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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海的“拆违”分析重庆的“地票”制度
自我源于思考 2017-6-28 11:45
结合上海的 “拆违”分析重庆的“地票”制度 重庆市金融办公室的数据显示, 2016全年,重庆市新发布地票交易公告14批次2.5万亩,结转2015年未成交指标0.51万亩,成交地票2.66万亩、50.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9%、28.8 %;全部完成贫困区县提请的1.67万亩交易指标。(因拨付金额有一年左右延期,未列入) 而重庆市 2016年的商、住类土地成交面积为1009万平方米(1.5万亩),同比去年减少9.4%。可建筑体量约2231万平方米。土地成交金额705亿元。 可以看出,重庆市地票制度对于重庆市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起到了支撑性的保障作用。 关于重庆地票交易情况,20 17年已经成交5批。情况如下: 第一批, 1335.7亩,均价为19万元/亩。 第二批, 2403.7亩,均价为18.89万元/亩。 第三批, 527.8亩,均价为19万元/亩。 第四批, 3072.3亩,均价为18.6万元/亩。 第五批, 1495.8亩,均价为18.6万元/亩。 (数据来源:重庆市土地交易所) 从上述数据看到,在半年时间内,重庆市政府通过地票获得了 8300亩左右的建筑用地指标。并且,每亩价格在近几年达到稳定。 而重庆市人口总量 3048万左右,60%的城镇化率,土地储备必须跟上,在房地产和工商业用地价格稳定的情况下,保证了社会经济高投入、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地票制度保证了的建设用地供应。这个制度也引起了全国瞩目。 那么这样一个制度,为什么在其他地方无法推广?这需要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地票制度的前提条件 地票制度必须是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远距离、大范围置换,就近城镇化并不适用,也无任何意义。 地票,是指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变成符合栽种农作物要求的耕地,经由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由市国土房管部门发给等量面积建设用地指标凭证。这个凭证就称为 “地票”。 远郊农村的闲置建设用地,受区位所限,开发建设机会相对较少,土地价格很低,一旦通过地票交易,就可以突破级差地租的限制,提升其价值。 而城市近郊农村土地潜在价值本身就比较高,通过征地动迁,农民即可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没有必要搞地票交易。 而重庆地票主要来源于相对偏远的渝东南、渝东北地区,也证明了这一点。大部分地票标的位置,与重庆市政府办公大楼直线距离 100公里以上,位置偏远,经济相对落后。重庆至今还有14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县的面积加起来比北京+上海+天津的面积还大。而地票制度的实施,可以给每户农民带来10万元的收益,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研究重庆地票制度,需要关注这些贫困县农民的收入情况,否则就会纸上谈兵。 成都人口不过 1600万左右,面积仅为重庆市的17.4%,但GDP与重庆相比却达到7:10左右。所以不具有重庆的城乡土地差价空间,地票制度的实施难度就成倍增长。 上海更不用说了,基本实现了城市一体化,最偏远的乡村,宅基地拆迁补偿也高得令人咋舌。所以,黄奇帆才建议上海实行跨省市的地票制度,如与黑龙江合作。 二、地票制度实施要求 地票制度实施要求,主要是价格的稳定性,而价格的稳定取决于市场供给与需求。所以要保证农村宅基地退换、复垦,保证地票可供给规模。 而成都等许多地方,在地票交易时,没有做好这一点。他们只是实验性地推出几十亩地票尝试,并且没有向市场公布年度计划。在需求方的激烈竞争下,迅速失控,引起市场动荡,导致地票拍卖被迫终止。 能否稳定地,定期推出地票幅地,是地票制度实施能否成功的关键。许多人一直认为,随着重庆的发展,重庆地票拍卖价格将迅速上升至 20万每亩,30万每片亩,并在价格飙升中失去执行力。 但从 17年数据来看,重庆市政府的地票制度实施是非常稳健的,并在市场供给、需求调控方面,显得游刃有余。 从这一点看,重庆市政府的前瞻性和执行力是优秀的。 三、地票制度的客观条件 从现实需求来看,《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2020年前,重庆将完成近20万亩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任务,每年约有3万亩,恰好与地票需求衔接。这是重庆地票制度的客观条件。 另外,有学者提出,重庆地票供大于求,重庆市政府储备了大量土地,增加了财政负担。这种说法,应当结合房地产市场和工业经济水平发展情况综合分析。从财政上来说,重庆市政府在地票上,并没有多大负担,一方面,资金压力转嫁给了开发商(市场),另一方面,重庆在资金拨付上有较长的延期,也缓解发资金压力。 再加上经济发展速度一直较高,财政收入、税收收入持续增长,通过发展解决了问题。 四、关于上海的拆违 大家都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土地的需求,城市对土地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并非如此。上海、北京等地,已经提出控制人口、控制建设用地,减量增效,治疗大城市病。特别上海,更是通过大规模拆违,进行生态补偿和更换部分用地指标。 16年上海全市拆除的违法建筑总量达5141.58万平方米,是2015年总数的3倍。17年上海已拆除违法建筑3643万平方米,完成全年确保5000万平方米拆违量的72.9%。 上海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前两轮综合治理,上海郊区已腾出土地约 46平方公里,第三轮还可腾地约34平方公里。在总计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属于“104”“195”区域可用于开发建设的有27平方公里,计相当于增加3.75万亩建设用地。 同时,由于生态补偿带来的环保效应,国务院对上海奖励建设用地若干,作为计划外指标。 在城市建设用地受到控制,并且有控制人口总量的压力之下,上海通过拆违来减量增效,一方面补偿环保,另一方面增加建设用地,走出了一条新路。 五、城市发展一定要因地制宜 现代的政府管理,很大部分是城市管理。而不仅仅是以往的一切看 GDP。所以重庆地票近十年来,生命力强劲,制度实施保障了稳定性。政府通过优秀的执行力保障了地票市场的活跃与稳定,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 重庆的地票是复垦,增加城市建设用地。而上海的拆违是环保,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二者居然有异曲同工的作用。这说明,城市管理,一定要因地制宜,不可生搬硬套。
个人分类: 社会科学|5102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债务问题看重庆经济:黄奇帆是不是经济能手?
热度 6 自我源于思考 2017-3-10 13:10
2012年因王立军事件,国内民间积聚起来的反文革情绪爆发,开始集中对重庆批判。对“唱红打黑”批评,我不反对。对重庆的发展模式如果一味打批评,看不到其中的亮点,则有以偏盖全的嫌疑。当时矛头主要是针对重庆的债务风险,2010,2011和2012年的债务数据成为主要论据。 一、重庆债务减少 重庆的债务率在 2012年末达到92.75%,位居全国前列。但是2014年末只有77%,降低了近16个百分点。 2014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5900亿元,比2013年底减了1090亿元。其中3200亿元元是一类债务,2700亿元是二、三类债务,债务率77%,总体是可控的。 债务里面 80%是商业银行债和各种各样的债券,良性债务占80%,有20%是借道信托机构形成的负债,利率比较高。2013年信托债占29%, 2014 年减少了 9个点。 重庆市能够化解债务得益于其融资平台的特殊性:这座城市的主要投融资平台都有上万亩的土地储备,同时政府对投融资领域的管理权相对集中。 这主要是黄奇帆的功劳。 在前几年的发展中,必须要高投入,否则何谈发展?但高投入会带来债务问题。只有发展出了一定成果,经济大幅度发展,政府财务税收增加,才能解决前期债务。这就是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很考较 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 二、重庆债务安全,偿债能力良好 《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 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8月24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提请审议,标志着我国依法启动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限额管理 经清理核查, 2014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即审计口径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15.4万亿元。另外,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包括审计口径中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8.6万亿元。 可以看到, 2014年,重庆政府负债,占全国政府负债比是3.8%,并不高的。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重庆房价仍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不容易。 再看 2016年的数据,从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GDP指标来看,28省市债务/GDP整体上升,仅重庆、湖北和北京的债务率回落,重庆市为21.7%;从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中央对地方返还及补助+政府性基金收入)指标来看,全国平均水平在100%左右,重庆的债务率最低,为59%。 三、发现人才不容易,发现别人的优点不容易 起初,薄落马,黄未动,很多人认为黄善于自保。但看了这几年重庆的经济情况、产业结构,不得不说,这是政府中少有的综合型人才。 新儒家要提升自我,研究社会,影响社会。但研究社会,不能用批判的思维,而是用博弈的思维。新儒家也需要批评,但要在拿出建设性意见的前提下去批评。 新儒家要更多地发现别人的优点,而不是缺点。虽然发现别人的优点比发现缺点更困难,但这正是新儒家要做的。 欢迎加入新儒家文化QQ群: 155011723,一起交流现代思维,辨识时代潮流。申请时请注明:科学网
个人分类: 社会科学|5440 次阅读|3 个评论
黄奇帆:证监会出牌顺序错了直接造成股市大跌
热度 6 bioxncai 2015-8-2 18:54
从有关的介绍来看,黄奇帆对股市很有研究,不妨让其来干下一任证监会主席。至于现任证监会主席肖刚干得如何,中国的股市现在这个样子已经给出了答案。谢百三教授曾经专门撰文对肖刚提出批评,表达其对肖刚治下的中国股市的担忧。中纪委不妨查查证监会是否存在腐败问题,这也许能解释中国股市这几年的乱象。 附: 黄奇帆:“出牌顺序错了,一手好牌也会打输” http://mt.sohu.com/20150731/n417945911.shtml 来源:OTC观察   据华夏时报报道,2014年1月14日,在重庆经贸工作会议上,黄奇帆作为一个地方大员却极为罕见地当起了“股评家”,他引用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股市的三句话认为, 应该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再推多渠道股权融资让巨量资金入市,提振股市信心,最后启动注册制发行,推行注册制必须要有严峻刑罚在先,“出牌顺序错了,一手好牌也会打输。 ”   事实上,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小组成员,他对股市的真知灼见已经贡献在顶层设计之中: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金融服务体系调整的支撑,从过去以政府主导投资的模式向企业投资转型,金融服务模式也需要从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转向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模式,资本市场在国家战略和经济转型中显得尤为重要。   而此前,中国7任证监会主席都是从国有四大银行调任,搞完间接融资再搞直接融资,虽然同属于金融行业,不过,与简单的银行存贷业务相比,资本市场却相对复杂。记者梳理发现,历任证监会主席对资本市场基础工作做出了贡献,但任期都不长,惟一任期比较长的是从农行来的尚福林,完成了一个令市场称道的股权分置改革。   中国早期懂资本市场的一些高官都有体改委背景,黄奇帆懂股市也与他在上海从事国资体制改革的一段经历有关系。   文革时期,黄奇帆还是上海焦化厂的一个工人,上世纪80年代初,他成为这家工厂的副厂长,后来调任上海市经委工作。上世纪90年代起,黄奇帆走在了上海浦东开发热潮的前列,他调任上海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成为后来的上海浦东管委会副主任。   1994年,黄奇帆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开始思考上海市经济政策和改革方面的策略,并逐渐过渡到政府工作。1996年,黄奇帆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并在两年之后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经委主任。2001年结束上海从政经历,调任重庆市副市长,主管国资委,直到后来成为重庆市市长。   黄奇帆在上海主导的国资重组首次体现出高超的资本运作才能,资本市场第一个净壳收购的概念正是由他提出来的。   1998年,黄奇帆主导了资本市场第一起上市公司净壳收购案—上海房地产集团收购嘉丰股份,也就是今天的金丰投资。黄奇帆的资本运作天赋充分体现在这场上海本地股的重组之中,加上后来的交运股份和电器股份的重组,净壳收购模式成为他当时在资本市场创新的经典,也有效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   黄奇帆的资本运作天赋同样带到了他任职的重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曾经说过,上海给重庆的最大贡献是送来了一个资本市长黄奇帆。   黄奇帆到重庆后主管国资委,组建了国有资本的八大平台,并构建了闻名海内外的国有资本运作“渝富模式”。黄管理运作国有资产的思维完全是资本的思维,而不是局限于简单的资产管理思维,这种模式类似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通过资产的买卖和重新组合实现增值和收益。资本的增值成为重庆国资管理的目标,而资本运作和杠杆撬动就是黄奇帆手中的点金术。   2013年11月,黄奇帆曾经撰文《国资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国资改革,核心的思维仍然是以资本市场作为战略阵地,实现国资的结构调整和转型:第一个层面仍然是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实现多种所有制并存;第二个层面是国有经济有效组织形式是混合所有制,通过股份制实现国资、外资、集体资产和民营资本等非公经济的交叉持股;第三个层面是国有企业管理的核心是资本管理,国资委不是管行业和产业,而是管国有资产,其中的核心是国有资本经营的增值。   进入2014年,股市持续低迷和IPO重启出现的问题,让“资本市长”黄奇帆当了一回“股评家”。市场甚至一度为此沸腾,沸腾的原因或许有比黄的言论提到的“出牌顺序”改革论更为实质的内容。    黄奇帆认为,证监会先推注册制发行是出牌顺序搞错了,直接造成股市的下跌和信心缺失。应该是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打通场外市场和场内市场的转板和退市通道,完善新三板的功能;实现发行市场与上市明显分离,拟上市公司先到新三板进行公开发行或者私募发行,场内亏损企业也退到新三板重组,新股发行挂牌一年之后,符合上市条件转入场内交易所交易;不发行新股符合上市条件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可以直接到沪深交易所上市。吸引养老金、公积金、企业年金、保险(放心保)资金、公募、私募和海外投资者大量资金进入多层次市场,提振股市信心;如果这些资金仍然不能提振市场信心,可以考虑推行中国版的QE计划买入股票,这也是多渠道进行股权融资的途径;最后,在法律完善之后,在场内交易所推行注册制发行。   黄奇帆1月14日还对近期新股发行中取消对大股东及战略投资者的限售改革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要搞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得有严刑峻法在先,美国有股票发行的“三道宝剑”在头上悬着,一旦上市公司有造假就面临牢狱之灾,并且可能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帮助造假的中介机构也会终身禁入。美国有这三个法规(记者注:或为《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及《萨班斯法案》等一系列法案),所以它可以做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如果这个严刑峻法还没有出来,就去搞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甚至还把大股东及战略投资者持有股票的3年锁定期取消了,结果有些大股东一听要上市了,发了疯一样就想把自己的股票全抛了—为了想更多地套现,就把股票发行定价拉高成每股50元,可能原本只有50倍市盈率,就把它拉高成70倍甚至更高市盈率。”    “股东高市盈率套现不是坑股民吗?”黄奇帆说,而且你作为大股东,套现是有规定的,这个也监管的不到位。“券商、股票发行公司、律师事务所都是根据发行量收1%的佣金,所有人都设法把股票发行价往高处推,就是不对股民负责”。 而且你作为大股东,要套现是有规定的,这个也监管的不到位。而对于国内股市持续低迷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黄奇帆在1月14日的会议上也有谈及。   很显然,以官场的规则,一个地方大员公开评论一个行业及管理层的做法的确非同寻常。   业内人士的理解,黄市长关于“出牌顺序搞错”以及“出牌的顺序打乱了,你就会输”的说法分量是挺重的,言外之意,管理层其实手中是有牌的,不是没牌的;是有好牌的,不是全部是烂牌的;一手的好牌,输在出牌顺序,责任在谁?   同时,千万别以为黄奇帆抨击股市是种了证监会的田,荒了自己重庆市的地,那样就把黄奇帆看扁了。黄真正要说的话是,股市里的钱少了,居民的消费就会减少,中国1亿股民代表1亿多白领消费群体,我们会因此有很多意外的困难。这就是财富负效应,这就是晴雨表对经济的反作用,这叫牵一发动全身。   所以,股市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个投资者愿赌服输的问题,而是整体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市场一直处理不好交易定价和融资的关系,股票发行与供求的关系,市场只是一个交易场所,而不是融资场所,股份制才是融资工具。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一个框架,而多渠道资金涌入才能让这个融资体系丰满。当资本迸发涌出,当股市信心恢复,当法制修正完善之时,注册制推行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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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黄奇帆称坚决拥护中央对市主要领导调整 视频
xupeiyang 2012-3-16 07:31
黄奇帆称坚决拥护中央对市主要领导调整 http://news.sina.com.cn/z/video/bxlzlsp/
个人分类: 社会文化|167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黄奇帆: 改革开放和民生建设的重庆探索
热度 1 whyhoo 2012-3-9 12:53
改革开放和民生建设的“重庆探索” ——新华网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作为我国中西部唯一直辖市的重庆,不沿边、不靠海,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大山区、大库区一体。近年来,重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特殊“市情”,在开放、改革、先进生产力和民生建设等方面,创新探索实践,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多成就,实现了十二五时期的良好开局。2011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11.13亿元,同比增长16.4%,经济增速跃居全国第一。 重庆市是如何开创改革开放发展新局面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围绕相关话题接受了新华网记者的专访。 内陆开放高地如何形成? 记者:地处西部的重庆是一个内陆直辖市。近几年,重庆确定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我们知道,西部地区应该既抓开发,同时也要抓开放,但内陆开放高地必须是口岸高地,相比沿海城市,内陆城市在开放上不具有地理优势。请问市长,重庆确定这一目标有着怎样的考虑,推出了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进展? 黄奇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沿海发展3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开放的历史,中国内陆要发展也离不开开放,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一个地方不够开放,要开发得很好,是很难的,也是有障碍的,是不能实现真正的开发目标的,所以我们觉得内陆的开发、西部开发要补上开放这一课。 讲开放,一般要抓四件事情:第一,引进外资;第二,进出口贸易;第三,物流集聚和辐射的中心功能;第四,企业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进行投资发展。如果一个地方把这四件事做好了,那就可以说开放高地建成了,或者说口岸的高地也建成了。 最近四五年,我们在引进外资上从原来的10亿美元增加了10倍,规模是中西部第一,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我们排在了第8位,在引进外资方面我们走到了中国的前列。 进出口贸易方面,我们四年前是60亿美元,去年达到了360亿美元,四年来增长了6倍,尽管绝对数不够大,但是增长率连续四年居全国第一,应该说是很好的事情。我预计,今年可能会突破500亿美元,这就是说,会继续保持一种高增长。 作为一个开放高地,应该是一个口岸、一个中心城市。所谓口岸,不仅仅是你自己本土的进出口货物在当地报关,还要让周边省市的货物到你这里通过你的口岸转口到全世界,或者全世界的货物通过你这个口岸辐射到其他的地方。这个功能我们现在逐步形成当中。我们之所以进出口贸易增长得快,除了本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进出口量增长以外,相当重要的就是周边各省现在开始把货物转到重庆报关进出口,这个比例去年达到了32%,今后几年我们争取能达到50%。 我国外汇储备比较充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抓住机遇加大海外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好处。近几年,我们大力推动企业走出去,全方位展开,连续两年每年实现海外投资50亿美元,有力推动了整个重庆的开放高地建设。 上述四个方面是我们的基本成效。之所以产生这些成效,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党中央、国务院在西部开发过程当中给了重庆开放高地建设的一些重要的、具有前提性的一些要件。比如说批准设立了重庆两江新区,所谓两江新区,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新区的“新”就在于特区没有干过的事我们创新了也可以干。两江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是一个政策,一个性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放平台。 第二、中央给了我们两个保税区,是两个内陆最大的保税区。保税区理论上就是国境之内,关境之外,货物到了保税区就算出国了,利用这个保税区吸引周边省的货物进保税区就算出了关境,就可以出口退税,所以说是国家给了我们一些开放平台要件; 第三、我们推动了口岸物流的平台建设。作为一个口岸,货物到你这里就能出国,机场就是一个口岸,原来重庆的机场功能不怎么复杂,规模也不怎么大,所以体现不出大的口岸作用。最近几年,我们从航空货物的口岸出发努力推动,重庆机场从原来300万人一年的吞吐量已经发展到现在的2000万人,我预计再过十年还会涨几倍,可到6000万人。 重庆机场航空货物量原来才几万吨,现在达几十万吨,国际货运量翻了四倍,这使得重庆机场口岸功能的作用大大突出了;原来是一个跑道,现在是两个跑道,内陆近百个机场真正有两条跑道在运行的就是我们。 去年年底,经民航总局批准,我们开工建设第三跑道,还规划了第四跑道,我们的航站楼等各方面要花200多亿元进行建设,重庆机场将是内陆复合型的枢纽机场,它就是一个口岸,如果没有这个口岸,物流进出口很不方便。 在铁路方面,内陆的铁路往往没有口岸功能,往往是边境上的铁路是口岸,沿海的港口是口岸,地处内陆的很难说,因为一般概念里面内陆火车站顶多是枢纽,不能叫做国家口岸。我们要创造条件使重庆铁路口岸具有一个口岸桥头堡功能,近几年推动了重庆的铁路和新疆、欧洲的形成一个“渝新欧”欧亚大陆桥,使重庆作为起点站,欧洲成为终点站,火车在这里始发,这里就变成了口岸。 怎么才能使重庆具有这样的口岸功能呢?我们联络了从重庆到欧洲的六个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整个一条线六个国家海关,大家一起推动这12000多公里铁路实行一卡通,一个地方的国家海关关检了,其他国家一路放行,这个起点站就是重庆。 这条线涉及到六个国家的铁路部门,每个国家都有铁路运行时刻表,这个跨国的运行表就需要有一个协调,所以六个国家铁路部门一起开会协调了一个叫“五定班列”的运行表,即“定起点、定终点,定路径、定时间、定价格”,联手把这个运行线上的五个关键环节定下来。 六个国家的铁路部门还一起搞了一个物流公司,中国货物通过物流公司组织发货到欧洲,同时又组织欧洲的货物发货到重庆,就形成了一个物流平台。这样,海关的通关平台,铁路部门的“五定班列”运行时刻表,物流公司的服务平台,就使重庆发挥了桥头堡的作用、内陆铁路枢纽和国际铁路枢纽的作用。 为什么内陆忽然可以成为口岸?不是凭空叫出来的。国际航班发达了,这个地方就是口岸;铁路成了国内国际枢纽了,也就创造出了口岸。有了这些条件以后,重庆的开放高地也就逐渐形成了,外资也多了,进出口也上去了,海外投资的量也增多了,两江新区的平台也建起来了。重庆的开放高地突然出现了,大家觉得很奇怪,仔细了解也是很确切的。 工业“三大新板块”如何浇筑? 记者:十二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线。重庆是一个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在比较闭塞的环境中形成了比较闭塞的经济结构,在转方式的新的时代要求下,压力很大。重庆市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有哪些做法? 黄奇帆:原来重庆的工业规模不算大,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1000亿多一点的产值,到去年,达到了14000亿,十年涨了十倍,涨得是比较快的。目前,重庆工业每年投资3000亿,新增产值有4000亿,今后的四年可能会涨出16000亿甚至更多,也就是说2015年我们会变成30000亿的工业销售值。现在要思考的关键是这30000亿是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原来的老产品搞量的扩展,而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一方面抓节能减排,能够转变“傻大黑粗”、能耗成本比较高的产业;另一方面,要增加这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进步的能力,使得我们经济增长更有质量 按照这样的要求,“十二五”时期我们将推进重庆“三大板块”工业的发展: 第一,1万亿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这里面包括1亿台笔记本电脑,三千万台打印机,五千万台显示器,还有两千多万台的智能手机和通信设备,包括路由器、服务器、存储器等通信设备。这两亿台件的产品再加上70%到80%的本地造零部件,会产生巨大的产值,零部件和整机会形成1万亿的产值,而且规模大,全球笔记本电脑,全球通信服务器,全球的打印机,也就是说通信网络设备的1/3都是重庆造,产值达到1万亿,同时把品牌商、组装厂、零部件厂商、生产性服务业全部配套落户在重庆,形成一个电子产业集群。这个板块是“无中生有”的新板块,西部原来没有这样的电子工业,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电子工业只有20亿,后来发展到了2000亿,我们今后五年准备增长1万亿; 第二,我们要把传统的有优势的工业,比如汽车、摩托车、装备工业进一步升级换代,也达到一万亿的规模。重庆老工业基地原来主要的工业基础就是汽车、摩托车和装备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抗战的时候从沿海迁到这里的主要也是机器制造业。我们要更新换代,大体上到2015年会形成六千亿左右的汽车、摩托车产业,四千亿左右的机器装备制造业,形成一万亿。汽车业方面,主要是长安汽车集团,我们认为一个地方大量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不能只为长安服务,我们支持一汽、二汽、上汽、北汽到重庆布局发展,形成一个全国主要品牌商、制造商都在重庆有基地,重庆能够为全国汽车配套服务的格局,形成一个汽车产业集群。 中国原来的汽车业发展格局是,大家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分工,一汽在长春,北汽在北京,上汽在上海,长安在重庆,二汽在武汉,大家好象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在美国,无论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都在底特律那边,所以我觉得一个地方不一定只为一个汽车工业服务,可以为各个汽车集团服务。我们形成了中国各类汽车产业的巨头在重庆形成集聚集群的发展。同时,每一类汽车的零部件的配套也都能够垂直整合一体化,这样会形成更好的竞争力。 第三,推动重庆钢铁、有色、水泥、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制造业发展,这是传统的重化工板块。这个板块我们会淘汰落后,降低能耗,推动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发展,使重庆这个板块“枯木逢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大体上,我们三大板块三万亿,形成重庆在中国有竞争力的、举足轻重的生产能力。 城乡统筹试验改革如何突破? 记者:我们理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全国各地的共同使命。我们还观察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阶段,中央着眼于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会适时选择部署若干地区,赋予其在不同领域的改革探索使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演绎改革“探路者”角色,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这些年,重庆也领了一项新使命,就是探索统筹城乡发展。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其使命: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9年1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赋予重庆市在多个领域"先行先试"的权利。应该说这也是重庆市发展的又一个机遇。请问市长,近几年,重庆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整体推进的情况如何? 黄奇帆:重庆是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的地方,与沿海大城市不同,沿海大城市基本是按照城市化、工业化两个轮子一起转的。重庆必须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时候高度重视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发展战略就是五个城乡一体化,即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能源、电讯等要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卫生文化;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近年来我们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第一,进行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我们把在重庆打工三年、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在自愿的前提下转换为城市户籍,转了以后社保、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和城市居民完全一个待遇,我们创造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转户率,风平浪静的转,老百姓很满意; 其次,大规模地推进保障房和公租房。农民工进城不能形成新的城市贫民窟,也不能让农民工去买房子,他们买不起,既然有几百万人要进城,就要想办法帮他们解决住房。我们3年建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能够满足200万人居住,不仅给城市中的原住民搞改善,而且只要你是在重庆打工的人,只要打工三年、五年,城市需要你就业,你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大学毕业生到了重庆只要有企业用你,就可以申请公租房。总的来说,我们的住房保障系统是城乡一体化的; 再次,推进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重庆农村有三种类型的地,包括集体所有的宅基地,集体所有的承包地,集体所有的林权地。大家都知道是集体所有,农民有没有财产权,不清楚。我们做了一个改进,根据《物权法》的“土地所有权是一种财产权,土地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精神,不仅对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确权,而且把财产权也进行了确权。大体上,农民的一块地如果值100元,20元钱归集体所有的财产权,80元归农民家庭所有的财产权。农民的土地就可以用来和银行抵押,就可以增加贷款,所以我们提出了五年内让农村的农民家庭增加1千亿的三权融通抵押贷款。重庆在两年前只有30几个亿,去年做到100多亿,明年可能达到500多亿,这也是很重要的发展措施; 第四,帮农民进行新农村建设改造。探索对原有宅基地进行地票交易,实现了农村的宅基地如果复垦为耕地,一方面有效使用,增加了农村的种植面积,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中通过购买地票的行为,可以用来作为征地指标用来征地。这个过程实现了大农村和大城市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也实现了大城市反哺大农村,我们的地票可以形成100多亿的资金量。 这些措施都属于我们在城乡统筹改革当中进行的重点突破,是我们为中央赋予我们的实验区做出的应有的探索,也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公租房建设如何“公事公办”、“秉公办事”?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重庆的公租房建设。公租房建设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是中低收入群众的热切期盼。我们在以前的采访中了解到,公租房建设过程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公租房建设如果不能建立起良性运转的长效机制,势必影响其可持续性;二是在公租房建设及资金统筹过程中,各地都遇到了一些绕不开的难题,如果这些难题解决不了,难以保证公租房的持续发展。请您谈谈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重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黄奇帆:重庆的公租房规模大,在运行中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服务对象明确,不容易出现浑水摸鱼的现象。二是公租房在建设过程中防范了两个黑洞。保障房、公租房最怕的就是今天给了你保障房,明天你就把它当做发横财的资源。比如说你3000元/平方米买的公租房,过了几年15000元/平方米卖掉,就钻了空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买了房子以后,过了几年就变成商品房流失了,这是一个无底洞。所以公租房作为保障房,如果你买下来以后,三年、五年要退出或者卖掉,只能卖给公租房管理局,只能内循环,这样一来这些人就发不了横财,因为公租房管理局也就是原价加点利息,不能发横财的商品就不会有人来投机,所以防范了利益输送的黑洞,防范了无休止建保障房的黑洞,这样就能使我们现在建的4000万平方米,五年以后还会在保障房系统里面转,所以政府就不用不断地去造房子。这个机制很重要。 我认为,保障房和公租房是一种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所以就要公事公办,公建公管。房产商是造商品房的,即使他们愿意,政府也没有必要叫他们进来。保障房也不能让各个单位自己造,那样会变成集资建房,有权有能力的单位就拿了国家资源利益输送。而那些没有权,没有钱的单位多少年没有房住,也造不了集资建房。重庆专门成立了公租房建设管理局,由他们负责公租房建设,包括建成以后的管理都由公租房管理局来管理。 保障房建设还有一个配套的问题,不能因为是保障房就不当回事。中央下令加快建设保障房,就随意开工,三年、五年也不竣工,变成一个假开工了,这个不行。所以开工的地方要讲一个竣工率,竣工之后还要有配套,如果学校、医院、商业设施、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自来水或者通信等条件不齐备,老百姓即使有房子住,也不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要突出保障房建设和公租房建设的开工率、竣工率、配套率。这样的话,才能真正地为老百姓做好事。 保障房建设的融资,有多种渠道。比如我们造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因为是公共服务,所以土地是划拨的。这就需要价值300亿的划拨土地。建房子本身需要钱,要划拨300亿现金作为资本金投入,这就600亿了。我们和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等各个社会融通单位,用政府的信用、担保、筹措800亿,这800亿贷款过去两年我们已经融通了500亿,再加上划拨土地和政府拨款。中央政府已经拨了90个亿,地方政府拨了100亿,今年中央和地方再拨100多亿,差不多就有300亿。 总资金我们基本解决了。我不认为,公租房和保障房的资金是非常难的事情,公租房是民生保障,是公共服务,但它毕竟不是一个财政完全补助的系统,而是一个出租了以后收租金的。如果你要购买的话,至少是成本价格的购买,所以在成本意义上还是能够回流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不应该是一个很困难的筹资问题。比如说,租房对象月收入1/6左右的资金用来租房,国际惯例任何一个家庭如果收入的1/6之内是房租,是住房成本,这个家庭是过得去的。如果一个家庭1/2的钱都交付房租就会影响家庭生活。比如说一套房子50平方米,三口之家,两个人收入3000元多,1/6就是500元左右,用来付房租,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其次,这个租金至少等于银行融资的利息。政府出的300亿土地和300亿拨款不算利息,按照你和银行融资的800亿利息一年可能要48亿。我现在造了400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收10元,12个月有48亿,所以租金和利息基本打平。但是还有管理成本,还有800亿的本金要还,怎么平衡呢?没有关系,因为公租房的住户里面三五年内可能有1/3的是想把房子产权买下来的,买下来的时候,成本算下来3000多块/平方米,1000多万平米如果都买下来的话,就可以用来还四五百亿。另外4000万平米公租房会有400万平米的商业配套,这个是按市场价出售,差不多是10000块/平方米,400万平米就是400亿了,这个帐总之是算得平的。另外,大家要明白公租房的租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市场上商品房价是8000,十年以后涨到一万八两万,那么公租房租金可能会从10块钱变成15甚至18,那个时候大家的月收入不是1800,可能是4000了,夫妇月收入就是8000了,所以这是一个金色的蛋糕,是个不动产,而不是一个不良贷款,一个无底洞。 建公租房融点资,只要管得好,心安理得。只要没有人贪污,没有人造假冒伪劣的房子,当然是件对国家,对老百姓都是有利的事情。 民生导向、缩差共富发展之路如何走? 记者:近几年各级政府保障和发展民生,都在大力地强调、推动和实践,实际上这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重庆明确提出了“民生导向、缩差共富发展之路”,请谈谈这方面的考虑和做法。 黄奇帆:这是重庆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形成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有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和经济的拉动力有关,比如说,原来靠外需拉动,现在靠内需拉动;原来靠投资拉动,现在靠消费拉动,是“三架马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念的落实,不仅要求调整产业结构,而且要调整发展方式; 第二层面,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关。科学发展观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满足生态环保,能源消耗,技术进步的要求,这是一个科学理念; 第三层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高境界就是民生导向,就是内需发展,消费拉动的发展方式。西部开发了,两极分化了;蛋糕做大了,差距拉大了,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对科学发展观没有贯彻到位。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高境界就是要走民生导向的共同富裕发展之路。 重庆市委市政府在研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要求基本解决调整三架马车的拉动方式,认清调整人与自然和谐和生态环保的科学意义,同时要使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通过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这种基本思路表现在2010年,我们提出了民生导向的“民生十条”等,又体现为2011年的“共富十二条”,资金来源是政府和社会两个六千亿,资金去向农村六千亿,城市六千亿,通过这些措施,使我们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差距缩小,贫富差距缩小。 事实上,去年我们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的差距缩小了,同时基尼系数也从0.438下降到了0.421,我预计今年会下降到0.4左右,如果我们每年下降0.02,五年能下降0.1,就可能从原来的0.438下降到0.34或者0.35。这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民生导向发展的关键所在。 小微企业的大作用如何发挥? 记者:一个社会要真正富裕,需要发展“草根经济”,需要有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国家高度重视小微企业发展,去年下半年,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措施;小微企业再次频繁地进入理论界、经济界以及各级政府视野。请谈谈小微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重庆市在支持和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方面的做法。 黄奇帆: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实体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危机有许多具体表现形式,比如,有医疗保险支出太大形成的债务危机、生态环保等危机、金融危机等等。这些危机当中,根子上的危机是就业的危机。 一个地方只要就业充分,那么这些就业人群所代表的那些工厂交税就多,政府收入就多。就业多的地方,养老医疗保险费企业也在缴,如果失业人群多了,养老费就缴纳少了。所以就业一减少,政府的债务危机更严重,政府的社保危机更严重,政府的金融危机更严重,房地产也坏账了,一切的危机都和GDP发展、就业发展有关。 可以说,人类的绝大部分就业都在实体经济里,所以当今世界就业的争夺,就业岗位的争夺,就业的发展,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最最惦记的一件事。 现在地球上70亿人,有30亿人是老人小孩,剩下40亿是要工作的人,其中,10几亿在农村工作,城市居民无论中国、美国、欧洲还是东南亚,全球的就业人群有25亿人要工作,但是全球目前真正可以让人一星期去工作40个小时稳定就业的岗位没有超过15亿个。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人是处于一个星期干10小时、20小时,十分不稳定的,没有体面稳定的就业,人就没有尊严,贫富差距就会拉大,所以就业率低了,社会就不稳当。 如何解决好就业呢?实际上就是要发展实体经济,就要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就这方面而言,重庆在理论上认清了这么一个重要性,在两个环节上推动了就业: 第一、在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上,我们提出了“五低”环境,即“低税费成本、低房产土地成本、低物流成本、低金融融通成本、低要素成本”。产生洼地效应,财富就直接往你这里流,就产生了更多的企业。去年我们企业数量增长23%,增长率全国第一; 第二、我们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采取了分类指导方针,根据国务院的相关方针政策精神去具体落实。对于民营的大中型企业,我们同等国民待遇。对于民营中小企业,帮助解决融资难的问题,真正的关心它。对于小微企业,有一技之长的人,给予资本金补助,去年凡是小微企业创业者,只要他带了十万元,七八个人一起干活,我们就给三到五万拨款补助,提供贷款和税收优惠,小微企业就欣欣向荣,两年我们增加了5万多个微型企业,形成了40万人就业。 对于个体户,我们给他们生存空间,让他们在合理的空间里去活动。 重庆的民营经济最近几年每年持续以20%在增长,市场环境比较好,就业岗位充分发展。总的来说,“五个低”的投资环境,加上对民营经济“四个分类”的有效指导,使得重庆民营经济企业增长率全国领先,重庆的就业岗位比较充分。我相信,今后世界竞争,地区竞争中,谁把就业工作搞得更好一点,哪个地方就更和谐一点,发展也会更快一点。 原文见 http://chongqing.zaobao.com/2012/03/content_136540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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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明白,不服不行---评黄奇帆的建议
热度 3 caoyuanzhiye1 2012-3-6 11:51
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本届人代会上提了三个建议(见 新京报 新闻),其中一个是关于银行的问题,因其简单明白,直截了当,触及关键问题,很快就被大门户网站给挤下去了。我个人评价是容易让人 / 让老百姓上火,不利于社会稳定,联系到民生银行高管的“不好意思”,您一定明白。下面括号中红字是博主的歪评。 采写 / 本报记者 吴鹏 (新京报): 我们银行比世界其他银行凭空多拿一万多亿!( 先摆出众所周知的事实一 )   黄奇帆:利率是人民银行制定的( 始作俑者,责任者,后面有大总管 ),各商业银行严格执行( 可能的替罪羊,既得利益者 )。但现在存款利率在 2% 、 3% 左右,贷款利率 5% 、 6% 左右( 具体事实二 )。   那么,存贷款利率差距有 3 点多个百分点( 需要幼儿园大班,小学一年级数学水平的计算 )。正常时,全世界银行存贷款利差只有 1 个多百分点( 具体事实三,这个事实应该作为国际机密才好 ),目前,我国有 60 多万亿贷款,我们的银行比世界上其他银行凭空多拿了一万多亿!( 百分数的乘法,需要小学五年级以上到初中的数学水平 ) ( 银行 ) 不能吃偏饭吃得太过,银行就很轻松地变成了稳利润( 我国不正常。主动出击 )。   现在实体经济利润下降时,银行利润却增长很快,除了有一定的垄断性外,这件事是个问题。( 只是一个问题,不是抢劫。。。   另外,银行还可跟中小企业,讨论协议价格,除利率外,还能上浮 30% ,这样贷款利率就变成 8% ,如再以理财方式,利率就变成了 12% ,这中利贷、高利贷也出来了!( 这个好像、似乎与抢劫类似,但是合法,不是。。。 )   支招:黄奇帆说或者提高存款利率,老百姓增加收入,不要 ( 像现在一样 ) 变成负利率;或者下调贷款利率。( 具体办法两条路,都是对 老百姓好的办法 )   如果银行不拿这些钱,这就使工商企业实体经济多了 1 万多亿利润,或者降低了 1 万多亿成本,一定会支持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支持就业发展。( 指出美好前景、钱景 ) 这块搞得好一点,肯定符合总理要求( 我是爱总理。我是爱人民 ),让中小企业实体经济获得更多实惠。( 可是 10 年“挣”了 10 万个亿,这是精神病的幻觉? ) ( 简单明白,直截了当,水平真高,不服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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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黄奇帆
热度 8 剑走偏锋 2012-3-6 10:11
在人大会议上,重庆市长黄奇帆说: 一人一票为什么不行?1.共同富裕之后一人一票可以,但如果10%的人拥有80%财富,他们就可能让投票方向发生变化,一人一票就不公平;2.人少可以,人少候选人大家都能了解,但人太多,候选人在哪都不知道,一人一票怎么准确?3.一人一票就是书生之见,是对着书本想概念。 针对黄的讲话,微博上已经有成十万条驳斥意见了,本人在此只是对黄市长大人提十个小问题: 1。中国人该不该拥有人手一票,是由官员大人说了算,还是应该由民众说了算? 2。共同富裕后一人一票可以,共同富裕前一人一票不行。中国什么时候实现共同富裕?执政建设63年了,还没共同富裕,谁的责任?台湾早已经人手一票,是不是说台湾早就实现了共同富裕? 3。1871年巴黎工人起义建立巴黎公社,追求一人一票的普选权,由人民选举产生领导人与监督委员会,那是不是说150年前的法国已经是共同富裕,或者说法国根本没有走上共同富裕,那是巴黎公社错误了? 4。美国、欧洲、亚洲、拉美,等发达国家与全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已经一人一票,是不是说他们都已经共同富裕?如果说不少国家人少,但印度人跟中国差不多,经济水平比中国低,分富差距与阶层差距比中国大,为什么它也有人手一票,而且农民等弱势群体最要求人手一票? 5。如果我们全国人手一票人太多,那作为中国三个先进代表的几千万中共党员内,首先一人一票,人总不多了吗?总算共同富裕了吧? 6。中国的弱势群体最希望像印度穷人一样获得选票,“富人没有票还有钱,穷人没有票就什么都没有了”,“有了选票富人也要怕我们”,这话有没有道理? 7。富人可以影响投票方向?穷人这么容易受影响?问问印度人,问问素质不低的中国人民。如果有影响也可以用法律与全民监督来限制,组织严密的我党政府就怕这个吗? 8。不管什么条件下,“一人一票”,是不是比“一人亿票”或“亿人无票”要公平? 9。民主的实质是监督政府,而不在于亿人直选领导人。民主的关键在于媒体独立、司法独立、议会独立,议员能真正代表选民,没有一人一票,只能让“人民代表”成为官员与名人代表,叫人民怎么监督官员、监督政府? 10。全国一人一票人太多,那重庆一人一票人会多吗?上海一人一票人会多吗?各省市直选人民代表一人一票会太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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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黄奇帆:努力把重庆建成环境优美的幸福家园
热度 1 whyhoo 2012-2-24 23:44
重庆频道消息 发展关键时期,创模冲刺之年,重庆市第十次环境保护大会2月23日举行。会议贯彻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精神,总结我市第九次环保大会以来环境保护工作,部署今年及今后一段时期环境保护工作任务。市长黄奇帆指出,要按照“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思路,强力推进创模冲刺,实现全面达标,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的幸福家园。 过去五年,全市环保工作在八个方面采取务实有效措施,取得巨大成绩,主要表现在环保投资、节能降耗减排、空气质量、水质、垃圾污水处理等五大指标上,市民环境满意率普遍提高 黄奇帆说,过去五年,全市环保工作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五大指标上:一是环保投资。财政和企业投入累计1000亿元,超过前50年的投入总和。二是节能降耗减排。到2010年,全市万元GDP能耗下降20%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36%,万元GDP用水量降低53%,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分别降低82%和85%。三是空气质量。主城区空气优良天数2011年达到324天,为2000年的1.7倍,超过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四是水质。城区饮用水源地水质100%达标,自来水水质在全国43个重要城市中由倒数四五位跃升至前五位。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在全国大江大河中最好。五是垃圾污水处理。污水集中处理率提高到86%,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提高到96%,水平比肩沿海发达地区。 黄奇帆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要归功于我们在八个方面采取的务实有效措施:一是对主城污染比较严重的工矿企业进行环保搬迁。总共启动6批206家企业环保搬迁,包括重钢、天原化工、民丰农化等搬迁,能耗降低64%、污染排放减少67%,平均产能却增长50%,重钢环保搬迁最具典范和里程碑意义。二是淘汰落后产能。进行“五小”整治,关停小火电40万千瓦、小水泥1200万吨、小钢材350万吨、小煤窑550万吨、小造纸36万吨;进行小煤矿企业整合,由1500家减少到500家左右;进行矿山整治,关闭60家重金属排放企业,停产整治48家,其中秀山电解锰及锰矿企业全部停产一年整治。三是开展大气环境污染治理。严控施工扬尘、道路扬尘;关闭二环内所有采石场;公交车、出租车全部完成CNG改造;推进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关闭近800台燃煤锅炉,完成465家油烟污染整治;完成20万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脱硫设施改造。四是努力保护水资源。建成168个污水处理厂、51个垃圾处理设施,在西部率先实现县县建成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主城14条次级河流有12条达到创模考核要求,其他次级河流绝大部分达标;完成三峡工程蓄水影响的19个饮用水源整治。五是大力建设森林重庆。三年时间花了300多亿元,植树15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从33%上升到39%,我们还要进一步努力,争取到2015年达到45%。六是开展噪音治理。扩大禁鸣区域范围,主城201条道路已全面实行机动车禁鸣,更新淘汰650辆老旧公交车;建成5300米道路隔音屏障、改造62万平方米隔声窗;建成一大批安静居住小区、噪声达标区。七是发展循环经济。化工、钢铁等产业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一体化;垃圾发电、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危险废物处置率达到99.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80%,主城区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率达到100%。八是扎实推进创模工作。我市2740项创模工程项目,已完成2520项,完成率92%;26项考核指标已稳定达标或基本达标;2006年以来,全市没有发生一起重特大环境事件;环保投诉案件处理满意率由2005年的61%上升到96.1%;公众环保工作满意率由67.7%上升到83.3%。 当前,做好环保工作面临三大挑战;在确定今后四五年环保工作目标时自加压力,今年下半年开始全面监测PM2.5,明年制定使空气质量达到PM2.5要求的具体措施,然后逐步推进 黄奇帆说,当前,做好环保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节能减排压力加大。国际方面,碳排放舆论压力越来越大,正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国家层面,环保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新增氨氮、氮氧化物和PM2.5考核。市内层面,节能减排挖潜难度越来越大,在发展盘子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十二五”期间全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减排压力更大。二是环保公共需求增加。环保是实实在在的民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主城区计划今年下半年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常规监测,挑战严峻。三是农村和库区的环境保护还比较薄弱。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农村面源污染日益突出,保护好库区“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任重道远。 黄奇帆说,今后四五年,我们环保工作总体思路就是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断开创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同时,强力推进创模冲刺,实现全面达标,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的重庆幸福家园。”具体工作目标是:到201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45%,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别减少7.2%和8.8%,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减少7.1%和6.9%,干流水质总体达到Ⅱ类标准。主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90%左右。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90%,垃圾无害化处置率98%。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面监测PM2.5,明年制定使空气质量达到PM2.5要求的具体措施,然后逐步推进。 贯彻落实全国环保大会精神,实现我们的环保目标,“十二五”期间要重点抓好六项工作 黄奇帆说,贯彻落实全国环保大会精神,实现我们的环保目标,“十二五”期间要重点抓好六项工作。 第一,群策群力抓好创模冲刺。今年6月实现创模“考核指标全面达标、工程项目全面运行”的目标,下半年提出技术评估申请并接受考核验收,力争2013年上半年通过国家验收并公告命名。为此,我们要加快污水及污泥处理、垃圾及渗滤液处置、次级河流达标整治等骨干工程项目建设,务必在3月底前全面完成;对26项指标达标情况进行查漏补缺,确保5月全面稳定达标;强化技术资料整编,做好下半年迎检准备;加强迎检现场点运行管理和环境整治,全力打造创模精品亮点工程。区县创模同步推进,力争“十二五”形成特色鲜明的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群。 第二,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具体抓好六件事,一是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水电气耗费高的项目。主城今后不再搞政策性搬迁。主城区水泥厂、矿山强制关闭,不得新增水泥厂和矿山。二是实施电厂、水泥行业脱硝脱硫改造,2014年前累计完成51台。三是全面实施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推进黄标车限行,加大黄标车和老旧车淘汰力度。四是取缔畜禽养殖:今年主城二环以内规模化畜禽养殖全面取缔,二环以外完成全面整治。五是今年实现主城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一圈60%乡镇、两翼40%乡镇覆盖。“十二五”实现乡镇全覆盖。六是推行主城区二氧化硫排放权有偿使用试点,运行碳交所。 第三,推动节能减排,除了加强管理外,还要依靠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以及技术进步。今后几年里要着力推动几件事:一是向国际惯例看齐,不断提高汽车发动机排放标准;二是大力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三是要逐步推进一批天然气电厂的建设,加大页岩气勘探开发力度;四是加快电网特别是超高压电网建设;五是争取重钢将熔融炼铁项目搞上去;六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七是进一步推进现代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 第四,主动搞好环保监管体系和管理服务工作。完善监管体系方面,要加强立法,不断完善地方环境保护法规体系;要进一步完善环境与发展决策科学论证咨询制度、重大决策环保提前介入等制度;要严格环境执法,加大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要完善排污权交易、碳汇交易等相关管理办法。搞好管理服务方面,要围绕支柱产业发展,主动介入项目环保论证、宣传和协调等服务;要优化审批程序,畅通审批通道,提高审批效率;要加强项目申报环保论证、节能减排技术推广等培训;要发展节能减排中介服务。 第五,深化环境污染防治。加强城乡饮用水源保护;从产业发展、财税政策、公共交通等方面探索大气污染防治新举措;加强噪音污染管控;强化固体废物、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防治。 第六,抓好环保事故应急防范。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建立“一级监控预警、二级事故收集、三级闸道拦截、四级集中处理”的应急响应和风险防范体系。 黄奇帆最后强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要认真吸取有关环境事故的教训,主动反思,避免发生重大环境事故。 会上,市政府和企业、区县签订了“十二五”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表彰了“十一五”总量减排先进单位及个人,并向涪陵、永川、沙坪坝、大渡口4个市级环保模范城区授牌,渝北、南川、璧山、市水务集团作了环保工作经验交流发言。 原文见 http://chongqing.zaobao.com/2012/02/content_131711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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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黄奇帆:推动城市化进程 提升规划建设水平
whyhoo 2012-1-5 12:42
重庆频道消息 全市规划建设管理及民防工作会议1月4日举行,这是新年第一个大型会议。市长黄奇帆在会上指出,城市化、工业化未来若干年仍将是我国内需式发展的主要动力,重庆一定要加快城市建设,努力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不断推动城市化进程,大力促进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市领导王洪华、凌月明、杨天怡出席会议。 2011年,重庆城市建设在城市规划、畅通重庆、城市改造、市政建设、园林建设、保障房建设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黄奇帆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城建各部门的广大干部职工在2011年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衷心感谢。他说,2011年,重庆城市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首先在城市规划方面,2011年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就是国务院批准了重庆市新的城乡总体规划,这对重庆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过去几年中央对重庆的各种定位,均已纳入了具有宪法意义的城乡规划。同时,重庆市一些重要的区域规划也进一步得到明确,比如两江新区的总体规划以及15个专业规划获国务院批复通过,重庆主城21个大型聚居区规划、主城两江四岸规划,以及公租房建设等专项重点规划的确定等。 其次在“畅通重庆”、“枢纽重庆”建设上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去年底重庆江北机场第三跑道和T3航站楼开工建设,总投资260多亿元,建成后,航站楼面积达70万平方米,年吞吐旅客能力六七千万人次,跻身全国四大机场。去年重庆还有11条铁路全面施工,加速推进铁路枢纽建设。去年底我们还启动了新千公里高速公路建设,建成后,重庆万人拥有高速公路里程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以果园港建设为代表的集装箱港口建设也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达到500万标箱的吞吐能力。轨道交通建设提速加档,去年通车50多公里,轨道通车里程达到75公里,跃居全国第六位,重庆已成为全国每年轨道建设量和竣工量最大的城市。城市道路建设也逐步完善,去年竣工投入使用的各种城市道路1000多公里,使得重庆的城市道路增加到3500公里左右,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 第三是城市改造方面。从2008年开始,我们提出用三年时间完成1250万平方米危旧房改造、61个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干道综合整治,去年这三大任务全面完成。这三场硬仗的结束,也使重庆城市面貌实现从量变到质变,让人刮目相看。不光主城有这样的效果,远郊区县的城市改造也效果明显,比如万州滨江地区有瑞士日内瓦的感觉;云阳县城很有法国戛纳的味道。 第四是市政建设方面。较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比如完成排水三级管网建设,过去因为排水管网建设不到位,经常发生一下大雨就出现水淹的情况,现在这种情况基本没有了。建成70座人行天桥,新建广场79个,新增停车位7.2万个,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1%,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71%,均大大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达到沿海水平。此外,通过整治背街小巷和户外广告、提升灯饰建设水平,使重庆不仅晚上看得,白天也耐看。 第五是园林建设方面。去年重庆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新增了9千万平方米城市绿地,城市的绿地率达到了3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4.3平方米。 第六是保障房建设方面。去年重庆公租房建设领跑全国,1350万平方米公租房全部开工,建设22万套,占全国总量的1/10。 进一步抓好城市建设,要深层次认识城市化、规划、投融资、房地产等四大问题 谈到今后如何进一步抓好城建工作,黄奇帆着重从四个方面帮助大家理清了思路。 第一是城市化问题。黄奇帆说,过去30年,中国发展的动力,如果从生产力角度来说,城市化、工业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内需拉动的主要动力;如果从生产关系角度出发,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的两大动力。 中国发展到今天,有人在问,我们的城市化是不是到头了?其实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未到头。过去30年,城市化、工业化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增长动力,今后至少20年,城市化、工业化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动力不仅将满足中国的内需拉动需要,甚至还可以起到拉动世界经济的效果。 当然,城市化到一定阶段是会饱和的,根据中国国情,我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75%以上,城市化进程才会基本结束,而现在我国城市化率只有50%,还有20多个点需要我们努力。沿海的发达城市经过前些年的城市化进程,今后一二十年会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时期,但我们西部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现在正是城市化、工业化大发展的时候,要借着这个势头缩小与东部沿海的差距。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的发展还要继续依赖城市化进程,依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依赖房地产发展。因此,今后20年,城市化仍将是重庆的工作重点,城建部门的干部职工肩负着推进城市化的重任,大家一定要认清形势、鼓足干劲,加快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 第二是规划问题。黄奇帆说,在城市化过程中,不能杂乱无章地推进城市化,一定要有高水平的规划。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抓规划,应当搞清楚四个关系:首先要对经济社会和规划的比例关系心里要有数。比如一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那这个城市该建多大?其实全世界的城市规模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大体上是人均100平方米的建设性用地,所以一千万人要一千平方公里;那么这个城市应该造多少住宅呢?一般而言人均30平方米,一千万人就是3亿平方米;那么这个城市该造多少垃圾处理厂呢?一般按一个人每天扔一公斤垃圾来计算,一千万人就是一万吨;那要搞多大的自来水厂呢?一般按人均0.7吨自来水推算,一千万人需要700万吨自来水。也就是说,搞城市规划,以人口为基数,可以算出很多的信息,根据这个比例系数就可以来进行规划。这些比例系数,作为一种常识,发改委、建委、规划局等部门的领导以及地方领导都应当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做好规划,才能有效进行调控、调度。其次,当经济社会和规划的系数确定以后,规划局就要跟着这些系数来做思考,做好各种总规、控制性详规。第三,在总规和控制性详规确定的情况下,规划局还要考虑城市布局应有疏有密,不能一刀切,平均搭配,根据城市的布局,在不同地段合理规划商务聚集区、居民聚集区、交通枢纽聚集区,或者文化、娱乐、教育、卫生的聚集区。第四,对总规、控制性详规,对重要地块的规划,以及特别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的规划,尤其要严格控制管理。 第三是城市建设的投融资问题。黄奇帆说,城市建设其实是社会最大的民生,城市建设所花的钱也是民生花的钱。我们平时说的民生相对狭隘,往往只把教育、卫生、文化、公共服务、扶贫帮困、养老、医疗、低保看成是民生,我们讲每年预算内的财政50%用于民生,这个50%里面并没有把城市建设所需的钱算在里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观念也要调整,因为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都与民生息息相关,像城市道路建设、轨道交通建设、垃圾处理、市容整治……每一样都是民生。如果我们完全靠财政拨款来搞城建,量入为出,有多少钱干多少事,那城市建设的各项工作将大大放缓;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八大投”,以时间换空间,让他们去为政府背债搞城建,一直这样下去,也会难以为继的。此外,如果完全依靠房地产炒地价来加快城市建设,也是不行的,会走火入魔,带来另外一种缺陷。 要多渠道筹集资金,更好地解决城市建设投融资问题,政府考虑将每年新增财政预算内收入的30%用于城市建设,这其实也是民生支出,不管是区县、还是市政府都应该有这个指导思想。这样做,也是民生导向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 第四是房地产问题。黄奇帆说,随着国家继续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预计今年有两个指标会下降,一是房产交易量会下降,二是房产的投资量会下降。相对来说,重庆房地产市场总体还比较平稳,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比较合理。虽然今年商品房的投资量会下降,但是公租房建设量今年是高峰,去年建的今年会继续建,前年建的今年会竣工,因此今年重庆房地产的投资总量不会少。 黄奇帆说,重庆近年来遵循房地产的五个特征来进行调控。首先房地产是个消费品,跟供求有关,供过于求就跌,供不应求就涨;房地产也是个不动产,跟地价有关,不动产的要害是土地,土地要涨价,房产要折旧,所谓房地产保值增值,主要是土地的保值增值;房地产还是个资本品,涉及生产和持有环节,与税收有关,税收包括持有环节的税收和生产交易环节的税收,生产交易环节的税收会摊到买卖双方的基数里去,会推高房价,而持有环节的税收会增加持有成本,从而遏制房产消费;房地产同样也是个金融品,当然也与金融杠杆有关,杠杆大了,购买力就强,就刺激房地产,而杠杆小了,购买力就弱,就会抑制房地产;房地产还关系民生,需要“双轨制”配置,“双轨制”里的保障房系统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政府的公共服务不光是养老、医疗、教育、卫生、文化,还应该包含为困难群体提供住房保障。为此,重庆五管齐下,对房地产系统的供求平衡、土地价格、税收分量、金融杠杆、双轨配置五个关键环节进行调控,努力促进房地产健康平稳发展。 启动十大片区建设和“两江四岸”风貌改造 凌月明对做好今年城建工作进行具体部署。他说,首先要以更大力度建设“宜居重庆”,要继续抓好公租房建设,启动朝天门、江北嘴、化龙桥、悦来会展中心、大渡口、西永、九龙半岛、两江新区中央公园、龙兴复盛、礼嘉十大片区建设;进一步深化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积极推进广场雕塑建设;全面启动“两江四岸”风貌改造。其次要以更快速度建设“畅通重庆”,特别是要提速轨道交通建设和抓好重点工程建设。第三要以更高品质建设“森林重庆”,特别要在养护上下功夫。第四要以更高水平搞好城乡规划。第五要以更高要求实施城市管理。第六要进一步抓好城乡一体化建设。凌月明强调,要抓好廉政建设,干净干事,工程招投标一定要合规合法;要高度重视建设安全问题,春节即将来临,还要特别做好农民工工资的发放工作。 会上,市城乡建委、市规划局、市市政委、市民防办、市园林局作了工作报告,渝北区、璧山县、云阳县作了交流发言,凌月明与区县代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原文见 http://chongqing.zaobao.com/2012/01/content_117716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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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财经》年会2012演讲实录
liaodehua01 2011-12-17 17:58
本文来源 《财经网》  2011年12月15日 12:09 我要评论( 2 ) 打印 | 字号: 2011年12月15日,“《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会上做主旨演讲。    【《财经》年会专报】 2011年12月15日,“《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会上做主旨演讲,以下为发言实录:   黄奇帆: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刚才韩部长就农业粮食发展的问题做了一个好的演讲,我就城市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做一个主题演讲。说到改革,实际上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过来,凡是不适应市场经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适应和国际经济惯例接轨的一些体制机制,一些制度安排都要进行改革。凡是长周期影响社会发展,大面积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应该考虑用改革的思维,在制度安排上、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凡是大面积存在的、反复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般都是体制机制需要改革的问题。   当今中国农民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过去20年30年中国形成2亿多近3亿农民工,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农民工既是城市居民,也不是城市居民,既是农村居民,也不是农村居民,他处在第三类两栖状态中,这种状态长期存在,会带来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实际上处在社会底层,城市的底层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的问题。比如他们的养老保险,城市居民如果上班了,单位帮他交的养老保险是基础工资的20%,而农民工,我们的制度是12%,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每年会交1千多块,农民工是几百块,小孩读书也是这个问题,中小学读书不收费了,但是农民工要付择校费,或者没有正常好的学校,专门搞个农民工学校等等。这一类问题,实际上是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歧视,不公平。   第二,就城市的企业来说,好象用了农民工成本低了,但其实他有三种成本很高。第一他每年大量招工,经常人工短缺。第二,每年就算农民工到位了,平均30%的流失率,今天农工民回去了,再来可能是另外一拨人,每年有30%的培训费要发生,使得生产过程、产品质量不稳定。第三,农民工一般一年干9个月10个月的活,春节前后两个月要回家,像钟摆一样,这个角度也不利于经济发展。   另外农民工的长期存在也会形成社会问题,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年轻人妻儿分散,各方面社会不和谐,不平衡问题到处都是,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很好的重视很好解决。去年重庆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精神,专门用了半年时间方方面面请专家,基层研究,最后做出一个决策,让重庆的农民工能够成为城市居民。重庆有800多万农民工,其中400多万在沿海,比如深圳,广州,上海,浙江,江苏打工,也有400多万在重庆城里打工。因为重庆是一个两元构架,既有内陆最大城市,也有大面积农村。所以,重庆的城市本身也有400万人在打工,我们把其中进城3年5年以上的农民工,只要他们本身愿意,把他们转为城市居民,这个过程迄今已经15个月,从去年8月到现在,到11月底的时候,我们转了305万农民工,预计年底大致上是320万,这是我们共和国60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人数达到300万以上,集中的农民工户籍转移。   我们说重庆转得风平浪静,非常和谐,如果你到重庆跟这些农民工转户的人讨论一下,他们会非常的高兴,愉快。这样的一个转户促进了农民工的待遇改善,也促进了重庆城市化的进程,促进了城乡和谐的一体化。我们在进行农民工转户的过程当中当然有一个顶层设计,任何一个重大的基本面社会改革,一定是有成本的,还有很多复杂的利益机制需要调整。所以,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光靠热情做事,那是会进入死胡同,进入泥潭的。   我们对农民工转户的顶层设计总的有5个坐标,或者说5个关键环节。第一凡是转户的农民5个一步到位,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小孩的读书,就业,住房,所有方方面面利益机制上的事都跟城市居民一样,一步到位,一体化,完全市民化,没有任何不同,那么这个户口本才会有真正意义,否则光有一个本子换一下没有意义。   第二就是农民工进城是一定要有工作的,我们不是简单去把一批农村没有工作的农民,老人,小孩拉到城里来落户,那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转的是农民工,这个农民工有3年到5年以上在城市成熟的打工经历,基本工作已经稳定,也有一定的技能。而重庆是个年轻的直辖市,正处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之中,现在重庆有1500万城市居民,以后还会发展到2千多万,总的来说是一个城市化,工业化刚刚在起步,还有10年,20年,30年的过程要发展,每年的经济增长,各个方面的就业人群每年需要增长40,50万人。所以,在这个方面就业保障要考虑周到。   第三就是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如果我们把转户的300多万人集聚在一个点上,这个城市承载力就会有问题。重庆这个直辖市是一个城市群,除了现在有700万人、以后可能会有1千多万人的一个国家级中心城市之外,重庆周边还有30个中等城市形成了城市群。我们现在转户的300万人,有60%分布在重庆的主城和30个区县的县城,还有40%分布在700,800个中心镇,那里面也有基层企业,也有农民工,这样的话我们是六四开,大城市中等城市集聚60%,小城市集聚40%,形成一个合理分布,同时对城市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通讯,水电气等各种各样市政设施,还有公共服务,教育卫生,文化这一类服务,包括农民工的住宅都同步进行配套。我们重庆3年启动4千万平方米公租房,明确一个目标就是服务于农民工,服务于新生代大学生,服务于城市原住民当中住房困难户。我们明确一个口径,50%公租房给农民工,15%给新生代大学毕业生,35%为了解决城市原住民困难户,这样就能把城市承载的问题平衡好。   第四就是成本问题,大家一般就会说,一个农民工进城总要有十几万的成本,如果300多万人就有4千亿,整个中国2亿多农民工,就需要40万亿,听到这么一个天文数,谁都会吓一跳,可能止步不前。我要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全世界城市化进程都是农民进城过程,都有这个成本问题,人家怎么没有积累几亿农民工滞留在外,不让他转户,真正成为城市市民呢?因为农民工的一生,年轻时打工到他年老,几十年做的贡献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在这样的过程中为他支付十几万,二十几万的成本,天经地义,所以这是一个伪命题。   具体解决当中,重庆300多万农民工要4千亿,我们一分为三,其中养老、医疗这些保障性的问题该企业承担,他们会承担1千多亿。社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当中的费用当然政府该承担,这1千多亿,其实农民工进城还没转户,政府已经开始在承担,同时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市场需求本源,本来就该做的公共服务。第三还有一块社会成本,包括农民工自己以及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也要摊销一块,这三个1千多亿构成4千亿,并不是一年来支付,而是15年到20年的过程。比如养老保险,缴交的过程是15年以上,这是一个分摊过程。当这个成本分成15到20年,又分成三个方面的时候,每一方面是可以承受的,很平稳,是理所当然该支付的成本。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经过分析以后,按这个思路进行推进,事实上我们1年多的推进过程是风平浪静的,很平稳。   第五,涉及到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情况就是耕地、林地、宅基地三块地问题,我们推动农民工转户并不是图农民工的三块地,而是以他的有效劳动,以他就业岗位,以他的志愿在城市里落户,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我们宪法规定农民的三块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是以什么来界定的呢?你是农村的户口,你当然是农村集体一员,如果你户口迁徙了,你不属于农村集体了,这三块地是不是就不是你的了,要流失了?这也是中国农民工长期不能转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根据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界定一个概念,土地的所有权是财产权,土地的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所以,对农村农民的三块地进行确权,不仅是丈量他的面积,还要确定支配权。这个支配权不是去改变集体所有制,而是要确立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如果一块地价值100块钱,所有权这种财产权占多大比例,使用权的财产权占多大比例,我们大体上做一个划分。比如说宅基地,使用权占85%,所有权占15%,而承包地、林权用地是八二开,使用权占80%,所有权占20%。有了这么一个比例,在80%、85%范围内,农民是可以自己支配的,是他的财产权,他即使到了城里,这地还是他的,他愿意给兄弟姐妹用,愿意自己继续使用,或者愿意租赁给别人用,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权,我们只要搭好市场的选择平台,有农民自主决定就把这件事解决了。中国的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财产权,去年中国农民人均5千多块收入,97%是劳动收入加政府转移支付补助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因此农民在社会上没有融资的能力。大家有时候讨论中国农民缺乏贷款问题,就提到印度巴基斯坦有个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搞的那个小银行,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专家学者一讨论,也就认为是中国的大银行弯不下身来解决小银行的问题,把它变成一个技术问题,认为中国解决农民贷款问题也要发展小银行。其实本质上中国的农村之所以没有信贷,是因为没有质押物,农民没有财产,是无产者的问题。当你解决了三块地的问题,明确了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是可以让农民家庭进行自我质押流动,自我支配,这时候农村贷款也就会大规模发生。   比如重庆,没解决这个问题前,整个重庆1千多万农民,只有30多亿的银行贷款,通过三块地的确权,推行“三权”抵押贷款至今,农民贷款已经到了180亿,我估计明年就会跳到300多亿,几年后可能会有1千多亿的贷款。重庆目前农民总的收入1000多亿,粮食收入是600多亿,养猪、养羊的畜牧业300多亿,只有很少的融资,如果有一千亿融资往里面注入,至少会产生一千亿的产出,农民的收入就能翻番。当把这个确权问题解决之后,农民进城问题就可以解决,农民在农村财产收入问题,融资质押也就得到解决。   有了这五个方面科学的顶层设计、构想,因此重庆300多万农民工进城转户风平浪静,非常平稳,得到广大农民支持,呈现出各个方面都是很自愿,很自在,很顺利的一个过程。   总而言之,城市化的进程不是城市原有人群卡拉OK、自拉自唱、自我拔高的过程,本质上来讲,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是减少农民的过程,是农民转化成市民的过程。假如一个城市有300万户籍居民,有600万700万农民工,过几十年不需要这些农民工了,遣散回家,这个城市又回到300万,400万,500万城市居民,那么这是城市化过程是不健康,不正常的,违反国际惯例原则,违反市场原则,违反公平正义的原则。城市化进程也不能设想现在两个人群分离,已经分离了20年,30年,再分离二三十年,等到中国有4亿农民工,突然有一天宣布一个决定,统统转为城市居民,不应该是这样一个跳变,而应该是从现在开始,几十年一贯,自然而然持续不断的转化过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好,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问题,重庆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实践。现在世界金融危机,整个市场需求不足,中国在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在这个过程中,更要把农民工的问题作为我们经济转型,解决危机带来困难的一个撒手锏,一个启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有时候大家说中国城市化率才到50%,怎么刘易斯拐点好象已经隐隐出现,已经出现了招工难呢?其实很大问题是制度安排,出现农民工问题,这种制度需要改革。在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至少还有20年,中国农民工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即使说沿海城市已经比较成熟了,可能要不了这么久,但内陆中西部几百个城市,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可以走。   中国现在人均GDP4千多美元,往1万美元走的过程,到了人均1万美元,13亿14亿人差不多会增加10万亿美元的内需。所以,这是一个内需巨大的增长过程。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如果农民工问题不解决,继续累积到4亿、5亿农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震荡,中国的市场就会不健全,中国城市化进程就会受到阻碍。这个意义上,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有助于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有助于整个中国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有助于突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束缚,使我们中国更加强盛。我就讲这些,谢谢。 【作者: 《财经》年会专报 】 (责任编辑:邓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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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黄奇帆北大报告
热度 10 lix 2011-12-2 17:03
看点 1 :做大蛋糕,放到分好蛋糕之前 看点 2 :重庆的打黑绝不是黑打 看点 3 :我们讲司法正义,很重要是讲 程序正义 ;绝对做到公检法独立自主依法办案。 见: 黄奇帆北大 作报告:重庆打黑绝不是黑打乱打 -- 法治 -- 人民网 不过,关心国家法治进展的人都还记得,当初黑打的时候是重庆高层把 公检法联合办案,成立专案组这坨屎端出来向全国人民炫耀的。 黄市长搽屁股也不能这么硬搽啊。 参见: 张思之:讲政治拖了法治的后腿! - 大律师报道 - 律师文章 - 中国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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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黄奇帆:重庆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也没有搞什么模式
whyhoo 2011-12-2 13:42
近年来,重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令世人瞩目。4月28日,市长黄奇帆接受港澳主要媒体高层集体采访,着重介绍了重庆的开放、改革、民生导向发展战略等大家关注的问题,并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参加集体采访活动。   黄奇帆:很高兴和港澳媒体朋友见面,我先介绍重庆最近几年的开放、改革和民生导向发展战略推进三方面的情况。   一在开放方面。最近3年,重庆着力推进开放高地建设,成效显著。   过去10多年,沿海地区实现加工贸易1.2万亿美元,其中最出彩的成果就是形成了1亿多台笔记本电脑加工基地。重庆在这两年里,正在形成“3+6+200”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   我们的目标是形成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预计销售值将达到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再造一个重庆工业。与此同时,重庆瞄准平板、3G手机的制造,打造中国电子产品高端基地,同时这也带动重庆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带来了国际化、进出口等各方面的指标变化。   二在改革方面。最近几年,重庆在经济社会体系中做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国企改革、金融系统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三权”制度改革等,我重点介绍户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设。   户籍制度改革需要花费成本,市政府很慎重地推进这件事,去年启动之前做了系统的顶层设计,我们测算过,一个人的成本至少10万元,如果300万人就是3000亿元。涉及到三个板块:一是有1000多亿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有关,农民工转户之后待遇和城市职工一样,企业在15年要多支付1000多亿,每年就是80亿,重庆整个工业销售和商贸销售值已达1.6万亿,增加了80亿成本,可以负担;二是政府和社会要承担八九百亿,作为300万人在城里工作需要配备的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实际上,这个城市现有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商业设施、文化设施已经潜移默化地适应了常驻在城市的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农民的土地总有些需要转移,也将会涉及上千亿,这不需要政府出,而是通过市场周转,谁接盘谁出钱。如果没有市场就可能剥夺农民财产,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并通过土地交易所帮助农民盘活农村宅基地。   住房制度改革方面,我们去年一年建设了1300多万平方米公租房,三年计划建成4000万平方米,目前,已有部分建成转租给老百姓,今年还将开工建1300多万平方米公租房,到明后年实现转租。大体上满足中低收入居民20平方米/人,可以解决200万人居住,另外100多万人口居住在保障安置房内。我们设想,重庆如果有1000多万人,有600多万人由商品房市场配置,300多万人属保障房公租房配置,这就是我们“双轨制”的住房配置体系。   三是民生导向发展战略的推进方面。去年6月,重庆市委全委会作出关于民生发展的决定,预计3年内要投入3000多亿元完成“十大民生工程”。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希望通过民生导向发展之路缩小“区域、贫富、城乡”三大差距,我们把缩小“三大差距”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   总之我们在缩小“三大差距”上形成了系统的措施,并形成了一整套考核体系。重庆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轨,“三大差距”就应该年年有收缩,这样一个城市才会真正有幸福的感觉。   香港卫视:近年来,重庆推出一系列新政,形成“重庆模式”,在国内外引起了各界人士关注,请您谈一下“重庆模式”对中国经济社会有哪些影响?   黄奇帆:熙来书记和我都认为,我们在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也没有搞什么模式,我们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遇上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们面临不少长期存在的问题,这里面就有制度安排的问题,刚才说的户籍改革,就是解决制度问题。造成农民工年年返城和不公平待遇,就是制度安排问题。这些涉及制度的问题,遇上了,就不能绕道走,要打攻坚战,要有顶层设计,考虑周到了,一步一步来推进解决。如果我们做成功了,其他地方也许会效仿。   比如我们提出“双轨制”的住房制度改革,建设公租房,市委常委会讨论4次,市政府常务会讨论六七次,市长专题会讨论了十几次,进行了系统的设计。一旦成型后,就果断、坚决地推进,现在来看很成功,制度设计符合重庆实际。如果这个制度设计对全国有借鉴意义,全国可能将此作为典型来推开,现在国家已经在各地全面推开了。对我们来说,初衷是解决重庆遇到的实际问题。因为中国很大,各地情况都不同,做事不能“一刀切”,重庆成功的做法外地不一定适合,各地都应结合实际,在符合中央政策和群众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解决问题。   澳门日报和澳门电台:一是关于渝澳合作的问题,目前澳门在重庆的投资情况,渝澳合作将来的走势怎样?   黄奇帆:我们现在引进外资是全方位的,港澳台、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等都欢迎合作。这几年重庆每年都有澳门的投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农业等,在全市利用外资中占5%左右。今后,重庆和澳门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一是房地产开发,澳门房地产商到重庆来投资,过去已经有,现在也在做,今后还会继续。二是旅游,澳门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双方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三是澳门和葡萄牙有历史关联,与欧洲签署了申根条约的国家有更便捷的合作,通过贸易公司、投资公司的穿针引线,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四是欢迎澳门企业到重庆投资基础设施,像当年建设的渝澳大桥就是双方合作的产物。    香港商报:这两天参观了重庆7大要素市场,特别是农村土地交易所和药品交易所让人大开眼界,政府用市场这只“手”,很巧妙地解决了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些市场是公益性的市场,不知以后能否可持续地办下去?而且,现在市场交易的主体基本限制在重庆范围,有没有可能突破重庆的范围?比如港资、外面的企业能不能参与?   黄奇帆:我们搞交易所一是国家同意,这7个交易所都师出有名,是国务院2008年3号文件批准同意设立的。二是市场有这种需求,交易所涉及的7个品种,每年全国的交易量都会有1万亿元左右,如果我们这个交易所每年交易量能达到1000亿元以上,实际上就会拥有这个品种的定价权。   同时,我们推动交易所建设,也有利益考虑。凡交易就有结算,如果是一个重庆的交易所,就把重庆各个区县的零散交易结算在这里,如果是全国要素的交易所,全国的结算就在这里。交易所的本质是金融结算中心,会带来税收,这当然是一个地方发展的内在动力。   药交所的确有它的好处,能有效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全国400个合法的药厂生产的药在交易所挂牌,2000家医院同时上网采购,供求双方直接交易,一步到位,中间没有药贩子,这样交易的价格就比市场上的价格低20%。说到我们这个药品市场能不能辐射,既然通过交易所采购的药品价格能低20%,医院当然会来购买低价质优的药,相信一年以后全国会有更多医院到这里买药,我们的药品交易所是可以辐射到全国的。   由于土地市场比较敏感,所以国家要求我们这几年就在重庆范围内试验,等我们的试验健全了,形成经验了,经国家批准,我认为土交所模式是可以在西南地区逐渐推开的。重庆现在的7个交易所,有些是重庆本地的,有些是区域性的、有些是全国性的,我们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7个交易所都可以向全国辐射。  香港文汇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记者见面会上,黄市长曾说重庆考虑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不知道现在进展情况怎样,有没有时间表?   黄奇帆:有这回事。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又与内地金融市场密切关联。今后,香港金融中心会越来越多地为内陆服务。去年,重庆农商行在香港上市融资17亿美元,今年我们在香港资本市场还有几个动作:一是有几个企业正在策划年内在香港上市,目前都在报批过程中,一旦批准就在香港上市,估计能募集到十多亿美元到重庆投资;二是准备在香港搞一个窗口公司,像上海和广东的窗口公司一样,在香港上市,变成一个红筹股。三是利用我们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发行外币债券。四是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我们正在论证,一是考虑由重庆的企业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二是考虑让重庆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看哪种方式手续简单操作方便。总之,今年到香港发行几十亿人民币债券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中国日报香港版:重庆的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重庆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存在哪些主要障碍?市委、市政府如何来克服?   黄奇帆:我们觉得“三难”: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人才问题,比如我们到海外投资,需要各类国际人才。三是制度协调的问题,我们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遇上重大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有的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有的则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时候对中央政府而言某项制度调整是件小事,但对地方来说就是一件大事。比如,以往沿海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销售、结算在外,1万多亿美元的加工,销售结算在大陆为零,有五六千亿在新加坡,有几千亿在香港,还有几千亿在东京。重庆发展加工贸易,希望改革创新,想把销售结算拉1000亿回来,首先就要做好国际离岸金融制度安排。以前,中国内陆的金融结算制度都是实体经济结算,不允许任何自然人和法人拥有离岸金融账户,就这一个规定,这1万多亿美元就不能在国内结算。这个制度不是地方能改的,需要国家同意。这个制度改革对国家是一小步,很简单的改动,但是如果不改就像一个秤砣压住了所有事。其次,国内各大银行以前都没有离岸金融业务,现在要赋予银行这种业务功能,也不是地方的事,需要与中央有关方面协调。第三,结算的时候如何对进进出出的外汇进行有效监管。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中央有关部门很具体地协调,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美国惠普公司亚太地区的结算中心,从新加坡搬到重庆,现在已经运行一年,增加了七八十亿的税。同样,我们与宏碁和其他电脑厂商合作,也把它们的结算中心引到重庆。讲这个例子是说,在进行深层次改革开放创新的时候要触动制度,以前没有是因为制度没有安排,大家都没有这样做,现在要率先改革,就要与时俱进创新制度安排,这时候不是单相思拍胸脯就能做到的,一定要协调各方特别是上级有关方面。  香港文汇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记者见面会上,黄市长曾说重庆考虑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不知道现在进展情况怎样,有没有时间表?   黄奇帆:有这回事。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又与内地金融市场密切关联。今后,香港金融中心会越来越多地为内陆服务。去年,重庆农商行在香港上市融资17亿美元,今年我们在香港资本市场还有几个动作:一是有几个企业正在策划年内在香港上市,目前都在报批过程中,一旦批准就在香港上市,估计能募集到十多亿美元到重庆投资;二是准备在香港搞一个窗口公司,像上海和广东的窗口公司一样,在香港上市,变成一个红筹股。三是利用我们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发行外币债券。四是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我们正在论证,一是考虑由重庆的企业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二是考虑让重庆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看哪种方式手续简单操作方便。总之,今年到香港发行几十亿人民币债券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中国日报香港版:重庆的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重庆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存在哪些主要障碍?市委、市政府如何来克服?   黄奇帆:我们觉得“三难”: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人才问题,比如我们到海外投资,需要各类国际人才。三是制度协调的问题,我们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遇上重大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有的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有的则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时候对中央政府而言某项制度调整是件小事,但对地方来说就是一件大事。比如,以往沿海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销售、结算在外,1万多亿美元的加工,销售结算在大陆为零,有五六千亿在新加坡,有几千亿在香港,还有几千亿在东京。重庆发展加工贸易,希望改革创新,想把销售结算拉1000亿回来,首先就要做好国际离岸金融制度安排。以前,中国内陆的金融结算制度都是实体经济结算,不允许任何自然人和法人拥有离岸金融账户,就这一个规定,这1万多亿美元就不能在国内结算。这个制度不是地方能改的,需要国家同意。这个制度改革对国家是一小步,很简单的改动,但是如果不改就像一个秤砣压住了所有事。其次,国内各大银行以前都没有离岸金融业务,现在要赋予银行这种业务功能,也不是地方的事,需要与中央有关方面协调。第三,结算的时候如何对进进出出的外汇进行有效监管。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中央有关部门很具体地协调,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美国惠普公司亚太地区的结算中心,从新加坡搬到重庆,现在已经运行一年,增加了七八十亿的税。同样,我们与宏碁和其他电脑厂商合作,也把它们的结算中心引到重庆。讲这个例子是说,在进行深层次改革开放创新的时候要触动制度,以前没有是因为制度没有安排,大家都没有这样做,现在要率先改革,就要与时俱进创新制度安排,这时候不是单相思拍胸脯就能做到的,一定要协调各方特别是上级有关方面。 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zz/ggts/201105/t20110503_790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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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惊奇(6)李承鹏叫板黄奇帆
热度 2 lix 2011-9-11 21:43
李承鹏:有个小区 黄奇帆:奥巴马刺激经济不如学重庆发展微企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903 次阅读|2 个评论
围观黄奇帆:唱红打黑铁山坪,都不是市长分管的
热度 2 lix 2011-4-30 11:35
2011 年 04 月 29 日 黄奇帆:重庆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和模式 这篇文章主要是为西红柿辩解的,就是重庆并没有刻意左转、回到文革路线,市长分管的工作中一些新点子,都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遇上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完全没有答复港澳主要媒体关于重庆唱红打黑运动的关切。 尽管如此,这个避重就轻、转移方向的辩解仍然有 25405 人参与,评论 320 条。但是,迄昨夜为止最热评论(一条孙中山语录)已被删除。此删除似乎很有深意。 凤凰卫视郑浩今天 解读人民日报吁包容异质思维:当前气氛下意义重大 指出:“这个本身就是活生生的说明当有权的人,权力在握的人他就可以动用司法这个权力来将对方进行拘押甚至判刑。所以我们说不同即敌对这样的思维模式走到极端的时候,。。。就是一种法西斯的思维方式。” 郑浩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包容异质思维一文,为“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和当年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个文章可以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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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黄奇帆:“按照重庆模式 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
pikeliu 2010-4-21 13:37
黄奇帆:按照重庆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 2010年04月21日07:44 来源: 《经济参考报》   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访谈录(下) 对某些旧有模式的打破重建为重庆这一西部城市赢得了新的发展制高点。新华社记者 陈诚 摄   最关键的是,重庆现在做的事对全国都是有推广意义的。如果重庆仅仅把过去在沿海地区做了十年二十年的模式搬过来在重庆实施,那就毫无重大意义而言。但如果我们结合重庆的实际,做对全国有现实推广意义的大事,而这种事又是沿海地区过去二十年没有干过的,对今后二十年的中国有意义的,那就是改革开放中的新的大事。我们不是在抄沿海(地区),我们现在做的,正是沿海(地区)从未做过的事。黄奇帆直视着《经济参考报》记者,不急不缓地说。   这件事不仅仅是改变了内陆,甚至改变了世界30年的加工贸易模式   ●我去年2月9号去台湾拜访郭台铭。我进他的会议室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给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生意。   ●招商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求着企业的行为,而是一个互惠的概念。   ●惠普效应的结果就是,一个惠普加三个世界级的台湾电脑加工厂商在这里,形成了4000万台加工的一个生产线。   《经济参考报》:我国加工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两头在外,重庆的加工贸易模式似乎有所不同。   黄奇帆: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转变发展模式的事情。沿海城市30年的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大事项就是加工贸易,从8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长期沿用原料和销售在国外,加工在国内这一类两头在外的项目。一直到新世纪这20年间,两头在外的模式为沿海地区创造了差不多1.5亿个就业岗位。加工贸易带来的账单是1.2万亿美元,08年全国的进出口量是2.4万亿美元,加工贸易占了50%。   我国加工贸易的99%或者说全部都在沿海地区,07年的时候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开始发生了。因为油、电、煤运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大家也在说内陆要西部开发,所以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应该转移到内陆。但实际上细细想一下,如果一直沿用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模式,零部件从全世界或者东南亚运到沿重庆、武汉,无疑要加上1000多公里、2000多公里的水路、公路、铁路和航运航空运输的距离。这2000公里的航空运输距离带来的物流成本会完全抵消内陆所有劳动力成本低、煤运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的优势。   所以内陆真的要搞加工贸易的话就得创新,我们的创新就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以笔记本电脑的加工为例,如果电脑的各种零部件原材料80%都能在重庆城里生产出来,那么从零部件运到整机厂,就是从一个城市的这个区到那个区的运输,比东南亚运到沿海还要近,在这个意义上就能一下子跳出两头在外的模式,就能大幅降低上面提到的物流成本。 《经济参考报》:怎么让零部件商跑到你这儿来呢?我看到重庆引进了惠普、富士康等IT企业。   黄奇帆:这里有一个鸡和蛋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总装厂在重庆,那么零部件厂就会过来,反过来零部件厂在重庆,总装厂看到物流成本的优势,它也会过来。   此外还有一个综合规模问题。全球有2亿台电脑的产量,如果有1亿台电脑放在了重庆,这个时候零部件厂就会过来。   《经济参考报》:金融危机里,您找到了笔记本电脑的商机。   黄奇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抓住危机当中高科技带来的机遇。笔记本电脑恰恰是高科技领域产生的新的机遇。为什么笔记本电脑会多呢?是因为无线上网技术出来了,手机能够无线上网,是传统的第二代手机多媒体的转型。现在的多媒体信息,都能够在无线网上传输。每个人把手机当电脑,电脑当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化了。手机人人有一个,一年要生产7亿台。笔记本电脑本来当桌上的东西,如果可以无线上网的话,也变成了人手一个,所以这个量也就大了。   《经济参考报》:所以您第一步先和惠普谈,再和台湾的代工厂和零部件厂商谈?   黄奇帆:惠普是世界级的电脑公司,全世界在08年1.6亿台电脑生产量,惠普占了30%,也就是说有5000万台。09年年初惠普正在筹划增产问题,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所有的电子产品都会受到销售量下降的冲击,唯独笔记本电脑因为技术进度不降反升,三至四年会翻一番,也就是说大约2012年会达到3.2亿台。这新增的1.6亿台产能是继续放在中国沿海,还是放到哪儿?惠普也正在找一个地方能扩大其产能,如果他们用老思路就可以在中国沿海继续搞两头在外的加工,原来在上海有5000万产能的就继续在上海加单子下去,加到8000万台。但是毕竟上海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日益趋高,在这个时机上如果有一个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比上海还低的地方他就会心动。   2009年年初我们就找到惠普谈,当时对方认为我们的物流成本高,要我们补贴。我们就把这个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模式抛出来,让他知道我们的物流成本只会比沿海城市低。同时和惠普说,如果你只搞几百万台的订单在重庆的话,零部件厂商是不会过来的。但如果惠普和重庆下4000万的订单,那零部件厂商一定也会过来。集群效应就会产生。   整机加工从来都是台湾干的。世界级的整机厂商、代工厂都在台湾,所以跟惠普谈好以后,我去年2月9号就去了台湾拜访郭台铭。我进他的会议室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给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生意。惠普搞了4000万台笔记本给重庆,理由是重庆要办理整机一体化。富士康是全世界笔记本电脑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你们在沿海地区一年造了5000万台笔记本的零部件,但没有造一台整机。重庆现在手中有惠普的4000万台订单,如果拿1500万给你,那富士康就到重庆可以做整机。但我要求你把在沿海做的零部件一股脑儿都带到重庆去加工,因为重庆加工零部件的成本也比沿海做零部件的成本低。郭台铭当场就和我一拍即合。   招商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求着企业的行为,而是一个互惠的概念。去年8月10日重庆这边和惠普签约,那边就跟富士康签约,9月10号就开工。12月26号,我又开始和英业达讨论,当天就签约,然后1月26号英业达就开工。然后1月18号跟台湾广达签约。惠普效应的结果就是,一个惠普加三个世界级的台湾电脑加工厂商在这里,形成了4000万台加工的一个生产线。   4000万台差不多就是2000多亿的销售值,他们的零部件如果做80%,也有1600亿的销售值,所以一些小的零部件厂商就跟着来了。这些零部件厂商不是重庆政府出面去招商,而是富士康、广达等利用其产业影响聚拢起来的。等于是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他们在帮我忙活,我只是下命令,所有重庆一小时经济圈里的区县,你做100,他做100,重庆就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局面。   你追我赶的场面甚至还出现在加工商身上。富士康、广达、英业达这三个竞争对手,现在被我拉到一个桌子上吃饭。如果某一家手长脚快,那么次年新增的6000万台产能就会落到他手里,其他两家就会吃亏,所以他们三家也是你追我赶。   《经济参考报》:这三家代工厂解决了不少就业岗位吧?   黄奇帆:他们一下子干出几千亿的产值来,需要20万员工。这三家企业,每个企业今年都要先招1万人,招来以后,就到上海、昆山等他们原先沿海的企业去培训,到下半年年底,这1万人就变成班长了,明年每个人带8个人、10个人,20万人就起来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产业链。 《经济参考报》:您把这个模式称为垂直整合?   黄奇帆:用学术上的话,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叫水平分工,现在我们是用垂直整合的方式,改变了水平分工。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就是讲大公司做研发设计,代工厂在沿海搞了几个加工基地,然后第三类公司在全球做零部件,然后用物流、用运输、用现代通信的办法下单。这个意义上世界是平的,全球可以共做一个产品。一个上海货,有些部件可能是巴西的,有些部件是印度的,有些部件是东南亚的,任何一个产品的加工,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一个产品做供应。   原油成本10美元一桶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但是当原油变成100美元一桶的时候,世界就变得不平了。太过仰仗物流运输是极大的能源浪费。我认为,现在的世界谁拥有零部件加整机一体化基地,谁就站在世界供应的高地上。   重庆就搞了这么一个高地,我们搞了一个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整机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基地。在这个意义上,这件事不仅仅是改变了内陆,甚至改变了世界30年的加工贸易模式。当然这件事不是光靠我们,我们设计的方案得到了跨国公司的呼应,又得到了台湾代工厂的响应,就运转起来了。   我把去年的决策称之为共振。是垂直整合模式的思维和跨国公司、三大台商形成的一种共振;今年我们要决战供应链,决战零部件。去年决战1+3,决战惠普和三大台湾龙头加工企业的到位;今年是要把这三个台商零部件的供应链真正拉到位。   重庆现在这样做,并没有在挖沿海的墙角   ●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庆的8000万台在运转,沿海原有的1亿台也在运转。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会有变化,三年以后存量也会被带过来的。最后可能出现的是重庆这里是1.8亿台,当然我不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这样去做,沿海会被气死了。   《经济参考报》:沿海地区能否借鉴重庆的这种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模式呢?   黄奇帆:如果大家都要搞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那就要比劳动力成本、油电煤运的成本、土地的成本了。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跨国公司们普遍认识到中国西部廉价的劳动力、西部的优惠政策、西部的油电煤运的资源成本较低,这些都适合搞制造业。而零部件的制造业,不管是放在沿海还是东南亚,在中国西部是有竞争优势的。   当然重庆现在这样做,并没有在挖沿海的墙角。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庆的8000万台在运转,沿海原有的1亿台也在运转。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会有变化,三年以后存量也会被带过来的。最后可能出现的是重庆这里是1.8亿台,当然我不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这样去做,沿海会被气死了。   《经济参考报》:加工贸易曲线里,咱们的研发在外,重庆的这一模式也克服了这一弊端?   黄奇帆:我们长期以来的沿海加工贸易方式存在好几个对中国经济不太有利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就是没有核心技术。   我们以前加工贸易的概念,因为是组装劳动力搬运工,不管是做电脑还是电视机,1000亿的销售,加工贸易的投资,包括生产设备的投资、生产线路投资一般只要5%的钱。对于一个老板来说,1000亿销售只花5%的投资的话,相当于只开一个贸易公司,他就没有必要把研发基地放在这儿。   在高科技领域,越做零部件越是技术核心,谁做零部件谁是上帝。比如说芯片、液晶面板都是核心。我们讲的奔腾四、五、六,实际上是芯片升格了。1000亿的销售里面零部件的产品投资平均要700亿,比加工组装的投资要多十几倍。所以现在我的零部件加整机的制造基地都拉到重庆了,重庆就成为了研发基地。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这个模式反而使得重庆变成了研究开发的一个基地了。惠普的研发在这里,广达的研发也放到这里,英业达也在这里,他们跟我的协议里都承诺研发放到这里。 重庆成为了众多IT企业的第二总部。这不是我黄奇帆个人的魅力,而是企业看到产能转移到重庆能够取得成功,把研发也带过来了,这是一个附带的成功,也是模式转变带来的新的好事情。   《经济参考报》:对创汇模式的影响是怎么样?   黄奇帆:加工贸易也是我们国家外贸摩擦的一个根源,还老被老外说我们出口太多。为什么呢?我们这些加工贸易,说起来1.2万亿美元,但净创汇有多少呢?大致20%。深圳一年加工贸易出口2000亿美元,来料加工运来的东西占80%,最后进出相抵消,其净创汇只有20%。听起来1.2万亿美元蛮庞大,实际上产生的净创汇只有2400亿,其他都是虚的。   此外,我们国家还有出口退税,1万亿都要摊上去。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的钱在补贴外国人、在补贴台湾人。结果我们还让外国人说我们的出口那么多。实际上我们帮人家吸收了那么多的进口,他们又不算账。我们出去了1万亿,进来了8000亿。   我们的贸易摩擦以及我们每年几千亿的财政补贴,都补到了这些地方。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零部件80%自己做。如果有1000亿美元的货物出去,那我就净创汇800亿,我是真正地创汇,国家同样也给1000亿美元创汇补贴、退税。所以,重庆的模式实际上是把创汇模式、出口模式也转变了,使国家的出口补贴补到了要害上,这就是第二个附带的好处了。   《经济参考报》:加工贸易结算中心的思路是怎么来的呢?   黄奇帆:代工厂有很多的零部件从东南亚、美国、欧洲、印度运过来,这就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结算。另外,这个代工厂把电脑交给惠普,于是惠普和代工厂之间也有结算,而且这笔结算有时候还要代工厂把产品一次通过物流公司运到美国才能再结账。如果这个代工厂在中国,那么这个网络账完全可以在中国结算。但是中国20年以来,1.2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除了最低层次的跟劳动力结账的代工厂和中国发生以外,5500亿在新加坡、3500亿在香港、还有1000亿在台湾、1000多亿在东京,全部都在外面结算。这个结算里产生多少效益呢?会产生1000多亿人民币的税收和金融的利润,这金融的利润里就包括十几万白领会计师的高薪收入。   去年六月份,我们跟惠普签约时希望惠普把结算中心放在重庆,惠普说他们一直都在新加坡、香港。在这件事上我们吵了不少架。我告诉惠普总裁,重庆和惠普是战略伙伴,利益相关。于是我们去年签约后,这个账就过来了。今年1季度已经交了4亿税收给我们了。今年应该可以拿到16亿。这还只是1000亿美元最初的一步,到明年肯定可以拿到30多亿的税收。   然后银行的利润也会有30多亿,这些都要归入中国的GDP。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有会计师的收入。当时我让惠普他们把结算中心设在在我这儿,银行利润要结过来,而且是重庆的银行做这个事。作为缓冲条件,我们允许惠普的结算业务外包给新加坡的会计师来做。这是第三个附带的好处。   重庆是引凤再筑巢,凤有多大,巢筑多大   ●从前筑巢的模式是先做一个巢,凤来不来也不知道。现在重庆这边是引来了凤再筑巢,这个凤有多大,我的巢筑多大。这让我们得到一个经验:不要筑巢引凤,而要量体批巢。   《经济参考报》:其他西部内陆城市向重庆取过经么?   黄奇帆:我们内部人人都知道这个模式,但外地人不知道。成都跟我们抢英业达、抢富士康,一开始只是按照常规的招商,用西部的优惠政策和低劳力成本吸引人家。他们没搞懂台湾人只是惠普们的外包,老外愿意到哪儿,他们就到哪儿。   我也不忌讳和西部兄弟城市说其中的要害,招商不是招代工厂,是招宏基、戴尔、惠普。而这几家实际上又是冤家,重庆有了惠普以后,我就不招惠普的第二竞争对手宏基了,但我会招东芝这样的第五名企业,因为他们对惠普威胁不大,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而成都是可以找第二、第三名的,但他得用我的模式,重庆的零部件运到成都距离也不远。这个模式西部是可以学的,按照重庆这个模式西部是可以打败长三角的。除了电脑可以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以外,其他的电子产品加工贸易也可以这样做。   《经济参考报》:拥有两个保税区,这是任何一个内陆城市做梦都想得到的开放平台。随着近期西永综合保税区的挂牌,重庆也拥有了两个保税区。能否向我们介绍下这里有什么筑巢引凤的故事么?   黄奇帆:我国从95年开始审批出口加工区一共批了9个,有一半是不成功的。五年过去了,围了一块铁丝网的地,外面的也进不去,里面的也不知道干什么。这么一来,国家到了05、06年就开始停止审批。   也是重庆把这个重新启动了,当时我把海关总署和六部委找来,说重庆现在来了三个老板,他们要跟我做4000万台电脑,需要十平方公里,这十平方公里会有五六百亿的销售值,这是中国投入产出最高的一块地。由于又是出口的,所以需要有出口退税的保税区功能。六部委开始都不相信重庆会有这样的举动,第二天惠普和台湾的代工厂都一起到了他们的调查组现场,告诉他们重庆的项目情况。结果六部委一个月时间就批了。   这让我们得到一个经验:不要筑巢引凤,而要量体批巢。从前筑巢的模式是先做一个巢,凤来不来也不知道。现在重庆这边是引来了凤再筑巢,这个凤有多大,我的巢筑多大。这个凤需要十平方,我就批十平方,所以我们就提出建一个全国20年来的最大的出口加工区。我们重庆在出口加工区停了五年以后,突然批了个十公里,不是因为黄奇帆有面子,是因为重庆引来的这个凤就占了十公里。所以王岐山认为重庆是改变了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的审批模式,变成了量体批巢这么一个概念。 □记者 杨维成 刘亢 朱薇 施智梁 重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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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重庆总有好消息
zw373737 2010-4-17 17:25
薄熙来:帮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 让老百姓都有房住 2010年04月17日 15:20:06  来源: 新华网 重庆4月17日电 题: 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重庆市大面积建设公租房的启示 记者刘亢、刘健、朱薇 这是一个让人心动的民生住房账本未来10年,重庆市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今年开建500万平方米,3年时间内完成2000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 这意味着,重庆改变了住房主要由市场提供的单一体系30%的低收入群体由政府提供的公租房予以保障,70%的中高收入群体由市场提供的商品房解决。 重庆市还准备对高档别墅和商品房征收特别房产税,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制度体系。 改变夹心层群众的蜗居生活 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电视剧《蜗居》的热播,折射都市房奴的辛酸苦辣。也暴露出我国住房供给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 房产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不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住房是当前百姓最关注的问题,解决住房保障是一个重大民生工程。他明确提出,帮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要让老百姓都有房子住。 一个社会总有30%左右的低收入群体,基本买不起房,保障他们的住房需求,是政府责任所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说,城市住房供给体系的合理结构,应该30%是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70%是市场主导的商品房。 今年2月,重庆市推出公租房兴建计划,与原有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危旧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农民工公寓5种保障方式,形成1+5保障性住房体系,力争实现城市低收入群众住房保障全覆盖。 兴建公租房,重庆意在重点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重庆市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徐鸣分析说,新生代城市居民、大学毕业生、外来工作人员、新就业人群等夹心层群众被排除在现有的住房体制之外,他们既享受不到保障房,短时期内也买不起商品房。而这部分人多是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也是将来最有可能成长为中产阶级的群体,高房价过度透支他们的未来收入和限制他们的发展前景,有可能导致我国亟待培育的中产阶级难以形成。 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局长张定宇介绍,重庆公租房户型面积一般在35-80平方米,有三大特点:一是建设低成本。公共租赁房由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承建,其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提供,享有税费优惠政策。二是入住低门槛。凡年满18周岁,有稳定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本市无住房或住房面积低于城市住房保障标准,都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不受户籍限制,租赁期最长为5年。这就打破了城乡和内外差别,让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引进的专业人才和外地来渝工作人员都能够安居乐业。三是租金较低且稳定。公租房租金相当于同类商品房出租价格的60%,只求收支平衡,保持相对稳定。 听说公租房开建的消息,让毕业三年仍租房住的李丹蕾十分高兴。工作三年只攒了五六万块钱,还不够按揭一套小户型的首付款。望房兴叹的李丹蕾说,如果租房,显然公租房划算,能节约更多的钱为将来买房做准备。 科学设计运营模式不形成贫民窑 大体量地建设公租房,会不会出现贫民窟?如何防止租客的赖租行为?重庆市科学设计了公租房建设营运模式。 2月28日,重庆首个公租房小区民心佳苑开工建设,为高层电梯房,将容纳住户1.2万户至1.5万户。记者在规划图上看到,该小区有运动场地、超市、水体、小学、幼儿园及中心景观绿地,由专业物业公司管理,距即将通车的轻轨只有500米左右。 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邱建林称,重庆将在主城区一、二环线之间规划的21个聚居区中布局21个公租房建设点,公租房均分布在轻轨沿线或交通、环境、配套等条件较好的地区,平均容积率控制在3.8,与商业楼盘实行混搭。 重庆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妙招!让公租房住户与商品房住户有机地融合,均衡享受公共服务,不会有心理落差,避免形成新的贫民窟。 为防止赖租,重庆设计严格的退出机制:对承租人实行年度收入申报核实制度,租赁期一般为5年,期满退出。由于收入提高和自购房等原因不再符合条件的,政府收回保障性租赁房,再租给其他符合条件的对象。承租人不得转租、出租或改变房屋使用性质,一旦违规,将取消租赁资格。空置6个月以上不住,或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住房的,也必须退出。拒不退出的将记入个人信用档案,并依法强制退出。 张定宇介绍说,公租房租客住满5年后,可以按成本价+银行利息购买自住。一次性付款购买的,不再支付租金;分期付款的,未付款面积按照规定缴纳租金。公租房不得上市交易,购买人需要转让的,由政府回购,回购价格为原销售价格加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不会随着房价的上涨而上涨。 在重庆,公租房不能到市场上交易,只要管住了公租房上市交易的闸门,没有利润可图,就不会发生腐败问题。黄奇帆说。 组合拳遏止房价的不正常波动 除了公租房保障外,约70%城市人口的住房问题还是要通过市场购买解决,调控好房价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黄奇帆说,重庆市将调控目标设定为:10%高收入人群购买高档商品住房;60%中等收入家庭,6.5年的收入能购买中小套型、中低价位商品住房;30%低收入群体通过政府提供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予以解决。 近年来,重庆经济以15%的速度增长,房价却保持平稳上涨的趋势,没有出现暴涨暴跌大幅波动,尤其是在西部,重庆的平均房价低于成都、贵阳、西安等地。2009年底,重庆主城区商品房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4179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与商品房均价相比约5.92∶1。 管理好商品房市场,重庆有四招组合拳。黄奇帆介绍说,一是调控好房地产开发的速度,将房地产投资始终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若超过40%,就可能导致房地产业泡沫;二是控制好商品房建设总量,根据各区县规划的城市人口数量,按照人均30平方米,控制当地商品房建设总量;三是适量供应土地以调控土地拍卖价,可达到控制房价飙升的目的,重庆普通商品房土地价格不超过房价的1/3;四是鉴于高端商品房价格上涨速度快,它的上涨又会带动普通商品房价格上涨,重庆还将设计制度对高端商品房征收特别房产税,税收收入全部用于公租房的建设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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