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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毛泽东: 热度 3 hcrm 2011-12-27 10:01;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似乎没有解放初期那么浓烈。关于“臭老九”的帽子，普遍地认为是毛泽东同志给扣的，而实际上是历史形成的民间说法，最早见于清嘉庆年间。要论中国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同志首当其冲，可以说是一位“大知识分子”。不过，他曾经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其实只是一句激励的话，原意是叫那些地位看似低下的人不要自卑，那些地位自视甚高的人不要自得，聪明与愚蠢与否，和地位的高低是没有关联的。然而，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怪论，深深地毒害了中国读书人的思想，直到现在这一流毒的变种仍在大行其道。书，原本是人类知识的积累，有好有坏——之所以这么说，因为著书的人不同，他们各自有自写书的目的，各自有各自立论的角度，所能代表的均有其局限性。这便是为什么不能只读一本书，就可悉知天下事的缘由。即使我们早期读的启蒙课本，在选材上无疑都烙上了时代的印痕。所以，那种“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想法，大抵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骗不了别人的。毛泽东同志一生都在读书，一生也都在研究书，而且写了不少的书，他如何不知道作为读书人身上的“毛病”呢？！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旨在希望真正的读书人，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书，寻求解决现实中国矛盾和问题的办法，学以致用，惠及社会与民众。这对于充实我们的读书人的生活、人生和精神世界，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读书为什么？读完书干什么？这是每一位读书人应该直面的问题。所谓知识分子，我想是相对于一般人群来说，他们所掌握的某个方面的知识较多，大致也在从事与知识传播和研究相关的工作，是这样一个渗入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群。因为读了一点书，懂得一点知识，有了一个文凭，知识分子的“个性”便显露出来了，这在一般人看来即是“清高”。其实很简单，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是说你的看法就比别人的高，事物总有它各个不同的侧面，你所能见到的也只是其中之一面。过于强调了哪一面是“正面”，哪一面是“反面”，实则有背科学精神。所以，我一直认为，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一定要读读哲学。这个哲学，既有社会哲学，也有人生哲学，这两门课必须读懂读明白，它们好似你的另一只翅膀，缺少了是飞不起来的，甚至会失去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为知识分子作出了表率，这一点我们研读得实在太少了。是人都不是圣贤，是圣贤也会有缺点。知识分子要多从“正面”看问题，要学会看到历史长河中的主流；要抛开所谓的“个性”，寻求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共性”；要从“卑贱者”那里学会“聪明”，为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人们的“尊重”。 2011年12月27日; 个人分类: 科学论剑|1701 次阅读|5 个评论

凄凄惨惨的一生！--底层百姓的一生！: 热度 53 sungd 2011-12-6 21:20; 是谁造成了父母凄凄惨惨的一生？他们只是底层千千万万百姓的一份子，是谁造就了他们的贫穷？有是谁让他们一世翻不了身，他们是勤劳的，他们思想憨厚，勤勤恳恳！凄凄惨惨的一生，是底层所有百姓的写照，有谁去关注他们？这个社会还有谁会为我们底层的百姓说话？我不知道将来社会会怎么样？想起了海明威的‘钟为谁而鸣’！这几天我经常失眠，焦躁和不安，在思考最近一系列在网上看到的关于留学移民的新闻事件，名人志士和有钱有势的人们可以移民海外，可以躲进小楼，不管春夏秋冬，我的脑子不断翻滚着自己这20多年来学过的历史知识和我自己成长的童年记忆！我们底层的百姓怎么办？童年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一次次的翻滚，一次次的呈现，我们一家是地地道道生活在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父亲从小没有读过书，父亲弟兄4个还有两个妹妹，父亲排行老三，奶奶前年去世了，父亲的两个哥和一个兄弟也都去世，以前常常听父亲讲起他小时候的故事，跟着爷爷去挨家挨户的要饭，一年四季就一双鞋子，夏天每天打赤脚，因为家里孩子多奶奶没有那么精力给他们每年都做那么多布鞋，衣服都是老大穿了给老二依次的往下传，知道破的补丁不能再打补丁了位置，父亲的这一生是苦难的，苦难的童年里没有吃饱饭穿暖衣的记忆，他的愿望就是能将来吃上一个白面馒头和一碗大米粥，他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能过年的时候吃一次望眼欲穿的带点肉星的饺子，后来父亲16岁去山东当兵去了，在部队呆了四年应该是刚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阵子，后来父亲从部队退伍回到了家乡，跟我的母亲结婚了，听我母亲说因为我父亲是贫农所以才嫁给他的，这是她一生最后最后悔的一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了至今提起还是非常的不甘心，可以看出我的爷爷奶奶的一生是凄凄惨惨的，父亲结婚要到大队申请宅基地，父亲把当兵四年的积蓄（100元）还有一双部队发的大头鞋送给了大队书记还请他们吃了饭算是给批了一块，但是那一片洼地，就这样有自己每日每夜的干了一年把洼地添平了，有干了一年自己打土坯，烧砖，后来总算把房子盖起来了，但是欠了许多债，最终终于把我母亲娶回了家里！后来有了孩子，后来有赶上了计划生育，为了要儿子（就是我）结果家里养得一头猪和几只鸡，结婚的时候母亲配送的嫁妆，一个柜子几把椅子，还有房子的瓦门都被大队给没收了，却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结果就是父母奋斗好多年的一下又被打回了原形！这个时候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孩子都嗷嗷待哺，于是父亲就出去打工，去过很多地方，后来我都有记忆了他还总是出去，只有过年和麦芒秋收的时候才见过他，而且忙完就又出去了，我无法想象瘦小的父亲在外面如果生存如何往家里带钱的，他在外面都遭遇过什么都受过什么气，但是他回到家里总是跟我们将外面的传奇，因为父亲是乐观的，我和姐姐最高兴的就是他麦收回来打了粮食去县里交公粮我们会跟着，他会给我们买杏子吃，我们都把杏核埋在后屋的院子里希望它们发芽将来能成长成一颗很大的杏树，这样我们就能有许多杏子吃了。。。。。，因为父母人很老实，老实人经常会受欺负，在我的记忆力她们总是无休止的争吵，家里没有吃的了，孩子病了，院的墙到了，知道我上高中他们也没有停止过，以前冬天母亲把红薯叶红薯梗用开水烫烫晒干，冬天当菜吃，红薯削成片晒干，冬天吃！后来我们慢慢大了，别人家的孩子都开始上学了，母亲教我们数数，其实大姐数的最多，但是后来父亲没有让大姐去读书，让我跟二姐去上学了，这是父母心中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坎，我大姐一天学校门都没有进去过，我知道父母也没有办法，父亲天天在外面打工，我大姐大一些，可以帮助母亲干活！记得我那年刚上一年级，爷爷去世了，奶奶要给父亲他们几个分家，东西本来就少，但是那个时候人穷谁也不肯让，父亲后来什么也没有要，带着我们全家去了新疆，那年我5岁，我们全家12月到的新疆，北方的天气非常寒冷，全家人挤在一起，过年隔壁的好心人（我和姐姐喊他赵爷爷）给我们拿了些肉，后来我们家总算在哪里立足了，因为新疆很多都是外地人，大家彼此还比较团结，记得我跟姐姐头上长虱子，隔壁的赵奶奶给我们洗澡，很幸福的时光！在新疆我们家还是一无所有，一切从头开始，我跟二姐开始在当地上学了，大姐跟着母亲去捡棉花，她的手上长得冻疮我都不敢看！家里依然是穷，记得上初中，因为营养不良我得了严重的贫血，上体育课晕倒了，最后住院了，班主任去医院看我，带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好吃的，直到现在我也无法忘记，老师对我特别好！父母都很勤奋，父亲的一生从来没有闲着过，早上很早起来，冬天去外面打柴，劈柴，然后去地里干活，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家还是那么贫穷，直到今天我算是明白了一些！后来我上了高中到内地上了大学，直到今天我家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总是日子过的紧紧巴巴，父母总是天天愁云密布！大姐是走了父母的老路，在父母的心里，是他们耽误我的大姐，可是是谁造成了我父母凄凄惨惨的一生，他们只是底层千千万万百姓的一份子，是谁造就了他们的贫穷，有是谁让他们一世翻不了身，他们是勤劳的，他们思想憨厚，勤勤恳恳！凄凄惨惨的一生，是底层所有百姓的写照，有谁去关注他们，这个社会还有谁会为我们底层的百姓说话！我不知道将来社会会怎么样，想起了海明威的‘钟为谁而鸣’！; 5143 次阅读|91 个评论

[转载]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转载）: 热度 1 helongpeng 2011-10-18 23:26; 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　　 ——谨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　　警言　　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根本之点在于，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静止无矛盾只需要向前发展经济的平静社会。这个社会作为一种中性的过渡形态，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进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后复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可能。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中既包涵着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内容，也包涵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对这种矛盾，如果统治阶级、执政党处理不好，则发生动乱、暴动或革命是随时可能的。因此，历史绝不会终结！如果共产党彻底放弃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基础，共产党就将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外资产阶级必然会要求它不再作为共产党而存在（即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将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义，而在共产党放弃政治统治（即“一党专制”）的同时，整个国家也将由于利益体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产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阶级选择。　　文革是 20 世纪中国史中一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1966 — 1976 之十年间，政治风云波诡云谲。近年来，其真相通过当事者的回忆与记述已逐渐显露。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复杂曲折之进程，却至今仍是一个谜。本文是我深入研究了重要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录， ① 毛泽东著作和言论，文革重大政治事件及这个运动的全过程后，所尝试作出的一个系统性解释。文革之爆发，上承 1871 年法国巴黎公社、 1917 年俄国革命、 1949 年中国革命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极其深刻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全球帝国主义体制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动力原因；但其主导因素则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政治斗争。本文不拟深入涉及其意识形态及社会基础的更复杂背景，而仅试图就从文革准备期，以及文革进程中的政治斗争及重大政治事件的演进（这种政治斗争的幕后力量，是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勾勒出一个粗线条的脉络。但是，如果抽去了政治斗争背后的阶级内容，这种政治斗争就只能庸俗化地解释为政治派系之争或个人权力之争，这显然是片面和浅薄的。故更深入的历史分析，尚有待于来日。有人曾说，文化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政治史中一个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我相信此文应可以解开这个谜。我写此文，目的主要是用以澄清我个人头脑中的疑问和困惑。 ①本文所据及引用资料，全部来自已公开发表的报刊及书籍。多数来自第一手或当事人的回忆录。上篇理论准备与政治背景 1 关于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主要似有如下八个方面：一、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对于内外政策发生分歧（如经济上的“三自一包”、外交上的“三和一少”，特别是在四清整党问题上毛刘之间多次发生重大分歧）； ① 二、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发生分歧（所谓路线之争：毛试图构建最终将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制度，而刘少奇所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则主张搞“新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三、政治斗争（国家政治中的主导权、领导权之争：由毛泽东作最终决策体制，与政治局、书记处集体决策体制，亦即所谓“一线二线”之争）； ② 四、意识形态之争：毛坚持造反革命主义与刘少奇的非正统儒家主义加斯大林等级制官僚主义（“修养”及“服从”的伦理体系）； ③ 五、社会背景（ 1949 年革命胜利后，党政干部阶层发生官僚主义化，由于社会分工导致政治和阶层分化：政治等级制度、党政官僚特权制度，以及财产私有意识开始萌生，社会下层对官僚主义也存在不满情绪）。 ④ 六、历史原因：历次党内政策路线争论留下的政治裂痕，尤以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党内政治分歧为尖锐，庐山会议遗留下了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和未结束争论等。所谓“算帐派”和“观潮派”的存在。如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七、自大跃进失败和庐山会议以后，由于毛泽东退出了国家政治的一线领导地位，其对政治事务包括人事安排的影响力有所缩小。虽然表面上他仍被拥戴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神圣精神领袖，但是不和谐的声音（如杨献珍、陆定一等要求以马克思、列宁著作而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为意识形态正统和主流）以至要求寻求意识形态多元化（包括文化上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这种思潮，就是所谓文化上的“修正主义”。 ⑤ 八、自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民主形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通过这种形式攻击政治上与社会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从而消除社会中统治者（执政党）与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磨擦和矛盾。但他没有考虑为这种民主创制制度，而是考虑使用群众运动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形式解决这类问题。由于这种群众运动可能导致政治失控及无政府状态，因此一直受到主流官僚阶层的限制和抵制。 ⑥ 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具有一种民粹主义（或曰民本主义）的倾向。他无条件相信“群众”，无条件相信抽象的群体“人民”是历史动力。毛泽东始终崇信群众，蔑视精英。林彪曾发挥毛的这种观观点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整体力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奇迹似的胜利，这是毛泽东一向崇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根源。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不仅是要搞掉某些官员，而且要改造整个制度。但是对于新制度，毛却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蓝图，他寄希望于群众的自发创造，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巴黎公社式的群众的首创精神。但是， 1958 年大跃进的失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失控，却也都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盲目放纵有直接关系。 ⑦ ①据邓力群（曾任刘、陈秘书）讲：“在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再三讲，农村已经出现走资派，运动的重点是整他们。少奇同志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表示反对或赞成。他讲‘农村情况复杂，各种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叉，要具体分析。’可以说是各讲各的。”（邓力群　 1981 年 7 月 30 日　讲话） ②即所谓“听毛主席的话”与“不听毛主席的话。”文革中后者对领导人乃是重要的政治错误以至罪行。 ③值得注意的是　 1962 年 9 月 15 日　毛给刘的一信，毛建议刘读《文汇报》一文“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然后写道：“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社会也是如此。”这似乎是隐晦地批评刘当时正酝酿再版的《论修养》一书及彭德怀问题。　 1969 年 5 月 1 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话时，认为刘思想根源是孔夫子的儒家，并提出批孔问题。这一观点姚文元将其写入于当年 8 月 1 日发表之两报一刊社论中。这是文革中“批儒”（ 20 世纪“五四”以后第二次大反孔）的先声。 ④这是导致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事实上文革早期的群众大字报主要指向于官员的这一类问题。 ⑤毛泽东认为：百花齐放不是目的，而应当从属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一目的。“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⑥毛泽东　 1967 年 2 月 8 日　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⑦ 1958 年的大跃进中也曾是如此。“人民公社”这种村社组织形式并不是毛的发明，而是农民自身的发明。 1960 年河南信阳农民的大批饿死，正是由于认为已实现共产主义的群众在大食堂中放开肚皮大喝大喝自己吃光了所有的储备粮和种子粮。他们以为（也许有乡官承诺），吃光了国家会管。但在国家遭灾后，地、省没有余粮可调拨，地方官员为逃避责任而向上和对外严密封锁和隐瞒消息。正是群氓的愚昧造成了这场大灾祸。实际上，文革中的各市地多群众性暴政也都是如此造成的。不理解毛泽东的这种民粹主义历史观，对文化大革命是无法理解的。 2 十年文革，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① （ 1 ）从 1965 年的发动动员到 1969 年“九大”召开，这是第一时期，即动员造反和走向全国夺权的时期。文革开始不久，刘邓即在 8 届 11 中全会上遭贬黜，此后活跃于政治舞台中心的就是江青及其控制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其对立面则是环绕在周恩来、陶铸周围努力试图维持现存秩序而遏制造反运动的党政干部阶层。（ 2 ）从 1968 年 8 届 12 中全会至 1969 年中共“九大”确立林彪及林系将领对军政的强力主导地位开始，到 1971 年“ 9 ·　 13 ”　事件林彪坠机的三年，是第二时期。这个时期活跃于舞台中心的是林彪的军事集团。在这个时期，文革领导集团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和裂变。文革初期应运而生的民粹造反派势力已受到遏制，被逐出政治舞台，陈伯达转到了向林彪军事集团寻求庇护而结盟的地位。这个新的林陈政治联盟的根本目标，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林系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试图阻遏最高权力最终落到江青、张春桥一派头上。 ② 为此林陈与后者由摩擦直到发生直接的政治冲突。 9 届 2 中全会上，毛泽东粉碎了林陈联盟，但是文革路线也由此开始陷入深刻的危机。（ 3 ） 1971 年“ 9 ·　 13 ”　事变以后，林彪军事集团被毛泽东彻底粉碎。但是，这个事变的后遗症是极其深刻巨大的。毛的权威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毛的身体情况也陷入危机。新的政治真空出现，周恩来趁势发起“批极左”思潮，中经“批林批孔”的反击， 1974 年周恩来扶持邓小平复出。这是文革的第三时期。这个时期，是周所代表的试图重建秩序（“克已复礼”）的老干部派与仍然把握部分权力的江青集团不断磨擦和进退相胶着的时期。（ 4 ） 1975 年— 1976 年间周恩来患重病退出政治舞台中心，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重新走向政治舞台中心。这个时期毛泽东有意疏远贬抑江青，邓小平在周恩来支持下，实际也是在毛泽东某种程度的默许下，实施“全面整顿”，试图扭转和调整内外政策。这是第四时期。（ 5 ） 1976 年初毛被动地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久周恩来去世，继之毛泽东去世，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文化革命由此走向全面失败。这是文革的最后阶段。 ①关于文革的历史纪年，有两种算法。一种自 1965 年 11 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论文算起；到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捕结束，历时十一年。另一种自 1966 年中共中央发布“ 5 · 16 通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算起，历时约十年。我取第一种。 ②在“　 571 ”　纪要中，林立果将江青一派称作“托派文人”小集团。 3 为什么必然会发生文革？作为党公认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为什么在文革中要发动社会下层力量起而造反，摧毁党的组织和社会体制，进行一场“革命”？实际上，导致文革爆发的中央政治分歧，在发动文革的十年前 1956 年中共第 8 次代表大会上已伏下端倪。八大报告认为“全面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八大后国内主要任务是从事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政治任务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等。对这些提法，由后来的实践看，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并不真正赞同。在八大大会上，从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政治原则。邓小平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接受了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提法，强调加强集体领导。从政治观点看，这实际是对 1943 年中共决定确立毛泽东最高领袖地位的一个逆动，① 同时也是对苏共 20 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路线的一种积极回应。这种逆动，毛泽东认为正是“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共党内的表现。但是这种思潮，当时在党内、政治局内和社会上都具有相当广泛的思想共鸣和舆论支持。因此，八大的第二年， 1957 年初，毛泽东发动鸣放和整风运动，让民间具有反体制倾向的各种批评声音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形式出笼，从而直接冲击和挑战党内官僚主义体制，冲击革命后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当党内官僚要求对批评党和官员的倾向作出反击和回应时（此即“反右派”斗争），毛就首先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矛盾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从而不得不在事实上修正了“八大”对于国内形势的政治估计，为最终修正八大路线埋下伏笔。 ② ① 1935 年遵义会议后毛进入中共核心领导，但当时“只解决了军事路线的问题”，毛并没有被确立为党的领袖。毛的最高领袖地位，实际是在　 1943 年 3 月 20 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同意给予毛泽东在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人事组织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和否决权，才真正确立的。 ②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毛 1957 年的“鸣放”和“反右”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真实。实际上，毛发动鸣放和整风，本来是针对着党内官僚阶层的。 1957 年 4 月以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毛转变了立场。 4 党所发动的反右斗争，彻底遏制了知识界及民主人士中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潮，为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社会基础。随之毛泽东在党内发动反对“反冒进”斗争，批评周恩来、陈云（中共历史上的“国际”派领袖），同时也间接触动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是毛在延安整风时反对王明派所依靠的主要的政治盟友）。① 反冒进斗争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 1957 年 10 月毛参加莫斯科会议后，从国际形势中感受到巨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使毛认为有必要加速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毛泽东急切地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一个极其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前现代中国在 15 年内不仅完成工业化，而且“超英赶美”跻身于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强国之列。实际上，从五十年代引发了激烈党内争论的社会组织改造，即农业的改组（合作化）和经济所有权的重组（公私合营），到 1958 年发动“大跃进”，都是为了这一目标。所谓“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正是反映了这种急切意识。为此，在反对刘、周、陈的“右倾”之后，毛泽东收回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决策权，亲自走向第一线，抓钢铁产量和建立人民公社，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但是，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遇重大挫折。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本欲反左纠偏，调整大跃进的失误。但彭德怀张闻天（都是历史上曾与毛闹别扭的人）先后上书和发言，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对党的方针路线（即经济建设中的“左”倾路线）作根本性的反省。这样一来，对于大跃进的得失之争就转变成争夺旗帜和最终决策权之争（彭、张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实质也就是关于决策权的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作出反击，免除了彭张的职务，将其追随者打成“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在所有这些政治斗争中，毛一直都是居高临下，乘风破浪，高屋建瓴的。 ① 1964 年 3 月、 1965 年 1 月，毛突然批转一个在党内从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文件中包括毛泽东 1941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写的一篇长达五万字的批判王明路线的文章。毛泽东批示中说：“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 “其中关于（ 6 届 4 中全会成立的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 1945 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的名子，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 5 但是庐山会议后，政治形势使大跃进中的决策失误不能得到纠正，因此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在此形势下，毛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准备系统研究经济理论，① 实际也是向政治局承担了大跃进中经济领导失误的责任，从而把经济工作的决策权重新委托给刘、周、陈、邓。 1961 年以后，刘、陈在经济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调整方针，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等“大跃进”的方针全面向后退却。刘周陈提出以“调整”为核心的八字方针，② 其基本思路是缓和党内和社会内矛盾，恢复秩序，调动生产积极性。为此，刘、邓在政治上试图为由于批评大跃进而被定为“右倾”的干部平反。这些作法，当时毛迫于国民经济形势的严峻性，虽然不得不同意，但是在政治上是有极大保留的。 1962 年 1 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正是在此次会上，出现了政治上继续支持毛与要求进一步追究中央经济领导失误责任的两种不同声音。林彪、陈伯达从政治上对毛给予支持，提出必须坚持和高举毛旗帜；而刘、邓、彭则认为，反思大跃进错误根源是必要的，可以防止以后再度发生类似的错误。（在此次会后，彭德怀向中央上呈“万言书”，要求平反。）因此，在是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把矛头引向“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一提法，把经济政策分歧引向了政治方向问题，实际上彻底修正了八大政治路线。同时，对外则展开了批判苏共的斗争（组织和发表了“九评”）。然而，对于这些势必导致党内外关系和国际关系发生紧张的方针，虽然在全会上得到通过，但在高层并没有得到多数领导人内心中的真正认同。③ 这就引起毛的愤怒，他觉得大批干部靠不住了。因为他相信，至少“在农村、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自己人手里”，不少党政干部已蜕变成姓“资”的当权派。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全党展开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解决领导干部中的方向问题。但是，他的想法受到了抵制。 ①庐山会后在军委扩大会上，毛检讨自己说：“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定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改，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舒畅一些了。”（ 1959.9.15 ）同年 12 月 30 日毛给女儿的信中说：“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当时毛组织了邓立群、胡绳等“秀才”，与他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② 1960 年 8 月，周恩来主持发生《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1961 年 1 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全面调整经济方针和政策。 ③ 1962 年 2 月，王稼祥上书中央，要求调整中央对外、对苏政策。提出“三和一少”。 6 自 1962 年以后，在若干经济问题上，政治问题上，国际问题上，党的集体领导有所加强，许多重大决策常常以多数表决形式决定，因之对毛泽东的最高决策权形成日益强有力的牵制，毛泽东的一些意见难以成为党的最终决策。 1970 年 12 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1963 年以后，毛提出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围绕这一运动的政治方针，毛泽东与政治局发生了严重分歧。此对最终导致发动文革，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1964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前听取政治局工作汇报时对刘少奇不无讽刺地影射说：“（社教）还是请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此前，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抓“四清”，但没有人下去。刘少奇后来讲了话，许多部长就都下去了。因此毛泽东有大权旁落之感，他感到，党的组织路线发生了问题，许多高级干部不跟他走，党中央内存在着以刘少奇为政治核心的另一个“司令部。” ①值得注意的是毛　 1962 年 8 月 10 日　及　 8 月 12 日　对国务院国家机关及中组部的两件批示：（ 1 ）“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如果再不改，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 2 ）“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事实上，国家机关及中组部不向上级请示报告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但毛退居二线后，他们都只向直接上级即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彭请示报告，而不向毛报告日常工作，因此毛有失控之感。 7 这次会议前夕，毛泽东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发生一次正面的交锋。这次事件为文化革命的政治斗争直接埋下了伏笔。 1964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建议毛泽东，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在工作会议进行期间，中央常委于　 12 月 20 日　开会讨论社教运动的对象问题，刘少奇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尖锐不同。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主要要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① 在这里，毛泽东将斗争的对象直接直接指向了干部队伍、党的官僚组织。这与后来发动文化革命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主张进行针对党的第二次革命。但对此，刘少奇为代表的政治局多数是持有根本异议的。刘少奇认为，主张走资主义道路的人不能称作为一个“派”，斗争矛头不能指向党的干部组织、指向国家机器。他主张在四清中保护干部，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即文革中所谓“黑五类”），他将毛泽东针对党内上层的阶级斗争方向作了扭转。这些分歧，激怒了毛泽东。因此在此次会议进行中，毛泽东戏剧性地带了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来到会上。他摇动党章，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摇动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言论权。”他指着刘邓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这一举措，实际是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前公开暴露了毛泽东与刘、邓的分歧和矛盾。不仅如此，在会议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尖锐地直接抨击刘少奇。　 1965 年 1 月 3 日　，三届人大高票（几乎全票）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会上批刘的夫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集中 15000 人搞一个县（指王光美的四清工作团），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　 1 月 13 日　，毛泽东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说：“去年 10 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应。”毛泽东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面对着党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险，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邓作了不尊重毛的检讨，毛泽东的主要观点被中央工作会议所通过，写入由他委托陈伯达、王力等起草而由毛最后审定的《 23 条》之中。但是，政治局多数人仍然不同意“四清”运动的矛头应主要针对当权派、整干部。因此，《 23 条》对干部情况作了如下估计：“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和交代好的干部要尽早解放出来。” 但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文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是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中央部门中的“部门”二字是周恩来提出加上的，从而对“中央”二字作了限制）。这就为后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的准备。在这里，已经蕴涵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是毛泽东由此时下定撤换刘少奇的决心。 ④ 毛泽东认为，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被反对他的政治力量所操控。 ①毛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坏得很，受不了。对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有他的人，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问：“怎么讲主要矛盾呢？” 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 刘少奇：“有 3 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种情况是有工人出身，在立场、经济、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 | 毛泽东说：“搞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 7% 至 8% ，人数不能超过 10% ，否则就太多了。”他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 20% （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他质问刘：“ 7 亿人口划成 20% 会有多少人？可能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他主张，“先搞豺粮，后搞狐理，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分不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在会议上，当毛主张运动必须针对当权派时，刘一直表示反对。他针对毛插话说：“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④ 　 1966 年 10 月 25 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党委会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虽人，引起我警惕，还是 23 条那时候。”　 1970 年 12 月 18 日　，毛泽东在回答埃德加·斯诺提问的“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说道：“那就早。 1965 年 1 月，《 23 条》发表。《 23 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8 从社会生活看， 1962 — 1966 的几年亦即文化革命的前夜时代，是一个政治清明、官员清廉、国民经济正在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场规模巨大的工业革命正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节奏地发生。大庆油田的开发解决了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所亟须解决的能源问题，自五十年代的“一五”计划以后中国即进入了大规模工业革命的进程。 1958 年的大跃进及其失败，使中国经济发展遭遇重大挫折。但经历六十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后，自 1962 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的时期。在经历了严峻的三年困难以后，农业中人民公社的组织已经稳定下来，农民正在适应这一集体化的新组织形式，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到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在经济中形成一些矛盾的趋势，决策集团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1 、工业中是以利润、积累资本作为生产目的（孙冶方为代表的经济理论），还是以不计较经济成本而使经济发展服从政治目标即以社会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 2 、企业主人究竟是工人还是经营管理者？毛的路线似乎始终是想试图探索一条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线， 1958 年鞍钢提出的所谓“鞍钢宪法”提供了这种探索的一种标本。而刘少奇代表的方针则更多地重视通过强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压”）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一路线的标本是六十年代初部分内容模仿苏联“马钢宪法”即苏式官僚主义管理体制制订的《工业管理六十条》以及 1964 年前后拟建立的“托拉斯”工业组织。 3 、在农业上，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决策高层中就一直存在集体经济与个人经济在经济效益上孰优孰劣的争论。六十年代初部分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开放集市贸易，对于经济恢复活力显示了重要作用。但商品经济对于自然经济状态下农村社会关系的侵蚀，导致了农民的经济分化，随之形成一个手中积累了农产品剩余的新生富裕农民阶层。这种分化与毛的均富（“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相违背，同时也对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造成了冲击。 4 、随着经济生活的复苏，在国家机关、企业、公社中都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干部腐败现象——贪污、腐化等。之所以称为“早期”现象，是因为六十年代的这种腐败现象，在浸润的程度和规模上都是极其微弱的。 ① 5 、研究毛泽东的人会注意到，毛的内心深处深深憎恨一切阶级压迫，厌恶等级制度，有浓厚的平等意识和平民观念。（因此， 1958 年他支持张春桥那篇受到党内多数官员反对的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即反对等级制度的文章。）毛一向蔑视人世间那些高高在上者，随时准备向他们挑战和斗争，无论这种高高在上者是称霸于世界的超级大国还是本国土地上的官僚。同时，他更关心社会中的那些贫穷无靠者的命运。因此他多次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① 国外有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指出，五十年代建立的新中国政府是中国历史中最清廉的一个平民政权。共产党的干部以其勤劳、朴素、刻苦和对社会事业的热忱与责任感，赢得了广泛的人心。但是这一形象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似乎已表明不那么完美，一些“四不清”的个案被揭发出来。其根源来自商品货币关系对政治生活的侵蚀。 9 研究历史者会意识到，毛的文化革命在根本上是一场针对“走资派”、“当权派”即官僚阶层的革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注意到，他亲手设计和缔造的国家制度中正在发生新的阶层分化。德热拉斯五十年代的名著《新阶级》以及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这两本书都于 60 年代在中国作为灰皮书出版，在高级干部中流传。这两本书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主义现象有深刻分析，当时给许多阅读过这两本书的人以深刻的印象。 1965 年 1 月，毛泽东对农机部长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讲了这么一段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①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段话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经济学读书谈话》中曾提出过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九评”中提出过“特权阶级”。这个新概念显然是上述概念的发展。毛讲的这些话，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无疑是一种深刻的震撼，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官员们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毛泽东深刻地观察和注意着六十年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他显然认为，无论是从他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原则的立场，还是从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这些正在露头的经济不公正的社会分化现象都是一种危险的不谐和音。自五十年代以来，毛泽东不断从事对共产主义理想制度和模式的探求和试验。他认为，为此理想所付出的社会牺牲和一切代价，乃是必要和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对其他领导成员出于经济政治现实主义考虑所作的合理化政策，毛泽东认为是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让步和退却，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当这些领导人拒绝他的批评告诫而继续坚持这条现实主义的路线时，毛认为这表明这些领导人已成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代表人。 1962 年在中共 8 届 10 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阶级矛盾和斗争的问题，这是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已无阶级矛盾这一正统理论的正面冲击。但是，对毛的这一提法可以从左与右两方面作出不同的解释。右的解释是把阶级斗争引向社会下层，即针对当时已处在被剥夺和无权利的贱民地位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左的解释是把斗争方向引向社会上层，引向掌权的官僚阶层本身，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后来的实践看，毛提出阶级问题的本义显然是针对于后者。 ② ①陈正人报告中指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毛的上述话是针对此文而发的。 ②所以毛泽东　 1967 年 1 月 8 日　谈到上海夺权时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10 文革是毛泽东的一次大规模政治改革实验。通过文革，毛的确要从他认为是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手中收回或夺取权力。但他之所以衰年变法，之所以认为自己需要这种权力，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或为私人或家族或小集团谋利益；而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重新把握这种权力他才可以把握住国家向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这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虽然资料表明，早在 1964 — 1966 年间毛泽东已经在构思后来属于文化革命的那些政治主题；但是，这场运动在实际的进行中变得愈来愈难以驾驭，以致最终失控。因此，尽管不断呼吁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是事实上通观这场运动的全过程，却难以认为这是具有完整、周密的通盘部署和战略计划的一场政治革命运动。文化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神秘的非现实主义气氛，一些突发的偶然事件常常成为巨大浪潮的先导。这场革命的起因与高层的政策分歧、政治理念分歧和政治斗争有关，然而仅仅从这种斗争的角度却也不能解释文革的全部过程。事实上，当这场革命一被发动起来以后，它在很长时间内就似乎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进程。林彪事件以后，愈来愈多的人们已经怀疑这场运动，盼望这场运动早日结束。但革命的目的似乎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维持这场运动本身。目标已迷失了，运动就是一切。结果，全民族都被这场无休止的运动拖得疲惫不堪。当它终于被宣布结束的时候，人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人们迫切地希望由理想的天国重新回到现实的土地上。于是，人们后来纷纷起而诅咒这场“革命”。大家似乎都忘记了，当这场运动最初起来时，全中国的多数人们（包括作为一个初中学生的笔者本人），当时曾经是以怎样狂烈的热情和喜悦的期待，欢呼着投入于这场炼狱之中的。　　中篇文革政治斗争实际进程（暂不发表）　　　　　　下篇历史并不终结　　 42 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由于毛所使用的江张姚王一流皆属下下流品人物。此辈既缺乏政治智慧与才能，其人格形态又至为猬琐卑劣，唯以诌佞毛泽东为能事（于二十四史中可入《倖臣传》）。仔细研究毛泽东 1964 — 1966 年 3 月前的书信、批示和言论，可以看出他对于究竟是否要发动文革运动，是并非不存在犹豫的。① 尽管自八大以来，毛与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彭之间确实存在理念分歧和政治分歧，但这种分歧并未发展到必须走向公开决裂以至兵戎相见的地步。事实上，无论刘、周、邓、彭（以至包括彭德怀）或彭、陆、罗、杨，党内当时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会公开反对毛。在文化大革命成立专案组对毛所认为的“政敌”作了全面审查后，真实的结论正是如此，没有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什么“反毛阴谋”。其中许多人，如罗瑞卿、彭真，于文革平反后，至死对毛没有怨言，忠心耿耿。因此，正是江青、张春桥、康生在这里起了挑唆和离间性的政治作用。他们夸大了毛与政治局的矛盾和对立，使毛一度认为中央内部已组成一个以刘邓彭为核心，还掌控了部分军事力量（通过贺、罗）的反毛政治体系，以至使毛认为必须以最激烈的群众造反和革命的形式推翻这个“黑色”司令部。这是一个历史性和悲剧性的政治误判！尽管有无数种可以为文革作辩护的理由，这个历史性的误判却是无法掩饰和辩护的。而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显然在内心深处也已经日益深沉地意识到这一错误。这可能正是使他在 1974 年后日益疏远江、张、康的原因，也正是使他晚年对文革有所愧怍和失悔，以至最终对邓小平的“复辟”不为已甚的根本原因。虽然文化革命以雄壮的悲剧开始，其最终结局却是 1980 年对四人帮的审判，从而以一种没有丝毫悲剧气氛也没有丝毫英雄色彩的喜剧形式落下暗淡的一幕。与江张姚王等文革的激进拥护者相比，在对文革与毛泽东持不同政见的对手阵营中，汇聚了数十年中国革命所锻造出来的一批政治精英，包括其领袖人物如周、邓、彭、陈等，甚至也包括林彪。其才能智慧，政治意志与品格，皆是无论被置于任何时代都会闪光耀目的人中俊杰与政治英材。 ② 塑成毛领导的中国革命使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史上一个英才辈出的时代。百年间中国人才之盛，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秦汉之际、武帝时代、两汉三国魏晋及盛唐、宋初、明清之际。 ③ 但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杰及俊秀，竟纷纷在这场运动中凋零殒灭。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与他们的伟大领袖逐渐离心离德，以至某些政治精英终于在 1976 年 10 月以后最终背离了毛泽东。 ① 　 1964 年 8 月 6 日　，毛给江青一个批件称：“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所说“我的行动”，有认为是指毛原有计划骑马寻找黄河源。但也可能是指酝酿中的某种政治行动。 ②邓小平与法拉奇谈话：“毛声称要打击党内的走资派，却把矛头指向一大群老革命家。（ 1980.9 ） ③参阅赵翼《廿二史札记》。 43 毛泽东与曾经追随他多年的党内多数元老的分歧具有深刻的原因，这是一个坚定追求共产主义理念的理想主义者与着眼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实认为民主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更适用于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后者，也就是毛所说的“党内民主派”或“走资派。”这种分歧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渊源，甚至可以远溯五四时代的抽象民主理想，贯穿到延安时代毛泽东与彭德怀关于民主政治体制的争论，以及抗战胜利后党内多数高层领导对“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和平议会道路的向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党的奋斗目标划分为两期：认为党的近期奋斗目标是新民主义的政治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远期目标才是社会主义；终极目标才是共产主义。实际上，对于多数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远不可及，并不准备为之真正奋斗，他们真正钟情的社会理念乃是允许个人及家庭富裕以及个性得到自由张扬的自由资本主义。但是自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运动开始，毛泽东却大大加快了转向社会主义的步伐。由此开始，党内民主派与毛泽东的政治分歧不断加大。正是这种政治分歧，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① 在文革结束后，党内民主派主导了中国的政治方向。但是，面对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国，人们看到，在毛时代被认为不会发生和可以避免的一系列警告，在当今都已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毛泽东在临终前曾指出，他与邓小平的最大分歧，是在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于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不是一个偶然的话语分歧，它关连着政策的方向及国内外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选择。 ② 在革命年代中，共产党成功取得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依靠共产党领导下党与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在毛泽东时代，包括文化革命中，也正是这一稳固的联盟的存在支持了毛与党内官僚阶层的斗争。而在新的时代，当国家为了经济发展而走向资本主义时，共产党为了寻求与外部资产阶级合作的同时，似乎也在寻求自身角色向资产阶级的转换，同时又在国内培育着一个新生资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作为取得政治支持的社会基础。但是，如果共产党彻底放弃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基础，共产党就将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外资产阶级必然会要求它不再作为共产党而存在（即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将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义。而在共产党放弃政治统治（即“一党专制”）的同时，整个国家也将由于利益体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产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阶级选择。 ③ ①冯友兰从一个文人的角度，深刻地表述了刘派“守成”及“建设”的思路与毛的“不断革命”思路的差别。 1973 年冯友兰说： “当时我的思想是，无产阶级也不能老是革命，革命成功以后，总还要维持现状，稳定秩序。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哲学，革命成功后它就过时了，还得用像我解放前所讲的儒家哲学。我当时的思想同陆贾、贾谊差不多。这种思想就是用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来歪曲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思想认为，我们必须继续革命，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直至国家自行消亡，进入共产主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地主、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这个道理是具有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所绝对不能理解的。” ②毛泽东 1963 年在一个批示中曾经说：“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 ③毛泽东　 1963 年 4 月 17 日　的批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无产阶级其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44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目标，是试图维护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即追求社会正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社会主义就是谋求社会公正的制度和主义，即寻求社会正义的主义。）因此，毛泽东始终追求经济政治的相对平等，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反对官僚特权制度，反对国内外、党内外一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对私有制与人压迫人的制度。在探讨文化革命的发生原因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必须考虑到的，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真诚信念和试图建立共产主义的宏伟社会理想。他认真地试图在中国土地上首先实现“大同”——共产主义的理想。虽然我们目前无法直接找到毛泽东对他憧憬的“大同”社会蓝图的全景描绘，但是从他 1958 年至 1965 年的文论和所倡导的政策中，我们大体可以察出他的如下一些构思：毛泽东所构想的“大同社会”，这是一个具有行政管理中心（例如“革命委员会”）的工农兵联合组织。（也许应该被命名为“公社”？毛泽东欣赏这个名称。所以他在文革初期一度同意使用“北京公社”、“上海人民公社”的称号——显然以其类比于巴黎公社。只是后来由于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现实，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才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名称）。在这种联合体中，这个社会的分配方式将由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实行直接供给制（各取所需）。在这个理想社会内，不允许管理者作为一个独立分工阶层而固定存在；相反，社会内担任各种不同职务分工的人们应当经常流动和交换职业。若干这种工农联合体组合成一个国家。这种工农兵的联合体，毛泽东认为首先出现在中国农村（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其次是军队组织（　 1966 年 5 月 7 日　批示）和若干大企业（如大庆油田）中。与马克思相比，毛更重视贫苦农民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主要社会政治力量的意义。因为工人阶级当时在中国人数较少，同时毛认为资本主义的保垒可能从其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 1960 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就中国国情来说，这一环节当然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不发达、长期保持封闭的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状态的农村。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与农村在组织、经济和社会上的趋同，并且在这一意义上消除城乡差别。但这并不是使农村通过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演进到城市化，而是抑制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其退化为农业乡镇。他甚至相信这一乌托邦模式最终将可以应用于世界。 45 以上所勾勒的草图，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于五十年代后期直到他临终前的著作言论中找到根据。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　 1966 年 5 月 7 日　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称为“ 5 · 7 指示”。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勾画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廊，即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以一种职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这一年的　 8 月 1 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 5 · 7 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学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从“五·七指示”引申出这样的论断是合乎逻辑的。社论认为，这样的“大学校”一旦建成，“三大差别”就会自然消灭，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大家都能务工、务农，商品交换也就不必要了。这似乎就是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社会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空想共产主义王国。 46 实际上，这种建立在落后的小型工业和村社经济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不可能不是一种粗陋原始的共产主义，它在现实中是必然行不通的。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念，显示了毛政治思想中依附于手工农业经济这种落后生产力的历史局限性的一面。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对于六十年代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乃是一种历史进步而不是“倒退”或“复辟”。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近代化的工业革命尚未完成，新兴城市中心尚在萌生。社会成员的 80% 是公社中的农民，虽然已被组织在公社中，其生产方式却仍处在粗放人力与畜力农业阶段，他们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而仍然是近乎古典形态的村社农民。公社那种集体务动、集体分配的形式也并不是什么新的生产方式，相反，却与古代的农村宗法公社和编户村社农民有诸多相似之点。知识分子除极少数精英分子之外，就其群体而言尚未形成独立思考的个性思想人格和觉醒的自我意识。之所以出现社论及大字报政治语言程式极其贫乏，全民抄“社论”千篇一律，万众一声，正是这种文化个性缺乏的表征。在这种经济的和社会文化的背景上，根本不可能形成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更高极的生产力和经济组织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型社会体制。因此，文革必然只能是一场不成熟的革命，革命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被自称为“造反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所利用。从根本上看，江、张、王、姚及上海陈阿大一类正是社会中流氓无产者的政治代表， ① 他们的真正目标并不是实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念，而是“推翻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让自己取而代之，以乘机窃取权力、特权和私利。因此，这一革命由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文革激进分子的浅薄私欲与权力欲，最终蜕变成一场宫闱权力之争，变成一场以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伪革命，并不是以 95% 反对 5% ，而是以 5% 反对 95% 。革命的敌人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增多，革命的人道目标本身乃至最终竟淹没在大规模群众性暴力和暴行中（极端事件是 1976 年 4 月天安门事件）。这是毛泽东在 1966 年发动这场革命之初绝对始料所不及的，也是使他晚年不能不为之深感痛苦和困惑直到抱恨终天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历史悖谬？这个问题也许涉及到人类的道德本性和历史中的非人可控性，颇为引人深思。但是，如果不理解毛泽东对于中国和世界未来所真诚追求的共产主义远景草图，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在文革中发动的大规模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无法理解他的一系列政策思想，因而根本无法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 ①马克思《波拿巴政变记》深刻论述过在近代革命中流氓无产阶级的作用，可参看。 47 在某种意义上，文革运动是中国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新中国建国后，中国政治中渗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马列毛主义）被置于不适当的过高政治地位。对人的评价甚至阶级属性都以意识形态（即“政治思想”）作为第一标准分类和评价，从而意识形态成为支配现实评价现实至高无上的宗教性神圣准则。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体制。文革的大批判运动使中国全部社会生活政治意识形态化达到了极点。 ① 但矛盾的是，毛在文革中又提倡人民关心国事，勇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鼓励造反和“反潮流”，倡导“四大”和“大民主”，把权威的标准由迷信党组织、社会的集体理性而下放于个人理性。 ② 这恰恰是启蒙精神的标志！当外在的权威随造反浪潮被冲垮之后，仅剩下抽象的马列毛思想。但从此之后，马列毛的著作已不再成为只能被盲目诵读和信奉的“圣经”。面对着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惊人反差，觉醒的人们睁开了眼睛，有人要求将意识形态落实于现实，有人则指出意识形态与现实相背离而抛弃了意识形态，如何理解和选择乃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身。（遇罗克、张志新等殉道者及李一哲等都正是这种启蒙精神的最初代表，他们从个人的角度试图对马列毛主义作出新的独立解释。）思想终于冲破了牢笼！而毛本身，又恰恰是这种启蒙与自觉的首倡者！（参看毛 1964 年与毛远新、王海蓉等的谈话）。在这一意义上，毛是中国的马丁·路德。在文化革命中，他几乎要求人们破除一切迷信：对党的机构的迷信，对长官（当权派）的迷信，对文化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迷信，以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迷信，甚至包括对毛本身的迷信——他嘲弄林对他的吹捧不过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反对树立对他的“绝对权威”，他认为自己早晚有一天也会“被打得粉碎” ： “那又如何？不过粉碎而已。” 至于文革，他也知道人们“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究竟如何？只有天知道。” 事实是，当这两个最后的迷信也受到动摇之日，一个启蒙的新时代也就呼之欲出了。 ① 　 1966 年 4 月 14 日　，毛泽东曾对一个文件作出如下批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臂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浦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全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此信对于理解毛在发动文革前夜的文化思想是极其重要的。］ ② 1966 年来正是陶铸提出了“可以怀疑一切”的口号，陶当时的意图是把造反之火引向发动造反的中央文革。有趣的事，毛并不反对“怀疑一切。”从政治上，他认为“搞一点个人崇拜有时是需要的。”但从理性上，他又嘲讽这种对他的崇拜和迷信，说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48 9 · 13 事件后，毛本人永远正确和战无不胜的神话事实上已被打破。林氏“ 571 工程纪要”中对毛及中国政治现实的尖锐批判，尽管当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是作为“反面教材”即作为一种政治靶子提供给全国，但在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笔者本人）心中所产生的效果恰恰相反，它唤起许多人对文革运动的梦醒反思和内心呼应。外在的政治权威和神圣偶象从此开始从神坛上陨落。林彪事件后，一种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新精神（思想解放），正是从这时在一部分政治家和知识界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中涌动萌生。毛驾驭文革的方向是矛盾的，心情一直是极其复杂而痛苦的，他始终没有找到文革为何必然会失败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他生前的最后年代中，面对纷纷要求平反的旧部、旧友、旧识、旧交遗孀及子女们的请愿信，面对逐渐一一被揭开的政治性冤假错案，他的感情和内心无疑也在承受着煎熬。现实逼迫他做痛苦的反省，① 他疏远了江、张、康三人。而对文革中其他直接政敌，只有刘（少奇）、彭（德怀）、陶（铸）三人被置之死地。但对在文革风暴刮起的第一轮中就被打倒的彭、陆、罗、杨，他均网开一面，保留一线生机，不为已甚，于 1975 年前后均批准释放出狱，予以安置。②（当时他也已在考虑为陶铸平反） 1975 年初毛亲命对前国民党关押战犯作一次性大赦，又亲命章士钊衰年赴港寻求重开与蒋的和平谈判。试图与生前宿敌和解。③ （此举未果而章氏死于香港）但反之，对陈伯达王关戚及林派军人，投入囹圄后，毛却始终关押不赦，不闻不问。批邓后毛命叶剑英退出军委工作赋闲家居，但仍保留其军委副主席职务，以至临终弥留之际乃召唤叶似欲有所托付。他的暮年心态可谓极其矛盾而悲凉。 ①毛的这种失悔可通过 1974-1975 年间的以下批示看出：“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对杨成武案的批示）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信上批：“纪、汪处理。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对刘建章夫人来信批：“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对傅连暲案批示：“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② 1973 年 11 月，毛命解除对罗瑞卿的监护。毛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self-criticism 。” ③毛对此的批示如下：“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49 晚年的毛经常因内心苦痛而流泪，他可能在问自己，失误究竟是在哪里？他最终拒绝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尽管他明知邓在“搞复辟”，但仍在某种程度上纵容邓小平纠正文革后果的政策。在文革的后期进程中，毛泽东经历了最深刻的内心感情冲突。毛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运动的斗争过程（“大风大浪”），观察一批人，考验一批人，审察一批人，选拔出符合他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条件的新的接班人。（在“九评”中毛已提出了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在他的心目中，刘不是这样的人，林不是这样的人，周不是这样的人，邓不是这样的人，江、张以及他一度寄予期望的王洪文最终证明也不是这样的人。在文革最后阶段，在选拔接班人这个问题上，他意识到自己失败了，以至不得不匆匆地在临终前选择一个貌似忠厚老成而且较能为各派所接受的华国锋。但是历史证明这个人选也并不理想。事实上，对于文革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系统的计划或“伟大战略部署”。他开启了造反的闸门，点燃了火种，然后坐山观斗因势利导，试图将运动一步一步引向他所追求的方向。但在 1971 年后，他自己也已日益感到困惑和迷失了。文化大革命积极的一面是摧毁了解放后效仿斯大林模式而建立的官僚主义体制，把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文化启蒙因素深深地播种到民族的精神中。在林彪事件后，怀疑毛而敌视江张王姚激进派小集团的思潮暗流汹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到 1976 年清明节事变，由于周的逝世，邓的贬黜，被压抑多年的民怨终于在全国范围爆发而起，一个启蒙、寻求改革的新时代至此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毛及其发动的这一文化大革命，以最深刻的历史悲剧的形式，为中国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伟大文化解放的火种！［毛泽东　 1967 年 3 月 30 日　说：“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50 英国历史学家霍兰·罗斯论拿破仑曾说： “综观他的一生，这样断言似乎是公正的：他垮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法国人民有什么缺点，因为他们对他效忠始终不渝，连阴曹的判官拉达曼瑟斯也会为之感动流泪；也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将军或政客叛变出卖，因为既有四千万人忠心耿耿，这种叛卖就无足轻重；根本原因在于这个人的性格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创为，没有毛泽东，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巨人中的超级巨人，但毛的反对者或者为毛所反对的刘、林，以及后来的周、邓，也都是一代巨人。在后者的政治主张中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合理性。这种现实主义的合理性就历史发展的逻辑而言，实际是一种难以逆转的现实必然性，甚至强大如毛泽东也无法逆转之。但是，毛却是一位天才！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他的洞察与痛苦，他所奋斗的目标，是远远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因此，在尘埃落定的三十六年之后，我们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所有这些当时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词出现（没有人真正理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发动文革所欲在历史中加以遏止的东西，而对大多数人在当时则似乎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似乎强不可摧的铁一般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正面与负面的一切效应。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也许，它的发生的确是一次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尽管资本主义对于现实中的中国已经是一种必然，但它并不意味着一种公正，更不是一种历史正义，也绝不是一种永恒与合理！历史并没有终结！ 51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充满传奇戏剧性的一个伟大世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这个世纪中卓越拔立的三位真正的传奇英雄。这个世纪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最终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达到一个震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高潮。但随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乃以九十年代全球社会主义体制的全面崩解，从而转向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但是，历史远未终结。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留下的精神和政治遗产，包括文化大革命，仍然会被人们思索和研究下去。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根本之点在于，“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静止无矛盾只需要向前发展经济的平静社会。这个社会作为一种中性的过渡形态，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进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后复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可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中既包涵着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内容，也包涵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对这种矛盾，如果统治阶级、执政党处理不好，则发生动乱、暴动或革命是随时可能的。因此，历史绝不终结。 ① ①毛泽东已看到这一点。但是他说：“中国 ( 将来 ) 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 因为毛泽东已经把他的革命精神深深地熔铸进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政治文化中！ 52 罗斯在他那部论拿破仑战争包括滑铁卢失败的杰出著作中曾指出： “尽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在治理国家，焕发人民才智和运用战争艺术等方面，完全是超群绝伦，伟大之极。 “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业绩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而更在于他的始创性以至在完成所有这些业绩中投入了雄伟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却还是宏奇壮丽！ “屈处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人类毕竟不以最高的荣誉授予那些谨小慎微、知难而退、毫无建树传于后世的庸碌之辈，而是把它授予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功勋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万人同遭大祸之际还主宰着千百万人之心的人。” 这些话似乎更适用于评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失败了。但是，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了数亿人口的伟大国内战争和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了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营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终极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国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屹立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千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作为在青年时代曾身历文革全过程者，此文写就，百感交集，不胜唏嘘。读毛泽东生前所书古咏史诗，乃集其成句为赋三首曰：（一）雕阴无树雨难留 ① ①雕阴，陕西绥州古地名。此借喻陕甘宁。雉堞连云古帝州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唯余岩下无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② ②用毛泽东生前所书韦庄罗隐成句。（二）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泣说英雄浮世到头皆是梦男儿何必尽成功 ③ ③用毛泽东生前所书高启罗隐成句。（三）朝真暮伪谁人辨古往今来底事空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九卷经 ④ ④用毛泽东生前所书白居易、龚自珍成句。　 2002 年 10 月 3 日　记于上海竹园　 12 月 26 日　改定于京华秋澄楼; 1231 次阅读|2 个评论

如何理解文革时期的‘继续革命’？: 热度 6 lin602 2011-10-9 22:54; 文化大革命时，经常听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仔细想想，那时候，经常有‘四清’‘三反、五反’运动，仔细分析一下，大部分都是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所以那时候，走资派不是太敢贪污受贿的。仔细剖析一下，‘继续革命’的含义，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对许多各级‘当权者’的抑制，防止他们‘变修’。真正能够公正地评价‘文革’，还要等几十年甚至百年！文革象文革时期讲的‘绝对正确’？否！文革应该全盘否定？没有一点积极的东西？许多人会对这个话题非常敏感！; 6478 次阅读|4 个评论

童年回忆之喝粥啃骨头过共产主义生活: 热度 2 eduman 2011-7-12 11:27; 记的小时候，文化革命正在轰轰烈烈中，我们村也象全国一样，正沉浸在向共产主义挺进的征程中，并且已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这里的部分包括两件事。一是中午饭喝粥，二是啃猪肉骨头。大革命时期，至少一段时期社员同志们中午是不回家吃饭的，这一方面显示革命精神，一方面让大家感觉一下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猜测是这样吧。社员们在农田中劳作一上午后，左手用羊肚子毛巾擦着汗，右手放下家具，然后有说有笑直奔牛棚，这里已有两个家务活利索的炊事员为大家准备好了一大锅玉米粥。我们小孩子则是在家里用柳条编制的提蓝给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送来了硬食---玉米窝头、地瓜或高粱饼子，还有老萝卜咸菜。玉米粥是按需分配的，想喝多少有多少；其他则明显带有私有制色彩。大家吃的很香，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家里拿来的食物很少见下的，而玉米粥是喝了一碗又一碗，看来大家喜欢按需分配这个制度嘿嘿。记得有个比我小两辈叫我小爷爷的孙子最高记录喝过8大碗。现在仍然能听到那时的粥声阵阵，“呼呼呼”。中国历史上农家生活别有风味的画卷，前无古人，可能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后也是后无来者了。几次找仅有的两个画家朋友画下来，画面极不理想，画不出当时农民的那种幸福和苦涩，太没才气，太没才气了。粥每天都喝，虽能充饥，但远没有吃肉来的幸福。因为那时候大多数农民一年也就能吃上这么一回肉，除非是家了有喜事比如娶媳妇嫁闺女会什么的。一般是吃猪肉，牛肉是不能吃的，不经公社批准宰牛是违法的。每逢春节临近，各生产队会安排将队上养的几头猪杀了，按人口每家都会分到几斤生猪肉拿回家大年三十包饺子。这个时候，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候之一，特别是小孩子们。一年没吃过肉了，大家都馋了。一大清早队长就安排下了在牛棚只起一口大锅，生火烧开水。另有一些壮劳力拿上麻绳，扁担长棍子什么的，把猪四蹄捆起。有人拿着棍子“七零巼吃”照着猪肚子敲打一阵，目的是让猪排出粪便。然后一桶水往猪屁股上一冲。几个男劳力抓住猪耳朵和四蹄，按到矮桌子上，有人拿来来盆子，放在猪脖子下前放准备接血。村里的著名屠户早已磨好“七（音）刀”，把烟屁股紧吸一口，在鞋底上把火磨死，站起身来，他小儿子早拿着刀猪前等候。记不清刀子是怎么进入猪脖子的了，这时我总是闭上眼，只听猪的尖叫越来越烈，然后是声音越来越小。睁开眼时盆子里已是半盆血。只见屠者用刀挑开蹄子上的皮，用钢钎捅一通道，嘴对住开口，呼呼呼，把猪吃的滚圆。几个人抬着猪仍到开水锅里，退毛。然后是开膛，扒出肠子肝货。。。。。。几套工序下来，四五只猪肉已挂了起来。生产队的会计几里叭拉拨着算盘，叫着谁家几斤几两，一杆大称挂在杆上一份一份的称着，轮着谁家谁家的最高文化人紧盯着称星。很快分完了，小孩子们提着自己家的肉飞也似地送回家里，又飞也似好跑回来。因为有更激动人心的事再等着。那就是啃骨头。骨头是不分到各家各户的，就在牛棚放在两口大锅里煮，茴香花椒大料是从好多家凑起来的。大人们一般都比较自觉地让孩子们多吃，所以严格来说分配对孩子们来说是按需的。两口大锅冒着热气，因为牛棚就在家田的当央，所以你在封冻着的麦田里就能闻到漫天的肉香，真是让人唾涎欲滴。往东一看，只见一群孩子也正在往他们们生产队的牛棚奔跑着。屠户拿起桶猪腿的钢钎往锅里一插，大叫，熟了。孩子们一片欢腾，一字排好队等在那里，有几个小子还在用露着棉花的袄袖擦着鼻涕，眼睛都在盯着锅里。饮食员用个大盆捞了大半盆骨头，一一分下来。香啊，都一年没吃到肉了呢。虽然骨头上留下的肉并不多，但最后都吃的饱饱的。屠户最后让男孩们都站好，说有最好的。从锅里挑起几个长长的肉棍棍，切成数段，每个男孩一段，嗯，确实香。有的叫还要，有的女孩也在大叫要吃。大人们有的在大笑，有的则指的屠户骂坏蛋。后来一问才知道是猪鸡鸡。结果我们这伙男孩以后每次见了屠户都骂他，叫他吃驴鸡鸡牛鸡鸡。还好，不知道从哪一年起，这已不是骂人的话了，饭店里都有驴鞭牛鞭供人们享用，而且价格不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再回想大革命当年，可能这两项是仅有的实行了按需分配制度的吧，尽管还是有总量控制。以后走南闯北的几十年，再没有吃过这样的美食。; 2726 次阅读|5 个评论

看到今天激动的场面就想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红岁月: 热度 2 xupeiyang 2011-6-30 08:17; 80后，你们真的不了解，不理解你们的父母辈啊，我们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因此，我们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激动，不由想起了忆苦思甜的日子，我们真正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想起了知识青年奔向广阔天地，想起了毛主席。。。。。。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个人分类: 我的日记|1977 次阅读|2 个评论

雁塔&燕塔: 热度 1 xuselon 2011-6-27 21:38; 我是山东人，莘县是我的故乡，远在他乡漂泊，时刻思念着家人。翘首东眺，依稀望见莘县塔，塔下那些忙碌的人民为了生活穿梭于家乡的原野，原塔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拆掉，新建的燕塔不及原来的更有价值，每每看到老燕塔，也使我回忆家乡的美好时光莘县塔位于莘县城内，建于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为楼阁式十三层平面八角型砖塔，塔底层东西长23米，南北长22米，高40多米。塔有四门，入北门可攀至顶部，南门内有一尊石雕女神像。塔内藏有五部北宋刻本《妙法莲花经》，一部写本《陀罗尼经》，一个精致的小银塔和一具石函（棺）。小银塔用银质薄片砸合而成，造型优美，玲珑剔透。石函内有水，水上漂浮着银质薄片船，水内有舍利子。巍峨雄伟的燕塔，历史上多被用作军事瞭望台。; 2328 次阅读|0 个评论

毛泽东同志的自我评价: 热度 15 iwesun 2011-6-19 22:59; 　　小平同志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了一晚上。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不安分？　　　　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评价：只干了两件事儿，一个是把老蒋打跑了，一个是文化大革命。　　这个评价从他自身的角度是恰当的，甚至没有包含被我们一贯吹捧的抗日。　　毛泽东为什么把文化大革命，看的如此重要？　　表现的超出常人的不安分？　　英雄主义，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一个超人的极端英雄主义。　　毛一直希望成为一个时代的分割符，就如同秦始皇一样，成为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隔符。以至于一般的帝王改朝换代的休养生息，他都不稀罕。　　这一点在他对波尔布特的赞赏中，表现的淋漓精致。　　就如同一个超人科学家，发明一个新的物种，这个物种具有绝对优势的生命力和智能，这个超人科学家不惜献出自己的身体，来喂养这个新物种。　　这一点是一般人所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创世纪的超人，才能理解。　　毛要使自己成为两个社会形态的分隔符，成为新物种的培养基。　　相比较，斯大林根本就是个乡巴佬，除了会动刀子，其他倒也安分守己。　　　　否定文化大革命，其实就已经断送了毛的生命。　　你们所歌颂的伟业，毛自己其实都没看上，这些统统不过是为了一个新物种的食物罢了。　　毛最大的愿望，就是超越秦始皇。　　二世而亡，也不在乎，一个新的物种诞生了。　　毛是要创世纪的，这一点，他的全部战友都无法理解他的胸怀。　　真的理解的是他的学生——波尔布特。　　毛打内心非常痛恨一切阻碍他创世纪的人，包括这些战友们。　　毛对这些功臣们的痛恨是发自内心的痛恨，绝不是一时兴起。　　功臣集体，在毛眼里，确实只有诸侯王的水平，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需要铲除的。　　江青同志确实是唯一一个对毛忠心耿耿的革命战士，就是智商太低，还动不动就翘尾巴。　　江青只知道毛在干大事儿，但干些啥，怎么干，脑子里是一团浆糊。　　毛对江的评价，可用，但不可大用，又不得不用，不用就无人可用。　　曾几何时，他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但最后也是落空，年轻人要么是心怀鬼胎，要么被毛的光辉彻底搞晕，变成了无脑。　　这一点，是他最痛心的，没办法选了个折中的方案，就是“你办事，我放心” 　　其实他一点都不放心，华是无法承担他的创世纪的伟业的，华的智力极限，就是秦二世的料，这一点，毛是深知的。　　　　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斗争，这仅仅是一个肤浅的表象。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创世纪的运动，是要造一个新物种的，毛是倾注了其全部的心血在搞的，是不惜搭上老命的。　　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权力斗争，是严重低估了毛的超人境界的。　　权力斗争是好玩，但毛其实已经玩腻了，他在玩上帝创世。　　　　熟读历史，却最终被历史的幻觉所害。　　这一点看，毛的思想境界是最接近神的，无人能及。　　也许，只有两千年前的始皇帝，在派遣徐福东海求药的境界，才能略微相通一下。　　　　可惜，这个新物种叫小平同志掐死了。　　不掐死，其实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笔帐，俩人在天堂，还得细算。　　这个疙瘩，是解不开的死结。 PS: 　　 http://iwesun.blog.sohu.com/176656359.html; 602 次阅读|24 个评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 热度 7 iwesun 2011-6-14 18:0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 最近快把老蒋气疯了。吔！唱首歌吧。谁说红歌会亡国，就看你怎么唱，啥时候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革命大字报（嘿），烈火遍地烧，胜利凯歌冲云霄。七亿人民团结战斗，红色江山牢又牢。（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356 次阅读|19 个评论

[转载]五．一六通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热度 2 xupeiyang 2011-5-16 06:25;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 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大串连 ”，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１月８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 二月逆流 ”。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月，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 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１９７１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 四人帮 ”，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开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４年１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 “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１９７５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个人分类: 历史事件|2392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历史上的今天 5月16日: xupeiyang 2011-5-16 06:18; 5月16日是公历一年中的第136天（闰年第137天），离全年结束还有229天。 1880年，匈牙利总工人党建立 1947年，孟良崮战役结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1997年，美国提高我国的信用等级 2002年，中国电信、中国网通正式成立; 个人分类: 我的日记|110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区别: xupeiyang 2011-5-7 17:20; 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区别，也是书中比较新颖和客观的提法。《党史》第二卷分析说，“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及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建等领域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同时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不仅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若干重要成就：第一次成功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首次进行地下核试验、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当然，这些成就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取得成就应该更大。中共更加客观坦诚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5/07/c_121389396_4.htm; 个人分类: 社会文化|1162 次阅读|0 个评论

如果文革再现，科学网上会如何？: 热度 12 lin602 2011-4-24 22:42; 如果文化大革命再发生（当然可能不一定以这个名称出现，或者推导科学网在1966年文革时出现），科学网上会出现什么场景？第一现象是热闹，不知道要分成几派，‘阶级斗争’肯定非常波澜壮阔，甚至惨烈。天天可以看‘网上大字报’。记得那时候（1966年）我们年龄小，看了不少大字报，也捡不少废纸（废大字报）卖钱。那时候先是‘三家村’，再是‘刘邓陶’，再是林彪，还有四人帮。第二是不知所云。网上的互相攻击，不知道真假，肯定让人一头雾水。甚至挖相互的祖坟，翻出前三百年的事情。第三是不在斗争中生，就在斗争中亡，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唉，真是不明白，人就是好斗？网上也斗了不少了，放在古代，可能成为世仇了。用得着吗？我的感觉，网上就是有些人喜欢这些。网上有官帽吗，有职称吗，有分房子吗，有重大利益吗？; 4129 次阅读|14 个评论

实名博克的坏处: 热度 2 duke01361 2011-4-15 00:53; 实名开博克难免因言获罪。如果你怀着一颗童真的心灵，做出敢说敢呈当的姿态，讲话？那你最好不要讲真心话！你一定要彻底打消一个念头：这个实名博克不是虚拟的，是现实的，和你在现实社会中一样，应该遵循同样的为人处事的交际原则，比如你不可直来直去，把话说得太到位，把话讲的太直白！你还要一如既往地中庸，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你还是要去拉帮结伙，不择手段地交朋友，最好是成群结队的朋友，这样你不但有人脉，而且你必将会从中获取益处！你千万不要以为知识分子密集的山林是神话里的西天，这里没有如来，也不曾有过菩萨，但这里却有现实社会中一莫一样的勾心斗角，结党营私！这里也有黑帮老大，也有形单影只的行者，更有在文化大革命式的热血青年！总之，社会中有什么，这里一样也不少！你千万不要以为这里的人富余足够使你获取公平、公正的待遇，这里有不只一只看不见的幕后黑爪！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你不服气不行！中国从平民到知识精英都在习惯性地创造沟壑，制造利益群体为前提的占山为寇者！; 个人分类: Funny Things|2493 次阅读|2 个评论

日奴心理: 热度 1 caihuayuan 2011-2-13 14:35; 日本，一个在侵略中国，掠夺了中国大量资源的基础上，并在作为美国为遏制中国发展的首选对象而受到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迅速成长，并以中国为主要产品输出对象的国家，跟其国士的形状一样象一只寄生在中国这棵大树上的虫，既从中国获取资源，从中国人身上谋利益，又从精神上蔑视和敌对中国，作为受害者，中国在几乎没有国际援助且资本主义国家四处敌对的情况下的情况下，走过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弯路，仍然取得了今天的长足的进步，生活水平比以前有了极大的提高。所以有些人就开始物欲膨胀了，活着一定要享受，要好的，买东西要买这个那个牌子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们就认为那此发达国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因为还是发展中国家，就技术什么都不成熟，产品也不好。这种现实得只看得到眼前的实在的东西的观点实在愚蠢之极，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中国人的自尊，也许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是有那么一些个别的公民，人格不健全，买了个小日本的东西，觉得用着还行，就觉得日本的东西都好，进而觉得日本比中国好，所以沦为了日本的奴人，他们总觉得日本的东西就比中国的好，甚至觉得就小日本的好奇怪的是这些外货奴大部分并不是富人，而是一些追求就是欲求，能力平平，却又不甘心做穷人，更不承认自已是穷人的人，这些人，你说他们是败类言重了，说他们是富人又太夸张。那他们是什么呢？如果把穷光蛋比作光头，把富人说成是头发茂密的人，他们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秃子，但他们是看着光头以头发茂密自居的秃子这些人，他们不是没有自尊心，其实自尊心一点也不比别人弱，甚至比别人更强，问题在于，他们是属于心盲型的，他们只对当着他的面看得见摸得着的侮辱反应强烈，但是不是当着他的面针对他一个人的侮辱比如民族自尊他们却没有感觉，不但自尊狭隘，思维也是局限型的，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爱国，爱国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的世界里就没有爱国这个概念，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和享受。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成就是自已努力的结果，跟国家没关系。所以，他们是在不知不觉里丢了自尊，做了日奴，看不到民族大义，只看到自已欲望的舒展，而且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去实现欲望的舒展小鬼子不是看不起某一个中国人，而是所有的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其中的一个，你就那么心安理得的使用它们的东西而不感到屈辱么？就为了那点可多可少的物欲追求，把理智和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有的骨气都丢了？就算追求物欲，有必要把钱花在看不起中国人的小鬼子的东西上么？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力发展经济，对抗外部盯着中国蠢蠢欲动的侵略势力，从而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公民提供一个稳定和利于发展自我的平台环境，你能够有现在的安定和自封尊贵吗？如果中国发展不起来，整个中华民族都被外国人歧视，如果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你和你的子孙能活得舒适而有自尊吗？这些你从来不想，不关心，更不关心么？也许，中国在一些技术领域确实跟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可是这个差距绝没有那些外货奴认为的那么大，比如手机，现在世界范围内生产手机的水平都已经很成熟了，甚至你随便选一个牌子的手机都能用是好几年，可是那些日货奴就认为日本的手机好，花更高的钱去买日货，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行为说明他们眼里只有物欲而没有自尊，他们也不知道中国出口出去的很多东西质量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差，因为出口要经过海关，经过该国家质量部门的检验合格才能进入那个国家，他们之所以能买到比较好的外国货，是因为国家在把着质量关，本国内的东西没有这道把关程序，所以会有一些质量不好的产品被一些利益熏心的人推到市场上去，成了次品。所以让那些日货奴觉得东西都是外国牌子的好。而手机，电脑这些东西，大部分人买了用个两三年就会换掉，中国一些品牌的产品即使比其他一些牌子差点，也能让你正常使用到你想换掉的时候，为什么要花更多的钱去买个几年后想换又不舍得扔掉手里的，不换拥有的已经过时拿不出手了的难堪呢？奴性！也许是从小吃过很多苦，没拥有过好东西如今那种苦日子不再了，以前的经历使他对物欲上的享受的渴望超过了其他的，首先是被物欲占据内心，脑子里没了民族自尊，这种心理进而被外国人利用赚钱中国和发达国家有差距，这差距都是被这些崇洋媚外的外货奴拉开的，他们把钱送给外国，于是支持了外国企业的发展，遏制了本国企业的发展，于是外国企业更强大，本地企业更难以立足，而因此更被这些外奴抛弃。。。，如此循环，很多企业被挤兑的无以立足最终倒闭。这是本地企业的错吗？哪一家公司的老板不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他们起点比发达国家低，起步比发达国家晚外有国际企业的排挤，内被那些外货奴抛弃，而且到处宣扬外国货好，国产货差，好像外国人给了他现在的生活环境似的对这些人，简直无语一个泱泱大国，要富强靠什么？不是光靠那些政客的英明决策，还要靠我们所有中华民族的同胞共同的努力啊！中国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中国，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热爱自已的国家，并没有让你为国家去和小鬼子拼命，也没有让你为国家不吃不喝，挨饿受冻，只是在不影响自已生活的前提下做一个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这点就做不到吗？再说，买了小日本的东西能让你感觉飘飘欲仙么，让你生活水平超越你赚钱能力的提高么？不买会至于痛不欲生么？而爱国一点，每个人只要那么一点点的爱国倾向，就能让我们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有更高的地位，中国人更有尊严，中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因而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追求自我实现的环境，在一个更高生活水平层次上活着，让我们的子孙出生一个更高的文明环境里为什么不去爱国呢？不用日货，死不了！不但死不了，活得也不比使用日货的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差！因为一个人所能拥有的生活的品味和质量，是建立在国家大环境基础上个人的努力进取。所以，追求享受的人们，请你们爱护大环境，并努力拼搏进取，这样才是活得有滋有味的人生愿中国更快更早富强！愿中国人活得自由自强，幸福安康！; 547 次阅读|0 个评论

发明第一，创造第二，发现第三，课题是手段，文章是皮毛: 热度 6 guozhenru 2011-2-11 21:50; 中国人痴迷科学研究已到极点，从国家人事部到街道卫生院都非常重视，但手段和评价非常简单，人才引进，基金申请，就是看文章；实验室评审，职称晋升，以及年底奖励除了文章，就是经费。文章和课题经费自然是一种能力，但不分职业，不分范围和工作性质大搞特搞，与文化大革命大生产有什么不同？科学说到底应该是一种个人爱好，国家鼓励的目的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和发明，如果普遍和广泛地把文章和薪水、房子、位子联系起来促进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在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有条件写文章的，有时间写文章的，会写文章的，有钱招人为自己做文章的，当然强调文章，懂点“英格来死”的人当然强调“爱死赛哀”文章的重要性。其实原因很简单，只有这样才能突出自己的才能，才能在社会主义蛋糕分配中使自己得到最大。什么样的人一定会说什么样的话，每一句话都会为自己创造利益。至于发表的文章有什么用，中国自己的杂志将来怎么办，那些行色匆匆的科学家就不一定顾得上了！既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什么不把国家花了钱的实验结果，象样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出版的杂志上？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国家科学杂志的声誉，而且可以改变外国佬对中国科研不严谨的看法，难道在自己国家杂志上发文章比回国更难吗？大家都虚伪的时候，就没有虚伪了。国家需要强大，人民需要吃饭，文章只是文章，不能代替原子弹，也不能代替大米！发明第一，创造第二，发现第三，课题是手段，文章是皮毛。; 个人分类: 闲言碎语|5059 次阅读|6 个评论

王玉锋纪念李士钊先生: wangyf1970 2010-5-21 19:09; 今天的科研工作再艰难，看看古人之土大夫，已感颇为幸运了—— 虽然身处象牙塔，却忍不住要听国事、.......。虽然在象牙塔中与世无争，也免不了象牙塔外，不时地打扰。当因为过于埋头工作、而感觉世俗难耐时；当看到有人以为学者的价值只不过是几个点子、似乎拿走了点子就再无价值时；当看到有人拿学术的成果硬往政治和野心上套时，深感如今社会之知识形象，大不如古。如果想要感慨的话，就难免会想到一些人、一个现象——《武训传》。以前听人说批斗《武训传》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文革就是从批《武训传》开始的，现在又听说《武训传》是新中国第一文化大案 .......。这些评论都描述了一点，那就是：《武训传》事件是知识份子社会地位的历史转折点。《武训传》讲了一名乞丐武训，终身行乞，竟然只为了办学、为了“ 誓必教天下人人尽读书识字 ”这样一个理想。其实他已经积攒了相当的财富，足可富比当地，而他只用这些财富办了三所武训学校。武训的事情，体现了那时社会对于知识的渴望，以及整个社会对于知识的尊重。一个人一生的奋斗只为了办学，可见那时办学是一件多么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是现在不同了。假如一个人好好日子不过，却要去发奋读书，那这个人一定是过不下去了才会如此拼命吧......——这是什么社会观念？听到小孩子们在那里嘲讽他的同学，说穿着个假名牌.......，先不说是否真是假名牌（我看极可能是谣言），我首先猜到的是：这个同学一定是成绩相当地好吧？不然怎么会招同学如此生气？果然，当我以略带讽刺的口气反问他：“是不是他成绩非常好？”，小孩子还算单纯，至少他红了脸。翻开《武训传》，那时侯的人们，如果嘲笑一个人穷，才会嘲笑他没知识，所以如果一个人拥有了知识权，他就可以衣锦归乡、再没有人敢当他是乞丐....... 为何现今的人，只要有人说他要追求科学理想，立刻就有人当他是穷人、是傻瓜，怎么反差这么大？知识份子被当成拿知识来论斤要价的可怜虫，似乎唯有这么一点点利用价值了......，要说知识是进步得很快，难道知识之社会地位的变化也很快吗？（——《武训传》只不过是1951年的事情。） ——回答是：非也。纵观全世界，知识的社会地位是不断地提升。以前各国拼军事实力，现在拼科技实力，所以知识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第一要素，知识份子的地位应该是水涨船高的吧。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好象是个反例，和全世界其它国家不同。我说的话也许有人不爱听，也许他不认同，那是因为他已经被改造到骨子里去了，已经成了惯习，所以没有了直觉。有人能对知识如此偏执还不自知，这全“归功”于《武训传》之后一系列的、针对知识份子的运动。历史终是历史，学习历史的价值，不是在于清算帐，而是在于将来不犯错。如果我们再以一系列的运动、把知识的地位端正如初，中国就跟上了世界的脚步。欣喜的是历史是公正的。当年发动起全中国人民来讨伐的一部《武训传》，当年曾令赵丹、孙瑜等众多名人自危的一部《武训传》，终于在历史的沉淀之后，还它以清白。当年是十大最卖座影片之一、后被强力封杀的《武训传》，现在高希希导演要重拍；相反，当年江青主持、极力推崇的、描述宋景诗的电影——那部专门为了打击《武训传》而拍成的电影，有谁会去记得它？即便记得，也是一声骂罢了。其实宋景诗被骂也是不公平的，宋景诗没有错，宋景诗和武训一样，都在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错的是那别有用心、拿他来说事的人。为了打击武训，生生拉来一个宋景诗（人家本人并不同意——死了），因为江青等人的别有用心，宋景诗只好在历史上成为武训的反面。说来说去，这主事的人，真是很关键。千古流芳还是遗臭万年，全在这些人如何做事。（1978年11月在臧克家寓所。左一李士钊、左二臧克家、左四陶钝、左五王浩、右一吴伯箫、右二邓广铭）说到这里不得不讲讲李士钊先生。说实在的，在中国那时的社会文化之下，全中国兴学的故事有许多许多，但是武训先生的善举，却因为陶行知先生和其追随者李士钊先生的不懈努力，而最终演变成为一代佳话。有人尊称武训为“一代教宗、千古学圣”、“十九世纪的孔子”、“近代中国的墨子”，郭沫若称武训为“中国的裴士泰洛奇”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以及孙中山挚友林森更是把每年12月5日——武训诞辰日定为“兴学节”，这其中少不了李士钊这位作家、社会活动家的功劳。李士钊(1915--1991) 山东聊城人。三十年代在国立上海音专就读。抗战期间参加创办、编辑华北解放区《抗战日报》，1949年后历任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文化部内部刊物《文化资料》编辑，编著有《武训先生的传记》、《武训画传》、《蒲松龄作品在国外》、《联合国歌集》等，也是山东省地方史志编辑。我们看武训的一生，可以想见，由于他出身是乞丐，所以容易被人欺负，后来他举终身积蓄所办的三所学堂均被当地地主收回，这件事情就是武训先生处处势单力薄的一个见证。然而，在富有人家之中，也有抛开阶级观念，同情、帮助他的，比如当年武训将积蓄放在一些投资人手中，就说明武训也结交着几个富有阶层的开明人士，李士钊先生则是敬仰武训的一位文人士大夫。据说，李士钊先生出身于聊城当地富家，他和当时文化界的许多名人皆有交往，比如：赵丹、臧克家，等等。大家可以在凤凰网用关键词“武训传”搜出许多文化界名人讲述的、和武训有关的事情，许多人接触武训事迹，都是通过李士钊先生这位社会活动家。当年，上海武训学校之筹建，是李士钊先生之所为。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欲租房在上海创办一所社会大学。可是，由于大家知道他是全国闻名的民主战士，不敢租给他。李士钊先生毛遂自荐，陶先生欣然允诺。李士钊先生找到抗日名将张自忠的胞弟张自明。讲明情况后，大家认为陶行知先生办讲学堂，并用武训命名学校的意见，可以考虑。几经协商，终于达成租赁协议。” 后来当上海武训学校校长，“ 大家推荐郭沫若。但郭沫若认为不妥，就推荐李士钊先生出任上海武训学校校长 ”。“ 在陶行知先生的葬礼上，李士钊学生请董必武老人为学校题写了楹联和校牌。同时，由姚雪垠，孟秋江分别担任中文系，新闻系的主任。为了办好学校，李士钊先生聘请许多知名人士来校任教，如郭沫若，臧克家，孙起孟，方与严，田仲济，赵纪彬，张文郁等 ”。为了宣传武训精神，“ 李士钊先生......精心挑选了自己最喜欢并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武训画传》交给了当时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 乃至其后筹建武训祠、各界著名人士纷纷题词，比如，臧克家、胡锦涛、李先念，等等，都是李士钊先生在其中大力活动。１９８４年秋，李士钊先生代武训先生故里人民请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吴作人先生为 “ 武训先生故居 ” 题写碑文；请轻工业部部长徐运北为 “ 武训先生之墓 ” 和 “ 武训纪念堂 ” 题写碑匾，为 “ 柳林武训学校 ” 和 “ 武庄武训学校 ” 题写校牌。１９８５年９月，李士钊先生又请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伍必端先生，根据李松亭所绘武训先生肖像画照片，临摹了一幅四尺萱的武训先生全身画像。同年１０月，他又请著名雕塑家曾竹韶先生根据丁云樵先生所作武训先生浮雕像照片和伍必端临摹放大的武训先生画像，创作了一尊武训先生半身塑像。著名演员赵丹能够主演《武训传》，也是李士钊的原因。李士钊和赵丹等文化名人的私交甚密。我注意到这样的片断：“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５日，李士钊先生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武训先生纪念大会。会场悬挂《武训画传》百余幅。他本人不仅担任大会主席，而且郑重邀请孔祥熙做重要演讲，这样就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进步人士的封锁和迫害。 ”——可见李士钊先生为了保护武训精神，可谓竭尽了全力，甚至冒着政治风险。身为武训学校校长，力挺武训，似乎必然？——其实未必。谁都知道在那个年代，人人自保尚且不及，有许多夫妻离婚的、父子断绝关系的.......，仅仅一个投资人和经理人的关系，不足以一直维系到李士钊先生身死。 “１９５７年，李士钊先生被迫从文化部‘ 调’ 回山东。１９５７年４月和６月，他又分别在山东省政协和省委宣传会议上发言，对江青炮制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提出质疑，结果被定为‘ 右派’ 。１９５８年５月，李士钊先生被送到农场，矿山劳动教养。他再度表示不服，于是被定为极右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李士钊先生在《齐鲁学刊》上发表了“对《武训传》问题应进行学术性探讨”一文，呼吁为武训先生平反。他又通过给领导人写信，在有关会议上发言等多种渠道呼吁重新评价武训先生的历史功绩，恢复武训先生在教育文化史上的地位。 ——都因此“极右派”了还敢活动要唱反？这些冒天下之大不违的举动，只有“理想”二字可以解释罢。我们应该记住孙瑜导演、赵丹、上官云珠等受牵连的艺人，以及李士钊先生这样的文人、士大夫。古人说，“文谏死、武战死”，李士钊先生为了宣扬武训精神而做的事情，真正称得上“文谏死”这句话，有一首诗，是1985年9月5日胡乔木为武训案平反时、端木蕻良先生为李士钊先生写的，可见李士钊先生的行为之感人：豪情胆识动京门，愿为堂邑洗冤论。常舞春雩滋大地，香花芳草自成春。作家王希坚为李士钊题诗曰：　　行乞兴学不为私，光明磊落世皆知。　　百年忽遇乌云起，黑手遮天掩事实。　　武训无辜蒙此冤，李兄枝节亦牵连。　　今朝义正人平反，真理昭昭明镜悬。臧克家则为李士钊赋诗曰：　　扬善甘抛一片心，情怀冰冷三十春。　　耳边消息迟来到，悲喜难分泪纷纷。流着泪读过李士钊的那些故事。在一次批判会后，李士钊先生......找到老舍先生，告诉他： “ 今天的会我没有发言 ”。李士钊看到老舍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以为老舍先生会责怪他不积极发言。哪知，老舍先生脱口而出的是： “ 好！没发言好！ ” 三十多年后，李士钊先生每提到老舍先生对他的理解和关怀，总是眼含泪水。唉，作为一名普通的知识份子，旦求李士钊先生的“ 赍志而殁 ”，足矣。作为一个有作为的人，一生旦求一个老舍那样的领导、或者李士钊那样的知已，足矣！~ 武家后人感慨： “ 像李士钊先生那样敢于坚持真理，伸张正义的人不会有了；像李士钊先生那样深入调查，不人云亦云，毫无私心杂念的人不会有了 ”...... 希望不是如此。其实，在李士钊不懈的努力下，已经有许多人受到了他的感染。不仅是全社会，而且李士钊家族中，也有不少人因此而立志于兴学，常常拿了钱去捐建学校。作为一个国家，旦求多多益善李士钊。提倡建立一个“扬善节”——推动更多的人，象李士钊先生那样，宣扬社会正义、扶持理想，具有士大夫“文谏死”的气节。脚注1：参《教育百科词典》。脚注2：“ 赍志而殁 ”乃武训后人送给李士钊先生的金字匾牌。文中引文大多来自于武训后人武成广。; 个人分类: 未分类|4034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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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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