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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应该当大学校长: fengzhigu123 2010-5-5 19:54; 文得按：近日由于考试诸杂事让文得分身乏术，而内心又不想让博客荒芜了。因为既然要参加博客大赛，既然要骚，那就最好一骚到底，否则岂不有些虎头蛇尾了。好在文得自大二以来一直还算勤快，读了点书，积累了些文字，可以抽空贴上来。而即便如此，众网友的来访、顶贴、留言，我都未能在第一时间回复、回访，感觉甚是抱歉。在此向众位网友致歉了。今天终于解决了一门考试，下周还有一门，待到考完试之后一定要好好的创作，多写点好的文字出来，才能不辜负各位老师、前辈、朋友、同学的支持和厚爱。并且文得在此声明：以后凡是顶了我、给我留了言的博友，文得一定会做到回访。在曹广福老师和周可真老师的博客上看到，他们在讨论中国大学的校长应该谁来当的问题，文得一时起了兴趣，加上今晚又有一点时间，就也想跟两位老师一起玩笑玩笑。文得给自己定的题目是：《文学家应该当大学校长》。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呢，我这是为胡适先生起的，而我自己也是学工科的，不过后来才发现其实胡适先生也是个哲学家的，但因为先前在曹广福老师那里留言说要写这样的一篇文字，所以只有接着侃下去了。文学家应该做大学校长作者：曹文得就在落笔写下这篇文章之前，我刚好看到了科学网侯成亚先生博客上的文章《什么是五四精神？》（原文链接：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19825 ）。侯先生在文章结尾时如是说：五四精神，首先和根本的不在于进步和爱国，而在于科学与民主。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也没有过时。但是，有人却不喜欢这种精神，并且千方百计要用其他的那精神、这精神来贬低、冲淡、阉割和抹煞五四精神，实在是莫大的悲哀！的却，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无论是在那个国家、无论是在那个时间都不会过时。但若要追问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产生，文得却不得不大声高喊：自由，为了科学和民主，首先要为自由歌唱。唯有充分的个体自由才能保证民主，从而最大化科学。因为所有的科学要么都是建立在对经验的总结、归纳之上；要么就是建立在打破旧有框架，跳出枷锁重新创造之上。唯有充分的自由才能更加多的给人以该种禀赋和冲动。回归到一个大学的层面，大学校长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象征。他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大学，但他的风格长久的看却会内嵌入这所大学的血脉。可以办一个严谨有序，有条不紊的大学的人是很多的，因为建这样的大学只是需要一个管理者而已，不太需要创新，按章办事、照方抓药，遇见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有这个能力的。而要办一所充满活力、富于革新精神，有时候甚至有点不太出常规牌的大学，却是很难得。在我的眼中，胡适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大学培养杰出人才方面，那时候的北京大学自是无需多言。而胡适先生身上透露出来的另一种精神却让人感叹，季羡林先生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回忆说胡适先生在开会的当儿由于听人说起《水经注》便跟人大谈不止，直到会议开完了依旧在讨论，而这就是真正的忠于学术的精神。不仅如此，在季羡林先生的认识中，胡适先生一生所做的事情最让他感动的便是毕生奖掖后进，这样的人在掌握权力的时候，一直不忘提携后进，让道有人所继，不正是和大学的本质相协吗？所以要让大学充满活力，文得以为有一真文学家最好了。因为文学家的身上大多有一种酸腐之气，这种气息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是这种酸腐却是能保证他们淡薄钱财和功利束缚的基本条件。他们也正是最能够把握追求真学术内涵，并且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度和烂漫幻想的人，这种精神却也正是我们现在的大学所缺少的。只要有了这样的一个文学家校长，学校便沾上了一种气息，这种气息无声无息把自由播种，收获一个充满理想和思想的大学，进而收获科学和民主，这也正是大学之道。而具体的制校措施，集堂堂一大学之智慧，我想总会有人提出和想出合理的制度和方法来的。胡适之先生胡适之先生季羡林先生; 个人分类: 书生观点|2519 次阅读|1 个评论

大学校长那天能够不由政府任命？: lin602 2010-5-3 11:10; 大学的党委书记应该由党的组织部门（中央组织部及省委组织部）任命，当然还有党代会的投票，这是党对高校领导的一个程序上要求。党委的作用不是管理学校的具体事务，而是对高校代表党来进行监督。我觉得学校大事小事由党政联席会议来决定是不合适的。书记们也参预决定事情，谁来监督呢？行政事务及学术，书记们不应该参加决策，而是列席旁听并不参预决定。但大学校长不应该由政府任命，校长是领导与管理学校的学术与教学工作的，应该由教授会或学校董事会面向社会进行招聘、推荐、投票来进行确定。校长不是对上级部门负责，不是对上级领导负责，而是对全体教职工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学生负责。如果上级来决定校长的任命，可以想象，校长们不让上级领导们烦心是必须的，做事情一定要考虑到领导们的意图，对上级的任何指示都坚定不移地执行。你说，校长的主观能动性是不是被不懂学术整天忙于管理事务的领导们所压制了。副校长由校长提名，董事会或教授会投票通过。副校长是校长的助手，但责任是校长负！！换校长时副校长跟着换也是正常的呀。校长不当了，再做自己的学术或其他工作，不是挺好的嘛。为什么不犯错误不下台呢，为什么一定要年龄到了才必须退呢？为什么只能上不能下呢？为什么教师们意见很大，但一点办法没有呢？克林顿不当总统的时候也没有到60岁呀。; 个人分类: 未分类|4152 次阅读|0 个评论

高等教育●去行政化●钱学森之问: zhumengjin 2010-3-29 01:16; 大学去行政化的话题吸引了科学网的很多博主，讨论非常热烈。尽管大学行政化已经衍生出了诸如学术腐败等多种弊端，但现阶段要在大学实施去行政化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大学去行政化你可以提，但绝对执行不了。为什么中国大学去行政化实施不了？从包括反面教材同学所写博文在内的多篇博文所阐述的观点来看，不少人把症结归咎于大学校长们的官瘾。大学去行政化的阻力真的来自大学校长们的抵制么？窃以为这种答案流于表面而未触及问题的实质。高校行政化的去留决不是大学校长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压根就与校长们无关。下面就来谈谈具体的理由。先谈谈大学的职能。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学术的殿堂，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既然大学是学术的殿堂，那么学术又是什么？按照定义，学术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更准确地讲，学术包括学与术两层内涵，学是指通过教育提供孕育新思想的土壤，让学生成长为有独立思想、有理想诉求的人，术则指在专业训练的基础上从事学问的研究和求索。兼具学与术的是人才，只具术的是匠人。不谈职业院校，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而言，其根本职能是培养学、术兼备的人才。顺便延伸一下，从学术内涵的全面性上看，中科院虽擅长于科学研究，但它只与术有关，与学无关。相比之下，只有大学才是真正的学术殿堂。这也是中科院要大兴土木修建研究生院本部、营造高校人才培养氛围把在读研究生集中起来的重要原因。中科院模仿高校集中教育模式的深层原因实际上就是在弥补所缺的学的内涵。扯远了，还是回到大学上来。在历史上，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代表了中国大学的优秀传统，曾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殿堂，也培养了大批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因为那时候大学培养的学生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中国民主革命的火种也由此而点燃。然而，后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却与曾经的大学传统背道而驰，全面实行乖孩子奴化教育。几十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可用一句话概括：肢解学术，去学留术！而大学行政化正是达到和强化去学留术目标的最根本的制度性保障。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质就是抛弃我国大学曾有的优秀传统，以尽可能地掘除孕育独立思想的土壤。只要这种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不改变，大学行政化就必然存在。目前，缺乏独立思想、丧失理想诉求的教育改革早已让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高校尽失大学的传统，丢弃了学术中学的内涵。当今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已经是不再具有独立思想诉求的匠人。继西南联大之后，中国高等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级大师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这也是钱学森之问最为正确的答案。现在明白没有？不能拿校长们的官瘾说事，所谓的部级、副部级、厅级虚衔只不过是给校长们戴上便于使唤的紧箍咒而已。在现行体制下，校长们不听上面的话、不自欺欺人地拿自己当干部还真的就是不行，刘道玉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民主和法治理念尚未实质性地植根于多数行政官员脑中之前，大学去行政化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本文请勿转载，谢谢合作】; 个人分类: 社会视窗|5872 次阅读|2 个评论

从为人群服务到LEADERSHIP教育，从志愿者到社会工作者: longfo 2010-3-28 09:44; 我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有三个年头了 , 在这期间我在重庆呆了近一年 , 作为一个大龄青年 , 很多人都会选择着一份好的工作 , 我其实也是不例外的。来重庆作志愿者的有很多种人 , 大部分是找不到工作的本科毕业生 , 还有文科、管理学科那些课程比较轻松不需要延期的硕士生，我算是个例外，本身科研任务比较重，但是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而来到西部。之所以有这个冲动都是源于上医的优良传统。我开始入校的时候就接受了严格的校史普及，了解到我们学校原来的校训为人群服务主要的意思就是医学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人群，解决社会健康问题。这个是老校长颜福庆提出来的口号。后来我就开始接触现时代上医的一些口号，提的比较多就是 LEADERSHIP 教育，对于这个我一直是比较反感的，什么领导力啊，领导谁去呀。直到重庆，我才慢慢体会到这个口号和为人群服务的一致性和承袭性。为人群服务是医学生的工作目的和终极目标， LEADERSHIP 培养是要求上医学生能够发现社会问题，确立项目去解决问题，既然项目是由上医学生提出并且实施的，那么上医的学生必须就要有领导力。没有领导力的话，社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为人群服务和 LEADERSHIP 教育都是要求学生从社会问题入手，解决社会问题，我就把这种教育出来的科学家称为社会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和孔子有相同性，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上海医学院毕业生就有一些人具有这样的天赋和禀赋，比如，闻玉梅，主要贡献是解决国人乙肝问题；汤钊猷，解决肝癌问题；李鹏，中医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具有社会价值，而不仅仅是医学价值和科研价值。还有一些科学家就是老子式的人物，无为自然，主要满足自己对于科研的欲望，当然也有社会价值，但是他的初始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延续科研。我想就现在国内的状况而言，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大于科研本身的价值。所以我认为无论是为人群服务还是 LEADERSHIP 教育都是当代教育的一个方向和趋势，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期间能到社会里面，真实的感受社会的需要。做学问和做事。有很多人喜欢做学问，不喜欢做事。但是做事里面也包含了做学问。所以，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行千里路不如做百件事，作百件事不如努力一次。我认真看了颜福庆的传记，我觉得颜老校长一直去做事，在事情里面寻找学问，这才是真学问，比现在那些坐在实验室看小动物的大科学家要好一些的，即便我们是研究基础的也要走出来，看看社会。不要老谈自己的工作问题。我也是找不到工作的，我也很着急，天天在想，老天不公啊。后来我到了重庆，发现很多人其实需要我们的帮助。紧紧盯着自己的利益不放，永远都是窝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不能自拔，这就是钻牛角尖。我们的知识大有用武之地，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罢了。为人群服务和 LEADERSHIP 教育讲究的就是解决社会问题，这对于医学工作者来说是很恰当的定义和限定。所以我们就要摆脱志愿者这个范畴，积极的进入社会工作者这个范畴，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是埋怨国家政策，我们家很穷，从来没人救济过我们，我从小都是一路拼命走到这一步的，身体精神都受到了巨大的摧残。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要介入改变这个现实，一直在唠叨和埋怨。出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为什么不积极的去面对和尽力去解决呢。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要积极的像一个社会工作者，而不是跟在后面唠叨的志愿者。我还是喜欢说，为人群服务，同时希望 LEADERSHIP 教育能够更好更深入的进行下去，不要仅仅是喊个口号，也希望各个大学的校长多看看颜福庆老校长的传记，也许会打动你，作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校长，别去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垃圾勾当才好。; 个人分类: 未分类|1998 次阅读|0 个评论

考题出偏了——与中国青年报刘健先生商榷: hanzs 2010-3-27 20:10; 文/乐水老汉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20日的教育版刊出了刘健先生（副主编？）的考题考大学校长三道题，号称要从校长们的回答中，判断校长们是否具备教育家的潜质。什么考题这么厉害，三道题就能判断是不是能当教育家的料。且看题目：题一：你赞成自主招生吗？题二：你赞成取消级别吗？题三：你赞成建立规范的大学董事会制度吗？老汉我虽在高校工作也二十多年了，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文献也读了不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简便速成的测试方法，来甄别你是不是教育家的。说是命题来测试校长，读了文章后才发现其实就是刘先生自己提问，自己替他心目中的校长回答，这种捉刀手法似乎与当前学术界为人诟病的学术不端行为颇为相似假冒校长嘛。在我看来，刘先生的这三个自问自答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题出偏了。这三个一般疑问句，要么回答是，要么回答否。可能的答案组合共有2*2*2=8种而已。本人愚钝，怎么也分析不出这8种答案组合中，哪一种（或几种）属于有教育家潜质的。按说教育家是实践教育的杰出人士，温总理说：教育家办学，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可这三道题对是不是热爱教育，是不是懂教育能做出准确判断吗？显然，不能。这三题出的是文不对题。二是，涉嫌偷换概念。比如第一题，刘先生判断校长们肯定都答是。于是就批驳这个是有多么的不是。他的理由：面试减少了贫困学生的机会，不公平。且慢！问的是自主招生好不好，答的却是在只在大城市组织面试好不好。如果是小学生回答成这样，也不会得分的，因为答非所问。其实，刘先生想要测试的是大学校长们对招生过程公平性是怎么看的，直说不就得了。可我怎么也得不出来不赞成自主招生就能体现招生公平的结论啊。也许刘先生是当下颇为流行的裸考论调的支持者，干脆就只看一个分数，而且最好全国考一个卷，全国考生都平行志愿大排队。如果哪个校长真是这个观点，那我看他离教育家至少还差十万八千里。三是，把去行政化争论焦点放在要不要级别上实属肤浅。这里要借用同样是中青报的一片文章来阐述：任何组织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层级权力划分，这是组织和机构正常运作的必要保证。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自然也不例外。大学的行政级别可以取消，但校、部处、院系的层级划分和权力分配却无法取消。可见，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也好保留也罢，显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行政化的积弊。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要遵循教育规律，减少对大学的行政干预，在于大学本身要遵循学术规律，让行政权力增强对学术权力的尊重和服务。（2010年3月17日，中青报）四是，关于大学董事会（理事会）制度。刘先生在这里犯有多重错误。（1）有董事会，就等于校长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这显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大学董事会与校长关系的曲解。篇幅关系，不再赘述，请刘先生最好读读原始文献。（2）愿意交权的，离教育家的境界就近？荒谬的逻辑！因为刘先生在文中从来没有就他说的权指的是什么做过进一步阐述，好像压根就不知道大学这个组织属于典型的分裂型组织（ fragmented organization ），其中有多种类型的权力并存。要大学校长交出的是行政权力，还是学术权力，还是中国特有的政治权力，或者都交出来？我们怎么从逻辑上也想不通：不想要权力的校长，离教育家的境界就近一些？其实，这也是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答案而已。当然，我也没说死把着权力的就是教育家。实际上刘先生的第三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即没有说清楚大学都存在什么权力，怎么让人回答如何分配这些权力。再者，与董事会制度相比，在现行的以政府直接管理大学的体制下，难道大学校长的权力更大吗？那还老说要办学自主权干嘛？看，又是一个逻辑错误，刘先生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以上也算是一个不起眼校长的答卷吧。答是答了，但无关乎教育家。附录：刘健：考大学校长三道题中国青年报 2010/3/20 温家宝总理提出让教育家办学。我给大学校长们出三道题，从他们的回答中，或许能够显露其是否具备教育家的潜质。第一题：你赞成自主招生吗？我知道，大家肯定都答是。多年来，大家都在呼吁这个。按照育人规律，大学当然应该享有完全的招生自主权。但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仅仅死咬着这么一份权力（也是权利）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份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校长的回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真正教育家的境界。 2005年以前，该校在内地招生不参加统考，是完全彻底的自主招生。因为人力有限，生源基本局限在几座大城市，招生的老师一般也都住在五星级饭店里。有一年，他们甚至动用了上海一家五星级饭店的电视直播系统，让香港的老师通过这套系统当场面试内地的学生。但2005年之后，他们自主地放弃了自主招生的权力，改为参加全国统考，并且向各省基本平均地投放招生名额。面试减少了贫困学生的机会。这不公平。刘遵义校长的助理苏基朗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是办教育的，目的是要改变学生的一生。那些小地方来的穷学生，他们的一生会被我们改变。因此，把资源投到这里最有价值。真正的教育家是这样想问题的香港是个商业社会，香港中大的不少毕业生从事商业或者金融业。如果一个学生从来没有接触过来自贫困地区的人，又一辈子在金融界生活，那他的视野肯定会受局限；如果这个学生的舍友是一名来自贫困地方的人，那他的视野可能就不一样了。因此他们认为，学校帮助这些贫困学生，更重要的是帮助了学校自己。我们的校长有多少人会以这样崇高的心态审视自己拥有的招生权力？有多少所大学利用这份自主权，对自己所办附中的学生（本校教职工子女基本全伙儿在此）搞了降分录取？第二题：你赞成取消级别吗？不赞成的当然不是教育家，因为古今中外，带级别的教育家还一个都未曾有过。只想要权，不愿限权，光赞成自主招生，而不赞成取消级别的，与一个教育家的距离更是不下十万八千里。有人担心没了级别会受到怠慢甚至贬低，似乎校长的社会地位就维系在这个劳什子上。可是别忘了，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不受人待见，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孔子，恰恰是中国第一个大教育家，万世师表。见人就磕头的叫花子武训，也算得上一个平民教育家。而出入乘坐3．0排量（副部级标配）亮黑奥迪的，一个教育家没有。今天当一个大学校长，还不至于像孔子那样四处碰壁，所谓级别高低，也只是酒桌上多俩菜、少俩菜的差别。北大清华的校长，想见总理都不难，到外地去书记省长均恭而敬之。其他同样副部级的校长们则差点事儿，哪怕你学问比周其凤、顾秉林还大。学问不抬人，级别不抬校，这不难理解。朱镕基曾兼了17年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当年社会上一般观感，并没有觉得这就特别抬举了清华。清华经管与北大光华社会声誉的差距，也远没有从正国级到正处级那么大。学校里的人爱说我们四五十年前的校长是什么级，过去都是由周总理亲自给我们校长签发任命状。新中国60年历史上级别最高的校长应该算武汉大学的李达，一大代表，建党元老。但那时的武大，比小字辈蒋南翔长校的清华地位高吗？实际上，当年那批级别超高的大学校长，如李达、吴玉章、华岗、成仿吾等，在党内基本上都是爵高禄重的边缘人，安置在大学里，肯定不能算重用。说句到家的实话：大学里的级别没什么油水，不要也罢。曾有某省机关正厅级官员到一家二本学院公干，院党委书记觉得自己跟来客平级，于是在应酬时就直呼其名而不称职务。官员大怒，当场拍了桌子：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你这个正厅级有什么了不起？我派两个处长来就整死你！举座愕然，咸以为其粗鲁，但并没人觉得他吹牛。第三题：你赞成建立规范的大学董事会（或理事会）制度吗？这个问题目前不热，但很致命。说透了，我真正的问题是：你愿意交出决策权，只保留执行权吗？《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稿》在谈到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时，提出要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如果探索中的理事会或董事会，只是如目前一些学校搞的那种荣誉机构或咨询机构，请大官大款校友或捐资企业老板来挂个名，有没有都无所谓。如果真要搞规范的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那就将是校园里的一场革命。不要太在意书记、校长谁权大权小的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曾经对笔者说，实际上，因为决策和执行不分，这两个人的权力都太大了。投资上亿元的项目，我一个人说上就上了，哪个国家的校长权力能有这么大？但是，如果把学校重大决策的权力交给理事会或董事会，自己只做首席执行官，那今后校长当得也就很没有滋味了，不是吗？然而，这正是大学内部去行政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认为，能勘破这一点的，如王树国校长，就离教育家的境界近一些。死把着权力不撒手的，肯定成不了教育家。各位校长，yes or no？; 个人分类: 教育政策|194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大学也来了个“八大军区对调”: liuguangnan 2010-2-24 11:47; 中国大学也来了个八大军区对调 http://sunjinping.blshe.com/post/1214/283722; 个人分类: 生活|1889 次阅读|0 个评论

“被式微”的大学英雄——遭免职的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 lgmxxl 2010-2-23 08:48; 郭秉文（ 1880-1969 ），字鸿声，江苏江浦人， 1896 年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其导师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孟禄。 1915 年，郭秉文归国后即参加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筹建工作，初任教务长， 1918 年代理校长， 1919 年被任命为校长。在担任南高师校长期间，郭秉文即运用他在美国学到的知识，重视学科建设，广延留学欧美师资，提倡训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培育诚朴和止于至善的校风，主张根据社会需要设科办学，使学校校业日宏，声誉鹊起。待 1920 年南高师升格东南大学以后，郭秉文更根据美国和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全力实践他的办学主张和教育思想。但因生不逢时、性格平和之原因，终壮志未酬，在 1925 年的易长风潮中黯然离去。我一直把郭秉文校长作为一个大学英雄式的校长（详见大学英雄校长篇）。但对比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郭秉文在大陆的知名度则远逊于前四人。实际上，在我看来，郭的成就应在蔡元培一从之下，其他三人之上。那为何有很大成绩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呢？郭的成功与成绩：第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校董会，首开政府、社会、市场办学的新理念。东大设校董会始于 1920 年，当时东大尚处于刚刚筹建阶段。设立校董会初始目的是求得社会之赞助，谋求舆论上、经济上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赞助。故校董会刚成立时，只是一个议事、咨询性质的机构，其职能为：帮助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和保管私人捐助的财产。但是，在南高师改为东南大学过程中，校董会做了大量的工作。郭秉文建议学校应该重新认识设立董会的意义，扩大校董会的职能，更好地发挥校董们在办学方面的积极作用。 1924 年，修订后的校董会章程规定，校董会的职权为：一、决定学校大政方针；二、审核学校预决算；三、向教育部推选校长；四、议决学校科系的增加、废止和变更；五、保管私人所捐的财产；六、议决学校其他重要事项。自此，东大校董会开始成为学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在中国大学中增设校董会，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东南大学董事会为东南大学渡过难关立下了大功。东南大学董事会不仅使东南大学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所不拖欠职工工资的大学，而且在此期间，东南大学利用社会董事会的力量建设了堪称当时中国大学一流的图书馆、体育馆和科学馆。 1924 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正式将此列为法定条文。第二，把东南大学办成与北大齐名的大学，开创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新范式。 1917 年，蔡元培遵循德国洪堡传统，在北京大学进行了系统改革，使北大老树逢春，生机勃勃，取得了圆满成功。 1919 年，郭秉文以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在东南大学进行探索，使东南大学，充满朝气。可以说，在 20 年代的中国，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基地是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基地是北大，东南大学是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北京大学为新文化运动之阵地，二者齐名。北有北大，南有东大，一个使北大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一个创新开拓，努力使东大赶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1921 年 9 月至 1922 年 1 月美国教育家孟碌在对中国的教育考察后，认为东南大学将来可能成为东方教育之中心，是中国最有希望之大学，将来该校之发达，可与英牛津、剑桥两大学相颉颃。在办学上，郭采取的方式基本上与蔡元培相同。 ①广延名师，以美国毕业的硕、博士为主。同时积极吸引外国学者来校讲学、讲课。这其中有名的杜威、罗素、孟碌等；②重视人才培养，实施三育并举的人才培养方针。北大蔡元培实施的是五育并举（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出，民主共和国的教育方针应包括：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个方面。）；③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在这方面，东南大学是发起者。在 1920 年东南大学招收了 8 名女学生，北京大学只招收了 1 名女学生；④推行选科制，对人才进行人性化培养；⑤主张面向社会办学。郭在东南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暑期学校，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依社会需要而设。蔡在北大同样提出服务社会的理念，只是两者略有区别。前者注重课程、专业的社会服务，后者更注重精神、人格上的人才培养；⑥在治校模式上，均主张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实施委员会化的民主管理。但二者也有明显的不同：①郭主张学与术相结合，实施多学科办学。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互相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该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所以当时的南京高师竞是中国学科门类最全的大学。而蔡元培则主张学与术相分离，学是学理，术是应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郭明显在理念上高于蔡。②两人的治学理念不同，郭秉文可以归为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范围，追求的是美国实用主义传统，效仿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模式。蔡元培则可以归为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范围，追求的是德国思辨主义传统，效仿的德国洪堡大学模式。郭秉文的失败与不足：说郭秉文失败并不是说他没有把大学办好，则是说他因为个人原因，没有把东南大学带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最后，于 1925 年在他被教育部免职后，东南大学内部分成两派，三分之二的知名教授调离，学校进入了一个混乱期，错失了发展的良机。这方面他的不足也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人治代替委员会制在大学治理上，郭与蔡有明显的差距。蔡元培坚定地实施教授治校的制度，实施委员会制度。各类事情基本上通过教授会和评议会。而郭则与此相距较远，东南大学也有教授会，评议会，但这基本上是摆设。郭秉文主要依靠的是人治，他所依重的主要是两个人：副校长刘伯明，教务长陶行知。在其校长的中前期，他尚能作风民主，为人谦和。但随着学校规模增大，声誉昌盛，他逐步脱离了教授治校，独断专行日浓。以致于招到评议会、教授会的批评。特别是杨杏佛对其批评格外尖锐。但在处理他与杨的关系上，他又一次犯了人治的错误。他竞然在 1923 年 6 月刘伯明代理校务时，暗令刘辞去杨杏佛的教职。在目的没有达成后，他又提出东南大学停办工科，虽然其中有经费之原因，但却让大家理解为对杨杏佛的釜底抽薪。在其提议招到以工科主任茅以升等教授、教授会、评议会的反对后，郭竞然于 1924 年 6 月以教授会、评议会成员大多重复为由，通过校董会撤销了评议会。这实在是失人心、失教授心的一件事，这件事也直接为他日后被免职埋下了种子（杨杏佛离职后追随孙中山，任孙的秘书。郭的后任者是胡敦复，正是杨杏佛的密友。）郭被免职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因为筹款与江苏督军直系的齐燮元关系好有关。这虽然是一个理由，但不应该归为郭的失败，在当时的情况下，找父母官要钱应该是无奈的选择。第二，性格上的平和中庸郭秉文虽然受到了西方的高等教育，但从骨子里面，他还是一个十分中庸的人。他主张为人平和，主张为事平和，主张教育独立。他也是这样做的。孙中山曾约他参加国民革命，他希望保持中立。当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学生集体走街头，东南大学的陶行知、杨杏佛对学生运动积极支持时，他却无动于衷。在 1921 年东南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他说我一定要永远保持住南京泩的优良传统埋头用心读书，不问政治。（冒荣 . 至平至善鸿声东南 --- 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 .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这与蔡元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19 年 5 月 5 日，在得知至少有 30 多名学生被捕后，蔡先生面对北京大学请愿的学生说： 30 多人， 30 多个我的学生， 30 多个国家的栋梁，他们怎么下得去手。现在，这不再是学生们自己的事了。现在，这是学校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了。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 30 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在想方设法保释出所有学生后，身心交瘁的蔡元培选择了辞职。（中国教育报， 2008-8-29 ）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成功与失败，似乎在预示着，大学需要教育家办学，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熟知教育规律。但同时也告诫我们，教育家办学也必须依托合理的制度，科学的治理模式。二者缺一，都不可能长久。; 个人分类: 高教史料|6235 次阅读|2 个评论

大学英雄：校长篇: 热度 1 lgmxxl 2009-12-5 08:31; 大学英雄：校长篇近些日子，我一直受一些问题的困扰：什么是中国大学制度改革的动力？中国大学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难？今天我们为什么出不来一个类似蔡元培校长的人物？我经常为此夜不能寐！我想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需要一批大学英雄！他们推进中国大学改革的进程，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受刘海峰先生《最著名的校长》一文（中国教育报2009-11-23（5））的影响，我想先写一篇大学英雄的大学校长篇。终归，大学校长是影响大学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那么，哪些校长可以称得上大学英雄式的校长呢？应该以那些条件来界定大学英雄们呢？中国从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来，有哪些英雄式的校长呢？本文想就这些问题作了探讨。作为大学英雄的校长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界定：第一，是个人的素养。它包括个人的人格品质、深厚的人文底蕴、教育家的情怀、国际化的视野。人格品质，主要讲的对师生的人文关怀，独立的人格；人文底蕴，主要是中西文化的融会；教育家的情怀，主要是指能按照大学规律办学；国际化的视野，是指了解世界大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并能积极地融入这种趋势。第二，是当校长的业绩。它包括制度上的创新、学术上的进步、培养出的杰出人才、大学视野的拓展等。制度的创新，是指创新产生了新的大学制度；学术上的进步，是指学校在其领导下取得了学术上的突出成就；杰出人才培养是指综合利用各种条件，培养了世界级的大师级人物；大学视野的拓展，是指引入了大学的新活动，拓展了大学的活动输入软件。第三，对中国乃至世界大学发展的影响。是指其业绩影响了中国大学的进程，对世界大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是观之，我推荐的中国大学校长英雄包括以下人员：建国前的蔡元培、梅贻琦、郭秉文；建国初期的马寅初；改革开放初期的朱九思、刘道玉、835建言群体；1990年以后的校长很难推荐，我估且推荐朱清时。蔡元培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校长！他改变了北京大学的发展真迹，开创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好风气，他影响了中国大学的进程。梅贻琦实际领导了西南联大。他把校长定义为王帽、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的人。对很多人来说，西南联大是一个传奇，被称为办学上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个在战争年代临时组建的大学，不到9年的办学时间，培养了8000名学生。其中，在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6位是联大校友；2000年以来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3位是联大毕业生；解放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学生90人；而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则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中国人。郭秉文开创了大学开放办学的新趋向，他1921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大学董事会东南大学董事会也为东南大学渡过难关立下了大功。东南大学董事会不仅使东南大学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所不拖欠职工工资的大学，而且在此期间，东南大学利用社会董事会的力量建设了堪称当时中国大学一流的图书馆、体育馆和科学馆。建国后的北大校长马寅初。他在当时政治运动遍布中国社会每一角落时，他在北京大学坚守着最后一刻的自由。他当过北大的教务长，是北大最为著名的教授之一。1958年《新人口理论》的出版，既体现了这位校长的科学预见性，也充分体现了他维护真理的坚定品质，突显了这位大学英雄校长的人格光辉，他自己也成为北大精神的坚强捍卫者。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院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保护、收容了600余名臭老九，提出了华中工学院发展的三个转变（工科向综合大学、教学为主向教学和科研并重、本科生为主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并重）。充分显示了教育家的情怀。华中科技大学的今天，有他的一份功劳。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在上世纪80年代，他积极建议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他主政武汉大学7年，提出金牌精神的办学理念，试行了学分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等一系列改革。他主政的武汉大学曾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深圳。他领导下的武汉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835建言群体的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和大连理工大学名誉校长屈伯川联名上书党中央，建议选出部分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把它们办成重点大学中的重点。这份建议成就了一段知识分子上书建言、形成高层决策的佳话。实际上成为后来国家支持高等教育的两个重点工程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核心精神。这项决策已经影响了中国大学的发展进程和发展质量。现代当下的校长英雄很难推荐，主要是没有耀人的成绩。估且推荐朱清时吧。他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按教育规律办大学，没有跟风扩招，没有跟风搞形式主义的评估接待。被选任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后，他提出了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和教授治校举措。应该说这都是当下中国大学最为迫切需要的。我期待着朱校长的成功，期待着朱校长成为当下的大学英雄！; 个人分类: 大学英雄|4354 次阅读|1 个评论

聚焦点上的大学校长: rbwxy197301 2009-10-2 16:34; 以下资料摘自《南风窗》 2009年第 13 期聚焦点上的大学校长作者：赵　义《南风窗》 2009 年第 13 期　　无论中外，大学性质的机构都是一个社会超越性追求之所系。希腊宪法禁止警察和政府武装进入校园，去年底的骚乱事件中，校园就曾是抗议政府的骚乱人士的庇护所。中国远在汉代就设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源。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大学在数量上从未达到过大众化的程度，却也涌现了一批在世界上都声名显赫的教育大师、杰出的校长和大学，其思想和精神遗产至今仍让我们受益。　　对于很多人来说，高校，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香港科技大学朱经武校长在担心只有一批社会精英能进入大学，中间一条大沟，对社会稳定发展不利。对于内地而言，难道，进入了世界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迎接的却是梦醒时分 ? 　　如今从高校里流淌出的不仅仅有最新的研究成果、最新的社会思潮，更有各种各样的丑闻。人事争斗比思想更能吸引社会的注意力，学术造假也成了腐败重灾区，能搞到钱、拉到课题似乎比学术贡献更重要，一次自主招生不慎暴露出权、钱、学交易也不稀奇。　　时间会改变这一切吗 ? 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后，也许会重现当年 IT 行业大规模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情景，但我们显然已经面对一个疾病缠身的高等教育现状。我们的高校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已经陷入了这样的悖论：高校具有社会普遍出现的丑恶现象和潜规则，但高校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比如像美国芝加哥大学参与改进周边社区治安的成功典型，却少之又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 他们的作为空间到底有多大 ? 这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色看待大学校长。有的人觉得是官，有的人觉得是社会贤达，或者是教育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会只满足于中国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合格的 CEO ，争取资源，搞好管理。他们需要对于教育改革有所作为，哪怕只是务实的改革者事实上，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描述。教育规划应少些功利作者：陈统奎《南风窗》 2009 年第 13 期　　希望到 2020 年的规划能够引导我们中国的未来 10 年 20 年甚至更长远，怎样培养人才，怎么样推动国家发展，多一些这样的思想，少一些功利性的，短期的指标，但是我知道很难。　　当时我也没报中科大，是调剂过来的，但当时也被中科大的名气所吸引。如果问我今天为什么来中科大，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这个学校能让你受到最好的教育，上一个大学不仅仅是学知识，更多的是受这个大学的文化熏陶。每一所好的大学出来的人应该都有好的个性，而中科大是有个性的。这种个性可能平时不显示出来，但在遇到重大事件时会显示出来。美国的一些教授跟我说他们很喜欢科大的学生，只要接触过几次，他就知道 you come from USTC ，他能看出科大的烙印，这个 LOGO 是非常强烈的。　　《南风窗》：现在有一种声音可能你也不爱听，他们说投到铁路、汽车等能拉动内需，投到教育好像没有。　　侯建国：见物不见人，这是一个最可悲的观点。高速铁路建起来还得有人去开车吧。再说，高速铁路以后总不能老买德国的机器吧，否则高铁赚的钱，拉动内需赚的钱又被别人拿走了。还有管理，如果高铁长度达到 300 公里以上，整个的管理是不是需要一流的人才 ? 还要保证效率，保证能赚钱，哪一样缺了人才都做不到。单单一个高铁的链条就需要全民职业素质的提高。作为一个国家，要培养出一批职业领袖，由他们来引领科学、管理和技术的前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侯建国）重塑精神，重扬理想作者：徐　瑗　陈统奎《南风窗》 2009 年第 13 期　　作为大学理念来讲，高扬理想的旗帜是永远的，只是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似乎不谈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价值观似乎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是一个社会没有理想不行。回顾过去 20 年，我们曾经风行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风行过萨特主义，还讨论过新权威主义，各种主义都没有真正扎根，最近几年又开始国学热。我们在探索，但探索的过程实际上表明我们面临着一定的迷惘。实际上，我们缺少了一种东西，即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精神。缺少了这个，你再去寻找什么东西似乎都不是你所需要的。　　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性非常清晰。最近的金融风暴，给很多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人狠狠打了一棍子，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手的话，出现了极度的贪婪，暴露了人性中极度无耻的一面。所以在西方《资本论》热销，人们都在反思。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不完美，尽管我们改革开放 30 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还是存在。　　杨玉良：眼下，大学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华文明向整个世界的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当前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全人类和全球的视野下，要构建一个宏大的文化发展战略。而这个战略的构建和实施，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大学，尤其是综合性的大学。　　我在德国做博士后的时候，德国的一个教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会说德语的地方，就有德国的利益。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人知道康德和黑格尔，那么他们就懂得我们德国人是怎么思考的。非常精辟 ! 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指责那么多，其实中国人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能认为他们全都是反华的。我再引用一个人的话，撒切尔夫人博客里的话，她说你们都鼓吹中国威胁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中国没有什么可以威胁世界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输出过思想和主义。你想想，我们应该做什么 ? 　　我们研究。下美国大学的历史，尤其是私立大学，你吃人拿人的你就不自主。美国私立大学到二战之前，是非常自由的，到了二战的时候，为了反法西斯，所以美国政府就安排了大量的资金，要开发新的武器。给了钱就得按政府的指示做啊，所以它失掉了一部分自主权。二战胜利了，它就反弹了，这些学校就强调要自主权，要学术自由。到了 60 年代以后呢，工业界介入了，工业界给钱建了很多研发中心，又不自由了吧。由于冷战，军方又给了钱，又不自由了。所以到了 60 年代末，又一次反弹。永远在这之间拉锯。　　关键在于，在这中间要构建一种非常好的机制，就是大学内在基本的教育和科研规律要得到保持，然后满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可以有很好的弹性。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政治也不要冲击业务。但也不是提到大学自主权就是不要管什么外面的事情，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不可能的，否则，办大学干嘛 ?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育是最高的善作者：章剑锋《南风窗》 2009 年第 13 期　　纪宝成：对，大学不能太功利。大学的使命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这是大学不同于政府、企业等组织的最本质特征。没有知识创新，可能就是中学、小学了；没有人才培养，可能就是研究院了。　　那么大学精神是什么呢 ? 我认为就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没有了这种精神，没有了这种灵魂性的东西，就不能称之为大学，就不可能有创新，也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　　胡锦涛总书记前年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广大教师要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这句话语重心长，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浮躁和急功近利的风气背离了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我曾经发表过这样的一篇文章，叫做《变革的时代呼唤宁静校园》，我们也努力争取在坚守大学使命、守护大学精神、营造宁静校园方面起排头兵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我们还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作者：章剑锋《南风窗》 2009 年第 13 期　　南开特别重视本科教学。最近美国有个统计，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得博士学位最多的、拿到美国永久教职的，其中南开出去的学生大概排在第四位左右。要是用这种排位，南开大学进前五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排名有片面性，可能会把我们排在后面。　　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成员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所推动。有些学科是不能丢的。比如我们的历史系是全国最好的历史系之一，学生出来当历史学教授、历史学家是有限的，但历史系有些学生出来往往能找到最好的工作，当部长、省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就是历史系本科毕业的。　　所以说要考虑就业，但不能片面追求就业率。同时还要防止一种倾向：把一些比较基础但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意义的、大学应该办的学科砍掉，这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坚持。　　饶子和：我这个校长主要工作就是找钱、找人，特别是要找人。一校之长，是要引进优秀人才的，我们现在有最好的学生，还要有最好的师资，这样才能形成一所最好的学校。拔尖人才、优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是一所大学发展的根本。但是如果没钱，那也不行。可能有人以后也就有钱了，有了钱之后也有人了。　　我现在最大的任务还是找人。在现有体制下。找钱这种事儿受限制比较大，难度很大。因为国家对于募款没有减免税费，也没有捐款法，那些对学校的各种捐赠由此会面临一些问题。　　财政拨款和学费在我们的经费支出中占主要比例。当然，财政拨款基本上只用于维持教职员工 ( 包括退休员工 ) 的生活，发点工资、补贴就差不多了。财政拨款一般按照学生人数确定。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扩招，坚持不扩招，所以人数相对要少一点，相比于别的学校，能得到的经费拨付就少得多。　　《南风窗》：南开大学的首任校长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现在你接棒出任校长，你怎么理解校长这一角色 ? 　　饶子和：要做好这个校长，我想我还是有信心的。我是一位科学家，有人问科学家能不能做好一校之长 ? 科学家当校长在历史上大有人在，做得好的也大有 ^ 在。学者的特点是要追求完美，在每个位子上都希望能做到尽善尽美。　　我不敢和张伯苓公相比，他是老前辈。他曾同时担任 5 所学校的校长，照样干得很好，很出色，他的理念和作为，对南开影响深远。我是在学习。　　人们说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但我认为我们的学校还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大家都在努力做事，各有分工。光靠一个人是不能做好的。学校如果只靠校长一个人，那这个学校就完了。学校是一个集体。（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世界一流大学之梦作者：陈统奎《南风窗》 2009 年第 13 期　　穿过诚朴雄伟的校门，是一条阔气的校道，栽着两排葱郁挺拔的梧桐，遮天蔽日。两棵梧桐树之间，拉了一条红色横幅，热烈庆祝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 60 周年。就在数天前， 5 月 31 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教学楼后面的礼堂里，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2009 年对南京大学来说，实在是一个拐点之年，一是它公布了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二是启用现代化的仙林新校区，三是全面启用本科生培养方案。　　《南风窗》：从 2009 年秋季开始，南大将全面实施本科生新教改方案，请问改革的动机在哪里。为什么在 2009 年推出 ? 　　陈骏：过去在工业化时代，人才培养的目标是高级专门人才，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是向苏联学习的，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一些专业性人才。现在是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专门化人才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进入本世纪以后，西方高等学校，纷纷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总体趋势就是向通识教育方向发展。这便引发了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形成一股改革的潮流。　　我们从 2006 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研究、讨论，我们认为，首先要改变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说，你到工厂去，总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是南大毕业的，但厂长往往是其它学校毕业的；南大培养的学生当厂长、局长、领导的不多，这和我们的培养目标有关，过去我们以培养各个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为我们的学生打下了烙印，就业以后基本上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我们提出新目标，要培养各行各业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我们发现 50 ％的学生继续本专业的深造和出国留学，跨专业继续深造占 25 ％，余下 25 ％直接走上社会就业。这便启发我们形成了三三制新教改方案，第一个三指人才培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识教育阶段，第二阶段是专业化培养阶段，第三阶段是多元培养阶段。第二个三指多元培养阶段分三类，一是继续本专业深造，在大四继续学习本专业更高深的学问；二是跨专业继续深造，到其它院系去选修课程；三是直接就业者，安排就业创业的辅导，为学生顺利走上社会做好准备。　　《南风窗》：何谓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如何培养 ? 　　陈骏：他们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要具有宽厚扎实的知识基础，二是要具有开拓进取的业务能力，三是要具有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四是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五是要具有未来领袖的综合素养。　　今年秋天进入南京大学的 2009 级本科新生，将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专业、课程和发展的选择，享受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新教改还增加了教学计划的弹性，通过精简课内、强化课外， 4 年制本科生的总学分由原来的 160 分压缩到 150 个学生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依据兴趣开展更多的研究与实践活动。新教改方案的本质是给学生一个自主选择、自由学习的空间和权利，完全以学生为本。　　今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出新招生方案，按院和类来招生，不再按专业招生。学生入校后，第一年接受第一个阶段的通识教育，文理工医学生在一起学习。大二再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学哪个专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大四时，又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这都是选择机会，即刚才说的三三制。　　针对 2009 级新生。我们还会组织全校名师开出 100 门研讨课，即研究性课程。以小班教学为特色，面向全校公选。《南风窗》：南大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 ? 　　陈骏：南大距离真正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南大进入 ESI 世界前 1 ％的只有 7 个学科，而耶鲁大学就有 22 个。普林斯顿大学学科规模不大，但有 19 个学科进入。而且，这些老牌大学还在更高的层次上加快自身的发展。耶鲁大学正在继续推进其建设全球性大学战略，并已启动耶鲁明天 (Yale Tomorrow) ， 5 年内投入 35 亿美元。普林斯顿大学投资 17.5 亿美元加快学科发展。哥伦比亚大学将在 2010 年完成一座 14 层、包含 21 个实验室的多学科科学大楼。德国在推进精英大学计划。亚洲的日本在推进 GLOBALCOE 计划，韩国在推进 BK21 计划，它们计划在未来 10 年内分别使 15 所和 7 所大学跻身于世界前 200 名。　　在 2007 年和 2008 年的英国《泰晤士高教增刊》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南京大学分别名列 125 和 143 名。差距巨大，南京大学的发展可谓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发展得慢就是退步。《南风窗》：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去，薪水很低，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在背后推动，他们会去吗 ? 　　陈骏：我们承认，现在学生变得更现实了，但南大人历史上就是有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一代一代的学子继承下来了，其实就是传承问题，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这一直是南大人的精神。（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权力的行使，要在阳光之下作者：田　磊《南风窗》 2009 年第 13 期　　从光绪帝御批开始，山东大学建校已近 110 年历史， 1930 年代的山东大学曾享誉远东， 1950 年代的搬迁、 2000 年的三校合并，几度变迁，今天，这个老牌名校悄然间成了中国规模最为庞大的大学，躲在孔孟之乡，默默无闻、踏实为学。　　《南风窗》：在上世纪 30 年代，山大曾经出现过一个臧克家，当年他数学考零分，可是闻一多也能把他招到中文系来读，如果这样的学生出现在今天的考场上，你认为还会出现当年的结果吗 ? 　　徐显明：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们会让山东大学产生第二个臧克家，但高考现在还没有结束。 30 年代的体制，每个院都可以进行自主招生，当时闻一多是山大文学院院长，是他去说服校长一定要录取的。　　今天，事实上，各大学的校长，对于自主招生权都非常慎重，我也一样，一直要求学校慎用此权。招生的根本目的就是选拔最好的学生，招生无论怎么改革，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保证机会均等，一个是保证优秀的生源不被改革所忽略，改革的目的也是寻找优秀的生源。　　《南风窗》：现在公众对于大学的批评，似乎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化，校长的官僚化日益严重，你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大学最大的积弊吗 ? 　　徐显明：一所大学里有四种公共权力，第一种是政治公共权力，也就是大学的决策谁来做出。中国大学大多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集体决策。第二个公共权力是行政权力，由校长来行使，对内行使管理权，对外代表学校。第三个是学术公共权力。由学术权威来行使，一个大学里面一定要有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由教授组成的一个公共权力。第四个是民主功能权力，每个学校都有教代会，教代会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是对大学运作过程实行监督。　　体制上的重要问题，现在大家批评得比较多的确实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但是高等教育还有一个功利化的问题，在一些低层次学校里面还有一个世俗化的问题。大学排名很荒谬　　　　《南风窗》：最近这些年，各种版本的大学排行榜层出不穷，从政法大学到山东大学，作为一个校长。你通常如何面对这些排名 ? 　　徐显明：我是不赞成大学和大学之间进行对比的，大学之间唯一可以比较的是学科，比如说单科性的大学就像苹果和橘子，多科性的大学就像香蕉，而综合性的大学像葡萄，把苹果香蕉葡萄放在一起，谁是第一，这个命题是很荒谬的。　　另外，有的大学是提供经济服务的，有的是法律服务，有的学校是提供原始创新，有些大学是提供方法改进的。你说哪一个第一，这个命题同样是很荒谬的。所以。大学有他的不可比较性，这个不可比性就在于每个大学都有他鲜明的个性。　　《南风窗》：排名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特色不是很鲜明，办学同质化的情况比较严重。　　徐显明：大学排名是美国人的发明。我叫它美国主义，美国主义是科技主义，而科技往往都会变成数量，成为数量主义，导致对大学无尽的伤害。因为在排名中，大学最宝贵的几个东西被排掉了，第一是大学的德性，表现在责任感，你这个大学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承担了多少责任，师有师德，生有生德，校有校德，但道德不能数量化，排名当中没有哪一所大学的道德被算在里面。　　第二点，美国主义最不科学的东西，就是美国的大学很少注重思想，你看这一两百年里面，美国产生了多少个思想家，是很少的。像欧洲产生福柯的大学，产生哈贝马斯的大学，这些大学对人类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产生诺贝尔奖的大学。思想是不能排名的，可思想恰恰是一个大学最本质的特征，没有思想的大学叫做大学吗 ? 　　第三，大学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才，现在的大学排名缺乏对大学人才培养的计算，就是这个大学的成材率没有被统计出来，一流的大学有一流的成材率吗 ? 　　再有，排名把特色给灭失了，特色是不能排名的，一个大学最宝贵的这四样东西，在大学排名里面是得不到体现的。所以说大学排名是一个只有商业价值而没有科学价值的东西，而且会对社会产生贻害无穷的误导。　《南风窗》：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性的增加，中国高等教育校际竞争也将会越来越激烈，那么，你希望在社会公众和广大高考学生中，山东大学保持一个怎样的形象 ? 　　徐显明：山东大学是一所不善于张扬自己的大学，校风之一就是低调，踏实做事，这和整个山东的文化是一致的。山大学生的后劲很足，三五年之后才知道，作风的朴实，做人的老实，做事的踏实，还有对事业的忠实，山大以实为自己的特色。　　如果要表现一生的厚重的话，就来山东大学。山大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北京那些天天在各种讲座上客串的学者差，他们都在校园里做扎实的学问。　　有句话叫京华多浮尘，很多学者，人到了京华之后，道德和心理都会发生变化，京外学者是要做十分的努力，才能取得一分的成绩，对于北京有地缘优势的那些大学，做一分的努力，就有十分的收益，他不做学问，但地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有天然的优势，进行学术信息的批发，国家的某一个决策他最早获得，获得这个信息后，虽然不是他原创，他只是个传播者，他也到其他大学演讲。他把信息的散播过程当成提升和巩固自己地位的过程，我把他们都叫做信息批发者。这些人，当沉下来追问他对社会贡献了多少思想的时候，很可能是零 ! 过去总讲，学者还要保持适度的清贫，适度到能够维持自己的尊严就可以了，维护尊严的主要责任在学校，学者过度富有，把学术当饭碗，用学术来牟利，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是灾难。学者一旦过度富有的话，他一定丧失思想，因为他的批判力已经没有了。中国历史上的士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清而高，清才看得远，所以他的见解是高远的，今天山大有一批这样的教授。我相信，有什么样的教授，就会有什么样的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我为什么倡导精英教育作者：钟岷源《南风窗》 2009 年第 13 期　　朱崇实于 1978 年考入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其后由国家公派赴南斯拉夫等留学，并获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厦大从事教学，先后任厦大 8 年的副校长， 7 年前出任校长。他说，我在厦大整整 32 年了。 32 年里，我走过许多地方、许多大学，可最让我珍惜的还是能够在厦大美丽的校园里，安安静静地做学问做事业。　　 1 ％的大学应有更高的目标追求　　《南风窗》：在社会强调教育公平的语境中，你却倡导精英教育，为什么 ? 　　朱崇实：我想首先应对什么是精英要有准确的理解。现在有人把精英等同于贵族，把精英理解为高高在上、和人民大众相对立的群体，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什么是精英 ? 我的理解：精英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具有远大的理想，愿意为社会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不仅有理想，而且能够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并能以自己为榜样带动自己周围的人去为理想而奋斗。在大众化教育阶段，要紧紧地按照市场的规律去办学，但千万千万要注意，我们的教育不能完全跟着市场走，甚至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这就是我理解的精英教育，它既要根植于市场，同时又要高于市场。　　《南风窗》：记得你说过，中国至少要有 1 ％的大学为未来培养领袖型的人才。　　朱崇实：没错。不同类型的大学，应当有不同的目标。我觉得，中国现在有 2000 多所大学， 99 ％都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让毕业生将来有自己的就业岗位。但是至少要有 1 ％的大学或是四五十所高水平的大学，目标要和国外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一样，志在培养领袖型人才。　　《南风窗》：全世界的大学都在说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怎么理解创新的概念 ? 　　朱崇实：所谓创新，是指在前人或他人已经创造成果的基础上，能够作出新的突破，包括作出新的发现、提出新的见解、开拓新的领域，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新的事物或作出创造性的应用。创新包括两种类型：发现和发明，即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事物和创造过去不曾存在的事物。也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并按新关系创造形成新的作品。　　应该说，创新型人才，就是具备这些素质和能力的人。而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是培养学生具备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并按新关系，创造形成新的成果的素质和能力。　　《南风窗》：有量化的标准吗 ? 　　朱崇实：当然有，具体到本科生培养层面，普林斯顿大学提出的本科毕业生 12 项标准和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提出的本科毕业生 5 项标准，都蕴涵着创新型人才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其基本要素包括人格、智能和身心三个方面。　　《南风窗》：这些指标对中国高校有何借鉴意义 ? 　　朱崇实：归纳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标准，可以认为，我国大学要培养的创新型人才，起码应该具备这样五项基本特征：一是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二是具有良好的自我学习与探索的能力。三是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拥有广博而扎实的知识，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四是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能够与他人合作或共处。五是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身体素质，能承担艰苦的工作。　《南风窗》：为什么说厦大是一所没有围墙的高校 ? 　　朱崇实：是这样，前些年厦门市举行的十大城市名片的评选中，陈嘉庚先生和他一手创办的厦大都榜上有名。很少人能像陈嘉庚一样，能在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里，留下自己那么深刻的烙印，而且历久弥坚。　　因为厦门只有厦大这么一所重点高校，厦门市政府和人民是真心实意地把厦大当成了自己的学校，把嘉庚精神和厦大当成了自己的宝贵财富。正因为如此，厦大也就成了这座城市里一座没有围墙的高校。普通市民可以在厦大图书馆里看书，可以在校园里散步，可以旁听各类专家教授的讲座厦大以一种平和、开放的胸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不期望世界一流遍地开花作者：甄静慧《南风窗》 2009 年第 13 期校长就是拉拉队长　　《南风窗》：近来内地针对学术自由问题的讨论很多。你觉得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行政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怎样才是比较健康的 ? 　　朱经武我觉得学校应该是相当自主的。关于学术自由，不但政府不应该干预，连学校里的校长也不能干预。学术范围的工作应该由教授们来决定。反过来行政上的职责是学校行政部门负责的，教授和老师们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最终对外负责的人是校长。　　所以。香港的校长也是挺有权的，不过权与责往往要挂钩。据我了解内地的大学现在并没有董事会这个角色，但是在香港，假如我做不好校长这个角色，学校董事会是可以把我裁掉的。教育经费是政府的责任　　《南风窗》：内地关于教育经费的争论很多，香港公立大学的经费来源情况是怎样的呢 ? 　　朱经武：香港的大学经费基本上都直接由香港政府给。　　香港也有很多人觉得不公平，为什么美国州政府只需要给公立学校 30 ％ -40 ％的经费，而香港政府需要给到 80 ％ ( 不算学费 ) 。香港的老师和校长为什么不积极去找别的钱。　　那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美国除了州政府外，还有联邦政府。虽然州政府基本上只会供给大学进行基本设施和基本教育的经费，但联邦政府给学校的钱是非常多的，而且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可以申请它的经费。　　除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其他政府部门也会给学校钱。几年前，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 的校长到这里来，说起州政府给他们学校的钱不到 30 ％，相比之下香港政府负担很大。但我再详细地问他。原来他们还有来自美国国立卫生院、能源部、国防部和国际自然基金会的钱，这些全是政府部门，其实仍然是政府的钱。另外州政府还划拨给他们一大笔额外的研究经费。在香港，差异没有美国那么大。香港最好的 3 所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科大只在研究制度上占一点便宜。所以现在香港和内地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应该划分不同类型的大学，不要一窝蜂地向一个方向发展。有时我开玩笑说，如果所有大学都培养出我这样的人，都去做物理，做超导，那这个国家连饭也没得吃了。　　《南风窗》：你说的类型分开是指从专业上去划分吗 ? 　　朱经武：不是，是从目的去划分。你看加州的大学是分成三类型的。第一类是研究型大学；第二类是 4 年大学，叫加州州立大学，是以教育为主的，偶尔也做点研究；第三类叫社区大学，这一类大学占的比重非常大。因为一个社会需要很多受不同教育的人来维持。　　据我了解，有一阵子内地很多学院都一窝蜂要变成大学，甚至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愿望是很好的，但不是很实际。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教育普及的，所以中国确实需要很多学校，但不需要全部都是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这是做不了的。　　做研究型大学第一要有钱，办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成本花费非常高。中国这么大，如果所有大学都要当第一流的，这个经费不得了。　　作为研究型大学，要到全世界去竞争，寻找优秀的老师，工资、资源等付出肯定要大很多。教授要做研究，学校要给他房子、实验室，更重要的是给他时间，不能让他每天教 8 小时书。　　而 4 年大学的老师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少一些，一个老师可以教 3 门课，意味着它成本低些。到了社区大学的话，老师根本一点研究都不做了，只教一些很基础的课，课教得多，加上他不是世界的大学者，薪水也不一样，办学成本自然就更低。　　第二，研究型大学需要有大量人才，内地有人才优势，而这方面香港则比较缺乏。　　所以我觉得内地首先需要设置不同的分工，香港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虽然香港的大学经费非常充足，但香港现在一共有 8 家公立大学，如果全部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源。　　现在香港基本上只有 3 家大学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科大当然是研究型大学，但我们也不是综合性大学，主要有理工学院、商学院，虽然也有社会科学学院，但规模比较小。另外两家就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他们是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南风窗》：那对于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你有什么期待 ? 　　朱经武：我希望政府认真想一下，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富更强。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假如目的很清楚，方法是可以商讨的。　　在大原则上定了以后，其他应该松绑、宽松。每个地方、每个学校走的路子可能都不一样。让他们自己找路子走，远比规定他们怎么走要更有效。　　所以，首先是大原则大方向一定要定下来，然后一些次要的细节，要尽量放松。（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打造名校品牌的五要素作者：沈惠娜《南风窗》 2009 年第 13 期　　好的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地方的品牌，表示这个地方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这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台湾第一学府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话开门见山。今年 57 岁，祖籍河南的李嗣涔自 2005 年 6 月起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他是台大电机系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硕士、博士。　　学校品质，从注重通识教育做起　　台大为何重视通识教育 ? 李嗣涔的说法是：学校不应该仅重视知识的传播，更应该重视学生的个人质量、个人特质的培养，即所谓的通识教育。在未来的社会里，单纯依靠一个人的专业知识是不足以成就一番事业的。他说，正因如此，我们特别强调通识教育，希望通过多种多样的学习与参与，培养台大学子服务社会的情怀。　　学生品性，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　　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他认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或多或少会面临压力，而大学从理论上来说则相对自由和宽容。实际上，从台大的老一辈校长傅斯年开始，就开始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理念当成学校最高宗旨。大学不只是象牙塔。社会的公共一体化、社会公平性等都是大学师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社会责任感。因而，台大的师生才能够总是积极地参与政府改革和民主活动。　　教育不只是为了提供社会需求，只考虑社会供求，那是职业培训，不是教育的目的。李嗣涔所推崇的高等教育是要将大学生培养成社会的中坚力量，他说：这就要求学生们要有宽广的知识背景，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素质教育，扩张学生的视野，增长学生的见识，而学生具有良好的品性，社会的良心堡垒就更加坚固。　　　　强势师资，培养和挖人并举　　作为名牌大学，争取人才是第一要务。李嗣涔毫不忌讳地谈到了台大如何获得世界顶尖人才的两道诀窍，通常是将世界上好的人才挖过来。另一种做法，就是对有潜力的年轻人才加以培养。　　专业优势，树立和坚守学术权威　　用心打造名校品牌，在专业领域，你要占据优势，要树立和坚守自己的学术权威。　　我们打算再找出 10 到 15 个领域加强研究，尽量在 2010 年前，达到世界一流的境地。李嗣涔非常自信地解释说，我们会用经费去补助那些已经在世界上接近一流的领域，希望再加把劲，达到世界一流。比如说在系统芯片方面的设计，我们的电机系在世界各大学中是第一的。世界上有一个关于芯片设计的最好的会议 ISSCC ，过去 5 年，台大的论文是世界所有大学中被接受得最多的，而 2007 年台大被接受的论文，甚至比所有工业界都多。毫无疑问，台大在这个领域，世界第一。　　文化积淀，一切需要时间检验　　李嗣涔强调说，品牌代表着高校良好的办学质量，代表某种成功的文化气质，预示学生今后的社会地位，昭示着高校悠久的历史，是高校经年积累的一种优质教育资源，也是事关自身长足发展的一种软实力。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高校品牌是高校的名称、标志和为教育消费者提供教育服务，培养教育消费者的各要素的总和，是外延和内涵的统一。李嗣涔做出专业的解释。　　高校的品牌战略，是通过对学科设置、管理体制、人力资源配置、校园文化的培养等一系列策略的实施，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培养自己的品牌资产。尤其是名校的形成除了学生的培养质量外，还需要长期的校园文化积淀，需要深厚的学校文化底蕴支持，而这一切都要时间的检验。　　对此，李嗣涔认为，一所大学的气质塑造直接影响学生的成才情况，在他心目中，一个合格的学生首先要有扎实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人格及品德。　　针对目前冒出来的许多定量的对大学的排名体系，李嗣涔觉得难免会有偏颇，对于这些排名体系，我们不能太认真，否则就容易产生偏向。我们采取的原则是不管你用什么指标，我们都在追求全面性的进步。高校的品牌文化是依靠长久积淀的，并非几项指标所能概括的。（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 个人分类: 生活随想|1899 次阅读|0 个评论

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剽窃丑闻的“智勇仁义”: 冯用军 2009-7-29 23:02; 来源： http://china.jyb.cn/high/gjsd/200906/t20090617_283401.html 转载仅为传播更多信息，欢迎学术讨论，谢绝人生攻击。 www.jyb.cn　2009年06月17日　 1){document.write('作者：谢浮名　');} 作者：谢浮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论文抄袭丑闻有了最新说法：该校党委书记王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陆杰荣的学生杨伦剽窃他人论文，为了能在核心期刊发表，需要有陆杰荣的第一署名，征得陆杰荣的同意后，该论文发表在《哲学研究》杂志。因此，陆杰荣不负直接责任云云。(《广州日报》6月16日) 　　笔者老实，对官员面对大庭广众敢于侃侃而谈的说辞，总是不敢轻易怀疑，虽然屡屡上当，依旧不改初衷。而这一回辽宁大学当局的说辞，启人疑窦之处太多，暂且不去管它。笔者只想就这一说辞，谈点最粗浅的感想。　　惭愧得很，由于孤陋寡闻，我不了解陆杰荣先生的学术成就究竟如何。然而，从文章没有他的署名，就无法在权威杂志发表这点来看，声望该是相当尊崇。照理说，一个有着如此学术声望的学者，应该具有极严谨的学术态度。可是，陆杰荣先生评断一篇论文是否抄袭，连最简单的网上搜索都不屑为之，只是随便问问抄袭者本人，就同意自己署名该文第一作者。这样的学术态度，叫人无法相信其会有出类拔萃的成就。称他不智，不算厚污。　　我们了解到的著作权法的常识是，不管著作是如何出笼的，著作的第一作者就是第一责任人，既享受该著作能带来的最大的那一份名利，也承担着该著作可能导致的最大的那一份责任。如今，剽窃丑闻曝光了，陆杰荣先生作为第一作者，是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承担第一责任的。可是，陆杰荣先生不吭一声，做了缩头乌龟，运作出学校当局出头为他辩解，实在够不上一个勇字。　　大事上不智不勇，小聪明倒相当叫人钦服。陆杰荣先生的学术地位是如何奠定的，笔者不得而知，可是，从此次抄袭案来看，很叫人存疑。不免揣测，他的所谓著作，大多由人家写好，他来个第一作者的署名。果真如此，实在算不上仁吧。　　和他人合伙剽窃，从常理推断，案件曝光，该同甘苦、共患难才是。可是，陆杰荣先生将责任一股脑推给合伙人杨伦，反倒把自己打扮成了关心爱护学生的忠厚长者，甚至成了剽窃丑闻的受害者。不知道合伙人杨伦会怎么想。总之，作为旁观者的笔者，很为杨伦寒心抱屈。如此对待合伙人，哪里够得上一个义字！　　辽宁大学面对丑闻，第一闪念是撇清，不足为怪。不过，撇清的最好方法似乎不是为剽窃者辩护，而是大刀阔斧、严厉处置剽窃者。如此，学校清誉大概更能得到维护。（谢浮名）　　　　辽宁大学初步确认抄袭事件基本属实　　记者１５日从辽宁大学了解到，该校副校长陆杰荣及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杨伦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抄袭一事已被确认基本属实。但学校方面表示，抄袭系杨伦一人所为，陆杰荣署名仅为帮助学生的论文得以发表，非直接责任人。事件的有关细节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辽宁大学抄袭事件基本属实但抄袭系学生所为　　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余热未消，辽宁又一所高校陷入抄袭门。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在核心期刊发表的哲学文章涉嫌抄袭，引起公众关注。; 个人分类: Life Comments|2444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时报：大学校长的有为与无为: machangle 2009-7-28 14:24; 科学时报：大学校长的有为与无为作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应该修炼教育家的品质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6/220932.shtm 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一位国内高校校长曾说，校长什么事都要管，这样分散了我们很多精力；也有校长说，校长要管学生生活、学生住宿、学生食堂、教师住房、教职员工子女入托，这些必须得管，不然可能就会出现不利于学校发展的事件；更有校长戏称，校长除了火葬场，什么都要管。这些抱怨应该说是我国大学校长工作的真实写照。然而，是谁把校长搞得如此累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弄清作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究竟对什么应该有为，对什么又应该无为。《中国青年报》曾经刊文《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做大学校长是项美妙事业》介绍，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谈起自己12年校长生涯只出过一本《大学工作》的专著时，没有一丝底气不足，而是沉浸在最美妙者从事最美妙事业的幸福和自豪感中。雷文认为，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如果还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带研究生、搞研究成果，那就是与校长的大学工作背道而驰，是没任何美妙可言的。这种美妙，在雷文的体会是单纯的：其实当好校长很简单，只须做到两点：选贤任能、确定当务之急。这种美妙，在雷文体会又是一种权威感和成就感。好的校长，尤其是一流大学的校长必须具有影响力和领导力。这种美妙，在雷文体会还在于一种不是清闲官的清闲。不是清闲官，大到引航向前、运筹帷幄，小到体察学生宿舍、与学生聚餐，极尽校长之职责。而当我们仔细查看国外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身份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身份都很单纯，校长就是校长。《工人日报》曾经刊文《中国大学校长累从何来？》认为，我国大学校长的身份很复杂，除了校长之外，他们还是博导、院士，在政府的行政编制序列里又是正厅级、副部级的官员，几种身份集于一身。身份的多样、行政级别的优越，说明这些校长的担子重、责任大。然而，既然各位校长都享有着一定的行政级别待遇，那么为民服务就是当官者的本职，对本职工作何苦要抱怨多多。如果当校长不能为教职工、学生服务，又凭什么要行使行政权力、享受行政待遇？从这一点来讲，这些校长的抱怨毫无道理。雷文校长何来清闲？因为他不需为副部级、正厅级校长的名头座次斤斤计较，不担心没有成果被同行笑话，不为有名无实的博导头衔背上良心债。那么，我国的校长为什么就不能单纯一点，卸掉学术科研的担子，别再追求行政待遇，专心当好校长呢？克拉克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认为，校长是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既是领导者、教育家、创新者、教导者、信息灵通人士，又是官员、管理人、继承人、寻求一致的人、劝说者、瓶颈口；但他主要是一个调解者，作为调解者的头等大事就是相安无事如何使七十二行不和谐的派别相调和。校长是大学这一教育组织的灵魂人物和神经中枢，笔者认为，大学校长之能否胜任，本身的品质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作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应该修炼教育家的如下品质。第一，要有理想追求，有承前启后的使命感，能够维护并发扬已确立的大学精神。大学校长要体现大学理想、使命，体现大学维护社会公正、彰显社会良知等所有当代文明社会的价值和品质。大学校长应成为时代的良知和智能的火把，以及社会良心或良心的守护者，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第二，应有一种英雄气概人不敢言，我则言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这不仅是指在科学或学术领域的胆识，在社会正义、良心和道德等领域，同样应如此。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谁站到了大学校长的位置上，谁就应肩负起大学的使命。第三，应该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象征。大学校长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促进知识的创新、增长。因为大学是知识创新最重要的机构，知识是人类对未知王国探索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种种曲折、失败和错误，知识的探索者必然要彼此平等地讨论、交流、批评和争辩，形成一种知识共同体。只有在这种知识共同体内的百家争鸣中，才可能有知识的发现、发明、积累和进步。所以大学校长必须像蔡元培那样，将大学营造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园。第四，应该以爱护学生和教师为天职。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教师和学生又是这个家园中的主体，是最应该受到尊重的。大学校长应当在思想和情感方面与教师和学生相通。大学校长应该是教育家，即成为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一个正义的、有思想的、优秀的大学校长，必然会创造条件还权于师生，让师生获得权利意识并运用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让师生处于无权的被行政人员管理的状态，难有主体身份的认同感。《科学时报》 (2009-6-30 B4 视点);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945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时报：大学校长的蜕变: machangle 2009-7-28 14:23; 科学时报：大学校长的蜕变在当今情况下，什么人愿意当大学校长，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7/221845.shtm 中国教育问题重重，当下几乎被国人万炮齐轰。大学因此也成为众矢之的，而大学校长则是首当其冲。因为，人们总是想起当年的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蒋梦麟、张佰苓等人，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就没有这样一些给大学以精神的校长呢？其实，现在的大学校长也是有苦难言。他们虽是堂堂一校之长、法人代表，但是在自己的校园内究竟能有多少作为，是说不清楚的。首先，每个大学有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与校长是什么关系？没有人明确知道，不像校长与副校长、校长与处长，那种关系是十分明确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此可见，校长不是大学的最高长官，但负最高责任。大学的最高领导是党委，党委书记是党委的召集人和党委会议的主持人，对于党委会议具有首席长官的地位。有些书记常常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了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际上成了大学的第一把手。然而，书记却不具有法律上的责任人地位。于是在中国的大学中就出现一个滑稽的现象：书记排名一般在校长之前，但对于大学却没有法律上的责任。校长不是第一把手，却要对大学全权负责。校长在这个法律框架下，与书记的关系就比较暧昧，无法较真。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校长心里没底。校长与书记之间的权限和义务常常是由个人的能力或性格来决定，而非由法律或法规来确定。有些大学里是校长领导书记，有些大学是书记领导校长。这是中国大学特有的风景。其次，中国大学是教育部的下属机构，大学里的基本事务都必须按照教育部的计划、指令执行。比如，每个大学每年的经费，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名额，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的比例）的编制，博士后的人数等等，都是教育部的计划安排，铁板钉钉，大学不能越雷池一步。国家推动985工程之后，有大量的教育经费转变成教育部的项目基金，让各个大学去竞争，其实是让大家去搞公关，所谓评委专家，也是教育部指定的，最高权力实质上在教育部手中。甚至学术和教学评奖，也是教育部分配名额给各个大学。大学的校长实际上只是教育部这个磨上的一头驴，睁着眼是这样走，闭上眼睛也是这样走。因此，中国大学里的一些怪事其实一点也不怪教育部的领导，不用说部长、副部长、司长、副司长，就是一个处长、副处长来到一所大学，也是颐指气使、八面威风，大学校长们能奈他们几何！此外，中国的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党、政、军各个部门一应俱全，除了教学科研的行政机构例如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等以外，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武装部等，安全保卫、道路交通、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居民委员会等等亦有常设机构。学校每个人员的生、老、病、死也依赖学校，还有附小、附中、医院，加上校办产业、公司宾馆等等。所有这些部门每天的上传下达、迎来送往，其工作量可想而知，每个大学校长无不对此感到焦头烂额，苦不堪言。至于每年的大学招生、毕业生就业，教师的职称评定，干部的考核升迁，这都是学校的核心工作，校长们不仅要在媒体登台亮相，激情演讲，比试魅力，还要像居委会的老太太，春风化雨，做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例如征地造大楼，引进人才，制定规划等等，无不让人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大学校长的境况是何等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人愿意当大学校长，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学者肯定不愿蹚这个浑水。他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只会用于科学和学术研究，而不会消磨在这些繁琐的事务上。至于用大学校长的头衔来谋求学术界和科学界的虚名，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科学家。一个有抱负的教育家也不会担当，因为他深知这样的环境和情况只能无所作为，不仅让他的满腔热情化为乌有，还会使他的英名毁于一旦。那么，大学校长其余的人选就可想而知了。当下的大学校长，实质上已经蜕变为一个官。一个在仕途上有追求的人，可以由此而获得副部级、司局级的官位，因而可以获得相关的利益，而其他的理想、抱负则无从谈起。而一个官员来做大学校长，却会获得很多官场之外的好处，例如教授、博导等专家学者的名头。当然，不能否认，在中国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确实有人在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才干和年华。但是，作为一个普遍现象，大学里蔡元培们已经难见踪影。对于中国大学校长的清醒认识，可以让我们对于很多事件释怀。比如，为什么很少见到大学校长们对于教育的真知灼见？虽然作为一校之长的大学校长实际上难有作为，但为什么人们趋之若鹜，梦寐以求？浮在表面光怪陆离的现象，反映出中国的教育灾难之深、之重。如果我们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没有危机意识，不下决心进行根本的制度性改革，培养尖端人才就只是梦想。《科学时报》 (2009-7-28 B1 大学周刊);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905 次阅读|0 个评论

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zcgweb 2009-3-18 00:28; 个人觉得大学校长应该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需要在制度许可的前提下尽可能培养学生的精神内涵，尤其是鼓励和激励教员和学生能够从现实的、物质层面升华到精神层面，引导教员和学生从基本的生存观升华到更高的精神内涵，从动物化的人升华到智人化的人。这应该是一所大学、一个集体的核心之所在，也是精神依托之所在。一旦达到这个层次，那么，低层次的物质需求就会象蝉壳一样被剥离躯体，而人类的真正的精神就显现出来。当社会还被蝉壳一般的物质需求所缠绕和困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很难形成原创性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换言之，物质层面是表观的，精神层面是深层的。当一个人、一群人持续在表观层面纠缠不清的时候，这个人、这群人在精神层面就会长期被抑制。学习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就是要尽快让我们整个社会从这些表观的、浮华的如浮尘一般笼罩在社会上空的薄雾中解放出来，高层导向、舆论监督应该着力于此，这样中国的长线创新、持久创新才有可能实现。一句话，物化的人还是物，只有精神化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以上琐碎思想，见仁见智。; 个人分类: 社会责任|3754 次阅读|2 个评论

关于大学校长轮换制度: wanghongcai 2008-11-25 01:01; 近来由于有几个重点大学的校长的调动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议论，我起初对这个问题不关心，后来想想也应该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首先我是对大学校长轮换制度是持赞成意见的，这可能不同于许多人的意见。我认为不同意大学校长轮换的尽管有一些道理，但是非常不充分。为什么呢？我说说我几点不成熟的看法：第一，时间长短并非一个校长是否有作为的指标。国外是有许多大学校长任期非常长，而且可能是终身的。但这要看是什么时候，你不能拿今天的情况与100多年前比。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大学的发展环境已经变化了，不象当初那么单纯了。但是你硬要说没有什么差别，我也由你。第二，国外大学校长任期长是在慎选的基础上的，而且有一个明确的制约机制，这个制约机制是直接的，而不是遥远的。我们的大学校长选择不能说是草率，但是很难说经过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经过了教授们的认可。根据各方面的反映，能够成为校长的只是一些被青睐的幸运儿（其幸运可能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比较乖），甚至在他出任校长时教授们都不知道他是谁。不仅上任之前大家不了解，而且上任之后大家仍然不了解。你说这样的校长任期长短还有什么不同。第三，真正能够作为长期校长的是因为有校长负责制。我们国家那个校长能够真正负责？而且他向谁负责？不能真正负责的校长要他做了长期的有什么用？第四，真正能够作为长期校长是有自己坚定的信念的，知道大学该向什么方向发展的，知道该怎么引导大学的，你问问现在的我们的校长，他们有几个真正知道的？当然也很难保证他们不胡说一起的。如果没有强烈信念的引导，仅仅知道忙于日常事务，这样的校长谁不能当啊！所以长点短点都无所谓。第五，真正的长期校长是因为教授们留恋，是因为他有感动教授们的人格品质，你调查一下现在的大学校长有几个教授说他们真正好的（当面奉承的除外，特别的利益关系的除外）。所以这样的大学校长早走也好，说不定新面孔做事情更谨慎一点，更忌讳一点，不会乱来。其次，我赞成大学校长轮换是因为轮换制度能够带来活水，免得陈陈相因，免得形成地方势力。在今天中国大学，学术风气显然还没有达到非常好的状态，此时学校官方的意见对学校的发展和学科发展影响非常大的，一旦时间久了校长就会形成自己的势力，也要争夺专业的话语权力，因为我们的大学校长还不是全职，都是业余校长，所以不要指望他们会对学校发展有多大贡献，只要他们不损害学校长期发展的利益和不形成内讧就好了。我们知道，许多校长还没有到退休就开始为自己的退路着想了，就要求学校为他们留下一块保留地。实际上每个学校都有许多这样的保留地，当然这里也是一个个小王国，是别人不能染指的。在中国你让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得久了，就必然形成一些复杂的关系网，因为中国还基本上是一个人情社会，既缺乏自觉，又缺乏监督，大家都好面子，你把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比，这就有点不伦不类。所以，不要把美国大学任期长，特别是私立大学的任期长作为范例来说明中国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拿中国的私立大学校长情况来说呢？中国的私立大学校长没有几个经常换的，因为它们有很好的负责机制，中国的公立大学校长向谁负责呀？再次，我赞成大学校长轮换，也确实是替大学校长着想的。想大学校长都有一个摸索期，这个摸索期一般都需要3-4年的经验，但是当他的成熟时他的经验又不能用！为什么？因为他的办事作风是他一开始就形成的，也是大家接受的，他也不可能中途改变的，否则就会让大家发生认同危机。所以初任校长只是积累经验，当他形成新的经验后只能去新的大学来实行，不然的话他得自己推翻自己以前的作风，这何其苦痛！再其次，我赞成大学校长轮换，还是从领导班子集体考虑出发的。一般来说，没有很强的管理能力、过硬的专业水平和迷人的人格魅力是很难建立一个和谐的领导班子的。作为校长你只能偶然利用的职务权威，如果你经常运用你的职务权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当校长既没有付出超强的努力，又没有过人的本来的时候，只懂你自己专业的一点东西，想让大家都听你的是不可能的。而你又急于建立自己的政绩，树立自己的威望，那样就不免与班子成员发生纠葛。特别是书记的资历比校长老的很的时候，要让书记充分尊重你的意见或服从你的权威，那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在一个集体中不能发挥领导力时，也许换一个地方，总结一下经验，可能就是对领导集体和校长个人都有好处的。最后，我赞成大学校长轮换，还是从打破终身制角度出发的。不要认为一切都是越老越好，因为时代是一个变化迅捷的时代，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跟上时代变化的。我承认有人是能够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这些人是伟大的，但只是极少数的。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表现出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的话，你给他再多的时间都无济于事。打破终身制就能够鼓励人才辈出，在变革的时代，尤其需要有胆识的人，不是一切都是经验越多越好，要知道，经验有时是个包袱，会束缚人们手脚的，会成为人们洋洋自得的资本的。而大学发展一刻也不能松懈，它很多时候不是按经验办事，而是要求去创造，这是全新的，需要有胆略的新人出现。你如果坚持长期制或终身制，岂非在扼杀新的成长机会？当然，我不否认应该有例外的情况，但这些也必须是在规范之中的，必须经过特许程序。所以，我并不主张什么都一刀切。综合上述，我是支持轮换制的，我认为这对大学和对校长而言都是机会，因为新人才能带来新希望，才能使人尽快地告别失望。你说这不是好事情吗？; 个人分类: 热点讨论|6429 次阅读|0 个评论

“短命”的校长如何成就常青的大学: 张显峰 2008-11-19 14:50; 关于北大换帅的消息传了很久，近来终于成了事实。老掌门许智宏唱着隐形的翅膀悠然谢幕，从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得出，这个和蔼老头和北大师生的相互依恋之情。许先生是终究要卸下重担安享晚年的，所以我以为不必太过留恋也罢。内心更为纠结的，应该是那些因为许先生的起身离开而不得不面对新的境遇的一些大学和师生们。因为许先生的卸任，因为有人要接任北大，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掌门人好似排座次一般，次第前移一位。这种移位几乎是在瞬间完成，而且是在行政命令之下。其中在位最长者也不过七八年。这倒让我想起一年前的一项调查来。说是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 4.1 年，北大、清华等著名研究型大学校长任期稍长一点，平均为 5.9 年。很多大学校长往往在年富力强的黄金时期就离开了岗位。我们一直在神往着世界一流大学，呼唤大学精神的回归。但名闻世界的大学没有哪个是频繁换校长换出来的，相反是因为有了长任期的校长才成就了常青藤的大学。有调查表明，美国著名的大学的校长平均任期为 12.2 年。早在六年前，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莫斯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说，我坚信，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原因之一就是实行校长长期任期制，由颇具魄力的领导长期任职能使学校更为适应变化的新时代的需要，而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改进，这是哈佛办学的悠久传统。哈佛大学的 26 任校长平均任期达 13.9 年，其中查尔斯更是将哈佛大学校长的位子占了 40 年之久，这正是哈佛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之一。抛开国外的不说。清华大学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梅贻琦治下，有史家评价，在此期间清华大学一跃成为一所国际闻名、国内一流的大学，极大地缩短了我国大学与国外著名大学之间的差距，标志着我国的学术与教育开始走向独立。而他的任期是 17 年。北大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是蔡元培和蒋梦麟在任时，他们也是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两位校长，一个是十年零八个月，一个是十五年零九个月。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但是每个人的理念、秉性和人格终究有所不同，三五年一个校长，短命的灵魂怎样成就得了一所常青的大学？这样说的意思自然不是要复古，要反对合理更迭。但太过短的任期，会有几人愿意而且来得及为一所大学的未来计议？既如此，还不如好好侍弄头上的红顶子，这站到点儿了好往下站去。; 个人分类: 显峰冷言|6296 次阅读|6 个评论

关于中国大学校长选拔制度的展望: wanghongcai 2008-11-15 00:34;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新一轮的大学校长轮换问题，有的人提出了大学校长是否用公开招聘的办法来代替目前实行的任命制办法，或者走象副校长人选那样的公开招聘试验。我感觉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在近期看太不可能。原因有以下五点：一、大学校长与副校长职责是不一样的，副校长更讲求专业性，不是总体负责，而校长的职责则是全面负责的，所以大学校长的资格是难以具体规定的。显然没有具体要求就很难进行招聘；二、大学校长直接面对的上级领导，只有知人善任才能做到上行下效，招聘制度没办法保证这一点，而且在完全陌生的状态下是没办法与上级要求进行配合的；三、大学校长是把握全局的，并不是贴一个招牌，并非越是有名气越能够胜任，它需要很强的管理能力。这意味着即使在美国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未必能够行得通；四、中国大学校长与副校长之间是一个合作关系，不是一个聘任关系，因为大学校长、副校长之间有很大的相互独立性，所以协调能力是大学校长的第一位品质，如果不改变整体的官僚体制，根本无法推行大学校长聘任制；五、实行招聘大学校长必然要求很大独立性，这是大学校长必然的要求，不然他来应聘大学校长就失去了价值，而这一点正是中国的制度环境无法给予的。在中国大学校长很大程度上只是教育部的代言人，既不是学术的代言人，也不是大学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当然也不是社会需要的代言人，所以即使招聘精明强干的大学校长也是无用武之地的。就目前而言，比较听话的、善于协调的、有一定的专业资力的校长就足以胜任，并不需要多大的管理才能和如美国校长那样的筹划能力。可以说中国的大学校长是比较容易当的。这样的话招聘大学校长是多此一举。以上几点理由不是非常成熟，但归结一句话，中国目前推行大学校长招聘制还不是时机。至于将来的某一天是否要这样就很难说了。但从逻辑上说，中国要建立一流大学，就必须让大学校长独立行事，伸张自己的办学主张，而不是一味的听话型的。但这个校长可以是通过久经考验的模式来发现（教育部决不敢把一所大学交给并不熟悉的人来掌管），也不一定要通过招聘的路径来。但可以肯定的是，招聘的路径会快一些，能够加速有作为的大学校长出现，不过也容易出现一些乱象，这一点也是中国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改革中最为担心的。; 个人分类: 热点讨论|5112 次阅读|1 个评论

用群论的思想管理了中国大学: 热度 1 大毛忽洞 2008-11-9 18:51; 用群论的思想管理中国大学民间置换循环群：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咬棒子，棒打老虎；鸡吃虫子，虫咬棒子，棒打老虎，老虎吃鸡；虫咬棒子，棒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吃虫子；棒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咬棒子。以上群的另一种表示：（ 1234 ），（ 2341 ），（ 3412 ），（ 4123 ） . ，这就和教科书一样了。没错，这就是一个群，而且是 4 阶群。如果鸡不去吃虫子，而是直接去吃（啄）棒子，这就构成一个子群，而且是真子群（满足群的定义）：老虎吃鸡，鸡啄棒子，棒打老虎；鸡啄棒子，棒打老虎，老虎吃鸡；棒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啄棒子。也许有网友会质疑，鸡怎么会啄棒子呢？俺答曰：鸡的亲戚啄木鸟不就是每天以啄棒子为生吗？好了，咱们看看群论是如何用来管理中国高校的。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到山东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到吉林大学，吉林大学校长到北京大学，（如果）北京大学校长到中国政法大学。这就构成了一个数学上的群，这个群和老虎吃鸡的群是同构的，即两个群的乘法表是一样的，特征表也是一样的。如果北大校长不去政法大学，那么，剩下的三个元素就构成一个子群，但是这个子群是个假子群（不满足群的定义）。假子群是不闭合的，就相当于是从一个闭合的链条上取下了几个环节，但是从这几节链环可以获得关于整个链条的足够的信息。魔方复位后期，那些操作都是假子群循环。用群论的思想管理中国大学，其妙处在什么地方呢？这问题还是去请教社会科学工作者吧。俺只对事物的数学原理感兴趣。参考文献：评论：大学变革岂能寄望于换校长日前有关负责人宣布，徐显明任山东大学校长，原山东大学校长展涛调任吉林大学校长，而吉林大学校长周其凤另有任用。有消息称周其凤将调任北京大学校长 (11月8日《新京报》)。 http://159.226.26.14/htmlnews/2008/11/213022.html; 个人分类: 思想和方法|4407 次阅读|5 个评论

院士校长的优势——北京理工大学王越校长访谈录: suqing1961 2008-8-1 13:02; 旧作：刊载于《中国大学生》 1996 年 5 期据了解，在目前全国一千多所高等学校中，同是具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头衔的校长，可谓凤毛麟角。而接受采访的王越校长，却恰好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位。围绕着怎样当好大学校长这一话题，记者与王越校长进行了如下对话。问：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您作为这所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对办教育、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是怎么认识的？答：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个自然人，要想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人，就得接受教育。人类社会只有不断地继承和发展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才能得以持续地进步和向前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同样离不开教育。因此，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深感教育的重要和肩上责任的重大。回溯到 1940 年，老一辈革命家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下创建延安自然科学院，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把科教的发展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认为这就是我党对科教兴国最早的一种设想，或者说是科教兴国思想在当时的一种体现。因此，作为从延安自然科学院发展而来的高等学校，北京理工大学理应为贯彻当前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做出更大的贡献。这种贡献需要靠学校一代代的领导者去组织完成，这就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理解，这里所说的百年树人，不光是指培养单个的受教育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指：高等学校需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去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形成一种优良的办学传统，使得它能够持续不断地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稳定地提供一批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乃至北京大学成为世界名校，无不是经历了上百年或近百年的建设和发展历程。因此，办好一所大学，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事情，大学校长一定要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在任期内搞短期行为。这是校长对后人负责应具备的起码的德行和操守。问：作为全国大学校长中屈指可数的双院士，您的身份对于办好大学具有什么优势吗？答：我认为，党和人民授予我院士学衔，既是对我科研工作水平和能力给予的肯定和授予的荣誉，更是寄予的一种期望和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希望院士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挂两院院士头衔，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责任。大学具有知识分子集中和高科技密集的特点，因此，社会和人民对大学在推动国家发展与进步方面所起作用的期望值自然很高，当然也希望大学的校长具有更高的学术号召力。我和其他一些院士之所以被推上大学校长岗位，我想也可以说是社会和人民对高校的高期望值的体现。我个人并不看重院士这个头衔，但客观地讲，院士这个身份对于大学校长而言，确实能给办学带来一些优势，能在办学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首先，作为科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院士校长可以更为广泛地用他成功的学术经验、良好的学术作风以及出众的学术成就，影响和带动学校整个教师队伍的成长，尤其是青年教师队伍的成长。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或者说是润物细无声的。其次，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界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而院士校长由于其交往与合作对象的层次较高，使得学校的科技工作者能有机会与更多的院士交流与合作，使得学校能得到更多院士的了解和关注，这对学校教育、科研诸方面的发展和提高是至关重要的。近三年来，每年的春节前夕，我都要邀请二三十位院士来校与我校的部分专家学者联欢、座谈。这样的学术交流和学术对话，对我校的建设和发展肯定是有帮助的。第三，利用院士校长这一身份，便于集合更多的科学家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继而提高学校在社会的影响和知名度。比如，在去年我校举办的院士座谈、联谊会上，我和其他三十几位院士联名向外交部、统战部、中宣部、国家教委等部门提出倡议，呼吁加强对海外留学生的子女进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这个倡议得到了这些部门的重视，由于是我们学校发起的，因而对学校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问：英美大学校长有一句格言：不做其他人可以胜任或做得更好的事情，对此您有没有同感？答：我认为，当校长和搞科研有很多类同之处。在做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之前，我长期在一家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我在实践中体会到，科研工作需要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合作，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快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合作显得日益重要。每个人在相应的位置上开展工作，承担责任，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配合、协作。在高等学校的管理中，校长和副校长各有各自的位置，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当然，我要承担作为校长的全部责任）。因此，我和副手之间也是一种合作关系，既要充分信任他们的工作能力，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也要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相互进行忠诚的合作、商讨和帮助。合作，这是我奉行的重要工作准则。问：您认为，我国高等学校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目前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答：是质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最终依靠的是产品的质量，高等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同样需要依靠质量，即入才培养的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高质量和管理的高质量。高校也要有创名牌的意识，不能为蝇头小利干自己砸自己牌子的蠢事。不讲质量，终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因此，要培养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做老实人，干老实事。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侵蚀进了高校，科研工作中的弄虚作假，教书育人中的敷衍了事，管理中的马马虎虎等不良现象，在各个高校时有发生。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醒。问：江泽民总书记在接见我国 4 位交通大学校长时指出，大学校长应该既是教育家，又是政治家。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呢？答：我认为江总书记讲得非常对。作为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员，校长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责任。我认为，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应该具备强烈的爱国心，要有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贡献的真实本领，每位校长都要用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去培养和教育学生。这就是政治。谁在这方面实践成功了，谁就是政治家、教育家。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家，不是我们过去厌恶的那种空头政治家或政客。问：您当校长已经三年多了，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回首走过的历程，您认为在学校这个重要的岗位上，您的学识、经历等方面还有没有让您感到缺憾之处，从而使得您工作并不完全尽如人意？答：高等学校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而要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观念的转变和更新又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所重点大学的校长，我有责任理出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思路，我常常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北京理工大学的建设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多问题需要我去认真思考和重新学习。我们学校是一所以工为主、多学科发展的高校，学科专业面非常宽。我主要从事通讯与电子系统工程方面的研究，领导这样一所多学科的大学，学识自然受到限制，而作为学校最顶层管理的设计者，我的任何一项决策失误，都有可能给学校的发展带来历史性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校长的工作又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好在经过长期的科研实践，我具备了与别人忠诚合作的素质，这又是我的优势。因此，工作中我可以通过合作来弥补学识上的欠缺，通过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来减少决策上的失误。; 个人分类: 学者风采|4035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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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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