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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德高望重”是这个意思啊——面试笔记（2）: 热度 1 zhgzhang 2016-7-24 21:46; 面试中还有一道题：你将来选导师的时候，假如有四种导师，你选哪种？德高望重的，年轻有为的；海龟，土鳖。有个学生望文生义地把四种导师都夸了一遍。问她最终选哪个导师的时候，她选了第一个。老师告诉她：第一种人可能没时间管你噢。学生大吃一惊：“原来德高望重是这个意思啊！” 在场的老师都哈哈大笑。学生迟疑了一会儿，说，“那我还是选德高望重的，因为他有经验，说一句话顶好几个没经验的老师的话。” 面试老师：……; 2552 次阅读|2 个评论

德高望重？: 热度 3 lvnaiji 2010-11-15 11:59; 吕乃基出差多日方归。每次出差或开会之类，在反差和碰撞之时都会有所收获或感悟。此次的感悟是：德高望重。大学毕业先在东北山村度过十年， 1978 年改行入了现在的领域， 1981 年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是青涩有加。大会听大佬畅谈，精彩绝伦；小会闻长者发言，各抒己见；讨论有学者指点，如醍醐灌顶。拍照时，第一排领导前辈你推我让，摄影师关照站在后排的我辈，注意露出头来。拍照前后或要搬动凳子，自当挺身而出。用餐时，惊讶学术会议竟然有这等奢华，惊讶斯文的学者一个个好胃口，好酒量。敬酒背后的学术内涵社会背景更是费思量。小辈自然穿梭于各桌，向大佬前辈致敬：请多关照。此外或许还有小小礼品，以及借考察之名的游览项目。 30 年了。渐渐习惯了此类会议，渐渐由青涩而习以为常。发言机会渐多，由小组而大会，成为疑似大佬，会后有青年才俊上前：吕老师发言精彩！小组会点评研究生发言，颇有指点江山之感。宴会？自是安坐于主桌，等待后辈小生（含美女若干）川流不息前来朝拜：久闻大名，拜读大作，云云。美酒佳肴，辅以动听言辞，酒不醉人人自醉。德高望重，真好！时时还是有一丝不安闪过：真的是德高望重？是确有真才实学，还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不过小生痴长两岁？拍照了拍照了，主办方召集众人列队。引领到第一排就座。不知从何时开始，终于熬到第一排！偶尔的不安烟消云散。端坐，微笑。咔嚓！第一排！陡然清醒：然后呢？当年曾有顶峰说，殊不知，顶峰之后是下坡。今日有感第一排，第一排前再无排！惭愧。列第一排已有数年茫然不知。感恩，今日写博方才得悟如梦初醒。呜呼，德高望重。话说回来。下次开会拍照坐第几排？无所谓啦，第一排，又怎样！; 个人分类: 人生感悟|5025 次阅读|15 个评论

缘何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郭预衡先生既非“博导”也非“资深”教授: 热度 1 黄安年 2010-8-8 23:13; 缘何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郭预衡先生既非博导也非资深教授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8 月 8 日发布在我们的博导和资深教授评定中 , 年龄是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在人事组织部门组织的评定时期，经过人为测算的年龄硬规定不达标 , 即使你学术水平再怎么高 , 也是要被排除在外的，据说这是为了公平。一旦认定了博导和资深教授身份 , 人们则无需检验他的真实学术水平 , 只需要亮明是否博导和资深的身份 , 就可以区别对待并得出博导水平高出教授一块 , 资深水平又高出博导一截的奇怪结论了。不然为何媒体和某些人还乐此不疲地要特别亮明是否博导和资深的身份呢？在我们深切悼念郭先生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三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现在重新发布如下：公认的资深教授缘何被北师大资深教授的评定拒之门外？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评定暂行办法》的公正性黄安年文 2007 年 6 月 23 日 ? （按：本文首发在学术交流网高等教育改革栏目 2007 年 6 月 22 日。） *************************************************** 北京师范大学长期以来以人文学科和教育学科见长。比如，在北师大文科教师中说起德高望重的郭预衡老教授，几乎无不受到师生的广泛推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郭先生是广大在职和退休教师心中是由衷敬佩的资深教授，尽管他没有资深教授的正式头衔，甚至年龄的捉弄使他也与博士生导师擦肩而过，而和他在同一教研室比他年龄小些和晚辈的同行具有博士生导师称号的教授已经是成群结队了。 7 年前，我在一篇谈及学术评奖中的年龄制约因素时就提到郭先生这个例子。文章说：有人说现在年龄是个宝，说的是现在年龄因素对于谋职、提升、离退休、下岗、住房都是个坎，是各个部门和单位为了不同的利益需要而经过精确测算后隆重推出的政策线。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在评最早两批博导时发生这样的怪事，一位在中国文学史等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知名教授在第一次参评时被卡了下来，据说是年龄小了点；然而到第二次参评时又被除名，理由是年龄超过了。真是滑稽到家了！可见年龄真是个宝了。在这里学术水平显得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你抓得住难得的机遇，当需要你年龄小点的时候，你的年龄千万别过线，当需要你年龄不要太小的时候，你千万要达标。否则，职称、学科带头人、获奖、住房等就没有你的份，至于经济损失更是需要请统计学家来仔细算算的。其实最大损失还是这所学校和学术事业，因为是人为因素而不是学术因素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学术带头人，这是学校、学术事业的悲哀！（见黄安年：《学术评奖中的非学术因素》，收录于《学术权力与民主》第 363-364 页，鹭江出版社 2000 年 8 月，学术交流网 2002 年 4 月 22 日发布）。现在《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评定暂行办法》的隆重推出，不幸又遇到了这种尴尬场面。一项经过仔细测算的资深教授评定暂行办法却人为地将广大教师心目中公认首推的资深教授郭预衡先生拒之门外。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决定于在职和离退休教授中评聘北京师范大学自主设立的最高学术岗位资深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评定暂行办法》第六条资深教授评定条件中规定年龄不低于 62 岁（含）、不超过 80 周岁（含）的硬杠杠。学校 2007 年 4 月 28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2007 年资深教授评定范围为至 2006 年 7 月 1 日年满 62 岁和 79 岁以下，累计任教授 20 年以上、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我校在职和离退休教授。这样的年龄段规定显然排除了已经年届 85 岁的郭先生。目前北京师范大学享有资深教授称号、现在健在的只有两位，即何兹全先生和陶大镛先生，而已经去世的白寿彝、钟敬文、启功三位资深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网上的世纪名人栏目中可以找到。我印象中已故赵光贤先生也属资深教授行列，但不知何故，在学校的资深教授名单及世纪名人名单上却榜上无名。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北师大其后再也没有由学校认定或者评聘资深教授的事。从学校的做法看，这次评聘重在那些累计任教授 20 年以上、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我校在职和离退休教授， 62 岁以下的教授不在此列，换句话说此举是让已经退休和行将退休的资深教授可以不退休。暂行办法规定：第十一条年满 80 周岁的资深教授由学校授予荣誉教授称号，不再履行学校资深教授的岗位职责，待遇不变。资深教授本人可申请退休。笔者不解的问题是，既然这次重在累计任教授 20 年以上、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我校在职和离退休教授，而除了上面提及的我校五六位文科资深教授外，一直再也没有评聘过，而目前 80 岁以上的著名教授硕果仅存可以扳着手指计算出来，为何现在评聘资深教授时将这些 80 岁以上的著名教授都排除在外呢？《评定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资深教授每两年评定一次，既然如此，对于那些刚刚六七十岁的已经累计任教授 20 年以上、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我校在职和离退休教授来说，只要身体健康，能胜任正常的学科建设、科研和教学工作，以后的机会还很多，何必非要他们在这次申报竞争呢。《评定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年满 80 周岁的资深教授由学校授予荣誉教授称号，但是如果连申报资深教授的资格都没有谈何授予荣誉教授称号？因为只有是资深教授且年满 80 周岁，才有条件被授予荣誉教授称号。其实中国社科院评聘院士制度将荣誉院士计划单列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就是说荣誉资深教授称号不占八名资深教授的评定名额，这样岂不两全其美。但是必须是荣誉资深教授称号而不是荣誉教授称号，这是因为现在的资深教授是和前面的五六位资深教授相衔接的。说句公道话，教授之是否资深，绝不是靠评聘出来的。教授的学术水平和业绩，同行、同事和学生自然心中有数，是不需要经过现在这样繁琐的甚至令人尴尬的评聘程序的。我们设想，真正首先具备资深教授的老先生，如果他自己不申报怎么办？难道他就不资深吗？我们是要广大教师心目中真正景仰的资深教授还是学校当局事前仔仔细细测评划定范围的资深教授呢？学校规定第二条资深教授评定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和高标准的原则，现在这样的年龄限制公正合理吗？如果真正具有高标准的著名教师不申报，这样评聘的结果算是高标准的资深教授吗？说这份《评定暂行办法》不大公正，还不仅仅在人为的年龄限制上，以下一些做法也令人怀疑他的公正性：第一，退休教授有申报权但没有对本单位其他申报人或被推荐人进行无记名投票的权利，这是不公正的。学校规定具备条件的 2006 年 7 月 1 日年满 62 岁和 79 岁以下，累计任教授 20 年以上、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我校在职和离退休教授可以申报，但是又规定由院、系（所）全体在岗教授对本单位申报人或被推荐人进行无记名投票。就是说剥夺了退休教授的投票权。这里的所谓在岗教授是否包含临时返聘的教授，并未说明。我们现在从北师大历史学院提供的 2006 年 6 月印制的在职和退休教师名单可以看到，在职教授共 32 人，而退休教授已经达到 20 人，就是说约占全体历史学院教授名额的 40% ，这近 40% 的教授被剥夺了投票权，这能够说是公正吗？第二，在资深教授评定条件中突出强化创建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及获得的奖项的成绩，而忽视了虽无上述各项，学术造诣确实很深、广大教师公认的著名教授，这也是不大公正的。因为哪些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及获得的奖项都有当时的特殊条件，有时它往往主要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第三，所谓入选条件之一是具有国家一级学术团体（在民政部或中国科协注册）的会长（理事长）及以上重要学术职务。的规定令人哭笑不得。所谓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是什么意思？难道一级学科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就比二级学科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要高出一筹？更比三级学科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高出一大截？丝毫得不出这个结论了，这种规定对于被划定为二级、三级学科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是很不公正的，是一种学术无知的表现。还有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在学术团体中是主要负责人，难道还有什么及以上重要学术职务，请问这是什么职务？难道是荣誉会长（理事长）？我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任职多年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搞不清楚，这里说的及以上重要学术职务，是个什么职务，总不能将法人当作重要学术职务吧？最令人不解的是，学校是党政不分还是党政明确分工呢？人们看到评聘资深教授的学术性、政策性很强，第四条资深教授每两年评定一次，每届评定名额和学科设岗由学校党委常委会确定。第七条资深教授评定程序（七）评定工作组将正式候选人提交学校学术委员会会议评审。九，学校党委常委会对公示结果进行审议，决定资深教授聘任名单。这意味着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的评审结果还得经由学校党委常委会来决定资深教授聘任名单。这样的做法合适吗？第十二条本办法由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的规定看来是矛盾的，因为决定权在党委常委会，而解释权却在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这不是以子之矛攻自之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学校的规定第三条资深教授岗位总量为学校专任教师规模的 1.5 ％― 2% 。第四条资深教授每两年评定一次，每届评定名额和学科设岗由学校党委常委会确定。这似乎表明，学校领导是在走一步瞧一步。北京师范大学简介说现有专任教师 1400 余人，按照总量为学校专任教师规模的 1.5 ％― 2% 。的说法测算资深教授岗位总量为 21-28 人，如果每次评 8 人，那么在 6 年后（即 2013 年）即第三、四次后，估计就会满员（如果没有因自然原因减员的话），那么到了 2015 年后又怎么办呢？再说现在的教授年龄普遍趋于年轻化，如果 35 岁是就获得教授职称，那么累计任职教授 20 年也才 55 岁，他们难道还要再等 7 年才能参评资深教授。显然为了防止寅吃卯粮，自然要尽可能往前挤了。笔者还想提到，在时下学术不端行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规定必须明确写明，一旦发现个人或集体弄虚作假者则要取消当事人的永久申报权，并追究相关人的责任。现在人们还在无法预料这将是一场怎样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实战火早已点燃，有人说这个资深教授评定暂行办法本身就是各种利益集团和利益相关者争斗的产物。资深教授有吸引力，因为评上这样的最高学术岗位意味着终身制，如果以每年每月又学校支付 1 万人民币计算，则一年 12 万， 10 年 120 万。他们现在已经是有名有利的著名人们了，我们还需要再锦上添花吗？需要在高校教师中进一步扩大已经存在的差距吗？写于 2007 年 6 月 22 日附一：网上两份关于郭预衡教授的学术简历（ 1 ）郭预衡，教授。直隶（今河北）玉田人。 1920 年 11 月生， 195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 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 1947 年又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建国后，历任辅仁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市文艺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擅于古代散文的研究。与刘盼遂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著有《古代文学探讨集》、《中国散文史》、《历代散文丛谈》等。《中国散文史》（上册）曾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1 年）；《中国散文史》（上、中、下）曾获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 2001 年），又曾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一等奖（ 2001 年）。《中国古代文学史》曾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特等奖（ 2000 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315883.htm ）（ 2 ）熊宪光：郭预衡教授 : 成就卓著的文学史专家《高校理论战线》 2004 年第 8 期郭预衡教授学有渊源 , 又自辟蹊径 ,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专长和学术风格 . 所著《中国散文史》 , 体大思精 , 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达到的最新高度 . 以长编、正编、简编配套 , 建构系列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 , 开拓创新 , 成就卓著 , 广受学人称誉 . 郭预衡教授为人为学 , 求实求真 , 学识渊博 , 著述宏富 , 体现了他鲜明的学术品格和独特的学术建树 . 寻绎他的治学之道、治史思想和学术成就 , 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 . 附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评定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领军作用，促进学校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资深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自主设立的最高学术岗位。　　第二条资深教授评定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和高标准的原则。　　第三条资深教授岗位总量为学校专任教师规模的 1.5 ％― 2% 。　　第四条资深教授每两年评定一次，每届评定名额和学科设岗由学校党委常委会确定。　　第五条资深教授评定范围为累计任教授职务 20 年以上的我校在册正式教师，不包括校外兼职人员。　　第六条资深教授评定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　　（二）身体健康，能胜任正常的学科建设、科研和教学工作，年龄不低于 62 岁（含）、不超过 80 周岁（含）；　　（三）忠诚教育事业，在教书育人方面有突出表现，并得到广大师生拥戴；　　（四）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二条：　　 1 ．在学校创建学科、专业过程中做出杰出贡献，作为学科第一带头人使所属学科创建为国家重点学科，或作为主要组织者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使所属学科创建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 ．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国家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国家级名师奖之一；　　 3 ．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含自然科学奖、发明奖及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特等奖之一；　　 4 ．曾任国际科学理事会所属学术团体会长（理事长）或副会长（副理事长）、国家一级学术团体（在民政部或中国科协注册）的会长（理事长）及以上重要学术职务。　　第七条资深教授评定程序　　（一）学校成立评定工作组负责资深教授评定的组织工作。评定工作组由人事处、研究生院、教务处、学科处、科技处、社科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　　（二）本人申报，院、系（所）推荐。本人准备申报材料，明确参与文科或理科评审。　　（三）院、系（所）全体在岗教授对本单位申报人或被推荐人进行无记名投票。参加投票人数不得少于本单位在岗教授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同意票数超过本单位在岗教授三分之二的为通过。院、系（所）党、政负责人签署推荐意见。　　（四）评定工作组根据评定条件审核推荐材料，确定有效候选人。　　（五）学校学术委员会文科组、理科组分别对有效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各组参加投票的委员人数不得少于本组委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获得超过本组委员三分之二同意票的有效候选人，按当年评定名额的两倍，根据得票数依次当选为初选候选人，满额为止。　　（六）评定工作组聘请 7 名校外同行评审专家对初选候选人进行评审。文科评审专家要求至少有三名为国内外著名高校资深教授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包括荣誉学部委员）；理科评审专家要求至少有三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校外同行评审专家同意票数超过投票人数三分之二的为正式候选人。　　（七）评定工作组将正式候选人提交学校学术委员会会议评审。评审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参加投票人数不得少于学校学术委员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同意票数超过学术委员会总人数三分之二的为通过。评审结果须公示，公示期为一个月。　　（八）人事关系在我校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原资深教授直接聘任为资深教授。　　（九）学校党委常委会对公示结果进行审议，决定资深教授聘任名单。　　（十）校长颁发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聘书。　　第八条资深教授评定过程严格实行回避制度，当年申报资深教授者及其亲属不能参加资深教授的审核及评审工作。　　第九条资深教授职责　　（一）引领优良学风，弘扬学术道德，营造良好学术氛围；　　（二）担任学科建设、科研规划、队伍建设的咨询、顾问工作；　　（三）承担一定的科研、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任务，培养后备人才，推动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　　（四）积极推动本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十条为保证资深教授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年满 65 周岁的资深教授，不再担任学校各级行政职务，也不再担任学校各级学位委员会、聘任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以及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第十一条年满 80 周岁的资深教授由学校授予荣誉教授称号，不再履行学校资深教授的岗位职责，待遇不变。资深教授本人可申请退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本办法由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北京师范大学 2007 年资深教授评定实施意见　　为保证 2007 年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评定工作的平稳实施，考虑到首次评定工作的具体情况，经学校 2007 年 4 月 28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一、 2007 年资深教授评定范围为至 2006 年 7 月 1 日年满 62 岁和 79 岁以下，累计任教授 20 年以上、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我校在职和离退休教授；　　二、资深教授的评定名额为 8 名；　　三、各学科申报和推荐名额分配方案为：哲学、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管理学、经济学和艺术学各 0 ― 1 人，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学各 1 ― 3 人。　学术交流网（ www.anian.com ） / 高等教育改革 2007 年 6 月 22 日附图为郭预衡教授（网上下载）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649; 个人分类: 教育改革思考(07-11)|50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德高望重的资深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逝世: 黄安年 2010-5-5 10:01; 德高望重的资深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逝世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5 日发布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0 年 5 月 4 日下午 7 时 20 分在天津逝世，享年 93 岁。杨生茂先生（ 1917.9.26-2010-5.4 ）是我国美国史学科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享誉海内外的美国史和世界史资深学者，也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重镇南开美国中心的创始人。杨先生的美国史、世界史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思想和道德文章，身体力行、锲而不舍的精神，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作风，几十年来影响着我国美国史和世界史的许许多多研究者，我们这些后学者深受先生的恩泽。杨生茂先生的逝世，是我国世界史、美国史、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也是南开大学的重大损失。下面转发的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发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科带头人李剑鸣所写的两篇报道。笔者的《痛悼杨生茂先生仙逝》已发（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5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9922 ）　　据李剑鸣教授早晨来电 , 杨先生的遗体将在明天上午火化。　　　　 ****************************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0 年 5 月 4 日下午 7 时 20 分在天津逝世，享年 93 岁。杨生茂教授的不幸逝世，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将在其主页公布吊唁方式。学界同仁的唁电、唁函发送地址，请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网站。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站也将及时发布纪念杨先生的文章和消息。附件中是北京大学李剑鸣教授发来的两则信息。秘书处 2010 年 5 月 4 日历史学家杨生茂教授逝世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0 年 5 月 4 日下午 7 时 20 分在天津逝世，享年 93 岁。杨生茂教授，字畅如， 1917 年 9 月 26 日生于河北涿鹿。 1938 年就读于燕京大学； 1941 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获得学士学位；后入斯坦福大学，从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研究美国外交史， 1946 年获硕士学位。 1947 年 9 月开始任教于南开大学 ,1956 年被评为副教授， 1961 年晋升为教授， 1995 年退休。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主任（ 1949 － 1950 ）、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1957 － 1964 ）、历史系副主任（ 1962 － 1964 ）、美国史研究室主任（ 1964 － 1984 ）等。曾兼任历史系学位委员会主任（ 1985 － 1988 ）、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5 － 1988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985 － 1991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 1986 － 1990 ）等。 1959 年开始招收世界近代史研究生， 1978 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硕士研究生， 1984 年被认定为博士生指导教师。 1964 年创建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 1979 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出任副理事长。与张芝联、程秋原等学者一起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下）；与刘绪贻教授一起主编《美国通史》（ 6 卷本）；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 － 1989 ）》和《美国历史百科词典》；合著《美国史新编》；编著《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出版个人文集《探径集》。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劳动模范等。杨生茂教授的不幸逝世，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将在其主页公布吊唁方式。学界同仁的唁电、唁函发送地址，请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网站。杨生茂教授小传国内学习、研究世界史和美国史的人，不知道杨生茂教授的名字，或者没有读过他的论著，大约仅是例外；而了解他的学识和成就的人，在见到他本人时若毫无惊异之感，可能也是少数。有位研究美国外交史的知名学者写道：初见杨先生的人不少都对他的土味感到惊奇。他衣着朴素、作风平易、勤于思考、拙于言谈，说起话来不带外国字；活脱给人一位乡下老农的印象。的确，杨先生的外表和为人，与一般人对大学者的印象很有出入：他在学术上知识渊博、见地卓异，为人处事则诚朴宽厚、谦和平易；他早年长期接受很洋的教育，毕生做着很洋的学问，但始终保持着普通中国人的本色。杨先生字畅如， 1917 年 9 月 26 日出生于河北涿鹿一个亦农亦商的殷富之家。 6 岁入私塾，熟读《幼学琼林》、《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左传》、《诗经》等启蒙典籍。在他的记忆中，这段学习生活并不愉快，因为私塾先生从不讲解课文，一味让学生死记硬背，他感到不少课文味同嚼蜡。不过，这种旧式教育使他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熟悉了基本的为文之法；他后来的文章文辞优美、气势不凡，与幼年的这种背书训练颇有关系。 11 岁时杨先生入县立高级小学，所学多为新式课程，如语文、数学、音乐、地理、自然，不啻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知识的新大陆，激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和强烈的求知欲。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观察小昆虫和听老师叽哩哇啦念英文的情景。 1931 年，他进入宣化第二中学，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并广泛阅读当时各种有影响的报刊。 17 岁来到当时的北平，就读于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在这里，他得以聆听许多学识渊博、教学有方的教师的讲授，除了对文史学科有着强烈兴趣外，还十分喜爱生物、化学等科学课程，曾一度萌生学医的念头。杨先生 1938 年考入燕京大学之后，学习兴趣仍旧十分广泛，不仅选修了历史、文学方面的课程，还出入于物理、化学的课堂。直到 1941 年负笈涉洋，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之后，他才选定史学为主攻方向。在伯克利获得学士学位以后，他转入斯坦福大学研究院深造，师从美国著名史学家托马斯贝利研究美国外交史，开始涉足他此后长期探索的一个史学领域。当时美国外交史学界的正统观点是推崇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附和美国社会流行的使命观念；杨先生虽然尊师重道，但不完全赞同老师贝利的看法，特别是对他支持美国政府的援蒋政策十分反感，曾给他写信，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杨先生接受教育的岁月，是在国家内忧外患深重、社会急剧变动中度过的。作为学生，他很少能安安静静坐在教室和图书馆读书：旧式大家庭内部的纷争，军阀混战带来的灾难，外寇入侵的危机，海外颠沛的辛酸，给他留下了苦涩的记忆；同时，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擎灯游行，爱国救亡的抗议示威，接触美国社会的深切感受， 1945 年采访董必武的经历，也曾激发他的少年豪情和报国壮怀。他在阅读有字的书和社会这本无字的大书的过程中，经过精神的磨砺和思想的探索，民族忧患意识在他内心深深扎根，成为他一生治学和处世的坚实依托。从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杨先生于 1947 年初返回北平。他曾为《北平日报》、《益世报》、《大公报》、《知识》等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评论，前后计 40 篇。但他本人对这些文章大多不甚满意，后来将它们付之一炬。同年 9 月，他受南开大学文学院之聘，成为该院从昆明迁回天津后到校的第一位归国青年教师。当时，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亲自将聘书送到他手中，这令他至今感念不已。杨先生在南开大学一直工作到 1995 年退休，历时近半个世纪。他于 1956 年被评为副教授， 1961 年晋升为教授。他曾担任多种行政职务，如历史系代主任（ 1949 － 1950 ）、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1957 － 1964 ）、历史系副主任（ 1962 － 1964 ）、美国史研究室主任（ 1964 － 1984 ）等。此外，他还曾拥有许多学术性的头衔，如历史系学位委员会主任（ 1985 － 1988 ）、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5 － 1988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985 － 1991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 1986 － 1990 ）等。这些工作占去他不少时间，耗费许多精力。他退休后曾谈到，自己多年来收集了大量资料，积累了一大摞读书笔记，可是，由于事务缠身，未能整理成文。但他那种一丝不苟、事事关心的工作作风，至今口碑尚在。在高校世界史课程的建设方面，杨先生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先后开设过西洋史、苏联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美国史等课程，建国初期还曾在天津电台开办讲座，讲授世界近代史，在当时颇有反响；他于 1951 年参与创办了国内较早的专门性历史教学刊物《历史教学》，并一直担任编委至今； 50 年代中期，他和另外几位史学家一起合编供高中使用的世界近现代史教材以及配套的教学参考书； 60 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为了普及世界历史知识，组织编写外国历史小丛书，他又和许多著名学者一起出任编委。此外，他和张芝联、程秋原等学者一起主持了大学教材《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下）的编写。该书自 1961 年出版以后，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大学历史专业的基本教科书，一再重印，并于 1987 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杨先生也是较早着手培养世界史学科高级人才的学者之一，于 1959 年开始招收世界近代史研究生， 1978 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硕士研究生， 1984 年被认定为博士生指导教师。他所培养的硕士、博士前后有数十名；目前活跃在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前沿的学者中，不少是出自杨先生门下。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杨先生专攻美国史；回国执教后，虽然为各种工作牵扯了精力，但他始终把美国史作为主要的学术领域。他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觉得多年来在美国史方面多花了一些精力，做了一些铺路架桥的工作。这种谦逊的说法反映了他那种惯有的淡泊心境，而学术界对他在国内美国史学科中的地位与影响则另有评价：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公认的美国史学家和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正是因为有杨先生这样是老一代学者所铺就的道路和所架好的桥梁，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才有今天的成绩，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才能迅速成长。杨先生是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建立者，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创始人，仅这两点，对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建设就是很大的贡献。 1964 年，国务院出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考虑，决定在有关高校成立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杨先生承担了在南开大学组建美国史研究室的任务。在人员和资料都很缺乏的情况下，他终于建起了国内高校中第一家专门的美国史研究机构。但事业刚刚起步，就遇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研究室名存实亡，所有工作都告停顿。 1972 年研究室开始重建。名为重建，实为从头开始，杨先生再度带领研究室的成员艰辛创业，组织研究队伍，添置图书资料，与国外学术机构与学者建立联系和开展交流，推出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研究室逐渐具备规模，在最盛时人员达到 9 名，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论著和译作，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也走上正轨。可以说，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能够在国内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乃是杨先生的精心经营的结果。杨先生在致力于建设南开的美国史学科的同时，还希望将全国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人员组织起来，协调研究，交流信息，讨论问题，开发合作项目。 1979 年，他和国内其他美国史专家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出任副理事长。随后，他和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一起，承担了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美国通史丛书，组织国内主要的研究单位和有关人员，开展研究和写作。这套丛书现已有 4 卷问世，其余各卷即将完稿。这是我国目前内容最为丰富、篇幅最大的美国通史著作，对国内美国史研究和教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位学者在谈到杨先生治学的特点时写道：他做美国史学问，管见以为主要有两点需要我们后辈好好学习：一是牢固地扎根中国，二是深刻地了解美国。这两句话的确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杨先生的学术风格。他研究美国外交史、美国史学史，编篡美国通史，无一不是力求通过对美国的深入了解，以对中国社会有所裨益。他对美国外交史有多年的研究，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80 年代中期，他提出要撰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美国外交史，其目的是填补国内尚无一本较系统、较完整的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专著的空白，对美国外交史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解释，并且应答时势的需要，为中国对外开放、了解世界提供有益的读物。积数年之功而成的、长达 50 余万言的《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 － 1989 ）》，于 1991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体现了杨先生对美国外交史的独到认识。他认为，扩张是贯穿整个美国外交史的主线，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美国外交政策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其目的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杨先生组织撰写这部美国外交政策史的意图，就是要了解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是如何实现其国家利益的。自问世以来，这部著作一直是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据一位国内同行学者分析，杨先生之所以研究美国史学史，乃是要寻找中美史学发展的契合点。他对美国 19 世纪最重要的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边疆学派的创立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新左派史学的代表人物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等美国史学大家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并不局限于评述他们的史学成就，而是从传统、社会和时代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史学的发展，从而寻找学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他特别注重美国史学家如何鉴别吸收欧洲和本国的文化遗产，如何自觉运用史学为时代和社会服务，以及如何在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解释美国历史。通过对美国史学的研究，结合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思考，杨先生提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应当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鉴别吸收前人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学术上有所创新，能有益于社会发展潮流，或能积极应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并且能对社会未来的发展起到有益的启迪作用。 1990 年出版的《美国史新编》，是杨先生和他的合作者多年研究美国史的一个小结，也是他的史学理想的体现。这部著作的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建构了一种新的美国史体系：政治史不再是美国史的核心的、唯一的内容，经济发展、文化演进、社会变迁被纳入史学的框架，从而展现了一幅更为丰富多彩、更为完整全面的美国历史图景。这部著作还体现了杨先生力图客观、全面地理解和解释美国历史的努力，书中评说事件和裁量人物的尺度完全是学术性的。这和以往通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泛政治化倾向和以意识形态代替历史评价的作法判然有别。这种学风的转变，可以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走向成熟的表现。杨先生是一个兼备学识与个性的学者。他不仅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而且对史学中的一般性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虽然相信历史研究的对象具有不可移易的客观性，但决不认为治史者可以一蹴而就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和本质。他强调，人对历史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他同时也反对研究者看风转舵和曲意编织。杨先生根据国内外国史研究的特点提出，一方面要占有丰富的史料，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目前我们在材料上尚不足与外国学者相比量，所以要加倍审慎精思，尽力在准确上下功夫。杨先生始终践履自己的这种学术信条，形成了一种严谨朴实的学风。他从不轻易下笔，写成的文章也不肯马上发表；对于已发表的文字，总是反复斟酌修订，每页都有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杨先生十分反感那种干巴巴的、面目可憎的史书，主张把历史写得生动可读。他在写作上对于遣词造句极为用心，他的文章行文典雅庄重，文气通畅奔放，既富于激情和文采，又不逾学术的矩度。杨先生十分重视学风问题。他在治学中一向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准则，但并不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从不以权威和前辈自命，任何人和他谈论学术问题，他都平等相待，以诚相见。 1990 年他主持编写的《美国史新编》第一版问世后，曾有一位中学教师给他写信，对书中的某些译名和细节提出商榷。杨先生对来信十分重视，和这位中学教师多次书信往返，商讨问题，并将对方的意见推荐到一家刊物上发表出来。他这种虚怀若谷的气度，在国内美国史学界赢得广泛赞誉。杨先生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他曾获得多种奖励和荣誉，其中包括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劳动模范，等等。 1996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一书，作为祝贺他八旬华诞的礼物。这也是对他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史、世界史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最好肯定和赞扬。 1995 年退休以后，杨先生更是进入了一种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境界。他年逾八旬，时常为疾病困扰，但心境坦然，从不放弃思考和写作，坚持做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种脑力保健操。除了学术论文外，他写得更多的是随笔和杂谈，或回忆昔年往事和旧日交游，或褒扬海外华裔学者的爱国善举，或引申历史典故的深层含义，或抒发对时令变换的感慨，文章不论长短都文采焕然，韵味绵长。一次，他的外孙女用粉笔在窗户玻璃上仿刘禹锡戏作新陋室铭，他饶有兴致地抄录整理，叙其原委，交给报刊发表。从这类小事，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情趣和晚岁意境。（李剑鸣， 1999 年） http://ahrac.com/yjhxx/1853.html ********************************88; 个人分类: 美国问题研究(07-11)|456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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