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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 热度 3 dongzg101 2011-7-24 22:07; 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 2011-07-24 18:55:43 归档在计划生育 | 浏览 1506 次 | 评论 0 条杨支柱叶檀在《中国还不能放开计划生育》（ FT 中文网 2011 年 5 月 3 日）中说：“中国目前之所以计划生育，是为曾经的滥生支付迟到的罚单，是对未来地球与国家负责的态度，恢复均衡之后再谈放开生育不迟。” 赵晓、李慧忠在《计划生育可以休矣！》（赵晓网易博客 2011 年 5 月 2 日）中说：“ …… 国家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尤其是在‘英雄母亲’、‘大锅饭’等政策的刺激下，百姓生孩子的成本由公家承担，收益却是自己的，进而使得百姓‘多快好省’生孩子，最终导致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其情形与‘公共地悲剧’如出一辙。”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以来，关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讨论又热闹起来。无论是主张维持还是改革现行生育政策的一方，似乎都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曾经鼓励生育，导致人口过快增长，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本文不想加入计划生育存废问题的讨论，只想澄清一个事实问题：毛泽东时代究竟留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人口和人口政策遗产。关于这个问题，人口专家穆光宗教授曾写过《马寅初誓死坚持“新人口论”：毛泽东为何由赞成转而强力反对》一文，最初发表于《人物》 2010 年第 12 期，后被《文汇读书周报》（ 2010 年 12 月 24 日第 16-17 版）等多家报纸摘要转载。在这篇长文中，穆光宗教授告诉我们：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每年人口增加过千万，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表态赞成节育。马寅初先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抽样调查研究，提出他的“新人口论”的。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次提出新人口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得到毛泽东赞赏。毛泽东说：“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 1957 年 7 月 5 日，《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第 1 版全文刊发。但是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又回到了他 1949 年驳斥艾奇逊时提出的“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把马寅初按比例发展的“综合平衡论”作为“反冒进”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批判（从疯狂经济立场反对计划经济）。由于马寅初坚持己见，陈伯达、康生组织了对马寅初的大批判， 1960 年 1 月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接着中苏关系破裂，备战备荒，节制生育问题自然不再提起。从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查知：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达到 7 亿。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由于医疗技术的限制，更由于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1970 年全国总人口超过 8 亿。 1971 年，国家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3 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 1980 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如果尊重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不但没有像现在欧美日韩那样鼓励生育的切实措施，就连口头鼓励也不过是 1949 － 1953 年和 1958 － 1963 那么短短的几年时间，而其中 1959 － 1961 中国人口由于大饥荒而几乎没有增长甚至负增长。 1958 年以前和 1962 年以后，中国人口确实可以算得上爆炸性增长。但是：第一，当时世界人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增长，考虑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比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还慢一点而不是更快一点。正如易富贤所说，“中国大陆人口由 1950 年的 5.52 亿增加到 1980 年的 9.87 亿，增加 1.79 倍；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由 798 万增加到 1785 万，增加 2.24 倍。大陆怪毛泽东，那台湾怪谁？ 1950 年中国人口味 5.52 亿，全球人口 25.2 亿，中国人口占全球的 21.9 ％； 1980 年中国人口为 9.87 亿，全球 44 亿，中国人口占全球的 22.4 ％。这说明中国人口增长与全球同步，中国怪毛泽东，那么全球怪谁？”（易富贤：《大国空巢》第 50 － 51 页，香港大风出版社）在整个毛时代，台湾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都超过大陆，韩国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增长率都超过朝鲜，西德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增长率都超过东德，而经济发展方面则台湾、韩国、西德的成就远高于大陆、朝鲜和东德。这一系列同文同种背景下发生的鲜明对比，既驳斥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鼓励生育的滥调，也驳斥了人口增长快、人口密度高影响经济发展的谎言。第二，“大锅饭”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刺激生育吗？“大锅饭”虽然节省了“养儿”的成本，但同样削弱了“防老”的动力。无神论进一步消解了来自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生育动力。易富贤先生的研究用数据表明，前苏联东欧各国生育率随社会发展而下降的速度比西欧更快而不是更慢。（易富贤：《大国空巢》第 492 － 495 页，香港大风出版社）第三，中国人的生育率从古代以来一直就跟毛泽东时代差不多，人口爆炸的真正原因是婴幼儿死亡率因为疫苗的普及而迅速降低，导致人均寿命从 1950 年的 35 岁延长到了 1980 年的 68 岁。人口爆炸的直接原因是死得太少，而非生得太多。但拿孩子死得太少来批判毛泽东，我不知道到底是批判还是赞扬？过去生一百个孩子要夭折三十个到五十个，毛泽东时代由于各类疫苗的普遍使用，只夭折不到十个了，这本身应该是大好事吧？被这种大好事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不是心理严重变态，就是别有用心假装害怕。第四，任何国家的人口爆炸都只是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不可能持续下去。这已经被欧美各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也被日、韩、台、港及泰国、越南、印度等无数亚洲国家和地区人口发展的历史所证实。第五，人口高速增长其实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兆，世界各国概不例外。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其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连计划经济都算不上，但也不是自然经济或市场经济，有学者称为“命令经济”）的低效率、高破坏和大搞阶级斗争、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养活的孩子过多当然也降低了储蓄率，不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却为 20 年后的经济建设储备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正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由此可见，所谓“错批一个人，多增 3 亿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谬论。相反，计划生育作为计划经济的配套措施，走出“大跃进”泥潭后倒是很快就纳入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于 1973 年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只是那时尚未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新快报 2011 年 5 月 7 日; 1414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纪宝成做客人民网谈高等教育改革和人口政策: tangminqian 2011-3-13 13:15; 2011年03月07日16:22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人民网强国社区人民访谈访谈回放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143124/147550/14081546.html 【纪宝成】：各位网友好，很高兴能够在人民网与大家见面感觉到非常荣幸。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　　 :]：纪校长您好，现在不少高校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大也提出了这样的目标，您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标准，你们提出建一流大学是基于哪方面的自信？　　【纪宝成】：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必然要求。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固然是各有关高校有这样的愿望，同时，因为我们学校是国家办的，要体现国家的意志，体现国家的期望和要求。　　人民大学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是人民大学自己有这样的愿望，同时也是国家的期望。早在2002年4月28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专程考察人民大学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衷心希望中国人民大学能够建成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　　在去年教师节前夕的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专程视察人民大学。在讲话最后也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希望，就是希望人民大学建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个过程之中还有很多的领导人，比如说李鹏同志、陈至立同志、刘延东同志等都对人民大学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所以，人民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既是人民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愿望，同时，也是党和国家的期望、党和国家的要求，我们理解，在体现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和党的一意志。　　这个目标的提出给人民大学的广大学生有极大的鼓励，更加增强了人民大学的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世界一流大学标准这个问题，应当说没有公认的标准，全世界没有任何机构、任何单位对“世界一流大学”下一个定义，但是在长期实践和积累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客观的东西。比如说你要有一流的生源，你得有一流的教师，你得有一流的学科，你得有一流的管理，你要有比较先进的办学理念，比较先进的办学体制，还有运行的机制，这些都是一些共性的东西。　　但是一流大学因为学科的不同，也可能有一些区别。我们国家，包括教育部，包括一些名牌大学也曾经研究过，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究竟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所以就人民大学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有少量精干理工学科的，它的一流大学奋斗目标是哪一些呢？　　我们理解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可比的指标来看，能够与世界的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一流大学能够基本接近，或者达到这样的水平。比如说师生比，比如说生均投入，比如说生均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等，像这些基本的、可比较办学指标，可以接近或者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第二，一流大学一定能够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在人才培养、人力支持、智力支持等方面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这个贡献是世界公认的，我们觉得没有这一条，你在本国家，本民族都没有做出杰出的贡献，还谈得上什么一流大学，这个肯定谈不上。　　第三，一定要有若干个一流学科。学科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丰厚的土壤。学科水平如何，就决定着你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应当由若干个在国内是一流的学科，在国际上也可以进行交流、进行比较的。　　第四，学术水准具有国际影响力。没有国际影响力怎么叫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影响力是两条：第一，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成果所表现的学术水准在国际上是高水准的，一流水准的。第二，如果不可比的，因为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很多是不好比的，你也可以介绍出去，并且得到同行的认同或者认可，人文社会科学不一定是同一个观点，它是百花齐放的，但是作为一个流派人家感觉你是很有价值，人家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没有这种国际公认的学术影响力，很难你说你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学。　　我想对于办一流大学除了要有一流的生源、一流的教师、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办学理念，一流的硬件设施等，我认为以上四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人民大学为什么能够提出要办一流大学，这不仅是人民大学的愿望，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主管部门对我们人民大学有这样的要求，这是从人民大学的历史、优势、特点出发，所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从创建之日起，或者从命名组建开始，人民大学就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大学办了起来，1954年国家确定了全国六所重点大学，以人民大学为首。后来每次重点大学人民大学都位列其中，现在还是“211”、“985”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所以长时间以来，国家对人民大学的发展给予高度的关注，一直是作为我们国家重点大学来建设的，而人民大学自己也有强大学科实力。人文社会科学很多的新的专业、新的学科，首先是从人民大学诞生的，然后走上全国。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奋斗建立了人大学术上的优势。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大学有八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位居第一。有七个一级学科在全国排名第一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七个学科位居全国第一。还有哲学位居全国第二，工商管理位居全国第三，人民大学有14个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全部进入全国前12名之内。　　再比如说发表的学术论文，根据CSSCI的统计，人民大学发表的学术论文2000年是全国第三位，2001-2003年是全国第二位，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长期一直维持着全国高校第一的位置上。从学生培养来讲，在教育部每年都有博士论文的评选，一年一百篇，人民大学获得的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博士论文经过十届的评选，人民大学位居全国第一，数量最多。　　所有这些数字都是从不同角度说明人民大学有强大的学科实力，有一批中国一流学科，而且其中有一些学科应当说已经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像人民大学法学院，是中国最好的法学院，人民大学商学院去年通过EQUIS认证，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目前我们国家通过这个认证的学院只有几所，所以没有这样一些优势学科我们是谈不上建设一流的，而之所以有优势学科最重要是这些学科拥有杰出的教师。人民大学在这些学科中几代人的奋斗，老中青几代学人进行了奋斗，也涌现了不同年龄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是大师级的，有的是现在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将来有可能成为大师。比如说人民大学前不久去世的宋涛先生，这样的教师资格很老，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生。　　当然从人民大学培养的学生来讲也非常优秀。从1950年算起到现在为止培养了20多万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奋斗在国家各个战线，许多的人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成为著名的企业家，成为党政军各界的领导骨干，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法律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国家希望人民大学培养优秀的建设者，建国时培养万千建国干部，是干部的摇篮，而现在是培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技术领域的优秀骨干，这些人毕业以后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他们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人民大学的最宝贵的资源，也证明了人民大学是有资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您好纪校长，现在校园里到处都是四六级、考托考G的小广告，而很少看到有专门就学术问题进行的探讨。除了考试就是求职，大学之大，似乎也难放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作为知名高校校长，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加强大学精神的培养？人大在这方面有哪些举措? 　　【纪宝成】：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就人民大学而言这个情况并不适合，尽管学生也考四六级，也有托福考试，但是人民大学的学术论坛是非常多的，每周都有，每周都有国际学术会议。既有学校组织的，还有院系自己组织的，学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吸收自己所需要的营养。　　我们自己认为学校是追求真理、崇尚学术的地方，应当是学术宝库，当然我们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来负面影响，急功近利、浮躁对大学生，或者对大学也有一定影响，但是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大学生需要静心，需要宁静，所以我们要打造宁静的校园，让学生潜心读书、老师潜心治学，是办好人民大学极其重要的方面。　　在这些问题上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既有管理方面的措施，激励方面的措施，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以学术为本，以强大的学术力量和魅力来吸引同学，这是最重要的，要有高水平的教授讲课、高水平的课堂，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教师，包括讲师、副教授他们讲课的效果非常好，他们以自己的行为引导学生、感染学生、吸引学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们还加强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这并完全是一个口号，而是以学校的行为，教师的行为来引导学生，潜移默化，来达到这样的效果。人民大学的学生都非常优秀，人民大学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氛围和学术氛围，绝大多数学生都是非常认真，非常勤奋，非常刻苦。　　 :]：请嘉宾谈谈：对天安门广场，“国博”北门立孔子塑像的看法。　　【纪宝成】：历史博物馆在改扩建以后在北门竖了一个巨大的孔子像，因为临近天安门广场所以格外引人注目。2001年9月份人民大学当时竖立了中国高校第一尊巨大的孔子像，十年之后在历史博物馆出现孔子像。我们理解，中国要重视自己的历史，要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遗产。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不可能离开继承优秀传统的，共建文明家园是离不开历史资源和历史遗产的。因为是历史博物馆，根据博物馆的性质，孔子对于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方面是最具代表性的，是世界知名度最高的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孔子的身影，所以把孔子看成中国传统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我觉得也是恰当的。　　所以我是赞同孔子像放在比较合适的位置，不要把它解读得太多。近百年来，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是有某种程度上偏差的，所以竖立这样的孔子像就意味着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要重新认识，要更加科学、全面的加以评价。　　 :]：：请问纪校长：“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您能回答钱老先生这一提问吗？　　【纪宝成】：钱老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仅仅给学校提出来，而是向全社会提出来的，也是向我们政府提出来的。钱老主要想说的问题是大师级人物比较少，或者说没有。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也有不同意见，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没有高等教育的贡献是不可能，没有高等学校在党政军、科学技术、教育、文艺各方面培养了大批人才，怎么可能成为发展这么快的国家，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大概培养四千多万大学毕业生，没有他们哪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能不能成为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还要在他踏入社会以后，长期实践中孜孜以求，很好的发展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涉及社会用人机制怎么样，成才的环境怎么样。我觉得，在用人机制通过改革开放30年正在逐步具备良好的条件，“两弹一星”不光是国外培养还有我们自己培养，至于现在新的航天航空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所以需要辩证地认识这样一个问题。要保障和扩大大学办学的自主权　　 :]：嘉宾您好，去年您曾反对高校简单地去行政化，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纪宝成】：去年的观点今年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去年新华社的报道更为全面。去行政化问题，最重要是解决好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十二五”规划都讲了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哪一些权力是政府的，哪一些权力是高校的，要明确下来，要保障和扩大大学办学的自主权，要按照教育规律、学术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来办教育。　　行政管理当然要，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因为学校是公办学校，学校里要有行政管理，没有行政管理就不成为机构了，关键问题在于，大学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地方，怎么样创造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自由环境很重要。现在都提倡创新，没有学术自由就不可能有理论创新，这就需要按照学术规律来办事，更好发挥高校自身的作用，这样可以解决问题。去行政化核心是反对官本位，要提倡真正的尊师重教。学校与生俱来的权利要得到保障，就可以比较好的解决，当然想根除这个问题还需要很长时间，最重要是全社会不要官本位，不要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一个人、评价一个单位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话，去行政化问题就解决了。　　 :]：嘉宾您好，朱清时先生在深圳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您觉得这一做法怎么样？您退休之后，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想法？　　【纪宝成】：朱校长应聘去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对于著名校长来讲，无疑是一种新的社会选择，可以继续发挥他在教育方面的专长。对南方科技大学，说实话我至今没有得到完整的信息，只是媒体上看过一些支离破碎的报道，我感觉是他要探索高等学校发展的一条新道路，或者说一种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探索的本身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但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大学校长，我在人大时，我有两条，第一条讲规律，第二条讲规矩。讲规律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些规律，要从学术发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科学研究规律的角度来管理这个学校。同时也要讲规矩。规矩跟规律不完全一样，“规矩”是要符合“规律”要求，但是一个“规矩”并不往往只符合一个“规律”要求，它可能要符合多种规律的要求，比如说按照投入产出价值规规律，这个造纸厂应该建，但是按照生态规律不能建，这时就要认真考虑。有时规矩往往有惰性，当一种规矩不能适应发展时，我们就要研究它。在转型过程中，各方面体制制度都不能说完全成熟，即使成熟的东西也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不能适应实际需要，所以要允许探索，鼓励探索，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我想朱校长会这样做。　　至于我退下来以后，是不是也去大学，目前我还没有这个想法。　　 :]：请问纪校长：北大等高校尝试校长实名推荐的方式选拔人才，您觉得这种方法是否真正有效？应如何防止推选中的腐败？　　【纪宝成】：据我了解实施这种办法的就是北京大学一家，我想这是北京大学自己决定的事情。北大认为有效，认为好，它就去做。我们人民大学不打算采取这个办法。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中学校长可能会不堪重负。　　 :]：您去年十一月去台湾访问了，台湾一行，以您的切身感受而言，台湾的高等教育有哪些值得大陆借鉴？　　【纪宝成】：我去过台湾不止一次。去年也作为大陆高校代表团团长参加了海峡两岸大学校长论坛。首先我想说，大陆有大陆的长处，台湾有台湾自己的优势。我体会台湾的大学制度有这么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国际性程度方面大陆高校比台湾差，我们要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是国际性程度，首先它的教师都应该有海外进修的经历，对于国外的情况比较了解，国际视野比较宽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面的差距。　　二是台湾大学的法制化管理环境好象比大陆要强。比如说大学拨款、岗位设置等方面，它有比较系统的、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法规。我感觉大陆在这个方面还有差距。　　三是台湾大学在经费投入方面要比大陆高校更加充裕一点，当然最近这两年大陆高校，特别是对重点大学的投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个差距正在缩小。　　四是在科研方面，从国际上发表论文数量上来讲，台湾比较优秀的大学，论文发表数量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方面，大陆优秀大学与其差距正在缩小，有的甚至超过台湾的有一些大学。　　从2008年第一次在全国人代会提出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2009年提了，2010年又提了，今年是2011年，我今年还提，这是第四次提出这样的建议案。具体来说，就是调整独生子女的政策。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了这样几句话，“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认为他提“逐步完善政策”这一条就应当包括调整独生子女的政策。　　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提这件事？中共中央1980年曾经给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了一封公开信，那一个公开信最后讲了这样的话“三十年以后，将人口极度紧张的状况就会缓解，也就可以实行不同的人口政策”今年恰恰是30年以后的第一年，中央当时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30年以后极度紧张的人口状况就会大大缓解，现在就是缓解了，现在不仅仅是缓解问题，而且又产生新的问题，有一些负面的东西逐步在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需要加以解决，我认为现在就是到了解决的时候。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为国家立下巨大功劳，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非常的人口的方面条件，应当说给国家贡献巨大，这点可以充分肯定的。但是有利有弊，但是逐步就积累一些矛盾，在2009年我们自然增长率只有千分之五点零五，1970年是千分之二十五，现在是大幅度下降，所以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的状态，一对夫妇平均下来只有生1.7孩子，而世代更替需要2.1，才能够保证世代的更替，但是我们还要减少一些，不一定要达到2.1，1.7已经基本上维持了20年（低生育水平），所以整个人口的生育人数大幅度下降，负面影响就开始显现了，现在我们就是一年增加六七百万人，是这样的数字。　　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什么？现在看来有这么几条，第一条，我感觉到青年劳动力正在锐减，从2000年无开始，青年劳动力在减少，2009年开始，20岁到24岁，在一个最具活力，最能接受新生事物的劳动力开始大幅度下降，在十年内要减少一半，这意味着今后几十年，中国的青壮劳动力是逐年下降，这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科学发展，没有青壮劳动力我们国家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劳动力的减少，比如现在青年的就业依然是困难，只要你仔细分析一下，现在青壮年难主要不是数量，而是结构上的矛盾。“民工荒”的出现当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原因，但是和人口减少和青年劳动力大幅度下降绝对有关系。　　第二，加速了老龄化的道理，未富先老，现在60岁以上人口大概超过12%不要很长时间，就会超过30%，老龄化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觉得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需要重视的地方，而且作为家庭来讲，一对独生子女夫妇将来要抚养四个老人，甚至四个老人不止，这样带来社会和经济家庭问题会比较复杂。　　第三，性别比严重失衡。出生性别比现在中国100：120，男性儿童比女性多了这么多，现在还是表象，后果显现期将在今后数十年显现出来，这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家庭、伦理道德等各方面会产生深远影响，会带来负面的局面，不能不加以考虑。　　第四，现在独生子女现在有一亿四千万，而且平均每年还在以五百万的速度增加，独生子女如此之多，独生子女的成长、教育都带来一些特殊的问题，带来一些特殊的困难，这样的家庭纠占到家庭总数三分之一，这样家庭比较脆弱，独生子女一旦发生伤残、夭折或者其他什么问题，这个家庭会成为社会很沉重的问题，不仅是感情上的问题，而且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问题都会产生，目前在农村里有一些困难户不少是这个类型。　　总而言之，这个问题还很多，比如涉及到国防建设方面，人口问题关系到民生，也关系到国运，即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还关系到国家社会建设，还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人口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惯性，解决一个问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认为人口问题需要统筹考虑，深谋远虑，经过三十年的政策中央当年的预见恰恰情况如同当年中央预计的情况一样，我想现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调整独生子女政策。　　我的基本观点是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不准生三个，奖励不生育，这个奖励可以是退休时奖励，这对夫妇没有生孩子，到老龄时国家要给予奖励；再有，城乡同策，同地同策，不能说这个民族可以生两个，那个地方可以生三个；另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可以不受“生三个”政策的限制。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另外，对生三胎采取更加严格严厉的措施，坚决不允许生三个。　　这样做，对计划生育的要求并不是降低了，对计划生育的工作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我国教育改革涉及多方面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据媒体报道，您说“28岁至40岁的青年劳动力10年后将骤降一半。”，是这样吗？　　【纪宝成】：我当时讲的是，20-24岁青年劳动力10年后骤减一半。　　 :]：嘉宾好：问一个老问题，有消息说，我们的大学培养的学生属于模仿性，缺乏创造力。请问嘉宾，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纪宝成】：这应当说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的学生确实存在着过去的“满堂灌”，学生都是应付考试，没有很好的思考，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说中国的学生都没有创造力，这个判断我是不同意的。应当说，中国的大学生思想是非常活跃的。不光是我们人民大学，我们很多大学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他们在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也不随便苟同一个观点，而且现在学生由于网络非常发达，接受知识的渠道多样化，因此他们的知识不是单一的。我不认为中国青年学生创造力比别人差。　　当然反映这个问题是希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这是对的。从中国大学生和国外学生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文化是倡导学生比较文静，强调尊重师长。像这样一些传统的要求或者习惯，和西方不完全一样，中国的文化有时也倡导比较含蓄，含蓄一点、文静一点，礼貌一点，当然这个礼貌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礼貌，并不等于这样学生没有创造力，不等于这些学生没有创新精神。对于大学生的培养，批判性的思维、建设性的思维是极其重要的。倡导学生独立思考，倡导学生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说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在努力这样做，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也是这样倡导的。有人说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是保守的，我不认可。讲求“苟日新，日日新”，这是中国创新的本质内容之一。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我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国外一些大学校长对我的意见还是很重视的，他们感觉中国的学生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当然了，也存在一些墨守成规、人云亦云的学生，但是我不认为他们占主导地位。　　 :]：您觉得“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改革的瓶颈在哪?教育改革如何实现质的突破? 　　【纪宝成】：教育改革是一个很重大的，也是很沉重的话题。教育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比如说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保证和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改革等等。我现在认为可能最重要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我认为这个改革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判断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成功失败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如同我们当年企业体制改革一样，最根本是政企关系改革，企业不是政府的附属物，高等学校同等不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和学校是独立的法人，我认为这个改革要到位是不容易。这个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涉及到财务体制，涉及到人事管理体制，涉及到教学科研管理体制等等各个方面，我认为这是核心问题。　　第二，如何保障学术本位、学术自由创造这样一种环境？改革也需要多方的改革，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比较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涉及到体制和机制，如果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做得好，我觉得教育体制的改革就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就很重要了，当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改革。　　 :]：改革大学招生办法和办学模式是当前教育改革的瓶颈，详见：http://elianghui.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167519boardId=3view=1 　　【纪宝成】：宽进严出的问题应当说是一种办学模式。在一部分大学已经宽进了，但是它没有“严出”，高考录取线有的学校两三百分就可以进了，这个就是“宽进”了，但是至于“严出”可能还需要评估，是不是“严出”了？但是从我们现在毕业率这么高，我想“严出”做得不够，像美国这样的大学，四年就拿到本科学位的毕业率是很低，没有那么高的，达到50%就非常了不起了。可能五年、六年，这样的大有人在。　　但是中国的“宽进严出”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至少在若干年是这样的，现在很难允许一个大学生在一个大学里待五年、六年、七年、八年，而中国大学是提供住宿，国外是不提出住宿，国外是一年级提供，二年级就不提供了，需要抽签决定谁来住，谁来不住的，但是大陆目前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宽进严出”受到校舍的局限，这个改革需要配套的改革，大学生不要在学校住宿，或者最多提供四年住宿，不能毕业就自己找地方住，这个地方就需要社会提供条件，所以“宽进严出”我认为这个提法是政府的，这个模式是可以的，但是宽进并不排除一些高水平大学是严进严出，这个不排除，国外都是这样。但是有一条，你大学毕业时你必须达到我的要求，达不到要求我绝对不会给你毕业证，所以没有一定基础他也不敢来。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这个愿望是好的，也许中国有一天会这样的，应当说，现在是不是存在着“宽进宽出”的问题，怎么样创造这个宽进严出的条件，而且宽进严出还有一个观念更新，不仅学校这样，家长、社会都需要观念更新，我觉得可以这样来做。　　【纪宝成】：与各位网友在强国论坛交流感觉到非常愉快，网友们提出问题是对教育事业的关心，是对国家、科教兴国的关心，感谢大家和我进行交流，我也从大家的提问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向大家学习，向网友致敬，再见！　　嘉宾简介　　纪宝成　1944年11月生于江苏扬州。1966年大学毕业于北京商学院，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商业部教育司司长，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韩友好协会副会长等，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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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现象是独生子时代的一种反映: caoman 2010-8-3 08:51; 近年来， 80 后现象成了社会上讨论的热门话题，将 1980 年后出生的年轻人表现出的自私不奉献、自我不合作、脆弱不抗压、享受不吃苦的共性称之为 80 后现象，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 80 后现象的出现，起因不源于 80 后自身，而是 80 后的前两代人，是其爷爷辈的一代人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爸爸辈的一代人执行了。不仅涉及前两代人，还影响后两代人，前后各两代，中间三代人直接参与，每代平均 20 岁计，跨度达百年。因独生子引起，可称独生子时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独生子时代指的是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历史时期，可细分成前、中、后三个阶段，前阶段以第一代独生子的父辈（ 50 、 60 年代人）为代表，中阶段以第一代独生子 80 后为代表，后阶段则以 80 后的下一代 00 后为代表。 80 后现象只是独生子时代的一种反映，其前后各两代的反映只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已，身处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有独生子的烙印。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作为第一代独生子的父母，受独生子时代的影响最为深刻而直接。在思想不开化的年代，他们服从国家政策只生一个孩子，饱受老人的责骂和战胜自己的痛苦；在技术不先进的年代，为绝后患实施结扎手术，多少人因此留下后遗症；在变革时代，他们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上有老下有独生子，未来还面临自己的养老问题，他们是为这个时代奉献最多的一代人。 80 后作为第一代独生子，生在重物质给予轻精神传承的时代。小时候他们是家里呼风唤雨的小皇帝，受尽百般宠爱，吃不得一点苦，受不得一点气；成长时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学会分享，更不懂团队合作；进入社会他们不愿承受社会压力，没有能力承担责任；他们时常觉得精神空虚，北京奥运中的表现则说明潜藏在他们血液里的人文情怀可以被唤醒；在从温室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们感到无助、彷徨，一边忍受着社会的谴责，一边又不知道错在哪里；一边想担起责任成就事业，一边又经常被自私的本性占了上风，他们是独生子时代最无辜的牺牲者。继 80 后又出现了 90 后和 00 后，除具有 80 后的属性外，还将会有一些特别之处。首先他们得到长辈的爱会更多，父母都是独生子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爱全部集于一身，这样强大的爱该会催生出怎样性格的新一代？崛起的大国要由他们来经营，更多的养老责任要由他们来承担，两个人养四个父母，再加上双方祖父母。温室越来越舒适，责任却越来越大，一旦打开天窗迎接风吹雨打，他们将成为独生子时代最可怜的花朵。思考现在，回顾历史，是为了未来。在人口急速膨胀时期，独生子政策确实可起到速效救心丸之效，随着独生子时代弊端不断展现，透过 80 后现象窥视时代的变迁，完善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调整人口政策、采取补救措施是三代人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人为本首先要体现在人口政策中，任何政策的出台不但要考虑其有利的一面，更要考虑到不利的一面，做到防微杜渐。; 个人分类: 热点评论|293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否需要调整？: zjcui 2010-3-19 09:26; 转载自南方周未报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00318/ArticelA01003FM.htm 2010年3月18日计划生育30年,变还是不变二胎政策:历史关口,正在激辩 30年前,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后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如今,计生政策实行已逾30年,中国也已站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人口政策的转折性时期是否已经来到?学界已有诸多呼吁,甚至连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田雪原也表态支持逐步放开二胎。而国家计生委仍然是最为明确的反对者。　　□本报记者姚忆江发自广州本报特约撰稿梅岭丁婷婷　　在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女富豪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生,然后再完全放开。　　张茵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今年两会也有很多人提案计划生育,我是从养老问题上来考虑的,现在的出生比例很小,如果我们再这么下去,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不知如何应对。她的这一提案,无疑拨动了国人的神经,公众与专家的讨论又一次聚焦在要不要放开二胎等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上。事实上,中国计生政策实行已逾三十年。　　而在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这一公开信距今恰好30年,中国人口政策到底会不会有所变化? 　　在微妙的时间节点上　　有关计生政策的调整言论上演了多次罗生门。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节点上,一切都变得微妙起来。　　2010年1月19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组长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服务工作时,提出要把人口压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且主题思想由人口控制变为了人口发展。此时计生第一总指挥对计生工作的先期发言,让许多人纷纷猜测,计生政策真要转向了?近两年,对人口政策的研究讨论,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并呈从学界向政界蔓延之势。　　1月24日,有京城媒体报道称,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彧华透露:生二胎的条件有望放宽,此外北京市有望取消妇女生育两胎须间隔4年的规定。然而仅仅一天后的1月25日,彭彧华却向媒体澄清。本市将稳定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放松,该媒体报道严重失实。多方猜疑中,2月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于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这一幕,让人联想起2008年两会。当年2月28日,路透社引述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的话,称中国将渐进式地改变(独生子女)政策:我无法回答中国何时会做出决定,但这已经成为决策高层最重要的议题。而计生委计划进行认真而负责任的研究,但要避免突然的改变,以免引发生育高峰。次日,香港《文汇报》就此询问计生委,一名宣教司人士却极力否认。称此报道不属实、不准确,稍后将在官网上公布消息不属实的声明。　　时隔两年,这番如罗生门般的争论又再次上演,社会对调整计生政策的呼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此刻,知名民间学者易富贤却因这一蹊跷的现象,认为高层态度有微妙变化。　　易富贤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人口政策调整。2008年以前,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易富贤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他称,其发表的帖子在短时间内都会神奇失踪。他写的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也一度成为禁书,当时给一些图书馆送书,图书馆都不敢要。转变发生在2008年中期。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08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易富贤文章,虽然不是直接与中国人口政策相关,但至少说明易富贤已不是敏感人物。随后,各级媒体如凤凰卫视、安徽卫视、《国际先驱导报》、《环球财经》等纷纷向易富贤约稿、采访,并公开发表。与此同时,北大、清华、中央党校、国家图书馆都接受《大国空巢》并上架,华东师大人口所甚至将其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写书评。人民网强国论坛版主甚至发短信问我为什么最近没有去论坛,这要是放在几年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易富贤说。另有一些民间学者,也逐渐登陆主流媒体。　　在易富贤看来,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重要节点上,产生这种种变化,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　　更具有风向性的事件是,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由李克强副总理担任组长。以前的组长只是国务委员,而这次普查的组长却由常务副总理担任,可见中央对这次普查的高度重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查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口数,应该是为2010年(或者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的人口政策调整做准备,因为2010年虽然要进行人口普查,但是生育率数据至少要等到2011年中期之后才能出来。易富贤认为,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二胎,权威学者从反对到赞成　　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忽然抛出二胎方案,而长期支持计生政策的国情专家胡鞍钢也呼吁起人　　口政策的重新调整。　　要求人口政策调整的序幕一经拉开,便来势汹涌,更从体制外向体制内蔓延。甚至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保守的人口学者转舵,人口学界分裂成两派。　　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积极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计划时曾向有关方面述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要求放开二胎生育。　　他更爆出一条消息: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早在制定时就被冠以30年的期限。证据是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三十年之期似乎恰好解释了2008年以来人口学界热闹的原因。我国的公共政策的时限一般不会超过10年,而唯一不变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它持续了30年。胡鞍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于自己在人口政策立场上的突然转变,他说:以前的政策我觉得它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胡鞍钢最初赞同计划生育政策时提出中国人均资源紧缺,应当进行人口控制以防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但是现在他提出,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胡鞍钢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将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　　此外,2009年7月份,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与会者坚守一胎政策,但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却提出二胎方案:夫妻双方有一个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　　这样一位领军人物的忽然转向,无疑给国内人口政策讨论抛出了重磅炸弹。去年12月,田雪原更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也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对此,易富贤认为: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实行30年,到2010年恰好是30年。而2011年又要开始十二五规划。也就是说今年和明年,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势在必行。他的理由是,实际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　　而民间学者何亚福更多的把视线集中在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上,其认为到了2020年,我国的老年人数量将达到2.28亿人。对于中国人口来说,21世纪上半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30年养老负担重。　　早在十一五规划时,人口学界也曾出现过此种异动:民间学者纷纷发言,建议调整人口政策。抢十一五的时候,他们赢了,我们输了,现在是抢十二五的时候了。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口中的他们即是计生委。2004年十一五规划前,国家启动战略人口发展研究,这项300余专家耗时两年完成的报告直接导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　　与保守派学者的转向不同。即使到三十年这一节点,计生委仍未有调整人口政策的任何正式表态。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计生委官员,对方亦婉拒了采访。　　二胎政策,放还是不放　　人口学者顾宝昌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而国务院参事马力认为,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据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在老年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生育率也下降到低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中国人民大学中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说,我们已经为这个政策的放开努力了十年。不论计划生育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何亚福说。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另外有学者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富贤认为,日本就是被老龄人口拖垮经济的典型。有人总说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是由于贸易、科技能力等等原因,其实这些是表象,本质上是因为日本在90年代末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消费不足导致。易富贤还认为,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会出现。　　而田雪原认为,过去的三十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而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　　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　　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所言,目前人口学界的主要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各级社科院。这一易富贤描述的不足300人,却决定了14亿人命运的群体,现在已经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计生元老们引爆的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呼吁人口政策调整的浪潮面前,侯东民显得势单力薄。侯东民认为:不同于外界猜测,其实现在人口学界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像最近,田雪原、蔡昉都出来说话了。但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他们老是光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的综合因素。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应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关于计生委在人口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侯东民认为,计生委只是一个国家执行机关,像这样的政府部门其本身是不可能表态,只能坚持和稳定现有的政策。计生委的专家委员会有建议权,但是这涉及到政策,政策稳定非常重要,怕下面搞乱了,所以不会公开讨论人口政策,所以我们只能从学术上探讨。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侯东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呼吁放开二胎的顾宝昌认为应该多做研究,少下结论: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对于它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尽早的引起重视,估计它所将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并及早防范。　　探索二胎　　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自从讨论人口政策之日,民间学者便与计生委针尖对麦芒。体制内外的两种声音很少取得过一致。从十一五规划闹到十二五规划,两者之间的纷纷扰扰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当全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统一口径一胎化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却提出放开二胎政策,并通过种种渠道获得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试点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1980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伴随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断,大众对于多子多福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易富贤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有些专家想象的那么高。计生委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之间。也就是说,即使开放管制,也不会出现暴增。丁克家庭,空穴家庭等无生育子女的现象也在不断显现,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深刻的影响着家庭的生育计划,类似于上海这样的银发社会已蔓延到重庆,新疆等地。　　去年开始,广东的二胎政策作了一些微调。原来规定,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群众,必须有4年的间隔期。但去年的新政策,取消了4年间隔期,即此类群体可以自由选择生育二胎的时间。　　而上海市尝试着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人口政策的微调。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只有0.7到0.8,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大,新生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说。　　尽管上海市人口与发展计划委员会一再强调坚持一胎化基本国策不变,但近年来的上海具体措施却在无声地、渐进式地放开二胎,只做不说正在成为上海的主要的行为方式。　　如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已经随处可见,生育权利不平等现象凸显；城镇居民的抚养和教育条件普遍比较好,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是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现在形成了条件越好,生育越少的现象。而调查显示,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员,生二胎的意愿最高。　　而这些矛盾,更待学界和社会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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