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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一代人: 热度 16 lin602 2016-5-5 23:14; 前天遇到一位我们学校的教师，我们都是一起来南林上班的，我们细算一下，当时来南京林业大学（当时叫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基础课部，七七级有25位新教师，现在学校还剩5位教师，20％留下工作至今，80％离开南林了。一些人出国了，一些人调走了，一些人考研到其他学校了。这事情好不好？好！这是人员流动，寻找自己的发展。近期许多学校，一批二十几岁回来就是教授，甚至特聘教授，论收入，可能比这些土八路高许多许多！如何评论，不好说！论文多点，是不是就是学术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行业与学术界认可，这不可能是一一对应的。去年到南京大学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一些年龄大教授这样说，如果真正按考核指标比，其实他们比我们还不如，但他们各方面条件与收入就是比我们高。他说：比一下论文？项目？他们真赶不上我们。其实比的还是论文影响因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大批人出国了，留下一批人做教学与科研工作，其实是支撑着学校的运行。新的人才政策出来的，许多国外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回来，马上是教授，甚至是省特聘教授，人才计划，前有学科带头人双肩挑，后面有年轻的‘白马’，前后夹攻，喘气真困难呀。这代人，傻呵呵干着，最后只能被历史淘汰。有时候想想，能飞还是飞！！飞高点！这是中国当今‘精致利己主义’泛滥的社会基础。; 4140 次阅读|22 个评论

永远的山医七七人: 热度 2 zdqiao 2015-9-7 10:21; 几个星期前，我在西藏旅游，看见大家在转发一个调侃微信群的段子，随手就建议志强谱一个曲子。几个同学在一起说，是不是谱成山西梆子的调儿，用山西方言唱。大家还说让谁用五台话、谁用晋南话朗诵。突然我就想是不是能够自己写个词，然后我们自己再谱曲呢？我又在群里建议大家填词，并再建议志强等同学帮忙谱曲。很快就有同学回应说，小乔你应该写歌词呀！我说，我不会唱歌，况且对平仄押韵等很少涉猎，哪里知道歌词是怎么写的呢！但大家依然说让我写。在几个同学的鼓动下，我走在拉萨的大街上，仔细想了想，应该有什么内容。我很快回了一个帖子，说，我们的群歌一定要体现我们七七级这个主题。分为层意思，第一是我们从哪里来，其次是我们在大学期间然后刻苦努力，第三是我们工作怎么勤奋，取得了哪些成就，最后就是我们的期望，特别是孩子们都很出色，他们将来是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大家说好。回到上海后，抽空我就起草了一个东东，共四段。先私下发给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很快，殊响大哥就回信给改成了三段。魏伟说，我们还是要立意高一些，为了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梦想，我们大家也在努力呀。我说，主要考虑到有很多同学已经入了其他国籍，他们会不会不开心呢？魏伟说，没事，还是留在国内的同学多，国外的同学也都是爱国的，他们不会像你一样小肚鸡肠的。在此基础上，老孔大哥又几乎重写了一遍。我很吃惊，大家的文学素养咋都这么高。殊响大哥很喜欢古诗词，出口成章还可以理解，退休后在屋顶天天种菜的孔大哥竟然文学水平也很高。在我的询问下，才知道，孔大哥当兵的时候在文工团干过。嘿，这牛皮不是吹的。看到孔大哥的版本，作曲家志强就建议是不是能够让每一行的字数相等了，这样好谱曲。在孔大哥的版本下，我们班的美女伟华把歌词改成了每段四行，每行十二个字。这就基本形成了最后的格式。我又把伟华的这个版本分别发送了十几个同学，大家都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卫生系的同学说，你们不能光写医疗呀！人民健康也有我们预防医学的功劳呀！根据这些意见，我又重新整理归纳好，加上了一句歌颂预防疾病医生的歌词。再交给殊响大哥进行文字上的最后润色。在这个反复修改的过程中，老班长康树芬又发动大家写歌词。并有同学建议，根据已有的、大家熟悉歌编词，这样容易唱，也免得编曲子了。远在美国的梁静同学写了七七级颂歌，子屏同学起草了七七级：历史的印章，王晶晶写了三十年后再相会，宇同兄、文宁兄、川梅、康树芬等等都有作品问世。有个的周六上午，康树芬告诉我说，改编一下七律长征，让迺成演唱。迺成唱出来字正腔圆，还真像那么一回事。经过反复推敲，最后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图1、以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改编的歌词大家从中可以看出，克军字写得好，她医生当惯了，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让大家都非常感动。克军的歌声也很美，迺成说，这就和高中生唱的一样。同时，高岩妹妹忍着养了 13 年爱犬辞世的悲伤，认真配曲并多次演唱了七七级：历史的印章。还有很多同学根据各自的喜爱，也把自己写的词，或其他同学写的词加以改编，并演唱后传到了我们的群里。大家听听高岩妹妹值班以后唱的，和专业歌手有什么两样！ http://www.tlkg.com.cn/ugcp/info.kg?enid=b7a5fe7e263217e3a1ce5ff38cda6558 这项活动开始的时候，国内群和国外群只有 40 来个人，这项活动开始以后，很多过去不联系的同学都有了消息，大家在群里诉说着离别后相逢的喜悦，很快人数就超过了 100 人，后来的同学不得不将自己的银行信息告诉微信，方能取得入群的许可。孙丽同学默默地将每个人的信息做成了名片，并给全年级 16 个班的毕业照加上了名字，让大家可以回忆当年毕业时的场景。这些都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点赞。我原以为，只有在群的同学才会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谁想，汪慈大哥入群的见面礼竟然是莫斯科有我的爱。他的男低音演唱，让我热泪盈眶。老范一进来就写了长诗回忆我们大学五年的风风雨雨。更有意思的是孙丽同学将几个同学伉俪编成了歌词，让大家演唱。最近，克军姐将我们班同学上学时和现在的照片收集起来，配上音，放在了群里。大家还在摸索怎么能将背景音乐加上我们的字幕，再自己演唱，背景换成同学的靓影。我们期待着有一天，志强能真正地给我们的歌曲谱好曲子，大家学会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同一个时刻，唱响我们山医七七人的歌！; 3850 次阅读|4 个评论

碰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 热度 52 jydai 2014-1-10 18:02; 碰巧 ——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戴建业这一生的五十多年里，什么倒霉的事情都让我碰上了：刚出生不久就碰上了所谓“自然灾害”，刚上学不久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刚中学毕业就碰上了“上山下乡”，等到结婚的时候便碰上了“计划生育”，混成了教授又碰上教授大贬值——如今人们都把“教授”称为“叫兽”。一生中唯一的亮点就是碰上了七七年高考，而且瞎子碰死老鼠正好碰巧考上了，成了一度自我感觉良好的“七七级大学生”。七七年高考是我命运的转折点，过去对自己能考上大学多少有几分得意，好像考大学是靠自己的本事和努力，现在我才明白这一切纯属偶然——我考大学不是凭“才气”而是靠“运气”。在我们这个变化无常的社会里，即使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这些草民难道凭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一生？假如毛主席是在 1986 年逝世，假如邓小平推迟五年才恢复工作，假如推迟十年才恢复高考，七七级大学生中很多人就与大学无缘；假如七七年我在考场上做错了几道数学题，假如考试那一天我患了重病，假如不允许“黑五类”后代参加考试，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电脑前码字，也许在建筑工地上码砖，不会像现在这样在讲坛上夸夸其谈，也许在农田或车间里卖命。可见，不是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而是你碰巧搭上了什么样的“顺风车”，社会没有给你留下多少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错过了这一趟“时代列车”，你的人生从此就可能赶不上“正点”。萨特认为任何人都有选择的绝对自由，人生的命运取决于自我选择，人生的价值取决于自我设计。就我这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来看，萨特的理论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的一生总是在被动地适应社会，很少主动的自我选择和精心的自我设计。幸运与倒霉比艳遇还要偶然，成功与失败比中彩还要碰巧—— 一黑色幽默：“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在万恶的旧社会”，我祖父曾经出任麻城商会会长，由于家境相当殷实，父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过，家父显然不是那种识时务的俊杰，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干嘛鬼使神差地出任“国军”的中级文官？ 1949 年随所在部队逃跑到福建沿海，还没有来得及逃走就当了俘虏。父亲说不是没有撤退到台湾的机会，是大多数官兵不愿意背井离乡，他们部队一整个师全部起义投诚。不管是起义还是被俘，反正都不是什么“光辉历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这一抹不去的历史污点，后来成了他一生赎不完的“原罪”，在“国军”中短暂的得意，换来他后来大半生的不幸。幸好我舅舅是家乡很有威望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前父亲好像没有受到过迫害。乡亲对我们一家都很友善，只是父亲的心情却一直抑郁低沉，从我记事起他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地富反坏右”不时接受训斥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多少人找父亲的麻烦，尽管家中常常“瓶无储粟”，日子倒过得十分平静。和现在大多数家长一样，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情极为迫切，对我的文化教育格外重视，很早就教我认字、写字、读书。我还不太明白 6 与 7 这些数字的时候，他就强迫我背乘法口诀表。父亲最常用的教育方法就是拳头，只是偶尔才改用一下巴掌，他打我身体的部位也比较固定——打我头部最为得心应手，只在母亲抗议后才“仁慈”地改打屁股。年龄那么小根本不懂“七七四十九”是什么意思，父亲也没有耐心给我细讲所以然。小孩背乘法口诀本来特别吃力，在父亲面前背书又异常紧张，越紧张就越是背不出来，仅仅背诵乘法口诀表我就不知挨了多少顿痛打。这样，父亲就是我儿时最大的“阶级敌人”，很长时间我都把他当作魔鬼，还不时与伙伴们一起交流各自对付父亲的办法。对父亲只是恐惧，对读书则是厌恶。一看到书本就头脑发麻，只要不在父亲的眼皮底下，我绝不会读书、背书、写字、做题。父亲性子又很急，我发蒙时间比别的同伴都早，刚一上小学我就厌学，一年级上学期常常因病旷课，半是真病，半是装病。母亲从没有上过学堂，一生相信“庄稼为大业”的“真理”，看到父亲读书越多越受罪，看到我一上学就骨瘦如柴，不知是痛恨读书还是心疼儿子，她做出她一生中最了不起的决断——让我休学一年。第二年去重读一年的时候，因我的基础比其他同学要好，老师觉得我没有必要复读一年级，很快就跳升到二年级听课。不久，伟大领袖就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父亲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击，没完没了的戴高帽挨批斗，没完没了的政治审查，没完没了的检讨认罪……父亲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自己也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多亏家乡小学师生的“阶级觉悟”不高，除了不能加入少先队外，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歧视。个别同学骂我“狗腿子”属小孩的恶作剧，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从没有排斥过“黑五类”后代。我儿时一直感到十分孤独，并非校方对我有组织的孤立，主要原因是我自己生性孤僻。小学阶段我是走读，天天在父亲的魔掌之中。在外面别人天天折磨他，回到家里他又天天折磨我，总想培养我“持之以恒的毅力”，强迫我天天夜晚要练字读书做题。他越强迫我做什么，我就越讨厌这样做，老实说整个小学阶段我都没有开窍，对任何书都没有半点兴趣。如果在读书做题与吃狗屎之间二选其一，我当时一定毫不犹豫选择吃狗屎。那时全国所有学校都不注重学习成绩，而且成绩太好还可能戴上“白专”帽子。不像如今中小学这样病态，经常给班级或年级同学的考试成绩进行排名。我记忆中的小学好像没有什么正规考试，也不知道班上哪个同学成绩最好，自然也没有觉得自己成绩很坏。小学不喜欢读书学习，感觉不到任何学习压力，所有学习压力都来于父亲。到初中时文化大革命不断“向纵深发展”，“读书无用论”也日益深入人心，连冥顽不灵的父亲也“深刻”认识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革命道理”，从此不再过问我的读书学习。不知什么原因，家中在“破四旧”后还有些线装书，父母怕这些旧书惹祸，偷偷将它们都烧掉卖掉。父亲不再强迫我读书，学校也不管我们读书，我真正成了“长在红旗下”最幸福的人，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就是在这时候培养起来的。人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动物，没人逼着学习的时候我反而喜欢学习，没有书读的时候反而渴望读书。我在生产队劳动时帮着记工分，帮着会计分稻谷，自己逐渐学会了加减乘除，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了数学。劳动归来我一个人在家里补习小学初中的算术数学，初中后期我的数学成绩其实相当好。升高中时我遇上了麻烦，我们当地的土政策规定，像我这种“黑五类”的小孩不能上高中读书。正好有个表哥是大队“二把手”，妈妈找她这个有实权的侄儿帮忙，我好不容易才升入高中念书。到高中后我处处走运，我的数学老师阮超珍及丈夫都是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生，阮老师不仅业务能力很强，而且对教学认真敬业，看到我喜欢琢磨数学题，还特地送我《初等代数》和《初等几何》。可能上帝也对我十分关照，高中时邓小平复出工作，我正巧赶上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黄冈地区各县的基础教育水平很高，我们一所乡下中学里就有不少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教师，我的物理、数学、化学老师都是华师毕业生。虽然免不了受“五七指示”的干扰，虽然语文教材内容“左”得出奇，虽然政治课的比重很大，但我们那里教学大体上还算正常。我在班里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想不到校方竟然还组织了一次全校数学竞赛，我在二千多名高中同学中取得了好名次，学校还在校门口贴出大红喜报。那次数学竞赛获奖的前三名七七年都考上了大学，漆家福现在是北京中国石油大学著名学者，鲁里程是成都铁路局高级工程师，只有我还是个普通教书匠。在高中我是学校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的各科学习成绩相当平衡，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老师都对我青眼有加。激励我学习语文和写作的动力有点滑稽，我暗恋一位女同学，一看到她我心就蹦蹦地跳。她的数学成绩不好，但语文和作文比较突出。她那时常阅读的一种文学杂志是上海办的《朝霞》，我总找机会向她借这种杂志，为了和她在一起有共同话题，她的《朝霞》我每期必借，借后每期必读；为了能配得上这位天使，我还发愤学习写“散文”，写“诗”，写“小说”。高中快毕业那年办大字报，我不知从什么地方东拼西凑“写”出了一组“诗”，还照报纸上“外二首”的样子依样画葫芦。大字报贴出来后有同学夸我这几首诗“很美”，我一发“神经”就寄到了一家小报，没想到报纸编辑比我还“神经”——把我这几首不知哪些地方拼出来的“诗歌”发表了。我在家乡那个小地方一夜成名，全然忘了这几首“诗”是拼凑的，还装模作样地做起了诗人梦。中学阶段我偷偷摸摸读了不少“黄色小说”，像《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今古奇观》，像《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苦菜花》、《暴风骤雨》，还读了不少苏联和俄罗斯小说。各班同学相互交换文学书籍，学校老师也很近人情，课堂没收的那些“黄色书籍”，只要写份检讨书便物归原主。当年读书不是为了考试，没有压力就读得很从容，读得从容就能品出味道，我自己从阅读中的确尝到了乐趣，也从阅读和写作中培养了语感，自己对语言的审美能力就是这时候养成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我也写得很勤，写得越多就写得越好，我的作文总是得到老师的表扬。上大学后重读自己中学时写的那些东西有些脸红，一想起当年的作家梦和诗人梦就觉得荒唐。华师近几天正在进行期末考试，平时书房到处堆的是报纸书籍，我抽空把其中有些用不上的家伙扔掉，翻箱倒柜时发现了一张发黄的草稿纸，竟然是三十多年前的烂诗稿。我早将过去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少作都付之一炬，没有想到还有这四首“漏网之鱼”。我把它扔到了废旧书报中，太太又把它拣了起来，她认为这几首诗有“纪念意义”。它们大概写于74年我高中毕业前后，最迟是在我77年参加高考之前，稿纸的下方还印有“麻城县白果公社夫子河分社”（见附图）。如果说真要有什么“纪念意义”的话，那就是这些诗歌能够证明国家对一个中学生洗脑是多么成功：它们完全否定了个体的价值，而高度肯定集体的作用，把每一个人只当成“革命”的螺丝钉，离开了集体不仅“ 孤寂无援 ”，个体甚至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20岁前我充满了“正能量”，自己的心灵成了国家政治的容器——党给我大脑里填充的都是“革命”、“斗争”、“批判”、“敌人”之类的“红色”内容，当然还送给了我“幸福”和“自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台湾同胞在受苦受难”。现在把这几首诗抄在下面，算是自己高中岁月的留影：小溪（外三首）是那么乐观坦荡，它从不担心—— 一旦奔入大海将会消失自己的身影；因为它深深地懂得：只有投身于大海自己才能获得永生。孤雁别怜悯它！让它去哭泣，让它去哀鸣，平时在雁群中它总以不凡自命；今天，让它尝一尝孤寂无援的苦头吧，不然，它怎能吸起逃离集体的教训。梅花别误会哟梅花，我来欣赏你，不是因为你那疏影横斜的瘦诗人风韵，是我在革命的征途上有点疲倦了，来看看你如何与狂风暴雪抗争…… 瀑布从不悲观失望，更不止步倒退，尽管过去的道路几经曲折；为了奔向理想的目标，纵身跳悬崖—— 虽然粉身碎骨，却是壮怀激烈！现在想来，要不是“碰巧”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我必定不去写这些烂诗，中小学要是像现在这样一切为了考试升学，先父必定对我更加严厉，我对读书必定更加讨厌，我必定宁可当农民工也不愿意继续读书。“棍棒底下出天才”是中华民族最混蛋的教育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伟大领袖真是我的“大救星”，我也深切体会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二反讽：“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 1974 年高中毕业，我便成了“回乡知识青年”——是个“青年”倒问心无愧，有多少“知识”则只有天知。农村孩子谁不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滋味？但伟大导师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谁又有狗胆不回到这个广阔天地中去呢？即使大城市青年也未能幸免，更何况我这个农村青年呢？回村务农倒没有什么可怕，那时最可怕的就是饥饿，劳累加饥饿让人觉得生不如死，今天的年轻人体会不到那种苦况。我妈妈把干一点的粥饭留给我和弟弟吃，她总以红苕、南瓜、野菜充饥。家里只有过年才能吃到一些鱼、肉、鸡蛋，连食用油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年成好的时候供应半斤，一日三餐不管吃得怎样饱转眼就饥肠辘辘。天天中午十一二点和下午五六点时，我就饿得两眼发花，天旋地转。刚回乡那年夏天“双抢”时节（抢割早稻、抢插二季稻），我两次饿得昏倒在地。多亏天无绝人之路，还是我发表的那几首烂诗帮了自己的大忙。“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县在夫子河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河改道工程，需要会写广播稿又会丈量土方的青年，也就是要“能写会算”的人，谢谢母校向家乡领导推荐了我，接到通知的当天我就来到工程总指挥部报到。在指挥部里，我工作起来夜以继日，写宣传稿和讲话稿准时准点，算土石方又快又精细。总指挥朱书记对我很欣赏，他到外面检查工作常常带上我，他的大会发言稿子差不多都由我代写，我俨然成了他的“私人秘书”。现在有些人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看成社会平等的乐园，未经历过那个岁月的青年说这种话是出于无知，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还要说这种话就是无耻。在工地上劳动我整月见不到荤菜，顿顿都是伙夫给我们打饭，顿顿饭我都没有吃饱过。在工程指挥部里天天有鱼肉吃，用餐时可以随便添饭。我的收入也比农民高多了，农民一天最高只有 10 个工分，每个工分只有 5 分钱，一个男壮劳动力一人只挣五毛，用时下的话来说那时很多人是“五毛”。我虽然还不是吃商品粮，但除了每天得 10 个工分外，每月还有 15 元人民币补贴，每天吃饭又不用自己掏钱，不时还能买到一点免票的食物和用品。当时 15 元人民币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初级工人一月也只二十多元工资。文革时在任的领导有很多特权，腐败起来一点也不加掩饰。只要哪位上级领导夸奖某生产队的“芝麻长势不错”，等到榨油后队里必定要给该领导送一担麻油。从吃到穿所有日用品，百姓样样都得凭票供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却能为自己弄到一些额外的紧俏物质。那时领导干部不时兴包二奶，但很多领导和女下属“心心相印”，某某干部喜欢某某女孩时有耳闻。倒霉的总是“国家主人”，享乐的从来都是“人民公仆”。由于能给领导“提草鞋”，我也算是沾了一点“官气”，我家里从此不受人欺负。工地上各单位都希望我能多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所以每个小土皇帝对我都很客气。深知自己的“出身不好”，指挥部领导对我没有冷眼相看，使我对这些领导格外感恩。与在工地上累死累活的中学伙伴相比，我的处境简直像梦游天堂。为了报答领导对我的关心，我常在深更半夜写新闻宣传稿。自己的稿件能被县、地区和省广播电台采用，通讯报道能在上级报刊发表，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和快乐。哪怕工作再忙再累，我都要坚持读文学作品，读革命导师的选集，读鲁迅的小说杂文，坚持写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和通讯。文革时期，我只求能够活命，只希望免于饥寒，哪敢奢望去追求自己的爱好，更没有想到去过另外一种生活，自己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活法”。真诚相信“全世界人民都在受苦受难”，我当时的“幸福指数”非常高。现在回过头来审视当年的日子，真正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领导叫我怎么写就怎么写，从不搀杂一丁点自己的主观意见，事实上我那时一丁点自己的主见也没有，我是领导表里如一的“应声虫”。什么民主体制、思想自由、个体独立，统统都在我的精神视野之外，自然也就不会成为我的追求目标。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这句名言是对现实一种无情的反讽。文化大革命时农民的生存空间其实极其逼窄。“起得比鸡还早，吃得比猪还差，干得比牛还苦，跑得比马还快”，这几句话是时下人们对跟团旅游的调侃，把它们移来形容从前农民生活倒更为贴切。“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兄弟，成年累月死死捆绑在生产队里，外出办事还要到大队或公社开介绍信，否则出门以后就寸步难行；精神和言论空间更近乎零，谁的言谈要是稍微离经叛道，谁要是胆敢和上面“对着干”，马上就会被打成“反革命”，轻则挨批斗，重则坐班房，甚至可能丢掉性命——“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由于自己的“出身不好”，我在政治上没有“发展前途”，我本人也不是搞政治的那块料，这辈子我最大的官衔就是“家长”，兄弟们常嘲笑我怕老婆，很可能至今还是个“副家长”。移河改道工程结束后，我借调到母校教初中数学和语文，我业余写作更加勤奋，发表了一个独幕剧《拾麦穗的风波》，还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和小小说。今天用艺术的眼光来看，这些“文学作品”全是图解概念，目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文学”根本就沾不上边。记不清是七七年下半年什么时候，突然听说大学招生即将停止“推荐选拔”，马上要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这个消息是从母校校长口中听到的，他本人也说自己是“道听途说”，大家都对此将信将疑。我对上大学本来就不抱任何希望，即使真的恢复高考也轮不到我，“黑五类”这样的后代怎么可能参加高考呢？在文化大革命前，“黑五类”后代上大学也有诸多限制。没过多久《人民日报》就报道了恢复高考的决定，并且我这样的青年也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对我来说是大喜过望。当时离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我边工作边看高考相关书籍，记得还看过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主编的汉语语法书。我和身边的同学都没有把高考太当一回事，尤其是我本人不相信自己会被大学录取，当时社会上还把阶级成份看得很重。带着无所谓的轻松态度进入考场，自己对考试结果还比较满意，但不敢像有些同学那样信心满满，同学老师询问时我一概都以“还可以”应付。考后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村里干部突然通知我去体检，说是我过了录取分数线。头天父亲逝世，次日就接到体检通知，此时此刻我真是悲喜交集。因历史问题连累了儿子的前程，父亲一直觉得愧对我们兄弟，他去逝时可说是“死不瞑目”，要是多活一二天他就会带着微笑离开人世。父亲生前不合时宜，父亲去世也不是时候，除了认命他又能怨谁呢？我高中班主任袁老师是我们华师校友，到填报志愿时找他商量，他不假思索就叫我填报“华中师范学院”，也即现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对我描述华师桂子山如何宁静优美，教学大楼如何气派漂亮，还说有栋教学大楼是圆顶建筑。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从来没有看到过圆顶房子，对这栋圆顶教学大楼自是无限神往。上大学前，我的梦想就是把农村户口转成商品粮户口，最想进的学校就是麻城师范学校，由于那时麻城县只有这所中专可以转户口，哪还敢奢望读大学呢？要是能被华中师范学院录取，那我无异于一步跨进了“共产主义”。毫不犹豫，我第一志愿就填报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专业就是我现在供职的中文系。接到华中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时，我的手颤抖得很厉害。我们县里“农业学大寨”，不是在山坡上挖梯地，就是把池塘填起来造梯田，不是移河改道，就是开山辟岭，要么就是筑大坝，现在看来没有一样不是在破坏自然环境，青山被挖成秃岭，清泉被污染成浊流，活水被弄成了死水。不过，那次移河改道虽对家乡有害，却对我个人“有益”。要不是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要不是我们县里启动了移河改道工程，我哪有机会进工程指挥部写通讯报道？在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不是累得半死，就可能饿得半死，我还哪有精力去写诗歌小说，又哪有心思去演算数学，当然七七年也就考不上大学。说来滑稽，我这个梦幻中的“诗人”，“碰巧”成了那个荒唐岁月的“幸运儿”，这倒应验了“国家不幸诗人幸”那句名言，你说这是幸呢还是不幸？三灰暗的日子：入学与“退学” 考取大学的几个高中同学都是读理科，只有我一人不仅是读文科，而且还是读师范学院。我们民族自古都讲“尊师重教”，但骨子里却瞧不起教书先生，古代早有“人到教书尽了头”的俗语，文革中又留传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公社书记对一位中学女老师说，“好好干，将来我提拔你去当营业员”。可见，古人认为无路可走才会去教书，“文革”时期教师的地位比营业员还低。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兴奋几天，就有亲戚和同学给我泼冷水：“干嘛不读理科呢？”“你怎么喜欢教书？”更有一位哥们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该读师范院校。虽然自己还沉迷在作家梦中，但我对自己的选择开始多少有点怀疑和后悔。我一遍遍反问自己：是否走对了道，却入错了门？因为七七年湖北省高考，语文和数学文理科是同一试卷，文理科唯一的分别是前者考史地，后者考理化。我文理基本没有偏科，高中一二年级理科比文科还好些，后来才阴差阳错想当诗人。至今我还不知道自己高考的总成绩和分科成绩，估计我的数学分数比语文还高些。高中母校也有些老师认为我不该读文科，更不该读师范学院。女人就怕嫁错了郎，男人就怕入错了行。入学前我就对自己是不是走对了路十分狐疑，对自己能不能成为作家没有谱，当了作家后是个什么样子更没有数，上大学前我根本没见过任何一个作家和诗人。填报师范学院是一时兴奋，填报中文专业更属幼稚冲动。如果填报志愿时不是咨询袁老师，也许有人建议我填报经济之类的时髦专业，或填报金融会计之类的挣钱专业。如果我父亲还健在，他也不会让我去做什么诗人梦。选什么专业，报什么学校，在我的确有点“碰巧”。看来，报考大学和选择专业，很有点像情场上谈恋爱，没有追到手的才有神秘感，有神秘感才觉得有吸引力，牵了手的就成了“家常便饭”，因而也就不知道去倍加珍惜。录取通知书写明第一年在华师京山分校就读，报到后才发现这所分校建在离县城还有几十里的乡下，京山这个丘陵地区与我们麻城老家十分相像——转来转去还是没有离开乡村。农村孩子更向往大城市，我高中录取的同学都在武汉，京山校区和周边环境让我失落感很强。高中毕业后，我是家中挣钱糊口的顶梁柱，我到京山上学，家中只有多病的老母和念中学的弟弟，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我自己在班级和年级中也不合群，主要是我的方音大家听不懂，交流起来十分困难。到京山头一个星期，与喻志丹等同学一起爬山，我说这个地方“最美丽”，大家居然没有一个人听明白。起初我以为是大家嘲笑我，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发音与普通话相差太大。种种因素凑在一起加重了我的困扰，外人看来我是“七七级”“天之骄子”，我自己却整天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更要命的是，我几个月连续严重失眠，看书和写作也了无兴趣，读什么作品都觉得没有味道，写任何体裁的东西都不满意，甚至觉得大学生活也非常无聊。大学一年级上学期上当代文学课，老师在课堂上差不多讲了一个学期的毛泽东诗词，再没有比这更乏味的文学课了。可能是自己情绪太不好，而不是老师讲得太糟糕，连自己喜欢的文学课我也厌倦了。小说诗歌实在读不下去，我后悔原先没报考理科，于是给本部教务处写信，要求转到数学系或物理系，校方回信称没有这样的先例，并要求我“培养专业兴趣”。我们六班班主任是刘兴策老师，我到刘老师住的平房里倾诉自己的苦闷，最后我向他提出退学申请。我想回家复习下届重考理科，但这话没有对刘兴策老师挑明，我怕引起刘老师的误解。刘老师听说我要退学十分吃惊，刚刚期中考试成绩我门门优秀，可我的退学理由是自己读不好中文。刘老师说考上大学很不容易，七七级又是令人羡慕的年级，你目前的成绩还不错，辅导员对你也没有任何负面评价，你这样主动要求退学实在太轻率了。没有多久我又向刘老师第二次申请退学，刘老师两次拒绝了我的请求。刘老师待人热情、细心、和蔼，我每次和他谈话都感到温暖，是他的鼓励和温暖避免了我荒唐的退学悲剧。在京山的半年真是度日如年，夜晚难以入睡，白天昏昏沉沉，医生说我是神经衰弱，现在才知道那是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已经严重到有了想自杀的极端倾向。京山半年是我一生最灰暗的日子。这次毕业三十周年聚会，同学们都到京山重温旧梦，我一个人没有随大家同去，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我再也不想见到京山！原先说要在京山呆上一年，多亏同学们齐声反对，在京山呆半年就回到武汉华师本部。暑假过后来到桂子山报到，我到校的时候是夜晚八点多钟，第二天一起床我就去找高中班主任曾说过的那栋“圆顶教学大楼”，连问几个同学都说不知道，有的还说华师没有圆顶大楼，几经打听才知道就是物理系原先的教学大楼，现在改成了学校的行政楼，看到楼上那个小圆顶，我真是哭笑不得。学习和生活环境变了，我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一些，但仍然事事都提不起精神。没有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来桂子山本部后我们年级开始上英语，我在中小学从没学过汉语拼音，更没有正儿八经学过英语。别的同学是怕记英语单词，我的麻烦是元音和辅音发不准，每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我都拼不出来。最怕老师点我拼单词和读课文，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是宋淑蕙，她每次要点人用英语对话，对我就像是大难临头。刚开始用的是一种油印教材，我一看到它便心里发怵。分班时我被分到了年级英语慢班，慢班里大多是年龄较长的同学，我可能是这个班里年龄最小的弟弟，这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侮辱。我特地请室友李建国兄帮我补习英语，我们一人搬个小板凳，在西区五学生宿舍的树下对口型，念元音，发辅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学会发音。学了几个月才能念出单词拼音，在课堂上还头一次得到了宋老师表扬。事实上，李建国要算我半个英语启蒙老师，毕业时他还把自己的英语小辞典送我作纪念。由于把精力转移到了专业和英语学习，加之我坚持天天跑步，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我逐渐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二年级以后我就觉得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现在想来，三十多年前要是糊里糊涂地退学了，以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很难再考上大学。要不是碰巧遇上刘兴策这么耐心的老师，我今天的人生肯定潦倒凄凉。患了抑郁症和要求退学这件事，只有我和刘兴策老师知道，今天在这里我向刘老师鞠躬谢恩。四实习：丢人现眼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走出抑郁症大约一年多时间，我们年级就开始了教学实习。记得新年开学后的一天夜晚，全年级开实习动员大会，散会后我一个人带着重重心事踽踽独行。上大学前我是中学的代课老师，对教学实习本应成竹在胸，照说与那些没有教学经验的同学同台试讲我可以稳操胜券。可那年中文系在我老家麻城没有实习点，全年级同学的实习学校都在武汉市内。和我一起生活三四年的室友，尚且难听懂我的“普通话”，让武汉青少年听我讲课岂不像听天书？大家明白，教学实习对师范生来说非同小可，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还是由学校分配，实习成绩绝对影响以后工作分配的好坏。在一个男权主宰的社会里，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取向大不一样，“工作”就是男人的“终身大事”——有了好工作不愁没好老婆，就怕有了好老婆却没好工作。这种情况在今天似乎变化不大，现在的青年男女比我们当年更要“理性”“现实”，因工作而与女朋友分手的男人不少，因女朋友而放弃工作的情种不多。实习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如此重要，谁还敢对它掉以轻心？实习动员大会的那天夜晚我彻夜失眠。我们班分为三个实习小组，有个组的实习学校是华师二附中。我们组的实习学校是武汉粮道街十四中，实习指导老师是教现代汉语的吴永德教授，实习组长就是经常嘲笑我方音的李建国。我与室友邓衍明分在同一个初中班，班主任王迎跃是位数学老师，也是一位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知性美女。邓衍明是我们六班的“四大美男子”之一，和这位美男子走在一起，本来就有“珠玉在侧，觉我形秽”的自卑感，加上自己的“普通话”又说得“太有个性”，因此，与邓兄的积极自信相比，我开展班主任工作不够大胆，内心胆怯做班上的学生工作便畏首畏尾。事后想来，和邓衍明在一个班实习简直是个灾难，如果与室友王祖国或雷中祥同在一班，我的信心和感觉一定会好许多，这两位仁兄的“英俊”程度与我基本不相上下。起初，王迎跃老师对我和邓衍明的态度表面上还算“不偏不倚”，一个星期以后明显就感觉到有点“冷热不均”：对我只是相当“客气”，对邓则颇多“温情”；和我只谈“工作”，和邓则兼聊“生活”，所以，邓衍明很快就进入了实习“角色”，而我的实习工作一直都“不在状态”。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教案备好了很快就要登台讲课，课堂教学最能检验师范生的“综合实力”。我讲的第一课是《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尽管我的教案得到了语文老师和吴永德老师的称赞，我对自己的讲课还是没有信心。在老家时我口头表达能力其实很强，来华师后被班里和寝室的同学笑怕了，一开口讲话就憋得脸红。一个星期二上午的第一节课，我一走进教室就很慌乱怯场，一开口同学们就暗暗发笑，一念课文同学们就笑得前仰后合，连我们实习组的同学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不知道那节课的 40 分钟是怎么熬过来的，从小到大没有像那样丢人过，我真想钻进十八层地狱，无颜面对那些小孩，面对自己的师友，面对江东父老。下课后吴永德老师把我叫到实习组办公室，首先肯定了我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坚持上完一节课的“勇气”，接着分析我这节课存在的问题。他说主要是方音太重，一读课文同学们就觉得我的发音很怪，一分析课文学生又听不懂我讲的内容，所以整个课堂不是起哄发笑，就是死气沉沉。另一个问题是我完全没有放松，我的教态和语音都很僵硬，举手投足都有点怪模怪样。他还在听课笔记本上记下了几十个字，这些字我的发音与普通话相差太远，如“永”、“玉”、“橘”、“仰”、“菊”、“矗”、“白”、“纯”、“碎”、“浮”、“默”、“贼”……用了一两天时间，吴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我的发音，有些字音我怎么也读不准，有些字音念准了，整句读起来又变成了方音。仅仅念“永”字就憋得我全身出汗，吴老师也急得摇头叹气；我已经完全绝望，吴老师好像也不抱希望，但口头上还在鼓励我：“别泄气，世上无难事，只怕没恒心。” 登台讲课两周以后，我班上有一位同学的母亲跑来跟我的语文指导老师大吵大闹：“如果还让那个小戴老师讲课，下周我女儿就不来上学了，这个老师讲课她一句也听不懂。真不像话，让这种人来误人子弟！”这位家长吵架时我正好就在旁边，她并不知道我就是那个“误人子弟”的“小戴老师”，否则说不定她要对我破口大骂。这一幕不知实习组是否有人看到，这件事我始终没让吴永德老师知道。报喜不报忧的“优点”人人皆有，只是在这一点上《人民日报》比我还要在行。等“闹事”的家长走后，语文指导老师安慰我说：“小戴，你的业务能力还是很强，你的教案备得非常漂亮，你回到麻城老家一定能做个好老师。”听了指导老师这番安慰，我真想一头在墙上撞死。一离开麻城我就不想回麻城了，“谁不说俺家乡好”这话太绝对，我家乡算是穷山恶水，不然怎么会出那么多闹革命的将军？再说，上大学前我在老家的“相好”是个武汉知青，我上大学不久她也回到武汉，即使我愿意回老家，她又岂肯再回麻城？实习的 40 多天里，我几乎夜夜失眠。正当我在讲台上上演“悲剧”的时候，实习组的其他同学正忙着排练“喜剧”。如今不管哪所大学里都是阴盛阳衰，那时我们年级和班里却是男多女少，所以很多女同学后面都有一群追求者和暗恋人。叶翠蓉同学与我们同在一个实习组，而且她此时又正“名花无主”，实习组里至少有两个老兄正跃跃欲试——李建国和雷中祥都名列其中。是否付诸行动尚不得而知，但雷中祥喜欢叶翠蓉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雷兄外表谈不上风流潇洒，但骨子里可是柔肠千结，像他这种男人一痴情起来就痴得要命。只可惜，这位老兄在情场上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与我们年级另一才子李旭兄属于同一种恋爱类型：只运球，不投篮。建国兄是另一类采花者，头脑灵活，伶牙俐齿，是情场上敏捷的狙击手，谁要是不幸成了他的情敌，即便躺着也要中枪。就算你与恋人正在谈婚论嫁，他也可能从密林里杀出来“横刀夺爱”。他对叶翠蓉早有“好感”，到实习的时候才露出“苗头”。这家伙在恋爱这种事情上最能“知行合一”，一经决定便雷厉风行。有一天他勇敢地邀叶“出去走走”，想不到叶翠蓉不冷不热地对他说：“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有什么好走的。”李兄这位情场上的常胜将军，这次竟然败得一塌糊涂，“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听建国兄在宿舍里哭丧着脸倾诉，我们因此为他难过了好几天，后来因此调侃了他一辈子。说实话，叶翠蓉的确值得他们暗恋和追求，她给我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实习时她那从容大方的教态至今还历历在目。在校念书的时候，任绍文和叶翠蓉与我们寝室的同学分在一个小组，大家经常在一起参加政治学习和课程讨论。任绍文是我们的大姐，毕业前又得知她与熊忠武正在热恋，忠武兄在我们班上一直威信很高，我们这些小弟弟无不把他视为兄长，因此大家对任大姐可不敢有“其他想法”。叶翠蓉年龄上与我们十分相近，每次讨论发言她都雄辩滔滔，叫人不得不由衷佩服。聪明的女孩很多，纯朴的女孩也不少，又聪明又纯朴的女孩在这个世界上可不好找。不过，我更多地还是欣赏她的才情与灵气，那时我早有自己的“相好”，即使没有“相好”也不敢吃天鹅肉，比起她的口若悬河来，我是个结结巴巴的笨蛋，连李建国这样班上的活跃分子，她都不想陪他“出去走走”，更何况像我这种组里的“实习差生”呢？顺便说一句，从王玲玲大姐到王莹丽，我们六班的女同胞毕业以后，在家里是贤妻良母，在单位是业务骨干，可惜只有任绍文一人成了我们的“嫂夫人”，其他所有人都成了人家的新娘。在我们六班开花，在其他地方结果，情何以堪！当然，造成这种局面双方都有责任，我们男同胞不敢豁出去“冲锋陷阵”，女同学又不愿放下身段“暗送秋波”，一方少了点勇气，一方多了份矜持，致使“两好”最终不能合成“一好”。悲催！言归正传，还是来说说与我同在一个班实习的邓衍明吧。姓邓的这混蛋是那次实习最大的赢家，他实习成绩门门优秀早在预判之中，抱得美人归则实出意料之外，让自己的指导老师自愿降格为自己的女朋友，情场上这般魅力和手腕我心悦诚服。这小子脸蛋“好”外加演技“高”，除了服输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是实习小组唯一的输家，组里所有同学的实习成绩不是优秀就是良好，只有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合格”。雷中祥和李建国实习都有上佳的表现，情场失意不过是“题外损失”，热恋和失恋只算实习的“场外花絮”。回校那天我与实习组长建国还大吵了一架。然而，吵架归吵架，成绩归成绩，如果较真起来，我的实习成绩可能还不够“合格”，我不只拖了全实习组的后腿，也给母校华师中文系丢了脸。老祖宗传下“丢人现眼”这个成语，好像专门为我这次实习“量身定制”。实习归来，十分迷惘。当作家对我已是浮云，当教师也变得希望渺茫，我一遍又一遍地自问：“路在何方？” 五考研：无奈之举据传，海明威曾半是自负半是俏皮地说过：天才写，庸才教，蠢才听。我至今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出处，也许是别人添油加醋的附会。不管是出自何人之口，这句话并非完全胡说八道，学术与创作虽然没有可比性，但研究李白的学者与李白本人，其意义和地位显然不在一个层面；靠讲授海明威混饭吃的教书先生，又哪能与海明威本人同日而语？当然最高层次的思想家容当别论，作家和诗人更新我们的感性，思想家改变我们的世界观。过去我没有想过要考研究生，更没有想到要“搞学问”，既没有这个野心，也没有这份才气。我的人生理想是到报社当记者，心有余力再写点小说和诗歌，从没有把教书作为自己的职业选项。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无论教中小学还是教大学都没有什么意思。法国古代有这样一则笑话，某人打听一位老朋友的近况，别人告诉他说：“这位老兄不是死了，肯定就是教书去了。”可见，“教书”和“死了”没有太大区别。我为什么最后想到要考研究生呢？说来心酸。同窗四载，室友之间虽免不了偶有磕碰，但我们六七个哥们相处得倒相当融洽。各人成长环境不同，相互年龄差距较大，可大家并没有什么隔膜和顾忌，每当茶余饭后，我们几条光棍便海阔天空地胡侃：议时政，谈读书，讲趣事，聊女人……回首当年这种“兄弟怡怡”的美好时光，环顾眼下弟兄们天天在家侍候老婆的黑暗日子，“大学生宿舍”简直就是我们这一生中的“桃花源”。我们六班许多同学是我的诤友和益友，或对我的生活多有照顾，或对我的读书很有帮助，或对我的学习常加鞭策，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到亲切温暖。室友中我和王祖国交流最多，一是我觉得他比较聪明，大家都戏称他“小黑格尔”，他也觉得我不是太笨，正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因而彼此多少有点惺惺惜惺惺；二是他基本能听懂我说的“普通话”，所以很少嘲笑我的麻城方音，与他交流起来比较轻松随便；三是他的性格比我还要孤僻，在年级同学中不是那种场面上的“名流”，我们大家都彼此彼此，在一起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因此，同寝室三四年来彼此形影不离——“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从个性上说，我喜欢并渴望和同学们交流，可是，只要我在教室和寝室一开口，我的方音就会引来嘲笑，越被人嘲笑我就越不敢开口。有一天学英语学烦了，室友刘国斌对我说：“建业，干脆你把麻城话教给我吧，我听你说话和听英语差不太多。”为了避免被同学模仿成为笑柄，每天早晨背古文和英语，我总是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至少要“侦察”一下左右有没有同班或同年级同学，这才开始朗诵和背诵，很长一段时间我一人跑到元宝山将军村背书。有一次我在寝室背刘禹锡的《乌衣巷》，一不小心让李建国听见了，姓李的模仿能力又很强，当天夜晚熄灯后他便惟妙惟肖地模仿了一遍：“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逗得寝室的兄弟们哄堂大笑。又有一次我在学生寝室五栋前面的树下朗读徐志摩诗歌，又被李建国“偷听”到了，他夸张地模仿我那种独特的麻城方音，“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不只没有一丝一毫的“温柔”，反而让人大倒胃口。现代汉语这门课的普通话部分，对我来说是不可翻越的“蜀道难”。朱道明老师教我们普通话，记得有一节课她老人家点同学们起来朗诵课文。李建国的普通话说得比较标准，那天我叫他坐在我旁边，轮到老师点我的时候，他细声念一句，我大声跟一句。朱老师还不知道我们在作弊，她以为是旁边的同学在说闲话，马上说：“大家不要说话，听建业同学朗诵。”李建国一“不说话”，我也就“不会说话”。周围的同学都抿嘴哧哧暗笑，那尴尬的场面叫人无地自容。班上同学拿我的方音开涮已成习惯，我被调侃多了也感到比较“自然”，开始对调侃我的同学十分恼火，调侃久了就变得非常麻木。但是，同学们的调侃可以满不在乎，以后的工作难题又如何面对？特别是实习铩羽而归之后，这一问题变得异常严峻。我对自己能否当个好老师毫无信心，去行政部门做秘书又很不情愿，文革结束后已经没有“活命”的生存压力，自己不愿再回到衙门里当领导的马屁虫。左思右想后才决定考研究生，读研究生后人生或许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将来的工作也可能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实话实说，考研究生是我在穷途末路时的无奈之举。能否考取研究生尚属未知数，但大三以后我有些有利条件。譬如，英语我已经从慢班进到了快班。我托王玲玲大姐从北京带了一本《英汉小辞典》，那本辞典共 10000 多个单词。白天拼写单词，就寝后在床上默背，背了忘，忘了又背，大约用了一年多时间，我从第一个单词背到最后一个单词。这些单词后来成了我阅读英语专业文献的基础。我学的虽然是哑巴英语，但阅读文献大体还行。三年级下学期我读了多本英语简写本小说，记得第一次读懂这种简写本小说时，我自己不知有多高兴。英语是读研究生的拦路虎，此时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困难。专业课我虽然常常喜欢逃课，但每次逃课都是在图书馆看书。与现在大学生只看教科书大不一样，我们七七级同学专业基础课都学得还比较扎实，如古代文学、文艺理论、外国文学和现代文学等，大家都读了不少经典名著。古代文学几个任课老师的课堂教学都很吸引人，由于自己过去喜欢写诗，所以对唐宋文学稍稍熟悉一些。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课，我们班的同学特别重视，彭立勋老师讲美学后还激发了大家学美学的热情，李泽厚《美的历程》刚一出版，我就跑到书店去买了一本，还跟着其他同学一起到武汉大学去蹭刘纲纪先生的美学课。室友王祖国喜欢看理论书籍，对我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我后来理论兴趣的养成，既有时代风潮的鼓荡，也有老师在课堂上的指引，还有王祖国这些同学的影响。当时准备考研究生不是因为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不是因为有强烈的学术追求，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人生出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人和俗人，未曾立志搞“大学问”，只是决心过“好日子”——这才是我报考研究生的宗旨。哪知天遂人愿，我又碰巧考上了！读研究生后我才惭惭明白自己喜欢干什么，自己能够干什么，社会需要什么。一旦意识到自己是个百无一能的书呆子，喜欢读书却没有才气，想搞创作又缺乏想象力，从此不再天马行空地幻想。逃避教书最后又不得不回头教书便是我的人生结局。《警世通言》中那句名言道尽了人生的无奈与辛酸：“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六人生：一切都由上帝说了算一位法国思想家认为人的一生全由“偶然”组成，“荒谬”就是人生的本质与真相。细细想来，从出生一直到坟墓，我们从来都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还没有与我们商量的时候，父母就把我们给生下来了；还没有经过自己签字同意，我们就被拉到火葬场去报到。假如我们不想在此时此地出生，假如我们不想患上癌症怪病，假如我们不想穷困潦倒，假如我们不想要这对狗男女做自己的父亲母亲，假如我们不想做男人或不想做女人……所有这些都由不得我们自己作主，一切都要等老天——或上帝——说了才算。单说我个人吧，我一生的每一步都是“碰巧”——要是高中时我喜欢的那位天使不爱文学，我肯定就不会发愤学习写作；要是我办墙报时拼凑的那几首烂诗没有被小报发表，我肯定不会幻想当什么作家诗人；要是不曾幻想当作家诗人，我肯定不会填报中文系；要是我在中文系读书时能言善辩，我肯定不会去报考研究生；要是没有去读研究生，我的人生肯定就是另一种“活法”…… 前天我读到的一篇科普文章，统计了世界上三百多名百岁以上的寿星，发现这些寿星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千差万别，他们之中有人喜欢大睡懒觉，有人喜欢跑步锻炼，有人喜欢吃肥肉，有人不沾荤腥，有人喜欢早睡早起，有人却是地道的夜猫子。医学家现在发现寿命的长短，约70%取决于各人先天的遗传基因，约30%才受制于后天的生活习惯。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不就是“碰巧”吗？你“碰巧”遇上了什么样的爹妈，他们就会赋予你什么样的遗传基因。理论上人人应当生而平等，现实中人们却一出生便不平等：有人生在皇宫，有人出自茅屋，有人天生丽质，有人丑陋不堪，有人才华卓越，有人愚昧迟钝……这一切并非本人的勤奋努力或疏忽大意，完全是取决于冥冥之中的遗传“碰巧”。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国家的未来尚且没有任何确定性，个人未来更难有可以把握的预期。一个领袖的个性就能决定社会的风尚，一场政治风波也可能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向。此刻正刮着北风，下刻没准吹来东风，谁知道呢？我们的人生由不得自己选择，“人生规划”往往都变成了“人生笑话”：盼长生的最后短命，希富贵的反而贫困，想高升的后来贬官，求美名的到头来臭不可闻……当然，你可以给自己的人生下注，但掷色子的上帝才决定输赢，整个过程都充满了极大的偶然性，“碰巧”左右了我们的一生。连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在人生的赌场上也没有任何胜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他对老天的埋怨，也是他对人生的哀叹。不仅成败充满了偶然，婚姻也完全由于“碰巧”——其喜剧形态是“巧合”，其正剧形态是“凑合”，其悲剧形态是“苟合”。我们常说的男女“终身大事”，其实比大妈上街买菜还要随意、随机、随便，每人组成家庭不是在自己同学同乡同事中“就地取材”，便是托身边的亲人友人熟人帮忙介绍，大妈上街买菜总要到蔬菜市场上货比三家，她可以精明地讨价还价，还可以冷静地东挑西拣。除非碰上了“三年饥荒”和“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贫困的年代，否则，蔬菜的货源肯定比男女“对象”的“货源”要充足得多，因而买蔬菜比谈朋友有更大的选择余地。麻烦还不仅是周围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对象，而且还在于根本不知道应找什么人做自己的对象。你观察一下周围的男女就会发现，糊涂蛋也清楚自己喜欢吃什么菜，明白人却不明白自己应该娶（嫁）什么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婚姻必然是一种人生的遗憾：当我们结婚的时候，自己并不知道应找什么样的人；等自己明白应找什么样的人时，我们通常又不可能再去结婚。男同胞择偶主要听从“下身”使唤，凭道德理性来择偶的男人，不是“圣人”就是“病人”，我们不是因为结了婚才有冲动，而是因为有了冲动才去结婚。在这点上，女性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没听说过“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人们总以“千里姻缘一线牵”来解释婚姻中的“巧合”现象，实际上，“天意”便是给我们牵线的“媒人”，婚姻便是上帝为青年男女“乱点鸳鸯谱”。难怪有时“碰巧”把鲜花插在牛粪上，有时“碰巧”让武大郎娶到潘金莲，弄得成家的男人往往抱憾“生小不相识”，婚后的女性更常常感叹“恨不相逢未嫁时”。既然人生的成败、穷达、祸福、姻缘、寿夭，统统决定于一些极其偶然的“碰巧”，只有白痴才会为得失而焦心，因穷通而烦恼。无忧无虑地过好自己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才称得上世间的“通人”和人生的“达者”。兄弟们，七七年我们“碰巧”搭上了时代的“便车”，这才有缘聚首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头，沐南湖雨露，染桂子清香，让我们珍惜自己的过去，也珍惜自己的现在吧。我们这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一生，如果赢了，别得意；如果输了，别在意！附记： “七七级”绝非一篇文章可以说完，人生苦乐也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想说的东西太多了，反而不知从何说起。去年毕业30周年聚会上，同学们一致决定要编一本纪念文集，聚会一散“决定”便成了“不定”，纪念文章自己也迟迟没有动笔。4天前，王泽龙兄在餐桌上向我催稿，说《广西日报》社长李启瑞同学对此非常热心，文集拟送商务印书馆出版。于是，我这几天昼夜奋战，匆匆草成此稿，以此纪念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感谢当年的受业老师，怀念桂子山上的同窗。 2014 、1、8深夜; 个人分类: 杂谈|15556 次阅读|56 个评论

你我都知道的一个实例--谈交学费: 热度 15 lin602 2013-2-19 08:17; 网上不少博主认为，研究生交学费可以令研究生们好好学习，当然大学生也在内。我举个实例，上面说法未必正确。我是恢复高考第一届的大学生，1977级，我们那时候上大学，学费是肯定不要交的，发助学金的面可能会达到一半以上，甚至三分之二，我们班有一半的人是全额助学金，不但伙食费全部解决，我们当时还有每月四元的零花钱（当时零用够了，我还有点点节余用于回家路费，四年大学，回家三次），这些钱够许多同学不要向家里要一分钱都可以了，每二年补助一次回家的单程路费，四年还补助一次棉衣费，寒暑假仍然发助学金（各学校不太一样，有的学校寒暑假不发助学金）。但是，1977及1978级的大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与自觉性是有目共睹的，不能说空前绝后，但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超过的，特别是网上年龄大点的当时任教师的老师们都有这体会。网上这二级毕业的博主们也会回忆那时的学习热情。后来大学生们交学费了，但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们与我们那时代的大学生们学习热情是没有办法比的，不完全是扩招的原因。教育的体制、管理及社会的导向起根本性作用。学习认真与否与交学费不一定相关。; 5416 次阅读|36 个评论

一剪梅 -- 读卫军英老师《我的77级：为了过去的纪念》有感: 热度 9 BlueAdagio 2012-3-17 11:15; 一剪梅 -- 读卫军英老师《我的77级：为了过去的纪念》有感那天读到军英兄的《我的77级：为了过去的纪念》，感慨万千，匆匆写就一支《一剪梅》聊表心意，贴在了博文后面的评论里。贴完后又觉得不大满意，后来看到军英兄和我的七律（见下面），还有湘明兄去年秋天的大作《水调歌头感同学三十年重聚》，越发觉得自己的还需要继续砥砺。填这首一剪梅，其实我最先想到的是尾句“往事随风”，决定用这个词牌为的也是将就这一句。另外我也想通过上片反映77，78年的时候这个古老国度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整首读下来总觉得有点婉约过度大气不足，结句也似乎不够理想。刚才突然记起易安的那首《渔家傲》，一气呵成了一首风格有所不同的《一剪梅（二）》，并仅以他们（第一版第二版随便挑）作为礼物送给仍然艳比虞美人帅过贺新郎的77级的前辈们；或者用更六一更卡哇伊一点的说法，就是送给咱们77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啦！貌似有严重的拍马屁的嫌疑。。嗬嗬，不管怎样，也不管我们头上的是青丝还是白发，发菜还是粉丝，发菜粉丝煲还是粉丝烩发菜，或者更in一点- 斑马式的发型。。。愿青春常在童心永驻。一剪梅（一）霞彩初升沐古城。银柱雕阑，烟翠湖澄。春色初染柳新萌。念少年时，志远情恒。三十年来各征程。长记音容，不改心盟。月犹常缺岁留痕，悲喜离逢，往事随风。一剪梅（二）晨旭初升沐古城。雕柱溶金，霞舞空澄。梅红新吐柳丝萌，忆少年时，志举风鹏。三十年来各征程。一阙阳关，几许纷呈。月常圆缺岁留痕，潇洒华年，再语春风。附：卫军英老师的七律聚望神州气若山，浩歌挥别泪泫然。青春自许倚苍发，壮岁无功愧红颜。世事从来多歧路，人生自古道维艰。春风一别三十载，又是梅花二月天。后记：本来觉得第二版可能更适合做礼物一点，博文发表了以后湘明兄和毛毛博主都觉得第一版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就索性改为（一）和（二）一并贴出来啦。希望以后能把他们改得更好; 个人分类: 诗词创作|3693 次阅读|33 个评论

七七级的故事 (1): I had no choice…: 热度 4 zuojun 2012-3-12 07:32; How did I end up studying Marine Meteorology in college and getting a Ph.D in Physical Oceanography? A young friend asked me: “By the way, you chose to become a physical oceanographer or just by chance? Then do you like your research?” In this Blog, I will try to answer the first question. As you can tell from the Blog links below, how lucky one would feel just to be accepted by a college in 1978. I was in the countryside by then (another story for another time), though I could have stayed in Hangzhou because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in the summer of 1977. I didn’t think “change” would come so soon, and I didn’t want to be a factory worker (another story for another time). After having worked through the autumn harvest season, I knew I would not have time to improve my test scores in the countryside with daily labor (no weekends for farmers), limited foods (no meats until holidays or harvest season), and no electricity. So, I w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that wanted me. Luckily, I got decent Gao Kao scores, and my file was given to SCO (Shangdong College of Oceanography) before HD (Hangzhou University) and ZJCMS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School—they promised me a spot because I lived in their faculty housing) had a chance to pick me. SCO was my third choice on paper, but my true love then—I can go far away and escape my parents’ supervision. I applied to its Chemistry Department, and was accepted by Ocean Department, which has two majors: Marine Meteorology and PO (Physical Oceanography). My father was not “nobody,” so he went to the admission office in my district. He said: “My daughter never asked to study Meteorology.” He was very concerned, because a colleague of his graduated from ND (Nanjing Univ.) and said only 2/3 of the freshmen eventually graduated from Met Dept after five years of hard work. Well, there was no use, because I had my second choice of studying Math in HD, and “Meteorology needs lots of Math.” In another word, it was a match made in heaven by our great party, who decided my fate for me, or everyone else’s fate for him/her. I was a perfect product of the regime: I would be a good student, or a good worker, or a good farmer no matter where I was sent to. This is because I was taught to “Listen to the Party.” I did one bad thing in college, that is, I didn’t follow one of the school’s rules--not to date. So, I was worried about being sent to a remote place after graduation. In fact, I would have been sent to Zhoushang Island, had I not managed go to graduate school in ZD (Zhongshan Univ.). I never liked Met, but I worked hard to get very good scores for most of the classes I took in college. (You can say I was more like a robot when it came to a test time.) Since I had no time to study for another topic (and maybe I didn’t know what I truly love to do for my life), I took the test and managed to go to ZD even though I was pretty sick of schooling after four years in college. Here, I have to mention Zhang Lao Shi, to whom I am indebted to forever. He graduated from SDO many years before I, and he was from Zhejiang. So, he took me under his wings. He told me that the Met Dept in ZD was weak and that I should consider going aboard, the only thing that ZD could offer me--a stepping stone to a foreign country. I didn’t take his advice seriously, until the first tsunami of going aboard swept me and many others like me.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I wanted to study ENSO, a hot topic even today for some meteorologists and oceanographers, and I ended up in the ocean because my adviser in Florida didn’t have funding to work on ENSO. (Note: Quite a few of my PO colleagues were meteorologists first, though vice versa also can be true.) To be honest, I never thought much about life until I was 40+. Before that, I was merely a drifter, going with the main stream… Others Blog on the same topic: 纪念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99do=blogid=544884 我的 77 级：为了过去的纪念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8418do=blogid=545188; 个人分类: Tea Time/Coffee Break|2996 次阅读|9 个评论

‘高考1977’电影，不能引起我的共鸣: 热度 6 lin602 2012-3-8 22:56; 今天晚上看了电影‘高考1977’，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引起我的共鸣。我经历了那个时期，经历了那个特别的阶段，也经历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电影中的那些片段，那些人物，那些对白，让人看了‘不太象’。特别是那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语言与行为，让我看了觉得那不是那个时期的人物似的。作为普通人，当时没有那么多的‘高层新闻’，没有那么好的‘政治觉悟’，没有那么深地对这个事件的‘清醒认识’，也没有那么快地对邓小平的认识。好象恢复高考考生报名也没有那么多的‘不顺利’。只知道可以高考了，可以‘撞大运’了，而且那是概率非常低的‘奢望’。只知道可以离开农村，可以碰碰到梦想的大学，不用每天只挣几角钱，更不用对干部子弟开后门上大学而羡慕了，有时候有点挣口气的感觉。可能我们所处的环境与电影中不一样吧。总体感觉故事情节有点‘过’。不经历那个时期，是无法感受与比较的。; 2555 次阅读|11 个评论

中山大学七七级化学系毕业30年聚会来函: 热度 1 lin602 2011-7-29 07:30; 今天收到我班同学来信，主要内容为明年举行毕业30年聚会，在此晒晒，供一乐。中大化学院 77 级各位学友：阔别 30 年，各位可好？在此太平祥和之年，万物盛旺之季，阳光明媚之日，芳草飘香之时，我们向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同学发出倡议：毕业 30 周年在即，归来吧！让我们重聚花城，再回康乐，共忆往事，重温旧我，叙当年友谊，诉人生阅历，谈前半世成就，展后半生怀抱。三十年，万余日，你或成就斐然，或历经坎坷，或万事顺遂，或不尽人意。没关系，都到这里来吧，让我们展开怀抱，敞开心扉，同举金杯，共饮美酒，放声高歌：“又过三十年，我们重相会，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 遥想 34 年前，在绵绵春雨中，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在十年浩劫之后，作为第一批考试入学的大学生，从北京、四川、陕西、河南、湖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海南、香港等地，首聚天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诞生了我们共同的集体——中山大学化学系 77 级，开始了我们的求学之路。往事历历在目：军训中摸爬滚打，珠江夜游时两岸灯火，东九、中八中挑灯夜读，新春佳节时同学欢聚，图书馆前的长队，化学楼中的实验，曲径红楼边漫步，珠江之畔徜徉…… 2002 年，夏雨连连。中山大学化学系 77 级同学重聚康乐，欢庆毕业 20 周年。初会西招，欢聚丰盛堂；游览故地，珠江再夜游；观新区美景，赏南国风光；回首往事，畅叙别情，展望未来，其情之切、意之深，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三天后我们又分赴各地，天各一方，可谓相别何遥遥，相见何匆匆。但我们的心相通、意相连，中山大学化学系 77 级——我们永恒的集体，已经将你我永远连在一起。明年，我们将迎来毕业 30 周年的日子，让我们放下手头的一切，带着美好的祝愿，奔向羊城，奔向康乐园，共聚在我们美好的母校——中山大学。亲爱的同学们，归来吧！聚会时间安排就没有转了，谅！; 4618 次阅读|1 个评论

你们为何不等我一起进天堂？: lin602 2010-5-7 21:46; 5月4日，一位中学同学从国外回来，我们几个中学校友聚会。闲谈中，得知与我一起考上大学的一位考友走了，因为他重病数年了，既惊讶，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他及他家人不让其他人知道他的事情，只有参加这次聚会的这位他的铁哥事后半年才知道。感叹人生无常，上帝也不是对每人每事都是公平的。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一批人一起复习高考，我们的中学---盐城市时杨中学，当时有一批非常好的教师，教学质量很好，我们几个一起复习的考友考上了四个七七级，一个七八级（我们乡还考上其他十多人，但不与我们一起复习）。对于我们在农村靠劳动而生活的孩子来说，当时是一件无限风光的事情，也曾经作为当地家长教育孩子们好好学习的模型。我们曾经胸怀大志，要做一番事业，要为家乡为家人争光。但是，我们这五个人，已经有四个到天堂等我了。只有我一人还能够喝酒，还赖活在这个世上。在南京化工学院（现南京工业大学）就读的一位考友毕业后在一大学工作，于42岁离开人世（1996年）。山东建材学院（现好象是济南大学）的一位考友，曾经是南京一研究设计院的所长，人非常能干，在51岁时离世（2004年）。在大连海运学院上学（现大连海事大学）的一位考友（相对来说，他由于当时家在城里，复习在城里时间多，他在农村插队时与我是好朋友，当时经常交换学习资料，也在我们乡参加高考），已经在他的母校学术上做得非常好了（几乎达一级学科带头人），也于48岁走了（2005年）。最近听说的这位考友，当时考上同济大学，去世前在深圳工作，也于53岁（2009年）离开了人世。离世原因都是得了不治之症。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为什么这灾难全发生在我的一批复习高考的考友身上？每听到一位考友离开人世，经常呆坐在那里，心里充满着无限的悲伤与凄凉。感叹这命运的不平，感叹人生的不测，更感叹在自然面前，人是如此无能为力。即使按照概率，也不应该有这样高的比例呀（80%）。想想这些，有时候让我有种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念头，有时候让我有种好好珍惜生活、好好工作的冲动。有时候不知道人生活在世界上意义到底是什么，有时候又觉得与他们比起来，自己是非常幸运该知足了。曾经与我一起战斗的朋友们，走好！为你们祈祷！在我的生命中，有与你们一起奋斗与苦乐的经历，我们一起做题，一起讨论，一起考试，一起享受被大学录取的欢乐，还有二、三十年的朋友交往．谨以此文，献给我的这四位朋友们！; 个人分类: 未分类|3841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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