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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fqng1008 2017-12-31 16:07

我会唱的歌不多，也就是那几首“红歌”，这是其中之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的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一九七八年考上大学，慢慢地感觉到与“毛泽东时代”渐行渐远。最开始是惊奇：当武汉大学学生会来我们学校卖《这一代》的学生刊物时，我买了一本，一口气读了两遍。其中，有诗歌讲到“爱自己的爱人可以超过爱领袖”，让我久久难以平息自己的惊诧。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当时的社会把我们这群大学生当成时代的宠儿，让我们充分地过了一把“知识就是力量”的瘾。 随后的改革开放，最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似乎并不能体现“知识就是力量”，甚至仍然演绎着“有权的幸福”。随着社会经济的日新月异，工人下岗、“农民工进城”，当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时候，“仇官”、“仇富”，甚至“仇精英”的现象却一天天蔓延起来，曾经告别神坛的伟大领袖一天天地回归神坛，逐渐演变成已近30年的“毛泽东热”。 我想，中国“毛泽东热”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各社会阶层都有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这种由于不同需求而重新塑造的“毛泽东”，本身就具有多重的歧义性。这是“毛泽东热”的重要特征，也是“后毛泽东时代”一个必须穿越的历史过程。凌志军在《变化：190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描述了这个过程，下面节选部分内容： 1990 年元旦刚过， 北京大学 一个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辛鸣，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这是北京《大学生》杂志召开的小型会议。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曾在宣传岗位上担任领导的大人物，他大加赞赏。他赞叹这位年轻人的思想深刻：“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这种论述问题的方式的确不同凡响。辛鸣这个年轻人受到如此这般的鼓励，不久后就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发现毛泽东》。 其实发现“毛泽东热”是用不着什么学问的———它就在大街上。《红太阳》录音带在各个大城市里销售，人人都看见了。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 天安门 ，反面是 故宫 地面的老砖。那上面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有《毛主席的光辉》，有《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有《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总共三十首，的的确确，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当年唱遍全中国。中国唱片公司 上海 分公司出版这盘带子的时候，他们说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北京王府井书店订了两千盒，发货的那个人给搞错了，只送来两百盒，一个小时就被卖光了，书店急电打来，说再要两千盒。 湖南 有个个体户也拿走了五百盒，一边走还一边说：“红太阳的故乡，能卖不掉吗?”还不到一个星期，七八万盒就卖光了。看来所有人都低估了毛泽东的力量，他们还以为“小虎队”的告别磁带《再见》会占领那时候的市场呢，现在看来，还是《红太阳》厉害。出版社赶紧又制作了三十万盒，不够，五十万，还是不够，结果是一个月卖了一百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歌声最为嘹亮：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说，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 要不是满目西装、牛仔，到处新潮、精品，差点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时代。”上海有家报纸这样说。《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找来一群读者，想问个究竟。编辑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 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出版者在封面上用很怪的异体字写了“新节奏联唱”，这倒不是虚张声势。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电子音乐。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牛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宋强和乔边两个人直到很多年以后还提到这件事，说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 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那一段“熟悉旋律”，的确是“时隐时现”的，让人很难说“再见”。它的卷土重来，有着相当确定的时间可以追溯，它大致发生在1988年第四季度的某个时期。北京的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翻箱倒柜，把压在底层的毛主席像章找出来，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成千上万。 这都是二十年前那场“个人崇拜运动”的产物，而今居然灿烂依旧。大人们一边对孩子讲述当年自己如何省吃俭用，买下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国家又是如何倾全力制造这些东西，把造飞机用的铝材也拿出来造主席头像，总共造了三十五亿个，弄得毛主席呼吁“还我飞机”。可是除了毛本人，所有人都说他的头像还是比飞机重要得多。后来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他的头像也就归于沉寂。到了80年代，六块钱一公斤，撮堆儿卖。现在，这些故事和这些像章，就成了“毛泽东热”的最初征兆。90年代开始的时候，形形色色的毛泽东头像走出千家万户，重新摆在商店的柜台上。 香港 《开放》杂志的编辑发现了这个迹象，就去追踪“怀毛热”的起源，结果追寻到 广州 街头的一桩车祸。这杂志说，两车相撞之后，一辆车上的人全死了，另一车上的人却安然无恙，后来发现那是因为司机座中挂着一幅毛泽东像，“于是毛成了趋吉避凶的大菩萨。”这故事明显具有杜撰性质，不过，那时候大城市里，出租车司机们的确都把毛泽东的头像悬挂在前挡风玻璃上，来取代那些更古老的吉祥物。 自从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主持了对毛泽东的评价，毛的功过是非似乎就归于历史了。中国人都把眼光投向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有如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团结一致向前看”。尽管邓小平一再声明，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贡献，毛主席的画像要世世代代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声称自己倡导改革开放的灵感主要得益于毛的“实事求是”。但是，毛的灵魂还是渐行渐远。毕竟，邓小平的伟力和魅力不在于他与毛的相同之处，而在于他与毛的不同之处。到了80年代中期，邓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威望，达到了他第三次复出以来的顶点，这一点也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他在1985年被《时代》杂志选为风云人物。那时候已经很少有人提到毛泽东。 只有一个个头儿高挑、面容消瘦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毛泽东。他叫权延赤，整天坐在北京城南光明楼附近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对二环路喧嚣的噪音，刻意勾画出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权是一个空军军官，父母在四十年前跟随毛泽东在延安干革命。他说自己“孕于延安”，看来是对那个革命年代情有独钟。但是他所关注的不是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而是作为普通人的毛泽东。他的第一本书在1989年出版，叫做《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封面单调，装帧粗糙，但是它的影响超过了后来所有那些描述毛泽东的出版物。按照权本人的解释，世人把毛变成了神，而他要把毛变成人。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当然的。但在那时候，权的努力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这是对毛的亵渎。另外一些人则指出权在书中所描述的情节，多有不实之处。权的书以“第一人称”写就，但里面那个“我”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毛的贴身侍卫李银桥，现在李银桥站出来，说其中一些情节根本就不是他说的，也不是事实。还说他应当拥有此书版权，权的单独署名乃是侵权行为。为此李将权告上法庭，这导致两个合作者对簿公堂。对于这桩民事诉讼，当日人们无论持有怎样的看法，都没有把毛泽东当成事件的中心。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是诉讼中的利益纠纷，即如当事人权延赤，也没有在这中间看出什么关乎宏旨的含义，只是抱怨自己“总写惹事的文章”，还说“写政治书写得太累”。 权延赤一边抱怨一边回到他的小屋里继续写作。也就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新华社一位五十来岁的记者，杨继绳，把当日一股新兴的潮流叫做“物欲的浊浪”，说它“就如突然冲开闸门的洪水奔腾而出，一泻千里，四野横流，冲垮了精神大坝。权钱交易广为泛滥，卖官鬻爵常有发生。光明正大的公务变成了私下的买卖；温情脉脉的友谊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利益成了驱动一切的力量。”一位作家把这叫做“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现代化”，还把“现代化”三个字打上了引号，说这样的现代化“来了也白来”。他写道：“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多数人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这些事实证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似乎与徘徊在东欧的“妖雾”和“苍蝇”无关，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是由《红太阳》的歌声激励起来的。一个三十六岁、戴着黑边眼镜的北京人，马京军，从这时候开始了他的收集毛泽东像章的历程，直到八年以后，他已是北京市体委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家里的毛泽东塑像，也有了六万多枚，包括各种金属、塑料和陶瓷为原料的头像，半身像和全身像，挂盘，以及一个挂钟。那时候收集毛主席像章的人真是不少，至少还有一个人和马京军齐名。他叫陈德，家里收藏着六万枚像章，还嫌少，曾经为了追寻一枚毛泽东的像章，从北京赶到 沈阳 ，从沈阳赶到 鞍山 ，从鞍山又赶回沈阳。他说那像章是一个 新疆 的民间艺人在骆驼骨头上用手工浮雕制成，实在罕有，所以不弄到手就不肯罢休。 北京人把这种人叫做“发烧友”。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么让他们“发烧”的是“毛泽东像”而不是毛泽东。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就如同“音响发烧友”感兴趣的是音箱和放大器的质地，而不是音乐本身。 不过，“毛泽东热”还是迅速弥漫着，那些直接和间接同毛泽东沾过一点边儿的人，这时候都开始撰写文章，回忆那些令人终生难忘的时刻。书店里面，写毛泽东的书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魏巍现在笔下的“最可爱的人”，不是志愿军战士，而是毛泽东，或者说那些“最可爱的人”都是配角，主角是毛泽东。这位作家写了《地球上的红飘带》。郝明丽，一个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 山东 女孩儿，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她在泰山上认识了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就嫁给了他。郭建设，一个一向善于观察普通人的摄影者，现在开始细致入微地寻找毛泽东的灵魂。在他拍摄的照片上，毛泽东的形象总是和芸芸众生形成对照，异常鲜明，令你感受到世间凡人对于神明的向往和期待。其中一幅照片描述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场面：山村农舍里，几个孩子在读书，头顶上是毛泽东的半身像。照片说明是：“毛主席在照护着山娃娃”。 研究“毛泽东现象”也成了一个现象。那两年旷新年一直在北京大学埋头读书。这个眼睛深陷而颧骨凸出的小个子，是湖南湘乡人、毛的同乡。想来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把主要的精力用来研究“毛泽东现象”。在“发现毛泽东”的潮流中，电影导演们到处寻找长相像毛泽东的人。苏联人那些歌颂列宁和斯大林的电影给了他们灵感。他们一口气拍出《巍巍昆仑》、《开国大典》、《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和他的乡亲》、《开天辟地》这些电影。还有一部更辉煌的电影《大决战》，耗资巨大，规模空前。它所记述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个战役，构成了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最辉煌的阶段。电影极尽渲染铺张。有两百多个有姓有名的演员，至于那些参加拍摄的无名者，累计有三百三十五万人，涉及十四个省市区的五十多个县市，此外还有十二万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官兵，还有三十三个师团的坦克、火炮、车辆、飞机和舰艇，还有军事院校和武装警察。《中流》杂志的一个记者为此欢呼不已，说这些电影“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轰动效应’，在年轻一代中，获得空前成功”。那时候的电影院的确是毛泽东的天下，半数以上的电影与他有关。一个相貌和毛有几分相似的人，古月，因此也“伟大”起来，甚至在银幕下面也被当成“毛泽东”。他在体育场里提高嗓音，学着毛的步态手势和声音，喊了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于是全场都激动起来，掌声雷动。他到湖南去寻觅领袖风范， 长沙 、 湘潭 、 韶山 ，一路受到热情拥戴，毛的乡亲们迎接他的到来，就像迎接毛泽东本人回到故里。他在 西柏坡 见到李讷，李讷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说那手很像她的父亲。他在北京晋见党的高级领导人，却被请到中间座位，那位子过去一向是毛泽东的。 但是有一个人对此不以为然。“人家都说我像主席，化妆师说，我比古月演主席好化妆。”他这样说。他是北京 大兴 县留民营村一个农民，叫张占林，长相的确像毛泽东，喜欢穿 中山 装，喜欢左手叉腰，做出一派高瞻远瞩放眼天下的样子。所以方圆多少里的人都知道这村里出了一个“毛泽东”。这个“假毛泽东”在三十二年前见过真毛泽东，当场发现毛的挥手幅度不超过耳朵，端坐如钟，落落大方。正是这次见面，让张觉得他与毛形同一人：“毛主席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一百一十公斤，我身高也是一米八二，体重也是一百一十公斤，就是腰围比主席肥上两寸。” 但是，无论是古月还是张占林，都不能代替人们寻找毛泽东的真身的热情。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同乡人具有最明晰的感受。过去革命的年代里，中国这块土地上涌现出无数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地方，叫做“革命圣地”，包括 陕西 的延安、 江西 的井冈山、 贵州 的遵义、 河北 的西柏坡、 山西 太行山深处一个叫五台的山沟，当然第一位的“圣地”就是湖南长沙韶山冲。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人如果有机会离家远游，要去的不是 九寨沟 ，不是 黄山 ，不是 张家界 ，不是 香格里拉 ，不是江南水乡，不是“百万人看上海”，不是东北的长 白山 天池，不是 海南 岛的天涯海角，而是这些革命圣地。到了80年代，“革命圣地”被冷落而“旅游胜地”走红，现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圣地”重新辉煌起来，那就是韶山冲。一个小个子湖南人，文辉抗，长时间地担任韶山管理局局长一职，“毛泽东故居”当然也在他的管辖内。此人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按照门票的销售数量，逐年计算出参观人数，一丝不苟。结果是：1990年，平均每天有二千五百人来到这里，到了1991年，就有二千八百五十个人了，总计这两年里增加的人数，比整个80年代还要多。大概就是在这时候，住在“毛泽东故居”旁边的汤老太太花一块七毛钱买来一袋子绿豆，由此开始了她的事业。她在自家门前煮了一大锅绿豆稀饭，卖给来参观的游客，一毛钱一碗，大受欢迎。于是汤老太太一发不可收，把“食粥摊”变成了“毛家菜馆”。又过了一年，“毛家菜馆”走出韶山走出农村，占领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有两百多家——就像当年的毛泽东从这里出发走向城市一样。“毛家菜系”中，属豆豉辣椒、红烧肉、武昌鱼和火焙鱼最为经典，又以后者最具毛家特色。小鱼全都出自毛泽东故居前的那片荷塘，长及寸许，洗净晒干，以文火焙干，然后放入竹筒，置于燃烧的蒿草上，烟熏火燎之后，再用油炒。看来汤家老太太是读过权延赤的书了，因为这些菜几乎都是那些书里描述过的。游人瞻仰毛泽东的故居，然后品尝绿豆稀饭的清纯和“毛家菜”的鲜辣肥腻，满意而去。 “ 毛泽东热”已经席卷全国了。这一年，离毛的“百年诞辰”还有三年，离他的“十五周年忌日”也还有一年，实在不是什么关键日子。凭空出来这么一个热潮，让很多人看了不免奇怪。不过，有些人在忍气吞声多年之后，现在终于扬眉吐气。权延赤肯定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有两个非同寻常的人站出来，维护他笔下的毛泽东的凡人形象，用权延赤自己的话说，是“出面讲了公道话”。一个是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说他读了权延赤的书后老泪纵横。另外一个是邓力群，他认定权延赤的书乃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周围工作人员口授整理而成”，所以那些不尽不实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由于利益之争对簿公堂也不值得一提。重要的是，这些读物，“在‘寻找’和‘发现’毛泽东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抹煞的历史作用”。 中国人对祖宗的膜拜自有一套做法。它不同于西方人对上帝的顶礼以及 东方 人对佛陀的敬畏。 后者多少包含着某种信仰与自我净化的精神，而前者恰恰是在失去了信仰的时候才格外强烈。它并不全都来自传统的风尚和习俗，也是源于某种现实的功利主义。 对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随着他的时代而辉煌，也随着他的时代而逝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克敌制胜的武器，无论世事怎样变幻，只须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战斗；有些人宁愿把毛看成一个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菩萨；还有些人则把毛当做一棵“摇钱树”。同毛泽东时代的万众一心不一样，现在每个人都以一己之心去理解和继承那逝去的时代。 这中间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崔健在《南泥湾》中肆无忌惮地掺杂自己的理解，把这著名的延安歌曲弄得面目全非。这小子身穿一件白色衬衣，外面常常套着一件旧军装，偶尔也别出心裁地套一件色调暗淡的短袖T恤衫，上面印个巨大的血红色的五角星，扯开沙哑的喉咙，和着摇滚的旋律和电子打击乐器的节奏，唱出《南泥湾》。歌词还是那些歌词，可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柔美婉约的味道全都变了，变得躁动、跳跃、疯狂、激情四射。这又哪里是“南泥湾”了，分明是个“百老汇”。年轻人为之欣喜若狂，老年人却为之愤怒。这些愤怒者中最愤怒的一个，就是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的领军人物、后来的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身患重病，消瘦而且步履蹒跚，但这并不妨碍他痛斥那个奇装异服、怪声怪调的摇滚歌手。王和毛是同时代人，对毛充满了敬意，而且希望后人都能拥有和自己一样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感情，即使稍有变通，也只能像权延赤那样，说说“伟大中的平凡”或者“平凡中的伟大”。这样的革命者绝对不能容忍崔健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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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功利主义-有功无利与无功有利

热度 6 SLLee19 2016-3-16 22:45

看到一篇文章谈功利主义，说不应该鼓励功利主义。我觉得，功利主义是不错的，错的是“有功无利”，“无功有利”。 有些人不干事，掌生杀大权，凭自己意思办事，反科学，反常理，不顾广大人民利益，只管自己利益，对国家人民无功，对自己大大有利。这种无功有利的情况要改变。 有些人勤恳苦干，不事宣扬，为国家人民利益，任劳任怨。雷锋受到表扬，千千万万的无名雷锋，有功无利，这种情况也要改善。 “利”不一定是金钱，“利”，禾旁边一把刀，辛勤有收获的意思。有功有赏，天公地义。让能干的人有支持，可以干更多的事，对能干的人，就是收获。 要让真正办事的人领功，奖励，让吃拉吹捧，挂羊头卖狗肉的人得到应有的报酬 – 零。 赏罚不明，天下离怨，国必不治。 诸葛孔明先生有一段自勉词，我写过给自己和老伴，挂在墙上： “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骄者招毁，妄者稔祸，多语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赏于无功者离，罚加无罪者怨，喜怒不当者灭” - 诸葛亮自勉词 李兆良 201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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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笔记（一）

热度 8 dawnshower 2014-6-3 22:12

每次参加完动保读书会之，都感觉收获颇多，只是由于拖延症入骨，一直没有把那些珍贵的细节记录下来。现在答辩结束，终于有了大段空闲，于是从头开始记录。由于我感兴趣的范围比较狭窄，而读书会的主题又非常广泛，所以这些记录会有很多错漏之处，请大家多多修正和补充。 今天看到新闻上说， 招远血案嫌犯的住所墙上有“残杀、虐杀、杀牲口、打狗”等字样 ，我意识到对于人的残忍和对于动物的残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继续对于动物的生命无动于衷，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人的生命在未来会得到更多尊重”？ 读书会笔记（一） 第一次读书会是2012年11月18日，主讲人周伊园讲了《动物解放》第一章。 讲完后开始讨论。我提了一个问题：“这个书似乎只关注了单一的维度，我觉得说不通。反驳杀戮动物，是否还涉及一个管理成本的问题。比如我们对于杀人的顾忌，有时候并非出于对人类生命的爱护，而是出于对法律的忌惮。而法律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编了号，所以被杀了之后，可以以一种较小的成本来发现。但是如果对每一头动物也编号，并且以法律手段来保护，这样成本太高。” 蒋老师听完后，问周伊园怎么回应。她回答了一番后，蒋老师说：“如果我是彼得辛格，我会这样回复你。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伦理学 层面的问题，而你谈论的是法律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该不该的问题，而你谈论的是能不能的问题……” 我说：“也不是吧，我不是谈论具体的法律，而是说，如果操作性非常差的话，是不是也不应该管？”他说：“举个例子，比如伦理上规定夫妻都应该保持忠诚，但是在实际中，通常不一定能做到这点，会有例外发生，也就是说执行性很差，但是大家普遍还是认为夫妻应该保持忠诚吧？”我当时听得不太明白，于是他想了想，又换了一个例子：“比如清华的自行车失窃率很高，因为防范比较困难，也就是说执法成本很高，但是大部分人不会因此而认为偷车这件行为是应该的。”这样一类比，我就明白了。 接着我问：“作者把有缺陷的人、婴儿与马、狗之类进行类比，说明如果我们不忍心杀害小婴儿，那么也不应该杀死马、狗等等。不错，我也承认从智力、语言能力上而言，马、狗确实和小婴儿类似，甚至智力水平还要高一点。但是这里完全忽略了感情的维度，比如，如果一个婴儿有缺陷，但是他的亲生父母肯定还是舍不得杀他吧。” 蒋老师于是问周伊园：“你会怎么回复她？” 周引用书里面关于“平等”的观点。 蒋老师说：“你这样的回应是不成功的。因为她在说另一个层面的事情，而你仍然在你自己这个层面说事，所以你并不能说服她。” 接着他说：“这里面确实有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西方文化更看重个体的感受、价值等等，而东方文化更看重感情的纽带，比如家庭、人伦之类。所以西方哲学家讨论问题时会忽略掉这些东西。但是当我们加入东方文化的考虑，并不会推翻他原来的理论，反而可以丰富和充实它们。比如，有些动物也是社会性很强的生物，如果考虑进群体联系这个维度，那么我们就更没有理由伤害它们了——比如蜂王、我们杀了它将会影响到整个蜂群；而一个具有先天疾病的孤儿，如果我们杀了他可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但是我们并不忍心杀害一个孤儿，所以我们就更没有理由杀害一只蜂王了。” 又一个问题：“作者说‘人们不想知道会使心情沉重的事情，所以对那些有关动物的真相故意视而不见。’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从人的伦理学上讲，人也有权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呀。比如说报纸上杀人的报道，我也知道杀人不好，但是我选择不看，也算不上错误啊。”蒋老师回应：“如果我是彼得，我会说，如果一件事情不是你引起的，你可以选择不看，但是如果是你引起的，你就不能够回避了。” “但是有些事情实在是隔得太远，关系太间接。” 他说：“是的，所以这就不是针对个人层面的批判了，而是针对制度层面的批判。” 蒋老师还提到了罗尔斯的“反思均衡”理论，即“哲学家一步一步推出来的结论，最后有可能跟某些人的伦理直觉相符，于是他们就很开心；但是有些时候，与哲学家推出来的结论有可能跟部分人的伦理直觉相悖，这就容易引起争论，比如安乐死。”我想到，有些时候，大众心理层面的东西可能和哲学家推出来的东西是相似的，但是大众媒体反而会推崇一个相反的观点。比如安乐死之类，可能哲学家和某些普通人都是认可的，但是我们在报纸上，经常会看到‘某个女人照顾植物人丈夫，几十年如一日’之类的。。。蒋老师说，“伦理直觉”通常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 周伊园提问：“动物为什么可以吃动物？”蒋老师回答：“首先，人类不吃动物，我们这是从伦理学上加以考虑，而动物没有伦理自觉能力，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动物吃动物可以调节生态平衡，比如狼吃病羊的例子；第三，动物吃动物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求，而不是为了追求欲望。” 后来还谈到古典哲学的德性论、美德论；功利主义（从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原则来讨论）；还有康德的道义论等等。如果从功利主义出发，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如果我们杀害1个人，用他的器官来拯救另外5个人，那么这是合理的；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如果5个男孩强奸1个女孩，这5个男孩的性压抑得到了释放，这也是合理的。但是从伦理直觉来看，显然后一个例子是很不合理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康德的道义论来解释：他认为首先要判断对错。有了对错的标准，那么这两种行为都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考虑到被害者的自身感受。在肉食这个问题上，人们的“伦理直觉”往往和“功利主义”是一致的，比如大部分人都认为用肉食来补充人体营养是合理的，而不会去考虑动物的痛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引入“道义伦理”来说服肉食者了。 最后，蒋老师说：“动物保护者有时候很讨厌这些动物伦理学的讨论，因为很烦人，本来很简单的要爱护动物，结果总有些聪明人想出一些伦理困境来刁难你。越是精英，就越是烦人。”（话说，我一直都以为学哲学的人很享受吵架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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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一直在损害着中国的科学发展

热度 3 Bobby 2013-4-11 15:38

中国文化传统为内倾性的，有更重视实用的特点。《庄子》有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就是儒家格物求道也是为了人伦日用，所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功利性甚强。我们现在重视科学技术，以邓公的著名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以看出，但其实这句话的功利性仍然是第一位的。以某的理解，技术作为生产力可以理解，科学的任务主要是认识世界，如何能作生产力来理解？这缺乏一种视科学遵循其内在逻辑发展的领域的思想，而更多是将其看作一种工具。 余英时的一段话，我颇有同感，兹引如下：“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我们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来达到“富强”的目的”。余英时甚至认为中国“五四”以来向往的科学技术也是以“科学”成分少而“科技成分”多。更不用说“四个现代化”全是“科技”方面的事（见《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功利主义是深植于我们文化的，我们的政治权力之所以提倡发展科学技术，也是以功利的目光，视之为国家富强的工具罢了。不仅科学技术，就是文学艺术，也更讲求“载道”，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没有多少空间。很多人视纯科学家的研究是在浪费金钱，也是功利主义在作怪。至于科学家个人将科学研究作为升官发财器具者，那更是受了功利主义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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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不是阻碍科学研究的罪魁祸首

热度 13 chenjcc 2013-2-24 18:21

嵇少丞 《科学研究应是在好奇心驱使下自由自在的研究》， 这篇博文写得很好，很有趣，很有力度。据我肤浅的认识，有些观点未必正确。 据说印度的拉曼很功利，获奖前数年就觉得自己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最佳人选。奖还没公布，他当年七月就买好了去领奖的车船票。可见功利思想并不影响他发现拉曼散射现象。据说杨李也是奔诺奖去做“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研究的。 功利主义和兴趣不一定是对立的。一个人如果对科学研究感兴趣，你不给TA钱，TA都能成功。你给TA钱，那不更能成功？也就是说，功利主义本身不会阻挡一个人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有些研究需要钱才能进行。这时，你有可能把钱错投给了对科学研究不感兴趣的人，而感兴趣的人没拿到钱，无法展开科学研究。这不是功利主义在作怪，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在作怪。功利主义至多能阻止应用研究的进步，不能阻止那些不要钱的基础研究的进步。问题是我们的基础研究也不如发达国家。如何用功利主义解释这一现象？ 功利主义是不是能让人们对科学研究失去兴趣？这个不得而知。 用功利主义搞研究外国也很盛行。我在日本时，每选一个研究课题时，指导老师总是问我，这课题有什么用。不止是无知富妇问爱因斯坦相对论有什么用，诺奖级专家也会问这研究有什么用。我们每次写论文时，总是要在引言部分说明这个课题的用处。做应用的，要说明能产生什么样的产品。做理论的，要说明其科学意义。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论文是不会有价值的，是垃圾。 功利主义其实在企业很盛行，不赚钱的研究企业是不会做的，至少90%的企业会是这样的。任何国家也不例外。同样是功利主义，为什么我国企业原创高科技产品几乎没有？ 嵇老师说人们为了职称、职务、工资、奖励、做官、院士等在做科学研究，美国教授好像是这样，中国教授不是这样的。殊不知，中国教授职称评审时，对你的人品看得比科学成就都重要，总是把“红”放到“专”的前面。有人说中国SCI是为了科学研究，这也是错觉。人们做SCI是为了奖金，不是为了科学研究。凡是难出SCI的没人去做，容易出SCI的大家争先恐后去做。真正的科学研究是很难在短期内出成果的，那些两、三天就出一篇SCI肯定不是大智慧的成果。事实上，中国的科研与国际学术界在玩不同的游戏。由于游戏玩法不同，当然评价标准就不一样。中国的科研是看谁挣的奖金多，国际学术界是看谁解决的难题多。大家的境界不同，当然导致的结果就不一样。有人说中国大学重科研轻教学，这也是在误解。中国大学既不重科研也不重教学。中国所谓的科研是看你拿了多少经费，做了多少项目。要知道，经费与项目完全可以通过人际关系运作来完成，用不着科学研究。当然可以用肤浅的成果去掩盖没踏实做科学研究的事实。研究成果造了假，迟早会被人们发现。研究经费获取的猫腻，又有谁知道呢？可能永远是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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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逃课现象的一点看法

热度 6 jhxie2000jhxie 2013-1-10 23:59

社会的功利主义和教育的功利化是学生厌学 , 导致课堂出勤率普遍低的主要原因。学生的学习目的不明确，对自然规律和工程设计美感体验缺少必要的文化薰 陶 基础。很多学生只适合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对启发式教学方式很不适应。如果有这样的教师坚持在课堂上，大部分学生也是逃之夭夭。第一是不适应（大部老师都照书上讲（或照 ppt 念），为何此人不照书讲 ? ），第二是他讲的很多东西考不到（你看看往年理力 A,B,C,M 的考题吧，说重点那是变相性的全校性公开作弊！）。但也有少数学生留下来，与你讨论问题，不时提出一些新颖的想法。真可谓百年名校，一息尚存，令人欣慰。正因如此，很多人坚守在讲坛上，他们是一个 默默 无闻的群体，与名师无关，与精品无缘，又失去了往昔那圈心灵工程师的光环。聪明者看他人流汗，喜于收获，诚实的人儿用辛勤的劳作换来一个甜美的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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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趣的话！

热度 17 老李 2013-1-3 15:39

这几日异常寒冷，很少出门，一年里难得有几天空闲时间在家看点闲书，这是比较享受的事情。今天翻看西塞罗的小书，看到其中记述的一件事很有趣，他说在古希腊时老年人很受尊重。一次，一位老者去剧院看演出，已经开始，所有的雅典人都不为老年人让座，当老者来到斯巴达人旁边时，几乎所有斯巴达人同时起来为老者让座，当全场报以热烈掌声时，有一位斯巴达人说： 雅典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但自己却不愿意去做。 这话太经典了！反观我们的当下，不得不说，我们比雅典人的境界还差，毕竟古希腊是灌输美德教育的，对于我们而言就剩下功利主义了，美其名曰：唯物主义。如今我们几乎到了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境地，所以什么都去做。毫无限度与收敛可言。 如今很多人都在观望反腐，议论纷纷，其实在没有体制改革保证的情况下，所有的反腐都是一种祭旗游戏。网上不时曝光的“房叔”、“房妹”现象，其实挺好玩的，我总是搞不清楚，一个人要那么多房子做什么？人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再开什么重要会议时，大员们应该领着代表们到火葬场看看比什么教育都有效，到最终，所有人都一样：一股青烟，什么也没有带走，留下的那些房子和巨款该怎么办呢？西塞罗曾说：对于老年人的贪婪，我真弄不懂他们究竟图的是什么。因为这好比一个旅行者，剩下的旅途越短，他越想筹措更多的旅资。难道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我们的老孔同志也曾说：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一直未被深究，为何老年人比较贪呢？照理说，人到老年，曾经沧海，对于俗世多已过分熟悉，应该厌倦才是。这些年才恍然明白，当所有追求永恒之路被堵死的时候，物就成为唯一表达存在的目的，此时，贪婪就演变为一种绝望的拼搏。造化弄人啊，看来我们的文化真的该重建了？ 2013-1-3午后于南方阴冷中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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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　　膀

热度 1 smallgrass 2012-12-23 13:02

看到一位朋友的空间中写她的儿子想成为一只小鸟，她儿子 说：“小鸟多好啊，有翅，想去哪 就飞过去。。。”，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我很小的时候也那么想过，那时甚至想像在自己的双肩上绑上两个大翅膀，是不是可以飞起来，看了飞机发明的历程故事，最开始古代就有人这么干的，希望能象鸟一样飞起来，结果光荣献身。二十世纪初，莱特兄弟 滑翔试飞成功，开启了人类成功研制飞机的新时代。 我经常回忆儿时的种种事情，那是个充满想像力的年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在进入成年时，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则充满现实主义，想像力对我们来说，很缺乏。对科研的工作者来说，个人以为，想像力在科研中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变不可能为可能才是真正的创新。 这让我想起中学时代让我超级喜爱的一篇散文《翅膀》，它在文采飞扬中道出了想像力和奋发向上力量的重要性，我那时甚至都能够背得滚瓜烂熟，并把这篇散文手抄到笔记本上惠存起来（见文后图片），我很庆幸自己还保留着 25 年以前中学时代摘抄的精彩词句、人生哲理、名人名言、生活实例等的记录本，今天翻看，让很多故事历历在目，反映了我成长的过程。 我很欣 赏泰戈尔说的那句话“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远不能在天上翱翔了。”如果在科研中过分注重功利主义，必然不会培育出真正的科学家，必将阻碍科学的进步和创新。 我中学时代的摘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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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教授称中国大学功利主义盛行 致价值观教育匮乏

热度 1 毛宁波 2012-10-30 22:49

2012-03-29　　　　腾讯教育-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发起组织的“大学为什么越上越迷茫”系列报道和讨论，不仅备受大学生的关注和参与，而且也得到了一些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的注意。近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徐岚老师和王洪才教授专门就这一话题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 　　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导致价值教育匮乏 　　徐岚老师认为，杜克海的迷茫在于，他自己觉得有价值、想要去追寻的东西却得不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肯定，不知道要不要坚持下去。他想追问，当今的大学除了功利的追求之外，还能不能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因此，他实质上发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中国的大学教育有哪些缺失？在我看来，主要是价值观教育的缺失。” 　　徐岚说，价值观教育极为重要。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和急速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大学应该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并培养正确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在面对人生考验时作出适当的判断和应对。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大学中的价值观教育与“两课”(我国现阶段在普通高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紧密相连，常常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抵触情绪较重，致使价值观教育缺乏有效的实施途径。 　　王洪才教授也有同样的遗憾。他说：“大学的功能，除了教授知识外，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进行价值观教育。但遗憾的是，现在大学里功利主义风气居于统治地位，价值观教育非常匮乏，于是对根底问题的追问就很弱。” 　　徐岚分析说，有两个原因导致我国大学价值观教育匮乏。一是大学管理的功利主义倾向。一些大学校长关注的是学校的排名，这取决于教师拿了多少经费，发表了多少文章等指标。一些大学不断向教师强调“产出”和“成果”， 导致了教师的实用化倾向，而教师的实用化倾向又加剧了学生对学习的功利性态度。同时，学生会、社团等本应生长个性、促发思考的地方也难免沾染功利色彩。 　　第二个原因是大学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一些大学越来越像一个职业培训机构，而非一个“教育”机构。大学除了教授专业知识外，还应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使学生明白知识的价值承载。 大学行政化让老师难当“引路人” 　　那么，如何改变大学价值观教育缺失的现状呢？ 　　徐岚认为应该对我国高校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首先，设置终极关怀领域的通识课程，使全校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哲学，讨论人生的意义以及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善、如何择善。还可设置专业伦理的课程，如科技伦理、学术伦理等。其次，设计一些针对人格发展领域的通识课程，可以和心理学结合起来，主要涉及身心发展、情绪管理以及道德素养等。第三，实践性的非正式课程也十分重要，比如以“服务学习”的方式，通过参与社会服务、公益组织等活动来增强社会关怀、培养奉献精神和公民意识。 　　王洪才教授认为，对于那些有价值追问的学生而言，引路人是最重要的。经历丰富的教师在课堂上与生活中言传身教，与学生分享自身对生命的思考，可以帮助学生寻找自己的道路。 　　徐岚老师曾做过一个调查，问学生“大学中哪类教师对你在道德品行方面的影响最大？”选项包括辅导员、班主任、本科生导师、专业课教师以及行政教师等，结果出人意料的是，选择专业课教师的人数是最多的。可见，大多数同学对专业课教师抱有更高的期待，希望能在专业教育中渗透道德和价值教育。 　　但是，现实中，很多高校老师没能担负起引路人的职责。徐岚说，我们目前的制度设计是不同类别的教师各司其职，专业课教师通常认为已有辅导员等负责道德教育，因而把价值观教育从自身的学术责任中剥离，甚至忽略自身在道德上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而一些本科生导师更是对自身职责相当模糊，最后变成走过场。总的来说，高校在大学教师发展上做得远远不够，教师对自己在价值观教育上能做什么缺乏共识，在怎么做上缺乏专门培训。 　　王洪才教授则慨叹：“如果学生难有引路人，将是大学的巨大危机。”他分析说，由于量化的考核标准，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变成机械性生产，很少有人愿意把时间花在教学上。一些教师上课都敷衍，何谈“引路”？注重教学、热爱思考的教师在当下的大学行政化的权力结构中又往往处于边缘角色被边缘化，想要担当引路人的角色也就力不从心。 　　王洪才认为，自由的文化氛围、严谨的学术态度，是推进价值观教育的最好方式。但是，行政化已经根深蒂固，一时间很难去除。政府推出的一些去行政化的政策恰恰体现了或纠结着行政化，比如以“创新”之名引进各类人才进校园，然而这种引进本身就是以行政方式推行的，甚至以各类行政职务为“优厚”待遇。 这个世界始终有一群人在追求名利之外的理想 　　不过，两位学者都认为，虽然社会大环境一时难以改变，但大学生还是应该坚持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和思考。他们给像杜克海一样迷茫的学子提出了一些建议。 　　徐岚说，我们与其抱怨社会大环境不能创造更好的条件，不如以小我的生命观和价值观的汇聚来影响整个时代的价值观。如果90后都能摆脱功利主义思维，无疑将改变整个社会的氛围。“有人会反驳说，用人单位招聘时看重证书和学生干部经历，我不得不功利。但应相信时代在变化，当有一天招聘不再看简历而是看微博，看你平时都在阅读什么、思考什么，有没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你就不得不注重提升个人格调。所以，走出迷茫的关键还是在于正确价值观的树立。” 　　王洪才教授说，大学提供了比社会上更多的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资源，有追求的学生要主动获取和利用。每个学校都有善于思考、特立独行的教师。如果杜克海同学去拜访他们，他们必然会给予真诚的帮助。“这个世界上始终有一群人在追求一些名利之外的理想，只是你需要坚定地抵御世俗的偏见。你得明白，生活是一种担负，必须付出代价。” http://www.edu.cn/gao_jiao_news_367/20120329/t20120329_759701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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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和科学家们其实是一家人

热度 36 老李 2012-10-30 14:12

整个晚上都在修改那篇想了几个月的文章，进展异常缓慢。实在厌烦的时候就看看电视，当然大多时间都是看广告，看多了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很好玩的事情。考虑到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很生猛的功利主义主导下的消费社会，很唯物的。在这里没有信仰也没有思想的空间，没有人会把这些东东当回事，你一旦把那些东东当成志业会被以高深的名义耻笑的，这个套路俺懂。所以，在所有标准都走向平面化的当下，寻找适合自己的过冬方式很重要。 根据俺的观察，演员们成功的世俗标准就是在电视上承揽各类广告的档次与频率。一线演员大多承揽多项知名品牌的广告，或者部分广告费额度比较大的中小品牌。品牌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广告费的多少。以此为标准，比如某女演员在黄金时段可以看到她从奶粉、饼干、洗衣粉等多领域为知名品牌代言，人家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被当成一线演员了；二线演员通常接2-3个比较有名的品牌的广告；三线演员则可以接1-2个不知名品牌的广告。那些跑龙套的演员则是最凄惨的，没有人找他们，就连最恶心的脑白金广告都不找他们，而他们有些时候演技并不太差。这个评判标准很庸俗，但也很实际。这些广告与演员的演技与思想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可以不拿奥斯卡，但广告费还是不含糊的。从世俗角度来说，科学界的芸芸众生们与演员们很有一拼，谁经费多就证明谁的水平高？呵呵，别不服气，目前国内科研评价体系说白了就是这么玩的。所以，大牛们主攻重大专项、973、863等重大项目；中牛们主攻杰青、重点等项目，小牛们主攻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等；牛犊们只能搭乘各类青年基金的马车了。刚出道的只好步行了！这里还有一个恶例就是大牛们向下通吃的恶习，搞得时常出现：大牛压中牛，中牛挤小牛，小牛哄牛犊，牛犊拱刚出道的退化链条。最为可恶的是，大牛们依据解释权在握，在科技活动中经常实行双重标准：争资源时强调大牛的前瞻性与重要性；落实责任时强调尊老爱幼，让年轻人先上的人梯精神，呵呵，不带这么玩的。很有趣吧。反正这里不流行思想，大家玩得的都很嗨。问题是嗨并不代表健康，甚至有时可能是病态的表现。 结论：一线演员应该对中国广告界的遍地垃圾广告负责；科学界的大牛们应该对中国科技落后的现状负责。 2012-10-30于南方临屏涂鸦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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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抑或经济

benlion 2012-10-28 09:27

不少人疑问为何 SCI 论文，这是经济现象，期刊出版也是一种产业，而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学术交流载体，一篇原文从数据库下载几十美元，由于我们的教育体系是二战之前上一代海归所建立，那个时代的国际社会非今日之知识或科学也成为商品的年代。 同时，也是上一代人既有传统中国文化教育背景又有西方教育训练；因而，能够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上产生创造型思维和成果。谈家桢有关昆虫的遗传学研究在出国留学之前已经开创，从而，发现飘星虫的共显性遗传规律。钱学森的中国文化背景，创立工程控制论和发现传统文化中的系统思维等。 而今，作为发明技术和设计产品之前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知识等，也可以在开发出可转化的技术与产品之前直接成为商品，就如同当今大量的化学中间体、药物中间体和半成品、配件等产业链环节的企业一样，媒体产业、资讯产业和广告产业等，都成为一种经济行为，而不是二战之前的以往或文艺复兴的近代文明，那种理想主义思维。 也许，世界文明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商业和经济占住一切领域，显然，一定存在问题，没有理想主义的世界，一定沦落为拜金主义和肉欲主义 – 世界末日的那种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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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下的功利主义

刘全生 2012-10-26 17:16

十天前咬啮了一番“功利主义”，发觉该词本身似乎没有褒贬，但却成了贬义词，于是乎套个新名词“正能量”赋予“功利主义”更多的褒义吧，而且愚以为“正能量下的功利主义”可能是现今世道下吾等善辈最佳的驱动力！ 今日写个命题作文，发挥形散神也散的文风，略加详表吧。 不知何时功利成了贬义词，急功近利更成了批评和指摘语了。难道做事之前不能或不该想想，事成之后有何功劳和利益吗？有了对功对利的思考，这事就做不好或者做不成了吗？这重思考难道是决定所做事情性质的主因吗？做事不考量功利的除了机器人，还有何等照此行事的人吗？这样做事的人能做成事、做成好事或大事吗？难道说功利不能成为是否做事的评判标准，不能成为做事的驱动力吗？………… 以亲身感悟和所经世事来看，功利本身并无恶性，更多时候是因为人不够强大，以致于抵制不住功利的诱惑而以旁门左道逐之，这样的坏事传千里，从而使功利趋贬义；若再被功成且名利双收者宣教一番，则其在世之年怕很难再有望其项背者了，这似乎陷入“阴谋论”了哈，扯远了。但是这种给本来是好的东西披上个恶名的做法，似乎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常见的为了禁锢、束缚或保护的手段。 不过中西方文化中其实都有与此相悖的言论。古人们就云过：好男儿志在四方、男儿当建功立业、加官晋爵以光宗耀祖……。拿破仑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其实，只要加入正能量，按照道德法律等规范，对预做之事进行愈多层面的功利考量，可能做事方案也就设计的更周全、更合适、更新颖，做事的时候也更努力、更踏实、更专心、更用脑，事成之后也能更好更快的将其“成果”发扬光大呢。远的不扯，科网的科学家伙们（抄文教授创词）回顾一下自己的科研过程，就不难找到“案例”，我就不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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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jiaguangjia 2012-9-22 18:09

　 　　 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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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研评价怎样才科学？杜绝功利主义 加强同行评价

pikeliu 2012-7-25 12:23

科研评价怎样才科学？杜绝功利主义 加强同行评价 来源: 日期： 2012-03-23 17:33:53 被阅读 0 次 【案例】 九三学社近年组织的万人问卷调查显示，78.5%的科技人员认为当前的项目评审结果不公正，67.0%的科技人员认为成果鉴定不真实。有87.7%的科技人员认为科研成果评审和评奖需要公关。 ——新华社 记者：科研评价是科研管理的关节环节。目前，在国内，看SCI论文数量、看获奖情况的评价方式广受诟病。那么，国际通行的评价方式是什么？您对确立科学的评价导向和体系有什么建议？ 　　郭雷： 科研激励机制的基础是科研评价体系。既不能简单地将经济管理模式套用到科学技术管理中，也不能将工程项目管理办法照搬到基础研究中来。“功利主义”导向只会使人减少甚至失去对事物本身的兴趣和内在驱动力。 　　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应努力适应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科学研究活动的内在发展规律。科研活动不同于纯粹的“机械”运动和“自然”现象，因此有效的科研管理与科学评价，往往不是表面的“数量指标”等简单做法所能完成的。建议加快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转变，从根本上减少“外行评内行”做法，进一步促进科研评价的科学化。 　　具体到我国科学技术奖励体制，建议进行大幅度改革。政府层面可以只颁发少量终身成就奖，而对于具体科研项目成果的奖励，要尽量“下放权力”。一般来讲，对基础研究成果应该依据其学术价值或对科技发展所起的实质性推动作用，主要由公认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团体来评价奖励；而对应用性研究成果应该考察其实际应用效果和推广情况，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等来评判奖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真正在学术界被广泛认可的基础研究成果、或真正经受住市场检验的应用研究成果得到恰当评价与奖励，从而树立正确的科研导向，起到正面激励作用。 　　王小凡： 解决科学评价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被谁评价的问题。目前，中国科研方面的评价，完全由中国专家打分提供的信息，不少都没办法用。比如，对一些基金申请的评价，分数区间是1-9分，中国专家都给4到5分左右，显而易见的是人情因素在起作用。而受邀的外国专家，打1分到9分的都会有。科研领域的人情文化，需要彻底打破。 　　要使评价更加公正客观，我建议引入国际同行的评价。比如，2008年，我们受邀对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进行评价的时候，当时有两个年轻的研究员，一篇文章都没发，他们很紧张，担心评估过不了。但受邀的这些国外的专家组成的评价委员会，却对他们打分非常高。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研究问题是国际前沿问题，一旦取得进展，就会有积极的成果。结果2011年，其中一个研究员，发了两篇文章，一篇在《自然》，一篇在《科学》。另外一个研究员，也发了两篇文章在《分子细胞》，其中一篇还被做了封面。如果找不懂行的人来评估，那就麻烦了。我认为，要组建评估委员会，要积极引入国外的同行参与进来，这样，可以确保客观公正。 　　现在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不应该在评估时重视SCI论文。这是片面的。实际上，我们在国外做科研也有同样压力，如果几年不发东西，只是说自己在做重大尖端问题，别人并不了解，那很难让别人信服。我认为，在科研评价上，不能走两个极端。科学家不应被逼迫着“大跃进”式地发表论文，不能在评估中简单地看论文数量，做分数的相加，而是应该看科研的系统性和论文质量，通常以发表在领域内有影响的杂志上为标志。 　　孙锐： 长期以来我国科研评价以SCI（科学引文索引）为主要依据。在一定阶段和条件下，在一定学科领域中（比如某些学科我们还不发达或者水平不高）鼓励发表SCI论文，或以SCI论文作为一种科研评判依据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可行性。其实，发表SCI期刊论文一般需要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只有被同行专家认可具有一定创新性和质量的成果一般才会被发表。这一过程的本身就蕴含着一个对成果的评价过程。被SCI收录可以看作是对成果质量的简单判断，当然这个判断可能是片面的，这里是基于对SCI期刊“同行评议”把关的信任。 　　随着我国整体科研实力与水平的提升，单纯发表SCI论文已经不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更加关心的是产生原创性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流科研成果。在这个背景下，单纯的SCI评价导向显示出其问题和弊端，如基于这个评价规则，更多的科研人员会选择那些短期内可以出成果的课题，而忽略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原创性基础研究。我们现有要做得就是要完善科研和人才评价体系，不再片面强调SCI，不再注重数量，更要强调高质量工作，强调与世界一流学者的竞争和比较。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个人分类: 科技创新|2473 次阅读|0 个评论

动物权利的三种含义

热度 3 jiangjinsong 2012-6-2 09:11

# 老蒋动保每日谈 #20120530 ：动物权利的三种含义 動物權利這個概念在動物保護運動常常被人使用，究竟是指什麼呢？顧名思義，是指動物具有道德權利，它規定著我們在與動物打交道時需要遵守的道德義務。但是不同的人在不同語境下使用這個詞的時候，往往所指並不完全相同。通常會有三種含義： 1 ，道德地位。比如說狗具有權利，是指狗具有道德地位。在這種意義上說，狗有權利，可能說話者認為狗的道德地位比人要低，但是，仍然認可狗的權利，比如說狗有不遭受痛苦和不被殺死的權利。按照這種理解，這些權利本身在道德上就是重要的，沒有充分理由不能踐踏之。人們保護動物是因為要尊重這些權利，而不是為了人類的利益。 2 ，平等考慮。第一種意義上的動物權利對動物的保護往往很不夠，因為人們可以很寬松地解釋“充分理由”，比如說一家化妝品公司可以把為了獲取利潤，而在動物身上測試化妝品毒性稱之為“充分理由”。而平等考慮意義上的動物權利，意味著動物的利益應該與人的類似利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比如說，人有免受痛苦的利益，狗也有免受痛苦的利益，這兩種利益是類似的，應該同等考慮。按照這種動物權利觀，人們為了貪圖口腹之欲將動物殺死就侵犯了動物的權利，因為我們不會為了口腹之欲而將人類殺死。 3 ，超越功利。這種意義上的權利，意味著權利的擁有者應該受到保護，即使經過計算犧牲某一個個體的權利可能對整個社會有利，也不可以犧牲權利。比如，人們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擁有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這就意味著，即使當局沒有抓獲確定的嫌疑犯，即使滿足社區成員願望的判決能夠帶來巨大地社會功利，陷害一個無辜者也是錯誤的。公共利益不足以成為踐踏個體權利的理由。堅持這種意義上的動物權利者認為，不僅動物擁有與人類平等考慮意義上的權利，而且，即使為了公共利益也不能踐踏動物的權利。 通常人們接受第一種意義上的動物權利相對容易一些，盡管也要克服保護動物是為了保護人類，動物本身不值得保護的偏見。接受第二種意義的動物權利需要克服物種歧視的觀念。而接受第三種意義的動物權利，難度最大，因為還要克服為了公共利益進行功利主義計算的誘惑。 以上内容参考了《动物权利》， DavidDeGrazia 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年， 145-146 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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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辛格论证富人道德上有义务救助极度贫困者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2-5-1 22:29

金岳霖讲座之“极度贫困、富有与基于过度要求的理论反驳”报道 4 月 24 日 ，国际著名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 ）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访问北京，并作为哲学所“金岳霖讲座”教授，作题为 “极度贫困、富有与基于过度要求的理论反驳”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孙伟平研究员主持。来北京各高校等学术机构及我所的部分研究人员、研究生 30 余人参加讲座。 辛格 教授首先定义了什么是极度贫困，介绍了世界上处于极度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状况。然后讲述了一个假想的溺水婴儿的案例，他指出，人们遇上小池塘里即将溺毙的婴儿而不去救助是道德上错误的。在溺水婴儿和富人坐视极度贫困中的儿童因贫致死的两种情形之间，并无道德上有意义的差别。因此，富人不去救助贫困儿童也是道德错误。辛格说，如果我们无需付出可与贫困儿童之死相比的意义上的道德牺牲的话，我们就应当去做避免那些儿童死于极度贫困所需要的事情。他讨论了地理距离对富人进行捐助活动的影响，分别是缺乏显著性、徒劳感、责任的分散性、公平感、地域主义以及对金钱的顾虑。他认为这些因素都不构成影响我们对极度贫困人口进行救助的道德义务的合理理由。随后他讨论了这种道德观点所引起的争议，是否这种道德观对人进行了过高与过苛的要求。他引述了西季威克的功利主义思想，并反驳了伯纳德·威廉姆斯对功利主义的批评。 辛格 教授在讲座后与现场听众进行了充分、深入的交流、讨论。比如以什么形式进行的捐助是有效的，对最后通牒博弈论该做何种理解，全球贫困是否更多的是由制度问题所造成的，“捐助”给捐助者带来的是伤害还是幸福与满足感，富人的捐助是可选择的行为还是有道德强制性的义务，辛格教授对以上问题都做了透彻的分析与阐述。 http://philosophy.cass.cn/Subject.aspx?n=2012042511261790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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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伦理学家Peter Singer專訪未刪節版全文！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2-4-28 19:59

新京報記者曹保印先生對世界著名倫理學家、當代動物保護運動聖經——《動物解放》作者Peter Singer的專訪，4月28日新京報刊登兩個整版，但是仍然不全，未刪節版請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6f8ae01010uu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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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誤解的辛格教授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2-4-25 09:15

读了辛格教授《动物解放》一书的中国读者，在了解到此书及其作者在欧洲和美国的反应的历史以后，可能会感到惊讶。这个过程对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为寻求哲学和道德论证在当代事务中发挥一种作用，都具有教益。 辛格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这主要不是对他的贡献的评价，而是就他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而言的。我和其他许多采用他的著作为教材的人一样，见证了他的著作对改变学生的行为，乃至在重大问题上的做法，所产生的直接作用。例如，许多学生读了这本书后停止了吃肉；他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评论 ——“ 饥荒、富裕与道义 ” ，引起我主持的专题讨论会上几位学生每周节食一、两顿晚餐，将省下来的钱捐给国际慈善组织。要是哲学著作常常产生这种效果，那真会使人感到心满意足，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更令人惊奇的是，辛格达到这些成就，不是通过动人感情的呼吁，或是凭借煽动人心的话语，而是全靠他的论证和证据发挥作用。 辛格力主人道对待动物和最富裕的国家自动降低生活水平，使饱受痛苦者可以解除困苦。这些温和而富同情心的建议，理应使他置身于博爱的甚至被奉为神圣的道德领袖之列。然而与此相反，他却长期被当作诽谤运动的目标，而且他的反对者还企图阻止他公开发表演讲。他在美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 普林斯顿大学的任职，竟成为一次总统竞选运动中的议题，当时一位保守的候选人恰巧是普林斯顿的校董会理事和捐款人，试图将他逐出该校。对辛格及其著作的这种反应不只限于美国，实际上反对他的事件首次发生在德国，导致在那里的一次会议不得不终止，以避免他的批评者制造混乱。批评者将他称为纳粹，其实，他的家庭成员有些被真正的纳粹所杀害。在他的新著《往日重现》（ PushingTimeAway ）中，他讲述了他的祖父的动人故事。他的祖父是在一战中立功的德国士兵，后来成为弗洛伊德的同事，最终却死于纳粹集中营。 为什么像辛格这样的慷慨和人道精神的鼓吹者，竟然遭到那么多敌视呢？答案并不简单。经常有人提醒，辛格过于坦白直率；如果他的观点可能产生激怒某些读者的结果，他也不会设法隐瞒或否认他的观点，而是要亲自讲清楚，并且努力证明为什么应当接受这些观点。由于辛格是个严肃的效用主义者，因此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寻常的道德在每个国家都与效用主义的某些要求不相一致。有关对辛格的非议大都来源于他坚持主张，患重大残疾的婴幼儿的父母应当有权决定放弃对这些孩子进行旨在维持生命的医疗。按照效用主义的标准来说，这是相当宽大的，但他的反对者却声称，这种做法与纳粹的消灭智能低下儿童的 “T4” 计划同出一辙。 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辛格的著作和他本人在某些人中引起愤怒，而不是敬佩。但是，产生这种反应的责任根本不在辛格一方或他的观点，而是由于他的对手不能认真阅读、思考，以及按照作者及其所需要的方法对道德论证做出回应。同时，极少有人要求大众去阅读辛格的著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应。 最近，《纽约时报》在其周日杂志上，刊登一位争取残疾人权利人士写的一个长篇故事，作者是律师，本人患有相当严重的身体残疾。辛格邀请她去普林斯顿参加他的一次课堂教学，开始她想拒绝，因为她认为辛格像是个道德上的魔鬼，但是，她还是决定接受邀请，认为可能更好，并有机会去影响他的学生。她的朋友和同道者大为吃惊，敦促她要再三考虑。按照他们的看法，结果要比他们想象的糟糕得多。首先，她发现辛格原是个令人尊敬而又可亲的人，她显然喜欢他。更为重要的是，她终于认识到，辛格关于残疾儿童的权利的观点，只是道德原则的逻辑推论（如同辛格的观点），而她知道这些道德原则也是她的许多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所共同拥有的。把辛格与这些人（其中许多人与辛格誓不两立）分开对立起来的原因，是辛格懂得他们的原则所包含的意义，而他们则不懂。这个事实并不能作为证明辛格正确的手段，因为他的反对者要是同意了这些原则包含辛格所说的内容，或许就会取消对原则的支持。但一旦文章作者认识到这一点，她就得忍住恼怒和义愤。假设错误在辛格，那必定是因为他的论证失误，要么就是辛格和她的朋友共同支持的这些原则站不住脚，但无论怎么说，辛格与他的许多反对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思想严密。 如果《动物解放》的主要作用只是要读者成为素食者，此书似乎没有什么挑衅性，但是它也招来了愤怒。有些读者 ( 或声称受此书影响的人 ) 在用动物进行实验的大学实验室里进行非暴力反抗；他们打开笼子放走了动物，而且有些还公然进行捣乱和破坏。在我亲眼见过的许多事例中，一些为自己的精心科学推理感到骄傲的教授们，指责辛格是恶毒的宣传家，并且建议对他重点采取行动，进行谴责和惩罚，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打算对辛格的论证进行反驳。确实，尽管他们都对辛格的观点有强烈抵触，但很少有人读过他的书。 我认为，教授们竟对理性的论证作出如此缺乏理性的反应，非常令人不安。这证明，辛格的应用道德论证来照亮我们的道德之路的计划，要求其读者在理智和道德的严肃性上达到一个水平，而现在许多人还没有做好显示水平的准备。无论是否有人同意辛格的学说或其结论，这个计划肯定值得我们所能集合起来的全力支持。《动物解放》中文本的出版，对于达到那个计划目标以及呼吁人类同胞在对待其他动物时负责任地运用他们的理智和道德力量是一个贡献。 * 此文是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学与人口健康教授丹尼尔 · 威克勒应译者祖述宪教授之约而写的。 蔣科學按： 我在網上找到此文，題目是我加的。 文中所提及的“效用主義”更常見的翻譯是“功利主義”，英文原文是：utilitarianism，學界現在一般認為翻譯成“效用主義”更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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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的理想主义道路？！

热度 1 guoweihehe 2012-4-18 21:27

一、前言 在对科学目的的理解上和科学追求的实践中，一直存在两种大异其趣的道路：理想主义的道路和功利主义的道路。不论大科学和小科学，还是学院科学和产业科学之争，本质上都是科学道路的理想主义道路和功利主义道路之争。前者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为科学而科学；后者坚持科学的目的是谋取物质福利，科学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征服自然，也可以是为国家民族繁荣富强的。 当今社会，科学的功利化现象极为严重，表现在：科学所生产的知识不是社会和公众普遍享有的，而是出于各种即时的和实用的意图，力图垄断某些知识产品和技术专利，获取巨额的商业利润。研究结果被视为知识财产，不仅由于它的象征价值，而且由于它的金钱价值。现在知识产权代替了诸如金融资本、自然资源和土地这样的传统要素，成为工业发展的驱动力。由于知识的资本化变成经济增长的基础，科学政策和工业政策因而合二为一。在此种背景下，很多人认为理想主义道路是科学发展中的受害者，是需要拯救的对象，而理想主义道路得到发扬光大的话，可以拯救现代科学的异化发展。从科学发展史上来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如果我们承认科学的多侧面性。此文无意为功利主义道路辩解什么，只是面对现实的思考。 二、历史上的理想主义道路 1 、从科学发展历史上看，理想主义一直力图和功利主义相分离，基本上都是科学排斥技术——或者说纯科学排斥应用科学。 将纯科学视为至高无上的观点在希腊世界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在那里，实用技艺都是由地位低下的人所掌握，而体力劳动越来越多地由奴隶承担。这一点极大地加深了将探究从实际应用中剥离出来的哲学目的。结果，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体系中，实际应用就被排斥在正统的自然哲学目的之外，拒绝把实际应用作为理论探索的目的，并且坚信哲学探索有着属于自己的“报偿奖赏”。古希腊世界衰落的时期，很多学派把哲学看做一种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取得心灵宁静的方法，而不是看做一种求知的方法，探索和应用间的鸿沟也在进一步加深。 在随后的每个时期，为自己为求知的信念也在欧洲科学家们的思想中回荡。伴随着柏林大学的创立（ 1809 年）而出现的纯粹的和无私的研究理想，表达了对培根的实践知识的眼光以及英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的拒绝。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德国学者被认为是道德和理智的文化载体，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20 世纪中叶，这种思想依然盛行。 C.P. 斯诺在《两种文化》（ 1964 年）一书中，描述了其同事——剑桥大学的科学家们的看法：“我们正在从事的科学在任何想到的情况下都不具有实际用途。我们越坚持这一主张，越感到自己优越。”在《无尽的前沿》一书中万瓦尼儿·布什宣称：“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任何追求即时应用的人……都终将白费心机。” 2 、 两种主义的相对分离对于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的确立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夸大这种相互分离、认为两者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观点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学派为了找寻治疗外伤、骨折和疾病的外科手术及医疗方法，已经深入到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广阔领域，把探索和领会转化为实用技术。自 19 世纪以来，许多根本性的知识是头脑中想着某种特定用途的基础研究产生的，基础研究可以同时是好奇心和用途双重驱动的。 19 世纪微生物学的崛起（主要是巴斯德等的研究模式）是典型的代表。现代生物学很难符合传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目标只能两者择一的观点。 3 、这种相对分离何以成为可能？ 希腊在古埃及等文明的实用技艺和知识的基础发展出对于一般知识的追求。 19 世纪，职业人员（大学教授）的出现，在机构上加强了科学研究应当为认识本身而进行的观点。战后美国对基础科学投巨资的主要理由，是希望在科学技术领域保持领先于苏联的地位，并且相信这些基础科研最终可以产生技术的突破，以赢得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这是政府支持科学的一个合法性根据。 三、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提出了很多仅仅依靠理想主义道路无法解决的问题 3.1 、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在古希腊，只有公民才有空闲的时间，无需为生活所困扰，专心从事思辨活动。即使到了 18 、 19 世纪的英国，许多科学进步都是由出身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取得的，其中有些一直在大学里任职。在 19 世纪，机构形式有了很大的改变。科学家们越来越能在大学里得到资助，科学也日益成为更高级的学者阶层的职业。这时候，虽然具有贵族身份的人员比例可能在下降，但是大学教授的职位足以保证其衣食无忧。在 20 世纪，平民出身的人成为科学研究的主体，科学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存在。 3.2 、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发生了变化：最初少数贵族所从事的活动，因为人数的增加，不可能再仅仅依靠少数资金资助而进行。而且随着科学活动的深入，在研究过程中对于仪器的依靠增加，也相应地需要加大投资。举个例子：在经典的小科学领域——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由于采用了功能核磁共振仪（ fNMR ）直接观察神经活动，人们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一台这样的仪器价值高达 2500 万人民币，这常常不是某些个人或机构能够负担的，常常需要动用真个社会和国家的力量来实现。这样相应地要求科学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是可以理解的。 3.3 、科学研究的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化：战后美国对基础科学投巨资的主要理由，是希望在科学技术领域保持领先于苏联的地位，科学发展完全笼罩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阴影之下，追求“高”、“新”、“尖”。随着冷战的结束，科学研究应扩展到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保护资源环境等国计民生领域。 四、可能的解决方法 两种道路的和解其实是可能的。这种传统的对立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可弥补。相反，科学史上记录了很多由认识追求和应用考虑共同驱动的科学进步，自 19 世纪以来，许多根本性的知识是头脑中想着某种特定用途的基础研究产生的，基础研究可以同时是好奇心和用途双重驱动的。对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来说，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并不是所有的联系都是科学研究流向技术，同样技术发展也会反馈回科学研究，也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源于基础研究。 在《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一书中，作者斯托克斯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研究模型——科学研究的象限模型。如果用平面直角坐标系的两坐标轴分别表示研究的动机（好奇心驱动型还是应用驱动型）和知识的性质（是否具有基础性和原理性），那么就会在最常见的研究类型或象限——玻尔象限（第一象限，代表好奇心驱动型纯基础研究）和爱迪生象限（第二象限，代表为了实践目的应用研究）之外会出现一种新的类型——巴斯德象限（第三象限，代表由解决应用问题产生的基础研究）。之所以称作巴斯德象限，是因为巴斯德在生物学上许多前沿性基础工作的动力是为了解决治病人的实际难题。在科学研究的象限模型中，每一个象限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存在着复杂的双向联系。 如何平衡呢？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几种类型的科学活动的比例。大力开展巴斯德象限内的应用基础类研究是互相理解的一个重要途径。功利主义者不能视坚持科学精神气质和理想主义科学观的人是高人一等的异类，更不是故作姿态的伪善者。理想主义者也没必要要求所有的人都不考虑功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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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

热度 1 jiaguangjia 2012-4-16 09:14

学者眭一凡将“大学文化庸俗化现象”归纳为四大具体表现：其一, 官本位。即以官为本、唯官是重、唯官是奉、唯官是从、唯官是大，由此导致攀炎附势、权学交易、俯首听命等拜官主义价值取向, 使大学好似官僚体制的附庸而非学术机构。其二,市侩作风。唯利是图、学商不分、急功近利、钱学交易，庸俗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横行,本应庄严的学术殿堂渐呈浮躁的“学店”之象，甚至一些学者“把玩”学术于股掌之上。其三, 学术行为不良。学术诚信和科学精神出现危机。其四,犬儒现象。玩世不恭、庸俗之风已经侵入大学的机体，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和侵蚀。 大学精神的独特本质是“求真育人”。大学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和知识为目的, 继而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规范社会行为之使命, 对人类素质提升、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之重大公共影响力、推动力的学术组织。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 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 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 是学术勃发的世界。 事实上，大学作为围绕高深知识进行活动的学术机构，一直通过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进行着文化的传承创新。但是，育人作为大学最基本的功能无疑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大学的育人效果不仅仅取决于课程学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文化的熏陶和浸染。调查显示，大学生成长的影响因素中，大学文化等潜在课程影响非常大，高出正式课程收获24.3%。因此，发挥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必须高度重视文化育人作用，不断提高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首先，要努力提高大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素质教育自觉。即大学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深刻认知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创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责任。同时，大学要自觉地将文化建设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着眼于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而不是单纯的“专业”人才。这对广大教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主体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接受的主要是专才教育模式，要承担文化传承创新使命、加强文化育人，对教师的文化素养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 其次，要正真确立人才培养在大学里的中心地位，真正把育人作为第一要务。如果人才培养、本科生教育在大学里得不到重视，那么素质教育就更无从谈起。因为与一些立竿见影、很容易出成效的工作相比，育人工作是一项周期长、见效慢的工作，素质教育、文化化人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的事业，决不能用世俗功利的标准进行评价和衡量。 第三，素质教育理念的真正落实必将涉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更深层次问题，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更新课程体系与教育内容，转变教学理念及方式方法等，最终还将触及大学管理体制、组织制度的变革。 教育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崇高事业，文化育人更是一项无法立竿见影、切忌急功近利的事业。作为大学，我们理应高瞻远瞩,着眼于国家未来10年、30年乃至50年的需要，担当起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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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素食所引发的重大学术成就

热度 1 jiangjinsong 2012-2-27 10:10

#老蒋动保每日谈#20120227：彼得·辛格的动物保护之路 1970 年秋，彼得·辛格（ PeterSinger ）在牛津大學讀研究生，專攻道德與社會哲學專業。當時，他對動物倫理不太關注，沒有想到人與動物關係是一個嚴肅的道德議題。他也知道一些動物受到虐待的事情，但是沒有認為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 知道有一天，他和同學理查德·凱申一起吃飯，發現凱申不吃肉，感到好奇。凱申告訴他自己是為素食者，並告訴辛格，他正在吃的肉，那個動物在生前是在一種怎樣的條件下生活的。後來，辛格的妻子雷納塔通過理查德·凱申及其妻子瑪麗，又結識了同在牛津研究哲學的素食者羅斯林德與斯坦利·戈德羅維奇。在和這四位素食者長期交流之後，辛格認識到，通過吃肉，他正在參與人類對其他物種的一種系統的壓迫之中。 斯坦利與羅斯林德·戈德羅維奇和約翰·哈裏斯，合作編輯了《動物、人與道德》（ Animals,MenandMorals:AnEnquiryintotheMaltreatmentofNon-Humans ）一書，辛格給《紐約書評》 1973 年 4 月 5 日寫了一篇書評“動物解放”。這篇書評產生了熱烈反響，由此辛格萌生了寫作一本專著系統論述動物倫理的想法，這導致動物倫理的經典著作《動物解放》的誕生。自 1975 年初版之後，這本書多次重印、再版，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被稱為“動物解放的聖經”。 剛開始的時候，他討論動物倫理學在學術界遭到冷遇，許多學者以高高在上的嘲笑態度來對待他的研究。但是，隨著討論的深入，他的研究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國際倫理學界開始欣賞他的工作。他在學術界的地位也越來越顯赫。他是國際生命倫理學會的創建人和首任主席，擔任《生命倫理學》雜誌的主編，擔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價值中心生命倫理學艾拉·德坎普講座教授。他曾在牛津大學、紐約大學和莫納什大學任教。 辛格先生著作宏富，他的《應用倫理學》是世界上大學倫理學課程採用最廣泛的教材。《重新思考生和死》獲澳大利亞國家最佳圖書獎。主要著作還有：《正在擴大的圈子》、《一個世界——全球化倫理學》、《我們應當怎樣生活？》以及《進化論的激進立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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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动保每日谈#20120210：问题在于它们会感受痛苦吗？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2-2-17 23:21

當法國人已經解放了黑奴，而在英聯邦自治領地的黑奴仍然處於今天我們對待動物那樣的境地時，邊沁寫下一段有預見性的文字： 這一天或許就要到來，那是其他動物可以獲得它們被暴虐勢力所剝奪的那些權利。法國人已經發現，黑皮膚不是一個人應當遭受遺棄，而不糾正暴虐者濫施折磨的理由。或許有一天人們終於認識到，腿的數目、體毛的疏密或者有無尾巴，同樣不能成為拋棄一個動物使其限於同樣命運的理由。還有別的什麼理由來劃分這條不可逾越的界限呢？是理性能力，或許還是話語能力呢？可是，一匹成年的馬或狗的理性和溝通能力，是一個出生一天、一周甚至一個月大的嬰兒所無法相比的。不過，即使不是這樣，那又怎麼樣呢？問題不在於 “ 它們有理性嗎？ ” 也不是 “ 它們會說話嗎？ ” 而是 “ 它們會感受痛苦嗎？ ” 動物解放，彼得 · 辛格 著，祖述憲 譯，青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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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功利主义

xuleiatp 2012-1-2 01:29

忽然想到，从某个角度上说，所有的科研和学说其实也就是努力的去寻找每个科学家和哲学家所“自以为”的观点的证据。当他勉为其难的凑齐了这些不管是不是相对的证据时，他就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了。 一种观点的阐述一个成果的发表，其实都只是某种功利主义的胜利。因为没有绝对的，人们掌控不了绝对，所以尽可能的去寻找相对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观点。然而 相对的东西通常是不那么严谨的，之所以相对顾名思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是不那么绝对的。所以所谓用来支撑论点的证据其实都带着两面性的，一面支撑结 论，另一面也带着被怀疑的空子。 所以，拿这个推论来看现在的人做科研。说某人做的科研很严谨，其实也就是说，他找“证据‘时，那种自以为的私心和功利主义稍微轻一点，但实质却没有任何变化。 同时，我觉得这也给科研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所有的科研都存在漏洞。我同学所说的CNS上的文章有相当部分都是错误的。（虽然说得有点过 激，但我仍然认为是正确的。我的推论科研提供这种过激言论的依据。）进一步的，如果存在漏洞，就存在问题，而提出问题，我认为是做科研，至少是搞生物领域 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远比实验思路的设计重要，实验思路的设计又远比做实验本身重要，做实验远比不做实验偷懒重要，偷懒远比敷衍实验 重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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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教育“死要面子”且“死不要脸”

zhao1198 2011-12-23 21:03

昨晚，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访问学者石毓智在武大作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讲 座，批判当今的中国教育就是“死要面子”，老师、家长、学校对学生的期许霸占了一切，最佳的代表语就是：“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日学校以我为荣”。 （2011年12月22日武汉晚报） 应该说，石毓智“死要面子”的论述直接揭示出了中国教育的弊病所在。也正是 因为这个“死要面子”，才让原本是多彩的、湿润的、幸福的、完整的教育走进了功利主义的怪圈，将学校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生产车间，将教师变成了工人，将学生 变成了产品甚至是道具。然而对于踉跄而行、饱受诟病的中国教育来说，除了这个“死要面子”以外，“死不要脸”现象更应值得重视而不可小觑。 　 现象一：为了脸面使劲折腾，结果却丢了脸面该怪谁？。总是害怕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总是担心别人说改革的力度不够大，于是便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折腾中，上 演了一出又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形式主义和花样翻新。而在这其间，基层的教育工作在从声名远播的洋思经验到成效卓著的杜郎口模式、从蔡林森的高效课堂 到到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从“探究性学习”到“有效教学”、从“特色课堂”到“五分钟课堂”、从“分槽喂养”到小组合作学习等等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学习 与借鉴中，陷入了“丢了鞋子找不着路子”的困窘与尴尬。而当我们深入到学校的课堂教学实际去看时，我们却发现，教师其实还是那些教师，学生其实还是那些学 生，课堂还是那个课堂；唯一不同的是，教师越来越不象教师，学生越来越不象学生，课堂也越来越不象课堂了…… 现 象二：打着学术的旗号搞诈骗，没钱难道就不是好教师？教育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本无关科研。可某些地方却偏偏出台了诸多的规定，评高级教师或者教授 等，是必须要有发表的论文或者成果的。于是在教师胡乱拼凑、抄袭摘录的热闹非凡中，各学术刊物也趁火打劫，规定可以在其刊物上发表文章，但发表人必须出版 面费，金额从400元到几万元不等。无论你的论文写得如何，也不管你的作品是否原创，只要有关系加之有钱，就可以照登不误。而到了职称评审时，好不容易获 得了一个“够条件”教师，又遭遇到了“必须得有淘汰”的评审规则。既然谁有关系、谁送礼就让谁过关，谁无人无钱就被刷掉，那么不跑不送岂不成了不明事理的 傻蛋了? 现象三：掩人耳目玩“猫腻”，教师为何不如“妓女”？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 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的教育者，他说“我们没有理由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既不为人师表又不教书育人，实际只是在教育岗位上发自己的财！”。一边是从国家 到地方有关部门的禁令不断、雷声震天，一边是教师对治理教育乱收费进行公然反抗、“补课”热火朝天，而且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让学生、家长签字证明 自己是自愿的；明明是教师组织学生集体预订的教辅资料，到头来学生不得不说是自己在大街或书店里买的。而到学校评价教师时，学生又被打了招呼：“测评的时 候给老师打分高点啊！”为了评个班长，家长有时候时要破点血本的，中考或高考时，老师更是“关爱”有佳，不是积极传授作弊的诀窍，就是动用所有关系争取指 标；学生好歹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捞得了一个大学生的名分，最终希望却成为了泡沫，苦于工作无着落而不得不浪荡街头...... 现 象四：拿着文件规定当作为，相关部门因何心明眼瞎？关于减负的问题，教育部20多年连续下发了30多个文件依然未能“减”下来，许多教育主管部门对补课与 乱收费的现象往往是或一罚了之，或避重就轻，或干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放任自流，甚至就连教育厅门前的学校补课也没有人查没有人问，这难道不是“补课之 风仍然强劲、学生负担愈减愈重”的根源所在吗？“国家明令禁止的东西，就绝对不能允许为之。对公然违抗的，就必须予以严厉的惩处，不仅不能使其占到便宜， 而且必须使其付出代价这样才能以儆效尤，禁而方止。”可中国的教育管理特色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不告官不究”，如此心明眼瞎的管理特色，何以能 够杜绝“鼠儿在猫须子底下玩把戏”的闹剧与丑闻上演？ 现象五：校长队伍乱象丛生，领跑教育者啥德行？在这个“一 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口号喊得是震天动地的时代里，笔者不敢说所有的校长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但放眼中国的基础教育，笔者敢问：有几个校长是具有学者 风度、专家水准、大家风范的？有几个校长是真正有品行有学识且一心一意想把教育办好的人？每每校长的任命，有几个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通过请客送 礼、现金交易获得校长的宝座的？他们除了会场、酒场、关系场，平常都在忙些什么？他们除了追求个人权力和利益，他们还有更高远的追求吗？更为可笑的是，有 些校长把自己看作是学校的权威、权贵的象征，甚至把自己能和学生来一次“共进晚餐”作为对学生天大的恩赐——无怪乎不少教师已经沦陷了师德，甚至出现了拉 关系、搞斗争的龌龊；无怪乎现今学生“拼爹”成风、以“官”为荣，教育事业由这些“死不要脸”的人来“统领”，岂能不蝇营狗苟、污浊不堪？ 现 象六：错把学生当道具，中国人的“奴性”咋炼成？应付上级领导的卫生大检查，学校赶紧发动全校师生大扫除；为迎接某一级重点中学验收，要求学生捐出几本书 给学校图书馆以充数；为对付减负工作领导小组的督查，教务处立马将六天的日课表改成五天的，并责令班主任要求学生用统一的口径回答督查组的提问；再就是为 取悦台上领导，教学生三番五次练习鼓掌，哪怕学生一百个不情愿，哪怕手掌鼓得又红又疼也在所不惜。如此这般下来，奴性因子岂能不深深植根于学生年幼的心 中，岂能不从小就练就一身曲己阿人、奉承拍马的本领？按照鲁迅先生的逻辑，这种做戏又与俄国的“虚无党”大不同，人家的是“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 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这样的教育与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真人教育观相 距何啻霄壤！ 一方面是“死要面子”的虚华与浮躁，一方面是“死不要脸”的无畏和**。这样的教育，哪里还有灵魂和真谛？又如何能够撑起中国的明天和未来？ （李吉明2011年12月22日于河南新乡 邮箱： liming730210@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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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利非彼功利

tengyu2011 2011-11-23 23:53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听说某人很功利，带着功利与人交往。一直以来我所理解的这个功利就是带着一种目的去谋取现期利益或者为将来谋取利益做准备。概言之，我所理解的功利是一种势利心态，一种与人带有很强目的性的交往。这样理解的“功利”使我走向了一个思想误区，认为西方所说的功利主义无非是在分析功利世界的本质。只是看了穆勒写的经典之作《功利主义》改变了我的看法，有感此功利非彼功利也！ 穆勒在《功利主义》的概论中就说到“笔者认为，普通大众对功利主义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正是妨碍功利主义为人们所接受的罪魁祸首”。这个“普通大众”就包括我了，功利主义这个名字确实容易让人引起误会，不然怎么会是让“普通大众”都误解呢？ 什么是功利主义？穆勒用了专门的一章阐述这个问题。 功利主义中的“幸福”的构成要素是宁静和兴奋。因为“当处于非常宁静的状态时，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知足于哪怕些许的快乐；而一旦变得高度兴奋时，很多人即使承受同样程度的痛苦也在所不惜”。同时，“幸福意味着预期的快乐，意味着痛苦的远离”。 最为重要的是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指行为者自身的最大幸福，而是指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人类发展的内在要求绝不是让人成为自私自利之徒，只专注于可怜的自我存在而对其他一切麻木不仁；而在于某种更高的追求，即充分体现人何以为人的实质。诚挚的私人感情和对公共利益切实的关心，于任何一个在正确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而言都是有可能具备的，充其量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功利主义一方面肯定“为了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最大利益这种行为的力量价值，只是拒绝承认牺牲本身是一种好事。如果一种牺牲没有增加或没有倾向于增加幸福的总量，那么它就被认为是一种浪费。功利主义唯一赞同的是自我牺牲就是完全为了他人的幸福或为了他人获得实现幸福的手段而作出的牺牲——这里的他人，既可以是人类这一整体，也可以是符合人类整体利益这一条件限制下的个人”。 根据上述内容，笔者认为功利主义奉行的是趋乐避苦，一方面追求幸福，另一方面远离痛苦。只是这个幸福不是指个人自身最大的幸福，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如果牺牲自身利益来谋取大众幸福也是值得的。只是前提是这种牺牲是可以为大众谋取幸福的，否则牺牲无意义可言。从这里来说功利主义反而是伟大的，所崇尚和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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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跑偏”是中国大学的最大危险

热度 18 张显峰 2011-9-5 03:45

大学的开学典礼，校长们大都喜欢讲些欢喜的话，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先生却别开生面，谈及中国大学自身的问题。他说：“大学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过于强调科研而忽视教学，从而导致教育质量的滑坡，更多的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研究和竞争所产生的功利主义心态。”（9月4日《中国青年报》） 杨校长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我更愿意把它倒过来解读：其实现在大学最大的问题，是因种种研究和竞争所致的功利主义心态，让其“过于强调科研而忽视了教学”。两者不是简单的递进关系，更是一种因果关系。 现代大学是生产知识和传授知识的场所，这两个功能共同服务的首要目标，自然是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大学如果不以教学、育人为己任，与只供宿食的招待所何异？就算一门心思搞研究，那也是研究所和公司的营生，叫不上大学的。 但不管校长们愿不愿意承认，现在的大学和教授们最热衷的工作，恐怕不是教学。学校往往热衷出了什么科研成果，拿到了多少项目经费，发表了多少论文，君不见，以这些东西为指标的排行榜多如牛毛？最为典型的是，几乎所有大学都声称要建研究型大学。反而，我没看到过有人以教学质量搞过排行，也没见哪个学校公然炫耀过自己的教学业绩。教授们也一样，靠拿项目宣示水平，借发论文评级升等。我的一些在大学任教的朋友常常显得无奈：研究生招来就是做项目的；本科生的课程顾不过来时只好让研究生去替班。从他们轻描淡写的语气里，不难嗅出普遍的功利和浮躁气息来。 这样的风气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既对不起学生们的学费，也对不起他们的青春年华。 不过有一种冠冕堂皇的辩解倒是很“迷人”，说大学不搞研究怎么产生新知识、怎么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这话固然正确，但一旦本末倒置，把搞研究当成“政绩”去追，就有问题了，就会导向一种致命的浮躁。现如今，中国的大学有集体“跑偏”的倾向，相互撕扯着搞“项目竞赛”、“论文竞赛”、“名人竞赛”，其实不过是行政权力和现实利益导演下的“吹泡泡”游戏，荒废了“教书育人”的基业，也没有诞下太多货真价实的科研成果来。 当然，这样的大学也是有它独特的教育功能的，它“以身示范”的是怎样一种德行呢？杨校长在致辞中有段话讲得很到位：“功利主义心态也许会带来学校的某些数据或者学校规模等增长，但其必然侵蚀大学的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这种功利主义心态也会影响学生的选择，使他们变得短视，流于平庸，不能保持对所在领域的强烈兴趣，也就失去了在未来担当起重要责任的能力。” 大学也被誉为社会文明的灯塔，本应以社会矫正器的角色而存在，但这样的功利，不仅蚀及学术信仰的根基，更危及社会进步的基石。矫正大学的航向，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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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校长批评学生功利心重

热度 1 hanhuijian 2011-9-3 11:30

如果给我一个时间机器，我会告诉年轻时的自己，生活不是拥有的物品与成就的清单，你们的资格证书、简历都不能等价于你们的生活,请大家深思。希望同学们能够依据自己内心的追求决定自己前进的路程，并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功利主义的心态也许会带来学校的某些数据或者学校的规模等等上面的增长，但其必然侵蚀大学的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这种功利主义的心态也会影响到学生的选择，使他们变得短视，流于平庸，不能保持对所行领域的强烈兴趣，也就失去了在未来担当起重要责任的能力。”　 　东方网9月3日消息：据《东方早报》报道，“还没有跨进大学校门，就有人普及如何混进学生会，如何讨领导的欢心，形形色色的选课攻略，如何才能付出最少的努力而获得最高的绩点。”大学生网络日志《我将如何读大学》以及《我和复旦》里揭露的“大学官场”怪现状，成为了昨天复旦大学2011级新生入学典礼上校长杨玉良院士引用最多的文字。 　　大学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严斥教育的功利化，复旦开了先河。 　 　反思大学教育的责任 　　昨天上午，复旦大学2011级本科生开学典礼在复旦大学正大体育馆举行。复旦校长杨玉良的发言引发关注，他透露自己在人人网上“潜水”看学生写的有关复旦的文章，进而对自己的讲话稿做了大篇幅的修改。他甚至毫不避讳地朗读了其中一些尖锐的批评，随之批判如今大学中存在的功利主义心态，并寄语新生面对未来时保持一份冷静和警觉。 　　杨玉良说，一名复旦大一新生在人人网上写了一篇日志《我将如何读大学》，这位同学说在他还没踏进大学门槛就有人跟他普及如何混进学生会，如何讨领导的欢心，类似的大学官场风云。他不清楚大学是不是填鸭式教育体制的最后一道检疫机关，他害怕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不得不妥协而被无情地吞没，“我非常欣赏他在对大学生活充满期待的同时，保持着一份冷静和警觉。” 　　此外，杨玉良还引用了一名二年级本科生写的《我和复旦》的网络日志，内容对复旦诸多方面提出批判，十分尖锐。他当众朗读了其中一段：“不要对大学抱有多大的幻想，这里有的老师上课也会非常无聊，这里的制度会让你感慨腐败已经深入到滋养精神的这个殿堂。大学经不起你们太美丽的希望，如果大家关心高等教育，一定已经看到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有很多的质疑。近年来也有许多中学生选择放弃高考而出国读书。他们用脚来表达了对高等教育的不满。” 　　继而，杨玉良指出，当前的大学包括整个社会当中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问题，反映了中国社会精神和价值的迷失。对此，杨玉良连发三个反问：大学没有责任吗？大学的老师们没有责任吗？尤其是难道我们在座的大学生们就没有责任吗？ 　　 功利心态无法担当重任 　　杨玉良说，得到GPA（平均成绩点数）高分却没有学到东西的人是最可悲的，如果只是想着好的成绩可以让以后出国、保研或者找工作更加有利，这是在复旦的可悲之处，也是当代中国大学的可悲之处。 　　他表示，在这样一所高校里，一个校长其实也是显得势单力薄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需要共同努力，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复旦鼓励每一位学生能够自由探索和独立思考，复旦希望每一个学生保持对复旦的信任和忠诚，更鼓励每个学生个性签名无可替代。 　　杨玉良说，“大学的问题绝非仅仅是过于强调科研而忽视教学所导致的教育质量的滑坡。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研究和竞争所产生的功利主义的心态，甚至有时是一种集体的功利主义心态。这种功利主义的心态也许会带来学校的某些数据或者学校的规模等等上面的增长，但其必然侵蚀大学的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这种功利主义的心态也会影响到学生的选择，使他们变得短视，流于平庸，不能保持对所行领域的强烈兴趣，也就失去了在未来担当起重要责任的能力。” 　　 证书简历不等价于生活 　　杨玉良还强调，大学最重要的，是为社会提供清澈的思想和理性的思考。他引用了《哈利·波特》作者、英国女作家罗琳的话，“2008年她受邀参加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并发表了演讲，她说如果给我一个时间机器，我会告诉年轻时的自己，生活不是拥有的物品与成就的清单，你们的资格证书、简历都不能等价于你们的生活,请大家深思。希望同学们能够依据自己内心的追求决定自己前进的路程，并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 这不能怪学生，而是这个社会的浮躁风气，也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思想在作怪，改变这一现象是教育界的责任，但教育界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也无法独善其身。作为高等教育我们不仅教给学生如何创新创造，如何保持对所行领域的强烈兴趣，更重要的是首先教给学生如何去生存。校园的怪现象恰恰是学生走上社会生存的演习，高等教育工作者不去教，学生自发地在迎合社会的需求。 学生去考资格证书、充实自己的简历也是因为他们走上社会生存的需要，是市场的需要。我们不能看着学生有着崇高的追求和理想、有着对某行业浓厚的兴趣，而最后工作都找不到，走到社会无法生存。GDP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也是集体功利的结果，不能说完全不对。因此对待学生怪现状不能完全否定，而是应该疏导，为学生适应社会指明正确的努力方向。其实最终还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问题，在信仰杂乱和浮躁的时代，有必要进行切实可行的价值思想教育，不能象以前一样唱高调，高调的东西暂时不会带来面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社会价值的变化，未来看现在的怪现状，就象现在看过去的怪现象一样。当前受到批评的不是学生而应该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不能拿出正确适应社会和时代的教育，不能走在社会的前头引领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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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启示 国外办学能迁移吗

胡业生 2011-8-13 12:02

二十世纪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获得 56 和 36 项诺贝尔奖 , 名列全球之冠。分析这两所大学的成功经验发现 , 科学精神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剑桥大学的学术渊源是古希腊强调理性训练和人格塑造的自由教育思想 , 其核心内容是强调获取知识和发展智慧是教育的唯一和最高目的 , 反对教育有其它功利主义目的和为某种职业做准备。具体表现为 : 在教学目标上 , 强调发展智力重于获得知识 ; 在课程和专业设置上 , 强调教育目的的内在性 , 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 , 反对教育外在的功利目的 , 重视学术性专业与课程 ; 在教学内容上 , 以培养知识面宽的博学家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作为确定内容的标准 ; 在教育目的上 , 强调理性原则 ,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 , 重视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培养等。在这种办学理念引导下剑桥大学形成了注重学术深博与自由、重视知识内在价值 , 强调发挥个人才智和潜力的传统。自由教育思想及由此而形成的剑桥学术传统熏陶了历代剑桥学子 , 使他们学术功底深厚 , 各种能力 , 尤其是质疑创新力出类拔萃。作为美国的“剑桥学院” , 哈佛大学不仅保留了剑桥自由教育思想的传统 , 而且美国自由、宽松与务实的环境使其教育更具融通性。哈佛大学的历任校长坚持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相融合的办学思想 , 对哈佛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承认大学的职责是报效养育自己的社会 , 但同时也坚持外部环境不应迫使大学牺牲其独立性而参与政治斗争 , 或者要求大学作一些有损于学术公开性和自由的事情 , 因为公开性和自由是学习和研究必不可少的特性。 1991 年就任的哈佛校长陆登庭指出 : “大学的研究固然应该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 大学教育也应当帮助学生从事有益并令人满意的工作。然而对一种最好的教育来说 , 还存在着无法用美元或人民币衡量的更重要的方面。最佳教育不仅应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内更具创造性 , 它还应该使我们变得更善于深思熟虑 , 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 , 成为更完美更成功的人 ⋯⋯ 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 , 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索。”可见 , 大学要想获得重大成就 , 产生出杰出的学术大师 , 必须具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求知精神 , 只追求真理和科学而不问其实际功利的氛围与品格以及多种学科广泛会通与交叉的知识底蕴。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诺贝尔奖摇篮 , 其根源就在于它们历来不为外部环境所左右 , 不以功利心态取舍知识 , 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独特的自由教育传统 , 从而使不同学科能够按照内在的逻辑发展相互会通、结合和渗透 , 逐渐在校内形成了博大恢弘、兼容并蓄、视野广阔、富于综合创新的科学精神〔 8 〕。诺贝尔奖并不青睐功利主义者 , 只有具备科学精神的人才有可能获此殊荣。纵观 100 年来诺贝尔科学奖获奖名单发现 , 诺贝尔奖通常不奖励应用技术或产品的发明家 ,90 % 以上的奖项都被授予在基础科学方面取得重大发现与理论成就的科学家。公众一般对实用技术类科学成果有切身感受 , 而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与理论由于与经济和日常生活距离较远 , 往往不能引起人们重视 , 但它们却是技术的基础和源头 , 对于保持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诺贝尔科学奖偏爱基础科学成果的传统 , 对于激励科学家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使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无疑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美国之所以取得诺贝尔奖优势地位 , 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科学家具有创新和挑战权威的科学精神 , 他们敢于、乐于向权威挑战 , 总是对旧观点提出质疑。中国科学家则不敢怀疑权威和书本 , 因而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科学理论只是通过严密的逻辑体系对客观世界描述出了具有一定精密度的应 , 作为某个时期的思想产物 , 它只是人类漫长认识 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 对它进行发展、怀疑、批评、纠正以及部分原理的否证等都是天经地义的 , 甚至整个理论的否证都可能出现。创新就是要标新立异 , 做前人没做过的事 , 敢于怀疑 , 善于怀疑 , 才会钻研 , 才可能创新。我国大部分科学研究都属于常态科学研究 , 有成功的案例可效仿。在常态科学研究中 , 基本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 , 这只能产生常态科研成果 , 但是要产生世界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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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乔良：超限战

cuixiaocong 2011-6-28 10:25

［军事理论］超限战：一种全新的战争模式 作者：乔良 王湘穗 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司马穰苴 　　技术是现代人类的图腾。 　　在功利主义的熏风吹拂下，技术比科学更受人们青睐是不足为奇 的。 　　三百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在技术领域里盲目的喜新厌旧，对新 技术的无尽追求成了解决一切生存难题的灵丹妙药。人们沉迷其中而 渐入歧途。就像为掩饰一个错误通常会再犯十个错误一样，为解决一 个难题人们也常常不惜为自己带来十个难题。如为更便捷的代步，人 们发明了汽车，但紧跟在汽车屁股后面的一长串问题——采矿冶炼、 机械加工、石油开采、橡胶提炼、道路修筑等等，又需要同样一长串 的技术手段去解决，直到最终导致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挤占耕地、 交通事故等更多更棘手的问题出现。到头来，以车代步的原始目的与 这些派生的问题相比，倒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了。技术的无理性膨胀， 就是这样让人类不断地把一个个初始目标遗失在枝杈横生的技术之树 上而迷途忘返。所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了。这肯 定是技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革命。其革命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是 一项全新的技术，更在于它是一种能轻松穿透技术间的重重壁垒，把 看似毫不相关的各种技术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信息技术的出现，为 各种新旧技术以及高新技术间的匹配使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无 数事实证明，技术的综合运用甚至比技术的发明更能推动社会的前进。 　　技术的大融合正在不可逆转地导致全球化趋势的上升，而全球化 趋势又反过来加速了技术大融合的进程，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 特征。 　　这一特征必会将其特点投射到时代的任何方向上，战争领域自然 也不会例外。任何一支渴望现代化的军队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喂养，而 战争的需要从来就是新技术的催产士。海湾战争中有５００多种８０ 年代的高新技术登台亮相，使得这场战争简直就像是新武器们的表演 场。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新武器本身，而是武器发展和使用中 的系统化趋向，像“爱国者”拦截“飞毛腿”，看似用霰弹枪打鸟那 么简单，实际上要牵动部署在大半个地球上的许多兵器：ＤＳＰ卫星 发现目标后，向澳大利亚地面站传送警报，经美国本土的夏延山指挥 所再把信息发给利雅得中心指挥所，然后是命令“爱国者”操作员进 入战位，光是在９０秒钟的预警阶段，就要依赖空间系统和Ｃ３Ｉ系 统的多次传接配合，真可谓“一弹动全球”。众多武器间超距离的实 时合作，形成了前所未见的作战能力，而这正是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无 法想象的事情。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无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已经习惯于用 一种定式进行思考，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敌国或潜在 敌国的军事力量。而２０世纪最后十年发生的战争和重大事件，则在 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出示相反的证明：军事威胁已经经常不再是影响国 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尽管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领土争端、民族纷争、 宗教冲突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分，仍是人们干戈相向的几大动因，但这 些传统因素已越来越多地与攫取资源、争夺市场、资本控制、贸易制 裁等经济性因素交织在一起，甚至让位于这些因素，形成威胁某个或 某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新形态。这类形态从外观上看可能 毫无军事色彩，因而被某些观察家们称为“亚战争”或“类战争”， 但其在所攻击的领域里造成的损毁，却绝不亚于一场纯军事战争。在 这方面，我们只须举出乔治·索罗斯、本·拉丹、埃斯科瓦尔、麻原 彰晃、凯文·米特尼克这些疯狂的名字就足够了。人们或许已经无法 准确地指出，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起战争的主体不再仅仅是那些主权 国家，日本奥姆真理教、意大利黑手党、极端穆斯林恐怖组织，哥伦 比亚或“金新月”贩毒集团、心怀叵测的黑客和掌握大量对冲基金的 金融家，随便哪个目标坚定、意志顽强、性格偏执的心态失衡者，都 有可能成为一场军事的或非军事战争的制造者。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可 以是飞机、大炮、毒气、炸弹、生化制剂，也可以是电脑病毒、网络 浏览器、金融衍生工具。一句话，所有新技术能够提供的战争新方式、 侵略新手段，都会被这些狂热分子用来进行形形色色的金融攻击、网 络攻击、媒体攻击或是恐怖袭击。这些攻击大都不是军事行动，但却 完全可以被视作抑或等于是强迫他国满足自己利益诉求的战争行为。 这些与军事战争一样甚至破坏性更大的力量，显然已经对我们所理解 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多重方向的严重威胁。 　　其实不止是美国，所有崇奉现代主权观的国家都已经自觉地把安 全边界扩展到了政治、经济、资源、民族、宗教、文化、网络、地缘、 环境及外太空等多重疆域。这种“泛疆域观”，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 生存、发展和在世界上争取影响力的前提。相形之下，以国防为国家 主要安全目标的观念就显得有些陈旧，至少是很不充分。与“泛疆域 观”相对应的，应该是一种全方位包容国家利益的新的安全观念。它 所关注的绝不止于国防安全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地将国家的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统统纳入自己 的目标区。 　　因此，把政治（国家意志、价值观和凝聚力）、军事因素与经济、 文化、外交、技术、环境、资源、民族等参数叠加在一起，才能绘制 出一幅完整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重合的“泛疆域”——大战略态势 图。 　　显然，从传统的战争定义出发，已经无法对以上问题给出令人满 意的答案。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非战争行动都可能就是未来战 争的新的构成因素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战争新模式进行一次新的命 名： 　　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 　　如果这一命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 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 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 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 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 　 超国家组合 　　现在，我们似乎又一次面临悖论：理论上说，超限，就应该是百 无禁忌，超越一切；但事实上，无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任 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就是说，超限并不等于无限，而 只是扩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领域、某个方向的固有界线，在 更多的领域和方向上组合机会和手段，以实现既定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为“超限组合战”下的定义。 　　作为一种以“超—限”为主要特征的战法，它的原理是：在比问 题本身更大的范围、调集更多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比如，当国家安全 面临威胁时，不是简单的选择国家对国家的军事对抗，而是运用“超 国家组合”的方式化解危机。 　　从历史上看，国家曾是安全理念的最高形态。而现代国家越来越 多地受到区域性和全球性超国家组织（如欧共体、东盟、欧佩克、亚 佩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以及最为庞大的联合 国组织等）的影响。此外，大量跨国家组织和形形色色的非国家组织 （如跨国公司、行业协会、绿色和平组织、奥林匹克委员会、宗教机 构、恐怖组织、黑客小组等）也同样在左右着国家的走向。这些跨国 家、非国家与超国家组织，共同构成了新兴的全球力量体系。 　　也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导引我们步入一个大国 政治让位与超国家政治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过渡：许 多端倪正在显现，许多过程正在开始。国家力量作为一类主体与超国 家、跨国家、非国家力量作为另一类主体，在国际舞台上谁主沉浮的 问题尚无定论。一方面，大国们还在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像美国这样 的全面大国，和像日本、德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 俄国这样的垂暮大国，都还在试图对全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 有远见的大国，已开始明确地借助超、跨、非国家力量，去加倍扩大 自己的影响，实现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达成的目标。如用欧元统一起 来的欧共体，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这一生机勃勃的过程发展到 今天，不过刚刚走出了蹒跚期，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近期走向和远期 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迹象已经在显现一种趋势， 即：通过国与国的较量定夺胜负输赢的时代正在徐徐关上大门，而用 超国家手段在比国家更大的舞台上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时代，正在 悄然拉开大幕。 　　基于此，我们把“超国家组合”列为超限组合战的基本要素之一。 　　美国人自登上国际舞台那天起，巧取豪夺，从别的国家获得的利 益，比伊拉克从科威特那里获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个中原由不单 是“强权即公理”就能解释的，也不单是个违背国际准则与否的问题。 因为在所有的海外行动中，美国总是力求争取最多的追随者，以防自 己变成形单影只的孤家寡人。除对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这样的小国，直 接采取了单纯的军事行动外，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用超国家的方式 谋求并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在对付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人的做法， 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超国家组合。整个过程中，他上下其手，纵横捭 阖，几乎让联合国内的所有国家都支持他的行动，使这个全球第一国 际组织做出了令他师出有名的决议，并把３０多个国家拉进了讨伊联 军。战后，又成功地组织了对伊拉克长达八年的经济封锁，并利用武 器核查，对伊保持持续的政治军事压力，使之长期处于政治孤立、经 济困顿的状态中。 　　海湾战争之后，战争或冲突的超国家组合倾向愈加鲜明。越靠近 今天，它的这一特征就越突出，越频繁地成为一种手段被更多的国家 所采用。这一倾向的形成，有着最近十年国际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深 刻背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政治国际化、信息资源网络化、技术 换代频繁化、文明冲突隐蔽化和非国家组织强势化，给人类社会带来 的便利和麻烦一样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国甚至一些中小国家，都不约 而同地把解决问题的指针瞄准了超国家组合的原因。 　　正是这一原因，使现代国家面临的威胁，更多的来自超国家力量， 而不是一个两个具体国家。对付这类威胁，除了使用超国家组合的手 段，不会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国家＋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的 崭新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面貌和结局，甚至改变战争自古以 来天经地义的军事性本质。这种不仅是以国家力量而是以组合超、跨、 非三种力量去解决冲突或进行战争的方式，我们统称为超国家组合。 从已有的成功范例中可以预见，超国家组合将是今后时代，一个国家 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最有力武器。 　　作为目前惟一世界级大国的美国，是最善于把超国家组合作为武 器加以运用的国家。１９９６年《美国国防报告》中对此直言不讳： “为保护和实现美国利益，美国政府必须有能力影响其它国家的政策 和行动。这就要求美国保持在国外的参与，尤其是那些使美国最重要 的利益处于危险的地区”。如在成立亚太经合组织问题上，创议人澳 大利亚总理霍克的最初考虑，只包括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国，但立刻遭到布什总统的强烈反对，遂扩大到美国和加拿大。与此 同时，为遏制亚太经济合作的势头，美国极力鼓动部分亚洲国家，单 独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签订协议，既打进又拉出，可谓是一套双重组合 的策略。 　　让人感到讳莫如深的，是美国人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态度和 方式。风暴伊始，美国就迅即否定了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提议， 主张通过以其为大股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有条件的救援计划， 意在迫使亚洲国家接受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如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在向韩国提供５７０亿美元贷款的同时，提出的条件就是要其全 面开放市场，让美国资本有机会以不合理的底价收购韩国企业。如此 明火执仗地要求给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敞开或腾出市场空间，已经近 乎于一种变相的经济占领。如果我们把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与索罗斯 之辈对亚洲国家的金融狙击，与美国人的共同基金总额１０年间从８ １００亿美元增加到５万亿并仍以每月３００亿的速度递增，与穆迪 公司、标准—普尔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在最关键或是最微妙的时刻 降低日本、香港及马来西亚信用等级，与格林斯潘对香港政府反击 “对冲基金”会否改变游戏规则的担心，与美联储对投机失败的长期 资本管理公司（ＬＴＣＭ）的破例救助，与曾经在亚洲喧闹一时的说 “不”声和“亚洲世纪”的提法日渐沉寂等所有现象，统统联系起来， 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衔接是如此巧妙，天衣无缝。倘若有意识地将它们 组合在一起，用以打击觊觎已久的目标，岂不是一次成功的超国家组 织＋跨国家组织＋非国家组织的组合行动？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 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刻意设计并使用了这一威力巨大又不露声色的武器， 但从迹象上看，起码可以说，某些行动事先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默许。 只是这里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美国人是否有意识地 使用了它，而是作为一种超级武器，它是否可行？ 　　回答是肯定的。 　　超领域组合 　　领域，是从领土概念中引申出来用以区别人类活动范围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战争领域，就是对战争所涵括范围的标定。 　　战争领域的扩大，是人类活动范围日趋扩大并相互融合的必然结 果。对此现象，人们的认识始终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迄今为止，在 大多数从事战争的人那里，一切非军事领域，都被看作是战争中必须 服从于军事需要的附属品。视野的狭窄和思维的狭隘，使战场的扩展 和战法的变化都被局限在了一个领域之内。 　　现在是对这一偏谬进行清算的时候了。技术的大融合已为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宗教各领域间的交叉互动，准备好了接口， 各领域的一体化倾向已非常明显，再加上人权意识的高涨对战争伦理 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使那种把战争局限在军事领域，并以伤亡大小来 衡量战争烈度的观念日渐过时。战争正在超逸血腥杀戮之境，呈现出 低伤亡甚至零伤亡但却高烈度的趋势：这是信息战、金融战、贸易战 等全新战争样式，在战争领域开辟出的新空间。就此意义上说，已经 没有什么领域不能为战争所用，也几乎没有什么领域不具备战争的攻 击性形态。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日，美国海军舰艇在波斯湾攻击伊朗钻井 平台，消息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立即触发了华尔街历史上最惨烈的 股市崩盘。这个令人闻之变色的“黑色星期一”，使美国股市仅帐面 损失即高达５６００亿美元，等于净赔掉一个法国。１９９５—１９ ９６年，中国大陆两度宣布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并举行军事演习。弹 迹划空之时，台湾股市应声而落，出现了雪崩式的连锁反应。以上两 例，虽然并非就是我们所说的超领域组合，但其出人意料的结局，却 足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如果有意识地把两个或更多的看上去互不相干 的领域，组合成一种战法去使用，效果岂不更好？ 　　从超限思维的角度，“超领域组合”就是战场的组合。每一个领 域都可能与军事领域一样，成为未来战争的主导性战场。而“超领域 组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虑，选择哪个领域作为主战场，对实现 战争目标更有利？从美伊对抗的实践来看，在“沙漠风暴”４２天军 事行动之后，持续了８年的军事压力＋经济封锁＋武器核查，是美国 在新的战场上用超领域组合打击伊拉克的战法。且不谈经济封锁对伊 拉克造成的巨大非军事性损毁，仅巴特勒为首的联合国武器核查特委 会，在几年间通过检查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伊拉克军事潜力 形成的打击，就已经大大超过了海湾战争空中轰炸的战果总和。 　　超手段组合 　　在两国交战、两军搏杀之际，是否需要使用特别手段，针对远在 后方的敌军家属展开心理战？在保卫国家金融安全时，是否可动用暗 杀手段去对付金融投机家？对毒品或走私品策源地，能否在不宣战的 限度内使用“外科手术式”打击？为对他国的政府和议会施加影响， 可否建立专门的院外集团运作基金？是不是还可以用购买或控股方式， 把别国的报纸、电视变成对其进行媒体战的工具？ 　　上述问题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它们全都涉及到了超国家、超领域 地使用手段也就是我们要说的“超手段组合”问题。 　　从领域的角度，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宗教、心理和 媒体这些领域，通通可以视为手段；再沿领域细分，如军事领域，从 战略战术、军事威慑、军事联盟、军事演习、军备控制、武器禁运、 武力封锁直到使用武力，都是当然的军事手段；而经济援助、贸易制 裁、外交斡旋、文化渗透、媒体宣传、制定并运用国际规则、利用联 合国决议等等手段，则在分属政治、经济、外交等不同领域的同时， 也越来越被政治家们当作准军事手段去运用。 　　从方法的角度，哲学方法、技术方法、数学方法、科学方法和艺 术方法，都是人类用以造福自身、也可用于战争的手段。比如技术。 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每一项新技术的出 现和发展，都在扩张着手段的阵容；此外，哲学、科学、艺术的方法 也是支撑军事智慧以及军事行动的有力手段，这也就是人们常常把军 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称作军事哲学、军事科学、军事艺术的 原因。 　　由此可见，手段是一个涵盖广泛、层次丰富、功能交叉因而不易 把握的概念。只有从视野上拓宽对手段的认识，懂得无一物不可以是 手段的道理，才不至于在手段的运用上捉襟见肘，黔驴技穷。１９７ ８年在伊朗占领美国大使馆扣留人质的危机中，美国最初只知贸然采 用军事手段，失败后才改变手法，先冻结伊朗的海外资产，又实施武 器禁运，并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再加上外交谈判，多管齐下， 最终使危机得以解决。这说明，在一个空前复杂化了的世界上，手段 的样式和适用范围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再好的单一手段也不会比多 种手段的并用更有优势。因此，超手段的组合，就变得非常必要。可 惜在这方面有自觉意识的国家并不多，倒是那些有多样利益追求的非 国家组织，在极力寻求多种手段的组合运用。如俄罗斯黑手党为攫取 财富，把暗杀、绑票和使用黑客攻击银行电子系统等手段组合在一起； 一些恐怖组织为政治目的，把投放炸弹、劫持人质和网络袭击等手段 组合在一起；索罗斯之辈为在金融市场上混水摸鱼，把汇市、股市、 期市的所有投机手段都加以组合，并利用舆论广造声势，诱导纠集像 美林、高诚、摩根—斯坦利这些“巨无霸”与其联手，形成规模巨大 的市场合力，展开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大战。这些手段大都不 具有军事性质虽然时常会带有暴力倾向，但其组合使用的方式，却对 我们在战争中如何有效地使用军事或非军事手段不无启发。因为在今 天，衡量一种手段的有效性，主要不是看手段的属性和它是否合乎某 种伦理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一个原则，即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 原则。只要符合这一原则，即是最佳手段。其它因素虽不能说可以完 全忽略不计，但却必须以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为前提。这就是说，超手 段组合首先要超越的不是别的，恰恰是手段本身所隐含的伦理标准或 原则规范。而这远比把一些手段与另一些手段组合在一起，更困难也 更复杂。比如，在经济一体化时代，某个经济大国如果想打击他国经 济，同时也打击其防务，完全可以不采用经济封锁、贸易制裁或军事 威慑、武器禁运之类的现成手段，而只需调整本国的金融政策，以货 币升值或贬值为主，组合以舆论造势、改变规则等手段，就足以使目 标中的国家和地区出现金融动荡、经济危机，削弱其综合国力包括军 力。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该地区军备竞赛热降温的事例中，即可看 出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虽说此次危机并非哪一大国有意改变本国币 值所致。即使像中国这样的准全球性大国，目前也已具备了只要改变 自身的经济政策，就可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的能力。如果中国是个自 私自利的国家，在１９９８年违背诺言，让人民币贬值的话，肯定就 会使亚洲经济雪上加霜，同时也将诱发世界资本市场的激变，其结果 就连依靠外国资本流入支撑本国经济景气的世界第一债务国美国，也 必然受到经济重创，这样的结局肯定会胜过一次军事打击。 　　声气相通、利益相连的现实，使战争的处延日趋扩大，也使任何 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都具备了多种而不仅仅只靠军事手段威胁他国 的能力。单一手段在使用中将越来越收效甚微，多种手段并用的优势 愈见凸显，这就为超手段组合并把这种组合运用到战争或准战争行动 中敞开了大门。 　　超台阶组合 　　从最初的、小规模的、局部的战斗，到由这些战斗前后左右拼接 而成的战役，再由数个甚至更多的战役构成的战争，最后还可能由一 场战争蔓延成一次洲际或世界性的大战……战争，就这样沿着一级级 看不见的台阶走了过来，也许还将这样一级级台阶的走下去。每一级 台阶上，都布满了呻吟的伤兵和阵亡者的尸体，布满了胜利者高扬的 炮口和失败者丢弃的枪支，也布满了许多愚蠢的或睿智的计策、谋略 和方案。 　　这似乎就是规律。 　　而规律是需要尊重的，对规律的违背或打破则须慎重。 　　问题是我们所想的，恰恰正是如何违背或打破这一规律。我们不 认为所有的战争，都必须一级级循序渐进，直到累积出决定命运的 “那一刻”。我们认为，“那一刻”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找到能够不 断地制造而不是等待累积到那一刻的办法，并将它固定成一种战法，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用一种方法打破所有的台阶，并将这些台阶 任意组接拼装，比如把一个战斗或战术级的行动，直接与战争或战略 级的行动组合对接。如同把肢体、躯干和头颅任意拼接一样，使战争 变成一条可以在所有环节上随机组合、亦可在任何方向上自由摆动的 龙。这个方法就是“超台阶组合”。台阶也是一种限制，与国家界限、 领域界限和手段界限相同，都是超限组合战在实际运用时需要超越的 界限。 　　从战争的规模和与其对应的战法这两方面切入，战争台阶的划分 可分为四个层级，具体划分如下： 　　大战—战策 　　战争—战略 　　战役—战艺 　　战斗—战术 　　一望可知，每一级作战规模的台阶上都有与之相应的作战方法。 对于传统的军人来说，也许他们终身的课业，就是如何熟练操作这些 战法，在所处的每个层级上打好每一仗。 　　而对于即将置身于下个世纪的军人们，仅止在固定的层级上操练 这些战法，已显得远远不够。他们必须学会如何打乱这些台阶，去组 合从超国家行动到具体战斗的所有要素，以赢得战争。这并非是一项 不可完成的任务。说穿了很简单，作为一种试图把战策、战略、战艺、 战术任意对接的方法，超台阶组合的原理，无非是角色互换或角色易 位。如用某种非军事行动的战略手段，去配合一次战斗任务的完成； 或用某种战术性手段，去实现战策级的目标。因为从战争的走势看， 越来越显现出这样一种迹象：并不是哪一级的手段才能解决哪一级的 问题。无论是四两拨千斤，还是杀鸡用牛刀，只要操作得好，都是可 行的办法。 　　本·拉丹，仅用两车炸药这一纯战术级手段，就对美国国家利益 构成了战略级的威胁；而美国人也只能通过对其进行战术级的报复行 动，达到保障自身安全的战略级目标。再如，与以往战争中“人—机” 组合是最小的作战单元，其作用一般不会超出战斗规模这一点不同， 超限战中“人—机”组合，具备从战术级直至战策级多重跨度的攻击 能力。一名黑客＋一只调制解调器，给敌方造成的毁损几乎不亚于一 场战争。而由于具有跨台阶作战的广谱性和隐蔽性，这种单兵作战的 方式很容易达成战略甚至战策级的效果。 　　这就是超台阶组合的要领和意义。 　　在以国家和超国家为主体的战争与非军事战争中，没有什么领域 不能超越；没有什么手段不能用之于战争；也没有什么领域、手段相 互间不能组合。战争行动对全球化趋势的适应就表现在一个“超”字 上，这一个“超”字便足以以一应万。而我们所说的万法归一，就恰 恰归在一个“超”字上。 　　需要再次指出，超限组合战，首先是思路，然后才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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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人活得太累了

热度 3 nuclcell 2011-6-17 02:55

　当今社会，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朋友一见面都会抱怨几句， “活得累”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口头禅”。有人将中国人太累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太看重位子，总想着票子，倒腾着房子，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眷顾着孩子。人们的“累”真是由这些原因造成的吗?累的背后还有怎样的社会根源、文化根源? 　　如果我们被权威主义和简单功利主义所诱导，即便我们达成了我们渴望的成就，一次性的满足之后依然是失落。 　　你过得开心吗?是否常遇到特别堵心的事?你遇到过被欺骗、被冒犯、被欺负的情况吗?总的来说，你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满意吗?你总体的幸福感又如何?当你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时，你已经可以大体上评价你的生活质量，并知道自己是不是跟很多人一样，活得很累。 　　中国人活得究竟有多累 　　中国人活得尤其累，不只是传说或人们日常的感受，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幸福研究的权威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英格尔哈特最新发布的研究结果，在52个国家进行的持续性调查(平均为17年)中，幸福指数在40个国家中有所增长，只在12个国家中出现了下降。总体平均，认为自己“很幸福”的人增加了近7个百分点，但是，中国台湾和大陆却占据了在此期间幸福感百分数下降最为严重的两个位置，期间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排在负增长的倒数第6位。 　　《人民论坛》2010年12月(上)发布的对6235人的调查结果表明，自认为属于弱势群体的网友为73.5%，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和白领员工自认为弱势的比例也高达45.1%、55.4%和57.8%。笔者2010年12月29日对相关网站调查截取的即时结果为，在2648名参与调查的网友中，90%的选择了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中弱势感很强烈和比较强烈的占到84%。 　　为什么中国人活这么累?为什么世界多数国家幸福指数增长，而中国反而反向降低且程度进入最底的行列?英格尔哈特教授试图用发展和自由与幸福的联系来分析幸福的强度和变化趋势，但显然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在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财富积累大踏步进步，个人选择空间明显扩大而制约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幸福感却反而明显下降了。 　　活得累的社会根源 　　人要想活得从容，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活出自己的价值，一个是能够获得安全感。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才会成为真正的“幸福者”。遗憾的是，在中国现实的社会与文化条件下，要想很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其实非常困难，这就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很小比例的人有机会成为“幸福者”。 　　中国人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安全感的困难到底在哪里呢? 　　人能否感觉到自我价值决定于两方面要素，第一方面的要素是核心和关键，即一个社会作为外部环境怎样判定一个人的价值，这种判定倾向发挥着引导人们怎样评判自我价值的作用。长期的封建传统和独特的中国文明史，使中国社会养成了深厚的权威主义价值倾向。也就是说，现实社会倾向于用种种直接或间接、外显或潜隐的方式，从一个人所占据的地位和拥有的资源来判定其价值，而缺乏一般性的文明、平等、尊重、平权和尊严的概念。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性支持。但是与强势群体相比，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还不能得到诸多保障。由于这种价值取向的存在，人们从自我意识诞生起，就存在着强烈的需要自我被承认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驱使人们不断寻找和建立一个又一个可以显示自我价值的标志，特别是具有社会公认价值的金钱和官衔，并不断进行各种社会比较，以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得到社会环境的价值承认。 　　这种从社会权威主义环境价值取向衍生出来的价值追求倾向，又派生出来了简单功利导向的金钱至上主义价值观，即一切都必须还原到金钱，金钱成为了通用价值尺度，一切价值和荣誉，都必须由金钱的强度来衡量。为此，金钱成为了压倒一切的追求。本来，追求金钱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但金钱主义使人的这一本性掩盖了本来与之平行的另外一种“人之初，性本善”的本性。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实施以来频发的环境污染、广泛的食品毒化事件和医疗系统之种种超出想象力的怪象看，很容易发现，一个社会本该自然存在的人与人之间作为同类的善意，已经广泛而深刻地被金钱追求所击垮。其他同类，褪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祖训，早已被对金钱的欲望所淹没。 　　一个社会消除权威主义的最好良方，是取消特权和制约权力，让社会尊重的不再是权力和位置，而是人人都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达成的成就和事业。社会在实际运作之中呈现出多重的使人们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价值导向，权威主义才能逐步弱化和退出影响的主导地位。 　　安全感是一种不用自我警惕和随时准备实施自我保护的放松状态。当你过马路时汽车给你让道，司机还示意请你先行的时候，你体会的是安全感。而司机看到你要过马路拼命鸣笛和加速，你体会的则是不安全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随时可以委托责任，你体会的是安全感，而你的随身提包或电脑一离开视野就可能被盗，你则体会不安全感。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安全感的提醒中体会到压力和担忧，你的生活伴有长期的和广泛的不安全感时，会随时处于一种防卫状态，心力也不断耗费，活得很累，是这种状态的自然结果。 　　活得累的文化根源 　　活得比较累，与其说是外在生活压力过大所致，毋宁说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追求使然。再追求，再累，也要更上一层楼。正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看来，中国人具有一种不完全自觉地置身于现实生活压力当中的习惯。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生命旅程似乎注定要面对永远也翻越不完的崇山峻岭，永远也克服不完的艰难险阻。所以，我们中国人感到活得比较累，不是一时的“累”，而是日积月累的“累”，是一种难以为继的“累”，是一种习惯性的“累”…… 　　如果我们被权威主义和简单功利主义所诱导，总试图用达成某种经济和地位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和建立自己的幸福，甚至为此不择手段。那么我们会发现，即便我们达成了我们渴望的成就，一次性的满足之后依然是失落，我们依然无法建立自己所渴求的稳定自信。不顾一切成功实现升官发财的人会猛然发现，升官发财远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是让我们变换了参照环境，自我的命运，仍然在前途的不确定中风雨飘摇。 　　重要的一点，中国人无信仰，欲望无止境，内心浮躁，没有基本共同的价值观念。心中无信仰，精神无依托，内心常常充满困惑，不敢肯定自己，为人言所累，大多数人都蹑手蹑脚，战战兢兢，每走一步，说一句话，都要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或者做的不说，说的不做，努力假装自己很正统，很高尚，常常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作的事，为面子、为名声，往往也不为自己，更不为他人。 　　人生的结果是由历史、文化、环境、社会和自我多方面因素造就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我们想得到什么，也无论我们的欲望有多强烈，我们最终得到的，不是我们想得到的，而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个人对自己命运能够做的，是建构让自己的愿望成为现实的被社会公理支持的逻辑，增加让愿望成为事实的理由。(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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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的教育积重难返？

wweeii2009 2011-6-15 13:43

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时，谈到中国教育，有识之士总不免蹙紧眉头。 　　2009年时，一位中学语文教师黄玉峰在复旦大学演讲，历数基础教育之弊病——“功利主义驱动”、“专制主义坐镇”、“训练主义猖獗”等，这样的教育将人变成了机器。黄老师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培养奴性的人的角度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长期以来用斗争的理论去教育孩子”，“教材中，有多少‘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的文章，有多少‘要与敌人划清界限’的标准答案。教育孩子，要横眉冷对千夫指！教育孩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却要他们完全照标准答案答题。”结果导致受教育者“几乎完全不会将心比心”，“失去宽容精神。”“专制主义的本质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机器或机器中的零件，当成工具，当成特权者为达到目的，为他们效力的后备军。”“反右时斗，文革时斗，现在还在斗……硬是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同情心。” 　　对于自己的同行，这位老师也一样直言不讳：“教师是教育行为的具体执行人、贯彻者”，“同时也成了这种教育体制的替罪羊，甚至成了帮凶”。许多教师“失去了独立性”，“只有技术，缺乏艺术；只有知识，缺乏见识；只有学历，缺乏能力；只有苦力，缺乏魅力；只有表格，缺乏风格；只有规格，缺乏人格；只愿做题目，不愿做学问；只会纠缠于字面，不能深入于意旨；只会要求学生作文，自己却常常不如学生；只能关注学生成绩，不能注重塑造人格；只顾眼前利益，很少远大理想；读书不多，修养不够……” 　　难得的是，这位老师没有停留在大声疾呼阶段，而是身体力行，认为“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越是难，越能有所作为”。他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尝试以创新之法来点滴改进，尽可能地“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减小中国基础教育对莘莘学子的危害。例如，在课堂上，针对“为了政治需要而选入的”“实在是不能作为范文的”文章，比如“关于香港回归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春天的故事”，还有鲁迅的为一点小事与人而争吵的文章，“首先是进行处理，该简的简，该删的删”，同时“增加大量的原典名家名篇，包括一些好的时文”。（黄玉峰： 《“人”是怎么不见的？（反思中国教育）》 ） 　　行胜于言。行动的不只是黄老师这样的中学教师，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不顾已过花甲之年，不辞劳苦，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披荆斩棘，出任特区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与教育管理部门等权力机构交涉博弈近两年后，今年终于在全国招到45名学生。这45名学生是在南科大文凭不获教育部承认的情况下由南科大完全自主招生入学的，他们突破教育体制僵化症的勇气令人钦佩！而在教育行政部门要求他们必须参加高考（这一要求在教育行政部门未授权南科大招生的情况下显得荒唐）时，他们果断发布公开信，表示：“教育部做出这项决定，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难以接受的”。这种表态是理性稳健、有理有据的，他们的胆识值得一赞。（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称：学生回去高考，改革将无意义》 ） 　　而对于中国高考录取中存在的地域不公平问题（例如，在每309名北京高考生当中有一名能考上北大的时候，在山东和河南则分别是每10556名中一名和每15833名中一名），韩国人金宰贤以韩国的经验提出解决之道：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标准录取的真正的“统一高考”。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消除地域歧视。对于青海省等教育环境落后地区的高考生，大学在招生程序上可以适当地给予优惠。（金宰贤： 《谁的北京大学：如何实现高考地域公平》 ） 　　为中国教育求医问药，他山之石当可鉴之。缅甸政治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在向香港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谈到：“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将我们变成关心别人和富责任感的世界公民，以知识装备自己，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所关心的事。”“教育应培育对人类尊严的价值观，带领人类朝正确方向发展。教育应当是真正的学习过程，并非纯粹一部生产机器，制造温驯服从……的人民。”（ 《教育应当是真正的学习过程》 ） 　　而在自家，先人也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遗产，足以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近代以来形成的正面的教育传统中，就曾包括培养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健全人格的公民的教育。20世纪以来在清末民国时期的近半个世纪中，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定，包括面临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整个公民教育的进程都没有中辍。而当时公民教育的内容可谓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居于时代的前列。这从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的公民教科书中能窥见一斑。例如，民国初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第六册就有《人权》一课，课文中有：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利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具此伟大之人权，但能各保其权，而不相侵犯，任所欲为，无施不可也。 　　格言：人有同等之权利。（傅国涌： 《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育——以商务印书馆的公民教科书为例》 ） 　　有观念上的变革，有行动上的突破，有人类文明可资借鉴，有正面经验足以传承，中国教育僵硬的坚冰就有望融化。 转自：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6151152705.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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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政治哲学的难题

热度 3 Amsel 2011-5-14 23:07

最近有三个事件可以成为政治哲学的题目： 1. 在阿富汗对本拉登执行行动的美军，没有将其捉拿，而是直接击毙，这是否违反了国际法？抨击一方的理由是，即使美国和基地组织之间确实是一场战争，那么束手就擒的拉登也应该是战俘，并且援引了萨达姆的例子。但是反对这一说法的人强调的是拉登是参战者而不是战俘。 http://www.ibtimes.com/articles/142448/20110507/osama-bin-laden-killing-legal-violate-international-law-experts-lawyers-divided.htm 2. 加拿大一些省份发生水灾，某省政府下令泄洪，结果洪水导致另外一些人的财产受到损失。那么该省政府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的？这件事情类似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比的典型案例。下一步可能要在法庭辩论了（ http://www.torontosun.com/2011/05/13/manitoba-lawyer-considers-classaction-suit-against-province-over-flooding ）。 3. 上星期四，德国慕尼黑法院对91岁的乌克兰人John Demjanjuk判处5年监禁，理由是他1943年辅助纳粹在一处死亡集中营屠杀了27，900名犹太人。这一判决符合纽伦堡原则四：任何人不能因为声称是在服从上级而免于战争罪的指控。但是，Demjanjuk本来就是纳粹从苏联军队俘虏过来的，而且他是靠给纳粹当这种看大门的工作才逃过一死。他的辩护律师还会继续上诉。这个案例的实际意义是，像卡扎菲的雇佣军士兵，日后会被怎么处理？（这段根据The Globe and Mail 5月13日A8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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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也是向动物宣说的

热度 4 jiangjinsong 2011-5-6 17:54

蔣科學按： 這篇文章過去也曾在本博貼過，但是，似乎沒有什麽人注意到過，閒著也是閒著，再貼一遍。 聆听动物的福音 辛普里　 　　在莽萍女士所主编的这套《护生文丛》中，《动物福音》是一本特别的书。对于动物权利的论证，有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的，如彼特·辛格的《动物解放》；有从西方传统的自由权利立场立言的，如汤姆·睿根的《打开牢笼》；有从平等对待原则层面展开的，如弗兰西恩的《动物权利导论》；而供职于牛津大学的安德鲁·林基却是从挖掘基督教神学的思想资源来发挥其动物权利观点的。 　　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基督宗教回应动物权利运动的批评，努力作出正面回应的产物。我这样介绍，有人会以为本书是在宣传教会官方立场以及宣传教会在动物保护上的丰功伟绩，恰恰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批评教会的官方立场，是在批评教会对待动物的历史纪录。其主旨是要力图证明，捍卫动物权利是基督宗教教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动物保护问题上教会的官方立场以及教会的实际表现实际上是违背了基督宗教的教义的。 　　因此，林基除了强调圣经中强调动物保护和权利的文字之外，还援引了历史上受到迫害的边缘化的异端教派的理论与实践，来支持其所主张的基督宗教本质上是动物友好的宗教的观点。有趣的是，他在中文版序言中，特别提及在唐朝时曾流行于中国的基督宗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从景教的经典中可以看出，与在西方流行的主流的教派相比，景教是一个更加强调保护动物的素食主义教派。无论是受到了中国的佛教、道教影响的缘故，还是基督宗教本身的保护动物的传统在中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空间，都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保护动物方面的巨大贡献。 　　 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事情啊，林基为了说服他的西方当代基督徒兄弟姐妹，要到古代东方来寻找根据，而今天宣传动物权利的中国人，却常常被人指责站在西方立场发言。那些以科学自命，开明自居的人们，在动物保护的问题上，其态度之保守、顽固，与他们最为鄙视的教会倒是比较类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的区别不过是前者将其冷酷的态度说成是科学，后者则归之以永恒不变的来自上帝的真理。 　　正如作者所言，本书不是一本标榜客观立场的学术著作，而是一份反映个人情感和体验的告白。尽管作者本人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对于学术工作的价值也非常重视，而且本书中也不乏严谨的论证，但他仍然指出，“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虽然可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时具有一定价值，但是一旦它成为了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就会使得他永远无法投身任何一项志业。而这对于人的心灵成长与社会奉献是致命的。作者在动物权利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理智与情感的高度统一，在当代精神分裂文化的知识分子中实属不可多得的优良品质。 　　由于作者的神学背景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话语，他所要说服的读者首先应该是广大的基督徒，尤其是神学家和教会官方。然而，好书都是有穿透力的，我们不信基督教的东方人同样也能从中大有收获。 　　例如，作者深刻地指出， 对弱小无告的动物的迫害，是和对于弱势人群的迫害的逻辑一样的。因为用来为迫害动物辩护的所谓“利益”、“效益”，完全就是用来为迫害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群辩护的借口。而在历史上，反对人体实验的运动，首先就是由反对动物实验者们率先发动的。因此，以人类的名义反对动物保护，完全是在制造混乱有意误导。因为关键的问题不是人与动物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人们是否可以只为了自己的利益任意地对待那些无助者，不管他是什么信仰、肤色、性别乃至物种？ 　　基督教神学的观念是信仰的对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即使如此仍然包含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内容。例如，最后在关于基督教如何能够对于动物权利作出贡献方面，作者强调对上帝的礼拜，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似乎完全是对于宗教的迷信。其实不然，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就是，人非制造万物、支配万物的上帝，在上帝面前万物皆有其内在的价值。而礼拜正是以宗教仪式形式对人的有限性这一事实的不断确认。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今，人们对自然改造威力不断扩展，人的欲望和野心如脱缰野马毫无羁绊，对于人的有限性和自然万物内在价值的认识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在这种意义上，各种宗教所极力提倡的“敬畏”、“慈爱”、“怜悯”，正是现代世俗文化中最为欠缺、最被忽略的因素，也是宗教在整个社会文化中所能作出的最重要贡献。 　　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关于宗教的各种流言和误解中，最常见的就是指责宗教不讲理性，教条主义，墨守成规，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等等。这些指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宗教和人类其它一切制度一样，都不能完全避免这样的现象，作者在本书中对于自己隶属其中的教会的严厉批评，在动物权利问题上对于教义的重新诠释，都让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宗教中所蕴藏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一面，这是常常为外人所忽视的。 　　而相比之下， 某些科学主义者却常常以科学的理性和自我批评为借口，拒斥一切来自外界的合理批评，宣称只有符合他们所理解的科学才有批评资格，宣称科学内置的自我批评机制使得没有必要听取外界批评。科学的批判精神居然成为科学主义者顽固、保守的保护伞，这真是对科学的批判精神的最大讽刺和歪曲。作者在本书中所批评的基督教会，把原本提倡慈悲护生的教义扭曲成动物权利的最大障碍之一，二者的做法真是不分上下，难兄难弟！ 　　 有人批评唯科学主义变成了科学教，唯科学主义者们自然把这当作侮辱。然而，既然正经八百的宗教在当今社会文化生态中都有其价值，唯科学主义即使就是科学教，也不应一味排斥。唯科学主义者们其实倒是可以学习基督教徒在动物权利问题上的与时俱进，争取不断创新，不断升级，推出更加精致的唯科学主义。例如在动物权利问题上修改立场，这样可以顺应时代潮流，争取更多的支持，毕竟唯科学主义与动物权利的结合在逻辑上也是可能的，就像一个支持动物保护的天主教会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一样。 　　如果说基督宗教关爱、怜悯动物的教义是给动物带来的福音的话，那么它同时也是给同属动物的人类带来的福音。因为，只有在对待动物时人类不恃强凌弱，人类在彼此相处时才能同样恪守正义、满怀慈悲，人类才会生活在人间天堂。让我们都仔细聆听这给动物也给人类带来的福音吧！ 　 《动物福音》，安德鲁·林基著， 李鑑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20.00元。 　 　 20060128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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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科学》《自然》两主编受访谈中国科研文化

lionkingxxs 2011-4-30 09:49

英国皇家学会近日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在国际杂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飙升至全球第二名，并有可能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多产的科研大国。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这将对中国科研水平的国际地位产生突破性的影响，另一些人则批评中国巨大的科研产量背后，是中国学术圈的功利主义。甚至有中国媒体称，中国学者每年提交给国际杂志的科学论文，有90%被退回。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的科研现状？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前美国科学院院长布鲁斯·艾伯茨（ Bruce Alberts ）和英国《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 Philip Campbell ）日前接受了《环球时报》专访。 科学不是比赛，而应是协作 环球时报： 皇家学会的报告强调了像中国、巴西、印度和韩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对传统科学大国的挑战与日俱增。有人认为，科学界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意味着新兴世界的崛起。您怎么看？ 坎贝尔： 让一百种科学之花怒放吧！中国对科学的扶持一直十分强劲，巴西、印度、韩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也都有科学瑰宝。对于科学而言，要紧的东西是创造力，这跟国别无关。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利用好这种创造力，它的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一定会上升。 艾伯茨： 科学并不是比赛，而是一个高度协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名科学家的研究都在证实、挑战或者发展其他科学家的发现，从而建立起一个不断升高的全球知识平台，在此平台上，人们可以取得更大进步。因此，全 球科学成就的急剧扩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大好消息，它会提升人们应用科技改 善生存条件的几率。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新研究所涉足的问题，将是欧美国家 鲜有人关注的问题。比如科学家和工程师将越发致力于建设一个可持续的世界 这个重要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怎么去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我期待我们所需要的低成本发明，很多都将来自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研究。 环球时报： 欧盟科研与创新的负责人敦促欧洲国家迅速采取行动，与中国进行合作，否则10年后他们将处于被动的位置。您怎么看这种担忧，美国有类似担忧吗？ 坎贝尔： 中国的科学投资和科学远景让它富于吸引力，任何一国的科学界都乐意与之合作。但我并不觉得在科学方面，整个欧盟很快就会衰落。 艾伯茨： 今天的美国跟中国科学家有大量活跃的合作正在进行。其中部分原因是美国有数量庞大的杰出华人科学家，他们跟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类似合作不应该由自上而下的指令来安排；对科学家自己来说，它们得是有意义的才行。而且，随着科学的演进，这种合作应该有一个形成一解散的过程。 如果欧洲想增加跟中国的合作，它应该支持更多联合科学会议和科学交流，同时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有了中国科学家和欧洲科学家之间的碰撞，才会产生富有成效的合作研究项目。 对论文数量的激励机制会严重阻碍创新 环球时报： 皇家学会的报告称中国论文的引用率在过去几年从O上升到4%。您怎么看中国科学论文的质量？有报道称中国学者投给国际杂志的论文中有90%被退回，这是真的吗？ 坎贝尔： 每个人都想在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这的确很难。但在科学论文的重要性序列上，中国正向上端移动。这不仅能通过NPI（自然杂志发表指数）看出来，还反映在“自然中国”网站上，该网站从包括《自然》出版集团杂志在内的科学文献中集锦了中国最好的研究。几年前，“自然中国”可以轻易地覆盖大多数得以发表的最优秀的论文，但现在，它只能覆盖有限的、经过筛选的研究。 艾伯茨： 在《科学》杂志，所有国家提交的论文里都有90%以上被退回。近年来，第—作者来自中国的论文在《科学》杂志的接受率一直在上升。 2010年在900篇左右这样的论文中，有21篇得以发表。尽管这种接受率远低于我们的平均接受率，但它也许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更了解何种研究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比如我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大部分研究都发表在像《生物化学期刊》这样的杂志上，我很少向《科学》、《自然》或者《细胞》提交论文。 环球时报： 很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鉴于庞大的科研人数和雄厚的国家资助，中国科研产出的爆炸式增长不足为奇；但科学论文的高产出、低质量却暴露出中国学界的功利主义，学者们只关注科学论文的绝对数量，从而取得晋升和政府资助。因此，中国的论文产量并不能说明中国是一个科学强国。您同意吗？ 艾伯茨： 我们知道，依靠发表论文数量无法有效地衡量科研产出。事实上，首先注重发表论文数量的激励机制会严重阻碍创新。创新对杰出的科学至关重要，真正的创新包含冒险和改变，在研究任何一个冒险性的、新的解决办法时，研究者在最初几年里都不应期望发表论文。衡量科学家的方法跟各个国家的文化有关。中国的科学决策者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一事实。 维持一种富于成效的科学文化十分重要。我会推荐这样一种制度：在每一个研究团体里，如果有人平均一年只有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也应被大家仔细地阅读和评价，这比一个只讲求论文数目的制度要可取得多。在评价科学家时，应该强调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坎贝尔： 像NPI这样的指标以及其他文献计量学分析显示，在过去几年，中国对筛选性强的杂志的投稿正在大力增加。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研究在中国的科研产出中的确仍是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但毫无疑问，像吸引中国科研人才回国这样的政策正在刺激中国科学影响力的长足提升。 中国科学领袖应共同探讨如何对科研之路纠偏 环球时报： 西方分析人士把相对成功的科学教育看作亚洲国家的重要优势，而中国人则常常怀疑本国的教育体制缺乏创造力。您怎么看？ 坎贝尔： 在我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中，中国官员都评论过中国的中学里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一些科学家也对来西方实验室里工作的中国科学家说过同样的话。但中国实验室里的确存在一些批判性思维得以高度发挥的地方，我确信这种地方会越来越多。这种乐于批评科学权威和科学前辈的观念与知识传统的精神，是科学进步的根本。科学在中国社会享有颇受欢迎的崇高地位，政府需要保证学生们得到良好的资助。 艾伯茨：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强调改善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需要做出重大改变，在美国，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所谓的科学教育。大体说来，科学教育包括学习过去的几百年里科学家对自然世界运转方式的发现。同样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像一个科学家那样解决问题，使用证据、运用逻辑，真正理解科学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需要学生们积极探寻，靠死记硬背是学不会的。 环球时报： 有人认为，中国在像材料科学这样的应用科学领域领先，但在像物理这样的理论领域缺乏活力。一您怎么看待中国科学的比较优势？ 坎贝尔： 中国目前最显著的进步可能是在生物领域。一开始强调应用科学，这种策略没什么错。但好的决策者都明白，无论在哪个学科，基础科学都会迅速带来深远的实践效果，因此长远看来，对基础科学的投资也是至关重要的。 艾伯茨： 中国在各个科学领域都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所有领域都领先世界。中国在材料科学领域的工作得到广泛认同，这个领域不仅包括应用研究，也包括基础研究。在某一个特别的科学领域，年长的科学家们去敦促一些最有天赋的年轻科学家精益求精，去指导他们、支持他们，将是一个培养比较优势的方法。科学家们会自然而然地彼此竞争，争着做第一个做出重大发现的人。一个国家在研究领域保持一个有高度竞争性的文化，对于它在世界上取得科研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领域的繁荣程度，正取决于该领域科学家们彼此帮助、取得成功的程度。 环球时报： 在中国，由于学术腐败案的频繁曝光，有人对于科研发展前景感到悲观。您怎么看待未来中国的科研能力？ 艾伯茨： 在科学方面，中国无疑还有巨大潜力。政府慷慨地为科研提供资助和设备固然重要，但这还不够。缺乏道德标准会导致学术腐败。中国的科学领袖应该更多地强调让他们的同事坚决保持行为得当，应该一起清楚地探讨科学怎么样就会走偏，走偏了怎么纠正，从而将这些标准传授给年轻的科学家们。 坎贝尔： 中国的科学领袖决心要提升这个国家正直、诚实的科学精神——每一个科学国家都需要这么做。但最重要的是，中国要保持对科学的长期、稳定的支持，保持创新的勇力，保持与其他科学国家的公开接触。如果这些政策一直保持下去，中国的科研天才将层出不穷，这个国家也将因此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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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博文】梁启超认为能和自己比肩的几位思想家

陈安博士 2011-4-13 04:47

　　1，章太炎（章炳麟）：提倡种族革命，同时在考据学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2，严复：中文也很好，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 　　3，孙文：梁认为孙虽然不是学者，但是眼光极敏锐，最早提倡社会主义。 　　 　　当然，现在来看，由于梁后期著述依然很多，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而章严各有弱点，孙则不专门治学，这样，老大是谁也就显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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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科学的危害”贴，再贴一道考试题：为科学辩护

热度 4 antiscience 2011-3-29 09:37

前几日由“瘦肉精”引起的贴子涉及如何看待科学与伪科学的危害，以及如何为科学辩护，引来网友的极大关注。 下面是今年博士生入学考试题中的一道（已经考过了，不算泄密）。注意，默顿是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得过美国总统科学奖（当年是戈尔发的奖），他并不反科学。他只是指出了人们对科学的朴素的功利主义辩护是不合格的。我本人相信，科学是能够部分得到辩护的，但是要做好辩护需要想别的招儿，想当然的辩护是不成的。 王铮的相关评论：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11do=blogid=427296 刘华杰原贴：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2do=blogid=426928 －－－－－－－－－－－－－－－－－－－－－－－－－－－－－－ 2. 请列出李醒民（ A ）与默顿（ B ）各自表述的论证逻辑，加以比较，给出简要评论。（ 40 分） A ：我觉得，所谓“科学的负面作用”，其实是一个无意义的“假命题”。……说到底，科学以及它的副产品技术，都是一种工具。工具能使干坏事者干更大的坏事，一般而言却不会使真变假，使善变恶，使美变丑。反“科学主义”者或“反科学”主义者归咎于科学的诸多罪状，事实上并非科学实际为之或能够为之的，而是由诸多综合因素引起的，科学在其中并不起主导作用。追溯科学的“原罪”是无的放失，充其量也不过是舍本逐末，因为这种“原罪”是莫须有的。当然，在一个充满异化的社会和文化与境中，科学也或多或少地会异化，从而引发不应有的恶果。然而，异化的科学根本不是科学，而且异化的科学的根源在于异化的文化、异化的社会，归根结底在于异化的人。看来，人的作用才是问题的关键。说穿了，科学起什么作用，取决于人如何生活。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恐怕不是我们这几代人能够了如指掌的。（李醒民 2006 ） B ： For centuries,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science deserves support because of the Promethean ［普罗米修斯的］ gifts it brings to mankind. But this utilitarian case for science is a double-edged sword: if scientists claim credit for what are widely regarded as the beneficent consequences of science in advancing the health, convenience, and power of humankind, then they must also take discredit for what are widely regarded as its maleficent ［有害的］ consequences in vastly enlarging the means of destruction and the various pollutions that derive from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rooted in science. (Merton 1977, pp.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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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言碎语几句

mutingcunyu 2011-3-2 00:30

突然想到自己以前大一在政管院呆的日子，一棒子文科生，愤青，颓废，无聊，电脑游戏，宿舍卧谈，女生，运动，电影···随后很快进入另一种角色，数理化补考，自然科学，曾经对历史的执着热爱也随之散去，因为没有所谓的“真”。但有一样东西，一直很好奇。那就是对心理学的兴趣，在粗浅的读完弗洛依德，福柯，马斯洛，荣格，杰里米 边沁等人的几本代表作（图书馆书不全，也只是读了两遍）后，越发对一个东西感兴趣，就是西方功利主义奠基人—杰里米 边沁写的一些东西。这个家伙是个天才，法律学者，思想家，十几岁就大学毕业。具体记不太清楚了，但他把人比作一个利益的精确计算器，趋利避害，这一点，我认为太对了。还有对于自私的阐释，社会群体，文明的一些理论。非常直接明了，很好。我喜欢看西方人写的心理学书，直接，通俗易懂。在科学网看过一篇博客，名为《自私的分寸》，短小，但是觉得还好，有待往深的再写下去。尤其中国人这种自私，很有特色。分析一下那种只想占别人便宜，不想自己出力的人的心理，会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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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一年有感

热度 2 liaodehua01 2011-2-25 14:13

在正值人生生命力最旺盛、最蓬勃的青年时期，也正是处于奋发有为的一段美好的光阴，我们青年一代需要用理想来照亮未来。然而，提出自己的理想本身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当生活遇到挫折时，在整个功利主义、价值观世俗化的社会大背景下，自己就会彷徨。我们往往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自己心中的“上帝”就有可能慢慢死去，自己也不再有真诚和单纯，自己的心就很可能被油腻和灰尘蒙蔽。 而就在此时，我更需要秉持着今天比昨天好，明天还比今天进步的态度，每天实实在在地去努力。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不断地思考和诘问自己：“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追求什么？” 要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上，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自我生命能不能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和真意义。 要全神贯注于一件事，工作努力不懈，在日复一日的精进过程中锻炼自己的灵魂，同时锻造出深度的人格。 一般的青年学子，在大学中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留在大城市，不愿回到穷乡僻壤的地方；专想在政府机关中获得一官半职，却不愿意去社会上、公司中工作。久而久之，城市成了鬼混的产所，一片灯红酒绿；农村变成毫无生气的荒村，留下的是老弱病残。 而在当今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在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已经无法再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么一个关键时期，社会需要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带来的高附加值以及通过升级换代把人民大众从沉重的工厂劳动中释放出来以提供内需。因此，社会对人才有着自己的要求。概括的说，就是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 因此，要着眼于自己的长远发展，不为周围环境所动，埋头读书，思考人生、中国以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这样沉潜十年。 在混沌状态日益加深的社会中，人类的生活就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摸索前进，尽管如此，对于未来，我还是满怀着梦想与希望。 饱尝各种痛苦，伤悲和烦恼尽一切努力去摆脱之余，也感受到生的喜悦与乐趣。在人生百态一幕幕展开的过程中，要把永远不能再回头的这一生好好地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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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的无事忧天与圣人的千年一叹：关于天安门广场孔子塑像的对话

热度 3 pww1380 2011-1-24 01:23

“杞人的无事忧天”与“圣人的千年一叹” —— 关于天安门广场孔子塑像的对话 作者 杨文祥 日前写了一篇议论天安门广场孔子塑像的博文。随后便通过评论与回复展开了相关论题的网络对话。今天浏览了一下这些对话内容后，对对话中所流露出来的一些疑虑本身又不免疑虑了起来，忽然又感到在如此风清日朗的太平盛世，当初如此地忧心忡忡恐怕难免杞人忧天之嫌。好在如今这个网络世界，既有利于集思广益，又方便解难释疑，不妨把我们当初的疑虑整理出来作为一篇博文发表在这里，听一听四方网友的宏论，以解本人和这几位朋友的杞人之忧。 另外，看到高高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孔圣人塑像，就很难不教人联想到百十年来中华古国上空那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令人困惑不已的是，如今站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孔圣人若果真有灵，那么他耳边是否还回荡着 92 年前“打倒孔家店”那一声声“历史的呐喊”，若回想起全国各地的孔庙在文革前后所遭遇的无妄之灾和儒教所受到的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彻底批判，他老人家的心中是否还在隐隐作痛？ 困惑之余，更令人好奇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位文明先祖和文化先师在回想起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的时候，是体谅他后世子孙们“此一时，彼一时”的苦衷，还是报之以无可奈何的长叹 …… ？ 下面是我们这次网络对话的记录。 博主： 天安门广场是人民的广场，是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圣地 。 可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对全中国人民对天安门广场的这一深厚情感却麻木不仁， 把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这一圣地视为自己家的后花园，只要心血来潮就可以重新布置一番 。 在公民意识不断提升的今日中国，有关当局如果具有最起码的公民意识的话，就绝不会在既没有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公开讨论，也没有进行认真地科学论证和慎重地在相当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意见征询和听证的情况下，就做出改变天安门广场这一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具有无比神圣地位的公共场地布局的这种突如其来的“重大举措”。 友人 1 ： 诚如斯言， 天安门不是权贵阶层的后花园 ， 想咋整就咋整。 友人 2 ： 先要学会尊重历史， 不能昨天是狗孔丘，今天变为孔子爷，人们有理由怀疑明天又会变成什么？ 博主回复： 没有 认真的历史反思 就没有 真诚的道德意义上的忏悔 和 严肃的科学和理性意义上的觉悟 ，有的仍旧是对待中华文明先祖的 实用主义 的思维方式和 功利主义 的实用态度。 思维方式未改变，以后的反复就是必然的。 友人 3 ： 批孔、尊孔、批孔 ...... ，可怕的历史轮回 博主回复：实用主义 是一种致病力极强的疟原虫。我们中国人不幸成了这一疟原虫的终身宿主。我们之所以 周期性地在尊孔与反孔之间打摆子 ，就是这一疟原虫在周期性地发作。 可叹的是， 充满人类智慧的中华文明先祖，其后世子孙怎么会如此地不肖，竟然拿自己的祖宗做道具来反复地折腾，上演一出又一出的闹剧？ 参考文献： 1 ．杨文祥． 关于天安门广场孔子塑像背后的文化思考——读黄秀清博文《 孔子到天安门：是博物馆，还是孔庙？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406887

个人分类: 栏杆拍遍(Facing the Distressing Landscape)|3604 次阅读|4 个评论

孔丘站在天安门？中国重回1919？

热度 2 duke01361 2011-1-19 20:15

孔丘站在天安门？中国重回1919？ 我觉得不尽然，君不见互联网上觊觎之文到处都是？你可以这样理解，孔丘站在了天安门加剧了民众意识阶层的割裂，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暴力革命的社会发展观。但孔丘站在天安门并不能制止暴力，因为五四反帝反封建之前，特别是汉贼董仲舒顿尊儒术之后，中国“证券”的暴力“论题”从没有中止过。 因此，孔丘站在那里都可能被默许，但站在天安门这个“太阳升”的圣地难免会遭人“悲歌”。 中国目前的封建主义、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近三十年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一定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难以备人民“和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某个层面的现状。 依据我对中国文化的浅显理解，我觉得当前我们应该崇尚“道”而不是“儒”。崇尚“道”的好处在于平息社会公众对贪腐和公平的期许... 天道、王道、人道，条条道路通强国 齐家、治国、平天下，越治越乱 横批：无为则治 请见：老子的道德 http://xk.cn.yahoo.com/articles/080128/1/8ok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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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卡片12:它们会感受痛苦吗？

jiangjinsong 2010-12-19 17:59

当法国人已经解放了黑奴，而在英联邦自治领地的黑奴仍然处于我们今天对待动物那样的境地时，边沁写下一段有预见性的文字： 这一天或许就要到来，那时其他动物可以获得它们被暴虐势力所剥夺的那些权利。法国人已经发现，黑皮肤不是一个人应当遭受遗弃，而不纠正暴虐者滥施折磨的理由。或许有一天人们终于认识到，腿的数目、体毛的疏密或者有无尾巴，同样不能成为抛弃一个动物使其陷于同样命运的理由。还有别的什么理由来划分这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呢？是理性能力，或许还是话语能力呢？可是一匹成年的马或狗的理性和沟通能力，是一个出生一天、一周甚至一个月大的婴儿所无法相比的。不过，即使不是这样，那又怎样呢？问题不在于它们有理性吗?也不是它们会说话吗？而是它们会感受痛苦吗？ 动物解放，彼得辛格著，祖述宪译，青岛出版社，2004年9月，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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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需要理想主义

brbaba 2009-12-15 19:53

　　直面钱学森之问，很有必要反思：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究竟何为安身立命之本？尊重大学的本源、反对功利主义取向，中国的大学要有自省意识，对现状作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培养非功利性的理想主义，把它作为核心价值理念 上周五，是钱学森先生诞辰99周年纪念日，许多人再次议起钱学森之问。此前，教育部曾就钱学森之问作出回应，称这个问题特别宏大，是非常重要、又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表示下一步会把杰出人才的培养当成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直面钱学森之问，很有必要反思：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究竟何为安身立命之本？ 理想主义是大学的精神基础 纵观大学发展史，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国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国式大学，再到集教学、研究与服务为一体的美国式大学，无论哪种大学的理念和教育模式，在生成、演变、发展的过程中都蕴含着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借用康德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非功利性。康德指出：非功利性是一切终极价值的条件，大学和学者不能以功利性的态度来从事学术研究。在他看来，大学的非功利性，指求真是大学的核心，大学要为真理而真理，反对为功用而学术的功利主义，更要反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康德的这种非功利性论断，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理解和把握大学根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一把钥匙。 以此来看当今中国的大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日趋凸显甚至大有蔓延之势：我们的大学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思维定势，过度重视科学的使用价值而非科学的价值，过分地把科学工具化、功利化。也因此，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原本不同性质的东西笼统地合称为科技，过于偏重应用性研究，对基础性的自由研究重视不够；重工程技术的发展，轻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 其后果，就是我国大学原始创新能力薄弱，以及缺乏领导世界科学潮流、开拓全新研究领域的一流成果。在人才培养上，许多大学抱有功利主义人才观，片面注重人力资源开发而非人才养成，片面注重依据产业行业短期需要而非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培养人，因此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在学术风气上，一些学者急功近利，搞研究奉行速决战甚至闪电战，无心持久战；热衷出场率，远离冷板凳；作风漂浮，揠苗助长，甚至出现寻章摘句、造假抄袭现象。一些大学文化积淀、学术空气淡化，官本位倾向和行政化趋势在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 中国大学如何重建理想主义 尊重大学的本源、反对功利主义取向，中国的大学要有自省意识，对现状作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培养非功利性的理想主义，把它作为核心价值理念。 第一，尊重学术自身价值，心无旁骛地求真。 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由求知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驱动的，是只问真理、不计功利的学问。梁启超先生强调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蔡元培先生主张学者当于研究学问之外，别无何等目的。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综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以知识传承与创新为宗旨，并以此教育学生。大学首先必须成为知识创新的基地。这里所谓的知识，是以自身逻辑为标准的知识。知识的价值首先在于知识本身，在于知识给人们展示了客观外部世界与人类社会诸多现象之间的规则与联系，而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知识可能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使用价值；要防止急功近利倾向扼杀大学在知识创新、提高知识理性化能力方面的潜能。 第二，秉承学术伦理，将学术作为志业。 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内在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真正在学术界卓有成就的人，往往把求真当成一种生命的实现方式而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功利化追求。因此，大学的学者要认清自己学者的使命，将献身学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不媚俗、不失格、不偏移，不为劳形累心的名利位势所惑，以学术为志业。吴宓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我之人生观》中说：职业者，在社会中为他人或机关而作事，藉得薪俸或佣资，以为谋生糊口之计。志业者，为自己而作事，毫无报酬，其事必为吾之所极乐为，能尽用吾之所长，他人为之未必及我。而所以为此者，则由一己坚决之志愿，百折不挠之热诚毅力，纵牺牲极巨，阻难至多，仍必为之无懈。如今的大学学者恰恰需要这种志业精神。 第三，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归根到底表现在大学要培养出具有理想主义人格的新人。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而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大学的首要问题。大学奉行理想主义，最终要以培养出理想主义人格的新人来体现。陶行知先生曾明确提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大学培养的真人，就是与求名趋利的伪君子和以假为真、以假乱真的伪知识阶级相对立的人，是勇于追求行动的真理，真理的行动的人，说真话、办真事、求真知、献真情、为真理而奋斗的人。大学要努力以真知去引领学生，以真情去感染学生，以真善去熏陶学生，以真爱去感召学生，全心全意培育真人。 (朱庆葆/南京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工作咨询顾问组首批顾问) 来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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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的话，50年后中国获得自己的诺奖

wangxh 2009-10-7 16:55

随着一年一度的诺奖揭晓，中华大地又展开一次关于诺奖的大讨论与大辩论。无论观点如何，中国人都是希望我们堂堂的中国人早日获得自己的诺奖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最好是没有一点外国鬼子帮助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找不到形容词来形容我们伟大的祖国了！但这一时刻什么年月降临到我们面前呢？我看其实不难，就那么三两个前提条件，只是我说了不算而已。 第一，消除功利主义50年 在诺奖、SCI、Nature、Science等令人目眩的词汇笼罩下，有头脑的人都知道何时诺奖会砸到中国人。一旦科技界忘记这些词汇，我们会腾出许许多多的时间搞科研！ 第二，消除形式主义50年 （这个就不解释了，否则就是对他人智商的侮辱） 第三，真正的思想解放50年 （这个我不敢解释，否则非烧香引出鬼来不可！） 到那时，可能像我这样平庸的教师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诺奖，但学生们可能知道； 到那时，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不小心超纲，不是网管删除，而是法院来传唤；或者无论如何随心所欲，大家都绝对不会超纲； 到那时，可能一觉醒来，一个蓝眼睛、白皮肤、黄毛老外为荣获一项 长城物理学奖 而长夜难眠人类发展贡献奖，中国人设立的最高奖高出诺奖好几个数量级！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来电话了，不继续瞎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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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牺牲》------功利主义的悲哀

freefloating 2008-9-21 09:41

这几天奶粉的事情社会上闹得人心惶惶，自己也不禁要抑郁起来，觉得不管是辛辛苦苦还是潇潇洒洒、大智若愚还是精打细算的生活，什么合理锻炼、健康饮食、愉悦心情啊......恐怕哪一时运气不好，就不定被什么害了，前功尽弃。感觉自己就像痴傻的园丁，在邪风恶雨中无力看着自己细心呵护的植物，不知道自己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健康生活不如挥霍生命容易：跑5000米好辛苦的，吃饭搭配好费力的，调节心情很委屈自己的，到头来却都是运字老大，顶不上有毒食品的危害。无怪乎领导干部、商界精英、豪门巨富都喜欢算命祈福，努力进取不靠谱的！ 我喜欢健康向上的生活状态，喜欢不断积累的进步过程，喜欢与人为善的心理平衡，我需要知道现实的努力必然有前进的未来支持，这才是我功利主义的生活的动力。然而现实让我感到的越来越多的悲哀。 前段时间我说自己是功利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其时觉得自己功利主义的思想好像于己于人都是不错，现在看来功利主义也不过是理想主义，不过是又一个哄骗大象前进的香蕉，只是这次的香蕉是大象自己想象出来的，还以为自己蛮理性。哈哈哈哈。 不牺牲谁？难道就不可以吗？ 这个世上，你在追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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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夫子 2008-8-1 17:27

十八世纪末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边沁创立了功利主义，边沁的功利原理有两个出发点和前提：一，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二，自利选择原理。关于功利原理，边沁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增进幸福抑或减少幸福的倾向。不仅私人行为受这一原理支配，政府的一切措施也要据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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