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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化苦旅》: xxxy2011 2012-12-17 16:08; by Yujia 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 ——余秋雨左手写散文，不流之于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丰赡高深。 ——评论【作者简介】余秋雨，浙江余姚人，国际著名文化史学家、文学家、散文家、作家、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被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内容提要】本书是余秋雨教授第一本文化散文集。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既表现了历史的深邃荒凉，又展现了江南文化的清新婉约；既展示中国文人的艰难心路，又不忘揭露世态人情。所收作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一部分是回忆散文。【时代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内兴起一股“散文热”，铺天盖地的散文杂志、综合文学杂志以及青年爱情婚姻家庭报刊的不断出现，加之报纸的扩版，副刊、周末版的兴起，散文成了最流行的文学体裁。没有了深广的情感能力，失去了感情的锐度，深广的痛苦和壮美的欢乐成正在被温情化享乐化，人类的大欲变成了个人的私欲，小欲、激情、理想分散成了零碎花哨的装饰。正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家庭肥皂剧一样，时下流行的散文充其量是一种通俗的文本，一种无聊的媚俗。就在这个时候，一种被评论家命名为“大文化散文”的散文文本开始闪亮登场，它就是以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散文样式。她一经问世，便以独特的视角、洒脱的行文、深刻的内涵、沉重的文化底蕴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治学精神，余秋雨说：“在研究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耳边也会响起一批大诗人、大学者放达的脚步。” 于是，他“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中国文化真实的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篇目浅析】《道士塔》《阳关雪》等，是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象，描述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之感见于笔端。《道士塔》写莫高窟敦煌文书所遭受的历史厄运以及作者对此的感悟沉思，揭示了一个文化悲剧，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人被错置的命运是导致历史荒谬的本源所在，而“家天下”的制度则是民族悲剧的必然发生的现实因素，文化认知意识的落后则是这一悲剧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根源性动因。疑问：质疑并批判王道士是否合理？“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作者似乎也有疑问，所以最后把王道士定位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阳关雪》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县西南，为古代通往西北边疆的要道，地处玉门关南面。作者选取有限的自然景观，结合与之相关的人文景观，并将二者进行双向的相互阐释创造了一幅人文山水画卷。读者深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所经历的苦难历程，中国文人所独有的悲剧性命运，引发读者反思：文明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我们在哪里遗失？又在哪里找回？《白发苏州》《江南小镇》等是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全文以明暗两线通篇，对苏州直接大量的描述更为了点明文中由暗线引发的深思。《白发苏州》第一节中我们看到，在 2500 年历史的街道上穿越的苏州人，却仰慕着 200 年历史下的西方现代文明的辉煌，而现代的西方文明也融合了曾经苏州有过的灿烂。这种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冲击下产生的无奈与迷茫正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人类在接受文明时要抛弃传统，还是为了保有传统而拒绝文明？作者没有回答，他说：我一时找不到答案。苏州的忧思也许正是文化面临的忧思，或者作者已告诉了我们些什么。谁也无法拒绝文明的光芒，就象每一个古老民族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像那只勇投烈火的凤凰，在炼烧中永生。经过这种保有真善美的不断永生，才不会因为只剩年老而悲凉，或因只有年少而遗憾。这大概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要告诉我们的。《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等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天一阁”这个地方，是中国藏书史上绝对不能回避的一个很重要的书楼。它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藏书楼，凝聚了中国封建社会图书收藏、流传的基本特点。天一阁的故事，天一阁的风风雨雨，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藏书史。藏书楼的第一人主人范钦的藏书也许源于其生命的自主喜好和由此而升的理性文化自觉，而天一阁传人的藏书行为，则更需要一分“意志力”，即对前辈遗产以及苛刻的保藏规则的深刻体会或虔诚敬奉。范钦“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的文化人格，生动深刻地传达了文化承继的悲怆与神圣。（藏书阁的故事）此外，还有早已传为名篇的论析文化走向的文章《上海人》《笔墨祭》以及读者熟知的充满文化感慨的回忆散文《牌坊》《庙宇》《家住龙华》等。作者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305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余秋雨：中国文脉: JYH64J98Y99H 2012-12-13 21:20; 载《美文》2012年第9期一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只有从远处看去，才能领略大概，就像那一条倔强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正是这条天际线，使我们知道那个天地之大，以及那个天地之限，并领略了一种注定要长久包围我们生命的文化仪式。因为太重要，又处于隐潜状态，就特别容易产生误会。必须要纠正的误会有以下六个方向—— 一，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官方主流；二，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民间主流；三，这股潜流，属于文学，并不从属于哲学学派；四，这股潜流，虽然重要，但体量不大；五，这股潜流，并不一以贯之，而是时断时续，断多续少；六，这股潜流，对周围的其他文学现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寻得这股潜流，是做减法的结果。我一向主张，研究文化和文学，先做加法，后做减法。减法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减而见筋，减而显神，减而得脉。减法难做，首先是因为人们千百年来一直处于文化匮乏状态，见字而敬，见文而信，见书而畏，不存在敢于大胆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鉴高度，与多数轰传一时的文化现象相比，“得脉”者没有那么多知音。大胆取舍，需要锐利斧钺。但是，手握这种斧钺的人，总是在开山辟路。那些只会坐在凉棚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人，大多不懂斧钺。开山辟路的人没有时间参与评论，由此造成了等级的倒错，文脉的失落。等级，是文脉的生命。人世间，仕途的等级由官阶来定，财富的等级由金额来定，医生的等级由疗效来定，明星的等级由传播来定，而文学的等级则完全不同。文学的等级，与官阶、财富、实效、传播等因素完全无关，只由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来定，这个东西叫品位。其他行业也讲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学，是唯一。总之，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但是，这中间的所有流程，都没有清晰路标。这一来，事情就麻烦了。环顾四周，现在越来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已，甚至以文训世，结果让人担忧。有些“儒商”为了营造“企业文化”，强制职工背诵古代那些文化等级很低的发懵文言；有些电视人永远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早就应该退出公共记忆的文化残屑；有些当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鲁迅所言，把远年的红肿溃烂，赞之为“艳若桃花”。颇让人不安的，是目前电视上某些文物鉴定和拍卖节目，只要牵涉到明清和近代书画，就对作者的文化地位无限拔高。初一听，溢美古人，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事情不断重复也就颠覆了文化的基本等级。就像一座十层高塔，本来轮廓清晰，突然底下几层要自成天台，那么上面的几层只能坍塌。试想，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国古代一流诗人”，那么，我们只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诗》付之一炬了。书法也是一样，一个惊人的天阶投向一份中等水准的笔墨，就像一堆黄金把中国书法史的天平压垮了。面对这种情况我曾深深一叹：“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 照理，文物专家不懂文脉，亿万富翁不懂文化，十分正常。但现在，现代传媒的渗透力度，拍卖资金的强烈误导，使很多人难以抵拒地接受了这种空前的“文化改写”，结果实在有点恐怖。有人说，对文学，应让人们自由取用，不要划分高低。这是典型的“文学民粹主义”，似是而非。就个人而言，不经过基本教育，何能自由取用？鼠目寸光、井蛙观天，恰恰违背了“自由”的本义；就整体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也不分高低，那就会失去民族的大道、人类的尊严，一切都将在众声喧哗中不可收拾。如果不分高低，只让每个时间和空间的民众自由取用、集体“海选”，那么，中国文学，能选得到那位流浪草泽、即将投水的屈原吗？能选得到那位受过酷刑、耻而握笔的司马迁吗？能选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艰苦躬耕的陶渊明吗？他们后来为民众知道，并非民众自己的行为。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体会他们的内涵。因此我敢断言，任何民粹主义的自由海选，即便再有人数、再有资金，也与优秀文学基本无关。这不是文学的悲哀，而是文学的高贵。我主张，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为此，应努力拨去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进入深度探讨。选择自可不同，目标却是同归，那就是清理地基，搬开芜杂，集得高墙巨砖，寻获大柱石础，让出疏朗空间，洗净众人耳目，呼唤亘古伟步，期待天才再临。由此，中华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二文脉的原始材料，是文字。汉字大约起源于五千多年前。较系统的运用，大约在四千年前。不断出现的考古成果既证明着这个年份，又质疑着这个年份。据我比较保守的估计，大差不差吧，除非有了新的惊人发现。汉字产生之后，经由“象形——表意——形声”这几个阶段，开始用最简单的方法记载历史，例如王朝谱牒。应该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当成熟。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还构不成文学意义上的“文脉之始”。文学，必须由“意指”走向“意味”。这与现代西方美学家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有点关系。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构成完整的审美。这种完整，只有后来的《诗经》，才能充分满足。《诗经》产生的时间，大概离现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左右。然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虽然在文句上还没有构成“文脉之始”，但在书法上却已构成了。如果我们把“文脉”扩大到书法，那么，它就以“形式领先”的方式开始于商代，比《诗经》早，却又有所交错。正因为此，我很喜欢去河南安阳，长久地看着甲骨文和青铜器发呆。甲骨文多半被读解了，但我总觉得那里还埋藏着孕育中国文脉的神秘因子。一个横贯几千年的文化行程将要在那里启航，而直到今天，那个老码头还是平静得寂然无声。终于听到声音了，那是《诗经》。《诗经》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鸟声。这种香气和声音，将散布久远，至今还闻到，听到。十余年前在巴格达的巴比伦遗址，我读到了从楔形文字破译的古代诗歌。那些诗歌是悲哀的，慌张的，绝望的，好像强敌刚刚离去，很快就会回来。因此，歌唱者只能抬头盼望神祇，苦苦哀求。这种神情，与那片土地有关。血腥的侵略一次次横扫，人们除了奔逃还是奔逃，因此诗句中有一些生命边缘的吟咏，弥足珍贵。但是，那些吟咏过于匆忙和粗糙，尚未进入成熟的文学形态，又因为楔形文字的很早中断，没有构成下传之脉。同样古老的埃及文明，至今没见过古代留下的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卢克索太阳神庙大柱上的象形文字，已有部分破译，却并无文学意义。过于封闭、过于保守的一个个王朝，曾经留下了帝脉，而不是文脉。即便有气脉，也不是诗脉。印度在古代是有灿烂的文学、诗歌、梵剧、理论，但大多是围绕着“大梵天”的超验世界。同样是农耕文明，却缺少土地的气息和世俗的表情。《诗经》的吟唱者们当然不知道有这种对比，但我们一对比，它也就找到了自己。其实，它找到的，也是后代的中国。《诗经》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骚，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爱情。这种爱情那么“无邪”，既大胆又羞怯，既温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风尚。在艺术上，那些充满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来，成了中国文学起跑点的砖砌路基。那些叠章反复，让人立即想到，这不仅仅是文学，还是音乐，还是舞蹈。一切动作感涨满其间，却又毫不鲁莽，优雅地引发乡间村乐，咏之于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终于由时间定格，凝为经典。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但是，写到这里必须赶快说明，在《诗经》的这种平实风格后面，又有着一系列宏大的传说背景。传说分两种：第一种是“祖王传说”，有关黄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种是“神话传说”，有关补天、填海、追日、奔月。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念，传说和神话虽然虚无缥缈，却对一个民族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历久不衰的“文化基因”。这在中华民族身上尤其明显，谁都知道，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的传说，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有关补天、填海、追日、奔月的传说，则决定了我们的气质。这两种传说，就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后一种神话传说，因为它们为一个庞大的人种提供了鸿蒙的诗意。即便是离得最近的《诗经》，也在平实的麦香气中熔铸着伟大和奇丽。于是，我们看到了，背靠着一大批神话传说，刻写着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着一首首《诗经》，中国文化隆重上路。其实，这也就是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出场前的精神背景。先秦诸子出场，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巨人们一起组成了一个“轴心时代”，标志着人类智能的大爆发。现代研究者们着眼最多的，是各地巨人们在当时的不同思想成果，却很少关注他们身上带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三先秦诸子，都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文学家。但是，他们要让自己的思想说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运用文学手段。而且，有一些思维方式，从产生到完成都必须仰赖自然、譬引鸟兽、倾注情感、形成寓言，这也就成了文学形态。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运用文学手段的时候，有人永远把它当作手段，有人则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学家。先秦诸子由于社会影响巨大，历史贡献卓著，因此对中国文脉的形成有特殊贡献。但是，这种贡献与他们在思想和哲学上的贡献，并不一致。我对先秦诸子的文学品相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庄子、孟子；第二等级：老子、孔子；第三等级：韩非子、墨子。在这三个等级中，处于第一等级的庄子和孟子已经是文学家，而庄子则是一位大文学家。把老子和孔子放在第二等级，实在有点委屈这两位精神巨匠了。我想他们本人都无心于自身的文学建树，但是，虽无心却有大建树。这便是天才，这便是伟大。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这个排列有点难。相比之下，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炊烟气，令听者感动，令读者萦怀；相比之下，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使听者惊悚，使读者铭记。孔子开创了中国语录式的散文体裁，使散文成为一种有可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孔子的厚重和端庄并不堵眼堵心，而是仍然保持着一个健康君子的斯文潇洒。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后来成了千年正统，因此他的文风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他的文风给于中国历史的，是一种朴实的正气，这就直接成了中国文脉的一种基调。中国文脉，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种朴实的正气却颠扑不灭。因此，孔子于文，功劳赫赫。本来，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学上站在老子面前，谁知老子另辟奇境，别创独例。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义，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不容外借。在老子面前，语言已成为无可辩驳的天道，甚至无须任何解释、过渡、调和、沟通。这让中国语文，进入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圣哲高台。我听不止一位西方哲学家说：“仅从语言方式，老子就是最高哲学。孔子不如老子果断，因此在外人看来，更像一个教育家、社会评论家。” 外国人即使不懂中文，也能从译文感知“最高哲学”的所在，可见老子的表达有一种“骨子里”的高度。有一段时间，德国人曾骄傲地说：“全世界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这当然是故意的自我夸耀，但平心而论，回顾以前几百年，也确实有说这种“大话”的底气。然而，当他们读到老子就开始不说这种话了。据统计，现在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书，其普及度远远超过老子的家乡中国。我一直主张，一切中国文化的继承者，都应该虔诚背诵老子那些斩钉截铁的语言，而不要在后世那些层级不高的文言文上厮磨太久。说完第二等级，我顺便说一下第三等级。韩非子和墨子，都不在乎文学，有时甚至明确排斥。但是，他们的论述也具有了文学素质，主要是那些干净而雄辩的逻辑所造成的简洁明快，让人产生了一种阅读上的愉悦。当然，他们两人实干家的形象，也会帮助我们产生文字之外的动人想象。更重要的是要让出时间来看看第一等级，庄子和孟子。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在人生格调上，他与孔子很不一样，显然有点骄傲自恃，甚至盛气凌人。这在人际关系上好像是缺点，但在文学上就不一样了。他的文辞，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情感浓烈，具有难以阻挡的感染力。他让中国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结成一种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文脉到他，气血健旺，精神抖擞，注入了一种“大丈夫”的生命格调。但是，与他同一时期，一个几乎与他同年的庄子出现了。庄子从社会底层审察万物，把什么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礼法制度，也看穿了试图改革的宏谋远虑，因此对孟子这样的浩荡语气也投之以怀疑。岂止对孟子，他对人生都很怀疑。真假的区分在何处？生死的界线在哪里？他陷入了困惑，又继之以嘲讽。这就使他从礼义辩论中撤退，回到对生存意义的探寻，成了一个由思想家到文学家的大步跃升。他的人生调子，远远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别的“子”。但是这种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从世界和人生底部窥探，问出一串串最重要的“傻”问题。但仅仅是这样，他还未必能成为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他最杰出之处，是用极富现象力的寓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而在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下，他就成了那个思想巨人时代的异类，一个充满哲思的文学家。《逍遥游》《秋水》《人间世》《德充符》《齐物论》《养生主》《大宗师》……这些篇章，就成了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流佳作。此后历史上一切有文学才华的学人，都不会不粘上庄子。这个现象很奇怪，对于其他“子”，都因为思想观念的差异而有明显的取舍，但庄子却例外。没有人会不喜欢他讲的那些寓言故事，没有人会不喜欢他与南天北海融为一体的自由精神，没有人会不喜欢他时而巨鸟、时而大鱼、时而飞蝶的想象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形象大于思维，文学大于哲学，活泼大于庄严。四我把庄子说成是“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但请注意，这只是在“诸子”中的比较。如果把范围扩大，那么，他在那个时代就不能夺冠了。因为在南方，出现了一位比他小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那就是屈原。屈原，是整个先秦时期的文学冠军。不仅如此，作为中国第一个大诗人，他以《离骚》和其他作品，为中国文脉输入了强健的诗魂。对于这种输入，连李白、杜甫也顶礼膜拜。因此，戴在他头上的，已不应该仅仅是先秦的桂冠。前面说到，中国文脉是从《诗经》开始的，所以对诗已不陌生。然而，对诗人还深感陌生，何况是这么伟岸的诗人。《诗经》中也署了一些作者的名字，但那些诗大多是朝野礼仪风俗中的集体创作，那些名字很可能只是采集者、整理者。从内容看，《诗经》还不具备强烈而孤独的主体性。按照我给北京大学学生讲述中国文化史时的说法，《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这个悬崖独吟者，出身贵族，但在文化姿态上，比庄子还要“傻”。诸子百家都在大声地宣讲各种问题，连庄子也用寓言在启迪世人，屈原却不。他不回答，不宣讲，也不启迪他人，只是提问，没完没了的提问，而且似乎永远无解。从宣讲到提问，从解答到无解，这就是诸子与屈原的区别。说大了，也是学者和诗人的区别，教师和诗人的区别，谋士与诗人的区别。划出了这么多区别，也就有了诗人。从此，中国文脉出现了重大变化。不再合唱，不再聚众，不再宣讲。在主脉的地位，出现了行吟在江风草泽边那个衣饰奇特的身影，孤傲而天真，凄楚而高贵，离群而悯人。他不太像执掌文脉的人，但他执掌了；他被官场放逐，却被文学请回；他似乎无处可去，却终于无处不在。屈原自己没有想到，他给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玩笑的项目有这样两个方面—— 一，大家都习惯于称他“爱国诗人”，但他明明把“离”国作为他的主题。他曾经为楚抗秦，但正是这个秦国，在他生后来世统一了中国，成了后世“爱国主义”概念中真正的“国”。二，他写的楚辞，艰深而华瞻，民众几乎都不能读懂，但他却具备了最高的普及性，每年端午节出现的全民欢庆，不分秦楚，不分雅俗。这两大玩笑也可以说是两大误会，却对文脉意义重大。第一个误会说明，中国官场的政治权脉试图拉拢文脉，为自己加持；第二个误会说明，世俗的神祇崇拜也试图借文脉，来自我提升。总之，到了屈原，文脉已经健壮，被“政脉”和“世脉”深深觊觎，并频频拉扯。说“绑架”太重，就说“强邀”吧。雅静的文脉，从此经常会被“政脉”、“世脉”频频强邀，衍生出一个个庞大的政治仪式和世俗仪式。这种“静脉扩张”，对文脉而言有利有弊，弊大利小；但在屈原身上发生的事，对文脉尚无大害，因为再扩大、再热闹，屈原的作品并无损伤。在围绕着他的繁多“政脉”、“世脉”中间，文脉仍然能够清晰找到，并保持着主干地位。记得几年前有台湾大学学生问我，大陆民众在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游戏，是否肢解了屈原？我回答：没有。屈原本人就重视民俗巫风中的祭祀仪式，后来，民众也把他也当作了祭祀对象。屈原已经不仅仅是你们书房里的那个屈原。但是如果你们要找书房里的屈原也不难，《离骚》《九章》《九歌》《招魂》《天问》自可细细去读。一动一静，一祭一读，都是屈原。如此文脉，出入于文字内外，游弋于山河之间，已经很成气象。五屈原不想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秦国纵横宇内，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在谴责秦始皇为了极权统治而“焚书坑儒”的暴行，严重斫伤了中国文化。繁忙烟尘中的秦朝，所留文迹也不多，除了《吕氏春秋》，就是那位游士政治家李斯了。他写的《谏逐客书》不错，而我更佩服的是他书写的那些石刻。字并不多，但一想起就如直面泰山。对秦始皇的谴责是应该的，但我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却有另一番见解。我认为，秦始皇有意做了两件对不起文化的事，却又无意做了两件对得起文化的事，而且那是真正的大事。他统一中国，当然不是为了文学，却为文学灌注了一种天下一统的宏伟气概。此后中国文学，不管什么题材，都或多或少地有所隐含。李白写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者”，可见这种气概在几百年后仍把诗人们笼罩。王昌龄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秦人为后人开拓了情怀。不仅如此，秦始皇还统一了文字，使中国文脉可以顺畅地流泻于九州大地。这种顺畅，尤其是在极大空间中的顺畅，反过来又增添了中国文学对于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视野和责任。这就使工具意义和精神意义，产生了相辅相成的互哺关系。我在世界上各个古文明的废墟间考察时，总会一次次想到秦始皇。因为那些文明的割裂、分散、小化，都与文字语言的不统一有关。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及时以强权统一文字，那么，中国文脉早就流逸不存了。由于秦始皇既统一了中国又统一了文字，今后两千多年，只要是中国文人，不管生长在如何偏僻的角落，一旦为文便是天下兴亡、炎黄子孙；而且，不管面对着多么繁密的方言壁障，一旦落笔皆是汉字汉文，千里相通。总之，统一中国和统一文字，为中国文脉提供了不可比拟的空间力量和技术力量。秦代匆匆，无心文事，却为中华文明的格局进行了重大奠基。六很快就到汉代了。历来对中国文脉有一种最表面、最通俗的文体概括，叫做：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这个概括中，最弱的是汉赋，原因是缺少第一流的人物和作品。是枚乘？是司马相如？还是早一点的贾谊？是《七发》《子虚》《上林》？这无论如何有点拿不出手，因为前前后后一看，远远站着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啊。就我本人而言，对汉赋，整体上不喜欢。不喜欢它的铺张，不喜欢它的富丽，不喜欢它的雕琢，不喜欢它的堆砌，不喜欢它的奇僻，当然，更不喜欢它的歌颂阿谀、不见风骨。我的不喜欢，还有一个长久的心结，那就是从汉代以后二千年间，中国社会时时泛起的奉承文学，都以它为范本。汉赋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一个强大而富裕的王朝建立起来了，确实处处让人惊叹，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统治使很多文人渐渐都成了“润色鸿业”的驯臣。再加上汉武帝自己的爱好，那些辞赋也就成了朝廷的主流文本，可称为“盛世宏文”。几重因素加在一起，那么，汉赋也就志满意得、恣肆挥洒。文句间那层层渲染的排比、对偶、连词，就怎么也挡不住了。这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奇观，如此抑扬顿挫，涌金叠银，流光溢彩，确实也使汉语增添了不少词藻功能和节奏功能。说实话，我在研究汉代艺术史的时候曾从不少赋作中感受过当时当地的气象，颇有收获；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赋，毕竟那么缺少思想，缺少个性，缺少真切，缺少诚恳，实在很难在中国文脉中占据太多正面地位。这就像我们见过的有些名流，在重要时段置身重要职位，服饰考究，器宇轩昂，但一看内涵，却是空泛呆滞，言不由衷，那就怎么也不会真正入心入情，留于记忆。这，也正是我在做过文学史、艺术史的各种系统阐述之后，特别要跳开来用挑剔的目光来检索文脉的原因。如果仍然在写文学史，那就不应该表达那么鲜明的取舍褒贬。汉赋在我心中黯然失色，还有一个尴尬的因素，那就是，离它不远，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和《史记》，这是我心中永远的太阳。大家可能看到，坊间有一本叫《中国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的书，这是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课堂纪录，在大陆和台湾都成了畅销书。四十七堂课，每堂都历时半天，每星期一堂，因此是一整年的课程。用一年来讲述四千年，无论怎么说还是太匆忙，结果，即使对于长达五百年的明、清两代，我也只用了两堂课来讲述（第四十四、四十五堂课）。然而，我却为一个人讲了四堂课（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堂课）。这个人就是司马迁。看似荒唐的比例，表现出我心中的特殊重量。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至高地位，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只说他的文学贡献。是他第一次，通过对一个个重要人物的生动刻画，写出了中国历史的魂魄。因此也可以说，他将中国历史拟人化、生命化了。更惊人的是，他在汉赋的包围中，居然不用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更不用词藻的铺陈，而只以从容真切的朴素笔触、错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做到了这一切。于是，他也就告诉人们：能把千钧历史撬动起来浸润到万民心中的，只有最本色的文学力量。大家说，他借用文学写好了历史；我则说，他借用历史印证了文学。除了虚构之外，其他文学要素他都酣畅地运用到了极致。但他又不露痕迹，高明得好像没有运用。不要说他同时的汉赋，即使是此后两千年的文学一旦陷入奢靡，不必训斥，只须一提司马迁，大多就会从梦魇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除非，那些人没读过司马迁，或读不懂司马迁。我曾一再论述，就散文而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第一支笔。他超过“唐宋八大家”，更不要说其他什么派了。“唐宋八大家”中，也有几个不错，但与司马迁一比，格局小了，又有点“做”。这放到后面再说吧。七不要快速地跳到唐代去。由汉至唐，世情纷乱，而文脉健旺。我对于魏晋文脉的梳理，大致分为“三段论”—— 首先，不管大家是否乐见，第一个在战马硝烟中接续文脉的，是曹操。我曾在《丛林边的那一家》中写道：“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我还拿同时代写了感人散文《出师表》的诸葛亮和曹操相比，结论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遗漏了曹操是难于想象的，而加入了诸葛亮也是难于想象的。” 曹操的军事权谋形象在中国民间早就凝固，却缺少他在文学中的身份。然而，当大家知道，那些早已成为中国熟语的诗句居然都出自他的手笔，常常会大吃一惊。哪些熟语？例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月明星稀，鸟鹊南飞”；“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还有那些描写乱世景象的著名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在漫长的历史上，还有哪几个文学家，能让自己的文句变成千年通用？可能举得出三、四个，不多，而且渗入程度似乎也不如他广泛。更重要的是等级。我在对比后曾说，诸葛亮的文句所写，是君臣之情；曹操的文句所写，是宇宙人生。不必说诸葛亮，即便在文学史上，能用那么开阔的气势来写宇宙人生的，还有几个？而且从我特别看重的文学本体来说，像他那么干净、朴素、凝炼的笔墨，又有几个？曹操还有两个真正称的上文学家的儿子，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中，文学地位最低而终于做了皇帝的曹丕，就文笔论，在数千年中国帝王中也能排到第二。第一是李煜，以后的事了。在三国时代，哪一个军阀都少不了血腥谋略。中国文人历来对曹操的恶评，主要出于一个基点，那就是他要“断绝刘汉正统”。但是我们如果从宏观文化上看，在兵荒马乱的危局中真正把中国文脉强悍地接续下来的，是谁呢？这是“三段论”的第一段。第二段，曹操的书记官阮瑀生了一个儿子叫阮籍，接过了文脉。还算直接，却已有了悬崖峭壁般的“代沟”。比阮籍小十余岁的嵇康，再加上一些文士，通称为“魏晋名士”。其实，真正得脉者，只有阮籍、嵇康两人。这是一个“后英雄时代”的文脉旋涡。史诗传奇结束，代之以恐怖腐败，文士们由离经之议、忧生之嗟而走向虚无避世。生命边缘的挣扎和探询，使文化感悟告别正统，向着更危险、更深秘的角落释放。奇人奇事，奇行奇僻，随处可见。中国文化，看似主脉已散，却四方奔溢，气貌繁盛。当然，繁盛的是气貌，而不是作品。那时留下的重大作品不多，却为中国文人在血泊和奢侈间的人格自信，提供了众多模式。阮籍、嵇康是同年死的。在他们死后两年建立了西晋王朝，然后内忧外患，又是东晋，又是南北朝，说起来很费事。只是远远看去，阮籍、嵇康的风骨是找不到了，在士族门阀的社会结构中，文人们玄风颇盛。玄谈，向被诟病。其实中国文学历来虽有写意、传神等风尚，却一直缺少形而上的超验感悟、终极冥思。倘若借助于哲学，中国哲学也过于实在。而且在汉代，道家、儒家又被轮番征用为朝廷主流教化，那就不能指望了。因此，我们的这些玄谈文士们能把哲学拉到自己身上，尤其出入佛道之间，每个人都弄得像是从空而降的思想家似的，我总觉得利多于弊。胡辩瞎谈的当然也有不少，但毕竟有几个是在玄思之中找到了自己，获得了个体文化的自立。其中最好例子要算东晋的王羲之了。他写的《兰亭序》，大家只看他的书法，其实内容也可一读，是玄谈中比较干净、清新的一种。我在为北大学生讲课时特地把它译述了一遍，让年轻人知道当时这些人在想什么。学生们一听，都很喜欢。王羲之写《兰亭序》是在公元三五三年，地点在浙江绍兴，那年他正好五十岁。在写完《兰亭序》十二年之后，江西九江有一个孩子出生，他将开启魏晋南北朝文学“三段论”的第三段。这就是第三段的主角，陶渊明。就文脉而言，陶渊明又是一座时代最高峰了。自秦汉至魏晋，时代最高峰有三座：司马迁、曹操、陶渊明。若要对这三座高峰作排列，那么，司马迁第一，陶渊明第二，曹操第三。曹操可能会气不过，但只能让他息怒了。理由有三：一，如果说，曹操们着迷功业，名士们着迷自己，而陶渊明则着迷自然。最高是谁，一目了然。在陶渊明看来，不要说曹操，连名士们也把自己折腾得太过份了；二，陶渊明以自己的诗句展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那就是戒色彩，戒夸饰，戒繁复，戒深奥，戒典故，戒精巧，戒粘滞。几乎，把他前前后后一切看上去“最文学”的架势全推翻了，呈现出一种完整的审美系统。态度非常平静，效果非常强烈；三，陶渊明创造了一种以“田园”为标帜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种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不仅如此，他还在这种“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一个“彼岸理想”——桃花源，在中华文化圈内可能无人不知。把一个如此缥渺的理想闹到无人不知，谁能及得？就凭这三点，曹操在文学上只能老老实实地让陶渊明几步了，让给这位不识刀戟，不知谋术，在陋屋被火烧后不知所措的穷苦男人。陶渊明为中国文脉增添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气，洁净之气，淡远之气。而且，又让中国文脉跳开了非凡人物，而从凡人身上穿过，变得更普世了。讲了陶渊明，也省得我再去笑骂那个时代很嚣张的骈体文了。那是东汉时期开始的汉赋末流，滋生蓬勃于魏晋，以工整、华丽的“假大空”为其基本特征。而且也像一切末流文学，总是得意洋洋，而且朝野吹捧。只要是“假大空”，朝野不会不喜欢。八眼前就是南北朝了。那就请允许我荡开笔去，说一段闲话。上次去台湾，文友蒋勋特意从宜兰山居中赶到台北看我，有一次长谈。有趣的是，他刚出了一本谈南朝的书，而我则花几年时间一直在流连北朝，因此虽然没有预约，却一南一北地畅谈起来的。台湾《联合报》记者得知我们两人见面，就来报道，结果出了一大版有关南北朝的文章，在今天的闹市中显得非常奇特。蒋兄写南朝的书我还没有看，但由他来写，一定写得很好。南朝比较富裕，又重视文化，文人也还自由，可谈的话题当然很多。蒋兄写了，我就不多啰嗦了，还是抬头朝北，说北朝吧。蒋兄沉迷南朝，我沉迷北朝，这与我们不同的气质有关，虽老友也“和而不同”。我经过初步考证，怀疑自己的身世可能是古羌而入西夏，与古代凉州脱不了干系，因此本能地亲近北朝。北朝文化，至少有一半来自凉州。当然，我沉迷北朝，还有更宏观的原因，而且与现在正在梳理的宏观文脉相关。文脉一路下来，变化那么大，但基本上在一个近似的文明之内转悠。或者说，就在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河之间轮换。例如，《诗经》和诸子是黄河流域，屈原是长江流域，司马迁是黄河流域，陶渊明是长江流域。这么一个格局，在幅员广阔的中国也不见得局促。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种大文化，能不能把生命场地放得再开一些？于是，公元五世纪，大机缘来了。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由于文明背景的重大差异，本该对汉文化带来沉重劫难，就像公元四七六年欧洲的西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灭亡，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一时陷入黑暗深渊一般；谁料想，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中有一些杰出人物，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居然虔诚地拜汉文化为师，快速提升统治集团的文明等级，情况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们既然善待汉文化，随之也就善待佛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背后的印度文化。这一来，已经在犍陀罗等地相依相溶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乃至巴比伦文化也一起卷入，中国北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明大汇聚。从此，中国文化不再只是流转于黄河、长江之间了。经由从大兴安岭出发的浩荡胡风，茫茫北漠，千里西域，都被裹卷，连恒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波涛也隐约可见，显然，它因包容而更加强盛。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可以作为这种文明大汇聚的最好见证，因此我在那里题了一方石碑，上刻八字：“中国由此迈向大唐”。这就是说，在差不多同时，当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的文脉被“北方蛮族”突然阻断，而且会阻断近千年的当口上，中国文脉，却突然被“北方蛮族”大幅提振，并注定要为全人类的文明进程开辟一个值得永远仰望的“制高点”。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我觉得，北魏就是一个历史支点，它撬起了唐朝。当然，我所说的唐朝，是文化的唐朝。为此，我长久地心仪北魏，寄情北魏。即使不从“历史支点”的重大贡献着眼，当时北方的文化，也值得好好观赏。它们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一种力度，一种陌生，让人惊喜。例如，那首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里出现了中国文学中未曾见过的辽阔和平静，平静得让人不好意思再发什么感叹。但是，它显然闯入了中国文学的话语结构，不再离开。当然，直接撼动文脉的是那首北朝民歌《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么轻快、愉悦的语言节奏，以及前面站着的这位健康、可爱的女英雄，带着北方大漠明丽的蓝天，带着战火离乱中的伦理情感，大踏步走进了中国文学的主体部位。你看，直到当代，国际电影界要找中国题材，首先找到的也还是花木兰。在文人圈子里，南朝文人才思翩翩，有一些理论作品为北方所不及，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而且，他们还在忙着定音律、编文选、写宫体。相比之下，北朝文人没那么多才思。但是，他们拿出来的作品却别有一番重量，例如我本人特别喜爱的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这些作品的纪实性、学术性，使一代散文走向厚实，也使一代学术亲近散文。郦道元和杨衒之，都是河北人。九唐代是一场审美大爆发，简直出乎所有文人的意料之外。文人对前景的预料，大多只从自己和文友的状况出发。即便是南朝的那些专门研究来龙去脉的理论家、文选家，也无法想象唐代的来到。人们习惯于从政治上的盛世，来看待文化上的繁荣，其实这又在以“政脉”解释“文脉”。政文两途，偶尔交错。然而，虽交错也未必同荣共衰。唐代倒是特例，原先酝酿于北方旷野上、南方巷陌间的文化灵魂已经积聚有时，其他文明的渗透、发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渐定，民生安好，西域通畅，百方来朝，政治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因此出现了一场壮丽的大爆发。这是机缘巧合、天佑中华，而不是由政治带动文化的必然规律。其实，这种 “政文俱旺”的现象，在历史上也仅此一次。不管怎么说，有没有唐代的这次大爆发，对中国文化大不一样。试看天下万象，一切准备，如果没有展现，那就等于没有准备；一切贮存，如果没有启用，那就等于没有贮存；一切内涵，如果没有表达，那就等于没有内涵；一切灿烂，如果没有迸发，那就没有灿烂；一切壮丽，如果没有汇聚，那就没有壮丽。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展现、迸发、汇聚，都因群体效应产生了新质，与各自原先的形态已经完全不同。因此，大唐既是中国文化的平台，又是中国文化的熔炉。既是一种集合，又是一种冶炼。唐代还有一个好处，它的文化太强了，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不以政治取代文化的朝代。说唐朝，就很难以宫廷争斗掩盖李白、杜甫。而李白、杜甫，也很难被曲解成政治人物，就像屈原历来所蒙受的那样。即使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如颜真卿，主导了一系列响亮的政治行动，但人们对他的认知，仍然是书法家。鲁迅说，魏晋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大致说得不错，只是有点夸张，因为没有“自立”的“自觉”，很难长久成立。唐代，就是一个文学自立的时代，并因自立而自觉。文学的自立，不仅是对于政治，还对于哲学。现代有研究者说，唐代缺少像样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这种说法也大致不错，但不必抱怨。作为一种强大而壮丽的审美大爆发，不能不让哲学的油灯黯淡了。文学不必贯穿一种稳定而明确的哲学理念。文学就是文学，只从人格出发，不从理念出发；只以形式为终点，不以教化为目的。请问唐代那些大诗人各自信奉什么学说？实在很难说得清楚，而且一生多有转换，甚至同时几种交糅。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写出千古佳作。为什么一个时代不能由文学走向深刻呢？为什么一批文学家不能以美为目标，而必须以理念为目标？唐代文学，说起来太冗长。我多年前在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鼓励他们用投票的方式为唐代诗人排一个次序。标准有两个：一是诗人们真正抵达的文学高度；二是诗人们在后世被民众喜爱的广度。北大学生投票的结果是这样十名—— 第一名：李白；第二名：杜甫；第三名：王维；第四名：白居易：第五名：李商隐；第六名：杜牧；第七名：王之焕；第八名：刘禹锡；第九名：王昌龄；第十名：孟浩然。有意思的是，投票的那么多学生，居然没有两个人的排序完全一样。这个排序，可能与我自己心中的排序还有一些出入。但高兴的是，大家没有多大犹豫，就投出了前四名：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这前四名，合我心意。在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学会排序是一种本事，不至于迷路。有的诗文，初读也很好，但通过排序比较，就会感知上下之别。日积月累，也就有可能深入文学最微妙的堂奥。例如，很多人都会以最高的评价来推崇初唐诗人王勃所写的《滕王阁序》，把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成是“全唐第一佳对”，这就是没有排序的结果。一排，发现这样的骈体文在唐代文学中的地位不应该太高。可理解的是，王勃比李白、王维大了整整半个世纪，与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相比，是一种“隔代”存在。又如，人们也常常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赞之有过，连闻一多先生也曾说它“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但我坚持认为，当李白、杜甫他们还远远没有出生的时候，唐诗的“顶峰”根本谈不上，更不要说“顶峰上的顶峰”了。但是，无论是王勃还是张若虚，已经表现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气象。在他们之后，会有盛唐、中唐、晚唐，每一个时期各不相同，却都天才喷涌，大家不绝。唐代，把文学的各个最佳可能，都轮番演绎了一遍。请看，从发轫，到飞扬，到悲哀，到反观，到个人，到凄迷，各种文学意味都以最强烈的方式展现了，几乎没有重大缺漏。因此，一个杰出时代的文学艺术史，很可能看成了人类文学艺术史的浓缩版。有学生问我，如果时间有限，却要集中地感受一下中国文化的极端丰富，又不想跳来跳去，读什么呢？我回答：“读唐诗吧”。与我前面列述的中国文脉的峰峦相比，唐诗具有全民性。唐诗让中国语文具有了普遍的附着力、诱惑力、渗透力，并让它们笼罩九州、镌刻山河、琅琅上口。有过了唐诗，中国大地已经不大有耐心来仔细倾听别的诗句了。因为有过了唐诗，倾听者的范围早就超过了文苑、学界，拓展为一个漫无边际的不确定群落。他们粗糙，但很挑剔。两句听不进去，他们就转身而去，重新吟诵起李白、杜甫。十再说一说唐代的文章。唐代的文章，首推韩愈、柳宗元。自司马迁之后九百多年，中国散文写得最好的，也就是他们两位了，因此他们并不仅仅归属于唐代，也算是“千年一出”之人。他们两位，是后世所称“唐宋八大家”的领头者。我在前面说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在整体上还比不过司马迁一人，这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位在内。但是，他们两位，做了一件力挽狂澜的大事，改变了一代文风，清理了中国文脉，这是司马迁所未曾做过的。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从魏晋以来越来越盛炽的骈体文了。自南朝的宋、齐、梁、陈列唐初，这种文风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经缠得中国文学步履蹒跚。但是，文坛和民众却不知其害，以为光彩夺目、堆锦积绣，就是文学之胜，还在竞相趋附。面对这种风气，韩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从先秦诸子到屈原、司马迁的气脉，为古人和古文“招魂”。因此，他们发起了一个“古文运动”。按照韩愈的说法，汉代以后的文章，他已经不敢看了。（《答李翊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种主张，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后走”，但懂得维护文脉的人都知道，这是让中国文化有能力继续向前走的基本条件。他们两人，特别是韩愈，显然遇到了一个矛盾。他崇尚古文，又讨厌因袭，那么，对古人就能因袭了吗？他几经深思，得出明确结论：对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学习者必须“自树立，不因循。”甚至，他更透彻地说：“惟陈言之务去”。只要是套话、老话、讲过的话，必须删除。因此，他的“古文运动”，其实不是摹仿古文，而是寻找千年来未颓的“古意”。“古意”本身，就包含着创新，包含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即“词必已出”。他与柳宗元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强项，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论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范作品。韩愈的散文，气魄很大，从句式到词汇都充满了新鲜活力。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写得更清雅、更诚恳、更隽永。韩愈在崇尚古文时，也崇尚古文里所包含的“道”，这使他的文章难免有一些说教气。柳宗元就没有这种毛病，他被贬于柳州、永州，离文坛很远，只让文章在偏僻而美丽的山水间一笔笔写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达到了更高的文学等级。与他一比，韩愈那几篇名文，像《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等，道理盖过了审美，已经模糊了论文和文学的界限。总之，韩愈、柳宗元他们既有观念，又有实践，“古文运动”展开得颇有声势。骈体文的地位很快被压下去了，但是，随之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在骈体文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逐渐自觉，虽触目秾丽，也是文学里边的事。现在“古文运动”让文章重新载道，迎来了太多观念性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学不亲。十一讲了诗文，忍不住还想顺便说一下书法，因为所有的诗文都离不开它。唐代书法，是继晋代书法之后的又一次辉煌。如果要对唐代的书法家排一个序，我不分字体地排列如下—— 第一名：颜真卿；第二名：欧阳询；第三名：张旭；第四名：怀素；第五名：褚遂良；第六名：柳公权；第七名：孙过庭；第八名：虞世南。我知道这个排列会引起不同意见，但希望不要对颜真卿的至高地位产生争议。其实在这个排列中，颜真卿的第一名是远远高出于后面这个名单的。后面这个名单里的人，都是第一流的书法家，而颜真卿，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记得我在前面说到王羲之《兰亭序》时曾脱开它的书法意义而提到了它的内容，还说我在给北大学生讲课时还特地把它翻译成了现代文。这让我想起，我讲到颜真卿时曾做了一件让学生们很吃惊的事，那就是暂停课程的讨论形态，那天下午，由我一个人完整地讲述颜真卿的生平事迹，这也就构成了全部课程中的第三十九课。对于颜真卿的人格力量，我实在太敬佩了，因此，由他拌泪书写的《祭侄文稿》，我也看成是千年文脉的突发性呈现。由神赋形，那份文稿的书法价值达到了仅有《兰亭序》可比肩的程度。相较之下，《兰亭序》仍是典雅之最，而颜真卿的文稿则把中国文化的生命悲壮，推到了极致。书法是无声的，但中国成语“可歌可泣”四字，在这幅书法中得到最佳体现。正因为如此，我是不赞成把另一位书法家柳公权与他并列的（所谓“颜筋柳骨”）。草书将张旭列为首位，是觉得他的线条张力所呈现的生命强度，超过了怀素和孙过庭。唐代著名文学家留下的墨迹中，我最赞赏的是杜牧的《张好好诗》三百多字。其实，唐太宗李世民本人的字也写得不错，那份《晋祠铭》，可把他推到中国历代皇帝中书法第一名。第二名是后来写“瘦金体”的宋徽宗赵佶。两位帝王，政治盛衰各至极端，而书法名次却连在一起，分获冠亚。十二写到这里，联想到了另一位衰运之帝，李煜。唐朝灭亡后，由藩镇割据而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一度曾经诗情充溢的北方已经很难寻到诗句，而南方却把诗文留存了。特别是，那个南唐的李后主李煜，本来从政远不及吟咏，当他终于成了俘虏被押解到汴京之后，一些重要的诗句穿过亡国之痛而飘向天际，使他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的里程碑人物。李煜又一次充分证明了“政脉”与“文脉”是两件事。在那个受尽屈辱的俘居小楼，在他时时受到死亡威胁而且确实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余隙之中，明月夜风知道：中国文脉光顾此处。从此，“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仓皇辞庙”等等意绪，以及承载它们的“长短句”的节奏，将深深嵌入中国文化；而这个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种文学样式“词”，将成为俘虏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学标帜。人类很多文化大事，都在俘虏营里发生。这一事实，在希腊、罗马、波斯、巴比伦、埃及的互相征战中屡屡发生。在我前面说到的凉州到北魏的万里蹄声中，也被反复印证。这次，在李煜和宋词之间，又一次充分演绎。十三那就紧接着讲宋代。我前面说过，在唐代，政文俱旺；那么，在宋代，虽非“俱旺”，却政文贴近。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宋代重视文官当政，比较防范武将。结果，不仅科举制度大为强化，有效地吸引了全国文人，而且让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师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佔居行政高位。这种景象，使文化和政治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高端联姻”，文化感悟和政治使命混为一体。表面上，既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色，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有时反而各有损伤；第二个原因，宋代由于文人当政，又由于对手是游牧民族的浩荡铁骑，在军事上屡屡失利，致使朝廷危殆、中原告急。这就激发了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心中的英雄气概、抗敌意志，并在笔下流泻成豪迈诗文。陆游、辛弃疾就是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代表，可能还要包括最后写下《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这确实也是中国文脉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正气所在，具有长久的感染力。但是，我们在钦佩之余也应该明白，一个历时三百余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脉，必然是一种多音部的交响。与民族社稷之间的军事征战相比，文化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深厚得多，丰富得多。因此，文脉的首席，让给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曾经与政治有较密切关系，但终于在“乌台诗案”后两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他的这个转变，使他一下子远远地高过于王安石、司马光，当然也高过于比他晚得多的陆游、辛弃疾。他的这个转变，我曾在《黄州突围》中有详细描述。说他“突围”，不仅仅是指他突破文坛小人的围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场价值体系。因此，他的突围，也是文化本体的突围。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几个等级。所以我写道，在他被贬谪的黄州，在无人理会的彻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渔夫樵农的时刻，中国文脉聚集到了那里。苏东坡是一个文化全才，诗、词、文、书法、音乐、佛理，都很精通，尤其是词作、散文、书法三项，皆可雄视千年。苏东坡更重要的贡献，是为中国文脉留下了一个快乐而可爱的人格形象。回顾我们前面说过的文化巨匠，大多可敬有余，可爱不足。从屈原、司马迁到陶渊明，都是如此。他们的可敬毋庸置疑，但他们可爱吗？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曹操太有威慑力，当然挨不到可爱的边。魏晋名士中有不少人应该是可爱的，但又过于怪异，过于固执，过于孤傲，我们可以欣赏他们的背影，却很难与他们随和地交朋友。到唐代，以李白为首的很多诗人一定可爱，但那时诗风浩荡，一切惊喜、感叹都凝聚成了众人瞩目的审美典范，而典范总会少了可爱。即便到了晚唐只描摹幽雅的私人心怀，也还缺少寻常形态。谁知到宋代出了一个那么有体温、有表情的苏东坡，构成了一系列对比。不管是久远的历史、辽阔的天宇、个人的苦恼，到他笔下都有了一种美好的诚实，让读到的每个人都能产生感应。他不仅可爱，而且可亲，成了人人心中的兄长、老友。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因此，苏东坡是珍罕的奇迹。把苏东坡首屈一指的地位安顿妥当之后，宋代文学的排序，第二名是辛弃疾，第三名是陆游，第四名是李清照。辛弃疾和陆游，除了前面所说的英雄主义气概之外，还表现出了一种品德高尚、怀才不遇、热爱生活的完整生命。这种生命，使兵荒马乱中的人心大地不至下堕。在孟子之后，他们又一次用自己的一生创建了“大丈夫”的造型。李清照，则把东方女性在晚风细雨中的高雅憔悴写到了极致，而且已成为中国文脉中一种特殊格调，无人能敌。因她，中国文学有了一种贵族女性的气息。以前蔡琰也写出过让人动容的女性呼号，但李清照不是呼号，只是气息，因此更有普遍价值。李清照的气息，又具有让中国女性文学扬眉吐气的厚度。在民族灾难的前沿，她写下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就其金石般的坚硬度而言，我还没有在其他文明的女诗人中找到可以比肩者。这说明，她既是中国文脉中的一种特殊格调，又没有离开基本格调。她离屈原，并不太远。十四在宋代几位一流的文学家中，辛弃疾是最后一个压阵之人。他在晚年曾勇敢地赶不少路去吊唁当时受贬的朱熹。朱熹比他大十岁，也算是同辈人。他在朱熹走后七年去世，一个时代的高层文化，就此垂暮。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我心中整个中国古典文脉的黄昏。朱熹算不上文学家，我也不喜欢他重道轻文的观念。但是，观念归观念，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对文学的审美感觉却是不错。哲学讲究梳理脉络，他在无意之中也对文脉作了点化，让人印象深刻。朱熹说，学诗要从《诗经》和《离骚》开始。宋玉、司马相如等人“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相比之下，汉魏之诗很好，但到了南朝的齐梁，就不对了。“齐梁间之诗，读之使人四肢皆懒，慢不收拾”。这种论断，切中要害。朱熹对古代乐府、陶渊明、李白、杜甫都有很好的评价。他认为陶渊明平淡中含豪放，而李白则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对他自己所处的宋代，则肯定陆游的“诗人风致”。这些评价，都很到位。但是，他从理学家的思维出发，对韩愈、柳宗元、苏东坡、欧阳修的文学指责，显然是不太公平。他认为他们道之不纯，又有太多文人习气。在他之后几十年，一个叫严羽的福建人写了一部《沧浪诗话》，正好与朱熹的观念完全对立。严羽认为诗歌的教化功能、才学功能、批判功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吟咏性情、达到妙语。他揭示的，其实就是文学超越理性和逻辑的特殊本质。由于他，中国文学在今后谈创作时，就会频频用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等等词语，这是文学理论水准的一大提升。但是，他对同代文学家的评论，失度。从朱熹和严羽，不能不追溯到前面提到过的《文心雕龙》《诗品》等理论著作。那是七百多年前的事了，我之所以没有认真介绍，是因为那是中国文论的起始状态，还在忙着为文学定位、分类、通论。当然这一切都是需要的，而《文心雕龙》在这方面确实也做得非常出色，但要建立一种需要对大量感性作品进行概括的理论，在唐朝开国之前八十多年就去世了的刘勰毕竟还缺少宏观对比的时间和范例。何况，南朝文风也不能不对概念的裁定带来局限，影响了理论力度。这只要比一比七百多年后那位玩遍了一切复杂概念的顶级哲学家朱熹，就会发现，真正高水准的理论表述，反倒是朴实而干净。十五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他们都认为，中国文脉将会随着大宋灭亡而断绝，蒙古马队的铁骑是中华文明覆灭的丧葬鼓点。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元代的诗歌、散文，确实不值一提。但是，中国文脉在元代却突然超常发达。那就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一个重大缺漏，在这个不到百年的短暂朝代获得了完满弥补。这个被弥补的重大缺漏，就是戏剧。不管是古希腊悲剧还是古印度梵剧，都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已经充分成熟。而中国，不仅孔子没看到过戏剧，连屈原、司马迁、曹操、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没有看到过，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而元代又为什么会改变，这是很复杂的课题，我在《中国戏剧史》一书中有系统探讨。有趣的是，既然中国错过了两千多年，照理追赶起来会非常困难，岂能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等一大批文化天才，合力创作的元杂剧。结果，正如后来王国维先生所说，中国可以立即在戏剧上与其他文明并肩而“毫无愧色”。此时的中国文脉，在《窦娥冤》，在《望江亭》，在《救风尘》，在《西厢记》，在《赵氏孤儿》，在《汉宫秋》…… 在这里，我和王国维先生一样，并不是从表演、唱腔着眼，而只是从文学上评价元杂剧。那些形象，那些故事，那些冲突，那些语言，以及它们的有机组合，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几乎是空前的。是不是绝后呢？还不好说。但是如果与明代的传奇——昆曲相比，昆曲虽然也出现了汤显祖这样的作家写出了《牡丹亭》这样的作品，但放在元杂剧面前，却会在整体张力上略逊一筹。多数昆曲作品过于冗长、秾丽、滞缓、入套，缺少元杂剧那种活泼而爽利的悲欢。比《牡丹亭》低一等级的《桃花扇》《长生殿》又过于拘泥历史，减损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的生命力。至于清代后期勃发的京剧，唱腔很好，表演虽然没有戏迷们幻想的那么精彩，也算可以，而文学剧作，则完全不能细问。没有文学就只能展示演唱技能了，在整体上当然不能与元杂剧相提并论。因此，中国文脉之于中国戏剧，如果以十分计，那么，大概是六分归元杂剧，三分归昆曲，一分归地方戏曲。这一分中不包括京剧，因为它已不是地方戏曲。当然，如果是从音乐唱腔着眼，它的地位就会不低。由于元代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一些本该退色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官方支撑，因此比较彻底地挣脱了文词间的道统气、宫廷气、阿谀气、头巾气、腐儒气，为贴近自然的天籁式创造留出了空间。这种空间看似边缘，却很辽阔，足以伸展手脚。由此联想到同样产生于元代的那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富春山居图》。比之于宋代那些皇家画院里的宫廷画师，黄公望只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卜者，但是，既使把宋代所有宫廷画师的最好作品加在一起，也无法与他相比。元杂剧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哪怕是把后来京剧从慈禧太后开始给予的全部最高权力的扶持加在一起，也无法追赶元杂剧的依稀踪影。元杂剧即使衰落也像一个英雄，完成了生命过程便轰然倒下，拒绝有人以“振兴”的说法来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一切需要刻意“振兴”的文化，都已经与文脉无关。而且，极有可能扰乱了文脉的自然进程。现在社会上经常有人忙着要把那些该由博物馆保护的文化遗产折腾到现实生活中来，而且动静很大，我就很想让他们听听元杂剧轰然倒地的壮美声响。十六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余年，中国文脉严重衰弱。我在给北京大学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指出，这五百多年，如果要找到能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可以并肩站立的文化巨人，只有两个，一是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二是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脉，范围要比我在北大讲的文化更小，王阳明不应列入其中，因此只剩下曹雪芹。这真要顺着他说过的话，感叹一句：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为什么会产生这么惊人的情况？原因之一，是明清两代统治者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已发展到了文化恐怖主义（如“文字狱”）。这就必然毁灭文化创新，培养出大量的文化侍从、文化鹰犬、文化侏儒。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文化叛逆者和思考着，但囿于时间和空间，叛逆和思考的程度都不深。有人把他们当做“启蒙主义者”，其实言之有过，因为并没有形成“被启蒙群体”。真是可称得上启蒙的，要等到近代的严复；原因之二，是中国文脉的各个条块，都已在风华耗尽之后自然老化，进入萧瑟晚景。这是人类一切文化壮举由盛而衰的必然规律，无可奈何。文脉，从来不是一马平川的直线，而是由一组组抛物线组成。要想继续往前，必须大力改革，重整重组，从另一条抛物线的起点开始。但是明清两代，都不可能提供这种契机。除了这两个原因外，从今天的宏观视野看去，还有一个对比上的原因。那就是在中国明代，欧洲终于从中世纪的漫长梦魇中醒了。而且由于睡得太久，因此醒得特别深刻。一醒之后，他们重新打量自己，然后精力充沛地开始奔跑。而中国文化，却因创建过太久的辉煌而自以为是。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中国的什么时候？我只须提供一个概念：米开朗琪罗只比王阳明小三岁。明清两代五百年衰微中，只剩下两个光点，一是小说，二是戏剧。但明清戏剧我在前面已经作为元杂剧的对比者而约略提过，因此能说的只有小说了。小说，习惯说“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我们中国人喜欢集体打包，其实这四部小说完全没有理由以相同的等级放在一起。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红楼梦》。其他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项背。《三国演义》气势恢宏，故事密集。但是，按照陈旧的正统观念来划分人物正邪，有脸谱化倾向。《水浒传》好得多，有正义，有性格，白话文生动漂亮，叙事能力强，可惜众好汉上得梁山后便无法推进，成了一部无论在文学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有头无尾的作品，甚为可惜。《西游记》是一部具有精神格局的寓言小说，整体文学品质高于上两部，可惜重复过多，套路过多，影响了精神力度。如果要把这三部小说排序，那么第一当是《西游记》，第二当是《水浒传》，第三当是《三国演义》。这些小说，因为有民间传闻垫底，又有说书人的描述辅佐，流传极广。在流传过程中，《三国演义》的权谋哲学和《水浒传》的暴力哲学对民间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于今犹烈。《红楼梦》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域的存在了。这部小说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寻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它为天地人生设置了一系列宏大而又残酷的悖论，最后都归之于具有哲思的巨大诗情。虽然达到了如此高度，但它的极具质感的白话叙事，竟能把一切不同水准、不同感悟的读者深深吸引。这又是世界上寥寥几部千古杰作的共同特性，但它又中国得不能再中国。于是，一部《红楼梦》，慰抚了五百年的荒凉。也许，辽阔的荒凉，正是为它开辟的仰望空间？因此，中国文脉悚然一惊，猛然一抖，然后就在这片辽阔的空地上站住了，不再左顾右盼。明清两代，也有人关注千年文脉。关注文脉之人，也就是被周围的荒凉吓坏了的人。例如，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提出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他们还认为“今真诗乃在民间”，例如《西厢记》能与《离骚》相提并论。他们得出结论：各种文学的创建之初虽不精致但精神弥满，可谓“高格”，必须追寻、固守。这种观点，十分可喜。清代的金圣叹则睥睨历史，把他喜欢的戏剧、小说，如《西厢记》《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和杜甫拉成一条线，构成了强烈的文脉意识。明清两代在文脉旁侧稍可一提的，是“晚明小品”。在刻板中追求个性舒展，在道统下寻找性灵自由，虽是小东西，却开发了中国散文的韵致和情趣。这种散文，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美文的建立，起到了正面的滋养作用。新时代的文学改革者们不会喜欢清代桐城派的正统，更不会喜欢乾嘉骈文的回潮，为了展示日常文笔之美，便找到了隔代老师。当然，在精神上并非如此，闲情逸致无法对应大时代的风云。与明代相比，清代倒有两位不错的诗人。一是前期的纳兰性德，以真切性灵写出很多佳句，让人想到即使“李煜”处于胜利时代也还会是一个伤感诗人；二是后期的龚自珍，让人惊讶在一个朝野破败的时代站出来的一位思想家居然还能写出这么多诗歌精品。但是，这两位诗人都遇到了太大的变动：纳兰性德脚下的民族土壤急速变动，龚自珍脚下的精神土壤急速变动，使他们诗句一时找不到稳定的承载。他们的天分本该可以进入文脉，但文脉本身却在那个找不到价值坐标的年月仓皇停步了。除了他们两位，我还要顺便提一笔个人爱好，那就是十八世纪只活了三十几岁的年轻诗人黄景仁。我认为二十世纪古体诗写得最好的郁达夫，就是受了他的影响。十七既然已经说到现代，那就顺着再说几句吧。中国近、现代文学，成就较低。我前面刚说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只出了两个一流文人，哲学家王阳明和小说家曹雪芹，那么，我必须紧接着说一句伤心话了：从近代到现代，偌大中国，没出过一个近似于王阳明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一个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说家。一位友人对我说：感冒无药可治，因此世上感冒药最多；同样，中国近、现代文学成果寥落，因此研究队伍最大。研究队伍一大就必然出现夸张、伪饰、围啄、把玩的风尚，直接影响当代文学的创作。说起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倒是可喜，那就是应顺中国文脉已经不能不转型的指令，成功示范并普及了白话文。由于几个主事者气格不俗，有效抵拒了中国文学中最能闻风而动、见隙而钻的骈俪、虚靡、炫学、装扮等旧习，选了朴实、通达一路，诚恳与国际接轨，与当代对话，一时文脉大振。但是，由于兵荒马乱、国运危殆、民生凋蔽、颠沛流离，本来迫于国际压力所产生的改革思维，很快又被救亡思维替代，精神哲学让位给现实血火，文学和文化都很难拓展自身的主体性。结果，虽然大概念上的中华文明有幸免于崩溃，而文脉则散逸难寻。已经显出实力的鲁迅和沈从文都过早地结束了文学生涯，至于其他各种外来流派的匆忙试验，包括现实主义在内，即便流行一时也没有抵达真正的“高格”。现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脉的也是鲁迅。这倒不是从他的小说史，而是从他对屈原、司马迁和魏晋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窥探。郭沫若应该也懂，但天生的诗人气质常常使他轻重失度，投情过专，影响了整体平正。在学者中，对中国文脉的梳理作出明显贡献的，有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三人。本来胡适也应排列在内，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大学者却缺少文学感悟能力，例如他那么成功地考证了《红楼梦》，却不知道这部小说的真正魅力在何处，因此对文脉总有一些隔阂。梁启超具有宏观的感悟能力，又留下了大量提纲挈领的表述；王国维对甲骨文、戏曲史、《红楼梦》的研究和《人间词话》的写作，处处高标独立；陈寅恪文史互证，对佛教文学、唐代文学和明清之际的研究十分精到。我本人对陈先生的最高评价，在他对唐中期分界为中国全部古代历史分界的论定。这三位中，成就最大的是王国维。可惜，这位真正的大学者只活到五十岁就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其他人文学者，即使学贯中西、记忆惊人，也都没有来得及对中国文化作出什么实质性的推动。须知，记忆性学问和创造性学问，毕竟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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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余秋雨：中国文脉: 热度 7 Wuyishan 2012-12-12 21:47; 中国文脉余秋雨《美文》2012年第9期一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只有从远处看去，才能领略大概，就像那一条倔强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正是这条天际线，使我们知道那个天地之大，以及那个天地之限，并领略了一种注定要长久包围我们生命的文化仪式。因为太重要，又处于隐潜状态，就特别容易产生误会。必须要纠正的误会有以下六个方向—— 一，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官方主流；二，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民间主流；三，这股潜流，属于文学，并不从属于哲学学派；四，这股潜流，虽然重要，但体量不大；五，这股潜流，并不一以贯之，而是时断时续，断多续少；六，这股潜流，对周围的其他文学现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寻得这股潜流，是做减法的结果。我一向主张，研究文化和文学，先做加法，后做减法。减法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减而见筋，减而显神，减而得脉。减法难做，首先是因为人们千百年来一直处于文化匮乏状态，见字而敬，见文而信，见书而畏，不存在敢于大胆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鉴高度，与多数轰传一时的文化现象相比，“得脉”者没有那么多知音。大胆取舍，需要锐利斧钺。但是，手握这种斧钺的人，总是在开山辟路。那些只会坐在凉棚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人，大多不懂斧钺。开山辟路的人没有时间参与评论，由此造成了等级的倒错，文脉的失落。等级，是文脉的生命。人世间，仕途的等级由官阶来定，财富的等级由金额来定，医生的等级由疗效来定，明星的等级由传播来定，而文学的等级则完全不同。文学的等级，与官阶、财富、实效、传播等因素完全无关，只由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来定，这个东西叫品位。其他行业也讲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学，是唯一。总之，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但是，这中间的所有流程，都没有清晰路标。这一来，事情就麻烦了。环顾四周，现在越来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已，甚至以文训世，结果让人担忧。有些“儒商”为了营造“企业文化”，强制职工背诵古代那些文化等级很低的发懵文言；有些电视人永远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早就应该退出公共记忆的文化残屑；有些当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鲁迅所言，把远年的红肿溃烂，赞之为“艳若桃花”。颇让人不安的，是目前电视上某些文物鉴定和拍卖节目，只要牵涉到明清和近代书画，就对作者的文化地位无限拔高。初一听，溢美古人，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事情不断重复也就颠覆了文化的基本等级。就像一座十层高塔，本来轮廓清晰，突然底下几层要自成天台，那么上面的几层只能坍塌。试想，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国古代一流诗人”，那么，我们只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诗》付之一炬了。书法也是一样，一个惊人的天阶投向一份中等水准的笔墨，就像一堆黄金把中国书法史的天平压垮了。面对这种情况我曾深深一叹：“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 照理，文物专家不懂文脉，亿万富翁不懂文化，十分正常。但现在，现代传媒的渗透力度，拍卖资金的强烈误导，使很多人难以抵拒地接受了这种空前的“文化改写”，结果实在有点恐怖。有人说，对文学，应让人们自由取用，不要划分高低。这是典型的“文学民粹主义”，似是而非。就个人而言，不经过基本教育，何能自由取用？鼠目寸光、井蛙观天，恰恰违背了“自由”的本义；就整体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也不分高低，那就会失去民族的大道、人类的尊严，一切都将在众声喧哗中不可收拾。如果不分高低，只让每个时间和空间的民众自由取用、集体“海选”，那么，中国文学，能选得到那位流浪草泽、即将投水的屈原吗？能选得到那位受过酷刑、耻而握笔的司马迁吗？能选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艰苦躬耕的陶渊明吗？他们后来为民众知道，并非民众自己的行为。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体会他们的内涵。因此我敢断言，任何民粹主义的自由海选，即便再有人数、再有资金，也与优秀文学基本无关。这不是文学的悲哀，而是文学的高贵。我主张，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为此，应努力拨去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进入深度探讨。选择自可不同，目标却是同归，那就是清理地基，搬开芜杂，集得高墙巨砖，寻获大柱石础，让出疏朗空间，洗净众人耳目，呼唤亘古伟步，期待天才再临。由此，中华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二文脉的原始材料，是文字。汉字大约起源于五千多年前。较系统的运用，大约在四千年前。不断出现的考古成果既证明着这个年份，又质疑着这个年份。据我比较保守的估计，大差不差吧，除非有了新的惊人发现。汉字产生之后，经由“象形——表意——形声”这几个阶段，开始用最简单的方法记载历史，例如王朝谱牒。应该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当成熟。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还构不成文学意义上的“文脉之始”。文学，必须由“意指”走向“意味”。这与现代西方美学家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有点关系。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构成完整的审美。这种完整，只有后来的《诗经》，才能充分满足。《诗经》产生的时间，大概离现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左右。然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虽然在文句上还没有构成“文脉之始”，但在书法上却已构成了。如果我们把“文脉”扩大到书法，那么，它就以“形式领先”的方式开始于商代，比《诗经》早，却又有所交错。正因为此，我很喜欢去河南安阳，长久地看着甲骨文和青铜器发呆。甲骨文多半被读解了，但我总觉得那里还埋藏着孕育中国文脉的神秘因子。一个横贯几千年的文化行程将要在那里启航，而直到今天，那个老码头还是平静得寂然无声。终于听到声音了，那是《诗经》。《诗经》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鸟声。这种香气和声音，将散布久远，至今还闻到，听到。十余年前在巴格达的巴比伦遗址，我读到了从楔形文字破译的古代诗歌。那些诗歌是悲哀的，慌张的，绝望的，好像强敌刚刚离去，很快就会回来。因此，歌唱者只能抬头盼望神祇，苦苦哀求。这种神情，与那片土地有关。血腥的侵略一次次横扫，人们除了奔逃还是奔逃，因此诗句中有一些生命边缘的吟咏，弥足珍贵。但是，那些吟咏过于匆忙和粗糙，尚未进入成熟的文学形态，又因为楔形文字的很早中断，没有构成下传之脉。同样古老的埃及文明，至今没见过古代留下的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卢克索太阳神庙大柱上的象形文字，已有部分破译，却并无文学意义。过于封闭、过于保守的一个个王朝，曾经留下了帝脉，而不是文脉。即便有气脉，也不是诗脉。印度在古代是有灿烂的文学、诗歌、梵剧、理论，但大多是围绕着“大梵天”的超验世界。同样是农耕文明，却缺少土地的气息和世俗的表情。《诗经》的吟唱者们当然不知道有这种对比，但我们一对比，它也就找到了自己。其实，它找到的，也是后代的中国。《诗经》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骚，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爱情。这种爱情那么“无邪”，既大胆又羞怯，既温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风尚。在艺术上，那些充满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来，成了中国文学起跑点的砖砌路基。那些叠章反复，让人立即想到，这不仅仅是文学，还是音乐，还是舞蹈。一切动作感涨满其间，却又毫不鲁莽，优雅地引发乡间村乐，咏之于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终于由时间定格，凝为经典。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但是，写到这里必须赶快说明，在《诗经》的这种平实风格后面，又有着一系列宏大的传说背景。传说分两种：第一种是“祖王传说”，有关黄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种是“神话传说”，有关补天、填海、追日、奔月。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念，传说和神话虽然虚无缥缈，却对一个民族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历久不衰的“文化基因”。这在中华民族身上尤其明显，谁都知道，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的传说，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有关补天、填海、追日、奔月的传说，则决定了我们的气质。这两种传说，就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后一种神话传说，因为它们为一个庞大的人种提供了鸿蒙的诗意。即便是离得最近的《诗经》，也在平实的麦香气中熔铸着伟大和奇丽。于是，我们看到了，背靠着一大批神话传说，刻写着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着一首首《诗经》，中国文化隆重上路。其实，这也就是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出场前的精神背景。先秦诸子出场，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巨人们一起组成了一个“轴心时代”，标志着人类智能的大爆发。现代研究者们着眼最多的，是各地巨人们在当时的不同思想成果，却很少关注他们身上带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三先秦诸子，都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文学家。但是，他们要让自己的思想说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运用文学手段。而且，有一些思维方式，从产生到完成都必须仰赖自然、譬引鸟兽、倾注情感、形成寓言，这也就成了文学形态。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运用文学手段的时候，有人永远把它当作手段，有人则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学家。先秦诸子由于社会影响巨大，历史贡献卓著，因此对中国文脉的形成有特殊贡献。但是，这种贡献与他们在思想和哲学上的贡献，并不一致。我对先秦诸子的文学品相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庄子、孟子；第二等级：老子、孔子；第三等级：韩非子、墨子。在这三个等级中，处于第一等级的庄子和孟子已经是文学家，而庄子则是一位大文学家。把老子和孔子放在第二等级，实在有点委屈这两位精神巨匠了。我想他们本人都无心于自身的文学建树，但是，虽无心却有大建树。这便是天才，这便是伟大。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这个排列有点难。相比之下，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炊烟气，令听者感动，令读者萦怀；相比之下，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使听者惊悚，使读者铭记。孔子开创了中国语录式的散文体裁，使散文成为一种有可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孔子的厚重和端庄并不堵眼堵心，而是仍然保持着一个健康君子的斯文潇洒。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后来成了千年正统，因此他的文风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他的文风给于中国历史的，是一种朴实的正气，这就直接成了中国文脉的一种基调。中国文脉，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种朴实的正气却颠扑不灭。因此，孔子于文，功劳赫赫。本来，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学上站在老子面前，谁知老子另辟奇境，别创独例。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义，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不容外借。在老子面前，语言已成为无可辩驳的天道，甚至无须任何解释、过渡、调和、沟通。这让中国语文，进入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圣哲高台。我听不止一位西方哲学家说：“仅从语言方式，老子就是最高哲学。孔子不如老子果断，因此在外人看来，更像一个教育家、社会评论家。” 外国人即使不懂中文，也能从译文感知“最高哲学”的所在，可见老子的表达有一种“骨子里”的高度。有一段时间，德国人曾骄傲地说：“全世界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这当然是故意的自我夸耀，但平心而论，回顾以前几百年，也确实有说这种“大话”的底气。然而，当他们读到老子就开始不说这种话了。据统计，现在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书，其普及度远远超过老子的家乡中国。我一直主张，一切中国文化的继承者，都应该虔诚背诵老子那些斩钉截铁的语言，而不要在后世那些层级不高的文言文上厮磨太久。说完第二等级，我顺便说一下第三等级。韩非子和墨子，都不在乎文学，有时甚至明确排斥。但是，他们的论述也具有了文学素质，主要是那些干净而雄辩的逻辑所造成的简洁明快，让人产生了一种阅读上的愉悦。当然，他们两人实干家的形象，也会帮助我们产生文字之外的动人想象。更重要的是要让出时间来看看第一等级，庄子和孟子。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在人生格调上，他与孔子很不一样，显然有点骄傲自恃，甚至盛气凌人。这在人际关系上好像是缺点，但在文学上就不一样了。他的文辞，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情感浓烈，具有难以阻挡的感染力。他让中国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结成一种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文脉到他，气血健旺，精神抖擞，注入了一种“大丈夫”的生命格调。但是，与他同一时期，一个几乎与他同年的庄子出现了。庄子从社会底层审察万物，把什么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礼法制度，也看穿了试图改革的宏谋远虑，因此对孟子这样的浩荡语气也投之以怀疑。岂止对孟子，他对人生都很怀疑。真假的区分在何处？生死的界线在哪里？他陷入了困惑，又继之以嘲讽。这就使他从礼义辩论中撤退，回到对生存意义的探寻，成了一个由思想家到文学家的大步跃升。他的人生调子，远远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别的“子”。但是这种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从世界和人生底部窥探，问出一串串最重要的“傻”问题。但仅仅是这样，他还未必能成为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他最杰出之处，是用极富现象力的寓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而在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下，他就成了那个思想巨人时代的异类，一个充满哲思的文学家。《逍遥游》《秋水》《人间世》《德充符》《齐物论》《养生主》《大宗师》……这些篇章，就成了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流佳作。此后历史上一切有文学才华的学人，都不会不粘上庄子。这个现象很奇怪，对于其他“子”，都因为思想观念的差异而有明显的取舍，但庄子却例外。没有人会不喜欢他讲的那些寓言故事，没有人会不喜欢他与南天北海融为一体的自由精神，没有人会不喜欢他时而巨鸟、时而大鱼、时而飞蝶的想象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形象大于思维，文学大于哲学，活泼大于庄严。四我把庄子说成是“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但请注意，这只是在“诸子”中的比较。如果把范围扩大，那么，他在那个时代就不能夺冠了。因为在南方，出现了一位比他小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那就是屈原。屈原，是整个先秦时期的文学冠军。不仅如此，作为中国第一个大诗人，他以《离骚》和其他作品，为中国文脉输入了强健的诗魂。对于这种输入，连李白、杜甫也顶礼膜拜。因此，戴在他头上的，已不应该仅仅是先秦的桂冠。前面说到，中国文脉是从《诗经》开始的，所以对诗已不陌生。然而，对诗人还深感陌生，何况是这么伟岸的诗人。《诗经》中也署了一些作者的名字，但那些诗大多是朝野礼仪风俗中的集体创作，那些名字很可能只是采集者、整理者。从内容看，《诗经》还不具备强烈而孤独的主体性。按照我给北京大学学生讲述中国文化史时的说法，《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这个悬崖独吟者，出身贵族，但在文化姿态上，比庄子还要“傻”。诸子百家都在大声地宣讲各种问题，连庄子也用寓言在启迪世人，屈原却不。他不回答，不宣讲，也不启迪他人，只是提问，没完没了的提问，而且似乎永远无解。从宣讲到提问，从解答到无解，这就是诸子与屈原的区别。说大了，也是学者和诗人的区别，教师和诗人的区别，谋士与诗人的区别。划出了这么多区别，也就有了诗人。从此，中国文脉出现了重大变化。不再合唱，不再聚众，不再宣讲。在主脉的地位，出现了行吟在江风草泽边那个衣饰奇特的身影，孤傲而天真，凄楚而高贵，离群而悯人。他不太像执掌文脉的人，但他执掌了；他被官场放逐，却被文学请回；他似乎无处可去，却终于无处不在。屈原自己没有想到，他给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玩笑的项目有这样两个方面—— 一，大家都习惯于称他“爱国诗人”，但他明明把“离”国作为他的主题。他曾经为楚抗秦，但正是这个秦国，在他生后来世统一了中国，成了后世“爱国主义”概念中真正的“国”。二，他写的楚辞，艰深而华瞻，民众几乎都不能读懂，但他却具备了最高的普及性，每年端午节出现的全民欢庆，不分秦楚，不分雅俗。这两大玩笑也可以说是两大误会，却对文脉意义重大。第一个误会说明，中国官场的政治权脉试图拉拢文脉，为自己加持；第二个误会说明，世俗的神祇崇拜也试图借文脉，来自我提升。总之，到了屈原，文脉已经健壮，被“政脉”和“世脉”深深觊觎，并频频拉扯。说“绑架”太重，就说“强邀”吧。雅静的文脉，从此经常会被“政脉”、“世脉”频频强邀，衍生出一个个庞大的政治仪式和世俗仪式。这种“静脉扩张”，对文脉而言有利有弊，弊大利小；但在屈原身上发生的事，对文脉尚无大害，因为再扩大、再热闹，屈原的作品并无损伤。在围绕着他的繁多“政脉”、“世脉”中间，文脉仍然能够清晰找到，并保持着主干地位。记得几年前有台湾大学学生问我，大陆民众在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游戏，是否肢解了屈原？我回答：没有。屈原本人就重视民俗巫风中的祭祀仪式，后来，民众也把他也当作了祭祀对象。屈原已经不仅仅是你们书房里的那个屈原。但是如果你们要找书房里的屈原也不难，《离骚》《九章》《九歌》《招魂》《天问》自可细细去读。一动一静，一祭一读，都是屈原。如此文脉，出入于文字内外，游弋于山河之间，已经很成气象。五屈原不想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秦国纵横宇内，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在谴责秦始皇为了极权统治而“焚书坑儒”的暴行，严重斫伤了中国文化。繁忙烟尘中的秦朝，所留文迹也不多，除了《吕氏春秋》，就是那位游士政治家李斯了。他写的《谏逐客书》不错，而我更佩服的是他书写的那些石刻。字并不多，但一想起就如直面泰山。对秦始皇的谴责是应该的，但我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却有另一番见解。我认为，秦始皇有意做了两件对不起文化的事，却又无意做了两件对得起文化的事，而且那是真正的大事。他统一中国，当然不是为了文学，却为文学灌注了一种天下一统的宏伟气概。此后中国文学，不管什么题材，都或多或少地有所隐含。李白写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者”，可见这种气概在几百年后仍把诗人们笼罩。王昌龄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秦人为后人开拓了情怀。不仅如此，秦始皇还统一了文字，使中国文脉可以顺畅地流泻于九州大地。这种顺畅，尤其是在极大空间中的顺畅，反过来又增添了中国文学对于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视野和责任。这就使工具意义和精神意义，产生了相辅相成的互哺关系。我在世界上各个古文明的废墟间考察时，总会一次次想到秦始皇。因为那些文明的割裂、分散、小化，都与文字语言的不统一有关。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及时以强权统一文字，那么，中国文脉早就流逸不存了。由于秦始皇既统一了中国又统一了文字，今后两千多年，只要是中国文人，不管生长在如何偏僻的角落，一旦为文便是天下兴亡、炎黄子孙；而且，不管面对着多么繁密的方言壁障，一旦落笔皆是汉字汉文，千里相通。总之，统一中国和统一文字，为中国文脉提供了不可比拟的空间力量和技术力量。秦代匆匆，无心文事，却为中华文明的格局进行了重大奠基。六很快就到汉代了。历来对中国文脉有一种最表面、最通俗的文体概括，叫做：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这个概括中，最弱的是汉赋，原因是缺少第一流的人物和作品。是枚乘？是司马相如？还是早一点的贾谊？是《七发》《子虚》《上林》？这无论如何有点拿不出手，因为前前后后一看，远远站着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啊。就我本人而言，对汉赋，整体上不喜欢。不喜欢它的铺张，不喜欢它的富丽，不喜欢它的雕琢，不喜欢它的堆砌，不喜欢它的奇僻，当然，更不喜欢它的歌颂阿谀、不见风骨。我的不喜欢，还有一个长久的心结，那就是从汉代以后二千年间，中国社会时时泛起的奉承文学，都以它为范本。汉赋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一个强大而富裕的王朝建立起来了，确实处处让人惊叹，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统治使很多文人渐渐都成了“润色鸿业”的驯臣。再加上汉武帝自己的爱好，那些辞赋也就成了朝廷的主流文本，可称为“盛世宏文”。几重因素加在一起，那么，汉赋也就志满意得、恣肆挥洒。文句间那层层渲染的排比、对偶、连词，就怎么也挡不住了。这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奇观，如此抑扬顿挫，涌金叠银，流光溢彩，确实也使汉语增添了不少词藻功能和节奏功能。说实话，我在研究汉代艺术史的时候曾从不少赋作中感受过当时当地的气象，颇有收获；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赋，毕竟那么缺少思想，缺少个性，缺少真切，缺少诚恳，实在很难在中国文脉中占据太多正面地位。这就像我们见过的有些名流，在重要时段置身重要职位，服饰考究，器宇轩昂，但一看内涵，却是空泛呆滞，言不由衷，那就怎么也不会真正入心入情，留于记忆。这，也正是我在做过文学史、艺术史的各种系统阐述之后，特别要跳开来用挑剔的目光来检索文脉的原因。如果仍然在写文学史，那就不应该表达那么鲜明的取舍褒贬。汉赋在我心中黯然失色，还有一个尴尬的因素，那就是，离它不远，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和《史记》，这是我心中永远的太阳。大家可能看到，坊间有一本叫《中国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的书，这是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课堂纪录，在大陆和台湾都成了畅销书。四十七堂课，每堂都历时半天，每星期一堂，因此是一整年的课程。用一年来讲述四千年，无论怎么说还是太匆忙，结果，即使对于长达五百年的明、清两代，我也只用了两堂课来讲述（第四十四、四十五堂课）。然而，我却为一个人讲了四堂课（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堂课）。这个人就是司马迁。看似荒唐的比例，表现出我心中的特殊重量。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至高地位，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只说他的文学贡献。是他第一次，通过对一个个重要人物的生动刻画，写出了中国历史的魂魄。因此也可以说，他将中国历史拟人化、生命化了。更惊人的是，他在汉赋的包围中，居然不用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更不用词藻的铺陈，而只以从容真切的朴素笔触、错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做到了这一切。于是，他也就告诉人们：能把千钧历史撬动起来浸润到万民心中的，只有最本色的文学力量。大家说，他借用文学写好了历史；我则说，他借用历史印证了文学。除了虚构之外，其他文学要素他都酣畅地运用到了极致。但他又不露痕迹，高明得好像没有运用。不要说他同时的汉赋，即使是此后两千年的文学一旦陷入奢靡，不必训斥，只须一提司马迁，大多就会从梦魇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除非，那些人没读过司马迁，或读不懂司马迁。我曾一再论述，就散文而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第一支笔。他超过“唐宋八大家”，更不要说其他什么派了。“唐宋八大家”中，也有几个不错，但与司马迁一比，格局小了，又有点“做”。这放到后面再说吧。七不要快速地跳到唐代去。由汉至唐，世情纷乱，而文脉健旺。我对于魏晋文脉的梳理，大致分为“三段论”—— 首先，不管大家是否乐见，第一个在战马硝烟中接续文脉的，是曹操。我曾在《丛林边的那一家》中写道：“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我还拿同时代写了感人散文《出师表》的诸葛亮和曹操相比，结论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遗漏了曹操是难于想象的，而加入了诸葛亮也是难于想象的。” 曹操的军事权谋形象在中国民间早就凝固，却缺少他在文学中的身份。然而，当大家知道，那些早已成为中国熟语的诗句居然都出自他的手笔，常常会大吃一惊。哪些熟语？例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月明星稀，鸟鹊南飞”；“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还有那些描写乱世景象的著名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在漫长的历史上，还有哪几个文学家，能让自己的文句变成千年通用？可能举得出三、四个，不多，而且渗入程度似乎也不如他广泛。更重要的是等级。我在对比后曾说，诸葛亮的文句所写，是君臣之情；曹操的文句所写，是宇宙人生。不必说诸葛亮，即便在文学史上，能用那么开阔的气势来写宇宙人生的，还有几个？而且从我特别看重的文学本体来说，像他那么干净、朴素、凝炼的笔墨，又有几个？曹操还有两个真正称的上文学家的儿子，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中，文学地位最低而终于做了皇帝的曹丕，就文笔论，在数千年中国帝王中也能排到第二。第一是李煜，以后的事了。在三国时代，哪一个军阀都少不了血腥谋略。中国文人历来对曹操的恶评，主要出于一个基点，那就是他要“断绝刘汉正统”。但是我们如果从宏观文化上看，在兵荒马乱的危局中真正把中国文脉强悍地接续下来的，是谁呢？这是“三段论”的第一段。第二段，曹操的书记官阮瑀生了一个儿子叫阮籍，接过了文脉。还算直接，却已有了悬崖峭壁般的“代沟”。比阮籍小十余岁的嵇康，再加上一些文士，通称为“魏晋名士”。其实，真正得脉者，只有阮籍、嵇康两人。这是一个“后英雄时代”的文脉旋涡。史诗传奇结束，代之以恐怖腐败，文士们由离经之议、忧生之嗟而走向虚无避世。生命边缘的挣扎和探询，使文化感悟告别正统，向着更危险、更深秘的角落释放。奇人奇事，奇行奇僻，随处可见。中国文化，看似主脉已散，却四方奔溢，气貌繁盛。当然，繁盛的是气貌，而不是作品。那时留下的重大作品不多，却为中国文人在血泊和奢侈间的人格自信，提供了众多模式。阮籍、嵇康是同年死的。在他们死后两年建立了西晋王朝，然后内忧外患，又是东晋，又是南北朝，说起来很费事。只是远远看去，阮籍、嵇康的风骨是找不到了，在士族门阀的社会结构中，文人们玄风颇盛。玄谈，向被诟病。其实中国文学历来虽有写意、传神等风尚，却一直缺少形而上的超验感悟、终极冥思。倘若借助于哲学，中国哲学也过于实在。而且在汉代，道家、儒家又被轮番征用为朝廷主流教化，那就不能指望了。因此，我们的这些玄谈文士们能把哲学拉到自己身上，尤其出入佛道之间，每个人都弄得像是从空而降的思想家似的，我总觉得利多于弊。胡辩瞎谈的当然也有不少，但毕竟有几个是在玄思之中找到了自己，获得了个体文化的自立。其中最好例子要算东晋的王羲之了。他写的《兰亭序》，大家只看他的书法，其实内容也可一读，是玄谈中比较干净、清新的一种。我在为北大学生讲课时特地把它译述了一遍，让年轻人知道当时这些人在想什么。学生们一听，都很喜欢。王羲之写《兰亭序》是在公元三五三年，地点在浙江绍兴，那年他正好五十岁。在写完《兰亭序》十二年之后，江西九江有一个孩子出生，他将开启魏晋南北朝文学“三段论”的第三段。这就是第三段的主角，陶渊明。就文脉而言，陶渊明又是一座时代最高峰了。自秦汉至魏晋，时代最高峰有三座：司马迁、曹操、陶渊明。若要对这三座高峰作排列，那么，司马迁第一，陶渊明第二，曹操第三。曹操可能会气不过，但只能让他息怒了。理由有三：一，如果说，曹操们着迷功业，名士们着迷自己，而陶渊明则着迷自然。最高是谁，一目了然。在陶渊明看来，不要说曹操，连名士们也把自己折腾得太过份了；二，陶渊明以自己的诗句展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那就是戒色彩，戒夸饰，戒繁复，戒深奥，戒典故，戒精巧，戒粘滞。几乎，把他前前后后一切看上去“最文学”的架势全推翻了，呈现出一种完整的审美系统。态度非常平静，效果非常强烈；三，陶渊明创造了一种以“田园”为标帜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种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不仅如此，他还在这种“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一个“彼岸理想”——桃花源，在中华文化圈内可能无人不知。把一个如此缥渺的理想闹到无人不知，谁能及得？就凭这三点，曹操在文学上只能老老实实地让陶渊明几步了，让给这位不识刀戟，不知谋术，在陋屋被火烧后不知所措的穷苦男人。陶渊明为中国文脉增添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气，洁净之气，淡远之气。而且，又让中国文脉跳开了非凡人物，而从凡人身上穿过，变得更普世了。讲了陶渊明，也省得我再去笑骂那个时代很嚣张的骈体文了。那是东汉时期开始的汉赋末流，滋生蓬勃于魏晋，以工整、华丽的“假大空”为其基本特征。而且也像一切末流文学，总是得意洋洋，而且朝野吹捧。只要是“假大空”，朝野不会不喜欢。八眼前就是南北朝了。那就请允许我荡开笔去，说一段闲话。上次去台湾，文友蒋勋特意从宜兰山居中赶到台北看我，有一次长谈。有趣的是，他刚出了一本谈南朝的书，而我则花几年时间一直在流连北朝，因此虽然没有预约，却一南一北地畅谈起来的。台湾《联合报》记者得知我们两人见面，就来报道，结果出了一大版有关南北朝的文章，在今天的闹市中显得非常奇特。蒋兄写南朝的书我还没有看，但由他来写，一定写得很好。南朝比较富裕，又重视文化，文人也还自由，可谈的话题当然很多。蒋兄写了，我就不多啰嗦了，还是抬头朝北，说北朝吧。蒋兄沉迷南朝，我沉迷北朝，这与我们不同的气质有关，虽老友也“和而不同”。我经过初步考证，怀疑自己的身世可能是古羌而入西夏，与古代凉州脱不了干系，因此本能地亲近北朝。北朝文化，至少有一半来自凉州。当然，我沉迷北朝，还有更宏观的原因，而且与现在正在梳理的宏观文脉相关。文脉一路下来，变化那么大，但基本上在一个近似的文明之内转悠。或者说，就在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河之间轮换。例如，《诗经》和诸子是黄河流域，屈原是长江流域，司马迁是黄河流域，陶渊明是长江流域。这么一个格局，在幅员广阔的中国也不见得局促。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种大文化，能不能把生命场地放得再开一些？于是，公元五世纪，大机缘来了。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由于文明背景的重大差异，本该对汉文化带来沉重劫难，就像公元四七六年欧洲的西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灭亡，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一时陷入黑暗深渊一般；谁料想，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中有一些杰出人物，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居然虔诚地拜汉文化为师，快速提升统治集团的文明等级，情况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们既然善待汉文化，随之也就善待佛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背后的印度文化。这一来，已经在犍陀罗等地相依相溶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乃至巴比伦文化也一起卷入，中国北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明大汇聚。从此，中国文化不再只是流转于黄河、长江之间了。经由从大兴安岭出发的浩荡胡风，茫茫北漠，千里西域，都被裹卷，连恒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波涛也隐约可见，显然，它因包容而更加强盛。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可以作为这种文明大汇聚的最好见证，因此我在那里题了一方石碑，上刻八字：“中国由此迈向大唐”。这就是说，在差不多同时，当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的文脉被“北方蛮族”突然阻断，而且会阻断近千年的当口上，中国文脉，却突然被“北方蛮族”大幅提振，并注定要为全人类的文明进程开辟一个值得永远仰望的“制高点”。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我觉得，北魏就是一个历史支点，它撬起了唐朝。当然，我所说的唐朝，是文化的唐朝。为此，我长久地心仪北魏，寄情北魏。即使不从“历史支点”的重大贡献着眼，当时北方的文化，也值得好好观赏。它们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一种力度，一种陌生，让人惊喜。例如，那首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里出现了中国文学中未曾见过的辽阔和平静，平静得让人不好意思再发什么感叹。但是，它显然闯入了中国文学的话语结构，不再离开。当然，直接撼动文脉的是那首北朝民歌《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么轻快、愉悦的语言节奏，以及前面站着的这位健康、可爱的女英雄，带着北方大漠明丽的蓝天，带着战火离乱中的伦理情感，大踏步走进了中国文学的主体部位。你看，直到当代，国际电影界要找中国题材，首先找到的也还是花木兰。在文人圈子里，南朝文人才思翩翩，有一些理论作品为北方所不及，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而且，他们还在忙着定音律、编文选、写宫体。相比之下，北朝文人没那么多才思。但是，他们拿出来的作品却别有一番重量，例如我本人特别喜爱的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这些作品的纪实性、学术性，使一代散文走向厚实，也使一代学术亲近散文。郦道元和杨衒之，都是河北人。九唐代是一场审美大爆发，简直出乎所有文人的意料之外。文人对前景的预料，大多只从自己和文友的状况出发。即便是南朝的那些专门研究来龙去脉的理论家、文选家，也无法想象唐代的来到。人们习惯于从政治上的盛世，来看待文化上的繁荣，其实这又在以“政脉”解释“文脉”。政文两途，偶尔交错。然而，虽交错也未必同荣共衰。唐代倒是特例，原先酝酿于北方旷野上、南方巷陌间的文化灵魂已经积聚有时，其他文明的渗透、发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渐定，民生安好，西域通畅，百方来朝，政治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因此出现了一场壮丽的大爆发。这是机缘巧合、天佑中华，而不是由政治带动文化的必然规律。其实，这种 “政文俱旺”的现象，在历史上也仅此一次。不管怎么说，有没有唐代的这次大爆发，对中国文化大不一样。试看天下万象，一切准备，如果没有展现，那就等于没有准备；一切贮存，如果没有启用，那就等于没有贮存；一切内涵，如果没有表达，那就等于没有内涵；一切灿烂，如果没有迸发，那就没有灿烂；一切壮丽，如果没有汇聚，那就没有壮丽。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展现、迸发、汇聚，都因群体效应产生了新质，与各自原先的形态已经完全不同。因此，大唐既是中国文化的平台，又是中国文化的熔炉。既是一种集合，又是一种冶炼。唐代还有一个好处，它的文化太强了，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不以政治取代文化的朝代。说唐朝，就很难以宫廷争斗掩盖李白、杜甫。而李白、杜甫，也很难被曲解成政治人物，就像屈原历来所蒙受的那样。即使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如颜真卿，主导了一系列响亮的政治行动，但人们对他的认知，仍然是书法家。鲁迅说，魏晋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大致说得不错，只是有点夸张，因为没有“自立”的“自觉”，很难长久成立。唐代，就是一个文学自立的时代，并因自立而自觉。文学的自立，不仅是对于政治，还对于哲学。现代有研究者说，唐代缺少像样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这种说法也大致不错，但不必抱怨。作为一种强大而壮丽的审美大爆发，不能不让哲学的油灯黯淡了。文学不必贯穿一种稳定而明确的哲学理念。文学就是文学，只从人格出发，不从理念出发；只以形式为终点，不以教化为目的。请问唐代那些大诗人各自信奉什么学说？实在很难说得清楚，而且一生多有转换，甚至同时几种交糅。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写出千古佳作。为什么一个时代不能由文学走向深刻呢？为什么一批文学家不能以美为目标，而必须以理念为目标？唐代文学，说起来太冗长。我多年前在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鼓励他们用投票的方式为唐代诗人排一个次序。标准有两个：一是诗人们真正抵达的文学高度；二是诗人们在后世被民众喜爱的广度。北大学生投票的结果是这样十名—— 第一名：李白；第二名：杜甫；第三名：王维；第四名：白居易：第五名：李商隐；第六名：杜牧；第七名：王之焕；第八名：刘禹锡；第九名：王昌龄；第十名：孟浩然。有意思的是，投票的那么多学生，居然没有两个人的排序完全一样。这个排序，可能与我自己心中的排序还有一些出入。但高兴的是，大家没有多大犹豫，就投出了前四名：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这前四名，合我心意。在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学会排序是一种本事，不至于迷路。有的诗文，初读也很好，但通过排序比较，就会感知上下之别。日积月累，也就有可能深入文学最微妙的堂奥。例如，很多人都会以最高的评价来推崇初唐诗人王勃所写的《滕王阁序》，把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成是“全唐第一佳对”，这就是没有排序的结果。一排，发现这样的骈体文在唐代文学中的地位不应该太高。可理解的是，王勃比李白、王维大了整整半个世纪，与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相比，是一种“隔代”存在。又如，人们也常常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赞之有过，连闻一多先生也曾说它“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但我坚持认为，当李白、杜甫他们还远远没有出生的时候，唐诗的“顶峰”根本谈不上，更不要说“顶峰上的顶峰”了。但是，无论是王勃还是张若虚，已经表现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气象。在他们之后，会有盛唐、中唐、晚唐，每一个时期各不相同，却都天才喷涌，大家不绝。唐代，把文学的各个最佳可能，都轮番演绎了一遍。请看，从发轫，到飞扬，到悲哀，到反观，到个人，到凄迷，各种文学意味都以最强烈的方式展现了，几乎没有重大缺漏。因此，一个杰出时代的文学艺术史，很可能看成了人类文学艺术史的浓缩版。有学生问我，如果时间有限，却要集中地感受一下中国文化的极端丰富，又不想跳来跳去，读什么呢？我回答：“读唐诗吧”。与我前面列述的中国文脉的峰峦相比，唐诗具有全民性。唐诗让中国语文具有了普遍的附着力、诱惑力、渗透力，并让它们笼罩九州、镌刻山河、琅琅上口。有过了唐诗，中国大地已经不大有耐心来仔细倾听别的诗句了。因为有过了唐诗，倾听者的范围早就超过了文苑、学界，拓展为一个漫无边际的不确定群落。他们粗糙，但很挑剔。两句听不进去，他们就转身而去，重新吟诵起李白、杜甫。十再说一说唐代的文章。唐代的文章，首推韩愈、柳宗元。自司马迁之后九百多年，中国散文写得最好的，也就是他们两位了，因此他们并不仅仅归属于唐代，也算是“千年一出”之人。他们两位，是后世所称“唐宋八大家”的领头者。我在前面说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在整体上还比不过司马迁一人，这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位在内。但是，他们两位，做了一件力挽狂澜的大事，改变了一代文风，清理了中国文脉，这是司马迁所未曾做过的。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从魏晋以来越来越盛炽的骈体文了。自南朝的宋、齐、梁、陈列唐初，这种文风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经缠得中国文学步履蹒跚。但是，文坛和民众却不知其害，以为光彩夺目、堆锦积绣，就是文学之胜，还在竞相趋附。面对这种风气，韩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从先秦诸子到屈原、司马迁的气脉，为古人和古文“招魂”。因此，他们发起了一个“古文运动”。按照韩愈的说法，汉代以后的文章，他已经不敢看了。（《答李翊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种主张，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后走”，但懂得维护文脉的人都知道，这是让中国文化有能力继续向前走的基本条件。他们两人，特别是韩愈，显然遇到了一个矛盾。他崇尚古文，又讨厌因袭，那么，对古人就能因袭了吗？他几经深思，得出明确结论：对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学习者必须“自树立，不因循。”甚至，他更透彻地说：“惟陈言之务去”。只要是套话、老话、讲过的话，必须删除。因此，他的“古文运动”，其实不是摹仿古文，而是寻找千年来未颓的“古意”。“古意”本身，就包含着创新，包含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即“词必已出”。他与柳宗元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强项，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论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范作品。韩愈的散文，气魄很大，从句式到词汇都充满了新鲜活力。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写得更清雅、更诚恳、更隽永。韩愈在崇尚古文时，也崇尚古文里所包含的“道”，这使他的文章难免有一些说教气。柳宗元就没有这种毛病，他被贬于柳州、永州，离文坛很远，只让文章在偏僻而美丽的山水间一笔笔写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达到了更高的文学等级。与他一比，韩愈那几篇名文，像《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等，道理盖过了审美，已经模糊了论文和文学的界限。总之，韩愈、柳宗元他们既有观念，又有实践，“古文运动”展开得颇有声势。骈体文的地位很快被压下去了，但是，随之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在骈体文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逐渐自觉，虽触目秾丽，也是文学里边的事。现在“古文运动”让文章重新载道，迎来了太多观念性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学不亲。十一讲了诗文，忍不住还想顺便说一下书法，因为所有的诗文都离不开它。唐代书法，是继晋代书法之后的又一次辉煌。如果要对唐代的书法家排一个序，我不分字体地排列如下—— 第一名：颜真卿；第二名：欧阳询；第三名：张旭；第四名：怀素；第五名：褚遂良；第六名：柳公权；第七名：孙过庭；第八名：虞世南。我知道这个排列会引起不同意见，但希望不要对颜真卿的至高地位产生争议。其实在这个排列中，颜真卿的第一名是远远高出于后面这个名单的。后面这个名单里的人，都是第一流的书法家，而颜真卿，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记得我在前面说到王羲之《兰亭序》时曾脱开它的书法意义而提到了它的内容，还说我在给北大学生讲课时还特地把它翻译成了现代文。这让我想起，我讲到颜真卿时曾做了一件让学生们很吃惊的事，那就是暂停课程的讨论形态，那天下午，由我一个人完整地讲述颜真卿的生平事迹，这也就构成了全部课程中的第三十九课。对于颜真卿的人格力量，我实在太敬佩了，因此，由他拌泪书写的《祭侄文稿》，我也看成是千年文脉的突发性呈现。由神赋形，那份文稿的书法价值达到了仅有《兰亭序》可比肩的程度。相较之下，《兰亭序》仍是典雅之最，而颜真卿的文稿则把中国文化的生命悲壮，推到了极致。书法是无声的，但中国成语“可歌可泣”四字，在这幅书法中得到最佳体现。正因为如此，我是不赞成把另一位书法家柳公权与他并列的（所谓“颜筋柳骨”）。草书将张旭列为首位，是觉得他的线条张力所呈现的生命强度，超过了怀素和孙过庭。唐代著名文学家留下的墨迹中，我最赞赏的是杜牧的《张好好诗》三百多字。其实，唐太宗李世民本人的字也写得不错，那份《晋祠铭》，可把他推到中国历代皇帝中书法第一名。第二名是后来写“瘦金体”的宋徽宗赵佶。两位帝王，政治盛衰各至极端，而书法名次却连在一起，分获冠亚。十二写到这里，联想到了另一位衰运之帝，李煜。唐朝灭亡后，由藩镇割据而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一度曾经诗情充溢的北方已经很难寻到诗句，而南方却把诗文留存了。特别是，那个南唐的李后主李煜，本来从政远不及吟咏，当他终于成了俘虏被押解到汴京之后，一些重要的诗句穿过亡国之痛而飘向天际，使他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的里程碑人物。李煜又一次充分证明了“政脉”与“文脉”是两件事。在那个受尽屈辱的俘居小楼，在他时时受到死亡威胁而且确实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余隙之中，明月夜风知道：中国文脉光顾此处。从此，“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仓皇辞庙”等等意绪，以及承载它们的“长短句”的节奏，将深深嵌入中国文化；而这个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种文学样式“词”，将成为俘虏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学标帜。人类很多文化大事，都在俘虏营里发生。这一事实，在希腊、罗马、波斯、巴比伦、埃及的互相征战中屡屡发生。在我前面说到的凉州到北魏的万里蹄声中，也被反复印证。这次，在李煜和宋词之间，又一次充分演绎。十三那就紧接着讲宋代。我前面说过，在唐代，政文俱旺；那么，在宋代，虽非“俱旺”，却政文贴近。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宋代重视文官当政，比较防范武将。结果，不仅科举制度大为强化，有效地吸引了全国文人，而且让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师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佔居行政高位。这种景象，使文化和政治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高端联姻”，文化感悟和政治使命混为一体。表面上，既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色，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有时反而各有损伤；第二个原因，宋代由于文人当政，又由于对手是游牧民族的浩荡铁骑，在军事上屡屡失利，致使朝廷危殆、中原告急。这就激发了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心中的英雄气概、抗敌意志，并在笔下流泻成豪迈诗文。陆游、辛弃疾就是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代表，可能还要包括最后写下《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这确实也是中国文脉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正气所在，具有长久的感染力。但是，我们在钦佩之余也应该明白，一个历时三百余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脉，必然是一种多音部的交响。与民族社稷之间的军事征战相比，文化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深厚得多，丰富得多。因此，文脉的首席，让给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曾经与政治有较密切关系，但终于在“乌台诗案”后两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他的这个转变，使他一下子远远地高过于王安石、司马光，当然也高过于比他晚得多的陆游、辛弃疾。他的这个转变，我曾在《黄州突围》中有详细描述。说他“突围”，不仅仅是指他突破文坛小人的围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场价值体系。因此，他的突围，也是文化本体的突围。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几个等级。所以我写道，在他被贬谪的黄州，在无人理会的彻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渔夫樵农的时刻，中国文脉聚集到了那里。苏东坡是一个文化全才，诗、词、文、书法、音乐、佛理，都很精通，尤其是词作、散文、书法三项，皆可雄视千年。苏东坡更重要的贡献，是为中国文脉留下了一个快乐而可爱的人格形象。回顾我们前面说过的文化巨匠，大多可敬有余，可爱不足。从屈原、司马迁到陶渊明，都是如此。他们的可敬毋庸置疑，但他们可爱吗？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曹操太有威慑力，当然挨不到可爱的边。魏晋名士中有不少人应该是可爱的，但又过于怪异，过于固执，过于孤傲，我们可以欣赏他们的背影，却很难与他们随和地交朋友。到唐代，以李白为首的很多诗人一定可爱，但那时诗风浩荡，一切惊喜、感叹都凝聚成了众人瞩目的审美典范，而典范总会少了可爱。即便到了晚唐只描摹幽雅的私人心怀，也还缺少寻常形态。谁知到宋代出了一个那么有体温、有表情的苏东坡，构成了一系列对比。不管是久远的历史、辽阔的天宇、个人的苦恼，到他笔下都有了一种美好的诚实，让读到的每个人都能产生感应。他不仅可爱，而且可亲，成了人人心中的兄长、老友。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因此，苏东坡是珍罕的奇迹。把苏东坡首屈一指的地位安顿妥当之后，宋代文学的排序，第二名是辛弃疾，第三名是陆游，第四名是李清照。辛弃疾和陆游，除了前面所说的英雄主义气概之外，还表现出了一种品德高尚、怀才不遇、热爱生活的完整生命。这种生命，使兵荒马乱中的人心大地不至下堕。在孟子之后，他们又一次用自己的一生创建了“大丈夫”的造型。李清照，则把东方女性在晚风细雨中的高雅憔悴写到了极致，而且已成为中国文脉中一种特殊格调，无人能敌。因她，中国文学有了一种贵族女性的气息。以前蔡琰也写出过让人动容的女性呼号，但李清照不是呼号，只是气息，因此更有普遍价值。李清照的气息，又具有让中国女性文学扬眉吐气的厚度。在民族灾难的前沿，她写下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就其金石般的坚硬度而言，我还没有在其他文明的女诗人中找到可以比肩者。这说明，她既是中国文脉中的一种特殊格调，又没有离开基本格调。她离屈原，并不太远。十四在宋代几位一流的文学家中，辛弃疾是最后一个压阵之人。他在晚年曾勇敢地赶不少路去吊唁当时受贬的朱熹。朱熹比他大十岁，也算是同辈人。他在朱熹走后七年去世，一个时代的高层文化，就此垂暮。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我心中整个中国古典文脉的黄昏。朱熹算不上文学家，我也不喜欢他重道轻文的观念。但是，观念归观念，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对文学的审美感觉却是不错。哲学讲究梳理脉络，他在无意之中也对文脉作了点化，让人印象深刻。朱熹说，学诗要从《诗经》和《离骚》开始。宋玉、司马相如等人“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相比之下，汉魏之诗很好，但到了南朝的齐梁，就不对了。“齐梁间之诗，读之使人四肢皆懒，慢不收拾”。这种论断，切中要害。朱熹对古代乐府、陶渊明、李白、杜甫都有很好的评价。他认为陶渊明平淡中含豪放，而李白则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对他自己所处的宋代，则肯定陆游的“诗人风致”。这些评价，都很到位。但是，他从理学家的思维出发，对韩愈、柳宗元、苏东坡、欧阳修的文学指责，显然是不太公平。他认为他们道之不纯，又有太多文人习气。在他之后几十年，一个叫严羽的福建人写了一部《沧浪诗话》，正好与朱熹的观念完全对立。严羽认为诗歌的教化功能、才学功能、批判功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吟咏性情、达到妙语。他揭示的，其实就是文学超越理性和逻辑的特殊本质。由于他，中国文学在今后谈创作时，就会频频用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等等词语，这是文学理论水准的一大提升。但是，他对同代文学家的评论，失度。从朱熹和严羽，不能不追溯到前面提到过的《文心雕龙》《诗品》等理论著作。那是七百多年前的事了，我之所以没有认真介绍，是因为那是中国文论的起始状态，还在忙着为文学定位、分类、通论。当然这一切都是需要的，而《文心雕龙》在这方面确实也做得非常出色，但要建立一种需要对大量感性作品进行概括的理论，在唐朝开国之前八十多年就去世了的刘勰毕竟还缺少宏观对比的时间和范例。何况，南朝文风也不能不对概念的裁定带来局限，影响了理论力度。这只要比一比七百多年后那位玩遍了一切复杂概念的顶级哲学家朱熹，就会发现，真正高水准的理论表述，反倒是朴实而干净。十五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他们都认为，中国文脉将会随着大宋灭亡而断绝，蒙古马队的铁骑是中华文明覆灭的丧葬鼓点。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元代的诗歌、散文，确实不值一提。但是，中国文脉在元代却突然超常发达。那就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一个重大缺漏，在这个不到百年的短暂朝代获得了完满弥补。这个被弥补的重大缺漏，就是戏剧。不管是古希腊悲剧还是古印度梵剧，都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已经充分成熟。而中国，不仅孔子没看到过戏剧，连屈原、司马迁、曹操、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没有看到过，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而元代又为什么会改变，这是很复杂的课题，我在《中国戏剧史》一书中有系统探讨。有趣的是，既然中国错过了两千多年，照理追赶起来会非常困难，岂能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等一大批文化天才，合力创作的元杂剧。结果，正如后来王国维先生所说，中国可以立即在戏剧上与其他文明并肩而“毫无愧色”。此时的中国文脉，在《窦娥冤》，在《望江亭》，在《救风尘》，在《西厢记》，在《赵氏孤儿》，在《汉宫秋》…… 在这里，我和王国维先生一样，并不是从表演、唱腔着眼，而只是从文学上评价元杂剧。那些形象，那些故事，那些冲突，那些语言，以及它们的有机组合，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几乎是空前的。是不是绝后呢？还不好说。但是如果与明代的传奇——昆曲相比，昆曲虽然也出现了汤显祖这样的作家写出了《牡丹亭》这样的作品，但放在元杂剧面前，却会在整体张力上略逊一筹。多数昆曲作品过于冗长、秾丽、滞缓、入套，缺少元杂剧那种活泼而爽利的悲欢。比《牡丹亭》低一等级的《桃花扇》《长生殿》又过于拘泥历史，减损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的生命力。至于清代后期勃发的京剧，唱腔很好，表演虽然没有戏迷们幻想的那么精彩，也算可以，而文学剧作，则完全不能细问。没有文学就只能展示演唱技能了，在整体上当然不能与元杂剧相提并论。因此，中国文脉之于中国戏剧，如果以十分计，那么，大概是六分归元杂剧，三分归昆曲，一分归地方戏曲。这一分中不包括京剧，因为它已不是地方戏曲。当然，如果是从音乐唱腔着眼，它的地位就会不低。由于元代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一些本该退色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官方支撑，因此比较彻底地挣脱了文词间的道统气、宫廷气、阿谀气、头巾气、腐儒气，为贴近自然的天籁式创造留出了空间。这种空间看似边缘，却很辽阔，足以伸展手脚。由此联想到同样产生于元代的那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富春山居图》。比之于宋代那些皇家画院里的宫廷画师，黄公望只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卜者，但是，既使把宋代所有宫廷画师的最好作品加在一起，也无法与他相比。元杂剧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哪怕是把后来京剧从慈禧太后开始给予的全部最高权力的扶持加在一起，也无法追赶元杂剧的依稀踪影。元杂剧即使衰落也像一个英雄，完成了生命过程便轰然倒下，拒绝有人以“振兴”的说法来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一切需要刻意“振兴”的文化，都已经与文脉无关。而且，极有可能扰乱了文脉的自然进程。现在社会上经常有人忙着要把那些该由博物馆保护的文化遗产折腾到现实生活中来，而且动静很大，我就很想让他们听听元杂剧轰然倒地的壮美声响。十六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余年，中国文脉严重衰弱。我在给北京大学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指出，这五百多年，如果要找到能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可以并肩站立的文化巨人，只有两个，一是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二是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脉，范围要比我在北大讲的文化更小，王阳明不应列入其中，因此只剩下曹雪芹。这真要顺着他说过的话，感叹一句：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为什么会产生这么惊人的情况？原因之一，是明清两代统治者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已发展到了文化恐怖主义（如“文字狱”）。这就必然毁灭文化创新，培养出大量的文化侍从、文化鹰犬、文化侏儒。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文化叛逆者和思考着，但囿于时间和空间，叛逆和思考的程度都不深。有人把他们当做“启蒙主义者”，其实言之有过，因为并没有形成“被启蒙群体”。真是可称得上启蒙的，要等到近代的严复；原因之二，是中国文脉的各个条块，都已在风华耗尽之后自然老化，进入萧瑟晚景。这是人类一切文化壮举由盛而衰的必然规律，无可奈何。文脉，从来不是一马平川的直线，而是由一组组抛物线组成。要想继续往前，必须大力改革，重整重组，从另一条抛物线的起点开始。但是明清两代，都不可能提供这种契机。除了这两个原因外，从今天的宏观视野看去，还有一个对比上的原因。那就是在中国明代，欧洲终于从中世纪的漫长梦魇中醒了。而且由于睡得太久，因此醒得特别深刻。一醒之后，他们重新打量自己，然后精力充沛地开始奔跑。而中国文化，却因创建过太久的辉煌而自以为是。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中国的什么时候？我只须提供一个概念：米开朗琪罗只比王阳明小三岁。明清两代五百年衰微中，只剩下两个光点，一是小说，二是戏剧。但明清戏剧我在前面已经作为元杂剧的对比者而约略提过，因此能说的只有小说了。小说，习惯说“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我们中国人喜欢集体打包，其实这四部小说完全没有理由以相同的等级放在一起。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红楼梦》。其他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项背。《三国演义》气势恢宏，故事密集。但是，按照陈旧的正统观念来划分人物正邪，有脸谱化倾向。《水浒传》好得多，有正义，有性格，白话文生动漂亮，叙事能力强，可惜众好汉上得梁山后便无法推进，成了一部无论在文学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有头无尾的作品，甚为可惜。《西游记》是一部具有精神格局的寓言小说，整体文学品质高于上两部，可惜重复过多，套路过多，影响了精神力度。如果要把这三部小说排序，那么第一当是《西游记》，第二当是《水浒传》，第三当是《三国演义》。这些小说，因为有民间传闻垫底，又有说书人的描述辅佐，流传极广。在流传过程中，《三国演义》的权谋哲学和《水浒传》的暴力哲学对民间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于今犹烈。《红楼梦》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域的存在了。这部小说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寻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它为天地人生设置了一系列宏大而又残酷的悖论，最后都归之于具有哲思的巨大诗情。虽然达到了如此高度，但它的极具质感的白话叙事，竟能把一切不同水准、不同感悟的读者深深吸引。这又是世界上寥寥几部千古杰作的共同特性，但它又中国得不能再中国。于是，一部《红楼梦》，慰抚了五百年的荒凉。也许，辽阔的荒凉，正是为它开辟的仰望空间？因此，中国文脉悚然一惊，猛然一抖，然后就在这片辽阔的空地上站住了，不再左顾右盼。明清两代，也有人关注千年文脉。关注文脉之人，也就是被周围的荒凉吓坏了的人。例如，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提出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他们还认为“今真诗乃在民间”，例如《西厢记》能与《离骚》相提并论。他们得出结论：各种文学的创建之初虽不精致但精神弥满，可谓“高格”，必须追寻、固守。这种观点，十分可喜。清代的金圣叹则睥睨历史，把他喜欢的戏剧、小说，如《西厢记》《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和杜甫拉成一条线，构成了强烈的文脉意识。明清两代在文脉旁侧稍可一提的，是“晚明小品”。在刻板中追求个性舒展，在道统下寻找性灵自由，虽是小东西，却开发了中国散文的韵致和情趣。这种散文，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美文的建立，起到了正面的滋养作用。新时代的文学改革者们不会喜欢清代桐城派的正统，更不会喜欢乾嘉骈文的回潮，为了展示日常文笔之美，便找到了隔代老师。当然，在精神上并非如此，闲情逸致无法对应大时代的风云。与明代相比，清代倒有两位不错的诗人。一是前期的纳兰性德，以真切性灵写出很多佳句，让人想到即使“李煜”处于胜利时代也还会是一个伤感诗人；二是后期的龚自珍，让人惊讶在一个朝野破败的时代站出来的一位思想家居然还能写出这么多诗歌精品。但是，这两位诗人都遇到了太大的变动：纳兰性德脚下的民族土壤急速变动，龚自珍脚下的精神土壤急速变动，使他们诗句一时找不到稳定的承载。他们的天分本该可以进入文脉，但文脉本身却在那个找不到价值坐标的年月仓皇停步了。除了他们两位，我还要顺便提一笔个人爱好，那就是十八世纪只活了三十几岁的年轻诗人黄景仁。我认为二十世纪古体诗写得最好的郁达夫，就是受了他的影响。十七既然已经说到现代，那就顺着再说几句吧。中国近、现代文学，成就较低。我前面刚说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只出了两个一流文人，哲学家王阳明和小说家曹雪芹，那么，我必须紧接着说一句伤心话了：从近代到现代，偌大中国，没出过一个近似于王阳明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一个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说家。一位友人对我说：感冒无药可治，因此世上感冒药最多；同样，中国近、现代文学成果寥落，因此研究队伍最大。研究队伍一大就必然出现夸张、伪饰、围啄、把玩的风尚，直接影响当代文学的创作。说起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倒是可喜，那就是应顺中国文脉已经不能不转型的指令，成功示范并普及了白话文。由于几个主事者气格不俗，有效抵拒了中国文学中最能闻风而动、见隙而钻的骈俪、虚靡、炫学、装扮等旧习，选了朴实、通达一路，诚恳与国际接轨，与当代对话，一时文脉大振。但是，由于兵荒马乱、国运危殆、民生凋蔽、颠沛流离，本来迫于国际压力所产生的改革思维，很快又被救亡思维替代，精神哲学让位给现实血火，文学和文化都很难拓展自身的主体性。结果，虽然大概念上的中华文明有幸免于崩溃，而文脉则散逸难寻。已经显出实力的鲁迅和沈从文都过早地结束了文学生涯，至于其他各种外来流派的匆忙试验，包括现实主义在内，即便流行一时也没有抵达真正的“高格”。现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脉的也是鲁迅。这倒不是从他的小说史，而是从他对屈原、司马迁和魏晋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窥探。郭沫若应该也懂，但天生的诗人气质常常使他轻重失度，投情过专，影响了整体平正。在学者中，对中国文脉的梳理作出明显贡献的，有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三人。本来胡适也应排列在内，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大学者却缺少文学感悟能力，例如他那么成功地考证了《红楼梦》，却不知道这部小说的真正魅力在何处，因此对文脉总有一些隔阂。梁启超具有宏观的感悟能力，又留下了大量提纲挈领的表述；王国维对甲骨文、戏曲史、《红楼梦》的研究和《人间词话》的写作，处处高标独立；陈寅恪文史互证，对佛教文学、唐代文学和明清之际的研究十分精到。我本人对陈先生的最高评价，在他对唐中期分界为中国全部古代历史分界的论定。这三位中，成就最大的是王国维。可惜，这位真正的大学者只活到五十岁就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其他人文学者，即使学贯中西、记忆惊人，也都没有来得及对中国文化作出什么实质性的推动。须知，记忆性学问和创造性学问，毕竟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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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余秋雨和周国平的铁粉！: 热度 9 xcfcn 2012-11-20 09:53; 我曾经是余秋雨的铁粉，尤其是他的《文化苦旅》对我深有影响。《文化苦旅》也是发在《收获》杂志上的积集。记得毕业后在家务农一个月，然后来到一个先工作的同学家，那同学告诉我余秋雨已经臭名昭著了。我立马说这怎么可能啊！结果我俩争的脸红耳赤！后来他的《千年一叹》我还买了，当然那个时候的余秋雨已经是文化明星了，而《千年一叹》的质量也只能让人叹息了。用批评家朱大可的话来说，余秋雨的书已经是文化口红了。我还曾经是周国平的铁粉。周国平现在是妇女之友。这是我前几年写的一篇文章。文人周国平周国平是我最早最近距离接触的哲学家。当年在闭塞的学校里听说他要来南昌作报告，但入场券是购买他的书一本（附签名），我大学妄得了一个哲学家的称号（外号马克思，我现在都忘记是怎么得来的），于是我鼓动室友一起买了他的一套书四本。我好像分了二本，另两人一人一本。记得报告是在师大的破烂礼堂里，人很多，但是报告的内容我是全忘记了，依稀有印象的是他开头就谈性，当然是哲学家的视角。于是，我记住了他是尼采专家。尼采是谁我也不知道，大概有印象的是他提倡超人，什么日神，酒神。后来疯掉了，这是讯哥告诉我的。但是，最近很多人又捧尼采为后现代的鼻祖（难道是因为他第一次说出“上帝死了”的缘故吗？上帝确实死了，但一个个貌似上帝又活过来了）。刘小枫就把F.W.Nietzsche(尼采)捧得很高。然后关注了一下周国平，天哪，周摇身一变，已经是“妇女之友”了，成为哲学版的琼瑶。再然后，买了他的自传《岁月与性情》。我看了之后没有什么感受，我老婆看后却大骂之：换女人就换呗，还拿来炫耀。第一个女人是被他抛弃的，虽然当年关键时候，是她接纳他的。（他老婆是广西的，我老婆更受不了。）在书里他还挺自豪地说：他虽然抛弃了她，但是他把她迁到了北京，让她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这至多说明他还不是wsn，除此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第二个女人项灵羽(英儿）是投奔陈嘉映的怀抱了。内伤应该很大吧，虽然他书里说什么他信奉萨特式婚姻。而且强调是两个人同时出轨。当然他年轻漂亮的第三任很好的帮他掩饰了一切尴尬/伤痛。作为我个人来说，婚姻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好与不好自己珍藏好了，不必把它当成卖点。该书还有一个卖点，就是涉及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是怎么死的。书出版后，确实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年的老同学曹天予还跟他打了场官司。不过周很好的达到了自己要的效果：把自己的书多卖几块钱。庭审的时候，周说写这事是为了让曹反省，谁信呢？炒作买书才是真的吧。他的《妞妞的札记》我也没看，虽然他辨称写作此书是为了纪念妞妞。但我自己现在也做父亲了。我很难理解这种行为。这个应该是自己一生的隐痛啊，怎么会公开自己的伤口呢？再后来，看到周对于没有评上博导耿耿于怀。其实“求仁得仁何所怨”。做文人了，又何必要个学者的牌坊呢？文人“我手写我心”很难啊，毕竟读者是最难取悦的。在金钱和良心之间的那条线，似乎是如此的忽明忽暗。; 个人分类: 杂论|6298 次阅读|10 个评论

[转载]余秋雨：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热度 1 胡业生 2012-10-30 15:39; document.write(g_oBlogData.data.cgiContent); if(isTemplateBlog) { TemplateBlogParser.start(); } 1、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 2.一个人会落泪，是因为痛；一个人之所以痛，是因为在乎；一个人之所以在乎，是因为有感觉；一个人之所以有感觉，仅因为你是一个人！所以，你有感觉，在乎，痛过，落泪了，说明你是完整不能再完整的一个人。难过的时候，原谅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没有必要把自己看的这么坚不可摧。 3.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关系。时间会把最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你所要做的，是好好的照顾自己。 4.你可以沉默不语，不管我的着急；你可以不回信息，不顾我的焦虑；你可以将我的关心，说成让你烦躁的原因；你可以把我的思念，丢在角落不屑一顾。你可以对着其他人微笑，你可以给别人拥抱，你可以对全世界好，却忘了我一直的伤心。------ 你不过是仗着我喜欢你，而那，却是唯一让我变得卑微的原因。 5.生命中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了，却来不及遇见；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熟悉了，却还是要说再见。------ 对自己好点，因为一辈子不长；对身边的人好点，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遇见。 6.【人的一生】0岁出场，10岁成长，20岁彷徨，30岁定向，40岁打拼，50岁回望，60岁告老，70岁搓麻，80岁晒太阳，90岁躺床上，100岁挂墙上。生的伟大，死的凄凉，能牵手的时候，请别肩并肩，能拥抱的时候，请别手牵手，能相爱的时候，请别说分开。一生就这么短暂而已。 7.时候，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发现遗失了童年；单身时，开始羡慕恋人的甜蜜，恋爱时，怀念单身时的自由。——— 很多事物，没有得到时总觉得美好，得到之后才开始明白：“我们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 8.面对，不一定最难过。孤独，不一定不快乐。得到，不一定能长久。失去，不一定不再拥有。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為错爱而寂寞一生。 9.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 10.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你万箭穿心，你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会同情，也许会嗟叹，但永远不会清楚你伤口究竟溃烂到何种境地。 11.别再为错过了什么而懊悔。你错过的人和事，别人才有机会遇见，别人错过了，你才有机会拥有。人人都会错过，人人都曾经错过，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错过。 12.因为有你，我认真过，我改变过，我努力过，我悲伤过…我傻，为你傻；我痛，为你痛；深夜里，你是我一种惯性的回忆…我不想在为过去而挣扎，我不想在为过去而努力，我不想在为思念而牵挂，可这些都只是不想，我、做不到。。。 13.在google上输入“故事”，可以得到113000000条结果，但输入“结局”，却只能得到44900000条结果。可见，并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 14.做一个快乐的女子，一定要快乐,不快乐也要制造快乐，笑容不一定能使世界绽放，却可放松紧绷的胸膛，开心，就笑，让大家都感染到，悲伤，就哭，美容，倾诉，然后一切归零，爽朗，对内心卑微的自己笑笑，汲取安慰和力量，信赖，神清气爽，然后可以轻舞飞扬，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15.有些事，明知是错的，也要去坚持，因为不甘心；有些人，明知是爱的，也要去放弃，因为没结局；有时候，明知没路了，却还在前行，因为习惯了。 16.怕被伤害的人，永远抓不到真正的幸福；怕伤害别人的人，永远都会被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 17.他们说,别幼稚了.稳重一点.他们都说得没错,可是,我可不可以 ,最后一次重温儿时的快乐 .然后从此丢弃那颗童真的心 ,做大家都希望我做的 ,成熟而稳重的人 .我一直想知道 ,倘若他们看到 ,那一刻 ,我如此快乐的表情 ,还会不断地催我成长 ,让我成熟吗 ? 18.有时候，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几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最美的风景。 19.对待爱人最残忍的方式，不是爱恨交织，不是欺骗背叛，而是在极致的疼爱之后，逐渐淡漠的爱。 20.爱情里，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配角，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有时，爱也是种伤害：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人生就是一种承受，需要学会支撑。支撑事业，支撑家庭，甚至支撑起整个社会，有支撑就一定会有承受，支撑起多少重量，就要承受多大压力。 21.真正爱你的人，一下子说不出真正爱你的理由，只知道自己顾不上注意别人；真正爱你的人，总是惹你生气，你却发觉不了他到底做错了什么；真正爱你的人，只会在你一个人面前流泪；真正爱你的人，会在你忘记回复他短信时狠狠地说你一顿；真正爱你的人，很少当面赞美你，可是心里肯定你是最棒的。 22.如果我不在乎妳，我不会在为你笑；不会变得这么脆弱；不会在意你做的每件事；不会静静的想着你发呆；不会记住你说的每句话；不会为你心痛；不会自己一人珍惜与你在一起的时刻；不会总是不由自主的想起你；不会这么轻易的让痛苦折磨自己；不会为了无关重要的小细节跟你争执；这一切只因为我在乎你。 23.如果有一天我不再烦你，如果有一天，你的生活中没有了我，没有了每天的电话，每天的留言，每天的关心，每天的小小脾气。我把一切一切都表现了出来，你知道了，清楚了，了解了，最终感动了，可是我却离开了。今天陌生的，是昨天熟悉的…… 24.【微博经典语录】1，我怀念的不是你，而是你给的致命曾经。 2，碎了一地的诺言，拼凑不回的昨天。 3.最疼的疼是原谅，最黑的黑是绝望。 4，是你苍白了我的等待，讽刺了我的执着。 5，沿途的风景，我只能边走边忘。 6.我们始终都在练习微笑，终于变成不敢哭的人。 7.曾经海枯石烂，抵不过好聚好散。 25.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 26.无论生活得多么艰难，最后你总会找到一个让你心甘情愿傻傻相伴的人。 27.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闯不进去。我把最深沉的秘密放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道伤口，-或深或浅....我把最殷红的鲜血涂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行眼泪，喝下的冰冷的水，酝酿成的热泪。我把最心酸的委屈汇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28.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 29.我也有辛酸苦楚，不说罢了。我也有执念不放，不说罢了。我也有千回百转，不说罢了。我不是装傻卖乖，不说罢了。不是我未看见，不是我没想过，不是我不懂得，只是不说罢了。 30.当你仍想继续，永远不要说再见；当你还能承受，永远不要说放弃；当你舍不得一个人，永远永远不要说你不再爱他（她）。 31.如果，在身边的最后真的不是你。如果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辗转后，最终还是要分开。如果故事到最后，是我们的身边都有了别的人。如果回忆，诺言和曾经相爱的决心都在现实面前变得渺小，不堪一击。不管以后如何，不管结局如何。现在的我还是愿意执着的去爱。------ 我们一起等我们的最后，最后的最后。 32.喜欢一个人，在一起时会很开心；爱一个人，在一起时会莫名的失落。喜欢一个人，永远是欢乐；爱一个人，你会常常流泪。喜欢一个人，当你想起他会微微一笑；爱一个人，当你想起他会对着天空发呆。喜欢一个人，是看到了他的优点；爱一个人，是包容了他的缺点。------ 喜欢，是一种心情；爱，是一种感情。 33.愿你是那只刺猬，我予你柔软的拥抱，你予我鲜血淋漓的爱。 34.沉默是一个女孩最大的哭声。总有一个人，一直住在心底，却消失在生活里。 35.女人，你总是那么害怕离别，却总是假装坚强；女人，你总是那么害怕黑夜，却总是暗自躲藏；女人，你总是那么害怕独处，却总是孤单一人；女人，你总是那么容易付出，明知是痛苦，却还那么执着；女人，你总是那么容易受伤，明知是欺骗，却还自欺欺人；女人，你怎么总是那么傻，让人心疼。 36.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曾经的某个人，不是忘不了，而是放不下。那些不愿再向任何人提起的牵挂，在黑暗的角落里潜滋暗长。总是在不懂爱的时候遇见了不该放弃的人，在懂得爱以后却又偏偏种下无意的伤害遇见某个人才真正读懂了爱的含义；错过某个人，才真正体会到了心痛的感觉。 37.你，一个最重要的过客，之所以是过客，因为你未曾会为我停留。曾经在我人生中撒下欢乐的种子，之所以只是种子而不开花，因为你未曾为它浇水施肥。曾经划下我人生中的一根伤痕，之所以有伤痕，因为你未曾温柔地怜悯过。曾经给我一线的光明而瞬间带来全部的黑暗，之所以灰暗，因为你未曾想过为我照亮。 38.我们一直觉得妥协一些、将就一些、容忍一些可以得到幸福，但当你的底线放得越低，你得到的就是更低的结果。------ 不要总抱怨自己遇到的人都不靠谱，如果别人总这么对你，那么一定是你教会了别人用这样的方式对你。 ------ 爱是平等的，可以付出更多，也可以爱他更多，但决不是妥协、将就、容忍。 39.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的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 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 40.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冻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能厮守到老的，不只是爱情，还有责任和习惯。 41.柏拉图名言：1，若爱，请深爱，如弃，请彻底，不要暧昧，伤人伤己。2，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3，说，我以为小鸟飞不过沧海，是因为小鸟没有飞过沧海的勇气，十年以后我才发现，不是小鸟飞不过去，而是沧海的那一头，早已没有了等待。 42.记住,不是眼泪就可以挽回失去的,所以不要轻易流下你的泪；记住,不是伤心就一定要哭泣,所以不要那么吝啬你的微笑；记住,不是你认为可以给予就给予,所以不要那么轻易许下承诺；记住,不是你做的不够好,所以不要悲悯的以为自己一事无成；记住,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努力,所以不要轻易的就放弃。 43.如果坦白是一种伤害，我选择谎言。如果谎言也是伤害，我选择沉默。 44.在第一次选择坚强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你是否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备。因为一旦你选择了坚强，即使只是假装的，你也必须一直坚持下去。因为你曾经的坚强会让人以为即使再大的苦，你也撑得住。 45.永远也不要记恨一个男人，毕竟当初，他曾爱过你，疼过你，给过你幸福。永远不要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好男人了，或许明天，你就会遇到爱你的那个男人，在你眼里，他再坏也是好。其实，分手之后没必要记恨，更没必要自暴自弃。爱情不属于固定的两个人，而是合 46.痛过，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哭过，才知道心痛是什么感觉，傻过，才知道适时的坚持与放弃，爱过，才知道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些无谓的执著，没有什么就真的不能割舍。 47.有一天你会忘记我，投身于新的爱情放纵在她的世界里；有一天你会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可爱的孩子；有一天你会忙碌在纷繁的人群中，忘记年轻时的梦想；有一天你会我会擦肩而过，但却辨认不出彼此；有一天你会偶尔想到我的名字，却记不得我的模样；有一天你会终老于病房，到死都不再想起我……——九夜茴 48.有人告诉我鱼的记忆只有7秒，7秒之后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一切又都变成新的。所以，在那小小的鱼缸里鱼儿，永远不会感到无聊。我宁愿是只鱼，7秒一过就什么都忘记，曾经遇到的人，曾经做过的事都可以烟消云散，可我不是鱼。无法忘记我爱的人，无法忘记牵挂的苦无法忘记相思的痛...... 49.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我就是这样坦然，你舍得伤，就伤。 50.爱一个人，就是在漫长的时光里和他一起成长，在人生最后的岁月一同凋零。; 1571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余秋雨：佛教的四大魅力: lily201268 2012-9-24 21:00; 佛教文化有着有别于其他中华文化的特殊魅力，它比儒、道更加关注世间人生，在立论方面更为简洁、直接，有着更为切实可行的参与规则（即指戒律），有着强大而感人的弘法团队，从而使它终于溶入了中华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固有门类相比，佛教究竟有哪一些特殊魅力吸引了广大中国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很冒险，容易得罪很多传统的文化派别。但我还是想从存在方式上，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　　佛教的第一特殊魅力，在于对世间人生的集中关注、深入剖析。　　其他学说也会关注到人生，但往往不集中，不深入，没说几句就 “ 滑牙 ” 了，或转移到别的他们认为更重要的问题上去了。它们始终认为人生问题只有支撑着别的问题才有价值，没有单独研究的意义。例如，儒学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去了，道教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修炼成仙的问题上去了，法家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摆弄权谋游戏的问题上去了，诗人文士有可能转移到如何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问题上去了。唯有佛教，决不转移，永远聚焦于人间的生、老、病、死，探究着摆脱人生苦难的道路。乍一看，那些被转移了的问题辽阔而宏大，关及王道社稷、铁血征战、家族荣辱、名节气韵，但细细想去，那只是历史的片面，时空的截面，人生的浮面，极有可能酿造他人和自身的痛苦，而且升沉无常，转瞬即逝。佛教看破这一切，因此把这些问题轻轻搁置，让它们慢慢冷却，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与每一个人始终相关的人生和生命的课题上来。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一代鸿儒听到经诵梵呗也会陷入沉思，即便是兵卒纤夫听到晨钟暮鼓也会怦然心动，即便是皇室贵胄遇到古寺名刹也会焚香敬礼。佛教触及了他们的共同难题，而且是他们谁也没有真正解决的共同难题。这便是它产生吸引力的第一原因。佛教的第二特殊魅力，在于立论的痛快和透彻。　　人生和生命课题如此之大，如果泛泛谈去不知要缠绕多少思辨弯路，陷入多少话语泥淖。而佛教则干净利落，如水银泻地，爽然决然，没有丝毫混浊。一上来便断言，人生就是苦。产生苦的原因，就是贪欲。产生贪欲的原因，就是无明无知。要灭除苦，就应该觉悟：万物并无实体，因缘聚散而已，一切都在变化，生死因果相续，连 “ 我 ” 也是一种幻觉，因此不可在虚妄中执着。由此确立 “ 无我 ” 、 “ 无常 ” 的观念，抱持 “ 慈、悲、喜、舍 ” 之心，就能引领众生一起摆脱轮回，进入无限，达到涅槃。我想，就从这么几句刚刚随手写出的粗疏介绍，人们已经可以领略一种鞭辟入里的清爽。而且，这种清爽可以开启每个人的体验和悟性，让他们如灵感乍临，如醍醐灌顶，而不是在思维的迷魂阵里左支右绌。这种痛快感所散发出来的吸引力当然是巨大的。恰似在嗡嗡喤喤的高谈阔论中，突然出现一个圣洁的智者三言两语了断一切，又仁慈宽厚地一笑，太迷人了。其实当初释迦牟尼在世时一路启示弟子的时候，也是这么简洁、浅显、直击众生体验的，否则不可能到处涌现那么多信徒，倒是后来的佛教学者们出于崇敬和钻研，一步步越弄越深奥。佛教到了中国，虽然也曾和魏晋玄学相伴一阵，但很快发现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不习惯抽象思维而更信赖直觉的，这正好契合原始佛教的精神，因此有一大批杰出的佛教思想家开始恢复以往的简明和透彻，甚至还有新的发展。例如，禅宗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一悟即至佛地；净土宗认为人们通过念佛就能够达到极乐世界；天台宗认为人们通过观想就能够 “ 一念三千 ” ，认识空、假、中三谛；华严宗认为世上无尽事物都圆通无碍 …… 这些主张，都用清晰的思路勘破人世万象，一听之下如神泉涤尘、天风驱雾。即使是不赞成这些结论的人，也不能不叫一声：不亦快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往往过多地追求堂皇典雅，缺少一种精神快感。偶有一些快人快语，大多也是针对社会的体制和风气，却失焦于人生课题。佛教的第三特殊魅力，在于切实的参与规则。一听就明白，我是在说戒律。佛教戒律不少，有的还很严格，照理会阻嚇人们参与，但事实恰恰相反，戒律增加了佛教的吸引力。理由之一，戒律让人觉得佛教可信。这就像我们要去看一座庭院，光听描述总无法确信，直到真的看到一层层围墙、一道道篱笆、一重重栏杆。围墙、篱笆、栏杆就是戒律，看似障碍却是庭院存在的可靠证明。理由之二，戒律让人觉得佛教可行。这就像我们要去爬山，处处是路又处处无路，忽然见到一道石径，阶多势徒，极难攀登，却以一级一级的具体程序告示着通向山顶的切实可能。相比之下，中华传统文化大多处于一种 “ 写意状态 ” 。有主张，少边界；有感召，少筛选；有劝导，少禁忌；有观念，少方法；有目标，少路阶。这种状态，看似方便进入，却让人觉得不踏实，容易退身几步，敬而远之。最典型的例子，是儒家所追求的 “ 君子 ” 这个概念。追求了两千多年，讲述了两千多年，但是，到底什么叫君子？怎么才算不是？区分君子和非君子的标准何在？一个普通人要通过什么样的训练程序才能成为君子？却谁也说不清楚，或者越说越不清楚。因此，君子成了一种没有边界和底线的存在，一团漂浮的云气，一种空泛的企盼。长此以往，儒学就失去了一种参与凭据。历来参与儒学的人看似很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是投身科举考试的大量考生，也只是按照着官员的模式而不是君子的模式在塑型。佛教的戒律步步艰难却步步明确，初一看与佛学的最高境界未必对应，但只要行动在前，也就可以让修习者慢慢收拾心情，由受戒而入定，再由入定而一空心头污浊，逐渐萌发智慧。到这时，最高境界的纯净彼岸就有可能在眼前隐约了。佛教所说的 “ 戒、定、慧 ” ，就表述了这个程序。如果说多数受戒的信众未必能够抵达最高境界，那么，他们也已经行进在这个修炼的程序中了，前后左右都有同门师友的身影，自然会产生一种集体归属感。与道教的修炼目标不同，佛教不追求 “ 肉身成仙 ” 、 “ 长生久视 ” 的神奇效果，因此即便实行戒律也不必承担灵验证明。这本是它的优越之处，但到了中国化时期，有的宗派过于依凭悟性不尚苦修，轻视戒律教规，固然也帮助不少高人完成了精神腾跃，却也为更多未必能真正开悟的信众打开了过度的方便之门。与此相应，在唐代特别流行的净土宗也显得过于 “ 易行 ” 。这种势头积累到后来，已出现了禅风虚浮的严重后果。这也从反面说明，对佛教而言，持戒修行还是重要的，不能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由此我想到了弘一法师。他从一个才华横溢的现代文化人进入佛门，照理最容易选择禅宗或净土宗，但他最终却选择了戒律森严的南山律宗。我想，这是他在决意违避现代文化人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的毛病。这种选择使他真正成为一代高僧。当然，历来一直有很多人只是为了追求安心、自在、放松而亲近佛门，本来就不存在修行的自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佛教的第四特殊魅力，在于强大而感人的弘法团队。　　中国的诸子百家，本来大多也是有门徒的，其中又以儒家的延续时间为最长。但是，如果从组织的有序性、参与的严整性、活动的集中性、内外的可辨识性、不同时空的统一性这五个方面而论，没有一家比得上佛教的僧侣团队。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广大民众对于佛教的认识，往往是通过一批批和尚、法师、喇嘛、活佛的举止言行、服饰礼仪获得的。一代代下来，僧侣们的袈裟佛号，成了人们感知佛教的主要信号。他们的德行善举，也成了人们读解信仰的直接范本。佛教从释迦牟尼开始就表现出人格化的明显特征，而到了遍布四方的僧侣，更是以无数人格形象普及了佛教理念。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也非常强大，但佛教的僧侣并不是神职人员，他们不承担代人祈福消灾、代神降福赦罪的使命。佛教僧侣只是出家修行者，他们以高尚的品德和洁净的生活向广大佛教信徒作出表率。他们必须严格遵守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恶口、不蓄私财、不做买卖、不算命看相、不诈显神奇、不掠夺和威胁他人等等戒律，而且坚持节俭、勤劳的集体生活，集中精力修行。修行之初，要依据佛法，观想人生之苦，以及俗身之不净，由此觉悟无我、无常；进而在行动上去欲止恶，扬善救难，训练慈悲柔和、利益众生的心态和生态。与广大佛教信徒相比，出家人总是少数，因为出家既要下很大的决心，又要符合很多条件。一旦出家，就有可能更专注、更纯净地来修行了。出家是对一种精神团体的参与，一般四人以上就可能称为 “ 僧伽 ” 。在僧伽这么一个团体之内，又规定了一系列和谐原则，例如所谓 “ 戒和 ” 、 “ 见和 ” 、 “ 利和 ” 、 “ 身和 ” 、 “ 口和 ” 、 “ 意和 ” 的 “ 六和 ” ，再加上一些自我检讨制度和征问投筹制度，有效地减少了互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整体合力。这样的僧伽团队，即便放到人世间所有的精神文化组合中，也显得特别强大而持久，又由于它的主体行为是劝善救难，更以一种感人的形象深受民众欢迎。佛教的以上四大特殊魅力，针对着中华传统文化在存在方式上的种种乏力，成为它终于溶入中华文化的理由; 1242 次阅读|0 个评论

博客始文: 热度 1 longwang 2012-9-6 10:19; 很久没有写过文章了，最近突然感觉应该看些书，增加些人文素养，于是乎找来了一本《余秋雨人生哲言》，不看不要紧，一看感觉唤起了我的人文细胞，内心的小小文艺情节被打开了，再加上最近听了几场讲座，总觉得应该假装下文化人，写点东西，也是锻炼下自己的文学逻辑能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因为我历来对自己的文学功底很没信心，也确实比较差，呵呵）。且以此为开博题记有首歌这么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卧在沙发里”，确实不错。我现在的状态是：吃过了晚上饭，买上一杯咖啡，坐在图书馆无线电子阅览室里，对了电脑，暂时抛开一切，完全进入自我境界中，彻底的让思想无拘无束，想啥是啥，惬意如是乎。很多时候，我在这种状态下，总喜欢回忆一些事情，尤其是小时候的事，过去的事，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个比较怀旧的人，或者说是性情中人吧。怀念过去，怀念以前，怀念过去的人和事，想到开心处笑，想到感动自己的地方，会有流泪的冲动，这个可能有些多愁善感的感觉了，哈哈。其实我觉得自己其实有种不舍的情节，很多东西或者很多事情不想让他就这么过去，总想用回忆把它留住。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很多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不能再重复。但我觉得回忆是一种很好的东西，虽然无法把那些东西留住，但你可以让他永驻心底。而且很多事其实你在经历的时候往往印象不深刻，反倒是回忆起来的时候，让你感触颇深，感慨良多。我觉得既然是开博首篇，有必要讲讲自己的情况，也算对自己 23 年的小总结吧，人也应该会总结自己，不能活的太盲目的。现在写的这些，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应该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呵呵。我出生在浙江的一个小农村，从小也在农村长大，是典型的农村长大的孩子。虽然长在农村，但我每次想起来，总觉得特别舒服，我个人觉得小时候就应该在农村长大，那样的童年才有意思。泥土的气息，山间的清风，一起疯玩的小伙伴，树上的知了，河里蝌蚪，山里的小鸟，田里的青蛙，还有很多很多，那些都是我最美好的记忆，也特别的珍贵。虽然没有城里的孩子那样，小时候能去少年宫，练乐器，学画画，学舞蹈等等（那时候我们应该是在地里玩泥巴），但我现在想想也没有什么遗憾，他们有他们的文化艺术，我有我的乡土气息。在这点上，我一点也不自卑，当然更不自高，呵呵。我妈妈在我还不到一周岁的时候，受村里的邀请，去当了村幼儿园的老师，当时因为我爷爷奶奶要照顾我堂哥堂姐，所以我妈就把我带去幼儿园，既当老师，又同时带我。我现在觉得这样一种经历对我妈妈和我都是很不错的（当时我爸在一国有塑料厂上班）。因为当幼儿园老师，我妈妈对小孩更细心，对教育孩子也更有心得，这对我当然是好的。而且，我那么小在幼儿园里，耳濡目染的，学前教育这块就比较有优势吧。我还经常听我妈讲故事，看一些小人书，这些影响的作用应该还是有的。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和当时村里同龄的小孩相比，我的文学气要多些，野气相对少些。我妈从小对我的教育应该是以正面为主，表扬鼓励的多，打骂很少很少，这个对我的人格和自尊的建立是非常好的，当然，在我印象中我爸好像从来没骂过我，打就更没有了。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我的成长还是很有利的（自我感觉好像很良好的样子，哈哈）。记得我妈常说，和睦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出问题，尤其是小时候，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我妈从幼儿园孩子的情况总结出来的，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家和万事兴嘛。我的读书生涯总的来说不算太顺利，但也不能说坎坷吧。幼儿园和小学没什么的特别的，当时自己也算是一个佼佼者吧，上课考试什么的都挺顺的，也是老师表扬的常客，呵呵。小学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小学奥数，觉得自己在那方面没什么天赋吧，有次奥数考试竟然得了零分，唉。当时的数学老师素质也不高（真的，后来听说那老师的家庭很补和睦，印了我妈的话了。），居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嘲笑我，虽然是我在数学课堂上太活跃，但也不是这么取笑人的啊，弄的我对数学很是没信心的，都有轻度的数学恐惧症。其实我的数学水平还可以的，就是反应有些慢，这个我承认，但是理解能力还是可以的。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我忘了，反正那是我的一个转折，从那时开始到初中结束，我感觉自己突然醒悟一样，真的，突然知道自己要好好读书，好像是因为我妈说要我学习我阿姨，我那阿姨小学的时候晚上都是自学到很晚的。也正好那时赶上我家装修，为我的自习创造了非常良好的条件。从那时起，我开始沉浸入学习中，开始思考学习的重要，开始给自己暗示，一定要考上余姚中学，我们县里最好的中学。每天晚上，我自觉的看书到九点，然后睡觉，第二天早起。到了初中，我要考上余姚中学的信念更加强烈，每天都给自己暗示，我可以的，一定可以考上的。就这样，初中三年，我没有在晚上十一点前睡过。当时我们班是学校里最会吵的班级，平均成绩也是最差的。但那些对我没有丝毫影响，反而是更加的刺激我拼命的学习。每次期末考，我都是年级前五，虽然不是第一，但是稳得住的也就是我。在学习方面，我是我们班的活宝，呵呵。就这样，初三下学期的时候，我获得了余姚中学自主招生考试资格。当时也没啥，感觉自己挺淡定的，满怀信心的去参加了自主招生考试。果然，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你不怕他，他就怕你。我顺利的通过考试，保送上了余姚中学。在那一刻，我真的深深体会到付出后得到收获的喜悦和兴奋，没有人知道初中三年我是怎么过来的，除了我爸妈。多少次我晚上趴在书桌上睡着了；多少次过了十二点我反而更加的精神，揉揉眼睛继续看书做题目，当时真的可以说是头悬梁锥刺股啊。那段时间注定是影响我一生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再次找到当时的那种感觉，那种为了自己的目标不顾一切付出的感觉，那种不管周围咋样，依然故我的感觉。怀念那种感觉。到了高中，感觉自己完全松下来了，下意识的以为目标已经达到，该歇歇了。就是这么一种心态，让我的高中平淡的度过了，除了一帮很好的高中同学，别的什么也没留下。包括高考，也就是那样的过了，结果可想而知，我只是上了二本。在全校重点率创历史的背景下，我的二本真让人无地自容。还好我的自我安慰能力还是很强的，郁闷几天后也就接受了这一结果。最后，去了江西一所普通的二本学校。大学的事情其实很值得怀念，特别是我找到了女朋友，我的大宝。我的大学没什么遗憾，唯一的不足是考研没考好，呵呵。具体的不详说，以后有机会再详述。现在的我在兰州交通大学读研，和女朋友分开两地，思念，难受并快乐着。有人思念和被人思念，想想也是一种特别的感觉。我继续我的学习生涯，因为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学习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我特喜欢看书时的那种感觉。还有，读书能让我思考更多的事情，我喜欢思考。既然喜欢，那就继续吧，我自己这么想的，可以的话，我还想再读下去。但是现在的我也不盲目，如果三年后我觉得先赚钱重要的话，我当然是去工作，承担男人的责任，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我乐观，但绝不推脱责任，也不害怕承担。我只是想很开心的去做每件事，这样能让我更快乐。仅以此文纪念我过去的二十三年，我已经过去的青葱岁月。（当然，我还很年轻，哈哈。）同时，在此祝福自己以后的岁月。仰望天空，脚踏实地，乐观，勤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与我的亲老婆大宝共勉。; 个人分类: 情感|2974 次阅读|2 个评论

重读余秋雨: 热度 2 fluidzhaoyong 2012-7-17 15:38; 余秋雨，我是从2007年来大连的时候，无意中读到其《文化苦旅》才开始结识他的。我发现，我特别喜欢他的文章，还喜欢他这个人。在那么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我基本把他写的书大都看了，包括《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寻觅中华》、《摩挲大地》等旅行文化大散文，以及后来关注他自身的《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在去年回家的时候特意到上海转车，跑到他所在的上海戏剧学院看看，寻找他当年要离开校门去做文化考察徘徊于龙华公园的树荫下的那张长凳。下午查了他的几篇学术论文，关于戏剧的，仍然好看。有人不喜欢他，说他很煽情。我认为，情深之处才有这样的感染力，岂是凡夫之辈能达的境地?! 他有几次闭门读书的经历，对我具有莫大的诱惑。希望自己能有一间书房，每天看书到天亮。没有他的才情，但我也认为这是美事。; 1160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朱永嘉：为余秋雨订正一些历史事实: whyhoo 2012-5-22 10:40; 余秋雨在今年《美文》第一期刊文，我在今年1月17日的《作家文摘》上看到此文，你在文章中讲到1971年时，周恩来"他亲自任命顾颉刚教授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又任命谭其骧教授主持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级别的教授前些年都被造反派批判成'反动学术权威'，现在重新出来担任领导，便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策示范。"关于标点二十四史，及重绘中国历史地图的工作，你都没有参与，那时你在写大批判文章，这两件事是我具体抓的，这些事在谭其骧的日记，及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都有记载，你为什么不翻翻书呢？而且标点《二十四史》的发起在网上都有记录，你怎么不去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呢？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周总理亲自任命顾颉刚教授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及任命谭其骧主持编绘历史地图集的事，事实上这两件事在五十年代便已启动了，启动这两件事的是毛主席，上海在文革时期恢复绘制《中国历史地图》的工作，也不是七一年，而是在六九年的四、五月间，具体操作这件事的是本人，你要说这两件事，为什么不先来问我一下呢？我现在只能简单告诉你这两件事的历史过程。 1954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天与吴晗坐在一起，他们谈话时说起《资治通鉴》，毛泽东同志说这部书写得好，于是吴晗建议标点注释《资治通鉴》及重绘清人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毛泽东赞成吴晗的建议，把这件事交给吴晗负责办理，吴晗与范文澜、尹达商量后，决定由顾颉刚主持《资治通鉴》标点的工作，由中华书局负责出版，由谭其骧负责主持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原先在北京进行，后来在北京发生困难，改在上海进行。故历史地图自一九五六年初改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进行，由谭其骧主持工作。那时我是历史系的党总支委员，负责统战与学术工作，这项工作是由我一手在上海安置的，他们工作的场所开始在北苏州路河滨大厦，后来学校腾出办公用房以后才搬回学校与历史系一起办公和工作的。关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这项工作，从起始到文革结束以前，我基本上始终参与其事。关于《二十四史》的标点注释工作，其初始是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指示范文澜、吴晗商量交由中华书局注释标点和编辑出版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具体由顾颉刚主持此项工作。到了59年以后，由齐燕铭、范文澜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一并标点注释出版，具体由中华书局总编金灿然同志负责。文革开始后，这项工作一度停顿，在1967年5月戚本禹曾根据毛的指示，要求中华书局组织班子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戚本禹受审查以后，这项工作又停顿下来。到了 1971年4月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姚文元就此事请示毛泽东，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给周恩来写信，然后由周恩来批复，决定由中华书局具体组织此项工作，当时决定由北京和上海两地分工负责全部标点注释的工作。71年5月间，金灿然拿了毛主席的批示来上海找我，我们在上海大厦见面，他拿着毛主席的批文抄件给我看，要上海负责一部分工作，在《二十四史》中卷秩最为浩繁的是《旧唐书》、《新唐书》与《宋史》，当时分工由上海负责，我接受了这项任务，在 1971年5月18日，我去找谭其骧商量此事，谭其骧在那年5月18日的日记中称："又遇朱永嘉，出示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关于二十四史标点工作文件。"与谭其骧商量的结果，由谭其骧负责《旧唐书》、杨宽负责《宋史》，邹逸麟负责《新唐书》，把复旦、师大、师院三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方面的教师分为三组，每组各七人，《宋史》后来是师院张家驹先生负责，上海参加二十四史标点注释工作是我在那时具体组织安排的，周总理是支持这项工作的，但真正下决心要做这件工作的是毛主席，发起这项工作的是范文澜、齐燕铭、吴晗他们，具体操办的是中华书局的总编金灿然，这中间戚本禹与姚文元也起了积极作用，北京具体组织分工负责此项工作的情况我不清楚。关于中国历史地图在文革期间如何恢复工作的情况，也不始于1971年，起点是在1969年的四、五月间。当时绘图工作因文革运动处于停顿状态，那时我是红旗组稿小组的负责人，正在通过为红旗组稿以筹备恢复写作组的工作，我仍住在学校宿舍，知道历史系的一些情况，谭先生私下也为绘图的事找过我，那时我也觉得应尽早设法恢复此项工作，因为这是毛主席交待的任务。吴晗不能来管事了，我们自己应设法把这件事抓起来，但是凭我出面给学校和系里讲这件事，他们不会听的，得有上面的令箭才行。于是我让文汇报二个记者去采访谭其骧，让他讲编绘历史地图工作的过程，说清楚这是毛主席交待的光荣任务，然后通过《文汇情况》上报到张春桥那儿，张找我问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张春桥发话了，只要是毛主席交办的就可以恢复。于是在那一年的5月15日上午九点，在复旦大学军训团团部召开了恢复扬图工作的会议，那时军训团的团长是空四军的方耀华，参加这次会议的文教组的军代表是杨一民，我则以市革会的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历史地图即刻恢复工作，要快一点，争取一二年结束，大体告一段落。这个要求当然急了一些，但对迅速恢复工作是有利的，谭其骧在这次会议上就绘图工作做了长篇发言，我讲这项工作最终还是请谭先生把关，所以在文革时期那种氛围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谭其骧实际主持和负责全部绘图工作，这些情况在谭其骧的日记和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都有具体记载，七一年周总理的过问是后来的事。 71年4月27日，上海市出席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绳树山在周总理接见他们的会议上，口头询问总理关于编绘《中国历史疆域图》的报告有否批下来时，总理说："春桥同志最近很忙，没有来得及研究。"当绳树山问历史上的边界问题如何处理时，总理说："工作要继续抓紧搞好，关于边界问题，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还是按历史事实画出。我们画的是历史地图，应该反映当时统治阶级统治的范围，不必区分是否兄弟国家。"这是总理对绘图工作的支持，关于边界问题的处理，我们原来的设想完全符合总理的指示。《中国历史疆域图》绘制完成以后，送北京审查，周总理指示外交部派负责人具体参加审图的工作，这是周总理关心《中国历史地图》的具体过程。迄今为止，我们大家都是这几部中国历史名著出版的受益者，标点、注释、编辑和出版这几部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巨著，起因于五十年代，基础工作的奠定却在文革时期的七十年代初，出版工作的完成是八十年代文革结束以后。现在我们强调要文化强国嘛，要理解和掌握几千年中国的传统文化，事实上离不开这两部最基本的历史巨著。因为要了解中华民族这几千年的时空组合，就离不开这几部巨著，讲当代的文化传承也不能割断那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为此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托福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珍贵历史遗产的关切。感谢所有为这些书籍图册出版做过有益的事之人，尽管政见上有差异，有益于中华民族传承的事，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会尽心尽力去做的。故要讲这两件事，应比较全面而正确地讲，与此相关的具体之事和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我们历史上的先人。当然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叙述我参预这两项工作的全部具体过程。正如周总理所言，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谭其骧讲过"求是先求真"，求真便是忠实于客观历史事实，我们才能从中求是，求其来龙去脉的道理，从而找到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理从真来。真善美三者是统一的，真是前提，离开了真，那就谈不上善与美了，而是丑与恶了，原因在于他说的是假话。余秋雨同志吃亏的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历史，离开事实的本真讲话，岂不成了瞎话吗？过去沈光萱他们攻击你在文革时期那段在我那儿工作的历史，那时你回避一些问题，我完全理解，你要改换门庭，我也可以接受，人各有志嘛，我从不强求任何人。不管如今你如何表现，我现在仍然认为，你文革时期在写作组那儿没有做什么错事，那时你写的文章，到现在再看，即便有不足之处，但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你完全可以正面直对。那些人对你的围攻，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也不值得与他们去纠，走自己的路。但你太软弱了，也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文革刚结束时，你对写作组的同仁，还是有真情的，如你对陈旭麓，对王守稼在《家在龙华》一文中所表露的感情还是很打动我的，长期以来，我对你的处境一直深表同情，你写的《文化苦旅》还是一部好书，你写的一些散文，我都还留意读过一些，我的第三代孙子辈都曾把它作范文来读的，大家都衷心希望你能有所成就。但对你现在的情况多少感到有一点遗憾了，不要一时冲动，作文讲过激的话，于己于人都不利，当然我如今仍然对你抱有希望，希望你能振作精神，如过去那样创作好的散文，别意气用事。我今年八十二岁了，健康又欠佳，气短、乏力、脚肿、心衰也，故去日苦长，来日苦短。你还年轻，还有许多事可做，丢掉包袱，轻装前进。我还希望你作文时，多找一点相关的资料，不要信手随意地写，文章的美不是建立在辞藻上，而是建于真实及自己的真情实感之上，不要媚俗。要保持你写《家在龙华》时那种风格，你是有才华的，希望你能"魂兮归来"。去年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在求真中求是--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谭其骧是我的老师，在文章中讲了我与谭其骧相处的一些历程，谭先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教益便是"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做学问写文章是如此，做人更应该如此，要敢于正面直视自己的一生，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对得起师长，对得起共事的同仁，对得起朋友，相互之间要讲真情，不要做墙头草随风倒。我记得诸葛亮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险夷而益故。" 《诸葛亮集卷二论交》特以此共勉。总之要见利思义，远离忘恩负义的小人。趋炎附势的势力之交是靠不住的，他们只会随世态而炎凉，这一点道理你现在可能会体会更深了。我对你还抱有希望，故许多话还都留有余地。我把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发在下一次博客上，如有时间，你不妨也看一下，或许对你如何为人可能有益。同时还希望知情的朋友，看了我这篇博文也来评说一下，还余秋雨一个清白。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319/c18; 个人分类: 历史|1839 次阅读|0 个评论

山水之寓: 热度 5 liuxuxia126 2012-4-20 22:53; 昨天和今天是儿子四月调考，今天下午考试结束，接他回家休息两日。路上，他给我讲了一则笑话：秘书递上一张卷子，说: “余秋雨先生，这是武汉市四月调考作文题，他们请你写篇范文。”余秋雨睥睨一眼，题目赫然是“山水之寓”，余秋雨双眉紧凑，拿起了桌上的笔，隔着眼镜戳瞎了自己的双眼，忍痛淡然道:“这个世界已惨不忍睹。一群俗人出这么文雅的题目，要那群三俗的学生写，是何居心？” 我问儿子考得怎么样，作文是怎么写的。儿子反问我：是你，该如何写？《山水之寓》，这题目真是雅啊，我这个俗人，确实也写不出来。好句子，好词语，被“山水之寓”这4个字一刺激，统统都躲起来不理睬我了。有山，有水，有寓。山水寓什么呢？对于一个高三的孩子来说。从初中到高中，他们每天都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一张张试卷，就犹如压在他们身上的一座座大山，即使他们有寄情山水之心，也无感受山水之寓的时间。前几日发了一些照片，感慨祖国山水之魅力，江山之多娇。四季变换之美丽，少年和青年的他们，何曾感受过？没有感受过山水之美，如何明了山水之真实寓意？祖国啊，亲爱的母亲，你该叫我们的孩子如何爱你？儿子说他的写作思路是：先把所知赞美山水的诗句美词引用一大堆，再结合自己，结合社会，评判一番，作文就是这样写的。空的，全是空的！华丽的词藻，虚假的感慨，连自己都不信的观点。为了拿到分数，不得不堆砌。今天离高考还有47天。结束高考之后，我一定要让儿子去亲近真正的山水，多走走，多看看，体会生活真实的美丽。; 个人分类: 观点评论|7861 次阅读|13 个评论

好久不见余秋雨,重温那些话,依然那么经典: 热度 2 bigshow 2012-2-29 09:25; 1、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 - 2. 一个人会落泪，是因为痛；一个人之所以痛，是因为在乎；一个人之所以在乎，是因为有感觉；一个人之所以有感觉，仅因为你是一个人！所以，你有感觉，在乎，痛过，落泪了，说明你是完整不能再完整的一个人。难过的时候，原谅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没有必要把自己看的这么坚不可摧。- 3.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关系。时间会把最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你所要做的，是好好的照顾自己。- - 4. 你可以沉默不语，不管我的着急；你可以不回信息，不顾我的焦虑；你可以将我的关心，说成让你烦躁的原因；你可以把我的思念，丢在角落不屑一顾。你可以对着其他人微笑，你可以给别人拥抱，你可以对全世界好，却忘了我一直的伤心。------ 你不过是仗着我喜欢你，而那，却是唯一让我变得卑微的原因。- - 5.生命中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了，却来不及遇见；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熟悉了，却还是要说再见。------ 对自己好点，因为一辈子不长；对身边的人好点，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遇见。- - 　　6. 【人的一生】0岁出场，10岁成长，20岁彷徨，30岁定向，40岁打拼，50岁回望，60岁告老，70岁搓麻，80岁晒太阳，90岁躺床上，100岁挂墙上。生的伟大，死的凄凉，能牵手的时候，请别肩并肩，能拥抱的时候，请别手牵手，能相爱的时候，请别说分开。一生就这么短暂而已。- - 7.时候，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发现遗失了童年；单身时，开始羡慕恋人的甜蜜，恋爱时，怀念单身时的自由。——— 很多事物，没有得到时总觉得美好，得到之后才开始明白：“我们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 - 8.面对，不一定最难过。孤独，不一定不快乐。得到，不一定能长久。失去，不一定不再拥有。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為错爱而寂寞一生。——【徐志摩】 - - 9.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 - - 10.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你万箭穿心，你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会同情，也许会嗟叹，但永远不会清楚你伤口究竟溃烂到何种境地。 11.别再为错过了什么而懊悔。你错过的人和事，别人才有机会遇见，别人错过了，你才有机会拥有。人人都会错过，人人都曾经错过，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错过。 - - 12.因为有你，我认真过，我改变过，我努力过，我悲伤过…我傻，为你傻；我痛，为你痛；深夜里，你是我一种惯性的回忆…我不想在为过去而挣扎，我不想在为过去而努力，我不想在为思念而牵挂，可这些都只是不想，我、做不到。。。- - 13.在google上输入“故事”，可以得到113000000条结果，但输入“结局”，却只能得到44900000条结果。可见，并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 - 14. 做一个快乐的女子，一定要快乐,不快乐也要制造快乐，笑容不一定能使世界绽放，却可放松紧绷的胸膛，开心，就笑，让大家都感染到，悲伤，就哭，美容，倾诉，然后一切归零，爽朗，对内心卑微的自己笑笑，汲取安慰和力量，信赖，神清气爽，然后可以轻舞飞扬，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 15.有些事，明知是错的，也要去坚持，因为不甘心；有些人，明知是爱的，也要去放弃，因为没结局；有时候，明知没路了，却还在前行，因为习惯了。- - 16.怕被伤害的人，永远抓不到真正的幸福；怕伤害别人的人，永远都会被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 - 17. 他们说,别幼稚了.稳重一点.他们都说得没错,可是,我可不可以 ,最后一次重温儿时的快乐 .然后从此丢弃那颗童真的心 ,做大家都希望我做的 ,成熟而稳重的人 .我一直想知道 ,倘若他们看到 ,那一刻 ,我如此快乐的表情 ,还会不断地催我成长 ,让我成熟吗 ? - - 18.有时候，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几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最美的风景。- - 19.对待爱人最残忍的方式，不是爱恨交织，不是欺骗背叛，而是在极致的疼爱之后，逐渐淡漠的爱。 - - 20. 爱情里，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配角，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有时，爱也是种伤害：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人生就是一种承受，需要学会支撑。支撑事业，支撑家庭，甚至支撑起整个社会，有支撑就一定会有承受，支撑起多少重量，就要承受多大压力。 21. 真正爱你的人，一下子说不出真正爱你的理由，只知道自己顾不上注意别人；真正爱你的人，总是惹你生气，你却发觉不了他到底做错了什么；真正爱你的人，只会在你一个人面前流泪；真正爱你的人，会在你忘记回复他短信时狠狠地说你一顿；真正爱你的人，很少当面赞美你，可是心里肯定你是最棒的。- - 22. 如果我不在乎妳，我不会在为你笑；不会变得这么脆弱；不会在意你做的每件事；不会静静的想着你发呆；不会记住你说的每句话；不会为你心痛；不会自己一人珍惜与你在一起的时刻；不会总是不由自主的想起你；不会这么轻易的让痛苦折磨自己；不会为了无关重要的小细节跟你争执；这一切只因为我在乎你。 - - 23.如果有一天我不再烦你，如果有一天，你的生活中没有了我，没有了每天的电话，每天的留言，每天的关心，每天的小小脾气。我把一切一切都表现了出来，你知道了，清楚了，了解了，最终感动了，可是我却离开了。今天陌生的，是昨天熟悉的…… - - 24. 【微博经典语录】1，我怀念的不是你，而是你给的致命曾经。 2，碎了一地的诺言，拼凑不回的昨天。 3.最疼的疼是原谅，最黑的黑是绝望。 4，是你苍白了我的等待，讽刺了我的执着。 5，沿途的风景，我只能边走边忘。 6.我们始终都在练习微笑，终于变成不敢哭的人。 7.曾经海枯石烂，抵不过好聚好散。- - 25. 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 - - 26.无论生活得多么艰难，最后你总会找到一个让你心甘情愿傻傻相伴的人。- - 27. 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闯不进去。我把最深沉的秘密放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道伤口，-或深或浅....我把最殷红的鲜血涂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行眼泪，喝下的冰冷的水，酝酿成的热泪。我把最心酸的委屈汇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 - 28.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 - 29.我也有辛酸苦楚，不说罢了。我也有执念不放，不说罢了。我也有千回百转，不说罢了。我不是装傻卖乖，不说罢了。不是我未看见，不是我没想过，不是我不懂得，只是不说罢了。 - - 30.当你仍想继续，永远不要说再见；当你还能承受，永远不要说放弃；当你舍不得一个人，永远永远不要说你不再爱他（她）。 31. 如果，在身边的最后真的不是你。如果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辗转后，最终还是要分开。如果故事到最后，是我们的身边都有了别的人。如果回忆，诺言和曾经相爱的决心都在现实面前变得渺小，不堪一击。不管以后如何，不管结局如何。现在的我还是愿意执着的去爱。------ 我们一起等我们的最后，最后的最后。 - - 32. 喜欢一个人，在一起时会很开心；爱一个人，在一起时会莫名的失落。喜欢一个人，永远是欢乐；爱一个人，你会常常流泪。喜欢一个人，当你想起他会微微一笑；爱一个人，当你想起他会对着天空发呆。喜欢一个人，是看到了他的优点；爱一个人，是包容了他的缺点。------ 喜欢，是一种心情；爱，是一种感情。- - 33. 愿你是那只刺猬，我予你柔软的拥抱，你予我鲜血淋漓的爱。- - 34.沉默是一个女孩最大的哭声。总有一个人，一直住在心底，却消失在生活里。- - 35. 女人，你总是那么害怕离别，却总是假装坚强；女人，你总是那么害怕黑夜，却总是暗自躲藏；女人，你总是那么害怕独处，却总是孤单一人；女人，你总是那么容易付出，明知是痛苦，却还那么执着；女人，你总是那么容易受伤，明知是欺骗，却还自欺欺人；女人，你怎么总是那么傻，让人心疼。- - 36. 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曾经的某个人，不是忘不了，而是放不下。那些不愿再向任何人提起的牵挂，在黑暗的角落里潜滋暗长。总是在不懂爱的时候遇见了不该放弃的人，在懂得爱以后却又偏偏种下无意的伤害遇见某个人才真正读懂了爱的含义；错过某个人，才真正体会到了心痛的感觉。- - 37. 你，一个最重要的过客，之所以是过客，因为你未曾会为我停留。曾经在我人生中撒下欢乐的种子，之所以只是种子而不开花，因为你未曾为它浇水施肥。曾经划下我人生中的一根伤痕，之所以有伤痕，因为你未曾温柔地怜悯过。曾经给我一线的光明而瞬间带来全部的黑暗，之所以灰暗，因为你未曾想过为我照亮。 - - 38. 我们一直觉得妥协一些、将就一些、容忍一些可以得到幸福，但当你的底线放得越低，你得到的就是更低的结果。------ 不要总抱怨自己遇到的人都不靠谱，如果别人总这么对你，那么一定是你教会了别人用这样的方式对你。 ------ 爱是平等的，可以付出更多，也可以爱他更多，但决不是妥协、将就、容忍。- - 39.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的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 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 - - 40. 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冻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能厮守到老的，不只是爱情，还有责任和习惯。; 197 次阅读|2 个评论

传余秋雨为熊胆企业题词“一派人道” 助理否认: 热度 8 jiangjinsong 2012-2-19 17:18; http://news.sohu.com/20120219/n335180572.shtml CNTV消息（微博联播记者黄俞榕报道）2月17日，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发布微博称，学者余秋雨参观黑宝药业时在黑宝熊乐园题词：“百般熊姿，一派人道”。微博联播记者18日致电余秋雨助理，对方对题词一事予以否认。而黑宝药业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则表示，他可以肯定余秋雨曾经参观过黑宝厂房，并留下上述题词。　　余秋雨助理金克林18日在接受微博联播记者电话采访时称，他从未听说过“黑宝”，有关余秋雨为其题词一事是“空穴来风”，他表示不会对微博上的言论予以回应。　　黑宝集团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则向记者证实，他可以肯定余秋雨参观过黑宝药业，并且为该公司题词：“百般熊姿，一派人道”。黑宝集团的官网上也放置了余秋雨题词的现场照片。　　18日，记者多次致电朱大可教授，截至记者发稿时止，朱教授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 个人分类: 科學哲學|3017 次阅读|12 个评论

单汉字主题词自动标引和文献检索的概念歧义问题: xupeiyang 2011-11-29 09:10; 许博主原创博文单汉字主题词的自动标引和文献检索的歧义问题目前，国内文献数据库大多数采用大型汉字词库（语料库）从文献题目和摘要中截词、抽词的方法，将这些关键词转换成主题词，实现数据库的主题词检索功能。复合概念的主题词，一般不会出现概念的歧义，但单汉字就容易产生概念的歧义，比如用主题词“雨”去截词，就会将“谷雨”、“余秋雨”等等词截出来，这就是歧义。我的看法是，应该根据单汉字主题词的文献量，如果文献很少，就不要用这个主题词，比如在中国知网的CHKD数据库中的主题词钨(14篇文献)，文献量不大，不必采用这个主题词自动标引和检索，直接采用关键词检索就可以了。其他文字的单词也有概念歧义的问题，比如“AIDS”，医学指艾滋病的缩写，但AIDS还指辅助器，拐杖的意思。文献检索的查全与查准，不是单靠标引的，还有词表、检索用词、检索策略互相配合才行。特别是采用主题词与关键词互相配合，限定主题概念，排除非相关的概念的方法。目前，很多信息检索系统和平台，采用智能检索，有更强大的词库、词表、本体语言、语义网络支持检索，并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过滤，尽量减少概念的歧义和误检，来保证检索效率和效果。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与大家讨论。单字主题词问题.xls; 个人分类: 信息检索|3015 次阅读|0 个评论

珍惜余秋雨: 邱泽华 2009-6-20 21:18; 有人说余秋雨假捐款，说捐20万，其实没捐，或者没捐那么多。结果招来对余秋雨的一片谩骂。实际上，这件事至今仍缺乏实证。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看，事情应该是余秋雨至少会按照人家希望的那样，以捐书的形式来兑现承诺。这是完全正常的。他们考虑得更周到，这种做法显然比捐钱效果更好。或许再多的实证也没有意义。当今的中国，到处是哗众取宠，到处是欺世盗名，到处是商业炒作，到处是不了了之，到处是不满、到处是妒忌、到处是不分青红皂白、到处是污言秽语，只要有人（特别是媒体）提供一个机会，一个出口，这些东西就会汹涌奔腾而去。这些不满，这些妒忌，需要发泄和诋毁。余秋雨太知名了，自然是众矢之的。但是中国并非只有这些丑恶。中国毕竟还有一个余秋雨。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贡献使他成为当代中国的骄傲。去看看他的书吧，听听他到底说了什么。余秋雨说中国文化需要的是建设，而不是毁坏。多么简单！放眼世界，看看我们有什么，除了垃圾，囊中羞涩！让我们珍惜好东西。一些好东西即使不那么完美，仍然是好东西，不要毁坏、抛弃。这样我们慢慢地会有一些积累，才可能逐渐富裕起来。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吹毛求疵、只会说不会做的人，需要的是辛勤的工作者、建设者。余秋雨是一个杰出的工作者、建设者。让我们学会珍惜。; 个人分类: 学术思想|3625 次阅读|3 个评论

如何保证中学语文教材的科学性？——从余秋雨先生的两篇文章说起: zhangqq 2009-5-16 16:18; 如何保证中学语文教材的科学性从余秋雨先生的两篇文章说起章启群北京市正在使用的中学语文课本上选有余秋雨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道士塔》，一篇是《莫高窟》。我读了一下，觉得我们的教材编写存在不小的问题，故提出来，请方家指点。《莫高窟》开篇是这样一段话：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首先，《山海经》里没有舜逐三苗于三危这句话。查《尚书舜典》有（舜）窜三苗于三危。《孟子万章》有：舜杀三苗于三危。《庄子在宥篇》却有尧投三苗于三峗。这句话的来源大概在这些书里。其次，关于三苗，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说：三苗者，缙云氏之子，即饕餮也。缙云氏就是黄帝，也叫有熊氏（参见《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黄帝的注）。可见，三苗也是黄帝之后，即我们现在说的炎黄子孙。因此，不管三苗与今日之苗族有无关系，她也是华夏一支。把三危山说成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那么，三苗就被划出华夏文明，而属于非华夏文明了。这样的叙述不仅不符合历史，更不符合我们今天对于华夏文明的解释，还可能产生一些民族之间的误解。文章接下来说：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象，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中国古代在夏朝才有青铜器，西周末或春秋初才有铁器。战马的出现至少在商周之后。因此，帝尧或帝舜时代的战争，只能是石头、木棍，或许有竹木弓箭。所谓哒哒的马蹄声至少要在上千年以后才会听到。最后，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我们，是飞天的后人。这真有点让人哭笑不得。莫高窟中的飞天，是佛教所说的六道之一或十界之一，现代中国人怎么能够是她们的后代？《莫高窟》是在《语文读本》中，另一篇《道士塔》就在《语文》课本中，是每个中学生在课堂上必修的文章。文章的开头这样说：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圆寂塔不知是何物。和尚死了，叫圆寂。塔是佛塔的简称，又叫宝塔，可以藏舍利和经卷，是从印度传来的。把圆寂和塔结合一起，给人的意思是：这是一种让和尚在上面圆寂的塔。这大概是作者的异想天开，世上从来还没有这种东西。不知何故，作者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反而有点执着和痴迷，在文章的结尾，他又这样写道：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圆寂塔已经是子虚乌有，而王道士与圆寂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只有说道士羽化成仙，从来没有听说道士圆寂。此外，这句话中的走过塔前也有语病。问题还在于，这篇文章题名道士塔，是指王圆箓的坟墓，这就对我们的宗教常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王圆箓是道士，道士的墓穴应该叫玄宫。道士的墓能不能叫塔？据我所知，前人从无此说。或许现代人把他的墓按照佛塔的形状来建造，可是它的名称是否能叫做塔？至少目前没有定论。作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用多少知识来论证！因此，无论如何，用道士塔作文章的题目是有问题的，实质上是不能用的。作者对于佛教与道教常识的模糊还表现在以下一段话中：道士想到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课本中对天师和灵官都有注释，但没有给菩萨注释。因为菩萨是佛教中之物，当然无法注释。作者分明又把佛教与道教混淆了。《道士塔》中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例如：不幸由他（王圆箓）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着重号为引者加）把敦煌宝藏说成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大概不准确。除作者外，几乎没有人敢这样说。而赤肠更是不知何意？成语有赤胆忠心和古道热肠，没有听到赤肠之说。以上只是我粗略阅读发现的问题，也是我首次发现中学语文课本中竟然出现如此惊人的错误！中学教材编写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毋庸赘言。教材传授的是人类的知识成果。因此，科学性，即知识的准确性、可靠性应该是教材的第一要求。语文课本中涉及的文学、历史方面的知识，同样也有科学性的要求。假如在数学课本里出现了两条平行线可以相交的说法，当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语文课本里出现上述的错误，实际上与两条平行线可以相交具有同样的性质！它会以讹传讹，贻害深远，尤其对于那些将来学理工科的孩子，可能会误导终生。至于由此涉及的文风、学风对于孩子的恶劣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其实，避免这样的错误也很简单，让一个历史系的本科生和一个稍有宗教常识的人把把关就行。我想，如果我们中学语文教材连这样的错误都不能避免，那我们的下一代就实在太可怜了！; 个人分类: 未分类|5576 次阅读|2 个评论

余秋雨的浪漫婚姻: rqyang 2008-12-15 07:51; 喜闻音乐剧《长河》 12 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余秋雨编剧，马兰主演，投资近千万元。《长河》问世，余秋雨和马兰又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青睐。重新看了马兰主演的黄梅戏《严凤英》数段，一句也不会哼了；读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的 2 篇散文，倒是略找到一点感觉，仿其笔风，写下这数数几段。 ----------------------------------------- 余秋雨的浪漫婚姻青水洋从大剧院出门，摸了摸口袋，发现还有几枚硬币在手中跳动，回家的车钱还在。音乐剧对我来说完全是外行，我来看的是余秋雨，我来看的是马兰。马兰是我最喜欢的黄梅戏演员。她的《女驸马》、《严凤英》、《西厢记》我没拉一出。她获得文华奖、梅花奖、白玉兰奖，飞天奖、金鹰奖等等的最佳奖项后，我就成了她的粉丝铁杆。可惜她潜水沉沦已 8 年有余，她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什么时候丢的我也没关心，她已在我心中慢慢地淡落余秋雨是我佩服的散文学家，当然他其它几个家也很厉害。他只比我小 2 岁，我没好意思收他为徒，可他把我的散文风格学得惟妙惟肖，至今我还百思不得其解。他的《文化苦旅》显然已超过我的水平，《戏剧理论史稿》、《艺术创造工程》等我也就不敢攀比了。他曾任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已经成为我的骄傲。近 10 年全国最畅销书前 10 名中，他一人独占了 4 本，基本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次音乐剧《长河》演出，我才知道马兰是余秋雨的老婆，余秋雨是马兰的丈夫。我高兴由衷，郎才女貌、女才郎貌，天生的一对。据考，马兰男友在上戏学习，不幸身亡，余秋雨作为事故处理的领导，认识了马兰。又说，马兰在上海演出，给余秋雨写信，希望能来看戏，于是认识了。一天，余秋雨对马兰说：我觉得，你做我的老婆挺好的。马兰回道：我觉得呀，你做我的老公也不错。于是就有了这对老少配姻缘。婚后日子很甜蜜，阴影不离。看书、看电视，买菜做家务，看望父母，请朋友吃饭。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一起当评委；在纽约给马兰的亚洲最杰出艺人奖的舞台上，双双作了戏曲方面的精彩演讲。 16 岁的差距并没有使人产生代沟的联想，相通的专业、共同的爱好、同步的思想，使他们之间架起爱情的桥梁，两颗星星发出的光芒比一颗星星更灿烂明亮。有人说，他们虽是老夫少妻，但少的谦让老的淘气，很可爱；有人说，婚后他们仍旧相敬如宾，相亲相爱。平时常能听到马兰说：余老师，我喜欢你的书。也常能听到余秋雨说：马老师，我喜欢你的戏。他们的婚姻正如马兰所说：婚姻如同红木家具，越老越有价值许多人在为他们祝福，祝他们文学艺术成果不断，祝他们婚姻甜美，白头偕老。当然，也有人在指责余秋雨，也有人在谩骂余秋雨，但不都是为了马兰。未成明星的李女士，只身闯荡深圳，挣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挣得了标志成功所需要的金钱。她说：我战胜不了婚姻，但我必须战胜自我。她成功了。她反过来感谢余某人，否则她可能还是家庭妇女一个，一个贤妻良母。事情就这么简单。尽量从好的角度看人，自己舒服，别人也舒服，可省多少不必要的麻烦。中华民族从来就有大的胸怀，大家就大度地接受秋雨与马兰。太阳升起，月亮下山，今晚还有音乐剧《长河》在大剧院。当然票要自己去买，这次不贵，最低的才一百元。《长河》很好看。讲述的是一个上京赶考带来的意味深长的宋代故事：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女主角在母亲去世后，女扮男装前往京城寻找赶考失踪 20 多年的父亲提出了女性对男性、后辈对前辈、灾难对文化的思考与询探。今晚可能有雨，带好伞，安心为余秋雨、马兰夫妇捧场喝彩。不写了。下面是余秋雨的真迹，看看他写的风格是否与我的一脉相传，请欣赏：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当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罢了，何况这实在已是一种奢望。摘自《文化苦旅》自序（余秋雨）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摘自《文化苦旅道士塔》（余秋雨）; 个人分类: 日记随想|13973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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