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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启示国外办学能迁移吗: 胡业生 2011-8-13 12:02; 二十世纪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获得 56 和 36 项诺贝尔奖 , 名列全球之冠。分析这两所大学的成功经验发现 , 科学精神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剑桥大学的学术渊源是古希腊强调理性训练和人格塑造的自由教育思想 , 其核心内容是强调获取知识和发展智慧是教育的唯一和最高目的 , 反对教育有其它功利主义目的和为某种职业做准备。具体表现为 : 在教学目标上 , 强调发展智力重于获得知识 ; 在课程和专业设置上 , 强调教育目的的内在性 , 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 , 反对教育外在的功利目的 , 重视学术性专业与课程 ; 在教学内容上 , 以培养知识面宽的博学家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作为确定内容的标准 ; 在教育目的上 , 强调理性原则 ,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 , 重视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培养等。在这种办学理念引导下剑桥大学形成了注重学术深博与自由、重视知识内在价值 , 强调发挥个人才智和潜力的传统。自由教育思想及由此而形成的剑桥学术传统熏陶了历代剑桥学子 , 使他们学术功底深厚 , 各种能力 , 尤其是质疑创新力出类拔萃。作为美国的“剑桥学院” , 哈佛大学不仅保留了剑桥自由教育思想的传统 , 而且美国自由、宽松与务实的环境使其教育更具融通性。哈佛大学的历任校长坚持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相融合的办学思想 , 对哈佛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承认大学的职责是报效养育自己的社会 , 但同时也坚持外部环境不应迫使大学牺牲其独立性而参与政治斗争 , 或者要求大学作一些有损于学术公开性和自由的事情 , 因为公开性和自由是学习和研究必不可少的特性。 1991 年就任的哈佛校长陆登庭指出 : “大学的研究固然应该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 大学教育也应当帮助学生从事有益并令人满意的工作。然而对一种最好的教育来说 , 还存在着无法用美元或人民币衡量的更重要的方面。最佳教育不仅应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内更具创造性 , 它还应该使我们变得更善于深思熟虑 , 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 , 成为更完美更成功的人 ⋯⋯ 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 , 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索。”可见 , 大学要想获得重大成就 , 产生出杰出的学术大师 , 必须具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求知精神 , 只追求真理和科学而不问其实际功利的氛围与品格以及多种学科广泛会通与交叉的知识底蕴。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诺贝尔奖摇篮 , 其根源就在于它们历来不为外部环境所左右 , 不以功利心态取舍知识 , 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独特的自由教育传统 , 从而使不同学科能够按照内在的逻辑发展相互会通、结合和渗透 , 逐渐在校内形成了博大恢弘、兼容并蓄、视野广阔、富于综合创新的科学精神〔 8 〕。诺贝尔奖并不青睐功利主义者 , 只有具备科学精神的人才有可能获此殊荣。纵观 100 年来诺贝尔科学奖获奖名单发现 , 诺贝尔奖通常不奖励应用技术或产品的发明家 ,90 % 以上的奖项都被授予在基础科学方面取得重大发现与理论成就的科学家。公众一般对实用技术类科学成果有切身感受 , 而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与理论由于与经济和日常生活距离较远 , 往往不能引起人们重视 , 但它们却是技术的基础和源头 , 对于保持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诺贝尔科学奖偏爱基础科学成果的传统 , 对于激励科学家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使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无疑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美国之所以取得诺贝尔奖优势地位 , 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科学家具有创新和挑战权威的科学精神 , 他们敢于、乐于向权威挑战 , 总是对旧观点提出质疑。中国科学家则不敢怀疑权威和书本 , 因而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科学理论只是通过严密的逻辑体系对客观世界描述出了具有一定精密度的应 , 作为某个时期的思想产物 , 它只是人类漫长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 对它进行发展、怀疑、批评、纠正以及部分原理的否证等都是天经地义的 , 甚至整个理论的否证都可能出现。创新就是要标新立异 , 做前人没做过的事 , 敢于怀疑 , 善于怀疑 , 才会钻研 , 才可能创新。我国大部分科学研究都属于常态科学研究 , 有成功的案例可效仿。在常态科学研究中 , 基本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 , 这只能产生常态科研成果 , 但是要产生世界一流的; 个人分类: 他山之石|148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乔良：超限战: cuixiaocong 2011-6-28 10:25; ［军事理论］超限战：一种全新的战争模式作者：乔良王湘穗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司马穰苴　　技术是现代人类的图腾。　　在功利主义的熏风吹拂下，技术比科学更受人们青睐是不足为奇的。　　三百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在技术领域里盲目的喜新厌旧，对新技术的无尽追求成了解决一切生存难题的灵丹妙药。人们沉迷其中而渐入歧途。就像为掩饰一个错误通常会再犯十个错误一样，为解决一个难题人们也常常不惜为自己带来十个难题。如为更便捷的代步，人们发明了汽车，但紧跟在汽车屁股后面的一长串问题——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石油开采、橡胶提炼、道路修筑等等，又需要同样一长串的技术手段去解决，直到最终导致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挤占耕地、交通事故等更多更棘手的问题出现。到头来，以车代步的原始目的与这些派生的问题相比，倒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了。技术的无理性膨胀，就是这样让人类不断地把一个个初始目标遗失在枝杈横生的技术之树上而迷途忘返。所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了。这肯定是技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革命。其革命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更在于它是一种能轻松穿透技术间的重重壁垒，把看似毫不相关的各种技术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信息技术的出现，为各种新旧技术以及高新技术间的匹配使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无数事实证明，技术的综合运用甚至比技术的发明更能推动社会的前进。　　技术的大融合正在不可逆转地导致全球化趋势的上升，而全球化趋势又反过来加速了技术大融合的进程，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这一特征必会将其特点投射到时代的任何方向上，战争领域自然也不会例外。任何一支渴望现代化的军队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喂养，而战争的需要从来就是新技术的催产士。海湾战争中有５００多种８０年代的高新技术登台亮相，使得这场战争简直就像是新武器们的表演场。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新武器本身，而是武器发展和使用中的系统化趋向，像“爱国者”拦截“飞毛腿”，看似用霰弹枪打鸟那么简单，实际上要牵动部署在大半个地球上的许多兵器：ＤＳＰ卫星发现目标后，向澳大利亚地面站传送警报，经美国本土的夏延山指挥所再把信息发给利雅得中心指挥所，然后是命令“爱国者”操作员进入战位，光是在９０秒钟的预警阶段，就要依赖空间系统和Ｃ３Ｉ系统的多次传接配合，真可谓“一弹动全球”。众多武器间超距离的实时合作，形成了前所未见的作战能力，而这正是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无法想象的事情。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无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已经习惯于用一种定式进行思考，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敌国或潜在敌国的军事力量。而２０世纪最后十年发生的战争和重大事件，则在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出示相反的证明：军事威胁已经经常不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尽管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领土争端、民族纷争、宗教冲突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分，仍是人们干戈相向的几大动因，但这些传统因素已越来越多地与攫取资源、争夺市场、资本控制、贸易制裁等经济性因素交织在一起，甚至让位于这些因素，形成威胁某个或某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新形态。这类形态从外观上看可能毫无军事色彩，因而被某些观察家们称为“亚战争”或“类战争”，但其在所攻击的领域里造成的损毁，却绝不亚于一场纯军事战争。在这方面，我们只须举出乔治·索罗斯、本·拉丹、埃斯科瓦尔、麻原彰晃、凯文·米特尼克这些疯狂的名字就足够了。人们或许已经无法准确地指出，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起战争的主体不再仅仅是那些主权国家，日本奥姆真理教、意大利黑手党、极端穆斯林恐怖组织，哥伦比亚或“金新月”贩毒集团、心怀叵测的黑客和掌握大量对冲基金的金融家，随便哪个目标坚定、意志顽强、性格偏执的心态失衡者，都有可能成为一场军事的或非军事战争的制造者。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可以是飞机、大炮、毒气、炸弹、生化制剂，也可以是电脑病毒、网络浏览器、金融衍生工具。一句话，所有新技术能够提供的战争新方式、侵略新手段，都会被这些狂热分子用来进行形形色色的金融攻击、网络攻击、媒体攻击或是恐怖袭击。这些攻击大都不是军事行动，但却完全可以被视作抑或等于是强迫他国满足自己利益诉求的战争行为。这些与军事战争一样甚至破坏性更大的力量，显然已经对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多重方向的严重威胁。　　其实不止是美国，所有崇奉现代主权观的国家都已经自觉地把安全边界扩展到了政治、经济、资源、民族、宗教、文化、网络、地缘、环境及外太空等多重疆域。这种“泛疆域观”，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生存、发展和在世界上争取影响力的前提。相形之下，以国防为国家主要安全目标的观念就显得有些陈旧，至少是很不充分。与“泛疆域观”相对应的，应该是一种全方位包容国家利益的新的安全观念。它所关注的绝不止于国防安全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地将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统统纳入自己的目标区。　　因此，把政治（国家意志、价值观和凝聚力）、军事因素与经济、文化、外交、技术、环境、资源、民族等参数叠加在一起，才能绘制出一幅完整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重合的“泛疆域”——大战略态势图。　　显然，从传统的战争定义出发，已经无法对以上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非战争行动都可能就是未来战争的新的构成因素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战争新模式进行一次新的命名：　　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　　如果这一命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　超国家组合　　现在，我们似乎又一次面临悖论：理论上说，超限，就应该是百无禁忌，超越一切；但事实上，无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任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就是说，超限并不等于无限，而只是扩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领域、某个方向的固有界线，在更多的领域和方向上组合机会和手段，以实现既定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为“超限组合战”下的定义。　　作为一种以“超—限”为主要特征的战法，它的原理是：在比问题本身更大的范围、调集更多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比如，当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时，不是简单的选择国家对国家的军事对抗，而是运用“超国家组合”的方式化解危机。　　从历史上看，国家曾是安全理念的最高形态。而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区域性和全球性超国家组织（如欧共体、东盟、欧佩克、亚佩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以及最为庞大的联合国组织等）的影响。此外，大量跨国家组织和形形色色的非国家组织（如跨国公司、行业协会、绿色和平组织、奥林匹克委员会、宗教机构、恐怖组织、黑客小组等）也同样在左右着国家的走向。这些跨国家、非国家与超国家组织，共同构成了新兴的全球力量体系。　　也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导引我们步入一个大国政治让位与超国家政治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过渡：许多端倪正在显现，许多过程正在开始。国家力量作为一类主体与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力量作为另一类主体，在国际舞台上谁主沉浮的问题尚无定论。一方面，大国们还在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全面大国，和像日本、德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俄国这样的垂暮大国，都还在试图对全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有远见的大国，已开始明确地借助超、跨、非国家力量，去加倍扩大自己的影响，实现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达成的目标。如用欧元统一起来的欧共体，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这一生机勃勃的过程发展到今天，不过刚刚走出了蹒跚期，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近期走向和远期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迹象已经在显现一种趋势，即：通过国与国的较量定夺胜负输赢的时代正在徐徐关上大门，而用超国家手段在比国家更大的舞台上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时代，正在悄然拉开大幕。　　基于此，我们把“超国家组合”列为超限组合战的基本要素之一。　　美国人自登上国际舞台那天起，巧取豪夺，从别的国家获得的利益，比伊拉克从科威特那里获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个中原由不单是“强权即公理”就能解释的，也不单是个违背国际准则与否的问题。因为在所有的海外行动中，美国总是力求争取最多的追随者，以防自己变成形单影只的孤家寡人。除对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这样的小国，直接采取了单纯的军事行动外，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用超国家的方式谋求并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在对付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人的做法，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超国家组合。整个过程中，他上下其手，纵横捭阖，几乎让联合国内的所有国家都支持他的行动，使这个全球第一国际组织做出了令他师出有名的决议，并把３０多个国家拉进了讨伊联军。战后，又成功地组织了对伊拉克长达八年的经济封锁，并利用武器核查，对伊保持持续的政治军事压力，使之长期处于政治孤立、经济困顿的状态中。　　海湾战争之后，战争或冲突的超国家组合倾向愈加鲜明。越靠近今天，它的这一特征就越突出，越频繁地成为一种手段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用。这一倾向的形成，有着最近十年国际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深刻背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政治国际化、信息资源网络化、技术换代频繁化、文明冲突隐蔽化和非国家组织强势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便利和麻烦一样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国甚至一些中小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解决问题的指针瞄准了超国家组合的原因。　　正是这一原因，使现代国家面临的威胁，更多的来自超国家力量，而不是一个两个具体国家。对付这类威胁，除了使用超国家组合的手段，不会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国家＋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的崭新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面貌和结局，甚至改变战争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军事性本质。这种不仅是以国家力量而是以组合超、跨、非三种力量去解决冲突或进行战争的方式，我们统称为超国家组合。从已有的成功范例中可以预见，超国家组合将是今后时代，一个国家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最有力武器。　　作为目前惟一世界级大国的美国，是最善于把超国家组合作为武器加以运用的国家。１９９６年《美国国防报告》中对此直言不讳： “为保护和实现美国利益，美国政府必须有能力影响其它国家的政策和行动。这就要求美国保持在国外的参与，尤其是那些使美国最重要的利益处于危险的地区”。如在成立亚太经合组织问题上，创议人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最初考虑，只包括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但立刻遭到布什总统的强烈反对，遂扩大到美国和加拿大。与此同时，为遏制亚太经济合作的势头，美国极力鼓动部分亚洲国家，单独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签订协议，既打进又拉出，可谓是一套双重组合的策略。　　让人感到讳莫如深的，是美国人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态度和方式。风暴伊始，美国就迅即否定了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提议，主张通过以其为大股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有条件的救援计划，意在迫使亚洲国家接受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韩国提供５７０亿美元贷款的同时，提出的条件就是要其全面开放市场，让美国资本有机会以不合理的底价收购韩国企业。如此明火执仗地要求给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敞开或腾出市场空间，已经近乎于一种变相的经济占领。如果我们把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与索罗斯之辈对亚洲国家的金融狙击，与美国人的共同基金总额１０年间从８１００亿美元增加到５万亿并仍以每月３００亿的速度递增，与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在最关键或是最微妙的时刻降低日本、香港及马来西亚信用等级，与格林斯潘对香港政府反击 “对冲基金”会否改变游戏规则的担心，与美联储对投机失败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ＬＴＣＭ）的破例救助，与曾经在亚洲喧闹一时的说 “不”声和“亚洲世纪”的提法日渐沉寂等所有现象，统统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衔接是如此巧妙，天衣无缝。倘若有意识地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用以打击觊觎已久的目标，岂不是一次成功的超国家组织＋跨国家组织＋非国家组织的组合行动？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刻意设计并使用了这一威力巨大又不露声色的武器，但从迹象上看，起码可以说，某些行动事先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默许。只是这里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美国人是否有意识地使用了它，而是作为一种超级武器，它是否可行？　　回答是肯定的。　　超领域组合　　领域，是从领土概念中引申出来用以区别人类活动范围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战争领域，就是对战争所涵括范围的标定。　　战争领域的扩大，是人类活动范围日趋扩大并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对此现象，人们的认识始终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从事战争的人那里，一切非军事领域，都被看作是战争中必须服从于军事需要的附属品。视野的狭窄和思维的狭隘，使战场的扩展和战法的变化都被局限在了一个领域之内。　　现在是对这一偏谬进行清算的时候了。技术的大融合已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宗教各领域间的交叉互动，准备好了接口，各领域的一体化倾向已非常明显，再加上人权意识的高涨对战争伦理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使那种把战争局限在军事领域，并以伤亡大小来衡量战争烈度的观念日渐过时。战争正在超逸血腥杀戮之境，呈现出低伤亡甚至零伤亡但却高烈度的趋势：这是信息战、金融战、贸易战等全新战争样式，在战争领域开辟出的新空间。就此意义上说，已经没有什么领域不能为战争所用，也几乎没有什么领域不具备战争的攻击性形态。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日，美国海军舰艇在波斯湾攻击伊朗钻井平台，消息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立即触发了华尔街历史上最惨烈的股市崩盘。这个令人闻之变色的“黑色星期一”，使美国股市仅帐面损失即高达５６００亿美元，等于净赔掉一个法国。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中国大陆两度宣布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并举行军事演习。弹迹划空之时，台湾股市应声而落，出现了雪崩式的连锁反应。以上两例，虽然并非就是我们所说的超领域组合，但其出人意料的结局，却足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如果有意识地把两个或更多的看上去互不相干的领域，组合成一种战法去使用，效果岂不更好？　　从超限思维的角度，“超领域组合”就是战场的组合。每一个领域都可能与军事领域一样，成为未来战争的主导性战场。而“超领域组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虑，选择哪个领域作为主战场，对实现战争目标更有利？从美伊对抗的实践来看，在“沙漠风暴”４２天军事行动之后，持续了８年的军事压力＋经济封锁＋武器核查，是美国在新的战场上用超领域组合打击伊拉克的战法。且不谈经济封锁对伊拉克造成的巨大非军事性损毁，仅巴特勒为首的联合国武器核查特委会，在几年间通过检查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伊拉克军事潜力形成的打击，就已经大大超过了海湾战争空中轰炸的战果总和。　　超手段组合　　在两国交战、两军搏杀之际，是否需要使用特别手段，针对远在后方的敌军家属展开心理战？在保卫国家金融安全时，是否可动用暗杀手段去对付金融投机家？对毒品或走私品策源地，能否在不宣战的限度内使用“外科手术式”打击？为对他国的政府和议会施加影响，可否建立专门的院外集团运作基金？是不是还可以用购买或控股方式，把别国的报纸、电视变成对其进行媒体战的工具？　　上述问题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它们全都涉及到了超国家、超领域地使用手段也就是我们要说的“超手段组合”问题。　　从领域的角度，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宗教、心理和媒体这些领域，通通可以视为手段；再沿领域细分，如军事领域，从战略战术、军事威慑、军事联盟、军事演习、军备控制、武器禁运、武力封锁直到使用武力，都是当然的军事手段；而经济援助、贸易制裁、外交斡旋、文化渗透、媒体宣传、制定并运用国际规则、利用联合国决议等等手段，则在分属政治、经济、外交等不同领域的同时，也越来越被政治家们当作准军事手段去运用。　　从方法的角度，哲学方法、技术方法、数学方法、科学方法和艺术方法，都是人类用以造福自身、也可用于战争的手段。比如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都在扩张着手段的阵容；此外，哲学、科学、艺术的方法也是支撑军事智慧以及军事行动的有力手段，这也就是人们常常把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称作军事哲学、军事科学、军事艺术的原因。　　由此可见，手段是一个涵盖广泛、层次丰富、功能交叉因而不易把握的概念。只有从视野上拓宽对手段的认识，懂得无一物不可以是手段的道理，才不至于在手段的运用上捉襟见肘，黔驴技穷。１９７８年在伊朗占领美国大使馆扣留人质的危机中，美国最初只知贸然采用军事手段，失败后才改变手法，先冻结伊朗的海外资产，又实施武器禁运，并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再加上外交谈判，多管齐下，最终使危机得以解决。这说明，在一个空前复杂化了的世界上，手段的样式和适用范围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再好的单一手段也不会比多种手段的并用更有优势。因此，超手段的组合，就变得非常必要。可惜在这方面有自觉意识的国家并不多，倒是那些有多样利益追求的非国家组织，在极力寻求多种手段的组合运用。如俄罗斯黑手党为攫取财富，把暗杀、绑票和使用黑客攻击银行电子系统等手段组合在一起；一些恐怖组织为政治目的，把投放炸弹、劫持人质和网络袭击等手段组合在一起；索罗斯之辈为在金融市场上混水摸鱼，把汇市、股市、期市的所有投机手段都加以组合，并利用舆论广造声势，诱导纠集像美林、高诚、摩根—斯坦利这些“巨无霸”与其联手，形成规模巨大的市场合力，展开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大战。这些手段大都不具有军事性质虽然时常会带有暴力倾向，但其组合使用的方式，却对我们在战争中如何有效地使用军事或非军事手段不无启发。因为在今天，衡量一种手段的有效性，主要不是看手段的属性和它是否合乎某种伦理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一个原则，即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原则。只要符合这一原则，即是最佳手段。其它因素虽不能说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但却必须以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为前提。这就是说，超手段组合首先要超越的不是别的，恰恰是手段本身所隐含的伦理标准或原则规范。而这远比把一些手段与另一些手段组合在一起，更困难也更复杂。比如，在经济一体化时代，某个经济大国如果想打击他国经济，同时也打击其防务，完全可以不采用经济封锁、贸易制裁或军事威慑、武器禁运之类的现成手段，而只需调整本国的金融政策，以货币升值或贬值为主，组合以舆论造势、改变规则等手段，就足以使目标中的国家和地区出现金融动荡、经济危机，削弱其综合国力包括军力。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该地区军备竞赛热降温的事例中，即可看出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虽说此次危机并非哪一大国有意改变本国币值所致。即使像中国这样的准全球性大国，目前也已具备了只要改变自身的经济政策，就可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的能力。如果中国是个自私自利的国家，在１９９８年违背诺言，让人民币贬值的话，肯定就会使亚洲经济雪上加霜，同时也将诱发世界资本市场的激变，其结果就连依靠外国资本流入支撑本国经济景气的世界第一债务国美国，也必然受到经济重创，这样的结局肯定会胜过一次军事打击。　　声气相通、利益相连的现实，使战争的处延日趋扩大，也使任何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都具备了多种而不仅仅只靠军事手段威胁他国的能力。单一手段在使用中将越来越收效甚微，多种手段并用的优势愈见凸显，这就为超手段组合并把这种组合运用到战争或准战争行动中敞开了大门。　　超台阶组合　　从最初的、小规模的、局部的战斗，到由这些战斗前后左右拼接而成的战役，再由数个甚至更多的战役构成的战争，最后还可能由一场战争蔓延成一次洲际或世界性的大战……战争，就这样沿着一级级看不见的台阶走了过来，也许还将这样一级级台阶的走下去。每一级台阶上，都布满了呻吟的伤兵和阵亡者的尸体，布满了胜利者高扬的炮口和失败者丢弃的枪支，也布满了许多愚蠢的或睿智的计策、谋略和方案。　　这似乎就是规律。　　而规律是需要尊重的，对规律的违背或打破则须慎重。　　问题是我们所想的，恰恰正是如何违背或打破这一规律。我们不认为所有的战争，都必须一级级循序渐进，直到累积出决定命运的 “那一刻”。我们认为，“那一刻”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找到能够不断地制造而不是等待累积到那一刻的办法，并将它固定成一种战法，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用一种方法打破所有的台阶，并将这些台阶任意组接拼装，比如把一个战斗或战术级的行动，直接与战争或战略级的行动组合对接。如同把肢体、躯干和头颅任意拼接一样，使战争变成一条可以在所有环节上随机组合、亦可在任何方向上自由摆动的龙。这个方法就是“超台阶组合”。台阶也是一种限制，与国家界限、领域界限和手段界限相同，都是超限组合战在实际运用时需要超越的界限。　　从战争的规模和与其对应的战法这两方面切入，战争台阶的划分可分为四个层级，具体划分如下：　　大战—战策　　战争—战略　　战役—战艺　　战斗—战术　　一望可知，每一级作战规模的台阶上都有与之相应的作战方法。对于传统的军人来说，也许他们终身的课业，就是如何熟练操作这些战法，在所处的每个层级上打好每一仗。　　而对于即将置身于下个世纪的军人们，仅止在固定的层级上操练这些战法，已显得远远不够。他们必须学会如何打乱这些台阶，去组合从超国家行动到具体战斗的所有要素，以赢得战争。这并非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说穿了很简单，作为一种试图把战策、战略、战艺、战术任意对接的方法，超台阶组合的原理，无非是角色互换或角色易位。如用某种非军事行动的战略手段，去配合一次战斗任务的完成；或用某种战术性手段，去实现战策级的目标。因为从战争的走势看，越来越显现出这样一种迹象：并不是哪一级的手段才能解决哪一级的问题。无论是四两拨千斤，还是杀鸡用牛刀，只要操作得好，都是可行的办法。　　本·拉丹，仅用两车炸药这一纯战术级手段，就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战略级的威胁；而美国人也只能通过对其进行战术级的报复行动，达到保障自身安全的战略级目标。再如，与以往战争中“人—机” 组合是最小的作战单元，其作用一般不会超出战斗规模这一点不同，超限战中“人—机”组合，具备从战术级直至战策级多重跨度的攻击能力。一名黑客＋一只调制解调器，给敌方造成的毁损几乎不亚于一场战争。而由于具有跨台阶作战的广谱性和隐蔽性，这种单兵作战的方式很容易达成战略甚至战策级的效果。　　这就是超台阶组合的要领和意义。　　在以国家和超国家为主体的战争与非军事战争中，没有什么领域不能超越；没有什么手段不能用之于战争；也没有什么领域、手段相互间不能组合。战争行动对全球化趋势的适应就表现在一个“超”字上，这一个“超”字便足以以一应万。而我们所说的万法归一，就恰恰归在一个“超”字上。　　需要再次指出，超限组合战，首先是思路，然后才是方法。; 个人分类: 未分类|231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人活得太累了: 热度 3 nuclcell 2011-6-17 02:55; 　当今社会，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朋友一见面都会抱怨几句， “活得累”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口头禅”。有人将中国人太累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太看重位子，总想着票子，倒腾着房子，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眷顾着孩子。人们的“累”真是由这些原因造成的吗?累的背后还有怎样的社会根源、文化根源? 　　如果我们被权威主义和简单功利主义所诱导，即便我们达成了我们渴望的成就，一次性的满足之后依然是失落。　　你过得开心吗?是否常遇到特别堵心的事?你遇到过被欺骗、被冒犯、被欺负的情况吗?总的来说，你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满意吗?你总体的幸福感又如何?当你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时，你已经可以大体上评价你的生活质量，并知道自己是不是跟很多人一样，活得很累。　　中国人活得究竟有多累　　中国人活得尤其累，不只是传说或人们日常的感受，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幸福研究的权威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英格尔哈特最新发布的研究结果，在52个国家进行的持续性调查(平均为17年)中，幸福指数在40个国家中有所增长，只在12个国家中出现了下降。总体平均，认为自己“很幸福”的人增加了近7个百分点，但是，中国台湾和大陆却占据了在此期间幸福感百分数下降最为严重的两个位置，期间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排在负增长的倒数第6位。　　《人民论坛》2010年12月(上)发布的对6235人的调查结果表明，自认为属于弱势群体的网友为73.5%，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和白领员工自认为弱势的比例也高达45.1%、55.4%和57.8%。笔者2010年12月29日对相关网站调查截取的即时结果为，在2648名参与调查的网友中，90%的选择了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中弱势感很强烈和比较强烈的占到84%。　　为什么中国人活这么累?为什么世界多数国家幸福指数增长，而中国反而反向降低且程度进入最底的行列?英格尔哈特教授试图用发展和自由与幸福的联系来分析幸福的强度和变化趋势，但显然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在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财富积累大踏步进步，个人选择空间明显扩大而制约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幸福感却反而明显下降了。　　活得累的社会根源　　人要想活得从容，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活出自己的价值，一个是能够获得安全感。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才会成为真正的“幸福者”。遗憾的是，在中国现实的社会与文化条件下，要想很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其实非常困难，这就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很小比例的人有机会成为“幸福者”。　　中国人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安全感的困难到底在哪里呢? 　　人能否感觉到自我价值决定于两方面要素，第一方面的要素是核心和关键，即一个社会作为外部环境怎样判定一个人的价值，这种判定倾向发挥着引导人们怎样评判自我价值的作用。长期的封建传统和独特的中国文明史，使中国社会养成了深厚的权威主义价值倾向。也就是说，现实社会倾向于用种种直接或间接、外显或潜隐的方式，从一个人所占据的地位和拥有的资源来判定其价值，而缺乏一般性的文明、平等、尊重、平权和尊严的概念。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性支持。但是与强势群体相比，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还不能得到诸多保障。由于这种价值取向的存在，人们从自我意识诞生起，就存在着强烈的需要自我被承认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驱使人们不断寻找和建立一个又一个可以显示自我价值的标志，特别是具有社会公认价值的金钱和官衔，并不断进行各种社会比较，以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得到社会环境的价值承认。　　这种从社会权威主义环境价值取向衍生出来的价值追求倾向，又派生出来了简单功利导向的金钱至上主义价值观，即一切都必须还原到金钱，金钱成为了通用价值尺度，一切价值和荣誉，都必须由金钱的强度来衡量。为此，金钱成为了压倒一切的追求。本来，追求金钱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但金钱主义使人的这一本性掩盖了本来与之平行的另外一种“人之初，性本善”的本性。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实施以来频发的环境污染、广泛的食品毒化事件和医疗系统之种种超出想象力的怪象看，很容易发现，一个社会本该自然存在的人与人之间作为同类的善意，已经广泛而深刻地被金钱追求所击垮。其他同类，褪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祖训，早已被对金钱的欲望所淹没。　　一个社会消除权威主义的最好良方，是取消特权和制约权力，让社会尊重的不再是权力和位置，而是人人都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达成的成就和事业。社会在实际运作之中呈现出多重的使人们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价值导向，权威主义才能逐步弱化和退出影响的主导地位。　　安全感是一种不用自我警惕和随时准备实施自我保护的放松状态。当你过马路时汽车给你让道，司机还示意请你先行的时候，你体会的是安全感。而司机看到你要过马路拼命鸣笛和加速，你体会的则是不安全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随时可以委托责任，你体会的是安全感，而你的随身提包或电脑一离开视野就可能被盗，你则体会不安全感。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安全感的提醒中体会到压力和担忧，你的生活伴有长期的和广泛的不安全感时，会随时处于一种防卫状态，心力也不断耗费，活得很累，是这种状态的自然结果。　　活得累的文化根源　　活得比较累，与其说是外在生活压力过大所致，毋宁说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追求使然。再追求，再累，也要更上一层楼。正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看来，中国人具有一种不完全自觉地置身于现实生活压力当中的习惯。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生命旅程似乎注定要面对永远也翻越不完的崇山峻岭，永远也克服不完的艰难险阻。所以，我们中国人感到活得比较累，不是一时的“累”，而是日积月累的“累”，是一种难以为继的“累”，是一种习惯性的“累”…… 　　如果我们被权威主义和简单功利主义所诱导，总试图用达成某种经济和地位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和建立自己的幸福，甚至为此不择手段。那么我们会发现，即便我们达成了我们渴望的成就，一次性的满足之后依然是失落，我们依然无法建立自己所渴求的稳定自信。不顾一切成功实现升官发财的人会猛然发现，升官发财远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是让我们变换了参照环境，自我的命运，仍然在前途的不确定中风雨飘摇。　　重要的一点，中国人无信仰，欲望无止境，内心浮躁，没有基本共同的价值观念。心中无信仰，精神无依托，内心常常充满困惑，不敢肯定自己，为人言所累，大多数人都蹑手蹑脚，战战兢兢，每走一步，说一句话，都要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或者做的不说，说的不做，努力假装自己很正统，很高尚，常常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作的事，为面子、为名声，往往也不为自己，更不为他人。　　人生的结果是由历史、文化、环境、社会和自我多方面因素造就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我们想得到什么，也无论我们的欲望有多强烈，我们最终得到的，不是我们想得到的，而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个人对自己命运能够做的，是建构让自己的愿望成为现实的被社会公理支持的逻辑，增加让愿望成为事实的理由。(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个人分类: 一杂类|3191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中国的教育积重难返？: wweeii2009 2011-6-15 13:43; 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时，谈到中国教育，有识之士总不免蹙紧眉头。　　2009年时，一位中学语文教师黄玉峰在复旦大学演讲，历数基础教育之弊病——“功利主义驱动”、“专制主义坐镇”、“训练主义猖獗”等，这样的教育将人变成了机器。黄老师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培养奴性的人的角度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长期以来用斗争的理论去教育孩子”，“教材中，有多少‘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的文章，有多少‘要与敌人划清界限’的标准答案。教育孩子，要横眉冷对千夫指！教育孩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却要他们完全照标准答案答题。”结果导致受教育者“几乎完全不会将心比心”，“失去宽容精神。”“专制主义的本质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机器或机器中的零件，当成工具，当成特权者为达到目的，为他们效力的后备军。”“反右时斗，文革时斗，现在还在斗……硬是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同情心。” 　　对于自己的同行，这位老师也一样直言不讳：“教师是教育行为的具体执行人、贯彻者”，“同时也成了这种教育体制的替罪羊，甚至成了帮凶”。许多教师“失去了独立性”，“只有技术，缺乏艺术；只有知识，缺乏见识；只有学历，缺乏能力；只有苦力，缺乏魅力；只有表格，缺乏风格；只有规格，缺乏人格；只愿做题目，不愿做学问；只会纠缠于字面，不能深入于意旨；只会要求学生作文，自己却常常不如学生；只能关注学生成绩，不能注重塑造人格；只顾眼前利益，很少远大理想；读书不多，修养不够……” 　　难得的是，这位老师没有停留在大声疾呼阶段，而是身体力行，认为“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越是难，越能有所作为”。他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尝试以创新之法来点滴改进，尽可能地“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减小中国基础教育对莘莘学子的危害。例如，在课堂上，针对“为了政治需要而选入的”“实在是不能作为范文的”文章，比如“关于香港回归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春天的故事”，还有鲁迅的为一点小事与人而争吵的文章，“首先是进行处理，该简的简，该删的删”，同时“增加大量的原典名家名篇，包括一些好的时文”。（黄玉峰：《“人”是怎么不见的？（反思中国教育）》）　　行胜于言。行动的不只是黄老师这样的中学教师，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不顾已过花甲之年，不辞劳苦，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披荆斩棘，出任特区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与教育管理部门等权力机构交涉博弈近两年后，今年终于在全国招到45名学生。这45名学生是在南科大文凭不获教育部承认的情况下由南科大完全自主招生入学的，他们突破教育体制僵化症的勇气令人钦佩！而在教育行政部门要求他们必须参加高考（这一要求在教育行政部门未授权南科大招生的情况下显得荒唐）时，他们果断发布公开信，表示：“教育部做出这项决定，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难以接受的”。这种表态是理性稳健、有理有据的，他们的胆识值得一赞。（《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称：学生回去高考，改革将无意义》）　　而对于中国高考录取中存在的地域不公平问题（例如，在每309名北京高考生当中有一名能考上北大的时候，在山东和河南则分别是每10556名中一名和每15833名中一名），韩国人金宰贤以韩国的经验提出解决之道：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标准录取的真正的“统一高考”。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消除地域歧视。对于青海省等教育环境落后地区的高考生，大学在招生程序上可以适当地给予优惠。（金宰贤：《谁的北京大学：如何实现高考地域公平》）　　为中国教育求医问药，他山之石当可鉴之。缅甸政治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在向香港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谈到：“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将我们变成关心别人和富责任感的世界公民，以知识装备自己，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所关心的事。”“教育应培育对人类尊严的价值观，带领人类朝正确方向发展。教育应当是真正的学习过程，并非纯粹一部生产机器，制造温驯服从……的人民。”（《教育应当是真正的学习过程》）　　而在自家，先人也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遗产，足以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近代以来形成的正面的教育传统中，就曾包括培养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健全人格的公民的教育。20世纪以来在清末民国时期的近半个世纪中，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定，包括面临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整个公民教育的进程都没有中辍。而当时公民教育的内容可谓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居于时代的前列。这从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的公民教科书中能窥见一斑。例如，民国初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第六册就有《人权》一课，课文中有：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利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具此伟大之人权，但能各保其权，而不相侵犯，任所欲为，无施不可也。　　格言：人有同等之权利。（傅国涌：《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育——以商务印书馆的公民教科书为例》）　　有观念上的变革，有行动上的突破，有人类文明可资借鉴，有正面经验足以传承，中国教育僵硬的坚冰就有望融化。转自：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6151152705.html #; 1735 次阅读|0 个评论

三道政治哲学的难题: 热度 3 Amsel 2011-5-14 23:07; 最近有三个事件可以成为政治哲学的题目： 1. 在阿富汗对本拉登执行行动的美军，没有将其捉拿，而是直接击毙，这是否违反了国际法？抨击一方的理由是，即使美国和基地组织之间确实是一场战争，那么束手就擒的拉登也应该是战俘，并且援引了萨达姆的例子。但是反对这一说法的人强调的是拉登是参战者而不是战俘。 http://www.ibtimes.com/articles/142448/20110507/osama-bin-laden-killing-legal-violate-international-law-experts-lawyers-divided.htm 2. 加拿大一些省份发生水灾，某省政府下令泄洪，结果洪水导致另外一些人的财产受到损失。那么该省政府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的？这件事情类似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比的典型案例。下一步可能要在法庭辩论了（ http://www.torontosun.com/2011/05/13/manitoba-lawyer-considers-classaction-suit-against-province-over-flooding ）。 3. 上星期四，德国慕尼黑法院对91岁的乌克兰人John Demjanjuk判处5年监禁，理由是他1943年辅助纳粹在一处死亡集中营屠杀了27，900名犹太人。这一判决符合纽伦堡原则四：任何人不能因为声称是在服从上级而免于战争罪的指控。但是，Demjanjuk本来就是纳粹从苏联军队俘虏过来的，而且他是靠给纳粹当这种看大门的工作才逃过一死。他的辩护律师还会继续上诉。这个案例的实际意义是，像卡扎菲的雇佣军士兵，日后会被怎么处理？（这段根据The Globe and Mail 5月13日A8版整理。）; 个人分类: 政治|3242 次阅读|5 个评论

福音也是向动物宣说的: 热度 4 jiangjinsong 2011-5-6 17:54; 蔣科學按：這篇文章過去也曾在本博貼過，但是，似乎沒有什麽人注意到過，閒著也是閒著，再貼一遍。聆听动物的福音辛普里　　　在莽萍女士所主编的这套《护生文丛》中，《动物福音》是一本特别的书。对于动物权利的论证，有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的，如彼特·辛格的《动物解放》；有从西方传统的自由权利立场立言的，如汤姆·睿根的《打开牢笼》；有从平等对待原则层面展开的，如弗兰西恩的《动物权利导论》；而供职于牛津大学的安德鲁·林基却是从挖掘基督教神学的思想资源来发挥其动物权利观点的。　　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基督宗教回应动物权利运动的批评，努力作出正面回应的产物。我这样介绍，有人会以为本书是在宣传教会官方立场以及宣传教会在动物保护上的丰功伟绩，恰恰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批评教会的官方立场，是在批评教会对待动物的历史纪录。其主旨是要力图证明，捍卫动物权利是基督宗教教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动物保护问题上教会的官方立场以及教会的实际表现实际上是违背了基督宗教的教义的。　　因此，林基除了强调圣经中强调动物保护和权利的文字之外，还援引了历史上受到迫害的边缘化的异端教派的理论与实践，来支持其所主张的基督宗教本质上是动物友好的宗教的观点。有趣的是，他在中文版序言中，特别提及在唐朝时曾流行于中国的基督宗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从景教的经典中可以看出，与在西方流行的主流的教派相比，景教是一个更加强调保护动物的素食主义教派。无论是受到了中国的佛教、道教影响的缘故，还是基督宗教本身的保护动物的传统在中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空间，都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保护动物方面的巨大贡献。　　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事情啊，林基为了说服他的西方当代基督徒兄弟姐妹，要到古代东方来寻找根据，而今天宣传动物权利的中国人，却常常被人指责站在西方立场发言。那些以科学自命，开明自居的人们，在动物保护的问题上，其态度之保守、顽固，与他们最为鄙视的教会倒是比较类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的区别不过是前者将其冷酷的态度说成是科学，后者则归之以永恒不变的来自上帝的真理。　　正如作者所言，本书不是一本标榜客观立场的学术著作，而是一份反映个人情感和体验的告白。尽管作者本人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对于学术工作的价值也非常重视，而且本书中也不乏严谨的论证，但他仍然指出，“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虽然可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时具有一定价值，但是一旦它成为了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就会使得他永远无法投身任何一项志业。而这对于人的心灵成长与社会奉献是致命的。作者在动物权利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理智与情感的高度统一，在当代精神分裂文化的知识分子中实属不可多得的优良品质。　　由于作者的神学背景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话语，他所要说服的读者首先应该是广大的基督徒，尤其是神学家和教会官方。然而，好书都是有穿透力的，我们不信基督教的东方人同样也能从中大有收获。　　例如，作者深刻地指出，对弱小无告的动物的迫害，是和对于弱势人群的迫害的逻辑一样的。因为用来为迫害动物辩护的所谓“利益”、“效益”，完全就是用来为迫害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群辩护的借口。而在历史上，反对人体实验的运动，首先就是由反对动物实验者们率先发动的。因此，以人类的名义反对动物保护，完全是在制造混乱有意误导。因为关键的问题不是人与动物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人们是否可以只为了自己的利益任意地对待那些无助者，不管他是什么信仰、肤色、性别乃至物种？　　基督教神学的观念是信仰的对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即使如此仍然包含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内容。例如，最后在关于基督教如何能够对于动物权利作出贡献方面，作者强调对上帝的礼拜，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似乎完全是对于宗教的迷信。其实不然，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就是，人非制造万物、支配万物的上帝，在上帝面前万物皆有其内在的价值。而礼拜正是以宗教仪式形式对人的有限性这一事实的不断确认。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今，人们对自然改造威力不断扩展，人的欲望和野心如脱缰野马毫无羁绊，对于人的有限性和自然万物内在价值的认识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在这种意义上，各种宗教所极力提倡的“敬畏”、“慈爱”、“怜悯”，正是现代世俗文化中最为欠缺、最被忽略的因素，也是宗教在整个社会文化中所能作出的最重要贡献。　　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关于宗教的各种流言和误解中，最常见的就是指责宗教不讲理性，教条主义，墨守成规，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等等。这些指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宗教和人类其它一切制度一样，都不能完全避免这样的现象，作者在本书中对于自己隶属其中的教会的严厉批评，在动物权利问题上对于教义的重新诠释，都让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宗教中所蕴藏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一面，这是常常为外人所忽视的。　　而相比之下，某些科学主义者却常常以科学的理性和自我批评为借口，拒斥一切来自外界的合理批评，宣称只有符合他们所理解的科学才有批评资格，宣称科学内置的自我批评机制使得没有必要听取外界批评。科学的批判精神居然成为科学主义者顽固、保守的保护伞，这真是对科学的批判精神的最大讽刺和歪曲。作者在本书中所批评的基督教会，把原本提倡慈悲护生的教义扭曲成动物权利的最大障碍之一，二者的做法真是不分上下，难兄难弟！　　有人批评唯科学主义变成了科学教，唯科学主义者们自然把这当作侮辱。然而，既然正经八百的宗教在当今社会文化生态中都有其价值，唯科学主义即使就是科学教，也不应一味排斥。唯科学主义者们其实倒是可以学习基督教徒在动物权利问题上的与时俱进，争取不断创新，不断升级，推出更加精致的唯科学主义。例如在动物权利问题上修改立场，这样可以顺应时代潮流，争取更多的支持，毕竟唯科学主义与动物权利的结合在逻辑上也是可能的，就像一个支持动物保护的天主教会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一样。　　如果说基督宗教关爱、怜悯动物的教义是给动物带来的福音的话，那么它同时也是给同属动物的人类带来的福音。因为，只有在对待动物时人类不恃强凌弱，人类在彼此相处时才能同样恪守正义、满怀慈悲，人类才会生活在人间天堂。让我们都仔细聆听这给动物也给人类带来的福音吧！　《动物福音》，安德鲁·林基著，李鑑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20.00元。　　 20060128加入　; 个人分类: 敬畏自然|2682 次阅读|12 个评论

[转载]转载：《科学》《自然》两主编受访谈中国科研文化: lionkingxxs 2011-4-30 09:49; 英国皇家学会近日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在国际杂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飙升至全球第二名，并有可能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多产的科研大国。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这将对中国科研水平的国际地位产生突破性的影响，另一些人则批评中国巨大的科研产量背后，是中国学术圈的功利主义。甚至有中国媒体称，中国学者每年提交给国际杂志的科学论文，有90%被退回。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的科研现状？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前美国科学院院长布鲁斯·艾伯茨（ Bruce Alberts ）和英国《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 Philip Campbell ）日前接受了《环球时报》专访。科学不是比赛，而应是协作环球时报：皇家学会的报告强调了像中国、巴西、印度和韩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对传统科学大国的挑战与日俱增。有人认为，科学界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意味着新兴世界的崛起。您怎么看？坎贝尔：让一百种科学之花怒放吧！中国对科学的扶持一直十分强劲，巴西、印度、韩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也都有科学瑰宝。对于科学而言，要紧的东西是创造力，这跟国别无关。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利用好这种创造力，它的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一定会上升。艾伯茨：科学并不是比赛，而是一个高度协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名科学家的研究都在证实、挑战或者发展其他科学家的发现，从而建立起一个不断升高的全球知识平台，在此平台上，人们可以取得更大进步。因此，全球科学成就的急剧扩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大好消息，它会提升人们应用科技改善生存条件的几率。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新研究所涉足的问题，将是欧美国家鲜有人关注的问题。比如科学家和工程师将越发致力于建设一个可持续的世界这个重要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怎么去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我期待我们所需要的低成本发明，很多都将来自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研究。环球时报：欧盟科研与创新的负责人敦促欧洲国家迅速采取行动，与中国进行合作，否则10年后他们将处于被动的位置。您怎么看这种担忧，美国有类似担忧吗？坎贝尔：中国的科学投资和科学远景让它富于吸引力，任何一国的科学界都乐意与之合作。但我并不觉得在科学方面，整个欧盟很快就会衰落。艾伯茨：今天的美国跟中国科学家有大量活跃的合作正在进行。其中部分原因是美国有数量庞大的杰出华人科学家，他们跟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类似合作不应该由自上而下的指令来安排；对科学家自己来说，它们得是有意义的才行。而且，随着科学的演进，这种合作应该有一个形成一解散的过程。如果欧洲想增加跟中国的合作，它应该支持更多联合科学会议和科学交流，同时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有了中国科学家和欧洲科学家之间的碰撞，才会产生富有成效的合作研究项目。对论文数量的激励机制会严重阻碍创新环球时报：皇家学会的报告称中国论文的引用率在过去几年从O上升到4%。您怎么看中国科学论文的质量？有报道称中国学者投给国际杂志的论文中有90%被退回，这是真的吗？坎贝尔：每个人都想在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这的确很难。但在科学论文的重要性序列上，中国正向上端移动。这不仅能通过NPI（自然杂志发表指数）看出来，还反映在“自然中国”网站上，该网站从包括《自然》出版集团杂志在内的科学文献中集锦了中国最好的研究。几年前，“自然中国”可以轻易地覆盖大多数得以发表的最优秀的论文，但现在，它只能覆盖有限的、经过筛选的研究。艾伯茨：在《科学》杂志，所有国家提交的论文里都有90%以上被退回。近年来，第—作者来自中国的论文在《科学》杂志的接受率一直在上升。 2010年在900篇左右这样的论文中，有21篇得以发表。尽管这种接受率远低于我们的平均接受率，但它也许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更了解何种研究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比如我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大部分研究都发表在像《生物化学期刊》这样的杂志上，我很少向《科学》、《自然》或者《细胞》提交论文。环球时报：很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鉴于庞大的科研人数和雄厚的国家资助，中国科研产出的爆炸式增长不足为奇；但科学论文的高产出、低质量却暴露出中国学界的功利主义，学者们只关注科学论文的绝对数量，从而取得晋升和政府资助。因此，中国的论文产量并不能说明中国是一个科学强国。您同意吗？艾伯茨：我们知道，依靠发表论文数量无法有效地衡量科研产出。事实上，首先注重发表论文数量的激励机制会严重阻碍创新。创新对杰出的科学至关重要，真正的创新包含冒险和改变，在研究任何一个冒险性的、新的解决办法时，研究者在最初几年里都不应期望发表论文。衡量科学家的方法跟各个国家的文化有关。中国的科学决策者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一事实。维持一种富于成效的科学文化十分重要。我会推荐这样一种制度：在每一个研究团体里，如果有人平均一年只有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也应被大家仔细地阅读和评价，这比一个只讲求论文数目的制度要可取得多。在评价科学家时，应该强调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坎贝尔：像NPI这样的指标以及其他文献计量学分析显示，在过去几年，中国对筛选性强的杂志的投稿正在大力增加。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研究在中国的科研产出中的确仍是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但毫无疑问，像吸引中国科研人才回国这样的政策正在刺激中国科学影响力的长足提升。中国科学领袖应共同探讨如何对科研之路纠偏环球时报：西方分析人士把相对成功的科学教育看作亚洲国家的重要优势，而中国人则常常怀疑本国的教育体制缺乏创造力。您怎么看？坎贝尔：在我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中，中国官员都评论过中国的中学里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一些科学家也对来西方实验室里工作的中国科学家说过同样的话。但中国实验室里的确存在一些批判性思维得以高度发挥的地方，我确信这种地方会越来越多。这种乐于批评科学权威和科学前辈的观念与知识传统的精神，是科学进步的根本。科学在中国社会享有颇受欢迎的崇高地位，政府需要保证学生们得到良好的资助。艾伯茨：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强调改善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需要做出重大改变，在美国，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所谓的科学教育。大体说来，科学教育包括学习过去的几百年里科学家对自然世界运转方式的发现。同样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像一个科学家那样解决问题，使用证据、运用逻辑，真正理解科学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需要学生们积极探寻，靠死记硬背是学不会的。环球时报：有人认为，中国在像材料科学这样的应用科学领域领先，但在像物理这样的理论领域缺乏活力。一您怎么看待中国科学的比较优势？坎贝尔：中国目前最显著的进步可能是在生物领域。一开始强调应用科学，这种策略没什么错。但好的决策者都明白，无论在哪个学科，基础科学都会迅速带来深远的实践效果，因此长远看来，对基础科学的投资也是至关重要的。艾伯茨：中国在各个科学领域都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所有领域都领先世界。中国在材料科学领域的工作得到广泛认同，这个领域不仅包括应用研究，也包括基础研究。在某一个特别的科学领域，年长的科学家们去敦促一些最有天赋的年轻科学家精益求精，去指导他们、支持他们，将是一个培养比较优势的方法。科学家们会自然而然地彼此竞争，争着做第一个做出重大发现的人。一个国家在研究领域保持一个有高度竞争性的文化，对于它在世界上取得科研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领域的繁荣程度，正取决于该领域科学家们彼此帮助、取得成功的程度。环球时报：在中国，由于学术腐败案的频繁曝光，有人对于科研发展前景感到悲观。您怎么看待未来中国的科研能力？艾伯茨：在科学方面，中国无疑还有巨大潜力。政府慷慨地为科研提供资助和设备固然重要，但这还不够。缺乏道德标准会导致学术腐败。中国的科学领袖应该更多地强调让他们的同事坚决保持行为得当，应该一起清楚地探讨科学怎么样就会走偏，走偏了怎么纠正，从而将这些标准传授给年轻的科学家们。坎贝尔：中国的科学领袖决心要提升这个国家正直、诚实的科学精神——每一个科学国家都需要这么做。但最重要的是，中国要保持对科学的长期、稳定的支持，保持创新的勇力，保持与其他科学国家的公开接触。如果这些政策一直保持下去，中国的科研天才将层出不穷，这个国家也将因此获益。; 1569 次阅读|0 个评论

【麻雀博文】梁启超认为能和自己比肩的几位思想家: 陈安博士 2011-4-13 04:47; 　　1，章太炎（章炳麟）：提倡种族革命，同时在考据学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2，严复：中文也很好，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　　3，孙文：梁认为孙虽然不是学者，但是眼光极敏锐，最早提倡社会主义。　　　　当然，现在来看，由于梁后期著述依然很多，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而章严各有弱点，孙则不专门治学，这样，老大是谁也就显然了。; 个人分类: 人论|2599 次阅读|0 个评论

续“科学的危害”贴，再贴一道考试题：为科学辩护: 热度 4 antiscience 2011-3-29 09:37; 前几日由“瘦肉精”引起的贴子涉及如何看待科学与伪科学的危害，以及如何为科学辩护，引来网友的极大关注。下面是今年博士生入学考试题中的一道（已经考过了，不算泄密）。注意，默顿是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得过美国总统科学奖（当年是戈尔发的奖），他并不反科学。他只是指出了人们对科学的朴素的功利主义辩护是不合格的。我本人相信，科学是能够部分得到辩护的，但是要做好辩护需要想别的招儿，想当然的辩护是不成的。王铮的相关评论：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11do=blogid=427296 刘华杰原贴：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2do=blogid=426928 －－－－－－－－－－－－－－－－－－－－－－－－－－－－－－ 2. 请列出李醒民（ A ）与默顿（ B ）各自表述的论证逻辑，加以比较，给出简要评论。（ 40 分） A ：我觉得，所谓“科学的负面作用”，其实是一个无意义的“假命题”。……说到底，科学以及它的副产品技术，都是一种工具。工具能使干坏事者干更大的坏事，一般而言却不会使真变假，使善变恶，使美变丑。反“科学主义”者或“反科学”主义者归咎于科学的诸多罪状，事实上并非科学实际为之或能够为之的，而是由诸多综合因素引起的，科学在其中并不起主导作用。追溯科学的“原罪”是无的放失，充其量也不过是舍本逐末，因为这种“原罪”是莫须有的。当然，在一个充满异化的社会和文化与境中，科学也或多或少地会异化，从而引发不应有的恶果。然而，异化的科学根本不是科学，而且异化的科学的根源在于异化的文化、异化的社会，归根结底在于异化的人。看来，人的作用才是问题的关键。说穿了，科学起什么作用，取决于人如何生活。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恐怕不是我们这几代人能够了如指掌的。（李醒民 2006 ） B ： For centuries,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science deserves support because of the Promethean ［普罗米修斯的］ gifts it brings to mankind. But this utilitarian case for science is a double-edged sword: if scientists claim credit for what are widely regarded as the beneficent consequences of science in advancing the health, convenience, and power of humankind, then they must also take discredit for what are widely regarded as its maleficent ［有害的］ consequences in vastly enlarging the means of destruction and the various pollutions that derive from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rooted in science. (Merton 1977, pp.109-110); 3022 次阅读|9 个评论

闲言碎语几句: mutingcunyu 2011-3-2 00:30; 突然想到自己以前大一在政管院呆的日子，一棒子文科生，愤青，颓废，无聊，电脑游戏，宿舍卧谈，女生，运动，电影···随后很快进入另一种角色，数理化补考，自然科学，曾经对历史的执着热爱也随之散去，因为没有所谓的“真”。但有一样东西，一直很好奇。那就是对心理学的兴趣，在粗浅的读完弗洛依德，福柯，马斯洛，荣格，杰里米边沁等人的几本代表作（图书馆书不全，也只是读了两遍）后，越发对一个东西感兴趣，就是西方功利主义奠基人—杰里米边沁写的一些东西。这个家伙是个天才，法律学者，思想家，十几岁就大学毕业。具体记不太清楚了，但他把人比作一个利益的精确计算器，趋利避害，这一点，我认为太对了。还有对于自私的阐释，社会群体，文明的一些理论。非常直接明了，很好。我喜欢看西方人写的心理学书，直接，通俗易懂。在科学网看过一篇博客，名为《自私的分寸》，短小，但是觉得还好，有待往深的再写下去。尤其中国人这种自私，很有特色。分析一下那种只想占别人便宜，不想自己出力的人的心理，会很有趣。;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56 次阅读|0 个评论

研究生一年有感: 热度 2 liaodehua01 2011-2-25 14:13; 在正值人生生命力最旺盛、最蓬勃的青年时期，也正是处于奋发有为的一段美好的光阴，我们青年一代需要用理想来照亮未来。然而，提出自己的理想本身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当生活遇到挫折时，在整个功利主义、价值观世俗化的社会大背景下，自己就会彷徨。我们往往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自己心中的“上帝”就有可能慢慢死去，自己也不再有真诚和单纯，自己的心就很可能被油腻和灰尘蒙蔽。而就在此时，我更需要秉持着今天比昨天好，明天还比今天进步的态度，每天实实在在地去努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不断地思考和诘问自己：“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追求什么？” 要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上，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自我生命能不能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和真意义。要全神贯注于一件事，工作努力不懈，在日复一日的精进过程中锻炼自己的灵魂，同时锻造出深度的人格。一般的青年学子，在大学中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留在大城市，不愿回到穷乡僻壤的地方；专想在政府机关中获得一官半职，却不愿意去社会上、公司中工作。久而久之，城市成了鬼混的产所，一片灯红酒绿；农村变成毫无生气的荒村，留下的是老弱病残。而在当今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在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已经无法再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么一个关键时期，社会需要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带来的高附加值以及通过升级换代把人民大众从沉重的工厂劳动中释放出来以提供内需。因此，社会对人才有着自己的要求。概括的说，就是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要着眼于自己的长远发展，不为周围环境所动，埋头读书，思考人生、中国以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这样沉潜十年。在混沌状态日益加深的社会中，人类的生活就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摸索前进，尽管如此，对于未来，我还是满怀着梦想与希望。饱尝各种痛苦，伤悲和烦恼尽一切努力去摆脱之余，也感受到生的喜悦与乐趣。在人生百态一幕幕展开的过程中，要把永远不能再回头的这一生好好地度过。; 2525 次阅读|2 个评论

杞人的无事忧天与圣人的千年一叹：关于天安门广场孔子塑像的对话: 热度 3 pww1380 2011-1-24 01:23; “杞人的无事忧天”与“圣人的千年一叹” —— 关于天安门广场孔子塑像的对话作者杨文祥日前写了一篇议论天安门广场孔子塑像的博文。随后便通过评论与回复展开了相关论题的网络对话。今天浏览了一下这些对话内容后，对对话中所流露出来的一些疑虑本身又不免疑虑了起来，忽然又感到在如此风清日朗的太平盛世，当初如此地忧心忡忡恐怕难免杞人忧天之嫌。好在如今这个网络世界，既有利于集思广益，又方便解难释疑，不妨把我们当初的疑虑整理出来作为一篇博文发表在这里，听一听四方网友的宏论，以解本人和这几位朋友的杞人之忧。另外，看到高高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孔圣人塑像，就很难不教人联想到百十年来中华古国上空那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令人困惑不已的是，如今站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孔圣人若果真有灵，那么他耳边是否还回荡着 92 年前“打倒孔家店”那一声声“历史的呐喊”，若回想起全国各地的孔庙在文革前后所遭遇的无妄之灾和儒教所受到的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彻底批判，他老人家的心中是否还在隐隐作痛？困惑之余，更令人好奇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位文明先祖和文化先师在回想起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的时候，是体谅他后世子孙们“此一时，彼一时”的苦衷，还是报之以无可奈何的长叹 …… ？下面是我们这次网络对话的记录。博主：天安门广场是人民的广场，是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圣地。可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对全中国人民对天安门广场的这一深厚情感却麻木不仁，把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这一圣地视为自己家的后花园，只要心血来潮就可以重新布置一番。在公民意识不断提升的今日中国，有关当局如果具有最起码的公民意识的话，就绝不会在既没有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公开讨论，也没有进行认真地科学论证和慎重地在相当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意见征询和听证的情况下，就做出改变天安门广场这一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具有无比神圣地位的公共场地布局的这种突如其来的“重大举措”。友人 1 ：诚如斯言，天安门不是权贵阶层的后花园，想咋整就咋整。友人 2 ：先要学会尊重历史，不能昨天是狗孔丘，今天变为孔子爷，人们有理由怀疑明天又会变成什么？博主回复：没有认真的历史反思就没有真诚的道德意义上的忏悔和严肃的科学和理性意义上的觉悟，有的仍旧是对待中华文明先祖的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功利主义的实用态度。思维方式未改变，以后的反复就是必然的。友人 3 ：批孔、尊孔、批孔 ...... ，可怕的历史轮回博主回复：实用主义是一种致病力极强的疟原虫。我们中国人不幸成了这一疟原虫的终身宿主。我们之所以周期性地在尊孔与反孔之间打摆子，就是这一疟原虫在周期性地发作。可叹的是，充满人类智慧的中华文明先祖，其后世子孙怎么会如此地不肖，竟然拿自己的祖宗做道具来反复地折腾，上演一出又一出的闹剧？参考文献： 1 ．杨文祥．关于天安门广场孔子塑像背后的文化思考——读黄秀清博文《孔子到天安门：是博物馆，还是孔庙？》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406887; 个人分类: 栏杆拍遍(Facing the Distressing Landscape)|3593 次阅读|4 个评论

孔丘站在天安门？中国重回1919？: 热度 2 duke01361 2011-1-19 20:15; 孔丘站在天安门？中国重回1919？我觉得不尽然，君不见互联网上觊觎之文到处都是？你可以这样理解，孔丘站在了天安门加剧了民众意识阶层的割裂，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暴力革命的社会发展观。但孔丘站在天安门并不能制止暴力，因为五四反帝反封建之前，特别是汉贼董仲舒顿尊儒术之后，中国“证券”的暴力“论题”从没有中止过。因此，孔丘站在那里都可能被默许，但站在天安门这个“太阳升”的圣地难免会遭人“悲歌”。中国目前的封建主义、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近三十年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一定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难以备人民“和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某个层面的现状。依据我对中国文化的浅显理解，我觉得当前我们应该崇尚“道”而不是“儒”。崇尚“道”的好处在于平息社会公众对贪腐和公平的期许... 天道、王道、人道，条条道路通强国齐家、治国、平天下，越治越乱横批：无为则治请见：老子的道德 http://xk.cn.yahoo.com/articles/080128/1/8ok7.html; 个人分类: My Ideas|2021 次阅读|2 个评论

讀書卡片12:它们会感受痛苦吗？: jiangjinsong 2010-12-19 17:59; 当法国人已经解放了黑奴，而在英联邦自治领地的黑奴仍然处于我们今天对待动物那样的境地时，边沁写下一段有预见性的文字：这一天或许就要到来，那时其他动物可以获得它们被暴虐势力所剥夺的那些权利。法国人已经发现，黑皮肤不是一个人应当遭受遗弃，而不纠正暴虐者滥施折磨的理由。或许有一天人们终于认识到，腿的数目、体毛的疏密或者有无尾巴，同样不能成为抛弃一个动物使其陷于同样命运的理由。还有别的什么理由来划分这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呢？是理性能力，或许还是话语能力呢？可是一匹成年的马或狗的理性和沟通能力，是一个出生一天、一周甚至一个月大的婴儿所无法相比的。不过，即使不是这样，那又怎样呢？问题不在于它们有理性吗?也不是它们会说话吗？而是它们会感受痛苦吗？动物解放，彼得辛格著，祖述宪译，青岛出版社，2004年9月，7页。; 个人分类: 讀書卡片|3171 次阅读|1 个评论

大学需要理想主义: brbaba 2009-12-15 19:53; 　　直面钱学森之问，很有必要反思：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究竟何为安身立命之本？尊重大学的本源、反对功利主义取向，中国的大学要有自省意识，对现状作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培养非功利性的理想主义，把它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上周五，是钱学森先生诞辰99周年纪念日，许多人再次议起钱学森之问。此前，教育部曾就钱学森之问作出回应，称这个问题特别宏大，是非常重要、又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表示下一步会把杰出人才的培养当成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直面钱学森之问，很有必要反思：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究竟何为安身立命之本？理想主义是大学的精神基础纵观大学发展史，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国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国式大学，再到集教学、研究与服务为一体的美国式大学，无论哪种大学的理念和教育模式，在生成、演变、发展的过程中都蕴含着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借用康德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非功利性。康德指出：非功利性是一切终极价值的条件，大学和学者不能以功利性的态度来从事学术研究。在他看来，大学的非功利性，指求真是大学的核心，大学要为真理而真理，反对为功用而学术的功利主义，更要反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康德的这种非功利性论断，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理解和把握大学根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一把钥匙。以此来看当今中国的大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日趋凸显甚至大有蔓延之势：我们的大学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思维定势，过度重视科学的使用价值而非科学的价值，过分地把科学工具化、功利化。也因此，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原本不同性质的东西笼统地合称为科技，过于偏重应用性研究，对基础性的自由研究重视不够；重工程技术的发展，轻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其后果，就是我国大学原始创新能力薄弱，以及缺乏领导世界科学潮流、开拓全新研究领域的一流成果。在人才培养上，许多大学抱有功利主义人才观，片面注重人力资源开发而非人才养成，片面注重依据产业行业短期需要而非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培养人，因此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在学术风气上，一些学者急功近利，搞研究奉行速决战甚至闪电战，无心持久战；热衷出场率，远离冷板凳；作风漂浮，揠苗助长，甚至出现寻章摘句、造假抄袭现象。一些大学文化积淀、学术空气淡化，官本位倾向和行政化趋势在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中国大学如何重建理想主义尊重大学的本源、反对功利主义取向，中国的大学要有自省意识，对现状作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培养非功利性的理想主义，把它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第一，尊重学术自身价值，心无旁骛地求真。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由求知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驱动的，是只问真理、不计功利的学问。梁启超先生强调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蔡元培先生主张学者当于研究学问之外，别无何等目的。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综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以知识传承与创新为宗旨，并以此教育学生。大学首先必须成为知识创新的基地。这里所谓的知识，是以自身逻辑为标准的知识。知识的价值首先在于知识本身，在于知识给人们展示了客观外部世界与人类社会诸多现象之间的规则与联系，而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知识可能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使用价值；要防止急功近利倾向扼杀大学在知识创新、提高知识理性化能力方面的潜能。第二，秉承学术伦理，将学术作为志业。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内在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真正在学术界卓有成就的人，往往把求真当成一种生命的实现方式而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功利化追求。因此，大学的学者要认清自己学者的使命，将献身学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不媚俗、不失格、不偏移，不为劳形累心的名利位势所惑，以学术为志业。吴宓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我之人生观》中说：职业者，在社会中为他人或机关而作事，藉得薪俸或佣资，以为谋生糊口之计。志业者，为自己而作事，毫无报酬，其事必为吾之所极乐为，能尽用吾之所长，他人为之未必及我。而所以为此者，则由一己坚决之志愿，百折不挠之热诚毅力，纵牺牲极巨，阻难至多，仍必为之无懈。如今的大学学者恰恰需要这种志业精神。第三，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归根到底表现在大学要培养出具有理想主义人格的新人。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而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大学的首要问题。大学奉行理想主义，最终要以培养出理想主义人格的新人来体现。陶行知先生曾明确提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大学培养的真人，就是与求名趋利的伪君子和以假为真、以假乱真的伪知识阶级相对立的人，是勇于追求行动的真理，真理的行动的人，说真话、办真事、求真知、献真情、为真理而奋斗的人。大学要努力以真知去引领学生，以真情去感染学生，以真善去熏陶学生，以真爱去感召学生，全心全意培育真人。 (朱庆葆/南京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工作咨询顾问组首批顾问) 来自：文汇报;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226 次阅读|2 个评论

如果这样的话，50年后中国获得自己的诺奖: wangxh 2009-10-7 16:55; 随着一年一度的诺奖揭晓，中华大地又展开一次关于诺奖的大讨论与大辩论。无论观点如何，中国人都是希望我们堂堂的中国人早日获得自己的诺奖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最好是没有一点外国鬼子帮助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找不到形容词来形容我们伟大的祖国了！但这一时刻什么年月降临到我们面前呢？我看其实不难，就那么三两个前提条件，只是我说了不算而已。第一，消除功利主义50年在诺奖、SCI、Nature、Science等令人目眩的词汇笼罩下，有头脑的人都知道何时诺奖会砸到中国人。一旦科技界忘记这些词汇，我们会腾出许许多多的时间搞科研！第二，消除形式主义50年（这个就不解释了，否则就是对他人智商的侮辱）第三，真正的思想解放50年（这个我不敢解释，否则非烧香引出鬼来不可！）到那时，可能像我这样平庸的教师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诺奖，但学生们可能知道；到那时，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不小心超纲，不是网管删除，而是法院来传唤；或者无论如何随心所欲，大家都绝对不会超纲；到那时，可能一觉醒来，一个蓝眼睛、白皮肤、黄毛老外为荣获一项长城物理学奖而长夜难眠人类发展贡献奖，中国人设立的最高奖高出诺奖好几个数量级！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来电话了，不继续瞎扯了......; 个人分类: 科研|3932 次阅读|2 个评论

《挑战牺牲》------功利主义的悲哀: freefloating 2008-9-21 09:41; 这几天奶粉的事情社会上闹得人心惶惶，自己也不禁要抑郁起来，觉得不管是辛辛苦苦还是潇潇洒洒、大智若愚还是精打细算的生活，什么合理锻炼、健康饮食、愉悦心情啊......恐怕哪一时运气不好，就不定被什么害了，前功尽弃。感觉自己就像痴傻的园丁，在邪风恶雨中无力看着自己细心呵护的植物，不知道自己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健康生活不如挥霍生命容易：跑5000米好辛苦的，吃饭搭配好费力的，调节心情很委屈自己的，到头来却都是运字老大，顶不上有毒食品的危害。无怪乎领导干部、商界精英、豪门巨富都喜欢算命祈福，努力进取不靠谱的！我喜欢健康向上的生活状态，喜欢不断积累的进步过程，喜欢与人为善的心理平衡，我需要知道现实的努力必然有前进的未来支持，这才是我功利主义的生活的动力。然而现实让我感到的越来越多的悲哀。前段时间我说自己是功利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其时觉得自己功利主义的思想好像于己于人都是不错，现在看来功利主义也不过是理想主义，不过是又一个哄骗大象前进的香蕉，只是这次的香蕉是大象自己想象出来的，还以为自己蛮理性。哈哈哈哈。不牺牲谁？难道就不可以吗？这个世上，你在追求什么？; 个人分类: 绝地挑战|4611 次阅读|5 个评论

功利主义: 夫子 2008-8-1 17:27; 十八世纪末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边沁创立了功利主义，边沁的功利原理有两个出发点和前提：一，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二，自利选择原理。关于功利原理，边沁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增进幸福抑或减少幸福的倾向。不仅私人行为受这一原理支配，政府的一切措施也要据此行事。;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38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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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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