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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澄源“四大发明”: 热度 23 Einstein 2019-9-5 08:28; 按：这是几天前应“中科院之声”公众号约稿写的一篇文字，约稿方希望主要围绕“四大发明”谈，不要过多枝蔓到其他问题。拙文完成后，他们又删了一些内容，包括把参考文献与延伸阅读也删除了。现把原文一并呈上，以飨读者。感谢编辑小F。删节版今天“中科院之声”公众号发布，题目改为：关于“四大发明”，你了解多少？近日，因电子科技大学郑文峰副教授就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所发言论引发的舆论热潮还在持续发酵，讨论的相关问题也远超过了“四大发明”本身，比如有：“四大发明”与创新，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李约瑟问题，郑老师所受处分到底冤不冤，新时期高校的师生关系等等。其实，就这件事的源头而言，本不该有什么大的争议，即使有，也是在细节考证上的若干辨析分歧，不会到如此热闹的程度。或者说，学术圈（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并无大的波澜，造成“墙内平静墙外闹”的一个很大因素是公众对“四大发明”本身并不真正了解。可是，我们的中小学教材以及各种读物上“四大发明”常常露脸，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四大发明相关研究成果未能及时、准确地传播、普及给公众，一方面公众囿于肤浅的教材、读物上标签式的介绍或坊间传言。归根到底，仍旧是对四大发明本身普及得不够。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不力。本文主要谈下四大发明的基本事实，包括容易引发公众困惑的几个问题，以及新近一些学者相关研究的推进，兼谈一点传播和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四大发明”可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丹指出的“三大发明”，后经英国大哲培根、美国学者卡特、英国李约瑟等人的总结和传播，已成为目前标准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一说法。清华大学冯立昇教授8月28日已就“四大发明”的提出做了系统梳理，此处不赘，只是说明该说并非国人自封，而是“外来加冕”。造纸术造纸术的本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说，那就是：中国人在西汉时已经发明了造纸术，该技术在以后的年代里传播到全世界。如果说不够全面的话，可以补充上：蔡伦在东汉时改进了它。就造纸术而言，引发公众困扰与混乱的一个词是古埃及的“莎草纸”。这种“纸”出现得很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但它的确不是专业意义上的“纸”。这便要引出“纸”的定义了，不过这是一个很为难的事，因为此定义一亮相，估计要吓跑一多半的读者了，但若不给出，又讲不清楚，只要狠心抛出了，造纸史专家潘吉星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手工纸是指：植物纤维原料经机械、化学加工后得到纯的分散的植物纤维，与水配成浆液，使其流经多孔模具帘面，滤去水后，纤维在帘面形成湿的薄层，干燥后获得具有一定强度的由纤维素靠氢键缔合而交结成的纤维薄片，具有书写、印刷和包装等用途。这里其实已经包含了传统手工纸的技术流程。再来看“莎草纸”的制作，它是把莎草的内茎切割成细长条，然后将长条捶打、浸泡，取出后纵横交错状铺为两层，最后挤压水分、粘连在一起，干燥后抛光处理即成为“莎草纸”。这种“纸”可看作是一种人工编制（还谈不上织）物，连分散的莎草纤维都没获取，遑论其他？因此，莎草纸中的“纸”只是在一种现代书写纸的类似物意义上而指称，绝非是指传统手工造纸术中的“纸”。莎草纸与造纸术中两个“纸”的区别，就好比足球、篮球、排球与地球这两类“球”一样，形似而质不同。现在有足够确凿的证据表明，在东汉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我国已经发明了纸或掌握了造纸术。这些证据主要是考古方面的，通过现代检测技术的分析，对这些纸张的加工工艺（即造纸术）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迄今已经在甘肃、新疆、陕西、四川、广东等地出土了西汉时的纸。这里仅说下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纸，该遗址一共出土460片纸，尽管从底层分布上有西汉、东汉直到西晋，但仍是汉代古纸出土最多的遗址，西汉时的古纸占了多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李晓岑教授等对这些古纸做过考察和分析，基本结论是：这些古纸绝大多数以麻纤维为原料，较厚、表面粗糙、纤维不均匀；（按其对传统纸加工工艺的分类）这些纸为浇纸法制造；在较晚的地层中（还不能明确判定时代）发现了较薄、表面光滑、纤维分布均匀、有帘纹的古纸，这些纸为抄纸法制造。关于何为浇纸法、何为抄纸法，李教授有专文论述，此处不纠缠其工艺细节，只简单说下两者所造纸的外观特征：浇纸法所造纸无明显帘纹（所谓帘纹，就是纸张成型所用帘模形成的纹路），而抄纸法有。无论如何，西汉时我国已经发明了造纸术。到了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使抄纸法成为后来传统造纸术的主流。图1 甘肃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西汉纸（作者摄于2019年国家博物馆“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多说一句：该展览当时有悬泉置出土的纸，标为汉代，但核实当年的考古报告，发现展出的纸为晋代纸，并非汉代，故此处另选择金关遗址出土的汉代纸）一些人接受不了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这一事实，这是个人情绪问题，不是历史问题。但蔡伦作为造纸史上的伟大改进者之功绩无人能抹杀，用潘吉星先生的话说是：首先蔡伦组织生产了大批优质麻纸献于朝廷，利用官方力量加以推广；其次，蔡伦倡导生产了楮皮纸，突破了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扩充了造纸原料，推动了造纸术的发展。蔡伦时任尚方令，掌管宫中器用制造，由他组织改进、推广造纸术，舍他其谁？公元2世纪到5世纪，我国的纸与造纸术先后传到越南、日本、朝鲜，8世纪传到中亚，12世纪经阿拉伯传入欧洲。潘先生经过细致考证，绘有一传播路线图（图2，），不妨一览，其余不再赘言。图2 中国造纸技术外传示意图（潘吉星绘）印刷术提到印刷术，不得不先澄清另一个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活字印刷术。在机器印刷术之前，最早出现是雕版印刷术，然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它们都是传统印刷术，并且都发源于我国。只不过在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占了主流，原因后面分析。关于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间，学界已经将早年的争论收敛、聚焦到了唐代，这点应该没什么疑问。只是唐代时间太长，究竟在哪一段，学界仍持有不同看法。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对早期一些没有出土纪年的印刷品年代判定存有争议，都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有的恐怕一时难有定论。存有争议的姑且不提，那就要提下迄今最早刻有完整年款的雕版印刷品，即1907年在敦煌发现并被斯坦因掠去英国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图3），现藏大英图书馆。原卷长487.7厘米、高24.4厘米，6块雕版印刷文字，另加卷首一张“释迦说法图”，共7个印张粘连而成。卷末刻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题字，也即刊行于868年。该印刷品雕刻刀法纯熟、用墨均匀，是雕版印刷技术成熟后的作品。图3 大英图书馆藏《金刚经》局部（图片来自：书格网）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印度传入的佛教有密切关系，故在唐代，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佛经，同时也开始向民间扩散，比如日常所用历书、阴阳杂记等。到了五代时，后唐宰相冯道主持用雕版印刷儒家经典《九经》。从此，雕版印刷术大行其道，到了宋代达到鼎盛。活字印刷术正是在雕版印刷术繁盛的宋代出现的。雕版印刷术有两个突出问题：首先是工效低，一套书版只能印一种书；若印另一本，就需要重新制版。其次是由于是整版印刷，若印版某处出现差错，则该整版即报废。针对后者，在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之前，已经在官契的印版上出现了某种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结合的技术。也即是说，对一些仅需做少数文字变更的公文“灵活处理”，在原木版刻上凹槽，然后刻印变更的“木活字”，随机变更。这种修补性的“木活字”技术严格说还不能算真正的活字印刷，但这种思路反映了变革雕版印刷术的一个方向。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创制的泥活字（严格说是陶活字，泥活字要烧制成陶活字）应运而生了，他的事迹被沈括较详细地记载到了《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记载毕昇创制泥活字一事，就工艺流程而言，已相当完备，制字、置范、排版、固版、印刷、拆版、贮字、工效等一应俱全。甚至毕昇去世后那些活字还被沈括的侄辈收藏。青史昭昭，毕昇可因此名扬后世也。再接着前面说木活字，就木活字的存世本而言，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发现一西夏文活字印本，年代为12世纪下半叶。这也是迄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木活字技术的完整文献记载，首见于元代王祯《农书》。当时王祯任（今安徽）旌德县令，用木活字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惜今未存），效率还不错，不到一个月便印了100本，时间大致在13世纪末。活字印刷有一个弊端，因为汉字众多，捡字排版比较麻烦，王祯为此还发明了两个便于捡字的转轮，算是在工艺流程上的一大创举。下面谈下金属活字的问题，该问题必然会涉及到绕不开的民族情感，我国和朝鲜到底在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许多学者，特别是潘吉星先生做了大量考证工作。基于目前各方所陈事实，比较客观的结论是：我国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铜活字在朝鲜半岛得到发扬光大，欧洲古登堡的铅活字改变了世界。最后解释一个吊诡的问题，回应下文章的开头，为何在宋代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后来在传统印刷技术中始终并未占主流？这方面的原因学界也讨论、分析得不少了，从社会因素、经济成本、技术工艺以及文字审美诸方面进行了言之有理的论述。主要原因大致有二：首先对于官方印书行为而言，多是儒家经典，用时髦的话而言算古代的“长销书”，雕刻一套版至少在较长时间内可以“一劳永逸”，无刻活字及排版之费工、费时；对小的书肆作坊而言，每次印数不多，雕版较活字也有随用随取之便。其次是活字印刷技术本身，由于我们的汉字系统，制作一套活字成本不菲（包括备用重复的常用字），还有对排版、捡字人员有较高要求，而雕版印刷无此担心，即使雕版工匠不识一字也可胜任工作。火药关于我国发明火药的事实，长期以来受到两种戏谑。一种源自鲁迅的话，他在《电的利弊》说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来做爆竹敬神。”鲁迅先生警醒国人之意良好，却与事实相违。我们固然用火药来做烟花爆竹，但首次把火药用于军事御敌，也是我们的发明。他的前半句也有问题，因为用火药制造子弹，不是我们发明的黑火药，而是西方18世纪发明黄火药的产物。这正好引出要讨论的另一种对我们发明黑火药的戏谑，究竟是黑火药还是黄火药改变了世界？其实这个问题就像问，究竟是火柴的发明伟大还是打火机的发明伟大，抑或究竟是计算尺还是计算机伟大一样。看来先有必要就黑火药与黄火药做些澄清。我们一般所说的火药是以硝石、硫磺和木炭（或其他易碳化的有机物）按照一定比例配合的混合物。因其点火后迅速爆炸生成黑色烟焰，故也称为黑火药。在现代火药（即下面谈的黄火药）发明之前，黑火药是世界上唯一的火药和炸药，曾经发挥过起爆药、发射药和猛炸药三重作用，不仅用于军事作战，还用于工程爆破。黄火药，严格说应叫黄色炸药，发端于19世纪。1771年，英国一位化学家用化学方法合成了苦味酸（三硝基苯酚），但最初只是作为黄色染料，并未发现其爆炸性能。直到1885年才由一位法国化学家用于填装炮弹，称为黄色炸药。后来发展的TNT以及二战后的高性能混合炸药等，均是黄色炸药的发展。下面谈我国古代火药的发明，它与炼丹术有密切关系，发端于炼丹方士的“伏火法”。这里的“伏”就是降服的意思，那么“伏火”是要干什么？军事科学院火器史专家王兆春指出“伏火”主要有三个意图：一是“杀毒”，即用火烘烩的方法，消减某些药物的固有毒性；二是制伏某些药物受热后易于挥发逃逸的品性；三是驯伏某些合炼药物的爆炸性。 10年前，广西民族大学容志毅教授提出“东晋道士发明火药”一说，但该文所言火药配方并不独立，而是混杂在丹鼎中的众多药物中，故还不宜认定为发明了火药。学界普遍认为，至晚于9世纪，在炼丹方士的“伏火法”中最早出现了火药配方。成书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的《太上圣祖金丹秘诀》“伏火矾法”明确记载了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遇明火碳化）三钱半的火药配方。到了10世纪后半叶，即五代到北宋初，火药已经用于军事，《宋史》多处记载有这一时期出现的火器，如火箭、火球、火蒺藜等。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京城汴京已有专门生产火药的“火药作（坊）”，“火药”一词从此诞生。1044年，《武经总要》首次记载了三个军用火药配方：毒药烟球方、火砲火药方和蒺藜火球方。这时的火药配方含硫量偏高、含炭量偏低，加上有植物油的混入，整体呈膏状，发挥的主要作用是燃烧或者说纵火，还无法作发射药。图4 《武经总要》中的“蒺藜火球”和“引火球” 到了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使用了“长竹竿火枪”，这是一种手持式火焰喷射器。到了1259年，宋军使用了可发弹丸的突火枪，这是一种管形射击火器，火药兼有燃烧和发射的功能。13世纪末，元朝军队使用了金属管形火器——火铳。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火铳是现藏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的元大德二年（1298年）铜碗口铳。14世纪时，明朝军队还造出了铸铁火炮，比如山西博物院藏的明洪武十年（1377年）铸铁火炮。到了15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火器技术的突飞猛进，我国才落后了。关于我国火药及火器技术的外传路线图，潘吉星先生绘有一图（图5，），以备一览。图5 中国火药及火器技术外传示意图（潘吉星绘）指南针爱因斯坦在他晚年的一篇自述中谈到，当他4-5岁时，父亲给他一个罗盘，指南针准确的运行方式十分奇特，令他感到震惊。这次经历给他的印象持久而深刻，一直到晚年还萦绕在他的脑际。在“四大发明”中，指南针或许关注度最大，一方面是公众对这种奇妙事物的好奇心，一方面是学界在指南针研究方面还留有许多想象空间。好奇心加上想象力，便围绕指南针演绎出众多版本的坊间流言，其中最集中的关键词，应该是“司南”。除了不谙事的孩童外，“司南”在中国人的知名度非常高，一把磁石勺转动在光滑的标有方位的方形铜板（栻盘）上。这一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教科书上，频频出镜。“司南”到底能不能指南？它到底靠谱不？ “司南”最早出现在战国末期《韩非子》中，有一句“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意思很明确，国君是靠司南定方位的。怎么定呢？东汉王充《论衡》有记载，“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句话，学界可没少花气力，文字学、训诂学、版本学、模拟复原试验等等，近几年终于有了比较大的突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黄兴副研究员在国家博物馆王振铎先生的司南复原方案基础上，做了细致的实证研究，最重要的结论是支持了王振铎的“磁石勺”复原方案，而且这种方案是以磁石为材料的各类指向器中最佳设计方案。不但如此，黄兴还指出，在秦汉时，司南甚至不用置于光滑的栻盘上，在平整光滑的普通地面便可有效指南。这相当于修订、简化了王振铎的复原方案。由此可认为，司南这事靠谱的可能性太大了（关键是磁石勺是不是就是司南，笔者持乐观态度）。在晚唐段成式（803-863）的《酉阳杂俎》中，明确记载了游行时携带的磁石、磁针，磁针使用采用的是水浮式。到了宋初，有关指南针的文献史料不约而同地出现，重要的有：首先是王伋注《管氏地理指蒙》，注文一首诗中同时提到了磁针和磁偏角。王伋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一名堪舆师，也即风水先生，作注的年代应是11世纪上半叶。其次是天文学家、堪舆师杨惟德1041年完成的《茔原总录》，也记载了磁针和磁偏角。最后是《武经总要》记载了人工磁化的“指南鱼”。很快，另一种人工磁化技术出现在了沈括的《梦溪笔谈》，“以磁石磨针锋”，并记载了四种磁针的安置方法，还提到了磁偏角。世界上有关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最早记载，首现于北宋朱彧《萍州可谈》（1119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早期航海用的水罗盘，就是在瓷碗或瓷盘外周绘制一圈方位或套接一个带有方位的圆圈，这便是针碗。以图6现藏旅顺博物馆的这件元代针碗为例，使用时，现在碗内注水，放入一根穿在浮漂上的磁针，然后将碗底“王”字中是竖线对准船身中心线，如船身转向，则磁针与竖线之间的夹角便会变化，根据刻度，便可指示方向。图6 元代针碗（旅顺博物馆藏，作者摄于2018年国家博物馆“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物复兴”展）旱罗盘也发明于我国。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临川一1198年入葬的南宋墓中发掘出了一式两件张仙人俑。该俑手持一罗盘，学界认定这是一种轴支撑结构的旱罗盘。2013年，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南宋持罗盘俑（图7），该罗盘与临川出土的形式、结构类似。图7 南宋执罗盘陶俑（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藏，作者拍摄，地点同上）结语历史研究中民族主义的立场、方法及主张，公众已经鄙夷并厌倦。但极力否定传统，无视几代学者辛勤爬梳、严谨考证得到的结果，甚至歪曲讹传，未免又摇摆到另一个极端——历史虚无主义的境地了。近年来，科学技术史学界的诸多学者重新梳理、总结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遗产，助力我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传播和普及，做了积极尝试（作为延伸读物，见文末）。相关历史学者有责任和义务继续就我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做些力所能及的普及和澄清工作。唯有如此，公众和社会舆论就相关问题的评判才能远离低层次的混乱，而趋向客观。参考文献：冯立昇，从“四大发明”说是哪位外国人提出谈起，“知识分子”公众号，2019年8月28日。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页。李晓岑，《甘肃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考察和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4期。潘吉星，《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22页。同上，第585页。王兆春，《世界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容志毅，《东晋道士发明火药新说》，化学通报，2009年第2期。钟少异，《古兵雕虫：钟少异自选集》，中西书局，2015年，第50页。同，第190页。黄兴，《天然磁石勺“司南”实证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7年第3期。延伸阅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华觉明、冯立昇，中国三十大发明，大象出版社，2017年。; 个人分类: 争鸣|18132 次阅读|74 个评论

纪念王选院士 2006年2月13日逝世: 热度 1 xupeiyang 2013-2-13 10:03; 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３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王选在北京病逝，享年７０岁。王选是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创始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个人分类: 科学名人|2354 次阅读|1 个评论

出版史即人类文化史缩影: yuanyewei 2013-1-6 13:04; □瑶草出版图书是人类智慧文化的集中体现，从事出版行业的人，理应为此而自豪。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理念的更新，伴随着人类文化的迁跃。今年出版的很多出版史著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出版产业的文化先锋作用。商务印书馆《书史导论》一书，是“书史译丛”中的一册。作者开头便指出，历史通常是由那些在文化和历史上处于统治地位的人所写和重写的，并且作为维护地位的手段。印刷在欧洲广泛传播后，一直与激进思想的传播和政治觉悟度的提高密切相关，启蒙运动兴起后，印刷机促进了阅读社团、辩论社和讨论小组纷纷涌现。由于印刷工人需要较高文化水平，印刷业18世纪就成功地进行了薪资谈判。统治者和庶民都意识到出版是传播自己声音的有效途径，因此着力利用这条途径，这就推进出版业不断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都作为20世纪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在这方面，芝加哥学派是学界的领头羊。芝加哥学派的哈罗德·拉斯韦尔描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宣传有效瓦解了德军士气，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努力激起公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和敌对国的仇恨。随后成立的“宣传分析学会”确立了7个宣传策略，如：辱骂、使用耀眼的概念、洗牌作弊和引人注目的效果等。当然，美国政府也懂得“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道理，随即在1941年关闭了宣传分析学会，将宣传研究列为高度决策性的研究，以“大众传播”代替已经臭名卓著的“宣传”“舆论”等词汇。中国是造纸、印刷术，乃至制墨技术的起源国家，关于最后一点论述较少，印度和西欧的制墨技术都得自于中国，不过后期进行了大规模改良。中国的传统印刷技艺，列为世界遗产，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一席之地。金城出版社的《汉品·说园》一书，记载了对福建宁化“客家祖地”的木活字印刷术的采访。虽然活字印刷在国际上声名显赫，但在民国之前，在成千上万印刷的畅销图书（尤其是古籍）方面，一直是雕版印刷的天下。活字印刷便于拆卸，只在家谱印刷上享有优势，由于宁化客家人对先民的尊崇，至今活态保存。当然，传统印刷出版技术仅仅作为文化遗产保存还不够，必须发扬光大。在这方面，中国书店及其出版社，将中国书店店藏的明清刻版，采用传统宣纸重新印刷，仍旧保持线装。他们以师徒相承的方法继承了古旧书店的修复装订技艺，在印制上又无形地加入了现代印刷技术，最大程度上复原古籍原貌的同时，也最大范围地传播古籍，让更多读者接触出版史上珍贵的资料。 http://a.xhsmb.com/html/2012-11/01/content_48563.htm; 2459 次阅读|0 个评论

印刷术没有在中国引发科学革命吗？: 热度 12 vivienzwy 2012-6-13 21:10; 今天参加一个学术报告， CUNY 的一个美国学生谈到她对李约瑟问题的看法。报告结尾提到印刷术没有在中国引发科学革命的观点。突然引发了我的思考。很多人将科学等同于近代科学，将科学革命等同于近代科学革命。这也许是因为科学这个词与 Science 这个词结缘是在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之后的事。提到科学，大家就想到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两大口号。但是，学术上的科学（ science ）不是这样定义的。最简洁的定义是：“系统化、条理化的知识”。常见的定义是：“ 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 ”。以上是广义科学的定义，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都包括在内。窄义的科学定义是：“对自然界事物和现象进行客观的、理性的、系统的、分门别类的求知活动和因此产生的知识体系。”无论哪种定义，都没有将科学等同于近代科学。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下，科学才仅仅指的是近代科学。所谓科学革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英文中大写的科学革命，专指近代科学革命。一种是泛指引发社会变革的重大的科学进步。在“印刷术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引发科学革命？”这个命题中，如果科学革命指的是前者的话，那就是在问：为什么发明在唐代的印刷术没有引发近代科学革命？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就像是在问：为什么唐代没有“格格”？答案是：因为那时皇帝的女儿叫“公主”，王爷的女儿叫“郡主”。如果是泛指的科学革命，我也想给这个问题的回答一点新思路。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有一句名言：“媒介即讯息”，强调的是新的媒介技术对社会变革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印刷术正是这样一种媒介技术，它的发明使得纸媒获得了大发展，故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传播，进而造成社会变革。在印刷术传到西方时，正好遇到的是近代科学的萌发时期，故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传播，进而产生科学革命，引发社会变革。我们反过来思考印刷术在唐代发明时的情况，难道唐代不是中国科学发展一个高峰吗？唐代的医学、天文学等等古代科学都有很大的发展。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唐代流传下来的包含科技内容的印刷品，但不能反过来就认为印刷术对当时的科学没有促进作用。事实上，唐代印刷术的发明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就现在保存下来的唐代典籍来看，雕版印刷术被大量用于印刷佛经。而唐代正是中国佛教文化大发展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唐代佛教终于在中国扎下根了，形成了中国的本土佛教——禅宗，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禅宗传到日本，也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大变革。唐代的文化繁荣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它的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从这点来说，印刷术在唐代所直接引起的文化繁荣、社会变革，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革命呢？同样的，活字印刷术被发明的宋代，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发展的高峰。宋代的文化繁荣也是人所共知的，保存至今的宋版书留下了大量宋代文人文集。宋代的文人文化、诗词艺术以及理学的发展，都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甚至有人认为那时的手工作坊里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难道这一切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称之为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是西方近代科学革命的那种形式才能称为科学革命呢？印刷术的意义本来就在于促进文化的传播，进而引发社会变革。它所发生的时代新兴什么文化，就会促进什么文化的传播，引发相应的社会变革。鉴于它发明于东方和传入西方的不同时代背景，引发不同的革命，也是情理之中的啊！; 个人分类: 学术|4673 次阅读|34 个评论

中国印刷博物馆: 热度 3 liuqingshui 2011-4-17 20:52; 今天参观中国印刷博物馆。博物馆的印刷术源头古代馆以图片、文字说明和实物展示了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清代，印刷术起源、发明和发展的历程。对先人的智慧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加增添了崇敬之情。; 个人分类: 岁月一叶|4201 次阅读|2 个评论

印刷术与世界申遗: gl6866 2010-11-3 12:26; 印刷术公认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作为物质领域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体，我国的印刷文化遗产相应地包含了两个方面。历史上各时期印刷出版的重要文献和图书资料以及相关的重要实物等可移动文物是物质层面的印刷文化遗产；具有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各类印刷文化技能，则可称为非物质层面的印刷文化遗产。尤其是活字印刷，在历史上的地位。沈括（1031-1095）在其《梦溪笔谈》曾专门说过，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二、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多了，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为了提高效率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制成20多个字，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毕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实验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与粘药固结后不易去下，才改用胶泥。毕生创造的胶泥活字虽然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后来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升为印刷术的始祖。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然而，在遗产保护方面我们面前横亘着一个印刷术发明权的归属问题。尤其是韩国于1966年出土了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本佛经：唐印本《无后经》后，韩国部分学者没有经过深入考证，便向世人宣称：韩国发现了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并有意将其与印刷术联系起来，进而推出韩国起源说，发起了虚无的中韩印刷术之争。然而，大量文献证明在韩国出土的这卷《无后经》是唐印本，是从中国传入韩国的。这样便酿成这场争论的基本事实。国际学术界认同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然而，印刷术的起源之争，实质上仍未完全停息。少数外国学者、媒体不断试图否认，挑战中国发明印刷术，甚至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金属活字印刷术为世界文化遗产。他们时不时发起争论或提出异议，例如，韩国首尔大学历史教授朴正秀说，经过他十年研究和考证，认为是朝鲜民族最先发明了汉字，后来朝鲜人移居中原，把汉字带到了中国，才形成了现在的汉文化。他建议韩国应理直气壮地恢复汉字，并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世界文化遗产。韩国便开展了一连串争夺中华文化的举措：向联合国申报活字印刷术是韩国发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明就里，竟同意了。还有其他之类，就不不一一列举了。更有甚者，在回顾汉字起源的争论时，网友们惊异地发现这竟然是发生在2002年的事情。而经过搜索后，大家又发现韩国人发明了汉字这个话题早已在google论坛等国际论坛上炒得沸沸扬扬，代表性观点就是：商以前，韩国人住在山东。后来韩国人入主中原成立了商朝，并发明了一种文字（即汉字），但这种文字不能和所有部落语言相适应。只有华夏部落忍受下来并发展了和其相适应的语言，而周朝打败了商朝，韩国人退出中原后，就抛弃了汉字重新使用以前的韩语。目前，国际上除了一些印刷史、科技史等领域的学者检查认定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以外，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公众及大众传媒，则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误导。这不仅挑战了我国作为文明古国拥有印刷术发明权的历史事实，而且也威胁着传统科技文化遗产的保护。印刷术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而捍卫我国印刷术的发明权有着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因此，相关领域的专家，尤其是中国学者，有责任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和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让世界人民熟知中国在印刷术发展史上的贡献。现在我们到处谴责学术剽窃，甚至连零容忍的口号都提了出来，那么我们对文化的剽窃是否也要零容忍呢？; 个人分类: 评论述评|4512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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