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张旭在《周光召（ 1 ）：府院之争》（链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9342 ）一文中，引述了饶毅教授在《智识分子：周光召》（链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8367 ）一文中的一段话： 周先生担任领导，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初期，国家领导由于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眼光有限，曾公开表示不支持中国发展科学，特别是基础科 学。周先生忍辱负重，积极工作，保持中国科学的基本力量，并坚持进行改革。 我对其中的他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初期，国家领导由于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眼光有限，曾公开表示不支持中国发展科学，特别是基础科 学的说法不以为然。于是，在张旭博文后面质疑道： 对饶毅教授的陈述也存疑。国家领导公开表示不支持中国发展科学，这是很大的事儿，但未见有什么相关报道和讨论。因此，或许是饶教授道听途说不足为凭，或许是国家领导私下的言论。 游客 wen hai 回复说 ： It is true. The premier (Zhao) said CAS could be Cheng Bao by someone who wanted to do so. It happened when Lu Jiaxi was the head of CAS. M aybe in Prof. Hao Bo-lins blog you will be able to read the story. 我回复 wen hai 道： 我知道这件事。但是，那是在汇报工作的时候说的，而不能算公开讲的。２楼 说得没错，卢当年才是忍辱负重。 张旭博主说： 正文中我附录了罗伟《科学的春天 30 年回顾与思考》也反映了 1987 年周刚刚上任时的情形 1987 年中科院所属各单位经费减拨了 15% 左右， 1989 年的事业费与 1986 年大体相等，扣除物价上涨以及工资调整等因素，实际上是逐年减少。其结果是研究所的基本事业费不够人员工资和行政经费的开支，仪器设备无力更新 ( 七五期间的仪器设备购置费为六五期间的一半 ) ，订购图书大幅下降，一些探索性研究陷于停顿，人员流往国外。，确实是在国家最不支持科学院的情况下，也正如饶毅博文中提到的他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初期，国家领导由于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眼光有限，曾公开表示不支持中国发展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周先生忍辱负重，积极工作，保持中国科学的基本力量，并坚持进行改革。 看来张旭博主仍然力挺饶毅教授的那段话。我为此，进一步解释： 从你引用的文章里面，仍然看不到国家领导公开表示不支持中国发展科学的直接证据。饶毅教授的那段话是不严谨的，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猜忌。 罗伟老师的文章里面的数据基本可靠（比如事业费等等），但是你引用的部分（或许罗的原文本来就没有提）没有包括为什么国家要减拨事业费。 80 年代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调是结构调整，因为那个时候科研院所人浮于事的现象比较严重，科技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中央的方针是要把主要力量动员到与国民经济主战场相结合的地方，让市场和科技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个前提下，减拨经费并不等于表明国家不希望中国发展科学。周院长也在 88 年搞了个一院两制的口号，以响应国家体制改革的需要。 后来看到张旭给我发来短消息，提醒我留意他在自己博文后面给我留的话。既然我已经在他博客上回复了，就没有在专门大段论述我的观点。我只指出了一点：当时的赵总理内部开会表示过不支持中国科学院发展基础研究，不等于他公开做过这样的表示，就算他公开表态不支持 中国科学院 发展基础研究，也不等于他公开表示不支持 中国 发展科学。 下面我想进一步探讨一下，赵当年表示不支持中国科学院发展基础研究，其原因是不是如饶毅教授所言，是 由于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眼光有限 。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只能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吧。 我猜想，饶毅教授说由于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眼光有限，大约重点在于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上，更进一步说，是在基础研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 在基础研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前人有很多成果了。比较重要的观点有：基础研究的成果可以通过后来的应用研究找到改造世界的方向，并通过产品开发和商业化进入市场，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基础研究可以培养合格的人才，通过改善人才结构，发展人力资源，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前者的理论基础，是技术创新的线性模式，历史上有很多实例证明这个线性模式是存在的。后者的理论基础，是强调人力资源和技术进步的所谓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不过，这是理论上的说法。在实践上，基础研究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需要两个条件才能显现：第一，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第二，合格的研究人员。 赵当年的确明确表示过不同意中国科学院的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办院方针，希望科学院多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赵或者当时的中央领导反对中国发展科学或者反对中国培养人才的言论。赵所表达的观点，应该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 1 ）当年的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并不利于基础研究成果向下游的转化；（ 2 ）当年在科学院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人浮于事的现象比较严重，并不完全是合格的基础研究人员。与其大而全，不如少而精，是当时的思路。在国家没有足够财力的状态下，这个思路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此，那个时候的一些提法，诸如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等等，正是因应这个思路的口号。 当然，当时一下子把众多科研人员推向市场的做法可能是过于激烈了，其负面影响也不小。那个方案大概不是一个最佳的可操作的方案。这是学习的代价，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探索着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把当年中央领导的做法上的失误归因于 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眼光有限 ，似乎有过于简单化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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