的罪魁祸首，正是希波克拉底把医生们教坏了，所以自希波克拉底之后医生干的都是坏事。再次，放血疗法的负面作用被作者用一种夸张的手法表现出来，似乎病人去找医生用放血疗法治疗简直就是去找死。这是很有疑问的，即使放血疗法没有太大治疗效果，其负面作用不可能有那么大，否则谁还可能去医生那里呢？至今在巴基斯坦西部和近东的一些偏远地区，尤那拟医生们仍在使用放血疗法。况且对于某些疾病而言，放血疗法还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不能否认，这是值得一读好书。虽然我不同意作者的基本观点，但他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现代医学的确只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情，这一点很容易受到忽视。鸦片战争的时候，西方很多大学仍然还在学习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理论，那时的主要治疗手段还是放血疗法。柳叶刀是当时医生的标志，因为医生们用柳叶刀来进行放血，直到现在英国最重要的医学杂志还是叫做《柳叶刀》(Lancets)。一个英国医生跑到印度，到处鼓吹放血疗法，给所有的病人都是一个建议，放血。当时中西医肯定有接触，但西医并没有对中医产生任何冲击。原因很简单，从治疗效果上来讲，比较而言，当时的中医肯定胜过西医，所以的确没有必要去向西方的医生们学习如何治疗病人。 书中在很多地方都有启发性。至少有两点我很赞同作者。一是作者非常重视显微镜在医学史上的作用。作者提到，有一个关于显微镜的不解之谜，那就是自显微镜问世之后，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竟被抛弃了，直到一百多年之后才重新进入了实验室。显微镜和望远镜是同一时期问世的，很可能是同一人的发明。望远镜到了伽利略手中之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天文学上的变革。但显微镜到了列文虎克手中，却没有发挥出那么大的作用，他的工作几乎被当时的人们完全给忽视了。正因如此，现代医学整整被推迟了近两百年。为什么显微镜和望远镜会有如此不同的命运呢？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据说刚开始很多人都对显微镜感兴趣，有的医学院甚至每个学生去买了显微镜，但很快他们发现，显微镜对他们根本没什么用，一是镜头模糊不清，一是用显微镜根本赚不了钱，然后就纷纷将它抛弃了。英国的哲学家兼医生洛克也排斥显微镜，他认为用显微镜不能观察到事物真正的面貌，就像从钟表的内部看根本就看不出时间一样。他跟随盖伦的哲学思想，认为万物的设计都是有目的的。肉眼的设计最适合医生的观察，因此医生最好的观察工具是肉睛；手的设计最适合医生的操作，因此医生最好的操作工具是双手。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很多原因，但都不能满意地解释，为何显微镜竟然被抛弃了？ 作者另一个值得赞同的观点便是他对微生物理论的重视。他将微生物理论作为医学变革的根本性标志，就像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说一样，巴斯德的微生物理论取代了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理论，从此引发了医学革命。大学中不再使用希波克拉底作为教材，医生们不再使用放血疗法，传统医学从此转变成为了现代医学。虽然维萨留斯和哈维分别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分别对盖伦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但他们的理论都可以被整合到传统医学中去，改变医生们对人体解剖和血液循环的认识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治疗手段，对解剖的清晰认识反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寻找放血部位，血液循环的发现说明人体血液将整个身体联系起来，反而能帮助他们证明放血的合理性。真正威胁到希波克拉底医学基础的，是病理学上的发现，即疾病不是体液紊乱的结果，而是外来病菌的入侵。由此引起了治疗手段上的变革，现在的努力方向，是怎样杀死入侵的病菌，是怎样寻找疫苗和抗生素。 （七）读《盖伦的逻辑导论》 John Spangler Kieffer (1964) Galen's Institutio Logica ，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斯潘格勒-基弗 (1964) 《盖伦的逻辑导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巴尔的摩 这是一本既令人激动又令人沮丧的书，令人激动的是盖伦居然写了一本《逻辑导论》(Institutio Logica)，令人沮丧的是很多内容都搞得我稀里糊涂的。逻辑学部分的确是我的弱项，但无论如何读成啥样就啥样了，细致的体会以后再说吧，有的东西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明白。 盖伦的《逻辑导论》是唯一留存至今的以古希腊文写的逻辑学专著，因此对于研究古代逻辑学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一本写给初学者的入门导论，潜在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医生，但也包括学习哲学的学生。书中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斯多亚的逻辑，并在二者基础之上提出了盖伦自己的逻辑理论。总体而言，盖伦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基本上源自于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弗拉斯图，而其逻辑思想基本上源自于斯多亚的波西多尼乌斯(Poidonius)。但盖伦并非简单地对二者进行综合，他既非属于亚里士多德流派，亦非属于斯多亚学派，他有他自己的体系。《逻辑导论》非常奇特，因为盖伦的其他医学著作从来没有提及过它，甚至连盖伦晚年写的总书目中都没有它，1844年却突然冒出来这么一部逻辑学著作，于是有许多人怀疑它是不是别人假借盖伦之名写的伪作？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仍然存在争议，但基本上认定这是盖伦的真迹，大概是盖伦极晚才写的，因此前面写的书都没有提到它。 在盖伦之前，逻辑学上主要有两大流派，就是亚里士多德流派和斯多亚流派，前者起于亚里士多德，完善于亚里士多德的弟子狄奥弗拉斯图，后者主要是克吕西波斯(Chrysippus)和波西多尼乌斯。简而言之，亚里士多德逻辑与斯多亚逻辑的不同，根本在于它们是建立在不同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是一个超验的智慧的原初神圣推动者(a transcendent intellectual prime divine mover)以及一个永恒的世界，其中超验的智慧的原初神圣推动者“思考思想本身”，可以直观真理。在知识的道路上人只能从感觉开始，而真正的实在和真正的知识属于永恒之物。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变化的感觉世界中，真正的知识在于发现掩藏在变化背后的不变形式。由逻辑推理得出的知识，虽不同于神的知识，但可以通过直言命题(categorical proposition)和直言三段论(categorical syllogism)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种必然三段论(apodictic syllogim)保证了从必要前提(necessary premisses)到必然结论(necessary conclusions)的有效性，确保了知识的确定性，从而使人类摆脱了不断变化的感觉世界。然而这种知识并不能保证未来的连续性，在因果关系上仍然有偶然性(chance)的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假设前提(hypothetical propostitions)和假言三段论(hypothetical syllogism)都居于次要的地位，因为假设表明了一种严重的不确定性。然而，斯多亚逻辑却将假言三段论(hypothetical syllogism)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斯多亚形而上学假设了一个物质性的神圣理性(a material divine Reason)，称之为hegmonikon，一种无处不在的神意(an immanent Providence)，万物都以之为终点。这个斯多亚的神(the Stoic God)，使得他们将思考的中心放在了个体，而非亚里士多德的类型(species)。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是永恒的，无限的，具有无数的个体，因此必须将类型作为思考对象。而斯多亚的世界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有限的，世界进行着一轮一轮的创造与毁灭，一轮循环中的个体和事件必然是有限的，并且取决于神意(Providence)。因而，知识在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而非类型之间的必然关系。一个区别特征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求知者是一个思考的人(the contemplative man)，而斯多亚的求知者是一个圣人(the sage)。斯多亚没有忽视类型或直言命题，还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细分为了四个范畴：substrate， quality， relation， 以及relation-in-a-certain-way。但是斯多亚将它们置于事件之链、假设前提和假言三段论之后次要的位置。斯多亚逻辑与亚里士多德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斗争状态之中。斯多亚十分重视逻辑，一是将其作为捍卫自身力量的武器，面对各种攻击有必要加强学派内部成员的逻辑训练；一是有必要证明逻辑本身的有效性，因为一部分攻击直指逻辑，试图先摧毁他们的武器。斯多亚逻辑在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斗争中一度取得上风，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将亚里士多德逻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一段希腊化时期里，克吕西波斯的逻辑被视作科学的逻辑、最好的逻辑。直到评注者亚历山大(the commentator Alexander)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在进行一段斗争之后击败了斯多亚逻辑，才恢复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权威，使之在中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 盖伦的《逻辑导论》对斯多亚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之间的斗争略有提及，不过写得更明白的是对克吕西波斯逻辑的批评。克吕西波斯认为有五种不可证明(indemonstrable)的假言三段论：a conditional major premiss with a minor affirming the antecedent or one denying the consequent； a negated conjunction in the major with a minor affirming one of its members； and a disjunction (exclusive alternation) with one member affirmed or denied in the minor premiss. 盖伦对此进行了批评，主要有两点：首先，他认为克吕西波斯过分注重语言形式(verbal form)，而忽略了真正的“事实”(facts)；其次，他批评克吕西波斯的第三种类型(negated conjunction)对于证明是毫无用处的。他对其他四种类型进行了重组，前两种类型他改成了“完全结论”(complete consequence)，后两种类型他改成了“完全冲突”(complete conflict)，第三种类型换成了“不完全冲突”(incomplete conflict)，此外他还加了两种类型，“不完全结论”(incomplete consequence)。由此盖伦将不可证明的假言三段论从克吕西波斯的五种类型变成了七种类型。所谓的“完全冲突”(complete conflict)，意思就是说，如果A成立，那么B就不能成立。盖伦举例说，“如果迪翁(Dion)在雅典，那么他就不在伊萨穆斯(Isthmus)”，这就是一个“完全冲突”的类型。所谓“不完全冲突”(incomplete conflict)，意思是说，A的结论并不一定对B的结论造成影响。盖伦举例说，“狄翁既不在雅典，也不在伊萨穆斯”，这就是一个“不完全冲突”的类型。 盖伦的逻辑不仅仅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直言三段论((categorical syllogism)和克吕西波斯的假言三段论(hypothetical syllogism)进行的综合，他还发展了一种关系三段论(relational syllogisms)并由此推出了一种数学逻辑。他的关系三段论添加了一种“条件假设”(additional assumption)，它有一个大前提：“A所指，即B所指”(whatever A is predicated of， B is predicated of)，就相当于“若为A，即为B”(if anything is A it is B)，它是“任何A都是B”(every A is B)的条件形式。盖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数学的公理化逻辑，他认为只有使用数学方法得到的确定性证明才能真正使人避免陷入皮浪怀疑主义。盖伦将“公理化的力量”归于斯多亚的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克吕西波斯那里没有任何类似的理论。普罗克洛斯(Proclus)著有《欧几里得第一册的评论》(Commentary on the First Book of Euclid)，其中对公理的性质和使用进行大量探讨。普罗克洛斯书中大部分知识都源于格米纽斯(Geminus)，而格米纽斯是波西多尼乌斯的学生。因此可以断定盖伦的数学逻辑最终来源于波西多尼乌斯。 （八）读《希波克拉底：论古代医学》 Mark J. Schiefsky (2005) Hippocrates ： On Ancient Medicine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rill， Leiden Boston 马克.J. 斯切夫斯基 （2005） 希波克拉底：论古代医学 布瑞尔 莱登波士顿 斯切夫斯基现任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Technê and method in the Hippocratic treatise ‘On ancient medicine’”(1999) 基础之上扩展而成的希波克拉底研究专著，05年被收入“古代医学研究丛书”(Studies in Ancient Medicine)第28卷并出版。全书415页，而希波克拉底的“论古代医学”原文加翻译总共才36页(p.73-106)，其余均为作者所作的文本分析和评论。我曾读过这篇古代医学论文，但没有读出任何东西，感觉没啥好说的。经过斯切夫斯基教授的解读，才发现这篇小小的论文原来内容如此之多，原来这么值得重视！ “论古代医学”(De Vetere Medicina， 简称VM)近年来成为希波克拉底研究的热点之一，越来越受到重视。主要跟三个问题相关：(1) “希波克拉底问题”(Hippocratic Question)，究竟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哪几篇文章是希波克拉底本人的作品？(2) 古希腊哲学与医学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哲学影响了医学，还是医学影响了哲学？(3) 批判对象问题，究竟VM的作者批判的对象是谁？ VM 是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比较独特的一篇。它所反对的是医学中的一种趋势：即将自然哲学的理论引入医学，用冷、热、干、湿等对立因素来解释一切，将医学建立在这些hypotheses(假设)之上。这些假设在讨论“天上地下”的事情时是有用的，但医学不需要这些假设。hypotheses这个词很关键，它在希腊文中还具有“基础”(foundation)和“原理”(principles)的意思。VM的作者所反对的是将冷、热、干、湿作为一切的基础。 VM 的作者将医学称为一种techne(艺术、技艺或科学)。医学这种techne所要探索的是人体的physis(nature， 本性)以及健康和疾病的aitiai(cause， 原因)。但VM的作者反对将疾病和死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冷、热、干、湿，将治疗的原理简单地归结为对立的方法，热对冷，冷对热，干对湿，湿对干。假设让他们来治病的话，他们只会根据病人现在的状态来做判断，看是冷还是热，或是干还是湿，而不会考虑引起疾病的具体原因，也不会考虑不同病人的不同体质情况。引起疾病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同样的疾病可能具有不同的病因。同样的药物对于有的病人是有益的，但对有的病人却是有害的。虽然他们的症状一样，但他们的体质不同，有的强壮，有的体弱。医生们需要考虑这些具体状况，而不仅仅只是依据冷、热、干、湿来进行判断。 医学之所以是一种techne主要是因为它具有acribeia(precision， 精确)的特征。需要对种种状况进行考察，然后通过logismus(reasoning， 推理)的方式，达到acribeia的状态，可以准确地预测疾病的未来。VM的作者认为，虽然“古代医学”只能获得有限的acribeia，但它已经是一种techne，因为“古代医学”已经积累了一些真正的医学知识。如果没有这些医学知识的话，那么所有的医生的“治疗效果”就将是一样的，大家都无能为力。疾病的治愈只能听凭神的意志，只能靠tyche(chance，运气)。但医生们治疗效果是不一样的，因此说明有真正的医学知识存在。 VM的作者极力将techne与tyche分开，因为庸医和巫医们们靠的是tyche，而希波克拉底医生们靠的是techne。techne是与tyche对立的，techne可以掌握和控制，而tyche却不能掌握和控制。此外，医学知识作为一种techne是可以教导的，可以一代一代地积累和传承。 VM 的作者在文章后面部分对倡导恩培多克勒理论的医生进行了批评，反对将土、水、气、火四种元素作为人体的physis(nature， 本性)。自然哲学家们的土、水、气、火，可以用谈论宇宙的本质，但对于真正的医学实践而言没有任何用处，只能空谈，却不能治病。VM的作者并不否认人体的physis，但强调人体普遍的physis之外，还要重视个体的physis。此外还要知道相关的physis，比如食物、饮水、环境等，要知道它们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仅仅知道奶酪是有害的还不够，还要精确地知道，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危害，以及它为什么有害？ 然而，VM的作者和他所批判的对手都持一个相同的观点，那就是医学必须至于一种共同的人体physis的解释理论之下，并且必须达到acribeia。争论的焦点在于应当将医学至于何种理论之上。VM的作者所反对的，是前苏格拉底时期“探索自然”(inquiry into nature)的方法，以及试图将医学建立在“四素”或“四质”基础之上的趋势。 “探索自然”是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阿纳克西美尼、恩培多克勒、阿纳克萨哥拉、第欧根尼、德谟克利特等人的方法。虽然他们的理论大相径庭，但他们都在做一个事情：那就是试图将宇宙视作一个有秩序的cosmos(科斯摩斯)，并试图将人类置于其中。其明显的特征便是对于起源和发展问题的关注：试图寻求普遍的physis以解释万物的起源和构成。从词源上讲，physis就体现了“起源”(origin)和“发展”(growth)的意义。宇宙学(cosmology)主要就是宇宙起源论(cosmogony)：宇宙的构成、宇宙的起源和宇宙的发展。自然哲学家们很喜欢探讨人体的physis，因为人体的physis跟普遍的physis是一样的，对它的探讨是更大的宇宙探讨的一部分。前苏格拉底时期探索自然的方式对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小宇宙的类比思维加强了这种影响。自然哲学对宇宙形成和发展的关注对应于医学对胚胎的形成和发展的关注。几乎所有自然哲学家都对生殖和胚胎问题有过探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有大量生殖和胚胎问题的论述，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著作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涉及生殖和胚胎问题。 VM 的作者是否是希波克拉底本人至今还是一个谜。盖伦否认VM，将其视为伪作，因为VM所反对的正是他所倡导的。VM抵抗哲学对医学的影响，反对将医学还原为“四素”或“四质”那样的基本理论，倡导一种观察的经验方法。而盖伦却说“最好的医生也是哲学家”，并将“四素”和“四质”整合到了“四液”理论之中，大量使用逻辑方法，试图将医学变成一门像数学一样可以从几个基本公理推导出一切知识的精密科学(exact science)。盖伦非常推崇希波克拉底，正是他的推崇才使得希波克拉底大放光彩。但也正是因为他的原因，VM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忽视。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当医生们开始对盖伦产生怀疑时，他们发现了VM，将其奉为希波克拉底的真言，用以反对盖伦。19世纪Lettre编写《希波克拉底全集》时将VM放在了开头最重要的位置，以显示其核心价值。如果VM真的是希波克拉底所作，那么古希腊医学的整体面貌就会改变。希波克拉底的形象也将改变，他将从一个医学哲学家变成一个反对哲学的实用主义者。 （九）读《希波克拉底中的医学理论》 Volker Langholf (1990) Medical Theories in Hippocrates —— Early Texts and the 'Epidemics'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ytter) 本书对《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流行病篇》（尤其是第1卷和第3卷）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1）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主要医学理论是什么？（2）这些理论之间是相互矛盾还是相互兼容？（3）这些理论能否反映希腊医学发展的历史阶段？（4）发展的大体脉络如何？作者的一些结论是不同寻常的。比如，通常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医学存在科斯(Cos)学派和克尼多斯(Knidos)学派相互对立和竞争的情况，然而作者的考证并不支持这种看法，相反认为科斯和克尼多斯之间存在密切的交往。不过作者并没有将这个结论进一步扩大。 在对医学理论的讨论中，作者的主要关注的是Krisis这个概念，围绕Krisis展开了大量分析。Krisis是指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达到了关键时期，会出现某些特殊的症状，将决定病人究竟是康复还是死亡，因此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如果病人能够度过Krisis的阶段，疾病就会康复。“他将在......天内死亡；如果他活过了......天，他便将康复。”有时需要出现某种特殊症状，否则极为凶险。“如果出现了......症状，他将康复；否则将在......天内死亡。”关键的日期通常是第4天、第7天、第11天、第14天、第17天、第21天、第30天、第40天、第60天，被称为Critical Days。作者还分析总结了《流行病篇》中的医疗模式，其通常分为四个步骤：（1）检查症状；（2）对疾病进行分类；（3）进行治疗；（4）预后。最简单的模式可概括如下：“病人出现了症状A（头痛）、症状B（腹痛）、症状C（发烧），要让他进行D（灌肠）、E（催吐）、F（洗澡）、G（晒太阳）、H（依季节给他乳浆和牛奶(giving whey and milk according to the season)），避免I（吃某种食物）。作者还分析了文中描述的气象诊断，即根据气候来判断疾病的方法。这部分非常有趣，亦非常复杂，与《内经》中的“七篇大论”倒有某种类似之处。出于论文需要，我主要关注的也是这部分内容。该部分还探讨了气象、季节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古希腊医学非常注重季节变化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因此《流行病篇》中有大量对季节气候的记录。根据这些记录，可以分析当时古希腊医生如何通过季节状况来推断疾病性质的，不过这个有相当大的难度。
标签: 中国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