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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儒泳院士与中国的生态学教育
热度 1 wangdh 2020-2-22 15:49
孙儒泳院士与中国的生态学教育 王德华 孙儒泳先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的生态学事业,是我国杰出的生态学教育家,他编著的教材,翻译的教材,影响了我国几代生态学工作者,也将继续影响着生态学界的学人。他对中国生态学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 下面介绍几本孙先生编著(和合著)的教材和翻译(或联合翻译)的国外优秀生态学教材。这些教材在我国的生态学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生态学和动物生态学的教学发展历史。在重科研轻教学的今天,前辈科学家的这种执着精神,对教学的热爱和坚持,都值得弘扬和继承,是学界的楷模和标杆。 编著的教材: 1、《动物生态学》(1981) 孙先生上世纪 50 年代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师从著名生态学家纳乌莫夫教授 (我国曾翻译过纳乌莫夫的著作《动物生态学》)。 1958 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即回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孙先生的学位论文是啮齿动物的生理生态学,在国内并没有条件开展他的专业研究。考虑到国家当时的工作需求,他主动申请参加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组织的 “ 柴河林区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的野外调查 ” 工作。孙先生的导师纳乌莫夫教授也是传染病和鼠疫研究权威专家,他有过工作经历。 60 年代初,有机会开始讲授《动物生态学》。孙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讲授《动物生态学》的教师,也是最早编写《动物生态学》讲义的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自然也是新中国最早开设《动物生态学》课程的单位。 70 年代国家开始规划生态学教材编写出版工作,孙先生与华东师范大学钱国桢先生、复旦大学黄文几先生和中山大学林浩然先生等共同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动物生态学》教材(上下册), 1981 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 11 章,孙先生撰写了 5 章,与钱先生合写了一章。这本教材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1988)。孙先生 还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编写了《动物生态学实验指导》,于 1983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动物生态学原理》(1987) 1987 年孙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积累,写成了 90 多万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我国生态学教育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很多院校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主要参考书。《动物生态学原理》第一版重印四次,被港台新闻界推荐为公众阅读的十本大陆书之一。 1991 年出版了第二版, 2001 年出版了第三版, 2019 年出版了第四版。这本教材获得全国高校教材优秀奖(1992)和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1992)。 3、《普通生态学》(1993) 随着社会对生态学知识的需求,不少高等院校将生态学设为文、理、农、工等专业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孙先生与内蒙古大学李博院士、浙江大学诸葛阳先生、北京大学尚玉昌先生联合编写了教材《普通生态学》, 1993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博院士与孙先生合作编写了群落生态学章节,诸葛阳先生编写了应用生态学章节。孙先生和尚玉昌先生编写了全书的主要内容。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本教材中孙先生特别撰写了 “ 性别生态学 ” 的内容。( 注 :李博院士在草原生态学方面具有重要贡献,前些年在国外遇难。尚玉昌先生是我国《动物行为学》的引进者和积极推动者,编著《动物行为学》和《动物行为生态学》两本具有重要影响的教材。) 4、《基础生态学》(2002) 孙先生领衔,牛翠娟教授、娄安如教授、李庆芬教授联合编著的《基础生态学》于 2002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简明扼要,一出版就广受全国高等院校师生的欢迎。于 2007 年出版第二版, 2015 年出版第三版,第二版和第三版由牛翠娟教授领衔。 5、《生态学进展》(2008) 孙先生晚年又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生态学系统服务和管理。孙先生主编了《生态学进展》 (彭少麟、王安利 副主编),于 2008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主要论述了生态系统管理、全球变化生态学、恢复生态学、水生动物生理生态学、赤潮生态学、分子生态学、生态安全、生态经济学等领域的一些新的进展。 翻译的教材: 1、《理论生态学》(1980) 英国著名生态学家 Robert May 著的《理论生态学》( Theoretical Ecology ),在国际上受到好评。孙先生与北京大学陈昌笃先生等翻译,于 1980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注 :昨日传来噩耗,陈昌笃病逝。陈先生是我国全球生态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推动者。)这本书对于我国理论生态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促进了我国该领域的发展。新版《理论生态学》( Theoretical Ecology :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由陶毅教授领衔翻译, 2010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2、《生态学基础》(1981) 国际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 Eugene Pleasants Odum , 1913 - 2002 )的《生态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Ecology ),是一本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的教科书,影响了世界上几代生态学工作者。非常幸运, 孙儒泳先生领衔,钱国桢先生、林浩然先生、朱靖先生等共同翻译了这本影响巨大的教材, 1981 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我国还几乎没有生态学教材的情况下,有这样一本国际上广受欢迎的教材出版,实在是中国生态学工作者的福气。无疑,这本书影响了太多的中国生态学工作者。 2009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四版的中文版,由华东师范大学陆健健先生领衔翻译。 3、《陆生脊椎动物生态学实验研究法》(1959) 此书是苏联著名学者卡拉布霍夫的著作,被苏联高等教育部指定为综合大学生物土壤系的教学参考书。孙先生在苏联留学期间实际应用了书中得一些实验方法。我国动物生理生态学发展前期,测定动物代谢率的仪器设备主要是卡拉布霍夫封闭式流体压力呼吸仪,都是研究者根据原理自行设计的代谢仪。这是孙先生学成回国不久就翻译的一本著作,于 1959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4、《生态学精要速览》(2000) 英国学者麦肯齐( Aulay Mackenzie )编著的畅销优秀教材 Instant Notes in Ecology ,孙先生领衔,李庆芬教授、牛翠娟教授、娄安如教授等共同翻译,中文版名称《生态学》,于 2000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国内 1999 年也出版了英文版影印版。 2004 年出版了第二版。 5、《生态学》(2011) 美国著名学者 Robert E. Richlfes 著的 Economy of Nature ,在国际上有较好的反响。记得有一年孙先生说出版社让他推荐国外优秀的生态学教科书,他让我给他推荐几本。我当时在国外做访问学者,在图书馆里翻阅过这本书,当时感觉特别好,尤其是每个章节都有简明的重点提示,就给他推荐了。后来果真国内就引进了这本书的第五版。这本书由孙先生领衔,北京大学尚玉昌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李庆芬先生和云南大学党承林先生联合翻译,于 2011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孙儒泳先生的一些主要著作: 主要教材: 1、 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合编 1981 《动物生态学》 (上下册) ( 高等学校试用教材 ) 。人民教育出版社。(钱国桢、孙儒泳 , 黄文几、林浩然 编写)。 2、孙儒泳 编著 《动物生态学原理》 (高等学校教学用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1987 ;第二版, 1992, ;第三版, 2001 ;第四版, 2019 )。 3、 孙儒泳、李庆份、牛翠娟 、娄安如 编著, 2002 《基础生态学》 。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和第三版由牛翠娟、娄安如、孙儒泳、李庆芬 编著)。 4、 孙儒泳、李博 , 诸葛阳、尚玉昌 合编 1993 《普通生态学》 。 高等教育出版社。 5、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合编 1983 《动物生态学实验指导》 (高等学校试用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6 、孙儒泳 主编 2008 《生态学进展》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要译著: 1 .孙儒泳(译) 1959 《陆生脊椎动物生态实验研究法》 。(苏), Калабухов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 .孙儒泳、陈昌笃等译 1980 《理论生态学》 。(美) R.May 著, 1976 ,科学出版社。 3 .孙儒泳、钱国桢等译 1981 《生态学基础》 。(美) E.Odum 著, 1971 ,人民教育出版社。 4 .孙儒泳、李庆份、牛翠娟、娄安如 译 2000 《生态学精要速览》 。 Aulay Mackenzie, Andy S. Ball Sonia R. Virdee 著。科学出版社。 5 .孙儒泳、尚玉昌、李庆芬、党承林 主译 2004 《生态学》 (第五版)。(美) Robert E. Ricklefs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1) (1981) (1987) (2002) (1993)
个人分类: 科普随笔|6577 次阅读|2 个评论
优秀的科学家理应成为院士
热度 23 wangdh 2011-12-13 13:50
优秀的科学家理应成为院士 (王德华) 每一届的院士选举都会让学术界兴奋一阵子。这一届选举波澜更多,不单纯是兴奋了。围观的、旁观的、参与的、台上的、台下的、幕后的、陆上的、海里的 … 各路神仙,各种演讲,十分热闹。每两年一次学术界的这种刺激,在冬天里对于激发学术界的活力是很有功效的。 儿子问我有没有当院士的打算,我说没有。他不理解,无数个为什么让我回答。最后一个回答让他住了嘴:院士是个学术称号,是一种学术名誉,不是一个职位,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不可以作为目标追求的,跟晋升副教授、教授不同。只要有职位,有明确的条件要求,自己潜心朝着所需要的条件努力就是了,虽有早晚,但总是会晋升的。院士不同,它不是职位,即使水平到了,也不见得就能获选。院士如此,诺贝尔奖也如此。学术界任何以诺贝尔奖为科研目标设立的项目、投资、追求,都是违背科学的。当然,科学家喜欢鹤立鸡群、独辟蹊径,有些喜欢干很不科学的事情。把院士作为个人追求、把诺贝尔奖作为个人追求,是可以理解的,个体行为不能代表群体行为。 儿子很失望,说你不如你导师。我很惭愧,我比我的老师差远了,无论从威望、造诣、学术视野、胸怀、对科学和国家的贡献,都不可以相比较的。我的硕士导师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王祖望先生,我的博士导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孙儒泳先生,孙先生是动物生态学的院士。两位先生对中国科学的贡献,尤其是动物生态学的贡献,已经是写在了历史上的。学术上,我一直在追赶;精神境界上,我也是自叹不如,孙先生从多年的积蓄中拿出 50 多万设立助学奖励基金,王先生退休后每天忙于工作,从不提任何报酬,前些年每月还有 400 - 800 元的补贴,这几年补贴他也不要了。这样的胸怀和境界,我做不到。 我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两位本应成为院士的动物生态学家”,一位是刚过世不久的夏武平先生,一位就是依然忙碌他的《中华大典 - 动物学分卷》的王祖望先生。夏先生对于中国动物生态学、兽类学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是学科发展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老人家德艺双馨,是学术界的楷模,理应成为院士。王先生曾有过一次机会,但在最后一轮落选,以后再也没有申报过。现在看来,王先生没有成为院士,主要还是我们学生们的责任,如果我们这些弟子能够为我们的老师发表几篇 CNS 文章,我们的老师现在也是院士了。 院士是一种荣誉,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责任。院士这个群体在学术界的地位和职责大家都应该清楚,包括局内的和局外的。院士应该成为中国学术界科学精神、职业精神、学术道德的先锋和领路人,是楷模。这些职责,我们的老师们做到了,成为院士的做到了,不是院士的也做到了。孙儒泳先生、夏武平先生、王祖望先生等,是我们动物生态学界的楷模。 维护和保持院士群体的声誉和纯洁,是院士们的责任,是科学院的责任,也是学术界的责任。这个群体的各个方面对于是中国科技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是不可估量的,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劣的方面。 不知道用什么题目好,先这么凑付着吧。 三位先生的一些剪影,见下面链接: 夏武平先生 : 以后很难 再有这样的学者了 孙儒泳先生 : 中国生态学领域的耕耘者和播种人 — 孙儒泳院士 王祖望先生 : 我老师的获奖感言
个人分类: 人物风采|11767 次阅读|39 个评论
中国生态学领域的耕耘者和播种人— 孙儒泳院士
wangdh 2010-6-12 01:40
今天是我的导师孙儒泳先生的 83 岁生日。衷心祝愿我的老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前些日子,应《生命世界》的约请,抄写了一篇介绍孙先生的文章,据说最近刊出了。今天贴出此文的初稿,作为对老师生日的祝福。 ********************************* 中国生态学领域的耕耘者和播种人 记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孙儒泳 院士 (王德华) 孙儒泳院士,生于 1927 年 6 月 12 日 ,浙江省宁波市人。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后,曾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读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 曾兼任中国生态学会第三届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态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理科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1977 年参加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 1983 年任国家编制《 19862000 年科技发展规划》生态学组长, 1988 年参加我国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现状与对策的调研工作, 1991 年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写《中国生态学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曾任 《生态学报》和《兽类学报》副主编,美国《生理动物学》 (Physiological Zoology) 编委等职。 1991 年 7 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3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孙 先生的儿童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和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受家庭的影响,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学习。 1940 年 9 月,他考入了县私立三一中学。但入学不久,日本 731 部队于 10 月 27 日 向宁波闹市区投下了细菌炸弹,鼠疫突然爆发,短短十几天死了 100 多人, 5000 平方米 疫区内 137 间房屋被忍痛焚毁,变成一片瓦砾的 鼠疫场 ,整个宁波城哭声连天。这件事对年幼的他刺激极大。后来,他考取了在沦陷中创办的宁波高中师范学校,在读高中师范的时候,有三门课对他的影响最大:生物、音乐和体育。生物老师对课程教得扎实、讲解深入浅出,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这些都对他后来从事生物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孙先生今天见了乐谱就能演唱、打开钢琴就能弹奏自己喜爱的中外名曲的音乐素养也是得益于当年音乐老师的训练。 由于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 1947 年在他考大学的时候,无奈放弃了自己酷爱的音乐,而报考了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免费的北平师范大学(今日的北京师范大学)。由于自己当时的兴趣,选择了生物系。也就是这种选择,使他走向了从事生物学研究的科学之路。孙先生曾回忆说,大学期间生物系有三位教授对他的事业影响最大,令他终生难忘。第一位是读大二时教《无脊椎动物学》的张宗炳教授。张教授从美国留学归来,授课一直用英语。为了能跟上张教授的讲课,孙先生买来张教授采用的原版动物学教材,课前课后都夜以继日地猛读。通过半年的疯狂努力,不但跟上了课程,也养成了自己终生爱读英文版专业书籍的习惯。以后他在学习俄语、日语、和德语时,都是如法炮制,都收到了很好地效果。第二位是大三时教《比较解剖学》的郭毓彬教授,也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也用原版教材。第三位是大四时教《动物生理学》的汪堃仁教授,汪先生也是从美国回到新中国来的。两位教授授课时层层设疑,启发学生思索,再层层解惑,给他后来的专业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自己的努力,几年后一跃成为班上的尖子生,并提前半年被生物系破格留用担任助教工作。在这期间,逐渐奠定了他以后专攻动物学的专业思想,后来在赴留学苏联时他毅然选择了动物生理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 1953 年,由于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和自己在北师大两年多助教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当时刚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他,被北师大生物系推荐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深造。在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师从前苏联著名的动物生态学家时任系主任的尼古拉 巴夫洛维奇 纳乌莫夫教授。孙先生攻读的是副博士学位,工作是以莫斯科省南北相隔 110 公里的两个地区的两种田鼠为实验对象,平行地测定其在五个温度下的个体耗氧量。同样的实验在一年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中进行重复。为了证明结论的可信性,第二年他又在四个季节里进行了一次重复,也就是说二年中同样的实验做了八次。他每个季节都要到野外工作一个月,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捕捉田鼠和调查莫斯科郊外的田鼠数量,然后回校进行一个多月的实验。然后再去野外工作,再回实验室进行测定,这种重复劳动是异常繁重和艰辛的。先生说那段时间莫大生物系师生都知道有一个整天背着鼠笼鼠夹去野外捕田鼠、话语不多高个子的中国留学生。莫斯科冬季冰天雪地,气温常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下,他还要在二三尺深的雪地里挖雪洞、放鼠笼。夏天稍微好一点,但烈日也会把人晒得头昏目眩,汗流浃背;一旦遇上雷雨,更是无处藏身,这时他只好迎着雷雨跑步以防着凉。每一天里都要对鼠笼检查三四次,以保证不让被困笼中的田鼠晒死、饿昏或冻死。把捕获到的活鼠带回学校实验室后,要反复进行实验测定,收集和记录得到的数据,同时他还要亲自饲喂动物、清洗养鼠笼具。就这样他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努力工作了两年,终于积累了成千上万个宝贵数据。经过对自己论文的严格修改和认真准备,于 1958 年 9 月举行了论文答辩,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四十多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听了他的答辩,最后全票通过了他的学位论文《棕背 鼠平 和普通田鼠某些生理生态特征的地理变异》为优秀论文。 留学期间使他最难忘的有两件事情,一件是 1957 年 11 月 17 日 ,毛泽东主席来到莫斯科大学看望留学生和实习生,给他们讲了那段后来广为流传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的讲话。还有一件是两次的野外考察,一次是前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鼠疫研究所进行科研考察,另一次考察是考察高鼻羚羊在里海西北部的阿斯特拉罕地区的分布和数量,这些经历为他回国后参加自然疫源地的调查和啮齿动物的种群生态学研究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当时的特殊的政治形势, 1965 年下半年孙先生被下派到山西武乡县涌泉公社白沟村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第二年回到北京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形势下,当时只有 39 岁的他也被勒令不准离开学校,不准跟随革命群众外出串联。后来,生物系根据军宣队指示办起了土霉素工厂,孙先生被分配去工厂劳动。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也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他利用各种机会自己学习了日语,后来又在教育系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德语,这样先生已经掌握了四门外语。为了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他主动恳求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领导,准许他参加他们的灭鼠拔源工作。在得到批准后,从 1973 年开始,他连续四年跟随医科院流行病研究所到边疆地区参加灭鼠拔源和疫源地调查工作,其间吃住都在老乡家,生活异常艰苦,当然辛苦换来的收获是增长知识,生活得也算是充实。在这四年里,他每年有大半年在边疆和野外度过,给孩子们的感觉是一年到头老是出差。但经过那几年对鼠疫的调查研究,他对我国的鼠类宿主首次进行了生境分布、 季节消长、垂直分布和繁殖生态等种群生态学研究,基本掌握了鼠疫的流行规律和防治对策,并且对东北、华北各地的鼠类生态也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大地百废待兴。 1977 年,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市民吃鱼难问题,提出了一个 工厂化养鱼 的想法,要求中科院和首都高校攻关解决。已经 50 岁的孙先生接受了由北京市水产局主持的研究课题。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联合取得的 机械化养鱼综合技术研究成果获得了 1983 年北京科技二等奖,另外一项关于罗非鱼代谢规律的研究也获得了 1980 年的科学技术成果四等奖。 1978 年我国开始恢复学位制度。那一年,孙先生被定职为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开始了指导研究生的工作。孙先生经常鼓励学生一定要敢于超过老师,他认为导师的作用只是指导和引路,能不能成为一名好的研究人员,关键在于研究生自己的努力。作为研究生,理应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要超过导师,只有这样科学才能有发展和创新。他自己也从没有放松学习, 改革开放后,当他出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感觉到自己的英语听说能力还需要提高,在 1984 年已经不年轻的他毅然报名上了英语学习班,主攻英语听说关。 孙先生主要从事动物生理生态学和种群生态学研究工作,是我国这些领域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60 年代在国家自然科学规划资助下逐渐开展了我国农业鼠类的能量代谢和水代谢研究,阐明了动物的能量代谢特征与栖息生境的适应关系,并对能量代谢测定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70 年代以后,研究工作从阐明我国鼠类的生理生态特征的种间差异、种内的季节变化、年龄变异、地理变异等方面 , 向生理生态特征和能量生态控制的机理方面深入发展,并逐渐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水生动物生理生态学、动物的行为学、保护生物学和生态系统管理等研究领域,为我们国家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 孙 先生任教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开设了《动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实验》、《动物生理生态学》、《脊椎动物学》和《生物统计》等课程。他费尽心血编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 1987 年出版后,被台湾《中国时报》组织的专家评选推荐为大陆十本重要著作书之一, 1992 年分别获第二届全国高校教材全国优秀奖和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这本教材到 2001 年已经再版三次,目前累计出版 5 万册。他参与主编的《基础生态学》自 2002 年 7 月出版以来 , 也已出版达 7.2 万册。 参与主编的《普通生态学》自 1993 年出版以来 , 印数也已达 10 万册。他负责的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课程在 2005 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他撰写和参与撰写的专著、译著、高校教材等有 16 部,其中生态学教材 7 部,翻译国外优秀生态学教材 7 部。即使在近 80 的高龄时,还主持翻译了国外的先进生态学教材《生态学》(第五版, Robert E. Ricklefs 著, 2001 )。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年参与翻译的国际学术名著《理论生态学》( 1980 )和《生态学基础》 ( 1981 )等,曾经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生态学工作者。 自中国生态学会成立起,先生对中国生态学的普及工作就没有停止过,他曾参与组织培训班 15 次,为青少年举办夏令营和知识竞赛 6 次。 1987 年被推选为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 由于先生自己的辛勤努力和突出的学术成绩, 于 1993 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那年他 66 岁。 孙 先生说生态学是他的生命,离开工作、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他的生命。他说他不是天才,甚至算不上聪明。从个人素质特点来说,他说他最大本事就是屁股坐得住,做事情认真不偷懒。他认为他的优势就在于一旦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去做,从不左顾右盼,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在研究上,一旦确定课题方向后,就要一步步按程序去做,半年不行,就一年;一年不行,就二年。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干任何事情都要讲持之以恒。现在的人们都很浮躁,恨不得马上做出成绩来,出不了成绩就立即转向,这样是做不出真正的学问的。他说科学研究其实并不难,就两条:一是研究方向须正确,二是要耐得住寂寞。 孙 先生先后培养硕士生 12 名、博士生 21 名,博士后 4 名,进修教师、访问学者等多名。在孙先生 80 寿辰的时候,我代表我们弟子们向先生祝贺词时说道,孙先生对我国生态学的贡献是被写在中国生态学发展历史上的。他在生态科学领域辛勤耕耘 50 多年,刻苦奋进,严谨求索,为我国生态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贡献是奠基性的。孙先生的功绩,我们作为学生无须刻意颂扬,他学高身正的大师风范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早已有口皆碑。这些年来,我们真真体验了先生的人格魅力,他德艺双馨,淡薄名利,胸怀若谷,谦虚好学,一生耕耘。他真的是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生态学事业。 孙 先生的同乡好友和合作伙伴王祖望先生在为《动物生态学研究进展-庆祝孙儒泳院士 80 寿辰纪念文集》( 2007 ,高教出版社) 写的序言中,对孙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人品进行了很好地概述,他写道:他犹如一位不知疲倦的农夫,在生态学领域内,几十年如一日,耕耘、播种、收获,周而复始。他热爱教育、热爱科研,将这一崇高的事业视为自已生命的归宿。除去十年浩劫外,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多种形式的讲坛上度过的,大学里的授课讲台和实验室里,研究现场(森林、草原、高寒草甸、湖泊、水库、河流等)的大讲台上,都留下了他的踪迹。他以一生的精力履行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崇高职责。同时,他又是一位不耻下问、虔诚的学者,深信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的道理。所以,他既是一位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又是一位善于向行家里手,甚至向自己的学生学习的谦谦学者。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他如海绵般不断吸取养分,再反哺给他众多的弟子。他热爱他的每一位学子,对他们既是严师,又是慈祥的长者,他不仅教授学识,更注重学生的品格。他对学生很少厉言疾色,更多的是以自身的言行,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的众多弟子以在他的门下而引以为荣,他也常常以弟子的成就而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为了鼓励和支持青年学者投身生命科学的教育和研究,推动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前几年孙先生捐赠 50 万元,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生命科学青年学者奖励基金》。 今天他的学生们在继续着他的事业,在扩大着他的事业。我想先生心里应该是满意的。作为学生,没有比向自己的老师汇报自己的工作成绩更好的礼物了;作为老师,也没有比看到自己学生的成长更为高兴的事情了。孙先生在我国为我们栽了两棵树,一棵是动物生态学这棵科学树,一棵是人才树,我们衷心希望这两棵树在我国逐渐健康成长壮大起来。 ( 特别说明 :本文的许多内容主要参考自《北京师范大学校刊》刊登的孙儒泳先生自述 ,在此致谢。) (50年代苏联留学时与莫斯科大学马莫托夫教授在一起) ( 照片来自网络,特此说明和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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