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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刀石: 热度 1 Huarong1940 2016-8-1 22:15;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 1970 年初，春节的大年初三；地点——北京机械学院“五七干校”总部，在汉中市元坝镇“原县法院”大院；主人公——机床教研室和床 115 班（机床设计专业 1965 年入学）合编的“一营五排”。上级给我们“五排”下达了任务：挑选 20 名男丁（师生各 10 人），上到风雪封山的大垭伐木两星期。到元坝一个多月了，我们天天被憋在昏暗的屋子里揭发批判“五一六”。那是一个莫须有的全国性的反革命组织。上级声称，我们系和教研室里就有多个嫌疑犯。现在一听说要上山伐木并在山顶宿营，大家真有点监狱里犯人被“放风”的感觉。出发的前一天做各项准备工作。个人的行李是没什么好整理的，自从北京搬迁到汉中，已经折腾更换过许多驻地了，把铺盖一卷打起背包就可以出发。准备工作主要是 1 ）伐木工具：斧头、砍刀、绳索等； 2 ）开办小厨房所需的炊具、粮食、蔬菜等。工作量较大的是上述第二项，由承包了主厨职务的郭瑞林指挥我们忙碌着。院子里，年轻的学生们东奔西走地更是有些欢快雀跃地气氛。两位家在东北农村的学生搞来一堆稻草，先用细麻绳捆扎稻草成束，再按螺旋线盘成一个帽子状的大锅盖。山上宿营的是一个废弃的道班茅草屋，厨房遗留有柴灶和大锅，但是锅盖早已不知去向。两名学生小崔和小周被老郭派去干校大厨房领取菜刀、案板、擀面杖、锅铲、蒸笼等炊事用具。各类炊具都领到手，唯独没有菜刀。因为，伙房里的菜刀都分别归大师傅们个人使用和保管，没有多余的给我们。最后，从总务仓库里找来一把新菜刀，但是那菜刀尚未开刃，根本无法使用。老郭把我叫来吩咐：“小张，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帮助他们俩给这把新菜刀开刃。” 我定睛一看那菜刀，虽然锈迹斑斑又大又沉，却是一把好刀。但是，刀口是足有 1 毫米多宽的平面，好似赛道冰鞋的冰刀一般。俩学生说： “伙房门外有一块大磨刀石，我们去那儿把刀刃磨出来。” “那就去试试看，可能要多费些力气……通常新菜刀开刃，必须用‘锵（ qiang ）’的方法。样板戏《红灯记》里，不是有个磨刀师傅唱：‘磨剪子耒……锵菜刀……’吗？在民间，用‘锵刀’把刃口两侧的金属刮削掉；若在工厂里，可以用电动砂轮把刃口磨薄。但是，眼下这两样工具都没有，只好辛苦你们俩了。”我说。一个多小时过后，小崔跑回来说：“张华容，你去看看吧！磨了老半天，根本就出不来刃口……”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不再称呼我们“ X 老师”，一般叫“老王”“老郭”。因我看起来不比学生们大多少，不便叫“老张”，他们就直呼我的姓名。我连忙跟他去到伙房门口，只见小周满头大汗，啃哧啃哧地磨着那把新菜刀。我把刀接过来在那块大磨刀石上磨了几下，听那磨刀声铮铮脆响，手感发飘。再看那刀口发亮，锈迹虽被磨掉了，去除的金属却少得可怜。我对他俩说：“这块磨刀石是细磨石，太硬……咱们开刃需要的是粗磨石。” 小崔说：“我问过大师傅了，伙房只有这一块磨刀石。怎么办哪？” 我想了想说：“别在这块磨刀石上白费劲了……咱们走，去河滩，找一块能‘吃铁’的砂石。”他俩将信将疑地看着我说：“河滩里有……会吃铁的石头？” “不去找，怎么知道有没有！”说罢我就往外走，他俩紧跟着我。我们出了“法院”，走过集市广场来到河边。这是一条嘉陵江上游的小河，名叫“盐水井河”，从东向西穿过元坝镇。时逢冬季枯水季节，大半个河床裸露着。我们下到一片布满大大小小卵石的沙滩，东翻西找……我曾经见过当地农民用的磨刀石，大多是青黄色的。我手持一块小片石当检测工具，见到大小适中的青色石头就敲一敲划一划，老半天没遇见我所想要的……突然，我脚踢了一块石头，感觉它软得直掉渣。蹲下来仔细一看，这是一块从沙子里露头的暗红色砂石，用小片石在它表面上刻划，很软，掉下来的砂粒较粗，看样子风化得相当严重。 “就搬这一块回去试试看。”我说。我们把这卵石从沙子里挖出来，它呈扁椭圆球形，长约 40 厘米，分量大约十几公斤。小崔和小周一路轮番抱着这卵石，我们回到“法院”。我用铁锹在院子的泥地上挖一小坑，把这卵形的红砂石侧向横倒坐稳在坑里，地面上露出一半。然后我拿起菜刀蹲在这石头前磨了起来，随着沙哑的“嚓，嚓，嚓……”的磨刀声，大量的红色碎砂也不住地掉落……手感还不错，比较滞重……。也就不到十分钟的功夫，那卵石上部被磨掉一大块，顶部成为一个长约十几厘米的平面，再看手中的菜刀，刀口的铁确实被磨掉了一些。小周在一旁看得兴起，急不可耐地从我手里接过菜刀，学我的姿势磨了起来。我说：“看来，这块石头很‘吃铁’！你们俩轮换着，一人磨刀，另一人帮着往磨石上浇水。注意，磨的时候拿刀的角度要合适并保持固定不变，不要磨几下就急着看成果……俗话说：‘磨刀不用看，磨出来一身汗。’” “您放心，我俩保证完成任务！”两人信心满满地说。然后，我回到老郭那里帮着整理厨具和食材。两个小时后，小崔小周举着刀兴冲冲跑来说：“大功告成！我们拿它试过削木棍都行，切菜一定没问题！”我接过菜刀仔细审视，刃口被磨出来了，只是刃夹角比一般的菜刀稍大。我随他俩回到红磨刀石那里一看，那块卵石竟然被磨掉了大约三分之一，顶部形成足有 30 厘米长的、中间稍凹的平面。 “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伸出大拇指由衷地夸赞他俩。接下来，我在红磨石上修磨了刀刃的前后尖角。然后，我们又使用伙房的细磨刀石给菜刀抛光。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事后，小崔小周问我：“张……老师，您挑中的那块红砂石其貌不扬，它为什么那么神？您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解释道：“如果没有‘停课闹革命’，你们在三年级时有一门《金属切削原理》课，学习车、铣、刨、磨等金属冷加工方法的原理。车、铣、刨之类的刀具被用钝之后，需要重新修磨恢复刀刃的锋利。但是，磨削比较特殊，它使用砂轮而不是一般形态的刀具。砂轮由许多高硬度的磨粒粘接而成，这些细微的磨粒有许多锐利的棱边和尖角，它们好比普通刀具的刀刃，可以用来刮削金属。砂轮磨粒在刮削过程里会崩裂变钝，但是它的‘刀刃’的恢复不能依赖‘修磨’，而是让废旧的磨粒脱落，露出尖锐的新鲜磨粒继续工作。砂轮有两个主要的性能参数：‘磨粒硬度’和‘砂轮硬度’。磨粒硬度取决于磨粒的材料，分别有氧化铝、碳化硅、金刚石等等。砂轮的硬度实际指粘结剂的硬度。跟我们今天这话题有关的是砂轮的硬度。通常，精密磨削使用‘硬’砂轮；粗磨使用‘软’砂轮。砂轮越软，废旧磨粒越容易脱落更新，刮削金属的效率越高……” “河滩里抱回来的这块红砂石就好比特别……超级软的砂轮！”小周插言道。 “伙房的磨刀石相当于硬质砂轮。”小崔接着说。 “你们的总结非常正确！”我说。; 个人分类: “五七”记事|5908 次阅读|2 个评论

“文革”亲历记（5）: 热度 6 duzhanchi 2015-10-1 07:56; （十）中科院湖北“五七”干校期间 1971 年7月中旬，传达中科院 21号文件：国务院批准我院《关于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现有科研单位体制调整的请示报告》，同意撤消综合考察委员会、心理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和北京生物实验中心。决定将四个单位的职工全部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其后，大家立即行动，进行各项准备，处理遗留工作，安顿家中老小，整理衣物行装，未及一月，全部完毕。 8 月中旬，离京，来到位于潜江县光华寺的中科院湖北“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特定产物，源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1968 年，在“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建立了一个机关农场，名曰“五七”干校。毛主席对其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五七”干校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迅速大批涌现。中科院湖北“五七”干校成立于1969年初。干校所在地位于江汉平原，原为劳改农场，与石油部的“五七”油田毗邻。第一批下放干校的人员不多，综考会只有10余人。其后，又分数批前往。成立之初，除了一望无际的农田之外，一无所有。自己动手盖房、修路、打井、挑水、担粪、种庄稼。劳动时间长，强度大，伙食差，肉食少，就连青菜亦为定量，身体透支严重。两年多以后，当我们到达之时，干校已初具规模，砖瓦宿舍成排，道路纵横，有自来水、器材库、养猪场、养鸡场……。对于后来者来说，堪称“坐享其成”。下放“五七”干校的学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现行反革命”、一般机关干部、普通科技人员和工人，等等。综考会属于“连锅端”单位，所以各类人员俱全，应有尽有。在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中，又分造反派、逍遥派和保皇派，即左、中、右三类。我大概是典型的逍遥派。既未遭到造反派的批判，也不热心于批判“走资派”和“保皇派”，属于“开会不发言，跟着喊口号”的那类人。不过，对问题还是有想法的，尽管有对、有错。 “五七”干校为军事化管理，按营、连、排、班的建制编队。综考会被编为三连。到干校之初，首先全连举办学习班，讨论怎样实现革命化和如何搞好运动。接着，派我到食堂帮厨数天，而后回班劳动。我所在班的任务是，管理养猪场，为全连“五七”战士改善伙食。全班约10人，班长是康庆禹。每天上班后，除政治学习，开批判会，讲用会之外，就是在班长带领下，切菜、剁菜、煮食、喂猪；一天两次，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没有例外。因为猪需吃食，要长膘，“五七”战士要吃肉。当时，已非昔日可比，每周都要杀猪，天天均有肉吃。杀猪需要屠夫，屠夫亦需技术。一个训练有素的屠夫，能一刀将猪毙命。有一次，一位“五七”战士，自告奋勇，操刀杀猪；一刀捅入，猪没有死，几经挣扎，摔倒在地，突然站起，撒腿就跑。大伙猛追，将其再次按倒，抬至装有一口大铁锅的灶台之上，实施二次屠宰。猪厉声嘶叫，痛苦之状不忍目睹，人亦为之动容。围观者，有的以背相对，有的转身离去。可见，即使在他杀、自杀司空见惯的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的心仍是向善的。 8 月下旬，召开了揭发批判何希吾“反‘批清’罪行大会”；传达了周总理《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批评了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中的各种表现。特别谈道：“ 所谓格瓦拉的‘游击中心’，就是跑到那里放一把火就走”， “他们想点把火就一举成功”，“他们就看不到格瓦拉失败的教训，而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 认为不管有无条件，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此外，还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共产党发展历史》的报告。当年，干校吃的是自来水，水源来自地下。9月初，水泵房的2个管理人员期满回京，干校有关负责人让综考会选派一人顶替，凑巧看中了我。偶然之中，寓有必然。原因大概有二：（1）我是逍遥派，从“文革”运动角度看，毫无作用，属于可有可无之人；（2）尽管家庭出身不好，但在领导眼里，还算忠诚老实、认真负责，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类。与我同时调到水泵房的，是生物实验中心的曹少奇。水泵房由一个建有蓄水池的院子和有三个房间组成。西边的一间是抽水机房，东边的一间是宿舍，中间的一间，先前空着，后来安放了一台大型柴油发电机组。供水设备主要由抽水机和蓄水池两部分组成。我俩的工作就是将地下水用抽水机抽到蓄水池。然后，靠重力作用将水输入管道，自然流到各个安装了水龙头的地方，包括：食堂、宿舍门前、露天浴所等处。俩人轮流值班，只要保障蓄水池有足够的水源，就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所以，工作量很小，时间相当充裕，一天到晚无事可做。偶尔停电时，综考会动能研究室的老段即来发电，启动、运转正常后，由我俩看管。机器声轰隆、轰隆，噪音极大，夜间难以入眠。好在并不经常停电。当时，没有读书气氛，外语书和专业书不想看，也不敢公开看。据说，有位有识之士，偷偷阅读英语，被好事者告发，遭到批判。我的搭档，晚上有时躲在蚊帐之中学习英语，我羡慕他的求知精神，但没有他的远见卓识；觉得“老大哥”已从密友变成死敌，所学俄语已无用场，花费精力新学英语谈何容易。况且单位已被撤销，前途渺茫，今后飘向何方尚且不知，学其何用？于是，我就继续阅读毛著与马恩列斯毛原著。此间，干校发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在潜江县王场购买了《列宁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三篇文章》。除了合闸抽水和读马列毛著之外，空余时间颇多。面对现实，找点自己喜好的事打发时间，便成最佳选择。首先是熟悉水泵房的各种机器，了解它们的性能，确保及时安全供水。有一次，我俩把一台不用的水泵拆开，了解它的构造，恰好被一位干校管后勤的负责人看到，以为我们在维修机器。据说，后来在某次会议上还表扬了我俩，真是有趣的误会！这段时间，我将高中所学的电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动手能力大增。没想到，十年后到内蒙古草原站进行光合生态研究，面对各类电器设备，干校所学居然再次派上了用场。正是有失必有得，但毕竟失比得大的多得多。得不偿失，如之奈何？没过多久，对现有的设备和工作都熟悉了，我又想法设法找别的事干。一是做木工。我与同事一起到潜江县城，买了锯条、凿子、扁铲、木锉等，同事汤火顺给了我一个他自己做的刨子，工具基本齐全。我踅摸了一块柞木，学做马扎。先把木头锯开，然后刨平，接着打孔，锯榫，安装，涂清漆，晾干，订上帆布带，马扎就做成了。马扎是干校不可缺少的工作和生活用品：在露天广场开大会，有了它就不用再席地而坐，十分舒适；洗脚、干活也离不开它；“五七”战士几乎人手一个，使用率极高。后来，这个马扎随我来到了北京，是我生活中使用时间最长的物件。二是干铁工。水泵房旁边的铁工房内，有一个铁砧子。我们利用这个铁砧干起了铁工-仿制煤油炉。首先借来一个煤油炉，作为样品，然后到垃圾堆收集罐头盒，接下来就是具体制作：用铁皮剪将罐头盒剪开，在铁砧上将其卷成一个个圆筒，再用电烙铁、焊锡焊接……，经过一道道程序，便自制成功。工艺虽然粗糙，但使用效果与购买的没有多大差别。利用自制灶具烹饪，别有一番趣味。入冬后，渐冷，抽水机启动愈来愈难，没有暖气，必须生火加温。为了保障干校用水，我俩弄来一个装汽油用的特大圆桶，将其改装成火炉。火力很大，是北京蜂窝煤火炉的数倍。后来又用此炉干起了铁匠：把钢筋、铁片投入火中，烧红，放在在铁砧上，依据设计进行打造，其中铁锯的锯弓、电炉的外壳、变钢锯条为木锯条，都是这样打制的。三是当兽医。综考会的沈长江是畜牧专家，全校各猪场的猪，都由他打预防针。我主动请求做学徒，教我给猪打针。没想到，给猪打针比给人打针难得多，要求稳准快。首先要偷偷地靠近猪尾，乘其不备，猛然将针头插入猪屁股的肌肉之中，迅速推入药水，立即拔出，这一连串动作需在瞬间完成。如果第一次未能成功，猪便受惊逃跑，则需在追逐中进行注射，不仅耗费不少时间，而且人畜都会气喘不停。四是种蔬菜。水泵房的前任管理人员，在蓄水池所在的院子里，种了点西红柿之类的蔬菜，我俩一并接收，继续浇水管理。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成熟，品尝着劳动所得，喜在心头，乐在眉梢。水泵房，犹如一个嘈杂闹市中的世外桃源，有人过问，无人干扰；伙食好，干活少，心广体胖，体重日增；比1970年赴云南紫胶考察归来时长了20来斤，达到了我的历史最高水平。这种情况，出乎我的预料，别人也难以置信，但这确是事实。这也许是特殊条件下的一种例外。刚到干校之时，正值盛夏，奇热无比。我们男学员，不顾不雅，整天穿着短裤背心，还是感觉不爽。很想到河沟或水塘泡泡，但又不敢前往，因为当地血吸虫病猖獗。前两年发水时，不慎跌入水中者，有几人便得了此病。据说血吸虫三秒钟即可由皮肤进入血液，所以五七战士戏谑血吸虫病为“一二三”，形容其感染速度极快；对其畏惧之感，有人达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故此，为缓解炎热，只好在用农作物秸秆围成的洗浴场所淋雨，一天2次，十分惬意。冬天，温度并不很低，但湿度特大，感到相当湿冷。在北京，冬天穿毛裤即可，而在此地，却不得不穿上闲置多年的棉裤，否则难以忍受。水泵房属干校后勤部门管理，通常不再参加三连的运动，只是有时开会或传达文件。干校有一个操场，是全校“五七”战士召开大型批判会、传达中央文件或首长讲话的地方。 9 月中旬，传达了周总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的讲话》，其中谈到：“不能不讲历史”，“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 10 月底，某日，突然召开全校学员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其中有：中发 62号：《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57号：《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61号：《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62号：《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64号：《关于成立中央专案组的通知》、65号：《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和67号：《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从中得知，新任中央办公会议成员有：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陈士渠、刘贤全、张才千。中央专案组成员有：周恩来、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会后，分班进行讨论。大家对林彪“九一三”外逃，倍感意外，十分震惊。四十多年的亲密战友为什么会分道扬镳？好端端的一个写入党章、顺理成章的接班人，为什么会抢班夺权？“一贯高举”、“一直紧跟”的中央第二把手，为什么会改弦易辙，乘机外逃？其中有何天机？有何奥妙?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尽管传达了文件，还是疑问重重，有云遮雾罩之感。自此以后，革命热情一落千丈，疲沓者、迷惘者、疑虑者、反思者日众，“逍遥派”的队伍日益壮大。这是“文革”的一个分水岭，开始由前期激情燃烧的岁月，渐渐转入了后期冷静理性的年代。 11 月上旬，传达了“毛主席南方巡视”的解释报告。其中内容有：（1）三个法宝：扔石头、挖墙脚和掺沙子；（2）三个坚持：坚持路线斗争、坚持团结、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3）陈伯达的三大罪状：妄想夺权、分裂党、反对毛主席；（4）林陈反党集团的二个阴谋：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4）林彪控制的五个单位：空军学院、二高院、西郊机场、沙河机场、四座门；（5）毛主席的有关指示：“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林彪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说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但他一句也不听”， “我希望你们以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并反复强调：“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后来，还传达了开展学唱《国际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通知。毛主席指示：“要学，要唱，要讲，要照着做”。从此，开始批林整风，批判极左思潮。 12 月，有消息传出，“连锅端”单位快回北京了，水泵房将由解放军接管。我心里有点嘀咕：来到干校数月，没怎么参加体力劳动，能够从干校毕业吗？于是，主动提出调回连队，再锻炼锻炼。但干校后勤领导却想让我到仓库当管理员。我婉言拒绝，原因是怕这样下去，毕不了业，回不了京。这种匪夷所思的想法，大概只有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年代才会产生。这一年的最后一天-31日，我如愿以偿，回到了三连，继续养猪。此时，我们原来班、排的人员依旧，只是连指导员已由二连（化学所）调来的老革命白杰夫担任。在干校期间，极少外出，在我的记忆中，在干校的八个多月，仅去过一次潜江县城，一次“五七油田”，一次油田第一医院，还到中央民族学院干校所在地王场，通宵达旦地看过一次《山本五十六》等内部电影。此外，离干校前夕，去了一次沙市，在长江边，同事章铭陶给大家摄影留念。 1972 年1月上旬，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文中说：今日世界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或者叫“天下大乱”。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激起亚非拉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群起而攻之。各国人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地总结经验，加强团结，增强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争取新的胜利。毛主席指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就要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号召，促进各条战线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要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旬，传达中发 3号文件：《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以及中发 77号和 4号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二）及其附件《“571工程”纪要》。《“571工程”纪要》的内容分为九个部分，即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其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农民缺吃少穿”，“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等等，等等。听后，不少人义愤填膺，觉得林家父子竭尽污蔑之能事，用心险恶，死有余辜。但也有人若有所思，低头不语。 2 月上旬，放假一个月，春节期间返里探亲。3月上旬，返回干校。４月初，学习《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提出“对业务工作中的客观规律认识越多，钻研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旬，传达4月上旬在贵阳召开的“地学口方向任务会议”，确定有6项任务，即全国荒地、青藏科考、地理环境质量、前寒武纪、化学地理和新元素。并讨论了地理所与综考会合并的问题。下旬，学习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文中引用了毛主席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对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语录，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遭受打击迫害的事实，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要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和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并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 5 月6日，在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六周年前夕，综考会全部人员离开干校，返回到北京。（十一）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期间 5 月上旬，由湖北“五七”干校回到京。 “文革”在继续，但已不像运动前期那样经常召开大会，主要是学习毛著与马列原著，继续批林整风，批判极左思潮。期间，业务工作逐渐增多，有的进行科研总结，有的出外考察，有的学习外语。我没有任务，所以开始学习英语，并阅读马列毛著。中旬，到周边农村参加麦收2日。下旬，开始办学习班，讨论与地理所合并事宜以及研究方向与任务。 6 月下旬，全部人员正式并入地理所，按专业进行分配。我们植物与草场专业人员被纳入自然地理研究室植被地理组，室主任是赵松桥，组长是王荷生与刘华训。 7 月上旬，《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的社论，号召多读马列原著。此时，我购买的马列著作逐渐增多，新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自然辩证法》、《工资、价格和利润》、《论马克思》、《共产主义原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这个期间，会议较少，亦无其他工作，亦不知该看什么专业书籍，于是就安心阅读马恩列斯毛著作。首先通读了毛选1-4卷，而后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等，但其中有些文章，由于对其时代背景不甚了解，所以只能囫囵吞枣，生吞活剥，阅后似懂非懂，食而不化。除看书之外，有时开会，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与极左思潮。有一次，在组内讨论时，我说：刘少奇与林彪有不同之处，刘少奇是搞公开的，林彪是两面派。有一同事反驳说：毛主席说，凡是修正主义，都是搞阴谋诡计的，刘少奇岂能例外？我一时茫然，无言以对，不知孰是孰非，因为这是最高指示，焉有错误之理。 8 月中旬，同室好友黄瑞复调往云南大学，与韩裕丰等到北京火车站为其送行。综考会被撤销，一个个并肩战斗多年的同事纷纷离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依依不舍，凄凉伤感。 10 月上旬，学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中旬，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三篇文章：《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批驳了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砸烂一切” 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告诫人们要警惕当前的极左思潮。下旬，传达在兰州召开的《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学术报告会》，讨论制定了《中科院青藏高原1973—1980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草案）。其后，成立了“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科考队”。队长为冷冰，副队长有孙鸿烈、王振环。不久，孙鸿烈将此事告诉我，希望我参加西藏科学考察队。 11 月中旬，购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和、《列宁选集》（第1-4卷）。 12 月，传达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引述了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这一年，运动松松垮垮，常常无所事事，所以观看球赛、表演和参观展览甚多，超过了此前6年的总数。先后观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全国乒乓球赛2次、全国排球赛、全国篮球赛、中罗篮球赛、内部电影、豫剧、北京杂技团和宣武杂技团演出等；参观过北京美术馆展览、全国农业展览会、出土文物展、自然博物馆展览等。此外，还到过中越公社，参加收梨劳动；在“九一七”生活区，参加盖托儿所劳动若干天。 1973 年1月初，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新年献词》。文中指出：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其重点是批判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要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大批判运动开始由批判极左思潮，转而批判极右实质。 3 月中旬，传达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4 月上旬，传达“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在会上，揭露和批判了林彪等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包括恢复岗位责任制、考勤制、经济核算制、奖励制等。会前，周总理指出：现在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中旬，邓小平复出，公开露面。 6 月，考察队员进行体检，发现血压较高，一时去不了西藏，领导又动员我暂且参加黑龙江荒地资源综合考察队。恰在此时，中科院决定，拟将与地理所不对口的专业人员，按专业对口原则，分配到院内各相关研究所，农学、林学、畜牧学专业人员到遗传所，矿产专业人员到地质所，植物、草场专业人员到植物所，等等。当时，我不想再搞“满天飞，到处跑”的考察，一心想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就未选择参加黑龙江荒地考察队，而是离开了仅仅待了一年的地理所，前往植物所报到。; 个人分类: 回忆录|2199 次阅读|13 个评论

小扁担: Huarong1940 2014-8-21 11:22; 九十年代末，在校家属院的路上，我遇见校计算机中心主任房WB老师，他对我说：“老张，我最近换房搬家，清理杂物时，发现你的一根小扁担，早都不用它了，物归原主，送还给你吧……” 房WB提到的这根扁担，由一根碗口粗的榆木树枝砍削而成，长度仅90厘米，比标准的扁担短得多，故称其“小”扁担。扁担钩是用4毫米的粗铁丝揻制的。许多年以前，为了往四层楼上挑水挑蜂窝煤，我专门制作了这一副颇为精致的小扁担。后来我家搬到另一座楼的一楼，再也用不着它，就把它留给原来的邻居房WB老师。从1973至1982的十年里，我住在老8号楼的顶层405室。那是一座简易楼，最顶层使用预制槽板盖顶，厚度不足2厘米而且无保温层，因此室内夏热冬寒。尤其在夏季，白天室内气温高达38℃，夜间外面气温下降，而室内仍高达37℃。热倒也罢了，更令人难熬的是缺水。那时，西安严重缺水，自来水压力不足，夏季经常断水，即使来水只能到达一楼。学校虽建了水塔，又修建了蓄水池，用水泵加压，皆因容量太小不能正常供水。在最缺水的日子里，只能在每日中午供水半小时。因此，各家准备下大大小小各种蓄水容器，单等午时三刻，只听得预先开启的水龙头发出一阵咳呛的响声，然后流出水来，于是大人小孩齐上阵，手忙脚乱地接水蓄水。虽然通知供水半小时，但随着楼层的升高，供水时间递减。我居住的8号楼四层，到了供水时刻，打开的水龙头嘶嘶之声干响，却滴水不出。 8号楼处于家属院地势最高处，四楼在中午集中供水时若上不来水，就意味着这炎夏期间彻底持续断水了。我们这一层的5家只剩一条路——到楼下的住户家里去取水。好在那年头还没有分户安装水表，实行按人头收水费。我决定每日午间到住在一楼的一位同事家取水。因为，一楼供水的时间最长且流量充足，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蓄够了水，我赶在供水半小时的最后时刻去，也能接到水。当时，我校刚从北京迁出不久，几乎各家都有一只购自北京的白铁皮水桶（直径30厘米、高40厘米），用这铁桶装水，若只装九分满重约25公斤。于是乎，我这一层楼的各家都用铁皮水桶从楼下往楼上提水，只有我却发怵提水爬楼梯。我的胳膊力气小，提不动这一桶水，但是我肩膀能挑。与其扭着腰提一桶水每登一层还得放下喘息片刻，我宁愿挑两桶水一口气爬上四楼。因此，每到运水时刻，我就向隔壁的孙LT借用他家的那只铁桶，与自己的这只凑成一副挑子。挑水上楼后，将借来的桶（连其中的水）还给老孙。起初，老孙不好意思要那桶里的水。我据实禀告： “你根本不必客气，我家没有水缸，无处存留那多出来的一桶水。” 为了顺畅地挑水通过那十分狭窄楼梯，我专门制作了这根超短的小扁担。此后，也不必端蜂窝煤爬楼梯了，挑着蜂窝煤上楼既方便且效率更高。 1973年，我去大连出差。偶然发现一处搪瓷厂处理物资门市部，那里正在卖廉价的大搪瓷桶，它原来是给机关团体盛开水用的。我们一同出差的几位教师立即赶去，一人买了一个。这是一些残次品的桶胚，搪瓷挂得太薄或不匀，直径40厘米×高40厘米，靠近底部圆柱桶边有一个直径3厘米的圆孔。我把它拿回家后，买一个水龙头堵住那小圆孔，它便成为一个“自流”的超级小水缸，正好能装两桶水。从此，我每天挑两挑水，第一挑装满“水缸”，第二挑存留一桶。三桶水“足够”我三口之家一天之需了。我自小体格瘦弱，1962年大学毕业前检查身体，身高174厘米，体重只有48公斤。上中学时，我特别羡慕同桌的池SH。他个头虽没我高，却长得很结实，因从小劳动贴补家用，练就了挑担的本事。有一次，我们班去北郊鼓岭水库野炊，他挑着一担子的米、菜和锅碗瓢盆，随着担子上下颤悠的频率一路小跑，还能不停步地左右换肩……这幅画面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对比起来深感惭愧，那时的我却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典型的“豆芽菜体格”。我的肩膀练成能挑担子，是在1964年。那年我被派去农村“搞四清”历时八个月。地点是京郊顺义县城关公社西丰乐生产队。除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得“学习老八路”，每天清晨给房东挑水。西丰乐村建在一个小岗子上，水井皆处于村外的坡下。从水井到我的住处是大约50米缓缓上坡的路程。我和谢ZC的房东是七口之家，一对中年贫农夫妇和2~14岁的五个儿女。他家的水缸能装6~7担水。这“四清”的八个月里，每天去村边的水井挑水把这个水缸装满，就成了我和老谢共同完成的任务。为此，每天早饭前，我都要出一身汗。练会挑水后还有一次更艰难的考验——暮春时节栽种白薯。西丰乐生产队有大片的坡地，这些坡地全部用来栽种白薯。栽种的步骤是：首先用拖拉机把坡地翻耕并豁成垄，然后人工在垄背上用小锄刨出一个个苗窝，每个苗窝里放一颗白薯秧苗，往每个苗窝浇水后，最后用周围的干土把秧苗根和湿土掩埋并压实。预先在坡下机井水渠能通达的地方挖一个临时蓄水坑（直径两米、深一米）。我承担的任务是从临时蓄水坑取水，然后挑水上坡，放下水挑子后，提着水桶给每个苗窝里浇些水。一天之内，得在临时蓄水坑和坡上栽苗地之间，头顶烈日往返几十至上百次。当年的白薯还没栽种完毕，我们这“四清工作队”就接到撤走的命令。我红肿着右肩返回了北京机械学院。经过月余，红肿渐消，右肩井处则长出了一个厚厚的肉垫——此后今生，挑担的本领长附于身。但是，能挑的仅仅是右肩，尤其自我不满意的是，没学会像老同学池SH那样途中换肩。 1971年初春，我作为“五七干校”的学员，来到米仓山之巅的打鹿池。一个伙房要供应一百多名师生的伙食。伙房的两位大师傅（曹、佟）需要帮厨的人手，领导决定派三名教师去帮厨，按月轮换。第一轮就派到我、张DS和苑LZ三人。机床实验室的实验员苑LZ心灵手巧，切菜手艺颇为了得，立即被主厨曹师傅指定为近身助理，主要工作是和师傅们一同切菜。我和张DS被分配做劈柴、挑水、烧火等粗活。张DS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与我同年被分配到北京机械学院，在同一个教研室。他身高一米八，但也是瘦弱无力，而且几乎没经历过体力劳动的磨练，根本不会挑水。我俩约定分工：他任烧火司令司掌柴灶；我当运水官专管挑水；劈柴则两人共同承担。这一来，我又与挑水结缘整整一个月。原垦殖场有一排八间朝南的平房，背靠着山坡，东西走向的峰梁与平房的相对高度约200米，这是南郑县与勉县之间的分水岭。八间房的最西头一间是伙房。从平房向西，一共有五道山谷，分别名为簸箕湾、一道弯、二道湾、三道湾和四道湾。我们的饮用水源位于簸箕湾底部，它是一个圆形蓄水池，直径3米，深2米。簸箕湾的流域面积不足0.3平方公里，这水池汇集了它的全部雨水。饮水池的南沿开了一个小豁口，让多余的水溢流到下游的小河沟，我们洗菜、众人洗漱洗衣都在那小河沟旁。簸箕湾是朝南的阳坡，上半部遍山长满荒草几乎没有树（可是，爬到山顶往北看，陡峭的阴坡却是密集的森林。想必在许多年代之前，这阳坡也像阴坡那样，有过茂密的大树，但经历长年岁月已被砍伐殆尽），在簸箕湾沟底则长满了两米多高的灌木，依赖它们涵养水分，沟底流淌着一道涓涓细流，供给着我们的生活用水。但是，为我们蓄水的簸箕湾流域面积太有限，如果打鹿池有十天不下雨，我们的蓄水池就不再溢流。一旦无雨超过半个月，从蓄水池舀出的水就有一股鱼腥味，那时就得去一百多米之外取水了，那是打鹿池盆地中央，有一条小溪，作为嘉陵江支流的源头，常年流水不断。好在打鹿池经常阴雨连绵，十天以上不下雨的情形极少。厨房的水缸是一个木板箍成的大桶，直径和高皆一米，大约可蓄水13~14担。厨房到簸箕湾蓄水池的距离约20米。平时，我总是让水缸里的水保持在七与十分之间，每次仅挑水三、四担，不至于太劳累。通常，张DS伺候灶火时，我就去挑水添满水缸。每天晚饭后天已擦黑，为把水缸盛满，我挑水，张DS总是提着马灯一路为我照亮。帮厨第一周的周末，曹师傅吩咐，今天晚饭后必须清洗水缸。当天下午，我就不再给水缸添水。利用缸底的剩水，我和张DS摸着黑用炊帚洗刷桶帮和桶底，然后把脏水舀出倒掉，再注入少许清水洗两遍。曹师傅还曾叮嘱，最后要用干净的抹布把桶底擦净。于是张DS把肚皮挂在桶沿，俯身进桶擦桶底，我则高举着马灯为他照明……“啊呀！”张DS大喊着直身后仰、抹布向上一甩差一点打落我手上的马灯。 “一只大……老鼠！”他瞪大着双眼，惊惶地对我叫道。我把马灯递给他，说：“你来举灯照亮，让我来处理。” 定睛一瞧，水缸底躺着一只死老鼠，淹死不知多久了，被泡胀得硕大无比。平时见个虫子都害怕的张DS确实被吓得不轻。我用火钳把死鼠夹出，又挑了一担水把水缸再清洗一番。虽然天色漆黑，还要连夜挑水，幸亏苑LZ挑水的功夫尚可，来替我分担。水缸注满之后，我们赶紧去向曹师傅报告“水缸死鼠”事件。曹师傅说：“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刚上山那会儿，还有过老鼠掉进大锅淹死在蒸锅水里……咱们的水缸原来就没有缸盖，用几块木板拼着凑合，往后离开厨房之前都要仔仔细细盖好大锅和水缸。那只死老鼠扔哪儿了？立马悄悄地捡回来，去后山坡寻个地方把它深埋了。还得记住，哥儿几个都把嘴巴闭严实了，千万莫把此事传扬出去，别让大家伙儿倒了胃口吃不下饭！” 1982年初夏，我作为外派访问学者，出国前治装，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顶层定做西服。试穿时发现我右肩比左肩低一厘米多，裁缝师傅为此在上衣右侧多加了一个棉垫肩。之后，同亲友们讨论，为什么我的双肩会左高右低？最佳答案还是我自己悟出来的——这是我屡经劳动锻炼，用右肩挑担子的额外收获。若不算肩上磨出的肉垫，右肩要低得更多！直到最近，我拍了一张胸椎的X射线照片。从背后看，脊柱有一个不大的C形侧弯，终于寻获了我右肩较低的病理原因。怨，只怨当年自己学艺不精，没能练就挑担换肩的本领。华容写于2014年8月15日; 5579 次阅读|0 个评论

逍遥派在干校-中科院湖北潜江“五七”干校杂忆: 热度 2 duzhanchi 2014-1-16 12:13; 开头语： “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各类人员处境不同，遭遇相异。我是逍遥派的一员，在干校后期被“连锅端”去。无人批我，我不批人；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不读书，不动脑，吃得香，睡得好，悠哉！悠哉！。本文是对这段特殊经历的忆记。 1971 年7月15日，中科院（70）21号文件通知：国务院批准我院“关于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现有科研单位体制调整的请示报告”，同意撤消综合考察委员会、心理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和北京生物实验中心。决定四单位人员“连锅端”到湖北“五七”干校。其后，大家立即行动，进行各项准备，安顿家小，整理衣物行装，未及一月，全部完毕。 8 月12，乘火车离京，到达汉口转乘轮船，沿长江支流汉水而上，至汉川县再次换乘轮船，15日到达位于潜江县光华寺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特定产物，源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1968 年，在“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建立了一个机关农场，名曰“五七干校”。毛主席对此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五七干校”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迅速大批涌现。中科院湖北潜江“五七”干校成立于1969年初。干校所在地原为劳改农场，位于江汉平原，与石油部的“五七油田”毗邻。第一批下放干校的人员不多，其中综考会仅6人，由老杨带队。其后，又分数批前往。成立之初，除一望无际的大田之外，一无所有。自己动手盖房、修路、打井、挑水、担粪、种庄稼。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而伙食差，肉极少，就连青菜也是定量。身体严重透支。两年多以后，当我们到达之时，干校已初具规模，砖瓦宿舍成排，道路纵横，有自来水，有器材库、有养猪场、养鸡场……。对于我们后来者，可以说是“坐享其成”。下放“五七”干校的学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有“走资派”，有“反动学术权威”，有“黑五类”，有“现行反革命”，有一般机关干部，有普通科技人员。综考会属于“连锅端”单位，所以几类人员俱全。在一般机关干部和普通科技人员中，又有造反派、逍遥派、保皇派，即左、中、右三类。当时，我大概是逍遥派的典型。既不会遭到造反派的批判，也不批判“走资派”和“保皇派”。属于“开会不发言，跟着喊口号”的那种人。不过，对问题还是有想法的，尽管有的想法对，有的想法错。 “ 五七”干校为军事化管理，按营、连、排、班的建制编队。综考会为三连。除继续进行“斗、批、改”外，每个班都有劳动任务。我所在的班负责管理养猪场，为“五七”战士改善伙食。此时，“文革”初期的疯狂已不复存在。每天上班后，除政治学习，开批判会，讲用会之外，就是在班长康庆禹的带领下，切菜、剁菜、煮猪食；一天两次，天天如此，没有例外，因为猪需吃饭，要长膘，“五七”战士要吃肉。当时亦非昔日可比，每周都要杀一头猪，天天都有肉吃。一个训练有素的屠夫，杀猪时往往是一刀毙命。有一次，一位“五七”战士自告奋勇，操刀杀猪；一刀捅入，猪没有死，几经挣扎，摔在地上，爬起来就跑。大伙猛追，将其再次按倒，抬至装有一口大铁锅的灶台之上，实施二次屠宰。猪厉声嘶叫，痛苦之状不忍目睹，人亦为之动容。围观者，有的以背相对，有的转身离去。可见，即使在他杀、自杀司空见惯的那个年代，大多数的人心还是向善的。当时干校吃的是自来水，水源来自地下。9月初，水泵房的2个管理人员期满回京，干校负责人让综考会选派1人，凑巧看中了我。偶然之中，寓有必然。原因大概有二：（1）我是逍遥派，从“文革运动”角度看，毫无作用，属于可有可无之人；（2）尽管家庭出身不好，但在领导眼里，还算忠诚老实、认真负责，属于“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一类。与我同时来到水泵房的是生物实验中心的曹少奇。水泵房由一个建有蓄水池的院子和有三个房间组成。西边的一间是抽水机房，东边的一间是宿舍，中间的一间，先前空着，后来安放了一台大型柴油发电机组。供水设备主要由抽水机和蓄水池两部分组成。我俩的工作就是将地下水用抽水机抽到蓄水池。靠重力作用将水输入管道，自然流到各个安装了水龙头的地方，包括：食堂、宿舍门前、露天浴所，等。俩人轮流值班，只要蓄水池满，就算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所以，时间特别充裕，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偶尔停电时，综考会动能研究室的老段即来发电，启动、运转正常后，由我俩看管。机器声轰隆、轰隆，噪音极大，夜间难以入眠。好在并不经常停电。当时没有读书的气氛，看不到未来的前途，外语书和专业书不想看，也不敢公开看。据说，有位有识之士，偷偷看英语，被好事者发现告发，遭到批判。我的搭档，晚上有时躲在蚊帐之中阅读英语，我羡慕他的求知精神，但没有他的远见卓识，觉得此时老大哥已从密友变成死敌，所学俄语已无用场，也没想过再花费精力去学英语。单位已经撤销，前途渺茫，今后飘向何方尚且不知，学其何用？人不能整天闲着发呆，总要干点事情；这么多空余时间怎么打发？面对现实，找点自己喜好的事打发时间，是最佳选择。首先是熟悉水泵房的各种机器，了解它们的性能，确保及时安全供水。有一次，我俩把一台不用的水泵拆开，了解它的构造，恰好被一位干校管后勤的负责人看到，以为我们在维修机器。据说，后来在某次会议上还表扬了我俩，真是有趣。这段时间，我将高中所学的电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动手能力大增。没想到，十年后到内蒙古草原站进行光合生态研究，面对各类电器设备，干校所学居然再次派上了用场。正是有失必有得，但毕竟失比得大的多得多。得不偿失，无如之何！没多久，对现有的设备和工作都熟悉了，我们又想法设法找别的事干。一是做木工。我与同事一起到潜江县城，买了锯条、凿子、扁铲、木锉等，好友汤火顺给了我一个他自己做的刨子，工具基本齐全。我踅摸了一块柞木，学做马扎。先把木头锯开，然后刨平，接着打孔，锯榫，安装，涂清漆，晾干，订上帆布带，马扎就做成了。后来，制作项目逐渐增多，什么木槌、锯架、木质台灯、笔筒等等一应俱全。其中，马扎用处最大，是干校不可缺少的工作和生活用品：在露天广场开大会，有了它就不用再席地而坐，十分舒适；洗脚、干活也离不开它；“五七”战士几乎人手一个，使用率极高。后来，这个马扎随我来到了北京，是我生活中使用时间最长的物件。二是干铁工。水泵房旁边的铁工房内，有一个铁砧子。我们利用这个铁砧干起了铁工-仿制煤油炉。首先借来一个煤油炉，作为样品，然后到垃圾堆收集罐头盒，接下来就是具体制作：用铁皮剪将罐头盒剪开，在铁砧上将其卷成一个个圆筒，再用电烙铁、焊锡焊接……，经过一道道程序，便自制成功。工艺虽然粗糙，但使用效果与购买的没有多大差别。利用自制灶具烹饪，别有一番趣味。入冬后，渐冷，抽水机启动愈来愈难，没有暖气，必须生火加温。为了保障干校用水，我们弄来一个装汽油用的特大圆桶，将其改装成火炉。火力很大，是北京蜂窝煤火炉的数倍，我俩又用此炉干起了铁匠：把钢筋、铁片投入火中，烧红，放在在铁砧上，依据设计进行打造，其中扁铲、木钻头、小凿子、铁锯的锯弓、电炉的外壳、变钢锯条为木锯条，都是这样打制的。三是当兽医。综考会的沈长江是畜牧专家，全校各猪场的猪，都由他打预防针。我主动请求做学徒，教我给猪打针。没想到，给猪打针比给人打针难得多，要求稳准快。首先要偷偷地靠近猪尾，乘其不备，猛然将针头插入猪屁股的肌肉之中，迅速推入药水，立即拔出，这一连串动作需在瞬间完成。如果第一次未能注射成功，猪受惊便跑，就要在追逐中进行，不仅耗费不少时间，而且人畜都会气喘不停。四是种蔬菜。水泵房的前任管理人员，在蓄水池所在的院子里，种了点西红柿之类的蔬菜，我俩一并接收，继续浇水管理。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成熟，品尝着劳动所得，喜在心头，乐在眉梢。水泵房，犹如一个嘈杂闹市中的世外桃源，有人过问，无人干扰；伙食好，干活少，心广体胖，体重日增；比1970年赴云南紫胶考察归来时长了20来斤，达到了我的历史最高水平。这种情况，出乎我的预料，别人也难以置信，但这确是事实。这也许是特殊条件下的一种例外。刚到干校之时，正值盛夏，奇热无比。我们男学员，不顾不雅，整天穿着短裤背心，还是感觉不爽。很想到河沟或水塘泡泡，但又不敢前往，因为此地血吸虫病猖獗。前两年发水时，不慎进入水中者，有几人便得了此病。据说血吸虫三秒钟即可由皮肤进入血液，所以五七战士戏谑血吸虫病为“一二三”，形容传染速度之快。所以有人对其畏惧之感，达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为缓解炎热，我们只好在用农作物秸秆围成的洗浴场所淋雨，一天2次，十分惬意。冬天，温度并不很低，但湿度特大，所以感到相当湿冷。在北京，冬天穿上毛裤即可，但此时不得不穿上闲置多年的棉裤，否则，难以忍受。干校有一个操场，是“五七”战士召开大型批判会，传达中央文件和首长讲话的地方。有一天，突然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了“九一三”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一个个迷惑不解，一头雾水，陷入沉思：四十多年的亲密战友为什么会分道扬镳？好端端的一个写入党章、顺理成章的接班人，为什么会抢班夺权？“一贯高举”、“一直紧跟”的中央第二把手，为什么会乘机外逃？其中有何奥妙?？尽管传达了文件，大家还是疑问重重，有云遮雾罩之感，但开会时大都缄口不言。自此以后，革命热情一落千丈，疲沓者、迷惘者、反思者日众，逍遥派的队伍日益壮大。 12 月，有消息传出，“连锅端”单位快回北京了，水泵房将由解放军接管。我心里有点嘀咕：来到干校数月，没怎么参加体力劳动，能够从干校毕业吗？于是，主动提出调回连队，再锻炼锻炼。但干校后勤领导却想让我到仓库当管理员。我婉言拒绝，原因是怕这样下去毕不了业。这种奇异的思维，也只有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年代才会产生。这一年的最后一天-31日，我如愿以偿，回到了三连，继续养猪。此时，我们原来班、排的人员依旧，只是连长已由二连（化学所）调来的老革命白杰夫担任。在干校期间，极少外出，在我的记忆中，在干校的八个多月，仅去过一次潜江县城，一次“五七油田”，一次油田第一医院，还到中央民族学院干校所在地王场，通宵达旦地看过一次《山本五十六》等内部电影。此外，离干校前夕，去了一次沙市，在长江边，同事章铭陶给大家摄影留念。 1972 年春节前后，放假一个月，让大家返里探亲。归来后，未过 2个月，综考会的所有人员便全部返京；时间是“五七指示”发表六周年前夕，即1972年5月6日离开干校，7日到达武汉，8日回到北京。; 个人分类: 回忆录|8691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在五七干校告别少年时代（五）: gl6866 2012-8-27 18:50; 还有的人，使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反击法：利用他们宁错勿纵的方针，和当权者之间的矛盾，把那些整人最狠、叫嚣的最狂的人，当做“五一六分子”供将出来。这样一来，局面大乱。就连干校领导小组的组长都成了“五一六嫌疑”；各连队专案组成员走马灯似地更换；几乎每个连里都有“五一六班”（从班长到全体五七战士都是“五一六分子”或嫌疑）；全干校上了黑名单的人超过半数－－一千多名。“昨嫌紫蟒长，今怜枷锁扛”的丑剧一再上演。直弄得乌烟瘴气、人人不知所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亲耳听到两个管运动的领导谈话，他们说：搞到现在、大半年了，我们部里的“五一六”组织，是叫“纵队”呢？还是叫“兵团”都没有弄清楚。事实上，不仅是这里，全国各地“清查五一六”的运动都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因为，“五一六阴谋集团”之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事后捏造岂能全？但是党不能错、政治运动不能停。就在他们为如何圆这弥天大谎而一筹莫展之时，至今为人钦佩、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出面了，只消一语便点破了迷津－－不要在组织上纠缠，要抓思想上的“五一六”！也就是说，周总理让他们像一九五七年抓右派时那样，思想有问题的，就可以戴上“五一六”帽子；拘泥于其有无组织形式，反而会缩小打击面。多亏周恩来一展“雄才大略”，“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才得以深入持久开展下去。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全国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最大的冤案，也是唯一至今没有平反的全国性大案。六、保尔·柯察金二三十年虽说只是历史的一瞬，但这其间，人世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无可非议的事，如今听来简直匪夷所思。那些平凡的往事现在说说，恰好能做历史的注脚。劳动的意义校部有一台热水锅炉，容积不过一立方米左右，是为五七战士喝开水所设，烧的是煤炭。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锅炉，竟由四位月支两百元以上的高薪老先生伺候着。（干校人的平均工资大概不到一百元）有人计算过，连工带料一壶开水的成本大约是五角钱。而我等茶厂连里的“小五七战士”，每月只挣十五元钱。虽然我们去打开水时不用交钱，但烧水的费用仍是民脂民膏。却原来，当局者算的是政治账：那几位“锅炉工”，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烧锅炉的意义在于，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体现了党的“给出路”的政策。至于指导一切革命活动的大理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为经济基础服务，这一条此时就不再提起了。在四排房的时候，“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始不久，出现了一位勤奋的拓荒者。他利用早晨上工前、中午休息、晚餐后的空闲和周末假日－－几乎所有属于他自己支配的时间，抡着大锄头把驻地周围杂草丛生和寸草不生的空地，深深翻过，整理成菜畦。我们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晒成古铜色的脊背，烈日之下挥汗如雨、义务种菜给大家改善伙食，都很敬佩。而且，他一向沉默寡言，对运动并不积极。不料，连里的领导找他谈话了，不但没有表扬这个志愿劳动者，反而说他“消极对待运动”。因为当务之急“不是改善伙食，而是改造思想”。领导还着重提醒他：“不要放弃政治学习。”至此，不但荒地不能开垦了，他还得费尽唇舌，“向组织说清楚”自己这么做的“真正动机”。并且立即改弦更张，与多数人的步调一致：投入到运动中来。有些人不愿意劳动不是政治原因，而是纯粹的好逸恶劳。一位高干勉强下来干校，他说什么也不下地劳动，称病卧床不起。连里经常派人给他做工作。一日，这名高干被人逼急了，脱口道：“我接到通知，总理让我回北京去汇报工作！”故事传开，人人失笑。因为他老先生早就赋闲靠边站了。还有一位女士，因膀胱炎这种小病，住进了百里之外的一所军队医院。在那里一再拖延，病实在是好了，医生再一次请她出院，她怒道：“我是一秘夫人，你们要对我的健康负责！”这话就连部长夫人说出来都嫌牙碜。诚然，只有自认政治上没有问题，官场又不得意的人，才敢拒绝“劳动改造”。夜送陈家康真正的病人若是政治上也出了问题，可就不能那样“以此为由，向组织上讨价还价”了。曾经做过驻苏联大使的副部长陈家康患有心脏病，这时他又在政治上出了毛病。所以，没能去医院里治疗，而是在干校接受“隔离审查”，就住在校部。一天傍晚，副部长先生被专案组的人押着，手提暖水瓶去灌那高成本的开水。一时心脏病发作，摔倒在地、就此解脱。干校原本缺医少药，更无急救设备，没法抢救，只能目送这位为共产主义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革命去见马克思。陈家康好歹是个人物，他的死得报告中央。所以，尸体不能就地掩埋，要运到“一秘夫人”住过的医院冷冻待命。这可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等闲之人不能担当。正值干校遍地“五一六”之秋，校方居然派不出合适的人收尸运尸。想来想去，只得到我们茶厂连来要人，我也去帮了一把。过去我并不知道陈家康其人，待我见到他时，他已经静静地躺在一块床板上了，我看他，身量不高、上唇留着小胡子、皮肤已然脱了血色、样子倒很安详。有人指挥着我们，在他身上覆以自己的棉被，四边用木条压住，连被子一起钉在床板上，为的是应付运送途中的颠簸。然后，把他抬上一辆卡车，连夜运到醴陵的军队医院。多年之后，《人民日报》发表长文，悼念这位死于文革之中的大人物。作者也许不知道这个情节，文中没有引用此事渲染文革的冷酷。也不知道陈家康的家人是否知道他是如何入殓的。以革命的名义不论何时，在中国谁都怕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事情竟然会有例外。干校里有一个公务员是复员军人，他不疯不傻，却长期主动给自己冠以“反革命”的头衔。事情传开人人莫名其妙。原来，这位公务员先生是想用这个办法，达到离婚的目的。那年头，双方感情不和、一方移情别恋、配偶身有残疾等等都不是离婚的理由。唯有政见不同：一个要革命、另一个是反革命，才能被批准离异。因为，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都必须“求大同、存小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之后，言归于好。当反革命不但自己有受不尽的苦楚，还要累及九族。他人避之唯恐不及，这位老兄为什么要引火烧身呢？也许是“爱情价更高”？批判会上我们得知，几年来，他私刻公章、伪造证明文件，给他家在农村的妻子和当地各级政府，发送了很多封信件，说自己是“现行反革命”，让妻子与他离婚，并请各级党组织监督执行。谁知他娶的是一个“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的烈女。而且不相信丈夫会“失足落水”，就到北京来问个究竟。那公务员所在单位费了一番周折，才弄明白那原来是自编自演的独角戏。这里不被当局容忍的是：那公务员要仳离的妻子是个贫下中农，这是对“工农联盟”理论的否定。他一定是另有所爱，才如此丧心病狂，不惜给工人阶级队伍抹黑。当时，即使有人想到，可能是婚姻不睦，他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也不敢违背凡事都要先“上纲上线”，再分析、解决的常规。于是，对这个自掘坟墓的公务员进行内查外调，始终没有发现他喜新厌旧的证据。热衷其事的那几个人，又缺乏想象力，胡批乱骂之后，久久不得要领，最后以不了了之。绝唱为离婚不择手段、授人以柄说自己是反革命，说到底是以革命的名义吓唬人；同样，为爱也可以引经据典、化腐朽为神奇。校部有一个身材高大、络腮胡子、声若洪钟、仪表堂堂的青年，不到三十岁，已婚。平素心仪集“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身的苏联传奇人物保尔·柯察金。那是一部苏联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颇有几段动人的恋爱故事，当然保尔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曾为苏维埃政权奋斗、出生入死。那位干校青年看中了茶厂连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便向她示爱。茶厂少女不愿意，就回绝了他，杨某竟理直气壮地对那女孩儿说：“保尔可以有两个爱人，我为什么不行？” 这真是时代的名言，堪称文革之绝唱。如果有人编辑“文革辞海”，一定要收进这一条。一位好心的“五七战士”陈慰德，看着我们这群辍学少年，整日里被人驱使着拉沙土、盖房子，学业全废，还自以为真的参与了什么伟大的事业，颇感惋惜。他主动接近我们，给我们讲读书的乐趣，启发我们的求知欲。我和另外几个男生被他吸引，一有空就往他的宿舍跑，听他娓娓而谈。谁曾想，没过多久校方正式通知我们几个说，陈慰德在用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拉拢我们，因为他本人就有政治问题，“不许再同他来往！” 美国之音那时候，人们之间的交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周围“革命群众”的注意之下。校部一个男生通铺宿舍里，有人发现，某人经常夜间戴着耳机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这在当年可是一项严重的政治罪行，叫做“偷听敌台”。那个连的领导为了“掌握证据，教育群众”，对公开揭露此事做了周密布置：他们安排与偷听者只隔一条狭窄过道、睡在他对面的人向其发动突然袭击；再指定几个人准备好批判发言。一切就绪后的一个晚上，偷听者像往常一样脱衣就寝，在被窝里戴上耳机、打开半导体、在短波波段上找到“美国之音”，悄悄听了起来。他哪里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了。躺在他对面的突袭者让他先听上一阵，渐渐入神、放松了警惕。然后他忽的翻过身来，猛然将手伸进偷听者的被子、一把夺过那个收音机、一面唤醒大家、一拔掉耳塞、开大音量，全屋都听到了“美国人的声音”这时几个衔命在身的人，各司其职地组织起群众，把个他斗的七荤八素。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次，我随几个“五七战士”上山采茶。我所在的一组有四个人：我，算是小五七战士；三十岁左右的王叔叔，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运动积极分子”；四十出头的束阿姨，她正因“五一六”问题被追查，前途凶多吉少；年近花甲的胡伯伯，是个老干部，本已官至副司长，不知为了什么问题，非但丢掉了“顶戴花翎”、而且看不到一丝“重返历史舞台”的希望。我们一边采茶、一边闲聊，束阿姨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正待回答，猛然想起昨天是我十五岁生日，要不是她问到我的年纪，现在我还忘记着呢。于是我说：“昨天我就满十五岁了，今年没有人给我过生日，你要是不问，我都忘了。”我那时“少年不识愁滋味”，这个回答并无埋怨之意。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们都知道我的父母已经被隔离审查，我有好几个月不曾见到他们了，一时他们三人默然无语。如今回想当时的情景，颇有几分意味深长：胡伯伯首先打破沉默，他语带安慰地说：“你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呵。”对此，王、束二人表示同意，依此类推，王叔叔“是中午十二点的太阳”。束阿姨赶紧自谦道：“我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胡伯伯见状苦笑着、操起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道：“那我就是月亮咯。”我那时并不懂得这语中的禅机；王叔叔应当是会意的，但他只有微笑而已。 “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语是有来由的，它出自毛泽东对中国留苏学生讲的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这样的话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我那时真诚地等待着世界属于我的那一天。然而，它没有在我生命最美好的时光中到来。 “五七干校”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步，按照中国的算法，十五岁就是青年了。一九七零年年底，我离开虎踞山、戴着“知识青年”的桂冠到北京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因为，毛泽东还有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也许，这才是“世界是你们的……”云云确切的含义吧。（完）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mjls/2012/0827_66440_5.html; 个人分类: 文章转载|242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在五七干校告别少年时代（四）: gl6866 2012-8-27 18:42; 虎踞镇就有一个屠宰场。没想到，杀人也在这一带。那年头，据说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农村小农经济的残余和干校里的反革命分子，都是镇压对象。虽然不是抓到就杀，为让他们服服贴贴，惩一儆百却是必须的。在干校抓“五一六”运动开始后不久的一天，全体干校人员无论大小，都列队来到虎踞镇，会同当地农村社员开了一个批判大会。会上的主角是两个散发反动传单的青年农民。记得他们的年龄一个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二岁，除去思想反动之外，并没有其他罪行。那个会也许该叫做公审大会，是拿政治犯当作刑事犯来处理的。台上若干人等慷慨激昂地声讨了一番之后，当地公安局的人宣布，判处这两个年轻人死刑、立即执行！果然是立即执行：他们被拖出会场不一会儿，就传来了枪声，刑场就在旁边的山坡上。枪声一落，领导就令排队前去观看，名曰“受教育”。只见一个满脸是血、陈尸地下；另一个，子弹打掉了他的下颌，头上没有血，惨白的脸上缺了一大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确实感到了恐惧。当时谁都知道，要不是干校在大抓“五一六”，那两个青年罪不至死。五、抓“五一六”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林彪等人下了大决心搞起来的。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群众组织，虽有左与右，造反与保皇等区别，但异口同声，大家都说自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不料，后来有传言说：一个叫做“五一六”民间组织，旨在反对这个史无前例的运动。据说，那是个秘密团体，不仅暗中发展成员，而且单线联系。这个反对派的名称恰恰取自《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布的，故名“五一六通知”，真是极大的讽刺。对此，毛、林等人岂能坐视，相继下达了彻查的命令。毛的话是最高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林彪那时还是副统帅，他的话一贯夸大其辞、不留余地：“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他们这么一讲，谁人还敢怠慢？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况且，文化大革命搞到这会儿，很多人都学会了利用政治运动泄私愤、图报复；这还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好机会。把大批干部集中到干校来，原本也有便于整人之意。于是，北京下来的大队人马，行装甫卸、喘息未定，“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社会的良心” 那是个“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时代。加上敌人都在暗处，斗争扩大化几乎名正言顺。运动之初，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务院的要害部门里，有多少“五一六分子”，只听说始作俑者是一位女士，她曾在那个隐密组织的发祥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过，“所以是她把‘五一六’引进来的！”然而，由于他们单线联系的缘故，这个阴谋集团最终发展成了多么大的规模，就谁也不知道了。破获他们的第一个方法是“顺藤摸瓜”：让已经暴露的“五一六分子”指认其同党。这事说着容易，做起来却非常之难，很少有人痛痛快快揭发检举的。于是，当局开始逼、供、信了。通常的做法是先开批斗会，其规模依案情不同，有班组、连队、干校，乃至游斗于全部各干校和在京部机关的区别。当年的批斗大会声势非常吓人。少数人利用这个机会官报私仇，平日无处宣泄的私怨，此时正好借题发挥；还有人混水摸鱼，趁机把别人拉下来，为自己升迁扫清障碍；也有人刻意表现自己，以示区别、免遭池鱼之殃等等。虽然用心各异，却都不遗余力、一同对受难者落井下石。至于大多数的“革命群众”，他们并不知道个中就里。这个中央大部虽是官场，惯会因势利导的野心家倒还不多，多的是知识分子。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个时期的良心是什么呢？是革命性、是斗争性，是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一呼百应。因为他们“受党教育多年”，因为他们早已“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一切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或事，都不被他们容忍。只要是党讲的故事，无论多么离奇他们都相信，没有人认为这是盲从，多年来的各项建设成就已经使人叹服。所以，在当时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和社会气氛之下，对“阶级敌人”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很有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同样可悲的是，站在台上挨斗的人，囿于时代的意识形态，也或多或少地认为自己真的有错、甚至有罪，助长了批判者的气势。就是这样，心怀鬼胎的人兴风作浪、不明真相的人推波助澜，给惨遭历史愚弄、被揪斗的人造成了多么大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逼供信当局迫人就范的手段绝不仅止开斗争会，还有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虎踞镇上枪毙的那两个青年就是范例。散发反动传单即以死论，若是依例治罪，那相似的、更大的事情就算从轻发落，又能怎样呢？前两年，外交部管辖范围内出了香港“反英抗暴”和北京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军国大事。当时的处理方案全是依照中央的意思定下来的，后来发现不妥，但是上头反过手来，把责任往下一推，说是有“五一六分子”捣乱其间。这个罪过比发传单大多了，有关人员不仅得代人受过，还被追究莫须有的政治动机。其他一切与时下行为准则不符的陈言往事，乃至派别之争，无一不能同本来模糊莫辨的“五一六”行径扯上关系。按照“无限上纲”的推理方法，几乎所有“有问题”的人，都够得上杀头或者坐牢的罪。所以，眼下的“逼、供、信”竟是“挽救、宽大和给出路”之举，被系于倒悬的人们，还得对党的“苦口婆心”感恩戴德呢。文革领袖比马基雅维利和李宗吾之流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们会“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当年，他们一面大批特批“资产阶级人性论”；一面利用人伦亲情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为了积累战果、邀功请赏，他们不惜使出杀手锏胁迫“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不合作者－－强迫落难者家属“大义灭亲”。社会上现成地有“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的“定论”；而且，人人认可的亲疏标准，首先不是血缘和私情，而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同时，与谁站在一起，直接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有了这多么重大的理由，“反革命分子”的家眷，“在党组织的启发、教育之下”，或为政治信仰、或为明哲保身，是夫妻的宣布离婚、是父母子女的宣布脱离关系，以示“划清界限”；定要等到对方“低头认罪，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之后，才谈复合。这一招，不可谓不够毒辣，至此能不屈打成招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钗头凤》已经暴露的“五一六分子”为数不多，不足以显示当局的手段，为了实现林副统帅“一个也不能漏掉”的意愿，还得在群众之中一一审查，把隐藏着的敌人一网打尽。其办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先确定一些嫌疑犯，对之进行明查暗访，威胁利诱，务使其名列他们的成绩单。大兴文字狱是常用的办法之一，而且作法之荒唐足以让朱元璋、康熙、雍正辈瞠乎其后。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好发生在我父亲身上。有一个叫刘佐业的人，顶不住猛烈的批判就屈招了下来。为了分散头上的压力，他竟说我的父母是经他介绍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我父亲因无罪可认，自然态度强硬，连里的专案人员就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父亲的笔记本也被没收了。那里面抄录了一些唐诗宋词，其中有唐婉致陆游那首著名的《钗头凤》，谁能料到这居然成了“他拒不交待问题的铁证！”在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会上，一个运动积极分子不知道是真的不懂、还是指鹿为马，郑重其事地对着几百个高级知识分子讲解道：就在不久之前，他写了这样一首词：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按照那个人的解释：起首两句就是污蔑当前的大好形势；无法抒发内心的感受，所以叹息道“难、难、难”。词的下阙说“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分明是哀叹在革命的风暴摧毁下，四分五裂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他刻意把“角声寒、夜阑珊，”解说成“脚步声寒、夜阑珊”，说这是作者在隔离审查期间，听着巡逻者的脚步声，不能成眠；他不愿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想装得若无其事、蒙混过关、所以要“瞒”、要“咽泪妆欢”。如此牵强附会，亘古未有。我父亲听了哭笑不得，却无人容他申辩；与会者个个噤若寒蝉，谁敢站出来指出这个天大的笑话？我们茶厂连的小伙伴也都在场，因文化水平太低，散会出来有几个人竟然用钦佩的口吻对我说：“你爸爸的诗做得真棒呵！”我也没有读过那首词。这次大会之前，我一直希望父母的问题是误会了、搞错了。现在居然“有诗为证”，哪里顾得佩服，只在心里暗暗叫苦：“原来他真的是‘五一六’！” 界线有一句名言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大概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而且正应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上。正面的反抗是毫不避让、据理力争。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掌权者打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陷我母亲于囹圄，我的母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针锋相对、引经据典，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说辞，逐条反驳他们的诬陷。当权者无法自圆其说、又不肯认错，恼羞成怒，以势压人。结果，我母亲成了全干校被关押的时间最长的人。我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到干校，至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五岁那年离开，一共在虎踞山住了十三个月。这期间，因父母关押，有八、九个月没有见到他们。而且，我都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只有一次，我从虎踞镇供销社里出来，远远地看见父亲，但是旁边站着看管他的人。我不能过去同他讲话，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也不晓得他看到我了没有。还有一回，我在路上碰见了妈妈，我不由自主兴奋地叫她，她也朝着我笑。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交谈，若是我走过去同妈妈说话，周围的人可能会向“党组织”告发，说我“划不清同反革命母亲的界线”，那样一来，我也许就成了小反革命了。直到我要走了，干校当局才允许我分头去向我的父亲和母亲道别。惹祸的胡子那次运动里被整的人中间，并不是人人都有“如山的铁证”捏在当局手里，收集整人的凭据，倒是颇费了他们点功夫。谁都知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故事，在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随意给人罗织罪名的恐怖之下，有些人设想得到自己的命运，心事一重、言行难免失态。正好给惯于察颜观色、捕风捉影者提供了立功的机会：有人紧张之中把革命口号喊反，成了“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谁拼，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亲；”有人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时候结巴了；有人在沉思中走路，撞到了柱子上；有人被点燃的香烟烫伤了舌头等等蛛丝马迹，都成了犯罪的佐证。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那些日子里，使我“大长阶级斗争经验”的一件事是：一位和我同住四排房，向来性格开朗的人，听说自己上了嫌疑名单，心绪烦闷，好几天没有顾上修整边幅。一日，全连开会，某领导声色俱厉道：有人不刮胡子，你想干什么，对现实不满吗？我在下面听了大吃一惊：却原来胡子也与政治有关系！此公终因几天未刮胡子凑够了条件，沦为“五一六嫌疑”，多年不得翻身。失态与扰局人非草木亦非圣贤，如此精神摧残、政治迫害，前途无望、申诉无门，真正抗得住的能有几人？人们不得不遵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先屈招下来，稍卸重负，假以时日，伺机伸冤。当权者一见众人不耐折磨，纷纷屈打成招，不禁喜从中来。为了炫耀战功，就逼迫一些“交待了自己问题的五一六分子”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这样的会我参加过好几次。如何在台上“批判自己、教育别人，用本身的思想转变，来说明党的政策之伟大、正确”，都有规定的程序。说起来不外是自己怎样放松了思想改造，固执了一阵之后，终被革命群众的热诚感化云云。然而，大同小异之中居然出现了异数。一次全校大会，几个例行的自我批判以后，轮到了一位司长。看上去他的步履格外沉重、悔恨格外深切，上得台来，开口道：我1936年参加革命……一言未竟，就开始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非常失态。起初还能吐出片语只言，说是悔不该上了贼船，误了半世英名；以后就更加泣不成声，全体与会者都僵在那里，从他的哭声中品味他的忏悔。其实，他是在哭自己的懦弱：既无力反抗栽赃于他的恶势力，又不愿在这里自欺欺人，满腹冤情欲诉无门，阶下之囚何谈体面尊严？值此进退失据，又不得不有所表示之时，不哭何为？按照当时的逻辑，破坏庄严肃穆的政治气氛也是不小的罪过。那位司长先生怎么应付下一关，我就不得而知了。痛极而泣本在情理之中，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在那样动辄得咎的环境中，居然有人敢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对待政治运动。就在同一次大会上，老先生哭过不久，轮到一位“五一六分子”交待罪行。这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对于“曾经参加反动组织、与人民为敌”，余某毫无愧色。他站在主席台中央、手撑讲台、睁目扬眉，语音洪亮、口若悬河，大讲其“落水、执迷、醒悟和反戈一击”的过程。我还记得，在讲到揭发“同党”一节时，余德胜说：有些是老同志，一旦反党行径暴露，往日的革命功绩将全部作废；有些人年纪尚轻，罪证一定，前途全成泡影。每念及此不免心慈手软。但是，想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就……他在那里侃侃而谈，把散会的时间拖后了半个多小时。这哪里是“认罪发言”，简直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大家都看出余某的玩世不恭，却只能听他头头是道的说着，无可奈何。天晓得，他根本不是什么“五一六”，不过是被逼搅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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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在五七干校告别少年时代（三）: gl6866 2012-8-27 18:35; 渡江回程不再夜行了，本来一路无话，不曾想临近干校过江时险些出事。当地摆渡的船是船家在后面掌舵，乘客在前边撑篙。那天江水很急，我们人小、力气不够，不能逆水把载着几十人的船撑住，再使它截流横渡。换了几个人，不但无功，反而把竹篙下面的铁锥子掉在江里。船篙不能用了，急流把船冲向下游。江中横亘着一道道石坝，若是撞将上去，一定“水淹七军”。舵手急了，在后面大叫，谁也听不懂他想让我们干什么。面对激流，不仅女生、男生里也有人脸色发白了。领队开始问：“谁不会游泳？”一旦束手无策，气氛马上紧张而又悲观。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发现船入缓流、靠近岸边了。原来，人家船老大的舵一直在起作用。而我们因为听不懂他的话，竟然忘记了他的存在。他招呼岸上的老乡涉水上船，用那支破篙勉强使船靠了岸，这才算有惊无险，躲过一劫。这里远离渡口，回到校部要多走一大段路。我们狼狈上岸、不顾而去，都不曾问过船家：他将怎样返回上游的渡口？更没想过，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等着过江呢！ 555烟盒漠视周围一部分人，是干部子弟的习气之一。绝非仅对圈外的人，即使同是一个机关的子弟，也分帮分派，互相看不起。我们茶厂连有十几个男生，足够分成两派了。大致上，一边比较循规蹈矩，另一边自由散漫。那些不太老实的，以在北京时是顽主、到虎踞中学来闹学的几个骨干为首。古今中外，历代青少年无不以勇于惊世骇俗者为最风流。可怜，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世风太过呆板，偷偷地抽抽烟、喝喝酒、说说怪话，已经显得与众不同、胆大妄为。若是还会欺负弱小，就更有狂的资格了。茶厂连里的狂人们也就不过如此，至于越轨之举的极致——交女朋友，还没人敢干。其实，他们几个并不太坏，按北京的标准并非个个够得上典型的顽主，姑且称他们“散漫派”吧。这一派里有个阿南，十分懒惰。记忆中，干活时公开偷懒的，唯有他一个，而且一贯如此。这在把劳动表现当做政治态度的年代，是直接影响其声誉的。他和好孩子达平都与我同一宿舍。达平干起活儿来从不惜力，素有“野牛”之称，与那阿南自然不和。阿南嘴很“欠”，欺负达平有点口吃，常常学他说话、笑话达平。他没料到，“牛”一急可就不好惹了，何况“野牛”？一天晚上，达平终于忍无可忍，他跳将起来、冲了过去、把阿南按在床上，顺手抄起一支气筒就打。阿南不是他的对手，只有招架之功。正在拉扯、劝解不开之际，只见最猛烈地一击，直朝着阿南的头砸了下去，人们正待惊叫，达平手里的气筒先打到悬在半空的灯泡上。紧随一声巨响，大家都陷入黑暗中，找不到对手，打斗才告结束。他们俩从此未交一言。阿南的同伙都住隔壁，他们聚在一起吸烟、说笑而已，未见任何惊人之举，却一个个自命不凡，看不起我们，嫌我们“土”。他们高贵在哪里呢？一个典型的举动是：小便不去厕所，解在一个半截的竹筒里。然后把门开条缝，伸头出去看看，一见没人，便从门缝里把尿泼在门口，若是有人经过，就把那一竹筒尿存在门后。其中最狂的一个绰号“屁眼儿”，我曾经领教过他的威风。一个晚上，我被“屁眼儿”从宿舍叫了出来，黑暗中还有一个人给他助威。他用恶狠狠地语气对我说：你要是不把那个放饭票的小铁盒给我，我就打你！我想：即便不是慑于他的赫赫声名，也不至于为了那个旧“555”烟盒，吃这个眼前亏呀，就顺从了他的顽童行径。他们当然技不止此，是单调的干校生活埋没了他们。我想，抢我的空烟盒一定只是“屁眼儿”的过瘾之举。茶厂连里还有一位“独行侠”，此人名小可，年不过十五六，已经开始了异性的研究。他专门喜欢偷看女厕所和女浴室，还莫名其妙地几次把女生泡在盆里、还没有洗的内衣，连水端走。他的行为为我们所不齿。或许是文革中的禁欲主义波及青少年的结果，当时的风气是，男女生互不理睬，暗中相恋的事情也许有，但从未有人露过声色。如果说四排房男女生的关系是个僵局，茶厂连就是冷战了，可惜我至今不晓得女生的感想。男生谈起她们，不但语多讥讽，还给她们每人起了一个外号。好像一说女生的好话，就失了男子气似的。一时之间，女生简直成了仅次于阶级敌人的对头。所以，小可不但丢了全体男生的脸，还使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我的手要不是有政治运动压抑着散漫派，他们也许会闹点事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很多小运动，叫做战役，我们茶厂连赶上了个“一打三反”之役。打谁和反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诸多花样中的一种。那年头，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行都要同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前者叫做“纲”；后者叫做“线”。若是有人存心想整你，随地吐口痰，一经“上纲上线”，也能被说成是“反革命破坏行为”。按照那套逻辑一分析，少年郎抽烟喝酒、打架、偷窃等不良之行，都是十恶不赦的资产阶级劣迹，发展下去就是“敌我矛盾”了。茶厂连的领导是校方派来的干部，富有政治运动经验。算算那几个散漫派的罪行还不够可观，再明查暗访、探得了他们在北京时候的一些不轨之行，新债旧账加在一起就有文章可作了。一时间，像被审查的五七战士一样，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也变成有问题的人物了，逐一开了批判会。大会之前先开小会，由连领导给我们几个要在会上发言的布置任务：谁说什么、怎么说。能在会上发言批判别人，是一种政治待遇，说明自己表现好、相对安全，依照当时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是人人要争取的。我曾享有这一政治待遇，却是来之不易。运动初期，我也被开了一次会，让我讲讲对于父母受审查的认识，并对这样的家庭给予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怎么过的关我已经忘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准是先把自己说成一无是处，再按规定说什么要同父母亲“划清界线”。好在我自己并没有问题，才得到领导的宽容。遇到运动，坏孩子们就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了。在批判会上挽救他们的方式是“夸大其辞，耸人听闻”。那些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会儿理论起来，不是“替阶级敌人做了枪手”，就是“辜负了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好像乱党、亡国全在他们手里。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要记档案的，谁也不愿背着污点走过一生。所以，被批判的人不论服气不服气、觉悟未觉悟，都不仅不敢说一个“不”字，还得俯首认错，大大地自我批判一番。那些自罪其咎的话中，不乏精彩之语，记得号称“五虎”之一的小五，在悔过自新的发言中，语言朴素、心情沉重地说：工人农民、解放军的手是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手，我呢？我的手是拿刀子的手……痛哭起来。毛的哲学有人说当年人们积极的政治表现，全是出于对迫害的恐惧，其实不然。多年来深入、普及的思想教育，早已经使人们具备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之类的自觉性，不过各人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青少年涉世未深、头脑简单，就更无例外了。很多年里，毛泽东的著作是全国人民的必修课。从初级政治教程《毛主席语录》，到解答一切历史、社会、政治、哲学乃至自然辩证法问题的“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以及无数辅助读物都把“毛泽东思想”说得头头是道；教得人们心服口服。茶厂连期间，比劳动还重要的也是政治学习。当局对此事很重视，请了一位曾在大学里教辩证唯物主义的老师，专门给我们讲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毛一向被人讥讽为“农民哲学家”。然而，这也许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作为政治家，唤起民众跟着他走，是成功的不二法门。康德、斯宾诺莎、黑格尔之流的学说史有定评。可惜中国的老百姓、我等初中生哪能懂得其奥妙？加之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我们别无选择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何况，毛的哲学文章是那么的深入浅出，在日常事物中又经得起推敲。好像解释一般状态之下的物理现象用不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有牛顿经典力学就够了。这也就是毛泽东的指示，每每能在全国人民中间收如鼓应桴之效的道理所在。哲学教师给我们讲了毛论“事物矛盾的法则”，说是事无巨细，其中都存在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能调和的斗争；因此，社会上的人大致可以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之前，辛辛苦苦的建设成果，有可能落入敌手。所以，不妨先把经济工作放一放，而是在政治运动中彻底击垮资产阶级及其一伙，等等。此一说听来有理，对于劳民伤财的文化大革命、和搞到自己头上的“一打三反”，我们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另外一篇是毛的格物致知说－－《实践论》。大意是：一切知识均来源于直接或间接的经验。其公式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直至获得真知。一经解释，对我们的辍学做工就得额首称庆了：劳动给我们直接知识、毛著四卷给我们间接知识，岂不省心省事，夫复何求？虽然，“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故事，从小就听过，却只当是个笑话；更不会把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化做自己学习和分析事物的方法。所以，周围人们的生活、发生过的事情中间，与毛的理论不尽相合之处，困扰了我好多年。四、贫下中农中外古今的文人雅士、高官巨贾，多欢喜标榜自己志在田园之趣、向往山林之隐。其实，那是他们锦衣玉食、华厦雕车的日子过久了产生的错觉。世外桃源的生活我曾领略一二，深知个中滋味。我们干校所在的茶陵县虎踞山，地处湖南和江西两省交界，罗霄山的余脉青翠高耸，直伸到这里。山脚盘绕着碧绿如带的洣江，江水清澈见底，江岸绿草茵茵。干校就在江边，蓝天、红土、茶园，如诗如画；丘陵下面白雾缭绕的村落，如梦如烟。可惜，幽美不等于富庶，温饱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想，如果陶渊明过的是三餐不继的日子，一定会把东篱下的菊花连根拔起，改种土豆和红薯的。白米饭红辣椒这里的农作物除水稻以外，还有苎麻、姜、花生等经济作物。就是说，口粮之外能换钱的东西也不少。也许是政府低价统购的关系，翻身做了十几年国家主人的贫下中农还是很穷。他们住在半砖半土坯的屋子里，墙上开几个方洞、竖三、四根木棍就是窗户，既不遮耳目、又不挡蚊蝇。室内一床、一桌、几只板凳而已。家家烧柴举火、燃油为烛，熏得四壁漆黑，白日也不能读书。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身着黑色土布衣裤，四季皆然。农民们从小劳作，风里来雨里去，人人皮肤黑粗、身材矮小。所以，北京来客在他们眼里，个个都好看。他们日出而作、日入方息，除了稚童看不到闲人，仍然清贫得连婚礼都热闹不起来。平时走在路上的几乎只有两种人：荷重的挑夫，迎亲的小队。挑担的或男或女，几个人一排，每人一根短短的竹扁担，两头坠着百十斤重的稻谷等物，按着同一个节奏，迈着扭秧歌似的步子，无言急行，一走几十里，整齐划一像一队大雁，当然没有那么飘逸。迎亲的方式也很别致：每队不超过十个人，每人擎着一把伞。新娘就在这中间，因为不着凤冠霞帔，故尔生人莫辨。无论多远都是徒步而来，路上遇人，她会害羞地以伞遮身。人们只能对新娘的容貌产生遐想，绝不至于对她的嫁妆做出不切实际的估计。当地农民嗜食辣椒。我看见他们手里的饭碗，白米饭上只铺着一层红辣椒，一边吃、一边吸着凉气，头上渗出汗珠。关于吃辣椒，营养学家说它富含维生素；老百姓说它可以驱散风寒；毛泽东又说是革命性的标帜。其实，哪一种蔬菜里的维生素都不少，辣子吃多了，会刺伤胃粘膜、引起痔疮……至于散风寒，有的是灵丹妙药，辣椒的位置大概在“解名尽处”；而毛老爷子餐桌上的辣椒，是同大碗红烧肉一起端上来的。我想，这穷乡僻壤里的农民，世世代代过着同样的日子，单调、乏味使人麻木，除去辣子，大概少有其他的东西，能给他们以感官刺激了。赶集那里财富最集中的地方，恐怕得数干校附近农村的供销社了。它们没有橱窗，看上去像是一所民宅。临街墙上几个笨拙的墨笔字告诉人们：这里贩卖民生必需品。店里是泥土地。未曾装饰过的木制柜台的边沿，被往来的农民兄弟磨擦得乌黑发亮。室内散发着煤油、烧酒和醋混合的味道。气味之怪，足以使清醒的人眩晕、使迷糊的人振奋。里面的商品虽不应有尽有，倒也种类繁多，农具、五金、服装、炊具等等，每类都有几样，只是货色单一，无可选择。就像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内容一样，全由政府规定和设计好了，个性一说与反叛同义。干校校部所在的虎踞山，离最近的长途汽车站有十几里，从那儿到茶陵县城大约六十多华里，四排房就更远了，对江前村的村民来说，去一趟县城简直是生活的划时代。就连我们这些小五七战士到洣江茶场参观时，都被当做中央首长，也就难怪村子里的老乡围观我们了。在他们眼里，干校的人不但长相好、穿得高级，而且人人是阔佬。尽管真正的高干为数不多，一般干部并不富裕，我们还是很有购买力，因为虎踞镇集市上东西比起北京来，真是太便宜了。我记得，周围农民自产自销的西瓜一分钱一斤；鸡蛋三四分钱一枚；鸡鸭鱼都是活的，一两块钱就能开一次荤。所以，一待干校的管理稍稍松弛，那些住在村子里可以自己开伙做饭的人，便瞪着饥饿的眼睛来赶集了。商品经济的规律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起作用。只消三五次开市，全部果菜肉蛋的价格就成倍上涨了。农民买不起，一骂干校的人太有钱、二骂摊贩不顾乡谊；干部们也愿意集上的东西永远价廉物美。大家吵着讨价还价，集市上乱成了一锅粥。杀生村居的日子也有趣事，比方看老乡杀猪。操作的时候，屠夫先将一把牛耳尖刀叼在嘴上，再同他的助手，慢慢地把未经捆绑的待宰之猪，引向一个二尺来高、顶部下凹的木架子。到了那儿，两人一前一后、猛地抄起猪腿、把它掀翻在架子上。那可怜的猪来不及挣扎，已经仰面躺在三边无着的凹陷里。说时迟、那时快，屠夫早已利刃在手，对准猪的喉咙只一刀，顿时血涌如注。架子上的猪四脚乱蹬、却动弹不得，徒然发出凄厉的嘶叫、声闻数里。一会儿，猪安静下来了，屠夫过去用手握住翘起的猪嘴、转动猪头，把血挤净。然后在一只猪脚上，用刀割开一个小口，将一根一米左右长、手指粗细的铁棒，从伤口插进去，慢慢地伸到猪的肩颈，并以那个伤口为轴，使铁棒在猪皮与猪肉之间做扇骨式穿插，造成无数通道。这时，屠夫放下铁棒，两手撑开猪腿上小伤口，把自己的嘴贴上去，用力吹起气来。他们个个体魄强健、气力惊人，不几口那百多斤的猪就皮肉分离、胀得像汽球了。随即，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屠夫就着木架、持刀把猪皮从肚子上豁开，再一刀一刀将猪皮完整的剥下来。我计算过一次，剥一张猪皮只需要十一分钟。加上先前的动作，至此不过半小时。以后我在别处，再也没有见过身手这么矫健的屠夫。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mjls/2012/0827_66440_3.html; 个人分类: 文章转载|242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在五七干校告别少年时代（二）: gl6866 2012-8-27 18:29; 猫耳朵食不果腹的补救方法，是到乡下的供销社买点心和零食。店里的点心只有两种，一是又厚又硬的大饼干，不好吃；另一种是黄白两色、薄薄、向中心卷起、略带甜味的小花片，我们称之为“猫耳朵”。可是，购买粮食采品得用当地政府配给的粮票。下干校的人都过集体生活，每人名下的粮票只在粮食局和大食堂之间周转，我们一两也见不到。没有粮票鬼也不推磨，徒呼奈何？“天无绝人之路”，我发现，伙伴小铿手里有不少粮票。原来，他的父母有先见之明，下放之前就存下一些全国通用粮票。于是，我出钱、他出粮票，携手奔向一小时路程之外的供销社，买猫耳朵充饥。不用粮票的零食有三种：土采麦芽糖，不好吃；带核的干桂元，既贵吃多了又会上火；容易接受的是红枣。我父亲在隔离审查期间，全靠红枣做补充食品，结果伤了胃。后来听中医说了才知道，红枣虽有补益脾胃之功，也有产生“明胃肠湿热”之弊。典型干校生活的另一种形式，是拆散家庭、男女分开的集体宿舍。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沿墙摆满上下两层的木床，还有几十人一排无间隙的大通铺。在城里时，唯恐房间不够宽敞的人，此时才发现：在阔不盈米、长仅及身的小小空间也能睡得着觉。各人的行李都堆在一起，手边只放得下少量生活必需品。人与人之间唯有蚊帐相隔，蔽目而不掩声。有意无意将干部们置于互相监督之中，正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需要。围观后来，有家属的人奉命携眷迁居附近农村。这绝不是当局尊重家庭生活的良心发现，实在是由于干校的房子太拥挤了，他们要腾出仓库和厂房来搞生产。我的父母正在受着政治审查，作为惩罚，我家被分派到离干校最远的村子：紧靠洣江的江前村。那儿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僻壤。初进江前村的一段时间，每天刚一回家，老乡们便不请自来了。他们几十个人，分批围住我、父亲和母亲，看着我们做事情，神情是那么的好奇、认真和耐心。我们的举动时而使他们暗笑、时而引发他们低声议论。说也难怪，若不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天子脚下的臣民怎么会千里迢迢地来到村民们面前，乖乖供他们品头论足呢？同一个时期，北京的市民不是也在街上围着外国人不放吗？这里的老乡不懂普通话，他们的土语也是“呕呀嘲哳难为听”，劝是劝不走他们的。又不能板起面孔下逐客令，理论上讲，贫下中农是我们的老师。不曾想，老师们如芒刺一般、肆无忌惮的睽睽之目还不是最令人难堪的。夜深人散之后，村里的狗寻踪而至，聚在我家门前狂吠不已。我们住的是房东的堂屋，开门的那一面是半截糊纸的隔扇。外面的狗不知有多少只，它们咆哮、抓门，声音之清晰犹如室内，气势之汹汹誓必破门而入。乍一落到这种境地，我们一家简直比被人围观还要不知所措。南方的村落家家相连，我们的处境全在邻居眼里。而且，他们也受牵连－－狗吵得大家都没法睡觉。尽管如此，竟无人出来喝止那些无知的畜生，任由它们在那里吼叫、逡巡，彻夜不休。回到干校一问，疏散下去的人都有相似的遭遇。常言道：狗仗人势，或曰：狗会人意。我们被当成了什么：笼中的困兽？凶恶的敌人？落魄的书生？反正是些不速之客。此情此景很持续了些日子。干校规定我们要为房东做好事，如担水劈柴之类。我家房东有两个女儿，个子小小、年龄与我相仿，她们从江里挑水回来，举重若轻。而我年虽十四，已同村里十七、八岁的孩子差不多高。两小桶水却挑得呼哧带喘、步子不稳，挑一担洒三分之一。村里的人看到我那个样子，还会远远窃笑。灌满一缸，多跑几趟事小，面子丢尽事大。那些狗住进村里不久，我的父母亲就都被干校当局隔离审查了。给我造成最大的生活难题是，在独往独来于四排房和江前村的路上，怎么对付沿途村子里的狗。这一路要穿过四个小村子，每一处的狗都很不友好。过去我们一行三人，狗见我们人多，不敢造次，对着我们远吠而已。如今只剩下我一个,它们可就不客气了。幸好没有彪悍的名狗遗种于此，那些笨狗一怕人向它们扔石头，二怕人弯腰捡石头。于是我就“以石买路”。进村之前捡好一捧石头，一进村，村里的狗少则一只、多则一群，向我猛扑。我便频掷石块，还弯腰作势，且战且走。出得一村，再准备“下一笔买路钱”。有几次，手里面的石头打完了，狗群未退，我人却还在村子中间，只能抡着书包与它们鏖战。那里的村民大概与古罗马的贵族一样，有观赏人兽大战的癖好。多少次，我手忙脚乱力搏群狗的时候，他们只是为狗助威，从来不曾有人出面给我解围。又窘又恨之中，我记住了他们，其中两个后来被我在别处碰到，我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收拾了他们。尤其可悲的是，当年我硬撑着小伙子不能说怕狗的面子，从不向人诉苦求助。其实，心里怵透了那条当众表演之路。搓泥丸一九七零年初，我被派到校部的茶叶加工厂去劳动。这里距江前村太远了，我才被允许搬回四排房集体宿舍。但是，每天上班、下工来回要走的路也不轻?。和上了初春雨水的红土奇黏无比，粘在雨靴上，沿鞋帮平行向四周扩展，像在雨鞋外面套上了一张大泥饼，鞋的重量增加了好几倍。步履所及的红土泥，并不都附在那张大饼上，有的掉进了鞋里，倒出来的时候已经在脚和鞋之间，搓成滚圆的小泥丸了。泥路上，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把泥饼除掉、泥丸倒净。红土大概是一种很好的染料，没有一个人的袜子洗得干净。记得第一次走这种路时，红胶泥把我给粘糊涂了，我先在自己的鞋子、又在走路姿式上找原因。前后看了看，人人都是如此，方才相信这确实不是我的错。也许这正是老乡们不在可以饱览风景的丘陵之上安营扎寨，全住在平川上的缘故，那里是沙地。夜归然而，“凡事都有例外”，有一种情况可以使行路人的注意力从泥地上转移开，那就是一个人夜间冒雨而行。深夜，我独自下班归来，先走过一片平地，刚出校部的灯影，就来到一条几十米长、独木桥似的水渠前，两边的稻田都在几米深的底下。过来之后，紧接着的是坟地，长着几棵半枯的大树。然后是寸草不生的荒土岗。几番上岗下沟，才到了有茶树的红土坡。茶树有半人高，一行行地随着丘陵起伏。这一路要走四十分钟。多少个阴雨的深夜，我身着“百衲衣”、手持昏暗的电筒、深一脚浅一脚，从校部回四排房宿舍去。传说中的狐仙鬼魂、野地里的豺狼虫蛇、伺机报复的阶级敌人，此刻像是都在周围徘徊。朋友们为我壮胆，给了我两件“兵器”：一根木棍和一把钢丝锁，却更增加了夜行的恐怖感。手里一灯如豆，周围的情景深不可测，我全神贯注于应付突然袭击，早顾不得脚重路滑，反而走得更快了。若是晴天，云移月影，鬼魅幢幢，倍感紧张。有两次，我甚至在幻觉中听到喝斥声。在那些日子里，四排房的灯光对我，犹如“八角楼的灯光之于井冈山的红军战士”那样珍贵。每天下工回来穿过坟山荒岭，第一次望见宿舍灯光是在一座土坡上，只几步就要下坡重入黑暗了，这是一道又宽又深的沟，每次走到这里，我都要一口气跑下去再冲上来。心里高兴道：“到了、到了，”把一路上提着的心放回肚子里。直到入夏，校部盖起了几排新房子，分给我一席之地，才免去我夜行的苦役。三、我们茶厂连我去劳动的地方，是干校的茶叶加工厂，因干校按军事编制，所以这个加工厂叫做“茶厂连”。连里的主体是和我一般大小的初中毕业生。那年头，不用说虎踞中学原本就没有高中部，全国的高中和大学都停办了。初中毕业生以豪迈的姿态走上社会，称为“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被誉为“雨露阳光”，它洒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要哺育我们成长。于是，三四十名十四到十六岁的男女初中生，分别被派来茶厂连，成了湖南茶叶加工业的学徒工。特级特等当然了，我们的就业不那么平凡，而是顶着郑重其事的名义的，有着一大套说辞。在老工人的指导下，学做青茶加工；周围的贫下中农是你们的劳动榜样，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为你们把握方向；“现在，你们是光荣的小五七战士了！”。辍学时，我名曰初中毕业，实际的文化程度是：数学，三元一次方程；力学，加速度和自由落体；光学，光的折射和反射；化学，物质的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生物，有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如此而已。脑子里除了一点少年的幼稚之外，大都是流行的政治信条。同伴们的情形也大致如此，特立独行的是少数。茶厂连毕竟不是虎踞中学，这里的主流是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轻易闹不起事来。把非强制性劳动与什么主义、某种理想联系起来，一样的事情就显得意义非凡了，茶厂连的工作就是这样。那时我们所做的一切，据说：有助于从小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我们对此都很以为然，干起活来既主动积极，又兴味盎然。一年有三个采茶季节，五七战士在山上把嫩叶摘下，挑到茶厂来，我们负责把它们加工成供饮用的成品。采茶专家一番指导之后，就自己放手做了起来。加工的第一步是炒。最初，机械炒锅还没有安装好，我们只能在大柴锅里炒茶叶。上岗的人手持两把大竹叉，站在热气蒸腾的铁锅前，不停地翻动茶叶，弄得满头是汗。好在每班不是一个人，大家有说有笑，倒也不觉得怎么难过，只苦了外边的火夫。正是阴雨季节，木柴和煤块都是湿的，烧灶火很要技术，我们谁也不曾做过，里面要大火，外面点不着。每个人都出来试过，无一例外地尝过灰头土脸、气急败坏的滋味。年轻人的好胜心强，不久，我们个个都成了“玩火高手”。下一道工序是揉，在把又软又蔫的茶叶揉成卷的过程中，得停几次机，用手把结成的团块掰开，手被弄得又脏又黏。这活儿和再下一道工序烘干一样，是轻活儿、琐细活儿，男生不屑为之。果然女生有耐心，做得任劳任怨。加工厂里，终日飘着茶香，芬芳醒神。起初我们都能在茶香中熬夜加班，久了就不行了，于是就沏茶解困。再后来，非锅煮浓茶不能消乏。多年以后，茶厂连出来的，还有不少人专喝酽得不堪入常人之口的茶。劳动终究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它从不辜负任何人。小五七战士采的茶，使外边的茶叶专家们惊喜，评为一级一等和特级特等，还运去各驻外使领馆。这是种茶人和采茶人共同的成就，久久为人乐道。生力军采茶季节的空档也有活儿干，比如盖简易房子。那是个百无禁忌的时代，我们造房子除去烧砖、采水泥，其余的几乎都是自己做。挑水和三合土最累，砌墙有点太郑重其事，最有意思的是传递砖瓦。做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脚手架或坐在屋顶上，另一个人在地面，下边的人往上飞递砖瓦。目标要准，正好扔到接活儿人的眼前。因为他在上面没有转身和躲闪的余地，只能在伸臂可及的范围抓住飞来的东西。下面的人双手捧着一块砖或几片瓦往上抛，还要用力恰好，轻则半途堕下、猛则伤人。接的人手法也有讲究，两只手去接，一触到飞来的东西，立即一面抓紧、一面后撤，造成缓冲。不然，手会挫伤或失手使砖瓦掉下，把刚做好的活儿砸个一塌糊涂。盖房工地上，和泥声、砌墙声、工具的碰击声、各种吆喝声交织成片，颇不寂寞。工作很累，但是眼看着崭新的房子，在我们手里节节而起，高高矗立，成功的喜悦淹没了一切。在干校，茶厂连是一支公认的生力军。我们不仅年轻力壮，还是唯一全员出工的连队。那时正在搞政治运动，不少人被关了起来，其中很多是青壮劳力。所以，那些需要大批强劳力的活儿，就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肩上。最累人的，到江边运沙子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三四个人，拖着一辆两米长、一米多宽的木板车，挥动铁锨、装上几千斤重的沙子，手拉肩抵，跋涉在田间土路上。那令人泄气的泥地，平时空身走尚觉困苦不堪，遑论如牛负重，不知枉费了多少气力。天一放晴，红土地干硬得像石板，路面更加凹凸不平。重车颠簸起来力量很大，这时可苦了驾辕人。他要掌握方向，还得全力压住车把，不使车把颠脱出手、全车倾覆。几里路下来，不仅虎口胀麻、肩背酸疼；卸车以后，全身的肌肉还久久不能放松。走在路上，后面推车的人会不停地用喝斥驴马的口令同掌把的人开玩笑。我们都不以为忤，还齐声唱着：我们走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满怀豪情斗志昂扬 …… 洣江茶场一次，我们全体外出，到五六十里地以外的洣江茶场去参观。旅行的方式是当时最时髦的列队徒步而行。其时暑热未消，白天赶路太过辛苦，我们是傍黑登程的。漏夜步行几十里，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北京上中学的时候，一年夏秋两季，都要下乡支农。也是夜行几十里，还要把自己的铺盖打成三横两竖的背包背着走呢。这次我们没有背包，几十个人，女生在前、男生在后，排成两列，走在山间公路上。越走夜越深、山越陡，人困马乏、精神恍惚。稀疏的星光下，公路两侧的山崖黑压压地向人倾斜；冷风掠过树林、呜呜做响。此情此景，与明月辉映之下的华北平原绝不相类。人们心里一怕，愈发敛气屏声，一齐落入恐惧之中。其实，“境由心造”，要是有人说个笑话或领头唱支歌，气氛一定改变。可是，那夜太深、山太重、风声太凄凉了，谁也开不了口，担惊受怕地一直走到天亮。洣江茶场的种植面积比我们干校大若干倍，一行行茶树茂盛地封住了田垅。相形之下，干校的茶园就是普遍地营养不良。却原来这是个劳改农场，它的实际名称是“湖南省第三劳改农场”，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劳改犯。他们几十人一群，列队上工，四五个持枪的军人，手扣扳机、表情严肃地押解在旁。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蓬头垢面、脸色木然、衣衫褴褛的人。看上去，很多囚犯有病或者带伤，吃力地扛着铁锨和锄头，步履蹒跚。蓝天、绿树、红土之间蠕动着这么灰黑色的一群，虽煞风景却意味深长。当时的说法是：他们都是凶恶的敌人，被弄成这付模样，正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最起码的阶级觉悟我们都有，只是刚刚摆脱了夜的凄清，又在光天化日之下亲见可怖和阴森，不免白日见鬼之感。后来我听说，潘汉年就瘐死在这里。潘氏是一个著名的老共产党员，解放之初，他是上海的副市长。一九五五年春，潘某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被最高层下令逮捕，被改名换姓、辗转关押，直至一九七七年死亡，墓碑上刻的都不是他的真名。潘汉年一案至今说法不一。有人说：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曾与日本人有所密商，派去交涉的就是这个潘汉年。后因日军不敢相信共产党的诚意而未果。中共不愿此事被张扬出去，一待方便行事就把老潘囚禁了起来。还有人说，曾有一批中共人士为苏共主导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不受中共中央节制，颇遭中共忌恨。潘汉年则是那批人的领导之一。有此“污点”，就像背上了解除不掉的定时炸弹，这干人等于斯大林死后一一遭到整肃。然而，流传最广的获罪之说----抗战时潘某非正式地与汉奸头目汪精卫见过面，没有及时向高层汇报云云----显然不至入此终身监禁之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mjls/2012/0827_66440_2.html; 个人分类: 文章转载|232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在五七干校告别少年时代（一）: 热度 1 gl6866 2012-8-27 18:23;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大江南北出现过一种农场叫做“五七干校”，因毛泽东主席对此作出具体批示的日期是五月七日而得名。因“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缘故，干校学员的正式名称就叫“五七战士”。那次下放有个响亮的口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五七道路”，它是毛主席“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大规模社会实验的一部分，我则正值年少、有幸躬逢其盛。一、顽主下乡一九六九年我十四岁，在北京读初中二年级。那时的中国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机器像一台疯狂运转的巨大锅炉，全国人民像沸腾的开水，荡涤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料，文化的浸润不仅无微不至、还根深蒂固，经常以它强大的生命力抵抗企图改变传统的革命者。当年，尽管我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却目睹了它的表现形式，那就是“革命接班人”对待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那是我认识社会的第一课。那时候的北京，初涉人世的青少年大致分成两大类：一部分冲动地投身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他们的总称是“红卫兵”；另外一些青少年，则直接传承了封建时代的门第观念和帮会习气，频频为拉山头、抢地盘打架斗殴，那情形有点像是黑社会。热衷其事的青少年取“玩世不恭者”之意，自己命名为“顽主”。此其时，我的政治觉悟刚刚达到跟在人家后面呼喊不解其意的革命口号的水平。像所有跟不上社会主流的平庸孩子一样，我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带着几分剑侠气、专门哗众取宠的少年吸引。虽然不一定当他们做英雄，却在心里敬佩那些人的桀骜不驯，有时候还要摹仿一下他们的恶作剧。外交部子弟 “顽主”多半是“干部子弟”（或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中，优越感和虚荣心特强的那些人，喜欢倚势欺人。他们的做为得到社会上等级观念的默许，不仅没有被文化革命的风暴扫荡，反而受到很多人的企慕。如蒋梦麟先生所说，中国社会是由家庭、单位、行业等等许许多多小团体组成的；个人的生活内容、方式与所属的集体一致，人们的社会地位也与所处的集团密切相关。所以，北京这个冠盖云集、府衙林立的地方，门第之见还扩大到了家庭隶属的部委－－大机关的子弟往往蔑视小单位人的家眷。这种风气持续了好多年。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不是革命干部，却在一个很大的机关里工作，就是国务院第一大部外交部。所以，我也随波逐流地领略过在社会上出风头的滋味。当时的中国，人民大众在政治上仇视几乎所有的外国；经济和文化上，却不能抑制地崇洋媚外。在那个小市民的汪洋大海里，谁要是在什么地方与外国沾着一点关系，好像就不俗气，还高人几分。所以，“外交部子弟”这一称呼，在北京城里响当当。因为如此，很多对政治不感兴趣、高小和中学的外交官子弟，就集合在这块金字招牌下。那时候，外交部“顽主”的大本营是城区东部的豫王坟，十四座宿舍楼连成一片，是那一带的“第一大户”。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住宅区周围划做自己的势力范围，轻视、排挤住在同一个区域其他部委的子弟。对人家冷嘲热讽之外、还经常动之以武。若是工人居住区里的人惹到了他们，遭到的打击就更大了。有一次，一个外交部子弟与一个工人子弟为了一只鸽子起了争执，外交部宿舍的小“顽主”们冲到工人宿舍，打伤了人家父子两代，还砸了那个工人的家。闻风而至参与其事的，有几十、上百人。是非曲直无人过问，只一说：“一个工人子弟在跟咱们‘炸刺儿’”，已经构成“狠狠教训他一顿！”的理由了。不料，社会自有它的正统势力，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事事统一规划的地方，只消“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声令下”，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立即改弦易辙，毫无商量和犹豫的余地。那年九月十八日，我十五岁的姐姐，被送到千里之外的北方中、苏边界“屯垦戍边”一个月之后，父母又接到了：“因中苏边境战事紧张，各大机关需实行战备疏散，下放‘五七干校’”的通知，出发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一号。就这样，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我的家庭便被拆散、四口人全部变成了农民。下放时扶老携幼，不分职务高低。和我们一同到干校去的大使、司长不在少数，乃至副部长中也有未能幸免者。曾经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一些高级外交官：前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李鹿野、前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等等，当年都是“光荣的五七战士”。最巧的是，下去时有一户姓夏的人家在干校生了一个孩子，就顺势给孩子取名叫“下放”。五七干校则是我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地方。外交部的干校在湖南省茶陵县虎踞山。随行的机关干部子女年纪大都在十五、六岁以下。初初听到要去湖南干校的消息，我兴奋不已，认为这是一次长途旅行，有火车可坐、有山水可游。哪里晓得其中的政治奥秘。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来说，太伟大、太深奥了，从中我们只学到“人分九等”和“弱肉强食”的一套。下乡时节，外交部子弟中的“顽主”们风头正健，带着满身的优越感来到农村，然而，北京远隔千里，穷乡僻壤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我们只能用大闹当地公社中学的方式，排解“怀才不遇”的寂寞。虎踞中学那所学校叫做虎踞中学，庄户人家生计艰难，来念书的人并不多。从天而降的外来户倒成了多数。所以，“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的规则失灵了。我们中间真正的“顽主”不算多。但是，害群之马总是既有号召力，又体现着群体特征。从我们进校的第一天起，虎踞中学就成了插班生的天下。身着黑色粗布衣裤的贫下中农子弟，被远远赶离了篮球场和那张唯一的乒乓球台，我们在校园里尽情追逐、喧哗，老师看不下去，操着乡音浓重的普通话过来批评我们，却在北京式的起哄声中下不了台。“师道尊严”早在三年前，文化革命之初就被批倒批臭了。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老师的外文读音上，比如，三角函数课中，正弦(sin)和余弦(cosin)应读做：sine、cosine，虎踞中学的教师用湖南口音读起来，就变成sein、in略呈升调；gousein、gou念的很重，稍事停顿才把sein读出来，这次的in不用升调了。每逢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嘲笑和摹仿一番，窘得代数教师草草结束了这门课。湖南同学的名字、衣着和长相，也是我等的笑料。一个当地学子，名字里有个南方男孩常用的“仔”字，在北京方言里，这是个带有轻蔑意味的字，常常用在骂人的话里面。所以，我们故意经常叫他的名字，字还是那几个字、音也是原来的音，声调却大大地变了，我们在“仔”字后面拖上一个带转弯的长腔，显出滑稽的味道。湖南的同学虽然不懂京都方言，看到我们一付油腔滑调的样子，也明白这决不是友好的表示。面对我们带来的、大城市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孤陋寡闻的农民子弟，根本不知所措。在开始的日子里，只能任由北京的孩子们为所欲为。然而，“三湘四水多热血男儿”。他们并不是可以随意捉弄的，在校外不远收割后的稻田里，他们布下了教训我们的战场。可怜老实的庄户后生不知道，打群架正是北京“顽主”的看家本事。我们人多势众、又小有战术，几次会战都获全胜。唯一的一次失利，是一个叫小明的男孩儿，一次放单遭到农家子弟的袭击。这件事情提醒我们：还没有入无人之境。从此，我们尽量避免单独行动。《山楂树》闹学之外的干校生活，又是一种风情。干校是一大片茶园，几千亩绿油油的茶树排列成行、平铺在红土丘陵之上。五七战士携带家眷分几处住在红砖房里，我住的地方叫做“四排房”，在茶园中的山坡上。清澈见底的洣江从坡下流过，那里有寂静的沙滩、脆啼的水鸟。站在房前、远眺坡下平川上蔚蓝的天空下，田畴村落、袅袅炊烟、点点耕牛，有不尽的诗情画意。洣江对岸是青翠高耸的罗霄山。听说，可以摆渡过江，踏进深山；茶园之外有些什么呢？反正，准是都市里的孩子未曾见过的，在在吸引我们前去勘查。我和小伙伴几度出外游历，探险的足迹遍布方圆几十里。我们效仿《神秘岛》中的落难者，给所经之处命名。长满马尾松的红土坡叫“马尾山”、追逐嬉戏的上气不接下气时，眼前突现一个大水塘——“喘气湖”。我们还从沧浪亭渡口撑船过江，攀上高山，指点洣江蜿蜒、阡陌田舍，流连忘返。四排房里还住着一些女生，其中四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经常一同出行。她们梳着短发、一律左肩右斜着书包，排成一列走过茶园、稻田的小路，清纯美丽，点缀自然，是当时的一大景观。还有一个女孩儿，傍晚时分常坐在房前的茶园里拉手风琴。虽然我们都爱唱歌，却不能去和她的琴声。那是个少男少女之间有严格界限的时代。我们已经开始对女生发生兴趣，但不敢公开表示爱慕。若是有人在同伴中唱：“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就会被人耻笑，对她们只能故作淡漠。其实，女孩子们的情形一一都在男生眼里。比如，看上去最为温柔美丽的小欣，很少参与其他女孩儿的活动。几个男生研究后的结论是：小欣并非落落寡合，准是被她们嫉妒而遭排斥。这里毕竟不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上流社会，对此我们爱莫能助。实际上，最需要安慰的是我们自己。那淡淡情愁只能化在语意含蓄的苏联歌曲里：啊茂密的山楂树呵白花满树开放啊你山楂树呵你为何要悲伤 “土匪下山了” 那年深秋，酷暑消退、云淡天高，颇助游兴。虎踞中学竟在此时组织学生进山砍柴，校方的决定第一次得到我们的热烈响应。其实，学校的本意是进行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劳动，唤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这样的政治滥调，我们早就不以为然了，只当山里的老乡是逛山景的向导。一路之上，北京来的“顽主”们意气风发，嬉笑打闹，一付游山玩水之态，行前的规定：“要把这次劳动当做一项严肃政治任务来完成”，早忘到九霄云外。老师们屡禁不止，只能积愤于胸。到得劳动地点，不待有人分派活计，我们便一哄而散，呼朋引类钻进树林，各寻开心去了。撇下带队老师和当地学子，在劳动中体会其中的政治意义。我们尽情玩了一阵，精力还大大有余，忽然有人大喊一声：“土匪下山了！”我们几十个北京孩子齐声应道：“土匪下山了！”一面造势地挥舞着手里的木棍，抽打周围的草丛和树枝，从四面的树林里呼啸着沿山坡直奔而下，演成响马剪径式的场面，还自鸣得意地又跳又叫。旁边的劳动者被这种北京玩法，惊得面面相觑。积怨成仇。虎踞中学的教师终于失去了耐心，会同虎踞公社，一状告到干校领导小组。就在“土匪下山”之后不久，我们被干校通报批评了。此一时彼一时也。坏学生的恶作剧，当年可以引申出政治意义：这些“高干子弟、革命接班人”的轻浮行径，足以使这个红军时代老游击区的人民，对革命成果产生怀疑。我们受到了来自学校、干校和家庭几方面严厉的斥责。至于家庭，除了管教孩子们不要调皮之外，那些因政治问题正在受到审查的父母，还怕有人借题发挥说：小孩子的胡闹是替家长发泄不满，由此罪加一等。就这样，来自哪一方的压力都不轻，“顽主”们的气焰才逐渐收敛。我就这样裹挟其中，混过初到干校的两、三个月，草草结束了初中的学业，回到四排房，跟五七战士一起到茶园里劳动。置身生活困苦、劳动为主、政治第一的五七干校，我很快就知道什么才是生活的现实了。二、虎踞山路难行天气渐渐冷了，我们的好日子随着萧瑟的秋风一去无踪。那些新奇、得意和浪漫，只持续了半个秋季，接踵来到虎踞山的，是一个终日飘着冷风细雨的寒冬。百衲衣走在泥泞的红土路上、携带东西、下地劳动都不能打伞。保暖而又柔软的胶布雨衣价钱太贵，一般人买不起，大家都穿塑料雨衣。可是，塑料布遇冷变脆，几经磨擦就会开裂。它不像布料可以缝补，又不能千疮百孔地穿着。犯了几天难之后，有人发明了一个办法：用橡皮胶布从里面把裂口贴起来。这一着果然有效，而且便捷。当然不是十全十美，要粘的口子太多，小块胶条星罗棋布，那半透明的塑料雨衣，看上去就像百衲衣。雨下个不停，几乎人人都穿百衲衣，拖锨荷锄、步履沉重地行进在烂泥中，像是残兵败将。再加上男式一律灰色、女式不外浅绿和浅蓝，背影难辨生疏。认错人是常事，人们看到有人特意从身后绕过来看你，你并不认识他；或者，有人招手叫着前面的人，却没人回应时，都不会见怪。脱下百衲衣，穿在里面的工装也有可观。五七战士身上的衣服既不破，也不旧，不少人却把它们补得整整齐齐。为了准备长期“在劳动中改造世界观”，下乡之前，他们就把衣服的袖肘、膝盖和臀部缝上了补丁。在这个干校，钱钟书式带椅垫的裤子也不少见。很多拥有这种装备的人是放过洋的，用得也许还是英国料子呢。碗里的稀粥干校的冬天虽然阴雨绵绵，也偶有晴天，但是阳光从来照不进食堂的菜锅，每天一律：上顿白菜，下顿白萝卜，间有白粉条。到了年节则是白菜、白萝卜、白粉条。最初两天大家说好－－清淡爽口，第三天就开始抱怨了。也有动物蛋白，看得见的是早餐稀米粥上，漂浮的一层米虫。要捞上半天才能勉强下咽。中饭和晚餐是干饭，肉眼分辨不出米和虫儿，却吃得心知肚明。伙食不好，农活又重，人们的粮食定量却一仍城里：男三十一斤半，女二十八斤的旧式标准。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早上二两、中午晚上各四两的低热量减肥餐，怎能满足正在发育的少年呢？干校当局对我们营养不良情况的解决办法，是教育我们说，这正是学习当年红军在陕北，艰苦奋斗之“南泥湾精神”的好机会。而不是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青少年来说，主义和真理云云是很唬人的，只有为之肃然起敬和为革命饿着的份。这种情形延续了很久才有改善。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mjls/2012/0827_66440.html; 个人分类: 文章转载|2045 次阅读|2 个评论

元坝野史: 热度 1 Huarong1940 2012-7-7 01:32; 本文叙述一段文革中“五七干校”的厕所风光。笔者首先申明：绝无在此“弘扬”什么“厕所文化”之意图。当今社会的一大时髦是吹捧“××文化”，某些所谓的“文化精英”整日价巫师念咒似地“满嘴里跑文化”，着实令人厌恶！还有那不学无术之徒，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招牌，夜郎自大地贩卖文化沙文主义黑货，蔑视或谩骂其他民族，以此欺骗误导年轻人，更是有罪！ 1969年，北京机械学院处于空军政治部部队的军事管制之下。当时全国的学校、工厂、政府机关等单位全部实行军管，但军队进驻接管领导权不叫“军管”，而叫做“解放军支左”。进驻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则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当时，全校按部队的编制来定“番号”，机械系为“第一营”，机床教研室和机床专业115班师生合编为“第五排”。之所以要师生混合编制，是为了尊奉“占领上层建筑”、“往粘土里掺沙子”等“最高指示”，便于在“斗争”中鼓动学生整教师。 11月初，我们全校从北京“战备搬迁”到汉中，机械系师生们在筹建中的汉川机床厂当建筑小工。宿舍是厂内傍着山坡的一排大窑洞，每孔窑洞都长达40余米，宽3米多，是抗战期间胡宗南将军的部队储藏弹药而修筑的。我们“五排”的男“兵”就居住在其中的一孔窑洞里。70年元旦刚过，因为春天即将来临，窑洞则会渗水而潮湿得再也不宜住人，校“军宣队”的总指挥李衍亲自率领我们的“连”上山——往元坝镇的“五七干校”开拔。那天，我们百余号人带着各自的铺盖卷分乘几辆大卡车，总共翻越了3座大山，一路颠簸多半天，当卡车从最高的大垭（汉水与嘉陵江的分水岭）盘旋而下，再跨过一条小河，终于个个灰头土脸地抵达了元坝镇。春光对泄我们的驻地是“县法院”大院，多年以前曾有过在元坝建立县治的行政规划，后来半途废止，从而遗留下这个破落的“县法院”。“法院”大门朝西，门前是个集市广场，广场东南角就有一个公共厕所。卡车在广场上刚停稳，还没卸下行李，大家便急忙跳下卡车，一窝蜂地涌向那个公厕。这个厕所建造得太简易了。一人高的土墙圈出一个四方形的区域，里面挖一方形大坑作粪池，深有1米多，俯视图形成一个“回”字格局，在粪坑中央，凌空架了一堵南北走向的木板墙，“回”字正中添了一竖，将公厕分为男右女左两部分。我进门右拐入男厕，只见坑沿与围墙之间宽约一米半，立刻挤满了“五七大军”，或蹲或立，一部分正行方便，另一部分靠墙等候。蹲者背对着粪坑，小便者则面对粪坑而立。我因憋得急了，轮到到一个空位，也顾不得紧挨脚边就蹲着一位出恭的老乡，掏出家伙一通猛撒。公厕内男女声十分嘈杂，那粪池上的一堵隔板只挡视线却不隔音。耳听得熟悉的声音，是一位教物理的女教师朗声与同伴说话，低头一瞧，经池中液面反射而赫然入目，依稀是一只白白的屁股，随着“尿波”荡漾着……我猛然一惊，意识到根据光路对称的原理，对面也可能看见这边翘着撒尿的情景，只不过还差一点高度，都看不见对方的脸。正可谓“两岸对视，春光互泄”也！但是，彼岸一律为背面，此岸却半数为正面，两军对垒，显然是我方略为亏输……如此触目惊心，不免脸热心跳不已，我急急忙草草收兵，拨开人群，往外夺路而逃。法院大门与那所公厕相对，距离不足10米。此后，我再也不敢光顾那简易厕所，深恐撞见熟人尴尬……或许还会遭怀疑居心不良吧？奇怪的图案我们最初在元坝的干校总部驻扎一个多月，每天清晨出恭寻厕成为我的一件心病。法院大院内建有一座公厕，标准的砖木结构，和全国大城市的公厕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臭气熏天，更让人恶心的是地面四处乱爬的肥硕的蛆虫。因此，刚到元坝的头几天，我一得空就四处打探搜寻厕所。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让我找到一个颇为理想的地方——河边小厕楼。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穿过镇子，水流湍急地从东向西流淌。我们一直没有打听到小河的大名，共同称呼它为“西流河”。三十多年后，我从网络地图上才查到，图上标名是“盐水井河”，它向西再转南同其它小河交汇，最后流入嘉陵江。元坝镇中心在小河南岸，出法院大门，穿越集市广场，过桥到小河北岸，沿河边有一条小路，路北有一所小学以及零星几户人家，路南的河岸上有几个木板构造的小厕所，形状好像长腿架高的鸽子窝。虽然估计这是私家搭建的，因它就在路边，想必可以自由使用。进去一试，感觉真是好极了！蹲在这木板封闭的小鸽笼里，既能遮挡别人窥视，通过面河一侧的小窗，还能欣赏河上风景，地板非常清洁干爽，而且排泄物直落数米之下的河岸斜坡，丝毫臭味都闻不着。从此，我每日晨起，都要直奔数百米之外的北河岸而去。我和“班”里的同伴们交流上述的发现和心得，苑LZ说，他也选中了这个好去处。可是他又表情神秘地笑着说：“你们有没有发现，那里的木板墙壁上有些奇怪的图案？是许多竖立条纹组成的……” 第二天我如厕时，依他所言留心观察墙壁，果然见到有很多竖直的条纹，每一笔像大楷毛笔写的，上端头圆而下端似乎显现笔锋……不，不太像毛笔写的……涂抹的工具似乎比毛笔硬些……颜色多为暗褐色，色深处发黑却不像墨迹……这些竖直的“笔画”宽约1公分，长约10公分多一点，一竖紧挨着一竖，上下大约有三四排，排列虽然规律却很不整齐……根本不像什么“图案”……从这“作品”的高度看，就是在此蹲着的人画的……啊——我突然醒悟了，原来如此！这个鬼——苑LZ！他早就猜到了，却故意跟大家打哑谜。说到此，想必诸位看官也明白了。在此如厕的老乡们擦屁股用的不是手纸，而是手指头，再将手上的秽物转移涂上墙壁……如此这般而已！当时，我一猜到谜底，不由得，一股莫名的悲思从心底冒上来：“‘解放’足足二十年了，这个元坝镇既通汽车也有电话，并非想象中的穷乡僻壤……可是，这里的老乡怎么还如此之贫穷与蒙昧啊？” 野矢风光无限春节过后，“五排”被委派了一项“光荣而艰苦”的任务，挑选20名男丁（师生各10人），上风雪封山的大垭伐木，供应在褒河河口的校本部携家眷职工的烧柴。机床教研室在元坝的教师勉强凑足10名参加伐木小队，加上床115班10名男生，来到了大垭。接近山顶的南坡有一个破败的茅草房，原来是维护公路的工人居住的，现在道班已经撤销，正好被我们利用来住宿。但屋子不大，外间原是厨房，有一个大柴灶和大锅。我们10名教师住里间已经挤得不亦乐乎，10名男学生只能住在屋外临时搭建的窝棚里。36岁的郭瑞林老师是这个小队里年龄最大的，他毛遂自荐充当火头军，又挑选了一名男生作助手，二人承包了伐木小队的伙食工作。【老郭祖籍辽宁，195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性格率真执着，曾与我同住一间集体宿舍数年，在工作和生活上皆待我如兄长】大垭处于嘉陵江与汉水的分水岭之巅，属于大巴山的支脉米仓山，海拔高度约2800公尺，这里半年积雪不化，又是风口。从汉中到元坝的公路就经过此处，那是专为林区运送木材而修筑的简易公路。我们要在公路两侧山上的杂木林里，把合适的大树砍倒，剃除枝杈，把一根根数百公斤的大树干拖至公路旁，攒够数量后，学校的大卡车来把木材运回河东店。之所以要在大雪封山的季节来劳作，只因此时山间的羊肠小路被冰雪冻成滑道，才可能把硕大笨重的木头拖运出山。挑选哪棵树来砍伐？一是足够粗大（否则不值拖运的成本）；二是位置要适当，要便于把它挪移至小路上（我们曾经砍倒了好些大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运不出来，只得忍痛遗弃在山上任其腐烂。即使大树干运出来了，也还有与树干相当、甚至更多分量的枝杈毁弃于斯）。当年顶风雪冒艰险伐木的经历，曾经让我无比自豪，而今回想起来却感到万分愧疚——我们随意毁坏了多少自然林木啊！【次年，内人带着女儿迁家来汉中，我们借住于张寨农户，曾领到学院配给的几段圆木，是锯为40公分长的树干，直径25~30公分。我一眼就辨认出，这分明是大垭来的老相识嘛！其中一段最粗的，我一直舍不得劈开做烧柴，留作板凳和工作墩。后来再次搬迁，又将它带到西安……直至八十年代末清理家中废旧杂物，才同它依依惜别，把它送给一位仍在烧柴锅的同事。提起这从大垭伐来的木头，又让我回忆起一件“机院逸事”。机械学院许多职工家庭都保留着这些圆木敦子。学院附属工厂有位孤寡的老锻工刘师傅，女儿出嫁后老人独自居住。七、八十年代各家无暖气，冬天在室内用蜂窝煤炉取暖，老刘师傅夜里一氧化碳中毒突然死亡。他女儿回家处理完丧事之后，搜遍家中箱柜、床垫和犄角旮旯儿，也找不见父亲的储蓄存折，只好遍询常与父亲来往的同事们，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说，老爷子无论何时、下棋打扑克聊天都喜欢坐在那个木敦子上……最后，将那木敦子翻倒察看，底部堵着一个塞子，不仔细看是很难发现的，撬开木塞，是一个凿出的洞，老人的存折和一些钱果然藏在木洞里。】以上简要地交代了伐木小队的劳作和食宿，两个星期的伐木工生涯充满许多艰辛、惊险、又不乏浪漫色彩的故事，留待另文详述。此处仅扣题说说我们如何解决个人的拉、撒问题。大垭的山岭东西绵延，巅峰一带怪石嶙峋毫无人烟自不必说，坡前坡后十余里也不见人家。公路旁是一片荒沟，其中除了野草、荆棘和灌木，就是大小不一的石头。公路年久失修，隆冬季节尤其坡陡路滑，几乎整日见不到一辆汽车由此经过。在这荒山野岭之地，欲行方便根本无需厕所。伐木小队成员是清一色的男子汉，小便则随时随地转身即行。然而，夜间气温可低至零下10度，起夜披上棉衣去屋外必定冻得浑身哆嗦，因此每当尿急，总得辗转反侧，咬牙挣扎一番才起得来。正因此缘故，还发生了一件小事故。每早天还没亮，担任大师傅的老郭都要提前起床生火做饭。某日，老郭早起摸黑去屋外抱柴火，出门刚一迈腿就咕咚一声跌倒在地。老郭一声“哎哟！”把大家惊醒，穿衣动作快的几人赶紧把老郭扶起来，只见他手捂着腰部皱着眉头十分痛楚的神情……大伙儿一边七手八脚帮着烧火做早饭，一边七嘴八舌议论着这场事故。苑LZ考察老郭摔跤的现场后，回来报告说，门外的石板台阶冻结了一层薄冰……加之老郭膀大腰圆体重近百公斤，滑倒后腰部沉重地撞击石阶……自从那以后，老郭落下了数十年腰痛的病根。众人接着推理，平时就为进出的安全，小心在意地维护门前这块石板的清洁，昨夜虽寒风呼啸却没有下雪，怎么会结的冰？最后，还是队长郝GF解开了谜团。原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的郝GF一向心思缜密，睡觉又十分警醒，他昨夜听见有人起来，刚到门口就哗哗地撒尿，迷蒙中睁眼一瞧，走回铺位的是李CQ，想必是他，因怕冷或是惧黑，就近撒在石板台阶上，遗尿冻结成冰…… 再说说我每日清晨必行的“大垭公（恭）事”，当然不能像小解那样随意、不避人，总得寻觅一个更妥当的去处。之前我也有过荒野遗矢的经历，每每发怵的是被草丛戳痛屁股，也担心被毒虫叮咬。这一次，荒凉的山坡上和山沟里，遍野的大石头让我眼前一亮，心头立即生出一个好主意。挑选一快上面少许平整的大石，登上去背向较为陡峭的边缘蹲下……此法的优点是干净卫生，身在高处却无被人窥视之忧（此地渺无人迹），感觉神清气爽从容不迫，美中不足的是过于风凉……刚开始时，我选择的石头不高，脚抬高些就能迈上去，经验老到之后，挑中的石头越高感觉越好，最终高度没有了限制，哪怕超过身高，只要不太费事能攀爬上去就行。最后，请恕在下东施效颦模仿名家，打油一首赞曰：大垭风雪伐木工，登高野矢仍从容。天生一块大顽石，无限风光荒野中。 ——华容写于 2010年10月20日——; 个人分类: 校园生活|3364 次阅读|2 个评论

穿牛鼻子: 热度 1 Huarong1940 2012-6-17 00:26; 1970年初春，按“军宣队”的安排，我们从汉中南郑县的元坝镇出发上山，行约20余华里，来到“打鹿池”接收一个“垦殖场”，把它作为“五七干校”的一个生产点。这里地处南郑、勉县和宁强三县的交界，海拔约2800米。这里来了我们北京机械学院机械系的部分教工、以及“床115班”的学生，将近百人。垦殖场仅有的几间瓦房根本不够住，于是，除女的和领导班子之外，全部住进“牛棚”。坡上一排瓦房，坡下一排茅草顶的牛棚，这牛棚底层住牛，上层是松花竹竹竿编制的阁楼，原本用来储藏干草作为过冬的牛饲料。我们就睡在这站着直不起腰的阁楼上，“楼上”一片漆黑，白天读报也得点起马灯照亮。领导向大家宣布了一条住牛棚的特别纪律:“禁止在牛棚里使用针线”。那是怕钢针万一不慎失落，有被牛吞食的危险。刚来时，春寒料峭，冰雪尚未消融，夜间气温尤其低，但我们睡在牛棚顶上还觉得意外地暖和，原来，有牛身以及牛粪的热气不停地往上冒哇！每当我劳累一天，在牛棚顶上躺下身来，总是很快就进入梦乡，那牛的反刍声和刺鼻的牛粪味儿通统干扰不了我的睡眠。睡在牛棚，有一件事十分好笑而记忆尤深。每一间牛圈南面的大门给牛进出，北面开一个小门给饲养员进出，一进这小门就面对一排饲料槽，隔出一条宽不足1米的“走廊”，在走廊这边架着一个半米宽的木梯，用来上下阁楼。那一排饲料槽就是牛与人活动分区的界线。我刚上山时还不满30岁，在教工里算最年轻的，每天上楼是登着木梯爬上去的，下楼却不耐烦一级一级踩着梯子下，而是双手抓着梯子的最高一根横棍，像玩单杠似的吊挂着身体再向下一跳就落地。我每天夜间要上一次厕所，也是这样从阁楼上摸着黑跳下来。有一天夜里，我起夜照常规往下一纵身，身子还没挂直，一条腿不知被什么东西一绊，身体一歪就啪嚓一下摔到地上。懵懵懂懂爬起来一看，我竟然踩着一头牛的牛背了。次日询问饲养员，他们哈哈大笑道：“昨天夜里，你一定是有幸骑到‘跳槽’的背上啦！” 那头牛一向喜欢越界到食槽的另一侧来，饲养员们给它起了一个很生动的名字叫“跳槽”。打鹿池，早年原是一个高山湖泊，由于蓄水量逐年减少，仅最低洼的地方剩下一条小溪流，周围形成一片湿地，浅水处为沼泽。我们把比沼泽稍高的一些干地作为菜地，从后来的收成看，种植的几种蔬菜中，包菜（甘蓝）和豆角长得最好。这里的土壤湿润，且常年多阴雨，种下菜苗一般无须浇水，只要下种前施足底肥，就可以等着蔬菜的丰收了。肥料——有用不完的牛粪，牛棚四周堆积的牛粪像一座座小山。我们用大荆条筐往菜地里抬牛粪，一边气喘吁吁地流着汗，一边七嘴八舌埋怨这种运输方式太落后，议论着应该使用架子车运送。说到这里，不由得又气愤不已，这个垦殖场养了这么些黄牛，简直是一群好吃懒做的家伙，咱们为什么不用它们来拉车？原垦殖场的技术员老李暂时留在这里办交接，自然成为“五七干校”的临时技术顾问，他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垦殖场是为容纳1958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办的，主要业务就是繁殖饲养耕牛，身强力壮的耕牛早都卖掉了，眼前给我们留下的这群牛，都是卖不出去的“撇牛”【当地方言，意思是“废牛” 】。原来的垦殖场疏于管理，不小心让许多刚一岁的小母牛怀孕了，那时又没有对牛做人工流产的政策，这样生下来的小牛先天不足；加之国家法律“严禁宰杀耕牛”，不允许当肉牛卖掉。日积月累，形成了眼前的这一大群毫无经济价值的“撇牛”，才很大方地全部移交给我们“五七干校”。为了减轻劳动强度，我们又新打造了两辆架子车，负担打鹿池的各类运输任务。汉中地区农民使用架子车，习惯和北方不同，是人架辕牛拉套。我们想，这“撇牛”拉不动犁铧，耕不了地，让它给架子车拉偏套，总是聊胜于无吧！？李技术员终于认可了我们“起用牛力”的意见。他说，要驱使牛得先“穿牛鼻子”。这一天，当我们往菜地抬牛粪工间歇息时，生产组的老谢来地头询问大家：“有谁志愿去协助技术员老李穿牛鼻子？一共需要4个人。”当场响应的教师只有王YH和我。制图教研室的王YH老师，当时已经五十岁左右。这位老先生，人是一个十足的大好人，但是他工作、生活乃至做人都要拼出一股十二分以上的蛮力，被人在背后叫做“王里宁”。【题外话：此诨名源自文革之初的一个全国闻名的造反的精神病患者“陈里宁”，此人早在文革之前就揭发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那个年头，居然胆敢反对国家主席？当然，被公安机关按“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关进监狱，文革中刘少奇一被打倒，他就被释放出来，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陈在各种批判“头号走资派”的大会上大讲自己早就识破“黑《修养》”提前造反的事迹，同时又控诉他在监狱里被严刑拷打的遭遇。最终，“中央文革”指控他“打着造反之名，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之实”，又把他抓起来。据传陈里宁后来彻底疯了。】王YH老师虽已年届半百，在山上和我们年轻人一样摸爬滚打，无论干什么活，都比年轻人更加卖力，因此他首先自告奋勇去穿牛鼻子，毫不令人出乎意料。说实话，我也愿意去，则是因为，当时的我虽已步入中年，却童心未泯，事事皆好奇，觉得“穿牛鼻子”可是一件相当稀奇的事物，千万不要错过这亲身体验的机会，哪里还会顾虑到与牛相搏会有什么危险。我、王老师以及老谢另外找来的两名学生，跟随技术员老李进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牛圈，脚下踩着深齐脚面的稀牛粪（好在我们上山后，经常踩冰雪踏烂泥，干活时都穿着高筒胶靴），墙角处一头黄牛瞪着惊恐的大眼望着我们。老李走上前去，抚摸着牛头，吩咐我们四人两两分别站在牛身的两侧。我在牛头左侧，王老师在牛头右侧，两名学生负责抓牛尾。我和老王都用两只手臂搂住牛脖子，技术员老李右手一面不停地抚摸牛头，左手的拇指和食指突然伸进牛的鼻孔，扣住牛鼻子的中隔软骨，并大喝一声：“起！”，同时老王也猛然喊道：“嗨！”我左手托着牛下巴，两人拼全力把牛头往上一抬，老李右手从后裤兜里掏出一把黄铜制造的专用钳子，迅速夹住牛鼻中隔，双手把住用力一夹，啪的一声，球形的钳头穿透了牛鼻。老李仍不住声地吩咐我们：“莫松手，使劲把牛头举高！”直到他用一根麻绳栓住牛鼻卸下黄铜钳子后，才让我们放开那头可怜的黄牛。老李事先已经教过我们，只要用力把牛头举高，牛就使不上劲，一旦让它低下头来，再多来几个壮汉也抓不住它了。回过头来再看那头牛，它老老实实地低头站在一旁，只见少许鲜血沿着栓鼻子的麻绳往下滴淌。也许是发觉我那有些惊恐的眼神吧，老李说：“没关系，它很快就会好的，没事了，没事了。” 穿牛鼻子的全过程也不过两分钟，真觉得没费什么功夫就完事了。只是过后我的右臂痛了好几天，这是王YH老师抱牛头时，把我的右臂连同牛脖子一起紧紧箍住，再猛然发力的结果。; 个人分类: 校园生活|6395 次阅读|1 个评论

尊敬的谷先生－－您在“六一”这天走啦！: 热度 6 BihongFu2010 2012-6-1 19:29; 今天早晨7点多钟，接到小丰打来的电话，告知他爸爸谷祖纲教授在临晨2点多钟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离开了这个他热爱的世界。接到电话后，我的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我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也是我大学时代最熟悉的师长，就这样突然地走啦！谷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他大学时代由于思想比较活跃，被划为右倾分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大学，由于是右倾分子，一直是不太受重用的人，所以，和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从毕业分配到兰州大学至七十年代中期这段时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五七干校劳动和开会学习中度过的。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他有幸去日本留学进修，回国后也是意气风发，开始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了教授，还当了兰州大学地质系的系主任。退休后，和老伴李老师一起到北京和儿子们一起享受天伦之乐。21世纪初期，以前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日本友人邀请他去讲学，顺便也带上夫人一起去，因为他夫人一直未去过日本，如果能够一起去的话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但天有不测风云，那时他们护照和签证都已经办好，正准备出国之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而且后来还阴差阳错地被判刑，在监狱待了三年。其中原因我不想细说，这件事发生在谁的身上也是不可想像的事，在“监狱”这所大学校出来后，他几乎跟精神病人没有两样。最幸运的事，他有一位伟大的夫人，也有孝敬的孩子们，再加上有许多亲朋好友和他们过去的学生们的友情，所以，出狱后的几年里，精神上的创伤逐渐在恢复，但正在他安度晚年的时候，他却突然走了...... 回忆起我1987年大学三年级时与谷先生一起去青海贵徳盆地实习时的情景,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我记得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青海贵徳盆地第三纪地层与古生物研究》，他带我们三位同学与青海省地质矿产局第一区调队的同志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两周。在那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经常每天要翻山越岭走一、二十公里，几天下来我们几个年青学生都累得不想说话了，但他仍然和地质队的地质队员们谈笑风生。他的风趣和博学，不但感染了地质队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感染和鼓舞着我们，我们不但顺利圆满地完成了野外实习任务，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和地质队的许多同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地质队的有些同志还和我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谷先生，您虽然突然就离开了这个您热爱的世界，您的突然离开也让我们许多人都感觉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许多人热爱着您。您是研究古生物的教授，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您在今天这个快乐的日子走完了您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命过程，我相信您在另外一个世界一定会很幸福的。今天下午去您家看望了您的夫人－－我们尊敬的李老师，她也是您当年许多学生们的李妈妈，尽管看起来她非常悲伤，但她精神状态还好，我们几个学生与她聊了近两个小时，与她一起回忆您与我们大家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但愿李妈妈能够坚强地挺过去您离开后这段对她来说可能是最艰难的岁月。与小丰、小波和李辉他们一起商量了您的后事，他们都是您和李老师培育出的非常优秀孩子，您放心他们一定会把您身后的事办得非常妥当！明天，我就要和同事们一起去青海进行野外科考工作，不能参加您的告别仪式了，但您的学生我会在我们曾经一起战斗过的青藏高原贵徳盆地为您祈祷！安息吧，谷先生！; 个人分类: 天涯论道|4052 次阅读|14 个评论

求职与扫地: 热度 3 gl6866 2011-1-28 11:37; 文革期间，除了革命基本就没什么事情可干了。到了中后期，人们的革命激情也逐渐消退，对“某某某发表最高指示”敲锣打鼓上街游行的场面大家也习以为常，不再当成那么“神圣”的东西看待了。知识分子则靠边站，但站久了也不是个事情，革命委员会也要给他们“派活”，一些人去了五七干校，一些人在留在城里扫厕所，甚至扫大街。弄得本来应该活跃在科研和教学第一线的人斯文扫地。当然，既然要你扫地，就不要想什么擦桌子的事情了。这是一代人的悲剧。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我曾写过一篇博文 “土博士，怎么办” ，其中在答网友问到时候提到了“科研民工”这个词。这个词肯定不是一个正面的称谓。试想，一个人从小学读到博士，这个成本对个人而言（不算国家）在时间和金钱上是多大的投入啊。结果却落得个“民工”的下场。或许有人问，这是否也算是斯文扫地呢？我想大概不止这样，可以说斯文不如扫地。博士毕业甚至连个工作都难以谋到，可想是个什么情况。我见到来哲学所求职的博士的资料，竟有一个刊物一年的合订本那么厚，我看了咂舌。乖乖，这博士读到这个份上，是不是成本太大了。难道又是一代人的悲剧？; 2321 次阅读|4 个评论

偶然的发现勾起童年的回忆: hanzs 2010-4-4 10:49; 文/乐水老汉上周五在新浪网上偶然发现一个署名大院子弟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onglianbu ）。博主的文章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我也是出生在这个复兴大路十八号的。看到这么多熟悉的人名，感到很亲切。博主的复兴大路十八号院里的固山贝子石碑、四十年前的同一天，以及其他人写的文章（如郭敏：《无罪的流放》），很客观清晰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片段。今天读起来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多辛酸的感觉，多多少少还有点自豪。总之，有说不出的感觉（五味？），只是听到这些人名真是倍感亲切。其实，如今五十岁往上的人们，应该放慢行进的脚步，抽出一点空隙，认认真真思考一下我们大家走过的路，无论是自觉走的，还是被迫走的、被骗走的。为的是下一代、下下代，走的更好些。建国前30年经历的人、事（说历史有点沉重），应该是我们民族的一笔重要遗产（说财富有点偏颇）。建议大家有机会从小老百姓的角度，写一写回忆文章，留给后人。否则，我们就是得了健忘症。; 个人分类: 回忆|3270 次阅读|1 个评论

五七干校: liuxiaod 2010-3-5 00:13; 班主任通知我们全班将去五七干校劳动一周，可以到广阔天地里好好儿玩一下儿，大家欢呼雀跃，非常高兴。干校距离学校不远，大约有20几亩地，还有一个养猪场，第一天上午赶麻雀，下午打猪草，捞水浮莲。第二天男生被分配到附近食堂抬泔水，我们带了一个汽油桶，希望回来后给猪哥们开一顿丰盛的晚宴。但是那个汽油桶装满以后足有500斤重，当时我们完全忽略了这一点。食堂的师傅们很热情，很快就装满了半桶，但是问题出现了，我们抬不动了，那时没有车，我们用扁担抬，好不容易抬出去半里地，扁担就断了，我们舍不得把泔水倒掉，觉得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猪，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倒掉大部分泔水，把汽油桶拖回干校。;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267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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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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