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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刘瑜：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 热度 5 fqng1008 2015-10-4 11:59; 本文系理想国出版雷颐《孤寂百年》新书沙龙，邀刘瑜访谈，上半篇。百年前的很多见识，比现在要高明谢谢理想国和雷老师的邀请。我对民末清初和民国的历史很不了解，我只是以雷老师粉丝的身份来打酱油的。刚才雷老师反复提到这本书里的很多人物与我相关，因为其中很多是哥大、哈佛、英国的留学生，而我又在哥大、哈佛和英国待过。我就想，如果这么攀亲戚的话，连奥巴马都是我的师兄。他曾经在本科的时候转学到哥大，应该说是我的师兄，而且是“亲师兄”，因为他当初也是政治学系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事情要找奥巴马，可以给我打电话。关于《孤寂百年》这本书，我也是这两天才真正坐下来看。看了以后的第一个感受是真的非常好看，学到很多东西。另外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在看书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因为这本书牵涉到的很多争论，今天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回音，仿佛同样的争论在一百年之后重新复活了。比如这本书讲到所谓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斗争。在我们今天，就是所谓的“改革和革命赛跑”的问题。再比如书里讲到1920年代的科学派和玄学派之间的斗争，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方舟子。还有这本书里讲到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内部有一场关于“民主还是新式独裁”的争论，换到今天的语言，就是所谓的“强调民主还是强调国家能力”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论。书里面有很多的争论，真的带来时光穿越的感觉，仿佛一百年后，我们重新回到了认识的原点上，重新讨论这些问题。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不但他们一百年前在讨论类似的问题，而且一百年前他们很多的见识，甚至比现在还要高明。比如关于爱国。我读一下梁启超“爱国论”里的一段话，他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他说，什么是国家？民众的积累才是国家。什么是国家政治?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爱国是什么?民众爱自己就是爱国……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压制民权，等于是放弃了这个国家。如果说民众不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就是自暴自弃……我们中国人今天有多少人能达到这个认识水平？再比如在中国的历史上，包括今天有很多所谓的儒宪派在论证，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宪政，虽然跟西方的方式不一样。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就对此做出了批评，虽然古代有类似于诽谤木、敢谏鼓、御史台等等限制君权的设置，但这些设置很少真正有效或者长久。“何也？其所设种种限制机关，皆隶属于行政机关之下，而未尝别为一独立系统。其司此机关之人，皆由君主任免，而无他途以使之发生。”这些机关的首领都是由皇帝任免的，而没有其他的任免渠道。“夫隶属机关，欲对于上级机关而施限制，其所能限制者几何？而以君主所任免之人，司限制君权之机关，则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欲使举其职难矣。” 联系到中国的反腐，用他的观点来说，如果下级机关来监督、约束上级机关，能监督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他的提问。从他对爱国这个问题，对所谓宪政问题的看法，就可以意识到，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没有超越他那个时代的观点。这让我有一点沮丧，更多的是困惑：为什么在一百年前，同样的问题已经被争论过了，而且是更高明的想法已经出现了，但一百年之后，我们回到了原点? 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一般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权力的面前非常软弱。虽然你有好的观点，但秀才说不过兵，你没有权力，没有办法把主张转化为现实，甚至还会被迫害。知识分子没有掌握权力，因此在整个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雷老师这本书的每个故事几乎都有这方面的情节。比如容闳，容闳是有很多新思想、新理念、有很多政治抱负的人，但是，这个人的悲剧在于，他无论有什么样的理想、理念，在不同的时代，始终在寻找愿意听从他的当权者——哪怕是太平天国的洪仁轩，到李鸿章、张之洞、康梁、光绪，包括到后来的孙中山。如果掌握枪杆子的人不听他的，他也没有办法。也正是因此，他的人生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还有雷老师的书里写到的蒋廷黻、丁文江，他们之所以在30年代主张“新独裁”，就是他们觉得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权力，我说什么都没用。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但是我觉得，除了知识分子没有权力以外，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失败同时也是智识上的失败。他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高度就是不够，比如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包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哪怕是像中国当时非常少数的自由派，自由派里面最坚定的自由派，比如像胡适，他在经济上还是社会主义者，更不用说其他的自由派，革命派就更不用说了。政治认识也是一样。很多知识分子一遇到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就立刻想到“强权拯救世界”，认为只有依附权力才能把问题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悲哀。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不是你说理的时候当权者不听你的，而是当当权者不听你的时候，你放弃了说理。我觉得这是最悲哀的地方。说理和强权的关系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强权是最厉害的。因为知识分子只会说理，而说理没用，对牛弹琴的话弹得再好听也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百无一用。但是，如果真正用长线的历史去思考，强权真的那么厉害？比如斯大林厉不厉害，他当然掌握了强权，苏联不照样覆灭了？希特勒厉不厉害，最后第三帝国不照样衰亡了吗？毛主席厉不厉害，照样不是要改革开放吗？当然你可以说，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覆灭是因为美国更厉害——可是，难道美国的厉害和它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这些制度安排及其价值基础没有关系吗？而所有这些制度安排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说理”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未必那些在短期内成王败寇的人真的经得起历史长期的检验。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还是说理，还是理性的力量，还是观念的力量。那种完全靠强权取得的暂时的胜利，的确知识分子对他没办法，但是如果你的制度设计是违反人性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不利于人性的绽放的，最后还是要被理性所淘汰。所以，虽然很多人说知识分子只会说理，所以知识分子很幼稚，比如很多人讲胡适的时候嘲笑他书生意气、幼稚、天真、迂腐，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坚持这种天真、幼稚，坚持这种迂腐和书生意气，这才是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知识分子的力量。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觉得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要么是极端自负，要么是极端自卑的两极状态。极端自负时，就觉得我要治国平天下，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极端自卑的时候，就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甚至被打成臭老九，面对工农要自我改造。这种极端的自负和自卑，都是对知识分子力量的有限性缺乏认识。毕竟社会的变革一定是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构，知识分子不可能一言兴天下，也不可能一言亡天下。除了知识分子说理的力量，还需要政治家的魄力，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商业和市场的力量等等。正是因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我也不是太悲观。虽然我刚刚讲到，知识分子的智识也许在很多方面还不如一百年前，但是，毕竟社会不一样了。一百年前的中国文盲率可能是90%，现在中国的识字率可能是95%，还有市场经济的成长、全球化、中产阶级的出现，民众观念的变化。因为这种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变化，如果今天的中国再次面临改革的契机，我相信应该比一百年前的命运更好一些。; 个人分类: 探讨幸福|1327 次阅读|9 个评论

中国社会，可持续进步机制: benlion 2015-6-26 19:22; 中国社会到了必需深化改革的阶段，就是健全一个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的法制体系。人类文明，心理的认知与行为的实践，构成人类精神的文化与体制发展，经济的财富，包括，文学艺术的影视和工程技术的机器等，而生物和矿物是可以加工成商品的自然资源，可划分为可进入生态循环的天然产品和必须人工处理的工业产品，后者，需要进行垃圾分类和工业再循环的加工过程。在犹太宗教存在一个传统，就是麦子、土豆、水果等要留下十分之一不收割，留给穷苦的百姓去捡拾，在商业和经济上则体现为富裕的人，必须拿出部分财富做社会慈善，也是福利社会的基本思想，在以色列和欧洲，社会保证每个人有基本的食物、住房和医疗保障，这属于公共福利事业。然而，什么是资源浪费呢？无论是住宅或商业用房和地产的空置，土地没有充分的森林覆盖和水流污染没有渔业，就是典型的浪费。工业品废弃和环境污染，科学不发达和技术欠缺创新，没有形成科学与技术、技术与经济、资金与科学之间的循环促进机制，就不可能导致可持续的发展。 - （2011年-2015年网络日记：评论整理）-; 个人分类: 062015|1777 次阅读|0 个评论

选择权：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热度 22 lvnaiji 2015-5-24 09:18; 吕乃基如果说世界是多元的，各国有适应国情的各自的发展道路，不能以西方中心主义来衡量进步与否，也不能以中国的道路作为衡量的依据。在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来看，显然也不能以高铁、宽带、收入，以及GDP论高下。幸福指数也曾拿出来作为国家政体优劣的标志，当央视记者四处追问时，百姓心中只有“虚”与“假”之感。博主提出一个衡量进步与否具有普遍意义的指标：个人所拥有的选择权。这里的选择权不在于经济学意义，而在于社会学意义。在计划经济年代，个人的一切，从呱呱坠地那一天一直到去世都已经安排好了，从上学到工作，居家或出行，都听从组织安排，高考虽可“填志愿”，但更重要的是“服从分配”。日常消费是供给制，凭票供应，即使谈婚论嫁这样私密的事情，组织的意愿依然具有极大的权重，进而直达个人的内心世界，恨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个人无需作出任何选择，乖乖做螺丝钉即可，听凭组织随意拧到那里，如果锈掉，那就扔掉，换一颗就是了，至多是昆仑山上一棵草。整个社会，唯有由上而下的选择，没有或者少有个人自主的选择权。一旦只剩下单向选择，社会也就失去了由下而上的原动力，波澜不惊，甚至死水微澜。封建社会上下五千年超稳定结构，头上的人与末尾的人完全可以对话，没有代沟。如果可以测量社会的心电图，那就如同濒临死亡者，或者植物人的心电图，几近于一条直线。当今的中国，个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上学虽划片，毕竟还可以择校；工作可以双向选择，一跺脚还可以跳槽，世界这么大，我得去看看。商品琳琅满目，只怕挑花了眼。且不论其他，至少就选择权而言，当今中国之进步绝非文革和前30年所可比拟。个人的自主选择让社会洋溢着涨落，由下而上的自组织与由上而下的选择（他组织）相呼应，构成社会发展的洪流。个人选择权之所以重要，在于关系到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及自身能力的提升。当某男声称非某女不娶，放弃选择权；而某女走自己的路，普遍撒网重点捕鱼，保留选择权，男女双方地位高下立判。个人的能力是社会发展的源泉，个人社会地位提升则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然而在当下中国，个人的选择权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其一，选择的成本、代价和风险。择校，除了钱，还需动员多少社会资源，一所房子消灭一个中产。成本、代价和风险，让个人在无奈之下选择放弃。其二，面对两桶油、银行、移动运营商的垄断，个人无从选择。琳琅满目的商品，有几多假冒伪劣，以至消费者只能在饿死和毒死二者之间选择。充斥于苍穹之下的雾霾，芸芸众生无处藏身。其三，选择未必如愿，此乃人之常情。然而要是大多数选择最终都是事与愿违，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不免哀叹“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这里的关键是社会不透明，黑箱操作，或者不断折腾，以至个人无所适从，难以抉择；或者受制于利益集团。于是，个人选择与利益集团合一，其典型就是“死也要死在体制内”，扭曲选择的价值观。其四，由上而下的选择依然强势，譬如“共和国最终选择了……”。言下之意，余者在有意无意之间即被共和国遗弃或边缘化。固然，个人的自主选择不能违背底线，应顺应社会需求，但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好坏之分，大量存在的是如同中性进化那样不好不坏的涨落，这些涨落构成了由上而下选择的最广泛的基础。须知，红花尚需绿叶扶持。最后，在意识形态，还有“决不允许”，科学网上也有“三条红线”。这是时代的烙印，然而反过来也正说明，社会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给个人以更大选择权。; 个人分类: 社会评论|7970 次阅读|41 个评论

从三个医学会的的历史说起: fqng1008 2015-5-18 09:23; 读罢谢蜀生的博文“记念中华医学会创建100周年”，我对它的历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对谢教授的评价相当赞成——“中华医学会的成立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大潮中，中国主流医学开始从中医向西医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国医学界争取西医主导权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有力地推动了西医本土化的进程，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随后，我打开了三个医学会的网站，它们是“中华医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华医学会官网设有“关于学会”一栏，分为三个内容，即历史沿革、现任学会领导、学会简介。简介里有中华医学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成立于1915年。现有83个专科分会，50万名会员，下设部门16个，法人实体机构3个，另与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合办医学图书馆1个。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官网也有“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简介”，在“ 历史沿革”也介绍了学会的历史“ 本会于1981年11月在北京成立，名称为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挂靠在中国中医研究院。1990年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准，更名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挂靠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 中华中医药学会官网虽然也有“中华中医药学会简介”一栏，但是成立于何时，历任领导情况并无文字介绍，仅仅只有“ 中华中医药学会是我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中医药学术团体。中华中医药学会接受业务主管部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学会办事机构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事业单位。......” 为什么不交待学会的历史？我在网上搜索，发现了一本《中华中医药学会史》的著作，讲述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时期（1979～1991）、中国中医药学会时期（1992～2001）和中华中医药学会时期（2002～2007），可能该书出版较早，实际上是至今。而且，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立前的中医学术团体概况（1568～1978）”里介绍了“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清代的中医学会”、“民国时期的中医学会”、“革命根据地及新中国成立后至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立前的中医学会”。一个尤其讲究传承的学术团体，刻意抹杀学会的历史确实是不应该的事情。我不打算评价三个学会的架构合理性以及前景，但最近因为一个专业委员会换届的事情，我发现国内医学人才的进步缺乏合理匹配。本来，学会是学术交流和人才进步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但三个医学会一直存在平台过多而泛滥的情况。尤其是中医药学会与中西医结合学会界限并不清晰，再增添一个“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与副会长交叉重叠，各专业委员会更是一人身兼数职的情况非常严重。而且与此相反，数量庞大的西医从业人员却学会平台相对较少，一些中医药、中西医结合的专业委员会不得不拉一些西医从业者参与其中，以缓冲平台过多过滥的现象。看到中华医学会及其现代医学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会越多进步越快？附谢蜀生：记念中华医学会创建100周年一、时代的召唤 1915年中华医学会（The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CMA）创建至今已经整整100年了。中华医学会的成立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大潮中，中国主流医学开始从中医向西医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国医学界争取西医主导权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有力地推动了西医本土化的进程，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西方医学是由传教士引入中国的。早期的少数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间或也对一些疾病作些治疗。但由于当时的西方医学仍处在其“经验时期”，并不比中医高明，再则这些传教士也并非医学专业人士，治疗的效果对中医并无明显的优势，因此这些零星的医疗活动影响很小。真正有意识地把医疗和传教结合起來，以推动传教工作的是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郭雷枢（Thoma R Colledge）。他先后在澳门、和广州开设眼科诊所。由于当时国人眼疾患者多，中医无有效的治疗方法，西医外科治疗眼病（如白内障）的效果明显易见，因此大受欢迎。郭氏由此悟出：以往的传教士们仅凭信仰和宣道热情在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方式，不适合中国本土的特点，因此传教效果不理想。郭雷枢认为，中国人比较注重实际，他们对抽象的真理兴趣不大，但对世俗的利益非常关注。因此，传教士通过治愈疾病展示出的慈善和人道，可以更有效地引导他们产生出对上帝的信仰。1835年他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雇请开业医生作为传教士来华的建议”的文章，在此文中郭雷枢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医学传道”（Medical Mission）的理念。1836年，郭雷枢、伯驾（Peter Parker）联名发表了《关于组建在华医学传教会的最初建议》的声明，并于1938年发起成立了“广卅医学传教协会”，（郭雷枢任主席，伯驾为副主席）开始对医学传道的理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教会组织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教会医学在中国大肆扩张。据统计，1876年，中国己有教会医院16所，简易诊所24个，全年就诊人数达41281人；到1898年，教会医院就上升到61所，诊所44个，全年就诊人数高达848239人。而到1915年，教会主持的医院330所，诊所223个，在华行医的传教士有383人，年治疗病人已约150万。传教会医学团体不但开诊所办医院，还以不同方式开展西医学教育。据统计，1877年只有30个左右中国学生在教会医院接受培训。到20年后的1897年，在校就读的医学生194人，并已有298名中国学生从教会西医学校毕业。到1915年报告，中国的教会医学院校有23所，另有护校36所。其中最著名教会医学校的有北京协和医学校（1905年由美国洛氏基金会接收，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校（1914），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14）、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96）。除教会医学院外，还有外国人办的私立医学院，如德国人办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医学院等。除了开医院，办医学教育外，西医医学团体也蓬勃发展。最著名的是1886年在上海成立的教会医生联合组织博医学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及其会刊“博医会报”，是中国西医学界团体的主流医团，在中国西医学界处于主导地位。博医会初创时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只吸收有欧美医学学位的教会医生，1910年已有会员400人，其中无一中国人。第一个参加博医会的中国人是颜福庆（1910），此后随着留学欧美并获学位的中国医生的增加，一些杰出的中国医生也被吸收入博医会，如伍连德、俞凤宾、刁信德、唐乃安等，这些博医学会中的中国医生，后来都成为了中华医学会的发起人和开创者。受改良主义思潮影响，清末民初也出现了一些由国人创立的、以引荐西医为目的各类医学团体，其中比较值得提及的有中国医学会（1907），中西医研究会（1910），和中国医药学会（1907）但这些地方性的西医学团体在中国西医界的地位与博医学会不能比肩，影响也较局限。但它们代表了中国医界对西医认识的觉醒以及对西医本土化的努力和追求。它们中的领袖人物，如1910年在上海创建中西医研究会的丁福宝就曾翻译了一大批西医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丁福保后来加入博医学会并成了建立中华医学会的21个发起人之一。 20世记初，由于西方医学本身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冲击越来越强烈；而此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为西方教会组织用“医学传道”方式促进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扩张和发展扫除了制度性障碍。西医取代中医成为中国医学主流的趋势日惭明朗。在此中国医学革命的关键时期，主导西医在中国发展的话语权却一直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西方教会医学团体手中，这对那些饱受屈辱的爱国医学者来讲，是难收接受的。随着形势的发展，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间，中国本土医学院校（如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培养毕业的西医人数日增，并陆续走上中国医学的舞台；更重要的是，那些早期留学欧美的中国医织的学界的领袖人物都已陆续回国。时代在召唤，成立由中国人自已组织的、全国性的西医学术团体的时机已经成熟！二、学会成立经过清末民初中国西医界的状况，如“中华医学会宣言书”所述是：“自西学东渐，国人之习医者颇多，惟散处四方不相问闻，既缺乏团结之力，复无切磋之机，则中华医学之设，实有不容缓者。”早在1910年，伍连德就曾提议由中国医生自已创办一个全国性的西医学术团体，“并将其意见诸报端，而当时之人皆不甚注意之。”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中国受过正规西医训练，并有影响的西医人士有的还在国外留学，如丁福保（1909赴日）；有的则正准备出国，如刁徳信（1911年赴美），俞凤宾（1912年赴美）。而颜福庆则刚留美回国（1910年1月31日），正忙于筹办湘雅医学院。但到1915年形势已全然不同了，这些留学国外的西医领袖人物已先后回国。他们出国前都已加入博医会，但他们在其中并无平等之权利，除通过学术交流获取一些医学信息外，对当时迫切需要关注的中国医疗体制中之问题全无发言权。在洋教会医学团体中，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医界的精英们难免多有屈辱之感。1915年2月，来自全国各地出席博医学会年会的21位中国医生会聚上海。2月5日在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的组织安排下，这21位医生在上海老宜隆（Yilung Lao）餐馆会聚一堂，他们都知道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同人聚餐，但他们大概都沒有想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因此有关此次会议的过程留下的文字资料很少。已有的报道是：午餐会前伍连德首先发言，讲述了西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强调了建立全国性的西医团体的必要性，并正式倡议成立中华医学会。伍连德的提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餐后与会者继续会议，并选出了学会的第一任领导集体：颜福庆为会长，伍连德为书记，俞凤宾为庶务（总务），刁德信为会计。会议还推选曹丽云、肖智吉为协助员。会议当即筹得300美元作为学会的活动经费。上海南京路34号俞凤宾诊所为成立后的中华医学会的临时会所。成立大会后，中华医学会立即开展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办了伍连德为总编辑的《中华医学杂志》（The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1915年11月《中华医学杂志》第一期中、英文版同时出版面世。该期发表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确立了学会“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的宗旨；发表了《中华医学会例言及附则》，规定了中华医学会会员分特别会员，普通会员，名誉会员三级。特别会员需是毕业于国内外正式西医学院的医师，必需懂外语。普通会员系毕业于学会认可的国内西医院校的医师，不要求懂外语。名誉会员系有声望并尽力于中国医学的中外人士。至1915年底，中华医学会会员己达232人。1915年7月3日，中华医学会获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注册立案。至此，中华医学会（The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 ）乃正式宣告成立。 1932年4月15日，应中国博医会要求，二会执行委员会在上海香港路4号银行俱乐部举行联合会议，正式宣告两会合并。合并后的学会中文名仍为“中华医学会”，英文名改为“The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中华医学杂志中文名不变，其英文名则改为“The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国博医学会与中华医学会的合并在现代中国医学革命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标志着由中国人自已主导的西医本土化进程，已不可逆转。在《中华医学杂志》第一期英文版上，俞凤宾撰写的“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议备忘录”（C.Voonping Yu.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of China. April 7,1915. 1915（1）：30-31）纪录了1915年2月5日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的21人的姓名，他们是：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刁信德、许世芳、古恩康、丁福保、陈天宠、高恩养、肖智吉、唐乃安、康成、成颂文、李永和、刘湛燊、梁重良、黄琼仙、石美玉、陶漱石、曹丽云、钟拱辰。他们在此后大潮起伏的时代风云中，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不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名字已经永远地铭刻在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之中。参考文献 1. 杨念群：再造病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2.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 3. 钱益民颜志渊：颜福庆传.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4. 王哲：国士无双.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 5.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会史概览1915-2010. 6. 慕景强：西医往事——民国西医教育的本土化之路.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1892 次阅读|0 个评论

思想多元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热度 42 Majorite 2015-2-4 09:54; 思想多元是中国社会的进步邓小平从 1977 出来工作之后，带领中国人民搞改革开放，上台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与翻译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教材、科学技术、仪器设备、管理方法、思想理念，实行法制与民主，让中国与世界接轨。然而，最近却有人与邓小平精神唱反调，公开反对西方价值观，要禁止体现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学校，要禁止教师发表支持宪政民主自由的言论，还要禁止教师发牢骚等等。尽管《环球时报》说，教育大总管是代表中央出来讲话的，互联网与微信上反对之声如潮涌，甚至有人在网上说，中央就不能反吗？文革时中央还犯错误呢？党史上也有坏人控制中央的时候，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有人急教育大总管所急，提出关于彻底铲除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几条建议（见附件）。王梓福还撰文浅析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的危害。要是在毛泽东时代，这些公开发表与顶峰不同见解的人，一定被抓，定为右派或反革命，不是进大牢，就是去劳改农场。时代毕竟不同了。不知不觉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中国，中国人已经觉醒，不再愚昧，不再盲目听人瞎指挥，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思想开始多元化。即使现在的大学校园，也不同于文革时的大学校园，聂元梓、蒯大富那样人已经没有市场，绝大多数师生们能够拒绝别有用心之人的挑拨离间。任何人，无论职务多高，名头多大，哪怕是纪念堂里的毛泽东有活过来，想把中国拉回文革与闭门锁国，也已经不再可能，只能是孤立自己，失去民心。而且谁当搞倒退的急先锋，谁就会被人民围剿，把他的恶行人肉出来，曝光于世，哪怕得势一时，但最终会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社会在进步！最近，我收到不少电话与电邮，他们表达对局势的担心，为祖国与人民忧虑。我对他们说，我是乐观的，我为中国的进步而高兴，感谢邓小平，没有让中国走朝鲜之路。同时也要感谢那些官员们，他们用实际行动——送自己子女去“敌对势力”的西方国家读书、或把钱存在 “敌对势力”的西方国家、他们以各种考察名义岛西方国家旅游，说明人类的价值观不分东西，只分好坏，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粉碎自己都不相信的骗人的鬼话。现在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人民知道他们在骗人，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骗人，于是缺失自信，只能躲躲藏藏。思想多元才会创新、才会进步，中国优秀的思想很大一部分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因为那时候思想多元。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创新大国与科技大国，同样因为思想多元。我为祖国不再倒退而骄傲！关于彻底铲除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几条建议作者：六朝烟水满金陵　　这一阵子，几乎所有的能说上话的官员都出来表态了，他们一致反对西方价值观。特别是教育大总管，不仅表态自己反对西方价值观，更细致地指出，要禁止体现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学校，要禁止教师发表支持宪政民主自由的言论，更禁止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还要禁止教师发牢骚等等。尽管看起来很细致，但是若要执行起来，其实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比如议论一下周永康可以不？他是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倘遇到某领导正好要整治某老师，是否可以借这个机会将其开除以上符合大总管的指示，满足一下自己的私欲呢？所以，教育大总管的这番言论，岂止是为自己儿子经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材铺平了道路，也为大中小学的大大小小的独裁校长们打击异己分子留下了绝大的运作空间，只要有人反对校长，就可以给他们扣上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大帽子而驱逐之！于是，皆大欢喜，全部支持！　　但是，还不够！　　要想彻底消灭西方价值观，单单缝上教师的嘴是不够的！这还是治标不治本！为此，在下进献几条建议，庶几有效！　　第一、从今以后，禁止官员特别是科级以上官员的子孙出国留学。凡是正在出国留学的，一律召回，进入专门培训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三年，毕业以后发往边远地区改造十年以观后效！凡是不肯回国的，将三代以内血亲连同留学者一律开除国籍，仰上天好生之德，每人发放一笔遣送费送到最邪恶的西方国家，永远不许回来。在国内的财产一律没收！如是一来，内外隔绝，邪恶思想从此没有了来源，本朝人民自自然就会天真纯朴了！　　第二，从今天以后，凡是曾在国外留学（朝鲜古巴越南除外）过的，一律标注为二等公民，从美国回来的，怀疑是美国特务，从英国回来的，怀疑是英国特务。全部控制使用，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拘捕。平时则在每家的门口设立鞋摊或者修自行车铺，最好仿照《红灯记》设一个粥铺，以便监视，凡是这类监视哨，城管一律放行，不许骚扰。从今天以后，不仅对在国外留学的如此控制，而且要仔细调查，他们是受了谁的影响为了什么去某国留学，要调查他们在留学过程中都和什么人接触过，有过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从今以后，凡是在除朝古越留学以外的所有人员，一生职务不等超过科级，禁止他们兴办任何企业，也禁止他们哪怕做一个居民小组长这样的一把手！如是，即便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也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实做人了！　　第三，从今天开始，终止和西方任何国家的往来，凡是从西方来的，不论是旅游的，还是观光的，还是外交的，还是贸易的，一律集中在一个远离大陆的海岛上停留，由中央党校毕业，在朝鲜越南古巴有过几十年留学经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接待，禁止他们和本朝的哪怕是一头猪接触，这样一来，任何西方价值观都不会漂流过海到达大陆，则大陆人民必将过上幸福的生活！　　第四，从今天开始，取消手机，取消互联网，取消电视，甚至取消收音机，断绝一切来自国境以外的声音和影像，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人民返璞归真，过上幸福指数最高的生活！　　第五，从今天开始，销毁一切与西方价值观有关系的书籍和资料，全部拿去做成手纸。将汉语里面的西和西同音的字也全部取消，比如西方，就要说成东方的对面等等，从语言上清除西方价值观的影响！　　第六，从今天开始，取消一切从西方传过来的东西！禁止穿着来自西方的款式，恢复汉服到赵武灵王之前！因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的就是西戎，是最早西化的大陆人，是华夏族的叛徒。至于衣料，也必须只能使用家织布，禁止任何化纤产品！所有人民都必须褒衣博带，所有人民都不许穿裤衩，所有人民都不许用抽水马桶，所有人民都不许使用电灯。等等，总而言之，我朝人民全部回到上古时代，没有污染，不仅没有精神的，也没有物质的了！　　第七，从今天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必须拥有中国国籍，这样他们就不会被不良分子污蔑为西方价值观的传播者了！马克思，就姓马，恩格斯，就让他姓恩，列宁，姓列也可以，斯大林麻烦，还是改叫史达林，让史大奈做他的祖先！如此一来，本朝所信仰的主义，全部来自本朝，和西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们还敢腹诽什么马克思的思想也是西方的吗？就是中国山东的马克思嘛！　　倘不如此，想不出如何铲除西方的价值观，也就必然无法树立本朝的价值观！　　但是，问题又来了，请问，你们反对的西方价值观是什么呢？你们要树立的本朝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呢？西方的价值观里面有民主，本朝的核心价值观里面也有民主，你们能告诉我们，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吗？如果有区别，为什么不用别的词来代替呢？什么民主自由文明诚信之类的东西，不仅西方有，东方南方北方都有，请问，你们如何让这些观念有你们自己的不同解释呢？即便是你们把畜生叫成 XX ，而其他地方的人把畜生叫成畜生，其实所指的不还是一样的吗？　　其实，价值观，本没有东西方之分，价值观是人类共有的，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信仰，这就是普世价值观，你同意不同意，他都客观存在！倘若铲除了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其实就是把人类的价值观消灭了。一个消灭了人类价值观的国家，还是人的国家吗？浅析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的危害文 / 王梓福　　教育部长袁贵仁最近火了，袁部长因为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那句“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而成为舆论争论热点。网友纷纷表示既然不让西方价值观进入我们的大学课堂，为何权贵的子女纷纷去西方留学。　　《环球时报》见势不妙，赶紧出来替袁大人解围，其发表的社评《说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别扯偏了》中写道 : 　“袁贵仁的讲话果然遭到一些人曲解和攻击。这位教育部长批评了西方价值观在高校的传播，而对这个话题做尖锐争议，舆论场上像是有使不完的劲。需要指出，官方反对宣扬西方价值观，这里指的主要是西方政治价值观，不是西方社会的日常哲学。西方的这一价值观无法对应中国政治现实，它如果大规模渗透进中国社会，必将对中国的政治根基造成侵蚀，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稳定方面的严重不确定性。” 　　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何以令中国官方和喉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个话题太大了，真要认真写那就是鸿篇巨制，我既没那水平，也没那时间，今天不扯那么远，单就西方政治价值观中的税收理念和制度对中国的危害来侃侃大山。　　公元 1215 年，英国的《大宪章》便明确规定，国王课征超过惯例的赋税必须召集大议会，征求“全国公意”。 1688 年的《权利法案》再一次强调了未经国会同意禁止课税的原则。 1775 年纽约议会会议宣称“人民由自己的代表来课税，是每个自由国家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人类天赋的“人”。“权”。” 此后征税必须经过议会同意逐渐成为西方主流政治价值观为西方各国广泛接受，征税必须通过议会表决成为西方国家铁律。　　反观中国，虽然也有《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人大通过制定法律，但仅仅有《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三个税种由人大通过制定法律。　　剩下的五花八门的税种大多是由没有立法权的国务院出台暂行条例征收，比如《印花税暂行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房产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等等，还有很多税收暂行条例我无法一一列举，大多数税收暂行条例暂行了几年十几年，还有暂行了几十年的。　　税收暂行条例是人大立法税收的 N 多倍，暂行条例暂行几十年，还有比这更奇葩的，那就是发“通知”就收税，典型的是前段时间成品油消费税 3 连涨。类似这样发“通知”就收税的以前还有很多，比如 2006 年 3 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再比如 2009 年财政部、国税总局《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的通知》。再比如今年 2 月 1 号财政部、国税总局下发的《关于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的通知》。这样的“通知”如汗牛充栋，数不胜数。　　西方政治价值观“人民由自己的代表来课税，是每个自由国家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人类天赋的“人”“权””。征税必须经过国会同意，一旦这样的价值观成为中国主流价值观，中国政府就无法稳定的用“暂行条例”收税，无法稳定的发“通知”就加税，无法稳定的想加多少税就加多少税，无法稳定的想加几次税就加几次税。现在大家明白西方政治价值观对中国稳定构成的危害了吧？; 个人分类: 中华民族|3217 次阅读|47 个评论

[转载]社會進步的平行四邊形原理——李银河: LEOLAND 2014-2-7 16:24; 社會的進步是一步步艱難推進的，欲速則不達。社會上各種極端的主張五花八門，左派、右派、改革派、保守派，每個人都向不同的方向撕扯，結果就像恩格斯所說的平行四邊形原理：扯向不同方向的力最終形成合力，就像平行四邊形兩條扯向兩端的線，最終在一個二者中間的點匯合。這些扯向不同方向的力的匯合點就是社會進步的方向。其實，所謂進步有時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往前走而已，不一定是有實質意義的進步，中國歷代王朝的改朝換代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從社會生活的內容來看，我們很難認定明朝比元朝進步，清朝比明朝進步。它們只不過是換了一批人統治而已，從上到下，從統治方式到社會生活方式，幾乎絲毫沒變。社會的進步是一步步艱難推進的，欲速則不達。社會上各種極端的主張五花八門，左派、右派、改革派、保守派，每個人都向不同的方向撕扯，結果就像恩格斯所說的平行四邊形原理：扯向不同方向的力最終形成合力，就像平行四邊形兩條扯向兩端的線，最終在一個二者中間的點匯合。這些扯向不同方向的力的匯合點就是社會進步的方向。真正的社會進步應當包含社會生活的進步，統治方式的進步，整個社會向著自由、平等、和諧、民主、人權的更高指標有實質的提高。按照馬斯洛的需求五層次理論，我們可以制定出社會進步的硬指標：生存需求的滿足；安全需求的滿足；歸屬需求的滿足；尊重需求的滿足；最終的需求是每一個個人的自我實現。人們是否能滿足起碼的生存需求，這是一個最基本的硬指標，如果是民不聊生哀鴻遍野，那就無論多麼民主也不是真正的進步。就像非洲那些小國的狀況。安全是第二個指標。如果國家發生動亂，不斷發生爆炸和破壞，甚至出現人群之間的相互仇殺，像非洲那些種族仇殺那樣，那自由就淪為自由地殺戮和傷害，人們也就喪失了平靜的生活，更談不上社會的進步。歸屬是第三個指標。人要歸屬於某個社會群體，例如家庭、家族、同事、朋友，如果人得不到群體的認同，例如由於膚色或者民族或者與眾不同的性傾向而受到排斥和歧視，他也無法滿意地生活。即使衣食無憂，能夠生活在安全的環境，如果人們歸屬的需求不得滿足，這個社會仍舊是一個不夠文明的社會。尊重是第四個指標。人有獲得尊重的需求。如果社會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人追求他人尊重的需求，這個社會才是一個運轉良好的社會，它必定已經擁有比較合理的制度，不僅對所有的人來說是機會均等的，而且使社會中人的才幹可以充分發揮出來，從而獲得他人的尊重。自我實現是第五個目標。人有獲得自我實現的需求。如果一個社會能夠提供足夠的保障，使每個人都能夠實現他的自我，使每個生活於其中的人都感覺到快樂，那才是一個真正完美的社會，其運行制度和規則才是最合理的制度和規則。這是全世界所有國家和社會進步的最終目標。總之，只要不是專制王朝那樣的制度，只要不是希特勒那樣的制度，只要不是史達林那樣的制度，只要不是文革那樣的制度，社會就有進步的可能，有時保守派會做出一些很錯誤的事情，但是他們的抗拒改變有時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只要改革派堅持自己的努力，社會就會沿著平行四邊形的合力向前發展，相信事情還是會越來越好的。目前的狀況比文革時就好了許多，社會也進步了許多，這就是我們應當對中國政治制度進步懷有希望的原因。; 个人分类: 未分类|1646 次阅读|0 个评论

如今，当文革评价成为一道分水岭: 热度 10 fqng1008 2013-11-7 11:10; 36年前，当中央宣布文革结束时，万众欢呼，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迈向“新长征”；36年后，文革评价变成了一道分水岭，渴望再一次文革逐渐成为越来越多“草根”的心灵呼唤。难道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打开《党史纵横》，“钩沉：邓小平与毛远新之间‘矛盾’的真相”可以看出，当年毛、邓之间的分歧主要在对文革的评价上。那时候，大家都想结束文革，只有毛老先生和“四人帮”等还在坚持。虽然“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度拿下了邓，但不过半年“四人帮”就倒台了，可以说是“大难思治”、“穷则思变”的民心不可违。时过境迁，不知不觉中民心里逐渐滋生出二次文革的想法，甚至有不少人要为文革平反，的确是发人深省。最近的《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陈小鲁为文革道歉引‘红二代’不满被批不像话”，可见红二代也有不同观点。在红二代那里，是那些受整的老师不该接受道歉，还是我们的做法永远正确而无需道歉？也许，渴望文革是大多数草根的愿望。但是，文革对法治和社会秩序、经济建设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惜采取非人道的做法，虽然能够获得“打土豪”的快感，但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平等和公正吗？如果最终不能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公正，与几千年来的“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附中国青年报：陈小鲁为文革道歉引“红二代”不满被批不像话陈小鲁为什么而道歉？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 67岁的陈小鲁先生骑着破旧的二八自行车经过胡同口、一棵枇杷树和一株富贵籽。他在淡蓝色的铁门前跳下来，推车进院。来往的人们很难察觉这座老宅子与附近其他四合院的不同，只有一位游客停下来拍照，斑驳的灰砖墙上挂着块金属牌，证明这里曾是清代的一处官方机构。陈小鲁与他的家人住在这儿，这里是其岳父粟裕将军的旧居。自行车停在角落里，岁月为它覆盖了黄和暗红的铁锈色，但车把和车座磨得发亮。陈小鲁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还曾是北京市第八中学革委会主任、1980年代的军队副师级干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作为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红二代之一，他曾尽力保持焦点之外的生活。但平静在今年8月打破，一封题为“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文章出现在媒体上；10月，陈组织了一场小型聚会，作为曾经的学生，向八中“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师道歉。几十家中外媒体都在寻找他。在这个热衷阐释的国家，陈的行为被符号化了。持以下两种猜测的各大有人在：港媒在报道中提出，有人将红二代陈小鲁的道歉视作对“文革”一贯暧昧态度的“风向标”；著名的左派孔庆东则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位陈小鲁的同学来信”，信中质疑其“是为干扰年底纪念活动”。陈小鲁的行为被大量网民赞扬。但陈的朋友郝新平则告诉《人物》，自己的另一位红二代朋友“很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说“陈小鲁不像话”。为违反五四宪法第89条而道歉对于陈小鲁来说，道歉并不是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他曾数次在私下探访老师时表达悔意，说当年让老师受苦了。几个月前，一位老师向陈的校友计三猛提起，“文革”中受冲击的老领导们正在慢慢老去。陈小鲁听到转述后觉得，“再不正式道歉就来不及了。” 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整整47年后，陈小鲁接到了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邮件，信内是一组八中“文革”时的照片，激进且恐怖的气氛从灰黄、模糊的老照片里透出：一个男老师畏缩地将写着“黑帮分子”的小黑板举过头顶；在戴着红领巾的学生的包围下，老支部书记华锦拿着铁锹在地上翻土；人们拥挤在批斗会现场，叉着腰观看老师低头认罪，他们面前挂着巨大的条幅，“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那是陈第一次在影像资料里看到八中“文革”的情景，他坐在沙发里回忆—这是装着日光灯和排风扇的客厅里最体面的家具，1980年代当他还是一名驻英武官时，他曾在电视里看到一部有关法国激进分子学习“小红书”的电影。而这组照片更令他感到震惊。他在给黄坚的回信里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这封信被他当年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老同事吴伟看到，贴到了微博上，陈小鲁意外地被卷入舆论漩涡，接着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会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我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但我知道他会同意。”吴伟向《人物》回忆，“因为他一直是敢做敢当的人。” 陈小鲁曾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在这场政治运动开始仅两个多月时，这名高三学生就近乎全票当选为八中革委会主任。他个子高大，性格沉稳，颇具备演讲技巧和鼓动能力，几乎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曾与四中的孔丹（中信前董事长、其母许明曾任周恩来秘书）、秦晓（招商局前董事长、其父秦力生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发起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1966年10月1日的游行中，陈组织500多名青年学生在金水桥前维持秩序，卫戍区一位师长与其联合调度。面对几百名闹哄哄的青年，师长先进行了45分钟索然无味的政治动员。等到陈小鲁上台，他只喊了三句话：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顿时掌声热烈，群情激昂。他还曾发通令解散民主党派，收缴民主党派大印。如今陈小鲁回忆，那场极其荒唐的行动“完全没有深思熟虑的，就是有点赶潮流，各个方面都被各校红卫兵占住了，我们就琢磨也得管点什么，就说民主党派那帮老头子不接受改造”。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与陈家同住中南海庆云堂，陈小鲁被李叫去臭骂了一顿，“你们怎么连中央的事也要管！也敢管！” 与此同时，学生的盛大狂欢已然升级为暴行。1966年8月22日，52岁的八中书记华锦被关押在校期间上吊身亡。此前，一名学生在校园里遇到她时，她说“我受不了了”。这是陈小鲁模糊预见却未能防范的悲剧，他曾派人守在关押地点楼下防止学生夜间揪斗，但仍旧未能避免悲剧发生，最终也是由他为全身浮肿、躺在冰冷水泥地上的老书记收尸。在举行道歉会之前，陈曾前往“文革”时的副校长温寒江家拜访、致歉。温已经89岁了，但仍然谈论着自己手头正在进行的科研课题。“文革”或许是其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回忆起，自己曾在中山公园的一次批斗会上被毒打了整整两个小时。听到这里，陈小鲁突然说，“那次批斗会是我组织的。”这令一同在场的计三猛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没人知道陈是当时的组织者。陈称，他当时以为不过是开开批斗会、喊喊口号，可很快就升级为暴力，他无力阻止，于是中途离开。计三猛曾听陈小鲁讲过一个审判东德士兵的故事，士兵的律师辩称他枪杀翻越柏林墙的民众时只不过是在执行军令，可法官却说，士兵至少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最终判决有罪。 “是的，我们当时只是中学生，我们都没有资格去承担‘文革’的错误，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陈小鲁为此至今感到自责。为了准备道歉会的发言，他曾特意翻阅五四宪法，即1949年后的第一部宪法。他认为自己当年违反了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在道歉会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 这个观点被自由派人士广泛传播。“四九年以来‘运动’的本质是整体地违法，集体地违法，‘文革’走向了极致。”学者卢跃刚告诉《人物》，“道歉本来是伦理行为，但陈小鲁这次道歉的基本面是法理，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情感认知。” 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10月7日，头发已近全白的陈小鲁出现在道歉会场。道歉会长桌的两旁，是昔日的老师和学生们，他们的听力日益衰退，都有着花白的头发和棕色的老人斑。生物老师赵荣尊曾是那批学生心目中最年轻的老师，如今也已经75岁了。他们谈论着身体状况和1966年以前平静的学校岁月，只在很偶尔的时候提起“文革”记忆——有老师在食堂被莫名其妙地抽耳光，还有老师被勒令在音乐教室的窗户处反复爬进爬出，一位老师在发言前哭了起来，他的妻子在“文革”中意外死亡。一切正如陈小鲁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有话不说，恐怕就迟了”。他再次提起自己曾经批斗校领导、组织批斗大会、勒令民主党派解散，然后近乎严苛地一一罗列自己触犯的法条。“上述错误我承担责任，真诚道歉。” 席间，赵荣尊老师站了起来，她郑重地感谢陈小鲁曾经陪伴挨批斗的自己站在讲台上。在那1个小时里，所有气势汹汹、想给赵戴高帽、剃阴阳头的学生，被他喝止了。阴阳头是难以忍受的羞辱方式，计三猛后来采访彭珮云，问其在“文革”中是否有想要自杀的时刻，她答想过，就在被剃阴阳头的某个夜晚。郝新平所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是“文革”中颇为激进的学校之一，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学生打死。郝曾目睹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2011年，校友们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座铜像。而陈小鲁的校友反复向媒体强调，陈没有加入红卫兵，他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他在“文革”期间从未打过人，也公开反对打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都说过，不能虐待俘虏。” 在陈小鲁的描述中，陈毅是一位低调的高层官员，他很少在孩子们面前谈论政治，从未要求他们入团入党，甚至劝阻长子陈昊苏学文，避免其踏入政坛。 “文革”开始两年后，陈毅受到冲击，陈小鲁被送往沈阳军区当兵。入伍前两年，他都是没有编制的“黑兵”，不被配发军服、津贴和口粮。他不能与父母通信，只能凭借报纸内容猜测父亲的状况，“九大”之后陈毅的名字再没上报，直到1971年才出现他再登天安门的消息。一年之后，陈毅去世。计三猛还记得，追悼会结束后，回到北京的陈小鲁约计三猛出去吃面条。陈转述了追悼会的状况，毛泽东突然出现，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外衣，令赴会看起来像是个临时决定，不过毛很感伤，在会场流了眼泪。追悼会随之由小厅升格为大厅，总理赶忙通知西哈努克等外宾出席，致悼词者由叶剑英改为周恩来。转述这些时，陈小鲁显得情绪低沉，随后他吟了四句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道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文化大革命”中的无常感促使陈小鲁开始思考社会制度，“现代的权力观就是要制衡，法律条文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以政治问题来掩盖一切是不对的。”他还曾在一篇自述中表示：“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 他此后的经历帮助其完善了这种价值观。1981年，他被委任为驻英武官助理。出国前，他学习的材料还在浓墨重彩地描摹1950年代的伦敦雾。可当陈小鲁下飞机时，迎接他的是碧蓝天空和被薄薄白雪覆盖的草坪。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是当年中共官员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而陈小鲁发现，英国的国防部长坐地铁上班。一位英国商人急着在周日与中国代表团签合同，但他无法命令秘书在休息日上班，不得不用自己蹩脚的打字技术完成合同。另外一位英国商人生产出了一种枪支，却因为担心成为“镇压性武器”而拒绝售卖给军队或警察。 4年后，陈小鲁回到中国，1986年进入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其后任职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卢跃刚曾就当年政改问题采访过陈小鲁，卢后来得出看法，这种职务安排并不仅仅由于陈的能力和西方工作背景，“政治体制改革要代表各方面利益，干部子弟是一大块，他们在听取和反映‘老人’的意见上起作用。” 吴伟是陈当时的同事，他将陈称为“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他直言不讳，不回避问题。”吴伟记得由于陈是由总参借调至此，政改办主任曾问过陈，要不要请zhao zi yang办公室为他给总参写封信，从副师级往上提一提，陈表示不要给领导和部队添麻烦，拒绝了。他是否曾在政治上有过某种远大的抱负？陈小鲁回答《人物》：我在政改研究室，不算个刺头，但也是直话直说，提的问题比较尖锐，一般人不会这么干。这就是红二代的抱负。我的父亲、老师和党都这么教育，我这个人有点理想主义，就当真了。 1986年至1989年他参加政改研究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法学专家。也正是在那个阶段，他受到影响，更加认识到了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早年在军队，他所在的团是“学习小靳庄”的典型。小靳庄在“文革”时期因能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被视作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范。后来该团还多了一项“批邓”的任务。陈小鲁28岁那年升为团政治处主任，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他还是写信给岳父粟裕请求调动，因为这一套批判、讴歌的工作都得由他负责。而他称，道不同不相为谋。 1992年，他终于远离体制，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血统和观念是分开的陈小鲁试图寻找一种远离政治的生活，不必被“非此即彼”的立场烦扰。《炎黄春秋》的一次研讨会中曾流传出一段故事，称在一次校友聚会上，红二代们出现分歧，吵了起来。陈小鲁认为，“朋友之间观点不一致很正常，何必强求？他们出身一样，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观点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还怎么寻求共识？” 他下过海，炒过股，现在还与朋友合作办公司。他偶尔谈论时局，当他发现可能引起纷争时，就以一种老人式的、和缓的方式捻掉话头。他将一年中的三四个月时间交付给旅行，他已经去过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而南极是他觉得最美好的地方，荒凉、寂静。一位曾与其有过交往的外媒记者评价，“他认为世界很大，他很了解世界。” 2006年，原副总理罗瑞卿的女儿、曾任医生的罗点点开始在中国推进“尊严死”的理念，即对于没有恢复希望、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撤除其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使其自然地、有尊严地死亡。罗点点找到了陈小鲁，陈想起了父亲的临终岁月，除了被癌症折磨，他也在被插满全身的管子折磨，医生不停地为他清洗、翻身、吸痰，延长着他的生命和痛苦。 “能不能不进行抢救？”陈小鲁当时问医生，可医生以两个问句作为回答，“你说了算吗？我们敢吗？” 罗点点告诉《人物》记者，几乎就在她和陈小鲁谈了3分钟以后，陈就决定与其合作。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于今年6月成立，陈小鲁任会长。他要求管理层（他们不以此为专职工作）必须分文不取，在争取社会资源参与应酬时要自掏腰包，还号召理事们捐钱或借办公场所给协会。协会秘书长郝新平记得，陈小鲁总是强调“要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他认为推广“尊严死”的重点在于官员和富人，“干部是公家掏钱，只要你活着就有待遇，花费国家财产。有钱的人就另说了，但是即使你有钱，也浪费了国家资源，因为仅仅是维持（生命）体征，治不好了。” 很难仅仅用单一的色彩去描绘陈小鲁。他不相信13亿人口有可能统一到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他推崇树立宪法的权威，并相信这是解决“文革”前后弥漫于中国的暴戾之气的根本途径。但与此同时，在受访的2小时42分里，他54次提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首要推动者。10月18日，他去往银川参加一场纪念毛诞辰120周年的活动，“代表老陈家”。 “我仍旧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有更大的功劳，这个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元帅之子如今这样评价毛。在卢跃刚看来，“学界左中右绝对坐不到一起，但红二代可以。血统和观念是可以分开的，除了理性还有情感。他们心中的大英雄，毛是第一位。” 那些被评论功过是非的历史人物是陈小鲁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初中开始，他住进中南海，会遇见午后开始游泳并招呼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的孩子们“你们都来游啊”的毛泽东；“大跃进”时，他看见中南海竖起小高炉，宋庆龄在那里炼钢；周末，父亲曾经将西哈努克在北大读书的儿子接到家中一起吃饭，据称后来此人被红色高棉杀害。 “你现在有信仰吗？”《人物》记者问。 “我信仰共产主义，我是共产党员，是坚定的共产党员。”陈小鲁毫不迟疑地回答。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社会“整个儿地不适应”。他不能适应谎话连篇，也同样不能适应弥漫在整个社会里的关系至上。陈小鲁说他怀念的是一个他从未经历过的、凭长辈的讲述而构建的年代。他望着窗外，“我向往井冈山时的红军，那时朱军长和战士一样挑军粮，毛委员和战士分一样的粮食尾子，那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同志关系。”停顿了一会儿，他收回自己的目光反问：“我是不是有点乌托邦呢？” 附党史纵横：钩沉——邓小平与毛远新之间“矛盾”的真相 1975年，毛泽东对邓小平产生不满，根本原因固然是因为他与邓小平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经常说邓小平的坏话，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1975年9月毛泽东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深为不满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当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时，特意邀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果然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毛泽东原来就比较喜欢毛远新，现在更加喜欢毛远新了。毛泽东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当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有这种打算，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毛泽东此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加希望有一些亲人在身边，他希望自己很喜欢的侄子毛远新留在他身边，在精神上也是个安慰。二是毛泽东对已经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所进行的整顿产生了不满。本来，他是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但当他感到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正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时，他就不能容忍了，他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也不放心，留下毛远新，就是为了使因身体原网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自己与政治局之间保持一种联系，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毛远新传达给政治局，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他也能通过毛远新了解到。他认为，毛远新是自己的侄子，忠于自己，又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坚决贯彻自己思想观点的，他向自己反映的情况肯定是真实可靠的。同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毛远新留在自己身边，以便培养他。但是，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达”起来的，思想从根子上就是极“左”的，与“四人帮”是一致的，因此，他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在北京去见毛泽东时，毛泽东与他进行了长谈，向他了解辽宁的情况。那时，由于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部分地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十分关心中央和社会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的情况的同时，还向毛远新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毛远新回答说，有，在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19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1975年4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通过对两封信的处理表现出来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出来。原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敬宜发乍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敬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解决的地步。于是，刘冰直接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敬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刘冰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邓小平收到刘冰的信后，认为刘冰说得有理，就把他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这封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没有得到回音，就在10月间又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而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那些人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是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中央内部的代表。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的谈话记录）。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而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是不利的。但邓小平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坚持到底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于是，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是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自然高看一眼。特别他等于是代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似乎是毛泽东的代言人。这样，毛远新逐渐自以为了不起了。加上他是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在思想上是“左”的，与江青他们一致，与“四人帮”搞在一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远新对“文化大革命”也是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邓小平是对立的。二人之间虽然此时还没有发生争吵，毛远新在政治局也没有表决权，但毛远新对邓小平是有成见的。11月2日，毛远新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淡话中对毛远新讲:“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刘冰的来信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进一步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提高。”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明显比上次严厉。毛泽东说刘冰等人的来信是冲着他的。在当时，反对毛泽东，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还说，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把事情上升到路线问题，就意味着要搞一场大运动。而且。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语气也是十分重的。在毛远新主持的“帮助”邓小平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的态度后，毛泽东决定把“帮助”邓小平的会议扩大至8人 11月2日上午毛泽东同毛远新谈的话，当天下午，毛远新就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召集到一起开会，“帮助”邓小平。毛远新倒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开门见山，一开始就以很大的、居高临下的口气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的路线不正确，在各方面都有复辟现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一开始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他抽着烟，并不讲话。当毛远新再一次重复地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把烟在烟缸中熄掉，沉稳而又坚决地反驳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笔记）。毛远新见说服不了邓小平，而在场的汪东兴、陈锡联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会没法再开下去了，就结束了会议。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与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种态度，是有所预料的，他对毛远新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当毛远新问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毛泽东还对八人会议定了讨论范围和调子，他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毛泽东此时的用意，是帮助邓小平“转弯子”。第二天，即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八人开会。会上，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首先发言。他从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说到邓小平的“问题”，他指责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接着，毛远新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这些人中，除了张春桥外，大多数人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争论的焦点问题，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见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会议开不下去了，便停止了开会，并向毛泽东汇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人会议情况，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了 11月4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八人会议情况。毛泽东特别注意到：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不涉及“文化大革命”问题，邓小平更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他对此十分不满。当毛远新汇报到邓小平坚持说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时，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汇报道:汪东兴说，主席是让路线上团结，不是一批就打倒。毛泽东说，对。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让他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江青也是这样。当毛远新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此时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考虑到：开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会借机做文章，那样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会发生争吵，对邓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远新，开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毛远新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又扩大了几个人来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但是，开会时，邓小平一直和毛远新说不到一起，他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把生产搞上去没有错，安定团结没有错。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给毛远新转给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决定把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由政治局来“帮助”邓小平，但政治局会议开得不理想 “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时谈到，邓小平不谈“文化大革命”，只检讨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并交上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这一次，毛泽东同毛远新说了很多话，他重复前几天说过的话：“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现在有人就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接着，毛泽东针对邓小平所写的两份书面检查中的一些话，对毛远新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他（指邓小平）的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一些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他（指邓小平）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还再次谈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我们)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这次同毛远新的谈话中特意谈到了如何看待邓小平问题的性质，他说，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很明显，毛泽东的这些话，都是针对邓小平的。当毛远新问道：对邓小平要求解除他担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责任如何处理时，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记录）毛泽东的这个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了，这也意味着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任国务院总理了，但对他的现任职务暂时不动，同时继续批评他，“帮助”他“提高认识”，等待他“转过来”。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手下留情的。他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他还是重复原来所说的，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邓小平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对邓小平不满。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邓小平勉为其难，主持了“打招呼”会议。“打招呼”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期望的效果，会后，邓小平对毛泽东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以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婉言拒绝。毛泽东做出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至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他做出这个决定后，亲笔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一百多人都有参加“打招呼”会议。他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但在当时邓小平已经婉言拒绝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他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不得不同意做这两件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谈话要点。这个要点中，按毛泽东的意见提到: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来信很重视，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谈话要点后，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毛泽东写完这个批示的第三天，又考虑到，有青年人参加(即让造反派参加)“打招呼”会议，不太合适，这些人参加会议，就会对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于是，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还是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 11月24日，中央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了“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话。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中央开的几次会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因此，邓小平的这次会上表情严肃、坚毅，一句话也不说。参加会议的张震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多保重。”邓小平听了，也只是点了点头。果然如同邓小平所预料的，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意。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正是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在运动开始之后，邓小平就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趁机制造舆论，要重新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并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终于，在1976年4月5日，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四五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汇报，认为这是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长期准备的结果，据此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历史是公正的。当历史的脚步迈入1976年10月6日时，中共中央决定，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毛远新于当日被抓。当历史的脚步迈入1977年时，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职务。当历史的脚步迈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领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原文摘自《党史纵横》）;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3806 次阅读|13 个评论

社会是在进步吗？社会能够进步吗？: 热度 2 qyu111 2013-8-13 01:16; 今天晚上看新闻报道看到《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在北京首发的消息。电视上播了两段朱镕基1990年的讲话。一段是讲勤俭节约的，要禁干部大吃大喝风。一段是讲民生的，要解决食品和城市交通问题。现在是2013年。23年过去了，朱镕基当年讲的两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比23年前更糟。同时想到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我是1982年去美国留学的。记得当时美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失业和犯罪问题。30年过去了，美国的这两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同样也是比30年前更糟。于是就想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进步？社会是在进步吗？社会能够进步吗？谁来使社会进步？人类世界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组成。社会进步包括物质进步和精神进步。资本主义是一种有效让物质进步的社会形式，但是让精神腐朽。现在看来，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物质文明上是进步，但在精神文明上并没有进步。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在物质生活上进步了，但在幸福感上却没有进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人在幸福感上能不能进步？精神文明能不能进步？;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040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习近平：再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 baocunkuan 2013-6-30 12:13; 打印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2013年06月30日03:15, 来源：新京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2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据新华社电　　干部选拔考核　　推进干部工作公开制止简单以票取人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　　习近平指出，把好干部选用起来，需要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发挥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要完善工作机制，推进干部工作公开，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的做法。　　习近平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加强和改进年轻干部工作，要下大气力抓好培养工作。对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要敢于给他们压担子，有计划安排他们去经受锻炼。　　从严管党治党　　格外爱护基层干部绝不姑息买官卖官　　习近平指出，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对广大基层干部要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习近平强调，组织部门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职能部门，必须带头改进作风，继承发扬组织部门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和维护组织部门良好形象。组织部门改进作风，最核心的是坚持公道正派。要着眼于党的事业发展需要选人用人，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敢于坚持原则，让好干部真正受尊重、受重用，让那些阿谀逢迎、弄虚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真正没市场、受惩戒。要严明组织人事纪律，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坚决不放过，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决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http://news.sohu.com/20130630/n380251816.shtml news.sohu.com false 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06/30/content_444176.htm?div=-1 report 1699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2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 1005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们能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做点什么？: 热度 1 lazybones 2013-4-5 11:16; 不要只停留在陈述和抱怨我们的落后和不足，而要指出造成落后和不足的原因，建议根除原因的方法，亲自参与根除原因的活动。举个例子：国民不能自由使用google的全部功能，大学不舍得买国外学术研究成果，导致学者们找不全有利于研究的信息，不能参考他人的成果，就可能炒剩饭甚至得出错误结论。如果他们的课题是国家基金支持的，是不是浪费钱财？如果用高薪和巨额奖励姑息国内外通吃但又不出成绩的“千人”，算不算浪费民脂民膏？怎样对得起挣扎贫困线上学来回要跑四五个小时的孩子们？如果用民脂民膏养一批本质上无学术质量和能力的所谓的专家学者向国民强制性灌输落后和专断的思想，是不是在愚弄国民以巩固〉〉〉？国家社会能进步吗？还要牺牲几代人的幸福和自由？本金是国税，赚了体制内的人分，亏了国库补偿，这是在建设国家吗？如果因为官本位和官官相护等思想，对各类腐败听之任之，损失的不是国家和人民还有谁？不管制甚至姑息放纵学术腐败的做法是不是在残害年轻人？ ...... 造成这些问题原因是什么？不是个人欲望，因为国内外人都有，但别人没有......所以问题的根源是主义和实施主义的方针有没有什么方法根除原因？改革或者...... 大学老师能做点什么？先正自己。同时，向学生灌输真理、正义和其它人生必需的好东西，鞭挞歪风邪气。尤其要一针见血地道出所有社会问题的体制根源......; 2109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国的进步与改革期待更多平等的平台: Moneypond 2012-1-27 11:53; 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中国的发展飞速前进，中国的民主不断进步，中国的改革日益深化。发展、改革、进步、民主的进程越快，各类矛盾冲突与利益角逐就越激烈。很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人民大众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愚以为，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下，解决问题核心的主动方式是：决策层（由上到下）应从机制体制上要为国民建立一个平等对话、平等竞争、平等博弈的平台。“平等”当然是一个相对概念，这儿所说的平等，是指主体对话地位的平等。当然，“平台”需要高层“主观”上设立一个事实上的确“客观”的标准。中国的绝大多数问题，实际上都是“平等”问题。这些话可能说得有些拗口，举些例子就容易明白：人大代表与政府机关：双方在现实中并不平等，所以代表对政府经常不敢直言批评（VS网民却敢）；司法与行政：双方在现实中并不平等，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司法独立难以实现；官员的升迁与民意评价：官员的升迁更多地取决于上级部门与领导，民意评价常常无关大局（尽管近年来有所改观）。所以官员多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各类科研项目申报、学科建设、学位点布局、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等，常常因为事先设定“门槛”，缺乏一个客观公正平等的平台，所以如果不幸在非211、985等各类重点工作，对不起，很多时候，你连一个同台表现或同台竞争的机会都没有。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设立一个以“能力和水平”而不是“身份与出身”为标准的平等的竞争“平台”呢？。给国民一个平等的平台，也就是给了民众民主、平等和自由。有了这个平台，很多看起来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与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们的政府高层显然已有充足的智慧洞悉这个问题，关键是能否痛下决心勇于直面问题，真正以人为本，为民众谋福祉，为经济谋发展，为民主谋进步，为社会谋和谐。搭建平等平台的过程，即使民主走向成熟的过程。; 2116 次阅读|0 个评论

回答网友，关于民主说得还不够明白吗？: 热度 1 zbt92 2011-11-2 14:40; 回答网友，关于民主说得还不够明白吗？文 / 水博网友的《水博到底想说什么？》让人费解。针对不同的境况，人们需要努力的方向可以很多，方向之一，不一定就是目的。例如，现在很多人努力的方向之一是多挣钱，但是，多挣钱常常不是人的目的。目的应该是生活的健康、幸福和活得有尊严。这个逻辑没问题吧？此外，网友的解释让人莫明奇妙。难道就因为前苏联的航天技术领先全球只是一小段时间，我们就能说它不是科学了吗？别忘了，这是应人要求说明“没有民主，也可以有科学”的举例。这一方面与苏联的航天技术后来怎么样了，完全无关。另一方面也与某个国家到底把钱花在哪里也没有关系。只是证明了，没有民主，照样可以有科学。这个问题让我也很困惑，如果网友有什么高见，最好能够证明：其实前苏联也是很民主的。瞎扯其它的，都没有用处。网友关于民主与腐败的观点，也让人不敢苟同。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关于民主的一系列评论，写得非常好。我不仅看过，而且收藏了很多。如网友需要我马上可以发给你一批。但是，即使看了这些根本就解释不了民主与腐败的微妙关系。因为，如果社会文明的整体水平非常低，即使印度人民可以炒掉他们不喜欢的领导人，但是，新上来的领导人还是免不了搞腐败。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包括我们自己历史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民主化程度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社会腐败现象却比以前严重得多。我觉得合理的解释还是辩证唯物主义。一般来说，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意识对存在也能具有反作用，但是，那是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民主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充其量就是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如果你认为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那你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你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客观世界。所以，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民主形式的作用，要知道科学发展才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我本人一直是推进社会民主的积极支持者。不过我也发现：很多过分夸大民主作用的人，其实很多都是想借民主的口号为自己牟取名利。而我们判别这些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往往就是要看他对科学的态度。事事求是是科学的基础，假设一个谎话连篇的家伙大谈民主，不用问，他八成是一个骗人的野心家。参考文章：水博到底想说什么？作者： slqincn 【这个问题最好不要辩论，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人都变成了民主的崇拜者，很难正常的展开辩论。尽管我也认为民主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但是，民主毕竟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是科学发展，人民幸福。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社会学，所以不敢轻言民主能如何如何。不过，我觉得没有民主，而有科学的例子，还是有的。前苏联应该说没有民主吧？但是他们的航天航天技术、导弹技术让当时任何民主国家都赶不上。还有些看法，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也许我们国家现在科研上的很多问题，包括社会腐败也并非就在于民主不够，有没有可能是民主的程度超过了人们的觉悟水平？　　民主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程度决定着人的精神文明的水平。印度到是民主国家，但腐败的程度一点都不差。新加坡曾经不太讲民主，而腐败治理的倒不错。不知道网友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民主是不是也要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才好呢？】以上剪贴之水博的 “ 密松电站停建不仅是利益之争 ” 的最后部分。第一段：水博告诉我们： “ 民主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 ” 不过同一句子里，他马上又说： “ 民主毕竟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 ” 。努力的方向之一突然又变成手段了。众所周知手段是分文明和血腥，也可以分为光明正大和卑鄙无耻。水博同志打算选用哪一种手段来实现他的崇高目标呢？第二段：水博拿已经消亡二十年的苏联来举例： “ 前苏联应该说没有民主吧？但是他们的航天航天技术、导弹技术让当时任何民主国家都赶不上 ” 。但这不是真的。事实是只有一小段时间如此，很快苏联就不如美国了。许多民主国家只是不愿意把钱花在与人民幸福无关的科学发展项目上而已。也可能是苏联老大哥为了尊重 “ 月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 ，所以他们就不派人上月球。不知水博同志是留苏的还家里有人留过苏，难怪还有如此的前苏联情结。第三段：水博提出问题： “ 民主是不是也要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才好呢？ ”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了。水博可以回家找找 5 、 60 年代的红色经典看看。那里有许多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争论 “ 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辩论 ” 。如果能够再参考一下上世纪 40 年代新华日报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就更好了。至于印度和新加坡的例子也说明不了问题。不管怎么说印度人民可以炒掉他们不喜欢的政府领导人，就像水博同志可以炒掉他家的保姆一样。而新加坡人民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XYS20111101); 232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网络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dongzg101 2011-9-12 23:35; http://blog.ifeng.com/zhuanti/wangluominzhu/; 1152 次阅读|0 个评论

寒门难出贵子：正常和正面: 热度 9 SoSoliton 2011-8-11 13:08; 自古寒门出贵子，但如今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寒门再难出贵子”。原因何在？一些人将矛头直指教育不公的同时，仇官仇富仇体制。触目惊心的社会不公，为富不仁、为虎作伥的达官贵人，同情弱者的天性，这些夹在一起促使部分国人借“寒门难出贵子”的话题，发泄心中的怨恨和不满，可以理解。但怨恨和仇视难免片面和偏执，客观理性地思索之后不难发现，“寒门难出贵子”其实也是走向公平和现代社会的一种“阵痛”，既隐藏有正常因素，又折射出正面意义。首先，“ 自古寒门出贵子，从来纨绔少伟男”尽管是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铁律”，但这句话本身其实就隐含着极度不公，折射出的是一种极度不正常现象。自古寒门出贵子，只因富人不想玩、不屑玩、“逗你玩”，因为富人的既得利益已是“贵子”。自古以来，多少个寒门才出一个贵子？寒门子弟要经过多少寒窗苦读才能成为贵子？成了贵子又怎样？贵子的目标无非是“纨绔”。寒门子弟的奋斗终点原来只不过是富家子弟的起点，甚至连起点都不如！举个例。恢复高考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是寒门盛产贵子的高峰年，但也是纨绔子弟最悠然自得的几年。那个年代，农家子弟寒窗苦读的最大动力在于变成城里人，吃上“国家粮”，而城里孩子一出生就吃“国家粮”。考大学，城里孩子不想玩或“逗你玩”，他们坐山观虎斗；找工作，他们子承父业，或组织安排，“铁饭碗”早就放在了碗柜里。农家子弟寒窗苦读十几载还不一定到得了手的东西，城里孩子一出生就拽在了手里，这种“寒门出贵子”公平吗？其次，至少在表面看来，如今寒门难出贵子，只因纨绔不再纨绔。纨绔不是不想纨绔，而是迫不得已，不能再纨绔，因为阶层或群体的特权被废除。撇开寒门难出贵子，仅就纨绔不再纨绔来看，难道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吗？“ 纨绔”被逼参与贵子竞争，贵子不再是寒门专利，在贵子总数有限的情况下，“寒门难出贵子”当然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如果寒门难出贵子，纨绔依然纨绔，那才是一个社会的堕落和悲哀。如今寒门难出贵子，与砸掉了“铁饭碗”不无关系。而砸掉“铁饭碗”，本质上就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砸掉“铁饭碗”，将纨绔子弟推向贵子竞争，这至少从概率上增加了寒门出贵子的难度。另外，将纨绔与寒门子弟推向同一个竞争平台，本来是一种社会进步和公平，但带来的问题是，大凡金钱和权势参与的游戏，往往会滋生种种不公和肮脏，吃亏的总是寒酸的，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寒门难出贵子”的现实。 “寒门难出贵子”的背后还隐藏着其他社会进步因素。如，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农村人口的比例在减少，寒门贵子的比例包括上北大、清华的农村孩子比例自然也会有所减少。另外，“寒门难出贵子”的背后，其实还折射出国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没有高度重视，就不会有剧烈竞争，而一个对教育高度重视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再退一步讲，尽管在高考这场本该单纯的个人秀竞争中，掺杂着太多的金钱和权势，但总体来看，将金钱和权势都使在祖国下一代的成才上，总比供养寻衅滋事的花花公子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强，比给“郭美美”买名车名包强。社会总是螺旋式前进，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富家子弟又不屑于跟寒门子弟“窝里斗”了，他们转向海外求学，争当“洋鬼子”。这种从“纨绔”到“贵子”再到“鬼子”的演变，本身说明了 “寒门难出贵子” 现象的暂时性，同时也标志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穷人曾经呐喊： “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 富人今天反问：贵子宁有种、纨绔不能贵子乎！要求的都是一种公平，体现的都是一种进步。随着社会秩序的进一步规范和求学渠道的多元化，相信 “寒门难出贵子” 的现象终将消失，一个英雄不问出处、“贵子”与“门”无关的时代终将到来。; 个人分类: 管点闲事|9259 次阅读|8 个评论

对自己的学术成绩要心中有数: sqdai 2011-1-11 13:29; 进入新年以来，申报新一轮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为学界人士的当务之急，在申报时人们必须详述工作基础；新一轮职称申报也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其中对自己的学术成绩的描述更是必不可少的；在人才计划竞争答辩中，更需要如实描绘自己的学术成绩和影响。我发现不少青年学人做这些事情时对自己的学术成绩心中无数。怎么会呢？做过多少个科研项目，发表过多少篇学术论文，一数就数出来了，几近秃子头上的虱子！但是我要说，这是低层次的数，而在很多场合，要的是高层次的数。例如，国内外有多少学者注意到你的学术研究？你的学术论文的三大检索次数是多少？ SCI 他引次数是多少？有多少评论刊物对你的工作进行了评述？你投稿的刊物有多少次将你的论文列为 top 之数？有多少学术论文、专著大段引用了你的学术成果？有多少学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赞扬了你的成果？我在评审各类申请书、报奖表等文件时，看到有些青年朋友做得不错，对上述问题有足够的说明，但大多数朋友心中无数，做得不到位。按理，我们做科学研究不应有功利的动机，应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添砖加瓦。这里有一个选题问题，不断审视自己的学术成绩，做到深层次的心中有数，就会发现手头所做的科研是否有意义，是否符合社会需要，而不是埋头拉车，去做一些陈旧的、没有影响的工作，不会老是炮制垃圾论文。随时关注自己的学术成果的影响，还有利于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把手头的工作做得更好。如何评价自己的科研成绩？靠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当然不行，就要关注上述问题的答案。做得到位，自己的科研工作就能争取到更多的关注。我的青年朋友中，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把自己的每项科研成果归入一个文件夹，除了有材料说明成果的形成和问世过程，还随时记录并不断更新外界的评价记录，一有需要就可调出来应用。这种做法值得效仿。所以，要做到对自己的学术成绩心中有数，贵在平时的积累。写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 个人分类: 学术动态|7902 次阅读|7 个评论

《武林外传》的文化: phd9992000 2010-8-8 10:37; 最近看见文化人在谈文化。也凑个热闹说说《武林外传》。《武林外传》是一部电视剧，最近还出了卡通版。描述了几个年轻人在一家同福客店的生活。很多人喜欢看。确切地说我不喜欢。只是吃饭时不得不陪看几眼。太荒诞。太娇柔造作。没有血性。令人沉沦的慢性毒剂。有文化的人说那叫解构。然后重构。我不管怎么构。横竖不喜欢胡诌八扯。一帮年轻人，可支配资源本来无多。在外界层层挤压下，苦中作乐。中国人的生存能力确实强。作为一个物种，具有超强的韧性。这帮人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耗尽一生。时间过去了。过程和谐。外界层层挤压。为何一定要挤压。可能是为了暂时的稳定吧。长远未必。像弹簧。电视剧本身也是挤压的结果。所以只好扯淡给别人看。别扭。其他的还有各种扭曲的辫子戏。演绎点现实的东西不好吗？《西游记》的手法当时很高明。今天仍然不过时。开首和末尾的歌曲有几句话还是能够引起很多人共鸣的，特别是挤压在大城市的年轻一族。不显山露水，各怀武艺，不如意，生活还是要继续。该死的柔韧。; 2053 次阅读|2 个评论

人才是怎样造就的：我国古代专制社会人事制度反思: fqng1008 2010-7-8 10:37; 一、社会变迁：专制的力量（英雄造时世） 1．草创期：刘邦与项羽；唐太宗与太子、宋太祖与唐后主？ 2．鼎盛期：汉武帝，唐玄宗， 3．疲软期： 4．混乱期： 5．制度批判二、适者生存：时世造英雄 1．奸雄 2．能臣 3．英雄 4．佞臣 5．贪官 6．贤卿三、权力角逐：残酷的游戏 1．武大郎开店 2．小人得志 3．披着羊皮的狼（野心） 4．叭儿狗（无心） 5．四、科举得失：学而优则仕五、另类选择：学者与技艺 1．落泊文人 2．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3．六、失意者说：高雅与庸俗 1．大雅大俗，小雅小俗，不雅不俗 2．雅生于俗，俗中见雅，俗能衬雅 3．十足的俗，夹生的雅，难得升华七、人性善恶：君子与小人 1．事小人不如事君子无君子可事↖ 御君子不如御小人君子难得志 2．君子与小人：半步之遥 3．为什么小人容易得志？ 4．小人如海，君子难修八、官场社会：大众心理学九、改革大势：民主与平等;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2351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白炽灯人类告别黑暗到LED灯的登场看科技对人社会的贡献: linxiangen 2010-6-10 11:27; 朋友，信许你还没有到上还世博会去参观，但你一定早已经在各中媒体中了解到了世博会就是世界最前沿科学和技术的展示会。LED灯的隆重登场你一定了解一二。现在日我们来回顾一下电灯的变化与进步。 1.白炽灯的发明让人类走向了光明的文明世界，但存在耗能太大问题。众所周知,白炽灯是爱迪生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一项重要发明,这个重要的发明使人类从此告别了黑暗,迎来了光明.从此人类走向的电灯时代，但是电灯和其他电器等的使用也同时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透支了越来越多的能源世界又渐渐被生态问题、能源问题、二氧化碳问题等等所捆挠。白炽灯耗电，大家可曾知道，它大概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能量才变成了光能,其它都是热能白白的被浪费掉了。 2。有问题就有研究与改造。正是由于白炽灯的耗电太大，人们又以此为起点，想办法要用新的光源来替代白炽灯，节能灯就应运而生了。由于它相比而言便宜又好制作,所以就得到了大量的应用,目前已经开始逐步取代白炽灯了。同瓦数节能灯比白炽灯节能亮2。5倍以上。但是节能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们知道，节能灯的两极也是普通的钨丝.钨丝通电发热后,能发射出电子.在灯管两侧加上比较高的电压,形成电场,这些电子就会在灯管里被加速,形成有一定速度和能量的电子流. 灯管是被抽成真空的，里面充有汞，就是我们称为的水银。在灯管通电发热的情况下,这些水银从液态蒸发就变成了气态.形成游离状态的汞原子。电子流中的电子以一定速度打在汞原子上,使汞原子受到激发,变成激发状态的电离子.称为发生了阶跃，激发状态的汞过了很短的时间就自发地回落到原来的状态,同时释放出紫外线光，紫外线光不能用来照明.于是我们在灯管的内壁涂了一些荧光物质,在紫外线光的轰击下,荧光物质受到激发以后,就能发出比较自然的光线, 可用于我们照明。据查：一支管径为36毫米的粗管径荧光灯含汞量在25～45毫克，一支管径为26毫米的细管径荧光灯含汞量为20毫克，一支管径为10毫米的紧凑型荧光灯含汞量为10毫克。汞在常温下呈液态，是一种易流动的银白色液态金属。汞在荧光灯管里作为气体放电介质而存在，不但提高了灯的光效，而且丰富了光源的种类。所以目前的节能灯光源都含有汞。由于汞的沸点很低，在常温下即可蒸发，废弃的荧光灯管破碎后，立即向周围散发汞蒸气，瞬时可使周围空气中的汞浓度达到每立方米10～20毫克，国家规定的汞在空气中的最高允许浓度为每立方米0.01毫克。它还可以随着空气而流动.一旦进入人体的汞超过某一阈值，就会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对身体的极大危害。汞进入人体后很难被排除。虽然，含汞照明灯在使用过程中一般没有什么污染，污染主要是报废后电光源被随意丢弃，破裂造成汞扩散到空气中，危害人体健康，污染环境。由于回收困难和回收价值太低，加之它还有许多的其它弊病，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淘汰它。 3。随着科技的进步，LED灯具从世博会开始将很快会登上光明世界。既然上面提到的两种灯都存在不足，人们自然必然要寻找新的光源，世博上大面积登场的LED灯就是一种新的光源趋势。LED的登场当然也是物理学发现的结果。50 年前人们了解半导体材料可产生光线的基本知识，随后就有了应用用的开发。第一个商用二极管产生于 1960 年。 LED 是英文 light emitting diode （发光二极管）的缩写，它的基本结构是一块电致发光的半导体材料，置于一个有引线的架子上，然后四周用环氧树脂密封，起到保护内部芯线的作用，所以 LED 的抗震性能好。发光二极管的核心部分是由 p 型半导体和 n 型半导体组成的晶片，在 p 型半导体和 n 型半导体之间有一个过渡层，称为 p-n 结。在某些半导体材料的 PN 结中，注入的少数载流子与多数载流子复合时会把多余的能量以光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把电能直接转换为光能。 PN 结加反向电压，少数载流子难以注入，故不发光。这种利用注入式电致发光原理制作的二极管叫发光二极管，通称 LED 。当它处于正向工作状态时（即两端加上正向电压），电流从 LED 阳极流向阴极时，半导体晶体就发出从紫外到红外不同颜色的光线，光的强弱与电流有关。 LED灯具具有我们所需要的多种特点和优点：1。节能. 白光LED的能耗仅为白炽灯的1/10，节能灯的1/4。 2。长寿. 寿命可达10万小时以上,对普通家庭照明可谓一劳永逸。3。可以工作在高速状态.节能灯如果频繁的启动或关断灯丝就会发黑很快的坏掉。 4。固态封装，属于冷光源类型。所以它很方便运输和安装，可以被装置在任何微型和封闭的设备中，不怕振动，基本上用不着考虑散热。5，LED灯具技术正日新月异的在进步，它的发光效率正在取得惊人的突破，价格也在不断的降低。一个白光LED灯具进入家庭的时代正在迅速到来。6，环保，没有汞的有害物质。LED灯的组装部件可以非常容易的拆装，不用厂家回收都可以通过其它人回收。显然，只要LED灯具的成本随led技术的不断提高而降低。节能灯及白炽灯必然会被LED灯具所取代。目前国家越来越重视照明节能及环保问题，已经在大力推行使用LED灯具了。特别是政府改造路灯项目首先就是LED路灯，就指明得用LED路灯可见LED灯具替代节能灯、白炽灯的势头，我们期待着LED灯走进千家万户时代这一天早日到来。; 个人分类: 未分类|5568 次阅读|0 个评论

实验室评估的感想-科研的意义和价值评价: loong21 2010-4-23 22:55; 4 月 16 日，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接受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是每 5 年进行一次，这是本实验室的第三次接受评估。关于实验室评估的宏观性、指导性的介绍和感受，请详见闫研的《参加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心得》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showxwnews1.aspx?id=204352 。本文只探讨个人在本实验室评估中的两点感触和心中的问题，留以以后来慢慢思索和促进自己。实验室评估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受评实验室向评审专家展示实验室在近五年的主要研究成果 ( 从 2005 年起，被评估的实验室不再需要提供 5 年期间所有的成果、资料，只需提供不多于 5 项的重大成果及相关资料 ) 。李院士 ( 实验室同学对李德仁院士的敬称 ) 从办公室到研究成果检查报告厅，一进场，看到我们带着求知的申请都在等待成果汇报，就指着展示系统，慈祥地对我们（都是学生）说，今天大家来认真听取实验室的成果报告，将来你们也要做出这么多的成果来，来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才算是合格的测绘科学人才！然后李院士开始要求大家认真听取汇报。然后走到会议圆桌边，向前来考察评估的领导和同行问好。之后，会议主持人龚健雅教授开始介绍实验室在近 5 年来的主要科研成果。其中，他提到，实验室承担的所有科学研究都是围绕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防安全的重大需求而进行展开的。这也是我之前一直疑惑的问题：我们每天伏蹲在电脑前，处理这数据，开发那软件，发布地图服务，这是为什么啊？无独有偶，上一次，我聆听了李清泉教授的关于《时空数据智能获取与分析应用》的讲座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1862) 。其中，李老师讲到交通中心的发展方向也提到，测量导航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应用，构成了智能交通系统中的重要部分。交通研究中心的所有研究、承担的所有科研项目都要面向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防安全的重大需求，要与其他学科相交叉，才能获得测绘遥感科学的新生命。比如说，与交通运输系统相结合，产生了智能交通系统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short for ITS) ；与计算机视觉相结合，产生了三维仿真系统；与图像处理科学相结合，产生了遥感影像分析与应用；激光雷达等，更是广泛应用在测绘、大气、环境监控等领域。前几天，北京大学卸任校长许智宏院士谈到世界一流大学时说，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能做出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世界一流大学，必定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载体。世界一流大学做出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一流大学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那么，科研的重大意义应该就在于：面向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防安全的重大需求，解决。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关注整个世界的发展，关注历史的发展轨迹。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防安全的重大需求，应该如何把握？如何争取这方面的支持？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评价研究的价值？？前不久，看到一则报道 (Title 是《电子游戏成为当代文化经济主角》 ) 说，谁将给世界带来欢乐，谁将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在第二个新千年之初，电子游戏作为深刻代表我们额当前文化特色的影音媒介，扮演了电影在 20 世纪初和电视在 20 世纪末的角色。如果这些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么，测绘遥感科学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快乐和便利的程度，将决定了测绘遥感科学的发展动力。我们每天听 Mp3 ，成就了索尼；玩篮球，成就了 NBA ；盼望汽车，成就了 Ford 、本田；凡是在我们日常生活见到的物品，大众能使用接触到得东西，都将成为工业产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反问一下，我们当前的测绘遥感科学的研究，给人们生活，真地带来了快乐和便利了吗？我们将从哪些方面给人们带来快乐和便利？？ ************************************************************************************** 顺便介绍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 www.lmars.whu.edu.cn ) 2010 年评估时汇报的四大自主平台： ① DPGrid 的核心部分 ( 张永军 ) 经典之作： 230G 的单幅影像居然在 2s 里读取并显示。并且已经应用在了汶川地震的震后救灾工作中了。 ②国家地理信息共享平台 ( 朱欣焰 ) Geosurf, Geoglobe, GeoChaining ③数字敦煌 ( 黄先锋博士 ) 视频操作。高保真数字文化遗产 ④国防项目（略）朱庆的地上地下真三维 Reference ： http://www.lmars.whu.edu.cn/Detail.asp?IndexID=1id=1633; 个人分类: 若谷评天下|7145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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