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产业界

标签: 产业界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博士生求职记：从学术界跳到产业界的七大秘诀: NatureResearch 2020-5-6 09:43; 作者告诉科研人士如何走出实验室，进入私营部门。 2016年4月1日，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我的论文主要关于海洋、河口和环境科学。我比较幸运，因为当时我已经在私营部门找好了一份工作——建筑公司AECOM的咨询师。我成了公司在美国东南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气候适应性和恢复力主管，负责发掘与气候恢复力有关的商业机会。对于那些想要逃离学术界的研究人员来说，产业界蕴藏着大量机会。图片来源：Cultura/SPL 许多博士研究生总是一门心思扑在博士论文上，好不容易拿到了博士学位，却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如今，摆在博士毕业生面前最容易的选择就是做几年工资微薄的博士后。对于如何将毕生所学应用于学术领域之外，常常让他们一筹莫展。面对这些挑战，博士研究生平时应该注意让自己的经历更多样化，这对于找到一份非传统工作来说至关重要。以下列举一些我在求职道路上总结的诀窍，希望能帮助丰富你的博士求职简历，以便获得政府和学术圈之外用人单位的青睐。总结、学习、训练软技能。和其他领域一样，学术界也有自己的文化。根据我的经验，学术环境能锻炼我们与不同人群合作的能力，包括一些固执己见的人。学习与学术同行们相处，留意他们在研究之外都做些什么。广泛涉猎研究领域之外的话题，并找机会与人交流你学到的东西。学会项目管理。读博期间，你可以学到的有用技能包括拟定议程、做会议记录以及主持一般会议和电话会议。这些技巧能为你的企业求职之路开一个好头。少想多做。博士阶段刚开始时，我用在思考（阅读或向他人分享我的想法）和行动（写作或其他产出）上的时间是一样的。在学术界，衡量成功看的是你的研究的影响力、受众规模和经费数量；而在私营部门，成功取决于你销售服务、增加营收和实现利润率的能力。在这里，时间常常是有限的，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高质量产品的人往往最受重视。因此，想要在私营部门取得成功，你需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行动上。拓展人脉关系。你的论文答辩主席和研究小组组长很有可能终身都在学术圈工作，因此，他们帮你过渡到私营部门的能力可能也是有限的。想要突破这种限制，就要主动构建你自己的人脉网和专业关系。学习具有交叉应用能力的技术。学术界有好几种常见的编程工具——从SAS和STATA到R或Matlab。如果你的研究需要用到编程，而且你用过其中一种或好几种工具，你就要知道哪些才是在产业界最具价值的技术。根据我的经验，像R和Python这类工具比SAS 或STATA的交叉应用吸引力大。平时关注一下招聘信息中对软件的使用要求，这有助于你了解最新技术，提高录用机会。让你的研究通俗易懂。要知道，你那些深奥无比的研究对于外行来说和天书一样难懂。尝试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你的研究内容以及你的研究能力。没错，一想到全世界其他人可能不知道你说的 P 值是什么，抑或是看不出你居然使用了混合分析法，你会感到无比气馁。但是，如何将这些行话转化为非专业人士也能听懂的大白话就全看你自己的本事了。积极进行自我推广宣传。这是让我最为畏惧的一点，也是我至今都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如果能做到不变声色地自我推销那是最好不过了。许多公司会利用社交媒体网站来搜索和追踪他们的潜在录用对象，尤其是那些需要高度对口和可见度很高的岗位。大胆贴出自己已发表的出版物，为自己创建一个网站，向非研究类出版物投稿——总的来说，就是要在网络空间里留下你的“足迹”。原文以From academia to industry: seven tips for scientists making the leap为标题发布在2019年2月22日《自然》职业专栏原文作者：Crystal Romeo Upperman，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研究员 ⓝ 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0692-y 如果您有寻找海内外科研工作机会的需求... 上自然职场，轻松搜索职位 Nature Careers：国际领先的职业资源及求职平台，汇集海量的学术界和产业界职位资源还为全球科研人员提供职场资讯、职业发展建议以及会议和招聘会信息 ▲ 点击图片进入Nature Careers平台轻松搜索职位 ▲ 扫码自然职场官方微信小程序，查看国内院校机构发布的工作机会，并直接了解雇主情况、岗位待遇以及申请方式等信息。版权声明：本文由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负责翻译。中文内容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版为准。如需转载，请邮件China@nature.com。未经授权的翻译是侵权行为，版权方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 2020Springer Nature Limited.All Rights Reserved; 个人分类: 职业专栏|2407 次阅读|0 个评论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科研模式探索: 热度 8 iKnow 2017-4-1 16:19; 【注：近期科学网上有诸多关于教授该不该去工业界、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关系的讨论。关于这个话题，今年年初刚好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相关的文章，介绍我们过去5年和工业界合作的实践经验。在此和大家一起分享。原文发表于2017年第1期《中国科学院院刊》】 http://www.bulletin.cas.cn/publish_article/2017/1/20170113.htm 摘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是中科院新时期办院方针中“三个面向”之一。本文分析科技力量与国家发展之间的联系，指出科研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离不开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密切合作。在介绍国外的主流科研合作模式基础上，文章陈述了中科院计算技术所与华为公司在过去5年中科研合作模式探索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关键词：国民经济主战场科研模式学术界产业界编者按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青年科技人才是未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2011年6月，中科院正式成立“青年创新促进会”，这是中科院对全院3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才进行综合培养的创新举措，旨在通过有效组织和支持，团结、凝聚全院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拓宽大家的学术视野，促进相互交流和学科交叉，提升科研活动组织能力，培养造就新一代学术技术带头人。5年多来，“青促会”会员已将近3000人，成为全院青年科研人员的核心骨干力量，许多青年科技人员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也对科技进步和国家发展等有着较深入思考。在中科院人事局的指导下，《院刊》与“青促会”合作，从2017年1月起开设“新青年·新思想”栏目，从科学前沿、科技政策与体制、人才成长等多方面，展现我院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所思、所想。为适应新的改革形势和发展要求，中科院确定了“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新时期办院方针，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办院方针调整明确提出“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是基于当前国家改革发展形势的准确判断，也是基于对科技力量与国家发展之间联系的深刻认识。 1 科技力量的服务对象一个国家的科技力量究竟应该为什么服务？一般而言，可分为3种状态。（1）特殊时期科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主导。例如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的英国科学家图灵，在“二战”期间即参与了密码破解任务，立下赫赫战功。（2）民生需求崛起，与国家战略需求不相一致甚至冲突，二者争夺科技资源。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均属于此状态，但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状态，处理不当则会影响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3）国家战略需求与民生需求基本一致，形成需求互补、相互转化，提高科研资源效率。以美国为例，便经历过上述3种不同的状态。“二战”期间的美国处于第一种状态，许多大学教授纷纷投入武器研制，包括哈佛、耶鲁等顶尖学校也不例外，当年哈佛大学的教授就为美国海军研制了新型鱼雷。据统计，1941年美国政府资助了约6 000位科研人员参与军事研究，而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这一数字上升到3万人。“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复苏，社会民生需求快速发展，于是转入第二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此时期，哈佛、耶鲁等大多数大学回归到为社会民生服务，而少数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和一些国家实验室则仍然为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包括“阿波罗计划”“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计划（SAGE）”等。但这种状态并不稳定，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也是社会矛盾突出，群众运动四起。不过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下，美国较顺利地实现了从国家战略需求主导向日益繁荣的民生需求的过渡。在麻省理工学院，师生们暴发了多次游行抗议，迫使学校将军事项目从校园里撤出；IBM则主动从做军方项目为主转到面向民用市场，开创计算机租赁服务、研制面向企业的System 360机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逐渐转入第三种状态，很好地平衡了国家战略（军事）需求与国民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科技力量投入比例，形成了以“硅谷模式”为代表的科研创新之路。 2 美国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模式科技力量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离不开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合作。以信息技术为例，2003年美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信息产业创新》（ Innova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便揭示了学术界与产业界在基础研究与产业推广上的密切互动（图 1 ）。图 1 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密切互动推动信息技术发展图选项这种紧密的合作是美国学术界、产业界以及政府三界不断努力探索才发展起来。（1）美国学术界办学理念的转变。一直以来，大学注重的是基础学科和纯粹学术的研究，离社会民生需求较远，在普通大众看来大学是十分经典和高雅的地方，因此被称为“象牙之塔”。但是斯坦福大学在“二战”期间率先调整了办学理念，认为大学不应当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而应该是为社会公众与产业发展服务的机构。如今很多世界著名大学的理念发生了转变。2011年，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教授在哈佛建校375周年之际曾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了哈佛的新治校理念。福斯特校长认为，“终生的学问始于学校，终于社会”，大学不再是象牙之塔，而应该服务于社会。（2）美国学术界积极探索建立符合企业需求的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体制。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在其调整办学理念后，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表 1 ）。这些改革措施为斯坦福大学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硅谷的企业和斯坦福大学也实现了深层次融合。哈佛大学也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践行服务社会的理念，创建了一个新的工程和应用科学院，加强应用技术研究；2011年又筹建了创新实验室（i-lab），鼓励教授、学生参与创业。表 1 斯坦福大学的改革措施表选项（3）美国产业界也发展出多种与学术界合作的模式。根据笔者观察，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模式。 ① 企业设立一些面向大学教授的研究资助项目，大学教授们可以向企业提交项目申请，在通过评审后便能获得资助。 ② 企业将一些最先进的产品免费捐赠给大学实验室使用，希望实验室能基于这些产品开展研究。 ③ 企业面向大学招收实习生，让学生在企业实习的过程中可以直接接触企业的前沿需求，从而反馈到学术界。 ④ 成立类似自然基金委的非盈利组织，收集来自企业的研究需求，反馈到大学。企业以交纳会员费的形式加入，大学教授根据研究兴趣申请经费。 ⑤ 企业定向资助模式，一般都是若干公司联合起来，直接资助某个大学的实验室，资助的力度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 ⑥ 企业主导开源社区模式，吸引学术界参与到开源项目的完善和优化中，实现双赢。（4）美国政府出台多项政策鼓励知识产权与人才在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流动。1980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拜杜法案》，允许大学保留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所产出的专利所有权，这极大地提高了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率，加快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步伐。1985年开始由美国总统为技术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科技人员颁发国家技术创新奖章（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技术创新奖章获得者与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一样，很大比例来自产业界。例如，1985年第一届获得者就有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与沃兹尼克。这种学术界与产业界无差别的荣誉授予机制，促进了两界之间的人才流动与合作。 3 中科院计算所科研合作模式的转型实践通过上述合作模式，美国的学术界与产业界形成一种融洽氛围，既有相互尊重又有互惠互利，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共同推动了技术的发展。相比而言，中国的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却存在明显的隔阂。如何消除这种隔阂、形成中国学术界与产业界良好合作模式成为科研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压力，这要求更多科技力量投入到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事实上，中国的产业界对前沿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强。以华为公司为例，2015年营业额高达3900亿元、净利润370亿元，研发投入达到600亿元，已经成为世界级科技公司，一些技术处于全球领跑者的地位，这使华为有更强的掌握前沿核心技术的需求。国内互联网企业也是拥有与国际一流企业相当的30%左右的高利润率，具备了探索前沿新技术的经济基础。 3.1 中科院计算所与华为公司合作进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科院计算技术所（简称“计算所”）在孙凝晖所长的带领下又一次率先走上了转型之路，积极探索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科研模式。2011年9月，计算所与华为签订了为期5年的“计算所-华为联合实验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ICT（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开展长期战略合作，引领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这是计算所历史上与企业最大规模的合作，也是华为历史上与学术界最大规模的合作。因此，双方其实也肩负着探索中国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新模式的重任。经过5年的合作，计算所-华为联合实验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产生了300余族专利，围绕第三代数据中心（DC 3.0）的核心技术，在系统架构、软件定义体系结构、消息式内存、一体化存储、网络、操作系统、异构/并行编程等方面进行了专利布局，为华为积累了一批核心技术，一些技术已经在华为产品中应用落地。联合实验室在计算机系统研究方面发表 70余篇国际论文，两次联合向全球发布白皮书，推动华为融入国际学术界；同时也为华为输送40余位高水平人才，包括近30位博士毕业生。联合实验室的成果得到华为内部各方的认可。因此，在第一期战略合作结束后，双方于2016年底又续签了新一轮5年的“计算所-华为联合实验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2 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模式探索然而，计算所与华为的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多次挫折与困难才逐渐寻找到彼此能接受的方式。在合作初期，彼此预期都很高。但在实际推进中，由于双方在组织方式、单位文化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导致合作过程中分歧越来越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计算所的定位为面向中长期的研究，对于这一点华为高层非常认可。任正非曾在多个场合强调公司要“加大研究经费投入，面向长远，围绕创新方向重新开辟新的合作模式，锁定教授长期合作”。于是联合实验室一开始的目标是面向5-10年的中长期研究为主。但是华为内部流程和考核机制尚未做出相应的调整，仍然是结果导向。因此，华为的中层与基层员工对短期可交付的合作结果更看重，更希望看到有短期效果的合作研究。另一方面，双方对研究成果的价值判断存在不一致。例如，在专利申请方面，由于双方人员在背景知识、前沿动态、业界需求等方面各有长短，往往会导致对同一件专利的价值存在不同的看法。计算所的科研人员认为一些创新性想法属于高价值专利，但华为人员从企业需求角度出发不予认同，经常导致双方在专利评审过程中各持己见、僵持不下。这些分歧导致联合实验室在运行3年后，不得不在2015年4月暂停所有研究项目。之后，双方用半年时间总结与反思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三点调整方案。（1）调整项目预期产出周期。项目设置80%为演进技术型项目（3年见效果）、20%为颠覆型项目（5-10年出成果）。而此前联合实验室设置5-10年的颠覆性技术为主，增加了华为对接方的内部评审压力。（2）调整技术组织模式。按照系统和产品维度来组织研究内容，充分利用华为现有系统或产品，攻克其中的一些关键点技术。相比而言，此前联合研究按“ 973”项目形式组织，学术化惯性大，各课题都追求颠覆式创新，且课题之间相互依赖，这也导致整体进展未能达到预期。（3）调整资源整合方式。华为内部重新调整，形成跨部门项目组，扩大合作项目在公司内部的资源调动能力。而此前除了与计算所直接接口的部门，华为内部其他部门对合作项目了解不够，需求和技术的对接不充分。 2015年10月，调整后的计算所-华为联合实验室启动新一轮7个研究课题。如今这一期研究课题已经完成第一轮验收，华为各方对调整后的合作模式与研究产出均非常认可，这也促成了华为与计算所签订新一轮5年的联合实验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4 结语纵观历史，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过程产生矛盾，也许是合作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事实上，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企业密切联系也是在经历了多次失败的探索后才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末，斯坦福大学曾经和企业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合作，当时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教师发明了微波电子管，美国斯佩里公司看中了其市场前景，支付经费联合产业化。但在合作过程中，公司完全掌控了实验室，粗暴干涉实验方向、强制加快实验速度、甚至限制教师学术论文的发表，最终双方不欢而散。这样的例子给我们很多警示与启发。在经历了调整后，计算所-华为联合实验室已经焕发新的活力，但也远未达到理想模式，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仍有很多地方需要磨合与改进。不过，经历了此前的总结反思过程，双方管理层建立了一条有效的沟通渠道，相信能更好地应对未来合作中遇到的问题。最后，希望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能为其他单位在中国探索更好的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合作模式提供一些启发与帮助。作者简介：包云岗中科院计算技术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进计算机系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华为-计算所联合实验室执行负责人/技术委员会主任。2003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2008年获中科院计算技术所博士学位，2010—2012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主要是计算机系统结构，研制的访存监控系统、DMA优化技术已经在Intel、华为等国内外企业应用。在云计算数据中心领域的软件定义服务器新架构（PARD）研究入选华为全球合作五个代表性成果写入华为2015年报，受邀参加2015年国际计算机顶级Dagstuhl Seminar（达堡论坛）。在计算机系统国际顶级会议期刊发表30篇论文，曾两次获中科院计算所优秀论文一等奖，获2013年“CCF-Intel青年学者”奖，2016年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特邀讲者。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理事。; 个人分类: 科研点滴|12616 次阅读|7 个评论

如何跨越学术界与产业界的鸿沟: 热度 2 fanglide 2015-5-4 19:23; 最近总听企业说人才匮乏，而高校的大批高学历、高职称的科研人员，却很少有适合企业的合作技术与项目，有人说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有一道鸿沟。的确，是有一道鸿沟，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跨越这道鸿沟？恰好近日读了一本书《卡文迪许实验室-现代科学革命的圣地》，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严康年研究员著，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详尽介绍了卡文迪许实验室创建的社会背景、发展过程、不同的实验室负责人的发展思路，总结了实验室的成功经验。书中对该实验室的建设背景的分析描述与我们今天有很多契合之处，其成功的经验与做法或许值得借鉴。 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但是回顾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人们发现英国近代的技术革命靠的是作坊和手工场中的作坊主和技术工人，我们熟知的瓦特蒸汽机、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都是工匠出身，科学家只是个别的、间接的起了些作用，科学技术和产业明显脱节。当时英国的科学界都以牛顿为榜样，把理论和数学当作唯一令人羡慕和向人夸耀的治学道路，自恃清高和显示水平，却把技术视为卑薄小技而不愿去做，这与产业的需求大相径庭，而向英国产业革命学习的法国和德国，注重科学技术应用与实验物理技术，使世界科学的中心逐渐转向法国和德国。因此，英国的学术界呼唤改革，要重视从生产与实验中发现问题，然后再寻求理论处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英国政府也认识到教育体制与国家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1871年，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成立了，该实验室引领英国的学术界开始重视应用技术科学，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卡文迪许实验室建立100多年来，共产生3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足以说明其在科学技术研究以及社会贡献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回到最初的问题，如何跨学术界与产业界这道鸿沟，最关键的是政府引导，改变大学的科研评价体系，注重科研的社会贡献力评价，而不是光看论文数量，以及发表杂志的分区等，让大学重视生产实际，从实际中发现问题，提炼出科学问题进行研究解决，从而产出更能促进工业技术进步的科研成果。; 个人分类: 改革|2036 次阅读|2 个评论

系统生物学目标何在？: 热度 1 benlion 2014-12-30 04:02; “Anyone who has never made a mistake has never tried anything new.” --- Albert Einstein 经历 1983 年到 1993 年科学方法论和 1992 年到 2003 年概念、理论与方法阐述，而又 2003 年到 2014 年人文精神的探索，系统医学与药物学 – 系统遗传学与系统生物工程，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宇宙，包括，外在物体和内在心灵 2 个时空。从天体系统、生命系统（及人的社会）到人工系统（文化知识和商品器物），构成客体（天然和人工）的硬件与信息（心理和文化）软件等。生物系统，包括，遗传信息的软件和分子网络的硬件。生物系统机理与人工生物系统设计，包括，疾病的病理发生和药物治疗的机理，以及微量和精确检测与分析，介入与工程医学治疗方法和技术等。药物分析与新药发现，以及生物制药、生物能源和人工智能等，包括，细胞工厂和生物计算机的开发等。然而，实验室技术和制造技术是关键。经历 2009 年 -2013 年，目前，已经开发了一套全新的技术系统，面临的就是如同 20 世纪 90 年代的理论和概念、方法等提出时的现象，就是必须得到国际产业界的接纳。 - （博客日记） -; 个人分类: 201415|1607 次阅读|2 个评论

浅谈产业界与学术界的合作研究: 热度 11 iKnow 2014-5-18 09:15; 【注：本文已发表在 2014年第5期《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最近网络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微故事：“某企业引进了一条香皂包装线，结果发现经常会有空盒流过。厂长聘请一个博士后花了200 万设计出一个全自动分检系统。一个乡镇企业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民工花90 元买了一台大电扇放在生产线旁，一有空盒经过便会吹走。”这个微故事不断出现在笔者的视线中，想必在网络上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引起了共鸣，所以大家争相转发。平心而论，大多数人的内心其实是崇尚知识的，而用这个故事来揶揄以博士后为代表的科研人员，也许更多的是想表达对国内科研现状的不满。其实在国内不仅是普通民众对学术界不认可，即使在同一领域，产业界与学术界之间也存在明显的隔阂，这在信息技术领域似乎尤为突出。产业界认为学术界的研究是自娱自乐、毫无用处，纯粹浪费国家资源，而学术界则认为产业界的研发是山寨复制、水平低下，没有技术含量。相比较而言，美国信息技术的产业界与学术界则融洽得多，既相互尊重又互惠互利，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共同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中美两国产业界与学术界关系的巨大差异，我们不禁会产生很多疑问—— 美国是否也经历过中国这样的阶段？他们今天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美国的产业界与学术界之间是如何分工合作的？中国该如何改变产业界与学术界的关系？美国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借鉴？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谈一下笔者的个人观察和粗浅看法，由于一个人的视角有限，难免有片面与不当之处，所以希望抛砖引玉，能引起更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的探讨，为改善我国信息技术领域产业界与学术界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建言。一、美国学术界的探索美国的学术界在与产业界互动过程中的分工是比较清晰的。为产业界输送人才是学术界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从美国高校整个范围来看，实习生模式是连接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一种最普遍而又有效的方式，几乎所有学校都允许和鼓励学生到企业去实习。但是每所大学在具体的人才理念、培养方式、流动模式等方面又有所不同，或者说是各具特色。于是不同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会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点，比如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更喜欢创业，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则更热衷于攻克技术难题。这些模式是各大学不断探索逐渐形成的。斯坦福大学的硅谷之路【1】今天的硅谷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信息技术中心，是产业界与学术界有机融合的典范。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诞生和崛起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20 世纪60 年代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特曼的天才创意——将1000 英亩校园象征性地廉价长期租给企业，才奠定了今天硅谷的辉煌。然而，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也是在经历了多次转型和探索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斯坦福大学成立于1891年，在最初的几十年效仿了欧洲大学的“象牙之塔”理念，认为大学应该从事高雅的、形而上的研究，而开展应用研究则被认为是功利的、物欲的。二战期间，斯坦福大学调整了办学理念，认为大学不应当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而应该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机构，于是斯坦福大学积极参与美国联邦政府与军工企业的一些科研项目。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毕竟大学和企业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双方的做事方式与文化也有很大区别，所以在合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矛盾。比如在20 世纪30 年代末，斯坦福大学曾经和企业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合作。当时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教师发明了微波电子管，美国斯佩里公司看中了该技术的市场前景，支付经费希望联合产业化。但在合作过程中，斯佩里公司完全掌控了实验室，干涉实验方向，强制加快实验速度，甚至限制教师发表学术论文，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这次失败的经历促使斯坦福大学反思到底该如何与企业合作。二战结束后，斯坦福大学开始探索建立新型的与政府和企业需求直接对接的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体制，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表1 列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措施，比如调整薪水，热门专业教授的薪水可能是冷门专门的两倍。这些措施的目标是让各个院系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外部企业资助，但这引起了抱怨——“办大学像办公司，教授都成了雇员”。不过，这些改革措施为斯坦福大学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硅谷的企业和斯坦福大学也实现了深层次融合。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创办的信息领域的公司包括惠普(HP)、思科(Cisco)、谷歌(Google)、雅虎(Yahoo)、威睿(VMWare)、贝宝(PayPal)、英伟达(NVidia)、硅谷图形公司(SGI)、MIPS、升阳(Sun)、邻客音(LinkedIn)、网飞(Netflix)、罗技(Logitech)……，还包括已跨入可穿戴设备产业的耐克(Nike)。2012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每年创造2.7万亿美元的收入【2】。尽管“2.7万亿”这个数字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但斯坦福大学确实在以其独特的方式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 “斯坦福- 硅谷”模式是否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复制？这个问题相信有很多人都在研究。我们肯定无法全盘复制，但其理念和一些措施也许值得借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系的业界交流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研究水平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特别是在计算机系统结构方面。该校计算机系诞生了很多推动计算机产业发展的经典之作，例如Berkeley Unix, RISC, RAID,NOW, Berkeley AMP 实验室的Spark。体系结构泰斗、发明RISC 和RAID 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大卫·帕特森(David Patterson) 曾多次提到这些项目成功的关键，其秘诀就是每年举办两届为期3 天的业界交流会。帕特森教授在其最近的文章《如何建设一个糟糕的研究中心》(How to Build a Bad Research Center)【3】中提到，这种交流会使实验室每位成员都有机会与数十位来自业界的专家交流。专家会对项目的各个方面提出建议，这对项目的理解与研究方向的调整非常重要。而在学术界要得到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这种交流会对学生的培养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每位博士生在攻读博士期间可以获得至少10 次交流机会，这不仅有利于推进学生研究工作的阶段性进展，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而且还能扩大学生的社交圈，对他们未来择业有很大帮助。一份针对已毕业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系校友的问卷调查显示，100% 的校友对业界交流会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这样的交流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实行了近30 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使该校的计算机研究始终处于国际最前沿，推动了计算机产业的发展。除了每年定期举行的业界交流会外，帕特森教授在其文章《您的学生是您的财富》(Your students are your legacy)【4】中提到派学生去工业界实习的重要性。帕特森称，当他的学生在寻找研究问题上遇到困难停止前进时，他就会让这些学生到工业界工作6 个月。他们回来之后就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想做什么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这些举措从研究成果与人才培养两方面来看都是卓有成就的，为计算机产业不断输送动力。与斯坦福大学自上向下的设计不同，这些举措并不需要学校层面上的特殊支持，更容易实施与操作，且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对我们国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更大的借鉴意义。美欧主流高校的理念转变大学最早是在11 世纪的欧洲诞生，其办学理念与原则逐渐沉淀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这种理念让大学在朝代频繁更替的历史进程中得以生存并不断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生命力的社会机构。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创办于1096 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剑桥大学创办于1209年，也有800 年历史。19 世纪初，德国人洪堡创建了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开辟了现代大学新模式，但仍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原则。一直以来，大学注重的是基础学科和纯粹学术的研究，离社会民生需求很远。美国早期的大学如哈佛、耶鲁等，都是模仿欧洲的大学建起来的，也继承了这些办学理念。如今许多世界著名大学的理念发生了转变。2011 年，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教授在哈佛建校375 周年之际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哈佛的新治校理念。福斯特校长认为，“终生的学问始于学校，终于社会”，大学不再是“象牙之塔”，而应该服务于社会。为此，哈佛大学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践行这一理念，比如创建了一个新的工程和应用科学院，加强应用技术研究；2011 年又筹建了创新实验室(ilab)，鼓励教授、学生参与创业。其他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参与创业的教授与学生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在课程设置上也相应地有所改变。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的辛格教授(J.P. Singh) 开设的“技术、商业与市场的跨界创新”【5】课程会邀请很多风投专家、技术专家和有创业经历的人士为学生介绍技术发展趋势、管理方法、创业经验等。欧洲的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理念也有转变，比如剑桥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主任安迪·霍珀(Andy Hopper) 教授极力推崇科学家与企业家结合的模式。霍珀教授身体力行，曾与人共同创办过13家公司，其中有3 家公司已经上市，包括如今可比肩英特尔的ARM 公司。霍珀教授在管理实验室时鼓励研究人员创业，并引入新的管理模式，例如实验室项目的优先级会根据商业前景来动态调节，提出和实施共同财富创造框架(mutual wealth creation framework) 等。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在这些理念的贯彻下，在过去几十年研制出了ARM、Xen等对计算机产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技术，也诞生了200 多家企业，霍珀教授本人则被英国广播公司誉为“英国计算机历史中的一位偶像级人物”。这些理念的转变值得学术界思考。一方面，国外顶尖大学的顶尖教授与工业界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些顶尖教授几乎都创办过公司或在一些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或首席技术官职务【6】。另一方面，许多大学教授在学术休假期间会选择去企业工作，其中有不少最终选择留在企业。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道格·伯格(Doug Burger) 教授和凯瑟琳·麦利金(Kathryn McKinley) 教授便先后去了微软研究院。而哈佛大学的马特·威尔士(Matt Welsh) 教授在学术休假期间到谷歌工作了一年后，决定从哈佛大学辞职留在了谷歌。纵观历史，人类的研究活动越来越多地从探索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向利用客观规律的技术研究倾斜，而记录重大技术突破的技术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选择史。这个观点对于计算机这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而言尤其突出。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除了少数发现客观规律的计算机理论工作外，对于绝大多数计算机系统与应用技术而言，市场才是检验其价值的核心标准。二、美国产业界的努力美国的产业界对基础研究与前沿研究非常重视，除了产品研发，很多企业还专门设立了从事基础研究与前沿研究的实验室。这些研究院与实验室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提供了技术储备。但企业内部的小循环并不能让整个产业持续发展，因为推动整个产业发展不仅需要单项技术进步，还需要整个技术生态环境的支持，这包括大量的科研人员和足够的科研投入。而培养人才与开展研究正是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责，因此产业界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与学术界的联系，并不断探索新模式来加强这种联系。 SRC：企业社团模式 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美国的半导体工业的发展进入了瓶颈期，一方面ATT、IBM、施乐、西屋公司、通用电气等大公司由于经费紧张，已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维持大规模的企业实验室，因此都大幅削减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这导致美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份额和竞争力不断下滑。另一方面，因为集成电路的设计和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而联邦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却不断减少，导致只有很少的大学开展半导体相关的研究。1982 年，全美上千所大学中只有不到100 位教授和学生从事半导体相关的研究【7】，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前景一片灰暗。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有“硅谷市长”之称的英特尔联合创始人之一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 挺身而出，在1982 年给了拉里·桑尼(Larry Sumney) 一张个人支票，委托他负责启动半导体研究社团(Semiconductor Research Corporation, SRC)。该社团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其目标是定义半导体相关的研究方向、探索重要的潜在新技术、引导大学培养半导体研究方面的人才。半导体研究社团的运作方式很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但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加盟企业的会员费以及政府、军方的部分支持。在半导体研究社团成立之初，其会员主要有IBM、英特尔、摩托罗拉等11 家企业，如今已经发展到20 多家。半导体研究社团负责收集企业的研究需求，并反馈到大学。大学教授则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与优势向半导体研究社团申请经费，一个项目几十万美元。例如，2011 年，多家企业因为对集成系统设计有研究需求，于是向半导体研究社团提交了一份3 页长的白皮书，其中包含多核片上系统(system on a chip, SoC) 设计、系统功耗优化等5 大类35 个具体研究需求。大学教授可以根据该白皮书向半导体研究社团提交与这些需求相配的研究申请，半导体研究社团将会邀请专家对项目申请书进行评审，择优资助。在具体项目管理方式上，半导体研究社团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制定相应的研究计划，每个研究计划包含5~6个研究中心。笔者在普林斯顿大学时开展的PARSEC项目就得到了半导体研究社团的资助，隶属于FCRP(Focus Center Research Program) 研究计划中的GSRC(Gigascale System Research Center) 研究中心【8】。图1 左侧列出了参与GSRC 的大学教授，这些教授几乎都是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等顶尖大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教授在项目结束后退出，同时又会有新的教授加入。以GSRC 为例，该研究中心启动于2008 年，2013 年结束。5 年期间共有来自25 所大学的84 位教授、561 位学生参与。GSRC的主管是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沙拉克·马利克(Sharad Malik) 教授。在他的精心组织下，GSRC 的教授与学生几乎每周都可以通过网络视频会议系统WebEx 参加学术报告，了解其他研究小组的最新研究进展。此外，GSRC 每年还有两次为期3 天的面对面交流会，会上各个大学的教授都会带领学生参加，同时还有很多企业代表参加。在过去5年，GSRC 一共发表了3318 篇学术论文，12 项专利获得了授权。参与资助的企业会员不仅可以共享这些研究成果，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学生加入企业。半导体研究社团自成立以来不仅向学术界累计输送了来自产业界的超过20 亿美元的研究经费，而且还帮助产业界将需求及时有效地反馈到学术界，引导了学术界的研究方向，培养了大量半导体技术人才。20 世纪80 年代初全美高校不足100 人参与半导体研究的尴尬历史一去不复返。在过去30 多年间，半导体研究社团累计资助了上万名高校的学生参与半导体相关的项目，任何时候都有1200~1500 名学生参与到半导体研究社团项目中，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博士生。正是由于半导体研究社团在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扮演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推动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2005 年美国联邦政府授予半导体研究社团美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国家技术创新奖章(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企业联合资助模式企业联合资助模式是一种定向资助模式，一般由若干公司联合起来直接资助某个大学的实验室，资助的力度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例如，2007 年3月，英特尔与微软宣布联合出资2000 万美元，分别资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并行计算实验室PARLab”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通用并行计算研究中心UPCRC”开展多核并行计算方面的研究工作。2011 年2 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来自亚马逊、谷歌和SAP 的联合资助，成立了AMP(algorithm, machine, people) 实验室，开展面向数据中心与大数据挑战的研究。此后，AMP 实验室又吸引了包括苹果、微软、脸谱、雅虎、英特尔、三星和华为等十几家企业的资助。企业联合资助模式更像是一种捐赠模式，企业会对被资助的实验室提出一些要求，比如研究人员投入力度、相应的匹配经费等，也可以分享研究成果。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从实验室角度来看，既获得了经费又保留了学术自由度以及成果的支配权，这样可以吸引更多更好的学生加入，开展一些富有挑战的研究项目；从企业角度来看，通过这种方式与顶尖实验室建立密切的联系，可以参与到实验室的研究过程和交流活动中，提供前沿需求信息，及时反馈实验室研究工作中的不足，分享实验室研究成果，同时还有利于从这些顶尖实验室招募到优秀的毕业生。比如，资助AMP 实验室的企业会被邀请参加实验室内部每年两次为期3天的交流会，而实验室的毕业生也大都去了这些企业工作。开源社区模式近年来，开源已成为越来越流行的开发模式，世界各地的开发者根据自己的兴趣逐渐形成各个开源社区，比如Linux 开源社区、Hadoop 开源社区等，促进了技术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开源社区，如雅虎发起和推动了Hadoop社区，IBM 投入了很多资源到Linux 社区。而脸谱更是打出“开源一切”(open source everything)的口号，公开了一系列内部项目，包括关于数据中心设计的开放计算项目(open compute project)、NoSQL 数据库Cassandra、数据仓库平台Apache Hive等。企业开源对学术界有很大的吸引力，能吸引大量的科研人员参与到开源项目的完善和优化中，实现双赢。一方面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可以从开源项目中找到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做出好研究、发表好文章或找到好工作；另一方面，企业也能从大学研究成果中直接受益，将学术界提出的优化方案应用到产品系统中，同时还能吸引参与开源项目研究的博士生毕业后加入到企业。华人学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张晓东教授就是参与开源项目研究的典范。他的团队通过对Apache Hive 存储系统的研究，发现了其低效存储的根源，提出了RCFile优化技术，该技术很快被脸谱采用，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应用到产品中。张晓东的团队也因此在VLDB、SIGMOD 等顶级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参与研究的学生在脸谱工作期间也得到了可观的收入。对于脸谱而言，他们的系统性能得到了大幅提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发表了顶级论文，吸引了更多博士毕业生加入企业，提升了企业的技术竞争力。这些正是得益于脸谱的开源计划。其他传统模式产业界与学术界之间的互动，除了上述新兴模式，还有不少传统模式： 1. 很多企业设立一些面向大学教授的研究资助项目(faculty research program)，大学教授可以向企业提交项目申请，通过评审后能获得资助。这些项目经费额度并不多，往往只有几万美元，但企业对项目管理很宽松，教授在研究内容与经费支配上有很大的自由度。 2. 很多企业将一些最先进的产品免费捐赠给大学实验室，希望实验室能基于这些产品开展研究。例如，英特尔推出众核芯片Xeon Phi 后，向普林斯顿大学李凯教授的脑科学课题组免费提供了60 颗Xeon Phi 芯片以及一批配套的Xeon 芯片，用于搭建一个基于Xeon Phi 的机群系统；英特尔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并行计算实验室提供一套搭载了支持硬件缓存划分的Sandy Bridge处理器原型系统，用于评估缓存划分效果。这些实验芯片对研究非常有价值，但在市场上却买不到，所以基于该实验芯片的相关研究成果很快发表在2013 年度的国际体系结构顶级会议ISCA 上。 3. 企业面向大学招收实习生。学生在企业实习的过程中可以直接接触企业的前沿需求，从而反馈到学术界。当他们回到大学后，很多人还是会继续开展与实习相关的研究工作。三、中国的机遇笔者相信本文开篇的“博士后与民工”的故事是杜撰的，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产业升级，大多数企业是相信知识的力量、尊重知识的。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对前沿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强。以华为公司为例，2013 年营业额高达2400 亿元，利润为210 亿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通信公司。华为的4G 产品已经在全球占有最大市场份额，而对于5G 通信技术，更是处于全球领跑者的地位，这使得华为有着更强烈的掌握前沿核心技术的需求。国内互联网企业拥有与国际一流企业相当的30% 左右的高利润率，具备探索前沿新技术的经济基础。事实上，国内的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合作已经越来越密切了，合作的模式也愈加丰富，很多企业也在尝试与学术界的各种合作模式。例如，华为公司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达成了合作协议，华为投入研究经费资助计算所研制面向云计算的高通量数据中心技术；腾讯公司不仅通过中国计算机学会设立“CCF- 腾讯犀牛鸟科研基金项目”，还出资3000 万元与清华大学成立联合实验室；而淘宝公司则一直在积极地推动开源社区的发展。与国外相比，国内学术界的观念转变似乎稍慢一些，科研人员很少主动与产业界交流。这种局面的打破需要科研人员与企业多交流，多向企业请教，多与企业合作。只有更深入地了解企业，科研人员才能获取真正的产业前沿需求，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有影响力的研究工作，才能赢得企业的信任与尊重，通过更广泛深入的合作研究，共同推进信息技术发展。参考资料：【1】《南大教授龚放谈斯坦福大学崛起之路：从象牙塔走向社会轴心》，南京大学新闻网，2012年2月27日。【2】 http://blogs.wsj.com/digits/2012/10/24/study-stanford-entrepreneur-companies-generate-2-7-trillion-in-revenue-annually/。【3】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 57 No. 3, March 2014。【4】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 52 No. 3, March 2009。【5】 Princeton Computer Science 448, Innovating Across Technology, Business, Markets, J.P. Singh。【6】包云岗，谁推动了信息产业发展？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2012年9月。【7】SRC: Celebrating 30 Years, 2012。【8】 https://www.src.org/program/fcrp/gsrc/; 个人分类: 科研点滴|38041 次阅读|10 个评论

需要有“混血”，尤其是从产业界回到学校的血统: 热度 2 liwei999 2011-10-8 09:08; 需要有“混血”，尤其是从工（产）业界回到学校的血统。作者: mirror (*) 日期: 10/07/2011 20:03:38 洋人的学校有这样的渠道，而国人的几乎没有。尤其是隔着个科学院研究所的体系，教育上的缺陷很大。研究所不与学生打成一片，那就只有老化了。教师要年轻化，学生要成熟化。所谓成熟，不是说要硕士一年级的有多么“老成”，而是说心态。这个心态，除了极少数人，并不是能天然具有的，而是 “被给” 的、“被授予”的。独生的孩子总是长不大。但是一个孩子当了哥哥姐姐、有了弟弟妹妹，就是“被长大”了。科学院的研究生院的学生就没有“被长大”的环境和条件。有了低年级的学弟学妹，硕士一年级的也自然要“被长大”。这就是研究生院要办在大学里的道理。又有些“跑题了”。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个人分类: 镜子大全|2921 次阅读|3 个评论

遇见一位在产业界的老先辈谈论企业的研究话题: liwei999 2011-1-12 17:28; 遇见一位在产业界的老先辈谈论企业的研究话题。 (530 bytes) Posted by: mirror Date: January 11, 2011 07:26AM 企业对研究的理解是对所需要的东西、在需要的时间内能给予解决。因此企业中的研究人员不大可能对某个课题依照自己的喜好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是在企业里的研究人员必须对某些感兴趣的课题保持关心，说服上司让自己继续作者方面的研究。这个说服不单是说，而且要通过对企业的持续的贡献来证实这一点。这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大学方面、研究单位也不要过分地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企业方面对这样的说法比较反感。因为企业推出一个新产品、能被市场接受、赚到钱，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因子的作用，还要有很多很多其它的因素，很多很多其它方面人士的努力。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1,75204,75204#msg-75204; 个人分类: 镜子大全|2373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产业界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