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学是一门逐步发展并依然在改变人类生活的现代学科，翻开诺贝尔奖的历史，从 1901 年首届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Emile Von Behring 开始（抗白喉、破伤风血清），在 110 年诺贝尔奖的历史上共有 19 次颁发给免疫学家。现代的免疫学已经融合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等等，概况起来包括先天性免疫（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免疫学前辈们的故事永远值得我去学习和思考，探寻他们人生轨迹中的贡献，探寻贡献背后的故事，他们的思想和灵魂。 如果不是上个星期五参加一个 seminar ，我还不清楚 Henry Kunkel 做了什么；如果不是今天看一篇报道，我也不清楚长征医院孔宪涛教授的主要贡献。上个星期五的 seminar 是哈佛 Fred Alt 做的关于免疫球蛋白编码基因 VDJ 重排导致的 DNA 损伤和修复，他用 5 分钟的时间介绍了一下 Henry ，临床免疫学奠基人；今天看到的孔宪涛教授的介绍，曹雪涛院士称孔宪涛教授是国内临床免疫学的开创者。 也许我把 Henry Kunkel 和孔宪涛放在一起太牵强，但是其实地球两端的两位教授是如此相似。两个人都经历过战争的洗礼， Henry 在 John Hopkins 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经过 2 年的住院医生培训后，加入美国海军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展在意大利的盟军军事活动，后来来到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宪涛 14 岁就参加革命，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后来去了第二军医大学。 两个人都是临床医生出生，但是两个人都毫无意外的选择用科学来解决医学问题。 Henry 早年在部队里看过了太多肝炎病人，所以他起步的时候以肝炎研究为主，他的 brilliance 表现为启蒙阶段就首次描述两种重要疾病，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和高丙种球蛋白血症伴肝脏疾病、关节炎等，即ldquo;系统性红斑狼疮rdquo;。宪涛在 80 年代初开始就研究肝炎－肝硬化－肝癌，在持续 14 年的肝纤维化研究中建立了透明质酸、胶原等反映肝纤维化的实验室指标，不幸的是宪涛实验过程中不慎感染肝炎病毒，最后死于肝癌，而 Henry 死与意外。 让我惊讶的还有很多，比如两个人都选择了同样的病人来研究免疫系统，多发性骨髓瘤。现在我们知道多发性骨髓瘤的致病机制在于单克隆浆细胞增生，导致血液和尿液中免疫球蛋白水平异常升高。 Henry Kunkel 最早在一些肝硬化患者中发现某些病人外周血免疫球蛋白异常升高，同时伴随有骨髓中浆细胞数量明显身高，这个发现让他联想到骨髓瘤病人也会出现免疫球蛋白水平升高，于是他怀疑当时所谓的ldquo;骨髓瘤蛋白rdquo;就是正常的免疫球蛋白，他用一些简单的实验方法证明了骨髓瘤蛋白就是免疫球蛋白。而宪涛的研究也是以多发性骨髓瘤作为突破口，他在国内率先发现诊断 5 种不同免疫球蛋白的分子病，现在全上海的疑似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尿和血液标本都毫无意外的送到长征医院，明确异常免疫球蛋白的组成。 Henry 开创性的工作，即认识到骨髓瘤蛋白的本质是免疫球蛋白，改变了现代免疫学研究的节奏，因为科学家们可以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血标本中提取大量的结构单一免疫球蛋白，这对免疫球蛋白的结构认识非常必要。 1972 年 Henry Kunkel 指导的博士生 Gerald Edelman 因为对免疫球蛋白结构的认识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诺贝尔奖委员会忽略 Henry Kunkel 开拓性的研究。也许是为了弥补这份遗憾， 1975 年的 Lasker 奖颁发给 Henry Kunkel ，以奖励他在免疫球蛋白领域的杰出贡献。宪涛的贡献虽然不能与 Henry 完全相提并论，但是毫无疑问，他在国内创立了用基础的方法研究多发性骨髓瘤疾病，开创了临床免疫学。 最近科学网上讨论，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无论是 Henry Kunkel ，还是孔宪涛，他们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国际知名的学者， Henry 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四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宪涛培养两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两位目前国内免疫学界重量级人物，曹雪涛和王红阳院士。 两个人的相似之处还有很多，我把介绍他们两个人的文章附在后面，有兴趣的人可以进一步阅读： Henry Kunkel 孔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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