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松鼠会 发表于 2011-08-02 05:52 作者： 饶毅博士 （ 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前篇请见 《 孟德尔：孤独的天才（上） 》《 孟德尔：孤独的天才（下） 》 西谚云：有才方识天才，庸才仅见自己 （talent recognizes genius, mediocrity recognizes only itself）。 多一些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可以使更多有特长和潜质的青年获得成长的条件，得到发挥的机会。也激励更多老师和资源掌握者做好的伯乐。 这里讲一个幕后英雄的故事，由于他有才、识才、惜才、爱才，使划时代的科学发现成为可能： 他不是科学家，却能抓住关键的科学问题； 他不在学术界，却能判断雇员的智力水平； 他不顾他人评价不同，坚决相信自己的判断； 他不顾自己资源有限，长期支持一人的研究。 没有他，很可能就没有作为科学家的孟德尔，也就不可能于1866年在学术机构以外诞生遗传学。 我在《孤独的天才》中介绍了孟德尔及其研究，可以看到：在科学界，孟德尔是孤独的。 就孟德尔的研究而言，其个人才能是必需，但非充分。因为，实验科学到一定阶段和规模，除个人的热情和才能以外，常常还需要其他条件。 那么，没有家庭背景和条件的孟德尔，是怎么成长为科学家的？如何能持续十年开展科学研究？ 原来，虽然孟德尔在科学界的大环境没得到支持，但是，他在赖以生存和工作的局部环境中却获得了坚定的支持。 孟德尔做出重要发现，在研究中以其才能为主，运气成分不多。本文说明，他一生最大的运气，不是科学研究过程本身，而是碰到了伯乐。 欣赏和支持孟德尔的人不止一位。但是，给予孟德尔最有力、最持久、最重要支持的，是修道院的道长纳泊（František Cyril Napp, 1792-1867)。 修道院道长纳泊 修道院的智力环境 纳泊于1821年到奥匈帝国的布鲁恩（Brünn，现捷克Brno）的圣汤玛斯修道院（the Abbey of St. Thomas）。这是一个天主教奥古斯丁教派的修道院。1824年，纳泊任道长，直至1867年去世。孟德尔（1822-1884）一生的遗传学研究最主要的事情时期（1854-1864）皆在纳泊任内。 布鲁恩离维也纳一百多公里，当时纺织工业发达，对羊毛很有需求，对水果也有较大需求。当地动物和植物育种协会活动频繁，交流讨论频繁。协会记录显示，当地学者进行了许多育种实验，从改善品种的现实需要涉及基本科学问题。 纳泊的能干使修道院收入较好。其中，育羊是修道院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是，纳泊和当地动植物育种教授的密切联系，超出了实际应用的需求。 1870年，孟德尔自己任道长时指出：“修道院从来都认为培育所有方向的科学是首要任务之一。”这至少反映了他对前任纳泊时期修道院工作实质的认识和评价，也表明他有意愿继续此传统。 修道院不仅环境优美，而且有较好的图书馆。 纳泊吸引并支持有智力追求的神父，在人数不多的修道院形成了一个有智力追求的群体，有革命家、作家、数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作曲和指挥家（Pavel ，1820-1885）。修道院的厨娘Luise Ondrakova后来都出版了烹饪书。也许可以说，纳泊主持的修道院给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人提供了智力追求的环境。 纳泊给修道院神父们提供智力环境，并非毫无阻力。他是布鲁恩当地教会第二号人物，顶头上司是布鲁恩教区主教Anton Ernst von Schaffgotsch (1804 - 1870)，他们多次发生冲突。1854年Schaffgotsch主教受布拉格红衣主教委托巡视各修道院。他视察圣汤玛斯修道院后，非常不满纳泊过多外面的兼职、修道院其他神父过多参与科学和教育而忽略传教。他给上级的报告认为圣汤玛斯修道院无可挽救，建议撤销。因为纳泊已当选为终身道长，Schaffgotsch主教建议给他退休养老金，其他神父个案处理。 现在可以找到Schaffgotsch主教的报告：1855年底，布拉格红衣主教将它转交给了罗马教廷。我们不知道罗马教廷和布拉格红衣主教如何决定，也不知道纳泊如何应付，只知道圣汤玛斯修道院没有被关闭。 如果1855年关闭了修道院，那么孟德尔到哪有饭吃？他刚刚开始的实验命运如何？就都比较难说了。 纳泊爱才 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可能有性格问题，或其他问题，有才华的人也不例外。但纳泊看中人才后，看其主流，不怕其他人非议，保护他们。 在孟德尔之前，纳泊就支持过其他人。1830年，纳泊请数学家、修士Aurelius Thaler（1796-1843）在修道院建植物园，栽培稀有植物。孟德尔入修道院时，Thaler已去世三个月，但其植物园还在。当时由Franz Matouš Klácel (1808-1882)打理。 Klácel是纳泊1827年招聘来修道院的。Klácel爱好广泛，从哲学、诗词、写作、植物到社会活动，他是修道院的两位捷克人之一（纳泊和孟德尔都是日耳曼人），鼓吹捷克独立。他曾任当地哲学教授，很受学生欢迎。1844年，Klácel因为讲黑格尔哲学而被保守的势力剥夺教授资格。纳泊帮他伸冤未果，就让他在修道院管图书馆。1848年革命活动失败后，Klácel曾鼓动包括孟德尔在内的6位神父签名要求允许他们自由教学，也没成功。1868年，孟德尔当选道长后帮助Klácel获批准移民美国，Klácel到美国后做报纸编辑、出版商、作家，再也没做神父。 Klácel对植物感兴趣，做过植物实验，也经常和孟德尔讨论，内容包括达尔文理论发表以前的进化论雏形和后来的达尔文学说。 纳泊也曾鼓励Tomás Bratránek (1815 - 1884)继续深造，送他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Bratránek 也对植物感兴趣。Bratránek 到外地做教授后，继续和孟德尔等保持通讯联系。 孟德尔做研究的关键期间，纳泊、Klácel和等人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刺激的智力环境。 有深刻科学见解的神父 纳泊本人有浓厚的智力兴趣，不限于神学和哲学，也包括历史和农业。他担任过园艺协会会长、育羊协会成员。孟德尔加入的自然史学会，是农学会的分支，而纳泊曾任农学会的副会长。纳泊支持人工育种，知道杂交对实际应用的重要性。纳泊在学会刊物上发表过作物、水果和昆虫的文章。 纳泊不仅吸引一批有才华的人，提供物质保证和智力环境，而且在科学方面，他自己对于有相当深刻的见解。1836年，孟德尔年仅14岁，尚未进修道院，纳泊就曾在育种讨论会上提出：遗传就是关于动物的内在组织影响外在型式，应该研究。 1837年，纳泊在总结学会讨论时明确提出：应该讨论的问题不是培育的过程，而是遗传了什么、怎么遗传的。 这实际是遗传学的核心问题：神父纳泊，定义了尚未诞生的遗传学。 纳泊对孟德尔的超常支持 1843年孟德尔的老师将他推荐给纳泊，纳泊后来对孟德尔的支持可以说是到了一意孤行的程度。 而且，虽然纳泊去世前一年看到了孟德尔的研究结果，但他并未看到学术界对孟德尔理论的认同。不仅他没看到，孟德尔本人也没看到。因此，说纳泊对孟德尔的支持是至死不渝，并非夸张。 1845年至1848年，孟德尔在神学院学习，其中也学了科学和农业技术。 1849年，27岁的孟德尔正式行教时间不长，纳泊就致信布鲁恩教区主教Schaffgotsch：孟德尔学科学非常勤奋，但很不合适做传教的神父。原因是他造访病人或有痛苦的人时，发生不可克服的羞涩。他这个问题导致他自己危险地生病。Schaffgotsch并不喜支持孟德尔，但纳泊说孟德尔适合教书，Schaffgotsch让步。修道院的募捐理论上是支持传教的，神父的首要任务是传教，不传教还可以吃修道院的饭，没有道长的庇护恐怕做不到。 孟德尔先到布鲁恩城外的Znaim教中学，为暂时不能上课的老师代课，同事学生都说他教得好。原来他的羞涩只在“传教”，不在教书。只教了几个月，老师回来了，不用他再代。纳泊又把孟德尔送到布鲁恩一所学校，又代了几个月课。 总不能永远代课。彼时奥匈帝国正式教师已需证书。孟德尔于1850年申请考教师证书，但没考过动物学和地质学部分。考官笑话他不知道动物学名，全部用德文口语。这个缺陷，可能在孟德尔1866年论文中还有痕迹。他对于自己选用的豌豆，具体是何种属、学名是什么，不是非常确定，如果有现代心理医生，也许会猜他写论文时的犹豫和他以前考教师证书时说不出学名的关系。 有个考题问动物和人的关系，意思是生物学关系，孟德尔举例说：猫是能吃老鼠的有用动物，有漂亮的毛发。后来孟德尔的崇拜者看到他的答卷都觉得很可笑。幸运的是，考官客气地说：孟德尔不缺勤奋和才能，如果有机会到能接触更多信息的地方强化一下，可能会合适。 孟德尔第一次考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没通过后，纳泊给主考老师之一Andreas von Baumgartner（1793-1865）写信，问为什么孟德尔没过。von Baumgartner说孟德尔自学到这个程度就不错，要是到大学进修一下更好。 Andreas von Baumgartner 于是纳泊送孟德尔到维也纳大学进修。Schaffgotsch主教批准是有条件的：孟德尔在维也纳生活得像个神父，意思是得住在修道院。但维也纳的修道院没有房间给孟德尔。纳泊仍坚持送孟德尔去，不怕他受大城市腐败的影响。纳泊也曾说：我会不惜经费使他得到进一步训练。 1851年到1853年，孟德尔在维也纳大学的两年学了物理、数学、植物、动物和显微镜。他修的70多个学分中，一半是物理和数学。第一学期全部学物理。第一位物理学老师是多普勒效应的发现者Christian Doppler （1803-1853），孟德尔注册了Doppler两个学期的物理，可能因为他学得较好，做过物理实验的助教。多普勒病逝后，物理老师是Andreas von Ettingshausen (1796-1878)也是数学家，1826年曾出版《组合数学》一书。孟德尔在维也纳大学的第四个学期修了Ettingshausen的“物理仪器应用和高等数学物理”，也就学了组合分析。这为孟德尔研究遗传提供了需要的数学，使孟德尔成为用数学成功研究生物的先驱。 Christian Doppler 维也纳大学教孟德尔的生物老师有Edward Fenzl （1808-1979）和Franz Unger（1800-1870）。Fenzl教的是保守陈旧的植物学，认为有超出物理化学原理的活力推动一切生物。Unger是开明的老师，讲新思想、新进展，他讲了达尔文以前的朴素进化思想，也介绍了Mattias Jakob Schleiden(1804-1881)的“科学植物学”，以Schleiden、Theodor Schwan(1810-1882)和Rudolf Virchow(1821-1902)等创立的“细胞学说”理解植物，认为植物整个都由细胞组成。Unger提出一个花粉细胞和一个卵细胞结合后长成植物个体，这部分内容对孟德尔做研究和分析结果有直接意义。经Unger推荐，孟德尔念过其他科学家的植物杂交实验论文。1866年，孟德尔在论文中引用的Josef Klreuter(1733-1806)和Karl Friedrich von Grtner (1772-1850)，他都在维也纳时学过。孟德尔也学了显微镜，为他日后的植物杂交提供了实验操作训练。 从理论到实验，孟德尔都获得了良好的科学训练。所以，虽然他后来不在教育和科研机构工作，他从事科学研究，不仅有扎实的基础，而且遵循科研规律。所以，和爱因斯坦一样，孟德尔也不是自立规矩的所谓“民间科学家”。 可是，孟德尔第二次还是没考到教师证书。与第一次考试不同，第二次考试没留下记录。一个说法是孟德尔考试怯场。另有个说法是孟德尔和Fenzl发生冲突，孟德尔回修道院做研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对，Fenzl错。这个故事很好听，但并无证据。 孟德尔的再次不第，并没有让纳泊怀疑自己的眼光，也没有动摇他支持孟德尔的决心。孟德尔终生都没能取得正式教师资格，但是，纳泊继续让孟德尔做代课老师，孟德尔到了布鲁恩实科中学（Brünn Realschule）。中学校长Josef Auspitz (1812-1889)也很支持孟德尔，让他无证教了14年的物理和自然史。Auspitz还可能很早认识到孟德尔发现遗传规律的重要性。 对于其他人（包括彼时的专家、教授）相当不认可、两次考试失败的孟德尔，纳泊的支持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1854年，他增加对孟德尔的支持，不仅精神支持，而且物质支持。孟德尔做实验需要暖房，纳泊就出资修建。 1848年Klácel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后，将修道院的植物园交给孟德尔。为了做遗传实验，孟德尔需要暖房。这相对于一个不大的修道院来说，是很大的一笔开支。1854年，孟德尔刚从维也纳大学回来不久，纳泊开始给他盖暖房，1855年交付使用。用这个暖房和一个露天的场地，孟德尔通过长年的研究奠定了遗传学基础。 虽然在科学界，没人支持、接受孟德尔，但在小小的修道院里，却有纳泊道长一如既往、尽心竭力地为他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持。 纳泊自始自终全力支持孟德尔：孟德尔没钱吃饭，纳泊收他进修道院；孟德尔喜欢科学，纳泊就让他不用传教；孟德尔没有教师资格，纳泊就让他代课；孟德尔没有考过证书，纳泊让他去大学进修；孟德尔需要研究条件，纳泊就给他盖暖房。 纳泊去世前两年，孟德尔宣读了研究结果。纳泊知道孟德尔的结果和理论。他也许理解孟德尔工作的伟大，也许并不那么理解，但正是他一如既往、尽心竭力的支持成就了孟德尔，造就了这位超越时代的天才，催生了遗传学，奠定了现代生命科学的一个主要支柱。 纳泊成为对生命科学起过最重要作用的伯乐，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成效的伯乐之一。 作者注：感谢朱作言老师提供的2002年9月摄修道院和孟德尔实验园地遗址照片。 参考资料： http://www.mendelweb.org/ Henig RM (2000). The Monk in the Garden: The Lost and Found Genius of Gregor Mendel, the Father of Genetics.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Iltis H (1924). Gregor Johann Mendel. Leben, Werk und Wirkung. Springer, Berl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den and Cedar Paul (1932), W.W. Norton Company, Inc. New York. Mawer S (2006). Gregor Mendel: planting the seeds of genetics. Abrams NY, Fields Museum, Chicago. Orel V (1973). The scientific milieu in Brno during the era of Mendel's research. Journal of Heredity 64:314-318. Orel V (1996). Gregor Mendel the first genetici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el V and Wood RJ (2000). Essence and origin of Mendel’s discovery. C.R. Acad. Sci. Paris, Sciences de la vie / Life Sciences 323:1037-1041. Orel V (2009). The “useful questions of heredity” before Mendel. Journal of Heredity 100: 421-423. Peaslee MH and Orel V (2002). Contributions of the Members of the Augustinian Monastery in Brno, Focusing on F. M. Klácel, Philosopher and Teacher, and J. G. Mendel, Father of Genetics. 20th SVU World Congress,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http://www.upt.pitt.edu/upt_peaslee/svu_2000.htm Weiling F (1991). Historical study: Johan Gregor Mendel (1822-1884).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40:1-25. 本文已发表于2010年10月《科学文化评论》
科学松鼠会 发表于 2011-08-02 05:52 作者： 饶毅博士 （ 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前篇请见 《 孟德尔：孤独的天才（上） 》《 孟德尔：孤独的天才（下） 》 西谚云：有才方识天才，庸才仅见自己 （talent recognizes genius, mediocrity recognizes only itself）。 多一些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可以使更多有特长和潜质的青年获得成长的条件，得到发挥的机会。也激励更多老师和资源掌握者做好的伯乐。 这里讲一个幕后英雄的故事，由于他有才、识才、惜才、爱才，使划时代的科学发现成为可能： 他不是科学家，却能抓住关键的科学问题； 他不在学术界，却能判断雇员的智力水平； 他不顾他人评价不同，坚决相信自己的判断； 他不顾自己资源有限，长期支持一人的研究。 没有他，很可能就没有作为科学家的孟德尔，也就不可能于1866年在学术机构以外诞生遗传学。 我在《孤独的天才》中介绍了孟德尔及其研究，可以看到：在科学界，孟德尔是孤独的。 就孟德尔的研究而言，其个人才能是必需，但非充分。因为，实验科学到一定阶段和规模，除个人的热情和才能以外，常常还需要其他条件。 那么，没有家庭背景和条件的孟德尔，是怎么成长为科学家的？如何能持续十年开展科学研究？ 原来，虽然孟德尔在科学界的大环境没得到支持，但是，他在赖以生存和工作的局部环境中却获得了坚定的支持。 孟德尔做出重要发现，在研究中以其才能为主，运气成分不多。本文说明，他一生最大的运气，不是科学研究过程本身，而是碰到了伯乐。 欣赏和支持孟德尔的人不止一位。但是，给予孟德尔最有力、最持久、最重要支持的，是修道院的道长纳泊（František Cyril Napp, 1792-1867)。 修道院道长纳泊 修道院的智力环境 纳泊于1821年到奥匈帝国的布鲁恩（Brünn，现捷克Brno）的圣汤玛斯修道院（the Abbey of St. Thomas）。这是一个天主教奥古斯丁教派的修道院。1824年，纳泊任道长，直至1867年去世。孟德尔（1822-1884）一生的遗传学研究最主要的事情时期（1854-1864）皆在纳泊任内。 布鲁恩离维也纳一百多公里，当时纺织工业发达，对羊毛很有需求，对水果也有较大需求。当地动物和植物育种协会活动频繁，交流讨论频繁。协会记录显示，当地学者进行了许多育种实验，从改善品种的现实需要涉及基本科学问题。 纳泊的能干使修道院收入较好。其中，育羊是修道院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是，纳泊和当地动植物育种教授的密切联系，超出了实际应用的需求。 1870年，孟德尔自己任道长时指出：“修道院从来都认为培育所有方向的科学是首要任务之一。”这至少反映了他对前任纳泊时期修道院工作实质的认识和评价，也表明他有意愿继续此传统。 修道院不仅环境优美，而且有较好的图书馆。 纳泊吸引并支持有智力追求的神父，在人数不多的修道院形成了一个有智力追求的群体，有革命家、作家、数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作曲和指挥家（Pavel ，1820-1885）。修道院的厨娘Luise Ondrakova后来都出版了烹饪书。也许可以说，纳泊主持的修道院给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人提供了智力追求的环境。 纳泊给修道院神父们提供智力环境，并非毫无阻力。他是布鲁恩当地教会第二号人物，顶头上司是布鲁恩教区主教Anton Ernst von Schaffgotsch (1804 - 1870)，他们多次发生冲突。1854年Schaffgotsch主教受布拉格红衣主教委托巡视各修道院。他视察圣汤玛斯修道院后，非常不满纳泊过多外面的兼职、修道院其他神父过多参与科学和教育而忽略传教。他给上级的报告认为圣汤玛斯修道院无可挽救，建议撤销。因为纳泊已当选为终身道长，Schaffgotsch主教建议给他退休养老金，其他神父个案处理。 现在可以找到Schaffgotsch主教的报告：1855年底，布拉格红衣主教将它转交给了罗马教廷。我们不知道罗马教廷和布拉格红衣主教如何决定，也不知道纳泊如何应付，只知道圣汤玛斯修道院没有被关闭。 如果1855年关闭了修道院，那么孟德尔到哪有饭吃？他刚刚开始的实验命运如何？就都比较难说了。 纳泊爱才 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可能有性格问题，或其他问题，有才华的人也不例外。但纳泊看中人才后，看其主流，不怕其他人非议，保护他们。 在孟德尔之前，纳泊就支持过其他人。1830年，纳泊请数学家、修士Aurelius Thaler（1796-1843）在修道院建植物园，栽培稀有植物。孟德尔入修道院时，Thaler已去世三个月，但其植物园还在。当时由Franz Matouš Klácel (1808-1882)打理。 Klácel是纳泊1827年招聘来修道院的。Klácel爱好广泛，从哲学、诗词、写作、植物到社会活动，他是修道院的两位捷克人之一（纳泊和孟德尔都是日耳曼人），鼓吹捷克独立。他曾任当地哲学教授，很受学生欢迎。1844年，Klácel因为讲黑格尔哲学而被保守的势力剥夺教授资格。纳泊帮他伸冤未果，就让他在修道院管图书馆。1848年革命活动失败后，Klácel曾鼓动包括孟德尔在内的6位神父签名要求允许他们自由教学，也没成功。1868年，孟德尔当选道长后帮助Klácel获批准移民美国，Klácel到美国后做报纸编辑、出版商、作家，再也没做神父。 Klácel对植物感兴趣，做过植物实验，也经常和孟德尔讨论，内容包括达尔文理论发表以前的进化论雏形和后来的达尔文学说。 纳泊也曾鼓励Tomás Bratránek (1815 - 1884)继续深造，送他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Bratránek 也对植物感兴趣。Bratránek 到外地做教授后，继续和孟德尔等保持通讯联系。 孟德尔做研究的关键期间，纳泊、Klácel和等人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刺激的智力环境。 有深刻科学见解的神父 纳泊本人有浓厚的智力兴趣，不限于神学和哲学，也包括历史和农业。他担任过园艺协会会长、育羊协会成员。孟德尔加入的自然史学会，是农学会的分支，而纳泊曾任农学会的副会长。纳泊支持人工育种，知道杂交对实际应用的重要性。纳泊在学会刊物上发表过作物、水果和昆虫的文章。 纳泊不仅吸引一批有才华的人，提供物质保证和智力环境，而且在科学方面，他自己对于有相当深刻的见解。1836年，孟德尔年仅14岁，尚未进修道院，纳泊就曾在育种讨论会上提出：遗传就是关于动物的内在组织影响外在型式，应该研究。 1837年，纳泊在总结学会讨论时明确提出：应该讨论的问题不是培育的过程，而是遗传了什么、怎么遗传的。 这实际是遗传学的核心问题：神父纳泊，定义了尚未诞生的遗传学。 纳泊对孟德尔的超常支持 1843年孟德尔的老师将他推荐给纳泊，纳泊后来对孟德尔的支持可以说是到了一意孤行的程度。 而且，虽然纳泊去世前一年看到了孟德尔的研究结果，但他并未看到学术界对孟德尔理论的认同。不仅他没看到，孟德尔本人也没看到。因此，说纳泊对孟德尔的支持是至死不渝，并非夸张。 1845年至1848年，孟德尔在神学院学习，其中也学了科学和农业技术。 1849年，27岁的孟德尔正式行教时间不长，纳泊就致信布鲁恩教区主教Schaffgotsch：孟德尔学科学非常勤奋，但很不合适做传教的神父。原因是他造访病人或有痛苦的人时，发生不可克服的羞涩。他这个问题导致他自己危险地生病。Schaffgotsch并不喜支持孟德尔，但纳泊说孟德尔适合教书，Schaffgotsch让步。修道院的募捐理论上是支持传教的，神父的首要任务是传教，不传教还可以吃修道院的饭，没有道长的庇护恐怕做不到。 孟德尔先到布鲁恩城外的Znaim教中学，为暂时不能上课的老师代课，同事学生都说他教得好。原来他的羞涩只在“传教”，不在教书。只教了几个月，老师回来了，不用他再代。纳泊又把孟德尔送到布鲁恩一所学校，又代了几个月课。 总不能永远代课。彼时奥匈帝国正式教师已需证书。孟德尔于1850年申请考教师证书，但没考过动物学和地质学部分。考官笑话他不知道动物学名，全部用德文口语。这个缺陷，可能在孟德尔1866年论文中还有痕迹。他对于自己选用的豌豆，具体是何种属、学名是什么，不是非常确定，如果有现代心理医生，也许会猜他写论文时的犹豫和他以前考教师证书时说不出学名的关系。 有个考题问动物和人的关系，意思是生物学关系，孟德尔举例说：猫是能吃老鼠的有用动物，有漂亮的毛发。后来孟德尔的崇拜者看到他的答卷都觉得很可笑。幸运的是，考官客气地说：孟德尔不缺勤奋和才能，如果有机会到能接触更多信息的地方强化一下，可能会合适。 孟德尔第一次考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没通过后，纳泊给主考老师之一Andreas von Baumgartner（1793-1865）写信，问为什么孟德尔没过。von Baumgartner说孟德尔自学到这个程度就不错，要是到大学进修一下更好。 Andreas von Baumgartner 于是纳泊送孟德尔到维也纳大学进修。Schaffgotsch主教批准是有条件的：孟德尔在维也纳生活得像个神父，意思是得住在修道院。但维也纳的修道院没有房间给孟德尔。纳泊仍坚持送孟德尔去，不怕他受大城市腐败的影响。纳泊也曾说：我会不惜经费使他得到进一步训练。 1851年到1853年，孟德尔在维也纳大学的两年学了物理、数学、植物、动物和显微镜。他修的70多个学分中，一半是物理和数学。第一学期全部学物理。第一位物理学老师是多普勒效应的发现者Christian Doppler （1803-1853），孟德尔注册了Doppler两个学期的物理，可能因为他学得较好，做过物理实验的助教。多普勒病逝后，物理老师是Andreas von Ettingshausen (1796-1878)也是数学家，1826年曾出版《组合数学》一书。孟德尔在维也纳大学的第四个学期修了Ettingshausen的“物理仪器应用和高等数学物理”，也就学了组合分析。这为孟德尔研究遗传提供了需要的数学，使孟德尔成为用数学成功研究生物的先驱。 Christian Doppler 维也纳大学教孟德尔的生物老师有Edward Fenzl （1808-1979）和Franz Unger（1800-1870）。Fenzl教的是保守陈旧的植物学，认为有超出物理化学原理的活力推动一切生物。Unger是开明的老师，讲新思想、新进展，他讲了达尔文以前的朴素进化思想，也介绍了Mattias Jakob Schleiden(1804-1881)的“科学植物学”，以Schleiden、Theodor Schwan(1810-1882)和Rudolf Virchow(1821-1902)等创立的“细胞学说”理解植物，认为植物整个都由细胞组成。Unger提出一个花粉细胞和一个卵细胞结合后长成植物个体，这部分内容对孟德尔做研究和分析结果有直接意义。经Unger推荐，孟德尔念过其他科学家的植物杂交实验论文。1866年，孟德尔在论文中引用的Josef Kölreuter(1733-1806)和Karl Friedrich von Gärtner (1772-1850)，他都在维也纳时学过。孟德尔也学了显微镜，为他日后的植物杂交提供了实验操作训练。 从理论到实验，孟德尔都获得了良好的科学训练。所以，虽然他后来不在教育和科研机构工作，他从事科学研究，不仅有扎实的基础，而且遵循科研规律。所以，和爱因斯坦一样，孟德尔也不是自立规矩的所谓“民间科学家”。 可是，孟德尔第二次还是没考到教师证书。与第一次考试不同，第二次考试没留下记录。一个说法是孟德尔考试怯场。另有个说法是孟德尔和Fenzl发生冲突，孟德尔回修道院做研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对，Fenzl错。这个故事很好听，但并无证据。 孟德尔的再次不第，并没有让纳泊怀疑自己的眼光，也没有动摇他支持孟德尔的决心。孟德尔终生都没能取得正式教师资格，但是，纳泊继续让孟德尔做代课老师，孟德尔到了布鲁恩实科中学（Brünn Realschule）。中学校长Josef Auspitz (1812-1889)也很支持孟德尔，让他无证教了14年的物理和自然史。Auspitz还可能很早认识到孟德尔发现遗传规律的重要性。 对于其他人（包括彼时的专家、教授）相当不认可、两次考试失败的孟德尔，纳泊的支持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1854年，他增加对孟德尔的支持，不仅精神支持，而且物质支持。孟德尔做实验需要暖房，纳泊就出资修建。 1848年Klácel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后，将修道院的植物园交给孟德尔。为了做遗传实验，孟德尔需要暖房。这相对于一个不大的修道院来说，是很大的一笔开支。1854年，孟德尔刚从维也纳大学回来不久，纳泊开始给他盖暖房，1855年交付使用。用这个暖房和一个露天的场地，孟德尔通过长年的研究奠定了遗传学基础。 虽然在科学界，没人支持、接受孟德尔，但在小小的修道院里，却有纳泊道长一如既往、尽心竭力地为他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持。 纳泊自始自终全力支持孟德尔：孟德尔没钱吃饭，纳泊收他进修道院；孟德尔喜欢科学，纳泊就让他不用传教；孟德尔没有教师资格，纳泊就让他代课；孟德尔没有考过证书，纳泊让他去大学进修；孟德尔需要研究条件，纳泊就给他盖暖房。 纳泊去世前两年，孟德尔宣读了研究结果。纳泊知道孟德尔的结果和理论。他也许理解孟德尔工作的伟大，也许并不那么理解，但正是他一如既往、尽心竭力的支持成就了孟德尔，造就了这位超越时代的天才，催生了遗传学，奠定了现代生命科学的一个主要支柱。 纳泊成为对生命科学起过最重要作用的伯乐，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成效的伯乐之一。 作者注：感谢朱作言老师提供的2002年9月摄修道院和孟德尔实验园地遗址照片。 参考资料： http://www.mendelweb.org/ Henig RM (2000). The Monk in the Garden: The Lost and Found Genius of Gregor Mendel, the Father of Genetics.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Iltis H (1924). Gregor Johann Mendel. Leben, Werk und Wirkung. Springer, Berl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den and Cedar Paul (1932), W.W. Norton Company, Inc. New York. Mawer S (2006). Gregor Mendel: planting the seeds of genetics. Abrams NY, Fields Museum, Chicago. Orel V (1973). The scientific milieu in Brno during the era of Mendel's research. Journal of Heredity 64:314-318. Orel V (1996). Gregor Mendel the first genetici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el V and Wood RJ (2000). Essence and origin of Mendel’s discovery. C.R. Acad. Sci. Paris, Sciences de la vie / Life Sciences 323:1037-1041. Orel V (2009). The “useful questions of heredity” before Mendel. Journal of Heredity 100: 421-423. Peaslee MH and Orel V (2002). Contributions of the Members of the Augustinian Monastery in Brno, Focusing on F. M. Klácel, Philosopher and Teacher, and J. G. Mendel, Father of Genetics. 20th SVU World Congress,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http://www.upt.pitt.edu/upt_peaslee/svu_2000.htm Weiling F (1991). Historical study: Johan Gregor Mendel (1822-1884).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40:1-25. 本文已发表于2010年10月《科学文化评论》
科学松鼠会 发表于 2011-07-22 05:04 作者：饶毅博士 （ 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孟德尔的生前身后 孟德尔出生地德文称Heinzendorf，捷克称Hyncice，现在捷克境内，当时属于奥匈帝国。孟德尔的父亲是佃农，每周四天料理自家的田地，三天给一位女伯爵干农活。命运似乎注定了孟德尔不得不子承父业，终其一生在农田中度过，但当地的神父Johann A.E. Schreiber （1769-1850）鼓励孟德尔的父母让他多受教育。孟德尔自己也要与命运抗争，并得到姐妹的支持。孟德尔后来为报答妹妹的支持，资助了她的孩子读书。 1850年4月17日，他为了考教师证以第三人称写过一个自我简介，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情况、心境和决心，信的大意是： …小学后，1834年他上中学。4年后，接连不断的灾难 ，使他父母完全不能支持他学业所需的费用。因此，16岁的他落入不得不完全自己支持自己的可悲境地。所以，他一边给人做家教，一边上学。1840年中学毕业时，首要问题是取得必要的生活来源。因此，他曾多次试图做家庭教师，由于没有朋友和推荐，未果。失去希望和焦虑的痛苦、未来前景的悲观，彼时对他有强烈影响，导致生病，被迫和父母待了一年。次年，他努力后得以做私人教师，以支持学业。通过极大努力后，他成功地修完两年的哲学。他意识到无法这样继续下去，所以在学完哲学后，他觉得非得进入一个生命驿站，能让自己脱离痛苦的生存挣扎。他的境况决定了他的职业选择。 1843年，他要求并得以进入布鲁诺的圣汤玛斯修道院。从此，他的物质境况彻底改变。有物质生活的舒适后，他重新获得勇气和力量。他满心欢喜和集中精力学习经典。空余时间忙于修道院一个小型植物和矿物收藏。有机会接触后，他对自然科学的特别爱好更加深化。…虽然缺乏口头教育，而且当时教学方法特别困难，从此他却更依附于自然研究。他努力通过自学和接受有经验者的教诲，来弥补自己的缺陷。1845年，他到布鲁诺哲学学院听了农业、园艺和葡萄种植课程。…他很乐意代课，倾力以容易理解的方式教学生，并非无成效… 他坦陈入修道院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经济原因。这一重要的人生选择中他权衡的不是神圣与世俗，而是智力追求与成家育子的权利。为了头脑，他舍弃了生殖权。对于血气方刚的青年，并非容易，而需要很大的决心。孟德尔的决定也和中国传统的一种说法（也是当代相当一部分华人的想法）不同：这些人读书是为了颜如玉，而孟德尔为了智力追求放弃颜如玉。 1843年，不满21岁的孟德尔进入布鲁恩（Brünn，现称Brno）的圣汤玛斯修道院（the Abbey of St. Thomas），并于1847年25岁成为神父。孟德尔原名Johann，入修道院后加Gregor教名。 到修道院后，他同时做过代课老师。那时，中学老师已需要证书。孟德尔第一次教师资格考试没通过，被送到维也纳大学去学习，这加强了他的科学背景。孟德尔曾再考教师资格，还是没能通过，而且，估计两次都是没过生物学，所以后来只能做代课老师，在当地的实科中学（Brünn Realschule）教了14年低年级物理学和自然史。他一直以实验物理学家自称，而不说是生物学家。 孟德尔积极参与学术活动。他长期研究气象，曾任国家气象和地磁研究所布鲁恩站长，1862年提交布鲁恩地区15年气象总结。他一生中参与了八个科学学会、二十六个非科学协会。1861年，孟德尔在任课的中学和一百多人共同创立当地的自然史学会。1865年2月8号和3月8号两个星期三的晚上，在布鲁恩自然科学学会，孟德尔宣读了豌豆研究结果。当地小报对孟德尔演讲有报道，但未能引起国际科学界的注意。 1866年论文发表后，孟德尔将40份抽印本寄给国际上的科学家，后人找到了13份的下落，传说达尔文处有，并未证实。发表文章的杂志有120本在世界主要图书馆。 1868年，修道院院长去世后，孟德尔经过两轮选举后当选院长。他再不用教书，但其他工作依旧繁重，他还是尽量做了研究。他用了多种植物做遗传实验。留下的纸片表明在去世前三年，他还在想有关豌豆的遗传问题。1865年到1878年，他记录了14年的地下水位。1870年，他加入养蜂协会，1877年报告对蜜蜂飞行和产蜜量的四年观察。他曾研究苹果和梨的抗病性。在一些协会刊物中，他以M和GM笔名写过一些短篇。 孟德尔生活丰富。他的政治观点偏自由派，与自己的教会背景矛盾。而他支持的自由派掌政时，出台的税收政策却对他的修道院很不利。政府为缓和与他争论曾安排他任银行副董事长和董事长。但他持续十年坚决反对税收，造成他晚年生活很大的苦恼。他在政治上左右碰壁。 1884年1月6日，孟德尔去世。他生前要求尸检，结果表明他肾炎并发心脏病。有位年轻的神父将其诗化，称孟德尔是心给伤了。孟德尔自己是乐天派，年纪大的时候回顾自己一生满意多于不满意。 园艺协会刊物讣告称：“他的植物杂交实验开创了新时代”。 猜想讣告作者是刊物主编Josef Auspitz（1812-1889），他曾任实科中学校长，支持孟德尔无证代课14年，是孟德尔的重要支持者和欣赏者之一。 但是，讣告的溢美之辞远非共识。 据他的朋友Gustav von Niessl (1839-1919)说，孟德尔生前相信“我的时代会到来”。确实如此。但是，要等他去世16年、理论公布34年以后。 1900年声称重新发现孟德尔的三位科学家，后来有争议，其中de Vries的第一篇论文不提孟德尔，后来可能因为隐瞒不住曾借鉴孟德尔的事实（包括难以解释如果他没有读过孟德尔，为什么他第一篇文章用了孟德尔的dominant和recessive两个词）以后，在第二篇论文中说是重新发现孟德尔。von Tschermak可能不懂孟德尔也说自己重新发现了孟德尔，所以史学家认为不能算。有趣的是，von Tschermak的外公 Edward Fenzl是维也纳大学教孟德尔的生物老师之一，不仅教学保守，也可能是没让孟德尔第二次考到教师证书的考官之一。 孟德尔“造假”案溯源 除了有人说孟德尔不懂自己发现了什么以外，对于孟德尔最大的冤枉是说他编造了实验结果。 英国统计学家和遗传学家费舍尔（1890-1962）于1936年首先发难，他对孟德尔的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断定孟德尔的数据过于接近理想数据。轻一点说，孟德尔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助手，在做了前两年实验导致孟德尔有理论后，助手为了满足孟德尔的理论而在后面几年给孟德尔提供他喜欢的数据。重一点说就很难听：“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实验结果都伪造了，以期贴切地符合孟德尔的预期”。以后每过一些年，就有人小聪明地又发现孟德尔的“问题”。 反击孟德尔造假说法的文章也不断。最近一篇较好的反击是2007年哈佛大学Hartl 和Fairbanks 发表于《遗传》杂志的文章。 我认为，给孟德尔伸冤的首要理由是：他无需造假。科学对于他来说不能带来利益。他如果造假，最对不起的是放弃生育人权、十几年如一日做研究的他自己。 其次，孟德尔时代没有统计学。统计学是几十年以后发明的。孟德尔只需分析数量关系，无需检验统计显著性。那时不知道应该做多少次实验、收集多少数据后才应该停止实验。可能是孟德尔收集到觉得差不多的就时候停止，所以数据会接近预计。孟德尔也在论文中明确说过，有一次实验漂移较远，他重复了实验后，数据更接近预计。 孟德尔的行为证明他不是造假和隐瞒不利结果的人。他曾努力使怀疑自己工作重要性的Nägeli相信自己发现的规律。但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没隐瞒自己发现了有悖于自己理论的现象。他把自己的豌豆种子给了Nägeli和其他人，希望他们验证自己的结果。1870年7月3日，孟德尔致Nägeli信说：我观察到山柳菊的杂交行为与豌豆的正好相反。但我认为山柳菊是个别现象，而豌豆中发现的是更高的、更根本的规律，因为去年我做了另外四种植物其杂交后代行为都和豌豆一样。 孟德尔不仅在给Nägeli的信说明了山柳菊的结果，而且将结果在1869年发表了。后来多年认为，有两种遗传方式，一种是“豌豆式”（符合经典孟德尔学说），一种是“山柳菊式”（不符合孟德尔学说）。虽然以后也发现这些生物其实都符合孟德尔学说，造成困惑是因为山柳菊是单性遗传，但当时孟德尔以为山柳菊与豌豆不同。如果孟德尔造假，或选择只符合自己理论的结果，那么他就无需在已经公开自己的理论后，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山柳菊的结果直接告诉一位不愿接受自己理论的人，而且发表第二篇生物学论文，公布与第一篇的矛盾。 孟德尔的精神遗产 孟德尔以天生的才能、青年的果断和壮年的坚持，在困难中成长，以放弃获得条件，在失败中得机遇，最终在有限的环境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发现。 孟德尔的成就，一百多年来催生了多个现代科学学科。首先是直接导致遗传学诞生，而对于同时期诞生的进化论，孟德尔可能隐约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虽然遗传学和进化论结合于1930年代。二十世纪遗传学与生物化学结合，并与微生物、生物物理学交叉，在1950年代又催生了分子生物学。1970年代诞生的重组DNA技术，全面改观了生命科学：分子生物学深入到从医学到农业各个领域，带来多个学科的变革，人类遗传学、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是其直接传承。 在应用上，遗传学带来了二十世纪绿色革命，对于解决全人类食物起了很大作用。遗传学通过分子生物学和重组DNA技术，带来生物技术产业。现代遗传学为个体化医学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虽然我们今天还远未达到个体化医学的远景。 孟德尔的发现，对于科学和人类，今后长期还将有深远影响。 最后的问题是：既然孟德尔不受科学家重视，不为科学界所认同，那么，他怎么能获得做研究的条件？ 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更加鲜为人知的故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注： 感谢龙漫远、白书农、饶广远的帮助。 孟德尔用“杂交”一词，是现代意义的cross（动物可译成“交配”、植物“授粉”），而非后来科学家重新定义的“杂交”，即 不同种或不同品系之间的交配。孟德尔文章中多半都是同种植物的交配，并非物种或品系间的交配。“杂交”一词今天在中国学生和老师中仍未严格使用，部分原因可能是学孟德尔理论时听惯了杂交一词。 本文中斜体都是孟德尔原文的着重强调。 孟德尔的论文中用了“对照实验”（control）一词。每个在野外做的实验，他都在暖房中也做了，证明野外实验未因昆虫或外源花粉等环境因素所干扰，结果可信，他才采用。 孟德尔用花粉细胞来表示精细胞。现在知道花粉中包含2或3个细胞。参与受精的是其中的两个精细胞。 孟德尔在结语中说花粉细胞和卵细胞结合成单个细胞后，“同化和形成多个新细胞”。现在看来“同化”是错误的，限于当时对发育的误解。全部细胞都来源于受精卵分裂、增值，并不发生同化母体细胞参与子代发育。 本文参考了以下文献，尽量摒弃不可靠的传说。 http://www.mendelweb.org/ Corcos A and Monaghan F (1985). Role of de Vries in the recovery of Mendel's work. I. Was de Vries really an independent discoverer of Mendel? Journal of Heredity 76:187-90. Corcos AF and Monaghan FV (1987). "Correns, an independent discoverer of Mendelism? I. An historical/critical note". Journal of Heredity 78: 330. Corcos AF, Monaghan FV, Weber MC (1993). Gregor Mendel's Experiments on Plant Hybrids: A Guided Stud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Darwin C (1859).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John Murray, London, England. Darwin CR (1862). On the two forms, or dimorphic condition, in the species of Primula, and on their remarkable sex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 (Botany) 6: 77-96. Darwin C (1868). 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John Murray, London. Darwin CR (1876). The effects of cross and self fertilisation in the vegetable kingdom. John Murray, London. Darwin CR (1877). The different forms of flowers on plants of the same species. John Murray, London. Fisher RA (1936). Has Mendel’s work been rediscovered? Ann. Sci. 1: 115–137. Hartl DL, Fairbanks DJ (2007). On the alleged falsification of Mendel’s data. Genetics 175: 975–979. Henig RM (2000). The Monk in the Garden: The Lost and Found Genius of Gregor Mendel, the Father of Genetics.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此书有些资料，但作者对科学的理解有局限，貌似不偏不倚的态度而有误解，也编了一些想象的内容） Howard JC (2009). Why didn't Darwin discover Mendel's laws? Journal of Biology 8:15. Iltis H (1924). Gregor Johann Mendel. Leben, Werk und Wirkung. Springer, Berl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den and Cedar Paul (1932), W.W. Norton Company, Inc. New York. Mawer S (2006). Gregor Mendel: planting the seeds of genetics. Abrams NY, Fields Museum, Chicago. Mendel G (1866). Versuche über Pflanzen-Hybr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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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factors” in Mendelian explanations? 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 Reports 5:365-369. Nogler GA (2006). The lesser-known Mendel: his experiments on Hieracium. Genetics 172:1-6. Orel V (1996). Gregor Mendel the first genetici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iling F (1991). Historical study: Johan Gregor Mendel (1822-1884).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40:1-25. 根据几次讲课录音，2010年十一假期整理、扩充。发表于2010年10月《科学文化评论》
读后感 Scientist:Four golden lessons Steven Weinberg Nature 426 , 389 (27 November 2003) | :10.1038/426389a :10.1038/426389a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26/n6965/full/426389a.html When I received my undergraduate degree about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physics literature seemed to me a vast, unexplored ocean, every part of which I had to chart before beginning any research of my own. How could I do anything without knowing everything that had already been done? Fortunately, in my first year of graduate school, I had the good luck to fall into the hands of senior physicists who insisted, over my anxious objections, that I must start doing research, and pick up what I needed to know as I went along. It was sink or swim . To my surprise, I found that this works. I managed to get a quick PhD though when I got it I knew almost nothing about physics. But I did learn one big thing: that no one knows everything, and you don't have to. 1. 没有任何人无所不知，所以你没有必要试图知道所有的知识。这样，就能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当然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眼前是事情出发，做自己能做的，这样会更有成就感。 Another lesson to be learned, to continue using my oceanographic metaphor, is that while you are swimming and not sinking you should aim for rough water. When I was teaching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the late 1960s, a student told me that he wanted to go into general relativity rather than the area I was working on, 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because the principles of the former were well known, while the latter seemed like a mess to him. It struck me that he had just given a perfectly good reason for doing the opposite. Particle physics was an area where creative work could still be done. It really was a mess in the 1960s, but since that time the work of many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physicists has been able to sort it out, and put everything (well, almost everything) together in a beautiful theory known as the standard model. My advice is to go for the messes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 2. 科学研究不能随波逐流，而应对有勇气去探索新的事务、新的困难和新的挑战，因为这些新的问题或者挑战正是取得新突破的出发点。敢于尝试新课题、敢于探索新领域。 My third piece of advice is probably the hardest to take. It is to forgive yourself for wasting time . Students are only asked to solve problems that their professors (unless unusually cruel) know to be solvable. In addition, it doesn't matter if the problems are scientifically important they have to be solved to pass the course. But in the real world, it's very hard to know which problems are important, and you never know whether at a given moment in history a problem is solvab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veral leading physicists, including Lorentz and Abraham, were trying to work out a theory of the electron. This was part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y all attempts to detect effects of Earth's motion through the ether had failed. We now know that they were working on the wrong problem. At that time, no one could have developed a successful theory of the electron, because quantum mechanics had not yet been discovered. It took the genius of Albert Einstein in 1905 to realize that the right problem on which to work was the effect of motion on measurements of space and time. This led him to 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As you will never be sure which are the right problems to work on, most of the time that you spend in the laboratory or at your desk will be wasted. If you want to be creative, then you will have to get used to spending most of your time not being creative, to being becalmed on the ocea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3. 不要担心自己浪费时间。当你在探索新事物或者新课题的时候，肯定有些工作是表面看来的无用功或者失败，但正是这些无用功和失败为你真正的创新奠定了基础或者积累了创新必备的经验。为了真正的创新，你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在日常工作中，只要你在朝着某个方向前进，肯定会有收获，但是前进的方向肯定不是笔直的，不管路线如何，你肯定会达到某个地方，发现某些新东西。因此，在披荆前行的时候，心态平和，真正达到空处湛静的境界，这也是人生的一种追求吧。 Finally, learn someth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 or at a minimum the history of your own branch of science. The least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history may actually be of some use to you in your own scientific work. For instance, now and then scientists are hampered by believing one of the over-simplified models of science that have been proposed by philosophers from Francis Bacon to Thomas Kuhn and Karl Popper. The best antidote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a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More importantly,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n make your work seem more worthwhile to you. As a scientist, you're probably not going to get rich. Y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probably w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if you work in a field like 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you won't even have the satisfaction of doing something that is immediately useful. But you can get great satisfaction by recognizing that your work in science is a part of history. Look back 100 years, to 1903. How important is it now who was Prime Minister of Great Britain in 1903, 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at stands out as really important is that at McGill University, Ernest Rutherford and Frederick Soddy were working out the nature of radioactivity. This work (of course!) ha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but much more important were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s. The understanding of radioactivity allowed physicists to explain how the Sun and Earth's cores could still be hot after millions of years. In this way, it removed the last scientific objection to what many geologists and paleontologists thought was the great age of the Earth and the Sun. After this, Christians and Jews either had to give up belief in the literal truth of the Bible or resign themselves to intellectual irrelevance. This was just one step in a sequence of steps from Galileo through Newton and Darwin to the present that, time after time, has weakened the hold of religious dogmatism. Reading any newspaper nowadays is enough to show you that this work is not yet complete. But it is civilizing work, of which scientists are able to feel proud. 4. 了解一些科技史或者本领域的历史。以古鉴今，史以明志。能让自己看清楚，自己所处的历史中的位置和作用。更能把握一些大的方向和原则。前人的有些研究方法更可借鉴。在很多方面，我们和前人之间是相同的或者相似的。不同的是时代变迁后事物或者社会的表象，但很多共同的处事或者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者办法，前人比我们更高明，或者至少是可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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