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人类学

科学范式与企业模式 - 机器化时代

benlion 2020-8-24 19:29

- 人类与生物（生态与物态）和机器 人类史 – 从农业起源到城市形成，从手工业作坊转换到机器化工业，以轴心时代一神教和三大哲学的奠基为坐标系，之前是技术和数学与文字发明，之后是工程与 艺术 和科学发展。 从大航海时代到火星计划时代，建立了宇宙 - 物理科学、人类（心理） - 社会科学、生物 - 医学科学和机器（硬件和软件） - 人工科学的知识体系（数据库），形成了材料、能源与信息技术的制造工业与设计艺术，发展了建筑和交通与通讯、农业和医疗与传媒的产业化体系。 (人类学和生物学与机器学) 经历了蒸汽机与内燃机、电动机与发电机、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工业革命，形成了小科学、大科学和工业化科学模式，建立了金融机制与大学和公司的企业运作模式，进入了人工智能与纳米机器和生物工业的时期，并将带来行星际文明的发展。 附 - 二十世纪震惊世界的 发明 - 以色列 与 硅谷 和中国创新型驱动发展模式 - 科学 新发现 与走进 银河系 。 --- （ 2011 年 -2020 年网络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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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人类学

kellypcyy 2020-3-28 03:09

若干年前 王法辉老师 在华中师大开课，虽然课程主要面向华师的研究生，但也吸引了不少对门武大的学生参加，作为已经工作几年的老师，我混进学生队伍，得以一睹名师风采 。这位当时穿着紫色衬衫的帅哥老师在第一堂课自我介绍的时候，提到他在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的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任教并担任系主任，或许是注意到一些同学疑问的眼光，他解释了为什么地理学和人类学在一个系，不同学科老师们研究的特点等等。具体细节如今已然淡忘，当时只是觉得自己作为人类一员，除了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似乎不会和人类学有怎样的联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之前的研究 与人类学有什么关系。 去年有幸入选了武汉大学青年拔尖人才出国研修计划，到剑桥大学开展合作研究 ，研究主题为人类世土壤安全与可持续发展（soil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Anthropocene）。期间通过日常交流与成果介绍，得到了Apthorpe教授的推荐，为原计划于今年夏天在伦敦召开的人类学与地理学 联合会议 Anthropology and Geography: Dialogu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撰写其中一个panel: Soil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Anthropocene的call for paper 。此次大会强调地理学与人类学的学科交叉与对话，侧重两门学科近期所共同关注的新兴议题，例如digital media, geospatial mapping, and satellite photography。尽管前不久接到大会通知会议因疫情影响将会改期，但也可算是我在这一交叉领域迈出的一小步。今天收到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的 Assistant Director 邮件“ I am pleased to inform you of your election as a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at our Council meeting today. ” 深感仍需努力工作 以 live up to my reputation. 王老师在GIS领域有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有不少学者都得到过王老师的指导，是其指导的研究生，或在他那访学。王老师的课程风趣幽默，能把复杂的方法讲得浅显易懂，从思想到算法再到案例都娓娓道来。 笔者2007-2012年在江西乐安江流域采集水土样本，走访调研流域内（上游至婺源，下游到鄱阳湖）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以及 对 当地/上游采矿加工业环境影响的认知，在采集数据的基础上做些物理化学实验（河流近地高光谱的实地量测和水土样本实验室元素分析等）、遥感影像解译、空间数据分析、 三维可视化制图 及污染物传输空间推理等工作。 特别感谢张洪艳和袁强强两位优秀年轻教授的帮助以及剑桥大学Fennell博士的邀请。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 张甘霖老师 为该专题的主席。张老师在2019土壤地理学术年会做了《新世代 的 土壤学》（Soil science in the New Epoch）的精彩报告，是我撰写以下内容的重要思想来源，在此感谢张老师的学术分享与学科引领；另一思想来源则是Global Soil Security 一书，我曾将该书作为土壤地理学本科教学的阅读材料，让武大地理与土管专业的本科生分组阅读和讨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Panel AN05 Soil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Anthropocene https://nomadit.co.uk/conference/rai2020#8881 There has long been a historical link between soil and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Anthropocene, humanity has become a more dominant force influencing the pedosphere than its natural counterpart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Global soil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ave been threatened by soil degradations, which poses great emphases on a synthetical understanding of anthropogenic impacts on soil and its feedbacks. In addition, rethinking the role that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take in soil conservation is vital due to the fact that soil is shaped not only by natural processes but throug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human activities. The ever-increasing sensor data and ubiquitou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visualize the previously invisible and reveal the unknown stories behind human-soil interactions. Thinking spatially and making use of spatially explicit data help to gain insights into human-soil interaction and its effects on soil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is panel encourages interdisciplinary and transdisciplinary studies from both anthropologists and geographers. Topics could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soil conservation, soil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rmer behavior and soil management, the influence of soil on human health, digital soil mapping, soil sensing, soil forensics, pedodiversity and SUIT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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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中国易学第二十九章1》忧患意识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kyotosizumoto 2019-10-16 08:17

《中国易学第二十九章1》忧患意识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易学预测学的哲学人类学考察（中）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周易》卦爻辞中体现出来的对兆辞吉凶的畏惧，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忧患意识。它在哲学上有其独到的意义和价值：卦爻辞是人的理性意识崛起的反映。而这一理性意识的核心乃在于西周文明对以往的天命鬼神观念发生怀疑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那种深沈而痛苦的忧患意识。在这一忧患意识作用下，西周文明打着“皇天无亲，唯德是哺”、声称“天命靡常”……这就从神权观念上打击并动摇了殷商文明所固有的那种神权意识上的优越感。正是这种反传统的意识才是《周易》卦爻辞中宗教化而又理性化的哲学内涵。有些学者甚至主张《周易》之学的核心就是“忧患之学”。 一、忧患意识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忧患意识这一概念，首先见于《易传·系辞》：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作为哲学意义上的忧患意识，正是在上述观点中，经《系辞》作者之手阐发出来。由于《周易》是以吉凶悔吝来告诉人们所占之事的吉凶，所以，吉利的卦爻辞必然给人以“如行坦途，如逢春阳，气象和乐，其辞于易，示人以所以之得且古也”的效果。相反，凶吝的卦爻辞却使人感到“如涉风涛，如履雪霜，气象凛栗，其辞艰险，示人以所以之失且凶也”的恐慌。因此，反映在《周易》卦爻辞中这种对凶吝象辞的畏惧和担忧也就成为作《周易》者的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例如：“困卦”六爻中讲凶的爻有初六的“臀困于株木”，九二的“困于酒食”，六三的“困于石”，九四的“困于金车”，九五的“困于赤绂”，上六的“困于葛”。这些象辞的凶吝兆示也就使占筮的人，在占筮之前则担忧倍致；占筮之后，又惊恐不安。但由于《系辞》作者和《周易》作者所处时代和思想意识的差别，这使《系辞》作者对忧患意识的理解，更多的是从人本身的反思和理性觉悟上着手。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作《周易》的人具有忧患意识，所以才会有《谦》、《履》等九卦讲人的德行和贞操的统一。于是，他在作《系辞》时就要求占筮者要努力从“德”的修行来完善自己。否则，就是求得了吉卦也不会有结果。比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的穆姜夫人之占的情况正好说明了这朴对“德”的要求： 穆姜死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十二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 在穆姜夫人生活的那个时代，认为人处忧患之中，如果有德，则可以无咎。反之，既处忧患之中，又自取恶，“能无咎乎?”穆姜夫人的观点和《系辞》作者所讲的九卦为修德之本的观点都是产生在社会动荡不安，生命朝不保夕的局面下，他们对忧患意识的理解也就历史地限定了他们只能通过人本身的反思和内省(理性觉悟)来达到避凶就吉的目的。从《周易》卦爻辞产生时代人的理性意识的崛起到《系辞》中对人自身道德修养的反思，这一漫长的哲学意识的发展过程正反映了易学从神学向人学的过渡。尽管《系辞》作者对忧患意识的理解有着该时代的哲学特征，但是从他对这一问题的移位的阐述中，凭借着三百八十四爻的具体内容，还是可以由此找到这一意识的原型。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启示我们，人类所具有的一些对未来的忧患心理和远古时代禁忌制度有着直接关系。弗洛依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认为： “禁忌”(Taboo)是表示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件东西或一种暂时性的情况，它们具有这种神秘力量的传导作用或者本身既是这种神秘力量的来源。同时，它也常代表了由这种事物禁忌预兆所产生的禁制。最后要说明的是，这个名词的内涵系包括了“神圣的”和“超出寻常”的及“危险的”、“不洁的”和“怪诞的”等意义。 禁忌制度所造成的那种遵守禁忌制度的文化传统为《周易》卦爻辞中兆辞和象辞的关联提供了一种主体上的适应程度。由于这一制度的稳定化，亦即它的风俗化，产生了和它相适应的宗教思想。顾颉刚教授曾经认为： 按易学实是求因之学。看见一凶事，就考察它凶的来源；以后碰得这个来源时，就想法子去避了他。所以说负且乘，致寇至；弑君王，匪一朝之故，由于不早辨；履霜，坚冰至；终日乾乾，夕阳若厉，无咎，自有驯致的理由等话。 上述诸说的核心就是：凶兆或风俗的形成和禁忌制度有着血缘关系。关于禁忌制度，它是图腾制度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岑家梧先生在《图腾艺术史》一书中总结了它的四个特点，即： （一）原始民族的社会集团，采取某种动植物为名称，又相信其为集团之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二）作为图腾祖先的动植物，集团中的成员都加以崇敬，不敢损害毁伤或杀虫剂生，犯者接受一定的处罚。（三）同一氏族集团的成员，概可视为一完整的群体，他们以图腾为共同信仰。身体装饰，日常用具，住所墓地之装饰，也采取同一的样式，表现同一的图腾信仰。（四）男女达到规定的年龄，举行图腾入社式。又同一图腾集团内的男女，禁止结婚，绝对的行外婚制。 图腾和禁忌制度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在氏族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在我们看来，《周易》卦爻辞中的“凶”及其与之相类似的同一性质的兆辞也具有禁忌的特征。可以说，《周易》卦爻辞中凶兆所反映的禁忌制度只是在占筮时才发生作用。而作为一种宗教思想的禁忌制度则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无时不在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动。 因此，维护禁忌制度也就成为初民们求得平安和生存的法的尺度。尽管有了禁忌，但是初民们生活在神秘的未知世界，一切自然灾害都会引起他们对自然界的恐惧，并认为是有意识的天对他们的惩罚一—而受惩罚的一个经常性的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已知的禁忌制度的触犯。由此所产生的一个更大的负担则是人们对未知的禁忌事物的恐惧和困惑。与“殷人尚鬼”的那个蒙昧时代相一致的宗教思想还表现在一切处于原始思维时代的部落也都具有这种观念。也即“万物有灵”说。在这些原始部落中，天、地、山、水、树、等世间万物都各有一个乃至几十个主宰的神灵。如中国云南省拉佑族认为厄莎是天神，科泥是山神，厄泥是水神，斯泥是树神等等。《山海经》中认为冯夷是河神，飞廉是风神。余外如夜神、日神、月神等等。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也认为“整个空气里充满着灵魂，我们称之为精灵和英雄。就是它们给人带来梦境以及疾病与健康的征象。”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反映在初民们观念中的对多神的心理上的认同形成了远古时代神职的概念化模式。于是，对神灵的崇拜和恐惧成为禁忌的主要内容。这种沉重的心理上压力造成了不仅需要遵守保种禁忌制度，还要时时地占卜来探求天命鬼神意识：以对天命鬼神的讨好和崇拜来免除因触犯禁忌所造成的灾祸，使其能有一个平安的生存环境。在这种对天命鬼神意识的不停探索中，完善和发展了卜筮。 恩斯特·卡西尔教授在《人论》一书中就这种情况认为： 禁忌体系有着使人的生活成为最终不堪承受的重负的危险；人的全部生存，不管是物理的还是道德的，在这种体系的持续压制下闷得透不过气来。 正是在这里宗教插足了。所以，产生在龟卜意识或灵龟思想时代的畏天命鬼神的心理则突出地表现在对自然界的变幻莫测和对鬼神崇拜的极度恐惧之上。当初民们所面对的自然是—种和其自身行动相异化的自然的时候，人的一切都只是神秘自然界变幻的应和之物，探求天命鬼神的意识成为占卜、特别是殷商占卜的当然和重要的职能。如，卜辞中反映天气的内容： 贞：今日其大雨?七月。 王占日：帝佳今二月令雪?其佳丙?不吉。慧佳庚? 癸亥卜，狄贞：今日亡大飓? 又如，反映农业生产的内容： 甲辰卜，商受年?丁酉卜，宾：羽庚子又告麦? 甲子贞：于下尸刖□? 王大令众人日：□田，其受年?十一月。 再如，反映疾病的内容： 甲辰卜，出贞：王病首，亡祉? 癸己卜，□贞：子渔病目，福告于父乙? 辛未卜，贞：又病，告? 等等。殷商卜辞中所体现出的对具体事物的忧患是以对天命鬼神的恐惧和害怕触犯禁忌制度而受惩罚为中心的。从人的宗教思想形成的阶段性而言，它是《周易》卦爻辞中忧患意识产生的思想基础。相对于《周易》中的忧患意识而盲，它是一种前忧患意识。即人对现实的恐惧在人的情感上的一种反映。前忧患意识，从人的行为本身而言是对禁忌制度的敬畏，而从人的宗教情感而言，则是对死亡和灾祸的恐惧。前者产生于人在自然面前的压迫感受中，后者则导源于人对死亡的困惑而产生的一种对鬼神的神秘和恐惧的双重感受中。前者最大的特点是对具体事物的恐惧，是出自情感的而非出自理性的。从巫术形成的过程来讲，殷商卜辞中的取象是以形而下为主导的，没有抽象成本质属性的象，尽管它也有一定的成象的积淀过程。如果说，禁忌制度是产生在图腾崇拜阶段上的人对自然的畏惧心理，并由此形成了殷商卜辞中的前忧患意识的话；那么，作为建立在吉凶悔吝这一兆辞范畴基础之上的《周易》中的忧患意识则是从禁忌的宗教思想中升华出来的人的理性意识的产物：它是西周初期产生的—种自觉地沟通和理解天人关系的哲学观念的反映。 在《周易》产生之前，禁忌制度在当时的宗教思想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史传周人的始祖后稷就是因姜嫄氏触犯禁忌而生下来的，所以才使后稷遭到“弃之隘巷”和“徙置之林中”及“弃渠中冰上”的结果。作为周民族本身所固有的数字卦筮法，也许这里面有夏易《连山》筮法的部分原型，史传周人是夏人的后裔——这种筮法对远古时代易卦卦画的推导过程和结果是《周易》筮法成立的前提。所以，从殷商龟卜的自然显示到筮法人为推导，这一筮法的成立过程是否符合天命鬼神意识，也是周初的思想家们产生深沈地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前提。理性意识的产生应当应用于实际占筮活动中，随着筮法的完善，龟卜意识中的神秘力量和宗教思想成为理性意识崛起的桎梏。在对待周民族固有的数字卦体系和夏代开始的易学筮法(爻画文明)的功利态度上，“筮短龟长”的卜筮体用观仍然具有独特的判断价值。这是发自巫术上的对《周易》筮法的—种疑虑与担忧——尽管筮法既有“人谋”，又有“鬼谋”，并且龟卜与之相比则只有“鬼谋”，但是周初以一个落后的民族统治殷商王朝，在采用了诸如礼法的损益措施之后，但“殷人尚鬼”的文化心态在那个崇尚天命鬼神的时代里仍然并且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影响，也就必然会形成一种对筮占的本质属性及其功用的忧患。它是人的理性意识崛起之时，以往的灵龟思想和《周易》中的“人谋”意识在初民们的文化心态中进行情感撞击所造成的结果。 《周易》卦爻辞的产生是人的理性意识崛起的反映。而这一理性意识的核心乃在于周人对天命鬼神发生怀疑的基础上形成的那种深沈而以痛苦的忧患意识。首先，殷商时期的天命鬼神观念等神学思想时时影响着周人的革命心理。如商纣王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它迫使周初的思想家们一方面必须编造或灌输一些与商人所自豪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传说相类似的周人祖先神异说、在那个神权至上的年代里，这实在是一种最大胆的欺天行为。另一方面，周初的思想家们对殷商神权思想的反动还表现在他们对人的理性意识的弘扬上，如他们主张“皇天无亲，唯德是哺”，声称“天命靡常”。这就从神权观念上打击并动摇了殷人固有的那种神权意识上的优越感。这种反传统的意识才是《周易》卦爻辞中宗教化而又理性化的哲学内涵。 总而言之，作《周易》者的忧患意识正是通过对兆辞的畏惧和象辞的凶险来体现的。《易传》作者通过忧患意识体悟出德行的重要，而作《周易》却只是看重占筮吉凶的重要，这是二者在理解忧患意识上的区别。而忧患意识在起源上和远古时代的禁忌制度有着血缘关系。而这时形成的只是前忧患意识。从对禁忌制度的畏惧所形成的前忧患意识，到卦爻辞中的忧患意识的形成，这一过程是西周初期产生的自觉地沟通和理解天人关系的哲学观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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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 未来行星际文明

benlion 2018-10-22 22:38

世界系统生物学 O 网页 与合成生物学 - 生命的未来 O 网页 ：开启人造生命时代 O 网页 - 盘点引领未来世界的 18 项新技术 O 网页 - 最新 Science 综述： DNA 编写器和分子记录器的应用（合成生物学大牛卢冠达 Timothy K. Lu 综述） O 网页 - 最新综述：合成生物学与生物电子学的融合 O 网页 旅行到宇宙边缘 网页 - 《星际穿越》 O 网页 初解析 —— 一部空前绝后的史诗科学巨作 O 网页 - 《 2001 太空漫游》 50 周年：一部电影和一整个时代 O 网页 如何捏造科学、历史和宗教 O 网页 - 这不科学？一张图告诉你到底什么是科学！ O 网页 - 人性之恶：玛丽娜 · 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艺术 O 网页 - 人性，是我们和前辈最大差距 O 网页 - 科学，最早的形态就是司法侦探与鉴定了，也是军事谍报与侦查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却总归是有一个真一个假，如何判定，这就是狄仁杰和包拯破案，也就是所罗门判案。 科学，就是如何发现真理的方法！ 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拜偶像，不同的偶像之间彼此打架，造偶像、造假宗教、造伪科学、造伪劣产品，缺乏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只有一个，就是真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不是真理，而是旁观者未必清楚。 科学，就如同破案，搞清楚究竟哪一个说的是真哪一个是假。 科学与法学是同起源，民主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法治社会；然而，搞内斗与反科学，就是捣乱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的国家策略。 像霍金、康德那样仰望星空 O 网页 - 中美科技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O 网页 - 根本差距只有一个：发达社会忙于科技发明创造和忙于科技产业转化，近年来的国内社会却忙于大字报式的撕逼，比如，有一股人性阴暗面冒出来的戾气 O 网页 ，搞伪道德和反科学的历史虚无与种姓主义 - 造偶像的封建迷信。 ​​​ 社会戾气产生的根源 - 在于缺乏信仰，没有仰望星空的胸怀，也缺失了心中道德律 O 网页 的良知。 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 O 网页 - 发现自己的无知 —— 《人类简史》之科学革命 O 网页 - 关于科学革命的十本经典 O 网页 - 科学革命的结构 O 网页 -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与 “ 贝尔纳之问 ” O 网页 - 1983-2017 年的探索与思考：人类学 - 文化教育与管理体制的社会组织行为，构成科学研究与工程应用的发展历程，包括，从手工业作坊发展到科学实验室与规模化工业，经历了第一机器时代的发展，而将进入第二机器时代。 人类社会的农业 - 手工业 - 医疗体系，从自然 - 社会与人工科学的实验与系统方法体系建立，到生态 - 制造 - 医疗综合体的太空城堡设计，经历了物理学三次综合和现代与后现代物理学革命。 生物医学奠基在分类学与进化论的基础上，经历了实验医学 - 经典遗传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世纪之交，而又形成了系统医学 - 系统遗传学与系统生物工程 - 系统与合成生物学的 BSSE 概念、原理和方法体系。 在本世纪，人类社会将发展到行星际文明，进入了生物学与机器学的转化科学与 NIBC 会聚技术 - 揭示遗传机器的机制与纳米机器设计与制造的时代。 人类未来的 “ 诺亚方舟 ”—— 末日飞船 O 网页 - 现实版 “ 诺亚方舟 ” 末日种子库 O 网页 - 15 部经典世界末日电影推荐 O 网页 - 人类在诺亚方舟中 网页 《 2012 世界末日》 O 网页 ，你从未见过末日来临的样子 O 网页 - 如何避免科幻电影里的世界末日 O 网页 - 科幻电影往往是对未来的想象，科学是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而工程是实现梦想的途径。 一个民族要成为星际民族，也就是不能在地球上消逝，就必须发展世界领先的科学与技术，而要发展先进的科学与技术，就必须解决社会的组织机制问题 - 也就是排除来自周边及其文化渗透的危机，即，虚假宗教与种姓主义的影响。 美国 MIT 的创新与创业奥秘 O 网页 - 麻省理工大学 MIT 科技创新思维训练营 O 网页 - 这 20 所大学，硅谷高科技公司最偏爱 ~ O 网页 - 美国硅谷科技创新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O 网页 ​​ ​​ - （ 2011 年 6 月 -2018 年 10 月网络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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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宗教和什么是科学？

benlion 2018-9-27 13:31

时代并不总是一直往前，历史真的会倒退 O 网页 - 从宗教头子到一国之主：霍梅尼是如何夺取伊朗政权的 O 网页 - 数落风尘命飘零：巴列维王朝末代王后从彩色到黑白的人生 O 网页 - 因世俗王朝的经济成就而开始自我膨胀，在 1979 年美国放弃支持巴列维王朝，转而支持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后者不费一枪一炮夺取了伊朗政权而建立了神权政体。 然而，中世纪神权政治与 19 世纪的虚无与神秘主义 - 根源于婆罗门教，在 2004 年海外中文网， 2009-2016 年在国内形成风潮，这两年的分析 - 所谓的完败论与阴谋论，参照伊朗 1979 年前后的历史，以及鸦片战争和中苏交恶的历史。 2006 年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国策，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却发生了神秘学的客观世界只是意念论调和反科学与造偶像运动（作秀和膜拜） - 把历史拉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大量宗教类与道德类视频和文章，却是虚假宗教 O 网页 和伪道德的反知识与神秘主义说教。 西方国家，则是进行了朝阳与夕阳领域的更新换代，采取了技术创新的策略；然而，中国却搞三六九等耽误了创新的时机（见厉以宁 O 网页 和吴敬链 O 网页 的文章）。 帝国兴亡 —— 波斯帝国 O 网页 - 以色列极简史，涨姿势！ O 网页 - 【摩西过红海被证实 O 网页 】考古发现 O 网页 - 希腊人是如何把世界第一帝国波斯帝国从强盛拖入衰落的？ O 网页 - 大秦帝国 vs 罗马帝国，谁更强？ O 网页 - 西方版赤壁之战：罗马帝国的最后希望毁于一把大火 O 网页 - 意大利地名首用华人命名！就是那位给犹太人发 “ 生死签证 ” 的 “ 中国辛德勒 ” 何凤山 O 网页 - 在德国，得到过十块印有泰文的古铜色布料，并谈及中国的春联和与中国过春节放鞭炮类似的习俗。检索 google 之后，知道那可能是指古代以色列北国失去的十个部落（其中有部分到过中国和印度东北部， 2009 年回归了以色列），而南国的两个部落，在公元前几百年波斯帝国，完成了犹太教体系的建立 - 即，旧约圣经。 希腊化时期之后，在地中海的欧洲建立了罗马帝国，在以色列进入了耶稣的新约圣经时期。而后，就是犹太人流散世界，包括，非洲（以色列复国之后全部回到以色列）、中东、俄罗斯，以及 12 世纪的中国开封，近现代的美洲和澳洲与全世界。 一战和二战期间，一部分经俄罗斯到东北和一部分经海上到了上海，之后，都去了美国。 近现代欧洲建立了实证科学，关键在数学方法和实验技术发明，手工业作坊转换到了机器化工业，而在上世纪科学中心转移到了美国。 医疗 O 网页 与科研一样的，不仅在于从国外购买多先进多高端的仪器，关键在于医生和研究人员与管理体制的水平。比如，在德国的小区诊所看的病，到目前为止北上广的医院和医学院也很少有研究的。 尤其那些搞虚无与神秘主义的，把科学和宗教都搅得天花乱坠。 究竟什么是科学 ? 每天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和在西边落下，这是经验知识，而科学就是搞清楚为什么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 也就是以逻辑推理与事实考证的方法探寻事物运行的原理与机制。 究竟什么是宗教呢？除了眼睛见到的和耳朵听到的之外，还有这个宇宙万事万物的一个不知道的主宰，之所以看不见就是其无形无像的根本特征，也就是说不可跪拜一切可见之事物或人物 - 没有任何人与物是上帝！ - （ 2018 年 9 月网络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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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大航海与马斯克火星计划 - 开拓创新的精神传统

benlion 2018-9-18 17:23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 《礼记·中庸·第二十章》 O 网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读《周易》，读懂中国文化的大道之源 O 网页 - 慎思笃行 - O 网页 - 《启示录》 O 网页 - “ 住在天上的 ” - 隐喻已故的伟大学者（君子），包括，思想家与哲学家、科学家等 - 做学问，就是能想能问 O 网页 - 观察、思考和寻问与阐述等。 《自立》：汇集了爱默生一生思想精髓的励志经典 O 网页 - 散文：爱默生 . 论自信 O 网页 - 做独特的自己 O 网页 - 爱默生：美国人民性格的第一个重要代言人 O 网页 中国神话是一个混沌开始 ? O 网页 - 《老人与海》 O 网页 ：这个世界如此美好，值得我们为它奋斗 O 网页 - 什么是真正的英雄？ O 网页 - 人活着就要有种精神 O 网页 - 卡拉扬指挥贝多芬交响曲全集 — 第三交响曲《英雄》 O 网页 - 中国神话体系 O 网页 - 中国神话的特质 O 网页 - 犹太 - 基督教和中国神话 O 网页 儒家文化、印度宗教与神话、希腊神话与哲学，分别属于四套不同的文化体系。 从中国神话与儒家文化的自强不息到贝多芬 O 网页 的《英雄交响曲》 O 网页 和爱默生的自立精神、海明威 O 网页 的《老人与海》 O 网页 ，其实就是同一类型的文化精神；然而，印度宗教与希腊神话，却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 《从科学视角看电磁精神控制：事实还是幻想？》 O 网页 - 未来战场的主角是机器人吗 O 网页 - 2030 年的战争 —— 新型武器将颠覆未来战场 O 网页 - 美军方警惕合成生物技术崛起， 13 名权威学者发声，规避新一轮生物武器危机 O 网页 - 任何科技都是双刃刀，任何宗教的颠倒使用就会是邪教。关键就在前者掌握在后者的正方或是邪方。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将会彻底改变，当前的科幻电影不再只是幻想，还将会是现实！国内媒体炒作的所谓工业革命的互联网加，那是上一次工业革命的尾声！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文化）与各类反知识与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与种姓制度（源自古代婆罗门教）等文化战术，就是在捣乱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国策，把中国拉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去，阻扰中国的技术创新与前沿科学突破。 在本世纪未来的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不是当前社会媒体炒作的那些东西，一切目前想象的东西，甚至想都想不到（在网络媒体上也找不到踪迹）都可能会变成了事实。 - （ 2018 年 9 月网络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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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科学发展的历史逻辑

benlion 2018-9-12 18:10

美国约翰 . 杜威 O 网页 -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O 网页 - 美国的孔子 O 网页 - 爱默生 O 网页 - 伏尔泰：一个恰到好处的哲学家 O 网页 - 从迷信到理性 - 伏尔泰的《历史哲学》 O 网页 - 中国儒家传统的理性主义不谈论鬼神，反对奇巧淫技的邪说与巫术，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美国文明建立了新教伦理与现代工业的社会模式。 然而，在 19 世纪的世界，又形成了神智学 O 网页 与通灵术 O 网页 的文化风潮，而在中国产生了特异功能 O 网页 的造神运动。在 2011 年开始探讨钱学森之问，而美国《纽约时报》也提出一个问题 - 为何当今世界难觅 “ 大思想 ” ？ O 网页 。 没有人是神，只有精神病人 - 在迷幻药和精神疾病的情况下产生的幻觉与奇异景象，科学也没有极限，只有不停滞的发展。 当前社会，尤其自 2004 年和 2009 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与科学神秘主义，导致了对头衔的顶礼膜拜和媒体炒作作秀的社会风气，一边是在学术界造神拜偶像，一边又是在学术界搞反科学，导致了人文环境的恶化。 科学的创造力与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建立在足够的营养与心身健康和教育理念与研究体制的基础上，而避免过度医疗 O 网页 ，减少疾患的关键是医疗卫生措施，加强预防与康复医学体系和建立全科与医患参与的医疗模式，一是自然环境的洁净与城市绿化建设，一是人文环境的和谐与社区文化建设等。 在 19 世纪欧洲科学的 3 大发现 O 网页 ，从物理学与化学发展到生物学与实验医学的奠基，而从声学与振动力学 O 网页 到黑体辐射 O 网页 的光谱学 O 网页 和波动 O 网页 与粒子的二象性研究，进入到现代物理学的建立时期。 上世纪 70 年代是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分界线，科学与技术也发展到了实验室的工业化与知识产出的流水线模式。 宇宙以及星系的演化 O 网页 - 标准模型：迄今最准确的科学理论 O 网页 - 从统一场论和外尔 O 网页 规范场与 O.B.Klein 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 O 网页 和标准模型，以及自发对称破缺 O 网页 与耗散结构理论、格式塔心理学等研究，进入弦论与多维时空和混沌与分维数学的非线性科学。 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 O 网页 到微观粒子世界的对称破缺 O 网页 ，以及生物进化与形态发生，构成自组织化系统的结构演变过程。在神经科学与行为遗传学、动物与机器通讯的研究，建立了控制论、信息论等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爱迪生效应的发现和微电子技术发展，晶体衍射实验和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的建立，上世纪形成了计算机科学与纳米科学、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从而，在认知科学与生物科学发展到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 - 纳米机器的时代。 - （ 2018 年 9 月网络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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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知识体系

热度 1 benlion 2018-6-26 16:35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O 网页 - 可能是史上最精简的人类知识体系介绍 O 网页 - 人类知识体系五大门类 O 网页 - 可以划分为： A 总类（宗教 - 哲学 - 历史）和 BC 自然（宇宙 - 生命）与精神（人文 - 艺术）与 DE 社会（人类 - 语言）与机器（工程 - 医学 - 农业）等。 其中，对人类知识体系的研究，也可归入人类学， 1983-2012 年探讨了系统与工程医学、结构论 - 系统与合成生物学（生物学 3.0 ）， 1991-2017 年探讨了城市群 - 地缘文化与道德经济学、星际情殇 -4 世界与 4 轴心时代 * （人类学）， 2007 年以来探讨了纳米机器理论 - 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 4 次科学 - 技术与工业革命（机器学）等 。 3000 年《人类科学发展史》 O 网页 -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 O 网页 - 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史 O 网页 - 物理学大师眼中的科学发展史 O 网页 - 人类百年神经科学发展史 O 网页 - 自从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以来，人类文明经历了近现代科学与技术和工业与设计的建立与发展过程，牛顿物理学 - 数学模型和康德星云假说 - 天体演化，以及道尔顿原子论 - 物质结构和莱布尼茨的数理逻辑 - 计算机器等，开创了科学发展的路径。 以 20 世纪 70 年代为划界，杨振宁与霍金分别属于之前的现代与之后的后现代发展阶段，而本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一轮科学与技术和工业革命时期 。 注 * ：第一轴心时代 - 文明中心在中东 - 地中海，第二轴心时代 - 文明中心在中国 - 印度洋，第三轴心时代 - 文明中心在欧洲 - 大西洋，第四轴心时代 - 在北太平洋 。 - （ 2018 年 6 月网络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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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模式

benlion 2017-10-4 22:54

从印刷技术到信息技术 - 新教伦理 - 市场经济与科学方法 - 人文艺术等，政治 - 宗教 - 商业与学术 - 媒体分离机制，构成法治社会的发展基础，其中，行政与金融 - 基金会和投资商的关系是决定科学 - 工业的关键因素。 社会传播 - 信息链与历史发展 - 知识树的横向与纵向关系 - 文化创造与创新经济，涉及软件 - 机器硬件和数据 - 制造工业等，以及媒体与出版产业 - 互联网与市场营销等。 l 实验室工业化 Ø 1994-1997 年美国贝克曼、香港安莱生物仪器公司的技术咨询和市场策划 Ø 1996-1999 年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筹备国际协会 Ø 2008-2016 年系统生物工程研究所 Ltd. - 细胞分析与合成芯片技术 l 系统医学与药物学 （ 1992 年） - 系统与合成生物学 Ø 系统遗传学与生物工程（ 1994 年） - 网络拓扑学与生物电子技术 Ø 生物系统的科学与工程（ 1999 年） - 实验与计算生物学 Ø 生物工业 - 禽类输卵管生物反应器、细胞仿生与生物计算机（ 1994 年） Ø 4 次科学 - 技术与工业革命（ 2011 年） - 工程医学（ 2012 年） 1983-1986 年结构论 - 2013-2016 年 4 世界与 4 轴心时代理论。 1992-2003 年系统医学（系统遗传学与生物工程 *- BSSE** ）， 1996-2007 年道德经济学（汤普森 - 安兰德 -2004 年 BjZeng ）， 1991-2012 年城市群， 2009-2029 年机器理论（细胞纳米机器 - 生物工业与工程医学）。 注： *- 网络拓扑学与生物电子学方法 - 转基因输卵管生物反应器和细胞仿生与分子电路计算机等。 **- 系统与合成生物学 - 理论与分子生物学范式，转换到理论和实验与计算生物学的 BSSE 体系。 - （ 2011 年 -2017 年网络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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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 - 物理时空与精神时空

benlion 2017-9-30 22:03

- 星系演化 - 生物进化，文化演化 - 机器进化。 从环地中海到环太平洋文明，经由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发展，形成了（南非 - 南美） - 俄国 - （中东 - 南亚） - 中国 - （澳洲 - 北美） - 欧盟的世界格局，以及金砖国家（ BRICs ）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模式。 本世纪，人类将进入 500 年文明周期的大转型时代 - 从大航海时代到火星计划时代。 从郑和下西洋到哥伦布大航海 - 人类历史的大转型 - 李约瑟难题，从东方科技到西方科技的发展转向。如今 - 星际探险，火星计划等 - http://mp.weixin.qq.com/s/5XkuPl8UG2RfLhu0go2IiA ，将成为人类几千年文明的大转型 - 钱学森之问，中国如何避免再度错失科技与工业革命的良机？ 近年来的科学界 - 人才等级的固化制度，宗教化与名利化，明星化与娱乐化等现象，为了一己名利之争，是否导致以妨碍民族的前途为代价吗？ 参见 - 钱学森与特异功能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933095.html - 两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迷信 http://mp.weixin.qq.com/s/flzt7IRbIx6aouxZYt-i5w - 诺奖得主如何看待 “ 诺贝尔哥 ” 这样的民科 - http://mp.weixin.qq.com/s/mxyQmoLRfzdHLbIb3pEdfQ - 硅谷 http://mp.weixin.qq.com/s/8tg2OejeYZsmVN6NG5gsNg - 信仰上的区别，一个是祈祷获得赋予能力，一个是跪求施舍功名利禄 等。 附、文化的三个构成 1- 神秘艺术 - 非洲原始宗教和印第安人原始部落，远古文明的图腾文化，以及多神教的雕塑崇拜等 - 参见 http://mp.weixin.qq.com/s/rvi6aeFUV7IM7M0ywV3CKQ ，嬉皮士 http://mp.weixin.qq.com/s/MbGUS40UyMl76sDpHonD1w - 迷幻药 http://mp.weixin.qq.com/s/yQQazH-ArGs7-_KgRJk8qA 与物理学 http://mp.weixin.qq.com/s/Qu9ZrHotXP4nS0CcCvkZPg 等； 2- 宗教信仰 - 一神论的犹太 - 基督教和释迦摩尼的无神论等 - 参见 http://mp.weixin.qq.com/s/t_NfYWO4DRqy2ntVeUED9g ； 3- 理性知识 - 思辨哲学与科学技术。 以下链接，分别是有关 A 物理学 -B 生物学 -C 心理学的关系与区别。 A- 为何微观干扰与宏观确定不同？ 参见 - 电影《变蝇人》 http://mp.weixin.qq.com/s/1XP7u9pU818iZ6CAvCYTvA 等。 B- 中国人为什么能接受鸦片？ - http://mp.weixin.qq.com/s/PSVtCT0fix7QTiH4hLUikA - 致幻剂 - 瑜伽、萨满和神秘主义 - http://www.360doc7.net/wxarticlenew/145847.html 等。 C- 客观世界是否存在？ 参见 - 《心经》到底在讲什么 - http://mp.weixin.qq.com/s/P1-vTfqM4rXvx4DBCNoPZg “ 外面清风、绿野、花草、小鸟、小溪一切依旧在。 ” - 摘录 注：汉传佛教（ 8 大宗派） - 禅宗终结于清朝雍正（自唐朝恰一千年），基督新教（ 6 大宗派） - 近代科学起源于清教（威斯敏斯特教堂碑文，恰与儒家大学精神一致），元 - 明朝 - 中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文化切入的接口 - 理学和心学(内省的佛教和自律的儒家） 。 - （ 2017 年网络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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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文明

benlion 2017-9-15 21:38

-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A - 释家 - 清心寡欲， 道家 - 道法自然， 儒家 - 匹夫有责等， 传统文化的精髓 。 B - 犹太教 - 法的来源 - 上帝的道或天道，基督教 - 拯救世界 - 天子或上帝的儿子。 C - 中国工程技术与工艺美术， D - 希腊思辨哲学等， 近现代科学-工业，诞生在ABCD交汇的查理曼欧洲（威尼斯-北海）和英联邦 - 即，新教的区域。 注：萨满教-婆罗门教-袄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新教（儒释道-自然神论）。 宗教研究，1996年-2006年完成，包括，1-萨满教-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体系和2-袄教-犹太教-基督教-回教和巴哈伊教体系，及其与希腊-华夏神话与哲学的关系 - 并论述道德经济学，在2004年预则了2009-2016年的危机。 目的，只是研究人类学 - 尤其是探讨科学与技术的起源与发展。 或说，回答李约瑟难题 - 为何近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回国之后，又探讨钱学森之问，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方向。 参见 - http://mp.weixin.qq.com/s/pHU5_ccW4m278NKGuVYYNw 和 http://mp.weixin.qq.com/s/g3zWUyfeKLFKufGbSYV38Q ，以及 http://mp.weixin.qq.com/s/S-fLBNfp-mxU_7V7MJWzrw 和 http://mp.weixin.qq.com/s/JdGArrhaQ8V6NSkNLKTQqw 与 http://mp.weixin.qq.com/s/sIbpfuLM4KPtXzmNgqhoFA 等。 -（2017年网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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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情殇

benlion 2017-8-13 10:54

- 行星际文明 一个星球就是一个巨型系统，太阳系的地球是一个生物进化和文明演化的系统，依据系统的特征，可以辨析为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等类型。 地质演化-〉生物进化-〉社会发展，形成自然-〉精神-〉知识-〉机器的知识发现与知识转换的过程，从大航海时代进入科学-工业文明，而后，形成了星球-生命-机器的文明形态 - 即，太空探险与 第4次工业革命 时期，飞越星际与 地外星球改造 的计划。 开放系统，不仅是对外界系统与环境的开放，而且，也是对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开放 - 即，新陈代谢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动态转换与自组织化过程，一个社会系统，就是面向国际社会和面向传统文化的双向开放。 自我歧视 - 全盘否定历史文化与民族歧视 - 全盘否定外来文化，都是一个封闭系统的现象。开放是一个系统对传统与对世界的双向交流与探索，对传统的全盘否定也是封闭主义，而关键在一个系统的组织建构，于社会则是“信仰-体制”的组织模式 - 对自然和外界封闭、对心灵和历史封闭，在本质上与偶像崇拜一致，即，迷失了自我的建设与健全。 一个发展的先进的文明，必然是一个自组织化系统的社会机制，而人类文明的整体历史，就是一个东西方的民族迁徙、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紫色文明 - 向东方与向西方的文化交融与社会转型的创新驱动发展历程。 近现代科学，奠基在科学的哲学与方法论基础上 - 从罗吉尔到弗兰西斯.培根，从莱布尼兹到康德等，而到胡塞尔与彭加勒等。宗教（世界历史）-哲学-科学和艺术（语言）-哲学-工程（数学与技术）的双向信息流，通过哲学思想-社会组织（伦理与法律）的机制转换。 中世纪的欧洲，就是一个封闭与半封闭系统 - 对图书资料和对自然探索，以及对思维发展等的封闭，而中古代的中国，则建立的是一个对内 - 从民间选拔人才的文官制度，对外 - 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等开放系统。 欧洲大学建立和13世纪瑞士-英国的大宪章运动，从意大利北部到荷兰北海的贸易中心发展，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艺美术运动等，建立了近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 - （2017年网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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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benlion 2017-7-28 14:40

从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的起点思考 - 人类最初的文化是宗教*，包括了管理和艺术-技术等方面。 从直立人的石器-用火-衣饰等发明到智人的宗教起源 - 游牧时期“巫师-首领”社会模式和语言-艺术的形成。定居的农业文明在中东起源，天文-地理-医疗-药物等观测与经验知识和捕猎-种植-驯化-育种-建筑-车船等技术形成，以及“祭司-酋长-工匠”社会结构和城市等建立。 从而，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埃及-巴比伦成为远古文明的集大成，从袄教到犹太教一神论和佛教无神论的起源，进入了轴心时代和罗马-波斯（安息）-印度（贵霜）-中国（汉朝）的古典文明时期。经历了中国唐朝到明朝的科举-文官制度和工程（技术与工艺美术）-手工业等发展，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大航海的转换，进入了欧洲近现代新教伦理-法制和科学-工业（制造技术与设计艺术）的发展时期。 从大航海时代到太空探险时代，科学 - 物理（化学）-社会（语言）-生物（心理）和认知（人工）科学的体系建立和实验-系统科学的方法形成，并导致了蒸汽机-电气化-互联网和智能化的工业1.0-4.0的发展。互联网的资讯-媒体和贸易等服务产业，不同于硬件-软件和数据库等技术产业 - 属于信息科学与技术，涉及，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微电子学-仿生学与纳米技术-基因技术等领域。 从人类的宗教 - 创世纪到人类的太空文明 - 机器人设计与制造，一个类同的概念 - 智能设计论，拉兹洛的隐形宇宙论，提供了另一种企图统一进化论和创造论的途径。 在系统生物（遗传）工程领域，1999年我用了“genomic intelligence”表述基因组人工设计的工程学概念 - 其实，现在是合成生物学的核心观念；但是，后来才知道在1998年一本关于智能设计论的书中出现这个词汇，却并不是同一个视角的概念。当时的想法是计算机编程序 - 软件设计的基因工程概念，生命现象是宇宙里最复杂的系统运动，而基因编码的序列是如何起源与进化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基因组-细胞的设计决定了生物形态发生（进化-发育）过程。 * 参见 - 科普记录片《智人》- http://www.iqiyi.com/jilupian/20100813/n29872.html - （2017年网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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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zheny 2017-5-1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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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zheny 2017-4-29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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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zheny 2017-4-29 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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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导致华夏文明产生

热度 1 luzheny 2017-4-28 21:01

文明的进化，也是生物进化和物质有序化的过程。生物的进化，离不开物质基础；文明的演化，离不开地理环境。 文明是社会整体的智能、语言、文字、生产技术和文化的进化，不是个体或少数人能实现的。 从树栖转为地面生存以后，食物资源增加，但离开了高大树木的庇护，人类祖先的生存，首先面临猛兽的威胁，不得不进入天然岩洞。 世界各地考古证明，人类祖先经历了几百万年的洞穴时代。在此期间，人类的智能、语言随着石器、木器、骨器等的使用和制造，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化，为离开洞穴准备了初步的条件。陡峭山石中狭窄的洞穴在为人类提供保护的同时，也限制人类祖先的进化。防水防寒、面向日光而又接近水源和食源的天然洞穴很少，无法容纳人口的繁衍和社会群体的形成，也就无法形成适合人类智能和语言进化的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到几万年前仍然没有走出洞穴的人类群体，例如法国和西班牙几万年前能画出精美岩画的穴居者及其后代，未能创造出文字。洞穴周边的山地环境，既不适合搭建茅屋，也繁衍不出足够数量能在夜晚洞穴以外的茅屋中抵御兽群的人类群体。 大约至 115 万年前，手握石器，手脚运动功能灵活的直立人类，迫切需要从洞穴中走出来，摆脱限制进化的曾经庇护自己的洞穴，举目四望，到哪里去呢？ 从260万年前开始，强劲的西北风把戈壁滩风化的砂石与细尘，源源不断地吹到从青海到太行山之间60多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上。黄河及其支流，与降水和西北风一起，把最细的黄尘或冲或吹，播撒在青甘宁陕晋豫的 大地 上 ， 水流又把黄土高原覆盖的平均一、二百米厚的黄土层，冲成沟峁塬梁交错的天然的巨大建筑工地，准备好了用之不尽的天然优质建材—细细的黄土，迎接华夏文明创造者的到来。 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是从200万年前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中期到更新世中后期，最后一次冰期之前，地球上唯一最适合大规模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自然地理环境。 这里海拔适中，没有冰间期的海侵，不怕洪水的淹没；纬度适中，气候适合渔猎和发展农蓄业，也没有冰期的酷寒和冰盖。在一些低海拔地区文明遭遇海侵或洪水淹没而消失的时候，黄土高原能保持连续不断文明演化。 大约在11 5 万年之前， 以女娲为代表的蓝田人从长江三峡的岩洞出发，翻越秦岭，来到黄土高原东南边缘，成为 华夏文明的 开 创 者。他们 巧妙利用黄土高原沟峁塬梁交错的天然结构，依坡挖 出窑 洞，坡前为通道，坡顶防水， 用泥砖堵住 窑洞 出入口， 整体结构 可 防御猛兽 。窑 内居 可 住、制作工具和用品、贮物、饲 养 畜 禽 等等。 在窑洞外采集狩猎、逐渐发展农业。 这个石斧是磨制的，不是打制的 ，其结构合理，含有现代工具设计加工的智能因素，与世界各地的锥形及三角形石斧完全不同。这个石斧竖用适于挖掘窑洞，横用适合平整地面，应当称为石铲，这证明，蓝田人率先100万年进入新石器（萌芽）时代。我个人认为，这个石铲应当命名为“女娲铲”。 这样利用自然环境挖窑居住的方式，一直传承到现代，窑洞从低矮狭窄到高大宽敞，从少量到层叠连排，结村构镇，承载了从天然洞穴走出，到约5万年前延续约100万年的演化。 窑洞文明比非洲和欧洲的岩洞文明先进，文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是几千年，而是近百万年，所以黄土高原能产生最早的农业、制陶等手工业、结绳和卦易文化、最早的4万年前贺兰山及大麦地岩画文字、最早的陶文汉字，并传播到世界各地。 约5万至1万5千年前，一批又一批黄土高原的猎手、探险者等等，又从黄土高原陆续奔赴世界各地， 从贺兰山到 西伯利亚、白令海峡陆桥 、 美洲大陆 、 太平洋诸岛等等。 窑洞最关键的优势，是利于人口繁衍、结成大型社会，产生社会分工，分享和传承智能、情感，促进认知的深化和扩展与新概念的形成，进而促进新词汇的产生和语言交流与进化，促进文字创造和使用等等。 到更新世末期的 5 万年前开始，黄土高原的建筑不再限于窑洞，从茅屋和烧土建筑到 公共设施的 砖瓦建筑，到“女娲”观测天地万物、管理族群的高台，直到 五帝（《三才图绘》记载舜尚俭而不筑九层之台） 办公的“九层之台”，峁梁从此不再限制人类的眼界，九层之台建到了美洲大陆，成为玛雅金字塔，在故乡的九层之台被黄土和黄河淹没而同时湮灭历史的时候 ， 玛雅金字塔成为5万年前华夏建筑水平和历史的证据。与玛雅金字塔一起保存下来的的记谱（结绳，记事治理的工具），有少量幸免殖民者的焚烧，成为华夏文明的活化石。 照片都是网上搜来的，谢谢拍摄和上传照片的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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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能从对道德伦理的破坏中获得快感？【回答问题】

ggjjhh 2017-2-15 10:03

为什么人能从对道德伦理的破坏中获得快感？【回答问题】 高金华 人有表现欲、成就欲、正义感。 破坏旧的、不人道的、不科学的道德能够促进社会进步，获得群众的赞赏。 但要注意，不能破坏人道的、科学的、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否则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乃至法律的惩罚；没有快感，只有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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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欲望是人类的本能？【回答问题】

热度 1 ggjjhh 2017-2-15 09:58

为什么说欲望是人类的本能？【回答问题】 高金华 一、欲望的含义 欲望（Desire）是由人的基本属性产生的想达到某种目的的心理，有些欲望具有生理根源，有些欲望具有社会根源。 二、欲望的类型 最基本的欲望是食欲和性欲。告子曰：“食、色，性也。”这两种欲望与人的生理属性密切相关，是人的本性；也可以说是人的本能，本能（instinct）是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并由遗传固定下来的对个体和种族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但要注意，人的绝大多数行为不是本能行为，而是在意识支配下的自觉行为。食欲和性欲是医学和心理学等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两种欲望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已经被充分阐释。 其他具有社会性的欲望包括：表现欲、权力欲、占有欲（金钱欲）等等。社会性欲望不是人类的本能。 三、欲望的性质 食欲和性欲无善恶之分，关键在于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餐饮和性行为都要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 有些社会性的欲望有善恶之分，要消除违背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欲望。 欲望也是可以转移和升华的。2001年“七一讲话”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必须始终坚持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经得起改革开放和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2017-02-14 9:09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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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起源

benlion 2015-12-26 21:10

从摩西出埃及到以色列南北王国的宗教与习俗，而后，波斯时期犹太教的体系化宗教形成，而到希腊时期的基督教新约，构成基督教的奠基过程。公元前约16世纪黑海和里海区域的印欧语系民族迁徙到南亚，形成不同于公元前2千年前的文明，从而，印度和希腊的神话体系，对基督教新约也导致了影响。 宗教作为纯粹的信仰，只有慈悲和仁爱，作为组织的社会团体，才存在政治经济的权利冲突，发出良知之言，慈悲心和关爱普天下百姓，则是宗教的精神内核。 - （12/26/2015网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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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欧洲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benlion 2015-12-25 10:03

有多少人知道， 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和代理校长，方鼎英？ 黄埔军校，造就了现代中国历史。 关于科学技术史，我研究了30多年，还有现代民主的起源和基本原则。 欧美科技，也就形成和发展于16世纪到20世纪，即中国的明朝海禁到清末的几百年。 写了几千篇读书研究笔记，目前是以博文的方式在网络上刊载，等晚年空闲下来再整理成专著出版， 基本框架是，4世界与4轴心时代理论。 大致说一下， 希腊（罗马）波斯（安息）印度（贵霜）和中国（汉朝）是第一轴心时代，形成4个典型文化模式， 中国汉朝到明朝是第二轴心时代， 这个千年希腊拜占庭和印度的文明都停滞没有发展， 希腊罗马典籍流失到阿拉伯世界， 欧洲则处于中世纪，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葡萄牙为阿拉伯帝国占领，俄罗斯和波斯及中亚13世纪为蒙古帝国占领， 从中亚波斯到中欧的民族迁徙和丝绸之路， 中国的古代科技传人欧洲，包括纺织技术农业技术印刷和造纸版画等， 同时在阿拉伯世纪的波斯区域孕育了化学实验和发明了器皿及代数学的发明， 在中欧到英国可以明显看到东方科技传播的地理历史遗迹， 第三轴心时代从鄭和下西洋到哥伦布大航海的转折，从英国战胜西班牙到荷兰成为海上大国，开启了中西文化的再度交融，日本的兰学与中国明朝文化的交融， 这个欧洲近现代文明建立的地理区域是英伦和查理曼欧洲 - 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北部的区域，约8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奠基了欧洲文明，查理曼成为欧洲文明之父，这是不同于希腊罗马的文明。 近代科学、工业革命、民主体制和工艺美术，都是诞生在欧洲2）宗教改革之后的查里曼欧洲和英伦区域，而1）文艺复兴也是开启于这个区域， 1和2分别是意大利北部和荷兰东西方贸易的港口区域。 所以， 中国的现代化要成功， 就必须建立在查理曼欧洲文明和英联邦文明的基础上， 也就是继续或进一步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系统医药学、系统与合成生物学等就是建立在这个历史研究及其科学技术的哲学和思维模式发展的基础上。 并预言了2009年到2016年的国际化经济危机， 而后阐述第四轴心时代，即环太平洋文明和第3次工业革命，以及行星际太空探险的未来发展。 4 世界理论，则是因为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3世界理论完全忽视了技术和工业的机器世界，而普遍社会又忽视了唯一神论的犹太基督教的核心观念 - 人之为人是其不同于动物，也不同于机器，而具有精神的时空。 - （12/25/2015网络日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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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创造活动

热度 1 benlion 2015-12-25 09:56

明末清初，从欧洲到日本的全世界是走向科学发展，以及在明朝文化基础上的东西方文化交融，包括，典型的日本兰学，即学习荷兰，法国和荷兰的儒学及东方艺术的学习；然而，清朝却错失了学习西方和第1次、第2次工业发展的良好时机，如果，当今仍然抗拒学习，那么，第3次工业革命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科学体现为方法，而目标在工业，2者都具有发明的特征；所以，爱因斯坦称理论为发明，杨振宁翻译为创造，如同，机器的发明，理论的发明，也在于其应用的价值。 经济发展，飞机的驱动模式，不同于飞车的驱动模式，做科学也不同于做企业。做科学，只有一个人时，就如同平静池塘里一个石头露出水面泛出的微波涟漪，很远也能看到，当一块石头砸出波浪，形成一个波浪接着一个圈层传递时，反而几乎看不见那块石头了。做企业，则如同滚雪球，资本投入产出的增殖，越来越强大。 - （12/24/2015网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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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协会Oona Schmid专访：AnthroSource 2.0时代

WileyChina 2015-9-21 10:23

美国人类学协会出版总监Oona Schmid对最大化的抓住内容产品的数字化机遇有着丰富的编辑和创新经验，她擅长于机智应对数字化的挑战，这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出，如她设计出的数字化书评工作流程原型获得了 Alfred P. Sloan 基金赞助，她还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两项资助，用以帮助人类学家保管他们的数字化数据集。 她最近向我们谈到了Wiley Online Library在线社交枢纽 AnthroSource网站 (点击可打开网页）已重新开始运行，并向我们介绍了该网站给美国人类学协会成员和AnthroSource用户带来了哪些新体验。 Oona Schmid Q.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美国人类学协会吗？ A. 美国人类学协会(AAA)是全球最大的人类学学术协会，有大约1万名成员。它的使命是推进全球性的人类学研究交流，并致力于应用相关研究解决最紧迫的人类学问题。为完成该使命，我们已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项目，并会定期举办年度会议，该会议会吸引超过6千名的人类学家参与进来。 7 年前我作为一名专业出版人员-而不是一位人类学专家加入了美国人类学协会。尽管我们开展的出版计划项目中22种不同的期刊在人类学领域都有惊人的知识产出，但是该计划并没有稳定的财务保障，面临数字化挑战时已经岌岌可危，也遇到了诸如如何保证学生可以读到相关内容，还有如何确保非人类学家了解我们的研究等问题。 Q.AnthroSource 是什么？美国人类学协会成员和研究人员如何使用AnthroSource? A.2003 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做出了一项英明决策，一笔大额投资-辅以 Mellon 基金会的基金资助-全部用于将30类内容数字化，我们意识到基金资助对要为期刊创立在线数据库的成员及其他研究人员来说非常有用。AnthroSource网站最初由Atypon创立，通过该网站可以全天候访问该协会下的31种刊物中的文本内容。该成果沿用了世纪之交的设计理念，为提升网站的信任度和稳定性，我们仿照印刷出版经验，以解决图书馆员和协会成员认为在线出版会很快消亡的担忧。10年后，AnthroSource又获得了两项殊荣，2014年我们的在线内容获得了150万的文本下载量，但是我们仍迫切需要更新界面并实现更灵活的浏览导航。 Q.AhthroSource2.0 的新特性有哪些？ Anthrosource 2.0 A. AnthroSource 2.0 能对所有可读的PDF文档进行全文本内容搜索，并为所有的网页和期刊的HTML主页提供了响应式应答设计，使得在智能手机和移动端设备上都能更容易地阅读到相关内容 。现在最好的重设功能是协会成员和研究人员只需点击两下就可以得到相关研究的全文。 网站还提供了发掘新文章的一些新途径，如设置了“引用最多”和“最常访问”的动态文章列表栏，编辑者也可以高亮显示相关的重点内容。 Q. 重新调整该网站时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对协会成员参与的人类学协会活动您有哪些新见解？ A. 我一向惊讶于Google的强大功能。当我们做用户体验测试时，我们会向协会成员以及其它人类学组织询问他们首先会做些什么，从中我们也见识了Google是如何塑造研究者的行为。用户依赖于搜索框，我们将自己的搜索框面积做的更大，这样也更容易被发现。 我们一直认为 AnthroSource的最大价值 在于 提供的全文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AnthroSource的一大特色是 摘要“弹出”功能 ，学者可以在将鼠标停留在文章标题(在搜索结果或内容表中)的时候就能随即确定他们是否要阅读这篇文章。我对这项功能的实现感到自豪，这是在强调数字化的环境中我们为研究者创造附加价值的一种表现。我们有多少人需要在庞大的搜索结果中大海捞金般的寻找想要的结果？这种情况很让人沮丧！AnthroSource提供的“弹出“特性正是能帮助到学者筛选出他们想要的文本内容。 Q. 自AnthroSource运行以来，您从协会成员和其他人类学协会组织都收到了关于AnthroSource的哪些反馈？ A. “这真是一项伟大的进步！”-Lynne “哇！它既美观又友好，功能也有很好的改进！”-Kathi 看到我们的成员对网站的赞许，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也期待网站能继续发展下去，直至评论家也将之称为“光荣的”网站。 Q. 未来您希望看到AnthroSource实现哪些新的增强功能？ A. 文本发现是最大的机遇。我希望协会能抓住这个机遇，继续保证内容的数字化，无论是通过关键词进一步筛选搜索结果，还是部署一个像HRAF这种文化语言组的分类器，或是使用新方法创建当前内容的关联文档。即使内容已完美呈现，这些举措的实现仍具有挑战性。但是在我们协会的数字化内容实践中，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们的网站都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的归档任务仍充满了各种挑战。 作者信息：Michael O’Riordan（ Editor, Wiley ） 原文链接： http://exchanges.wiley.com/blog/2015/09/08/the-hows-and-whys-of-anthrosource-2-0-an-interview-with-oona-schmid-of-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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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球大战—猩猩政客间的政治斗争学

welcomezp 2015-9-9 21:13

小谷围科学讲坛第143期 时 间： 9月12日(周六)14:30-16:30 主 题： 猩球大战—猩猩政客间的政治斗争学 主讲嘉宾： 张鹏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导师、国内唯一一个研究猩猩和猴子的人类学学者 讲座内容： 教科书将会使用工具等作为人和动物的区别。但研究发现猴子同样具备这样的能力，甚至比人更聪明。人和动物区别到底是什么？张鹏将给出全面的解答。 主办单位： 广东科学中心 南方都市报 举办地点： 广州大学城科普路168号广东科学中心学术交流中心 微信报名： 给官方微信号“XGWKXJT”发“姓名、人数、联系电话、活动期数”，如“张三，2人，1375678901,143期” APP报名： 登陆小谷围科学讲坛报名系统http://eqxiu.com/s/lzGw7YSS报名 咨询电话： 020-83002854（周一至周五9:00-12:00，14:00-17:30，没有成功报名的读者可自行前往，讲座免费） 优惠信息： 凭小谷围科学讲坛入场券（现场派发）可优惠价换购广东科学中心主场馆门票和科技影院电影票。 小谷围科学讲坛是由南方都市报、广东科学中心联合举办的大型系列科普讲坛。讲坛于2009年9月19日正式启动，向公众免费开放，定期邀请诺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国际国内一流科研院所的顶级专家做主题演讲，是华南地区目前为止规格最高的公益科普知识讲坛。 新浪微博：@小谷围科学讲坛 咨询电话：020-83002854 （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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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总是自以为是？

热度 29 wangdh 2015-9-4 11:34

求解：我们为什么总是自以为是？ ( 王德华 ) 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人们很多时候总是以为自己的认识和观点是正确的，一旦意见不一致，就有了争执。自信，相信自己，像是天性。那怎么会有那么多不自信的人，做事情没有信心的人呢？有解，无解，模糊解。 人类的知识如何积累，如何存储，如何整合，如何运用，应该是心理学或神经生物学的一个重要论题。我们都知道隔行如隔山的道理。但现实中人们似乎很热衷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喜欢跨界发言，容易对一些问题下结论。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无知者无畏的原因。大脑储存相关知识少，整合起来简单，所以容易形成草率结论，也容易否定他人的结论。人类无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物种。这个物种中，有聪明者，有愚笨者，也有无知者。有的个体由于知识渊博和眼界宽广而成为引领者，不加思考的个体也会成为盲从者。局部不同角色的个体，组成了局部群体，不同的局部群体组成了这个社会。跳出这个群体来看每一个个体，是很有意思的，这就是所谓的芸芸众生。我们经常说的求同存异是非常有道理的。希望的理解对方，尊重对方，也是有道理的。 人们总是以为自己想的有道理，说的有道理，做的有道理。每个人的知识背景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整合能力不一样，对同一个事情的看法就会不一样。那么谁的正确，谁的错误，还真不好说。要看说话人站在什么角度，是什么背景，什么眼界，什么认识水平。 可以设想，一个爬上山顶的人看的风景，与在山底或半山腰看的风景一定是不一样的。无限风光在险峰。山顶的风光，不到山顶的人自然是看不到的。所以，你怎么描述，没有看到的人一般不会有感觉，难以产生共鸣。也许很多人会走过山底，或者到过半山腰，所以当你描述那里的风景的时候，很多人会有感觉，应者众。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有深度、有远见、有独到见解的话题，门前冷落。一些没有深度、鹦鹉学舌、见识短浅的言论，则门庭若市，应者众。网络时代，这种现象很普遍，很多事情向着与期望相反方向发展，就是这个道理。理性者少，盲从者众。理性者，说话谨慎。无知者，结论草率。这也是流言易流行扩散的原因之一。 井底之蛙，有自己的天地。高空中之雄鹰，有自己的领地。有时候对话很难，有时候相互嘲笑。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风景，这是必然的。越到艰险处，赏景者越少。所以，我们想知道什么样的风景？是自己熟悉的，还是自己向往的？孤陋寡闻与井底之蛙，有时候是同义。 没有胸怀，没有志趣，就寡。没有高度，没有眼界，就盲。 分享见识，是一种胸怀。暴露无知浅薄，也需要勇气。 世间本无对错。 风景这边独好。 ******************* 谢谢应老师的专业回答： 应行仁 2015-9-4 23:53 这是一种生物的本能。生物都对外界作出反应，进化而来的智能都要对所有问题根据拥有的知识作出判断，越是无知越会自信地简单作答，只有敬畏方能保持疑虑和谦卑。博弈研究证明，没有共同的知识基础是无法沟通和说服的，在重复博弈中具有较小记忆的一方总是把对手应对看成一种随机的表现。 所以，讲道理只对具有共同基础的人有用，是非对错是各自心中的感觉，孤愤常在。自然和社会用竞争残酷的淘汰来清除自以为是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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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科学的起源、发展与未来

benlion 2015-8-24 01:00

人类约公元前1万年进入定居的农耕社会，走向了文明的发展历程。 从埃及-巴比伦文明到轴心时代的罗马、波斯（安息）、印度（贵霜）和中国（东汉）的古典文明，奠基了人类文化的思维模式。从波斯袄教到犹太教、佛教，而后基督教等，以及1）犹太教与儒-道家文化、2）希腊文化到基督教新约的内在精神，存在一个1）犹太教-儒家的史学和2）印度-希腊神话的2类型模式。 不懂宗教，难以理解政治，宗教是史学典籍和神话的社会，对应于世俗的政治为法学和兵学的体制。 “儒释道”的精神世界，则体现为更接近于宗教到哲学之间的文化区域，形成对世俗社会的“名利权”牵制，儒家建立的是社会伦理与管理模式，如同科学的发展，伦理学与管理学，也必然是随时代而发展。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纺织机械到新艺术运动，欧洲研究了东方文明的实践哲学、文官体制和工程技术、工艺美术等思维方法和文化风格。不愿承认西方学习了东方，也就必然抗拒学习西方，不愿接受发达社会对文化的创造，也必然对传统文化不加以继承与发展。 在哲学，希腊-罗马偏重于逻辑论证的思辨，印度-中国强调经验知识的传授，于数学则分别体现在演绎方法与运算技术的不同方面，近现代科学的传统，产生于理论的哲学思辨传统与经验的实践技术传统结合。 考察整个人类的文明历程，从商品贸易、文化交流和思维模式、体制建构的层面探索，就能揭示社会发展和文明演化的规律与机制。 -（2011年-2015年网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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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未来 – 行星际文明

benlion 2015-6-5 00:14

- 文化异化与文明衰落 宗教和科学，都不是目的，而是认识和实践的模式，中国元、明清朝代的东方文化，儒家和道家的实质精神，已经异化和衰落。 宗教的心灵与行为、科学的创造与发明，在中国哲学，就是实现人本的生存与发展。 来自原始宗教和多神教的影响，在曲阜的庙宇和孔子的雕像，就可以看出菩萨、等级和偶像，已不是正宗的中国儒家，也不是唐朝的早期佛教，“儒释道”3教都已异化为私我幸福、利益的求神拜佛，导致了国运衰落。 俄国是希腊拜占庭东正教，菲律宾是罗马天主教；然而，查理曼欧洲的宗教改革，吸收了中国道家和儒家思想、文官体制，洞察力和表现力则是艺术的精神。 清教伦理的入世，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和享受安逸，而是探险、发明的进取精神，也是个体奋斗和拯救人类的英勇精神，也体现在一种创造财富的开拓精神，带来了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与发达。 佛教是无神论宗教，没有“上帝”的概念，而在道家和儒家 - 佛是心，道是至善。玉皇大帝是神仙世界的皇帝，可能佛教的异化，来源于印度、希腊神话，把神话视为了宗教。 宗教不是迷信，理性宗教与科学不矛盾，矛盾的往往是迷信，或以迷信解释宗教的误读。宗教探讨无形，科学研究有形，对待未知，科学视未知为探索与研究的对象，迷信是以自我的主观和臆测去解释。 必须对人类历史和文化了解，东方和西方、古代与现代，天主教把知识和理论权威化和绝对化，日心说与地心说，科学就是在抗争过程的分离而诞生。科学，从来不把过去的权威理论视为永恒真理，而是发展过程的阶段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未来，从儒家与禅家到人文和道家与墨家到科学，吸收西方近现代文化，科学和艺术的基础与应用，走向学问与企业的发展模式。 科学精神是发展精神和客观精神，没有顶峰、权威和止境，知道不足而有不会停滞的探索。 - （2011年-2015年网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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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际时代 – 人类与机器

benlion 2015-5-15 00:22

- 纳米生物机器与人工生态圈 现在欧洲仍然能见到水车、风车等来自东方的技术，一个明智的文明，必然学习其它文明的技术和思想。 历史学的依据只能是史料，而不是情感，包括，自傲和自卑都不可以，如果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不仅技术和艺术，而且，哲学与体制等方面的发明创造，都不原意承认的社会，就不可能走进创新型社会，也不可能鼓励当代人创造与发明、发现和创新，而且，没有继承前人的经验，包括，西方和东方，也不可能在空中楼阁上发展。 中国近代科学，向西方学习而发展起来，科学史学与哲学，也有必要再现近现代欧洲科学和工业的建立过程，及其与其它文明的交流与发展关系，从而，有利于建立和发展未来的科学和文明。 在科学方法论，近代科学为培根和笛卡尔奠基，而现代科学需要理解彭加勒和胡塞尔等思想。自然、社会和知识、机器等构成，涉及到系统构造的空间和时间过程，物理学方法的数学原理和操作技术、工程模型等方法，也可用于生物学和社会学。 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精神时空，体现为认知和知识体系，以及组织化社会对客观信息或知识转化或赋形于人工客体和机器的过程。 人类学，或生物体的人类和人类的文明史，必须研究几个方面： 1 、人类起源和人种分化； 2 、远古文明起源和人类迁徙与融合； 3 、埃及 - 巴比伦等中东区域与亚伯拉罕、夏朝时期的东西方文明； 4 、轴心时代古典文明模式的奠基，商朝、周朝和文明的交流，其中，需要考证摩西出埃及的迁徙、以色列失去的 10 部落等； 5 、中东到中欧的丝绸之路与 11 世纪欧洲文化、中国开封等历史； 6 、 13 世纪蒙古汗国、明朝大航海与中东和欧洲的文化交流等； 7 、明朝和清朝，欧洲传教士的文化交流对中国，也对欧洲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影响等； 8 、日本和菲律宾等亚洲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历程的模式等； 9 、未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其中，涉及儒家与基督教、传统医学与科学、东方艺术与全球社会等； 10 、从环太平洋到太阳系文明的科学和技术、工业与管理的发展趋势，尤其，人工机器和工程生物、太空站和地外生态圈等。 - （网络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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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智学可资借鉴的几个观点：

geneculture 2015-1-21 12:10

融智学可资借鉴的几个观点： 1，由“角力、竞技、斗智”向“融智”思想境界升华的观点（它具有人类学意义）。 2，由“融资”（蕴涵：资金、资本、资源、等等）向“融智”活动方式（而不仅仅是思维方式）转变的观点--又称“金融”与“智融”结合的“双融O2O”的观点（它在移动网络知识经济时代更加具有社会科学的意义）。 3，由“体现自然智力的人脑”和“体现人工智能的电脑”及其简单地结合向其“合理分工高度协作”的“第三脑”所体现的智慧及协同能力发展的观点（它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更具有自然科学、人工科学、心智哲学及其经由形式化而通向心智科学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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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什么时候成为万物之灵？——讲座分享

热度 3 verazhbj 2014-11-7 23:00

昨天，听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王道远教授的讲座：“人什么时候成为万物之灵？”很多知识非常新颖，忍不住要分享出来。 记得比较凌乱，按点说吧，不系统。 1、人类学anthropology = science of man，是通识教育的一门课程，但是在国内研究的人不多，中山大学比较好。有三个相关学科：1）生物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的演化；2）考古学：提供证据；3）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的多样性； 2、18世纪是一个重要的世纪，发生了很多大事，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建国，等等。 此时，出现了“人类自然史”的概念，提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属于灵长类，打破了传统西方观念中认为“人具有神性，不属于自然界”的观念。 早在1863年，比较解剖学家赫胥黎（1825—1895）就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指出猿类的解剖构造，与人类比较相似，与猴类的差异较大。所以人不是猴子变的。 3、科学插图在国外是一门专业，毕业后可获得硕士学位，科学插图上的每一笔都是有根据的。《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画成那个样子，包括皮肤，都是因为有化石作为考古证据画出来的，而人类的祖先的皮肤化石还没有发现，所以不知道祖先批复是什么样，所以看到现在祖先的插图，皮肤的样子是想象的。 4、人成为万物之灵的基础是发达的大脑，人脑的结构异常特殊，非常坚固，我们对人脑的认识来自于18世纪末现代神经了学的诞生。现代科学发现，大脑皮层可见的部分都与语言相关，所以可以认为人的大脑是一个语言器官。 其它的动物只能呼叫，其控制中枢不在大脑皮层，呼叫表达的是内心的感受。 而人可以说话，其控制中枢在大脑皮层，不仅能表达内心的感受，还能进行逻辑推理，也可以想象。 5、人类的语言交流除了口头表达外，最重要的是文字，这是一套符号系统，具有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特性，使用符号系统需要强大的脑力。 人类大脑的想象力证据：浮士德中：All that is transitory is only a symbol。（刹那即永恒。） 人类可以反思，REFLEXION，这是一种客观的批判。这种能力之高，从人类发展史上可见一斑：人类最早出现于600万年前，人脑发育到具有现代人的容量是在260万年前，现代行为模式的出现却仅仅在4万年前。 人脑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境中才能产生智慧，这是什么情景呢？是文字吗？早在5300年前，两河流域就出现了具有记帐功能的文字，但是5000年前，才出现了叙事文字，西方是《荷马史诗》，东方是《诗经》，而文学史的起点是3000年前。 6、那么，什么是万物之灵？ 万物之灵：不仅具有改变自己的能力，还能毁灭自己。如何毁灭？比如自杀，只有人才能自杀。 人为什么能够自杀？——逻辑推演力，即理性思考，或理性批判。 这需要抽象思维和复杂性思考。复杂性思考需要：sustained, consistent, systematic，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尽管普通人觉得很无聊，甚至无用，但是确实具有重大意义。学校教育就是有系统地传授储存在文字中的知识，这是开发脑力的唯一途径，文字——文明——教育。 以上是王教授的主要讲授，让我惊讶于人类学居然能研究这么广泛而深刻的东西，而我上大学的时候居然没有系统学习过，这是大学通识教育的缺失！中科院能开设这样的课程，真的很好！ 作为人类的一员，听过这样的课，也让我对大自然有了更多的敬畏，同时也对人类具有的超凡能力崇拜和自豪——原来我们这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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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 - 系统科学观

benlion 2014-10-15 09:12

20 世纪，人类的科学思想，进入分析与综合哲学渗透的系统科学发展时期。 科学思想，如，哥白尼日心学说、达尔文进化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贝塔朗菲系统论等都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思维和文化。 21 世纪是系统生物学世纪，科学的文化观点，也已经不同于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分子生物学观点。 2009 年申报香山会议系统遗传学会议，同行评议没有通过，之后，我的邀请代表和院士告诫我，应该先期进行科普，这也是我 2010 年底开始写博客的缘故。 然而，钱学森之问又导致李约瑟难题、中西医学等辨论，又导致转入中西文明的历史探讨，在以色列、欧洲，犹太人和西方人问到中国古代历史和说到丝绸之路，其实，我才开始于 2003 年思考与探索中西文化和交流史。 中国 - 欧洲丝绸之路和文化交流的路径，包括： 1 ）经南亚、非洲到地中海的海上路径； 2 ）经印度 - 阿拉伯或中亚 - 阿拉伯的路径； 3 ）经中亚 - 罗斯和中亚 - 中欧的路径等。 中亚位于中国 - 欧洲丝绸之路的中间，中古时期历史，尤其值得深入研究，包括，可萨犹太人迁徙到中欧的匈牙利、德国和东欧的俄国等，以及从中亚传入荷兰的风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切入点。 9 世纪的阿拉伯，强调的是查理曼、中国和可萨（或哈扎尔，可能建立乌克兰的基辅），却不是拜占庭（希腊），旁证了丝绸之路的中国 - 阿拉伯或可萨 - 查理曼欧洲的路径。 人类近现代社会，建立了科学与工业文明，从古代社会的宗教到近现代哲学，形成不同的人性论观点，犹太教的善恶双重论与基督教本恶论、儒家的孔子性本善和荀子本恶论，不同学派的观点都不一致。 人性的善恶论观点，也到了必须质疑的时代，不应再是“生而”善或恶的人性论了，猛兽的人工驯服也旁证到了该质疑“出生论”的时代。 人类出非洲、出埃及，形成不同肤色的人种和不同文化的民族；然而，仍然是同一个生物的物种，文化的分化与交流、传承与发展，汇成同一个人类的全球文化。 - （全球化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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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出非洲

benlion 2014-9-11 14:31

太阳系的3体系统形成3个人种，人类出非洲、出埃及，形成上埃及到中非、下埃及到欧亚大陆、澳洲和美洲的远古迁徙。 1）埃及-巴比伦文明之前，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和中国、中美洲，存在相同的文化要素； 2）印度-希腊、欧洲神话到基督教的新约，存在文化的内在因素联系； 3）以色列南、北部落到过波斯，犹太-儒家、道家文化，存在历史或因素关联，等。 （“儒释道”分立与“政教商”分离） 因而，人类文化的核心价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精神的关系，形成宗教（史学、艺术）-哲学-科学（数学、技术）等。 而后，人类文明的体系：从天文与医学、农业与工程和戏曲与工艺，发展到物理-化学、社会-语言学和生物-心理学的科学，以及工业、IT和金融等产业。 教育-政治-经济，构成社会结构的互动，从神权、君权到商权的体制发展。 -（文明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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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 中山大学授课大赛一等奖. 感谢你的支持！

热度 2 welcomezp 2013-12-31 09:40

http://ssa.sysu.edu.cn/Item/5201.aspx 12 月27日 ， 2013年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授课大赛决赛在小礼堂正式举行， 张鹏副教授作为我院教师代表参加了本次授课大赛决赛。 张鹏老师本次参赛的课程是《 猴、猿、人——思考人类的本性》， 他通过PPT、视频等形式形象生动地为大家 介绍人与猿的异同，尝试从灵长类学的全新视角探索人性起源，解释全球人们的共通性及其生物学本质，为学生们提供理解自身的新思维， 精彩幽默的讲演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 最后，张鹏老师以优异的表现获得本次青年教师授课大赛决赛一等奖，我院获得优秀组织奖称号。 学院通过组织推荐青年教师参与授课大赛活动， 促进青年教师教学工作的交流，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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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人类学中的系统比较方法研讨班（北京）

evolutionh 2013-8-12 16:48

排版更漂亮、内容更全的pdf版： workshop 2013.11.4-5.pdf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理论生态学研究组（中国）和伦敦大学学院人类进化生态学研究组（英国）将于2013年11月4-5日在北京共同举办首届进化人类学研究中的系统比较方法研讨班，欢迎广大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参加！ 组织者 陶毅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Ruth Mace （伦敦大学学院，英国） 季婷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特邀报告人 Ruth Mace （伦敦大学学院，英国） Tom Currie （埃克塞特大学，英国） Kit Opie （伦敦大学学院，英国） 研讨班描述 进化理论在动物和人类行为学中的应用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人类行为多样性及适应性的认识。跨文化或跨物种比较是研究生物多样性或文化多样性的进化的重要研究方法。但由于文化或物种之间并非完全独立，忽视文化间或物种间的进化关系的比较研究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 系统发育学基于可遗传性状重建和分析进化关系，可以有效解决解决这一问题。 创新性的系统比较方法被证明可以提供关于人类行为进化的新见解，在进化人类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 本次研讨班是目前我国在进化人类学领域首次举办的学术活动，旨在为从事相关领域(人类行为生态、文化进化、或灵长类学)，并对系统比较方法及其在进化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有兴趣的研究者提供学习、交流和实践的平台，以促进进化人类学相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本次研讨班邀请国际一流进化人类学家授课，介绍本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和最新科研成果。研讨班由课程、练习和讨论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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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2013年中山大学海域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生暑期学校宣传短片

welcomezp 2013-6-5 10:06

2013年中山大学海域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生暑期学校宣传短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2NDExMDg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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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树人—王传超（第四届吴瑞奖学金获得者）

rwmf 2013-5-10 10:15

百年树人 人类学在中国百年历程 20 世纪初叶，人类学由西方传入到中国。但上世纪 20 年代以前，我国的人类学研究工作大多是由一些外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所做，比较知名的有金关丈夫、史禄国、安特生、步达生、魏敦瑞、葛学溥、史图博、布克莱等外国学者。 20-30 年代，国内的一些年轻人开始前往英美等国家系统学习人类学知识，学成归国后都逐渐成为我国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创建者，为中国的人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体质人类领域有吴定良、李济、卢于道、欧阳翥、裴文中、贾兰坡等，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则有吴文藻、杨成志、费孝通、刘咸、凌纯声等。这期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先后设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以调查和研究较落后的偏远的少数民族的体质与文化为主要目标，国内的许多大学也都相继开设了人类学相关课程。在北方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南开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为中心，在南方以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为中心，均致力于发展和培养中国的人类学人才。 1944 年 4 月，中央研究院成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后来入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吴定良教授担任筹备处主任，全面开展“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的工作，研究内容包括：“生物基础、营养环境、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四个方面，出版了《人类学集刊》 , 《中国人类学志》 , 《人类学年报》 , 《人类学集刊外编》 , 《民族素质报告》等刊物。但是，由于研究经费和办公条件有限，“体质人类学研究筹备处”的工作开展得极其艰难。尽管当时得到了国民政府和总统的大力支持，但筹备处也仅存在了两年时间，最终未能如愿成立正式的人类学研究所。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先后成立了人类学系，吴定良教授主持浙江大学人类学教学与科研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高校院系调整，四所大学的人类学系先后被撤销，人类学也开始分科向各自独立的方向发展。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原中央研究院的许多学者，如吴文藻、杨成志、潘光旦、吴泽霜、费孝通、林耀华等教授先后被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从事历史学及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浙江大学和暨南大学的人类学系则被调整到复旦大学，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设置了人类学教研组，吴定良和刘咸两位教授也被调到复旦大学主持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朝着古人类学研究的方向发展。在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教研组在体质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使复旦大学的人类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迅速蓬勃发展起来，并成为国内的一块“标牌”，被周总理誉为茁壮成长的“种子”。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我国，人类学作为专指体质人类学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被保存下来，在国内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基本上都是复旦大学培养的。 十年文革使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经历了一场浩劫。文革结束后，复旦人类学面临着人才凋敝的局面。吴定良、董悌忱和赵一清教授相继离世，刘咸教授虽然热心人类学事业，但年事已高。复旦的人类学专业由于教师或离世或退休或离职，人去楼空，人类学专业的招生无奈停止，直到 2004 年方才恢复。 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的真正复兴得益于谈家桢先生和刘祖洞先生奔走呼吁，以及复旦人学学专业老校友的鼎力支持。 1993 年，在吴定良教授诞辰百年的纪念活动上，谈家桢先生写下了“为祖国人类学奋斗终身”，深切期望复兴复旦人类学。 1994 年，谈家桢先生亲自赴美力邀金力教授回国主持复旦人类学工作。 1997 年，金力教授回到复旦大学开设人类群体遗传学与多基因疾病实验室，开始在复旦开展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实验室成立之初，仅有一间房间和 4 个学生。 2002 年，复旦大学成立了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 04 年，复旦获教育部批准正式建立人类生物学硕士、 博士点， 05 年 12 月，获教育部批准筹建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08 年通过验收。实验室围绕人群遗传结构研究及其应用，在现代人群遗传结构、人类分子进化、计算生物学、体质人类学、古代人类 DNA 研究、分子流行病学、语言民族和考古学等方向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我们已基本证实了中国人的非洲起源说，并发现现代人进入中国大致有两条路线：中南半岛进入的人群构成中国人的主体成分，阿尔泰山脉进入的人群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提出了汉民族的人口扩张机制。其他研究内容包括历史上东西方人群的基因交流，美洲印第安人在亚洲的祖先群体的确定，东亚人群与太平洋岛屿人群的关系，台湾原住民与大陆民族之间的关系、汉藏同源等。我们还应用遗传学方法进行人体形态特征性状的相关基因定位，目前已在毛发、毛孔、肤纹、肤色等方面研究上取得一定进展，同时还将探索这一研究在法医学中的应用。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和遗传资源，存在许多独特的古代 DNA 研究材料，我们还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古代人体遗骸的 DNA 研究来了解古代人群的基因多样性及其演化特征。在国际基因地理人类迁徙研究计划中，我们实验室是该项目全球十个中心实验室之一（东亚－东南亚中心），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一系列研究论文，相关研究结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肯定，不仅在各类学术期刊上被正面引用，同时也被国外同行编入了教科书。实验室历届学生中共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3 次、提名奖 2 次、挑战杯最高奖 4 次，早期的许多学生现已在国内外的科研院所任职，如东华大学肖君华教授、美国佐治亚医学院徐洪岩助理教授、浙江大学柯越海教授、山东大学薛付忠教授和吕明教授、中科院马普计算所徐书华研究员、复旦大学文波教授、李辉教授和张锋教授等。 十年的发展，我们重新阐释了人类学的概念，将其称作“现代人类学”，指得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体质的和文化的人类学问题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学科名称为“人类生物学”。 我本科是在中国海洋大学读海洋生物专业， 2010 年 2 月，也就是我大四的下学期就有幸加入了复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专业也正是人类生物学。我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利用姓氏与 Y 染色体较好的平行传递关系去理清中华姓氏精细的 Y 染色体遗传结构，较成功的例子是与历史系合作通过调查现代曹姓人群来反推曹操的 Y 染色体类型，并使用曹操家族墓葬群的古 DNA 来验证反推的结论。利用姓氏谱牒材料来确立深度家系（ deep-rooting pedigree ），这对于分析 Y 染色体进化也有重要意义，比如我们用深家系的 Y 染色体测序来精确估算 Y 染色体的突变率，来为人群起源分化提供更准确的分子钟。我们还对东亚所有支系的 Y 染色体进行全测序来挖掘新的可用于人群分类的位点，并精确估算群体分化时间，理清中华民族起源、扩张等重大事件。通过大规模的群体调查，我们还发现了群体遗传结构与语言有较好的一致性，比如汉藏语系的 Y 染色体主要是 O3 类型，南岛语系则主要是 O2 ，这可能与父系社会的嫁娶、从父居等生活方式有关。同时，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语言材料，探究语言特征的起源和演化，例如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并经过奠基者效应扩散到其他大陆，而语言的分化却更可能与人群在中东地区的二次扩张有关。宗教文化也与人群遗传结构有着有趣的关系。原始宗教、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各种方式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对人群遗传结构有无影响？有多大影响？伊斯兰教与的中国回族关系可以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线索。中国的回族起源源于本土人群宗教文化上的转变，还是伴随着一定强度的西部欧亚穆斯林的基因流动哪？我们对天津及其周边回族的调查发现，其 72% 的 Y 染色体属于欧亚东部特征单倍群，暗示了这批回族大多是东亚当地的人群接受了伊斯兰教文化转变而成。全国范围的回族调查也已基本完成，我们发现京杭运河沿岸回族的 Y 染色体西方成分要高于其他地区，印证了古代交通枢纽对宗教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人类学的研究，走过了体质测量的时代，经历了分子人类学的阶段，正在迈进基因组人类学的新篇章，在我们的努力下，人体和人群的一个个奥秘终将被陆续解开。 吴瑞与 CUSBEA 项目 在中国人类生物学百年发展历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了人对于学科发展的决定作用。人推动学科发展，而学科的繁荣又可带动人才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单单体现在人类生物学者个小学科上，饶毅老师在纪念顾孝诚先生的博文里就介绍了生物学领域学术和研究机构栽树育人的重要性。影响中国生物学发展的事情有很多，而谈到育人就不得不讲到 30 多年前的一个人和他发起的一个项目 －吴瑞与 CUSBEA 项目。 30 年前时任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系主任的吴瑞教授联合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发起的中美学生交换的 CUSBEA 项目。这个项目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没有 TOFEL 和 GRE 考试的年代，第一次规模性的帮助中国生物专业的学生去美国留学。 CUSBEA 项目历时 8 年，共派出了 422 个留美中国学生。虽说只持续了 8 年，但 CUSBEA 项目所产生的影响却延续至今。当初的这 422 人中，如今有相当一部分都已是国际一流的生物学家，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袁钧英、斯坦佛大学教授骆利群、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药学系教授管坤良、康奈尔大学教授管俊林等等。目前查到的 133 名 CUSBEA 学者，其中有 21 人获得正教授职位，有 49 人获得副教授职位，有 33 人获得助理教授职位，他们活跃在当今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前沿，且一部分已经回到中国的科研院所任教。 去年离世的北大教授顾孝诚是 CUSBEA 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她曾不止一次表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 CUSBEA 项目，或者项目推迟 10 年，在人才方面，我们会蒙受多么大的缺憾。”吴瑞先生发起的 CUSBEA 项目，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这些人又在逐渐地影响着中国生物学的发展。 08 年，吴瑞先生离世，为继承吴瑞教授的遗志，促进生命科学在中国及亚洲的发展， CUSBEA 学生们成立了吴瑞纪念基金会。基金会设置了吴瑞奖，目的是为了薪火传承，鼓励亚洲最有希望的青年博士生努力成为生命科学的未来学术带头人。吴瑞奖的奖金由最初的 1000 美元提高到了现在 3000 美元，虽然奖金不算太丰厚，但多数申请人更看重的是在背后默默贡献着的吴瑞大家庭成员：获奖者能通过彼此交流融入大家庭，如有需向资深研究人员寻求咨询，基金会将帮助联系，从而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打开一扇更大的门，比如前几届获奖者在出国寻找博后时就得到了基金会各位老师的许多帮助。 我与吴瑞奖 我第一次接触到吴瑞奖是在 09 年 7 月份，那时我在北大参加优秀大学生的暑期夏令营，夏令营的主要目的是遴选优秀学生攻读研究生，我报的是生物信息学，就有三天的时间可在金光生命科学大楼的六楼听课学习，正是这个机会我见到了顾孝诚老师，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最感动的是年近八旬的她在课后与我们一起挤在机房吃盒饭，也正是与顾老师的闲谈让我知道了 CUSBEA ，也了解吴瑞先生。当时第一届吴瑞奖刚评选结束，获奖者的传奇故事让我仰慕不已，心里也强烈期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申请。但这期望在那时显得那么不切实际，我先要解决的是哪里肯收留我读研。我仍记得顾老师当时的话“这个学生很聪明，又肯下力气，可以一试”，但因为我本科是海洋生物专业，与所填报的生物信息相差甚远， CBI 的其他老师以此婉拒了我的读研请求。虽无缘留在 CBI ，但顾老师的肯定一直让我心里暖暖的。 之后，我进入复旦人类学实验室。三年来，为做人类学调查，我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各个区县；也几乎没有节假日和周末，一直在实验室和办公室忙碌。汗水终有回报，我在东亚人群和语言的起源与演化领域共发表论文 20 多篇，其中第一作者 SCI 论文 8 篇，具体实践了人类起源研究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理论。 我一直相信有缘的人和事会在之后的某个时间节点再相遇。我和吴瑞奖再次碰到是在去年 3 月 16 号，我收到了导师转发过来的吴瑞基金会邮件：传超，请准备申请吴瑞奖。看到邮件，在心里长吁一口气，原来我可以申请了。准备申请材料并不费力，如同赴一个约定，许多想说的话早已心里徘徊了千百遍。之后，是两个月的等待，当时显得那么漫长。我经常自嘲做学术的人一半的时间在埋头钻研实验，另一半时间在焦急等待审稿，但对吴瑞奖的等待却又更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现在所做项目的逻辑条理是否合适，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好，又该如何改进？ 终于， 5 月 24 号，我收到了孙晓红老师的邮件，确认进入了面试环节，面试安排在 6 月 30 号。欣喜之余，我又在考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该如何去准备。起初，我还稍做了规划，譬如去图书馆借生物学相关的各学科的基础教材啊，多练习英文的听说呀，但几天后就发现实验室的工作过于紧张，根本无暇再去准备，甚至在去面试的前天晚上我还在赶着写论文。面试当天，我才看到入围面试的申请者名单，看到名单，稍有点灰心的感觉，因为首先面试人数多，面试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举行，光上海就已有 21 人，按往年的比例，也就是说要从这 40-50 人中仅选出几人；其次，其他面试者都基本是高年级或即将毕业的博士生，而我当时才二年级；再次，大家的 CNS 论文耀得我眼花缭乱，太牛了啊！但我这个人有个特点，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状况，都可让自己保持平静的心情，面试那天中午还和中科院的大学同学们聚餐。面试从早晨八点多开始，每个面试者 20 分钟时间，轮到我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进入面试的会议室，里面坐的有孙晓红老师、马红老师、管俊林老师、俞强老师等，开场让我用几分钟时间介绍自己科研工作，我首先提到曹操的 Y 染色体，刚说两句话，老师们的问题就已层出不穷，从最基础的解释什么是多态性到讨论进化的意义，基本上是在“找茬”，大部分问题是老师们故意画个圈就看你往不往里跳。 20 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可我的研究仅介绍了一点点，都是在应对老师们的提问，虽在空调房里，可我已经大汗淋漓。临出门，听到孙老师对其他老师讲：这个小伙子很有趣。 面试结束之后，我更平静了，结果难以预期，但努力了就好，尔后赶到实验室继续处理数据、搞论文。七月初我也就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回民调查，一个人提着冷藏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走过去，一个清真寺一个清真寺拜访过去，直到 8 月底，我已辗转了近 2 万公里，在 11 个省和自治区的 30 座城市进行了取样调查。 8 月 24 号，我正斜躺在大理凤仪镇芝华村一位穆斯林朋友家的沙发上昏昏欲睡。在这之前，我赶了一夜的火车从昆明来到大理取样。手机的邮件提醒搅了我的睡意，点开邮件，我一下从沙发上弹了起来，邮件来自吴瑞基金会孙晓红：“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因为你在生命科学方面的杰出表现，你已获得 2012 年度的吴瑞奖学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无挂牵、很轻松的感觉，终于圆了一个梦想。朋友的妈妈看到我们兴奋的劲头，也要多做道菜来庆祝。 另一件让我高兴了好久的事情是基金会将会在 11 月份的吴瑞纪念会上颁给顾孝诚老师终身成就奖，那也就是说到时又可见到顾老师了。有缘的人和事会在之后的某个时间节点再相遇。然而， 11 月 6 号，也就是在我正去杭州领取吴瑞奖的路上，收到了孙晓红老师的邮件，得知了顾老师已离世的消息，不禁潸然泪下。 再见到顾老师是在吴瑞纪念研讨会的欢迎晚宴上，基金会的吴艳老师在顾老师病情稍好转的时候拜访顾老师并拍下了短暂的视频，视频里顾老师又强调不敢想象，如果没有 CUSBEA 项目，或者项目推迟 10 年，在人才方面，我们会蒙受多么大的缺憾。吴瑞先生正是恰当地选择了上世纪 80 年代这个时机，把当时在中国不可能实现的事变成了可实现的， CUSBEA 培养的这批人才成为了 21 世纪科教兴国现成的可用人才。而顾老师的最大期望还是学生们爱国、爱科学，并将人才培养继续下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的价值和意义随着时间推进而会更加显现出来，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奏。 吴瑞四期 王传超 2013 年5月9日夜于复旦 2010年10月于山西稷山县玉璧之战万人坑搜集遗骨来分析鲜卑族遗传结构 2011年腊月小年于山东乳山河南村曹氏取样 2012年吴瑞四期合影—前排右四王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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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与历史逻辑学

热度 1 benlion 2013-4-16 00:04

社会的核心结构为信仰 - 体制 - 产业，而产业的结构为金融 - 资讯 - 制造，文化以哲学 - 科技、文艺为核心体系，文化交流往往是在哲学思维和方法层面融合。 1 ）公元前约 1500 年 - 公元元年 人类轴心时代，非洲 - 欧亚向东方的路径展开为宗教 - 自然 - 社会 - 精神哲学的文化奠基； 2 ）公元元年 - 公元约 1500 年 希腊 - 罗马、波斯 - 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明发展，元朝的蒙古汗国疆域到了地中海和东欧， 16 世纪拜占廷（东罗马）、波斯、印度全线发生文明更替。 3 ）公元约 1500 年 -21 世纪 大航海时代，欧洲延伸到环太平洋，从意大利到荷兰、英国和法国、德国的近现代科学范式与工业文明模式创建。 20 世纪未 -21 世纪，资金、知识和技术层面在太平洋、印度洋形成欧美 - 中国 - 非洲的国际流向，直到中国建立新的信仰伦理精神 - 创新型体制，才会形成新的文明和经济模式。 华人已产生不少诺贝尔奖得主和大型企业家；但是，在包括科学、艺术在内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哲学思想家和技术发明家，依然有待于未来。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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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的新发现：人类祖先最早是素食者

热度 1 jiangjinsong 2012-10-6 01:02

直到相当晚近，人类学理论推定和一般看法里普遍存在着“人是狩猎者”的形象。这项看法以及相关的自我定义形式，不仅将人类整个种别等同于男性的那一半，也将人类具有侵略性、好战、是掠食者的概念提升为一种永恒不变的本质。近二三十年来，一个新世代的人类学者，其中不乏女性，重写了智人及其早前人类的故事，他们论称，我们人类的祖先最初是素食者，但后来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和机会，才发展出杂食的习性。因为原始人及史前人类仰赖采集更甚于不可靠的狩猎收成，因而在早期社会中，女人更是食物经济的典型守护者。其他人类学家提出推论说，在开始有战争之前有一个和平的黄金时代。这些观点可能会削弱以下的说法：“具侵略性的”人类是“自然的”肉食者；我们为肉而狩猎或者杀戮动物的需求，乃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 深层素食主义，Michael Allen Fox, 新星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35页。 蔣科學按：對於早期人類究竟是素食抑或是肉食這樣的話題，因為涉及到人類的自我形象，涉及到人類的自我理解，科學家的偏見介入很深，因此對科學家的相關工作需要認真的思考和批判，才不至於為流行的文化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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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该不该做？

热度 1 fudanouc 2012-6-28 16:17

昨天下午，我去参加相辉奖的答辩，相辉奖是复旦为支持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基础医学、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的博士生新生而在优秀学业奖的基础上增设的，它的设立是出于对科学精神的弘扬、鼓励研究生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之需要。毕竟在一窝蜂强调实用性研究的浪潮中，复旦能有专为基础科学研究而设的高额奖项，我是由衷欣慰的。 答辩分两部分，首先是5分钟的自我陈述，然后是5分钟的评委提问。在座的评委来自生命科学的不同方向：发育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环境生态学等等。5分钟的陈述，我简略介绍了几项研究工作，包括姓氏家族的DNA调查、世界语言的起源地探究以及东亚Y染色体全测序对人群分化时间精细解析等。5分钟的提问环节，评委们首先要求再翻到你发表论文列表那一页PPT，之后开始数第一作者SCI论文，并郑重询问影响因子，最后得出：一篇Science的comment，影响因子在2.5左右的两篇一作SCI论文，另外4篇SCI论文均是合作者而非第一作者。看评委们数SCI、算影响因子，我心里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像是在砧板上。之后，一位做细胞信号通路的老教授问道：“你做的这些研究无非是测测DNA，整理数据，编编故事，今天做完曹操讲一个故事，明天做完孔子再编个故事，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方法学上有什么突破？”我很诧异她提出这样的问题，大脑空白了几秒钟，或者说尴尬了很长时间。我回答说：“我们做姓氏家族的DNA调查，旨在理清人群遗传结构，为其他应用性研究打下基础；另外，DNA与历史学、考古学等相结合可取长补短，为文科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DNA证据。这些研究成果不是在编故事，故事是为了更好地阐述我们的结果，我们应看到故事背后的科学意义。文科的研究很容易出现迷信‘一家之言’，譬如说因为季羡林先生的在《弥勒会见记》中提到吐火罗这一句，几十年来大家都认为中国西北最早居民是吐火罗人，却不知怎可用公元5世纪的东西去判断公元前2000年的事情哪？我们分子人类学要做的就是用直接的证据去揭示这些问题。”这时，老教授又补充道：“那就是对文科方面研究很有意义了。”旁边一位做蛋白质结构的老师插话打了圆场，止住了“争论”。 虽然我拿到了相辉奖，但确实很失落，这只是一件小事，却折射出了许多科学工作者对科学研究的认识的误区，或者说我国现行的科研体制的误区。我们在焦急地做应用科学，在强调科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最好带来经济效益。拿经费申请举例，由于对应用性研究支持力度大，基础科学研究总喜欢套上应用的帽子再出去卖。基础科学，或者说“纯科学”，蜷缩在应用下求得生存发展机会。其实，科学研究犹如在盖楼，基础科学在充当着地基，打好地基，才能建起一楼、二楼以至百层楼、千层楼。饶毅先生曾分析华人得诺奖的事，从上世界50年代到上世纪末，六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中有5位是物理学奖，主要是因为物理学发展历程中华人中一直有很好的梯队，物理学的大框架在上世纪40年代前就已形成，这对中国的物理学是一个幸运的巧合，而在生命科学领域，华人的梯队发展晚了一些，又错过了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世界上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突飞猛进的一段时期，之后追赶起来难度就大一些。国内生命科学的绝大部分研究是在国外已经成型的框架下继续的，或者说在别人打好的地基上建自己的楼房，而且过分地强调楼层是否够高、是否能卖得好价钱。 人类学，是基础科学，是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譬如回答我们人类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们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有探索和发现精神，或者说有更强的好奇心，要对周围的一切make sense，在现代科学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大家的这种需求。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类终于可以为自己的过去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看法，有一种近于本源的认知，人类终于能够为自己起源演化的各方面提供了一种形而下学的解释，把漂浮在空中的不可知的东西有了相对直观的感知。这就是人类学的意义，也是其他众多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之一。 于我个人而言，人类学要学的东西很多，且都很有趣，我有东西想学、想做，而不是为了给谁看、给谁做，我是用自己的时间满足我自己的兴趣。读研的两年半里，有不少本科生跟着我做研究，我从不爱去布置任务、抢抠时间，有兴趣的、自觉的人会对自己负责，不自觉的人也要自己去承担后果，我不想去提醒别人什么时间该去做什么，重复的提醒在我看来是对对方的不尊重。兴趣是最好的动力。 201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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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同--我老婆的一篇博文

热度 3 loulilv 2012-5-26 00:02

以下是我老婆大人原创的一篇关于幼教的博文，感觉很棒。和诸位共享。 找不同 下面的文字既是完成程研涛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是对自己通过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同业者的接触，获得的一点小感悟。李敖说：不一定要旅行才能获得感知，读书、和人打交道都可以。 三年以来，我先后接待了5位来自丹麦的实习生。 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城市。甚至讲的是不同地区的丹麦语——丹麦也有方言呢。他们虽然来到中国的幼儿园实习，但是他们的major是“人类学”、“社会发展学”之类的学科。不是我们熟悉的“学前教育”专业。他们虽然多才多艺，比如：小伙子Silas Urban会弹吉他、打架子鼓，还和同伴Robin、Morton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周周演”；Pernille，别看她是个年轻的女孩子，却是一位足球运动员；Sidese的男朋友是位警察，热爱中国武术，姑娘也受到影响；Sisse的爸爸妈妈是在滑雪时认识的，她本人是滑雪和游泳的高手呢；女孩Lise是游泳高手。但是看到中国幼儿园老师的“武行”——弹、跳、说、唱、讲故事、说课——就叹为观止了。呵呵。在他们看来，弹跳说唱和说课、上课，都是幼儿园educator用不着的。每一位丹麦孩子来到我们幼儿园，最为咂舌的就是早上的律动和早操，他们常问我：this is all children's favorite dance？其实他们好奇的是我们的“集体活动”——这个在后面会提到。慢慢地，他们也站在队伍的后面跟着孩子们一起跳了；跳着跳着，他们也开始觉得这种集体活动也有他们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历过的趣味了。但是，他们还是适应他们自己的那一套。 为什么上文中我不用“教师”而用educator？因为在丹麦的幼儿园是没有“teacher”的，只有个类似于英文的“教育者”的词。记得有一次，女孩SISSE提出：她不希望轮流着教室学习。她希望能固定在某一个教室进行观察和学习。我翻译给supervisor，supervisor说：你和她说这样也是为了我们这里的孩子能够机会公平。......，再说，她也可以练习了怎么上英语课，回国可以教他们的孩子学习英文啊。我做了信达不雅的翻译，SISSE说：不用啊，我不用学习做老师。因为在我们丹麦的幼儿园，根本没有老师，只有教育者。我们从来不上课！ 尽管五个丹麦学生在丹麦幼儿园的实践经历各有不同——SILAS的妈妈是一位专门从事“特殊行为儿童”教育的教师（他一直强调they have only different behavioures，they are not special）；SISSE在两个丹麦幼儿园里工作了比较长时间，并叮嘱我不能透露她的薪水，我直到现在也保守了这个秘密呢；其他的丹麦学生也有过长则几个月短则几个星期的丹麦幼儿园实习经历。——但是他们都说：在丹麦的幼儿园，小孩子是不需要上课的。 那么丹麦幼儿园究竟是怎样一幅景象呢？ 让我借用他们五个人的描述，来综合描述一下吧！—— 丹麦幼儿园人数很少。比如我图片（注：图片由SILAS URBAN3年前提供，并已通过邮件获得其使用许可）中展示的这所幼儿园，占地面积不详，但一定比我们的幼儿园大。据说其中一个部分是当地的小公园的一个部分；一共有80个孩子。幼儿早上6点半即可入园，晚上6点以前全部离园。教育者分两班，有点类似与中国的早晚班；但交接班时间在中午。入园以后，孩子们的“工作”就是“白相”：随便你哪里去白相。可以户外，可以室内；可以一个人玩，可以几个人玩。下雨天？只要你高兴，穿了雨衣同样可以玩。没有成年人会走到你身边因此见怪。户外活动有：饲养、玩沙、荡秋千、交通场所、大型积木等等。小木屋里放着玩耍用到的工具。照片是冬天拍摄的，孩子们在户外时的服饰比较接近，但不是园服，只是家长们很喜欢给孩子穿一种叫做“冲锋服”的衣服，既结实、轻便又保暖。交通场所的图片上，能清楚地看见地上的路线图。有一张图片上有一些绿色的、像塑料框子的就是大型积木，而且是legal的。我们这里价格不菲的LEGAL玩具就是丹麦生产的，在丹麦这个品牌的价格也同样不低。值得一提的是，丹麦幼儿园里的所有玩具、器具的质量、价格都是最上乘的。户外场所的玩具一方面提倡环保、原生态，一方面强调真实，而且必须“enough”。丹麦的教育者们认为，孩子们迟早是要和社会进行饱满而真实的接触的。大家从图片上也可以看出来。 说一说室内活动。丹麦的幼儿园，因为不需要上课，所以没有“教室”。但是有刷成黄色的“yellow room”，刷成粉色的“pink room“，或者白色的“white room”，这里不一一列举。每间活动室有一个专门的用途。比如黄屋里是运动屋，粉屋是故事屋，白屋是玩具屋，蓝屋是美工屋，等等。器具的选择和户外器具的选择的原则是一样的。照片是同一天拍摄的，室内的孩子穿得甚少，暖气足足的。 幼儿园里只有一个时间是大家都做同样的事情：吃午饭。现在许多丹麦幼儿园也统一准备了。他们的做法是：由家长每个月到幼儿园指定的饭店去为自己的孩子挑选午饭；或者家长制定好自己孩子的食谱，幼儿园通知饭店按时送来。图片中这所幼儿园还是传统的做法：自带。一般每个孩子早上来了会拎一个纸袋或者饭盒，里面是妈妈准备的爱心午餐，中午排着队用微波炉、烤箱加热。一般孩子们吃饭很自由，成人的态度是“爱吃不吃”，反正他们相信“你不会让自己饿死”。 午睡？当然是爱睡不睡啦！ 图片上那个孩子还叼着奶嘴呢！别奇怪啊。丹麦的孩子的入园年龄和我们不一样。从18个月开始，您就有权力走向社会，去托儿所啦！和我们小班年龄段的爸爸妈妈的态度不同，丹麦幼儿园里低龄段的孩子的家长一般会提供纸尿裤、安抚奶嘴到幼儿园，我们的父母一般提供换洗衣物。丹麦文化中，自己的身体弥足珍贵，除了换纸尿裤，成年人也尽量不要接触孩子的身体。许多丹麦学生第一次看见中国的老师给排着队的小孩子拉衣服、塞裤子时，非常惊讶“他们的父母不会起诉你们吗”，我们告诉他们：no，no，no！they will say "thank u very much“ to us。这就是different culture嘛！ 孩子们都自顾自白相了。educator们的工作就是 ：维持秩序和观察孩子。 维持秩序包括物质的秩序和人的秩序。一般情况下，丹麦的幼教工作者们们每天整理好各种屋子，使用手段培养一些小帮手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些手段必须符合成人社会一切要求：合法、合理。丹麦人不怎么讲究合情。他们觉得合法又合理的就不会伤害感情了，当然合情。）然后就开始观察儿童了。 除了故事屋的成年人会公布一张讲故事的时间表，或者在开始时播放一些音乐以招揽听众，其他活动屋的成年人是不会干预幼儿的活动的。 不干预不等于不参与。这时的成年人进入了“观察者”状态。比如SISSE就是一位丹麦的幼教工作者，她喜欢在运动屋里帮助孩子们。她发下小男孩SILAS连续2个星期都是一个人在进行运动活动，或者是当某人在尝试他就单独活动。SISSE就找了其他屋的同事一起交流他们有没有发现类似的现象。如果同事们说：yes，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情况还持续了不少时间了呢。那么SISSE就制定一张观察计划，按照计划再对小男孩SILAS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最后说：ok，我找到他单独活动的规律了。于是同事们一商量，针对SILAS制定一张游戏工作表，会有计划和针对性地组织一些游戏活动，来帮助小男孩SILAS掌握更多的加入同伴活动的策略。当然，每一个阶段的观察结果或者计划，都需要和男孩的家长进行沟通。 一般来说 ，丹麦家长听见幼教工作者的发现、建议、疑问等讯息时，往往是感谢与支持。他们也会针对教育者提出的问题，主动在家庭活动中也进行观察并向教育者反馈信息。这与中国家长的排斥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中国的父母往往认为老师的话的意思是指责他们的孩子有问题。而中国父母自己也非常喜欢用人品评价行为。比如孩子数学题目没有做正确，中国父母往往用“你真差劲”这样的评价来说明“孩子，你在做某某某方面的数学题有困难。我们应该再尝试搞明白这件事”。 从这些层面来看，丹麦幼儿园的课程形式只有活动课程一种，也可以说是游戏课程。其理论依据显然是“儿童中心论”。教育者的工作内容和职责也相对单纯，即观察者、游戏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家庭的合作者。儿童的在园活动内容也非常纯粹——玩！在玩中发展自己，是全面发展而不是平均发展！怎么听怎么都符合我国的幼儿园工作“圣经”《纲要》。但是丹麦人不知道《纲要》，他们只知道皮亚杰、佛洛依德；偶尔有人知道赫尔巴特、康德。 相比较而言，至少我所在城市的幼儿园的情况是这样的： 1.课程形式多种多样：有以学科中心论为理论依据的学科课程，有以儿童中心论为理论依据的活动课程、综合课程；还强调“隐性课程”。 2.课程的组织形式也相对多样：有时是学科课程的集体教学活动，有时是活动课程的定时域、地域的游戏活动。集体教学活动占绝对优势比例。即使是游戏活动，也是定时域、地域的集体游戏活动。 3.教学组织形式的界限也相对模糊：有时是班级授课制，有时是小队教学，同时在教师中积极倡导推广：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等教学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都不是独立进行，相互穿插，界限模糊。各自的特点相对削弱。 4.幼儿园课程组织过程中，幼儿“自主”的比例极少。在学科课程、综合课程的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具、学具都不充分；在游戏课程的组织过程中，材料和玩、器具的份额不足够，且强调要求教师用“废旧材料”进行“自制”。同时在游戏课程中，幼儿的空间密度极大，游戏活动的效果被极大地削弱。 5.教师的工作内容宽泛，且不利于教师成为一名“观察者”。以时间为线索，教师在园一日扮演的角色有：环境清洁人员、健身操示范员、上课教师、（饭店）服务员、（宾馆）服务员、理发员（梳头发）等等。在平时我们扮演的角色还有：秩序和纪律维持人员（大多数时候退化成声音分贝控制员），布置教室时的装修人员，制作玩具时的“废旧材料”收集和分类的环卫人员、以及制作时的玩具制作人员，幼儿物品的管理员，制作幼儿材料袋的美工工作者，应社会需要时常还要扮作文艺工作者.......等等等等；教师还有提高自身素质的内需，经常还要参加各种学习，成为一名学生。教师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被极大地分化。且各项活动不利于教师进行专业的观察、跟踪等专业化技能水平的提高。 6.在与家庭的合作方面，幼儿园则从“教育机构”变身至“服务行业”。在这样的思想、文化下，教师和家庭的合作关系既不平等，更不科学。 7.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教师，丹麦的学生必须要学好的是“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知识；我们的学前教育师范学生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声乐、舞蹈、卫生保健等方面的知识并要求考级。可见，两个国家对幼儿园从教人员的学术要求有相当明显的差别。 因为浸润了不同的国家思想和文化背景，两个国家的老师对同一件事情常常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有一天，一位校内同事上了一节《中班社会活动：微笑》。邀请了当时在园实习的SISSE听课。活动流程大致如下： “ 一、引出微笑的话题 看一段公益广告后，教师 提问：视频里出现的最多的表情是什么？说说你看了这段视频的感受。 小结：微笑能给我们传递一份好心情，让生活更美好。 二、模仿表现微笑服务 1．请幼儿微笑。 过渡语：你们笑的很灿烂。还有一些人也象你们一样喜欢微笑，一起来看看吧。 2.表演一些微笑的工作场景 （1）图片1：酒店里的迎宾微笑欢迎客人 猜猜他们会说些什么？学着表演一下。 （2）图片2：幼儿园门口值日老师微笑迎接孩子的图片。 提问：这是哪里？每天早晨老师们都在门口微笑迎接大家，这时你该怎么做？ 3．说一说在生活中还有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笑脸迎人？ 三、升华对微笑的理解 过渡语：微笑让我们快乐，如果一个人不快乐，遇到困难的，甚至遇到非常悲痛的事，你觉得他还会微笑吗？说说你的理由。 出示一组图片：受伤却在微笑的照片，出示身体残疾但却依然在微笑跳舞等图片引发孩子讨论。 小结：请你们记住，我们要勇敢坚强的面对困难，因为会很多人会关心帮助我们，困难是一定会过去的。 四、最美的微笑 抓拍幼儿微笑的瞬间，请幼儿相互评选微笑小天使。 总结：祝愿每个小朋友每天都开开心心成为微笑小天使，把快乐带给自己和身边的每个人。” 观摩后supervisor和SISSE之间通过我的翻译，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L（Lisa）在丹麦的幼儿园，你们会进行类似的活动吗？ S：不，从来没有。首先，丹麦的幼儿园不上课。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想过要“教”孩子们学习微笑。平时我们丹麦人见面就会微笑。孩子们会从中感受到微笑的作用。嗯......（犹豫了一下），刚才我注意到那位上课的中国老师的脸上也几乎没有微笑，而且她有过用手指敲到桌子的举动。所以我想，孩子们这个时候可能能多的是感到害怕，而不会想到要“微笑”。 而且，我们如果有成年人要教小朋友微笑的话，要么是这个孩子有疾病面部肌肉的问题，要么是这个成年人疯了。（这段话，我当时没有翻译给我的同事们听。） L：丹麦幼儿园不上课。那孩子们天天干什么?怎么学习知识呢？ S：知识可以到小学校以后去学。每个丹麦孩子都是从小学开始有上课的体验。丹麦幼儿园的孩子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在5个小时以上。他们就是玩耍。而且，我们的孩子就是玩耍，不像中国的孩子经常被要求玩耍一些能学到知识的东西。 L：能说具体些吗？ S；就像你们有一个屋子。里面有许多物品，那个水管、人体模型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好像还有树叶标本、秤什么的。许多东西。 L：我们的科学发现室。 S：是干什么用的呢？给谁用？ L：是给孩子探索科学用的。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S：探索什么呢？ L：比如这里，就是感受声音的传递；这里，感受不同材质产生的声音。。。。。。 S：可是这些科学规律都是人类探索了很多年，嗯，有的很多百年才发现的。你真的认为只有4岁地孩子，嗯，怎么说呢。好吧，我换个说法。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孩子在这里都是这里摸摸，那里敲敲。可能你们老师们设计了这间屋子，但是你们会失望。而且，比如那个人体模型，人们更经常在医院里看见它。在这里，我不觉得它能很好地激发一个还不到6岁的孩子的探索欲望。 L：丹麦不给孩子探索科学的机会吗？ S：给。但是当他需要的时候。他需要的时候，会有专门出售儿童科学器材的商店，他们可以在那里先学习使用器材，然后再决定继续下去或者怎样。但是，往往都已经上小学了的孩子会有兴趣去那里。幼儿园的孩子他们更乐意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玩耍。而且不会累。或者去吃冰淇淋、糖果。幼儿园的孩子不会觉得“哦，我得爱科学”。 借由这个话题，SISSE也问了一些她感到好奇的问题。（而事实是，这些问题，其他丹麦学生也问过我。） L：我们中国有中国的情况。我们的人口的确很多。 S：是的，人口很多。幼儿园里孩子很多。所以我非常好奇，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尽可能出来、分散开来玩。却总是把他们聚到一起？ L：你的意思是......? S：我注意到，早上你们会那么多孩子聚在户外（她指的是早操），然后吃饼干喝牛奶，也是聚在一起，然后上课也是聚在一起，吃中饭，聚在一起。他们的空间间距如此接近，难免会发生“侵犯”，所以冲突经常发生。为什么不能一位老师给孩子上课，另外一位带他们出去玩呢？ L：......。 S：还有我注意到，你们的老师经常会孩子还没有画好图画，就停止他画。然后一起去干些什么。好吧，就说去搭积木吧，可是孩子们还不愿意放下积木的时候，你们又停止他们，让他们去干些其他的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L：嗯，是这样。我们这里有规定，比如说几点到几点，老师必须给孩子上课，几点到几点，必须带他们去搭积木，几点到几点，必须带他们干什么。这是规定。嗯，规定你明白吗？ S：那么，在中国（Lisa插嘴说，我们还不能代表中国）的幼儿园，你们老师教师和小孩有自己做决定的机会吗？你们在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怎么决定先做哪个后做哪个？你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怎么做决定呢? 还有一次，忘了是SIDESE还是SISSE,在园实习期间，恰逢我所在的幼儿园的老师们兢兢业业地准备了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活动。老师们向孩子们宣传妈妈们的工作有多么辛苦，我们要以涌泉相报。要求孩子们回家调查妈妈的工作多辛苦，还要给妈妈洗脚并且拍成照片。并布置了展板。 这位丹麦孩子看见了照片以后，流露出非常讶异的表情。我们又发生了对话。 D（Denmak，因为我忘了名字）：这是干什么？孩子为什么要像宠物那样蹲在母亲的脚边？ L向D做了一下解释和说明。 D：在丹麦，如果哪个孩子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你要爱你的妈妈。那是对他妈妈最大的否定。 L：你的意思是...... D：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孩子自然就会爱自己的母亲。这是本能。为什么要教他们。而且，这是他们的家事。中国家庭不觉得这超越界限了吗？让我觉得（沉思了一会儿）奇怪的是，......嗯，这么说吧，在丹麦只有丧失了能力的人才能接受别人为自己洗脚，或者是付钱给某种工作人员来为自己服务，及时丹麦王室成员也不会让别人为自己洗脚。何况还是自己的孩子。请原谅我的不能理解。 L：嗯，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我想我很难解释。 丹麦和中国幼儿园的不同还有很多很多。 最后说件小趣事来结束本文吧。 每一个来常州实习的丹麦学生，我总结下来，他们最喜欢吃的是自助餐和火锅。他们还非常想念家乡的糖果。其中有一种糖果的名字很特别，叫做bird’s shit。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故作镇定地咽下去。丹麦孩子享受地问我：any more？我礼貌地回答：thank u .i will save my stomach for my dinner。那个他们特别爱吃的味道的确就是鸟屎的味道吗？不过真的和我们的很不一样。我把这些糖果分给班级的孩子，孩子高兴地接过去然后都吐了出来：真难吃啊。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谁说不是呢？我们的口味也很不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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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学的今后发展方向

热度 1 welcomezp 2012-4-7 21:30

近几十年来灵长类学在欧美和日本发展迅速。灵长类学的理论、原理和方法强烈地诱发人们不断研究的兴趣，启发着人们对人类本性及其生物学特征的不断探索。正如其他学科一样，灵长类学的研究方向也在不断更新，在保持传统的比较解剖学理论的同时，灵长类分子生物学、脑科学和实验动物繁殖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方向。 2010 年在日本京都召开了第 23 界国际灵长类学会双年会，来自美、英、法、日、德、中等 56 个国家的 1100 余名专家出席大会。本届大会的主题是 “ 人与非人灵长类的共存 ” ，表明今后的发展方向将会是关注灵长类本身的自然生存条件和生命伦理等研究。 一 野外研究 野外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灵长类的自然行为，例如发现猿猴具有使用工具，识别食物毒性和相互协作行为等。还可以比较不同地方种群，了解他们的文化行为差异。野外研究也可能发现森林中的新种，例如 2004 年野外研究者在非洲坦桑尼亚发现的旧世界猴高地白脸猴（ Lophocebus kipunji ）（ Jone et al., 2005 ）， 2005 年在印度东北部出现阿鲁纳卡猕猴 ( Macaca munzala ) （ Sinha et al., 2005 ）， 2010 年在缅甸北部发现新的缅甸金丝猴（ Rhinopithecus strykeri ）（ Geissmann et al., 2010 ） 等。不过，野外研究的弊端是研究者不得不在林中跟随快速移动的猴群，容易忽视一些突发性事件，难以执行很细节的行为学研究。通过对野生种群研究、投食种群和饲养种群的综合观察将有利于全面探讨猿猴的行为生态，通过提出假说，以观察、比较和野外试验等科学方法验证假说，将会是灵长类学野外研究的主要方法。 二 生命伦理研究 重视实验动物福利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趋势。所谓实验动物福利 ，即人类应该合理、人道地利用动物，以保证那些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动物享有最基本的权利。猿猴是探讨困扰人类的艾滋病、肿瘤、肝炎等疾病机理的基础研究及治疗药物的临床前研究中的首选实验动物之一，在生物医学、人类学和古人类学等诸领域均为人类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图 2.15 ）。他们与人类一样可以感知精神与肉体的痛苦，在饲育条件下的孤独﹑烦躁和行为受限都将给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不论从人们的道德伦理观还是从减轻动物痛苦等方面考虑，提高实验非人灵长类福利及改善饲养条件均显得非常必要。 国际灵长类学会，日本灵长类学会等各种研究部门都有对灵长类试验有着严格的规范。例如防止对猿猴施加痛苦的实验，手术时尽量使用麻醉剂等。目前国际上主要遵循 “5 个自由理论 ’ (UK Farm Animal Welfare Council, 1997 ）： 1) 动物有避免干渴、饥饿和营养不良等不利因素影响的自由； 2 ）动物有获得舒适生活条件的自由； 3 ）动物有脱离痛苦、受伤和疾病骚扰的自由； 4 ）动物有表达自然行为的自由； 5 ）动物有脱离恐惧和心理压力的自由（详细参见第十章第一节，灵长类的福利）。而目前更根本的问题是所有现生类人猿均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但是仍被作为人类传染病、药理毒性等牺牲性实验的模型动物。人类不能太自私，是否应该考虑停止利用消耗近亲种类的生命来满足自己无尽的需求。 三 灵长类保护与热带雨林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 野生灵长类生存的最大威胁是森林栖息地的消失。热带雨林 负担着净化大气的功能，也是地球一半以上动物物种的家园。热带雨林在地球上稳定维持了几千万年，但是由于最近一百年内人们的疯狂砍伐垦荒活动，森林面积已经消失了一半。森林消失同时意味着物种灭绝、大气循环受阻、温室效应加速等严重后果，而且这种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将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日益严重的沙漠化、沙尘暴和洪水都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可以说，砍伐热带雨林就是砍伐人类自己立足之本。 灵长类是热带雨林中主要的旗舰动物，搬运植物种子的数量和能力是鸟类的几十倍以上，对维持森林生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能鼓励猿猴搬运种子行为，植物生出甜美而营养丰富的果实，吸引更多猿猴参与种子搬运的活动中。灵长类大量取食果实，协助植物传播种子，有利于维持热带雨林的健康发展 (Janzen, 1983) 。不幸的是，在非洲等有灵长类分布的国家，狩猎灵长类的现象仍非常严重（如图 2.16 ）。中部非洲城市的菜市场里仍有公然摆卖的黑猩猩、大猩猩肢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每年有 5-7% 大型类人猿被人们杀死。其他一些国家持续内战，难民们逃到森林中大量捕食野生动物，导致灵长类和其他动物种群的快速灭绝，影响雨林的播种和成长。 我们的食物、燃料、木头都来自于自然界。如图 2.17 所示 国内仍有很多农村和山区未普及煤气，做饭主要以植物或煤炭为燃料。木材、石油、食物价格不断上涨、表明自然资源正在枯竭，无法承受人类的挥霍。近年来由于国内启动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禁止采伐国内森林，但是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资源需求，开始增加进口东南亚原始热带林、加拿大和苏联针叶林，或直接进入非洲和东南亚热带雨林砍伐森林、改建种植基地。世界上各地的自然破坏，归根到底是人们的消费活动造成的，如果我们养成时刻节约资源的习惯，也就是最实际的保护地球环境的活动。 ( 参见《猴、猿、人--思考人性的起源》第十章第三节 保护灵长类 ) 张鹏著《猴、猿、人--思考人性的起源》节选 实验动物福利（ laboratory animal welfare ）：人类应该合理、人道地利用动物，以保证那些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动物享有最基本的权利。 热带 雨林 (tropical rain forest) ： 指 阴 凉、潮湿多雨、高温、 结 构 层 次不明 显 、 层 外植物丰富的 乔 木植物群落 ，常见于约北纬 10 度、南纬 10 度之间 。 正常年降雨量为 1700-2000 毫米，全年平均温度超过 18 o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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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灵长类学的发展史 --张鹏

welcomezp 2012-4-7 21:25

毫无疑问，人类是 600 余种灵长类中的一种。非人灵长类（猿猴）与人类近缘，其组织结构、免疫、生理、代谢和行为等方面都与人类高度近似，因而一直是医学生物学研究、药物试验、人类学和心理学研究中成为不可替代的模型动物。灵长类学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年来在欧美和日本发展迅速。据 2006 年国际灵长类学会统计，目前世界上有上万 名灵长类学学者，出版英文研究论文 4 万余篇 。中国是灵长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2002 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首次承办了 ‘ 第 19 届国际灵长类学大会 ’ ，提出积极建设中国灵长类学的发展方针。以下回顾一下灵长类学的发展史，以作参考。 一 近代灵长类学的诞生 前面第一章里，介绍了人们对自身生物性质的认识，发现人类与猿猴的身体、心理、行为等存在很多相似的特点。随着近代比较解剖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与猿猴的近缘性，酝酿着近代灵长类学的出现。 1863 年，赫胥黎在《人在自然界位置的依据》中首次明确提出人类与猿猴可能来自于同一祖先。 1871 年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与性淘汰》中进一步提出人类和猿猴在形态（表情）、心理（道德观念）、行动（使用工具）等多个方面都很相似，预言非洲类人猿可能是人类的最亲缘物种，在非洲可能存在人类和类人猿的过渡种类。直到 20 世纪在非洲发现的南方古猿等化石肯定了达尔文的推测。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推动了灵长类形态学和较解剖学在欧美的长足发展，成为灵长类学创始者（如图 2.6 ）。 二 二战前灵长类学的发展 19 世纪初，欧洲用猿猴为代替人类的模型动物 ，进行梅毒、急性脊髓前角灰质炎研究和黄热病等人类疾病和神经生理学研究（ Haraway, 1989 ）。 20 世纪初，为了获得更可靠的数据，欧美学者开始在研究室饲养猿猴。 1924 年法国在几内亚设立了饲养猿猴的巴斯德研究所，同年俄国在黑海沿岸建立了灵长类研究所。这些灵长类研究所最初的作用不是为了进行人类进化等基础研究，而是为了利用猿猴进行实验医学（主要是热带疾病）、繁殖生理学、神经生理学等方面的实验（如图 2 .7 ，图 2 .8 ）。 20 世纪初具有人类学功底的比较解剖学者阿道夫（ Adolf Schulz ） 移居美国，带去了大量灵长类标本和成长比较数据，奠定了美国比较解剖学基础。美国著名人类学者 胡顿（ Earnest Albert Hooton ）非常 强调灵长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从生物人类学的客观角度出发，研究涉及到行为学、分类学等比较解剖学以外的学科。其弟子 库 里治 (Harold Coolidge) 对倭黑猩猩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并将倭黑猩猩从黑猩猩中分离，认定为一个独立的物种（ Bourne, 1977 ）。二战结束前最大的人类学发现之一出现于雷蒙达特和利基 ( Louis Leakey ) 对非洲直立人的发掘 , 1932 年他们发现非洲南方古猿，确立了 ‘ 人类是经常直立行走的动物 ’ 的定义 (Dart ， 1959) 。 1914 年美国心理学者 耶基斯 尝试对饲育下大型类人猿、猕猴进行心理学实验，了解灵长类的智力、语言起源等课题，研究也涉及性生理、繁殖生物学等领域。著书 《大型类人猿：一项关于类人猿生活的研究》（ 1929 ）和 《黑猩猩 ： 实验室研究》（ 1943 ）提出了对饲养条件下猿猴个体的感觉、知觉、言语能力，和与个体间的社会关系等研究方向。 1925 年德国人科勒（ Kohler ）在《类人猿的智慧》书中描述了实验室黑猩猩的智能。这些研究被定义为比较心理学 或生物心理学。 1929 年开始了以美国学者为主的灵长类野外研究 (Bourne, 1977) 。 1931 年耶基斯的学生尼森（ Nissen HW ）前往非洲研究黑猩猩野生种群的社会生态， 1932 年宾汉姆（ Bingham HC ）前往非洲研究大猩猩。 1931 年卡朋特（ C. Carpenter ）离开研究鸟类性行为的实验室，来到南美研究野生吼猴，强调了野外研究的价值。随后卡朋特的研究涉及南美的卷尾猴、东南亚的长臂猿等， 1938 年开始研究猕猴饲养群内的性行为。 1937 舒尔茨（ Schultz ）和库里奇（ Coolidge ） 组织亚洲灵长类探险队开始了最初的野生长臂猿研究，将以往的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实验科学视野扩展到野外社会生态学研究。 1941 年灵长类学 Primatology 的名词首次出现，随后灵长类学者 Primatologist 的称谓被普遍采用 (Straus, 1952) 。但是，最初的野外研究的主要困难时很难观察到野生猿猴。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灵长类学的野外研究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Haraway, 1989 ）。 三 二战后野外灵长类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胡顿的 弟子沃什本（ Sherwood Larn ed Washburn ） 强调从形态学与行为学同时研究灵长类的重要性 (Bourne, 1977) 。 1948 年他带领 弟子 前往东非和南非 调查草原狒狒对草原生活的适应，希望了解早期人类祖先从森林迁移至草原后都会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压力，什么淘汰压力造就了人类进化等人类学问题 (Washbourn, 1961) 。 1952 年其《生物人类学的战略》提 出从机能与构造的观点考虑人类学起源研究思想 (Washbourn, 1952) 。 肯尼亚博物馆的利基也对灵长类的行为感兴趣。 1957 年他将当时 22 岁秘书 奥斯伯恩（ Rosery Osbourne ） 送往乌干达作大猩猩的前期调查。他认为人类祖先可能适应于湖边生活环境。 1970 年他又将在坦桑尼亚的挖掘助手珍妮 古道尔 送往乌干达坦噶尼喀湖附近的拱北地区，通过观察湖边黑猩猩生态类推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如图 2.9 ）。与此同时，达特也意识到研究野生类人猿重要性，开始调查乌干达的野生大猩猩种群。 1960 年初研究鸟类、鱼类的欧洲行为学者开始研究灵长类的行为，包括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行为生态学者科特兰特（ Kortlandt A ）、英国剑桥大学的欣德（ Robert Aubrey Hinde ）、普林斯顿大学的霍尔（ Ronald Hall ）等。行为学的研究方法和进化生态学理论进一步推动了灵长类的研究进展（如图 2 .10 ）。 1970 年洛伦兹（ Zacharias Lorenz ）和廷伯根（ Nikolaas Tinbergen ）将进化生态学的概念巩固并活用于人类学和灵长类学的研究中，确立了动物行为学 ，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学奖。剑桥大学欣德原来研究鸟类性行为的，随后开始研究饲养的猕猴群中母子关系和社会行为，培养了前任国际灵长类学会主席蓝翰（ Richard Wrangham ） 等若干优秀灵长类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 霍尔博士 前往观察南非的野生草原狒狒和中非的赤猴，希望了解这些种类的社会生态学特点。不幸在研究中被叟猴咬伤，感染了猿猴 B 病毒而英年早逝。此外， 洛伦兹 提出人类脱化假说，认为黑猩猩原本是人类，但是在草原与人类祖先的竞争中失败后，黑猩猩退回森林，由此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人类特点 (Swindler, 1998) 。他的假说虽然被随后的研究否定了，但是他这种独特的思考方式给人们以启迪，与同时代的研究者相比，他积极地推动黑猩猩与人类近缘的思想。 1960 年他将黑猩猩归为人科，这一分类被沿用至今。 四 日本灵长类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学者启动了灵长类的野外研究热潮 ( 伊谷纯一郎， 1985) 。今西锦司出版《生物的世界》和《生物社会的理论》（ 1975 ），为探索生物社会起源奠定了基础（如图 2.11 ）。 1947 年以前，今西锦司（ Imanishi Kinji ）是研究蒙古游牧社会的一位人类学者，二战后他在日本国内调查宫崎省野生马群时，不经意间看到林中猴群，开始对灵长类的社会产生兴趣。他培养的学生川村俊藏 (Kawamura Shunzo ，后来成为京都大学教授 ) 、伊谷纯一郎（ Junichiro Yitani ，后来成为京都大学教授）、德田喜三郎 (Tokuda Kisaburo ，后来成为朝日新闻社编辑 ) 、河合雅雄 (Kawai Masao ，后来成为京都大学教授 ) 等成为第一代日本灵长类学者。 日本灵长类学持续了 60 年以上，形成了投食、个体识别和长期野外调查的研究特点。今西锦司强调人类学研究方式，从 ‘ 人类家庭起源 ’ 、 ‘ 人类社会起源 ’ 的角度探索灵长类社会，但是他同时批判西方进化论的相关理论，导致日本灵长类学理论迟迟无法被国际社会接受。但是今西锦司对人类学的前瞻性贡献是不容否定的。 1950 年他在《自然》杂志中写道 ‘ 研究野生灵长类有利于揭示人类本性 ’ ，这一观点明显早于同时代的欧美学界。 日本的人类学界起初并不认可对野生灵长类的研究 ( 伊谷纯一郎， 1985) 。 1955 年秋天 ‘ 日本人类学会、民族学会联合大会 ’ 上，伊谷纯一郎首次提出日本猴具有 37 种不同的发声模式。这一崭新发现立即遭到西村朝日太郎等人类学者的反对，他们不相信猿猴能够通过声音进行社会交流，要求伊谷纯一郎 ‘ 你应该当场表演 一下猿猴的 37 种声音 ’ 。同一个会场上，川村俊藏对日本猴文化的研究也遭到了长达 40 分钟的批判，因为当时大多数文化人类学者认为 ‘ 文化 ’ 是人类特有的，通过灵长类研究了解人类文化起源是螳臂档车式的做法。不过，随着灵长类学的发展，如今关于灵长类文化、近亲交配回避等知识已经成为常识，频繁出现于各国中小学的教材中。 1950 年 -1960 年，川村俊藏、河合雅雄、山田宗视 (Yamada Soushi) 和小山直树 (Koyama Naoki) 等学者一致认为今西锦司提出的了解血缘关系是灵长类社会学研究的关键。 1970 到 1980 年以后，欧美学界逐渐接受血缘淘汰学说，开始关注灵长类的血缘关系。这时今西锦司进一步将文化定义为 ‘ 自然状态下存在的可受社会调节的行为 ’ ， 认为鸟类兽类等也都可能有文化 (Nishida, 1987) ， 指出整个生物界包括植物和动物都有 ‘ 社会 ’( 今西锦司， 1960) 。在这一观点推动下，日本研究者们开始涉及到动物群间关系和文化行为研究得到蓬勃发展，并将灵长类学知识普及全国（如图 2.12 ）。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日本学者们开始向国外学界宣传自己的研究结果 (Miyadi, 1964 ; Frisch, 1959) 。 1957 年川村俊藏在太平洋学会会议讲演，同年日本猿猴中心创刊了世界第一个灵长类专门杂志《 Primates 》，第三年改为全英文版杂志。 1958 年今西锦司、伊谷纯一郎在欧美访问交流，宫地传三郎 (Miyaji Denzaburo) 在国际动物学会讲演。 1959 年 北原隆 在《美国人类学》综述了日本灵长类学研究进展。 1960 年今西锦司在《 Current Primatology 》发表英文论文， 1964 年宫地传三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猴观察法、交流文化和群分裂的综述性文章。 1965 年奥尔特曼 (Stewart Altmann) 翻译了今西锦司、川村俊藏、伊谷纯一郎、河合雅雄等人的日文论文，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学者与世界学界的交流。 1950 年后半日本学者开始研究国外灵长类，特别注重类人猿的研究 ( 立花隆， 1991) 。 1957 年川村俊藏前往泰国作了长臂猿早期调查。 1958 年今西锦司与伊谷纯一郎前往乌干达和喀麦隆调查黑猩猩，第二年河合雅雄与水原洋城 (Mizuhara Hiroki) 继续在乌干达调查。随后 1961 年今西锦司取得文部省研究经费，组织了京都大学非洲学术调查队，开始对坦桑尼亚的黑猩猩和狩猎采集民的联合研究，并将这一研究延续至今。 1963 年宫地传三郎、川村俊藏和杉山幸丸 (Sugiyama Yukimaru) 前往印度开始对长尾叶猴的研究，首次发现了灵长类杀婴行为。对饲养种群的研究方面， 1920 年代新泻高等学校心理学教授黑田亮 (Kuroda Ryou) 最早开始行为学研究 ( 立花隆， 1991) 。 1926 年他开始在实验室饲养食蟹猴，做数字识别和声音定位等方面的实验。随后他转至京城帝国大学文学部，培养了天野利武 (Amano Toshitake) 、田嘉明 (Den Yoshiaki) 、系鱼介直佑 (Itoigawa Naosuke) 等日本初期的行为学学者。 为了进一步完善研究体质和培养下一代学者，日本政府和学者开始筹建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 ( 立花隆， 1991) 。 1956 年首先由名古屋铁路公司出资设立了日本猿猴中心。 1964 年日本东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国内经济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同时人们的眼界更加国际化。 今西锦司在第八届灵长类研究会中指出‘在所有科学科目中，日本灵长类学最有可能超越欧美的先进国家。因为欧美没有猿猴的自然分布，学者们必须出国才能见到野生猿猴；而我国人不需要出国就能见到猿猴，文化生活中自古渗透着关于猿猴的朴素知识，具有发展灵长类学的自然和文化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日本可以进行长期研究并建立一所综合性的灵长类研究所，超越欧美，领先于世界’。 同年日本人类学会和东京大学联合将今西锦司的提案递交政府。 1965 年日本政府通过议案，于 1967 年组建了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最初邀请了不同研究方向的四位教授，川村俊藏（生态学者）、近藤四郎（ Kondo Shiroo, 形态学者）、实时利言（ Tokizane Toshihiko, 神经生理学者）和园原太郎（ Sonohara Taroo ，心理学者），旨在建立一所综合性的基础研究所（资料来源：《灵长类所年报》第一期）。经过 40 余年的积累和发展，该研究所已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灵长类学研究机构。目前汇集了百余名各国的灵长类专家和学者，涉及灵长类学分类、心理、智能、社会、行为、疾病、生理生化、实验动物等多个领域，为国内外学者们提供系统的科研和教育平台，奠定了日本灵长类学的发展基础（图 2.12.1 ）。笔者在这个研究所 8 年的留学经历也深深体会到建设综合性学科和研究机构的重要性。 五 中国灵长类学的发展 我国有现生灵长类 8 个属 24 种，已发现化石物种 7 个属 40 余种，是世界上灵长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如表 2.1 ）。其中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和藏南等南方省份地区，但是大部分种类都处于濒危状态，缺乏基础的种群生态学调查。截止 1990 年已发表了论文 2000 余篇，涉及分类学、进化、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繁殖和神经生理学等多个领域（ Ji and Jiang, 2004 ）。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多以中文发表，不利于与国际同行的交流。近年来，政府大力加强支持科研组织间的对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 1990 年后海归学者们带回大量国外研究资源和信息，促进了国内灵长类学的研究水平，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中美科学家对古化石和古人类学的合作研究，发现了最古老的始猿属化石，这一物种的确立建立了新大陆猴和旧大陆猴之间的进化关联，丰富了灵长类的进化理论。 2002 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首次承办了 ‘ 第 19 届国际灵长类学大会 ’ ，强调了我国具有绝好的灵长类资源，提出积极建设中国灵长类学的发展方针（如图 2.13 ）。 灵长类分类学方面，国内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的猕猴、叶猴和长臂猿种类（ Milne-Edwards, 1897; Tomas, 1903 ），并出版了分类学中文书籍，例如《长臂猿解剖》 ( 吴新智和叶智彰 , 1978); 猕猴的解剖（叶智彰等 , 1985 ）；金丝猴的解剖（叶智彰等 , 1987 ）和叶猴生物学（叶智彰 , 1993 ）。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DNA 分析技术等分子生物学方法被引入到了分类学研究。尤其在系统进化方面的研究，使得多年争论的中国金丝猴属和长臂猿几个种的分类地位问题得到了解决。 灵长类实验研究也是国内灵长类学最近研究重点之一。其中脑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灵长类记忆功能、学习、视觉的研究。例如中国科学院的神经科学研究所以脑功能磁共振成像法等技术，通过研究灵长类等模型动物，阐明人类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医学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们比较关注避孕技术的模型动物研究 (Zheng et al., 2001) ，以及提高灵长类繁殖率等应用研究（ He et al., 2001 ）。近年来研究者们将重点放在生命机能重建和传染性疾病这两个国际上最为热门的领域。但是由于我国利用猿猴进行生物医学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国内有关动物实验管理条规仍不健全，而《中国实验动物质量国家标准》（ 2001 ）等法规中没有针对非人灵长类使用申请程序方面的规定。国内也缺乏针对灵长类福利的有效监督体系和有关动物伦理的指导原则。 灵长类社会生态学主要关注国内猿猴的栖息地环境、食性和社群组成。在国家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近年来对野生川金丝猴、滇金丝猴、猕猴、白头叶猴、蔵酋猴、长臂猿等种类的社会生态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在秦岭川金丝猴研究方面， 2001 年冬季我们对秦岭周至国家自然保护区金丝猴西梁群投喂食物诱使该群下地活动获得成功，随后对该群中所有个体进行识别并予以命名（张鹏等 , 2003 ）（如图 2.14 ）。近十年的长期跟踪观察，了解了群内组成变化、活动时间分配、理毛行为意义、栖息地特征、空间分布等情况，基本掌握了该群活动规律。 在 环境和动物保护方面，政府近年来加大了的投入，建立了 40 余个和灵长类动物有关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林业总局颁布了法规，对野生灵长类的买卖、科学实验用猴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一些学术和民间团体也关注灵长类保护，例如中国动物学会灵长专家组、大自然保护协会（ www.tnc.org.cn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w.wwfchina.org ）、野生动物学会 （ www.wcs.org ）、保护国际 （ www.conservation.org.cn ）、野性中国（ www.wildchina.net ）等。而目前我们仍需要推行更加具体的措施，包括对我国灵长类种群分布情况进行较全面的调查，严格控制灵长类非法贸易和进出口数量，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添加对食蟹猴、狨等非我国原产灵长类种类的保护规定等。 近年来国内很多院校陆续推动了灵长类学教育，例如北京大学、西北大学、香港大学和中山大学等诸多院校已开设了介绍灵长类学的课程。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和中科院古人类研究等机构也积累了长期的灵长类研究数据，为我国发展系统的灵长类学研究和教育创造了良好基础。 张鹏著《猴、猿、人--思考人性的起源》节选 模型动物： 利用小鼠、猫、狗、猿猴等实验 动 物作 为 模型来研究 人类疾病的 病因、病理、 疾病 发 生和 发 展 过 程、患者的抗病机理及 诊 断和防治方法等。 比较心理学（ comparative psychology ）：指研究人与动物的行为和心理，并将人与其他动物间的差异进行相互比较的学科。 动 物行 为 学 （ ethology ）： 是研究 动 物 对环 境和其他生物的互 动 等 问题 的学科，研究的 对 象包括 动 物的沟通行 为 、情 绪 表达、社交行 为 、学 习 行 为 、繁殖行 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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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辨识

zhaodl 2012-3-28 22:30

人性的辨识//赵大良 　　关于人的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的属性是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范畴的概念。凡是人身上具有的特性和属性，都可以叫做人性。人性或人的属性主要有三个方面，即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精神属性本质上属于社会属性，因此也可以把人性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记得，社会学老师就是这样教我的是：人具有双重属性，一是自然属性，二是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包括生存欲求和生理欲求。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社会属性。这种区别主要在于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形成了人的社会属性。 　　以上都是我们上学时学习到的，老师教的。但是，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许多问题让人困惑。我们常常抱怨社会，抱怨人性堕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有一种新的思考，感觉可以解析一些现象，发出来请社会科学研究专家指正。我将人的属性分为三种，一是自然属性，二是社会属性，三是经济属性。 　　在传统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可以将与人相关的社会关系统统归于人的社会属性，包括精神属性，也包括经济属性，但是在社会发展到今天，我认为经济属性必须独立出来分析，否则就很难解释我们人的行为和困惑。人生存在这个社会上，常常感觉“人情味”变淡了，原因就是“经济性”的增强。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尔虞我诈、利益交换。这就是经济领域的价值交换规律泛用的结果。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承认人的经济属性，将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自然属性混在一起理不清楚。 　　这样如果不好理解，我们可以看看这样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既重视家庭生活、朋友关系，又首先发明了“法人”企业制度，经济发达而自由。二者能够很好地协调，人们往往归结为宗教信仰和道德，我认为不仅仅如此，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将个人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清楚区分开了，知道：人之所以为人应该如何，或者说有自我意识。生活就是生活，就是家庭、亲属、朋友、邻里和伴侣；而工作就是一种经济活动，就是遵循市场价值交换规律。生意场上不留情面——亲兄弟明算帐；生活中享受人生，展现人性，慈悲为怀。当然，无论是社会属性还是经济属性都会受到自然属性——欲望的支配。同样，自然属性也会受到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抑制。社会关系的协调，才能很好地满足自然属性的需求。经济属性的发挥才能提供满足自然属性的物质条件。自然的欲望也是经济属性发挥的动力。当然，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精神的满足相关联。 　　如果简单地展示一下这三种属性的本质区别，我可以用各自的“行为”原则来表达。自然属性表现出的是欲望、占有和满足；社会属性是表现出的友善、奉献或者讨好；而经济属性表现的是利益的平衡——等价交换。各自的关键词，简单来说就是——占有、奉献和平衡。 　　我们为什么会困惑？就是因为我们将人的这三种属性区分不清楚，常常将不同属性所应该遵循的原则搞混了。在处理社会关系的时候，使用了经济活动的原则；在处理经济活动的时候，使用了社会活动的原则。所以，才有慈善商业化，商业家庭化。 　　另外，个人的生物属性的膨胀夹杂其中，使我们的人性更加混乱而无规矩——谁都感觉活得累，而谁又都感觉得不到满足。这就使我们现代人的困境，在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纠结之中不能自拔。谁能够将这三种属性尽力清晰地区分开，谁就能够获得比较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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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学史角度探讨：中国古代人为何较少喝牛奶

热度 9 dawnshower 2012-2-6 17:48

最近网上有一则关于喝牛奶会致癌的文章 http://wenku.baidu.com/view/c6ac146b7e21af45b307a8eb.html 。 此文证据颇多，但我感觉有很多可疑之处。因为做过生物统计的人都会明白，要证明某个因素对最后的结果显著相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果然，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很快就出现了云无心老师的辟谣：“ 迄今为止并没有证据说明 IGF-1 是致癌的原因。 ” 不过我本人，还是不打算喝牛奶了。寒假前从老师的书柜里顺手牵羊，拿了一本《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作者是美国人类学家马文 - 哈里斯。其中有一篇《嗜乳者与厌乳者》的文章，谈到了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民族不喜欢喝牛奶。作者的分析谦逊客观，他最后总结，“牛奶对所有人都有益”实在是美国人的自以为是。“不喜欢喝牛奶、喝不惯牛奶”其实这个地球上大多数人的常态—— 哺乳动物都要在幼年期食用母乳，因此体内具有丰富的乳糖酶。但是为什么大部分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到了少年期和成年期就丧失了产生乳糖酶的能力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自然选择往往并不偏爱一个有机体中无用的化学的或物理特征。当婴幼期的哺乳动物长大以后，身体变得又大又重，母亲不能再产出足够的奶以满足后代的营养需求。况且，哺乳动物的母亲必须准备新的生育，照顾和喂养新的后代，她们不得不中止哺乳期并教会已长大的后代从事寻觅成年食物的工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然选择并没有偏爱那种在婴儿期之后还能够生产出乳糖酶的人们。 只是从一万年前开始，反刍类动物驯化之后，自然选择才开始在某些拥有产奶动物的人群中偏爱那种成年期乳糖酶充足的遗传因子的传播。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作者的分析广涉五大洲四大洋，在此就不罗列了。大致意思就是，依靠其他途径无法补充到充足钙的人群，以及需要大量饲养牛来耕田、从而不得不养很多母牛的人群，都在成年后也能产生乳糖酶。而中国，恰好与这两方面都不相干，因此中国人（此处应该是特指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不太能喝奶。 中国人维持着从幼儿到成年乳糖承受力递减的下降斜率。……为什么中国人在这方面不同于印度人呢？印度的季风气候使它的雨季与旱季截然不同，它迫使农民在雨季开始之前不得不拥有大量用于耕地的家畜。在中国，土地和气候的条件不像印度那般苛刻，灌溉农业则更为发达，仅靠人力或附加少许动物拉犁就可以完成耕种的任务。而且，不同于印度的另外一点是，中国很容易从居住在中亚边地的广阔草原地带的游牧者那里得到家畜，因此不需要在人口稠密地区被迫饲养很多牵引用牛。这种机会对于印度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它被兴都库什和喜马拉雅山脉阻隔在中亚之外。由于没有印度人那种在村中或附近饲养大量畜力的需要，中国人用不着饲养大量的母牛去培育公牛，所以也从来没有在用畜力耕作的同时把牛奶当作必要的副产品来使用。 从营养上来讲，牛奶与其他食物相比，最大优势在于含钙量高。与欧洲人不同的是，中国人对于钙的需求可以通过牛奶以外的方式来解决。中国人 饮食中的重要部分一直是由各种蔬菜构成，经过切细后加上少量动物肉，用油炒过。由于有大量的被剥落的叶子和茎枝，成为喂猪的极好饲料。主持家政者还用多种多样的豆类制品来补充这种饮食结构，这也成为中国人特别爱吃的一种重要食物。 深绿色多叶蔬菜是钙的一个丰富源头，黄豆也含有丰富的钙，中国的气候也提供充足的日照，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受到从猪或者其它家畜那里取奶的自然选择压力。由于奶食既没有再生产上的利益也没有经济上的特殊价值，所以中国人中乳糖酶充足的基因频率就处于低水平上（即，能够很好地消化吸收牛奶的成年人很少）。 关于营养问题，中国学者的著作中也多有涉及。齐如山在《华北的农村》里就提到，所谓“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的说法并不确切。在过去，北方人实际上更依赖的是杂粮。“北方则肉类、菜类，都感不足（这里指的是过去），为口味的适宜，则不能不在谷类里下工夫，所以不但谷的种类多，而烹饪法的种类也很多……北方人吃的固不及西洋人，可也不及我国南方人，而身体则不但强于南方，而比西洋人也不弱，其原因就在这些杂粮的关系。” 也有人会说，社会是发展的，之前没有后来有，这也完全是情理之中的。这一点我也是非常认可的，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农林畜牧业上的任何改变，多少都会伴随一定的生态风险。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缺乏生态风险评估的意识。比如，牛奶在将谷物、草转化为蛋白质、钙的时候，其转化效率是多少？而黄豆等杂粮、深绿色蔬菜的转化效率呢？另外，在今天，全球的确一体化了，但是再怎么同质化，有一点是很难改变的：人口密度。同样一种生活方式、同样一种生产模式，在人口密度不同的两个种群里往往会造成差异很大的影响。牲畜对环境的影响可见 2006 年底 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牲畜的巨大阴影：环境问题与选择》。 但是人在饮食上的很多行为，往往不单是出于营养的考虑，也有时尚、文化的因素：姐喝的不是牛奶，是“美好生活”。我妈妈每天都要喝一袋牛奶一杯酸奶，她的理由是“电视上天天播牛奶广告”、“医生也都喝”，可她却完全不去思考为什么我外婆的姐姐已经奔九、几乎从不喝牛奶还健步如飞的事实。就像田松好几年前在《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里，把牛奶产业的宣传比喻成一种巫术：喝牛奶的意义迅速膨胀，从个人的健康，上升到全民族的体质，乃至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等重大的意识形态层面（这使得牛奶巫术更加庄严。 因此，如果我打算不喝牛奶，同样需要构建一个“反巫术”的仪式。想象中，头戴木兰簪、手捧豆腐脑。俺吃的不是黄豆，是古典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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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类学通讯：Y染色体揭示鄱阳操姓并非出自曹操

热度 2 fudanouc 2012-1-1 19:30

现代人类学通讯 2012 年 第六卷 第14-17 页 基因家谱 鄱阳操姓血缘上并非出自曹操 王传超1，严实1, 2，韩昇1，金力1,2，李辉1 1.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及历史系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200433；2.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上海200031 摘要：操姓主要有鄱阳郡操姓和重庆长寿操姓两大分支。据传，鄱阳郡操姓源自逃难的曹操后人。Y 染色体 调查则显示鄱阳郡操姓与曹操家族，乃至其他曹姓均无关系。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家谱；Y 染色体；曹操；鄱阳郡；操姓 2009 年末，河南省安阳市宣布发现了曹操墓，出土了一男两女三具尸骨，考古人员推测男尸可能是曹操。消息一发表，立即在国内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质疑者甚众，引起对曹操墓真伪的争议。当时由于没有可以作为标准的曹操家族DNA 特征来作为骨骸验证的对照，遗传学无法就骨骸的身份作出判断。能否找到明确的曹操家族DNA 特征，从而分析曹操的身世，对曹操及汉魏历史的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复旦大学正在积极推进历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期望使用遗传学工具来准确定位历史上的民族和家族，解决单纯的历史学方法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曹姓作为一个重要的姓氏，同时又具有不大不小的适当规模， 被选择为第一个深入研究的姓氏。2010 年1月26 日，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历史学系联合启动复旦大学文科科研推进计划项目-曹操后代的历史人类学调查(B200902)，利用姓氏和Y 染色体相关性原理，调查分析曹氏Y 染色体，进而给曹操身世血统的研究提供科学的证据，也开始了人类基因调查从民族分析向家族分析的转变，从史前时期向历史时期的迈进 。鉴于操姓源自曹姓的说法由来已久，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也把操姓纳入了调查范围，对操姓的渊源作了详细的分析。 操姓主要有如下两支 ： 1.鄱阳郡操氏： 据操氏家谱谱序记载：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 年)，司马炎废魏帝，建立晋政权后，疯狂地杀害曹魏皇族。曹操谪孙曹休举家逃往鄱阳郡新羲(今江西鄱阳)，为避免被司马氏政权斩尽杀绝，遂以曹操名为姓，改曹为操。自南唐时期起，由于人口繁盛，操氏各宗支纷纷从鄱阳外迁，最大的一支迁往金华府、甬城(今浙江宁波)和绍兴诸地。还有迁往北方的河北、山东、甘肃、西安的；有迁往安徽的池州、徽州、亳州，及江苏扬州、无锡的；还有迁到台湾的。例如：河南鹿邑操氏就是于明朝天顺二 年戊寅(公元1458 年)从江西饶州府鄱阳县到陈州，再到现居地。 2.重庆长寿操氏： 明朝正德年间的族谱记载：操公讳节，祖籍山西牟道县，先人明永乐年迁燕，操节膺五经魁，在朝为官，后因戍边有功，明正 德九年(公元1514 年)，柱奉谕赐祭不留停候、继授车骑将军、终任两湖总兵官。其子操洁清亦同朝为官，封晋赠太傅、太师、太保，形部侍郎，父子当朝，班班可考。后因奸宦陷害，操节弃官入蜀，定居“小歌山”(今重庆长寿)数百余载。相传操节在临终遗嘱曰：我操氏始祖乃周武王姬发之后代、周昭考公第十三子之第二十七代子孙，因先祖在当时社会地位崇高，孔子所著《漪兰操》一书，他独解奇妙，世人恭称其为琴操家，他的后人始以操为氏。 为理清操姓和曹操的关系，我们课题组赴安徽潜山和浙江嵊州采集操姓血样。潜山操姓源自鄱阳，均称祖先为妙荣公。但其对 自身源流有两种说法：一是与鄱阳操姓一致，源自曹操的四十二代孙改姓，但是在光绪年的家谱中专门撰文批驳了这种说法(图1)；二是源自鄵(Zào)姓，在新编家谱中开宗明义地说明(图2)。鄵姓或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国鄵邑，或源于狄族，出自春秋时期狄族分支鄋瞒国。浙江嵊州操姓则明确宣称来自鄱阳，出自曹操。我们选取Y 染色体上涵盖东亚所有单倍群的100 个SNP 位点 ，基因分型采用SNaPshot (ABI SNaPshot 多重试剂盒)，PCR 产物纯化后在ABI 3730 测序仪(Appliedbiosystems, Carlsbad, CA) 上分析。为更清楚勾画各地操姓之间的亲缘关系，我们还用YFiler(Appliedbiosystems, YFiler kit)进行了17-STR 位点的检测。实验结果表明，安徽潜山和浙江嵊州的操姓Y 染色体均属于单倍群O3a3*-P164+,M134-(附表1)。该单倍群在全国汉族中约占3.3% ，除出现在操姓中，还极其少量地出现于曹、张、陈、王等姓氏中。但鄱阳郡操姓的Y 染色体与我们推定的曹操Y 染色体O2-M268 并不一致 。为进一步检验极少数(约1%)的曹姓O3a3*与操姓的关系，我们用15 个STR 位点(YFiler 除去DYS385a、b)做了本实验室所有O3a3*样本进行Network 分 析(图3)。在Network 图中，鄱阳郡操姓呈较小的星状扩散趋势，表明操姓内部的遗传距离非常小，他们都有着非常相近的血缘。但是操姓与包括曹姓在内的其他姓氏均相距较远，推断他们的共同祖先远在史前时期，所以在历史时期中没有血缘关系。鄱阳郡操姓Y 染色体显出了极好的单一源流，这在姓氏的Y 染色体分析中非常少见。在全国范围内，操姓是否也属单起源，就需要重庆长寿操姓的进一步结果。 综上所述，鄱阳郡操姓应该不是曹操的后代。而与姬姓及其衍生的大量姓氏的Y 染色体类型也不吻合，应该也不是姬姓的衍生 姓氏。另外，O3a3*-P164 这种Y 染色体类型并不见于北方少数民族，狄族起源的观点也不可取。所以彻底解决操姓起源问题还有待于中华民族姓氏遗传分析的全面完成。 参考文献： 1.韩昇(2010)曹操家族DNA 调查的历史学基础. 现代人类学通讯 4: 46-52. 2.中华操氏宗亲网 http://www.cszq.com.cn/ 3.华人百家姓论坛 http://www.cnsurname.com/ 4.谈洁(2010)操姓. 环球人文地理 3:239. 5.Wang C, Yan S, Hou Z, Fu W, Xiong M, Han S, Jin L, Li H(2011)Present Y chromosomes reveal the ancestry of Emperor CAO Cao of 1800 years ago. J Hum Genet in press. 6.Yan S, Wang CC, Li H, Li SL, Jin L; Genographic Consortium (2011)An updated tree of Y-chromosome Haplogroup O and revised phylogenetic positions of mutations P164 and PK4. Eur J Hum Genet 19(9):101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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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柯云路：美国人为什么比中国人 幸福（图）？

dongzg101 2011-11-21 12:02

柯云路：美国人为什么比中国人幸福（图）？ 2011-11-20 07:10:32 |分类： 文化人类学 |标签： 人类时间 文化人类学 | 字号 大 中 小 订阅 柯云路文化人类学专著 《人类时间》 精华选载（ 1 ） 《人类时间》(1)：文化的起源与定义 “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 。”— 奥巴马 老海：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奥巴马这句话：如果你不需要或不愿意飞翔，你可以做一只在地面上啄食的小鸡；在祖国当下的繁荣里，你甚至已经成功做成了鸡。但是，如果你渴望飞翔，想象一只飞鹤，做一条飞龙在天，你就需要插上思维的翅膀，需要民主精神的自由天空；那时那刻， 如果没有足够翻腾的天空，却拥有一对翅膀，你的困惑与哀悒就是奥巴马所说的缺乏——精神快活的缺乏。 民以食为天，这是一种普世价值；大凡民主国家都会尊重这一普世价值。但丰衣足食不是民众所渴望的唯一的天空。还有一种天空，叫自由，是民主领域里的人权自由。 让民富裕，使民自由——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 仅得富裕，有食可啄，那是家禽的生活。衣食无忧，自由飞翔，那是鹤类的境界。有谁不向往鹤一般的自由飞翔？ 有谁乐意一辈子就做一只只顾低头啄食不曾举头望天的鸡？ 文化的起源与定义 “文化”一词，在西方思想史上源自拉丁语，是动词“ Colere ”的派生词。其原意指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使之适应自己食住需要的过程中，对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 这个“源”的意义很重要。在这里，文化具有了看来最简单其实又最丰富的内涵。 文化学者们对这个“词源”向来不大注意。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极简陋的、说不上来的文化定义的萌芽。他们常常掠过这一页，急于追踪文化概念在其后洋洋大观的发展。 他们不知道，常常在这种初级的、混沌的、蒙昧的、看似极不完备的概念胚胎中，已包含了今后长久发展史上展开的全部内容了。 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对土地耕耘、加工、改良，使这一切适应自己的基本生存（相当定义是生物性生存），这里有着文化的笼统的但又是最完全的内容。 人是自然人，他们要生存，要取之于自然。人又是社会人，他们以社会的方式去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他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依靠社会，又改造着社会。 人作为人的全部存在，都在简单的概括中体现了。 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生物与文化的关系，在这个词源中最清楚地、质朴无华地裸露了出来。 如果我们经历了下面对文化概念史的充分考察之后，尤其会认识到，文化概念的这个“源”，已经包含了后来具有的一切。 我们或许要惊讶古人蒙昧但又天才的猜测。 或者要惊讶概念、范畴，或者说语言、文字、符号本身的演变规律。文化的概念之所以有其后这样丰富的内容，只因为它从一开始已经是这样。 受精卵已把生命的一切基因包含在内。 古西腊：智慧文化即哲学 后来，据一些辞典论述：“这一术语产生了转义”。如何转义的呢？“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在他的‘智慧文化即哲学’这句名言中把文化的转义确切地表达了出来。智慧文化的内容变为指改造、完善人的内心世界，使人具有理想公民素质的过程。于是，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培育人和公民具有参加这些生活所必需的品质和能力等等，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被逐渐列入文化概念。使其外延和内涵都变得更为广泛和丰富。” 这里讲述的事实符合历史。 所做的评述，则符合文化学界的通常认识。 我们要做的批判则是： 一，是“转义”否？其实不是。表面上看，概念“转义”了，实质上却是深刻的同一。完善内心世界，理想公民素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这些内容与原来的“词源”不一致了吗？没有。 为什么人要完善？要理想素质？要有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这其实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生存上。人依靠这样的社会去改造自然。 这里与最初的改变自然、耕耘、加工、改良土地的含义是一脉相承的。 只不过人取之于自然、改造自然的方式（技术的、社会的）都有了发展而已。 西塞罗的文化概念，并没有超出那个拉丁语“ Colere ”的派生词。甚至可以说，比那个定义更狭隘。西塞罗实际上的发展是：结合新的历史阶段，他对文化的部分内容，做了更具体的注释。 二，逻辑与历史常常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让我们想到黑格尔。 我们这里讲的是文化在人类史上的演变（历史）与“文化”这一概念含的演化（逻辑），有着深刻的哲学一致性。 人类的历史，其所有的社会文化内容在最初肯定是比较简单的。而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繁多，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 而关于文化的定义（概念），其发展史也是这样。 最初的定义多么简单：改变自然，对土地进行耕耘、加工、改良。而发展到现代，对文化的定义大概已有几百种。它们概括了文化内容的方方面面。 当然，“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不仅表现在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 还可能表现在又由复杂回到简单的发展。 更有其他许多方面。 概念的演化常常微妙地揭示着历史的演化。 三， 当我们大谈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乃至更“高妙”的文化时，切不可忘了那对土地的耕耘、加工、改良的文化原始意义。 这样，使我们总能抓住文化的总体与本质。 否则，会眼花缭乱。 古中国：文化就是以己意志控制他人意志 在东方，中国的古代思想史上，“文化”一词出现相当早。譬如汉刘向《说苑》中：“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如晋束暂《补亡诗》中：“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再如南齐王融《曲水诗序》中：“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我们对此所能做的批判是： 一 ，“文化”一词在中国早期的出现，即“词源”，其含义与西方是大不同的。它在很大程度是作为封建统治者所施的文治、教化的总称而使用的。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文化”这一概念在随后两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发展。 概念的胚胎决定了概念发展的整个生命史。 概念的最早出现绝不是“随意”的，偶然的。 二， 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文化在实际存在上也更绝对地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这样长久地、稳定地、绝对地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文化。 透过“文化”这一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最初含义，我们已能透视（或者说感到）随后中国长久历史的社会特征、文化特征。 在这里，又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三，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只有统治者文治、教化的手段，没有任何的“文化学”。 这是已然被决定了。 四，文化作为统治者的手段这一点，让我们想到： 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不同阶段、集团、个人影响其他阶级、集团、个人的手段。 以己之文而化他人。 相互施加影响，是为着争夺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控制权。 文化不仅在不同民族间常常表现为“战争”，在一个民族内，也是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战争”。 文化就是以己意志控制他人意志。 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其实就是各种意志相互争夺控制权杂合而成的整体。 （注意：我们在这里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含义范围的模糊性。） 西方中世纪：文化的使命是使人人都能幸福 西方中世纪，文化概念的含义被神学观念所压倒，如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封建统治者的观念所压倒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个比较敏感的概念。 任何专制的统治，都不允许“文化”这一概念的自由展开。 专制，常常表现为对概念的专制。 到了十七世纪，文化才被作为独立概念提出并使用。 第一个这样做的很可能是德国法学家 S ·普芬多夫。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 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伏尔泰、 A ·杜尔哥、孔多塞等人，则把“文化”概念更进一步从神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把文化历史过程的内容归纳为人类理性的进步与发展。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水平”、“文化程度”（与原始民族的“不开化”和“野蛮性”相反），在于他们的社会秩序和政治设施的“合理性”，并能利用科学和艺术领域中的全部成就来衡量。而与“理性”的更高使命相符合的文化目的，是使人人都能幸福；都能根据自己的自然本性的要求和需要而生活。 我们要做的批判是： 一， 西方中世纪神学对“文化”概念的禁锢与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文化”概念仅作为统治阶段文治教化统治手段的名称，使我们想到“权力”。 这里，我们指：“使用概念的权力”。 使用概念需要权力。 使用概念是一种权力。 二， 使用概念的权力，是一个阶级、集团、个人最主要的权力之一。 三，使用概念的自由是自由的主要内容之一。 四，从社会大行为讲，在一个时代、一个历史阶段、一个政治背景中，某一个社会力量，某一个代表人物，能用什么概念，如何使用概念，发表声音，其权力，其自由，从来是有特定的局限的。 五， 从具体的生活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运用概念）讲话都不是完完全全自由的，都要“看场合”。 不能在公开的场合讲私话，不能在文明的场合讲粗话，不能在女性面前讲猥亵的话，不能在儿童面前讲有碍儿童道德规范的话，不能在上级或下级面前讲不符合自己身份的话。总之，任何人都不能讲不适宜场合、不适宜于自己角色的话。 他没有这权力。 他没有这自由。 这权力、这自由是被具体地限定的。 六，使用概念的权力，使用概念的自由，或者说对使用概念权力与自由的限定，应该是我们研究人类社会的课题。 这本身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 七，使用概念的权力，可以说是政治的权力，思想的权力，舆论的权力，社会的权力，生活的权力。 权力总不是无限的。天下从没有过无限的权力。 权力总是有限的。 八， 研究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社会上各个集团，各个个人在使用概念方面的种种权力的限定，该能揭示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 人类不该在社会生活中侈谈权力与自由。只要涉及权力与自由，它们就都是有限定的。 权力与自由的本性就是有限定的。 真正要研究的是权力、自由的受限定的实际情况与法则。 九， 任何一个人，只要非常具体地省视并记录一下自己在整个人生中使用概念时被限定的种种情况，就发现，你由此可以揭示你所处的时代、民族的全部文化内容。 一个细胞孕含整个生命的奥秘。 十，如果研究一个社会中不同集团的代表人物使用概念时受限定的情况，我们更能广阔地揭示整个社会的文化。 十一，使用概念的权力是一种非常公开的权力，又是一种非常隐蔽的权力。 说公开，是因为我们只要一讲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人人都要天天表现出来的权力。 说隐蔽，是因为实际上（在我们未讲明之前）这是一个人人都几乎不曾自觉意识的权力。 十二，使用概念的权力是有限的，这几乎是一个绝对的规律。即使对于一个独言独语的人来讲，也不例外。 他都不自觉地已经受到种种限制。 那是种种“自我限制”。 是整个文化对他的限制。 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文化。 十三， 一个作家在白纸上进行最自由的书写时，只要他略作自省，就会发现，这自由是相对的，有限度的。他运用概念的权力受着各种无形的力量制约。那制约就是文化的制约，包括政治的制约，社会的制约，伦理道德的制约，思维方式的制约，语言方式的制约，民族、集团、个人利益的制约。 而这种制约本身（内容及形式）就又是文化。 十四，一个人不能任意地、随意地、完全自由地运用概念、语言、思维。 这本身是概念的规律。 是语言、思维的规律。 是文化的规律。 任何文化行为都要受文化的限定。 而这限定本身就又是文化。 十五， 人人都不自觉地感受到了使用概念的权力受限定的束缚与压迫。 人人都在实际中力图扩大着自己使用概念的权力。 这种倾向是普遍规律。 十六，受限制的事物（力量，能量、势力、利益、倾向、欲望）必然会反限制。 这是个哲学规律。 而任何受限制事物之所以受限制，是因为它又有无限扩张的自发势力。 十七，当面不讲背后讲，显著不讲隐晦讲，直接不讲间接讲，这都是扩大自己使用概念权力的平常手法。 潜意识制造梦，这是一种扩大运用概念权力的手段。 隐蔽地使用概念。 昼梦，更是典型的扩大概念使用权的手法。 艺术更是。 用艺术做政治上、思想上、伦理道德上、社会学上的概念的间接表达，正是扩大概念使用权的有效手法。 十八，使用概念的权力受限定表现在： 第一，有概念不能用。 第二，有概念该用想不到用。 第三，新概念已形成，但因为使用概念权力的限制，使得新概念最终未能向社会提出。 第四，新概念已在萌芽状态中，因为使用概念权力（对思维）的限制，使得新概念没有形成。 十九， 使用概念的权力还表现为不使用某些概念的权力。 即拒绝某些概念的权力。 这是使用概念的权力与自由的又一种含义。 在各种专制的（王权的，还是神权的，还是家族权的，父权的，主权的，等等）压迫下，人们不能拒绝相当多的一些概念。 如同人们不能使用相当多的一些概念一样。 而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一个政治代表人物在政治活动中，以及一个普通人在生活中，他们都在使用概念与拒绝概念的方面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对这些限制总和的把握及研究，就能使我们确定这一人物在社会、文化中的特定位置，特定角色。 角色是由多个方面组成。 由各种场合受到限制的总和组成。 二十， 对使用概念的权力这个范畴的考察，使我们清醒地看到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是相当不自由的。 没有完全自由的人。 侈谈完全的自由是可笑的。 二十一，但是，我们却又知道： 能够使用任何概念（包括提出新概念、形成新概念），能够拒绝任何概念，这一定是最大的自由状态。 我们就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对所有的概念，拿得起，放得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们之所以从本书开篇以来一直讲这样的中国禅语，表达了一种精神，一种状态，一种境界。 那是思想者的智慧境界。 我们就是敢于使用、提出、形成各种概念；我们又敢于拒绝、抛弃、抹掉各种概念。 我们也许不可能绝对自由，但是我们争取最大的自由。 任何人类的重大真谛，都是在这种思想的自由态中被发现。 有的人一生中有一瞬进入这种自由态，他便有一个伟大发现。 人类的发明由无数人的自由瞬间所汇成。 二十二，希望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共同进入这种思想自由的状态。 我们将更随意地使用（和拒绝）概念。 我们研究、论述、总结的语言、结构、方式都将更加自由。 我们不为任何成见所限。 我们万里高天自由心。 自由，似乎是文化范畴内的事情，可是自由，又常常表现为对文化的（因而也是社会的）限制的抵抗。 超文化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文化，但人类一直有着“超文化”的企图。 柯云路信箱： keyunlu@vip.sina.com 柯云路作品免费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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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知道与不知道

benlion 2011-9-5 15:32

人类知道的：人都是会死的， 人类不知道的：人死后的灵魂； - 因而，人类设立了宗教。 人类知道的：太阳也是会消失的， 人类不知道的：人类迁徙到哪个星系； - 因而，人类发展了科学。 人类知道的：制造复杂的机器， 人类不知道的：未来人类的形态； - 因而，人类展开了幻想。 金色季节：9-11月 ◆1991年 - 10月我的专论“科学的结构与中国的未来”发表，探讨轴心文化模式和二维度的科学，系统科学与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的“太阳能-生物-电子（SBE）”技术。 ◆1996年 - 11月北京“第一届国际转基因动物学术研讨会”（email有美国Hood - 在做转基因），我的论文“基因（genes）自组织系统与特异性表达”，讲演了生物系统论（biosystem theory）与遗传学、转基因和生物工程研究。 ◆2001年 - 9月Wolkenhauer（modelling）、Hood（omics experiment）同时发表系统生物学论文，10月Kitano（computation, 日本e-cell课题组）的2000年11月国际会议论文发表。 - 10月是北京“第一届国际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会议”我计划召开的时间（1999年建立“Genbrain biosystem network”网站 - 称生物系统为“information control systems”开始筹备会议和协会*）。 ◆2009年 - 9月是我回国后申报北京香山会议“系统遗传学”计划召开的时间（同行评论未成功），10月荷兰召开了国际系统遗传学会议。 ◆2011年 - 8月底9月初，第12届国际系统生物学会议在德国海徳堡召开，1999年我在德国开始筹办北京2001年国际会议（2000年邀请了日本e-cell课题组 - 10月发布11月召开会议）。 *：1996-1999年我从“biosystem theory, systems bio-engineering”转换到“biosystem science engineering”，并定义为“生物系统（结构）论和实验（experimental）、计算（computational）与工程（engineering）方法的生物系统研究” - 其中，结构论，包括：1）系统的结构整合（integration）- 分析与综合、2）功能适应（稳态与调控）- 实验与计算方法和3）层级建构（construction）- 工程与设计。 （至今，20年历程回顾 - 总结） （个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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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费多益： 科学边缘的他者——从《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说起

tian2009 2011-7-2 17:54

【田案：这是费多益博士撰写的文章，从人类学的视角，对我的民科研究加以评论。把民科研究放到更大的学术谱系之中。】 回首页 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3期 科学边缘的他者 ——从《永动机与歌德巴赫猜想》说起 费多益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北京100081） 　 摘　要 ：人类学家试图“通过边缘来理解 中心的缺失”,这种“他者的目光”,以及“离我远去”的态度,向我们展示了“文化的互为主体性”。科学被幻化成文化符号具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当我们 走到主流科学体系之外,切换视角,努力做到站在他者的立场上,看待他者的文化,以及作为一种亚文化的科学，的确可以悟出很多瞠目的事实。将人类学与科学史 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学者展示了一种新工具、新方法，提供了考察科学的新角度、新视野。 关键词 ：他者 科学 田野 人类学 　　在今日中国社会,有人数相当多的一个群体,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但是疯狂地热爱着科学研究（自认为是在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可以为此而丢掉工 作、失去家庭、遭遇冷眼、饱受贫困。他们经常采用上访、投书报刊或造访权威名人、散发自费印刷的“成果”、不请自来跑到大学课堂上开讲等等行动,谋求社会 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承认。《永动机与歌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就是为这一群人——“民间科学爱好者”而写的。在若干重要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作者 对“民科”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详细分析了这些“民科”之所以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方法。 　　虽然在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看来，作者所做的工作不是合乎规范的田野调查，不是标准的人类学民族志，但是搜集“民科”的文本、媒体对“民科”的报道,以 及与“民科”的直接访谈和交流,都不失为某种田野调查——“民科”这个特殊人群,就是作者的田野对象。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试图将人类学与科学史结合起来进 行研究，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学者展示了一种新工具、新方法，提供了考察科学的新角度、新视野——人类学的角度和视野。 　　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类学者承诺，他们一方面要拯救那些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描写异文化(other cultures)反省自己的文化模式,从而瓦解人们的常识,重新检讨大家认为想当然的一些想法。((1(, p.16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就强调人类学要“通过边缘来理解中心的缺失”。((2(, p.399-401)王铭铭在评论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时,用“在这里”(being here)、“到那里”(being there)、“回到这里”(returning home)这三个阶段来形容其人生经历。就是说,人类学者首先在本文化中习得一种价值观念,继而到“异文化”中体验不同的价值可能性,最后回到本土,对既 有的价值提出反思性见解。((3(, p.376 ) 　　人类学的这种“他者的目光”,以及“离我远去”的态度,向我们展示了“文化的互为主体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科学，如果关于它的研究局限于主流科学 及其共同体,我们往往会对某些重要事物视而不见。而当我们走到主流科学体系之外,切换视角,努力做到站在他者的立场上,看待他者的文化,以及作为一种亚文 化的科学，却可以悟出很多瞠目的事实。诚如吉尔兹所说，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把自己作为人类生活形式地方化众多案例的一个来 看待,将会取得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4(, p.19 ) 　　由于体制的逐渐宽松,近年来人们不难看到民间科学家自费出版的专著一部又一部地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他们的发明创造也屡屡经电视等强有力的媒体向社会 推荐。他们对科学的热爱非同寻常，甚至超出职业科学家。但其行为方式不遵守主流科学界所认可的规则，科学界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太可能认真对待他们的主 诉或者声明。从社会层面看，不被主流科学共同体认可的东西，就不是科学。但是从科学传播学、科学社会学及科学人类学的角度，这类人物值得专门研究。对于医 生来说,一个病症特殊的患者可能比一个健康人更具有医学价值。((5(, p.21-63) “民科”问题缠结着科学与公众、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民科”的行为方式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状况，特别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百姓对现代科学的看法，而科学 传播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某些行为。因此，对这个特殊病症的解剖,其价值不亚于分析正常社会人群。在科学传播系统中，科学家的意见是重要的，但民众的意见也是 重要的，这也正是把“民科”作为对象进行考察的原因之一。 　　我们身边如此数量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一个社会现象的出现,总有复杂的社会文化成因，“功能主义”的方法对于我们理 解这一现象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生和存在是颇有裨益的。结构功能分析是20世纪初英国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和A.R.拉德克利夫·布朗为探求人类社会 如何不同而建立的功能学派创说，以及由此确立的一种解剖社会群体的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功能学派对处于边缘的社会文化群体进行研究，并且不把研究视角 局限在群体直接存在的社会区域内,而通常都要放到更大的社会体系直至整个社会中去考虑。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整体论”指出，每一种文化中的各个文化因素不 是孤立的和处于游离状态的,而是彼此有着复杂的交互关系;如果把某一个文化因素单独提取出来,使其脱离整个文化环境,断绝与整体文化的联系,则不可能了解 和认识它的作用和意义。((6(, p.33-51.)英国学者拉德克利夫·布朗强调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认为人类学的任务与其说是研究个人的行为,倒不如说去鉴别控制人类行为的规范和揭示 人类社会的结构——习俗、信仰和制度的模式，这一观点人们称之为结构——功能主义。其主要原理是，社会结构是能直接观察到的某一时间内具体的一套关系，一 种文化的不同方面的中心功能就是维护这种文化的社会结构。(7( 换言之, 布朗所说的社会结构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有机整体，他更加重视探讨：一个社会文化下生活的人的行为活动如何再生产这一社会文化或促使这一社会文化的改变。也就 是说,一种社会文化是如何在生活于其下的人的活动中被再生产或改变。这里，(社会文化再生产或改变的)“过程”、(人作为再生产或改变社会文化的)“力 量”和(人在社会文化中的活动)“作用”，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科学被幻化成文化符号具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在社会文化中，公众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由科学权威的理性保证了他们 备受公众的尊重，另一方面，公众对科学知识和科学论证方法的了解极其肤浅，而这种了解又形成了尊重科学的基础。在美国，“大多数成年人，不是通过掌握科学 知识、科学方法或者科学标准，而仅仅是通过介于人和科学真谛之间的某些代表科学的符号才知道科学。例如，一位演员竟能代表科学，只是因为他正在饰演医生和 穿着白大褂。”对科学的“不理解的尊重”形成了科学被幻化为符号的社会基础。这种表示科学的符号往往与科学的本质相分离，有时代表的根本不是科学，而是非 科学的其他事物。((8(, p.22 )具体到我国，作者认为“民科”的产生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受过理想主义教育,二是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前后“科学的春天”。科学成为这些人献身的对象, 与科学在主流话语系统里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关。 　　“民科”的大量存在,意味着科学与公众的沟通出现了障碍,意味着传统的科学传播出现了问题。虽然“民科”大规模产生的社会氛围如今已不存在,但大众传 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仍在继续。因此,研究“民科”不仅为解决“民科”这个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些帮助,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科学传播活动也能够提供借鉴。当然， 问题并不在于个别民间科学家具体如何,而在于社会应当通过良好的机制,采取恰当的态度对待这一类事物((5(, p.21-63)，这也恰好体现出功能学派对于制度或规范的强调。 　　两百年来，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不断在改变和拓展，最初是作为遥远的异邦的“初民社会”,后来回到自己所在的复杂文明社会。这与学界对自身传统理论和 方法的反思与批判以及社会本身变迁等诸多方面息息相关。当然,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以及科学技术,尤其信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其时空界限 的重要决定因素。文化人类学者正是在与这些发展变化的背景互动中不断改变着自己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田野时空。从开始只研究非洲族群、太平洋岛屿和澳大利亚土 著、美洲印第安人等所谓“原始”、“野蛮”、“无国家”的简单社会,到后来研究亚、非、拉的复杂传统文明社会,再进而对欧美工业社会文化进行研究;从只研 究现代的“过去时”,到研究现代的“现代时”。 　　田野的涵义已经远远不是异邦或乡村。翁乃群认为人类学研究正在走出“山野”，而费孝通的观点似乎更为开放——“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9(, p.12-14 )这与佩雷诺将他者界定为“差异”的观点不谋而合：只要存在差异,存在与自己的不同,那里就有人类学的田野。佩雷诺在“当人类学回到本土：一个学科的不同 场景”一文中强调，虽然人类学已经逐步转向本土文化研究，但“本土”却有很多不同的含义，而人类学出于其学科范式假设的需要，仍然会致力于欣赏和理解“差 异”（difference）。也就是说，他认为只要人类社会和文化存在“差异”，他者的幽灵就仍然会在人类学中游荡((10(, p.105-128 )。人类学家对学科、对自己的反思最为深刻的地方正是在田野中,因为人类学家在田野中需要不时地将研究者自己作为研究客体来进行反观。如果作为研究者的 “我”试图真正理解报道人的意义体系,我就需要力图进入“我”所研究的他者中的群体(虽然肯定还会或多或少带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意义体系),这是我们所说 的“要进得去”。然而光进去对于理解该文化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出得来”。但是当我们出来的时候,研究者其实已经不再是进去之前纯粹的“我”了,因为 他已经受到了(或多或少)被研究者的意义体系的影响,从而得以具有报道人的眼光和视角来反观作为研究者的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学家成为了认识自己 的“他者”。 　　回顾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似乎也可以说是发现他者的过程,而且这个他者越来越近,从最初的遥远的异邦,到内部的异邦,再到研究者的身边。随着这个他者形 象的逐渐接近,人类学家对自己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正如一个照镜子的人,逐渐找到了更能清楚、准确地反映自己形象的镜子一样。对他者的认识加深,正是自我 认识的凸显。难怪威廉·亚当斯断言, 人类学最令人欣慰的悖论,也是她最激励人的特征,就在于研究他者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生命旅程 ((11(, p.47)。 　　人类学研究方法对于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摆脱了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唯”科技观或者“纯”科技观。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 术,拓宽研究视野和领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主流人类学领域。这有别于多年来在社会学领域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它始终没有进入主流社会学领域）,而今的 科技人类学研究,一开始就对“科学”这个概念进行了反思。 　　从科学史转向科学人类学，可以：1，明确学科定位，“以现代科学为参照，分析、研究、重建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及知识的历史和现状的一门学问”，由无意识 的人类学转化为主动的人类学；2，强化学术领域的独立性，在科学史和人类学之间确立自己的位置，摆脱目前在科学史界的边缘地位；3，利于开展与实践相关的 活动，比如与传统文化保护相关的实践活动。(12） 　　人类学的出现代表着人类知识体系内部划分的一种危机和重新整合的需要。人类学的核心术语“文化”,正是这种知识重新整合的有效概念工具。美国人类学家 拉尔斐·比尔斯指出:“在众多有关人的学科中,人类学的特殊作用在于它是唯一汇集全面的、历史的、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学科。全面的方法即是根据人类生存 的全部范型来研究人或人类群体。这样,人类学家得以面对诸如生态、社会关系、经济或艺术等特别领域与人本身和人类行为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人类行为产生于文 化系统中复杂的相互作用。”（(13(, p.2-3） 　　正是“文化”概念的这种全面论和整合论的特征,使它在20世纪的后期越出了单一学科的界限,催生出更加具有综合性的跨学科的和反学科的研究新潮流——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当代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非常清楚的意识到,必须揭露在西方知识传统中构成学科划分的主流意识形态因素,揭露在大学的院系中支配着教学 与研究的体制性因素,也就是揭露学院派的历史传承和现实运作背后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文化这一概念的超学科性正好给这场学科批判和反思运动带来一件有效的 思想工具。“文化研究的话语必须抵抗学术学科及院系中已确立的利益。它质问捍卫各类学科与院系的学术现状的知识要求与理智性模式常出现的围绕在不许在学术 学科领域内提出的问题的利益。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必须谴责学科未提出的问题中包含的利益。”((14(, p.90-91 )由这种激进的打破原有学科划分的批判要求,我们不难看出晚生的学科人类学所给予的积极影响。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费老曾在自己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把实地调查仅仅看成是亲自接触研究对象，参与研究对象的生活还是不够的。”一个在实地研 究过的人应该明白，问题并不是研究者在不在现场，因为研究者在现场而对于现场的种种现象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必须要有理论作指导。指导研究者有针对性 地了解情况。这就告诉我们现场调查的功夫主要是现场之外研究者平时的知识积累和理论素养。人们对理论的把握不能局限于认识理论本身，而应着眼于运用。因 为，理论所包含的见地、观念和概念是一套思想工具，是用来观察实际的手段。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劳也曾说过，理论的核心作用体现在其中心词上，即一个 核心概念，通过它能使我们对现实世界有一个崭新的透视，对观察物投以新的眼光，从而刺激出新的发现。((15(, p.45) 　　人类学重视对所谓地方社会小传统的研究；强调文本与经典研究以外的田野考察方法，亦即重视通过长期的亲身实践（“参与考察”、“深度访谈”等）而得出 的特殊经验。但是调查的对象、访谈的内容，都与研究者的理念直接相关。同样是田野调查，传统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者可能只见到具体的技术细节，而看不到其中的 人文内容。科学人类学需要解决科学史传统与人类学基本理念的冲突，才能充分借鉴人类学已经成熟的方法，发挥科学史的传统方法，并引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 方法和视角。 参考文献 (1( 乔治·Ｅ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年。 (2( Sahlins, Marshall, The sadness of sweetness: the native anthropo1ogy of western cosm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6.Vol37,No3: 399-401. (3( 王铭铭，《萨林斯及其西方认识论反思》，《西方与非西方》，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 (4(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5( 田松，《永动机与歌德巴赫猜想》，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6( B. Malinowski,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4. (7(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8( Christopher Toumey, Conjuring science: Scientific symbols and cultural meaning in American lif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1996. (9( 费孝通，《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徐杰舜等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 Mariza G.S. Peirano, When Anthropology is at Home: the Different Contexts of a Single Disciplin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8,27: 105-128. (11( William Adams.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Anthropology, CSLI Publications, Lel and Stanford Junior Univ, 1998. (12( 田松，《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学人类学》，《弘扬民族科技 促进西部开发——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 (13( 拉尔斐·比尔斯等，《文化人类学》。骆继光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14( 亨利·吉罗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罗钢等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5( Peter M. Blau, 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Free Press, 1977. 作者简介：费多益（1973-），女，江苏省苏州市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 The Other on the Border of Science FEI Duo-yi Anthropologist try to understand the lack of the center through the verge, such attitude "away from me" and the others' sight have laid out the inter-subjectivity among cultures. The fluctuation of science into cultural symbol has possessed profound social foundation. After moving out of the mainstream of science, standing on the others' position and regarding their science as cub-culture, we can really grasp many startling facts. The combin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rovides a new point of view and new field of vision of reviewing science. 　 　 20070407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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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父亲的价值

welcomezp 2011-6-11 12:25

序：恋父情结 在香港书店里站着看完了原版的《海扁王》（《Kick ass》，其实笔者更喜欢翻为《绝命脚》），舞刀弄枪的超杀女让一干宅男大呼好萌，宅女却有不同的想法。笔者跟朋友讲起超杀女时，萝莉控的朋友却长叹小萝莉好命苦，她的父亲不肯给她一个童年。称职的父亲是很动人的，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坛子上的鲥鱼就表示过心仪吃剩饭的大叔。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卡拉（Peggy La Cerra），就是看到一张帅哥怀抱小宝宝的海报之后，开始研究女性的“恋父”心理的。卡拉给240名女性放幻灯，幻灯片上有的男人与小孩玩耍，有的对哭鼻子的小孩视而不见，女生们表示，对孩子好的男人比较有魅力。但是，给男生放女人和小孩的幻灯，男生不会觉得好妈妈比冷酷的妈妈更可爱。照弗洛依德门生看来，这种恋父情结的答案，一定要追溯到每个女性的童年，但另一个新生的心理学流派有不同的答案：女人之所以钟情父亲，是因为我们确实需要父亲。 1、父亲，这是稀有价值 不管潘多拉星和天顶星情况如何，我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充满了竞争和残杀。这个世界的规则，并非强者通吃。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子嗣众多者胜，断子绝孙者汰。不论你多么强壮英俊聪明伟大，如果没有后代，很快就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任凭地球被人丁兴旺的歪瓜裂枣填满。一对一，狮子不必害怕兔子，但这个世界上到处都看得到兔子，狮子却寥寥无几。只要下一代出世，多数生物就算仁尽义尽，但也有些父母不仅要生孩子，还要照料孩子，以保证自己的子嗣不会夭折。在动物世界里，母爱并不多，父爱就更加缺乏，带领小猫捕麻雀的是猫妈妈，孵小鸡的是母鸡，尾巴上拖着一包卵走来走去的是雌蟑螂。 世上只有妈妈好 父亲之所以稀少事出有因。首先，父亲并不能完全确保自己父亲的身份。每个妈妈都能百分之百肯定，自己肚子里怀的是自己的骨肉，而爸爸就要提心吊胆，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老婆偷人生下来的。有孩子当然很好，但孩子身上没有自己的基因就不好了。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傻瓜基因，当然会被淘汰掉。另外，父亲照顾孩子，要冒着失去更多孩子的风险。公猫办完事之后，大可以去找另一只母猫，而已经怀孕的母猫去找其它公猫并无裨益。一般来说，雄性可以通过到处撒种，获得更多子嗣，而雌性就没有这个便利了。最后，照顾孩子当然要耗损精力，如果谁能把孩子丢给配偶，自己溜之大吉，省下的时间和力气就能用来生育更多的孩子。对于体内受精的动物来说，父亲射精之后就可以逃跑，而母亲要等一段时间（少则几小时，多则一两年）才能把蛋或幼儿生下来，这时父亲早就跑到十万八千里之外了。 许多种鱼类和蛙类，是由夫妇一起把精子和卵子排到水里，完成受精，这样公鱼可以亲见自己的精子落到卵子上，从而保证了夫权，母鱼也有了可以产了卵就跑，把担子丢给孩子他爸的机会。毫不意外地，他们中有许多尽责的好父亲。欧洲常见的癞蛤蟆——产婆蟾（学名Alytes obstetrican，英文名Midwife toad），母蛤蟆会把卵产在公蛤蟆臀部的位置，他就一直背着孩子，直到孵化出小蝌蚪为止，蛤蟆实际上不是产婆，而是男保姆。 世上还是爸爸好 2、燕双飞 笔者家附近曾有一对野狗夫妇养了一窝小狗，狗爸爸一直站在洞口看护妻儿，别人给他什么东西他都让给妻子吃，让人感动。在哺乳动物里，这种既有母爱又有父爱的家庭非常罕见，相比之下，鸟类里的模范父亲就要多得多，同样在我家附近入住的燕子，夫妇一起哺养乳燕，笔者就没有太吃惊。乳燕的胃口很大，母燕独力根本无法养活，这就逼得他不得不跟母燕合作。 幸福家庭 其实在这方面我们更像鸟类。我们的婴儿很娇嫩，长得很慢，把小孩养大成人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能量，必须要夫妻双方竭尽全力才能做到。我们以为一夫一妻制是现代的产物，其实不然，智人（学名Homo sapiens）这一物种已有20多万年的历史，大多数时间都实行（不完全忠诚的）一夫一妻制，1万年前农业和畜牧业出现，男人能生产更多食物，同时养活多个孩子之后，三妻四妾才成为可能。另外，我们是唯一男女有分工的哺乳动物，男人打猎，女人采果。两种职业各有其缺陷，打猎容易失手，采野果无法获得很多蛋白质，这导致男人和女人合作时效率很高，单打独斗却无法生存。这也迫使男人和女人走向合作。 必须强调的是，人类是罕见的一夫一妻制动物，但我们并不忠于这一制度。生物一代代进行繁殖竞赛的结果，是选出了最多产的精英分子，身上配备种种用来繁殖的机件，生物学家称之为适应器（adaptation）。有些适应器一眼就能看出与繁殖密切相关，比如燕子孵蛋的能力，有些则是拐弯抹角地为繁殖做贡献，比如翅膀，如果没有翅膀，燕子会饿死或者被野猫吃掉，也就无法制造下一代。我花费篇幅介绍适应器，是因为它能反映一种生物的进化史。燕子有翅膀，是因为翅膀曾经帮助它的祖先繁衍，这一适应器才得以代代相传，这说明燕子的祖先曾走过“向天空进发”的进化道路，如果燕子的祖先不飞，翅膀也就没用了。同理，猫的尖爪说明它走的是“食肉动物”的进化道路，鱼的鳍说明它走的是“水生动物”的进化道路。很尴尬的，我们似乎有着婚外恋的进化道路。女人一个月排出一个卵子，只有在这时她才能受孕。母黑猩猩和母猴到了排卵期，臀部都会变红肿胀，以著名的“红屁股”昭示天下，但女人排卵几乎没有征兆，这也许是一种帮助女人幽会的适应器。 嗯……红屁股原来是这个意思 如果一个女人发现比老公更帅气，更强壮，或者身份为“北大清华研究生”的男人，希望得到那个优秀男人的精子，改良自己孩子的基因。前面说过，雄性可以通过多妻获得更多子嗣，优秀的男人很可能会答应她，男性对性的态度比较随便，也是适应器，这样他就可以与更多的女性发生关系，生下更多的孩子。但要浪费精力养别人的种，正版丈夫肯定不愿意。如果女人也有红屁股，男人就知道她什么时候可以受孕，在那几天把她看得严严的。假如女人把排卵期隐藏起来，男人不能永远看着她，她就可以偷偷摸摸去找小白脸。——当今世道连爹都有假的，只有妈是真的，说得不错。但是，假爹的问题绝不限于当代，人类存在的历史有多长，它的历史就有多长。燕子也面临着红杏出墙的难题。西欧的家燕（学名Hirundo rustica，英文名Barn Swallow）大概有1/3的乳燕不是父亲亲生，家燕结为伉俪之后，公燕老是追着母燕，不让她给自己戴绿帽子，“双去双飞绕画梁”其实也不是那么浪漫的。 3、FBI忘记的事 在前两章里我一直强调，生物世界里最重要的是“繁殖”，无论人还是燕子，都是人丁兴旺胜过膝下无子，但看来这个逻辑很容易找到漏洞。为什么工蚁不产卵？蚂蚁并不是失败者，正相反，它们的家族非常健旺，它们征服了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根据一种统计，世界上的蚂蚁数量有一亿亿只。如果繁殖意味着成功的话，蚂蚁又是怎么延续下来的呢？ 这个问题达尔文早就有了答案。养牛人希望牛肉有肥瘦相间的大理石纹，然而牛肉的好坏要尝过才知道，良种牛会被宰掉，那么，这一品种是怎么培育出来？虽然一头牛会被宰了吃掉，但养牛人很可能会留下它的哥哥，让肉质优良的家族得以延续下去。亲戚往往有一部分基因相同，不育的蚂蚁可以帮助她的姊妹（工蚁都是雌性），使不育的基因留存下来。在上个世纪60年代，达尔文的答案更加完善了。当代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美国人汉密尔顿（William D. Hamilton）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他提醒我们，衡量一个动物（或植物，或细菌）生活得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它自己有多少子女，也要看它的亲属有多少子女。汉密尔顿的贡献在于，他把我们的目光从单个的生物（一只蚂蚁、一头牛）身上拉开，转而去关注背后的始作俑者：基因。基因让工蚁不育，专心照料母亲——蚁后，让蚁后生下更多跟有相同基因的姊妹，这和自己生儿育女没什么区别，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基因的传播。 从赤道到北极，每个国家的人都知道，后爹后妈赶不上亲的，每个民族都有小白菜、灰姑娘的故事。传统的心理学注重文化的不同：有人戴面纱，有人赤身裸体，有人吃饭用叉子，有人用筷子，有人住水泥房子，有人住帐篷。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奇百怪，却都坚持血浓于水，这是怎么回事？文化是多样的，而文化背后有一致的东西——基因。人类有偏爱自家孩子的适应器，因为自家的孩子才有自己的基因，没什么奇怪的，许多动物都有这一本能。审视动物世界，我们常常会为禽兽的辣手无情而吃惊：公狮将不是自家的幼狮吃掉，鸵鸟太太会把情妇下的蛋（鸵鸟先生可以跟5只母鸵鸟发生关系，但正房太太只有一个）推到巢外。 小子，我容忍你是有理由的…… 南美洲有一个叫做雅诺马马（Yanomamo）的印第安部落，如果女人想再嫁，男人会逼她干掉前夫的孩子。正所谓儿子是自家的好，我们这些所谓的“文明人”也不例外。人类学家夫妇戴利（Martin Daly）和威尔逊（Margo Wilson）曾经做过许多调查，发现在最文明、最现代的国家——加拿大和美国，小孩被继父母所杀的可能性，是亲生父母的40-100倍。他们还发现，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凶杀案时，居然没记录杀小孩的是亲生父母还是后爹后妈，也许，他们认为人类跟狮子不一样。 不久以前，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还认为人类是与众不同的动物，禽兽求生靠本能，我们靠学习，人类的脑子里塞满了文化知识，人性是的一张白纸，由文化画上图画。如果有谁讨论人类的本能，那就是无视文明动物的特殊性。美国动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另一个威尔逊）就因为在书中把人类社会与蚂蚁、狮子相提并论，招致了轩然大波，有一次他去演讲，竟遭激进分子兜头泼了一瓶凉水。人由文化决定，动物受本能操纵，这种人性/禽兽的两分并不科学。我们的大脑是适应器，跟手、眼、肝脏、摄护腺一样，是帮助我们繁殖的工具。人的大脑里有许多先天编辑好的程序，例如怕黑（避开危险）、喜欢甜食（补充能量）等，以确保我们的基因成功传播，这就是本能。 4、孩子随爸？ 上个世纪90年代，威尔逊被泼水后，研究人性中进化得来的“本能”的学问，逐渐发展为一门新学科，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进化心理学是一门把人当作禽兽的学问。人与其他动物无异，是通过生存竞争进化而来，脑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程序，上面都写着“繁殖”。从这样的角度看人类，可以衍生出许多有趣的猜想。心急如焚的老公冲进房间，看见小床上皱皱的粉红小脸，旁边是老婆疲倦的笑容：“真像你。”此情此景真是动人，谁能相信这里可能包含着骗局呢？前面提到的戴利和威尔逊，就不惮做出这样的猜想。 戴利和威尔逊收集了一堆小孩出生的录象，其中有八成的妈妈都说孩子长得像爸，后来他们又发了调查问卷，结果发现不仅妈妈，娘家的亲戚大多也会说孩子长得像爸。按理说，孩子身上父母的基因各占一半，说孩子像爸爸和像妈妈的人，也该各占一半才对。笔者三四岁的时候曾为此而困扰：为什么姥姥姥爷舅舅小姨都说我长得像爸爸？不过当时我没有学过遗传学，我的理由是：我是女性，应该像妈妈。 不提这些。在第一章我们已经讨论过，在试管婴儿出现以前，女人都能确定孩子是亲生，从而确定孩子拥有自己的基因，男人就没有这个便利了。母亲要想办法让老公相信，孩子一定是他的。孩子的姥姥姥爷舅舅小姨，因为跟孩子有亲缘关系，也会支持她。于是孩子一出生，妈妈和娘家大军就开始七嘴八舌，孩子长得如何像爸爸……不管妈妈出没出轨。这不是母亲做贼心虚，有意掩盖自己红杏出墙，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即使是正常美满的家庭，母亲根本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她还是会说孩子像父亲。戴利和威尔逊的猜想尚不成熟，但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存在一种本能的程序，让母亲劝说，有时甚至是欺骗父亲，相信孩子是他亲生的，这样他就会尽起做父亲之责。可怕的是，母亲脑子里有这样的东西，而她根本就不自知，双方都是两眼一抹黑，骗局（如果有的话）也就能顺利进行。 父亲不能确认孩子是自己的种，连带着其他人也难以确认。比如祖父，一方面，他无法确定孙子是自己儿子的种，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家小子是自己的种。在祖辈的亲戚里，最能保证亲生的是外祖母，她的女儿确定外孙是亲生的，她自己也确定女儿是亲生的。也许我们拥有这样的适应器：外祖母应该多关爱外孙，毕竟外孙肯定是自己的种呀。 确实，有研究显示，多数人跟姥姥比跟爷爷更亲，娘家的亲戚——舅舅、姨妈等——也比爹家的更亲，原因都是一样的，隔了一代男性亲戚，血缘关系之间就隔了一层迷雾，男人的孩子跟男人的父母兄弟，是否真有基因上的联系，他们不知道。进化心理学家无比雷人的思考方式，为探索人性打开了一扇新门。人有别于禽兽，没错，但笔者很怀疑，我们拥有动物中最精妙最复杂的大脑，它里面竟然空空如也，只等着文化来填充。大脑是优秀的文化学习机，但它是一部装满本能软件的计算机，而不是一张白纸。 作 者 redqueen 参考书目： 尚玉昌，《动物行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Buss，D.M.，《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熊哲宏、张勇、晏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Ridley，M.，《红色皇后——性与人性的演化》，范昱峰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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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孩子如何影响父亲的大脑结构？

热度 1 welcomezp 2011-6-11 12:17

孩子的出生对于父母来说都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母子之间的大脑联结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种亲密的关系从怀孕开始就出现，并由诸如催产素之类的荷尔蒙进行着调节；甚至母子的心律都被发现有着同步关系。当孩子出生后，母乳又是新生儿最重要的食物来源。然而，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却一直被忽略着，甚至被认为远没有母子那样的紧密。 然而父亲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却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他们虽然并不孕育和哺乳，但缺少父亲的孩子在情绪和社会功能方面都将受到很大影响，容易变得具有攻击性，变成“瘾君子”或是屡屡违反法律。 最近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研究者Gloria K Mak和Samuel Weiss 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上的论文显示，父亲和子女的大脑同样表现出紧密的联结，神经基因在子女出生后的数天能够改变雄性大鼠的大脑结构。但只有呆在窝内的雄鼠表现出了大脑细胞的显著增加，换句话说，如果"爸爸"在子女出生后被移出，他们的大脑将没有任何改变。发生变化的大脑细胞主要出现在嗅球部分，特别出现在与知觉子女气味有关的部分。此外，海马部分的细胞也有显著的增加，这一部位对于记忆的形成极为重要，能够为巩固对子女气味的长时记忆做好准备。 在哺乳动物中，鼻子的神经元利用不同的感受器负责侦测特定的气味，嗅球则负责整合和固定各类气味信息。但是子女的气味并不足以引起新细胞的出现。当研究人员把父子用一个屏幕分开后，大脑中并没有新细胞出现。这说明，新细胞需要父子间有实际的身体接触才行，而亲密接触和气味一起引起了新细胞的出现。 父亲和子女的这种密切关联还和一种叫催产素的物质密切有关。这种物质本和雌性的分泌乳液有关，催产素基因被阻断的雄鼠就无法表现出与子女有关的大脑细胞变化。如果雄鼠和子女被隔离一段时间，他们很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子女。但是这些新形成的细胞能够帮助他们建立长久的联系。这样，即便是分离了很长时间，雄鼠也可以通过气味识别出自己的子女。 另一方面，作为子女的幼鼠大脑天生也对这种父子之间的联系特别敏感。Degu大鼠是一种父母分工很明确的物种，他们的父亲作用和人类父亲的功能很类似：小时候主要照顾子女的饮食温饱，长大了则负责陪伴他们玩耍。研究者发现，Degu大鼠的父亲对子女的大脑发育造成了重要的影响：有父亲陪伴的幼鼠大脑得到正常发育，而没有父亲陪伴的Degu鼠则在大脑神经突触数目上有明显的下降，特别是他们的前额和感知觉皮层。前额叶主要负责决策功能，奖赏和情感。缺少父亲关爱的大鼠在这方面的缺陷可能能够解释，成长中缺少父亲陪伴的儿童在社会行为方面的问题从何而来。 这项大鼠研究和我们已知的关于抚摸对神经发育影响的研究不谋而合。还未出生的新生儿经过羊水的抚摸，他们的感知觉皮层已经作好了准备。但是如果没有父亲的陪伴，他们的感知觉皮层发育就会急剧萎缩。缺乏抚摸的新生儿也会造成其他的发育问题，例如代谢异常和荷尔蒙的变化。 这项研究证明，父亲大脑和子女大脑多么精巧的联结。由于各种各样的研究，无论是生物的，进化的，社会的，人们都更倾向于注重母亲和子女的关系。但这个研究证明，父亲也对子女的神经发育有重要的影响——同时，父亲的大脑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来源 2010年 《自然—神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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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缺乏母爱会有什么影响？

热度 1 welcomezp 2011-6-11 11:58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神经科学实验室，在这里神经科学学家迈克尔·米尼教授（Michael Meaney）和他的同行们正在研究婴儿时期所受到母亲的爱抚对成年后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而舞台上举止各异的表演者们也并非红男绿女，而是一只只实验室里出生成长的成年大鼠。 母鼠在给幼鼠哺乳时，有时会弓起后背，舔舐爱抚怀中的小家伙，可是这种“慈爱”行为的频繁程度却因母鼠而异。科学家们发现，得到母亲爱抚较少的那些老鼠，长大以后往往对陌生环境充满警惧；相反，“母爱泛滥”的母亲更容易养育出天不怕地不怕的后代。更加有趣的是，如果把不那么惯于爱抚的母鼠所生的幼鼠偷偷放到频繁爱抚的母鼠身边，这些幼鼠长大之后，行为举止也与它们养母的子女一样，大多显得无畏而富于探索精神。这就说明，并非是“冷淡”的母亲把怯懦的基因传给了后代，而是由于子女在幼年时期所受到的养育方式不同，才导致了成年之后行为的差异。 幼年时代与母亲的关系对儿女成长影响巨大，并非新闻。事实上，多数人都会对缺少母爱的孩子心怀同情。确有大量科学研究表明，幼年时代经历了母婴分离、被忽略、被抛弃、被虐待的孩子，长大之后罹患抑郁、狂躁等心理疾病、乃至自杀的可能性均比正常家庭的孩子要高。可是，幼年时代的经历，究竟是如何改变了我们人生的轨迹，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切之中的生物道理，要从我们身体深处一条叫做“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神经脉络说起。 下丘脑、垂体和肾上腺一线，是协调我们应激反应的枢纽，也是保证我们的祖先能在危险丛林里生存下来的至关紧要的法宝。当面临外界危机时，我们的下丘脑分泌激素作用于垂体，促进垂体分泌下游激素，激活肾上腺皮质，而肾上腺皮质立刻作出反应，分泌皮质激素。在它的作用下，我们心跳加速，体内血糖升高，脂肪被分解，能量被释放，身体迅速进入应激状态。可是，当危急情况过去，一个巧妙的反馈环开始发挥作用——过多的皮质激素进入大脑，抑制下丘脑和垂体的活性，从上游切断这条应激反应，而我们的身体也就回到了和平时期休养生息的状态：食物被消化吸收，能量被储存，免疫系统在体内活跃地巡逻，直到下一个危机到来。 科学家注意到，在幼年缺少母爱的个体体内，应激激素——皮质激素的水平哪怕在和平时期也要比普通个体更高（4），而且这种升高现象往往持续到成年时期。这并不奇怪，缺乏长辈的照顾，对幼年的个体是相当大的危机，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于是皮质激素挺胸而出，全面插手机体功能，正是亿万年的自然选择给我们留下的锦囊妙计。而不幸的是，正如许多事物一样，指挥我们的躯体安然度过难关的皮质激素也是一柄双刃剑。当浓度居高不下，它将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许多损害：机体免疫机能被削弱，睡眠紊乱，心理变得易于抑郁、躁狂、恐惧，并且对酗酒吸毒的抵制能力也相应下降。实际上，许多人都认为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长期存在于每个人心头的危机感，正是一系列心理疾病盛行于世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些由于幼时母爱不足而体内应激激素一路走高的个体，容易受到各种负面情绪的影响，确实也在情理之中。 还不仅仅如此，从幼年时期起就具有高水平的皮质激素，比成年后才面临激素升高，对我们的大脑发育有着更加显著的影响。出生之后，在我们生命的前几年乃至于二十年间，大脑还处在活跃的发育之中。而此时大脑最容易受到各种激素的影响，而改变自己发育的进程。一直面临高水平皮质激素的大脑，发育将相对减缓——譬如对学习与记忆至关重要的海马体，又如运筹帷幄、作出决策分析的眶额皮层在这些激素水平过高的个体内，体积往往较小，暗示这些大脑的发育确实有所不同。相反，掌管恐惧反应的杏仁核却体积加大，活性提高，使得个体更容易受到焦虑情绪的困扰。大脑中这些显著的变化都显示，幼年时代的经历和体内激素的变化，往往比成年后的经历，有着更加持久而难于逆转的效用。 可是，这些发现并不足以让科学家们洋洋自满，他们依旧困惑于究竟是什么机制导致了幼年时期因生活环境不利而升高的激素能具有如此长效显著地作用，竟让在几十年后还阴魂不散地困扰许多人的生活。这一次，米尼教授和他的同行们深入实验大鼠的脑细胞深处，到它们的遗传基因里去探求这个扰人的秘密。 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遗传密码被破解，人们一时间以为自己已经读懂了生命的天书。可是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一切并非那样简单直接。在遗传基因组成完全一样的同卵双胞胎之间——尤其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分开，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双胞胎之间，他们的性格、心理、甚至生理上都存在着相当可观的差异。还有，我们手指尖的皮肤细胞和我们大脑里的神经细胞，外观上看起来完全没有相似之处，而实际上它们细胞核之中的DNA里却记载着一模一样的遗传信息——究竟是什么缘故，让它们的命运如此不同？科学家意识到，从DNA序列到生命的外观之间，还横梗着一个又一个不透明的黑匣子，在这些黑匣子里，我们的遗传密码、体内环境和体外环境以极其复杂而又精妙的方式互相作用，共同决定了我们的现在与未来。这其中的一个，匣口已经被揭开，暗箱操作的秘密也慢慢为我们所知，这就是表观遗传修改（Epigenetic modification），现代生物学的研究热点之一。这种机制，是在不改变遗传密码的排序的基础上，通过对DNA和染色体蛋白的化学修饰（5），来达到激活或者削弱基因表达的目的。 在上文提到的皮质激素反作用于大脑里的垂体和下丘脑，切断应激反应的负反馈环里，就有着这么一个关键的基因，会受到决定命运的化学修饰。这个基因的产物，是一个叫做皮质激素受体的蛋白质，它是这个反馈环里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它处于神经细胞的细胞膜上，皮质激素进入大脑后，必须要和它结合在一起，才能启动下游的切断反应。而这个基因上，有一段重要的区域，一旦接受了化学修饰，就会大大削弱基因表达成蛋白质的能力。一旦这个基因的表达变弱，产物蛋白的产量下跌，大脑的神经细胞将不再对高水平的皮质激素做出剧烈反应，也就无法有效切断下游肾上腺皮质制造更多激素的反应。长此以往，皮质激素的水平自然居高不下。 米尼教授他们发现，在幼年受到母鼠爱抚较少的大鼠脑细胞里，这个皮质激素受体的基因上确实被加上了不少化学修饰，蛋白产量远比那些受到频繁爱抚的大鼠要低。更加惊人的发现来自于对人类的研究——他们对12名受到童年虐待的自杀者脑细胞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的这个基因上所加的化学修饰显著高于正常死亡者，甚至高于没有受过童年虐待的自杀者。相应的，他们的皮质激素受体的蛋白产量比后两者显著降低。 幼年缺乏母爱，导致基因修饰状态被改变，居然能在数十年后造成如此持久的影响。这个听起来骇人的现象，科学家们却认为，它依然是在物种演化与自然选择中被保留下来、曾经造福我们祖先的重要机制。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里似乎听来无理，可在原始的丛林之中，草原之上，如果母婴生活的环境比较危险，母亲很可能无法专注地爱抚子女，加上来自危险环境中的其他危机，会使得后代体内应激激素变高，而这种激素对神经系统的持久修饰，保持激素的高水平，将使得后代在类似的危险环境之中得到更强劲有效的应激反应——毕竟出生的地方也很可能是它们终老一生的地方，这对后代的生存是相当有利的。只不过这来自于远古、深藏在我们大脑深处的记忆，在日常压力司空见惯的现代社会里，也许不再是我们的福音。 然而，如果我们出生在一个相对不幸的环境中，是否我们一生就注定悲剧？显然并非如此。我们的体内有许多复杂的系统，能够互相平衡制约。而且，对基因的修饰、蛋白的表达乃至激素水平的调控都并非不可逆。事实上，有研究表明，被幸福家庭领养的孤儿在与新家庭生活六周后体内的激素水平就将恢复正常。而即便是童年快乐的孩子，长大以后一样可能受到抑郁、焦躁和其他心理疾病的困扰。与其说科学家们在皮质激素受体上找到了锻造我们一生命运的密匙，不如说他们开启了一条新思路，供我们思考遗传与环境、经历与成长、心理与生理，个体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充满动态的关系。 1. 本文限于篇幅，只对母亲的影响做单独讨论，并不是说父亲育后代的关系不重要。虽然在许多动物里父亲对抚育后代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但在人类显然并非如此。实际上，不但父亲，甚至其他亲属、邻居、甚至幼儿园环境对人类后代的幼年发育的影响极大。 2. 下丘脑分泌、作用于垂体的激素有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与抗利尿激素。 3. 垂体分泌、作用于肾上腺皮质的激素主要是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4. 有研究表明，受到家庭忽视引起皮质激素异常升高，而更为极端的不利环境——譬如大量家庭暴力或者被彻底遗弃——则造成皮质激素在后期异常降低。对后者在个体发育上的具体作用研究尚不如前者，但可以肯定的是，维持皮质激素的正常水平非常重要，过低过高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5. 最为常见的修饰是给DNA里相连并重复多次的“CG”序列里的C上加一个甲基，或者给染色体组蛋白上加上乙酰基。 作者 s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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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类的长寿基因

welcomezp 2011-6-11 10:29

博士顿大学生物统计系的保拉·萨巴斯蒂亚尼（Paola Sebastiani）与医学院的托马斯·波尔斯（ThomasPerls）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声称通过分析150个遗传基因的记号，可以预测个人活过百岁的概率。“预测模型的正确率达到77%。”这是否意味着已经炙手可热的个人基因测序业务将很快提供该项服务？波尔斯澄清：“作为文章作者，我们并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此外，除了预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这项研究是否意味着科学家们成功定位一百五十个“长寿基因”，进而很快就能弄清了长寿的生物机制，甚至可以利用医药或者基因工程的方式来促使人人长寿？萨巴斯蒂亚尼却冷静地告诉记者：“此刻所做的一切只是统计分析而已，若想要了解其中的生物机制，以及这些基因记号究竟为（人类长寿）做出了多大贡献，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所以，这只是第一步。”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解读这项科研的意义？且从这150个遗传基因的记号从头说起。 百里挑一的差异 我们绝大部分的遗传密码，记载在细胞核内二十三对长链般的DNA上，而每条长链由四种核苷酸分子组成。你可以将核苷酸看做四色的珠子，千万颗乃至上亿颗这样的珠子串在一起，它们的颜色和顺序，记载了我们从双亲那里继承而来的遗传信息。如果从北京街头随便抓来两个毫无亲缘关系的陌生人，他们体内每条长链99.5%以上的部分都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俩人之间，平均每上百颗珠子里，只有一颗的颜色不同。 如果在在一小段DNA里，只有一颗珠子在人群中有不同颜色（通常只有两种颜色），这颗珠子所在的位置，就被称作“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 缩写SNP,读音snip）位点。纵观人类基因组，平均每一百到三百个核苷酸里会出现一个SNP位点，而我们个体基因组中90%的花样，都以SNP的形态存在。可以说，每人都有一套颜色特异的SNP珠子，它们虽然相对数量不大，却使得我们遗传密码个性鲜明，并为个体差异起到可观的决定作用。 既然SNP如此关键，近年来，运用一种叫做全基因组关联（genomewide association, 缩写GWA，读音giwa）分析的特殊研究手段，从众多SNP位点中找到与特定健康状况“有关”的那些，成为遗传界炙手可热的领域。简而言之，这样的研究通常找来两组人群，一组有特定健康状况——譬如患有某种疾病，而另一组没有。科学家们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手段，确定每个被试个体体内一组SNP珠子的颜色是红是绿，再通过统计方法，计算红色（或绿色）珠子是否特别容易出现在患有疾病的被试体内，如果答案卫士，该SNP就被判为与这种疾病“相关”。 预示长寿的密文 过去五年里，利用GWA，科学家们已经先后发现成百上千个SNP，分别与四十多种疾病相关——其中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自闭症、癌症等常见疾病。而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研究者，则找来两组已过世的老人的血样：一组特别高寿，终年在95岁到119岁；而另一组则与广大群众差别不大，终年在53岁到90岁之间。研究者先从二十六万个SNP中，找出数十个各自与长寿相关的单个SNP位点；又建立统计模型，找到一套“具有预测性的”SNP，共有150个。通过确定每一个被试体内这套SNP的颜色，他们可以计算出该个体活过百岁的概率——如果超过一半，就被定义为“很可能高寿”。由于被试的寿命都已知，把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和实际情况一比较，发现77%的百岁老人都确实被模型预测为高寿者，这，就是“准确性达到77%”的来源。 那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有人对你体内这150个SNP进行测定，就能以77%的准确度预测你能否活到百岁呢？显然并不是这么简单。首先，GWA手段很容易受到被试的特定遗传背景（譬如所属人种）的影响，利用GWA手段所得到的类似研究结果，都需要在不同人群中得到多次重复确认，才能被学界认可。而预测的准确性，也很容易受到影响。事实上，波尔斯他们也在研究中重复过两次，每次的准确性都不相同。 其次，“统计是最大的谎言”虽然是一句行内人的笑话，但也说明对统计结果的解释，需要格外谨慎：用任何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代表概率或准确性的结果，严格来说，都只在统计学本身的范畴里有意义。在科学家们做出进一步的功能性实验和分析之前，这些结果并没有显著的生物学意义。事实上，GWA所找到的大多数SNP，都很可能与长寿毫无关系，只是因为误差、实验设计的特点，或者这些SNP正巧和导致长寿的基因做了近邻，才被找了出来。另外，这150个SNP远未涵盖所有与长寿相关的遗传密码——在异常高寿的老人中，有三十位被模型判断为“活到百岁希望渺茫”，而他们之中不少人却有着悠久的长寿家族史，这就暗示着还有其他促进长寿的遗传因素并未被发现。 最后，科学家们最担心的，则是如果这项研究被直接用于个人基因测序，会对每个接受测序的顾客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暗示——如果你知道自己基因优良，会不会纵容自己抽烟酗酒？又或者如果你发现自己活过百岁的可能性不大，会不会自暴自弃，变成一只沙发土豆？事实上，虽然遗传密码对我们的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外界环境的影响却绝对不容忽视——在很多情况下，环境的作用甚至远远大于基因。过于强调基因的作用，而忽略健康生活习惯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人，都将是一场灾难。有研究表明，基因对我们是否能活到85岁，只起到20-30%的作用。而就在这项研究之中，有15%的未活到百岁的被试却被计算机定位为“高寿者”。换言之，他们很可能继承了优秀的长寿密码，却因为其他因素而无缘高寿。 刚刚起步的探索 对于生物医学研究者，统计概率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恐怕是怎样利用这些统计结果，来摸清生命现象之下的生理基础，并进一步探索能为人类健康服务的道路。这些年来，GWA研究之所以风起云涌，则在于科学家们认为，它能有效地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提供枪靶。在GWA之前，为了找到疾病的遗传根源，遗传学家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家族连锁分析。这样的工作，相当费时费力，并需要研究者提出预设猜想——猜测致病基因在DNA上的大致位置。而且，大多数常见疾病的罪魁祸首都可归结于多个基因的共同作用，可传统的遗传连锁分析却对多基因分析效果不佳。而GWA相对简便快捷，不需要任何关于基因位置的预设，可以同时分析数以十万计的遗传基因位点，一举找出多个与疾病有统计相关性的基因密码，自然备受研究者的青睐。 GWA找到的与健康状况相关的SNP位点中，有两种对生物医学研究意义重大：一种能直接影响基因功能的SNP位点。这些位点是红是绿，往往可以决定该基因所制造出来的蛋白质的序列、功能，直接影响生理。2005年，科学家们曾经利用GWA一举发现导致老年性黄斑变性（age-relatedmacular degeneration，一种在老人中极为常见的致盲因素）的基因“补体因子H”（ComplementFactor H）。这个基因与炎症相关，似乎和视力风马牛不相及，若非GWA研究，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它是重要嫌犯之一。另一种SNP位点，本身并不影响到任何基因的功能，可是却因为与嫌犯在DNA上位置接近，被GWA发现。科学家们于是可以顺藤摸瓜，通过这些地图标识般的SNP，找到真正的罪魁祸首。恐怕大多数的GWA研究所能找到的SNP，还是属于这后一种情况。 萨巴斯蒂亚尼和波尔斯的研究中所找到的与长寿相关的SNP，有一些似乎确实在衰老机制中有着一席之地。这些SNP曾在过去的遗传相关性研究中被发现，与老年痴呆、肌肉萎缩、骨骼代谢、免疫应激等方面相关。今后，它们将会作为备选基因，供研究衰老的科学家细细省视。另外，当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分析那些两千多个已知的、与老年疾病相关的SNP位点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SNP的分布，在长寿组与对照组之间，并没有任何区别。这可能预示着，长寿的秘诀不在于免于继承那些致病基因，而在于拥有一批“健康基因”，能延缓老年疾病的发作——事实上，大多数百岁老人，在他们九十来岁时，还相当健康，少有病痛。 不过，这样研究结果的复杂性意味着：想通过一两个基因来全面解释为何有人能特别长寿？这样的努力不太可能“结出硕果”，英国纽卡斯特大学衰老与健康研究中心的主任托马斯·柯克伍德（ThomasKirkwood）说，“我们不是在寻找那几个设定生命时钟的基因。事实的真相，当它被揭露时，将会异常繁杂。” 作者： seren 参考文献： 原文： Sebastianiet al., Genetic Signatures of Exceptional Longevity in Humans，Science DOI: 10.1126/science.1190532， 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abstract/science.1190532v1 其他参考论文: Cordell HJ, Clayton DG. Geneticassociation studies. 2005 Lancet366:1121-31. Dawn Teare M, Barrett JH. Geneticlinkage studies. 2005 Lancet 366:1036-1044 Klein RJ et al., Complement Factor HPolymorphism in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2005 Science 308:385-389 Pearson TA How to Interpret a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2008 JAMA 299:1335-1344 Psychiatric GWAS ConsortiumCoordinating Committee, Cichon S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history, rationale, and prospects f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2009 Am JPsychiatry. 166:540-556 参考网站： http://www.nature.com/news/2010/100701/full/news.2010.328.html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28239173ps=cprs http://www.genome.gov/20019523 http://health.mytelus.com/channel_health_news_details.asp?news_id=21758news_channel_id=2104channel_id=2104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nome-wide_association_study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HapMap_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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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人的眼睛是蓝色的？

热度 9 welcomezp 2011-6-6 17:23

我们的眼睛是极为精密的身体器官，超过任何现代高端摄像技术。有可自动调节光圈（瞳孔）和自动对焦系统（晶状体），内面（脉络膜）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光线四处散射，不仅如此，它的底片（视网膜）灵敏度超高，不论在白天和夜晚都能捕捉影像，无需临时更改感光度也不用外加滤镜；它还自带 Photoshop 功能（神经网络），成像之后迅速增强图像反差、调整颜色……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为自己拥有一双精密的眼睛而自豪，那么眼睛近期出现了什么变化呢？下面转载《新探索》的一篇关于眼睛的文章。 眼睛从哪里来？ 地球上生命痕迹的出现可以上溯到至少 35 亿年前，然而生物在这段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都过着不见天光的日子。后来单个感光细胞在生物体表面出现了，世界明亮了。 最初的‘眼睛’可能出现在 5 亿 4 千万年前的寒武纪。 在进化路上，生物相当随遇而安，不需最好，只要够用。这种知足的性格使得眼睛若干中间产物得以作为不同生物的终点保留下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将各种生物的眼睛从简单到复杂排成一列，便大致推测出眼睛进化的历程。例如，某些单细胞生物只有一些可以感受光的蛋白，它们见到光就心满意足；有的生物只有一洼小小的眼窝，然而你已经能从这个简单的聚光工具看出高级眼睛的端倪，这些生物只要不撞上前进路上的障碍物就能高兴活着；高等生物的生存却容不得它们将猎物与敌手看混，于是各自进化出一系列结构，来将世界看清楚，鹦鹉螺和人眼便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前者将眼睛的开口缩小，使它变成一架“针孔照相机”，从而让光准确到达感光细胞，眼前的物体就能边界清晰，在它们这个群体内，估计该是“眼小为美”；但是人类并不甘心采取这种舍弃光强获取清晰度的措施，却另走了一条迂回之道，我们这一进化分支的祖先在眼窝前塞进一个透镜——晶状体，它同样能把光线汇聚到视网膜，却赋予了我们一个比鹦鹉螺明亮许多的世界。 这样，大自然中不同眼睛的集合就如同一个活化石库，我们可以将这些化石理解为人眼进化之路上留下的一串脚印。于是，那个令达尔文困惑了一下的问题至少是有解的。十几年前，两位瑞典科学家甚至将这一过程量化，他们将鱼眼进化拆分为近 2000 个步骤，并用计算机模拟了整个过程，经保守计算，他们结论说，这一过程的实现理论上只需 36 万年。现在许多科学家都相信， 从一个感光细胞到我们的眼睛，最关键的变化就发生在最初几百万年之内。 值得一提的是，人眼已如此适应陆地生活，要将光线汇聚到视网膜上，不光需要可变焦透镜（晶状体）的作用，空气与角膜之间的界面也至关重要。角膜表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泪膜，光线接触人眼之后，只有 1/3 折射依赖后边的晶状体， 2/3 的折射都在空气及这层泪膜之间发生，这里相当于一个固定焦距的透镜。这便是为什么当你潜入水中视线就变得模糊，那个时候这层泪膜和周围的水环境混为一体，在空气中可以发生的折射便不会发生，于是光线就不会恰到好处地投射到视网膜上了。 为什么人眼不完美 人眼并不完美，存在许多设计缺陷。 德国生理学家亥姆霍兹曾将眼睛比作光学仪器，并声称如果商家卖给你如同人眼一般的次品，那么你肯定有权要求退货。看似复杂和精致的人眼，它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缺陷，会让这位科学家如此不满呢？ 至少，每时每刻在你的视野中就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骗局—— 这就是眼中的盲点 。如果你将左眼闭起，再用右眼轮番看下边图二一行中的每一个字母，你会发现什么？当看到某个字母的时候，大黑点会从你的余光中消失！理论上来说，这个“盲点”就分别藏在两只眼视野正中偏外 20 度，这着实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失误，连鹦鹉螺和乌贼眼中都不会发生。眼球最后面是一层视网膜，它上边的感光细胞本该连续不断地铺满一层，从而感受从眼睛前端各个方向进入的光。然而一大捆视神经偏偏要从视网膜正中掏个洞穿过去，这个洞就是那个“无人看守”的盲点。眼睛好不容易进化到中途，已经没有机会从头来过。不过，如果你试着将刚才的黑点换成一条水平线（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用一张纸还画一画试试），你会惊奇进化是多么聪明地弥补了这一失误。你是否发现，当你的视线在一行字母之间移动，你却无法在字母右边的直线上找到让直线中断的一颗盲点？因此，即使不考虑两只眼睛视野的互为补充，你的大脑也已经学会利用盲点周围的信息为这一点填补图形，涂上上色，将它完全伪装起来，真可谓最智能的 photoshop 。对于某些低等的生物，情况就未必是“我思故我见”了。比如某种水母，它们为自己武装了相当精细的眼睛，却没有大脑，眼睛接受的信息直接传到肌肉，是极端不过脑子的鲁莽派。 图二：请大家闭上左眼，右眼轮番看过abcdefgh，有没发现看到哪里大黑点活生生地就没了…… 为什么西方人的眼睛是蓝色的？ 从外观上来看，人眼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恐怕是它虹膜的颜色 ：许多白人有着半透明的蓝眼珠，我们东方人则是褐色。其实这种差异只是眼睛进化到最近的一支小插曲，如果没有 6000-10000 年前那个基因突变，也许现在所有人都是同样的褐色眼球。那样，不仅身份鉴定会少一项标准，世界是不是也会显得寂寞许多？ 在人类产生之后的 19 万年之内，这个基因一直好好工作着，它产生一种具有功能的蛋白，该蛋白又和黑色素的合成相关，后者给我们的头发、眼睛和皮肤带来了较深的颜色。然而，就在这最后 1 万年内，当我们的祖先在黄河岸边使用着新石器，抬头用褐色的眼珠瞪着河北上空的蓝天时，一个突变已经在国外的黑海一带产生了。这个突变并不对全身施加影响，却恰到好处地减少了眼睛虹膜中黑色素的合成，于是眼睛的颜色便被“稀释”成了蓝色。其实这个突变有一定风险，因为如果改变更加彻底，整个人体的色素合成则都会受到干扰，这时候人就患了白化病。言归正传，携带有这个突变的人逐渐向世界各地迁徙，和具有同样或不同样基因型的个体繁衍后代，基因相混杂。于是，现在的我们已经不能根据眼球虹膜的颜色来判断一个人究竟来自何方了。 人类的虹膜除了褐色和蓝色，还有红色、绿色、琥珀色、灰色、紫色等等，其中涉及的也不光是黑色素的多少，但究其根本，也就是褐色、黄色和蓝色三种成分的比例不同而已。 为什么亚洲人的眼睛很有魅力？ 相比于眼睛颜色来说，更能代表东西方人差异的则是眼角内部上眼睑是否具有向内皱褶。 这是一个存在于蒙古人、中亚人、东南亚人和本土美洲人中的特征。有些人类学家称，这一特征起源于寒冷的东亚地区，那里大部分时间冰雪覆盖，无时无刻不将强烈的阳光晃入人眼。于是，人们便进化出皱褶的结构，它使得人眼变窄，不仅限制了进光量，而且可以帮助人们抵挡猛烈地风沙；而在南美草原和沙漠，黄灿灿的草地或沙地同样会反射阳光，于是，那里的人便也获得了这一特征。内眼角向内皱褶的存在造就了东方人的丹凤眼，同时使得人的眼睛看起来略微倾斜，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美国动画片《花木兰》中女主角的眼睛。这其实也代表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眼睛的想象和爱好。英国作家莫里斯便在他的著作《裸女》中表达了如下的诧异： 东方人的眼睛多有吸引力啊，那些姑娘为什么纷纷跑去整容去掉眼睛的这个迷人的向内皱褶呢？ 图三：内眼角向内皱褶：左边是妈妈，纯种亚洲人；右边是她的混血孩子，向内皱褶已经不完全了。 对于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来说，眼睛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向外部世界打开的窗口，它们也使得人们可以进入彼此的内心世界。比如， 人眼有多数猿类不具有的清澈眼白， 一种假说是：这种特征可以令视线方向、眼睛表情以及身体健康状况更加凸显；人类渴望交流，甘愿冒着暴露自己想法的风险。不管这种假说是否正确，它至少已表达了我们的一种愿望，而眼睛恰恰被选中，充当了完成这一美好愿望的代表。 为什么把眼睛被摆在前面 长在前方的眼睛能够更好地感知空间关系，尤其是物体间的距离，于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可以更加准确地定位 ；而长在两边的眼睛虽然舍弃了最佳的空间感，却使得动物可以看到更广大的范围。多数草原食草动物采取后一种措施，如斑马和兔子，它们的视野几乎能达到 360 度，这样它们就能随时发现可能从各个方向接近它们的捕食者。多数捕食者的眼睛则长在前方，使得它们能更准确地判断与猎物之间的距离，抓住猎物的时候也就能出手准确。有的人类学家和解剖学家猜测，猿类祖先需要捕昆虫而食，因此采取了捕食者的眼睛位置策略。 眼睛如何自我保护 在日常生活中，人通过不自主的快速眨眼来将结膜分泌的粘液和少量泪水涂抹到眼球朝外的表面，这不仅能防止眼睛出现干燥不适，还是一种对病原菌的免疫措施。同时，眨眼还能去掉落在眼睛表面的粉尘和其它异物。当更大的威胁接近人眼，眼皮通常会非条件反射地合起来，反应时间连 0.1 秒都不到。多数情况下，这种机制能够帮助人眼免受意外袭击。 张鹏点评 ： 眼睛是最复杂的人体器官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对眼睛研究产生兴趣。仅就关于眼睛的学术杂志，目前国内有《眼视光学杂志》和《中国眼鼻喉科杂志》等，国际上有《Experimental Eye research》《EYE》《Journal of Eye Movement Research 》《 Progress in Retinal and Eye Research 》《Current Eye Research 》《Journal of Eye Movement Research》《Animal Eye Research》等。近年来，《自然》杂志也连续刊登关于眼睛疾病研究的新进展。这些足以说明人们对眼睛这一器官的关注，希望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开拓。 我也很关注眼睛的问题，因为自己天生是个小眼睛。 我从初中开始戴眼镜，并不是因为近视，而是因为母亲说戴眼镜可以遮丑。这样带了很多年的眼镜，实际上一直都是0度的平镜 。所以我一直梦想人们会喜欢小眼睛的人。 我对于灵长类瞳孔颜色的研究开始于2004年。当时在日本九州高崎山调查野生猴群社会行为，我无意中发现两个相互理毛的青年猴子有不同的眼睛颜色，一个是黄色、另一个是蓝色；另外，附近一个黄眼睛的母猴子怀里抱着蓝眼睛的小猴子。于是脑海了浮现出几个问题，日本猴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是否会出现地域种群的不同？我初步调查比较了4个种群的近两千个个体的眼睛颜色，发现日本猴的眼睛颜色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而且会随年龄、遗传等因素的影响。我们进而讨论了人类和非人灵长类瞳孔颜色变异的进化意义。 这篇论文经历了六次审阅，终于发表于2007年《Primates》。后来我在国际灵长类学会发表这一研究结果的时候，受到最佳讲演奖的好评，获得了个奖牌和一些奖金，也算是对小眼睛的一些安慰了 。 张鹏 于中山大学 人类学系 马丁堂 2011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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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我们为什么赤裸？

热度 1 welcomezp 2011-6-6 11:14

灵长类动物中，仅有人类皮肤几乎完全裸露——不论是披着短黑毛发的吼猴，还是身穿松散铜色“外衣”的红毛猩猩，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都长着浓密的毛发。尽管脑袋和其他部位也有毛发，但与我们的近亲相比，即使体毛最多的人，皮肤都只能算是裸露的。 我们的体毛是如何脱落的？几百年来，科学家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但要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并不容易：人类进化史上的大多数标志性转变，比如直立行走（upright walking），都记录在人类祖先的化石中，但迄今发现的所有化石，都没能留下关于人类皮肤进化的直接证据。尽管如此，科学家还是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发现，化石记录中含有人类从多毛向无毛转变的间接证据。根据这些线索，以及近十年来基因组学和生理学上的相关研究，我和同事提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阐述人类祖先身上的毛发为什么会脱落，以及这个过程从何时开始。该理论不仅解释了我们的外貌相对于其他灵长类动物为什么如此“奇怪”，还暗示在大脑容量、语言能力等人类其他特征的进化上，裸露的皮肤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毛发的差异 要弄清楚人类祖先的体毛为什么会脱落，我们先得知道其他动物为什么会有毛发。毛发是哺乳动物特有的皮肤附属物，可作为哺乳动物鉴定分类的依据：所有哺乳动物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毛发，而毛发浓密的占绝大多数。毛发不仅能防潮、防晒、防擦刮，抵抗有害寄生虫和细菌的入侵，还具有伪装功能，有助于迷惑猎食者。根据不同的毛发特征，动物之间可以相互辨认。哺乳动物还可利用皮毛传达“社交信息”，表明自己的情绪：如果一只狗本能地将脖子和后背上的毛发竖起，就意味着它在传递明显的警告信号，让挑衅者离它远点。 尽管具有如此多的重要功能，但某些哺乳动物世系的毛发已经退化，变得稀疏而纤细，没什么功能。这些动物要么栖息在地下，要么生活在水中。对于裸鼹鼠之类生活在地下的哺乳动物，向无毛进化是对地下大规模群居生活的适应。由于在地下，裸鼹鼠看不见同伴，它们的社会活动也只是挤在一起相互取暖，这时毛发的作用就显得多余。鲸鱼这类海生哺乳动物完全生活在水中，从不上岸，因此裸露的皮肤可以减小水的阻力，有助于长距离潜游。为了弥补保温层的缺失，鲸鱼拥有厚厚的皮下脂肪。相反，水獭等半水生哺乳动物则拥有浓密、防水的毛发，可以吸附空气，增加浮力，让水獭更易于向上游动。在陆地上，毛发还能保护水獭的皮肤。 大象、犀牛、河马等大型陆上哺乳动物很容易处于过热状态，需要散去机体产生的大量热量，因此毛发也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脱落。动物体型越大，身体表面积与体重之比就越小，散发体内多余热量的难度也就越大（相反，老鼠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的身体表面积与体重之比较大，需要努力保留足够的热量）。在更新世期间（即200万年前～1万年前），犀牛、猛犸以及现代大象的其他近亲因为生活在寒冷环境中，身体披着长长的毛发，有助于它们保持体温，降低进食量。而今天，几乎所有大型哺乳动物都生活在闷热环境中，对于这些相对散热面积较小的动物来说，浓密粗长的毛发将会危及生命。 人类体毛的脱落并不是对地下或水生生活的进化适应（尽管一个广为人知的假说认为，人类是从水生猿类进化而来的），也不是体型增大的结果，而是为了使人体保持凉爽状态，这可以从我们的高级出汗机制看出端倪。 散热机制 对于很多哺乳动物（不仅是大型哺乳动物）来说，保持身体凉爽是一个大难题，尤其是它们生活在燥热环境并因为长距离行走和奔跑而产生大量热量时。它们必须及时调节身体内部温度，如果过热，一些器官和组织（特别是大脑）就会受到损伤。 哺乳动物用多种策略防止身体过热：犬类选择喘气的方式；大多数猫科动物在晚间凉爽时段最为活跃；羚羊则把动脉血中的热量转移到已通过呼吸冷却过的小静脉血中。但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来说，出汗是主要的散热方式——皮肤分泌汗水，汗水蒸发时就会带走体表的热量。这种全身降温机制与蒸发冷却器（也称散热器）的原理相同，能极有效地防止大脑及身体其他部位因过热而受损。 然而，出汗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哺乳动物的皮肤拥有三种腺体——皮脂腺（Sebaceous gland）、顶泌汗腺（apocrine gland，也称大汗腺）和小汗腺（eccrine gland），汗液就是由它们共同制造的。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皮脂腺和顶泌汗腺是主要产汗腺体，位于毛囊基部附近。它们的分泌物会在毛发上形成一层油性的、有时呈泡沫状的混合物（在奔跑的赛马身上就能看到这样的汗液）。这种出汗方式虽然有助于降温，但降温程度很有限。美国艾奥瓦大学的小G·埃德加·福克（G. Edgar Folk, Jr.）和同事在20多年前就证实，当动物皮毛变得潮湿、被黏稠的油性汗液缠结在一起时，散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是因为蒸发发生在毛发表面而非皮肤表面，毛发的杂乱无章阻碍了热传递。在热传递效率降低，可能威胁机体健康的情况下，动物必须大量饮水，而此时往往又没有现成的饮用水。因此，在酷热的夏天，如果全身长着毛发的哺乳动物被迫激烈地或长时间运动，就可能因热衰竭而虚脱。 人类不仅没有毛发，还拥有数量极多的小汗腺（200万～500万个），每天能分泌多达12升的稀薄水性汗液。小汗腺并非聚集在毛囊附近，而是靠近皮肤表面，通过微小的毛孔排放汗液。裸露的皮肤，再加上汗腺直接将水性汗液分泌到皮肤表面，而不是聚集于皮毛上，使得人类可以非常有效地释放过剩热量。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E·利伯曼（Daniel E. Lieberman）和犹他大学的丹尼斯·M·布兰博（Dennis M. Bramble）在《运动医学》（Sports Medicine）上发表论文指出，人类的散热系统非常高级，以至于在酷暑天举行的马拉松比赛中，一个人可以战胜一匹马。 【毛发的进化】 ● 人类的大部分皮肤都裸露在外，这在灵长类动物中绝无仅有。 ● 环境变化迫使我们的祖先长距离迁移，以寻找食物和水，毛发掉落正是对这一过程的适应。 ● 通过分析化石和基因证据，科学家弄清了人类祖先皮肤上的毛发何时开始掉落。 ● 毛发的脱落，促使人类祖先的大脑容积变得更大，增强了他们的象征思维能力——在人类进化史上，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步。 【Tips： 为什么“水猿假说”站不住脚 】 为了阐释人类裸露皮肤的进化过程，科学家提出过很多理论，其中最引人注意、获得支持最多的是“水猿假说”：人类进化曾经历过水生阶段。在1960年的一篇科普文章中，英国动物学家艾利斯特·哈代（Alister Hardy）爵士首次提出该假说，很快就得到英国作家伊莱恩·摩根（Elaine Morgan）的拥护，后者不断地在她的演讲和作品中宣扬这个假说。但问题是，这个假说显然是错误的。 水猿假说认为，在700万年前～500万年前，东非大裂谷的出现，使早期人类无法在他们偏爱的热带森林环境中生存，不得不适应沼泽、沿海和涝原的半水生生活，而且在此度过了约100万年。摩根认为，人类与水生和半水生哺乳动物拥有一些共同的解剖学特征，而与稀树草原的哺乳动物不同，这就是人类祖先曾经历过水生时代的证据。这里提及的解剖学特征包括裸露的皮肤、顶泌汗腺的减少以及皮下脂肪量的出现。 水猿假说有三个站不住脚的地方。首先，在摩根列举的特征中，不同的水生哺乳动物本身就有很大差别，因此动物体毛的数量与它们的生存环境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其次，化石记录表明，水生栖息地有很多猎食性的鳄鱼和攻击性很强的河马等动物。在与这些猛兽对峙时，个体很小、自卫能力不足的人类祖先根本不是对手。第三，水猿假说太复杂。这种假说认为，我们的先祖从陆地生活转入半水生生活，然后再回到全陆地生活。正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波利斯分校的约翰·H·朗顿（John H. Langdon）所阐述的那样，对化石记录最直接的诠释是，人类一直生活在陆地上，人类裸露皮肤的进化动力源自气候变化——它使森林转变为稀树草原。从科学的角度看，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正确的。 本文摘自《环球科学》2010年第3期 封面故事《“赤裸”的真相》； 作者：尼娜·G·雅布隆斯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系负责人； 译者：董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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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论：人类的天敌是什么？（图）

热度 6 welcomezp 2011-6-5 18:54

自然界中，动物都有天敌。如，老鼠的天敌是黄鼠狼，羊的天敌是狼，蚜虫的天敌是七星瓢虫。那么人类的天敌是什么？ 以下是在人类学课堂讨论中，同学们意见的总结： 1 人类的天敌是人类自己 ：人类是地球上智慧最高的动物，任何动物都不能成为人类的天敌。但是这是因为人类年年战乱，每年都有很多人失去生命，说明人类的天敌是自己。 2 人类的天敌是贪婪 ：人类什么都吃，不管是动物、植物还是微生物，通吃！地球的物种都灭绝了，也就轮到人类自己了。 3 人类的天敌是环境破坏 ：人类在森林里乱砍乱伐，导致动物们无家可归，森林形成沙漠化，因为这些种种原因，大自然给了人类报复。例如我国北方的沙尘暴现象。 4 人类的天敌是蚊子 ：美国“生命科学”网站（LiveScience）评出了世界上导致人死亡最多的10种动物，蚊子排名第一，携带和传染疾病。 5 人类天敌是疾病和癌症 ： 它的历史和人类生命出现一样悠久。至今人们还无法彻底摆脱癌症和疾病的纠缠。 6 人类的天敌是科学技术 ：每一个疾病疫苗的研制成功，可以挽救了一批人生命，同时将不健康的基因积累到下一代。这样人类失去了自我免疫不健康基因的能力。 7 人类天敌是转基因作物： 美国人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M. Smith）在2009年7月文章《医生警告避开转基因食品》，披露大量转基因食物危害人畜健康，导致动物早产、流产、不育、子宫脱落和婴仔死亡现象。而人们现在每天都在吃转基因食品。 8 人类的天敌是阎王爷 ：别的同学都说了，没啥说的了。 9 人类的天是敌外星人： 因为地球上实在找不到能对付人类的生物 张鹏点评： 在考虑人类天敌之前需要先理解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因为天敌的定义是指‘ 在自然界中 ，专门捕捉或危害另一种生物的生物，这种生物称为另一种生物的天敌。（注意：天敌应该是另一种生物）’ 人类是一种灵长类。灵长类在热爱雨林中，主要在树上生活，回避了大型捕食者，天敌的危害较少。但是，在500万年前，早期人猿祖先进入草原，突然直面遭遇很多捕食动物，例如 狮子、豹子和鳄鱼等大型食肉类可能是早期人类的天敌。 早期人类锻炼和学会了使用工具、武器等，这些早期文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防护了自然界对人类的威胁。人类进一步发展文化，出现石斧等武器（200万年前）并懂得使用火（十几万年前）。 文化将人类与自然界隔离。 农耕社会以后（一万年前），人类完全脱离了生物食物链。如今，我们生活在完全由文化包裹的人工环境，环顾身边的电脑、桌子、衣服、汽车、宠物猫和狗、水泥地面、马路绿化带以及公园里的人造树林，没有一样属于自然生态系的。 简而言之，人类的犬齿小，杂食性，是灵长类的一种，其天敌是大型食肉类；但是人类为了回避天敌，发展了文化。同学们之所以意见不同，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天敌，是因为现代人生活在完全由文化包裹的人工环境，早已脱离了自然生态系。 张鹏 于中山大学 人类学系马丁堂2011年6月5日 图片来自于网络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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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学校有人类学专业（国内篇）？

welcomezp 2011-6-1 21:28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社会学 国家重点建设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台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社会学 国家重点建设学科）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学 国家重点建设学科）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暨研究所 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 国家重点建设学科）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 国家重点建设学科）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云南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 （民族学 国家重点建设学科） 云南民族大学 广西民族学院 广东民族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民族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 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 湖北民族学院 兰州大学 （民族学 国家重点建设学科） 西北民族学院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内蒙古民族大学 西藏民族学院 青海民族学院 大连民族学院 右江民族医学院 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等 （张鹏 整理，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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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类学的源起

welcomezp 2011-6-1 20:37

作者：李成武　　转贴自：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网　 　 人类学的兴起，缘于人们对异文化、异民族独特的好奇心。当某一社会的人们发现无论在体质形态、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与自己迥然不同的另一人类群体时，就势必产生探索这一群体奥秘的兴趣和冲动。这种对异文化、异民族的关注和了解，就是最初意义上的人类学实践。 人类对异民族、异文化的认知，很早以来就开始了。古埃及人在他们坟墓的壁画上，就分别画有与他们自己不同亚述人、黑人和利比亚人的形象。中国先秦时期的古文献中，也记载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不同民族的存在。《山海经》中更是描绘了大量异域他国中体质特征迥异的民族，如“贯匈国”、“交胫国”、“长臂国”、“一臂民”等等。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中，也描述了地中海沿岸的很多国家和民族群体，并且试图解释不同社会产生的原因。 人类意识到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异同虽然很早，人们对异文化、异民族的思考和探索虽然由来已久，但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起源，却是伴随者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扩张而产生的。文化人类学逐渐从人类学中独立出来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是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 然而，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探索在此之前早就开始了。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人们的认知视野逐渐扩大，殖民地官员、传教士、旅行家们关于遥远异邦不同人类群体奇风异俗的报道，刺激着人们关于人类本性、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起源、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 在启蒙运动中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卢梭、洛克、孔多塞、休谟、圣西门、亚当·斯密等，已经开始了关于人类及其文化的诸多讨论，这些讨论为人类学在19世纪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法的精神》一书中，就对不同社会的法律系统和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差异与该社会其它文化特征的差异是密切相关的，应该联系起来综合考察，这些文化特征包括人口、气质、宗教信仰、经济组织、风俗习惯几地理环境等。这其实已具备了文化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雏形。在该书中，孟德斯鸠还对当时十分流行的“种族中心论”提出质疑，认为不能以一个社会的标准去衡量和看待另一个社会。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学理论中“文化相对主义”的最初萌芽。该书采用了大量的游记和报告材料，孟德斯鸠因此而被有些人认为是人类学的第一个理论家。 1840年，达尔文出版了他那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物种起源》，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虽然遭到了教会和其他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进化论思想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风靡欧洲和世界各地，成为19世纪后半叶主导各个学科的时代思潮。在进化论思想的强烈影响下，学者们开始以进化的观点来审视非西方的各民族的民族志资料。他们将当时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进化的顶点，并以之作为衡量的尺度，将其它非西方的文化进行比较和排列，确立各文化在人类进化史上的位置。人类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理论流派——古典进化论学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中产生的。古典进化论学派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形成。 人类学自19世纪中叶诞生以后，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代表意义的理论派别。总体而言，这些理论派别是依时代顺序而先后兴起的，后起的理论往往对先前的理论提出反驳或修正。各个理论的关注点和使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人类学的最基本命题——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本质特征而进行的，反映了这一学科百余年来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有益探索和思考。 人类学百余年来形成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流派主要有：①古典进化学派，强调文化纵向发展的共同规律，流行于19世纪末的英国和美国。②传播学派，强调文化传播的横向研究，20世纪初流行于西欧大陆各国。③文化历史学派，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化的具体历史，注重文化的特殊性，20世纪上半叶50年间一直统治着美国人类学界。④功能学派，强调对文化系统进行整体和要素的功能分析，20世纪30年代兴起于英国。⑤文化心理学派，侧重于从人类心理角度研究文化与人格问题，20世纪40、50年代盛行于美国。⑥新进化学派，强调文化纵向发展的特殊规律，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美国。⑦结构主义学派，主张对文化进行结构分析，20世纪兴起于法国，后风靡欧、美、亚大陆。 下面具体介绍这些学术流派的观点和研究特色。 古典进化论学派 如同其名称所揭示的那样，古典进化论学派最基本的理论取向，即是以进化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差异。该学派形成于19世纪中叶，是人类学研究中最早形成的学派，也是当时风靡西欧的进化主义思潮在人类学这一学科中的具体体现。 古典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和文化是不断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各地民族的社会发展大致经历或将经历相同的发展顺序。这种社会发展的一致性是由人类心理的一致性决定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进化的动力，来源于人类心理的不断完善。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着各种差别，主要是由于他们发展进化的速度不同，从而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古典进化论一般将当时的欧洲社会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顶点，并以之为尺度，将其它社会和文化放在不同的进化位置上顺序排列。 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的泰勒（1832—1917）、拉伯克（1834—1913）、马雷特（1866—1945）、麦克伦南（1827—1881）、弗雷泽（1854—1941）、哈顿（1855—1940），美国的摩尔根（1818—1881）、瑞典的巴霍芬（1815—1887）等。在这些学者中，又以泰勒和摩尔根更具典型意义，下面即以此二者为例，来具体介绍古典进化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特色。 泰勒183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年轻时因健康原因而四处旅游，寄情山水。1861年，在游历了墨西哥边僻的山村后，泰勒出版了《阿那瓦克：古老和现代的墨西哥与墨西哥人》，以此书为标志，泰勒开始了他的人类学之旅。1865年，泰勒的又一本书《关于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问世，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论著。1871年，集泰勒学术思想之大成的不朽名著《原始文化》出版。在该书中，泰勒系统完整地表述了他的人类学思想。该书也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后来有人认为它代表了泰勒学术生涯的顶点。泰勒也因其对人类学的巨大贡献而被尊称为“人类学之父”。 泰勒对人类学的影响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泰勒积极倡导文化进化的思想，反对当时十分流行的退化论观点，退化论者认为：上帝造人后所有的民族都是平等的，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但后来一些民族却在上帝的眼中堕落了，他们不断退化，最终变成了现在的原始民族。泰勒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他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为理论武器，明确指出：所有的民族及其社会文化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向前发展的，并不存在什么退化的现象。人类社会和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进化，是因为人类的理性最终会战胜错误。也就是，人类发展进化的动力，有赖于人类的理性思考。从当时的社会情形来看，泰勒的文化进化论思想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和人道主义色彩。 其次，泰勒第一个在近代科学意义上为“文化”下了一个定义。现代文化人类学以文化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人类学家也往往将这一概念作为构建自己理论大厦的基石。而学科发展史上第一个科学完整的“文化”定义，就是有泰勒首次提出的。泰勒在1865年出版的《关于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一书中，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初步的界说，在《原始文化》中，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提出了完整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这样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 20世纪50年代以前，泰勒的这一文化定义一直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至今仍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如果说，人类学今天对“文化”内涵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精确和深刻的水平，那么，这一水平的取得，即是基于泰勒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之上的。 复次，泰勒在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了比较研究和文化残余物分析法这两种方法。泰勒致力于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进化轨迹，因此，将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确立进化的序列就是可行的。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泰勒说：“从广义上看，人类的品质和习惯同时显示了文化现象的相似性和一贯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人性和人类生活环境普遍的相似性这两个方面，通过比较，去追溯这种相似性和一贯性。”“尽管各种族在文明程度上大不相同，在体格肤色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仍然能够将人类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和谐的整体，从而进行不同程度的比较。”《原始文化》一书，本身就是比较研究的产物。泰勒所倡导的比较研究法，至今仍对文化人类学产生着重大影响，只不过泰勒所进行的比较，是为了区分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而现今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则是为了洞悉文化的奥秘。 文化残余分析法也是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创用的。所谓的文化残余物，是指某些文化现象例如某些工具、设备、艺术形式、风俗、观念等，虽然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和意义，但由于惯性的力量，仍然以一种残余物的形式留存于现在的社会中。因此，通过考察这些文化残余物，就可以重新构建旧有的文化结构，进而重建人类文化的发展进化史。 此外，泰勒对人类学的贡献中最为人称道的，则是他对宗教发展史的研究。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泰勒提出了著名的“万物有灵论”。他认为，原始人从影子、回声、睡眠、梦境等现象中，感受到了灵魂的存在，并推而广之，认为一切具有生长和活动现象的东西，如动物、植物、河流、日、月等，都具有灵魂。泰勒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万物有灵论。认为万物有灵论是现代意义上宗教的起源。从原始的万物有灵进化到精灵信仰，再由精灵信仰发展到多神崇拜，最后发展到一神教，这就是人类宗教发展演化的大致轨迹。后来的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指出，原始社会不可能存在万物有灵的现象，因为原始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到能综合各种现象进行抽象推理的地步。尽管如此，泰勒仍开创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先河，为后来者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与泰勒比肩而立的另一位古典进化论学派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人类学家摩尔根。摩尔根以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土著文化，并提出了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进化序列而闻名于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易洛魁联盟》（1851）、《人类家庭的血亲与姻亲制度》（1869）、《古代社会》（1877）、《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1881）等。 摩尔根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始于19世纪40年代，他对易洛魁印第安人的研究尤为用力，曾无数次深入到印第安居留地，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组织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此过程中，摩尔根与易洛魁印第安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实际的困难。1846年，摩尔根被易洛魁塞纳卡部落鹰氏族吸收为成员。 摩尔根是第一位根据亲属称谓制度的变化来研究人类家庭进化的学者。在《人类家庭的血亲与姻亲制度》一书中，他将塞纳卡印第安人、奥吉布瓦印第安人，以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亲属称谓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关于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进化序列，即人类社会的婚姻家庭是经由杂交、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最终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人类学后来的发展表明，虽然摩尔根关于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进化史不尽准确，但他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却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因为他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奠定了现代亲属研究的基础。 以对人类婚姻家庭制度的研究为基础，摩尔根进一步将他的研究视野扩展到了整个人类的原始社会方面。1887年，摩尔根出版了那本使他名声大噪的宏篇巨著《古代社会》。在该书中，摩尔根完整地阐述了他关于人类社会早期发展历史的见解。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题为“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作者概述了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认为人类遵循大体一致的途径前进，从阶梯的底层开始，不断进步，最终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以生产技术的发展为依据，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其中的蒙昧和野蛮时代又各划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并提出了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 在第二编“政治观念的发展”中，摩尔根讨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组织形式，即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氏族组织制度，以及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文明时代的政治社会，并认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途径。作者以大量的材料详细论述了原始时代氏族制度的普遍存在及其基本特征。指出氏族是由母系制发展到父系制的，促成这一转变的动力是私有财产的出现。同时还以雅典人和罗马人为例，探讨了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 第三编题为“家族观念的发展”，摩尔根从亲属制度入手，探讨了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历史。第一次排列出了人类历史上顺序相承的婚姻家庭发展序列：杂交、血缘（婚）家庭、普那路亚（婚）家庭、对偶（婚）家庭、一夫一妻（婚）家庭。分析了每一种婚姻家庭形式的基本特征和发展的情况，并且将婚姻家庭的发展阶段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原始杂交、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同蒙昧时代相适应，对偶家庭与野蛮时代相适应，与这些婚姻形态对应的社会经济是原始共产制，而一夫一妻制家庭则同私有财产和文明时代相适应。 在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中，摩尔根阐明了历史上存在的两种财产所有制，即氏族集体所有制和家庭私有制，以及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指出前者是氏族社会的基础，而后者是政治社会的基础。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正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评述的那样：“这是对文明的起源和进化所作的最早的重大科学论述。他对文化进化性质的重视，对社会变化的革命性思考，以及对一种比较公平的社会制度的预言，引起了K·马克思和F·恩格斯的注意。”马克思曾仔细阅读《古代社会》，并作了大量的摘录和批注。恩格斯则根据该书的研究所得，于1884年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朽名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古典进化论学派作为人类学发展史上最早形成的学派，在19世纪后半叶的很长时期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流。进入20世纪以后，古典进化论学派开始走上了急剧衰微的道路。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人类文化的相同和变异其实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进化观点就能解释清楚的。各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更多的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而非人类心性的同一性使然。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文化传播学派，就是反对进化论，强调文化的传播和借用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作用而崛起的。 文化传播学派 顾名思义，文化传播学派就是以传播的观点来解释人类文化的相似性的人类学理论派别。他们认为，人类的创造力是相当有限的，他们更多的是从其他民族那里学习和借用现成的文化特质，不同的民族同时创造出相同或近似的文化，则更为罕见。文化传播学派又分为德奥学派、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德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民族学家格雷布纳和奥地利天主教神父施密特，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史密斯、佩里、里弗斯等，美国学派则以威斯勒和克罗伯为主要代表。该学派的代表作品有：格雷布纳的《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05）、《民族学方法论》（1911）、《美拉尼西亚的弓文化》（1909）；施密特的《南美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13）、《民族学文化历史法手册》（1937）；史密斯的《古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1911）、《文明的起源》（1928）；佩里的《太阳之子》（1923）；里弗斯的《美拉尼西亚社会史》（1914）、《心理学和民族学》（1926）；威斯勒的《北美洲平原的印第安人》（1912）、《北美洲印第安人》（1917）、《人与文化》（1923）；克罗伯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手册》（1925）、《北美的文化区和自然区》（1939）等。 同属于传播学派的德奥学派、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虽然都强调文化传播的作用，但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又有所不同。格雷布纳极力反对进化论的观点，他认为，各个民族间存在的文化相似现象，绝大多数是因为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接触和交往互动中互相借用和学习导致的，要不就是从一个共同的来源传来的。因此，通过考察各民族之间交往接触的事实，并对各民族间相似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就可以寻觅出文化传播的痕迹，进而重建史前人类文明的历史。 对相似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时，格雷布纳提出了两条比较标准，即所谓“质的标准”和“量的标准”前者指的是用来比较的文化现象在本质特征上的相似性，例如物质的形状和作用、社会制度或观念形态的构造和功能等等。而后者指的是具有质的相似性的文化现象在数量上的多寡。他认为如果被比较的事物之间质的相似性大且数量众多，那么，即可判定是传播或借用的结果。地理位置的互相交接和阻隔都不能成为传播的障碍，他还提出了相似的自然环境必然造成相似的文化现象的假说。 格雷布纳使用“文化圈”和“文化层”来作为分析文化传播的单位。所谓的“文化圈”，是指包含了相似的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而“文化层”则是指多个“文化圈”互相叠压的部分。格雷布纳的《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就是以“文化圈”和“文化层”为分析单位，试图从文化特性的地理分布情况来解释大洋洲的历史。 施密特进一步地完善了格雷布纳的“文化圈”和“文化层”学说。他认为，文化圈是由各种器物、经济、社会、道德及宗教信仰等人类文化的一切范畴相互关联地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文化圈可以整个地向外传播。当一个文化圈传播到另一个文化圈上时，其交叉叠压的部分就形成了新的文化层。他根据当时所能搜集到的资料，以自己的理论构拟了许多文化圈。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都来源于这些文化圈的互相传播和组合。质言之，这些文化圈也就是人类文明起源的中心。他还认为，人类最初的情况，类似于当时的小黑人（俾格米人），他们信一神教，行一夫一妻制，拥有私人财产。他认为这些文化因素是永世长存的。 以史密斯为代表的英国传播学派，因其强调人类文化皆源自于埃及，从而被称之为“泛埃及主义”或“极端传播主义”。史密斯认为，人类文化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才产生的。在此之前，人类处于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这些“自然人”没有房屋、衣物、牲畜、农业，也没有社会组织、世袭领袖、婚丧礼仪和宗教信仰。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居住在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居民才开始了文明的进程。他们发明了制陶、编织、建房等技艺，拥有初级的农业，后来又产生了丧葬礼仪和神的观念。最后，这一带终于发展成为世界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人类的文明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先是从埃及传播到巴比伦、亚述、以及希腊等地，后又向东传至波斯、印度和中国，向西传播到非洲，再传播到澳洲、太平洋诸岛及南美等地。 史密斯就这样构拟出了世界文明的传播发展史。他认为，古埃及文明的许多成分如金字塔、木乃伊、太阳神崇拜、以及复杂的农业灌溉等，之所以能在遥远的安第斯山和中美洲一带找到实迹，都是由于从埃及传播出去的结果。他否认了人类对文化或文明的独创性，认为相距甚远的地区独立地创造出相似的文化是相当罕见的。 史密斯的理论学说经由其弟子佩里等的手而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佩里的《太阳之子》就是典型的泛埃及主义的产物。在该书中佩里把埃及比作太阳，认为全世界的文明都是由埃及传播而来的。 英国传播学派不顾文化独立发明的事实，而是用近乎幻想的推理来重构全世界的文化联系。所以很快该学说就被人们抛弃，他们的极端主义也使得传播学派的合理成分几乎消失殆尽。 在上述两派风行于欧洲之时，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和克罗伯亦运用传播理论，开始了对北美等地文化的研究。与上述两者相比，美国传播学派则要稳健得多，结论也较为谦逊。他们将一个文化区域的代表性特征归结为来自于一个地理文化中心。认为文化特质首先产生于该地，然后向外传播。因此，通过分析文化特质由中心向边缘移动的过程，就可以复原该区域文化生成的历史。威斯勒提出的著名的年代—区域假说，就是基于这一原理上的。 年代—区域假说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分布的地理区域即文化区，文化区可以分为文化中心和边缘区两部分。中心区是文化特质产生的区域，文化特质产生后，即由中心区向边缘传播。这种传播需要时间，当文化特质离开中心区越远，就说明其离开文化中心越早。反之，若文化特质靠近文化中心区，而边缘地区尚未发现，就表明其离开中心区时间较短。因此，依据文化特质由文化中心传播至边缘区的过程，就可以再现文化发展的历史。 威斯勒的年代—区域假说曾盛极一时，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他自己也依此而将北美的文化划分为9个文化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威斯勒的基础上，克罗伯进一步将北美的文化区与不同的环境因素如气温、降雨量等联系起来考虑，从而开创了研究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互相适应关系的新路子。 较之德奥学派和英国学派对人类文化大而化之的泛泛论述，美国传播学派的研究显然更具实证性的色彩，因而也更易为人们所接纳。 综上所述，文化传播学派是在批判古典进化论的不足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合理地指出了古典进化论忽视文化传播和文化接触的不足。但在强调文化传播作用的同时，却又忽略了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创性的一面，从而走进了以传播来释读人类文化一切的死胡同。他们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于一个或几个中心的论说，更因其荒谬性而早已为当代科学所否定。传播学派的积极性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文化传播之于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扩大了人类认识自身的视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某些特定的文化特质，确实只起源于少数社会之中，然后再通过模仿和迁徙而得以扩散，因此，在有足够多的资料的前提下，我们确实能够通过考察文化特质的传播和流动，来再现人类交往接触的事实。 20世纪初，进化论对文化人类学的统治宣告结束。这一方面是由于上述文化传播学派的反对，另一方面也以美国历史学派的雄起不无关系。因为美国历史学派对进化论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它揭露了古典进化学派的许多致命的弱点和不足，使得进化论在人类学学科内部急剧衰落下来。 美国文化历史学派 美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是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他是公认的反对进化论的领导人。他极力反对进化论对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空泛概说，积极倡导踏实稳健的实证研究，尤其强调要对资料进行细致入微的搜集整理。他认为，当资料搜集到足够多时，决定文化变异的普遍规律就会从这些信息中自动产生出来。 博厄斯本人受过物理学和数学的严格训练，治学十分严谨。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定的价值，在解释文化现象和社会形式时，要极其慎重，对任何一种文化特质的考察，都必须摆在出现这种特质的社会环境中去研究。只有了解了具体的文化演变过程后，才能掌握人类一般文化的成长法则。再具体、全面、历史地研究了一个个文化，并收集了足够多的资料后，理论问题也就自然会得到解决。 文化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博厄斯外，还有克罗伯、威斯勒、罗维、戈登卫塞、雷丁等。他们都是博厄斯的门生，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又都为美国人，所以常常被称之为“博厄斯学派”或“美国文化历史学派”。该派的主要代表著作有：博厄斯的《原始人的心智》（1911）、《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928）、《人种、语言、文化》（1940）、克罗伯的《人类学》（1923）、《文化成长的形貌》（1944）、《文化的性质》（1952）、罗维的《初民社会》（1920）、《文化和民族学》（1917）、威斯勒的《社会人类学概论》（1929）、《人与文化》（1923）等。 美国文化历史学派人员众多，研究的领域相当广泛。每个成员都秉承了博厄斯的某些思想而对某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有的还形成了颇具影响的理论派别。例如克罗伯的文化整体论，文化超有机体论，威斯勒的文化区理论，赫斯科维兹的文化相对论，以及雷丁注重文化个性，对个人生活史的研究等。虽然他们探讨的对象和问题各不相同，但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长于批评，讲求实证，只对具体的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进行研究，探讨具体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不作原则性的理论概括。正是在此意义上，该学派才又被称之为历史特殊论。 根据该学派的干将之一戈登卫塞的概括，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大致如下：①集中探索有限度的“地理、历史”地域，研究其在历史上经过的深度及其地理上和个别部落接触的广度；②应用客观地描述及事后统计的方法追溯文化特质及文化丛的传播，并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特质的连合、相侵和同化；③应用“模式”概念描述区域文化；④扩大求异的方法，寻出部落内的区别及个体；⑤采用语言学方法探索特征的意义；⑥分解文化丛的历史心理的成分；⑦排斥粗陋的古典派的进化论与环境论；⑧应用“传播”、“独立发展”、“平行”、“辐合”等概念作为分析的单位和工具。下面以博厄斯为例，来具体考察美国历史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特色。 博厄斯认为，每个文化都是自成一体的，有其自身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所以应该从整体与结构的高度去研究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文化现象是复杂的，是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必须将其置于该社会的大环境中全面考察，才能发现其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他关于美洲西北海岸瓜求图印第安人的夸富宴的分析，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化观。 瓜求图人一般在生日、结婚、丧礼、继嗣、成年礼等仪式时举行。其内容是在宴会上向所有客人送礼或毁掉一些的贵重物品，以此来显示财富和身份，然后宣布一些重要事件，被请来的客人则为主人的宣告作证从而使之合法化。博厄斯全面研究了瓜求图人的文化背景后发现，在瓜求图人的社会里，人们生活的主要动机，就是无止境地追求社会声望并紧紧抓住已获得的声望。即使丧失一点点的声望，也会使人产生极大的自卑感。在此情形下，举行夸富宴以获取威望和特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博厄斯的这一研究案例充分表明，一种文化要是离开了其赖以存在的整体社会背景，就会显得荒诞不经和难以解析。 博厄斯还大力提倡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否认有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价值标准。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欧洲中心主义者大肆鼓吹的“北欧人优越论”。幽默地指出：如果考虑到古希腊、罗马文化、尤其是古埃及与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出现过的无数杰出人才，那么当时的北欧人相形之下便属于典型的劣等民族了。（《种族、语言、文化》，纽约，麦克米兰，1940，PP255—257） 博厄斯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古典进化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古典进化论者以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技术手段作为标准，来进行人类社会由低到高的排序，这种排序完全是人为的，充满了主观偏见，因而是无效的。如果将技术标准改为以亲属关系的复杂程度为标准，那么，许多所谓的原始民族将处于很高的位置，而具有高度技术文明的西方社会，则会处于较低的位置。因此，所谓文化水平的高低，先进和落后，完全是受研究者的偏见影响所致的，而非真正如此。 不管他对古典进化论的这种批评允当与否，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对于批驳当时普遍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却有着极大的进步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文化相对主义广为流传，它提供了各民族和平共处、多元共存的理论支持。 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博厄斯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他提倡人类学应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学科，后者包含考古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这一学科分类体系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人类学学科内容。不仅如此，他在人类学四大分支领域均有高深的造诣，奠定了描述语言学的基础。此外，他培养了数量众多的人类学家。正是他的弟子和再穿弟子们，携带着他赋予的人类学理论，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领域，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也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这一中心位置迄今仍未动摇。 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减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历史学派发生分化，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理论思潮，如心理学派、文化相对主义等，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思潮能代表或承袭整个历史学派的观点。 功能主义学派 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兴起了被称之为功能主义的人类学派别。功能主义学派以强调研究文化现象的功能，或强调用功能的眼光来解释文化现象而得名。学术界一般认为，该学派形成于1922年，因为该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分别在该年出版了《西太平洋上的探险队》和《安达曼岛民》两本著作。与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情形颇类，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英国学者，比较著名的有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弗思、埃文思—普里查德、福蒂斯等。他们的主要作品有：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探险队》（1922）、《野蛮社会的性与抑制》（1927）、《科学的文化理论》（1944）、《文化变迁的动力》（1946）；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民》（1922）、《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1952）、《社会人类学方法》（1958）；弗思的《新西兰毛利人的原始经济》（1929）、《人文类型》（1938）、《人与文化》（1957）、《经济人类学论丛》（1967）；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1940）、《阿赞德人的巫技、神谕和巫术》（1937）、《非洲的政治制度》（1940，与福蒂斯合编）、《社会人类学》（1951）；福蒂斯的《塔伦西人形成部落的动力》（1945）、《塔伦西人的亲属关系网》（1949）、《宗教、道德和个人》（1987）等。 功能主义在英国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首先，英国是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其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一次次地冲击英国的殖民体系，使得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变得越来越艰难。在此情形下，英国政府迫切希望伴随着海外拓殖而产生的人类学，能提出管理殖民地的有效办法，以维护其殖民统治。这是功能主义兴起的重要社会背景。其次，在社会思潮方面，随着进化论思想的退潮，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内部，比较研究和功能研究开始盛行。这些都为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功能主义学说提供了社会和思想基础。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功能主义理论一经提出，即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其追随者颇众。功能主义一下子成为人们研究和看待社会若干问题的主要视角和方法。 功能主义的提出，同时也与马林诺夫斯基特殊的学术经历有很大关系。1914年9月，马林诺夫斯基抵达新几内亚，先后在麦鲁岛、多布岛及特罗布里恩岛等地进行田野调查。调查期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难以返回欧洲，只好延长在西太平洋诸岛的时间。在那以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马林诺夫斯基不仅学会了当地居民的语言，而且得以浸润于当地文化之中，从内部完整细致地观察和记录当地文化的细节，例如他们的日常生活起居、他们的友谊和抱负、喜悦、恐惧和忧伤，甚至于他们在不同情况下发出的不同声调。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马林诺夫斯基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完整地提出了他的功能主义文化理论。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在一个社会里，人们世代相传的工艺制作、器皿、技术、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各种价值判断等等，就是文化。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不管这种文化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他认为文化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所谓功能，就是满足需求，他将人类社会的需求分为生物的需求（如对食物、安全、娱乐、成长、性等的需求）、制度的需求（如对教育、法律的需要）和整合的需求（如人们需要一种“世界观”以促进彼此之间的交往），其中生物的需求是最基本的，初级的需求，它包括摄取营养、生衍繁殖、身体舒适、生命安全、适当休息、行动自由和健康长寿等。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人们发明了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物质范畴的文化。在满足了这一层次的生物性需求后，又派生出了文化性的需求，与此对应便产生了经济组织、社会制度、教育、政治制度、宗教、艺术等精神层面的文化。 马林诺夫斯基还认为，在一个社会里，满足特定需求，有着特定功能的文化元素之间互相联结，从而形成了一张互相支撑的结构网。这张由各种文化元素交织而成的网络，在不同的社会里是各不相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的基本需求相同，而满足这种需求的文化却各不相同的原因。 与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的功能置于社会成员的生物需求的基础上不同，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社会文化的功能主要并不是用来满足社会成员的某种需要的，而是为了维持已有的社会结构。所谓的社会结构，是指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总合。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发现潜藏于社会表象之下的社会结构，建立结构的模型，再用这种模型去帮助理解社会关系，掌握社会运作的规律。正因为此，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又被称之为“结构—功能主义”，从而与马林诺夫斯基的结构主义相区别。 虽然在理论观点上有着上述差别，但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一致认为，对任何一个社会或文化的研究，都必须从整体、全面的角度来予以把握，而不是孤立地考察单个的文化现象。例如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中，马林诺夫斯基主要的考察对象是西太平洋诸岛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即有名的“库拉交易圈”。为了揭开这种交易方式之谜，他广泛联系土著文化的其他层面，例如巫术、造船术、园艺、以及酋长资格等，对库拉交易体系作了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成为人类学发展史上的经典研究案例，库拉交易圈也因此而名扬天下。在另一本书《野蛮人的性生活》中，马林诺夫斯基将特罗布里恩岛人的性行为置于结婚、离婚、母系亲属制、酋长资格、爱情巫术等相关的文化场景中予以考察，而不是孤立地研究他们独特的性行为方式。这就使当地居民貌似离奇古怪的性行为，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展示，也增添了人类关于自身行为的多样性的了解。 自从功能学派以后，以整体联系的方法来把握社会和文化，就成了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此外，马林诺夫斯基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创了人类学社区研究的先河，他所创立的参与观察法，至今仍是人类学进行田野工作的基本手段，被后来者忠实地袭用着。 功能学派以功能的眼光来看视一切，对进化论、历史学派和文化传播学派一律持反对和批判的态度。它对英国殖民地的研究，有利于政府增加对当地文化得了解，从而采取有利的殖民政策。所以，该学派很受英国官方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他们不欢迎曾为殖民政策服务过的人类学家再去作实地调查，功能学派因此而失去了田野研究的基础，逐渐衰落下来。 文化心理学派 20世纪30年代，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一些学者例如露斯·本尼迪克特等，开始从心理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心理学派。该学派的形成以本尼迪克特于1934年发表的《文化模式》一书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若干年，文化心理学派在美国人类学界一直有着重大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本尼迪克特、玛格莉特·米德、卡丁纳、林顿等。 文化心理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民族性或国民性问题，认知问题等等。在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方面，他们认为，每个文化都有其典范人格，这种典范人格是由该文化所塑模的。举例来说，人们常说的中国人含蓄，美国人开朗，法国人浪漫等等，反映的即是不同文化的典型人格。这种人格特征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由该社会的文化培育、熏陶而形成的。在此过程中，儿童期的训练对人格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们接受了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儿童诞生时，心灵如白纸一张，是后天的文化训练，在这张白纸上画上了文化的印记，最终形成了该文化认可的人格特征。 不同的文化特征培育了不同的人格类型，这就说明每一种文化都有着与其它文化不同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特点即是本尼迪克特所谓的“文化模式”。她将心理学对个体分析的概念应用于对群体的分析上，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那样来解释。即每个文化就像每个人一样具有独特的气质。 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分别考察了普埃布洛印第安人、多布人和瓜求图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情况，认为这三种文化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性格，或者说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其中普埃布洛人文化是“日神型”文化，其特点是严谨、规律、自制和乐群。而瓜求图人文化则是与此相反的“酒神型”文化，主要特征是粗暴、狂野、放纵以及极端自高自大。多布人则是所谓“狂想型”文化的代表，其主要特征是猜疑、仇视以及相互欺诈。 文化心理学派关于国民性的研究，还引起了美国官方的关注。二战期间，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家曾受聘于美国战争情报资料室，开展对罗马尼亚、泰国、日本、荷兰以及德国等国家的民族性的研究。《菊花与剑》就是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期间完成的对日本人国民性格所作的专项研究。在该书中，她通过对日本人的义务与人情、恩与责任、义务与义理等方面的比较，较全面地考察了他们的忠、孝、仁、义、德的人生观和价值体系，从而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的“罪恶感”文化的“耻辱感”文化的结论。她准确地指出：“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崇武又爱美，即蛮横又文雅，即刻板又有适应性，即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剑》，孙志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因此，她试图以“菊花”与“剑”的内涵来说明日本人这种矛盾的、双面性的民族性格。 文化心理学派关于国民性的研究，虽然不乏像《菊花与剑》之类的成功之作，但亦有不少粗陋的结论。例如有的研究指出，日本成年人之所以具有易受强制力支配的性格，是因为他们在童年时期就接受了严格的上厕所训练。以此颇类，又有人认为，俄国人中普遍存在的情绪容易在狂躁与忧郁之间摇摆不定，是因为苏联保育室将新生婴儿一生下来就包缠于襁褓之中，这种将婴儿身体捆绑起来，使其手脚无法动弹的做法，极易引起婴儿的愤怒和受挫感，这在成年以后就表现为狂郁症。此类研究的简单和粗陋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化与人格研究领域，文化心理学派的优秀作品首推米德的文化与人格研究“三步曲”：《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新几内亚的儿童成长》、《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其中《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米德也因在该书中提出了青春期的躁动不安是文化的影响而非生理的必然的观点而名扬天下。 文化心理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极为盛行，50年代因其种族主义的倾向而受到批评，逐渐衰落下来，60年代以后，在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心理人类学派。该派在弗洛依德关于人类发展和心理动态学学说的影响下，侧重于探索人类的心理因素和心理过程是怎样影响其文化实践活动的。不同民族和文化的认知问题，是其研究的重点，这一研究取向至今仍盛行不衰，从者甚众。 新进化论学派 对人类文化的进化论研究并没有随着19世纪的结束而告终，20世纪30年代，莱斯利·怀特对博厄斯所强调的历史特殊论公开发难，重新提出进化论的研究方法。由于其理论观点与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有所不同，故被称之为“新进化论学派”。该派代表人物除怀特外，还有斯图尔德、萨林斯、塞维斯等。代表著作有：怀特的《文化的进化》（1959）、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论》（1955）、萨林斯和塞维斯共同编撰的《进化与文化》等。 怀特除了坚持文化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进化观点外，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人类文化的进化与其获取能量的多寡，或利用能量之技术效率有关。低发展的社会往往获取的能量总量也少，反之，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则能获取较多的能量。因此，可以依此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分类。他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阶段：①人类仅靠自己体内能量的阶段——原始共产社会。②人类通过种植和饲养方法获取食物的阶段——东西方古代的文明。③通过动力革命，对新能源加以利用的阶段——现代工业化国家。④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和平利用核能的阶段。怀特认为，文化的进化就是人类利用能量总量的提高或利用能量之技术效率的提高。 斯图尔德认为怀特的理论太过于广泛和一般化，难以解释具体的、特定的文化的发展进程。他将怀特的理论称之为“普遍进化论”，将摩尔根等19世纪的进化理论称之为“单线进化论”，而将自己提出的理论名为“多线进化论”，以示与前二者的区别。斯图尔德在进行了大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学说。他认为，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发展路线上平行发展的，在他们之间并没有共同规律可言。因此，应该对具体的文化作具体的分析，尤其要通过考察不同的文化与各自的环境因素之间的互相适应关系，来论证该文化的发展变迁问题。由于他特别强调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问题，斯图尔德的学说又被称之为文化生态学，他本人也因此而成为公认的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 新进化学派的另两位代表人物萨林斯和塞维斯是怀特和斯图尔德的学生，他们企图调和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看来，这两种进化学说，反映的其实是人类文化进化的两种形式，即普遍进化和特殊进化。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在适应各自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时，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即形成特殊的进化过程。而这些特定、具体的进化过程又都反映了能量总量获得的提高，或能量获取技术的提高，从而体现了普遍进化的态势。 在新进化论者不懈的努力和宣传下，进化论一改因历史学派、功能学派、传播学派的攻击而沦为异端的命运，进化的思想也成为人类学的一种常识，持进化观点的学者也日益增多。目前，从社会文化的不同方面，例如历史背景、技术手段、气候、地形、资源、人口等来具体考察某一社会和文化的演化变迁，已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结构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又一人类学理论流派，该学派60年代曾盛行一时，70年代中期开始衰弱。结构主义学派主要是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其创始人为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英国人类学家利奇也是结构主义的著名的代表性人物。该学派的主要著作有：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初级结构》（1949）、《忧伤的热带》（1955）、《结构人类学》（二卷，1958、1973）、《野性的思维》（1962）、《神话学》（四卷，1964、1966、1968、1971）；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1954）、《列维—斯特劳斯》等。 学术界一般认为，结构主义的出现，是与西方人类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的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他们不再欢迎曾为西方殖民统治献计献策的人类学家对他们进行实地调查。在此情形下，人类学一下子失去了传统的调查研究领地，不得已由以往的实地调查研究转向了理论分析。结构主义正是迎合这种转变的需要而产生的，反映了振兴学科的努力。 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来源于结构语言学。这其实也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经历有关。1941年，身为犹太人的列维—斯特劳斯，为了避免德国法西斯的迫害而流亡美国，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布拉格结构语言学派的大师雅各布逊，深受其结构语言学的启发，遂将音位学的结构分析方法运用于人类学 对人类文化的分析上来，从而创立了人类学领域的结构主义学派。 按照结构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集体生活的符号系统，是由音素、音节、词素、词组和句子组成的整体。语言的每个要素并不重要，只有当它与其他要素联系起来时才有意义。这些要素间的各种联系，就是语言的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将这种思想引进了文化研究领域，他把各种文化视为互相联结的系统，认为应该按照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如同结构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透过杂乱无章的语言表象找出语言结构一样，结构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也在于从混乱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中找出其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并不是指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而是社会的无意识结构，即隐藏在实际社会关系背后的“深层结构”。它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只有通过文化研究者所建立的概念化模式才能认识。 列维—斯特劳斯将这种概念化的“模式”分为有意识模式和无意识模式两大类。所谓的有意识模式，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意识到的人类社会或文化的表层结构，例如部落民一般都知道自己能够跟哪些人通婚，不能够跟哪些人通婚。或者说跟哪些人通婚是该社会认可的，而跟另一些人的通婚则为社会习俗所不许或禁止。这种关于通婚范围的社会规定，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就是有意识模式。这种有意识模式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文化结构，它无助于解释社会或文化体系。要获得对社会或文化体系的真正了解，还得寻找无意识模式，它较深地隐藏在社会文化的表象背后，是还没有被该社会的成员所意识到的深层结构。这种深层结构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心灵之中，在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真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学家只有从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入手，把握这种无意识模式进行探索，才能弄清社会文化的基本法则。这种透过社会文化的表层结构来寻找无意识的深层结构的过程，就是结构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 列维—斯特劳斯运用他所创立的结构分析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的亲属关系、神话逻辑、以及原始民族的分类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与过去研究完全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例如在亲属关系的研究方面，他深受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关于原始交换的形式——赠与的研究》（1925）一书所阐明的互惠交换理论的启示，认为婚姻的基本结构表现为女性在人类集团之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包括女性在两个集团之间直接被交换（限定交换）和女性按特定的方向在集团之间流动（一般交换）。人类所有的婚姻体系都是这两种基本结构经复杂的组合而形成的。亲属关系的结构就是通过这种交换女性的体系而奠定其基础的。 在研究神话逻辑时，列维—斯特劳斯就像语言学音韵理论把音韵分解为音素而进行研究那样，把神话也分解成构成神话的最小单位——神话素，并进而分析出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神话在表面上虽然纷繁复杂，五彩缤纷，但其本质上却是由有限的材料构成的，这些基本材料分解成各种符号并多次重复，就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神话现象。 列维—斯特劳斯这种结构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如此，结构主义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例如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甚至连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时装设计、广告、通讯报道等也受其影响，结构主义成了二十世纪六、七十风靡西方世界的哲学思潮。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结构主义的热潮渐趋减弱。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人类学发展史上产生的主要理论流派。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方人类学这种学派林立的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美国人类学界来说，实际上处于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式各样的理论层出不穷，很难分出完整的理论流派。有人曾不无夸张地说，有多少人类学家，就有多少理论和流派！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实际上跟人类学百余年来留下的学术遗产不无关系。原来先后相继的理论学说虽然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已彻底地消失，恰恰相反，它们的合理成分却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后来者进行研究时可资利用的理论器具。这些合理成分无限制的分化组合，自然会形成无数新的研究取向。 近年来，人类学越来越注意学科间的横向联系，跨学科研究方法为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所运用，从而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学研究新领域，例如哲学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发展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这些，反映了人类学新的历史发展趋向。 参考文献： 1、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2、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3、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4、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5、陈国强：《中国人类学》，中国人类学会编印，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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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婚姻形态的演变

welcomezp 2011-6-1 20:28

男女两性结合，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前提，人口的世代更替，总是在性结合形式中实现，性行为对种的蕃衍和体质优劣的直接影响，人类在长期社会交往实践中，逐渐有所觉察和认识，因此在自然淘汰的选择原则下，婚姻行为规范得以慢慢形成和日益完善，由此产生的各种婚姻制度，为人口再生产提供了社会的保证。 　　人类初始，生产力低下，只能赖原始群的集体力量，在极其艰难的自然条件下求得生存。“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①，无所谓婚姻和家庭，只有杂乱的性交关系，“长幼侪居”，“男女杂游”②，两性关系不受任何约束，既无年龄和行辈的婚配限制，也无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界分，异性之间均可任意选择作为发生性行为的对象。 　　杂乱性交历经了相当漫长的阶段，随着原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按年龄、性别或体质强弱不同而分工的劳动组合，行辈男女间也会因生理条件的悬殊，产生微妙的性心理变化，原先祖先与子孙、双亲与子女间的两性关系逐渐遭到排斥，慢慢形成了只在同一群体的兄弟姊妹或从兄弟姊妹间两性结合的社会行为规范。这种排除直系血亲间的性关系，只按世代划分的血缘群婚，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每每可见。 　　如传说三皇时代女蜗与伏羲的行辈婚，他们原是一对兄妹，《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蜗。”《独异志》卷下描述了这对兄妹为婚的经过：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蜗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 　　于烟悉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这对兄妹交媾之前和之中的矫揉做作当然属于文明人的构想，在那个时代行辈婚却是天经地义的。据说“伏羲鳞身，女蜗蛇躯”③，在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画像石和帛画里，两人通常被绘成人面蛇身交尾的男女形象④。有意思的是，山东嘉祥县武氏石室有这样一幅画像石，伏羲和女蜗蛇尾纠结，面各相背；两人之间，又有男女小人一对，蛇躯交合，面部相向①。两辈间的婚媾互不妨碍，恰是一幅血缘家族的行辈婚画面。 　　又如《搜神记》卷十四记了两则故事，一则是“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是说兄妹双胞胎后来结为夫妇。一则记高辛氏的少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著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也是说的兄妹之间血缘通婚。 　　台湾高山族有这样一则传说：很久以前，大陆上一对兄妹，为了追寻太阳，漂泊到台湾岛上。岛上毫无人迹，为了繁衍后代，天神暗示他们结为夫妇，可是哥哥不同意。妹妹只好想了个法子，哄骗哥哥，说给哥哥找到一个对象，请他晚上去相会。晚上，妹妹在脸上画满黑色花纹，到相会地点等候哥哥。哥哥来后竟认不出自己的妹妹。于是两人行交合之欢，繁衍了后代。从此，高山族少女婚前都要纹面②。 　　这则故事与伏羲女蜗兄妹为婚颇相类似③，表明在人类婚姻史上，行辈间的血缘婚确曾作为最早产生的一种婚姻制度，普遍流行过。文献有谓伏羲“制嫁娶之礼”④，女娲“因置昏姻”⑤，正是视这种血缘家族的行辈婚为人类社会最先确立的婚姻制度。 　　这种基于同一血缘群体内部按行辈婚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子息的生身父亲是难以确定的，血统只能从母亲方面确认，因而属于内婚制的母系血缘家族。行辈婚仍是一种近亲婚配，从优生学而言，近亲生育的后代往往会出现智力痴呆、先天畸形、过早夭折等症状，故这一时期人口的素质低下，人口的增长速度也比较缓慢。 　　随着人类交往视野的扩大，不同血缘家族间男女的性行为渐有发生。神话传说有“郊野受孕”的故事，如： 　　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子，……是为神农。（《春秋元命苞》） 　　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今本竹书纪年》）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女枢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 （《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因名曰弃。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史记·周本纪》）不同血缘家族的男女在野外的媾合交欢，曾为一时的社会行为规范所不容，因秘事而神化之。但远缘交合的后代，如黄帝“弱而能言，龙颜”，弃强壮如“巨人”，他们先天的体质和智力，等于用优生的事实对血缘家族的行辈婚作了否定，在自然选择法则面前，人们最终还是向限制和排斥近亲血缘婚配迈出了最可贵的一步。 　　血缘婚向非血缘婚的转化，使母系血缘集团具有了氏族的性质，成为当时社会中一个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婚姻行为和人口再生产过程受到了氏族制度的严厉制约。氏族外婚制是氏族时期主要的婚姻形态。 　　氏放外婚制以氏族为婚媾单位，一氏族的男女必须与他氏族的男女才能通婚，本氏族内部是严格禁止通婚的。在婚媾方式上，除了所谓“野合”外，最流行的是走访婚，即一氏族的男子到另一氏族的女方过夜，一般是晚去早归。如云南永宁纳西族仍保留着这种婚制，婚姻形式一是野合而婚，习以为常，永宁盆地有一露天温泉，在光天化日之下，纳西族男女同池而浴。青年人互相嬉戏，结成阿肖，浴后互邀就地进餐。入夜，男女各择所好异性，双双对对野合而卧于温泉周围，各对情侣虽近在咫尺，皆互不妨碍，各行其素。另一主要婚姻形式则是阿肖走访婚，女子不嫁，男子不娶，只要双方愿意，男子就可以到女方单独房间中过夜，次日天明，男子辞归。故每日清晨，各村落之间的道路上，来往者尽是青壮年男子。这种婚姻，男女暮合晨分，来去自由，关系很不稳定，每位女子可以与对方许多男子保持性关系，反之，男子亦然。走访婚男女间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甚至连早餐，男方都得回本氏族就食。子女随母方抚养，往往难以确定其生父①。这种氏族外婚制，说到底乃是一种氏族对氏族的群婚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 　　走访婚形式也会因一些具体原因改变初衷，如男女双方的情投意合和如胶似漆感情生活的融洽，女方氏族缺乏劳动力，男方精明强干而又和睦待人，男方氏族缺乏女继承人等等，婚姻关系变化无常的走访婚可以向一男一女比较固定的对偶同居形式转化，从而萌发新的经济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婚姻禁例的不断扩大，这种对偶婚日益普遍，终于成为社会一种新兴的婚姻形态。 　　对偶婚是一对男女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生活，不仅维持着性生活关系，而且男子还参加女方氏族的生产活动和抚养子女，子女知其母亦知其生身父亲。这类基于婚姻关系和子女养育关系而出现的对偶家庭，使原先母系氏族内只有母亲与子女、兄弟姊妹、舅甥、祖母与孙子孙女、舅祖父与甥孙甥孙女等的单一血缘亲属关系方面，又新添了父子、祖孙、岳婿、姨父与姨侄、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伯叔、姑侄等复杂的以男方为主体的宗亲关系，为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生并进而向父权制阶级社会迈进准备了条件。不过，对偶婚家庭仍是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晚期的产物，没有独立的经济，须依附于母系氏族共同体而存在，婚姻关系不牢固，夫从妇居，死后得归葬本出身氏族。 　　父系氏族社会初期，随着生产力的较大提高，社会财富积累增多，私有制现象加剧。男子所具备的生理素质，使其在新条件下所能起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占据了生产主人的地位。早先的对偶婚姻家庭，至此因男子所得财富大大超过女子劳动所得，不仅使丈夫的家庭地位能与妻子平起平坐，而且又日益超过妻子，促使丈夫全力确保父系血统的纯洁，以便把这些财富真正传给自己的嫡亲子女。这一父系制趋于全面强化的社会变革，更进而带来了婚姻制度和家庭形态一系列巨变，造成对偶婚家庭的全面瓦解，父系制婚姻家庭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又出现了以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为核心内容的，包括较多世代和多对配偶的父权制大家庭。 　　父系个体家庭，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最初即是一个独立的人口再生产单位，然担负社会多方面职能的作用有限，直至父权制大家庭出现的高级阶段，始真正成为社会肌体的基本组织，社会历史才全面向文明时代靠近。但无论是父系个体小家庭，抑或父权制大家庭，世系无不据男性确定，子息是父亲财富的当然继承者，妻从夫居，加入夫方氏族，死后则与丈夫同葬男方氏族墓地。由于丈夫对妻子具有特殊的支配权力，妻子须对丈夫忠诚专一，过去的崇高地位已不复存在，而丈夫却无所谓一妻，虽同时多妻，也不会遭到社会舆论谴责。 　　父系制向父权制高级阶段过渡期间，尚存在着一种兄弟共一妻或一夫共姊妹的所谓“普那路亚”（Punalua）婚制，过去将之纳入氏族产生以前或母系氏族时期婚姻形态序列。但这种婚姻家庭形态较为复杂，得具体分析。在民族调查材料中，兄弟共妻的家庭，妻子必须随夫姓，子女从男方，兄弟间比较平等，而长兄格外受到尊敬，兄弟亦不必固守一妻，可以自寻交偶对象①。显然属于父系氏族时期婚制的变态。另外，尽管近现代少数民族中存在着若干姊妹共夫的家庭，一般以女方为主，诸妻地位平等，子女随女方姓，但只不过是母系婚制的一种补充，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一夫妻女方姊妹不能等同，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易·归妹》云：“归妹以娣。”娣谓女弟，归妹谓嫁女，是姊妹嫁离本族，同嫁一丈夫，自是父系氏族社会产生已久事。又《史记·五帝本纪》谓“尧乃以二女妻舜。”《列女传》谓此二女“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孟子·万章上》记舜弟象强令“二嫂使治朕栖。”可谓是典型的“普那路亚”兄弟共妻和姊妹共夫，但女性的崇高地位是丝毫不见的。《礼记·檀弓》有云：“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舜所享一夫多妻的特权，还并非仅限于二女。可见“普那路亚”婚制实属父系氏族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时期出现的现象。 　　父系氏族社会向父权制阶级社会转移，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深化，反映于婚姻形态，则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个体家庭或父权家长制下的大家庭。与此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变态婚，如兄弟共妻、姊妹同夫，以及性质特殊的一夫多妻等等。 　　父系制的深化，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但其变革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很快完成，在很长时期内，原母系制的遗风犹存，并每以顽强的、非流血的各种形式进行维持和争抗。据调查，在许多民族的婚俗方面，不同程度地遗留有这两者之间争斗的痕迹。我国境内的壮、瑶、侗、傣、苗、彝、黎、布依等少数民族，以及个别地区的汉族居民，有“不落夫家”的婚俗，女子初嫁后，又立即返回娘家长住，直至怀孕临产前才到夫家落户。在一些少数族中，“不落夫家”的妇女，在家乡赶集、歌圩、串亲戚中，可与其他男子较为自由地社交往来，甚至效田野云雨之交欢，称为“赶表”或“放寮”。这是女性为维护其在婚姻制度中的主权，同以男子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体婚进行顽强反抗的方式之一①。而男子为实行“从夫制”，也采取了各种与之对抗的婚姻形式，如“戴假壳”的习俗。贵州省镇宁一带的布依族，姑娘婚后不落夫家，少则一、二年，多则三、五年，甚至十来年，这期间，新娘的装束同未婚少女一样，有权参加赶表社交活动，仅在农忙季节或节日由男家接到婆家住三、五天。但男家在女子不落夫家期间，可以秘密做一顶状如簸箕的帽架，选择吉日，让丈夫的母亲、嫂嫂或亲戚中两个中年妇女悄悄携上，溜到女家，强行解开新娘发辫，硬把此假壳戴其头上。新娘有权反抗挣逃。戴假壳成功，则新娘就必须到男家长住了②。 　　此外，又如“抢婚”习俗，《易》屯卦六二有云：“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记一伙人乘马盘桓道上，不是干抢劫的勾当，而是举行抢亲婚配的仪式。今云南佤族个别地区犹见抢婚遗风。一对情侣私下约定抢婚的时间和地点，届时男方约几位强壮青年前往埋伏，姑娘借故前往，被抢时姑娘佯装呼救，故作反抗，女家和邻里闻讯，亦假装追赶，却只赶不追③。这类热热闹闹的抢婚喜剧，其实是出于对母系对偶婚制和父系个体婚制进行的调和，从前者的夫从妇居转向后者的妇从夫居，抢婚仪式约定俗成，正包涵着社会承受应变的心理。佤族男子在婚前要到女家劳动一段时间，婚后夫妻双方又得到女家再劳动几天，以后却要求妻子必须严守贞节，否则被打被逐。这不就是父系制深化的同时，又对母系制失落所作的象征性补偿么？ 　　人类自原始群时期杂乱性交伊始，婚姻形态的演变，大致历经血缘家族时期的行辈婚，和母系氏族时期的氏族外婚制及对偶婚，直到原始社会行将崩溃之前，才完成父系个体婚制向父权家长制下婚制的深化。父系个体家庭以经济条件为重要基础，是私有制发展下的产物，有着与以往一切两性结合或血缘关系的社会婚姻形式根本不同的性质，它的出现，本身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口再生产单位，而成为瓦解父系氏族组织的一种潜在力量，至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出现了父权统治下的家长制大家庭，出现了与原氏族制度格格不入的宗亲组织和伦理观念，其经济职能也无不加速了氏族组织的解体。随着阶级社会的全面出现和文明时代的到来，父权制大家庭和父系个体婚家庭，也因之而不断得到充实调整。 -------------------------选摘自中国先秦史------------------------------------------------ ① 《吕氏春秋·恃君》。 ② 《列子·汤问》。 ③ 《文选·鲁灵光殿赋》。 ④ 徐州博物馆：《论徐州汉画像石》，《文物》1980年2期，53页图9。重庆市博 物馆、合川县文化馆：《合川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77年2期，67页图15。黄文 弼：《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图版61。 ① 见《文物》1979年7期，封底。 ② 吴存诰：《中国婚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221页。 ③ 四川江安出土汉画像石，有伏羲女蜗交尾图，伏羲一手托日，一手执便面（见《文物天地》1988年3期，封三·图十一）。据《汉书·张敞传》颜师古注云：“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手执便面，与高山族传说中妹妹脸上画满黑色花纹，寓意相同。 ④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皇王世纪》。 ⑤ 《路史·后纪二》注引《风俗通》。 ① 《中国婚俗》，246～249页。 ① 参见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103 ～106、227～233页。 ① 林蔚文：《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的产物——“不落夫家”等习俗剖析》，《史前研究》1984年2期。 ② 《中国婚俗》，94～95页。 ③ 《中国婚俗》，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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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人类学史

welcomezp 2011-6-1 20:22

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人类学在西方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而它传入中国，若从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1895)算起，也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在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上，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人类学的发源地。早在1903年，作为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就最先在国内设置“人类学”方面的课程。清政府在这一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人种学列为选修课。到l9l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文科哲学门、历史学和地理学门设人类学及人种学课程，文科文学门和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类学课程。从此，人类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制度里的地位变得更加明确。在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期间(1917—1927)，北大开设了人类学讲座；北大教授陈映璜先生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人类学》一书，也于l9l8年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第—本正式称作人类学的专著。蔡元培先生一直致力于介绍、引进现代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一词就是由他翻译介绍进来的。蔡先生在介绍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创建我国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学科方面是重要的奠基者。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由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发起的“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中国第一个民俗学刊物《歌谣》周刊，在民俗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l928年，蔡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设立民族研究组，后又设人类学组，大力培养青年人类学者，像裴文中、李济、凌纯声等就是其中的伎使者。 　　 正是由于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等学术园地对人类学的培育，并带动不少青年学者出国深造，使人类学在高校和研究机构里都得到了进—步的发展。到30一40年代。人类学在户国已有相当的发展，像博厄斯(Franz Boas)、路威(Robert H．Lowie)、摩尔根(Lewis H，Morgan)等人的著作被陆续译介进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校设立了人类学系或专业，其它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央大学等校都开设了人类学或民族学等课程，并涌现了像刘半农、吴文藻、吴泽霖、顾领刚、罗常培、杨成志、林惠祥、陶云逵、杨KUN、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杨庆KUN、许火良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30年代，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在胡适主持下，刘半农、顾颉刚、罗常培等学者参与其事，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清华大学在 1928年就将社会学系改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系。l933年还在研究生院设立社会学与人类学部 聘俄籍著名学者史禄国为教授，费孝通先生是该系第一个研究生。燕京大学也在那一时期从英 国引进社会人类学，将社会人类学当作“比较社会学”来传授。费孝通先生就是在这两所著名学 府里受到人类学的薰陶，并在后来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创造性地将只研究异文化的简单 部落社会的传统人类学方法，用来研究本文化的现代中国农村社会，成为人类学研究现代复杂 社会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八年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吴泽霖、陶云适等先生— 直在社会学系讲授人类学、民族学等课程。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先后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 系，并在西南联大兼课，继续传授社会人类学．同时还指导学生进行实地研究，费孝通先生与张之毅先生合著的《云南三村》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燕京大学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一部 分迁至成都，林耀华先生等学者就在那里继续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它如中央大学、西北大学则先后创办边政学系，以人类学、民族学为主要必修课程。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于 l947年成立人类学系，吴泽霖先生任系主任，吴先生还在该系设立了国内第一个民族文物陈 列室。台湾大学也于l949年成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可以说，在解放前，人类学学科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取得了—定的成就，在国际学术界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然而遗憾的是，解放后中国人类学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在l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中，人类学和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学科一样，被当作是资产阶级学科取消了，只有复旦大学保留了体质人类学教研室。在台湾，人类学还在继续发展。香港自70年代起也开始重视发展人类学。大陆尽管在院系调整后的20多年里不能再公开提倡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但是自从50年代先后成立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委组织大规模全国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若干省区还先后建立民族研究所与民族学院，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此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考古学也一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发展着，北京大学考古系在这期间培养了许多研究人才。取得了大量可喜的研究成果。 　　 “文革”结束后，人类学才重新在大陆学术界出现。1979年4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规划会议上，民族学小组中北京、上海、武汉、厦门、广州等地代表一再倡议恢复人类学。次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委会。1981年5月，中国人类学学会正式成立。从此以后，人类学逐渐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到90年代，人类学学科已逐渐发展起来。在—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等单位。先后建立了人类学系、专业或研究机构。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 　　 大家知道，人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十分重要的综合性学科、有着重视现实生活、强调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的学术传统。因而对于进—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与人文科学事业，对于加强从人文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目前，在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人类学都成为备受重视的“显学’。它已在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在培养国民素质和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观在世 界上几乎所有的著名学府里。都有人类学系或人类学专家群体。据初步统计。在国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中，大多数是人类学家或主要应用人类学的方法从事研究工作。 　　相形之下。目前我国的人类学研究还处于重新起步的阶段，与国际上人类学的发展状况相比，差距还很大。无论在师资队伍、学术组织、课程建设，还是在研究方法与学术水平等方面，都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对于人类学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相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所提出的许多重大的社会文比问题，我国的人类学迫切需要加速发展和提高。（节选自袁方， 加速发展中国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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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是什么

热度 1 welcomezp 2011-6-1 20:14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它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使用考古学、人种志、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概念、资料，对全世界不同民族作出描述和分析。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实地参与观察法、全面考察法、比较法。 实地参与观察法 ：这是文化人类学最有特色的研究法。文化人类学家特别注重通过直接的观察，收集每一手证据。那些研究现代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人类学家，则深入到这些民族中间，通过参与他们的活动、与他们交谈和观察他们的活动来了解其社会和文化。实地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它是一种观察法，其资料来自现实的广阔天地。这种研究法使得文化人类学家可以既作为参与者又作为观察者的身份深入到一种文化的内部去观察这种文化和使用这种文化。实地观察可以使人类学家把目光集中在对其文化有意义的行为模式上，他会去寻找那些有规律的行为特征的先后次序，注意其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 全面考察法 ：采用这种方法，人们在选择研究一种人类行为时，必须全面考察与之相关联的问题。这样，一位研究某地区经济发展的人类学家会发现，要想对这一地区经济变化的过程进行全面的描述，就必须探讨礼仪的始末以及家庭关系的问题。 比较法 ：比较法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无时无刻不在使用。例如，当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在印度的其一村落中研究其社会结构时，他道德了解村民是怎样自己组织起来的，然后通过对比村落里各个不同的群体，来确认他们之间的异同。雍容华贵比较法可以运用在所有水平上的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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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国５６个民族是如何确认的？

welcomezp 2011-6-1 20:06

目前我国有５６个民族已经广为世人所知。但在历史上，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各民族的族称是什么，历朝历代都没有弄清楚。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专家学者在全国开展了的民族识别工作，科学地理清了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构成，确认了５６种民族成分。 壮族 侗族 达斡尔族 羌族 汉族 （图片来自于网络， 致谢） 民族识别前的基本情况 １９５３年，新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４００余种，其中最多的云南省有２６０多种，其次贵州有８０多种。 为何出现这种民族众多的复杂情况？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迁徙与融合，使各民族既相对聚居又交错杂居，民族成分和称谓纷繁多样。二是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各民族的不同自称和他称交织在一起。三是新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许多原来不敢公开民族成分的少数民族纷纷上报自己的族称，要求成为新中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这４００多个族称中，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自称或他称，有的是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名称，有的是以居住地名为族称，有的是不同的汉语音译，这些都需要一一甄别。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识别首先被提上了民族工作的日程。民族识别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识别认定某一族体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认定该族体是单一少数民族还是某个民族的支系；确定这一族体的民族成分与族称。 民族识别的主要原则 民族识别是一个涉及民族平等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的民族识别是以经典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并尊重本民族的意愿进行的。 根据经典民族理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前苏联根据不同的社会形态，还有“民族”与“部族”之分。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科学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民族识别主要依据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来开展。 民族特征是识别民族的基本依据。我国从民族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地运用关于民族的上述四个特征，对民族分布地域、族称、历史渊源、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及心理素质等进行全面分析考察，谨慎地确定每一个群体的族属和族称。比如生活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处的土家族，在外界看来与苗族或汉族没什么区别，后来经中央组织专家学者调查，最终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 我国在民族识别中尊重民族意愿，坚持“名从主人”的原则。本着这个原则，许多原来带有歧视性的民族称谓得到改变，如将“归化族”改为“俄罗斯族”，“崩龙族”改为“德昂族”，“毛难族”改为“毛南族”；原来的“猺族”后来改称“傜族”，经民族识别后改称“瑶族”，从动物变成人最后变成宝玉。 民族识别的主要历程 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前后历时３０多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５４年，这个时期主要是进行调查研究，同时确认了一批民族成分。比如如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区对自报的民族进行实地调查。除了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外，这个阶段还确认了壮、布依、白、傣、傈僳、哈萨克、鄂伦春等民族，共计３８个少数民族。 第二阶段为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６４年，在基本掌握各族体的族源、语言文化、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识别，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中南省份。这期间中央先后派出调查组赴云南、贵州等地开展民族识别，新确定了土家、达斡尔、布朗、阿昌、普米、德昂、独龙、门巴和珞巴等１６个少数民族。 第三阶段为１９６４年到８０年代末，期间重点是对民族成分进行恢复和更改，对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群体进行识别和归并。如对贵州省６０多万“穿青人”经过识别认定为汉族，云南省的“苦聪人”归属为拉祜族、“摩梭人”归属为纳西族。从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全国陆续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有２６０多万人，主要是满族、土家族、苗族和侗族等。１９７９年，国务院确定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为单一民族，成为我国第５６个民族。 （新华社记者 伍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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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类学概论

welcomezp 2011-6-1 19:45

一、导论 （-）人类学的学科体系 1.人类学的定义,人类学是一门广泛地、综合地研究人类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生物特性和社会特性的实证科学。 2.人类学的体系,国内外几种不同的看法。 3.人类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社会一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的关系。 （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扼要介绍一些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和主要方法,包括:（1)整体观(全貌法);(2)田野调查;(3)跨文化比较;(4)文化相对论;(5)"主位"与"客位";(6)本土方法论;(7)类型学;(8)表述方式。 （三）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过程 中国人类学百年发展历程,对于学科历史的分期:(1)萌芽时期(1928年以前);(2)初步发展时期(1928-1949年);(3)恢复与发展时期(1950-1966年);(4)重灾期(1966-1976年)和(5)重新恢复和再度发展时期(1977年以来)。 二、生态环境与经济 （-）生态环境、工艺技术与经济人类学 库拉交易,经济人类学中的实质论和形式论。 (二）生产工具与生计方式 生产工具是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三）从攫取性经济到生产性经济 历史上伴随新石器时代而来的"农业革命"。当代非洲的狩猎-采集者民族志个案。 (四）经济文化类型 "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中国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格局。 （五）人类学视角对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非市场行为同样应该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三、语言与文化 (一)语言的性质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工具,但是同时也不能低估语言的能动作用o （二)语言与思维 思维逻辑本身并不具备民族性,然而与思维形影相随的语言表达方式却具有民族性。民族语言并不决定某个民族的思维逻辑,可是却能够决定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萨圣尔一沃尔夫假说。 (三)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语言的谱系分类 1.一些基本知识 2.历史比较法 3.语言的谱系分类 （四)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其对人类学的影晌 把语言现象区分为语言(language)、言语(parole)和言语活动。索绪尔的公式:语言=言语活动一言语(语言等于言语活动减去言语)。把语言和言语分开研究,有助于理解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符号具有任意性的原则"。语言是符号系统,其中每个符号由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所组成。所指和能指是不能分开的,但是两者的结合却是任意的。 四、文化与民族 (一)文化概念 文化的五大特性一一可塑性、能产性、继承性、时代性、民族性。从民族志的角度来定义文化。 (二)民族概念和民族 1.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及有关争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国本土的民族观。历史记忆、象征符号和民族的自我定义。 2.民族一一名与实的考察。对西文"ethos"一词的理解与翻译。"民族"与"种族"的区别。"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三）中国民族概况 1.民族人口。 2.地理分布。 3.中国的民族语言。语言的谱系反映出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 4.中国的民族政策。平等和团结,民族区域自治。 5.社会形态。多种社会形态并存,构成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 五、婚姻与家庭 （一)婚姻 人类学家婚姻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及对于"婚姻"界定的困难。婚姻与性的关系,婚姻的功能。 （二)家庭和家庭进化的问题 1.家庭的定义及其分类。 2.家族的演变和历史进化。摩尔根和恩格斯等学者所持的进化论的见解及历史构拟。中国汉族的经验材料和本土概念。 （三)亲属称谓制 摩尔根开创的研究法及其分类。默多克的分类法。 (四)继嗣群和居住群 1.继嗣群的定义和分类,lineage和汉族的"宗族"。 2.居处原则,居处原则与继嗣的相关性。 3.居住群,从居住地域与亲属关系的互动考虑继嗣。 六、文化与人格 （一)人格的基本涵义 (二)文化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 1.儿童教养方式。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争。 2.文化与性别。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建构。 3.青春期与文化。 4.代沟。"代沟"的含义。代沟反映的是两代人在社会化速度和社会化阶段方面的差异性。在迅速奕迁的社会中,代沟现象更为明显。依据文化传递方式的不同来定名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 （三)国民性 1.对文化整体性的探索,文化模式和文化形貌。 2.基本人格的界定。 3.国民性研究。本尼迪克特、理斯曼和许娘光三种不同取向的研究。 七、宗教 （一）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虚幻歪曲的反映。 （二)宗教的起源与功能1.宗教的起源。宗教起源于巫术,并经历了泛生信仰、泛灵信仰、多神教、一神教、世界性宗教等一系列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演变。 2.宗教的功能:控制、整合社会,调节心理,提供意义。 (三)宗教信仰与宗教仪式 1.宗教信仰D宗教信仰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2.宗教仪式。生命仪式和时节仪式。 (四)宗教的变迁 值得注意的三种现象:复兴运动、新宗教运动、宗教的现代化。 （五）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 1.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原因,除了认识论方面的原因之外更有社会方面的原因。 2.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特点:政治方向的变化、教义上的变化、组织制度的变化。 八、文化变迁 （一)文化变迁的定义和种类 1.文化变迁就是指由于族群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而引起的一个族群文化的改变。 2.文化变迁可以分为无意识的变迁和有意识的变迁,后者又包括主动变迁、指导性变迁和强制变迁三种类型。 （二)文化变迁的基本模式 一个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变动都会促使其文化系统发生适应性变化,从而引发新的需要。创新、传播、涵化是文化变迁的过程和途径。文化变迁的模式的各个环节之间并非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o (三)文化变迁的机制与结果 文化变迁的主要机制为创新、传播和涵化。 1.创新,通常包括发现和发明两种。 2.传播。对传播的界定;依传播形式的不同而分直接传播、间接传播和刺激传播三类;采借时的选择;文化传播的整合过程。 3.涵化。涵化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接受、适应(同化或融合)、抗拒。 4.文化变迁与进化。"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社会人类学家能够亲历和体验的文化变迁结果通常是涵化,而不是属于抽象层次上的或"长时段"的"一般进化"。 九、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起源 （一)酋邦 酋邦是一种高于部落的集权化的等级制社会。酋邦与部落和国家的区别。酋邦的"过渡性"和"非过渡性"。"军事民主制"。 （二）文明和城市化 1.文明的概念。 2.城乡分化和早期城市。城市是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柴尔德认为早期城市至少有10项标准。中国本土的"城市"概念和历史演进口 （三）早期国家与国家的起源 早期国家的特征。关于国家起源的冲突论和融合论。世界各地国家起源的多样性。 (四)中国文明的起源 1.依田野考古发现重建古史的传说时代。关于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夏、商、周的横向和纵向关系。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源 性和多样性。红山文化和良洛文化的大型祭祀性建筑遗址。 2.理论贡献。张光直认为,中国(和玛雅)的连续式文明较诸西方破裂式文明更具有世界普遍意义。苏秉琦为首的"中国考古学派"的"区系类型理论"和有关中国国家形成的系统概念。 选自《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社会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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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几本中文人类学书籍

热度 4 welcomezp 2011-6-1 19:41

《人类学概论》（教育部精品教材） 《应用社会学》（第三版，教育部精品教材）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四版， 教育部精品教材） 《人类学通论》 《人类学经典导读》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方法》 《生态人类学》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民族学通论》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行旅悟道》 《人类学的哲学之根》 《属性数据分析引论》 《永远的家》 《生物人类学》 《灵长类的社会进化》（张鹏拙作） 不断更新中，请大家提供宝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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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是什么

welcomezp 2011-6-1 19:04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全面探讨人类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学科群。19世纪中叶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包括两个主要领域： 体质人类学 和 文化人类学 。 人的生物属性 人的文化属性 　　 体质人类学 是从生物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它包括人类的起源、发展、种族差异、人体与生态的关系及现存灵长类的身体和行为等内容。其中已发展成较专门的领域，如人类进化的研究、人种学的研究、灵长学的研究等，同时形成一些技术性手段，如人体测量技术、野外灵长动物的观测技术等。随着遗传学的发展，体质人类学也从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和分析方法。 　　 文化人类学 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所的种种行为的学科，它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的过程、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差异，试图探索人类文化的性质及演变规律。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即指民族学。民族学是在民族志基础上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家所做的最具成就的工作是对人类的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巫术、原始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在英国学术界倾向于将这部分内容称为社会人类学，有时又统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 　　 考古学 是研究人类过去物质遗存的学科，它关心古代的人工制品、遗迹及与人类有关和自然环境，试图复原人类无语言学历史文化的原貌。考古学中又分出，史前考古学，专事研究无文字记载的文化，后又发展出考古人类学。考古学在遗址发掘及年代鉴定等方面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手段。 　　 语言学 是研究人类语言系统的性质、结构及发展规律的学科，人类学的语言学更将语言视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项目，从语义出发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人类学中语言学的发展是由于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人类学家发现语言研究可帮助确定文化间联系的程度，同时对从内部深入认识一种文化变极有裨益。人类学研究者在到异文化中开展调查时常常要使用语言学中的语音记录技术。 （图片来自于网络，致谢） 张鹏 于中山大学 人类学系 201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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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当人类学来到中国

welcomezp 2011-6-1 17:40

　　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算起，人类学进入中国，已历经了80年的风雨历程。在人类学进入中国的初期，有几位人类学家及学者，对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这几位人类学家和学者是：蔡元培先生、李济先生、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 　　1926年12月，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在《一般》杂志第一卷第12号上发表了《说民族学》，他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蔡元培在学术刊物上最早提出“民族学”（人类学）这一术语，对为民族学（人类学）下定义，对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917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期间，他采取了中西兼容、各学术流派和观点兼容的“兼容并包主义”，培养学术研究风气，并使之成为该校的重要学术传统，推进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种新学问的建立和发展。以后他又负责筹备中华民国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建设过程中，他将自己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的认识付诸实践，在中国设置了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有关的最初研究机构，组织了最早的一些系统的研究活动。 　　蔡元培的学术思想，主要受德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进化理论的影响。由于他的倡导，进化论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工作展开之初便占有了重要地位。但是由于他没有接受系统的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教育和训练，基本上没有亲自进行具体的民族学（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从学术认识的高度上讲，他对民族学（人类学）的见解，多是概括性的。尽管如此，《说民族学》一文的发表和蔡元培对民族学（人类学）的鼓动和宣传，乃至于他的亲自操作，对民族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第一人’的李济在美国学习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课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他的这篇著作既包括体质人类学的数据分析，又有对于中国古籍的梳理，将现代人类学的知识运用于对中国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文中从描述中国人的体质入手，由中国历代族姓和城邑的变化归纳出汉民族的演变趋势，并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变迁和整个中华民族迁徙的问题。将中国民族分析建构为皇帝子孙、通古斯、藏缅族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五个主要成分和匈奴、蒙古、矮人三个次要成分。此书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著作。 　　1923年，李济回国，应南开大学之聘，担任人类学教授。1925年，受聘于清华大学。李济在清华大学正式任教前，于当年夏到湖北的黄陂、黄冈等地进行体质测量，写成《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发表。翌年，又到山西介休进行体质人类学测量。1938年，李济获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1949年，李济在台湾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如果说李济是以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而见长，那么，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则是文化人类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一改多数人用英语授课的惯例，用略带方言的国语讲课。他大声呼吁学术界的同仁们联合起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人类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吴先生是这样提倡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努力去做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吴先生上任后，便亲自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又如，“家族社会学”一课原来以泛谈世界家族制度(尤其是原始社会的家族制度)为中心内容，他开课后，把它改为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内容，把社会学的教学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了起来。 　　一九三三年，吴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之后，更是大力提倡和推行他的人类学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人类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先生把他的这一主张概括为“社区研究”。为了提倡社区研究，吴先生一方面在各有关杂志上发表论文进行宣传，如《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等，另一方面又从他主持下的系里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国内的一些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使社区研究蔚然成风。 　　至于学术思想，他曾提出：“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专题论文。而说到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他明确主张，研究汉族的属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的属于民族学。这种对学科对象的认识，表现出其强烈的民族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取向。 　　吴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他一向认为，人类学只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因此，他历来十分重视培养人才的工作。在他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他为人类学事业培育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这两门学科的骨干，其中有些人还在国际上赢得了较大的声誉。例如，大名鼎鼎的费孝通先生，就是他三十年代时的学生。当费先生考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后，吴先生便把他介绍给了他在出席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时结识的英国功能人类学创始人马凌诺斯基，并请他亲自担任费孝通的指导教师。他的其他著名学生还有林耀华先生、李安宅先生、瞿同祖先生、关瑞悟先生(女)、黄迪先生等。吴先生还认为，要使事业不中断并且发达兴旺，就应造就几代人的梯队。 　　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学生，他到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后，在其导师马凌诺夫斯基的指导下，用功能学派的方法，分析在江南农村的田野调查材料，写成博士学位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出版英文本时，将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他对中国农村的功能主义分析，“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宪章”。《江村经济》中，他创造性地将只研究异文化的简单部落社会的传统人类学方法，用来研究本文化的现代中国农村社会，成为人类学研究现代复杂社会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学术传统。《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是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此书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此书说明了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林耀华在燕京大学接受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训练之后，以自己的家乡和福建省的汉族家族的田野调查资料，以本位观察的资料作研究。这项调查不仅是林耀华先生本人最为出色的田野实践，而且成为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界在本土研究的典范。他根据这些调查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义序宗族研究》，以及后来的代表作《金翼》。《金翼》是以小说体裁写成的, 描写的是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发生的事。它的社会舞台则是福建闽江下游的黄村。由于地处商旅要道，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经济的发展，给这里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与家族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林教授在书中揭示了两位姻亲家道中落的进程与原因。《金翅》以朴实的平铺直叙的方法，描写了中国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一个历史断面。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的那种细致描写，涉及到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划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从微观上不带偏见地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数十个人物形象，并刻意记述了中国同姓村落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与纷争。 　　以上就是人类学进入中国时，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的概况及其著作的基本情况。当然，对这一学科的引进、建立、本土化发生影响的学者还很多，但这几位是凤毛麟角，他们对人类学所作的贡献是杰出和举足轻重的。（摘自 http://www.bjkg.com/xueshudongtai/showone.a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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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尘录

热度 1 pekoxfleyu 2011-5-26 06:22

甚嚣尘上的浮躁了一年多，现在才有时间批评人。 我看的中国历史，有种莫名的沉重感，这种沉重感是主流教育的结果也罢，是后天形成的钻 研也罢，都让我不敢有所懈怠，只是像千百万上岸的海龟一样，往前爬。 出国那会儿归类算作愤青吧。但牛津是如此的安静，政治的事情永远觉得她太遥远而懒得去 搭理，而她自己也什么人都有，大家相安无事，各做各的题目，偶尔见了面，也在酒吧里把酒言 欢，决不做伤和气的事情。研究生里有三分之二来自海外，哪个国家都有，各有各的习俗和文化， 就像河边博物馆里的人类学展品，纷繁复杂而错落有致，号称世界上最拥挤的博物馆，来自世界各 个角落。这份拥挤，加上英国天气所带来的宁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牛津关于物理学的贡献最早的一个叫虎克。虎克发明了显微镜，发现了弹簧的工作原理，关于 光的理论，虎克和牛顿有非常不同的见解。这种科学上的分歧很快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显然 当时虎克的威望和人缘好于牛顿。牛顿有句著名的话，叫做我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不是说给学生和公众听的，而是说给虎克听的，因为虎克是个矬子，还驼背。 说回沉重感，我所欣赏牛津的，是它的独立，它可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经济，独立于主流学派， 收天下奇才而听之任之。我敢保证这样的说法是夸张，牛津一样会因为经费的平衡来挤掉一些研究方 向，但在那里做学问的，即使极偏极冷，也能安然自得的做自己的题目。我那时做古典学系的 IT 管理 员，赚点零花钱。那个系有二十多个人，其中一位老先生颇以为得意的是他对古代希腊人名的研究， 据他说世界上专精此道的只有六个人。不要以为这种宽容无厘头，浪费国家资财。学问这件事情多数 是曲高和寡的，但正因为诸如此类的各式各样的曲高，你永远不知道其中能孕育出来什么。非要急功 近利的讲，零三年的物理学诺贝尔奖 Tony Leggett 在牛津念书的时候，就念的是古典学系。 这种对学问的宽容，也培养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一个跟一个之间不那么容 易说服，高尚点说求真理也罢，不那么高尚的说只是对学问的尊重。而这对学问的尊重，却成了不轻 易附庸，不轻易随大流的基础。人民群众的特点是人民能够狂热起来，能够为群情所感染，而因为感染 而影响群情。路易十六的老婆玛里安唐妮嫁到法国的时候万人空巷的迎接这位奥地利公主，好像只有她 这位公主才能配得上伟大的国王。然而大革命推翻了王权，玛丽安唐妮被推上断头台，巴黎又万人空巷， 丢西红柿不算，连她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统统砍掉脑袋泄愤。愤从何来？她不过是个不食人间烟火深 宫里的女子。 当大家都去反对的时候，支持反而成了一种个性。《唐山大地震》里徐帆有一句台词，没了，才知 道什么是没了。在国内的人了解不了我们这些漂流着的人的心境。离开英国又踏上去美国的路的时候， 我疯狂的喜欢了切。他英勇，他执著，他理想主义。我觉得我会像他，永远去追寻自己的路。然而实践 了的，却不一样，那思念，像风筝的线，它贯穿了我的神经，贯穿了我的胃。这个不是愚忠不愚忠的问 题，只是一种简单的选择，我选择了一种贯穿了中国人一生的信仰。这种对信仰的执著，无关乎对错， 只是它潜在内心里我深夜的时候能想起来，能祭奠一番，有时候也能摧自己努力，不从此的安于堕落。 如今能畅快的呼吸了，但又看到为了特立独行的不满，为了哗众取宠的叫唤，自己不是清流，也懒 得去当别人财路。只是这个一队一队，一堆一堆的这样跟了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又要刮起大流的兴风作 浪，而媒体们也乐于煽风点火，制造新闻和事端，捧红谁，封杀谁，纷繁复杂的，一团乱麻的不给人喘 气的机会，呜呼，这是得罪了谁。时时在旁边看着，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被前浪后浪推着走几步，我越 来觉得累了。放在枕上的书，也变旧了，我也马齿徒增，但两者绝没有联系了。 听着《给自己的歌》，能了解的越来越少了，这种深沉变成寂寞，但不孤单，因为即便是清晨起来 形单影只的走在自己的路上，也有一样早起的人，走在别的路上跟你打招呼。我们的年代，我们的年纪， 是去寻找一些能够沉淀下来的东西的时候了。历史，洗净了铅华，总会留下一点让后人思考的东西，而 这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也是曾经走过的人本该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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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学推动生命科学大步向前

热度 1 wuhao311 2011-3-28 16:49

2010年下旬，河南安阳曹操墓真伪之辩正酣。而一则来自上海的重磅消息更是引发了多方关注。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 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宣布，向全国征集曹姓男性 DNA 样本，拟用基因组科学的手段验证出土的头骨是否为曹操本人。 　　一下子，基因组科学成为热门，这一话题“落入寻常百姓家”。 　　事实上，伴随着2000年人类基因组框架图和2003年人类基因组完成图的发表，近十年来，DNA测序技术继续高速发展，基因组科学极大地推动了 生命 科学的发展，并一直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组织高度重视。 　　2010年，基因组科学研究更是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美国《科学》杂志评出的当年十大科学进展中，涉及基因组科学的共有3项——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外显子组测序、下一世代的基因组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项科学在2010年的蓬勃发展。 　　 多个重要物种基因组图谱完成 　　2010年，期待已久的大豆基因组序列终于测通。 　　当年1月，来自美国 农业 部、美国能源部联合基因组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联合在《 自然 》宣布，该研究团队利用“全基因组鸟枪测序法”对大豆基因组的11亿个碱基进 行 测序，公布了第一张豆科 植物 完整基因组序列图谱。这也是目前利用全基因组鸟枪测序完成的最大植物基因组。 　　“这是大豆研究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能源部大豆 生物 技术国家中心主任GaryStacey博士认为。 　　伴随着该图谱的绘制完成，作为世界上主要油料来源的大豆，其基因组科学研究进展又获新突破。 　　2010年11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华大基因研究院、农业部基因组重点实验室、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宣布，他们对17株野生大豆和14株栽培大豆进行了全基因组“重测序”，总共发现了630多万个SNP（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建立了高密度的分子标记图谱，并作为封面故事刊登于《自然—遗传学》杂志。 　　“这是世界上首次大规模获得野生和栽培大豆群体基因组数据。”华大基因研究院徐讯博士告诉《科学时报》记者。 　　精确的大豆基因组序列图谱和其全基因组大规模遗传多态性分析，为大豆遗传性状的鉴定提供了便利，而有关其他物种基因组的研究也不遑多让。 　　最牵动国人神经的基因组图谱绘制，莫过于国宝大熊猫。 　　由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完成的《大熊猫基因组测序和组装》，于1月21日以封面故事形式在国际权威杂志《自然》上发表，并获评201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该项研究表明，大熊猫有21对染色体和2.4亿对碱基，包含基因2万多个，并且其基因组仍然具备很高的杂合率。“这同时也标志着基于短序列的基因组测序、拼接和组装技术获得了重大突破。”徐讯指出。或许，这项研究进展将让人类更早地知道大熊猫的“黑眼圈”之谜。 　　此外，在过去的12个月里，先后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研究人员在《自然》《科学》等杂志上报告完成了苹果、青蒿、黄瓜、寄生性金小蜂、蚂蚁、蚜虫、珍珠鸟等多个重要物种的基因组图谱。 　　今后，基因组测序规模将越来越大。记者从华大基因研究院获知，仅仅2011年，就可能有土豆、绵羊、牦牛、几种鸟类等多项物种的基因组图谱陆续绘制完成。 　　 基因组科学揭示人类变迁 　　本文开头提到的“利用曹姓DNA鉴定曹操头骨”并非国人专利。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比利时学者曾对希特勒家族的39位亲属进行DNA检测，来证明希特勒的族裔。 　　这些工作的开展，借助的正是“基因留有祖先深刻烙印”这一事实。 　　而以基因为研究目的的基因组科学，恰恰使描述人类及动物变迁等 地理 基因组学和人类学研究成为可能。 　　2010年，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在该方面研究均有较大进展，我国科学家的研究也同样呈现多点开花局面。 　　2009年12月1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刊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亚平等人的文章称，通过对680份藏族人群线粒体DNA样本分析表明，现代藏族人的绝大部分母系遗传组分，可能追溯至新石器时期以来迁入青藏高原的中国北方人群。 　　2010年，来自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对西藏地区居民进行了“基因普查”。研究人员推测，西藏居民可能最早来自北亚人群，接近蒙古和贝加尔湖区域等地区的北方人群。而国家计划生育研究所和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最新研究结果则进一步揭示，藏族先民可能是经横断山脉向上游迁徙，最后抵达青藏高原。 　　发现还不止于此。同样是2010年，华大基因研究院对我国藏族、汉族人群常染色体EPAS1基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刊于美国《科学》杂志。这项研究初步推测出该基因在青藏高原世居藏族人和平原汉族人中出现分离的年代。 　　除了在藏族人类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科学家在2010年仍大有收获。如果佐以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基因组科学或将在人类学研究领域获得更大的空间。 　　另一项关于古人类的基因组学研究更在2010年震惊世界，并同时位列多个不同机构评选的世界十大科学新闻。 　　2010年5月6日，多家国际著名机构在《科学》杂志上发文表示，研究人员通过DNA两轮靶向序列捕获的测序新技术，实现了分别对3个古代尼安德特人头骨化石片段DNA的测序。 　　尼安德特人在进化学上是与我们最为接近的亲族。它们出现在大约40万年前，分布遍及欧洲和西亚，并于3万年前灭绝。 　　研究表明，所获得的基因组序列图占其整个基因组中的60%之多，而现代人具有约1%～4%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来自马普研究所的SvantePaabo兴奋地表示：“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首个版本的获得，完成了人类长期以来的一个 梦 想。我们首次发现了将我们与其他所有生物区别开来的基因特征，包括那些在进化过程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亲族。” 　　中国的发现也同样令人振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等成功提取出距今已有9000年历史的猪骨化石DNA，通过测序研究发现，其是经过驯化的家猪，这将中华民族的家畜驯化史推到万年层面。 　　或许，在今后的基因组科学研究中，有关人类历史学的观点将不断更新。 　　 下一世代测序技术令人翘首 　　古DNA的成功测序和组装依赖于测序技术的进步。同样，有别于前两代的下一世代测序技术也在2010年的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小荷已露尖尖角”，并入选世界十大科学进展。 　　下一世代测序技术，是基于 纳米 孔的单分子读取技术，可以直接读取序列信息，简便快捷；反观之前的两代技术，则需要荧光或化学发光物质的协助,通过读取整合到DNA链上的光学信号而间接确定。 　　虽然该测序方法仍有基因组覆盖不完整等缺陷，但并不影响其风生水起。 　　例如，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工程师StephenQuake等研究人员在《自然—生物技术》发文称，他们利用一台新开发的单分子测序仪，对其本人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仅耗时4个星期，试剂费约48000美元。 　　与此同时，离子激流公司的下一代硅芯片测序仪也获得突破。利用该技术，科学家们于2010年在《科学》杂志上公布了3个低成本的完整人类基因组序列。 　　就此，英国纳米孔公司总裁发表评论说，这一技术预示了基因测序领域的 跳跃 变化，或许今后不超过1000美元就可以完成一个基因组测序。 　　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于军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基于现在的经验曲线，即使目前广泛运用的第二代测序技术，也可能在一两年内实现“千美元基因组”的设想；但是对于“百美元基因组”的设想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急需革命性技术的出现。 　　然而，我们已然看到了希望。2010年4月6日，日本大阪大学 产业 科学研究所的川合知二和谷口正辉宣布，新一代DNA测序技术的可行性首次通过验证。 　　这篇发表在《自然—纳米技术》上的文章显示，研究者通过电测方法，利用只有1纳米的超短距离电极，成功地测量出构成DNA的1个核酸碱基分子中流动的电流，成功识别了核苷酸。 　　令人欣喜的是，科学家们并没有“喜新厌旧”。“不同代的测序技术并不互相排斥，尤其是化学原理不同的基本技术，它们在具体应用方面存在功能上的互补性，将长期共存。”于军强调。 　　在测序技术快速发展的2010年，中国科学家同样不甘落后。 　　据了解，中科院的基因组研究所及半导体所联合开发、具有部分自主 知识产权 的第二代测序仪预计在今年3月下线，这不但能打破国外测序仪公司的垄断，还将大大降低我国基因组测序的成本。 　　此外，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已和浪潮集团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将共同研发第三代基因测序仪，预计第一台样机于2013年问世。 　　毫无疑问，新一代的测序技术必将对人类的未来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测序分析理念迎来突破 　　随着新一代测序技术的广泛使用，测序速度将越来越快，成本则大大降低。但是，测序产生的大量数据却会给后期的生物信息分析带来巨大压力。 　　“我认为生物信息分析是在基因组测定过程中最关键的一项技术。”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王俊曾这样表示。 　　不过，就在2010年，基于基因组的生物信息学分析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年10月,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等单位在《自然—遗传学》杂志发表文章。研究人员结合第二代测序技术和自主开发的基因型分析方法，构建了高密度的水稻单体型图谱，并对籼稻品种的14个重要农艺性状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确定了这些农艺性状相关的候选基因位点。 　　同样来自《自然—遗传学》等杂志的文章还显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也通过多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了多个包括 糖尿病 、冠心病在内的与现代热点疾病相关的基因。 　　事实上，研究人员还表示，对两个毫不相干的人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对比，或许能够得出许多有用的研究信息，但如果辅以家庭遗传关系，那么测序数据会更加准确。 　　《科学》杂志在2010年3月发表文章称，美国首次为一个四口之家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由于有家庭遗传背景关联，研究人员更精确地锁定了与米勒综合征相关的4个基因。 　　“家庭测序将成为今后基因研究和疾病治疗方面的一个新工具。”于军表示。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项世界最大的表观遗传学研究项目也已启动。据了解，华大基因研究院与伦敦国王学院TwinsUK团队将通力合作，对5000对双胞胎的基因组的化学修饰进行深入研究。 　　除了对测序结果分析方法及样本选择的拓展，2010年，研究人员还对测序理念和方式进行了全新尝试。 　　2010年5月，刊于《自然—遗传学》的一篇杂志文章称，科学家们使用基因组定向捕获工具——安捷伦的SOLiD，成功捕获了4个患病婴儿的外显子组并测序成功；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也在《科学》上表示，他们利用外显子测序，找到了一种恶性眼疾的关键基因。 　　毫无疑问，这项备受各方关注、位列世界十大科学进展的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更多疾病研究，用来寻找包括 癌症 在内的多重疾病的致病基因和易感基因。 　　于军评论说，与全基因组重测序相比，外显子组测序相对经济、高效。它只需针对外显子区域的DNA即可，覆盖度更深、准确性更高。 　　而公共数据库提供的大量外显子组数据，更是为科学家更好地解释研究结果提供了便利。 　　显而易见，在未来，基因组测序分析理念将随着测序技术的升级而不断变革。 　　 　　 各方眼中的基因组科学 　　正如上文所述，在已经过去的2010年里，全世界每个月几乎都有两到三个家族全基因组和外显子组测序被用于检测疾病的基因突变。 　　由此可以看出，基因组科学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近。英国医学研究临床科学中心的分子遗传学家TimAitman表示，基因组测序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内将更加普及。 　　在美国，尽管其 食 品与药品管理局严格控制私人基因组公司的产品，但随着基因组测序费用的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利用全基因组或外显子组测序技术进行诊断。 　　基因组科学带给普通患者治愈疾病的希望，那么对科学研究又会有怎样深远的影响？ 　　《自然》杂志对超过1000名生物学家的一项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生物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影响。 　　绝大部分人认为自身的研究获益于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其中46%的人认为影响巨大；同时,有接近1/3的人几乎天天都使用到基因组；甚至有69%的受访者表示，是人类基因组计划改变了他们的职业和研究方向。 　　“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研究者，没有基因组，很难想象将如何工作。”一位受访者如此表示。 　　除了能够对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快速推进，各国政府都在期待基因组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2008年初，一项被称为“千人基因组”的计划由来自英国桑格研究所、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中国华大基因研究院等多家机构共同启动。据称，科学家们将对全球至少2000个人类个体的基因组进行测序，从而生成一个庞大的、公开的人类基因变异目录，来寻找基因与人类疾病间的秘密关系。 　　在2010年，非洲也宣布加入基因组革命。同年，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纷纷推出了最新的基因组计划，其中就包括基因地理计划、英国10K计划等。此前，中国对人和水稻基因组研究计划的实施也引起世界瞩目。 　　“近来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与沙特王国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科技城合作开展的椰枣相关基因组研究计划，也标志着中国基因组科学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于军非常自豪。 　　过去的一年，基因组科学的发展一日千里。人们有理由相信，在DNA测序技术飞速发展的引领下，中国和世界基因组科学将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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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人类’的定义

welcomezp 2011-2-27 09:54

人类释义 人，或人类，这个名词可以从生物、精神与文化各个层面来定义，或者是这些层面定义的结合。生物学上，人被分类为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学名为Homosapiens或Homosapienssapiens但后者多数不为学界一致认可）。智人意指拥有高度发展头脑的人种。 精神层面上，人被描述为能够使用各种灵魂的概念，在宗教中这些灵魂被认为与神圣的力量或存在有关；而在神话学中，人的灵魂也会被拿来与其他的人型动物作对照。如人工智慧或天使是独立於活的肉体的灵体，但只能以一些指令运作。 文化人类学上，人被定义为能够使用语言、具有复杂的社会组织与科技发展的生物，尤其是他们能够建立团体与机构来达到互相支持与协助的目的。 在哲学与法律里，人类、人、个体是有著不同的意义的。前者指的是这个物种，而后者则是一个行为个体。未成年雄性人类称为男孩，而成年者称为男人。未成年雌性人类称为女孩，而成年者称为女人。 生物学上人的学名为“智人”（拉丁文homo为“人”，sapiens即“聪明的”），与黑猩猩、大猩猩、猩猩、长臂猿同属人科的灵长目动物。人类与其它灵长目动物的不同在於人类直立的身体、高度发展的大脑，以及由高度发展的大脑而来的推理与语言能力。由于人和猿血缘相近，动物学家D．莫利斯戏称人类为裸猿，并著述从各个角度论述人类种种行为的起源。 行为学上来看人类的特徵有：懂得使用语言，具有多种复杂的互助性社会组织，喜欢发展复杂的科技。这些行为学上的差异也衍生出各文化不同的信仰、传说、仪式、价值观、社会规范。 物种数量 人的物种数量被称为人口。世界人口超过65亿，联合国估计在2050年时将达到90至100亿。2004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3.13亿）、印度（10.81亿）、美国（3亿）、印度尼西亚（2.23亿）、巴西（1.81亿）、俄罗斯（1.42亿）、日本（1.284亿）、巴基斯坦（1.57亿）、孟加拉国（1.50亿）、尼日利亚（1.27亿）等。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是欧洲小国摩纳哥。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很慢，很多国家甚至已经是负增长。而欠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却没有放慢。2000年到2005年，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人口增长率为-0.2%.欠发达地区为1.5%。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2004年世界人口状况》，2004年世界总人口为63.78亿人。其中，发达地区为12.06亿人。欠发达地区为51.72亿人。2005年，全世界每分钟大约出生259人。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世界上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国家是摩纳哥，超过22%的人口在65岁以上 。意大利和瑞典也超过了17%。联合国预测205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由10.0%上升到22.1%。 生命周期 人的生命开始於受精卵。男性通常透过性交的方式使得女性受精，有时也可能以人工受精。人在生长初期称为受精卵，受精卵在女性的子宫历时38周经过各种生长时期，最后终於变成胚胎，再变成胎儿。变成胎儿后，就可以准备出生，胎儿被女性从体内娩出后第一次靠自己呼吸，同时改称为婴儿。一直到成为婴儿后，人才开始受到法律保护，少数某些地区可能由子宫内的胎儿时期就开始保护。人的生命结束于死亡。 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的生产过程显得复杂许多。长达24小时以上的痛苦分娩并不少见，有时甚至可能造成小孩或母亲的伤害或死亡。直到20世纪在某些发达国家才有比较高的生产成功率。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是否真的比较容易失败还有争议，因为这些地区的妇女声称她们所采用的自然分娩法不但较安全也较不容易对产妇与小孩造成伤害。 葬礼是人类社会的特色之一，通常也起因於对死后世界的信仰。但是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 该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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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长类学

welcomezp 2011-2-23 13:10

你好，感谢你对我研究方向的关心。上一博客中介绍了 我的专业方向是灵长类学。灵长类学是一门新型的研究领域，是跨越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桥梁科学。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我最近十年来的研究课题。 ------------------------------------- 研究内容 通过生态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调查野生灵长类的种群数量、社会结构和行为，把握其栖息地环境的状况，了解灵长类行动规律及其对环境的适应，增加对野生动物的 理解，为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恢复森林环境提供基础的科学依据。 在理解野生种群的基础上，量化比较不同环境下（野生环境、投食环境和饲养笼舍环境）灵长类的行为差异，促进灵长类的饲养环境的改进，完善野生动物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同时，针对山区日益严重的人兽冲突问题提供技术指导和管理建议。 研究课题介绍 一 秦岭川金丝猴的重层社会结构及其进化机制的研究 二 灵长类的等级模式及其进化 三 非人灵长类文化行为的研究 四 灵长类 瞳孔颜色变异及其进化意义的研究 五 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保障和人兽冲突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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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腐败再飞一会-王铭铭李连生等学腐逍遥中国

热度 2 冯用军 2011-2-12 15:41

中国的学术界已经死了、中国的道德已经死了，现在是学术腐败分子、官僚腐败分子的天下，沐猴而冠、弹冠相庆，官员腐败被举报换个地方继续当，学术腐败分子被曝光换个地方继续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将亡，道德沦丧，莫此为甚啊！ 一、北大教授王铭铭因剽窃一炮走红 2002年1月10日在《社会科学报》发表的《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署名“晓声”），揭露了其著作《想象的异邦》第二编《视野》“总共10万字左右全部抄袭自他自己所翻译的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想象的异邦》书末开列的‘参考文献’中，王铭铭列举了120位中外学者的论著，却没有列举哈维兰的著作。这本由王铭铭自己翻译，且由王铭铭全篇搬运了10万字左右的学术名著，遭遇如此的待遇，实在是不公。” 　　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北大教授抄袭再度成为报纸、网络、广播、电视关注的焦点话题，有严厉批评的，有冷静分析的，也有为王铭铭唱赞歌、鸣不平的，无奇不有。 　　抄袭事件被披露后，北大“有关领导多次找王铭铭教授谈话，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要求他做出深刻检讨，并通过适当方式向有关方面致歉”。王铭铭本人在《我的检讨与致歉》（2002年1月23日）中表示：“《想象的异邦》……在书中介绍学科研究领域、概念和著名描述性案例的过程中，我确实大量录入了《当代人类学》一书中的有关内容。当我意识到这事实上已构成对他人著作的抄袭时，我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感到震惊，并感到深深的痛悔。在引用他人的论述时，不注明出处，显然不符合学术活动规范。对这一错误，我正在深刻反省，并将终生为鉴。”北大党委《关于在全校师生中开展师德学风教育的通知》称：“王铭铭事件在媒体披露以后，不仅在校内，而且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这表明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对北京大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显示人们对学术腐败现象的强烈不满。”北大校发24号文件（2002年2月5日）《关于停止王铭铭招收博士生的决定》云：“鉴于王铭铭教授错误行为的性质，为严肃学术纪律，2002年2月4日，学校研究决定，停止王铭铭教授招收博士生。” 　　 王铭铭先生现在依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教授，也仍旧是该所的博士生导师（只是暂时停止招生而已）。而且，据《中华读书报》头版头条报道，王教授的书照样畅销。 其被证明学术腐败后： 担任行政职务　 　 2005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 担任社团职务 　　2005年—：中国文学人类学会副会长 社会兼职 　　复旦大学高研院双聘教授（2008-） 　　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2006-） 　　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2005-） 　　中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2004-2006）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2001起） 　　云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2000起） 二、西安交大李连生因造假青云直上 李连生现在在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任职，担任该院副总工程师兼压缩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职务。 “要想当上副总工程师，最起码应该是教授级高工，但是，2010年3月，李连生的教授职称就被取消了。他的副总工程师究竟是怎么当上的？他的业绩是什么？”陈永江教授说，他们会继续追究下去，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深查此事。 昨日下午，记者致电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稽查审计部，该部一位王姓工作人员证实，李连生确实是该所副总工程师。至于李连生是如何当上副总工程师的，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不清楚。 记者在合肥工业大学的网页上看到，2010年5月9日上午，该校材料加工工程专业08级博士生刘俊松举行博士论文开题答辩会时，答辩小组专家就有“西安交通大学李连生教授”，而李连生已在2010年3月21日被取消了教授职称。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2/12/4632271_0.shtml 因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被撤销，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西安交大教授李连生，目前已被西安交大解聘。但举报者发现， 李连生现在安徽某研究院任职，并担任该院副总工程师兼压缩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职务 。 国外教授出了这么大的事，是不可能再在学术界找到职位的，这也许是中国特色！ 2005年的奖项，过了5年之久才被处理，虽然姗姗来迟，但总比纵容造假强。至于举报者对撤销理由表示不满，并质疑有关方面“避重就轻”，将本是“欺骗和捏造”的行为简单化为“抄袭”，虽然很有道理，但在眼下学术造假比比皆是的大氛围中，指望对李连生有再进一步的调查追究，恐怕也只能是举报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不信？有事实为证：在造假教授李连生因为严重学术不端行为被西安交大解聘后，仍然受到重用，居然还担当起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领导职务。值得注意的是，新闻报道中对李连生离开西安交大用的是 “调离”，而不是“辞退”。 换言之，李连生在造假丑闻被揭露后，并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处理，只是光明正大地换了个单位，在新单位仍然被当作人才，甚至是高级人才使用。而且其本人仍以专家的身份活跃在学术界。比如说中国制冷学会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召开全国制冷大会，李连生赫然名列其中，头衔竟然贵为学术委员会副主席。须知，中国制冷学会是中国制冷领域最高的学术机构，却将一个学术严重不端的造假者奉为座上宾，这只能说 在学术界，我们对造假者已丧失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甚至连学术本应坚守的科学、求真精神也一道丢失了。 学术造假之所以泛滥成灾、造假者仍然会受到重用，原因之一是学术界对学术造假过于宽容。以李连生造假为例，在撤销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处理上，也只是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可我们知道，同是学术造假的“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不但被解除教授职务，韩国检察部门还对其提起诉讼，指控其诈骗、侵吞研究经费等，最终黄禹锡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两年执行。李连生拿造假的项目去参评国家奖项，说其诈骗也不为过。至于有无侵吞研究经费，也应予以追查，而不能忽视不提。 其实更多的学术造假，在发现后的最终处理结果大多和李连生一样，至多是解除职务，受到法律追究的几乎没有，“锤子教授”肖传国如此（被判刑是因为雇凶伤人而无关学术造假），之前的“汉芯一号”造假者陈进也是如此。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学术造假者即便在曝光后，丝毫不会影响到其在圈内的学术地位，更不会就此退出学术界，反而还会换个地方再受重用。这暴露的实则是社会诚信的缺失，以及社会基本准则的失序。某种意义上而言，“造假者受重用”所释放的信号，比造假行为本身更堪忧。当社会不以造假为可耻，丧失对造假者的基本价值判断时，造假渗透各个领域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当然，透过学术造假的乱象，审视当前学术界的评估考核体系，值得拷问的也有很多。西安交大在处理李连生造假一事上之所以一拖再拖，背后隐藏的无疑是学术利益之争。只要拿到国家奖项，只要申请到国家课题，只要发表一定论文数量，就能获得相应经费，就能晋升职称，这种僵化的考核体制有时起到了纵容造假之嫌。如何改变这种扭曲的考核体制，当是学术打假不容回避的话题。 （李龙）原题： “造假者受重用”是社会之耻

个人分类: 学术诚信研究中心|3846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言说“科学”— 中医科学化的人类学观察（全文）

jiangjinsong 2010-5-13 10:40

言说科学 中医科学化的人类学观察 赖立里 把科学方法上升到意识形态，加上那些关于认识论的夸夸其谈，科学的重要性总是被炒得很高，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便不再分心去实践其它其它形式的知识，尽管那些知识对于认识世界可能会更加有效。从这点来看，科学这个我们必须要玩的游戏是需要言说的，需要说服相关的社会成员相信，被言说的这个知识是通往（人们）欲想的客观（因而也真实）的权力的路径。 当娜 哈拉维 （ Dona Haraway) 引言 2000 年在中国的中医界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这场争论源自一篇宣言性质的文章，题为《变亦变，不变亦变，─ 论中医学发展大势》，发表 于 1999 年最后一期《上海中医药杂志》世纪论坛专栏，为开卷第一篇。这篇文章 首 先大肆指责中医对现代医学的无知和对传统中医的狂妄自大，提出当务之急要使正视中医落后的知耻思想真正成为一种中医精神 。 然后，作者提议科学化中医就是要使之西医化，因为现代西方医学是牢牢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西医是最值得中医学习的，也是中医必须学习的。连现代医学都不想学或不敢学，哪有真心学习现代科学？连中西医结合都不肯接受，哪有诚意接受中医现代化？并且建议要对现有理论体系做一番重构，真正将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纳入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来。最后，作者再次大声疾呼：中医落后了！落后并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认识不到这种落后！。作者是蔡定芳，中医学博士，现在上海著名 西医 医 院华 山医院工作。 这篇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很快，一系列的回应文章就出现在《上海中医药杂志》，讨论绵延了整个 2000 年。其中一篇由三位知名老中医联名而作 ，对蔡文逐字逐句进行了批驳。该文开篇即言，蔡文令他们 不寒而栗 。三人明确表示， 中医要发展，要现代化，但中医的 质 不能变，中医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发展 。尽管对蔡文的批判言辞 犀利 ，作者们也同意科学化是必要的，承认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手段来发展中医药，在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内涵不变的基础上科学化、现代化 ─ 看来学者们真正的争执是在中医怎样科学化；并没有一方质疑科学化这个概念本身。 科学化也是加入争论的其他文章所共同关心的主题。另一篇文章明确写道：中医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中医现代科学化，实现中医现代化是新世纪中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可持续发展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乃至全球的大政方针，无可置疑地具有文化领导权；在这里对该发展话语的挪用，暗示着科学化已经关系到长期以来萦绕着中医界的 中医 生存问题 。换句话说，对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强调凸显了一个体制所建构的现实，即中医与现代 / 科学之间的差距。 由此看来，对中医界而言，问题确实在于怎样科学化。如果 我们同意 西医与现代科学具有共同的认识论，在 这样的 前提下，可以说蔡定芳的观点有他实在的一面：如果 要 中医学术界严格对待科学化，已被纳入体制的中医看来当然地会变质。正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的 张其成 教授所言， 就目前状况而言，属于现代科学范畴和规范的医学体系只有现代西医，而不可能是别的。请大家设想一下，采用同一个方法（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同一个对象（人体），符合同一个规范（现代科学规范），却要做出不同的结论、建立一种不同于现代西医的医学体系，这可能吗？因而所谓的中医现代科学化实质上就是中医的西医化。 不过，张在这里表达的是不安而绝不是拥护这种可以预见的中医西医化。在他看来，所谓科学化的讽刺意味在于，它事实上不是在维持中医，而恰恰是消灭中医。这样的发展方式，张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努力科学化的同时却要保留中医特色（即 身份认同 ) 。这个悖论的提出，其隐含的前提是中医与现代科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 incommensurability ) 。以 张看来， 这也是其他形式的传统知识在面临现代科学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简言之，是否有一天中医会因了科学化而不复存在？ 其实 ， 早在 1936 年已经有一位学成归来的西医大夫宣称：所谓科学化中医实际就是用科学来废止中医 。但直至今日，中医也未如他所言因科学化而丧命。历史上的科学似乎并非与中医不可通约。甚而言之，尽管那舶来的 科学化 话语席卷全国，其间充斥着权力纷争，它对中医并不一定是坏事；西医大夫那样的挑衅反而促进了中医体制的形成。甚至，目前自觉受到威胁的这个中医界，其自身的存在还多亏了过去 科学化 的压力。具体来说， 1931 年成立的国医馆即是 科学化 话语的直接产物。当然，自彼时起，在与中医的关系中，科学的角色一直在变。正如我在后文将要展示的， 20 世纪早期的 科学 对中医的知识分子来说，其意味是不同于西医所理解的 科学 的，尤其是那些参与了国医馆 所代表的 体制中医的话语形成的中医大夫们。也就 是说， 对中医业者来说，科学或者中医也好，其范畴都不是固定和单一的。本文 同时也要揭示的，是 在全球霸权的单一（西方）科学话语之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医业者关于科学概念的解释总是具有异质多样性 (heterogeneous) 。但也可以看到，如上文所示， 60 多年后张其成和三位中医老前辈依然真切地感受着中医被科学毁灭的警告或威胁。要言之，争论再激烈，中医科学化还是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而对科学化的质疑也始终伴随左右。科学在 中医的历程中 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长久以来，这个困惑似乎已成为中医知识界的 核 心问题。 本文试图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通过对过去和现在中医界有关 科学的话语的关注，探讨体制中医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情境。具体来说，科学的身份和含义将是本文的关键。作者本人曾在中医药大学里学习并工作，从踏进校门的第一天就被科学问题包围着。作为一个中医院校中医 与西医并行的 杂交教育（即要求学生同时学习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思维） 的产物，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社会对现代科学毫无保留地普遍信任的情况下，我与我的同学们都曾怀疑过我们所学中医的真实有效性。 用人类学方法探求科学化的问题，使我得以从多年身处中医学术界业内的焦虑中退后一步，从人类学角度探求传统中医与普世（霸权的）科学遭遇而产生的文化困境。不再追究科学对中医是好还是坏这样的问题，我在这里要问的，是谁在谈论科学和中医，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以及出自怎样的关心？因此，对应不同的解释和运用，我对中医与科学的概念的讨论将是开放的，取决于是谁在使用概念以及出自何种目的。 我的讨论集中在中医科学化的两个时段，分别是 1930 年代和 2000 年代。在此之前，考虑到中医与科学这两个范畴的流动性，有必要在下一小节介绍一下我所使用的方法论。 翻译的科学 所有的概念，如果充分了解它的整个过程，这个概念即不再能被定义；只有没有历史的概念才是可定义的。 尼采 1969 科学在现代汉语中是个新词 ；它既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单纯由外语照搬过来的词。所以本文我使用翻译的科学，以区别于一般英语概念上的科学（ science ）。 不过做一个简单回顾，介绍一下英语语境中的科学概念可能还是会有帮助。下面我将雷蒙 威廉姆斯（ R aymond Williams ) 那 已为世人承认的 《关键词》中对 science 的阐释择要介绍一下。 根据威廉姆斯的说法， 科学 最早的用法非常宽泛： 用于指代知识本身 ；而且，它还 经常与艺术互换使用，以形容一门专业知识或技术 。只是在 18 世纪关于 经验 与 实验 的重要区分出现之后，人们才开始区别艺术与科学、主观与客观。威廉姆斯指出， 这种由中 立 的、讲求方法的观察者和外在的、客观的研究对象组成的模式非常成功，它不但被归纳成为科学，也被归纳为事实，真理，道理或理性 。 由此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结论，从 18 世纪以来， 科学 这个词的含义已从早期宽泛地用于包括艺术在内的任何知识，缩窄为指示事实、 真理 或理性的模式。正是在 材料与方法的硬性的客观性特征 被用来定义 science ， 即欧美英语的科学之后， 科学 一词在 19 世纪被介绍到了中国。 众所周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也成为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关键词 。为了能够对科学与中医纠缠不清的关系作出可靠的阐释，我发现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比较有用。翻译的科学这一 提法，借用了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所提出的翻译的现代性。该书 旨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方式重新进行检验。 运用翻译的现代性这一 概念 ，刘深刻揭示了 20 世纪早期中国人在作现代人 (being modern) 这一复杂过程中其经验的杂交性（ hybridity ）。就本文来说，翻译的科学这个概念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它强调科学如现代性有历史偶然性。如刘禾所述， 翻译的现代性 这个观念之所以有所助益，是因为它使我能够识别并诠释一些偶然的时刻与过程，这些时刻与过程既无法归结为外国的影响，也不能简化为本土传统不证自明的逻辑。 刘在这里指出了由于对借词含混的理解而产生的通病，即 对 这些词的理解，要么 是 存在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之前，要么完全被外界所强加 。 同样，科学也经常被指为要么是舶来的概念（西方），要么早已存在于传统中国知识中（东方）。这样的本质化容易生成诸如现代 / 传统，东方 / 西方的二元对立。为了避免这样的通病，我把科学概念限制在被翻译的层面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既不追溯到古代，如研究中国科学的史学家们那样 ，也不将其与原版的 science （科学） 等同。这样可以较好地说明中医和科学这两个概念所涵有的历史偶然性。就二者关系而言，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边界是变动不居的，只有在科学化具体的话语实践中，中医与科学的边界才得以确定下来。 再者，科学的概念一旦进入到汉语的 话语中来， 事实上会主动地本地化（即从英语 science 到汉语科学），并且表述形式也会与中国特有的社会 - 历史情境相关联。如 后文所述， 就科学与中医的关系来说，二者的相遇乃至变化不能简化成科学作为支配性的他者从外界强加诸上，而中医作为古已有之的知识体系被动地或抵制（或迎合）科学的支配。中医作为一个具体的知识（ a situated knowledge ），本身并不先验地存在 ；其边界在社会交往中具体化并由实践描绘出来 。譬如， 20 世纪早期争执不休的各种对科学和中医的解释出现在不同的期刊和出版物中，医学和商业实践中，包含隐喻和叙事的文化生产中，以及最重要地二 、三十年代 中医和西医大夫的政治斗争如论战中。中医的边界正是在这些社会活动的交互作用中具体化。这正如哈拉维所指出，知识是在不可知的权力场中一个高度浓缩的节点 。也就是说，权力斗争产生了被称为中医的这样一个知识，一方面这个知识的产生所具有的历史偶然性决定了它与在此之前如明代的医学知识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这个知识的边界不可确定而且总是由具体的权力斗争所决定。落实 到本文关心的历史时段， 中医的边界在围绕科学化的社会权力斗争中具体化，这我将在后面的章节着重讨论。 所以，使用翻译的科学这一分析性范畴，意在关注那些实践科学化中医的时刻与过程。这种对时刻与过程的关注，不再 把中医业者的行动 (act) 简单解释为产生于静态的二元对立范式， 如现代 / 传统以及东方 / 西方的 对立 ，或者 对于强势力量 要么抵抗要么迎合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法。中医业者一直 努力 在实践中及具体情境下赋予科学以含义，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可以使我们较好地把握中医业者对科学的多 重、 异质多样地使用。 使用翻译的科学的第二个好处，是密切关注在科学化的话语斗争中，中医业者的能动作用（ agency ）。科学是在中国遭遇殖民强权的时候进入汉语的 。在长期经受欧洲与日本的帝国主义欺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技术的指导，寻求在西方的强大之后的力量 。一旦定位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不同的文化情境，我们不难注意到中国人在对科学进行阐释和运用的同时也将其重新发明，并代表和代替了原先的外语词（英语的 science 和日语的 kagaku ） 。再者，这场语言学交易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发进行的，译者及其读者的需要交涉并决定了新词的意义（即有用性） 。换句话说，科学，这个被翻译的新词，是在一个中间地带形成的 ；不仅这个中间地带 为历史变化提供了场所，而这个场所自身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因 而，科学话语使用者自身的能动作用不容忽视。 如刘禾所言，翻译同时也应被理解为改写、挪用以及其他相关的跨语际实践 。当然，不可 否认的是 ，这种能动 作用 是从中、西之间不相称的权力较量中迸发出来的。 所以，使用翻译的科学的 第三个好处，是对 权力关系如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关注，在科学化过程中是它们塑造了体制化的中医。 塔拉勒 阿萨德（ Talal Asad ）早已提醒人们注意翻译是权力实施的过程 。科学化毕竟还是在知识与权力交织的网络中被强制进行的一个不平等的翻译与交流的过程。就中医而言，可以把科学化工程看作第二次的翻译，即科学这个已被翻译到汉语中的概念再次作为一个明确的他者进入到中医的世界中的过程。这 有助于分析历史。 从科学与中医的关系来说，中医大夫们愿意 相信 科学与中医相互通约 ， 如同最初知识分子们希望用中国古代的认识论来表述 science （科学） 一样 。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许多西医大夫坚持科学与中医不可通约，但当时全社会把科学作为包容一切理性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强调其相对于 中国人的世界观，在 认识论上的他者性 (otherness) 。换句话说，当时中、西医之间的权力比较不算悬殊， 这为中医业者将自身的 中医 兴趣与本土化的科学概念相 结合， 并积极参与科学化运动提供了空间。到得今天，科学的含义已从形而上的哲学理解固化 (r eified) 为形而下的实证概念，并由 单一（即西方）定义垄断全球， 成为一切翻译与对话的强制执行标准。因 而， 从宽泛理解科学到承认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中医 业者曾经否认的 科学与中医不可通约，如今又被带回了中医机构的话语中。科学再次成为中医的他者。由此 可以看到， 随着历史时刻与过程的不同，中医话语中关于科学的修辞言说不断变化；同时，一个自我（中医） -- 他者（科学）的分隔愈益增大。 那么，怎样阐明这种话语斗争，同时又不忽视中西医 之间 既矛盾（就权力关系而言）又和谐（就知识生产而言）的复杂关联？刘禾的建议在这里颇有启发，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历史偶然性的关键时刻， 是怎样被引用、翻译、挪用和占有，从而使被称为变化的事物得以产生的 。 本文正是从这点出发，来阐释中医语境下关于科学的各种异质性话语实践，以及在对科学的表述及关心背后中医业者们的伦理 - 政治关怀。 以下的讨论，重点被放在对中医科学化的两个时段的描述，即 1930 年代和 2000 年代。我并无意强调这两个时段之间的连续性及其关联，只是想尝试着对这两个时段作一种断层描述，一种对事件历史的片段的描述。希望通过这两个时段的比较，能够对当前中医界所面临的困境有所说明。需要强调的是，我所作的更多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描述，而非严格的历史描述，尤其是我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医科学化运动的分析。描述的着眼点是话语而非实践，从这点来看似乎也不甚符合经典人类学的规范，但我想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再现一个群体在特定历史 - 社会情境中的某种文化现象，从这点来看，我自信它是人类学的。 事件 1 ：中医遭遇赛先生 如果中国思想家的科学概念以及他们应用的模式所制造出的特点与西方科学主义相似的话，这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关？如果那样的关系确实存在，那么中国人对科学概念的运用必定是独特的。 -- 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 汪晖 1997 汪晖通过他对五四运动的再诠释已经指出，当时对科学的理解方式并不像那时的语言修辞所表现得 那般 激进；中国知识分子对其意义的理解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的认识论有着深刻的联系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对科学观念的阐释及使用，为 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中国 的 中医改良派积极 进行 中医科学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空间。 1． 有中国特色的赛先生。 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西科学技术上的交流多是在知识层面上进行，并且双方处于平等的状态，此后科学进入中国则是昂首挺胸，以强者的姿态进入的。深受丧权辱国之痛，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对西方文明的想象，积极引进赛先生（ M r. Science, 即科学 ) 以求救国图强之道。其中也包括思想开明的中医改良派，如 积极提倡新中医的恽铁樵。 相当一部分中医对科学并没有持消极观望的态度，而是乐观积极地倡导中医科学化。 汪晖 指出， 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科学包含的更多的是社会价值，而不仅仅是对纯粹知识的探索 。如汪文所述，他们实际上是以思想先知的身份推进一种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用科学及其他西方价值观去询唤那些迷失于旧世界观中的国人，进而改造社会 。 比如胡适即定义科学为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以及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行为习惯，和一种生活方式 。 对科学这样的理解显然与雷蒙 威廉姆斯对 18 世纪欧美科学的解释截然不同。 毕竟，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拥护更多地来自他们对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势地位的反思。也就是说，这是和中国知识分子所认知的文化危机分不开的。拉尔夫 克罗伊齐（ Ralph Croizier ）就注意到，中国许多事情都有一个语义学上的二分法，比如中国画和西洋画，中国音乐和西洋音乐，中医和西医等等 。对文化危机的认同，不仅仅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民族主义 情结，它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价值危机。 从而 科学成为包容一切理性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并 取代了传统的儒学价值。同时，对文化危机的认同，不仅仅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表现出知识分子注重世间一切问题都应有中国的一份子的强制性冲动 。正 如汪晖对严复、陈独秀和胡适等推介科学的三位代表性知识分子的评价： 中国的固有概念提供了他们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而他们所接触到的西方科学思想实际上加强而不是消弱了传统思想方式的固有逻辑。当胡适等人自觉地寻找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一致性时，他们是想以此证明科学的法则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普遍适用的。 因此 ，他们对科学在东、西方普遍适用的关心， 强调的是科学的实用性。而传统思想方式的固有逻辑在科学概念上的体现，是科学与世界观密切联系的 结果 。他们深信科学本身提供了一种关于宇宙、世界、社会、人生具有有机联系的图示 。 地质学家丁文江（ 1887-1936 ）在 1935 年的一个演讲可以看作是对汪晖的上述阐释的力证。胡适曾推丁为最西化的中国人并受科学影响最深，在这个题为科学化的建设演讲中，丁文江说道， 在知识领域，科学包含一切。所谓科学与非科学的问题是有关方法论的问题，不是物质内容的问题。所有现象与事实都是科学的材料。科学就是使用准确的方法。所谓科学方法就是使用逻辑推理对各种现象和事实进行系统地分类，理解其间的联系，寻找共同的规律，并预测未来。所以，当我们说某知识是真的，也就是说它是科学的。 这里丁表达了与上文类似的对科学的理解。他所说的科学不限于实证的科学概念所要求的严格划分的主 / 客观二分法，如雷蒙 威廉姆斯所述。于是，科学并不仅仅指代解剖、化学等成型的科学知识，它更是一种求知识的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与真理关系特殊（或等同）。再者，丁文江强调科学方法， 而不是物质内容。这种对系统性方法，而不是物质内容的强调，为中医保持自身本质不变而又积极进行科学化提供了可能。 如果总结一下这个翻译的科学对中医的意义所在，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科学与传统思想方式的关联暗示着一种拓宽了的科学观念，科学于是 看来 与中医实践是相适应的。其次，所谓科学是对方法论而不是对物质内容的强调，使中医业者得以将中医科学化定义为整理国医药。第三，科学对东、西方普遍适用的观念强调了科学的实用性，这对中医这样一个以临床实践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尤为重要。而这一点也尤为值得深思。一直以来，国人对所谓西学的态度总是用一种想象的静止不变的西方本原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知识分子对其理解的正确程度，包括 汪晖 先生对赛先生的分析。无可否认，他关于中国特色赛先生的结论是精辟且发人深省的。但是， 文中汪 先生 以西方 科学 的概念作为评判的标准也清晰可辨。且不论科学概念本身在西方就时有争议与变化（汪文没有忽视这一点），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开明的解释，是对科学概念的一个贡献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可科学含义的改变是由于翻译到汉语语境中而产生的，那么这样的理解是否也可以促使我们指出当前一个愈益狭窄的全球化的科学概念之弊端呢？ 2 ．废止中医风波与中医科学化运动 在了解以上有关科学概念的讨论 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分析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废止中医风波以及当时中医界对科学化的积极提倡。 科学带给中医 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进化论。自从严复将赫胥黎《天演论》翻译到中国（ 1898 年），进步原则就作为科学的一个教条深深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 。随着西医影响逐渐加大，自晚清始中医业者开始谈论科学 。同时，医学改良逐渐流行并发展为一个运动以使中医进步。恽铁樵（ 1878-1935 ）曾说， 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 恽的建议来自他对当时许多腐败的中医实践的不满（我们可以联想到鲁迅对中医的抨击）。何廉臣（ 1861-1919 ）也感慨说：呜呼！外界刺激既如彼，内容腐败又如此，迄今日而中国之医学，犹不改良，尚能逃天演之淘汰乎。对腐败而言，当然的参照物是西洋医学 。同时这些中医采取 了 积极主动的态度 : 他们主动认识到可以通过学习西医而受益，并积极发起了医学改良运动 。 医学改良的形式主要是引进、吸收西医知识以提高中医医疗实践。如 1904 年周雪樵 在上海创立医学研究会并创办《医学报》 ，积极倡导引进西医，对当时的中医弊病痛下针砭。就如何引进西医，周雪樵曾结合自己经验谈到， 仆之治病，凡治病器具，如寒暑表，听病筒等概用西法，至开方用药则用中法，有急病及中药之力所不及者，则以西药济之。（见《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178 页）。 周的着眼点是在临床实践。从实践出发在临床上选择中医或西医，他看来并不关心所谓中、 西医之间认识论的不同。这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 20 世纪早期提倡科学化 的中医业者大都采取的立场。可惜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在废止中医的风波中遭遇了强烈挑衅。 这里 我想提请注意的是，作为医学来说，至少在 1 9 30 年代以前，中医比起欧洲医学在临床上是有优势的 。而且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医是外国人的医学因而并不十分信任，这在农村尤为普遍 。因此，在 1929 年之前相当一部分中医师对科学化 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提倡科学化的中医师并不是被动而为，而是积极顺应时代潮流的。 废止风波源自 1929 年 2 月西医大夫余岩在南京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当时西医以代表科学自居，斥中医为代表落后、愚昧、迷信的传统，从而要求新成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通过废止中医案。该案虽然当时获得通过，但是中医业者迅速反应，以规模浩大的请愿申诉而胜利结束了这场风波。南京政府于 3 月底被迫将废止中医案搁置起来。最后经过近一年不间断的抗议和请愿活动，中医大夫们才最终使国民政府正式撤消了这项提案。 显然 ， 1929 年的废止风波 实际 上 是中、西医之间的权力之争。它同时也成为中医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 ，因为这个事件使得从来未曾组织起来的中医大夫们牢牢地团结在了当时成立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简称全国医药总会）的周围 。 为了保证政府继续的支持，全国医药总会于 1930 年提请政府设立国医馆并获得通过。 1931 年中央国医馆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刻，自此体制化的中医始具雏形。 考察废止风波的前前后后，围绕着中医与科学，当时的中、西医者对科学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言说，分析如下。 余岩 (1879-1954) 早年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一直从事废止中医的活动 。 1916 年发表《灵素商兑》 ，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 。余岩积极倡导医学革命 而非医学改良 认为中医乃自欺欺人之事，绝无学术上之价值 。 在《灵素商兑》一书，他以西医解剖、生理学为标准，大肆批判中 医基本概念，以当时所能学到的现代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检验中医学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余岩作为一名西医大夫，对科学的理解是基于生物医学，并非将其作为赛先生从广义上理解为一种世界观。也就是说，他从认识论上认为科学与中医实践是截然不同的。对他来说，西医才是科学，中医不科学。 1922 年，恽铁樵 (1878-1935) 著《群经见智录》对 余岩 予以回应，中西医正面论战以此为始（见《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他指出中医的脏腑理论不可能与西医的解剖学概念相提并论，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机械地把二者等同起来进行比较，用西医知识来阐释中医理论，意味着没有充分理解中西医之间在理论体系上的根本不同。恽指出， 《内经》之所谓心病，非即西医所谓心病，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之精者亦能愈重病，则殊途同归也。 与余岩一元、狭隘的科学观念不同，恽铁樵坚持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然理论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即治病愈人之真理。这并不能代表中医没有科学性，只是在方法上不同。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是把中、西医放在对等角度考虑的，而没有把一方作为衡量另一方的标准。 陆渊雷（ 1894-1955 ） ，受业于恽铁樵且师章太炎深研古文，又兼采西医精华（见《中国医学通史》）。也撰文《改造中医之商榷》，指出， 国医 之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下无不和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 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可以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国医科学化之目的如此，岂知徒标榜空言哉！ 陆渊雷进一步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医与科学的关系：第一，他把理论与实践分离开来，即科学代表真理论而中医的实效代表真实践。第二，他接受余岩对中医不合理的指责；但是同时指出，中医实践所代表的真（理）也不容忽视，即中医的实用性或者说 与上文呼应 广义上的科学性。并且他认为科学可以解释并最终发现中医蕴于自身的真理。第三，科学是工具，可以为中医用来与世界医学交流；这里显示了陆渊雷对中医切实的临床疗效的信心，同时也表明，对他来说，科学是中性的，不一定姓西；中医切实的有效性说明，中医也可以（通过科学化）变成科学的。 至此我们看到，虽然余岩从西医认识论角度对中医提出批判，中医充分运用当时在哲学意味上对科学的宽泛认识，积极进行反击，反对中医不科学的指责，进而提倡在其自身科学性基础上的科学化。 1931 年中央国医馆在南京的成立象征了从标准化和系统化方面科学化中医的正式开始。以该馆为协作中心，共设立了 26 个分馆，在各个主要城市，甚至与海外的华人社区形成了网络联系 。这也是中医体制化的雏形。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简称馆章）第一条即写道， 本馆以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 这是言说科学的又一方式。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明确呼应了丁文江对科学方法的强调，即 使用逻辑推理对各种现象和事实进行系统地分类。这为中医业者积极推行科学化又不必根本改变传承的医学知识提供了可能。同时，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对科学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表明中医是以临床实践为中心。这项宗旨得到了中医界的普遍认同，而且各省市、县的分会、支馆亦都遵从这一宗旨。直到 50 年代，这一直是中医科学化的定义 。 由上述四种言说，我们可以总结出在这一时段人们对科学与中医之关系的五种观点。第一，周雪樵介绍了一种临床实践方法，即用科学（西医）技术来扩大中医的治疗。第二，余岩代表了大多数西医大夫的观点，即只有西医代表科学而中医不行。第三，恽铁樵坚持中西医虽然理论体系不同，但都是科学的。第四，陆渊雷相信科学可以使中医合法化从而将其介绍到世界医学当中。第五，中央国医馆的发起者们 感到整理整个中医实践的必要性，包括学术研究，系统学习，学院教育，以及统一管理等各个方面。而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科学化 或者说 系统化的名义下完成 。这些多样的科学观并不为现代实证的科学概念 如威廉姆斯所述 所限。正是在各种异质性争论、陈述、概念化以及实践的基础上，中医科学化逐渐形成为一个活跃的革命性力量而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医实践。实际上，中医科学化是 30 年代初到 50 年代初中医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潮。 3． 整理国医药 中西医大夫间的政治对抗使得中医科学化正式开始， 其标志性事件就是 中央国医馆的建立。随着这个全力支持科学化的中医共同体的形成，中医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转变，最有代表性的即是中医的体制化。 另一方面，以西医为范式 来 具体实行科学化似乎 也 无可避免，即国医馆馆章所陈述的对中医知识的分类、系统化和标准化。 1933 年发布的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简称大纲）明确表示了这一点，尤其是第二部分分科大纲 ( 见附录 2)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匆忙作出雷祥麟那样的结论，认为国医馆的成立同时也是一个认识论事件，因为它使得中医大夫们以西方科学和医学术语重组中医 ？雷称之为中医认识论的现代性，即随着组织化和标准化的进行，科学化对体制中医来说意味着弃其前现代的认识论而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现代性的阶段，这是与中医过去的一个根本性的决裂 。 问题是，当时的科学化真是这么一回事么？ 仔细研读一下大纲。很快可以看出，大纲所用科学方式这一术语有两级含义，系统化为一级含义而西医范式为二级含义。也可以说，科学方式一语，其含义是不固定的。在一级含义上，科学方式─ 即系统化 ─ 作为整个大纲整理国医药学术的基础；在二级含义上，科学方式─ 即西医范式 ─ 不作为整理的标准。在这样 一个 科学方式含义不定的同时，临床实效则被清楚地论述为整理的标准。这向我们明确展示了大纲制定者们所理解的科学。 如上所述，正是由于其隐含的实用性意味，科学才对中医业者有意义。对中医 业 者来说，临床实效可以而且应该决定对中医学术的整理，临床实效甚至可以表述为科学性。因此，这种以实践为导向的科学化并没有把自身构筑于一个非此即彼，要么传统中医要么现代科学的二元选择中。在大纲第一部分的丁和戊两条明确说道， 丁、其方术无实效，而其理论又不合科学方式者，则删弃之。 戊、凡近世确有实效之方术，为我国固有成法所无者，则采用补充之。 显然对大纲制定者来说，没有所谓前现代或现代的中医。无论何种医疗知识和实践，只要临床有实效就可以通过这个科学化工程吸收到中医中来；反之，则删弃之，无论它属于什么时代（就所谓传统、现代而言）什么文明（就所谓东方、西方而言）。回忆丁文江对科学化的解释， 所有的现象和事实都是科学的材料。 所谓科学方法是用逻辑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事实来做有系统的分类，然后了解他们的相互关系，求及它们的普遍的原则，预料它们未来的结果。 说一种知识是真的，就等于说这是科学的。说一件事业是系统的、合理的，就等于说这是科学化的 。 现在看来，大纲制定者言说的科学化与丁的解说是吻和的。只要临床实效是真的，中医就是科学的。对他们 来说， 整理国医药学术这个考虑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化。这也是大纲文本中科学方式的一级含义。 可以很 确定 地说， 对 1930 年代的中医业者来说，科学化的关键是临床实效，不是如雷祥麟所认为的以西方科学与医学为标准。 那么如何看待科学方式的二级含义？再读大纲第二部分分科大纲。这里明确说道，本学科大纲系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过去的中医文献中没有过这样的分类，大纲所列出的各个学科分型明确反映出这里所说的近世科学方式确指西医范式。然而，这是在临床实效已被定为主要标准之下的分科，使用西医范式并不能令整个科学化变成对西医的一个策略性效仿（ a strategic mimicry ），如雷所认为的那样。为了进一步解读这个在科学方式的外衣之下的西医范式，下文将对第二部分分科的两个方面作一深入探究。 首先是关于翻译的问题。雷祥麟在他对中医科学化运动的讨论中，声称中医大夫们致力于用西方科学与医学的术语重组中医 。 这一论点过于简单化了。考察西方医学知识引入中国的过程，西方医学文献的翻译在其中起到了无可否认的重要作用。早期西医书籍的翻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江南制造局的翻译本，由外人口述国人笔译；其二是由博医会传教士医生翻译 ；再者由留日学者和同仁会翻译。就博医会而言，大部分翻译都得到过中国学者的协助，以考虑到汉语的习惯和特征，这样会利于中国人接受 。至于来自日语的翻译，孟悦曾指出，在 1894 年以前，中国翻译的 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在日本非常热门 。 也就是说，尽管日语对现代汉语影响甚巨，然而大多数由留日学者引进的医学术语，除音译的日本译名外 ，实际上是源自汉语对西医书籍的翻译 。而那些翻译，则大多在江南制造局完成 。就制造局的翻译项目而言，译者对命名的重视值得关注， 命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些身处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译者，充分认识到他们将来的读者不会是头脑空空一无所知的人，而是那场始于 18 世纪的文化转型的载体。所以他们力图将已有的数学，医学，化学和天文学资料融入到他们所推进的科学知识中来。 换句话说，如孟悦在该文别处所提到，江南制造局的翻译计划致力于在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体系中建立起通约性并立意寻求将现代科学与经典文献联系起来，以便大多饱学之读者接受 。这对理解 1930 年代中医科学化的整个过程，启发极大。首先，在此前提下，我们可以有力反驳那些认为中医大夫不懂西医的偏见。在大量西医文献译介为汉语的事实之下，很多中医学者为比较这两种形式的医学知识对西医做过细致的研究。除上文提到的恽铁樵和陆渊雷外，张锡纯（ 1860-1933 ）是另一位具中西汇通思想的中医学者。在其代表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 ，中风后脑出血的西医学知识对张氏思考及发展出新的疗法就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第二，经过这样以通约性为指归的翻译，已有的医学术语被重新发明以赋予新义。这就明确拒绝了所有断然划分传统 / 现代的二分法。这些术语为科学化提供了场所，而这个科学化，不是产生出一个全新的医疗体系，而是调和了各种文本各自所特有的文化来源和各种科学性的系统 。相应地，就大纲第二部分的分科来说，如妇科学、儿科学等在过去中医典籍中已有记录。这样所谓的分科就真正成为以临床实效为准绳的整理现有医学知识。 其次，大纲文本对解剖生理学和内科学的解释也可以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先引文如下， 解剖生理学 本科以固有医学为纲，仿近世解剖生理学之通例，分骨骼、筋肉、皮肤 等项及各脏器系统叙述之。 内科学 吾国内科书向分伤寒、杂病二大类。此次大纲虽仍旧目则变通之，照近 世例每述一病分原因、症状、诊断、治疗、处方、杂录等，以清眉目。 这里再次清楚地表述出，这两个分科不是全新领域的开始而是对先前已有的领域的补充。中医解剖学的缺失长期以来一直是西医大夫们攻击的目标。这里中医师们以开放的态度接受了近世解剖生理学对身体的分类与描述，他们同时也并不以为这与传承的中医知识相忤。相似地，对内科学来说，既然近世例将疾病描述分解为原因、症状、诊断、治疗等等从而对临床逻辑的表达更为清晰，在不改变基本内容（或重新划定范畴）的前提下，大纲的制定者们认为这当然会提高医疗实践。总而言之，大纲中科学的言说没有把中西医两个知识体系放在一个以科学化为名的等级排序中，更不会以科学化的名义消灭中医。 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段作一个总结。中央国医馆的成立标示了具有历史特殊性的体制化中医的形成。然而，就中医知识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历史的断裂，或者说中医一夜之间获得了认识论的现代性，像雷祥麟所认为的 那样。 这种把科学化作为对过去的彻底颠覆的解释，是基于对两种的知识体系不可通约的想象，即科学的西医和前现代的中医 。 一旦把它们事先假定为两个边界完整的统一体， 中医 科学化的话语实践就变成了一个仅为争取身份认同的斗争 ： 即 紧抓住中的名头以区别于西医，战略性地按照后者的模式建构自身 ； 或者，换句话说，一个被压迫的中医为取得国家政权支持而采取的策略 。可是，所谓边界完整的统一体是不存在的。如 哈拉维 所指出，知识是由不断的分裂变换形成的，也就是说，它由各种异质性的多元成份组成，边界总是处于不断地建构与解构之中 。 这一看法，多数中医业者会深有同感。中医实践总会处于某种与历史特殊相关、充满变化的阶段，不但自身内部富于争论同时又是被争论的对象。历史上已有的，譬如隋唐时期（ 581-907 ）对南亚吠陀医学的吸收，北宋时期（ 960-1279 ）与阿拉伯医药知识的丰富交流，都丰富了传统的中国医学内容。廖育群曾明确表示传统与革命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一直是共存的。他指出在中医中发生的革命后来总是发展为传统中新的传统，并且，事实上对西医的引入已经成为发生在中医内部最彻底因而也是最重要的革命 。 由此看来，所谓中西医间不可通约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如 芭芭拉 史密斯（ Barbara H. Smith ）令人信服地说道， 不可通约性，现在看来，不是指理论之间一种逻辑上相互诽谤的关系，不是指在分离的思想体系之间一种本体论上不可变的关系 , 也不是人群之间一种道德交往上不愉快的关系；而是指在具体历史与机构下的各种概念 / 话语实践的一个偶然性的、经验性的联系。 也就是说，不可通约性的存在更多是与特殊 的 历史条件有关，而那些关于认识论的哲学空谈不过是炒作出来的 。 进一步 来讲， 不可通约是条件性 (conditionality) 的 不可化约，其中包括科学在修辞学平台（ rhetorical platform ）上的作用，它 同时还 决定了体制中医的话语形成取得成功的历史偶然性。详述如下。 一方面，就思想史与社会历史的关联而言，如汪晖所言，对科学观念的广泛运用已经组成了 20 世纪中国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 。不应忘记的是， science （科学）正是通过政治和军事上的支配地位真正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对科学的民族主义热情来自对民族生存和国家强大的普遍关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科学化运动直接受到科学化中国运动的影响，该运动流行于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口号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 。该运动的发起人 多为知名的科学家如顾毓秀、丁文江等 认为科学知识是解决中国社会内外矛盾的关键 。 于是， 一个翻译的科学偏离原先的实证求知的含义而成为哲学意味上一种普遍适用的世界观 。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观念，遮盖了代表西方进步文明的赛先生的排他性，从而中医这样明显有别于科学的他者，也能够在多种文化实践并行的大范围下积极参与到科学化运动中。 另一方面，就差异的政治学来说，随着民族 - 国家社会结构的成形，西医的社会影响逐渐严密和绝对起来。西医大夫不断地将自己的领域与中医相比较，总是给后者贴上传统、落后、以及没有科学性的标签，努力把 中医变 成一个明显的他者。正是这种充斥着权力较量的论争刺激了在科学化大旗下体制中医的话语形成。同时，现代民族 - 国家这一新型政治结构的科层机制， 催生 了中医师们对成立中医机构从而职业化的要求。由此看来，建立中央国医馆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提高中医业者的社会与政治地位 。 既然科学已经成了一个必须要玩的游戏 如 哈拉维 所说 中医大夫们开始以科学的修辞学力争中医体制化。而西医大夫们所坚持的狭义的科学概念却从未成为体制中医唯一的话语机制，这一点，意义重大。 如汪晖所说， 对知识的理解总是与他们的职业实践以及他们所理解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密切相关 。具体到中医，一旦它被置入体制 / 职业机制中，中医业者所使用的关于科学的语言，就将与社会机构以及有组织的科学话语功能密切相关。来看今天的科学化话语，从政府政策到社会信仰都很少质疑全球化的科学技术的强权。今天的中医业者不得不在一个已不同于过去的话语场中表述他们与霸权的现代化与科学化话语之间的关系。近来，科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医体制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以此为主题，下面我就体制中医的合法性与再生产作一讨论。 科学：国家的理性 是什么令科学如此伟大？ -- 是什么使得科学比其他的用不同标准得到不同结果的学问更优越？是什么使得现代科学比亚力斯多德的科学，或者是霍皮的宇宙学更优越？ 几乎无人问这样的问题。科学的优越性是僭取，而不是争取的。 -- 费耶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 虽然中央国医馆的成立标示了中医体制的初步成形，然而国民政府对中医的支持仍是不稳定也不平等的。国民党内部主存和主废两大阵营时有争执，国医馆所需经费也大部分阙如，靠各地分、支馆及医药团体的捐助 。另一方面，由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力量薄弱，无力推广西医的卫生保健；就医疗市场而言，多数中国老百姓看不起西医，同时中医疗效不比西医差，所以中医的幸免与当时具体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才真正进入了国家医疗体系。比较 1930 年代和 2000 年代的科学化话语之争，一个显著不同是前者发生于中、西大夫之间，而后者则来自中医大夫内部。而且，过去的科学化是作为一项自发的运动，而今天的科学化则是中医机构被指定参与的一项发展规划。参与到发展及现代化的国家话语中来，这对今天的中医体制来说已是不得不为。毕竟，翻译无时无处不在进行着；即便已本土化的概念也会不断经历交换、重构的过程。而科学也从未免于受到全球化的科学话语的影响。下面我把科学放到国家话语中来做一考察。 1． 毛泽东时代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意识形态。 如汪晖所言，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现代化，也是对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 。或者说，这种对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现代化的批判来自于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关怀。而且，这种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并不是毛泽东特有的思想。张旭东也曾述及， 中国的现代性经验本身是一个悖论：它始于对 19 世纪世界体系的抵制（而不是从属），为实现这一目标它又努力在追求现代工业、军事和宪政的政治体系，即同时在抵制与吸收世界体系，而此世界体系是以西方殖民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 自晚清以降，对现代性的追求是持续的；在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情境之下，这一追求包含着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批判 / 重构。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中国民众群体参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此前的参与者则主要是精英知识分子。 对西式现代性形式的怀疑以及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努力对科学的国家话语产生了直接影响。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科学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就发展来说，毛泽东并不拒绝其总体上的意义，但他拒绝把社会主义进步简化为经济上的发展，坚持认为应该把革命的社会目标融入到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把发展政治化 。毛泽东对生产与科学的关系解释如下， 自阶级社会形成以来，世界上就只有两种知识，生产斗争的知识和阶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这两种知识的结晶，而哲学是对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的总结与提高。 可以说，科学在这里被翻译为政治语言。在毛泽东思想中，科学来自生产斗争同时又服务于该斗争。科学对于发展的意义重大；但是发展需置于社会目标之下。就上述这段话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对客观世界的知识的总结，但是生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应跟从阶级斗争的知识（社会科学）的引导。同样，毛泽东时代关于科学的国家话语，是在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下以反对西方的认识为导向的。在毛泽东看来，科学作为由实践所得的知识，不一定就是西方的。如下所述， 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 一方面科学是中性的，因为社会实践与生产是科学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发展得更好，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实践是大众参与的。于是生产实践越多，产生的科学知识就会越多；而且这些知识反过来应该服务于大众。实践与为人民服务成为毛泽东时代关于科学的国家话语的重点。 上述这段话对中医有四个方面的意义，总结如下：第一，既然人的社会实践是检验他所掌握的外在世界知识是否真实的唯一标准 ，中医自身的长期实践可以证明其为中国的科学。第二，然而中医的科学性还不够，因其尚未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第三，发展的使用暗示了中医与科学之间的一种等级关系。即中医更多地被理解为处于科学的萌芽阶段而非正统的自然科学。第四，中医和西医都可以在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完善，并且，中西医结合而发展成为一个新医学被视为发展医学的政治正确的路径 。最终，这个既非中医亦非西医的新医学，可以发展成为一个能为世界医学服务的中国的医学 。 于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中医科学化继续以系统化为其主要形式。 更多的中医业者投入到对中医理论与实践的系统化及中医系统性教材的编写中。理论上，除了把重要的传统中医典籍分类并翻译成白话文，系统化最重要的成就是 辨证论治 的正式提出，并将其定为中医独有的诊疗方法。 如今， 辨证论治已成为当代最能代表中医特色的理论指导。实践上，中医业者是在 1949 年以后才被请到医院与西医大夫们共同行医，不久以后大大小小以中医为特色的医院随即建立起来。许多活跃在 20 世纪 20 、 30 年代国医运动中的中医大夫对 1954 年以后的中医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时代最终确立的中医体制是建立在当年国医馆的组成及功能的雏形之上的。 另外，如当时口号所言，中医必须科学化，西医必须中国化 ，人们对中医与科学之认识还是隐含了一个等级排序。这一口号将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并置，首先表明了中医与西医的平等地位。然而就中医本身来说，科学化被明显叙述为一个应该实现的目标，这就表达了在中医与科学间的差距想像。同时随着富于进化论意味的新医学的提出，中西医结合成为发展中医的指导性政策，包括体制化中医的建构。不过与 1930 年代西医大夫自诩为科学代言人的趾高气扬相比，毛泽东时代许多年轻的西医大夫被抽调去学习中医，他们对中医以后的各种变化、转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毛泽东时代反西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对实践的强调保证了中医一定的自主性。 再者， 1950 年代的社会现实是，全国 6 亿人口中，在农村的 5 亿以及城市近一半的人口依然靠中医中药治病保健。无疑，中医是必需的。政府也是 把 发扬祖国医学传统与丰富医学内容更好为人民健康服务相提并论。 2． 毛泽东以后的市场导向的现代化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的结束。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最重要的特征是经济的市场化以及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汇合。而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过渡很大程度上伴随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于是科学 与当前在中国势头强劲的新古典经济学一道 已与掌握 话语 霸权的西方的（以及全球化的）科学定义 ， 同义。 自 1970 年代末改革时代的开始，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对科学技术的关注有增无减。 1990 年代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更是声称科学技术可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引文如下， 中国古代科技有过辉煌的成果，但也有不足，主要是没有形成实验科学传统和完整的学科体系，科学技术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更缺乏通过科技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 我国历史上虽然有着伟大而丰富的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但相对说来，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不足也是一个缺陷， 鉴往开来，继承以往的优秀文化，弥补历史的不足，是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责任。 虽然江泽民承认中国古代科技辉煌的成果，显然对他来说那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这段话表明了他对科学工作可以达到的社会目标以及科学知识与政治理念之内在联系的期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一个狭义的西方的科学概念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科学最终成为一个完全陌生的（西方的）他者需要中国人迎头赶上。 这种见诸各种媒体的迎头赶上的说法，隐含了一个时间差的概念。这在现代化理论中被称为乐观进化论，实际上是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统治西方的一种理论叙述。由这种叙述所制造的话语，将所谓的不发达国家置于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技术上落后与无知的这样一个人为划分的历史阶段，从而为发达国家自身以提供帮助为借口进行不平等交换制造合理性 。落后是一个虚构的现实。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那场 2000 年中医界的争论中，现代化与科学化已不容置疑。就现代化而言，也许可以问，如何解释今天中医在一个现代的时代所实施的各种医疗手段，还有中医的各个机构，各种实践 ─ 中医一直在努力发展从而与自身所处的时代相符，难道现在的中医不是现代的吗？长久以来，现代的意识形态一直在阻挠着中医这个古老而又传统的医疗体系主张其现代性的任何可能。 1982 年发展现代医学和我国传统医学被正式写入新宪法，中医似乎最终无可争辩地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但是如上所述，科学的含义已从形而上的哲学理解落到与技术紧密结合的形而下的实证概念，从广义的科学到狭义的科学，科学再次成为中医的他者。而且今天的科学已成为全球化话语中不可或缺的现代国家理性，中医体制不可能逃避科学的话语霸权。如人类学家冯珠娣（ J udith Farquhar ） 所述， 不但首先要在维护新的科学主义的情况下调整中医现状，还要保证国家对中医工作的持续支持。然而政府全力投入的科学，在认识论上与这个传统医学有质的不同，这就要求 以强有力的言词对这一领域的本质特征和将来发展作出新的表述。 从当前特殊的历史语境看来，今天的人们已转而相信中医与科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于是 才会 出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悖论问题。科学化已然无可回避，问题就在于如何科学化。下一章我 的 讨论将以 2002 年发生在中医界的另一事件为线索，力图再现中医界在那个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对科学的各种异质性表述，以及在 当前全球化的时代， 中医业者对中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反思。但之前我们最好再考察一下在全球化语境中， 作为 国家话语的科学。 3. 全球化情境下作为国家话语的科学 总结而言，科学作为一个译介到中国的概念，其含义的变迁经历了至少三个不同的时期：民国时期、毛泽东时代，以及后毛泽东时代。而这些转变显然离不开各时期所对应的全球语境。 如前所述，科学在民国时期的地位近乎世界观，人们相信它可以生产出一个崭新的宇宙图示，在其中不仅社会问题可以得到实际地解决，对科学的掌握还可以提供一种道德上的优越 。如果将这一意义放到当时的全球语境下考量，科学如此这般被译介到中国，与当时世界体系内帝国主义的扩张密切相关。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坚信中国已经走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换句话说，二十世纪早期科学的外延在中国被夸大地理解，可以看作是中国人文化危机话语的一种症状表现 ，即在反对西方列强欺辱的同时，也向强势的西方寻求财富与力量。 在毛泽东时代，科学则被置于政治化的知识生产话语之中。大众由社会革命而被赋予了历史主体的地位；对实践的强调以及为人民服务成为那个时期的科学的显著特征。同时在冷战以及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特殊时期，科学也具有反西方的鲜明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毛泽东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及其具有反资本主义特色的现代化政策。不过这一时期科学的含义与二十世纪早期的赛先生还是有所不同。尽管毛泽东认为中国自己的科学 由来已久，他对科学的定义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这无论如何也还是西方的。至于说处于体制化的中医系统内的科学话语，因为国家政策倾向于发展中医要与西医相结合，新医学开始占据主导的地位。 如今在后毛泽东时代，科学的定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尤其在国家乃至全球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话语之下。随着科学与技术被赋予第一生产力的地位，科学逐渐与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于是科学自此回归全球普世的科学定义；中医与科学也再次被置于自我 - 他者的分离架构之上，而且距离相应地被加大了。关于科学与中医不可通约的争论再次回到科学化与现代化的主导话语之中，并由此生产出中医科学化的悖论。虽然国家一再强调中西医并重是卫生保健的大政方针 ，被认为本质上不科学的中医（或者说传统医药）显然处于二等的地位。相应地，如何维持中医存在的合法性及其传承，成为许多人为之牵肠挂肚却一直无解的难题。 汪晖曾经谈过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道路问题。他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的一个实际目标，这同时也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的关系直接摆上了政治议程 。也就是说，中国道路在全球经济、政治，乃至话语主导权的征战中至关重要。就中医来说，在 其 与全球普世的科学的关系上出现了种种异质多样的阐释与发挥。这兴许可以为汪晖提出的中国道路 问题提供一些思路。下面我就当今的中医科学化做一个详细的讨论。 事件 2 ：哈姆雷特问题 ，亦不过诸重要工作之一种，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而专求形似，忘其本来。如但求科学化，则非驴非马，必有大害。又不可效法东洋， 则中医学溶入西医，而中医本身消灭。 故断不能使中医同化于西医， 只能取西医学理，补助中医。质言之，可以借他山之石，不能援儒入墨。 -- 恽铁樵 （引自《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181 页） 上述这段引文来自恽铁樵在 1930 年代对当时的中医科学化运动的评议。今天的中医机构已全心全意地投入了中医科学现代化的宏伟计划当中。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种关于中医的未来的讨论充斥于中医界各个学术期刊，其中两类主题占据了较大篇幅：一是必须科学化 / 现代化中医，二是切忌西医化中医。各地为数不多的老一代中医专家们（俗称老中医，与 学院派相对， 多为师带徒出身）的文章与大量的中医科研（实验室研究）报告经常出现在同一期杂志，前者可以概括为老中医们对年轻一代谆谆教导中医特色不能丢，而后者则是中医界新生力量从各方面对中医进行科研的探索。回想开篇所述的那场发生在《上海中医药杂志》的争论，这两个主题似乎不能完全做到并行不悖。 2001 年 9 月底至 10 月中，《现代教育报》更是刊出了连续 3 期题为救救中医的系列报道，头篇即题为一百年后还有中医吗。 在这一系列报道中，科学化显然具有了与中央国医馆时代不同的定义。 如果说 70 年前的中医科学化主要是对中医的系统整理，今天的科学化则是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艰苦的概念替换和理论易辙，力图将其纳入西方医学的范畴，从而实现中医学的科学化，而且，当今的中医院校附属医院里，西医大夫、西医设备、西医诊断、西医治疗、西医院管理模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仅从中药临床使用率这一点来看，不少附属医院达不到 50% ，有的甚至下降到 20% 。 临床教学西代中的局面（现代教育报， 2001 年 9 月 8 日 一周论坛版）。西医所指代的科学概念已经牢牢体制化于中医的整个社会生活。在报道者看来，这样的科学化意味着西医化。 《现代教育报》的报道在中医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 2002 年 6 月，北京中医药大学举办了一次场面颇为隆重的学术沙龙，由该校五位知名的中医专家 到场与学生座谈讨论中医的现状与未来。组织者甚至将问题上升为哈姆雷特问题，事关中医是生存，还是死亡。大家达成的共识是，中医若西医化则亡，但要生存又必须科学化。中医、西医、科学，三者之间在今天的语境下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下面我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不同的中医业者对中医是否科学， 以及科学与中医之关联的种种理解 。 1． 中医的科学性 这一节我将阐述两位中医学者以不同方式对中医与西医边界的重绘。所使用的修辞学策略显示出他们对霸权的科学话语的担忧，与此同时，他们对科学话语的反向使用 (counter-hegemonic application) 也体现出一种政治实践与伦理关怀的交互作用。而这些交涉 (negotiation) 是在中医必须参与科学的修辞游戏这样的先决条件下决定的。这是中医在日益全球化的科学话语下，必须披上科学外衣的结果。 1） 以科学的修辞来说明中医比西医优越 任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全国 500 位名老中医之一。 2000 年任老接受了我们辨证论治课题组的访谈 。在谈到中医与西医关系时，任老说，西医 是局部观点 , 它不是整体的。不是中医辨证的 , 证是整体 , 全身的 , 内外的反应 , 上下的反应 , 气血的反应 , 营卫的反应 , 表里的反应。任老举例说，譬如冠心病，西医只知以心治心，而中医还会考虑心胆气通，肾者心之归，肝气滞心气烦等诸方面，因而治疗手段也更加灵活多变。从任老的言说看来，中、西医的边界不但清晰，而且中医与西医的不同更是在一个差序排列之上，即中医是优于西医的。这样的言说贯穿了我们这个访谈的全过程。在访谈起始，看完我们的采访提纲，任老就说我看我们搞辨证论治的课题，思路方法不对，落脚点不是中医，是西医，还说按照我们的讲义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医的身子西医的脑袋 。任老预先假定了我们这些年轻一代的中医并不真正欣赏了解中医，因此作为长者有责任教育我们端正态度。既然现如今中医与西医间的不可通约性已为普遍接受，且西医的主导地位昭然，相应地，任老只有竭力划清二者的界线以突出中医特色并同时将中医置于西医之上。同时，这样的言说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老一代中医人士对当前中医状况的担忧。 仅仅划清界线是不够的，中医优越性的言说还需要科学的强有力支持才更加具有说服力。那么，任老如何言说中医之科学？下面任老对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独特阐释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 中医有没有化学呢？中医是有化学的。 讲两个生生化化，为什么不是三个？生生两个字，化化两个字，那就是说人体的生理功能具备了这个化学物质的，物生而后有化，先有物质基础的才产生化学，那么化学的物质基础靠谁来推动？那就要靠中医的气 . 气的生理功能在化学当中 , 有催化 - 分解的作用 . 因此要掌握人体的生物化学 , 没有生物化学能行吗 ? 物生谓之化 , 物要不动弹 , 也没有化学 , 这叫做 承化物生 , 在五行相生相克调控的基础上 , 才能产生万物 . 谁来调控 ? 肝 . 肝主酸 , 酸生万物 . 物生而后有象 , 有象才有用 . ... 用而后能行 什么道理 ? 什么叫象 ? 用眼睛能看到 , 或借助仪器能看到的 . 为啥你这个分子生物学叫核糖核酸 ? 咋不叫 核苦 呢 ? 肝主酸 , 核糖核酸 , 核糖是甜的 , （土主甜）土生万物 . 因此你氨基酸 , 是由肝脏合成 , 是能看到的 . 你那核糖核酸 , 脱氧核糖核酸 , 它之所以能产生变化 , 它有四个碱基 , 对吗 ? 为什么是四个 , 不是五个 , 六个呢 ? 得讲道理 . 那就是中医所说的四相学说 : 太生少 , 少生太 , 不对吗 ? 于是化学、氨基酸等科学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或者说将其外延拓展进了中医的领域。气、承化物生、酸生万物等中医的经典概念被用来解释处于当今科技前沿的分子生物学，这样的结合，是否隐含了对自称唯一的医学科学之西医的嘲讽？同时，中医的长久存在，还暗示着这样一个事实：这些科学认识，中医早就有了。当然，如此随意挪用概念，任老的修辞学战略并不一定能够取得他所希冀的结果，一句伪科学即可轻松驳掉他对中医的科学化翻译。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其论述的合理性： 谁能断言分子生物学与中医在认识论上绝无相通之处？听 完任老一席谈， 我自己就开始反思 ：一直以来我对中医的酸生万物是否理解得不够？ 更为 重要的， 这里所揭示出的意义还在于，这样的行为，即强行将中医与分子生物学拉在一起从而取得自身的合法化 ( legitimacy ) ，是由遭遇了西医及其所代表的狭义科学所决定的，而决定的原因即在于西医那具有殖民性的认识论（ colonizing epistemology ）。 换个说法，任老如此建构中医科学性的努力，是为了使中医话语可以沾上中心权力的光，而这与社会里有组织的科学话语其体制与功能直接相关 。 显然，任老的科学修辞学游戏是一种政治行为，他组织了一种反霸权的话语。 课题组成员之一艾理克是来自美国的留学生，任老在教育我们的同时没有忽略这样的机会，他说：你从外国来的 , 看中医科学不科学 ? ( 你 ) 如果是从中国来的 , 我就不谈这些了。 因为你是美国人 , 我是中国人 , 我为什么讲这些呢 ? 你将来回去宣传宣传。这是一个交织了历史、文化，与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述，其政治意味是明显的：对中医来说，西医 / 科学是一个外来的强势他者，因而以外（国）人之口承认中医，这样 对 强势的 反抗 会更有力。 2） 中医与现代科学是不可通约的 张其成，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在那篇引起颇多争议的文章《中医现代化悖论》中， 张 教授 大胆说到，我们应该敢于承认中医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即不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不能用数学描述，不能通过实验室检验。这是客观事实，没必要遮遮掩掩 。在中医机构中明确指出中医不科学是需要勇气的，如 冯珠娣所观察到的： 因为要说中医不科学就什么 也得不到 。 一直以来，中医界总是在努力将科学与中医组合到一起从而使后者很好地纳入国家现代化的大政方针及卫生政策中去。 然而科学与中医的不可通约性正是张其成批评当前中医界存在的问题的出发点 。有别于任老的生拉硬拽，张坚持中医与科学之间界限分明。 中医学、中国传统科学采用的模型是思维模型，而现代科学采用的模型是物质模型。 中医学概念如阴阳、气、脏腑、藏象、经络、证，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中医现代化所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按照科学化、现代化的要求，科学概念不应该是抽象的、歧义的、模糊的，而应该有确切的、固定的、清晰的内涵。 然而那些对中医概念、中医理论进行现代阐释、科学研究的成果，却不容乐观。它给中医理论思维造成了一种新的混乱，给中医学制造了另一个悖论 那就是以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既能证实中医概念的科学性，又能证实中医概念的非科学性。 （这是因为）寻找物质基础的中医科研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就是中医的气、阴阳、脏腑、经络、证是一种物质结构。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中医概念不是物质实体，而是关系实在。（中国医药学报 1999 ） 许多中医大夫不一定同意张对中医思维模型的过分强调，毕竟中医知识来自临床实践，而实践并不纯粹来自思维，也有其物质性的一面。另外，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完美结合进了当代中医理论，这一点冯珠娣早有精辟论述，不再赘言 。再者，气、阴阳、脏腑、经络和证都可以在疾病过程的病理产物或表现中很物质地体现出来。但是，张其成的主要论点是成立的，即很难用实证、实验的方法来证实如中医这样一个认识论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张感叹道，那种寻找物质基础的藏象研究、经络研究很可能难以有突破性成绩。 与上海那边遥相呼应，张其成的文章在北京也激起了不小的争论。一系列的回应文章在《中国医药学报》持续出现了数月之久。批评者指责张从西方哲学家那儿拿来只言片语，以做似乎只有唯心主义玄学才有理的理论依据 。 他们号召因为中医学毕竟是医学，所以，我们的现代化研究也首先就是让中医特色回到医学 。 这样的批评并不新鲜，一直以来中医界就对那些称中医为一种文化、艺术或哲学 只要说中医不是（自然）科学的 说法不甚欢迎。 张在他的第三篇回应文章中提出将中体西用作为中医现代化的范式。中体西用自 19 世纪 90 年代张之洞于《劝学篇》重新提出后，早已为大多数国人所知。中医界也于上世纪初提出过这一口号。倚重于中医界老前辈万友生 的声音，张其成总结道， 万 教授作了精辟的解说：西体中用的形式，即在西医学理论体系主导下，适当吸取中医的优长以弥补其不足， 从而发展西医学。中体西用的形式，即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主导下，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包括西医学）来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认为两者在治疗疾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着眼于病原个体的只辨病不辨证的原因疗法；后者着眼于病人整体观的既辨病更辨证的辨症疗法。而只有后者才符合中医发展的要求。 万 老师高屋建瓴，胜过笔者万万。 最终中医与科学的不可通约落实为中医与西医的不可通约，或者说正是后者的不可通约决定了前者。但同时科学意义的缩窄也是全球化科学话语日益绝对化 (totalizing) 的结果。尽管中医一直努力进行现代化，被排除到科学外围的命运总是不能幸免。中医与科学的边界也愈发固化而缺乏流动性。张其成与万友生视中体西用为中医的又一新型杂交形式，也是在现代科学霸权统治下可与西医交涉的唯一希望。在这个进行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医不得不在坚持科学与现代性都不姓西的同时，坚守自己的他者性。然而 ， 人们依然不清楚，中体西用是否真能走出中医的现代化悖论。 任继学和张其成对科学的不同言说表明，虽然科学的地位至高无上，对中医来说其具体所指仍然是不确定的。毕竟，科学的概念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在话语实践中体现，而这一过程与各种社会成员及团体自身的经验、具体条件、文化、以及知识背景是不可分离的。因此，这也是一种对科学一个能指其落到实处的具体含义各种所指的再次定义。譬如任老富有创意地使用中医语言对分子生物学的翻译，不仅来自他深厚的中医功底从而对中医概念的运用灵活自如，还与他关注科学作为强势他者对中医的负面影响有关，因此，任老将中医与基因学这一当今最前沿的科学研究连接起来，以试图扭转人们对落后中医的偏见。确实，在一个无论是政策还是信仰上都对全球科学技术不容置疑的现实条件下，挪用及重构科学概念以适应自身具体的话语和实践，这样的情况在今天的中医机构中，实属平常。 任和张对科学的言说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医业者对中医与科学之关联的所有看法。如上所述，如今中医科学化的话语集中在了中西医结合这一特殊形式之上。下面我就分析中医业者围绕着中西结合所采取的不同立场与不同的科学修辞。 2． 科学化话语中各种异质性的立场 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 1) 以西医为准则引导中西医结合。 沈自尹，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 终身 教授 。沈于 1952 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后响应号召参加了当时的西医学习中医班，现已是中西医结合领域颇有影响的专家。也是在 2000 年的《上海中医药杂志》，沈自尹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肾本质研究到证本质研究的思考与实践 中西医结合研究推动了更高层次的中医与西医互补（第 4 期）。要了解当今普遍进行中的中医科学化的模式，这篇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把该文摘要介绍如下。 通过运用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对肾本质研究发展到证本质研究思路与实践的回顾与总结，从肾阳虚证发病环节在下丘脑的推论，进一步认识到肾阳虚证涵盖着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其调控中心在下丘脑，并得出证是一种综合性的功能态，有具体功能网络和调控中心的结论。强调中西医学各有所长，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发展推动了更高层次的中医与西医的互补。 根据目前通行的中医课本的定义，证是典型发生的症状与体征的总和。与西医诊断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证代表了中医把疾病理解为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与西医的病位概念是根本不同的。虽然，沈的研究强调证是一种综合的功能态，似乎超越了一直以来坚持中、西医之间在解剖学上不可通约的老调，但是他的实验室研究仍然从小鼠肾阳虚模型入手，预先假定了在下丘脑存在着一个调控中心。这种将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理论与所谓整体观的中医的嫁接依然没有跳出生物医学的话语场。即他所号称的更高层次的中医与西医的互补，就是一个松散的功能态加上具体的功能网络（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再加上一个调控中心（下丘脑）。无非是在修辞学上使用术语的改变 功能，网络，整体调控，等等科学术语 并没有改变在这个用科学本质寻求中医本质的对话中双方不平等的关系。 2) 西医技术可以辅助并促进中医临床。 张镜人， 1923 年生人，上海中医世家第 12 代传人 。张老也参加了我们辨证论治课题组的访谈。张镜人跟随父亲习医，于 23 岁时取得中医师资格。 1953 年到上海市卫生局主管中医工作，负责在医院中开展中医这一在国民党时期从未有过的工作。与此同时，自 1951 年始政府在全国设立中医进修学校，要求中医师掌握基本的西医知识，即便是行医多年并已取得声望的中医大夫也不例外 。张老参加了这样的进修并且觉得参加了对我有帮助。 1972 年张老开始进行萎缩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并随后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成立了中医研究室。谈到他当年做这项研究的动机，张老说， 我认为中医要继承 , 另外还要发扬 , 要研究 . 光看病 , 没有科研 , 不深化 , 不提高 . 不能把理论阐述清楚 , 不与现代科学接轨 , 不设立研究室是不行的。 张老在这里表达了与陆渊雷在 30 年代类似的想法。即科学可以解释并最终发现中医的真理。他后来也以辨证论治为例给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以他看来，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疾病的过程性， 但讲 还是讲不清楚 , 因为结果还是不知是什么病。所以辨证论治仅仅用于宏观的身体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微观的身体上进行。 譬如在胃镜下进行辨证论治。张老坚持认为， 因为现代科学进步了， 中医也要参与进去。 所以西医多了一个现代设备的配合 , 发展起来比较快 . 这方面中医应当要从事 , 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眼看，耳听，切脉，这是不够的。 对他来说，科学还是中性的，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所以西医号称自己是科学的，中医也可以在现代设备的帮助下进步。而且张老告诉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运用确实提高了他的临床疗效。以下是他就萎缩性胃炎的研究得出的体会。 中医对胃病是宏观的看法 . 古书上讲，胃病胃痛以寒为主 : 因于寒者十之八九 ，寒则气滞，不通则痛 。指导思想倾向用温药 , 这是一个局限性。 现在可以用胃镜 , X 光透视拍片子 , 胃镜还可以病理切片 . 这些实际上都是望闻问切的内容 . 老祖宗没有这个福气 , 我现在可以享受这个条件 . 所以 72 年我就开始了这个课题 , 专攻萎缩性胃炎 . 第一个我看胃粘膜的颜色 . 浅表性胃炎颜色偏红 , 且充血厉害 ; 萎缩性胃炎粘膜较苍白 , 视野下是红色 , 但红白相兼 . 这是对中医望诊非常重要的 : 是热是寒 , 是实是虚 , 从这当中已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 所以我觉得从中医理论 , 望诊 , 古代理论都可以接轨的。 比如腺体萎缩 , 腺体萎缩是病理切片知道萎缩 . 肌张力 , 韧带萎缩后不能逆转 , 这个理论也已经根深蒂固了 . 我想也有道理 , 因为粘膜里面的腺体萎缩了 , 粘膜很苍白 , 它下面的腺体能不萎缩吗 ? 但是中医来讲就有气血的关系 . 气血能够营养它 , 那萎缩不是可以好转 , 或者减轻吗 ? 所以我对萎缩性胃炎有一个新的想法 , 就是除胃肠症状 , 还要注意气血方面 , 带点益气养血的药 , 给它营养 , 这样希望腺体能够恢复 . 我就提出不同的方子来 : 浅表性胃炎要调肝理气清热 , 萎缩性胃炎要从气虚血瘀方面考虑 , 但热的因素实际上始终存在 . 但用药时也不能因为热 , 凉性药用太多，如石膏之类我不主张用 . 我只用苏梗 , 与黄芩合用，以香苏散为基础，再配合其他的。 后来我把病例收集了 10 万多例 , 腺体萎缩好转 , 可以恢复的萎缩性胃炎的 8% - 10% 左右。我在日本讲学时，有医生指出腺体萎缩是不可逆转的。而我拿带去的病理切片给他看 , 他只说了一句：不可思议。 这是一个与沈自尹的中西医结合完全不同的版本。显然张镜人的西医语言掌握得很好，这可以从他圆熟地对萎缩性胃炎病理机制的技术性阐述看出来。张老还说，现在我们离不开西医的名字 . 虽然有人说与西医不符合 , 事实上还是离不开 . 比如说高血压 , 肝炎 , 有人说用我们中医自己的名称 , 我觉得这又何必呢 ? 因为现在它 ( 西医 ) 名字已经世界通用的 . 但它的理论 , 病理病机我们可以用中医来讨论。他意识到今天的中医大夫必须会使用西医术语，但是这样的现实也决不能否认中医的切实存在，而且中医也一直在朝前走。我们问起他对 2000 年那场争论的评价，他说，我国的政策号召西学中 , 号召中西结合 , 这是 对政策的吸引力 。 学中医的人总要有一个目标 ， 中医大学也有目标的 。 这样说会引到误区去 . 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是警惕一下年轻人 , 特别在学中医的过程当中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 否则的话去学 ( 中医 ) 是在浪费时间。 张镜人显然是支持中西医结合的。然而他也没忘提醒我们，我们认为中医应该学习一些西医知识，但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因为只有学习西医、了解西医，才有利于中医的理论与临床的发展 。与沈自尹的方式不同，张老坚定地站在以西医为工具提高中医的立场上，而不是力图将后者塞入西医严格狭义的范式中去。进而，张老认为辨证论治很重要，不仅是中医应当这样子，整个医学也应当这样。我觉得这象是普遍真理一样。 3） 临床实践作为评价中西医结合的标尺 田金洲，蔡定芳的同代人，也是年轻一代中医的代表人物。田金洲师从董建华院士 获得中医学博士学位，后曾在英国进修阿尔兹海默式病，为期两年。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老年病科主任。我们也于 2000 年采访了他。 田金洲在研究生期间曾在《健康报》和《光明日报》写过题为中医研究生要加强科研能力的培养的文章。他对科学化持当然的支持态度。采访中我们反复听到的一个词就是：超越。超越古人，超越现有的中医理论的框架。他对我们讲到，他的硕士研究曾想超越《伤寒论》 ：《伤寒论》说得很死，就那么 397 条， 怎么能指导临床呢 ? 他也 曾 打算以《伤寒论》的少阳辨证在胆系疾病急腹症中的应用为题作研究。虽然这个开题报告没有被通过 ，但他坚持认为这项研究可以扩大伤寒论的应用范围，因为它与临床常用（见）的西医范畴的疾病联系了起来。 田金洲对科学的理解是很自由的。他认为中医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在分子水平的科学，但是一种人体科学、疾病科学。在他看来任何医学 无论这种医学是否现代 不能没有整体观。他认为中医与西医是可以相通的，因为他们有同样的对象：人体。现代中医需要关注与现代西医的结合，而这样做并不一定就要超越中医理念；同时他也强调不要迷信古代的医学知识，尽管我们可以用来参考，但（古代）毕竟对疾病的认识有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田金洲刻意在现代中医与古代医疗知识之间做出区分；而现代西医知识与古代医疗知识，对他来说，彼此并不矛盾；而且可用于加强现代中医实践。他给出的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表明他对中西医结合的看法。 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五味子里面有一种成分叫盐苯霜子，这个成分西医也用，它是降转氨酶的，但毕竟五味子从中医讲是收敛的药，邪气像湿热没有祛除的时候，你一定要配合着清热利湿，利胆柔肝的药，不能光收敛。所以如果你过度地收敛，突然停药，我们医学讲会出现肝损害反跳，比过去跳得还要高。为什么，就因为它把这个邪气给收敛住了，虽然不让它作怪，不让它致病了，但是它并没有被清除掉，所以当我们用盐苯霜子在临床上来降转氨酶的时候，一定要阶梯减药，减完药以后还要进行辨证是否有湿热，这是临床经验，非常重要。西医就不知道，只知道这个药有反跳作用，要注意要注意，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解释它的反跳作用，从西医中他们都知道，只是那西医他就感觉到，这个药效怎么办呢，所以就慢慢停吧，他只知道这样，他不知道配合点中药。那我们中医不一样，我们中医就很懂了。吃这个药再加点中药，你这个停药之后，不会反跳，而且病人的全身感觉都很好，这个就中医比西医单纯用这个药要高明，我就觉得高明多了。 没有中医与西医并用的临床经验，田不可能做出上述这番如何运用盐苯双子的阐述。从他的语言可以看出，中、西医语言交叉频繁但使用自如。与沈自尹的结合方式也有不同，他对两种语言的灵活掌握来自临床实践而不是实验室研究。对田金洲来说，中西医结合的目标是解决病人疾苦，不是理论探索。 同时，田金洲认为在医院工作以及管理住院病人，都是不可能忽视西医治疗手段的。这样的医疗实践与端坐诊室只接触门诊病人的中医专家有很大的不同。他说，他们 不一样，他们只是欣赏体会，从不断的实践中获取乐趣，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不断地来病人，不断地抢救，不断地死亡， -- 完全不一样的性质，责任完全不一样。于是，在与西医大夫掌握同等程度的西医知识基础上，对田这样的中医大夫，也是对他们的临床实践来说，掌握中医知识变成了一份额外的奖励（或骄傲 ? ）。 4） 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生命医学与疾病医学的结合 陆广莘，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中医理论界知名学者，于 2000 年接受了我们辨证论治课题组的采访。陆老于 1945 年开始学习中医，此前学的是机械，因此在开始阶段感觉中医知识有些难以接受。而且，陆老告诉我们说，他一踏进中医的门槛，就遭遇了中、西医的激烈论争。他在拜名中医为师临诊学医的同时 ，还自学了西医内科学。 1949 年以后，陆广莘到北京医学院学了 5 年西医，因为进行中医药研究必须要西医。 1983 年陆老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心实验室副主任； 1985 年中医研究院成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他成为该所第一位所长。至 1991 年退居二线， 1992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早在 1979 年陆老即发起成立中西医结合学会。他是如何评价中西医结合呢？陆老说， 有人把中医所有的研究都等同于中西医结合研究，即用西医来研究中医以证明中医的内容。这实际上只是西医，没有取得任何结合的效果。要结合，就要保持中医是中医，西医是西医。同样地，阴是阴，阳是阳。只有这样，结合才能产生出新的东西。如果阴变成了阳，两个都是阳那不是结合。 这样的哲学反思始终视中医与西医间的关系为辩证的、平等的。以阴与阳为喻，陆老坚持中医与西医之间不可化约的相异性，但这种相异是情境的，不是内在的。同时，陆老也表示出他对当前不平等的对话之不满，即用西医为标尺来衡量中医。这样的方式在陆老看来，是低层次的结合。他进而阐述了自己对中医的科学问题的看法。 要把中医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 医学与科学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假问题？或者说，医学的根本作用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自然科学一直是基于数学、物理、化学的物质科学，是在数学指导下探究物质形式的原理。所以它们问的问题是地球、宇宙、生命、细胞、疾病的起源。然而，如果有机体的进化过程是不可逆的，那么所有关于起源的问题都是没有用的。 这里陆老问了一个关于医学目的的严肃问题，包括西医学在内，同时他将医学放在了与科学相对的位置，因为后者已经将寻求起源作为绝对优先的目的。显然对陆老来说中医不属于这种物质科学。与之相反地，中医总是向前、向上、向内去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向前反映了目的性，向上是要实现整体功能，向内是其内在的动力学机制。譬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这是以健康为对象的积极生命观。而西医的问题则会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是什么 ？这是以疾病为对象的消极疾病观，其认知方向是：向后追溯病从何来，向下寻找病在何处，向外确认什么病因。 陆接着问道， 既然生命的进化是不可逆转的，知识的方向只能是向前、上、内。后、下、外的方向解释并解决过问题吗？这样的方向也许对机械的事物可行的，但不可能用于生物。 所以，陆老看来，应该提高的是化学层次的医学（西医）而不是生命层次的医学（中医）。但是陆老并没有停留在用科学修辞提高中医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支持中西医结合，认为二者可以寻求在认识论上的对话。陆老所认同的更高层次上的结合是这样的， 我支持中西医结合。怎么能说中医与西医不能结合呢？我对结合的看法是，前、上、内方向与后、下、外方向的结合。这样我们就会对问题有充分理解。我不否认疾病的发生有病史（后）、病位（下）、病因（外），但是这些疾病医学的模式一旦成为至上命令，就会成为教条束缚。 看来陆老不认为中医与西医是不可通约的。问题的焦点是至上命令，把西医作为绝对标准会切断中、西医两者之间通约的可能性。陆老对中、西医之异的强调更多是一种差异的政治学，而不是从认识论意义上对不可通约性的讨论。他明确反对西医的优越地位（如他用进化论对物质科学的方法的批评），以及西医在讲求精确的科学之下对各种知识形式发起的攻击。而西医这样的优越性， 如 哈拉维 所 说，是围绕科学的各种修辞共同的迷思 。因而对陆老来说，中医与西医学都属于局部的、具体的、临界的知识，中西医结合呼唤在中医与西医 生命医学与疾病医学 之间，建立相互关联的各种网络。陆老更高层次上的中、西医结合的建议，是力图使中医与西医获取政治上的团结与认识论上的对话。 结语 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 《素问 遗经辨气论》 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医。 -- 《素问 异法方宜论》 回到那个由紧迫的哈姆雷特问题而召集的学术沙龙。五位教授的轮番发言中，没有一位对中医的未来表示出丝毫悲观；都非常确定地说：只要中国人还在，中医就在。当然，在国家政策的保证之下，中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保留着。同时发言人们也一致同意，目前中医科学化的问题主要来自中西医结合。如沈自尹所代表的中西医结合已成为目前主流的科学化形式，但是这样 如陆老所评论的 走得太远，以至于把自己都忘记了。同时，我们也已看到，在这个进行式的科学化工程中，中医业者所采取的各种异质性的立场，他们不同程度地重新表述、重新理论化了中医与西医、中医与科学的关系；在此行动中，中医业者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中医与西医的差别不可化约。 然而，上世纪 30 年代的那场科学化运动中，中医人士似乎较少从认识论上讨论现代科学与中医的特征。 70 年前中医与科学的关系要比今天宽松许多。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科学的概念变窄了。过去对普遍实用的（普适性）即科学的强调为多元理解科学创造了条件，而今天则缩窄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或者说对一元的自然科学的重视，从而成为一个更具排他性的现代认识观。无疑地，这样的认识与我们对四个现代化的追求以及对第一生产力的强调是分不开的。那么，当我们具体到中医问题时，在当前这种科学话语霸权的局面下，中医将向何处去？ 中医作为科学化话语的对象，同时也是积极制造科学话语的场所。也就是说，与科学化话语相伴随的是中医一直灵活多变的边界，其中，中医的含义、中医的变革不断地生发与生产着。如陆老指出， 1949 年以后，中医教科书把治病必求于本与辨病必求于本混为一谈。治病是一个实践的概念，辨病是认识论的概念。治病必求于本是问怎样实践（治病）？这是一个前上内的问题，而辨病必求于本把问题变成认识论上的病从何来？这是后、下、外的。 陆老在这里描述的是在中医领域发生的一个根本转变，从治病到知病的转移也许意味着从生命医学到疾病医学的转移。 如 哈拉维 所述，知识是在各个层次进行表述的具体对话的产物，而全球化科学的权力秩序是等级制的、强调实证的秩序，它决定什么才算知识 。服从于这样的秩序之下，中医知识只好简化（ 或者 说实证科学化） 。 从另一方面来说，陆老的话语隐含着中医业者深层的政治 伦理学关怀。很难说中医大夫们同意所谓的中西医在认识论上有不可通约性，但后者已成为在全球化科学与中医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相当程度上，科学化中医是中医界以西医语言翻译中医的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项目，而且这个翻译是权力实施的过程 。 中医业者毫无选择，只能高举中医基本特色这面大旗以捍卫中医阵营。这是在面临着是生存还是死亡这样的伦理学问题之下采取的一种策略性的本质主义 。 关于中医与科学之关联的讨论仍在进行着，学者们又在提出不同的科学概念，力图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 在一定意义上，尽管中医一直尽力接纳科学，科学却从来都是中医的他者，即便中医已经深深投入到力求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努力当中。 在我们辩证论治课题组访谈的过程中，大夫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困惑：如今评职称、涨工资、分房子，晋升的依据基本上是做了怎样的研究（多为实验室研究），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多为科研论文），似乎临床疗效反而不如科研与切身的利益关系密切。科学化不仅深入中医（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发展，也渗入了中医业者的具体生活。 今天的中国，如此敞开怀抱欢迎霸权世界的科学，会给中医留下怎样的一席之地？作为一种他者的科学，中医如何在保障自身、走向未来的斗争中继续？ 2001 年，又一位中医学者在《上海中医药杂志》发表了一篇论中、西医学不可通约性的文章 。文章结尾，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人类的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在物质财富迅速膨胀的热潮中，近代科学主义盛行，逻辑实证论、机械唯物论充斥人们的头脑，技术疯狂正成为一种时代的特点，引导着当代潮流。 这个时期，同样是一个因热潮而多梦幻，因现代而废传统的时期。人们正以自己执着的努力，实践着黑瞎子掰棒子的滑稽似乎一类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在现代化的喧闹中，以丢掉与己相异的另一类科学为代价。当此之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中医，其发展的道路能不艰难吗！ 就此，讨论以这段引文在这里告一段落。既然中医发展的问题悬而未决，本文以开放式的结尾以作呼应。 附录一 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 本馆为改进国医药学术起见，根据馆章第一条，采用科学方式逐渐整理，爰制定标准大纲如左（下）： 第一、学术标准 本馆学术整理大纲以左（下）列之要点为标准： 甲、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 乙、其方术确有实效而理论欠明者，则采用近世学理以证明之。 丙、凡属确有实效之方术，为我国成法所固有，而为近世学理所无者，则特加保存而发挥之。 丁、其方术无实效，而其理论又不合科学方式者，则删弃之。 戊、凡近世确有实效之方术，为我国固有成法所无者，则采用补充之。 第二、分科大纲 本学科大纲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有学科两大类。 （甲）基础学科 子、解剖生理学 本科以固有医学为纲，仿近世解剖生理学之通例，分骨骼、筋肉、皮肤等项及各脏器系统叙述之。 丑、卫生学 寅、病理学 卯、诊断学 辰、药物学 巳、处方学 午、医学史 （乙）应用学科 子、内科学 吾国内科书向分伤寒、杂病二大类。 此次大纲虽仍旧目则变通之，照近世例每述一病分原因、症状、诊断、治疗、处方、杂录等，以清眉目。 丑、外科学 寅、妇科学（产科附） 卯、儿科学（痘疹科附） 辰、眼科学 巳、喉科学 午、齿科学 未、针灸科学 申、按摩科学 酉、正骨科学（金镞科附） 戌、花柳科学 亥、法医科学 附录二 辨证论治 访谈提纲 1. 背景 : 在您学习中医过程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 ---, 如哪位老师 , 哪本书籍，什么课程 , 或实习中的大夫，等。 ( 名老中医参考背景材料 , 根据材料准备相应问题 ) 2. 病案：请您回顾一下在行医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 2 个病案。 ( 可在采访前先请被采访者做准备，最好成功和失败的各 1 个 .) 3. 思路：您在这个病案中采取了怎样的思路 ? 您认为是哪个方面起的作用 ? 如果是成功的 , 您认为得益于何处 , 如 , 老师的、同行的、书本的经验 , 或自己的创新，等等。如果失败，您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4. 辨证论治的定义：上述思路属于辨证论治的范围吗？如不属于，请表述一下您的思路。您对辨证论治是如何定义的，如，认为它是一种方法，一种哲学思维形式，一门学派，一种临床实践的指导思想，或是有助于系统学习中医的一种教学方法？ 5. 辨证论治的操作：在您的辩证过程中 , 望闻问切四诊各起多大的作用 ? （如，切诊 , 您怎么看我们所学过的二十八部脉 ? 又如 , 望面色和望舌） 您辨证后，论治是否完全依据所辨的证？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吗？（比如对症治疗，或参考现代中医研究用药、取穴） 6. 辨证论治与西医诊疗的关系：临床上，辨证论治与西医诊疗有冲突吗？有结合点吗？ （１） 名老中医 : 您重视西医诊疗手段吗 ? 你的临床疗效以西医指标为检验吗 ? 您会用西医诊断指导用药、取穴吗？ （２） 中青年 : 在您的临床实践中 , 您是怎样使用西医的？对辩证论治有何影响 ? （如辨病论治，或辨病与辩证论治相结合） 7. 辨证论治的重要性：您认为辨证论治以现在这种形式存在并具有这样的重要性有多长时间？它阻碍还是促进了中医的发展，现代化，中西医结合？（对于我们年轻一代遇到的问题 , 如 , 在临床上感觉到西医知识不够 , 而中医只需要辨证论治 , 您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 ） 8. 辨证论治的局限性：中医的临床实践能脱离辨证论治进行吗？辨证论治是否有缺陷，还有其他宏观的指导原则来指导临床实践吗？ 此文是我于 2003 年 5 月在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人类学系答辩完成的硕士论文，由北卡大学在 2004 年 8 月出版，见 Lai, Lili ：《 Irresistible Scientization: Rhetoric of Science in Institu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Masters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2004 。 见 Dona Haraway ：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载 Dona Haraway 著 《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 ， 183-201 页， New York: Routledge 出版 ， 1990 。 分别为张镜人，颜德馨，夏翔，文章题为《谈中医之变 ─ 读《变亦变，不变亦变》有感》，载《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0 （ 3 ） 。 严灿等：论中医之变，载《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0 （ 7) 。 这篇论文我的讨论仅限于纳入体制的中医界，如大学，医院，研究院（所）， 中医药 管理局等，在这些地方国家机器直接影响着中医的实践。 见张其成：再论保持中医特色的重要性：再答王强先生，载《中国医药学报》， 2000 （ 3 ）。 范行准语， 见雷祥麟：《 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 1910 1949 》，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 1999 ，第 200 页。 所有中医院校都要求学生同时学习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知识，中医与西医课程的比例是 6 比 4 。而在西医院校，中医只是选修课。 见 Nietzsche, Friedrich ：《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nd Ecce Homo 》 , trans. Walter J. Kauffman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9. 科学是诸多日语借词再被重新运用到汉语中的一个，即古汉语原有的词汇被日语借用来意译西方词语，这些日语词后来又返回到汉语当中，可是意义完全改变了（刘禾 2002 ： 45 ）。在这本引人入胜的《跨语际实践》中，作者刘禾列出了 1800 多个引入现代汉语的借词和新词。 见 Williams, Raymond ：《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第 277 页，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同上，见 278 到 279 页。 显然从思想史对这一概念进行详尽解说，非本文力所能及 。 汪晖已对科学做了详尽的系谱学研究。详参《汪晖自选集》 1997 。 见刘禾：《跨语际实践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 译 介的 现 代性中国 ： 1900-1937 》，宋伟杰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2 ，第 7 页。 此处根据英文原版对译文有所改动 。 同上，见第 5 页。 罗杰 哈特（ Roger Hart ）曾指出，西方关于中国科学的研究往往将想象的社区中国和西方作为出发点，而这一伟大的分界（ Great Divide ）正是这类研究的有机组成。见 Hart 1999, On the Problem of Chinese Science, 载 Mario Biagioli 主编，《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 189-201 页，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eldge. 可以想到的是李约 瑟那个著名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参见席文 （ Sivin, Nathan): 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 Or Didnt It? 载《 Chinese Science 》 1982(5): 45-66.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医这一名称的固定使用是近代，甚至可以说是解放以后的事情。 参见 Do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载 Dona Haraway 著《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 183-201 页， New York: Routledge 出版， 1990 。 同上。 虽然 science 在明代曾被翻译为格致，但后来被日语的 kagaku 或科学取代。参见汪晖 ：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载《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5 ；刘禾 ：《跨语际实践》， 2002 。 在 1839-1842 的鸦片战争后，采取了一系列大多与现代科技有关的措施，诸如对西式武器的仿造，积极西学以自强的规划，以及后来的体制改革等等。见郭颖颐（ D.W.Y.Kwok ）：《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1900-1950 ）》， 雷颐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邓嗣禹和费正清 (Teng Fairbank) ：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文献考》）； 孟悦 (Meng Yue) ： Hybrid Science versus Modernity: The Practice of the Jiangnan Arsenal, 1864-1897 （杂交的科学与现代性：江南制造局的实践， 1864-1897 ）， 载《 East Asi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 16 (1999): 13-52 。 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 2002 。 同上 。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科学成为一个能指，其含义随使用者的所指的不同而不同。 见刘禾：《跨语际实践》 第 36 页 ， 2002 。 见塔拉勒 阿萨德（ Talal Asad): 英国社会人类学中文化翻译的概念， 148 页， 载詹姆斯 克利福德 （ James Clifford ）， 乔治 马库斯（ George E. Marcus ）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 Berl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 ， 1986 。 见汪晖的相关讨论。 见 刘禾 2002 ： 54 页。 参见汪晖：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载《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科学最有影响力的拥护者不是科学家。如陈独秀是北大文学院的院长，胡适是英国文学系主任兼哲学教授。 见汪晖 1997: 86 页。 同上， 120 页。 见 Croizier, Ralph ：《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 4 页 ， Cam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8 。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现代性的产物，是结果而非原因。也就是说，所谓的民族主义是特定社会 - 历史的产物，只能作为现象，不能用来说明问题。不过，虽然民族主义是一个巨大的不连续的网络系统（ network) 产生的结果，其后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实现却要求有一个连续的同质的原因来对应于这个结果，以产生一个自主的、可决定的主体（ Spivak 1996: 213 ）。这是一个把结果变成原因的策略性转换，即主体 - 结果，按照斯皮瓦克（ Spivak ）的观点，是策略性地使用实证的本质主义以达到某一隐含的政治意图，或称，策略性的本质主义，这与实证的本质主义是根本不同的。见斯皮 瓦克： Subaltern Studies: 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 ，载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主编，《 The Spivak Reader: Selected Works of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 203-235 页，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出版， 1996 。 周蕾（ Rey Chow) 认为知识分子所谓的文化危机是一种文化本质主义。她参照酒井直树关于所谓非西方人把西方看作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来争得自身话语权的讨论，认为这样的现象出现在中国，是知识分子自 19 世纪后期一种历史条件下的 偏执反应，由此制造出中国与西方之间想象的边界，其后隐含的是一种对中国性 ( Chineseness ) 一贯的执迷。见 Chow, Rey: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载 boundary 2 (25)3: 1-24.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汪晖 1997 ： 121 页。 汪晖 1997 ： 122 页。 《赛》文中的论述有理有据，这里直接跳到结论，不再重复。 见 D.W.Y. Kowk: 《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 122 页 ， N 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65 ；即郭颖颐： 《中国 现 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 义 (1900-1950) 》，雷颐翻译，江 苏 人民出版社， 2005 。 必须承认， 西方这一说法自身也是极不严谨的。 这里翻译的概念不仅指语言上，也包括实践上的翻译。 见刘禾及 塔拉勒 阿萨德 。刘禾也提到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称，西方可能带给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对西方所作的，则是扩大它的词汇见刘禾《跨语际实践》 53 页。 这里我用中医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但如下文可见，关于中医的命名是多样的， 同时这一范畴的意义也随使用者意图不同而转变。 参见郭颖颐 2005 （ 1965 ）。 何廉臣 （ 1861-1919 ）曾在自己于 1908 年参与创办的《绍兴医药学报》发刊词上说，物理不解，化学不知，生理不明，病理不精，惟凭诊脉以断症，徒汤头之歌诀。表达其对中医不了解科学的不满。 见邓铁涛、程之范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177 页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 见邓铁涛等编 : 《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当时的中、西医并无定名。有人称西医为新医而把其余各种形式的医疗实践（中医为主）统称为旧 医，还有人称西医为外医以对应于中医；也有称中医为国医而西医为洋医者。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名称所隐含的政治意味。甚至也有西医大夫对他们本为中国人却被称为西医不满， 认为他们才应被称为中医，以代表在中国的医学（见雷祥麟 1999 ）。显然对他们而言，中医甚至不能被称为医学。 见邓铁涛等：《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周雪樵（维翰），常州人。廪贡生而善医（邓铁涛等， 177 页）。 这是国人自办医学社团及报刊之始，并且该报于 1904 至 1908 年间是我国唯一的中文医学报刊（包括西医）。见邓铁涛等， 2000 。 中医科学化运动与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的中国科学化运动直接有关。根据《中国医学通史》，至 1931 年中医科学化已成一时髦名词。第 184 页。 参 见赵红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 1 989 。 参见陈存仁中国农村的医疗，引自雷祥麟 1999 。 注意这里旧医的称呼所带有的强烈政治意图。尤其当进化论在社会大行其道时被称为旧医的不利地位。 见雷祥麟 1999 ； 邓铁涛 等 2000 。 日本的现代经验对中医、乃至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余岩亲眼目睹的日本消灭汉医的结局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中医的认识。见邓铁涛等 2000 ， 131 页。 中医理论经典《内经》分《灵枢》和《素问》两部，即余之言灵素。 见 邓铁涛等：《中国 医学通史》近代卷， 150 页。 同上， 130 页。 同上， 133 页。 陆为中央国医馆学术标准大纲的主要起草人。 国医作为中医的另一称呼在 1927 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逐渐流行。国医来自当时国粹的 说法，可以认为是 被发明的传统文化 的概念。见 Croizier 1968: 82-85 页。雷祥麟对中医业者在与西医的斗争中战略性地自称国医，有精彩论述。参见雷祥麟 1999 。 见 邓铁涛等：《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185 页， 2000 。 参见 Ralph Croizier 1968.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 Cambridge: Harvard Unversity Press ， 92 页；邓铁涛 等： 《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156-157 页。 见邓铁涛等：《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184 页， 2000 。 同上。 见《中国医学通史 》近代卷， 156-167 页。 见雷祥麟 1999 ； 邓铁涛等 2000 ； Scheid, Volker （ 蒋熙德） ：《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urality and Synthesis 》，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 2002 。 见雷祥麟 1999 ： 5 页。 见 Kwok( 郭颖颐 )1965 ： 122 页。 见 雷祥麟 1999 ： 9 页 。 博医会全名为中国教会医学联合会（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于 1886 年成立并于 1887 年出版发行《博医公报》。当时的传教士医生希望博医会承担起统一医学名词的责任，而博医会历来认为这项工作必须寻求中国学者的合作。见《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350-357 页。 见 邓铁涛等：《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第 351 页。 见孟悦 ( Meng Yue) ： Hybrid Science vs. Modernity: The Practice of the Jiangnan Arsenal, 1864 -1897 ， 载 《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1999(16) ： 第 15 页。 博医会名词委员会曾指出，音译的日本译名不适于中国，因为音译基本上等于未译。 而且 1916 年 8 月医学名词审查会在江苏举办第一次会议，提出本国旧名有使用者均用本国旧名，后来历次的名词审查会都要求翻译的名词既要符合原意，又要符合汉语习惯。 旧词与新意相合者应尽量采用，不可再定新名，见邓铁涛等， 356 页。 江南制造局承担了清代最大的翻译项目，其翻译数量达到了在此之前的整个清代翻译的数倍之多。其中翻译最多的是军事科技，其次是自然科学。见 Meng （孟悦） 1999 ： 35 页。 见 Meng 1999: 35 页。 同上， 34 页 ， 38 页。 《医学衷中参西录 》 在当时 极具影响力，总销量达到 50 万套，是为 40 年来出版中医著作中销量罕见纪录的 ，见 邓铁涛等 2002 ： 123 页。 参见 Scheid, Volker （ 蒋熙德） ：《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urality and Synthesis 》，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第 208 页。 见孟悦 1999: 34 页。 见 雷祥麟 1999: 3 页 。 这是雷祥麟的核心观点。参见雷祥麟 1999 。 见 Haraway 1991: 192-193 页。 见廖育群 ： 中国 传统医学中的传统与革命， 91-92 页，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9(1) 。 见 Smith, Barbara Herrnstein: 《 Belief and Resistance: Dynamics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Controversy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第 152 页 。 参见 Haraway 1991 ： 184 页 。 见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 1998 ，下载于 网页： http://www.philosophyol.com/pol/?action-viewnews-itemid-288 参见邓铁涛等 2000 ： 182 页 。 见汪晖 ： Fire at the Castle Gate, 载 New Left Review 2000(6): November December, London: New Left Review. 见 Feyerabend, Paul ：《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 73 页 ， London: Verso ， 1978 。 参见 邓铁涛等， 2000 。 据 1947 年统计，全国有中医生 83 万；而 1950 年的调查则显示全国西医师 2 万多人，每年毕业的一生尚不足 4000 人。以当时中国 4 亿多人口，显然医学的中坚力量是中医。见《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171-175 页。 见汪晖：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and the Question of Modernity, 载张旭东主编， 《 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161-198 页 ，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 见张旭东：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260 页，载罗岗、倪文尖编，《九十年代思想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参见 A. Dirlik （ 德里克）：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 30-31 页，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1989 。 见 毛 泽东 ： 《整 顿 党的作 风 》 ，载 《毛 泽东选 集》第 3 卷 ， 773 页， 人民出版社 ， 1966 。 见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40 ）， 载《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文献选编》， 86-87 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 。 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283 页，人民出版社， 1971 。 见 Scheid 2002 ： 76 页。 同上 ， 71 页。 同上。 见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 575 页，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4 。 参见蒋熙德 Scheid 2002: 70-71 页 。 参见 汪晖 2001 ： 168 页 。 见《院士科普书系》序，引自《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0(7) 。 参见席文 （ Nathan Sivin): 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 Or Didnt It? ，载 Chinese Science 1982(5): 45-66 页， 1982 。 参见 Arce, Alberto and Long, Norman ： Reconfiguring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载《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and Modernities: Exploring discourses, counter-tendencies and violence 》， 第 6 页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出版 ， 2000 。 见 Farquhar, Judith ： Re-writing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post-Maoist China ， 载 Don Bates 主编 《 Knowledge and the scholarly medical traditions 》， 275 页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1995 。 见汪晖： Fire at the Castle Gate, 载《 New Left Review 》 2000(6): November December. 见谢少波、王逢振：重绘中国现代性路线图，载《文化研究》第 4 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 参见蒋熙德（ Volker Sheid) 2002: 82 页。 见汪晖： Fire at the Castle Gate, 载《 New Left Review 》 2000(6): November December. 俗称小五老，为北京中医药大学 1956 年建校以来的第一批毕业生。相应地，老五老则指该校的第一批教师，当年建校时由政府从各地名医中选出，现大多已过世。 需指出的是，现代学院制教育与科学这一命题密切相关，但是对科学体制化问题的深入探讨超越了本文所能论及的范围，笔者计划在以后的论文中着重讨论中医高等教育这一目前中医界明显迫切的问题。 辨证论治是指依据不同的中医证候来决定相应的治疗方案，证为其关键所在，这是一个不同于症更具有整体观的一个概念。辨证论治是在 1950 年代编写中医教材时中医学者们从中医经典挖掘整理出来的一个与西医的诊断相对应的概念，此后辨证论治成为最能代表中医成就从而与西医分庭抗礼的中医特色与精华。可以说，辨证论治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医体制化的代表性产物。辨证论治课题是由美国北卡大学冯珠娣教授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烟建华教授于 2000 年共同执导的一项研究 ，笔者参与了调研以及大部分访谈 。此项研究的目的是探求中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具体来说，是考察中医在努力调整自身发展与科学化以切实适应社会环境及其挑战的过程中，中医临床的实际工作。在 1999 年至 2000 年间，我们共走访了 45 位中医师，年龄从 35 岁到 70 岁以上不等，访谈大纲见附录 2 。 采访提纲见附录 2 。 见 Arnold, David. 1993.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 对身体的殖民： 19 世纪印度的国家医药与流行病 ) ， 第 47 页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见 Foucault, Michele ： Two Lectures, 载 Colin Gordon 编，《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 84 页，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76 。 见 张其成：中医现代化的悖论，载《中国医药学报》（北京）， 1999 （ 1 ）。 见 Farquhar, Judith ： Re-writing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post-Maoist China ，载 Don Bates 主编《 Knowledge and the scholarly medical traditions 》， 254 页，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1995 。 冯珠娣指出，医学界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是一个近期的公开的形式，反映了现代中国医学话语与社会政治哲学之间广泛及多重的联系。见 Farquhar, Judith: Problems of Knowledg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cal Discourse ，载《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 24(12) ， 1987 。 见王强、孙立亭： 论有特色的中医现代化：对张其成的批评，载《中国医药学报》（北京）， 14 （ 6 ）， 1999 。 万友生，全国著名中医学家，江西省新建县人。 1917 年生。曾任卫生部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中医专门委员会委员。是全国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名老中医。 见 张其成：三论中医现代化，载《中国医药学报》（北京）， 2000 （ 3 ）。 沈自尹是开篇所提《变》文作者蔡定芳的导师。 沈从 1960 年代就开始做肾阳虚证的研究，力图在西医病生理学与中医证型之间建立联系，直到今天也没有突破性进展。根据蒋熙德（ Volker Scheid ）的田野调查，这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经费，而上海中医界似乎已对这种中西医结合现象司空见惯，甚至还有一些较为保守的中医师认为，沈所作的工作更多是推动他个人的发展而非中医的发展 (Scheid 2002: 348, note 115) 。 张镜人是在 2000 年《上海中医药杂志》那场争论中，反驳蔡定芳《变》文的三位老中医之一。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中医被视为封建社会封建医，即与新中国相对的旧社会的代表。因此中医进修学校的设立是为了通过中医学习西医而产生一种新医学。如蒋熙德所指出，此时的中西医结合既有临床考虑也有政治意味（ 2002 ： 69 页）。然而自 1953 年后期，政策开始转变为号召西医大夫学习中医，但是大的目标仍然是新社会、新医学（ Scheid 2002:71 页） 。 见张镜人，颜德馨，夏翔：谈中医之变 ─ 读《变亦变，不变亦变》有感，载《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0 （ 3 ）。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全国首批名老中医，已于 2002 年病逝。 东汉张仲景著，中医历来的经典必读书籍之一。 其中，随上海陆渊雷先生 ， 为函授弟子。 参见《中医学之道 陆广莘论医集》， 2001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尤其中西医结合的务本论道一文，第 298 307 页。 见 Haraway 1991 ： 193 页 。 见 Haraway 1991: 188 页 。 见塔拉勒 阿萨德（ Talal Asad): 英国社会人类学中文化翻译的概念，载詹姆斯 克利福德 （ James Clifford ）， 乔治 马库斯（ George E. Marcus ）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 148 页，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 ， 1986 。 见 注 35 关于策略性本质主义的讨论 。 张其成提出模型论科学与公理论科学之不同，李致重提出形而上科学与形而下科学之不同。 见李致重 :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峙 论中、西医学的不可通约性， 载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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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言说“科学”— 中医科学化的人类学观察

jiangjinsong 2010-4-11 22:33

言说科学 中医科学化的人类学观察 赖立里 　　把科学方法上升到意识形态，加上那些关于认识论的夸夸其谈，科学的重要性总是被炒得很高，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便不再分心去实践其它其 它形式的知识，尽管那些知识对于认识世界可能会更加有效。从这点来看，科学这个我们必须要玩的游戏是需要言说的，需要说服相关的社会成员相信，被言说 的这个知识是通往（人们）欲想的客观（因而也真实）的权力的路径。 　　当娜 哈拉维 　　引言 　　2000年的中医界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这场争论源自一篇宣言性质的文章，题为变亦变，不变亦变， 论中医学发展大势，发表于1999年最后一期《上海中医药杂志》的世纪论坛专栏，为开卷第一篇。这篇文章首先大肆指责中医对现代医学的无知和对传 统中医的狂妄自大，提出当务之急要使正视中医落后的知耻思想真正成为一种中医精神（蔡定芳，4页）。然后，作者提议科学化中医就是要使之西医 化，因为现代西方医学是牢牢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西医是最值得中医学习的，也是中医必须学习的。连现代医学都不想学或不敢学，哪有真心学习 现代科学？连中西医结合都不肯接受，哪有诚意接受中医现代化？（5页）最后，作者建议要对现有理论体系做一番重构，真正将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纳入到 中医的理论体系中来（6页）。文末作者再次大声疾呼：中医落后了！落后并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认识不到这种落后！(7页)。作者蔡定芳，中医学博 士，现在上海著名西医院华山医院工作。 　　这篇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很快，一系列的回应文章就出现在《上海中医药杂志》，并绵延了整个2000年。其中一篇由三位知名老中医联名而作 ，对 蔡文逐字逐句进行了批驳。该文开篇即言，蔡文令他们不寒而栗（张镜人等，7页）。三人明确表示，中医要发展，要现代化，但中医的质不能变，中医 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发展。尽管对蔡的批判言辞犀利，作者们也同意科学化是必要的，承认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手段来发展中医药，在中医学（理论与 临床）的内涵不变的基础上科学化、现代化（7页）。看来学者们真正的争执是在中医怎样科学化；没有一方质疑科学化这个概念本身。 　　科学化也是参与争论的其他文章所共同关心的主题。另一篇文章明确写道：中医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中医现代科学化，而实现中医现代化是新世 纪中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严灿等，9期）。可持续发展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乃至全球的大政方针，在这里的出现不仅是对具有文化领导权的发 展话语的挪用，同时也暗示着长期以来萦绕着中医界的生存问题 。换句话说，这种对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强调凸显了一个由体制所建构的现实，即中医与现 代/科学之间的差距。 　　于是对中医界而言，问题看来确实在于怎样科学化。在西医与现代科学具有共同的认识论的前提下，可以说蔡定芳的观点有他实在的一面：如果中医学术界 严格对待科学化，已经体制化的中医似乎理所当然地会变质。正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其成教授所指出， 　　就目前状况而言，属于现代科学范畴和规范的医学体系只有现代西医，而不可能是别的。请大家设想一下，采用同一个方法（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同一个对象 （人体），符合同一个规范（现代科学规范），却要做出不同的结论、建立一种不同于现代西医的医学体系，这可能吗？因而所谓的中医现代科学化实质上就是 中医的西医化。（张 2000（3）：3）。 　　不过，张在这里表达的是不安而绝不是拥护这种可以预见的中医西医化。在他看来，所谓科学化的讽刺意味在于，它事实上不是在维持中医，而恰恰是消灭 中医。这样的发展方式，张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即努力科学化的同时却要保留中医特色（即身份认同）。这个悖论的提出，其隐含的前提是中 医与现代科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这也是其他形式的传统知识在面临现代科学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简言之，是否有一天中医会因了科学化工程而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上科学似乎并非与中医不可通约。其实早在1936年已经有一位学成归来的西医大夫宣称，所谓科学化中医实际就是用科学来废止 中医（范行准，引自雷湘林 1999：200）。但直至今日，中医也未如他所言因科学化而丧命。甚而言之，尽管那舶来的 科学化话语席卷全国，其间充斥着权力纷争，它对中医并不一定是坏事；西医大夫那样的挑衅反而促进了中医体制的形成。也许可以说，目前自觉受到威胁的这 个中医界，其自身的存在还多亏了过去科学化的压力。具体来说，1931年成立的国医馆即是科学化话语的直接产物。当然，自彼时起，在与中医的关系 中，科学的角色一直在变。正如我在后文将要展示的，20世纪早期的科学对中医的知识分子来说，其意味是不同于西医所理解的科学的，尤其是那些参与 了体制中医的话语形成的中医大夫们。换句话说，对中医业者来说，科学或者中医也好，都不是固定和单一的范畴。同时，在全球霸权的单一（西方）科学 话语之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医业者关于科学概念的解释总是具有异质多样性(heterogeneous)。但也可以看到，如上文所示，60多年后张 其成和三位中医老前辈依然真切地感受着中医被科学毁灭的警告或威胁。要言之，争论再激烈，中医科学化还是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而对科学化的质疑也始终伴随左 右。科学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长久以来，这个困惑似乎已成为中医知识界的中心问题。 　　这篇论文试图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通过对过去和现在中医界的科学话语的关注，探讨体制中医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情境。具体来说，科学的身份和含义将是 本文的关键。作者本人曾在同一所中医药大学里学习并工作，从1989年踏进校门的第一天就被科学问题包围着。作为一个中医院校杂交教育（即要求学生同时学 习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思维） 的产物，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社会对现代科学毫无保留地普遍信任的情况下，我与我的许多同学们曾怀疑我们所学中医 的真实有效性。用人类学方法探求科学化的问题，使我得以从多年身处中医学术界行内的焦虑中退后一步，从人类学角度探求传统中医与霸权的普世 科学遭遇而产生的文化困境。不再追究科学对中医是好还是坏这样的问题，这里我想问的是，是谁在谈论科学和中医，在什么情境下，为了达到什 么目的，以及出自怎样的关心？相应地，对于不同的解释和运用，中医与科学的概念在讨论中将是开放的，取决于是谁在使用概念以及出自何种目的。 　　我的讨论将集中在中医科学化的两个时段，分别是1930年代和2000年代。在此之前，考虑到中医与科学这两个范畴的流动性，有必要在下一小 节介绍一下我展开论点所使用的方法论。 　　翻译的科学 　　所有的概念，如果充分了解它的整个过程，这个概念即不再有定义；只有没有历史的概念才是可定义的。 尼采 1969 　　科学在现代汉语中是个新词 ；它既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单纯由外语照搬过来的词。所以本文我使用翻译的科学，以区别于一般英语概念 上的科学（science）。不过做一个简单回顾，介绍一下英语语境中的科学概念可能还是会有帮助。下面我就将雷蒙威廉姆斯的《关键词》中对 science的阐释择要介绍一下。 　　根据威廉姆斯的说法，科学最早的用法非常宽泛：用于指代知识本身；而且，它还经常与艺术互换使用，以形容一门专业知识或技术 （1976：277）。只是在18世纪关于经验与实验的重要区分出现之后，人们才开始区别艺术与科学、主观与客观。威廉姆斯指出，这种由中立 的、讲求方法的观察者和外在的、客观的研究对象组成的模式非常成功，它不但被归纳成为科学，也被归纳为事实，真理，道理或理性 （1976：278-279）。由此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结论，从18世纪以来，科学这个词的含义已从早期宽泛地用于包括艺术在内的任何知识，缩窄为指 示事实、真理或理性的模式。正是在 材料与方法的硬性的客观性特征被用来定义science即（欧美英语的）科学之后，科学一词在19 世纪被介绍到了中国。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已成为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关键词 。为了能够对科学与中医纠缠不清的关系作出可靠的阐释，我发现翻译的科学这一概 念可以较好地说明中医和科学这两个概念所涵有的历史偶然性。具体来说，就二者关系而言，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边界是变动不居的；只有在科学化具体 的话语实践中，中医与科学的边界才得以确定下来。 　　翻译的科学这一提法，借用了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所提出的翻译的现代性。该书旨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 及表述方式重新进行检验。运用这一概念，刘深刻揭示了20世纪早期中国人在作现代人(being modern)这一复杂过程中其经验的杂交性（hybridity）。就本文来说，翻译的科学这个概念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它强调科学如现代性有历史偶然性。如刘禾所述， 　　翻译的现代性这个观念之所以有所助益，是因为它使我能够识别并诠释一些偶然的时刻与过程，这些时刻与过程既无法归结为外国的影响，也不能简化为本土传 统不证自明的逻辑。(刘禾 2002：7，根据英文原版对译文有所改动)。 　　刘在这里指出了由于对借贷词含混的理解而产生的通病，即对这些词的理解，要么是存在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之前，要么完全被外界所强加（5）。同 样，科学也经常被指为要么是舶来的概念（西方），要么早已存在于传统中国知识中（东方）。这样的本质化容易生成诸如现代/传统，东方/西方的二元对 立。为了避免这样的通病，我把科学概念限制在被翻译的层面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既不追溯到古代，如研究中国科学的史学家们那样 ，也不将其与 西方版本的科学（science） 等同。 　　再者，科学的概念一旦进入到汉语的话语中来，事实上会主动地本地化（从英语science 到汉语科学），并且表述形式也会与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情境相关联，如后文所述。就科学与中医的关系来说，二者的相遇乃至变化不能简化成科学作为支配 性的他者从外界强加诸上，而中医作为不证自明的古已有之的知识体系被动地或抵制（或迎合）科学的支配。中医作为一个具体的知识（a situated knowledge），本身并不先验地存在 ；其边界在社会交往中具体化并由实践描绘出来（Haraway1991:200-201）。譬 如，20世纪早期争执不下的各种对科学和中医的解释出现在不同的期刊和出版物中，医学和商业实践中，包含隐喻和叙事的文化生产中，以及最重要地 二、三十年代中医和西医大夫的政治斗争如论战中。中医的边界正是在这些社会活动的交互作用中具体化。这正如哈拉维所指出，知识是在不可知的权力场中 一个高度浓缩的节点（Haraway 1991：185）。也就是说，权力斗争产生了被称为中医的这样一个知识，一方面这个知识的产生所具有的历史偶然性决定了它与在此之前如明代的医学知 识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这个知识之边界不可确定而且总是由具体的权力斗争所决定。落实到本文关心的历史时段，中医的边界在围绕着科学化的社会权力斗争中具 体化，这我将在后面的章节着重讨论。 　　所以，使用翻译的科学这一分析性范畴，意在关注那些实践科学化中医的时刻与过程。这种对时刻与过程的关注，不再把中医业者的行动 （agency）简单解释为产生于静态的二元对立范式，如现代/传统以及东方/西方的对立，或者对于强势力量要么抵抗要么迎合的解释法。同时，中医业者一 直努力在实践中及具体情境下赋予科学以含义，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可以使我们较好地把握中医业者对科学的多种异质性地使用。 　　使用翻译的科学的第二个好处，是密切关注中医业者在话语斗争中的能动作用。科学是在中国遭遇殖民强权的时候进入汉语的 。在长期经受欧 洲与日本的帝国主义欺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技术的指导，寻求在西方的强大之后的力量（郭颖颐 1965:1） 。一旦定位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不同的文化情境，科学在中国人对其进行阐释和运用的同时也被重新发明，并代表和代替了 原先的外语词（英语的science 和 日语的kagaku） 。再者，这场语言学交易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发进行，译者及其读者的需要交涉并决定了新词的意义（即有用性）（刘禾 1995）。换句话说，科学，这个被翻译的新词，是在一个中间地带形成的；不仅这个中间地带为历史变化提供了场所（ground for historical change），并且这个场所自身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因而，科学话语使用者自身的能动作用不容忽视。如刘禾所言，翻译同时也应该理解为改 写、挪用以及其他相关的跨语际实践(36)。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能动作用是从中、西不平等的权力较量中迸发出来的。 　　所以，使用翻译的科学的第三个好处，是对权力关系如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关注，在科学化的过程中是它们塑造了体制化的中医。塔拉尔 阿萨德（Talal Asad）早已提醒人们注意翻译是权力实施的过程（1986：148）。科学化毕竟还是在知识与权力交织的网络中强制进行的不平等的翻译与交流的过 程。就中医而言，可以把科学化工程看作二级翻译，即科学这个已被翻译到汉语中的概念再次作为一个明确的他者进入到中医的世界中的过程。这有助于分析历史。 从科学与中医的关系来说，中医大夫们是相信中医与科学相互通约的，如同最初知识分子们希望用中国古代的认识论来表述science（科学）一样（见汪晖的 相关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许多西医大夫坚持科学与中医不可通约，但当时全社会把科学作为包容一切理性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强调其认识论 上的他者性。也就是说，中、西医之间权力比较不算悬殊，这为中医业者将自身的中医兴趣与本土化的科学概念相结合，并积极参与科学化运动提供了空间。到 得今天，科学的含义已从形而上的哲学理解固化为形而下的实证概念，并由单一（即西方）定义垄断全球，成为一切翻译与对话的强制执行标准。因而，从宽泛 理解科学到承认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中医业者曾经拒绝的科学与中医不可通约又被带回了中医机构的话语中。科学再次成为中医的他者。由此可以看到，随 着历史时刻与过程的不同，中医话语中关于科学的修辞言说不断变化；同时，一个自我（中医） 他者（科学）的分隔愈益增大。 　　那么，怎样阐明这种话语斗争，同时又不忽视中西医之间既矛盾（就权力关系而言）又和谐（就知识生产而言）的复杂关联？刘禾的建议在这里颇有启发，我 们或许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历史偶然性的关键时刻， 是怎样被引用、翻译、挪用和占有，从而使被称为变化的事物得以产生的（2002：54）。本文 正是从这点出发，来阐释中医语境下关于科学的各种异质性话语实践，以及在对科学的表述及关心背后中医业者们的伦理-政治关怀。 　　我以下的讨论，重点放在中医科学化的两个时段的描述。我并无意强调这两个时段之间的连续性及其关联，只是想尝试着对这两个时段作一种断层描述，一种对 事件历史的片段的描述。希望通过这两个时段的比较，能够对当前中医界所面临的困境有所说明。需要强调的是，我所作的描述更多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描述，而 非严格的历史描述，尤其是我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医科学化运动的分析。描述的着眼点是话语而非实践，从这点来看似乎也不甚符合经典人类学的规范，但我想这篇 文章的目的是再现一个群体在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中的某种文化现象，从这点来看，我自信它是人类学的。 　　事件1：中医遭遇赛先生 　　如果中国思想家的科学概念以及他们应用的模式所制造出的特点与西方科学主义相似的话，这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关？如果那样的关系确实存 在，那么中国人对科学概念的运用必定是独特的。 　　-- 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 汪晖 1995 　　汪晖通过他对五四运动的再诠释已经指出，当时对科学的理解方式并不像那时的语言修辞所表现得那般激进。中国知识分子对其意义的理解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的 认识论有着深刻的联系（汪晖1995）。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对科学观念的阐释及使用，为二、三十年代的中医改良派提供了中医科学 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空间。 　　1．有中国特色的赛先生。 　　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西科学技术上的交流多是在知识层面上进行，并且双方处于平等的状态，此后科学进入中国则是昂首挺胸，以强者的姿态进入的。深受 丧权辱国之痛，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对西方文明的想象，积极引进赛先生以求救国图强之道。其中也包括思想开明的中医改良派，如积极提倡新中医 的恽铁樵。相当一部分中医对科学并没有持消极观望的态度，而是乐观积极地倡导中医科学化。 　　汪晖指出，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科学包含的更多的是社会价值，而不仅仅是对纯粹知识的探索 。如汪文所述，他们实际上是以思想先知 的身份推进一种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用科学及其他西方价值观去询唤那些迷失于旧世界观中的国人，进而改造社会（86页）。比如胡适即定义科学为一 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以及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行为习惯，和一种生活方式（汪晖：120页）。对科学这样的理解显然与雷蒙 威廉姆斯对18世纪欧美科学的解释截然不同。 　　毕竟，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拥护更多地来自他们对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势地位的反思。也就是说，这是和中国知识分子所认知的文化危机分不开的（汪 晖）。这个文化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是价值危机，从而科学成为包容一切理性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并取代了传统的儒学价值。同时，对文化危机的认同，不仅 仅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民族主义 情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表现出知识分子注重世间一切问题都应有中国的一份子的强制冲动（Chow周 蕾 1998：5） 。正如汪晖对严复、陈独秀和胡适等推介科学的三位代表性知识分子的评价， 　　中国的固有概念提供了他们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而他们所接触到的西方科学思想实际上加强而不是消弱了传统思想方式的固有逻辑。当胡适等人自觉地 寻找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一致性时，他们是想以此证明科学的法则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普遍适用的。(第121页) 　　因此，他们对科学在东、西方普遍适用的关心，强调的是科学的实用性。而传统思想方式的固有逻辑在科学概念上的体现，是科学与世界观密 切联系。具体地说，即是深信科学本身提供了一种关于宇宙、世界、社会、人生具有有机联系的图示(第122页)。 　　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在1935年的一个演讲可以看作是对汪晖的上述阐释的力证。胡适曾推丁为最西化的中国人并受科学影响最 深，在这个题为科学化的建设演讲中，丁文江说道， 　　在知识领域，科学包含一切。所谓科学与非科学的问题是有关方法论的问题，不是物质内容的问题。所有现象与事实都是科学的材料。科学就是使用准 确的方法。所谓科学方法就是使用逻辑推理对各种现象和事实进行系统地分类，理解其间的联系，寻找共同的规律，并预测未来。所以，当我们说某知识是真的，也 就是说它是科学的。（见D.W.Y. Kow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122。） 　　这里丁表达了与上文类似的对科学的理解。他所说的科学不限于实证的科学概念所要求的严格划分的主/客观二分法，如雷蒙 威廉姆斯所述。于是，科学并不仅仅指代解剖、化学等成型的科学知识，它更是一种求知识的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与真理关系特殊（或等同）。再者，丁文江强 调科学方法， 而不是物质内容。这种对系统性方法，而不是物质内容的强调，为中医保持自身本质不变而又积极进行科学化提供了可能。 　　如果总结一下这个翻译的科学对中医的意义所在，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科学与传统思想方式的关联暗示着一种拓宽了的科学观念，科学于是看来与中医实践是相适应的。其次，所谓科学对方法论而不是物质 内容的强调，使中医业者得以将中医科学化定义为整理国医药。第三，科学对东、西方普遍适用的观念强调了科学的实用性，这对中医这样一个以临床实 践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尤为重要。 　　对科学概念的灵活阐释，这一点尤为值得深思。一直以来，国人对所谓西学的态度总是用一种想象的静止不变的西方本原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知识分子对 其理解的正确程度，包括汪晖对赛先生，即科学这一概念的分析。无可否认，他所作出关于中国特色赛先生的结论是精辟且发人深省的。但是，文 中他以西方 科学的概念作为评判的标准也清晰可辨。且不论科学概念本身在西方就时有争议与变化（汪文没有忽视这一点），我想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开明的解释，是对科学概念的一个贡献呢？换句话说，我们认可科学含义的改变是由于翻译到汉语语境中而产生 的，那么这样的理解是否也可以促使我们指出当前一个愈益狭窄的全球化的科学概念之弊端呢？ 　　2．废止中医风波与中医科学化运动 　　在了解以上的科学概念的前提下，我们现在可以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废止中医风波以及中医界对科学化的积极提倡。 　　科学带给中医 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进化论。自从严复将赫胥黎《天演论》翻译到中国（1898年），进步的原则就作为科学的一个教条深深植入中国人 的头脑中（郭1965：21-22）。随着西医影响逐渐加大，自晚清始中医业者开始谈论科学 。同时，医学改良逐渐流行并发展为一个运动以使中 医进步。恽铁樵（1878-1935）曾说， 　　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 　　恽的建议来自他对当时许多腐败的中医实践的不满（我们可以联想到鲁迅对中医的抨击）。何廉臣（1861-1919）也感慨说：呜呼！外界刺激既 如彼，内容腐败又如此，迄今日而中国之医学，犹不改良，尚能逃天演之淘汰乎。对腐败而言，当然的参照物是西医 。但同时不应忽视的是这些中医 积极主动的态度。他们主动认识到可以通过学习西医而受益，并积极发起了医学改良运动（见邓铁涛等2000）。 　　医学改良的形式主要是引进、吸收西医知识以提高中医医疗实践。如1904年周雪樵 在上海创立医学研究会并创办《医学报》，积极倡导引进西 医，对当时的中医弊病痛下针砭 。就如何引进西医，周雪樵曾结合自己经验谈到， 　　仆之治病，凡治病器具，如寒暑表，听病筒等概用西法，至开方用药则用中法，有急病及中药之力所不及者，则以西药济之。（见《中国医学通史》近代 卷，178页）。 　　周的着眼点是在临床实践。从实践出发在临床上选择中医或西医，他看来并不关心所谓中、西医之间认识论的不同。这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20世 纪早期提倡科学化 的中医业者大都采取的立场。 　　可惜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在废止中医的风波中遭遇了强烈挑衅。在讨论风波之前我想提请注意的是，至少在1930年代以前，中医比起欧洲医学在临 床上是有优势的（详见赵红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19-29页），而且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医是外国人的医学因而并不十分信任，这在农村尤为普遍 （见陈存仁中国农村的医疗，引自雷1999：74）。因此，在1929年之前相当一部分中医师对科学化 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提倡科学化的中医师并不是被动而为，而是积极顺应时代潮流的。 　　废止风波源自1929年2月西医大夫余岩在南京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这也是 中、西医之间的权力之争。西医以代表科学自居，斥中医为代表落后、愚昧、迷信的传统，从而要求新成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通过废止中医案。该案虽 然当时获得通过，但是中医业者迅速反应，以规模浩大的请愿申诉而胜利结束了这场风波。南京政府于3月底被迫将废止中医案搁置起来。最后经过近一年不间断的 抗议和请愿活动，中医大夫们才最终使国民政府正式撤消了这项提案。1929年的废止风波成为中医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使得从来未曾组织起来的 中医大夫们牢牢地团结在了当时成立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简称全国医药总会）的周围（见雷1999，邓2000）。为了保证政府继续的支持，全国医 药总会于1930年提请政府设立国医馆并获得通过。1931年中央国医馆正式宣告成立。自此体制化的中医始具雏形。 　　考察废止风波的前前后后，围绕着中医与科学，当时的中、西医者对科学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言说，分析如下。 　　余岩(1879-1954)早年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一直从事废止中医的活动 。1916年发表《灵素商兑》 ，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邓 铁涛等，150页）。余岩积极倡导医学革命而非医学改良 认为中医乃自欺欺人之事，绝无学术上之价值（引自邓 130页）。在《灵素商兑》一书，他以西医解剖、生理学为标准，大肆批判中医基本概念，以当时所能学到的现代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检验中医学理论。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余岩作为一名西医大夫，对科学的理解是基于生物医学这样的实证科学，并非将其作为赛先生从广义的世界观来加以理解。也就是说，他认 为科学与中医实践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对他来说西医才是科学，中医不科学。 　　1922年，恽铁樵(1878-1935)著《群经见智录》回应《灵素商兑》，中西医正面论战以此为始（见《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他指出中医的脏 腑理论不可能与西医的解剖学概念相提并论，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机械地把二者等同起来进行比较，用西医知识来阐释中医理论，意味着没有充分理解中 西医之间在理论体系上的根本不同。最后恽指出， 　　《内经》之所谓心病，非即西医所谓心病，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之精者亦能愈重病，则殊途同归也。（邓铁涛等，133页） 　　与余岩一元、狭隘的科学观念不同，恽铁樵坚持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然理论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即治病愈人之真理。这并不能代表 中医没有科学性，只是在方法上不同。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是把中、西医放在对等角度考虑的，而没有把一方作为衡量另一方的标准。 　　陆渊雷（1894-1955） ，受业于恽铁樵且师章太炎深研古文，又兼采西医精华（见《中国医学通史》）。也撰文《改造中医之商榷》，指 出， 　　国医 之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下无不和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 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 可以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国医科学化之目的如此，岂知徒标榜空言哉！(邓铁涛等，185页) 　　陆渊雷进一步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医与科学的关系：第一，他把理论与实践分离开来，即科学代表真理论而中医的实效代表真实践。第二，他接受余岩对中医 不合理的指责；但是同时指出，中医实践所代表的真（理）也不容忽视，即中医的实用性或与上文呼应广义上的科学性。并且他认为科学可以解释 并最终发现中医蕴于自身的真理。第三，科学是工具，可以为中医用来与世界医学交流；这里显示了陆渊雷对中医切实的临床疗效的信心，同时也表明，对他来说， 科学是中性的，不一定姓西；中医切实的有效性说明，中医可以（通过科学化）是科学的。 　　至此我们看到，虽然余岩从西医认识论角度对中医提出批判，中医充分运用当时在哲学意味上对科学的宽泛认识，积极进行反击，反对中医不科学的指 责，进而提倡在其自身科学性基础上的科学化。 　　1931年中央国医馆在南京的成立象征了从标准化和系统化方面科学化中医的正式开始。以该馆为协作中心，共设立了26个分馆，在各个主要城市，甚 至与海外的华人社区形成了网络联系 。这也是中医体制化的雏形。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简称馆章）第一条即写道， 　　本馆以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参见邓铁涛等，184页） 　　这是言说科学的又一方式。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明确呼应了丁文江对科学方法的强调，即使用逻辑推理对各种现象和事实进行系统地分类。 这为中医业者积极推行科学化又不必根本改变传承的医学知识提供了可能。同时，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对科学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表明中医是以 临床实践为中心。这项宗旨得到了中医界的普遍认同，而且各省市、县的分会、支馆亦都遵从这一宗旨。直到50年代，这一直是中医科学化的定义（邓铁涛 等，184页）。 　　总结在这一时段就科学与中医关系的观点：第一，周雪樵介绍了一种临床实践方法，即科学（西医）技术用来扩大中医的治疗；第二，由余岩代表的大多数西医 大夫的观点，即只有西医代表科学而中医不行；第三，恽铁樵坚持中西医虽然理论体系不同，但都是科学的；第四，陆渊雷相信科学可以使中医合法化从而将其介绍 到世界医学当中；第五，中央国医馆的发起者们感到整理全盘中医实践的必要性，包括学术研究，系统学习，学院教育，以及统一管理等各个方面；而且这一切 似乎都可以在科学化 或者说系统化 的名义下完成 。这些多样的科学观并不为现代实证的科学概念 如威廉姆斯所述 所限。正是各种异质性争论，陈述，概念化，以及实践，中医科学化逐渐形成为一个活跃的革命性力量而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医实践。实际上，中医科学 化是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中医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潮（邓铁涛等，184页）。 　　 Dona Haraway, 美国著名科学学（science studies）学者。这段引文出自她最有影响的文章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1987/1991)。 　　 分别为张镜人，颜德馨，夏翔。 　　 这篇论文我的讨论仅限于体制化的中医界，如大学，医院，研究院（所），管理局等，在这些地方国家机器直接影响着中医的实践。 　　 所有中医院校都要求学生同时学习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知识，中医与西医课程的比例是6比4。而在西医院校，中医只是选修课。 　　 科学是诸多日语借贷词再被重新运用到汉语中的一个，即古汉语原有的词汇被日语借用来意译西方词语，这些日语词后来又返回到汉语当中，可是意义完全改 变了（刘禾2002：45）。在这本引人入胜的《跨语际实践》中，作者刘禾列出了1，800多个引入现代汉语的借贷词和新词。 　　 从思想史对这一概念进行详尽解说非本文力所能及。汪晖已对科学做了详尽的系谱学研究。详参《汪晖自选集》1997。 　　 罗杰 哈特（Roger Hart）曾指出，关于中国科学的研究轻易将 中国和西方这两个想象的共同体作为出发点，并且这种大分离（Great Divide）正是这类研究的有机组成。见 Hart 1999, On the Problem of Chinese Science. 　　 可以想到的是李约瑟那个著名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医这一名称的固定使用是近代，甚至可以说是解放以后的事情。 　　 和刘禾一样，我同意汪晖的论点，即虽然science在明代曾被翻译为格致，但后来被日语的kagaku或科学取代。见汪 1995， 刘 2002。 　　 在1839-1842的鸦片战争后，采取了一系列大多与现代科技有关的措施，诸如对西式武器的仿造，积极西学以自强的规划，以及后来的体制改革等等。 见D.W.Y.Kwok（郭颖颐），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1900-1950》）；Teng Fairbank (邓嗣禹和费正清)，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文献考》）；Meng Yue (孟悦)，Hybrid Science versus Modernity: The Practice of the Jiangnan Arsenal, 1864-1897（杂交的科学对现代性：江南制造局的实践，1864-1897），in East Asi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6 (1999): 13-52. 　　 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2002。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科学成为一个能指，其含义随使用者的所指的不同而不同。 　　 科学最有影响力的拥护者不是科学家。如陈独秀是北大文学院的院长，胡适是英国文学系主任兼哲学教授。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现代性的产物，是结果而非原因。也就是说，所谓的民族主义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只能作为 现象，不能用来说明问题。但是，虽然民族主义是一个巨大的不连续的网络系统network（产生）的结果，但其后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实现要求有一个连 续的同质的原因来对应于这个结果，以产生一个自主的、可决定的主体（Spivak 1996: 213）。这是一个把结果变成原因的策略性转换，即主体-效果(subject-effect)，按照斯皮瓦克（Spivak）的观点，是策略性地 使用实证的本质主义以达到某一隐含的政治意图，或称，策略性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ientialism)，这与实证化的本质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对文化危机的认知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现象。Ralph Croizier（拉尔夫 克罗伊齐）注意到，中国许多事情都有一个语义学上的二分法，比如中国画和西洋画，中国音乐和西洋音乐，中医和西医等等（1968：4）。周蕾也曾对这种文 化本质主义有过论述。在参考了酒井直树把西方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为所谓非西方的人们用于争得再现自身的话语权的讨论之后，周蕾认为这样的现 象在中国，是知识分子自19世纪后期一种历史条件下的 偏执反应，从而制造出的中国与西方之间想象的边界，其后隐含的是一种对中国 性一贯的执迷。 　　 《赛》文中的论述有理有据，这里直接跳到结论，不再重复。 　　 必须承认，西方这一说法自身也是极不严谨的。 　　 这里翻译的概念不仅指语言上，也包括实践上的翻译。见刘禾及Talal Asad。刘禾也提到，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称，西方可能带给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对西方所作的，则是扩大它的词汇见刘禾 《跨语际实践》53页。 　　 这里我用中医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但如下文可见，关于中医的命名是多样的，同时这一范畴的意义也随使用者意图不同而转变。 　　 何廉臣（1861-1919）曾在自己于1908年参与创办的《绍兴医药学报》发刊词上说，物理不解，化学不知，生理不明，病理不精，惟凭诊脉以断症， 徒汤头之歌诀。表达其对中医不了解科学的不满。见邓铁涛等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177页。 　　 当时的中、西医并无定名。有人称西医为新医而把其余各种形式的医疗实践（中医为主）统称为旧医，还有人称西医为外医以对应于中医；也有称 中医为国医而西医为洋医者。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名称所隐含的政治意味。甚至也有西医大夫对他们本为中国人却被称为西医不满，认为他们才应被称为 中医，以代表在中国的医学（见雷祥林 1999）。显然对他们而言，中医甚至不能被称为医学。 　　 周雪樵（维翰），常州人。廪贡生而善医（邓铁涛等，177页）。 　　 这是国人自办医学社团及报刊之始，并且该报于1904至1908年间是我国唯一的中文医学报刊（包括西医）。见邓铁涛等，2000。 　　 中医科学化运动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化运动直接有关。根据《中国医学通史》，至1931年中医科学化已成一时髦名词 （184页）。 　　 注意这里旧医的称呼所带有的强烈政治意图。尤其当进化论在社会大行其道时被称为旧医的不利地位。 　　 日本的现代经验对中医、乃至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余岩亲眼目睹的日本消灭汉医的结局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中医的认识。见邓 2000， 131页。 　　 中医理论经典《内经》分《灵枢》和《素问》两部，即余岩之灵素。 　　 陆为中央国医馆学术标准大纲的主要起草人。 　　 国医作为中医的另一称呼在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逐渐流行。国医来自当时国粹 被发明的传统文化 的概念。见Croizier 1968: 82-85。雷襄林对中医业者在与西医的斗争中战略性地自称国医，有精彩论述。见Lei 1999: 97-100。 　　 参见 Ralph Croizier 1968.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nversity Press. 第92页。以及《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156-157页。 　　 见邓铁涛等，15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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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立里博士講座聽後感

jiangjinsong 2010-4-11 10:59

上周五(4月9日)賴立里博士後來我所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沙龍演講，主題為醫學人類學與中醫學，北京大學醫學部王一方教授擔任評論人。我所吳彤教授、王巍博士、北大科學哲學同行劉華傑、朱效民博士、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田松博士、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方在慶博士、本網博友籍利平先生等校內外師生數十人參加了沙龍。鄙人主持了沙龍。 我們這個沙龍向來重視有關中醫的科學哲學探討，曾經請過名中醫陸廣莘老先生講過中醫為何，也請過馬曉彤博士講過中醫現代化問題，王一方教授曾講過醫學為何同樣也涉及到醫學與科學的區別，涉及到中醫與西醫關係，涉及到中醫與科學關係問題。 賴立里博士，我久仰其名。多年前，我在吳國盛教授所主持的北京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網上讀到一篇很驚豔的文章，作者就是不熟悉的賴立里。我特地問過吳教授作者是誰，吳教授說是一位在美國做人類學的博士。當時，就曾想過哪天有可能請來在我們清華沙龍上講一講該多好啊！ 賴立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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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沙龙第92期

jiangjinsong 2010-4-6 18:27

清华大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沙龙第92期 主题：医学人类学与中医学 主讲人：赖立里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博士后） 评论人：王一方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 主持人：蒋劲松（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时 间：2010年4月9日（周五）下午3：005：30 地 点：清华大学 新斋353（图书馆北） 主办单 位：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欢迎大家前来聆听讨论！ 人文社科学院sts办公室 62773013 kjsbgs@oamail.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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