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5年写的一篇文章，未发表在正式纸媒上，只发表于互联网上。今重贴于科学网。） 摘要：本文在简单介绍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建设历程、成就、下马过程和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SSC的经验教训对一个国家开展大科学工程研究提出的几个问题：如何确保大科学工程研究的持续建设与运行的费用，如何预测大科学工程研究的预算费用的涨幅，大科学工程研究中谁最具有发言权，大科学工程研究如何面对来自任务导向的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竞争，多方参与的大科学工程研究的政治风险如何避免；最后列举了SSC对我国开展大科学工程研究的几点启示：大科学工程研究需要全过程和全方位的交流，运行和管理要更加严格和规范，要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和财政政策的变化，要考虑国际政治风险，在领域选择上要更加谨慎。 大科学工程研究是指需要投巨资建立一个大型的科研装置，众多科学家利用这个装置开展相对集中的研究，如粒子加速器、空间站。由于大科学工程研究需要巨额的建设投资和运行投资即研发投资，一旦上马就面临着资金的巨大压力，具有极大的风险性。本文以美国的大科学工程研究项目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简称SSC）的建设和下马为例，来说明开展大科学工程研究面临的问题。虽然SSC项目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它对大科学工程研究的开展仍然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1 SSC 的建设和成就 1）建设过程。 从建设历史来看，SSC经历了科学家倡议发起、政府小额资助进行前期研究、项目可行性分析、政府通过法案正式立项启动、政府大规模拨款建设、项目下马听证、政府通过法案正式停止建设、善后处理等一系列非常正规的过程，科学家、工程师、各级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多方面的人士参与其中。 理论物理学家已经从标准模型理论上阐述了自然界存在四种力：引力、弱力、电子力和强力（核力），弱力和强力的载体是原子核层次到夸克层次的微粒子。实验物理学家需要通过加速器实验来验证和扩展这些理论。带电粒子加速器是高能物理研究的重要实验工具。加速器的发展经历着从同步加速器到环形加速器再到对撞机的三次革命，其质心能量从MeV级到GeV级再朝向TeV发展。美国政府从二战结束就开始支持高能物理的研究，并在美国建立了多家加速器实验室。在1978年到1979年召开的一系列未来国际加速器发展的会议上，科学家开始讨论质能达到20TeV的质子对撞机，1982年美国科学家最初提出了超导超级对撞机的设想，1983年秋天美国能源部批准了正式的研究，同年12月开始研究20TeV的对撞机的技术与经济可行性；经过大约150位加速器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的努力，1984年4月，形成了基于不同类型的超导磁体的三种不同的技术可行性方案，并给出了三种方案的经费预算。1984年秋天，形成了以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为主体的中心设计组，由Maury Tigner 教授领导，由大学研究联合会管理。 与此同时，五种不同的磁体的选型设计也交给了加速器领域的其他五家国家实验室（如布鲁克文国家实验室、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等）。1985年，磁体选型确定。 1986年，约250位科学家与工程师参与的中心设计组完成了核心设计报告。1987年1月，经总统同意，SCC工程正式实施，选址工作开始。1988年，从43个地址申请中，由国家科学院组织专家筛选出7个地址，交给能源部裁决。1988年10月，国会预算管理办公室对SSC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建造SSC的潜在风险与利益的评估报告，对比其他几项加速器项目后，该报告给出了SSC风险最低的结论。1988年11月，得克萨斯州埃里斯县被确定为最合适的地址。1989年1月，SSC实验室建立，由Roy Schwitter 教授指导和大学研究联合会管理。在实验室负责人的指导下，一系列国际咨询单位也产生了，包括科技政策委员会、项目咨询委员会和设备咨询委员会。实验室早期的任务之一是针对地址的方案设计，于1990年7月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也相继完成。1991年第一批主体工程在15号工地（磁体研发与测试实验室）动工兴建。围绕主要设备的设计和施工同步推进。整个工程分为四段，第一段环形加速器低能助推器为600米，第二段中能助推器为10.8公里，前两段都使用电阻磁铁产生磁场；第三段高能助推器为10.8公里，最后一段是87.1公里的对撞环，后两段使用超导磁铁产生磁常1993年1月，隧道开始施工。到1993年秋天，挖掘了大约23公里的隧道。与实验室同步进行的是实验项目的申报与审核工作。国际上的科学家共提出了21个各种主题的研究项目。初始的实验项目包括两个大的、用于综合目的的探测器和几个小的、用于特定目的的实验。1992年4月和1993年4月，两个大型实验的任务得到了批准，这些涉及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00个研究机构和2000个科学家。一系列的教育项目也延伸到了研究型大学、一般学院和高中的教师和学生。 2）SCC取得的成绩。 美国高能物理学家们认为经过几年的努力，SCC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在科学政策方面，SSC得到了里根、布什和克林顿三届总统的支持。1992年，戈尔副总统会见7位诺贝尔奖得主时表示，一定全力支持SSC。能源部也已申称把SSC作为科研项目的首眩已经签署的45000份合同惠及了48个州，其中大部分合同是与德克萨斯州之外的其他州签署的。能源部估计，SSC至少创造了7000份工作，其中与国防相关的企业得到了比四分之一更多的好处，有利于军民结合。 23000多个学生和教师通过SSC的教育计划得到了数学和科学技巧的培训，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SSC是大项目和小项目的混合体。100多所大学的研究机构参与了试验，其中很多是只有几个科学家的小组。SSC是一项投资未来的项目。如果推迟10到20年，美国科学家只能放弃前沿科学，一代学生将被失去，届时再也没有合适的物理学家人选了，50年建立起来的高能物理研究基础将崩溃。继续开展SSC，有利于维持美国在物理研究的领导地位。 SSC的技术溢出效应十分明显。例如，加速器和检测器技术广泛用于医疗、诊断，用于癌症治疗，超导磁体的研究有利于超导电缆的开发，等等。 1992年，所占经费只是全年联邦政府RD投入经费的0.6%。整个项目预算为83亿美元，其中已经投资大约20亿。项目进展完成了20%。对撞机隧道的70%的合同已经签订完成，所有合同都低于预算，所有的关键性工程已经完成或者列入了议程，特别是关键性的磁体测试已经完成。而且，美国已经和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印度）签订了合作协议，能够得到一些合作资金。 2 SSC 停建的过程、原因和善后处理 对大科学工程研究的评价明显不同于基础研究项目的同行评议，那些被科学家和工程师强调的好处和成就并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多数议员的认同，SSC也因为国会的强烈干预而提前下马。 1）停建过程。 导致SSC关闭的直接原因是1993年年初审计总署（GAO）做出的对项目不利的报告。经过对整个承包合同的分析，该报告认为，整个项目费用超支，进展滞后。 例如，付给建筑师、工程师的服务费和基础建设费在预算12.5亿美元的基础上会超出6300万美元，完成项目的总费用增加和工期则难以估计。能源部实行的控制建筑费用的建筑成本策略会导致建筑商取消、减少、延迟某些结构工程，从而削减SSC的实验能力，危害实验研究。能源部只能从外国获得4亿美元的资助，使17亿美元的超支仍有14亿美元的缺口。该报告的结论是，要完成该项目，国会将面临着增加联邦资助的巨大压力。 实际上，从一开始，SSC就遭遇到了不少非议，因为这样的大科学工程研究项目挤占了其他项目的经费。1988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报告《建造SSC的潜在风险与利益》中指出， 5年之内，SSC可能会占掉全部联邦资助基础研究的6%～7%、占物理科学的13%。除非国会提供其他相关领域经费实质性的增长，SSC就会挤掉其他基础科学研究。一些著名科学家也加入到了反对的行列。例如固体物理学家、1977年诺贝尔学奖获得者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公开指责能源部官员向国会撒了谎，而SSC的科学家则对失实之处保持了沉默；刚从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退下来的科学家布洛赫（Erich Bloch）在1991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表示，SSC的经费增长120%，其他领域的研究却是在乞讨，这一点也不公平。 按照美国法律，国会掌握着政府的拨款，国会议员通过提出议案来建议增加或者削减政府的某部分财政拨款的预算。关于政府拨款的议案是一种联合决议案，即该议案需要经过国会两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后才具有法律效力。 在SSC的停建过程中，参议员邦佩斯（Dale Bumpers）起了决定性作用。多年来，邦佩斯一直提倡政府财政平衡预算，竭力反对政府浪费。邦佩斯的主要反对者是参议员约翰逊（J.Bennet Johntson），他主要强调SSC的科学意义和对美国的重要性。1992年6月众议院以232票对181票的结果通过了邦佩斯的终止SSC以减少赤字预算的提案，但是参议院否决了这个提案。1993年的6月，众议院再次投票赞成SSC下马，参议院则继续挽救这个项目，7月3日参议院以57对42票决定继续支持该项目。但是这一次，众议院坚持己见，SSC下马与否被推迟到10月做出最后的裁决。10月19日，停建SSC的一个修正提案以280对141由众议院通过，10月21日众议院和参议院达成一致意见，10月26日众议院以332对81通过了最后的修正提案。该提案经过参议院程序性的步骤后，由克林顿总统签署实施。 至此，尽管已经投资了20多亿美元，SSC真正寿终正寝了。 2）停建原因。 SSC停建的原因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费用攀升：项目建设费用开始预算为40亿美元，但1989年就有人指责其投资已经超额了30%，预计今后会持续增加。1990年能源部的一个独立成本评估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全部SSC预算费用会高达93亿美元。 预算赤字：国会裁减政府费用的压力空前巨大，使得一些大项目如高级固体火箭发动机和SSC成为消除预算赤字的牺牲品。 外国参与：虽然有外国科学家参加项目，在财政上却缺乏来自外国政府的明显支持。尤其是在项目前期，美国政府没有出于垄断科学前沿并与欧洲核研究中心竞争的需要，没有和有前景的国家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国会虽然批评美国没有得到外来资金，实际上美国只想要其他国家的投资，却不想和别的国家分享可能的技术利益和工作机会。 管理缺陷：能源部和SSC办公室缺乏一套完整的跟踪项目费用的审计系统。尽管项目采取了合同管理的模式，但是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合同管理。大学研究联合会是SSC的总承包商。这个由科学家组成的机构精于科研管理却不善建筑工程管理，而且自视清高，对政府监督有抵触，不配合来自能源部和国家审计局的调查。 缺乏共识：国会议员中很少有几个人能够描述SSC和它的作用，科学家没有就它的好处向公众讲清楚。事实上，SSC的科学前景也很难预料，更难向公众描述。因此，对很多公众来说，尽管他们认为是SSC是好的项目，但是纳税人却负担不起。 经济利益：该项目的预期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SSC的科学家们夸大了所谓的技术溢出效应。SSC是投资仅逊于航天空间站的大科学工程，但其可能产生的经济预期却远逊色于航天空间站。因此，尽管航天空间站项目的超支也很严重，还是得以继续进行。 政治策略：德克萨斯州是布什总统的老家，因此总统竭力支持SSC的建设。在选址之前，很多议员和州政府都对SSC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该项目对美国科技发展和各州的发展至关重要。选址确定为德州之后，这种膨胀起来的热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克林顿上台后，项目的反对者对克林顿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批评，克林顿立场不再坚定。 新议员反对：113个新议员中，81个投了反对票。他们是裁减政府支出的支持者，对SSC项目更是知之甚少，对SSC一开始就抱有偏见。 3）善后处理。 当SSC的停建不可逆转的时候，国会对SSC的善后处理进行了讨论。在10月21日的国会会议上，确定了善后处理的方法。 首先，国会同意继续拨付6400万美元用于完成工程的停建期间的善后工作。这笔费用用于支付那些与总承包商和特定承包商正式签约人员的90天的工资和用于合同毁约的赔付等。提案生效90天后，冻结所有开支，未使用完的资金全部返回国库。 其次，要求能源部牵头，和大学研究联合会一起，在1994年7月1日前向总统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内容主要涉及3个方面：如何最大限度减少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个人的损失；如何有效利用SSC的设备；下一步美国应该如何参与高能物理研究。 最后，SSC项目交由州政府的国有土地管理局处理。该局对部分设备和土地进行了拍卖。例如，线性加速器设备卖了40万美元、中心实验室设备卖了1千万美元。 SSC 下马之后，美国加大了对现有的高能物理实验室如费米国家实验室的投资，也加强了与欧洲核研究中心的合作，以确保美国科学在高能物理研究中的领先地位。 3 对大科学工程研究提出的问题 一些科学家认为国会停止SSC的多数理由有很多是站不住脚的。例如，经费超支是政府资助的拖延造成的；如果经费能够快速投入并达到一半以上，估计国会议员谁也不敢承担如此大投入的项目下马的经济损失，如同空间站那样骑虎难下；政府不能因为经济恶化、财政赤字就随意取消一个科学计划，政治家不能拿科技项目作为财政调控的象征符号。 SSC停建后再也没有恢复。这给大科学工程研究的未来发展和准备资助大科学工程研究的国家提供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1）如何确保一个大科学工程研究的持续建设与运行的费用？ 大科学工程项目需要较长时期的经费投入，工程建设的早期经费很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随着工程的进行，一方面会导致建设费用和运行成本逐渐增加，政府支持压力加大；第二，经济总有波动现象，建设过程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国家经济不景气时期；第三，政府更迭也会使政府的财政支出发生转向，政府就会削减甚至取消再投入，导致工程下马。对于大科学项目的建设应不应该通过立法来确保稳定的、长时间的政府支持，值得探讨。 2）如何预测大科学工程研究的预算费用的涨幅？ 大科学工程项目具有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特点，其结果是必然导致研究与发展费用的增加。不管是NASA、国防部还是能源部，预算超支和工程延期是大科学工程项目的普遍风险。例如，国会预算办公室在1988年的评估报告中，已经对加速器经费攀升有了警告。在80年代能源部的加速器项目中，能源节约器（energy saver）和亿电子伏特加速器一期（tevatron I）工程的总费用涨幅分别达到64%和122%，其中研究与发展费用更具有不确定性，其涨幅也最大，分别为106%和243%。这样的涨幅能够预测吗？如果能并且科学家们诚实地抬高了预算，政府会因为搞预算投资吗？如果不能，科学家们和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这么大的涨幅风险呢？ 3）大科学工程研究中最最具有发言权？ 大科学工程也被认为是战略研究，在涉及到资助和优先领域的决策过程中，谁最具有发言权，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无论研究的本性还是研究方向的确定，任何一个大科学工程研究都是基于科学家对科研方向的把握，由科学家决定的。但是，资助过程和决定是一个政治过程。科学家要与其他不同领域的基础项目竞争，要与同一领域的其他小科学研究项目竞争，也要与政府领导、国会议员等政治家们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因此，大科学工程项目的进行不是由简单地由同行评议决定的，而是复杂的政治决策的产物。 4）大科学工程研究如何面对任务导向的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竞争？ 虽然大科学工程研究的主要实验设备是建立在已知的技术基础之上，但它后续的研究和发展却属于基础研究，具有小科学研究的特点：不确定性、前瞻性。为了说服政府资助，大科学工程的组织者们过分强调了良好的技术利益和由此带来的工作机会，淡化了作为基础研究的不确定性。当这些技术副产品没有立竿见影的时候，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就失去了信心，把资助投向了社会急需的项目。对大科学工程研究的绩效评价究竟应该按照工程项目、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的要求来进行呢？当它面临着其他的较小的任务导向和应用研究频频出成绩的压力时，该如何评价它对国家战略和目标的实现程度呢? 5）多方参与的大科学工程的政治风险如何避免？ 如果是一国运行的大科学工程，它必将涉及多个地方政府。美国的州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力，如果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对本州的贡献不大，他们就没有积极性。如果州和地方受益很大，州政府应不应该积极地为此配套一定数量的资金呢?SSC的审计表明，德州政府在配套资金上明显滞后和不足。如果是多国参与的大学工程，它必将涉及多国政府。例如，在1961年，欧洲核研究中心的预算增加方案得到了经济状况较好的法国政府的支持，遭遇到了经济不景气的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结果是法国政府动用了外交手段，以退出欧洲核研究中心为要挟才使英国政府勉强同意了预算增加方案。当大科学工程研究面临着国家之间的冲突时，大科学工程研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了。 4 对我国大科学工程研究的启示 作为一个大国，我国开展大科学工程研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政府资助科技领域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必然选择。思考和探究SSC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能给我国开展大科学工程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大科学工程研究需要全过程和全方位的交流。 大科学工程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较长时间内多方参与的结果，既涉及到科学共同体，也涉及到政府，还涉及到国家的立法机构，甚至也涉及到广大公众。各方关注的焦点各不相同，有的主要关心工程能否在科学前沿出成果，有的主要关心工程对政府政绩的影响，有的关心该工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有的关心工程对社会、对环境的影响。因此，不论是在立项之前还是在实施过程中，多方的相互沟通、相互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必须要向人大代表、社会公众普及相关科技知识，宣传最新进展，而不只是在科学共同体之间交流或者只对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汇报。 第二，大科学工程研究的管理要更加严格和规范。 大科学工程具有一般科学研究项目具有的不确定性，具有与一般工程不同的特殊性，但这些特殊性不能作为放松管理的理由。大科学工程的主要负责人管理一般仍由权威的科学家担任，他往往缺乏在财务、设备和工程建设特别是后期研发经费等的管理经验，如果研发主管、财务管理、行政管理等不能相互配合，就有可能延误工程进行，造成预算严重超支。从预研究开始，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运行、绩效评价的体系和制度，确保大科学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大科学工程研究要评估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政策的变化。 大科学工程的建设周期往往很长，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政策左右着政府对大科学工程的投资强度。SSC的下马就与克林顿政府实行的从赤字财政到平衡预算和宏观调控转移的财政政策密切相光。例如，政府可以设立大科学工程研究的专项资金，把每年的预算按一定幅度递增列入到长远规划中，以克服临时增加预算的困难。 第四，大科学工程研究也要考虑国际风险。 大科学工程往往需要多国科学家的合作参与，也需要多国政府的共同资助，其风险及涉及到科学竞争，也涉及到外交政策。因此，在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时，需要预测它国科学家是否有开展类似的大科学工程研究的动向（例如，与SSC类似的项目有欧洲核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也要评估如果合作伙伴减少投资后政府还有没有增加投资的能力（大科学项目增加预算时需要参与国共同同意增加投资），还要考虑能否争取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在SSC费用节节攀升的时候，美国物理学家寄希望于日本和欧洲的同行说服他们的政府投资，总统科学顾问也加入到筹款之中，但是这些政府都无动于衷。政府可以把大科学工程研究列入到国家外交的议事日程，进行积极的筹资活动。 第五，大科学工程研究在领域选择上必须更加慎重。 虽然大科学工程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前沿科学领域的未知现象，其科学意义特别重要，但其对技术和经济产生的影响和对小科学项目的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毕竟大投资期待更大更多的回报，大投资会挤占更多的小投资。如果研究方向过于超前，其技术溢出效应就很小，经济效益更是难以预期；如果研究领域过于狭窄，就缺乏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和共享，其他小科学项目就无法受益。一方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评价SSC的技术溢出效应（如对计算机技术和高技术设备）并不比其他的国家实验室突出；另一方面，有科学家批评高能物理把其他物理科学研究的经费榨干了。克林顿政府把联邦科技的重点从高能物理转向了信息技术和生物医学等新兴学科领域，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的实施让美国继续保持着高科技的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http://www.hep.net/ssc/new/history http://www.lbl.gov/science-articles/archive/ssc-and-future.html HicksRossum(ed.).Policy Development and Big Science.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1989 GAO/RCED-93-87, Feb. S.温伯格.终极理论之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Afred K. Mann.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The Marriage of Science and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2000 Daniel S. Greenberg. Science, Money, and Polit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谢家麟.加速器与科技创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睡前读书已成生活方式，斜卧床头，睡意不浓，手里总要抓本书。武汉的冬天还不是太冷，宿舍5度左右，可以伸出手来翻书页。白天在实验室，晚上方在灯下闲翻，断断续续的看了几本书。 不习惯在电脑上看东西，电子版的非要打印了看着舒服。论文如此，专著也是如此。从 马臻先生 的博客上知道了有关科研规划的几本英文书《 Making the right moves》，《At the Bench 》《At the Helm》 。前者可以从网上下载到 PDF 版，下载以后我即打印了阅读。后两本下不到英文的版本，科学出版社的 马学海老师 已经引进出版，在图书馆可以借阅。后两本的精彩实用之处已抄录到笔记本上，不动笔墨不读书，抄下来印象更深，笨办法耐用有用。这三本书的确是好书，有可操作性，很具体，很中肯，有些观点在国人写的书中是没有的。有志于科研，以后做PI者，值得一读。据我所知，本土版的有关科研人员生涯规划的书还没有？倒是过于大学生毕业指导的书较多，中国科研队伍日益庞大，如果从本土出发，引用本土事例来写一本有中国特色的科研人员规划和年轻 PI 指导的书应该有销路。 《别做正常的傻瓜》奚恺元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本书特色是实用，有意思，结合生活事例来阐述行为决策学的原理。每晚睡前倚在床头，一周看完了。觉得理解不深刻，又看了一遍。 《免疫学概览》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翻译版，美国 Lauren Sompayrac 原著。这本书2005年出版，2006学校的图书馆进了几本，当时是一位同学推荐，说这本书写的活泼，易于下口，翻译腔不太浓。当时没时间，现在买了一本二手的，仔细的看下来。嗨，还真是好书，不到200页，把免疫学的原理，功能，病理均涉及到。与其他免疫学相比，此书的最大优点是拟人化来写，不晦涩，不上头少犯困。不过，一次性不宜读的太多，可能会消化不良。睡前读几页，有助于睡眠。高头讲章是很多教材的写法，怎样让知识变得有趣，简单？是个问题吗？ 向国外的两位学者索要文献，对方回复很及时，谢谢他们。查文献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迷宫，对文献后面的文献的文献追溯越来越多，似乎需要看的文献也越来越多，导师告诫我不要把摊子铺的太大，陷阱去出不来。看英文虽然不成问题，可是与阅读中文相比，效率要低，不想放过文献中的光彩点只能按部就班的看。年前把综述的架子搭起来，也算开一个小花。 这两日来奔走于市内，下点力气，挣两吊孔兄，准备回家的盘缠。儿子电话中问我给他买书没有？我如实招来：没买。有时间了再给他寻几本好看有趣的画书。前些日子给他买了一本奥特曼，拿到后以为珍藏，睡时还放在枕下，掖了又掖，生怕它飞了。只是有个坏毛病，不愿与人分享图书，只想单看。怎样才能改过来？童年的经历对人很关紧，看书从娃娃抓起，让他慢慢的养成读书习惯。
美国州立大学科研组织模式变革 高等教育研究 摘要：美国多所州立大学在本州政府的积极科技政策支持下，组建巨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努力与产业界共同创造具有聚集效应的高科技产业，开始在国家（区域）创新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学术地位也相应地迅速上升。这些跨学科研究机构具有复杂的合作关系网络，实现了产学的无缝对接，超越技术转移模式。成功的科研组织变革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学术价值观。 关键词：大学科研 美国州立大学 跨学科研究 组织变革 Titl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American State Universities Abstract: During recent years, many US state governments implement ac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which support industry and academic enterprises create high technology clusters jointly. The flagship-level universities in these states get more research grants and play important role in national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by establishing huge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s. These centers are trying to establish good relationship with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which are embedded in complex networks. Successful organizational changes depen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value and culture. Key Words: academic research, US state universiti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rganizational change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在国家（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提起美国大学科研，我们大都会联想到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的大力支持以及若干所顶尖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名校）的大名。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国各州政府纷纷跟随联邦政府实施主动的科技政策，积极促进（大学）科研成果的转化，像加州、纽约、乔治亚州等较大的州或较富的州的科技政策则显得更为积极主动。在开始推行积极的科技政策之初，因政治等因素，州政府倾向于支持能帮助当地小企业发展的大学科研，但是小企业由于缺乏研发能力常不能利用研究成果。 21 世纪来临之际，这些州的政府科技政策转向支持大企业和大学合作产生世界领先的尖端科技，以期产生聚集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政策源于一种迷信，即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高科技能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硅谷的成功使得人们相信可以复制这样一个成功的历程：高科技产业的聚集产生经济效益的溢出，从而当地企业的受益；然后，创新观念得到广泛传播和实践，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智力资本；创业公司在此良好的环境中快速地成长。 例如，现任纽约州州长就希望能在该州再造一个硅谷。 一、州立大学创建巨型研究机构 积极的科技政策鼓励优先发展具有经济效益的高科技，而研究型大学在知识创造和技术发展方面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有关各州政府都在积极地推动本州大学与产业界一道从事技术创新。由于政治等因素，州政府的科研资助经费倾向于流向州立大学，处于本州旗舰位置的州立大学承担起越来越重的科研任务，其学术地位也相应地得到上升，在国家（区域）创新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政策影响了大学科研的组织与管理，许多规模较大的研究机构（有各种称呼：工程中心、研究所、研究中心）在州立大学中涌现出来。这些巨型的研究机构大都倡导面向工业实践应用开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突破传统个人项目式的自由探索。 例如，纽约州政府自 2002 年起巨额资助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纳米科技研究（配套吸引了多家私营企业的资金，两类资金累计将高达 35 亿美元），该校于 2003 年专门建立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 （ College of Nanoscal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以下简称 CNSE ）。 这引发了 2006 年 2 月纽约州内几所私立大学（如哥化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康纳尔大学等）为首联合近 20 知名大学要求州政府增加对干细胞研究的投入。 CNSE 现有 250 多家合作伙伴，包括 IBM 、 GE 、 AMD 等世界级大企业。 2006 年纳米科技研究机构的排名中， CNSE 是全美的第一名。 除了北部的纽约州外，位于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于 2000 年决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投资成立了加利福尼亚科学与创新研究院（ California Institutes for Science and Innovation ），下设 4 家研究所， 分别是：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和量化生物医学研究所、 电信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纳米系统研究所和符合社会利益的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每个研究所都由 2 个以上的加州大学分校合作建设。 加 州政府计划对其投入 3 亿美元，但要求从其他渠道（如企业）找到相当于资助额一倍的匹配经费。 位于南部的乔治亚州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相当重视推进大学与产业之间的合作，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州长倡导下所成立的研究联合体项目（ Governors Research Consortium ）在 80 年代支持了几所大学创立专门的大学研究中心。该项目到期结束后， 1990 年产业界和学术界联合发起成立称为乔治亚研究联盟（ Georgia Research Alliance, 以下简称 GRA ）的非营利法人团体，目的是利用州政府的资金吸引私营企业的资金，对研发进行战略性投资。 GRA 于 1999 年启动一项称为 Yamacraw 的计划，以期乔治亚州能在宽带通讯的系统、设备和芯片开发领域获得领导地位。州政府同意在 7 年内投资 1 亿美元，支持在 8 所大学中创设 84 个 Yamacraw 教师岗位和购置研究设施。这些新的大学教师岗位履行双重任务：技术创造和为产业界培训学生。头 3 年就创设了 64 个 Yamacraw 教师岗位（乔治亚理工学院获得其中的大部分岗位）和 200 个研究工程师岗位。为了获得新技术， Yamacraw 的成员企业要付年费并承诺为毕业生创造工作岗位。教授和研究人员可以在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论文。不过，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发现只在有成员企业参与的秘密会议上报告，希望能把这些发现转化为专利或据此创办企业。有专门一家风险投资基金公司帮助建立创业公司。 2001 年开始，信息和通讯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衰退， 2003 年该计划进行了重组，更名为 Georgia Electronic Design Center （以下简称 GEDC ），安家于乔治亚理工学院，该校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以下简称 SECE ）是其事实上的主要合作伙伴，另外还有 5 所州立大学也是其研究合作伙伴。 GEDC 现有 30 多名教授、 250 名研究工程师和近 200 名研究生一道在它下属的 12 个实验室内完成每年 1000 多万经费的研究任务。 美国著名科教战略专家罗杰盖格（ Roger Geiger ）教授认为，尽管遇到了通讯业的大衰退，但 Yamacraw 计划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把技术创造、产业聚集、人力资本生产和新公司创建等活动有机地整合起来，在短时间内把一大批优秀的通讯技术领域科学家集中到乔治亚州，形成了一个具有创业精神的、交互良好的学术共同体。该计划是一项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策略，可以说是教科书案例。 二、州立大学的科研地位迅速上升 近年来美国整个高教界每年 研发资金达到 300 多亿美元，其中近 60% 来源于联邦政府，只有 8% 左右来源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相比较联邦政府，州政府对大学科研的拨款不算多，其所占比例近年来也没有发生较大变化。不过， 由于政治等因素，州政府的研发资金倾向于流向州立大学，许多州立大学因此得益， 20 多年来在科研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迅速提升了在国家科研系统中的地位。 来自州政府的经费具体投向各不相同，如乔治亚州的资金帮助乔治亚理工学院 GEDC 设立岗位吸引杰出人才；而纽约州的纳米科技投资使得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 CNSE 能购置最先进的纳米研究设备，优越的科研条件吸引了世界各地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总之，州政府的投资改善了这些州立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科研设施，引进了大批优秀人才，就会进一步吸引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的研发资金。州经费虽少，但起到了杠杆作用（ leverage ），特别是在联邦政府或企业界的研发资助越来越要求配套经费的情况下。 而且，许多资助工业发展的州政府投资也间接支持这些大学的科研工作。例如，纽约州于 2006 年 7 月决定为了吸引 AMD 公司在该州奥尔巴尼市附近设立一家投资达 30 亿美元的、制造下一代芯片的工厂，配套支持该公司 10 亿美元。这项工程将会极大地激励相关企业在纽约州集聚，将极大地促进 CNSE 的研发工作。 CNSE 将作为龙头不仅带动纽约州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它也是奥尔巴尼分校的一个龙头，带动其它学科的发展。例如， CNSE 与该校的商学院合作成立 MBA 项目，培养未来纳米科技产业的商务精英，开始于 2006 年秋季招生。 Geiger 教授曾研究发现，二战以来大学内的研究机构是美国学术科研的决定要素，在开展大科学的项目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近 20 年来，在有关各州的政府积极科技政策作用下（直接拨款、杠杆作用和间接支持），处于旗舰位置的州立大学得以创建和发展巨型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不仅引进巨额的研发资助，同时 也带动了校内其它学科的发展，其所在的州立大学 的科研地位也相应上升，这已引发了美国大学科研系统的结构变化。 Geiger 教授 2004 年研究了美国 99 所处于前列的研究型大学科研经费变化，发现私立大学（ 33 所）的科研经费占整个高教界科研经费总数的比例明显下降，从 1980 年的 28% 下降到 2000 年的 23% ，而州立大学（ 66 所）所占的比例（ 51% ）基本保持稳定，个别州立大学所占的比例明显上升。 三、跨学科的、复杂的合作网络 这些巨型研究机构一般不是围绕单个学科组建，而是围绕某个实践问题或前沿技术组建，承担起传统院系所不能承担的研究任务，如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解决工业实践、社会实践所需要的应用性问题。但是，跨学科的科研活动在实践中遇到各种障碍，特别是系科（ department ）边界，为此付出了较大的成本。有意思的是，在大学发展史上，系科的出现是为了促进科学研究，但近几十年来，系科却成为推进前沿科学研究的一大障碍。 例如，乔治亚理工学院 GEDC 是围绕下一代通讯技术（宽带通讯）而组建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主任来自该校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SECE ），研究教授来自 SECE 或同时与该学院联合聘任，而 SECE 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机构。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 CNSE 是围绕纳米科技而组建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是单独建制的学院。这样， GEDC 、 CNSE 的教授没有同时受聘于大学的其它院系，回避了人力资源分配的难题。 一般地，这些巨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不附属于某个院系，甚至经常跨越学校的边界。它们有着较多的经费来源渠道，或者说是由大学、政府、企业等联合共建，需要同时向大学、大学之外的机构等负责。它们一般是基于大学（ university-based ），并不完全属于大学，拥有较大自主权。它们只是位于 (located) 大学，用 at 表示这种地理关系，不用表示从属关系的 of 。例如， CNSE 事实上半独立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直接向大学校长和纽约州科技与学术研究办公署报告，没有通过大学的教务长。 GEDC 的主要合作伙伴是 SECE ，它同时与州内其它学术机构有合作关系 ，并与校内其它研究所保持着紧密的科研合作关系 。 GEDC 要对乔治亚理工学院负责，还要对乔治亚研究联盟（ GRA ）负责。它 有 50 家成员公司（如思科、摩托罗拉、三星等世界级通讯设备制造商），得到 GRA 和联邦政府多个部门（国防部、航空航天局等）的支持。 总之，这些跨学科乃至跨学校的巨型研究机构与所在大学的有关院系、州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各种各样，相当复杂。 Geiger 教授认为，这种复杂关系一定程度上保证这些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又能充分利用大学的智力资源。 四、实现产学的无缝对接 大学与工业的合作不是新鲜事。 但在以前，企业与大学之间的界限还是存在的，例如科学园介于其间。 20 世纪 80 年代，贝多法案（ Bayh-Dole Act ）通过后，美国学术界增加了与企业界的联系，但只是一种机会主义式，所谓的技术转移（ technology transfer ）目的只限于为某种具有商业价值的科研成果找到买家。许多大学努力创造促进技术转移的系统（如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来发现和开发现有的校内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机会，但是较少集中各方力量去创造新机会或新技术。 21 世纪来临之际，美国政治家、企业家以及社会各界所期盼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高科技无法由产业界或学术界一方来承担完成。这需要把多方的资金集中起来，需要把来自产学双方的研究人员集中起来，共同创造高科技，共同创造奇迹。 现在，在 GEDC 或 CNSE 等巨型研究机构内，产业界的合作伙伴在此设置实验室和办公室，这为师生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现场合作机会。我们会看到：教授与学生们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研究，与来自世界领头企业以及其它大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合作，共同研究高科技产业的最前沿问题。对教授来说，如果长期在学术界工作，可能适应了学术界旧的游戏规则，并且已经承担了够多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很难再致力于技术创新的工作。这些巨型研究机构聘请的大多数教授曾有过产业界的经历或者是一来就从事技术创造的新人，可能更好地适应这种新型的运行模式。在这里，看不到企业（企业研究）与大学（大学研究）之间的界限，做到美国人常说的无缝对接（ seamless connection ）。 Geiger 教授这样评论 GEDC 等这些巨型研究机构：它们精心地创造集聚效应，产学双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能进行高水平的交互。这种交互能极大地促进大学的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向产业界转移。早期的技术转移模式是较为被动的，这种新模式是主动式的，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促进了学术和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持续的技术转移过程，不是一种零星或偶然的，这将创造学术界的新角色。这种发展代表了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超越了传统的技术转移模式。 学生们在这些巨型研究机构也得到创业文化的熏陶。大多数教授所具有的产业界与学术界两栖的丰富经历能为学生们提供一个独特的创业视角。学生有机会利用世界上最好的、最齐全的研究设备，并被要求学会使用这些最先进的设备，而不是把设备的操作交给技工完成。也就是说，学生们不再是封闭于象牙塔，而是参与了最前沿的工业实践研究。为了使毕业生能更好地适应未来工作岗位，研究成果和正在研究的课题内容都整合入课程体系中，课程创新的意义远远超越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五、学术价值观的重新审视 前面提到大学按照学科组织起来，不适宜解决实践问题；更为根本的是其背后的学术价值观要重新审视。传统的认识中，大学科研应以所谓的基础研究（ basic research ）为主，发展了基础知识才有可能开展技术创新，发展技术知识，然后才有商业化机会。这种传统的学术价值观表现为，大学教师应先基础研究、发表论文；后应用研究、服务社会，学术成就表现为学术论文，学术职称也与之挂钩。教师只对学科同行负责，而不对学校、学生以及各种利益相关人（如政府、企业）负责。 科技政策学专家吉布森（ Gibbons ）等人在《知识生产的新方式》（ 1994 年） 及其姊妹篇《重思科学》（ 2001 年） 两本书中指出，知识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即要面向复杂的实践问题开展跨学科研究，应用性在新生产方式中得到强调。笔者认为，研究的应用性、跨学科性、研究问题的实践性三个要素交织在一起，大学要适应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就需要重新审视学术价值观。学术研究原本是面向真实的世界，但近几十年来学术研究却有以论文发表为目的的趋向，面向实践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要还学术研究的本来面目。成功的跨学科研究需要来自多个学科或多个组织的学者之间的有效交流，以提升学者的创造性，同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是真正的价值所在，虽然它可能不会促进所谓的学术生产力。 很遗憾，美国许多州立大学长期以来受制于州政府的条条框框，缺乏美国私立大学和欧洲一些新型大学如沃里克大学的创业文化，而创造一种积极的组织文化是一个不能在一夜间能完成的长期过程 。但近年来在州政府和大企业的大力支持下，这些州立大学的巨型研究机构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以推进技术发展、创造新技术为根本任务。我们参观这些机构会感受到大学科研文化和学术价值观的变化，会听到和看到：发表论文不再被视为首要任务，重要的是要与产业界一道共同解决难题。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名气不是太大的州立大学发展迅速，例如乔治亚理工学院从一所不太知名的工学院迅速发展为一所国际知名的工科名校；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纳米科技研究迅速地进入世界前列。相比较私立名校、顶尖州立大学，这些崛起的州立大学没有光环效应可利用，没有私立名校的自主独立性。但它们与州政府、产业界积极地互动，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已任，并努力提升学校的科研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竞争国际化背景中，我们不应只认为这些州立大学是从名校林立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脱颖而出，而是要认可它们是在全球竞争中取胜。同样地，也要认识到像乔治亚、纽约等州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是在全球竞争中领先。基于这些，美国有关各州政府的积极科技政策和州立大学的成功经验 很 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 2007 年第 5 期 张景安 , 亨利 罗 文等 . 创业精神与创新集群 硅谷的启示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COLLEGE OF NANOSCAL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UNIVERSITY AT ALBANY . Introduction http://cnse.albany.edu/about_cnse/introduction.html , 2007-02-01 . TIFFANY LOHWATER . University Presidents: NY Must Act on Stem Cell Research . http://news.rpi.edu/update.do?artcenterkey=1346setappvar=page(1) , 2006-11-29 . OFFICE OF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About the Institutes . http://www.ucop.edu/california-institutes/, 2007-02-01 . GEORGIA ELECTRONIC DESIGN CENTER GEORGIA TECH ANALOG CONSORTIUM. Current Status Report 2006 . http://www.gedcenter.org/publications/reports/GEDC_status_report_2006.pdf , 2006-09-12 . ROGER GEIGER. Knowledge and Money: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Marketplace . Stanford , C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210-212. ROGER GEIGER. Organized Research Units--Thei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Research .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 1990, 61(1), 1-19. ROGER GEIGER. Knowledge and Money: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Marketplace . Stanford , C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272-274. ROGER GEIGER. Knowledge and Money: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Marketplace . Stanford , C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254-261. 徐辉 . 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 论大学与工业的关系 . 杭州 :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0. ROGER GEIGER. Knowledge and Money: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Marketplace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213 MICHAEL GIBBONS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s, 1994. HELGA NOWOTNY et al. Re-thinking science :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 Cambridge , UK : Polity, 2001. Stanford , CA : 克拉克著 . 王承绪译 . 建立创业型大学 : 组织上转型的途径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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