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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打伪科学”就是煽动民粹再现文革: 热度 4 Avalon2013 2013-3-25 08:03; 刚刚看到一些评论真是生气，实在忍不住说两句。有人提到民科，我们说民科研究什么是他们的自由，对这种自由应该给予基本的尊重，外人也无权干涉。至于其研究在学术上的价值是另外一回事。外国人也有民科，外国民科也在科学上做过贡献。只要学术制度健全，民科根本没什么可怕的，反之，如果制度有问题，把民科消灭光了也没用。为什么有人喜欢对民科和所谓的“伪科学”搞诛心之论呢？私以为这种诛心之论恰恰反映了某些官科的无能，这样丢脸的事还是少干为妙。昨天有人说“批判钱学森搞的伪科学”，我看批判钱学森没关系，但应该把钱研究的错误说清楚，如果他的研究不正确却得到了学界无端的认可，那就要反思当事者的错误。从错误中反应出来的制度漏洞也应该加以批判。如果有人认为“钱学森研究过气功就该批判”，那就不是批判而是“批斗”了，这样的批斗是在从重现文革，只不过理论依据有所变化而已。昨天郑波尽老师问我什么是民粹，民粹就是“民粹主义”的简称，民粹主义有很多涵义，我这里说的“民粹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煽动性的思潮。科学网实在不该弥漫这种东西。; 4947 次阅读|7 个评论

[转载]玉米品种区试与审定：改革与创新是唯一希望: lycdenmark 2013-3-3 16:27; 调研发现，某省北部玉米种植密度竟然几十年不变，停留在每亩3200至3500株的水平；据一位老先生讲，几十年来，东北某省玉米种植密度是下降的。这种局面很不理智，民粹主义者无论抬出什么理由也解释不通。这首先归咎为育种科技人员没有尽到责任，当然，比失职更不可容忍的是利益驱动技术倒退。我们面临的首先是改革，然后是创新。这是唯一的希望。现在东华北春播玉米区域试验的密度上升到每亩4000株，意味着审定的品种可推荐3200株/亩的安全种植密度；今年，黄淮海夏播区的试验密度，在各路砖家激烈反对下，好不容易确定在5000株，这意味着可建议农民种植4000株/亩，但在这个密度下试验和审定的杂交种不可能超越郑单958。这几年黄淮海地区的玉米播种量大约是5000粒/亩，实际成苗均在每亩4200-4300株，在这个密度下，黄淮海夏播区年年发生玉米倒伏和各种风险。解决的办法只能继续提高玉米品种的试验密度，才可能培育出超过郑单958的新品种。科技人员和管理者要区分生产目标密度和品种试验密度。5年以后，黄淮海夏播玉米的生产目标密度应该大于当前的实际密度，即在4300株以上，考虑到现在试验的品种要满足5年以后的生产需求，那时候的目标密度应该在4800株以上，那么今天的品种试验密度就应该超过6000株。在当前审定制度下，春播区审定品种如果推荐密度超过3200株，夏播区超过4000株都可能隐含风险。这么一比便知道我国玉米育种与大田生产之间的差距就在育种内部和试验方法的自我约束，同时也容易理解，玉米生产上因灾害损失的根源在育种而不是栽培，进而知道为什么产量增益缓慢。从品种试验和审定两个环节看出，我国种业技术根基软弱。所以，改革国家玉米品种区域试验和审定办法迫在眉睫，旧的制度既阻碍生产发展，也阻碍技术进步，不能不改。改革意味着重新调整那些过时、不合理或被扭曲的政策，平衡各方利益格局，必要时，踢开羁绊，打破旧的利益格局。育种和种业发展周期较长，竞争压力大，留给我们的时间却不充裕，再不改革，种业和作物育种都难以激发活力，甚至死路一条。希望今天的育种者和管理者不要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路，心中充满历史的负罪感。经过转型，要实现公益性科研与企业协调发展；有必要修改种子法和相关法规；国家扶持企业能力建设，就必须加强品种管理，彻底改革品种审定制度。科研单位和企业育种者都要开阔眼界算大帐，在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上不再彷徨，在品种试验密度上不能再犹豫，选育自交系的早代群体种植密度要在区试的基础上增加一倍，而品种筛选试验要比生产目标密度增加25%，现阶段提倡每亩增加1000株，但在新疆和黑龙江要大大超过这个增量。如果从2002年以来，中国玉米育种界的双重利益集团不是抵制这些原理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普遍具有了抗衡跨国公司的能力；已经争论了十年，但现在除了模仿和搭车以外，仍然没有可持续的创新能力。究其原因，寻找对策，需要在种质基础和试验方法（密度）两个方面都采取强有力措施才可能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 个人分类: 科技|1352 次阅读|0 个评论

就地考试、分别录取——关于高考的一个设想: 热度 16 fdc1947 2012-12-13 08:03; 最近，关于异地高考的话题很是热门，各色人等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最公平的办法是全国统一考试，一个分数线，统一录取。这种方法看上去似乎最公平，其实是所有方案中最糟糕的一种。为什么这样说？在所有各种不公平之中，最不公平的是大面积作弊。我想，这一点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像目前这样的即使是最糟糕的高考，只要考试是认真的，也比大面积的作弊公平。目前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作弊？那是各省教育部门的努力维持的结果。各省教育部门为什么能够努力？因为分省录取。现在的高考，由于名额都已经分到了各省，考生们是同省厮杀，省内的竞争。作为一省的主管，省教育行政部门必须严格监督各市县的考试，如有一县乱套，其他市县绝不肯干休。须知，各县市从骨子里是要放自己县市考生的水的，只是省里以及其他县市盯得太紧，为自己的乌纱计，所以不能做得过分。这一点是设计政策时应当考虑的基本出发点。假定现在就全国一个分数线，竞争的各方就是省市与省市。一旦发生河南人与河北人、山东人、辽宁人等等竞争的情况，各个省的教育行政部门就不会那样紧紧地盯着自己的部下了。教育部有这个本事，能直接盯死全国各县市的那么多考场？那时候不全面作弊才怪呢！没有人有这种本事能够防止产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全国一条分数线是决不可以的。分省录取，不是什么人头脑一热想出来的。用一句酸一点的语言：“势也！不得不然”。连封建时代科举考试也不得不名额分省（当然，这里面还有别的重要原因，此非本文重点，不论）。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各省名额的分配可以做一些调整，主要是部属高校对各省的名额分配应当根据考生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但分省录取是不能取消的。中国教育已经胡来很多次，现在再也不能胡来了。特别要提防那些貌似平等的民粹主义的极左做法。那么，怎么能够使异地学校的考生不往来奔波，就在平时生活和学习之地考试呢？那就是本文提出的方案：就地考试、分别录取。考生就在生活、学习地考试。在北京学习的学生可以参加北京的考试，但是，录取则应当区分情况分别处理。首先，符合就学地政府规定条件的，可以在就学地录取。例如，北京有关部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定出一定的条件（例如，在北京的学习年限，家长在北京的工作年限等）。符合这些条件的学生准予按北京户籍的学生处理，在北京考试，参加北京市的录取工作，与北京户籍学生没有差别。不符合这些条件的学生，同样可以在北京参加考试，但是，要参加户籍所在省的录取。 “你胡来了！他在北京考试，怎么能够回户籍省录取？考试题目不同，分数没有可比性。”性急的朋友立刻会跳起来。如果两地试题相同，在任何地方考试，自然没有大的问题。即使考试题目不同，但是，在统计意义上，每门科目的分数判定也不会有大的差别。如果两地考试总分不同，转化时，把总成绩乘上一个标度因子即可。比如，某生在北京考试，得 400 分，北京的总分是 750 分，如果该生要转到一个总分只有 600 分的省份，两地总分之比即标度因子为 600/750 = 0.8 。那么此分数折合该省的总分为 400 × 0.8=320 分。该生以 320 分由户籍地负责录取。所有这些都可以由两地有关部门在他们的网上解决，不需要考生来回奔波。所以考试题目不同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这样，就地考试、分别录取，既可以使考生在他所在的地点方便地参加考试，又可以避免所谓“高考移民”。; 个人分类: 教育|4873 次阅读|44 个评论

[PX]科技工作者如何站起来——”理科生“谈”文科“问题: 热度 1 zhaoyb 2012-10-31 13:34; PX之风波，始自大连，后到厦门，又到宁波，可谓波涛汹涌。其后又起所谓“文科生”和“理科生”之争【1】【2】。而这也诚然有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问题。诸多文章，有的从PX实际毒性出发，有的从民主的高度出发，都有详实的资料和站得住脚的理由（即使从个人观点出发我依然认为【1】写的是很好，虽然有很多专业问题上的谬误，但我认为这些谬误反映了很普遍的问题，至少是很有启发性的）。在此鄙人从另一个角度，试图调和这个“矛盾”，也从一个侧面看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在人文社会事务中的挑战和责任。首先从问题出发，我们做出如下抽象和假设：假设PX生产本身并不会对环境或周围居民造成急性或者确定的长期危害，并且有迹象表明PX只有接近于背景污染的危害，但是潜在的风险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此处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某个地方，政府或者工业界，以一种在专业人士看来合乎行业标准的方式，向当地居民的环境施加一个与背景污染相比无穷小的但却可控存在的“微扰污染”，试问当地居民的反应以及这个反应所折射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微扰在现在看来只是民众心理上的。这一假设完全出于简化问题以便讨论的目的做出，这一论断本身需要长期的观察研究和细致全面的分析，涉及化学，化学工程学，医学，污染控制，公共卫生等多领域研究，本人无意在此妄加论断。 -------------------------------------------------------------------------------------------------------------------------------- （分割线内陈述性内容基于上述假设，非本人对此具体事件的观点）我认为，要真正解决问题，“理科生”应该先放下自己的专业知识，从“文科生”的角度看问题，要理解而不是鄙视他人因为没有专业知识而产生的顾虑，并永远承认这种顾虑的正当性。坚决摒弃嘲讽的态度和优越感，谁都有无知的时候，谁都有无知的亲人。比如做有机的，想想假如你家边上建个核电站你怎么想？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文科生”相信”理科生“，在对专业知识了解有限的情况下承担这种他们眼中的潜在风险，抵制种种别有用心的谣言，用对话解决疑虑，用非民粹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争端。无论这个风险多么小，人们都是习惯性回避的。为什么就要我成为这个“牺牲品”呢？这反应的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当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潜在损害的时候首先想到是有人或者组织要坑我以获得自身的好处而不是为我谋取更大的好处。在这一问题中就是非专业背景的群众（”文科生“）对政府，产业界和有专业背景的人（或者”理科生“）的不信任。在诸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和学术黑幕面前，群众又不懂化学，他凭什么相信你？我们既然说他无害，我们就应该带头自己住到化工厂边上去。我们还要让推动这件事的相关单位的人至少把办公地点进驻到边上去，让空气质量监督部门进驻到边上去。这样，在”文科生“眼里”理科生“手里的”公家的事“变成了关乎“理科生”自己生命的事，他们就会相信这些“理科生”是负责任的，而且这也真正让政府的一些有可能不作为的部门负起责任来。这诚然要耗费巨大的成本，但鉴于此类事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如果这件事不能圆满化解，便会在人们心中长留心结，“理科生”与“文科生”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就更加遥遥无期了。所以，自己说的话自己要带头去做，既然我们更了解风险，我们就应该勇于为公众承担风险，这是我们的责任。转基因的问题，新药的问题，这种带头承担风险的举措都可以是一个建立信任的“破冰”的过程。然而毕竟不能每个工程都如此兴师动众，破冰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建立一个互信的机制来解决类似的问题。首先我认为要保证一个高的安全值，才能让“文科生”冷静地坐下来。就是说专业人士认为没有必要的安全措施，也应当适当的使用。比如我实验室作为对面就一个柜子上贴着易燃爆，致癌物，危险的标签。柜子里面装的全是比PX毒的，但据我所知以前很多人用的时候根本就不使用任何防护的溶剂(当然PX我个人认为不能算有毒），但是我却很放心。因为我已经被三番五次告知潜在的哪怕是非常小的危害和如何避免危害，我可以在学校的网站上找到大量的与个人健康和安全有关的数据，我被要求在即使在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依然使用防护设备（眼睛，实验服，手套）。这就是为了在即使是严重意外的情况下都保证安全，就是要保证在地震的时候一瓶见空气就燃烧的有毒试剂直接泼在我边上我也安全。在这件事上，比如在距离化工厂近的地方按人配发防毒面具或口罩，设置并定期维护有毒物检测器。定期演习紧急情况处置并且演习到让消防车真的开进来。（这些其实很多时候是必要的）这就让”文科生“建立起他们看的见的安全感，然后带着这种安全感谈问题。回应到【1】中的“你们可能会错”，我们要做到即使我们“理科生”错了，你“文科生”还是安全的，如果真有意外，我们也一定承担最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是要宣传潜在的微小风险而不是避而不谈，或者以一种不容分辨的语气说“那个没事”。想靠”无知者无畏“的愚民政策最终的结果就是”无知者什么都畏“。因为当一个人在每个地方都被告知并能够理解有很多潜在危险的时候，他就理解了什么是背景污染。就像当我知道医院照一次X射线的辐射剂量远大于紧贴在X射线衍射仪屏蔽罩外面站一天，我也就对这个仪器没有过多的反感了。就像【1】中提到的(但此处我正用此论据论证相反的论点），剂量决定毒性，当所有人都知道站在马路边所承受的致癌物剂量高于化工厂的排放在本地造成的污染剂量时，自然就没人折腾了。乍一看是”耸人听闻“的宣传，实际的效果是”知识就是力量“。（就像我们做仪器分析实验的时候测过校门口某超市的肉，疑似铅超标，但后来很多周围的食物从我们的不能算严谨和严格的测量来看，铅都超标，那这个就是背景铅含量，你就不能去黑人家超市的肉了）。如果我们时不时跑去化工厂边取个样，做个气象色谱晒出来，那便可事实胜于雄辩，谣言不攻自破（分割线内陈述性内容基于上述假设，非本人对此具体事件的观点） --------------------------------------------------------------------------------------------------------------------------------- 最后，引用“中国程序猿们站起来，火车上的民工们才能坐下去！”【4】，以此与诸位科技工作者共勉。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更多的责任。这个社会的前进需要我们首先承担风险，一个诚信的环境需要我们首先以自己的某种程度的牺牲来践行诚信，科学思想的传播需要我们首先用额外的付出追寻科学的理想并保持人文主义的精神，温暖的生活需要我们在遭受冷漠待遇时仍然帮助我们可以帮助的人。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就宁波PX风波致那些SB理科生。一枚文科生的逆袭 http://blog.renren.com/blog/245473694/878376727 【PX】理科生逆袭文科生（非原始出处） http://bbs.m4.cn/thread-3387882-1-1.html 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就宁波PX项目浅谈民主的难题 http://blog.renren.com/blog/313426043/878515838 程序员不满订票难自建12306开源项目组 http://tech.hexun.com/2012-09-30/146421162.html; 1639 次阅读|5 个评论

“民粹主义”比“市场主义”要更愚蠢！: 热度 1 pikeliu 2012-10-4 08:40; 来源：网易发布时间：2012-10-3 10:56:49 选择字号：小中大 “民粹主义”比“市场主义”要更愚蠢！清华教授称长假高速免费是最愚蠢政策他认为长假高速应涨价50%，所有增加收费用于扶贫办学从9月30日晚上开始，多地高速路出现大拥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 10月1日在微博批评称，长假高速免费是“世界上最愚蠢政策”。李稻葵称，高速免费等于动员大家一起上路堵车。真为了民生，应宣布长假高速涨价50%，所有增加收费分给100个贫困县，扶贫办学。李稻葵：长假高速免费？我们在创造迪斯尼录。这是世界愚蠢政策的新纪录！价格是社会协调机制，高速免费等于动员大家123一起上路堵车！今日中国，有车族不是最低收入层。真为了民生，为何不宣布长假高速涨价50%，所有增加收费分给100个贫困县，扶贫办学？建航母也行。实在想不出比免费更馊的主意了？太有才了！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分享到：打印发E-mail给：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2012-10-4 7:38:03 lxchemo 清华叫兽就会研究这个???????????清华叫兽就会研究这个???????????清华叫兽就会研究这个???????????清华叫兽就会研究这个???????????清华叫兽就会研究这个???????????清华叫兽就会研究这个???????????清华叫兽就会研究这个??????????? 2012-10-4 2:51:02 Jinnxiang 中国现在需要大家出去消费经济不景气啊 2012-10-4 0:01:22 s0912 惠民导致拥堵,涨价不见得不堵. 涨价起不起作用要看价格需求弹性,以及替带品和互补品的价格. 过去春运火车票涨价就难以解决拥挤问题,因为价格需求弹性低,最后还是靠飞机和长途汽车客运的替带疏导解决问题.这些经验教训对政策决策似乎不起作用. 看来科学决策仍然任重道远! 2012-10-3 23:35:58 kxwlac 有马后炮的味道啊直接说是李稻葵就是了我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人呢 2012-10-3 23:24:01 rlnfu 看了李教授的文章,感觉没有什么不对,"长假期间高速免费"这一政策的出台不知道是出于何种考量?但现实的问题是国家在此期间至少损失10多个亿.这10多个亿确确实实等于补给了"有车族",等于占国内人口90%的无车族来说是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的,也就是拿着本属于国内多数人的钱给少数人补贴了,不公平啊! 目前已有 42 条评论; 个人分类: 社会与生活|3411 次阅读|1 个评论

“抵制日货”是民粹或野蛮行为吗？: 热度 2 yurongming 2012-9-19 13:47; 钓鱼岛事件越演越烈，日本近日又公开宣言购买钓鱼岛，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而昨天又恰逢9.18，在这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国耻纪念日，部分地区不由自主发起了“抵制日货”的游行和相应正常或较为激烈的爱国行动。很难说在“抵制日货”行动中就没有别有用心之人，但科网有博文将其简单定性为民粹主义，这种评议其实更值得商榷。不管政府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当然不希望“抵制日货”行为演变为打砸抢的恐怖和混乱。而在各地的游行、示威等活动中，也不排除偶有打砸日本商铺、日本车的过激行为。但是，绝大部分行为都是在政府和民众理智的控制之下，跟恐怖、民粹之类说法是挂不上边的。有文称：“ 生产日货的是中国人，销售日货的是中国人，使用日货的还是中国人，而打砸日货的也还是中国人。谁是输家，一目了然。 ”这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话同样也是以偏概全、偷换概念。确实，从民众来说，大部分普通人不懂得区分中国人生产和销售的日本品牌与日本人生产和销售的日本货的区分，“抵制日货”行为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说对国民经济没有一丝一毫的损失。但是，从这种自发的行为当中，我看到更多的是普通民众拳拳的赤子之心和奔涌的爱国激情！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之所在，这不是民粹，更不是恐怖，没有这点热血和耻辱感，那中华民族才是真真正正走到了最危险的关头！街头，为“抵制日货”，五六十岁的老头亲自上阵，一声一泪摇旗呐喊，有人称：“打日本人我一定叫两个儿子亲上战场”，有人称：“打日本鬼子我一定把所有的财物捐上”……百年的耻辱、百年的血泪，现今日本人都又骑到头上来了，热血的老百姓仅仅表达一点愤慨之情，这难道错了吗？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在中国的奸杀抢掠，我们可以说是恐怖，是残暴，是赤裸裸的灭绝人性！现在，松下电器的中国员工脱下制服，对日本老板说：“滚出中国去”！既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这算哪门子的恐怖和愚昧？要说，也只能是古语所说的：“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抵制日货”，中国民众无非就是表达一个卑微而热血的愿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宁愿没有东西用，我甚至宁愿饿死，也不愿再跟你狼心狗肺的日本人有任何的牵连！”; 2537 次阅读|4 个评论

抓小偷的后果——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2: 热度 14 niehuihua 2012-9-3 08:52; 按：在我完成《被迫出国的李教授——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1》( http://doctornie.blog.sohu.com/208957345.html?act=1346632376863 )之后，我看到了一些反馈，大部分是对我本人和大学教授的嘲讽，正佐证了这篇文章是多么“应景”！我觉得自己必须回应点什么。最近，关于北大的桃色新闻闹得沸沸扬扬，一股打倒大学、打倒权威、乃至打倒一切的网络戾气扑面而来。我也写了一篇评论《很多人的经济学白学了——评北大“奸淫门”》（ http://doctornie.blog.sohu.com/235055235.html ）。这件事情本事虽然很容易搞清楚，但对中国大学的伤害不会停止，只会加剧。如果不是我特别悲观，下一步会出台更多对大学老师的管制政策。要理解这些政策出台的更深层次原因，要读懂现行政策的矛盾之处，必须看我写的《所有人都有罪》（ http://doctornie.blog.sohu.com/179838235.html ）。对与不对，让我们拭目以待。也许，若干年后，当历史被解密时，我们会恍然大悟。一周前，我又写了《抓小偷的后果——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2》，见下文。借韩寒的话发挥一下，杀戮贵族是容易的，因为会得到民众的掌声，但杀戮氓众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会收获唾沫。——聂辉华抓小偷的后果 ——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2 王爱民带叔叔王英国去省里上访举报村长王伟正贪污，但是没有找到证据，结果叔侄被本地公安派出所拘留了一个星期（有关情节见《所有人都有罪》）。回到大学里，王爱民开始找工作。有一天，饥肠辘辘的王爱民在街上闲逛时，撞见了一个小偷抢一个女生的钱包。王爱民立即出手制止，小偷逃跑，王爱民追了半天没追上。等到他回到那个女生旁边时，周围已经围了一圈人，还有几个警察在等他做笔录。警察：“小偷什么模样？” 王爱民：“没太注意，好像是理了个板寸头，上衣是白色的。” 警察：“你追了多远？他往哪个方向跑了？” 王爱民：“我追了差不多3里地吧。他跑得很快，估计每秒能跑十米。他往正义街那边去了。” 有围观的好事者将这个过程拍摄下来，然后将视频上传到天涯、凯迪、猫扑等各大网络论坛，标题是《80后勇追小偷英雄救美》。当地电视台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正面播报，并使用了部分网络视频。王爱民成名了。可惜好景不长。一个名为《惊天爆料：所谓英雄救美原来是一次炒作！》的帖子开始在各大论坛被疯狂转载，并被版主置顶。帖子根据文本分析，发现了王爱民事件的多个疑点：第一，为什么王爱民在旁边却没有抓到小偷，而且还“跑了三里地”？第二，当事女生很漂亮，而且和王爱民是同一个大学的，谁知道是不是王爱民在设计追这个漂亮MM呢？第三，视频显示，小偷那天穿的是浅蓝色上衣，根本不是白色上衣，王爱民在说谎。此“爆料”一出，跟帖者云集。更多热心的网民提供了更多的质疑和爆料。一个名为“王爱民小学同学”的ID揭露，王爱民从小脾气暴躁，而且一个月前刚刚被派出所拘留一个星期。什么原因，大家猜去吧！请问，有谁敢相信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居然一夜之间成了见义勇为的英雄？善良的群众哪，请擦亮你们雪亮的眼睛！一个名为“资深拍客”的ID提供了专业的技术分析：根据现场视频分析，小偷每秒的奔跑速度是8.2米，根本不是王爱民说的每秒10米！王爱民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夸大小偷的速度？大家看看主贴的第一个疑点就知道了。诡异！一个名为“刘翔的粉丝”的ID进一步做了对比。他说，世界上第一个百米跑奥运冠军托马斯·伯克用了11秒8，平均每秒还不到10米。难道小偷比世界冠军还厉害？赶紧找到这个小偷，将他整成个世界冠军啊，别让人欺负我大中华无人！一个名为“紫衣涓涓”的ID也有爆料，声称自己是当事女生的同学，而且还透露了当事女生的名字樊仙羽。说这个女生最近因为视频也火了一把，找她做广告、拍电影的星探都把宿舍电话打爆了，看来炒作很成功啊！更多的人在附和质疑者，例如质疑视频中的小偷其实是毛寸头，根本不是半寸头。还有人说，半夜亲眼看见王爱民和当事女生在一起亲密地散步，原来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有热心的网民还为此专门写了一个长篇质疑贴《80后英雄救美：我们怎能相信一个谎话连篇的英雄？！》，并被主流媒体报道。迫于压力，王爱民所在的京城大学管理学院的团委书记不得不找王爱民谈话，说是了解情况。被激怒的王爱民走投无路，自证无门，干脆说“就当是炒作，就当是假的好了”。不知怎么回事，王爱民“承认造假”一事又被网络爆料，随之而来的是更多铺天盖地的谴责帖子，而不仅仅是质疑。不久，当事女生神秘地消失了。王爱民没法在本地找工作，只好暂时灰溜溜地回到了老家王庄。在王庄，另一场风波在等待着他。（此文纯属虚构，转载本文请注明出处，传统媒体不得转载！）; 4376 次阅读|16 个评论

什么是大字报: 热度 3 王铮 2012-9-3 08:37; 什么是大字报因故想看看人们怎么理解“大字报”，看了维基百科的，也看了百度百科的。维基百科对大字报的基本定义是：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壁报，是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的流行于中国大陆的言语—书写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它既是一种言语—书写形式，却又不单纯是言语—书写方式，更是一种政治工具，与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相关联的阶级斗争、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百度百科认定它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后者可以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不论哪一种功能，基本表现方式都是片面和不实之词，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辩与反驳。所谓用大字报的方式开展大辩论，实则是大批判，大量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1980 年在废除大字报的宪法条文时，时任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障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号，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三、把“四大”写上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革命”到“西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毛泽东对大字报是情有独钟，所以我一直以为大字报是延安整风的产物。百度百科介绍：最早出现大字报的高校是北京大学。 1957 年 5 月 19 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可惜，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的报刊书籍中都没有登录下来，使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它的全文。接着，哲学系的龙英华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　　随之，一张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这一天，后来被北大的学子们称为“五一九运动”。但是反右开始后大字报成为揭发、批判“右派分子”的工具。大字报的重新响起是他在文化革命的中被工作组用于在知识分子内部揭发、揪斗。但是转变也发生在北京大学，此后大字报转变为批评上层的工具。 1966 年 5 月 25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在文化革命中转移斗争大方向，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批判修造主义路线。被毛泽东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不久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贴大字报说工作组“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专家教授不是“氟氯溴碘毒性很大”，而是“氦氖氩氪活性不足”，被称为造反，开始了“造反”的历史。 1966 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得到高度肯定。在接下来的运动中大字报成为了文化革命中表达自己意见、揭发和批判“阶级敌人”敌人、传播社会新闻、发布政治声明的文化工具，不过它主要是用于对准上层人物的，这一点与现在的网络言论有根本不同。 1975 年宪法，毛泽东指定把大字报为核心的“四大自由”列入公民权利，目的是“整官僚主义”，使得大字报具有政治优惠权。大字报的第三次浪潮是 1978 年西单的墙上贴了许多大字报，这种大字报更多的是指向政府的政治批评，所以得到西方某些势力的支持，成为大字报被取消的起点。 1957 年的大字报，基本上是实名的。但是在文化革命中，大字报很快成为匿名，大字报的匿名性为利用大字报表达被压制的意见避免报复提供了保护，但是很快成为利用大字报造谣、诬陷、揭发隐私、显露机密的工具。事实上，有了法律的支持，也有了匿名信，大字报成为了一种民粹主义的产物，人们可以快速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特别是人数最多的群体，可以用自己的大量的大字报覆盖早期张贴的大字报，形成一种一致性意识表达，使得不同意见、观点和背景说明被压制和事实上禁止。大字报的产生实际上是在中国缺少民主环境、缺少新闻开放条件下形成的，而它的匿名性、民粹主义特点和政治优惠权，成为了缺少法律约束的对象，也成为了人权的破坏物。当然也为公众提供了一种自卫工具，事实上起到的参政议政的作用。在形式上大字报有各种各样的纸张构成的，在文风上多数大字报是形式主义的，它往往教条主义地从当局肯定的某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出发，指责性地陈述观点而不是展开分析论证。大字报得到传播的原因，第一是它的匿名信，在非民主但是理想主义的社会条件下，可以给某些反抗者提供保护；第二是它传播的有限性性，这使得上层政治人物容易提供专政手段控制它，或者如毛泽东所说， “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第三是民粹性，它容易为最多民众说利用和接近。附维基百科的大字报解说。维基百科说它不能保障它的解说的中立性。起源毛泽东曾说，“中国自子产（？—前 522 ，春秋时期郑国人）时就产生了大字报。”毛泽东把古代的揭帖认定为大字报的起源。古代的揭帖是私人张贴的启事。广义地看，现代所有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称作大字报。但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大字报则直接起源于 1957 年反右运动发动前夕。历史 1957 年 5 月 19 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疑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亦有人考证， 1955 年 7 月开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广西柳州市、宾阳县均有大字报出现；见《柳州市志》第五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宾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9 页），接着有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于是一张张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很快反右斗争利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提意见的大字报成为反党言论的罪状，在包括批判大字报的裹挟、反击下， 50 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开除工职、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场、边疆）、判刑等处罚。在整改、“双反” ( 反浪费、反保守 ) 、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毛泽东（ 1958 年）因此称赞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 1966 年 5 月 25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此后他们七人在校园里遭到围攻。 1966 年 6 月 1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批准下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授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0 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的桂冠。同年 8 月 5 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下的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就被冠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副题。 8 月 9 日公布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字报的主流内容与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其固定格式为：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强行曝光，纳入公共话语评判的范围。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大帽子乱扣，嗓门越大越好。开始是用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形成“保留三天”的通例。常在大字报的天头、地脚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从形式上看，大字报不仅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有用书写纸，也有用旧报纸写的，体裁上也门类齐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丰富多彩。张贴的地方，从学校、机关、厂矿、街道的墙壁、门窗，甚至人身上。时间上也是天天有新内容、新花样，不断更新。由于大规模的大字报耗费了大量的纸张、笔墨，时有纸张断档的现象发生。大字报经反复覆盖糊成了厚厚的一层，成了回收废纸者丰厚的收入来源（只能夜里偷偷地撕）。看大字报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有抄录、收集大字报内容作为借鉴或情报的。 1975 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 1978 年 3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美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在华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大字报的书写，抗议给他们特殊待遇是“修正主义”做法。受内地冲击，香港总督府外也曾贴满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也利用大字报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有伊林·涤西（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白志清（重庆）《我爱我的祖国》、《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李一哲（广州）《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在 1976 年四五天安门事件， 1978 年反对“两个凡是”的西单民主墙中，大字报都曾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0 年 2 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 9 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1982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消了 " 四大 " 条文。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仍有人因受到损害无处申诉、利益冲突中处于劣势，或出于不公平竞争的目的，利用大字报形式表达意见。个别人因此受到程度不同的处罚。国外也有类似表达形式，如高秋福的《在国外看大字报》就描写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加拿大国会大厦联邦广场、德国科隆主教座堂的大字报墙。有人把互联网与大字报进行类比，说它们都是非主流的民间媒体，没有言论“守门人”（编辑或主持）的开放园地，不用刊号、书号，真正贯彻人人平等原则，名流或小人物，教授或学生，高明或平庸，都有同等发表权利。其区别仅在于：公共场合与私人空间，群众围观与独自收看，手抄件与印刷体……互联网是抽象、无形地展示在私人书桌的屏幕中；大字报是具体、直观、乱七八糟地覆盖在繁华街道的墙壁上。; 个人分类: 我也说文化|6554 次阅读|4 个评论

很多人的科学知识白学了——评北大奸淫门: 热度 98 niehuihua 2012-8-28 08:59; 注：博客原题为《很多人的经济学白学了》，鉴于经济学也是或接近科学，我换个题目贴在这里。－聂辉华最近关于北大的新闻很多，其中最火爆的是所谓的“奸淫门”。面对热闹，没有人可以免俗，但在热闹面前失去理智，失去基本的科学素养，则是经济学人的悲哀。我仿佛看到，民粹主义借助网络的力量，在中国大陆上空比任何时候都来势汹汹，简直是黑云压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至少越来越接近一门科学。经济学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三讲”：讲逻辑、讲证据、讲利益。具体来说，首先要有假设、有推理，然后得到结论，这个过程必须符合逻辑。其次，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强调经验研究，因此理论通常必须得到证据的支持。前面两个特征是科学的一般特征，而经济学还必须有第三个特征，就是以“效率”为唯一视角，以成本－收益比较为分析效率的唯一手段。这三个特征缺一不可。否则，经济学和工程学、运筹学就没有区别，因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进行优化，但经济学会从利益的角度去寻找约束条件，而不仅仅是从技术的角度确定约束条件。我以为，一个学了经济学，或者懂经济学的人，平时想问题办事情都应该遵循上述“三讲”。但是，我错了，我发现很多受过经济学教育、甚至受过世界顶尖大学训练的人，一旦脱离了自己的专业领域，或者一旦没有同行评审的压力，就变得和普通人一样凭感性行事。在匿名的互联网上，这种非理性行为更是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北大“奸淫门”为例。面对这一丑闻，那些应该学过经济学的围观网民在一些专业论坛或网络社区持什么态度呢？有人说，因为某某是名人，所以爆料必然是真的。名人＝真实？这是哪门子逻辑？名人撒谎的多了去了，因为名人通过夸张的爆料可以博取眼球，这种收益很可能远远大于不对称信息下少数人的批评带来的成本。有人说，因为某某学术水平高，所以他的话可信。学术水平＝道德水平？那怎么解释某个哈佛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去偷邻居家的马粪？北宋蔡京的书法是一流水平，但还不一样是万人唾骂的大奸臣？有人说，因为大环境不好，所以有这种事情很正常。普遍性＝必然性？我能因为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低下，就随便怀疑某个具体的人必然道德水平低下吗？学过计量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什么叫“样本选择”，就是研究者不能专门找有利于自己的样本。为了证明北大“奸淫门”必然成立，就去找了一堆没有关联的个案，这跟“黑打”和先抓人再定罪的非法手段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有人说，因为某某以前痛批时弊，所以这次也不会看走眼。以前的证据＝现在的证据？看来，一个人只要做对一些事情，就可以口无遮拦、甚至为所欲为了。好比有人以前揭发过学术不道德，因此他所有关于学术不道德的指责必然成立，这怎么听着象“出身论”啊？有人说，这事肯定是真的，而且肯定会被有关部门遮住，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么请问，你最起码该信任某个机构吧？要让所有的机构在所有的时间为一件事做假，这成本得有多高？收益又能有多少？不能说政府的结论对自己有利就体现了依法治国，对自己不利就证明了贪污腐败。完全根据个人偏好来做出规范的判断，这是客观中立的态度吗？有人说，因为有很多跟帖的网民支持某某，所以这事一定是真的。看来得到真理太简单了，只要搞个网络投票就行了，还要学者干啥呢？我多次说过，一方面中国的网络是世界上管制最严格的，因为上不了Facebook、Youtube，有时甚至也上不了Google，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网络又是世界上管制最松的。任何人在网络上可以任何方式辱骂任何普通公民，但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哪里还有这样自由的网络？如果骂人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但是却可以赢得口舌之快，那么骂人的话、批评的话有多少是真的呢？那些天天在职场上进行利益博弈的人，号称学过经济学的人，总该懂一点基本的成本－收益分析或激励理论吧？够了。看来，一个人要在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时做到讲逻辑、讲证据和讲利益是容易的，难的是在非经济学问题上也能做到这“三讲”。; 24435 次阅读|147 个评论

中国急需批判暴力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 热度 1 yue 2012-6-3 12:05; 中国近现代就是鼓吹暴力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历史，但是中国越来越成为这三种思想的受害者，当然，世界也是。孙中山鼓吹的是这三种，中国共产党也是。连印度的甘地也鼓吹了民族主义。和暴力主义相反的是和平主义。和民粹主义相反的是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是人类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国绝对是祸害，而不是福音。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实质是精神上的暴力，即武断。; 个人分类: 普罗米修斯哲学|1848 次阅读|1 个评论

支持黄安年先生，反对科学网的网络民粹主义: 热度 30 王铮 2012-6-2 08:30; 支持黄安年，反对科学网的网络民粹主义过去两个月，由于学生要答辩，我没有怎么上科学网，今早看了黄安年介绍的《科技导报》文章《征签名抵评奖惹出两大争议》（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6909-569245.html ），我才知道科学网通过网络签名，反对烟草研究项目获奖，不知道成功没有。我认为科学网在这件事上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它违背了科学原则，搞的是网络民粹主义。爱因斯坦有个著名的故事，据说纳粹德国发动 100 个科学家反对相对论，爱因斯坦说：“只要一个就够了。” 烟草研究项目是否应该获奖，应该通过科学论证，一个人论证清楚求可以了。关于烟草获奖问题，黄安年先生讲得何等好呀，网络签名，不是“合理有效地解决学术争议或学术是非的方式”。我认为作为媒体科学网应该持客观中立态度，作为公民，科学网工作人员或者科学网的科学家应该提出科学证据，论证“烟草获奖项目”非科学。网络签名，不是讲科学道理，而是造成一种势力，以势压人，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做法。我一直在科学网写文章，反对精英主义，也反对民粹主义。我为什么反对民粹主义，因为教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动起来的？是这样的：开始有领导人搞“精英主义”，派工作组大搞“红五类”、“黑七类”，弄得绝大多数公民存在被反革命的边缘，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号召“造反有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一呼“亿”应，结果全国纷纷造反，“七亿人民七亿批评家”。可惜这时候有人害怕真正的民主，把中国导向了民粹主义。国家不是通过法律形式来组织社会，而是搞所谓“群众专政”，任何人只要组织几个人，成立个什么群众组织，就可以揪斗“当权派”和“学术权威”，不需要任何论证就指责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弄得社会精英人人自危了。接着群众组织为了自己的利益，群众组织的头目在民粹主义思潮下，不要民主选举，而是想通过民粹压力夺取权力，典型的就是王洪文发动的上海工人到北京告状，用民粹压力迫使毛泽东、周恩来让步，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就是一场民粹主义的革命，从此兴起了中国大陆武斗的腥风血雨。毛泽东是通过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把这场民粹主义泛滥压下去的，可是“清理阶级队伍”，伤害了更多的公民，代价很大。不要法制，不要正常程序的民粹主义，最终伤害的是公民自己。更早，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当时俄罗斯民粹主义泛滥，出现了“革命者”任意侵占“资产阶级妇女”、枪杀“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局面，引发了俄罗斯的长期内战。斯大林的“大清洗”，实际上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收拾民粹主义烂摊子。民粹主义，引起动荡，这是历史的教训。黄安年先生是世界史权威，应该能够举出更多的例子。发动网络签名抵制“烟草奖”，当然没有 1917 年， 1967 年的民粹主义严重，但是它开始了一个不要法制轨道的“群众专政”的民粹主义路线。今天你可以签名反对烟草奖，明天他可以签名“驱逐 *** ”，整个国家就乱套了。民粹主义的危害在逼近中国。而民粹主义与政府治理的冲突，不然会引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这里，我绝不是骇人听闻，而是敲警钟。最近，美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的民粹主义，连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为了国家正常运行，也不得不驱赶占领者。网络民粹主义，是定时炸弹。网络民粹主义，正在世界上泛滥起来，这是世界受到的一个挑战。曾经有个外国朋友告诉我，网络民粹主义叫网络毛泽东思想，我思考后认为他错了，毛泽东思想在根本上不等于民粹主义，例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就是一种管治（ governance ，不是管制）思想，这是好东西，搞管治的， 2009 年，拿了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管治，就是有管有治，不是专制，也不是无政府主义。当然网络签名，网络民粹主义，整个民粹主义，不是一无是处，是处很多，它可以整官僚主义，可以反映民间需求，它可以限制“精英主义治国”，这些都是民主的起点，科学网发动一两次，也不是大错。我们的国家最需要的是民主治国，而不是群众专政。比如科学网“博主委员会”就可以搞的民主，现在是“协商”产生，毫无活动。我们知识分子天天要民主，可是轮到自己有权力，就不要民主了。不知道科学网编辑是否敢推荐这篇批评他们的文章。我也许矫枉过正了。; 个人分类: 中国发展问题|4970 次阅读|45 个评论

大陆高校：没有一流待遇，哪有一流水平: 热度 41 niehuihua 2012-4-1 13:16; 按：今天看到科学网博主黄佶的《三流工资创建不出一流大学》，颇有同感。翻起了5年前写的一篇博文，算是和上一曲吧。不过，当年发表这篇博文，我几乎被人骂死。怨不得，因为《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16896do=blogid=552062 ）就有这么凶猛！《大陆高校：没有一流待遇，哪有一流水平？》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一、事情的起因最近，香港高校到大陆抢夺高考考生的新闻火爆了这个盛夏。始作俑者薛涌发出惊人之语，声称“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为二流”。他认为，要提高大陆高校的竞争力，就必须通过与香港高校“打奖学金战”来抢夺学生。在我看来，薛涌的观点多少有点耸人听闻，而且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2006年大陆高考考生有950万人，就算千里挑一，也能选出近万个优秀学生。北大、清华合计招生不到6000人，香港八所高校今年在大陆总共招收约1300人。算下来，即便香港高校突破10％的外来招生比例限制，再翻一番，或者再设一个北大，我们的优秀生源也是供过于求。因此，仅仅根据香港高校抢了大陆多少高考状元或者高分考生，就认为北大、清华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显然过于夸张。二、直接的原因中国大陆的本科生源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但是为什么大陆没有世界一流的研究生？也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因为我们虽然有一流的生源，却没有一流的大学教师。好比我们拥有一流的原材料，但是缺乏一流的工匠，因此没有一流的产品。我们要么为海外高校输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要么干脆搞OEM（贴牌生产）。出国留学潮和中外合作办学如此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进一步追问，我们为什么没有一流的高校教师？除了“反右扩大化”和“文革”造成人才断层等历史原因，以及“官本位”等文化原因之外，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大陆教师缺乏一流的待遇。以我所熟悉的经济学教育为例。根据econphd.net等权威的排行榜统计，香港的科技大学、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城市大学全都排进全球前200名，而大陆高校排在最前面的北大也不过位于前300名的末端。香港高校学术实力如此强大，直接原因就是香港政府大力投资。根据香港教育统筹局的新闻公报，2004－2005财年香港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分别占全部政府开支总额的22.9％和GDP的4.3％，其中高等教育经费占三分之一左右。最典型的是香港科大，这所1991年才创办的大学在短短十几年里就成为亚洲一流并享誉世界，其经济系教师全部来自世界一流大学，并在世界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与大陆相比，香港地处商业中心，因此香港本地学生对于学术研究并无多大热情。但是为什么香港高校能吸引世界一流的教师呢？因为香港高校有世界一流的薪资水平。大致估计，香港高校的讲师（助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的平均年薪分别为40万、50万和60万港币，这一薪资水平堪与美国竞争，大约是大陆的十倍以上。也许有人会说，香港的人均收入是大陆的十倍以上，因此香港教师的工资也应该是大陆教师的十倍以上。问题在于，产生世界一流成果的成本基本上是相同的。在大陆做一个世界一流的科研项目，其成本怎么可能是香港的十分之一呢？毫不夸张地说，大陆有一流的学生，但是没有一流的教师；而香港有一流的教师，却缺少一流的学生。因此，香港教师特别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才是香港高校到大陆抢夺生源的根本原因。相反，如果我们没有一流的教师，即便囊括天下英才又能如何？也许有人会质问，没有一流水平，凭什么给你一流待遇？这绝非一个蛋和鸡的问题，而是一个鲜花和土壤的问题。没有良好的土壤，怎么可能有娇艳的鲜花？你能期望先长出花朵来，再给鲜花培土施肥吗？还有人质疑，劳动的价值由边际生产力决定，如果没有一流的水平，难以维持一种一流的待遇。这种诘问对普通行业是成立的，但是对于高等教育和研究这种具有强烈正外部性和一定风险的特殊行业并不适合。既然政府在经济水平还不是世界一流的国情下提出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就说明我们的国力完全可以支撑某些特殊行业的适度超前发展。否则，我们如何可能在“一穷二白”的形势下搞出“两弹一星”？三、流行的误解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决不应该把必要条件理解为充分条件。这本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可是在学术界或教育界却难以被社会所接受。想想看，一个读了20多年书的青年博士，毕业后即便到北京的名牌大学当讲师，一个月工资也不过两三千元。面对近万元/平方米的平均房价，怎么可能安心做研究？除了经济上的窘迫，青年教师还要应对各种与学术研究无关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活动。而应对这类事务本非教师的比较优势，因此教师承受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巨大，这是高校教师频繁跳楼和“过劳死”的潜在原因。在香港，高校青年教师每天就想如何做研究、发论文；而大陆，青年教师每天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生存，其次是应对各种事务，再其次才是教学与研究。青年教师本是学术创新的主力，但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大学如何可能成为世界一流？既然选择了以教书育人为职业，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工资，绝大多数教师一定愿意专心于教学和科研，青年教师“过劳死”的新闻一定可以大大减少。看上去，似乎高校教师的实际收入在整个社会中并不低，但是这里有两点被严重误读。第一，多数高收入教师的主要收入并非学校的工资，而是在校外的各种兼职所得。从局部均衡的角度看，这似乎没什么不好。教师改善了生活，高校减轻了负担。但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看，教师将大量精力用于第二职业，必然导致教学与科研质量的降低，最终受害的是学生和社会。学校行政当局管理教师的办法就是不断地进行名目繁多地考核。问题在于，人力资本是无形的。你当然可以规定我每天上班几个小时，但你怎么可能控制我这几个小时干什么、怎么干呢？对人力资本必须以激励为主，而不能单纯监督的，这是激励理论的基本结论。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的大学都是国有的，而教学和科研质量的降低在短期内难以显示，因此这难以对高校的领导和行政人员形成有力的约束，却会对学术界的声誉形成负面影响。一个在考研辅导班日进万金的老师，当然没心思指导学生。所以，几年前我所在的人民大学不得不让这位开着宝马来上班的副教授提前退休。我认为，一种有效率的薪资制度，应该保证每一个人只要完成本职工作便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第二，人们过于关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容易忽视行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在高校，真正腰缠万贯的教师毕竟只是极少数，因为“著名”的人物永远是那么少。而绝大多数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则依然在贫困线以上、小康线以下苦苦挣扎。学者的主要职责是传播知识和创造知识，而创造知识的主力是青年人。在高校，青年教师地位最低、收入最少、干活最累、待遇最差。所以，即便青年人可以从“苦媳妇熬成婆”这种普遍的社会规则中得到一丝安慰，可以从讲师变成教授、博导，当然也可以成名和赚钱，但是时光不会倒转，创新的思想不会再有。于是，有资源的人没思想，有思想的人没资源。欧美大学的讲师也要熬，但是人家熬的是职称，而不需要为生计担忧。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资本市场，使得青年教师可以通过“借贷”资源来平滑消费。因此，在这种畸形的迭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研究实力处于低水平的恶性循环中。 “官本位”诚然是当前大学科研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但是在短期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应该提一些力所能及的建议。而提高教师待遇，增加教育经费，减轻教师非学术压力，则是可望而可及的。后记（2006年8月4日）：本文在网上发表以来，受到诸多关注，“天涯社区”之“关天茶舍”对本文讨论尤其热烈。我也数次在关天给予回复。限于时间和精力，暂时不在其他地方回复，请感兴趣的网友访问关天的链接： http://main.tianya.cn/index.ty?url=http://cache8.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63058.shtml 。又记（2006年9月6日）：初稿发表于白鲨在线( www.niehuiua.com )等网络，引起反响，后略加修改，主要是澄清一些“流行的误解”，驳斥网上的质疑，并正式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25辑。; 12611 次阅读|55 个评论

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 热度 40 niehuihua 2012-3-26 23:10; 聂辉华京城大学管理学院李教授以学校名义，和当地公路管理局签订了一个协议，承担了公路局的一个横向课题。课题的目的是研究高速公路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经费为12万元。李教授带领课题组成员，经过几个月的资料收集、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后，提交了一份30页的分析报告。报告的结论之一是，利用IV方法和双对数计量模型分析，在控制了因果互逆效应之后，高速公路每增加1%，可拉动当地GDP增加0.3%。报告同时建议，利用运筹学方法优化当地公路网结构。在一次物流大会上，李教授报告了课题组的成果，论证了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当地一家有影响力的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标题是《京大教授耗资12万元发现高速公路是有用的》。此文在网站上一经传播，舆论哗然。下面是部分网民的评论。网民A：什么狗屎“叫兽”？花了纳税人十几万块钱，结论居然是一句废话！这活找个民工都能干！什么东西！网民B：终于知道什么是研究“马尾巴功能”的学者了。我呸，我就整不明白，中国那么多人吃不饱饭，干嘛养一帮子无病呻吟的学者？网民C：严重建议纪委查一下，是不是李叫兽和公路局长权学勾结、贪污腐败！“公知”们的屁股都坐到利益集团那里去了，怪不得失去了公信力！网民D：看见没？这就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水平！怪不得会有“钱学森之问”，我们怎能指望这帮二百五去拿诺贝尔奖呢？中国教育和科研没希望了！网民E：楼上几位莫激动，从内容上看这个新闻是个“标题党”，分明是断章取义嘛。总应该看完人家教授的具体观点再下判断吧？网民F：楼上的，你家主子叫你回家去领五毛钱！是垃圾李叫兽的马甲吧？滚！网民G：终于知道京城大学为啥堕落了，整天就让底下的垃圾叫兽打着学校的幌子去忽悠，去骗钱，活该进不了亚洲前十名！仰望星空，中国还有像样的大学吗？网民H：30页报告，12万块，合着每页纸4000块啊！每张A4纸算800字，每个字5块钱！正好是5毛的十倍，高级五毛党啊！大学教授赚钱也太容易了吧？还整天在网上哭穷，真TMD恶心！下次碰见哭穷的教授，见一个打一个！网民I：强烈建议教育部、审计署组织联合检查组，查一下这12万块钱都花什么地方去了。听说课题组连餐费都报销了几万，感情连下馆子都可以报销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事情么？网民J：楼上几位可能误会了。横向课题必须以学校名义签署，这不是欺骗，学校要提取30%的管理费的。另外，很多文科课题要开会讨论，自然要请人吃饭，这是正常开销啊。网民K：楼上的烧饼，你以为换个马甲我就认不出你来了？这分明是学校和公路局联合起来骗老百姓的血汗钱。以前听说过公路局长受贿被抓了，看来将来还可能因为权学交易被抓了，活TM该！网民L：当教授就是舒服，连下馆子都可以用公款报销，估计洗脚、PC都可以用发票报销了！这世道，叫兽跟当官的就是一路货色！网民M：人肉这个叫兽！下面是他的图片，原来是一个猥琐男！根据相关链接，他办公室在XX楼678房间，电话是82821119。有知道他老婆孩子和家庭住址的高手贴上来，大家一起去骚扰丫的！网民N：楼上是技术派啊，膜拜中。。。我建议，直接给方舟子写信，查查他都发了什么烂文章，一定要找出他学术腐败的铁证来！大家一起努力啊！！网民O：我从中国知网上查到，这家伙好几篇文章是跟学生合作的，其中有几个明显是女学生。肯定是叫兽威胁不让女学生毕业，强占人家劳动成果。看他那猥琐样，估计平时没少骚扰女学生，没办法，潜规则啊。读他的学生真悲摧啊！半个月后，新语丝上出现了好几篇“质疑”李教授抄袭的文章，李教授贴出了回复，但是质疑者开始对其文章内容和观点进行抨击。三个月后，学校迫于压力，决定对其进行内部调查，发现他曾经以学生名义冒领了一笔2000元的劳务费。李教授申诉，说是因为在调查时有些支出没有发票无法报销，这算自己垫的钱。按照现行财务规定，李教授不应该从课题费中支取任何个人报酬，否则就是挪用公款。此事本来是普遍的潜规则，但风口浪尖，李教授一案被当地纪委盯上，数次被叫去核实报销款项，小则200元，多则几千元。李教授因此事颜面尽失，从此很少在学院露脸。又一年，李教授辞职了，去澳洲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当了一个研究员。（如果喜欢这篇文章，敬请欣赏我的另一篇更好的文章《所有人都有罪》，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16896do=blogid=479622 ）; 8927 次阅读|42 个评论

《挑战民粹（〇）》-----我就是民粹主义者: 热度 9 freefloating 2011-8-14 21:32; 前标题：《加东六日有感》前几天去了加拿大的东三省， New Brunswick, Nova Scotia, Prince Edward Island. 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烟稀少，资源丰富。最大的遗憾是，怎么这些地方都不是中国人的呢？我先承认我有民族主义倾向，好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倾向自古就没有构不成什么大威胁，数数中国历史，只有被占领和反占领。这些地方都是英法从土著民族手里抢来的，现在都摆出多元化文化的样子，要保护这个文化，那个文化的，我倒觉得应该更多是给这些土著民族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而不是保护他们缩在原始文化里。大家总是讨论海归海不归的问题，我的看法很简单，为了中华民族着想，能不归的就不归，而且还要多生孩子。你只要惦着中国的根，念着中国人的好，多给自己人提供些方便，给想出国深造的人提供便利，给国内的发展贡献力量，挣了国外的钱，往国内投资，外国的国籍一定是要占着。凭什么中国人就只守着老祖宗那几分地啊。中国人一到国外，一般很容易接受西方的思想，很多连孩子都不想生了，我见到大多也就是 1-2 个孩子，这个很不好，特别是那些在国外不多生，跑国内乱生的，相当不替祖国着想。民族问题大于国籍问题，到时候满眼都是中国人总比满眼都是中东人要安全些吧。; 个人分类: 绝地挑战|4729 次阅读|28 个评论

夜读偶感（14）反智主义到底能够走多远？: 热度 2 newport 2011-8-1 00:36; 近来读了一点有关反智主义的书与文章，比方说Richard Hofstadter的《Anti-intellectualism I N AMERICAN LIFE》，这本书出版时我刚出生，对我来说应该是经典，还没有读完，也还没有理出什么自己的体会来，不过书中提到一些现象还是很有意思的，如wilson总统是个有学者气质的智识人，他的政府依靠专家和一些智识人，但他还是不怎么相信专家（这使我联想到我们现在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老大们大多数也是智识人、学者专家之类的吧，但制定政策时就是将同是专家的老师和研究人员望死里整，也就是量化了又量化，全部是硬指标。而对所谓行政管理人员却照顾有佳，全部是软指标，或者没有指标就是论官大小行赏！）。我对Anti-intellectualism问题感兴趣是因为它与知识分子问题有很大的关联，而对知识分子问题我一直是感兴趣的（前几年的博客我就写过这类话题）。粗略地说，我觉得反智主义在中西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的反智主义是政治权力和民粹主义过于强大的环境的产物；而西方的反智主义则是宗教传统和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我们被太多的反智主义的东西操纵着，包括只相信工具和机器（如7.23动车追尾重大事故），以及完全依赖直觉和反科学主义等（如绿豆治百病，神功大师等等）。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是后现代社会中反智主义到底能够走多远，智识阶层一定会边缘化吗？我要慢慢消化这些问题。; 2373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全国政协副主席：政治体制改革应避免民粹主义: dongzg101 2011-7-19 09:13; 全国政协副主席：政治体制改革应避免民粹主义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07月19日00:58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周海滨实习生王永福北京报道　　在国家层面，中国最需要的改革是什么？　　在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能脱口而出，她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 　　6月27日，张梅颖在位于白塔寺的全国政协办公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从改革顶层设计、发展方式转变到对GDP的认识，从发展现代农业到处理国企与民企发展的关系，张梅颖畅谈自己的观感和思考。　　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周刊》：改革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关口了。改革顶层设计需要怎么着手呢？　　张梅颖：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绝对不能倒退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倒退没有出路。所以，现在应该把改革提得更响亮，不仅要更响亮，而且在顶层设计上，设立专门机构。现在是发改委协调，可是发改委主要是审批项目，本身不超脱，不免影响改革设计的效果。　　改革的任务如果落实到相关部门，改革的最后结果就要受制于部门利益，必然导致改革中利益部门化。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体改委，职能就是体制设计，不负责审批项目。　　所以，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杜绝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改革的阻力在哪儿？　　张梅颖：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　　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我比较忧虑的是，中国有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民粹文化，如义和团运动就是属于这种民粹文化的产物。这种民粹文化冲击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文化，非常容易走极端，走极端就影响政治改革，影响国家的稳定。这样一来，我们改革的氛围没有了。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我觉得还有一个认识上的障碍。我们国家这三十多年创造了奇迹，让人误以为只要经济改革就行了。　　公共财政，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备受关注，这一改革为何会如此瞩目？　　张梅颖：收入分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家稳定不稳定，在很大层面上，要看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公平不是平均。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5日二次审议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将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至3000元。从网络民意来看，这并没有满足预期。对此，您怎么看？（编者注：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　　张梅颖：我赞同起征点3000元或者稍有提高。这是因为你作为纳税人，会对国家更有责任感，哪怕我只交一块钱，但我是纳税人，对国家有责任。当然，我们国家的税制还是需要不断改革的。纳税人责任多，权利不够明确。　　我认为收入分配体制的确要改革。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9.5%的增长，涨了20.57倍。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仅增长了9.5倍。说明多年来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差距较大，没有同步。　　“十二五”时期，我们提出来了“两个7%”，GDP增长7%，人均收入增长7%。人均收入增长7%，我想是可以达到的。但是GDP增长肯定要超过7%。今年是第一年，GDP增长可能接近10%，发展还是很快的。从现实看来人均收入还是很难追上GDP增长。所以，我们还得痛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经说，公共财政，实际上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这句话如何理解？　　张梅颖：公共财政透明了，必定引向公众利益，公权力就会向大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去运行。比如，现在的通胀问题，食品价格高，如果能传导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是好事，再以公共财政去补贴低收入者，并逐步使工资水平与物价上涨相一致。　　去年国家在20%的县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满60岁每月补贴55元。我曾经去考察过相邻的两个村，但这两个村属于两个县，一个是试点县，一个是非试点县。非试点县的老人很有意见，凭什么邻村老人有55块钱，我们没有。你别小看这55块钱，但是对老人来说，这是尊严，我不用向儿子去讨。　　我觉得民心是党魂，民生连着民心，公共财政透明并偏重于民生，对执政者来说，体现了执政为民的宗旨。　　转变发展方式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中国经济周刊》：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各级政府热议的话题，现在已经到了转变的“尖峰时刻”了吗？　　张梅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其实从“九五”时期我们就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大的成效。所以，“十二五”确定的主线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再不改，下一步的发展怎么往下走？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路一条。这是决定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一点上，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　　为什么这么说？十多年了，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不了，背后还是一个体制因素。比如某个省要转型，从资源大省转型到多元发展，但是靠卖资源就能轻易赚到很多钱，它没有转变压力。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这还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大量投入，存在风险，有利益取舍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背后体制问题、利益格局问题、固化思维问题和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问题共同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什么必须改呢？我们的GDP占全世界的份额是9.5%，但是我们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20.4%，石油54%依赖进口。这种格局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但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所以举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看出，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经济周刊》：转变发展方式，就意味着改变单纯依靠GDP增长的发展模式，与转变发展方式相随的是调结构。您根据在基层广泛调研的经验，提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　　张梅颖：调结构，是社会领域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调结构的唯一动力，就是体制机制必须转变，用政策引导。　　我认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农业问题，最近7年一直被列为“一号文件”，中央确实很重视，但是还不够，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种粮的人最苦，管种粮的人工资最低。因为各地的津补贴，是按GDP、财政收入来计算的。　　我们到一些省去考察，一个干部从工业城市调到农业城市，他的工资低了好多。但是在农业城市，他的工作更加辛苦，压力也更大。由此看出，种粮食的和管粮食的，待遇都应该提高。这也是中国改革碎片化的表现。　　我们对农业的忧患意识还不够，自然灾害不断，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缺乏应对的准备，怎么保障13亿人的粮食安全？去年，我国净进口农产品换算成耕地，相当于进口了近9亿亩播种面积。这相当于进口了一半的耕地，一旦不能进口了，怎么办？所以要发展现代农业，比如中国有三分之二的耕地是低产田，通过改造，潜力还很大。一定要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中国经济周刊》：提到转变发展方式，很多地方就盲目追求新兴产业，重复建设的现象非常突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梅颖：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要处理好。拿光伏产业来说，全国有18个省几十个城市都在搞，必然要形成高水平重复建设。　　要正确认识新兴产业，当地的基础条件、资源禀赋、技术和人才等各方面是不是适应发展新兴产业？现在都在赶时髦，纷纷抢占“制高点”。比如清洁能源是个好东西，但是这里面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它还处于不成熟期，所以我们现阶段不宜大干快上，遍地开花。　　传统产业是我们产业的主体。所以力量要下在传统产业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高新技术是“魂”，魂要附到传统产业的体上。厉以宁教授曾说“没有传统产业，只有传统技术” 是有道理的。　　我们有大量的传统产业，要把升级改造做好。不要一提传统产业，就说该淘汰了，大家都另起炉灶，这会造成新一轮的浪费。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各地在地方发展规划中，都对GDP增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否仍然存在对GDP的过分崇拜？　　张梅颖：对GDP的误读是普遍存在的。GDP再多，不等于你就强大。关键是你GDP的质量。就说这个房子，本来是可以一百年不倒的，现在三十年就炸了。盖的时候是GDP，炸的时候也是GDP，再修的时候还是GDP，无疑会使数字虚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保八”的目标了，因为要挤出其中的水分。　　光有GDP不行，关键是要看你GDP的含金量。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人才，GDP并没有涵盖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更能说明我们国家是不是强大。　　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　　《中国经济周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是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近两年来，“国进民退”的声音经常出现，你怎么看待国企和民企的发展？　　张梅颖：现在有人说，我们“国进民退”，也有人说，现在是“国退民进”。其实，国家没有一个政策，引导“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我们的政策取向只有一个，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你的品牌出去，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人家不管你是国企、民企。　　但是我要强调，为什么要有国企？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使命是要完成国家战略。国家战略需要什么，国企就应做什么。　　央企的最大作用，在于保障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央企应该是主力军，应该起到引领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央企明显动力不足。　　另外，央企要掌握本行业技术上的主导权，用技术优势创造品牌优势、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央企应该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用创新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但是现在央企投入到科研的费用只占利润的0.7%。民营企业一般占3%～5%，多的能占到10%，这就为企业发展积蓄了后劲，而且它的机制比较灵活。　　总之，央企要在转型中做生力军、主力军，要带头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您说过，垄断国企，以“长子”自居，不管家里穷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下说的这样的话？　　张梅颖：在分配不公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还不启动分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说的。那时候许多央企、国企不务“正业”，都去炒房地产，或靠垄断赚钱。你是人民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那么多农民工，你们看在眼里了吗？所以我那天不客气了。　　央企去搞房地产，去当地王，把房价推高，最终还是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赚取老百姓的钱。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民心即党魂，所以我对央企的一些不当行为提出了批评。批评他们是对他们抱有厚望。国企、民企本来是中国经济这面旗帜下的不同团队，应该形成巨大合力，这就需要政策调整。“非公36条”（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的意义就是政策调整。既然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都是为了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分享公共资源就是民企享受更多的公平，也体现了人民享受更多的公平。　　重新认识“稳定”的内涵　　《中国经济周刊》：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群体矛盾。您觉得，“维稳”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梅颖：关于稳定的问题，要正确解读“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一提就是社会刚性维稳。要知道为什么不稳定，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从今年开始，国家强调民生和收入分配改革，出台了很多惠民措施，像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等，基本上都在落实了。　　老百姓没有过多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安分守己。你给老人每月55块钱，他就很知足了，他不会觉得给得太少了、太晚了，不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该得到的。只要中国老百姓得到一点儿好处，就感激得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在维护着我们这个政权，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如果基层的多数干部都是坏的，政权早就完了。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个主流，就对问题视而不见。往往一些很小的事，就能牵动全局，酿成群体性事件。　　现在强调权为民所赋，我们的干部不要还以为自己是父母官，你的权力是老百姓赋予的。　　稳定背后还是一个公正问题。今年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随着一些基本的民生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形势要好得多。同时，稳定还涉及到政策的稳定，也就是要避免政策的制定实施朝令夕改，这也会引发新的矛盾。　　同时，对待社会矛盾，也不必过高估计危机的发生，因为大多数是利益冲突，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要正确定位、判断矛盾冲突，以容忍的态度，用协商、妥协的方式增进共识，解决矛盾。　　我们面临的时代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气候变暖，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注定要与灾害共生，在共生中要学会管理灾害。二是我们处于转型矛盾高发期，注定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会管理艺术和能力，体现出的是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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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的否定与肯定 II: 热度 9 王铮 2011-4-13 09:57; 关于文革的否定 II 文革的思想根源，除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就是民粹主义了。啥叫民粹主义？学者丁这样认识：民粹主义 (Populism ，也译为平民主义 ) 是在 19 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维基百科写得“中性”一点：民粹主义认为平民的利益被社会中的菁英所压制或阻碍，而国家这个工具需要从这些自私自利的菁英团体复原健康，用来改善全民的福祉和进步。因此民粹主义者常被误认为是运用巧妙辞令来诉诸于一般人民关切的经济、社会、及其它常见的问题。……有些民粹主义者会主张移除政治菁英阶层的腐化成分，并且倡导“人民优先”。民粹主义反对集权的执政政权的政见。许多民粹主义者将诉求重心放在特定的地区或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例如劳工阶级，中产阶级或是农民等等。通常他们自称代表多数人民，并反对极权。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四大自由”，所谓“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坚决砸烂公检法”、完全自由地组织战斗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奴隶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行动与口号，都是民粹主义的表现。有人说民粹主义就是平民主义，其实不是。平民主义承认代议制，民粹主义否定代议制。平民主义强调人民福利第一，但是不提倡暴力剥夺。还有其他，这里不讨论。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是一对对立范畴。在当时的领导人中，海龟刘少奇实际上是搞精英主义的，要维护上层精英的利益的，包括废除高考，保障“红五类”无需经过考试就可以上大学。有现象说明，废除高考、中考可能包含了一种争取党内干部支持的政治意图。精英主义毕竟带来了苏联的发展。土鳖毛泽东则是一个民粹主义革命者，他在 1965 年批示表示，只能依靠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小干部建设他的国家。对于精英他早就在大跃进时期斥责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至于他是不是高贵者，他没有说，至少不承认。毛后来继承了刘废除高考的政策，但是毛要“工农兵上大学”（随便说一句，我就是个工农兵技校生），毛的做法是民粹主义的。毛在这个问题上有以大群同情者，他们都来自黄埔军校，接受过孙逸仙主义的教育。中国的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中国的民粹主义是由孙中山作出的选择。 1912 年的辛亥革命成功了，腐败而野蛮的清政府被推翻了。可是中国的政权很快落入了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旧官僚、旧军阀手里。当时的确开始了民主选举，可惜由于旧势力在军事上、财政上的优势，早期的革命者并没有有效地进入议会和政府，新贵想满清贵族一样高高在上，吞噬社会财富。孙中山振兴中国的愿望落空了。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对整个社会精英失望，无奈地走到了民粹的立场上。他与梁启超对立、与宋教仁分裂，甚至宋教仁这样的伙伴也被社会精英集团抹杀，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组织二次革命，可是他的同盟会战友已经进入精英集团，无意于革命，他被旧势力压迫着继续流亡生活，革命给他带来希望，女人给他带来革命失败的安慰，所以他第一爱革命，第二爱女人。人这种动物，当它事业受挫，往往希望异性的安慰，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时他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后来有改叫“国民党”，国民党这个词本身就有民粹特点，过去的国民党没有开过代表大会， 1924 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民粹主义选择。列宁的成功让孙中山坚定地选择民粹主义，让全体国民一起革命。当然就如大多数民粹主义作者那样，完全自由的社会运动没有任何战斗力，民粹主义需要一个绝对的权威，孙中山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要自己的党员按血手印效忠自己，让自己成为就有神授君权的领导者。列宁和孙中山作为两个具有民族英雄，有些殊途同归。 1910 年代，在辛亥革命没有给广大民众、知识分子和军人带有生活状况的改善的情况下，新的精英由于需要过上贵族生活，加大了掠夺，民众自然地选择了孙逸仙的民粹主义，毛泽东就是在这种在这个社会环境下成为青年的，毛泽东因此也成为孙逸仙主义者。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孙逸仙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他总结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请注意这里没有民主主义。毛泽东在 1924 年前后成为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部长本人是孙逸仙的信徒汪精卫，宣传部长意味着是三民主义的思想总督，毛泽东就这样成为了孙逸仙主义者。在《中国社会各经济分析》的早期版本中，毛泽东把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民粹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后来的发展中，孙中山的国民党继承人没有完成孙中山的事业——用三民主义救中国，因为蒋介石后来选择了精英主义，毛泽东完成了，他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三民主义，把信仰孙中山的革命者重新组织了起来。共产党的精英大多数来自黄埔，这个黄埔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三民主义精神支撑了他们的革命。这些人强调民族自立、强调民生、关注民权，毛泽东有效地团结与组织了他们。事实上，毛泽东完成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理想。他们成为了我中华民族的英雄。然而，民粹主义是不是民主，它不要法律，不要规制，任何人都可以用集体的名义强迫别人服从。民粹主义，应用在社会上就不能有效对组织社会的团结，不能维护创新，因为创新往往是个别人先发明的。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了，其中自己解放了自己，可是彻底的反精英主义，连个性也消失了。全国人民争带“草绿帽子”——军帽。这时中国到哪里去？中国辛亥革命，皇帝打倒了，各省纷纷“独立”，结果国家变得孱弱，民粹主义的胜利被迫转向精英主义的结局。这时中国该怎么办？中国出现了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一种代议制形式的民主体制出现了，红卫兵杨小凯等人说要民主选举、法兰西海龟陈毅说要否定“延安整风”、云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说要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现在要进行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一种民主建设的气氛起来了。这种民主思想，显然与孙逸仙带有神授君权特色的民粹主义矛盾，就在民主主义从民粹主义中发展起来的时候，社会上流行要组织巴黎公社式的政府，毛泽东说：“巴黎公社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完全忘记了斯大林说的巴黎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民主探索遭到了废除。历史把这段时间的事件成为“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中国探讨民主制度走向新组织体制的一次历史探索，可惜他被孙逸仙主义的民粹主义打败了。毛泽东有句名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作为一种民粹主义的理想，并没有什么立起来，因为他杜绝了创新，创新的认可需要权威，民粹主义只承认唯一的权威——君权。中国本来有了个好起点，就像法国大革命民粹主义起来了。社会在民粹运动起来后，毛泽东没有魄力选择民主主义，束手无策地让社会荡漾着。直到 1967 年武汉的“ 7.20 ”事件发生，毛泽东才对民粹主义有所抛弃。孙逸仙主义限制他选择民主，他只能选择精英主义，接下来的活动中。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这就重新回到了精英主义。社会有阶级，阶级有精英阶级，无产阶级是精英阶级，“党组织应该由无产阶级先进所组成”，从精英主义重建旧的国家组织成为了可能。这时的毛泽东要清理阶级队伍，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发现“工人阶级”精英。他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吐故纳新，“党组织应该由无产阶级先进所组成”，从而稳定自己的社会，组织自己的国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像斯大林当年强调“工人阶级专政”，搞了“大清洗”，粉碎了民粹主义，重新组织了俄国， 1967 年上半年的危机过去了，民主的潮流被挡住了， 1968 年底通过这些精英主义政策，通过“清理阶级队伍”，粉碎民粹主义，也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中国社会重新有序了。 1968 年底，暴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就要雨过天晴了。这时文化革命对生产力的破坏已经达到了一个严重的程度，周恩来、林彪这些在孙逸仙主义哺育下成长的黄埔军人，选择了民生主义。接下来的事件我们知道，这是关于两个土鳖的故事，按照民粹主义，土鳖毛要继续革命，土鳖林要“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毛土鳖要贯彻民权，大搞“五七干校”，反修防修，“奴隶，只有奴隶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林土鳖要贯彻民生，废除“五七干校”，民富国强，“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内部冲突了，因为从一开始孙逸仙就没有把三民主义上升为民主主义。精英主义的领袖被打倒了，孙逸仙的学生们发现了自己的差别。不过他们都认同孙逸仙的民族主义，谋求这中国的大国地位。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民粹主义，让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分化压力下的公众，感到扬眉吐气，怀念文革。可是按照文革领袖们的模式，中国社会只能指向动乱。 1979 年，伊朗发生了民粹主义革命，今天的伊朗怎么样？一些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来民粹主义革命的。 1917 年，列宁的革命实际上是一个带君权的民粹主义革命，与孙逸仙主义有一致。普京最近突然丑化列宁，揭发他得到德国的援助，不能不说是场政治斗争，他害怕他的俄罗斯重新陷入民粹主义。我不知道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是如何控制自己的国家，是不是控制住捏腐败？如果腐败，也许一场民粹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就俄国的土地上发生。我想，普京应该知道，反腐倡廉，一步一步建设民主，是防止俄罗斯发生民粹主义的的基础。丑化列宁，丑化自己的民族英雄，是没有出路的。列宁、孙中山、毛泽东都是世界的伟人，他们从野蛮的农奴制和种族压迫制度下制度下发出了民粹主义的吼声，至少为这些国家找来了民主的起点，可惜19世纪的经济理论、20世纪的世界没有允许他们开始民主建设。但是，现代就没有理由反对民主建设了，不然就是走伊朗的路，借助神权平衡了民粹，结果形式上的民主被神权控制，国家命运变得风雨飘摇。列宁和他的民粹主义左膀托洛茨基和精英主义右臂斯大林;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2957 次阅读|22 个评论

我其實是支持精英主義的，但是……: jiangjinsong 2010-3-15 14:55; 以精英自居的朋友很少有個精英的樣子他們更多地以特定利益群團一份子的面目出現這就很不自洽了那樣就要引入制度、監督啊之類的東東必然就落入了自由主義、民主派擅長的地盤了說實在的我很反對民主制度要在中國搞必然會導致非常惡劣的民粹主義不過精英們必須自己要爭氣要做個真正的精英才行什麽是精英？請參考：为什么精英重要？（盛洪）;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2408 次阅读|7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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