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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勃拉姆斯(9)北方雄鹰
热度 1 baidawei 2013-2-3 21:40
本来打算只住一天的勃拉姆斯,在这个城市于是又呆了一夜。想到要和大师夫妇吃中饭,很激动。可到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竟不知所措,紧张地留在旅馆里没有赴约。 过了一段时间,他听到敲门声,看到旅馆伙计带着克拉拉站在门前。因为勃拉姆斯没有按时赴约,舒曼竟让克拉拉去城里那几家便宜旅馆挨家挨户来找他了。路上的勃拉姆斯走在克拉拉的身旁,有些羞怯,却又难掩激动。赫赫有名的克拉拉就在身边,真不可思议! 那天,勃拉姆斯知道舒曼夫妇对他的作品非常喜欢。他们让他留在这个城市一个月,等待约阿西姆十月底的到来,然后再一起离去。 那段时间,对勃拉姆斯如同梦幻。他们一起散步,一起弹琴,谈论音乐。舒曼把城里的音乐家,艺术家请来,向他们推荐年轻的天才勃拉姆斯。其它的时候,勃拉姆斯和一些年轻朋友在舒曼的书房里读书看乐谱,好不惬意。 舒曼并和他的出版人(Breitkopf Hartel) 联系,向他们推荐他的新弟子。并且想要写点什么来更大范围地捧捧勃拉姆斯。他给约阿西姆写道: 如果我年轻一些,我会写一些狂想曲来描述这个忽然从北方阿尔匹斯山降临到这个城市的年轻雄鹰,或者用另一个比方,从高地一泻而下的尼亚加拉瀑布。我相信约翰内斯是另一个圣约翰,他会揭示让人震惊的东西,只有耶稣的其他几个使徒才明白他的信息,包括犹大。
个人分类: 音乐|3782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从“读时代”走进“阅时代”
热度 2 Wuyishan 2012-12-25 22:25
从“读时代”走进“阅时代” http://people.epuber.com/2012/1017/7849.shtml 来源: 出版人杂志 作者:陈海燕 在一次关于阅读的文化沙龙上,著名作家张贤亮说了一番令全场听众茫然的话:“我认为,未来的文学不是写出来,而是制作出来的。”考虑到张贤亮早已涉足影视业,可以推知他这段言论的含义。我发现,当时多数人没有听懂他的话,而我则从此将他视为知音——尽管我们并未直接切磋交流过。 这将涉及我近年来吁请同业重视而又屡受同行质疑的一个观点,即我们已走进了“阅时代”。向来以“读”为根据的传统出版,不得不面对令人目眩的新技术所造就的新时代——不仅是数字技术的挑战,还包括新技术所支持的“阅”方式的叠加挑战。 读图时代其实是“阅”时代 电视机的发明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视频技术和信息技术使人们的交流方式和信息传播形式发生了变革,而彩印技术的精致化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越来越乐于接受图像和影像,越来越懒于接受密密麻麻的文字符号。看动画片成为当代儿童必需的生活内容,青年人已变得不那么善于书写,商务文案中取代文字的示意图被广泛采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使用者乐于为点击利用大量图标而付费。不管出版人是否愿意,事实是全球范围内出版物中的文字越来越少,章节越来越短,插图越来越多;而且从前起着点缀美化作用的插图,正成为内容表达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图小说、绘本、图文书方兴未艾,成为较容易赢得读者和较容易赢取利润的图书类别。有人将这一社会现象称为“读图时代”;又由于图像和影像大量呈现于电子介质,故有人称为“读屏时代”。 有趣的是,汉语中“阅读”一词,是“阅”在先而“读”在后,没有人愿意说成“读阅”。“阅”与“读”原本就是不同概念。“阅”本义为用眼睛看,即通过视觉器官接受和处理光信号;“读”就是将文字符号解码为语音符号,进而理解其意义。“读”固然必先“阅”,即将文字符号作为光信号摄入,然后解码为语音;而“阅”并不受制于语音。所以,只有“读”才真正与传统出版的本质相关。 “读”的对象是文,“阅”的对象是图(包括静止的图片和动态的影像以及三维图像)。显然,图像和影像其实是不能“读”的,所以“读图时代”其实应称为“阅时代”。传统文化人、出版人、读书人深怀忧虑,认为“阅”的大行其道,将制约人们“读”的联想空间,并且伤害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而我却认为,“阅时代”是不可逆转的文明进步。 字符出版首次面临挑战 出版是人类智慧的规模复制。两千多年来,复制技术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如造纸、雕板印刷、活字印刷、机械动力印刷、激光照排等。但人们一直忠实于一种出版机制:通过物质材料表达字符,通过字符表达语言,通过语言表达思想和情感;受众在大脑中将抽象字符解码为语音,通过语言中介还原为思想和情感。这就是字符出版的逻辑。然而,当代技术(包括信息技术、影像技术和精致印刷技术),却将字符出版不可撼动的千年神话打破了。 绘画是人类早期用于错时沟通的重大发明,它克服了声音只能用于对确定对象作即时沟通的局限。原始人的话音转瞬即逝,而原始崖画则留存至今。但是,学习和使用绘画技艺太过困难,传播效率仍太低。聪明的人类于是将图形简化为符号,成为易学易用的文字。虽然大脑增加了符号解码的过程,但传播效率大为提高了。 可以发现,人类原本是想直接用图来交流的,因为技术条件不支持,才别辟新径,发明了符号间接交流法。最早的象形文字仍是简约的图形,后来越发成了抽象符号了。在书写和复制材料笨重或昂贵的时代,人们采用浓缩的文言文,将信息压缩到尽可能少的符号中去。如不同程度的不高兴,在古籍中只用一个“怒”字;而诸如寂寞、惆怅、忧伤、烦恼等情绪,在古诗中只用一个“愁”字来表达。文言文的缺点是不精确。后来,书写和复制材料变得便宜和轻便,大可以直接再现口语了,于是,书面文字越来越多,书越来越厚。虽然表达更精确,但读书成了并不轻松的事情。很显然,现代人要读的文字多于“五四”运动前,更大大多于一千年前。 现代技术终于解决了图像和影像的精确重现问题,进而克服了语音和影像的一过性的缺陷(可复播),并通过电子书签使“阅影像”如同“读文字”一样可间断和接续,这就使得以“阅”的方式传播和接受信息成为普遍的可能,动摇了文字传播的唯一性。阅图之所以较读文轻松,就是因为大脑不需要额外解码。文字的用量又开始浓缩了,但不是因为材料,而是因为交流手段的多样性和传播的便利(如微博)。 “阅”作为人类天性不可阻遏 视觉器官并不是天生用来接受字符的,而是用来感知影像的。大脑皮层超过1/3的面积用于处理视觉信息,而图像和影像所包含的信息量比文字要大得多。阅图时,大脑皮层兴奋的面积要远大于读文,所以,在更多神经元参与的情况下,接受信息更快、效率更高;所以,阅时代将使人更聪明而不是趋于弱智。以为阅时代将妨害智力发展的说法是源于对大脑运作机理的无知。 阅是人类的天性,而读则是后天习得的技能。生命体接受光信号的功能至少进化了5亿年,人类接受影像信息的功能至少进化了300万年,而读的能力人类只练习了几千年,作为个体则不过学了几十年,儿童才学了几年。所以,图能吸引任何眼球就不奇怪了,而儿童喜欢图更是天经地义。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天性总是在条件适宜时就不可阻遏地迸发而成为潮流,天性就是规律。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只要阅的效率更高,那么阅就会成为趋势,因为进化总是选择高效率的路线。 早在10万年前,人类的大脑就已经进化得与现代智人相差无几了,从而为阅作好了充分准备。脑科学研究表明,大脑的信息容量约等于50亿本书。但人的生命周期是不可能读如此多的文字,因此不需要如此耗能的大脑;但处理和存储影像信息以及社交语言信息则需要这样的大脑。即使在睡眠中,大脑也在充分利用时间整理影像信息,于是人才会做梦。 阅与读的辨析 1.关于记忆。阅更容易被记忆,科学的记忆法就是利用图形,这已被心理学界广泛应用。任何国家除了用文字标识国名外,还要有国旗国徽,就是因为图形使人印象深刻。企业要有LOGO,商品要有商标,亦同此理。写作要形象,说话打手势,也都是为了让受者在大脑中更容易形成影像。 2.关于联想。字符的缺点是间接信息,在解码中可能添加受者自己的东西,这就是联想。但联想只是提取了受者脑中既有信息,并未增加新东西,而原信息则可能走形。用图表达一匹马,传递的信息具有确定性;而用一个“马”字来表达,无论再加多少形容词,受者的脑中都不可能再现授者想要表达的那匹马——这就是说,信息已经走形了。其实,阅并非必然妨害想象力,因为读中的联想完全可以变成阅后的联想,只是思维方式变化了。在文明史上,思维方式的急剧改变并不是稀罕事。从总体上说,阅时代将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因为许多想象是文字难以表达的,而现代数码影像技术几乎可以表达人的任何想象——震撼巨片《阿凡达》就是一个例证。 3.关于抽象思维。早在冰河时代,人类已经在进行抽象思维了,尽管文字还未出现。抽象思维的基础是形象,表达抽象思维的文字也是可以用非文字手段替代的。例如,三维影像加配音,就可以表达相对论、量子力学这样的深遂思想。能够确定的是,从宏观的宇宙星云分布到微观的DNA双螺旋结构,图像可以轻易表达,而字符表达就是十分困难的事。某些领域用符号和公式来表达抽象思维的确具有便利性,但技术的未来发展至少会使符号的重要性显著下降。 4.关于文学创作。有人说,读唐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个人会怀念各自不同的故乡,而用图表达就没有这样的魅力了。须知,唐诗的魅力是语言的魅力,而不是字符的魅力。字符除了语音信息外更无它物,不能将语言与文字混为一谈。语言可以创造一种文学意境,图也可以创造别样的文学意境。在文学上,图与影像无法取代语言,但与语言结合后并非不能取代文字。人们认为影视版《红楼梦》不能取代文字版《红楼梦》,那是因为文字是曹雪芹写的,而影视不是曹雪芹拍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许多小说被改编为很好的影视剧,但没有一部影视剧被改编成很好的小说——因为那不仅多余,而且必然苍白无力。 5.关于信息量。语言是线性的,因而文字信息也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意义只能一个接一个顺序表达。而大脑的思维空间是立体的,阅也是立体的。所谓“一图胜千言”,就是说图的信息量比文字大得多。更有国外学者断言“一图胜500万字”,从宫廷画师所绘皇家庆典的盛大场面来看,500万字的确无法完整表达宏大队列、每个人的服饰、周围山水花木等所有细节。 6.关于阅的缺憾。进化从来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文明进化。人类已经弱化了长途奔走、嗅觉等能力,这是进化的必然;毛笔书法的美妙被硬笔的高效取代,这也是进化的必然。如果生活方式、审美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今人与古人就已有极大的不同,甚至今人中的不同民族也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我相信,阅的缺憾还会不断地被令人意外的技术创新所克服。 结论 1.文字不是交流所必需的。因为文字不是唯一的交流手段,语音和影像已经可以跨时空交流。 2.文字不是出版所必需的。因为出版就是规模复制,其中包括音频复制、视频复制和图复制。 3.文字是部分出版形式所必需的,并具有基础意义。因为有大量内容非文字不能很好表达。 4.文字是人类文明长期所必需的。尽管文字的重要性在下降,但仍看不到文字消亡的迹象。 5.出版的大趋势是多媒体、多介质。由于植物纤维成本低、可再生,因而纸张和纸书会长期存在。纸质书的大趋势是图文并茂,因而出版人要学会图表达,并减文增图。 阅时代理念将会深深刺激传统出版人的情感。但这是在预测未来,而不是对未来投票表决。未来不由我们决定,当看到青少年和儿童强烈地倾向于阅图时,未来实际上已被确定。无论出版人多么不情愿,也只能理性面对。情感无助于赢得未来,只会有害于判断未来。■ (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文章原载于《出版人》杂志2012年第10期)
个人分类: 换一个角度|3600 次阅读|2 个评论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黄安年 2012-11-27 07:04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11 月27 日 发布 受访人 : 邓蜀生 采访人 : 黄安年、李剑鸣 时间 : 2011 年5 月9 日 9 : 00-11 : 00 地点: 人民出版社三楼小会议室 邓蜀生简介: 邓蜀生,湖北云梦人 ,1923 年 10 月生于重庆, 194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重庆)新闻系。 1945-1957 年间,历任重庆新民报、上海新民晚报、上海新闻报、北京新华社总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华社总分社记者、《时事手册》社记者、编辑。 1961 年起 , 任人民出版社编辑、编审( 1983 年起)。 参加过印缅战区抗日 (1944-1945) 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0-1951) ,写过多篇报道和特约通讯。 著有《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世界知识社 ,1951 年)、《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987 年增订本)、《美国与移民 ---- 历史·现实·移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 (1607~20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等。 主持编辑、策划和责任编辑有影响的著作有《美国内战史》(刘祚昌,人民 ,1978 年)、《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人民 ,1979 , 1983 )、《美国对外政策史》(杨生茂主编,人民 ,1991 年)、特别是历时 24 年的六卷本《美国通史》(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人民 ,2002 年)等。《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三联书店, 1982 年)、 《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著 2007 年新译,东方 ,2007 年)等。 组织编译审校 : 《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 ( 东方出版社 ,1980 年 ) 、《美国 2500 历史名人传略》(东方出版社, 1994 年)。主编《影响世界的 100 次事件》、《影响世界的 100 次战争》、《影响世界的 100 个人物》《影响世界的 100 种文化》、《影响世界的 100 种书》(以上系列为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等。 合著《世界通史故事》(中国少儿, 1991 )等书,合译《第三帝国内幕 —— 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三联 ,1982 年)等。组织编 译校《林肯集 演说和著作 1859~1865 (演说 信件 杂文 总统咨文个公告》(三联书店 1993 ) 、编译《美国史话》选译(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等。 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 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经过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编辑和出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 , 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他为推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迄今已经 8 8岁高龄,集学者和编辑于一身。他不在大学任教、不是研究生导师,也不领衔教育部或社科院重大课题项目,然而他的美国史研究论著不仅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在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方面发挥了其他美国史专家无可替代的作用,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的“第一人”,他就是我们所尊敬的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先生。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自 1979 年到 2002 年长达 1/4 世纪的时间里,先是美国通史丛书的组织编写和分别出版,再到《美国通史》 6 卷本的推出是我国美国史研究新的里程碑,它标志我国美国史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不仅对于美国史研究而且对于国别史研究,对于出精品、出人才都有重要启迪。这 6 卷本的总主编是刘绪贻、杨生茂先生,而策划和责任编辑,连同前面提到的美国通史丛书都是邓蜀生先生一人。为了确保这部专著的高质量,邓先生和刘绪贻、杨生茂先生一起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就组织编辑出版的角度而言,他更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邓先生 2 5年始终不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 6 卷本《美国通史》精品的完整出版。单以编辑出版质量而言,整个 6 卷本 293 万字的《美国通史》中的文字差错只有 26 个字,尽管如此,邓先生在改正了 26 个字的差错后,又将 6 卷本《美国通史》重印了一遍,力求精益求精,这种精神在今天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邓先生一生干了无数实实在在的事 , 但很少公开张扬 , 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这样甘为人梯、低调实干的奉献精神,当你看到一些真正的学术精品面世的时候,你可曾注意这里面有邓蜀生编辑一份默默无闻的铺路人的贡献。 邓蜀生先生不仅是我国资深编审和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人之一和顾问, 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繁荣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他亲历了中美结盟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美对抗的朝鲜战争 , 兼军旅记者、编辑、历史学家与一身。他作为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的传奇人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出版界和美国史学界发展历程。 (按 : 对话中 , 邓即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乔即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乔还田 , 黄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安年 , 李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 ( 一 ) 对话之前 1 ,“ 我们现在就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对话开始前 , 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副总编专门来到会议室和我们简要座谈 : 邓: 我们的《美国通史》六卷本中 , 其中他 ( 指李剑鸣 ) 这一卷写得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说其他卷不好 , 他这一卷是我们组织的编写的最后一卷,经过几个周折,换了几个作者,最后选定了他。这一卷我看了以后 , 觉得写得很不错。这一套书在今天他们的访谈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要谈这部书的编写和出版。 乔: 对美国史,我不懂,但对六卷本美国史的评介就来自于老邓,他对确保六卷本美国史的完成起了奠基作用。这部书在美国学者看来 , 新观点也是不少的。我们现在啊,就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黄 : 昨天你们不是有纪念人民出版社九十周年合影活动吗?老邓是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财富,也是人民出版社的财富。 乔: 对 ! 对 ! 对 ! 的确是这样。老邓既是学者,又是编辑 , 我们现在许多编辑对学术不大熟悉。 黄 : 他是学者、编辑兼于一身。老邓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我们中国美国史学会领域里面,唯一的参加跟美国直接有关的战争 , 他参加过两次 , 他有亲身的实践。 邓: 又是伙伴,又是敌人。 李: 我们(南开大学)的周纪琨先生当年给美军当过翻译。 乔: 现在我跟你讲 , 就这经历啊,年轻人很崇拜这样的学者 。 邓: 那是因为我生在那个年头。正好征调 , 我就去了。 乔: 原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史和美国史是一个编辑室。老邓就在里面, 1978 年那个时候的房子,我们都是自己打扫的 , 自己管理的 , …… 2 ,谈美国史研究 、 编辑的人和事 黄 : 老邓,今天就这样,咱们随便说。事由是《社会科学论坛》有个专栏是采访著名学者的,最近有一期是专访周有光的,以前还采访了一些著名学者。他们说应该采访老邓。老邓您以前接受过一些采访,但是都是某一方面的。这次采访是专门是跟美国史研究和编辑有关。而这个问题又和您的经历有关。所以采访前列了一份提纲 , 提纲事先已经寄给您了 , 我们在电话里进行了采访重点的沟通。您可以按照提纲说 , 也可以重点说 , 重点还是跟您在人民出版社这一段 , 特别是跟美国通史六卷本出版有关的事。我们随便谈 , 最后我会整理一份采访的录音记录稿,由于时间的限制 , 我可以把原来您所写到和回忆的相关事情放进去 , 然后在整出一个书面对话稿 , 请您审改。在采访中 , 我和剑鸣会插话交谈。您看怎样? 邓: 我觉得你采取提问的方式,我们用对话方式、聊天的方式比较好。你要我讲的话 , 我很容易兴致所在 , 容易跑题。你比如说重点要解决几个什么样的问题 , 我能够答复的 , 我能够加以发挥的就发挥 , 不能发挥的,我简单的回答就完了。以前专门就某一个方面来采访我的,都是问我过去的新闻界的人。 ( 二 ) 和美国打交道的两次战争 1 ,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和记者两重身份 黄 : 好 , 那我们就开始。 作为战地记者和军事记者,您参加和美国有关的两次战争,能否谈谈您 的见闻 , 例如缅印战场难忘情景,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机飞越“驼峰”的生死考验等。 邓: 1944 年 我 21 岁时在印缅战场上 , 是以重组的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的身份征调( Draft )出去的。到雷多那儿以后,我在新 6 军第 14 师当翻译官 , 正好他们要办报纸 , 我一面当翻译一方面编报,这样我就是两重身份 , 所以我就在那里采访了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基本上是新 6 军部队的,是写给重庆《大公报》 的。后来 , 我又调到美军部队去当联络员去了 , 这是一支特攻队部队 , 叫战神突击队 , 实际上是正规部队 , 但他们这些人组成十分复杂 , 里面有些是放出来的囚犯。我在那里半年多。起什么作用呢?起和中国部队、和当地村民的联络作用。所以我是双层的关系,这么一来(很多人)都来采访我。 2 ,亲历飞越 驼峰,做好牺牲准备 黄 : 您是怎样到印缅战区的 ? 邓: 我是 1944 年 1 月离开复旦, 4 月经昆明驼峰飞到了雷多,印缅战区史迪威总指挥部。 黄 : 说到驼峰我插一句,今年 4 月 14 日 , 我在南京参观了航空烈士公墓,其中墓碑名单中 美国就有 2197 人,中国 870 人,其中不少航空烈士是在 驼峰飞行中牺牲的。 邓: 我飞越驼峰坐的是运输机,不像现在,那是 C46 运输机,也没有座位,坐着时每一个人发一个降落伞,上飞机时美军一位军士告诉你 , 手上扣上环 , 不要过早打开 , 到了自己手足无措时 , 用手一拉 , 降落伞自己开了。我们心想即使打开降落了 , 你到那个地方雪山雪地也要饿死了 , 所以也没有想到要打开降落伞。甩就甩吧。不过我们总算飞越了驼峰,当时比较年轻。 黄: 您过 驼峰时就是往返一次吗? 邓: 过驼峰,我就这一次。到那里以后,飞机将那里的物资等运回来。那时就靠驼峰,当时滇缅公路没有打通。我们过去的任务就是打通这条公路,保护两侧,就是史迪威公路、实际上就是中印公路 , 又叫缅中公路,现在这条公路已经在恢复利用,但也不起很大作用。 黄: 2007 年我去过中缅边界 , 看到过中缅公路的起点和还有一个公路的遗址。 3 ,我的番号是美军 5332 旅 475 团第二营 邓: 中国的部队分两部分 , 我们的部队叫驻印军 , 在滇西的以怒江为界的部队叫远征军 , 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那边的驻印军总司令原来是罗卓英。他是两个系统的。驻印军是由美国训练的,美式装备的 , 里面每个营以上都有美军顾问,指挥系统是分开的。我们属于驻印军系统,驻印军里面分为两个大军 , 一个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一个是廖耀湘的新六军 , 一共五个师三个独立团另外一个中美混合旅,我后来调在中美混合旅里 , 有三个团 , 一个中国团 , 两个美军团,我是在美军团里面。打仗不是在正面打,都是在深山里迂回,往往行军二三日不见人烟。我在里面的时间是 1944 年 12 月去的,到了 1945 年 5 月离开的,一共半年。这支美国军队正式番号是美国陆军 5332 旅 475 团,我在第二营 , 一个营里一个中国人 , 团里面有个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旅长是美国一名准将 , 团里都是分开的 , 彼此打仗实际上没有像我们的概念上的那么打仗。那是突击队性质,有的时候是打炮战 , 部队到了一个地方彼此炮战。我们的营长是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就是在炮战时被打死的。他在洞里面,正好一发炮弹打在洞口,就把他打死了。实际上我所看见的日本人 , 都是一些从山上下来抢降落伞的物资的日本兵 , 平时打炮看不见人。那时日本败局已定 , 他已经没有给养了 , 海路全被切断了 , 缅甸也比较穷。降落伞扔下的物资 , 分红色的是武器 , 蓝色的是食品物资。美军部队下去抢,日本人也抢,只是在那个时候看见日本人,真正掩体外看不见日本人。 4 , 1950 年赴朝鲜参与组建志愿军新华社自愿军总分社 黄 : 那您参加抗美援朝那段是什么时候? 邓: 1950 年 , 我派到北京新华总社军事组工作。我去朝鲜比较早 , 新华社成立志愿军总分社是我们三个人去成立的,总分社社长是普金,曾是彭德怀的秘书 , 还有一个老同志夏公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三个人。 就成立了志愿军总分社。当时过去是 1950 年 11 月中 , 第一次战役刚打完之后。各个兵团里面各个部队的记者是比较多的 , 总社把他们整合起来,成为总分社的集体 , 后来的瞭望杂志主编 李耐因 就是兵团著名记者。 我去抗美援朝的时间比较早 , 我经过几次战役,一直到开城谈判开始以后不久,就调回来了,调到《时事手册》。我是从 1950 年 11 月中过了江一直到 1951 年 9 月在朝鲜前线。那时开城谈判正在帐篷和板房里举行。 5 ,在《世界知识》上报道了俘虏营访问记 黄 : 在这段时间里 , 您的新闻活动和朝鲜战争关系主要是什么 ? 邓: 那时主要是编发各个兵团的记者发来的稿子 , 经过我们这里看过以后,然后由我们的电台发到国内来,由新华社发稿。再就是到下面去采访,采访不是有计划的 , 如看到那个地方打下一架飞机 , 我就赶紧去采访。还有俘虏营,我们在朝鲜有三个大俘虏营,我去了其中的两个 , 有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叫碧潼俘虏营,我也没有去,因为我们新华社派有专人去那个地方 , 我去了另外两个俘虏营。后来我就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几篇俘虏营访问记。 黄 : 笔名用的是什么 ? 邓: 那时我用的是邓超。 黄 : 我看到北京图书馆藏有当年署名邓超的著作。 6 ,《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和《美帝战略上的弱点》 邓: 那时我在朝鲜写的《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 ( 世界知识丛书之九 )(51 年 6 月初版初印),那是第一部,我们抢先出了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的 , 那时中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书 , 我是第一本。最早 我在《世界知识》上发表过一篇叫《美帝战略上的弱点》,什么兵力不足、战线太长、士气不高,其实那三点并不是我的看法,当时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认识水平。 黄 : 当时是带有综合时评性的。 邓: 当时这篇文章发出来以后,新华社领导看了以后决定要发到全国通稿,当时我的文章写得比较长四千多字 , 后来要我压缩到 2500 字 , 发新华社通稿,我压缩后 , 新华社后来就作为抗美援朝的学习材料。讲美国战略上的弱点,这个话是谁讲的呢?是毛泽东讲的。 7 ,当时的报道和特稿现在手头一份也没有 黄 : 您的四千字多字的手稿有没有保存 ? 邓: 都在《世界知识》上 , 解放后的我没有记录 , 解放前的我倒找出了一些,一部分稿子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战地通讯 , 还有一部分军事评论发表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其他新闻性报道 , 没有什么意思。后来他们邀请我当特约记者 , 不用我的名字。这份东西到现在为止,我手上一份也没有。原来有一本贴报本,运动中交到新华社人事处去了 , 几经调动现在档案中也没找出来。时间隔得太长了。我的复印件有人出我的书时拿去参考,也没有还给我。 黄 : 建议有研究生撰写论文时可以选择以此为题,专门研究邓蜀生先生新闻和学术活动成就来收集学术资料。在中缅远征军期间,您写的一些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 ? 邓: 要找还是可以找 , 像《大公报》合订本许多文化单位和大学都有。祝立明就帮助我找过的。他组织编了一本书叫《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收了我的一篇报道,就是从《大公报》里翻出来的。 ( 三 ) 对美国研究的兴趣 1 ,我的家庭背景和美国教会有点关系 黄 : 您是新闻系出身,作为一个美国史研究者来讲 , 一个美国史编辑出版者来讲 , 新闻系毕业和难忘经历对您的影响 , 能否简要的说一说。 邓: 实际上 , 我谈不上什么美国史研究。我是半路出家 , 我学的也不是美国史,我原来学新闻的。关系还是有点关系的。认真地说 , 我对美国的认识应该讲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母亲她是教徒,我父亲他是武昌文华书院毕业的,文华书院在武昌 昙华林,是美国教会办的。我祖父在里面教书,中文教习,后来我的初中也是在 美以美教会办的中学读的书 , 和美国的联系还是比较多,因为家里和美国教会有关系 , 但是从美国历史来讲,谈不上 , 都是生活上的一些交往。 2 ,在美军部队时期对美国感兴趣 邓: 我真真对历史感兴趣的,而且最大影响的还是我在美军部队。在 5332 中美混合旅 475 团的这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营长后来打死了 , 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副教授,不知怎么当上营长去了。有的时候,偶尔在山上谈一谈、聊一聊。在部队很奇怪,和我一块住的是一个波兰籍天主教的教士,他和我在一个狐狸洞( foxhole )里面,另外里面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 还有无神论者,还有和平主义者,所在一个部队里乱七八糟的人都有。当时我对这些感兴趣。要在中国部队 , 这绝不可能。当时感觉美国兵比较直率,中美联合作战 , 对中国没有什么歧视,因此,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比较是感兴趣了。 后来在复员以后,国民党举行过一次翻译官留美选拔的考试,在南京举行的,那是 1947 年,那时内战已经打起来了,一共从全国翻译官里面录取了 50 人,到美国上大学 , 这批人成没有成行也不知道。 我对美国的真正感性认识比较多,是在美军部队里。除了这个波兰籍人后来得了伤寒症死了 , 其他就是和士兵在一起。另外有个华裔美国人一位中尉,但他不大会说中国话,不知道是第几代华裔。那一阵子 , 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叫奇怪。这么一个混杂,引起了我对研究美国史的兴趣。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萌芽,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研究 , 我一直是搞新闻工作。 3 ,参加两次和美国打交道战争的印象 黄 : 那我们现在转到这么一个话题,您参加这两次和美国打交道的战争 , 一次是中美结盟,一次是中美对抗 , 这两次对您看美国和研究美国 , 有什么影响 ? 邓: 第一次是有些影响 , 我对美国的兴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确实什么他都能够包容,什么他都能够说在一起。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把这些人拢在一块 , 当然了 , 哪个时候确实美国作为种族概念是比较明显的 , 那种正统的白美国人确实是对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的人有点歧视,但是总的来讲 , 还是能够在一起。当排长的、当连长的也有非白人的 , 一样的看待。 但是在抗美援朝这一次跟美国结盟一起打日本的感觉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说老实话 , 当时作为新华社记者来讲 , 没有第二个概念 , 战争的起因到底怎么看 ? 那是真正相信战争是美国人发动的、李承晚发动的战争 , 没有想到是北方想武力统一全朝鲜,没有从这方面想。一直到什么时候呐,后来派到《时事手册》工作以后,开始接触到一些外电、外国的一些刊物以后,才开始对朝鲜战争有些想法。 邓 : 朝鲜战争我不是写了一本书嘛,那时候完全是根据正统观点、新华社的观点来写的。是《世界知识》的约稿。 黄 : 按照宣传指示精神来写? 邓: 对 ! 完全是按照这个精神。但是哪个时候怎么样决策 , 为什么中国非要参加不可 , 整个的观念完全是按照上面的统一的口径。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几个字是不能分开的。从保家卫国的立场出发 , 去抗美援朝。是这个道理的。逻辑是这个逻辑。当时我也相信他这个逻辑。美国的麦克阿瑟部队确实是要打到鸭绿江边的。当时辽宁很紧张 , 那时候安东,现在叫丹东 , 非常紧张 , 美国飞机空袭,老百姓已经到了白天不敢活动,都是晚上出来活动。那时制空权基本上在美国人的手上 , 我们开飞机的都是苏联人,都是苏联的飞机。那个时候的观念跟在缅甸时候的观念联不起来。 可是有一点 , 当时我也想到的,美军打仗的时候,并不是不经打的少爷兵 , 后来根据我们内部传达 , 美军还不是一触即溃,还是很顽强的能打的,加上他武器好 , 制空权在他手上。 黄 : 当时美国也是派了一些王牌部队到朝鲜的。 邓: 是的 , 像骑兵第一师 , 打得确实不错。抓美国的俘虏都是什么时候抓的?第一次战役抓的比较多。那时美国人喜欢睡睡袋的 , 睡袋是拉链,从下面一直拉到上面,朝鲜确实冷 , 他们的装备都要自己揹的 , 因为都是山洞,抓的大都是那个时候的俘虏。那时中国部队在人民军的配合下地形熟悉,都是在夜里抓的 , 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在睡袋里边,逮的时候你出也出不来。后来基本上抓不到什么俘虏,当时中国人被他们俘虏的多 , 多得多 , 多了多少倍。我曾经访问一个美军俘虏空军中校,他是被飞机打下来的,他跳下来被抓了。我问他 , 他刚开始时只讲他的姓名、番号 , 入伍时间 , 别的一概不谈。这是他们上级的规定。后来谈的多了 , 问他过去学什么 ? 这就聊起了他家里的情况。他一聊起家里话就兴趣就来了 , 你聊战争的时候闭口不谈。后来 , 我在《世界知识》写过几篇访问俘虏营的东西。后来塔斯社想转发,就跟《世界知识》商量,后来 , 有人就说 , 你得考虑慎重些,你上面有名、有姓、有番号 , 你将来交换俘虏时交不出来你怎么办?那就带来麻烦。当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后来塔斯社他就没有转发,但《世界知识》上登出来了。后来这个中校,死掉了 , 得伤寒死了。 黄 : 您亲身两次经历,对于了解和认识美国 , 是很重要的事。 邓: 两次经历在我的潜意识上是有影响的。实际上 , 后来去学美国史,研究美国史,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直接影响。直接影响 , 第一次对美国人的接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 对我研究美国移民有影响。 ( 四 ) 对 威尔逊 、罗斯福 、美国移民的研究 1 ,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比较有兴趣 黄 : 现在我们说说您的自己写的几本书 , 一本是《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一本是《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987 年增订本)、还有一本是《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 , 您能否谈谈这三本书出版的一些情况和当时的一些想法 ? 邓: 《伍德罗·威尔逊》这本书撰写的由来 , 是在一次美国史研究会年会上谈起的 , 那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也在会上 , 他坐在我旁边跟我聊起来了。他说你对美国总统那些人的一些评价,我说我谈不上评价 , 我说我对威尔逊比较有兴趣,因为那时候我主要是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威尔逊的。我在学校时,新闻系分两个部分 , 一种是着重在历史方面 , 一种是着重在地理等方面的 , 我是搞历史这方面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威尔逊比较有兴趣。他说我们很想出美国总统的传记方面的书 , 对威尔逊,你能不能给我们弄一本 , 不要长 , 十几万字。我说那我试试,就这么出来的。 2 ,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相对比较熟悉 邓: 《罗斯福》这本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 , 叫李宁的女编辑,她对美国的历史有点兴趣 , 那时我对罗斯福相对来讲比较熟悉 , 我身处的那个时代 , 正好是罗斯福当政的时代。她说我们要出一套东西 , 像希特勒、墨索里尼、英迪拉·甘地、罗斯福等人物,你能不能写一本罗斯福。是这么原因写的 , 并不是我已经有了稿子了然后再和他们去谈的 , 不是 , 都是这么一个偶然的原因。 3 ,《历史研究》发表《威尔逊与中国》不能用我的真名 邓: 写威尔逊,我花的时间最长 , 篇幅最短 , 只有十万字多一点。罗斯福我写的比较轻松。威尔逊,我写的时候我先写了一篇文章,是 1964 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 , 叫《威尔逊与中国》,当时我用的笔名叫邓楚川,为什么用邓楚川呢? 黄 : 楚指湖北 ? 邓: 那时候楚指湖北,川是我出生在四川。楚川是我的号 ,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右派刚摘帽子没多久 , 还不能够用真名字来发表文章,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以我用这笔名发表。写这篇文章,我准备的时间就比较长 , 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 那时不像现在获取资料比较容易,那时获取资料是比较难的。那时我就是一有时间我就跑图书馆,跑北图、社科(图书馆),跑图书馆去收集资料 , 那花的时间比较长 , 就写成功了 , 叫《威尔逊与中国》,是比较长的一篇论文。后来杨生茂他们编一本 1949-1979 年间的《美国史论文选》 , 收录了这篇文章,他们要查找这个邓楚川何许人也 ? 查来查去 , 就没有查出来,后来我们在天津见面以后,聊起来邓楚川,我说我就是邓楚川,他说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到处去问 , 到处去找 , 都没有查出来。因为当时摘帽不久,你不能够用你的真名发表。我的右派是 1961 年摘帽的。 4 ,我在《时事手册》担任过一段组长 邓: 在《时事手册》工作的时候,后来反右开始了,把我打成右派以后,把我下放到茶淀农场劳动去了。劳动回来以后,我的新闻记者当不成了 , 那时我的职务在《时事手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应该知道,《时事手册》发行量很大 , 有 300 多万份 , 小册子 , 那时完全是普及抗美援朝的 , 我就在那里工作,担任过一段组长。 黄 : 从茶淀农场出来? 邓: 是的 , 从茶淀农场出来。说来也奇怪,那时候出来一批人。放出来了。出来以后还叫摘帽右派。(笑 ) 但是原来工资降级一样不能恢复的 , 还是降级。在农场里面,你几分钱是没有的 , 是靠挣工分 , 挣多少分就是多少分 , 不劳动一分钱也没有。出来以后,就让我到人民出版社,我们原来的《时事手册》也并到人民出版社来了 , 回来以后,领导给我们讲话时,人事处长说 : “现在你们出来要夹着尾巴做人。”我这个人喜欢写 , 现在不行了 , 也没有眼力了 , 当时喜欢写 , 小“东西” , 大“东西” , 我都愿意写。这篇发表以后,有点影响 , 那时好像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的 , 就很厉害了。 他们收到我的文章,总编辑要用。后来就跟人民出版社领导联系,说要政审。那时我们的社长王子野,这个人比较开明,他是搞法文的,他说这个人在新华社的时候就不错 , 后来到了《时事手册》,你们看文章后够标准了就可以用 , 右派问题已经解决了 , 别的没有问题。这样才通过了,就发表出来了。 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些影响。后来其他一些刊物来约稿。也有人跟我打招呼。你尽量少写 , 不要惹麻烦。 5 , 我诠释人物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清晰 邓: 我研究美国史有空白 , 跟你们这些科班出身不一样,跟你们教学比较系统化不一样,我是没有系统的。我是从研究人物开始的,我一个时代找一个人物,注意看看我对哪个感兴趣,我就去着重研究他、去追踪。后来写罗斯福,这一本书篇幅不大 , 后来出来增订本 , 是大开的,小开本的时候,台湾要问浙江人民出版社买版权出台湾版 , 我说那个写的太简单了一点 , 等我搞了增订本以后再给他们行不行 , 后来他们说等增订本到了以后再说。后来把这套书叫世界名人传记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这本书的版权给台湾了 , 后来他们出来了 , 给我寄了一本。并不是说这本书在研究上有什么突破 , 没有 , 当然没有突破啊,我有什么突破呢,这本书主要在于诠释人物深入浅出,用的笔调 , 比较简明扼要,清晰,读者看起来 , 不费劲。 李: 那时 , 我们读起来一口气读完。 邓: 这就是搞新闻的人的一个优势。新闻要求要短 , 要平易近人,要快 , 后来叫短平快 ! 李: 您的文笔很好 ! 黄 : 您是文史一家。 邓: 我是用这个方法写的 , 后来台湾是这个原因出的。到后来 , 陶文钊也对我讲 , 他说 , 你的书我很快就看完了 , 这读下去很容易,不费劲。他说有的论文 , 读起来很费劲,你得在脑子里拐几个弯。实际上 , 我的书也只能在这方面利用我当新闻记者的优势 , 写这些人物。 黄 : 你的书有可读性 , 而且有新视角。 邓: 真正大专家看来 , 这种书 , 他看不上眼的。这只能够介绍给学生看看 , 你们作为参考读物可以看一看。这也是一种写法。最多如此而已。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不要求它达到什么目的。我搞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 6 ,我始终觉得移民问题是很需要研究 黄 : 您写美国移民问题的那本书呢? 邓: 移民这本书 , 我的兴趣比较大。 我在接触美国人的时候,真正的美国人很少 , 就是属于安格鲁撒克逊族的这一支的美国人很少 , 不是非洲裔就是拉丁美洲裔,阿拉伯裔,这些人接触得比较多。这些人很奇怪,他一方面接受美国的一些潜意识 , 但是他的传统保留了,他留下来了 , 同化得最好的 , 应该是犹太人。在美国移民当中 , 同化得最彻底、最好的 , 在经济界、在政治上、在文化界占优势的 , 是犹太人。犹太人除了在宗教上 , 一部分保持了她的特点和传统之外,其他的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原来我在美以美教会读中学的时候,里面有个董事会的负责人,他就是犹太人,那时我们对犹太人没有什么概念 , 不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对犹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我对美国移民的兴趣就在这个方面,他一方面能够把这些人接纳下来 , 包容下来 , 另一个方面,也能把这些民族集聚起来,对外战争的时候,这些人的爱国意识不比中国人低。跟日本人打,就知道了。我们叫“小日本”,他们叫“ Japs ” , 他们是没有什么别的话的 , 一提到“ Japs ”的时候一连串的粗话跟着就来了 , 他的爱国意识不比中国人差。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或者愤青什么的,说民族主义,不说你是爱国主义,美国很多东西是混合 , 但是表现出来得的是很强烈的爱国主义。对美国是否有利,这是他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你再怎么讲 , 对美国不利 , 你损害美国利益 , 这个不行。他不干了。你跟他聊天争论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伤及美国怎么、怎么的 , 他会不高兴的 , 你说美国的某一部分人怎样,那是可以的。 美国移民因素这方面值得研究 , 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太复杂了。这个问题不是很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弄清楚的。我花了些气力关注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后,我还继续研究了一段时间 , 后来时间没有了 , 我就留在那儿了。我始终觉得移民问题是很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到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东西 , 对美国的移民问题一些判断很不准确。特别是经历了最近 20 年 , 美国移民的变化是很大的。跟我们那个时候认识的美国和那个时候接触的美国 , 很不一样。 美国移民的问题 , 现在写这个论文的不少 , 专门把他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研究的人 , 有多少我也搞不清楚。对学术界的动态不大了解。我总觉得将来还是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我曾经有一度对此感兴趣。我跟陈香梅谈过这个问题。陈香梅在我们这里出过书 , 她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她 , 她已经同阿拉伯裔的一个人同居了 , 但她不放弃她的陈钠德夫人的称号,她不跟他正式结婚。我就跟她谈到华裔的问题 , 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 , 新闻界的人 , 陈香梅也是新闻界的 , 原来是上海中央社的记者 , 我跟她谈到这个问题 , 她就跟我提示说,华裔的问题 , 在美国移民问题当中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原因在于中国的华裔,家乡意识特别浓厚 , 比其他的什么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都不大一样,为什么唐人街长期存在,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我说我对华裔兴趣比较大的,她说 ,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陈香梅她不一定能够代表华裔的整体。 邓 : 我研究美国史,实际上谈不上研究,每个题目都没有时间深入 , 我没有教学的条件,我没有这个时间。 黄 : 您是有广泛的兴趣,加上您的工作。 邓 : 你说得很对 , 广泛的兴趣。 ( 五 ) 组织出版 六卷本《美国通史》 1 ,人民出版社出美国史的鼎盛时代 黄 :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 25 年磨一剑,三代人 , 而且是老中青 , 再加上与编辑合作,才能够完成六卷本的《美国通史》,在这方面请您说说自己的感受。 邓 : 人民出版社出美国史的鼎盛时代就是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那个时期美国史出得比较多一些 , 那时人(编辑)也多一些 , 专门搞美国史的人 , 就有祝立明、杨慧玫、我 , 专门搞的有三个。以这为主业,另外还搞其他的外国史。现在出版社搞美国史的一个也没有了 , 现在的重点不在美国史这方面。你(出版社)没有吸收这方面的人才进来。 2 ,早就想搞一套比较完整的通史出来 邓 : 我后来就开始潜心研究一些美国的历史问题。我研究美国历史跟别人好像不大一样,我从研究人物着手 , 每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就人物方面,我和个别权威的看法有了差别了。她对人物的评价往往跟我对人物的评价总是走不到一块去。工作中接触较多的是黄绍湘先生 , 她的那本书《美国通史简编》的名字 , 是我给他取的。她原来不愿意叫简编,我说范文澜叫《中国通史简编》,你为什么不能叫《美国通史简编》呢。后来她觉得和范文澜的相提并论,也觉可以了。《美国通史简编》后来我们给她出了两版。她这里面的人物评价,我们就发生很多不同意见 ,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尊重作者意见 , 只是学术观点的争论是可以出的。 黄 : 后来她还有一本是《早期美国发展史( 1492-1823 )》。 邓: 最早的美国早期发展史是在这以前出的,前几年 , 她还想要我给他再版。 黄 : 后来不是改名叫《美国史纲( 1492-1823 )》吗,而且在这个问题上 , 您和她好像还有不同的看法。 邓: 我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后来她就停下来了。这是在《美国史纲》以前的事。她认为自己最得意的书是她的美国早期发展史。 邓: 那个时候搞美国通史,老实讲是在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时候开始 , 我就有这个想法 , 将来搞一套真正的、比较完整一点的够水平一点的 , 观点不要太左的、也不要太苏化的通史出来就好了 , 当时就有这个思想。正好( 1979 年)美国史研究会成立,集合了很多的人才。当时我就想到 , 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 就想就美国史某一个时期有一点份量的东西搞出来 , 正好碰到几个热心人 , 像刘绪贻啊,像杨生茂啊,像张友伦啊,这都是比较有兴趣的一些人。还有黄绍湘,当初,她知道我们的想法时 , 她还有这个意思,想参加进来,后来 , 她没有参加 , 她一看到这些人 , 和她的观点不一样,(可能)合作不好 , 她后来就没有参加了。 3 ,出这六卷本很费劲,里面参差不齐 邓: 我们出书的周折,你们也看见了刘绪贻写的文章,讲了周折很大 , 原来请的像顾学稼啊,齐文颖啊,后来都没有参加 , 都退出来了。有出国的 , 有别的事的 , 变化很大。自始至终支持的就是刘绪贻跟杨生茂。他们这两个人是坚定的。我们几次开年会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情况 , 有过争论。在( 1984 年)成都会议的时候,我对黄先生说,对他们几位教授,我过去也不认识 , 都是这次才认识的。我认识你最早。我编你这本《美国通史简编》我花的精力最大 , 光跑图书馆我就跑了无数次 , 她的书没有图片,都是我到图书馆去找图片 , 从外国图书里翻译下来,然后付排 , 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她说这是 , 我要感谢你。她说你把我里面的观点删掉了不少。我说不是我删掉不少 , 这是上面删的 , 不是我删的。 邓 : 出这本书(六卷本)感到很费劲,现在唯一感觉有点遗憾的是里面参差不齐,有的一卷很明显的是请他的下面的学生或者研究生来执笔写的比较差 , 所以有的退稿或修改反复几次。其中清稿最顺利的就是他那一卷 ( 指在场的李剑鸣著的《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 2001 年版 ) ,你看到了吗,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 黄: 剑鸣这一卷是最后定的 , 但最顺利。 邓: 对 , 最顺利。最先出的是刘绪贻主编的第六卷(《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 1989 年版),他的是最后的一卷 , 其他有的中间还经过一些周折和修改 , 刘绪贻的一卷自己补充 , 越补越大。 黄 : 原来是《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后来是 2002 年的《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 4 ,最省劲是李剑鸣那一卷 跟他一个人完成有关 邓: 从我编辑过程来看 , 最省劲也是李剑鸣他那一卷。为什么呢,他这一卷我在通读的时候,读得比较顺畅。 黄 : 除了跟他本人对这卷的研究以外,是否还跟这一卷是他一个人来完成有关系? 邓: 对。这是有关系的。几个人完成的时候,当中拼接的痕迹太明显。有的当中缺年代,缺了重大事件,有的文笔相差得太远,有的写得半文半白 , 有的写得纯白话。 黄 : 所以这种稿子能够一个人完成 , 尽量一个人完成为好。 邓: 对呀!是这样的。 5 ,成熟一本 , 出一本 后来要有出版补贴 邓 : 这六卷本完成的时候,我后来的方针是成熟一本 , 出一本。所以这本书才能问世。否则的话是搞不成的。 黄 : 您出这套书的时候,上面有没有什么压力,比如经费和时间要求等。 邓: 那都没有压力。 黄 : 上面是打通了? 邓: 这没有什么问题。在出单行本时 , 曾通过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拿到过数量不多的福特基金会出版补贴 , 条件是在卷首页写一句感谢声明。而这时在出第一卷时,福特基金的补贴没有了。到后来出版形势有变化。到他 ( 指李著 ) 那一卷时,形势又有变化 , 要有相当大的出版补贴。你要亏本的书,非的要你缴七万元钱的补贴。 黄 : 原来你的计划里面是没有补贴的 , 到他那个时候,光拨款不行了 , 还得加补贴。 邓: 对。所以这个规定有点压力。后来 , 我们把这几卷统一为一套,准备出一套时拿不到任何补贴了。我跟乔还田(时任历史编辑室主任)商量,我说这套书可以到了出整套书的时候了 , 我的意见,你出最好。上面可以有支持。我跟他保证 , 这套书绝对不会亏本。还应该有盈余。他很支持。 黄 : 现在怎么样? 邓: 这我就没有问他 , 这套书还可以。因为好几个地方都把他收集到他们的文库里面去了。陶文钊讲的话很对,他说:现在的形势下再出这么一大套多卷的书不大可能了。为什么呢,各人忙各人自己的。他不可能为了这么一本书跟你费那么大的精力去给你弄。第二 , 如果不是很有经济后台的,要出这套书他的兴趣也不大。 6 ,这套书花的精力不少 评价由社会来认定 黄 : 现在再谈谈六卷本。您这六卷本 , 我是感到没有您邓蜀生,六卷本要成功是不可能的。 邓: 靠大家鼎力相助。到后来换将的时候,我伤透脑筋。 黄 : 我插一句,一个责任编辑要一直扛 25 年,在哪个出版社能找到这样的编辑 , 有的编辑干不了几年跳糟了,可能是去干别的了。但您一直坚持下来。您如果不一直坚持下了 , 而且没有这样的毅力 , 这套书是很难出来的。 邓: 这套书花的精力是不少。里面的争论也有,其他方面没有什么 , 对于争论问题,你不同意,你要拿得出替代方案来啊。好比你说这个问题你写得不好,你把你的观点亮出来啊。 黄 : 学术争论没有关系 , 一本书当然要有自己的见解。 邓: 争论是什么都可以争论。 这本书出来后,大学里的反映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没有去调查研究。我的一些朋友、一些出版界的人甚至包括外交界的一些朋友反映不错 , 说可惜太重 , 带出去都感到沉。 黄 : 《史学月刊》编辑部专门组织了一次笔谈,反映了学术界的基本评价。 7 ,六卷本里面的观点要一致 黄 : 这本书 , 您在编辑处理过程中主要遇到什么问题 ? 如果简要概括的话。 邓: 简要概括,第一是要六卷本里面的观点一致。你不能说你这本书这一派的观点,另一本书如果你有独立的观点,是可以的。如果不是你独立的观点,这里来一段史学家怎么、怎么说 , 那一段史学家怎么、怎么说 , 如果你偏重在那个方面的话 , 那就要考虑要求他改一下。 黄 : 这个问题上 , 您有没有和刘先生、杨先生发生过意见相左的地方。 邓 : 刘先生倒不大和我有什么争论。杨先生他处事、(对问题)比较认真,我跟他通过几次信,也打过电话。有些问题我说请教他 , 我没有把握的时候。张友伦南北战争那本 , 这本书我就跟杨生茂通过电话 , 也跟他写过信,因为当时牵涉什么问题呢,牵涉到对林肯的评价的问题。我个人是对林肯的评价很高的 , 后来 , 发现一些材料对林肯颇有微词。张友伦这本书里对林肯也是基本肯定的。我几次想问问杨先生 , 写南北战争抓的一条主线应该是什么 ? 这是我在看稿的过程中我请教他的,我在 1979 年第 1 期《读书》杂志上,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林肯这个人》代表了我对林肯的观点。 8 ,这套书是历尽艰辛的 黄 : (四川大学)顾学稼先生负责的那本书最后换成了华东师大 ? 邓: 顾学稼答应是非常爽快的。 黄 : 他后来到美国去了。 邓 : 是啊。他甚至把初步提纲都拟定好了 。 黄 : 他现在已经回国,我和他有联系。 邓 : 他今年多大年龄 ? 黄 : 82 岁了。 邓: 齐文颖呢,就是答应写第一卷的。她是政治家式的(说话),她说话没有一次说我拒绝不写的 , 到后来,结果还是不行。因为她太忙。 邓: 出这套书成型 , 我跟刘绪贻商量过、跟杨生茂商量过 , 在我们社里我也和社里的总编辑打过招呼的 , 他们都很支持 , 他们说一定能出来我们一定要争取把它印出来。他们都主张要出。后来在 (1984) 年成都会议上 , 忽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说出这套书很困难 , 时间不够…… , 怎么办呢?后来我坚持说一定要把它完成不可。这套书应该讲是历尽艰辛的。 幸好 , 经过两位主编的努力 , 请到了李剑鸣 , 最后总算功德圆满。 ( 六 ) 在东方出版社的出版活动 1 ,东方出版社比较活一些 黄 : 现在请您说说您在东方出版社出的一些书。 邓: 东方出版社是一个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原来的副牌是三联,三联独立出去了以后,再就没有一个副牌了。有的书用人民 ( 出版社 ) 的名义出 , 还不合适。那时候人民 ( 出版社 ) 的牌子跟现在还不一样,现在出版社多了 , 那时人民 ( 出版社 ) 很严格。 黄 : 独树一帜。 邓: 甚至有些领导都要到人民(出版社)出部书 , 有的人觉得在人民 ( 出版社 ) 出过书就不一样。那时专做的领导人文集、讲话指定在人民出版社出 , 别的出版社是不能出的。那是规定的。能够出一本自己的学术性著作是很不简单的。为了挣这个署名,当时用三联呢,还是用人民争得不可开交的。到处上告,写信,当时的社长应付这些事情不少。东方出版社是在三联走了以后才出来的 , 三联的一班人分出去了。怎么办呢,就想到搞东方出版社,为争执这个名字就争执了很久 , 到底用什么名字,副牌用什么 ? 有人主张用华文 , 有的叫文华,有的叫汉东 , 争论的结果,后来由社长定案。还是东方出版社气魄大 , 就叫东方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出来后就比较活一些了 , 很多书就以东方的名义出的。后来东方出版社一直保留下来,人民出版社现在还有东方编辑室,后来退下来的老同志多了 , 后来我们商量要成立一个东方出版社服务公司,后来我退下来以后在里面干了十年 , 从 1987 年干到 1997 年。里面的总经理尤开元,他是学俄文的 , 原来是派留苏专家 , 他去世了 , 我就没有那个精力去搞 , 年龄太大没有精力搞 , 各方面关系也很复杂,后来就把这个交给社里面了。现在还有东方出版社服务公司,但性质变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法人团体 , 半独立性的 , 经济独立、人事独立 , 由人民出版社提供一些选题的数目,你要多少书 , 给你提供选题的目录,那时我们的自由性比较大。东方出版公司成立以后出的书也不少。现在东方出版服务公司还在,但现在已经成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机构了 , 地位相当于编辑室一样了。 2 ,张纯如 《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新译本 黄 : 东方出版社出了不少书 , 其中有一本是张纯如的 《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 2007 年新译,东方)新版 。 邓 : 对 , 我是责任编辑 , 这本书被盗版的不少。后来南京的杨夏鸣帮我们,张纯如访问南京的时候,他当过翻译的。 黄 : 最早一版的译文的问题比较多 , 是吗? 邓: 译文问题多 , 还有一版被盗版了。盗版后印错的更多 , 后来很糟糕。后来我们商量的结果,我们要出一个正式版的 , 后来跟张纯如的母亲一商量,她对译者也满意,后来就出了这本新译本。 这本书在那时候有影响 , 现在因为形势的变化 , 后来就没有再印。后来又出了比她的更详实的书了。 黄 : 现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陆续有好几本出来了。像《拉贝日记》、魏特琳女士日记等。 邓: 这是原始的资料。 黄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里展览了好些这方面的书 , 但是张纯如的书在中国当时是最早的。 邓: 它起到了普及的作用。 3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 黄 : 还有您组织出了不少普及世界史知识的书 , 包括《 美国 2500 历史名人传略 》 等,还有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等 , 都是您主持的 。 邓: 对 , 对。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部书是很费劲的。花的钱不少 , 买来的版权。买了泰晤士公司的图片,买他的用它的底片到中国来印的,在上海印的 , 花的钱不少。花的功夫也不小。这本书三联是赚钱了。现在这本书 , 听说陕西一个出版社,他们跑到英国去时和他们(联系上)。因为我们的版权时间已经到了。他们买了版权 , 以后他们的总编打电话来 , 要我继续担任这个中文版的编辑。我说 , 我现在哪有这个精力担任编辑 , 那当然不可能了。我说你们另外找人 , 图你是修改不了的。翻译里的一些东西 , 当时确实也有些问题。他谈到排版,我说排版,你们必须要按照他原来的原作怎么排来排版,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安排我们中文的字 , 多了不行 , 少了也不行 , 不能有喧宾夺主的味道 , 你们将来怎么改,我一概不管,你们怎么定的合同 , 我也不管,该怎么办,你们全权处理。后来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我们印了一版 , 我们按英镑付了版权费。还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发布会。他的主编到中国来了 , 人民出版社出钱招待了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时卖也卖得很贵 ,75 元一本。 黄 : 现在要卖,就得卖几百元了。 4 ,没有算过组织编辑出版了多少书 黄 : 您还主编了一套影响世界的系列书。 邓: 后来我们不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在广西 ( 人民出版社 ) 出了那套书 , 你也参加了。 黄 : 是的 , 五个一百。而且台湾还要出台湾版的。 邓: 那时彭光谦搞的军事卷 , 现在他是将军了。那时截止的时间太早 , 后来美国打伊拉克的战争都没有能够收进去。 黄 : 影响世界100次事件,如果再来个修订版就好了。 邓: 对啊,这本书的联系人是张秀平 , 张秀平现在在我们东方编辑室,他已经退休了。他在里面返聘,他准备自己将来要搞个什么单位不清楚 , 这个人的活动能力很强。以前联系的时候是他负责联系的。我就跟他负责编辑和组织。 黄 : 您在整个编辑系统里一共组织编辑出版了多少书啊? 邓 : 这个我没有算过。我也搞不清楚。我从来没有算过。数量是不少。 ( 七 ) 编辑生涯的感受 1 ,编辑生涯里中印象深的书 黄 : 您在写作和组织编辑出版中印象最深的书籍有哪些? 邓: 我写那本 《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书 , 我是在朝鲜农舍里面,在山谷里面写的 , 上面的美国飞机呜、呜地飞过 , 离我很近啊,近得几乎可以看见驾驶员的座位。 黄 : 您写时候的场景本身就很震撼 ! 邓: 那时为什么世界知识出版社找我写这个东西呢 , 他说你在现场 , 你有这个条件,找别的人来写,没有这个条件,我们找军事方面的人 , 他们都不敢写 , 怕泄密。我说这个没有什么泄密的问题 , 我又没有(秘密)文件,我不用(秘密)文件 , 用的是正式文件、公开文件,我在当中起点编辑加工的作用。 黄 : 所以这本书写的时候现在给您印象非常深。 黄 : 六卷本 , 您组织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印象一定非常深。还有在您的编辑生涯里面什么书对您的印象深 ? 邓: 第一个当然是我自己认为有一点作用是六卷本。还有起先导作用的是(美国史)论文集。 黄 : 美国史论文集,出了两次。 邓 : 两卷。 黄 : 一个是 1980 年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一个是 1983 年的《美国史论文集( 1981-1983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邓 : 这两个论文集反响还是很好,不错。那时研究美国史的人不多 , 有些人出国的时候还问我要这个论文集。另外一个就是《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个费的功夫比较大。 另外的书都是一般化。我出的书当中,杨生茂主编的那本《美国外交政策史》是在我们这儿出的。那时谈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多。那的那本书 , 得到好评。 杨先生挺高兴的。为这本书的出版 , 他还专门请我到他家中去了一次。 2 ,培养年轻同志的目标一直很明确的 黄: 还请您说说 , 您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本身的关联 , 我觉得您在研究会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带有稳定器的作用,在我看来。而且您有点承上启下,你很重视、支持年轻人 , 作为我个人 , 自己有个感觉很明显 , 比如说,美国历史杂志聘任中国美国史国际特邀编辑 , 是聘任您的 , 人家认定的是杨先生、刘先生和您。 邓: 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 , 我首先想到的推荐是你 , 后来征求杨先生、刘先生的意见 , 他们都同意。这时候找我的时候,我说第一 , 我没有这个时间 , 真没有时间 , 编辑的工作 , 你看起来很简单 , 其实是十分的琐碎的 ; 另外的确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联系,后来推荐你。 我在美国史研究会里面,这一点我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这些老先生 , 终究因为年龄的关系要退下了的。要培养一些年轻同志。我在人民出版社,我也是这个观点,培养年轻同志 , 那时祝立明、杨慧玫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些同志有些工作我尽量让他(她)们去做。祝立明组织编的那个《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本书 , 我就帮助他审稿来做 , 还有《改革开放手册》也是祝立明编的。 现在美国史研究会我和他们联系不是很多。现在有几个老先生在那里主持吧。另外我对秘书处的工作我是很重视的 , 秘书处是非常重要的 , 秘书处搞好了 , 等于把研究会搞好了一半。 3 ,学术争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绝对要分开 黄 : 美国研究会有时有些争论,特别是黄(绍湘)、刘(绪贻)的争论,一个会长 , 一个秘书长,您在这里面 , 实际上是起了劝解的作用。 邓: 我对每个人都劝和。我说对学术争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绝对要分开。 黄 : 今天是 9 日 ,5 月13 日 是刘先生的98 岁整生日。 邓 : 98 岁啦。 黄: 9 8 岁。然后, 5 月 15 日是黄先生的 96 岁。他们两位先生是我们美国史学界最老的。明年的这个时候,武汉大学要为刘先生和夫人周世英 , 两个人都是 98 岁 , 为他们举行百岁华诞祝贺会。 邓 : 刘先生不容易,他学社会学的。 ( 八 ) 我和 秦文 1 ,我和 秦文 解放前相识、相知 黄: 邓先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 是题外的话,跟美国史研究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您跟老伴 , 就是秦文 ,朝夕相处那么多年 , 最后她的晚年八年 , 我印象中一句你说过的话 : “老伴、老伴 , 老来相伴”,她八年瘫痪在床上 , 您这方面的感受,请您说说。 邓: 我和她认识在新民报, 1946 年在上海新民报 , 是新民报晚刊。那是我是记者,她是校对。她是吴祖光介绍进去的,当校对员,后来 ( 我们 ) 认识的 , 我们结婚是一直到 1954 年才结婚的。上海一解放时她就参加了冀东文工团。我们相识、相知实际上还是比较早 , 解放前我们就相识、相知。 2 ,“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不能落井下石” 邓: 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在什么地方呢?她比较平易,她的家庭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出风头的人物,解放后家庭环境也比较好 , 在上海住的花园洋房。她跟我一结婚以后,先是住在马杓胡同人民出版社宿舍,一间房子, 16 平方米 一间房 , 普通的房子,三层楼里面。到后来我被划成右派以后,她就回到北影去住去了。后来把我弄去劳动教养去了。当时就有领导问秦文:“现在是你离婚的好时机,要离婚,你一个报告马上批准。”她说 , “我要离也不能这个时候离”。她说:“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不能落井下石。”她就一直坚持。后来我就问她 , 你觉得不合适,会影响自己,你就离婚算了。就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她能够坚持下来。 我们两个人意见相左的时候也是很多 , 因为她搞的电影那一套东西 , 我也不是很懂。我对她接不接受这个片子 , 我有时提些意见 , 她有的时候接受 , 有的时候不大接受。 3 ,秦文出访问回来,专门到茶淀劳动教养农场看我 邓: 她自己年轻时代最红火的时候,她没有那么很放肆的。 60 年代初的时候我已被划右派,在农场劳动的时候,周总理 1960 年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缅甸时,带着张瑞芳、秦怡这些人组成一个电影代表团访问 , 她也跟代表团去了,是电影代表团成员之一,先到缅甸访问,后来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她表现得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时候斗她时说 , 你啊,太享福了。说你享福之日结束了 , 什么什么的。她也没有什么为自己辩护。 她在访问回国后,还到我农场去过一趟,我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她那各个时候刚从大连回来 , 带了两听黄油、两条烟,那个时候在国内简直是作为宝贝得不得了的东西。她到农场去 , 农场不大同意,保卫工作不好做 , 她刚从缅甸回来,他们说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后来在外面临时给我们找了一间房子。让我们搬到外面去住。她去看我 , 这点也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正是她红的时候, 60 年吧。所以这些事情我对她是很感激她的。 后来照顾她的还有一个媬母 , 一直照顾她 , 现在又照顾我了。在我家里干了十年。现在还在干。去年我还到她家里去了一趟, 24 天。她老家在河南驻马店。她家里现在也不错了。农民生活确实大有改善。 4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俩相互支持 邓: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支持她 , 因为我是死老虎,右派是死老虎,所以没有什么人理我 , 把我们甩在一边 , 我们哪一派也不参加 , 什么保守派 , 什么造反派 , 都不参加。他们也不要我们这些摘帽右派。我们比较逍遥。那个时候她作为“三名三高”,在北影造反派游行的时候,她们是孝子贤孙 , 穿着孝服,打着招魂幡为旧北影送葬,她就是在招魂幡队伍里的前排之一 , 像陈强、于洋、秦文这些人 , 都是三名三高的人物。她回来就跟我商量,她说共产党不是这样的嘛。我说政治是没有办法的 ,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 , 一个时候,一个时候的需要。我支持她,一直到后来 , 就把她当黑帮,关在牛棚里面,每天斗三次 , 都要她出来站着 , 陪站在那个地方。一般那些小孩 , 初中生、高中生,红卫兵来斗李百万 , 就是演小二黑的那个演员,问:李百万,不取这个名字啊,叫百万财迷 , 后来他说 : 这是我爸爸给我取的。红卫兵说 : 你爸爸是混蛋 ! 他是小红卫兵,什么也不懂。她自己也是这样子。后来我一直安慰她。我支持她。到后来她们自己本厂的红卫兵也保护她 , 一有什么事情事先通知她。在这个方面,我们俩还是相互支持的。 5 ,秦文 2000 年得病 后来全身瘫痪 邓: 她 2000 年得病以后,她在沙发上忽然一下子就滚下来了 , 啊呀,她说 , “我的一条腿不能动了”。我就把她扶起来后马上打电话 , 来车送医院,诊断说是脑部梗塞,脑部出血。先在隆福医院,离我们最近的医院,照出一大块血脉,这个地方。医生问她 , 最近磕伤过没有 ? 没有。他说 : 这是里面脑出血了。要赶快把它制止住。后来进了 301 (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进去以后倒是很好 , 可是,出现了问题 , 有天星期六 , 她在梳头的时候,梳子掉下去了 , 她手就不能动了 , 说话就歪、歪、歪,不行了。后来慢慢的治理差不多准备出院了 , 后来又转成这种病 , 这种病以后接连复发过三次 , 一次比一次严重。先是失去语言能力,后是失去了吞水的能力,到后来连饭都不能吃 , 后来用鼻试,再后来全身瘫痪。她自己也知道不行了。 6 ,我们都同意死后捐献遗体 邓: 她在还能够勉强说话的时候,她就讲 : “老伴 , 我这次恐怕不行了。这一关过不去了”。她自己知道。 黄 : 这是她对您最后的话? 邓 : 对。她说 : “我要死了”。我说 : “不会 , 不会”。她说 : “我知道”。当时她跟我讲,她有两个遗愿。一个是安乐死 , 她不愿意瘫痪在床,或者人麻痹。第二个,她要求捐献遗体。这是多年前我们两个商量的 , 我们都同意的,都是主张安乐死的。为此,还写过信,为着安乐死的问题 , 给邓颖超写过信。但没有回复。 黄 : 为安乐死写过信? 邓: 为安乐死。我们都是主张安乐死的 , 病人在无望救活的时候,让她安乐死 , 尊严地死掉多好啊。 黄 : 这 个我估计 , 邓颖超很难回应。 邓: 听说她(邓颖超)是主张安乐死的。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邓: 捐献呢 , 她说 , 她不愿意为后人留下麻烦。鉴于她的父母、我的父母,我们都实际上都没有时间去看去。我的父母葬在武昌,她的父母在(上海)龙华,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而且造成不少麻烦。所以后来在她没有死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说话了 , 有时给她讲话 , 她还感觉到有点意识。我的小孙女 , 每次来的时候 , 她都很注意看她在旁边蹦蹦跳跳地玩。我就跟她讲 , 我说,你死了以后,你有墓地 , 我说你买墓地干什么 ? 我说没意思,我们不是捐献吗?她说 , 他们都在买。我说赶快退掉吧。那个时候,墓地很便宜。一万元一穴,她买两穴,她要退掉。她退没有退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清楚,到后来有人问我 , 问我买。我说我都不知道她买这个在什么地方 , 我怎么买给你。我说我们已经捐献遗体了,要办手续了。她这个人如果同意就眨眼睛,不同意,就摆头。她眨眼睛,所以后来她捐献了。在黑户庄那个地方 , 现在捐献的人很多。我们不少的人捐献在那个地方。捐献比较简单 , 每年去看看。 ************************************** 邓: 杂七杂八谈了不少 , 就此打住吧。 黄: 今天非常感谢您一口气谈了整整两个小时。 注释: 署名邓蜀生撰写的报道, 1944 年 6 月 —1945 年 4 月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的有 : 《国军攻克密支那经过》、《密支那巡礼》、《雷多军区巡礼》、《记密支那华侨新村》、《伍拉丁访问记》、《从缅北到缅中》等 6 篇战地通讯。 邓蜀生在香港阳光电视《亲历》( Living History )记录片中 , 叙述了报道中涉及的战地难忘经历,国人开始知道了战斗实况,其中《国军攻克密支那经过》报道产生巨大影响。在记录片中邓蜀生详细叙述了跨越野人山的艰难跋涉的难忘经历。请参见笔者撰文 《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美国史研究通讯》, 2004 年第 2 期( 2004 年 12 月),第 23-27 页。 《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写道 : 美国史同仁为祝贺邓蜀生先生 81 岁生日,“ 2004 年 11 月 20 日 那天与会老中青学者都十分兴奋,大家饶有兴趣听邓先生侃侃而谈,他谈到完成 6 卷本《美国通史》的艰辛和欢乐、回忆半个世纪前亲自参与和见证缅印战场和朝鲜战场难忘的情景,包括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飞越“驼峰”的生死考验、只身从缅北战地、印度加尔各达之旅等等,都是他以前从未公开吐露的历史回顾,向我们展现一部活生生的口碑史,其中对于邓先生个别战场的报道多年来成为最为直接的、最具原创性的第一手资料。邓先生在回忆当年活动时思维敏捷,对于许多关键性情节和细微末节如数家珍,如果邓先生写成回忆录实在是有益于社会各界的。他在 40 年代二战期间和美国兵站在一起打日本侵略军, 50 年代又在朝鲜打美国兵,这些亲身经历犹如弹指一挥间。看来,对于 80 岁以上的老专家学者,我们都应以“抢救”的心情来记录他们亲历历史的、社会的、学术的经验和教训,以造福后人,我们的中青年学者切莫忘记这些宝贵财富。 ”(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4158 ) 参见万京华文 《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创建始末》, 《 新闻与写作》 2010 年第 3 期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xwxz/xwxz201003/xwxz20100325.html 邓超撰《美帝军事上的弱点》(世界知识社 ,1950 年版) , 邓超编撰《美帝狂妄的战略计划》(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辑, 1951 年)。 徐学增 李秀清 陈铭编 , 东方出版社 , 1987 年版,目录中有 “ 国军攻克密芝那经过 ” 一文。祝立明现为中国法制出版社社长。 1945 年 9 月 , 邓蜀生来到重庆新民报担任记者 , 初生牛犊很快进入状态,诨名“小钢炮”,在 1946 年 2 月 10 日 较场口举行政协成功大会上,许多民主人士和采访记者邓蜀生等被殴打致伤。 1945 年 10 月 -1946 年 3 月间 , 署名邓蜀生、给《新民报》写了大量新闻特写报道,反映了“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 1946 年 5 月 , 邓蜀生来到《新民报》上海社,跑政治新闻。 1946 年署名方力在上海《文萃》发表《大公报的七十二变》。署名“金文”在上海“大众夜报”,发表《民盟人物志》。 1947 年 12 月 , 署名邓威在上海“观察”发表《共军入川之势》。 1948 年 1 月,署名邓威在上海“观察”发表《豫鄂川陕边区态势》。 1947 年 12 月 -1948 年 10 月本刊特约评论员在上海“观察”上发表 10 篇特稿:《陕晋战局与胡宗南部》( 1948.2 )、《共军在陕北、陕南发动攻势》( 1948.3 )、《刘戡阵亡,西安震动》( 1948.3 )、《宜川之役检讨》( 1948.4 )、《陕北密云将雨》( 1948.4 )、《陕北战局》( 1948.5 )、《泾渭河谷之战》( 1948.5 )、《陇东之战结束之后》( 1948.6 )、《关中抢粮战》( 1948.9 )、《记陕西省东战役》( 1948.10 )。邓蜀生还谈到与上海中共办事处陈家康的联系 , 和写过《介绍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的报道。 邓蜀生在新民报的往事,参加见 香港阳光电视 2008 年《亲历》( Living History )记录片。 《伍德罗·威尔逊》出版于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2 年, 是我国学者撰写的较早的集学术性、启迪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又一名人传记著作 , 观点鲜明、文笔生动、重点突出、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全书分前言、少年自负凌云笔、二十五年教学生涯、出任州长、叩听白宫的门扉、标榜“新自由”的改革、“新自由”旗帜下的西半球、“新自由”与中国、战争造就新神、新的“福音书”、凡尔赛宫的群神会、国内斗争、春华落尽、一面镜子等十三节 , 并附威尔逊生平简表、参考书目举要、译名对照表。 他对威尔逊的评价给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前言》中他写道:“威尔逊的政治思想和奉行的政策是一个保守派,却博得了自由派的喝彩,把他奉为偶像,一度还拥有‘救世主’的名声。可是,他很快就郁郁不得志地离开了政治舞台。他不是随波逐流或任人摆布的平庸之辈,而是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冲出西半球寻求‘世界领导地位’活动中的一名干练指挥官。他不失时机地、有步骤地把一个有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第一次赢得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发号施令和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巴黎和会中,在英、法等国老牌帝国主义的政客们面前,却又显得是那样进退失据,没有章法。”这部著作虽然只有 15.2 万字,却在书后附有一定篇幅的威尔逊生平简介、参考书目举要、译名对照表,具有严格的学术出版书籍的规范。 邓楚川:《威尔逊与中国》,首刊于 1964 年第 2 期《历史研究》参见杨生茂、林静芬编 : 《美国史论文选》第 367-419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邓蜀生个人论文集:《美国历史与美国人》收录了这篇论文,该书自序中写道“文中使用的词句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为了存真,在编入本集时未作改动。文章的基本观点在我 1982 年出版的 《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仍旧保留 , 不过不再使用 60 年代十尖刻的词语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第 1-47 页。)关于《时事手册》,邓先生在 5 月 20 日 家中,还对黄安年补充说 : 在《时事手册》的时候正好遇到反右运动,他们说“邓蜀生为首的小集团土崩瓦解”。(黄 : 你还是个头啊)他说我是头 , 实际上我不是《时事手册》的主要负责人 , 我是里面的国际组组长。《时事手册》后来决定通俗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合并了。那时就把通俗出版社合并到人民出版社,成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叫通俗读物出版社,《时事手册》交由人民出版社办理。我是在那个时候过来的 , 是 1957 年归人民出版社的 , 我是 1958 年 2 月从人民出版社被带到茶淀农场的。 邓蜀生著 : 《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1 万字。 杨玉圣在《祝福 邓蜀生先生 》一文中写道 : “ 邓先生本身也是一位造诣深厚、学富成就的历史学家,其中对威尔逊、罗斯福、美国移民史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邓先生的作品也许不以史料见长,但其构思之精深、评点之到位、文辞之华美,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就拿一版再版的《罗斯福》来说,邓先生把这位身残志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命运的伟人刻画得栩栩如生,是迄今我所读过的出自国人手笔的最佳外国名人传记。 ” ( 2005 年 1 月 14 日 《中华读书报 》) 5 月 20 日 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谈到 : 陈炳德最近在美国说到对美国总统印象最深的是林肯、威尔逊、罗斯福,“这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邓蜀生著 : 《美国与移民 —— 历史·现实·未来》,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33 万字 ,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研究美国移民问题的力作,开创了我国移民史研究的新领域,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考察移民对于美国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在前言中他写道“在美国这部波澜壮阔、蔚为奇观的移民史中,有宽容大度、振顽立襦的光辉篇章,也有使民族汗颜的种族迫害丑闻。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邪恶交织而成的美国移民历史,是十分值得回顾和研究的。这本书是笔者近 10 年学习、研究这方面问题的粗浅体会,写出来向广大读者和专家求教。” 该书分十一章 , 除前言外 , 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和美国移民大事记。 《美国研究》 1993 年第 1 期发表杨玉圣对该书的述评。 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邓蜀生著:《时代悲欢“美国梦” -- 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 (1607-2000) 》, 39 万字 , 在他在前言中写道 : “笔者在前书的基础上 , 增加了最近 10 年新的材料 , 并对前书中的若干观点做了新的审视,对美国的移民问题种族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综合考察 , 写成此书。” 1993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蜀生先生的《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33.8 万字 , 是他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他的 27 篇论文。其中以人物为文章的主题或是主要以人物为线索展开论述的,一共有 14 篇,书评 6 篇。 他在 本书自序中写道 : “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史成了我新的工作对象。算下来,涉猎美国史领域也有30年了。” “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 “ 1978 年以来,编了几十本书 , 写了几十篇文章。我把各类文章找出来再看看 , 觉得与美国史有关的文章还不是敷衍应景之作。”他在自序中 , 还专门谈到编辑和研究的关系。他说 : “作为一名编辑 , 第一要务是要选好稿、编好书 , 就是通常所说的‘为他人作嫁衣裳’”,但这一说法未必贴切,“编辑在发现一部好稿编出一本好书时的心情 , 并无‘为他人作嫁’之感叹,却有收获、催生之喜悦”。“编与写很难分家。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做到了这一点,就更能与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强加于人,也不屈于别人之所强加。编辑整天同书稿打交道,只要肯钻研,就会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会产生形之笔墨的愿望,编辑与作者一身二任的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对此,杨玉圣在 “ 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 —— 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 一文中 评论称 “ 编辑未必都是内行,但不是内行的编辑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是好编辑。事实上,古往今来,真正能成就大事业的编辑家,往往本身就是大学问家。”(《美国研究》 1994 年第 1 期) 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第一版, 63 万字 , 黄绍湘先生所著《美国通史简编》序言中写道 : “《美国通史简编》是将前著《美国简明史》(曾于 1953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内容文字方面,进行全面改写之后完成的。”《美国通史简编》叙述的时间起于 17 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截止于 1953 年 , 距离写作完成年代 25 年,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后期没有涉及。称“本书扼要地阐述和分析了美国的诞生、成长、发展个开始衰落的历史趋势,从各个方面批判了‘美国例外论’”。“本书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美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充实了内容 , 并更正了前著《美国简明史》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本书依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结合有关具体史料,增添和充实了新的内容”。“本书增添了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部分内容。” 1982 年 6 月的修订附记中写道 : “《美国通史简编》于 1980 年初发行 , 此次重印 , 做了某些修订补拙工作。笔者参阅和吸取美国 60 年代至 80 年代出版的几种美国通史与专著的一些新材料以及新成果 ; 同时 , 尊重国内通行以及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的一些意见 , 对书中某些历史事件和门罗宣言、社会主义工党、罗斯福新政等内容以及冈珀斯、罗斯福等人物评价,作了必要的修订。对书中一些论点、文字、资料、数字等 , 也作了必要的补正。” 该书共分十章 , 第一章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 , 第二章到第六章为美国独立到 19 世纪末的美国 , 第七章到第九章为美西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束的美国 , 第十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帝国主义。附录包括:参考书简略介绍、美国历史大事年表 , 美国 50 州加入联邦年代表 , 部分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 , 索引、地图、插图。 该书序言中还写道 : “书稿编审时,邓蜀生同志提出了宝贵修正、补充意见。”在此以前, 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7 月第 1 版, 49 万字。 5 月 20 日 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补充说 : 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出版也是我负责的。在那个时候影响还比较大的。他几次到北京来和我谈。他的观点也是和黄绍湘不一致的。请参见 “ 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提要及写作过程”,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 / 2010 年 10 月 6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70393 ) 《出精品、育新人》一文谈到:“六卷本《美国通史》无论就其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来说,还是就其出版规范和设计装帧而言,在我国出版的世界各国通史学术专著中,均堪称一流”,“这一中国美国史研究人员和出版工作者精心组织、真诚合作的学术成果,为我国组织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提供了丰富经验和有益借鉴。”“作为总主编的刘绪贻先生和杨生茂先生,作为责任编辑的邓蜀生先生,他们的锲而不舍治史的精神尤其令人敬佩。”“他们在 25 年中已经从在职过渡到退休,然而他们退而不休。在 2002 年时,他们三位的年龄累计已经是 255 岁了,年均 85 岁,他们的学识和经验难道不是可贵的学术资源吗?他们为了学术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学术工作者的楷模吗?”邓先生 1987 年即已离休,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 6 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正是离休后的邓先生精心组织编辑出版的经典之作,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多卷本中的三卷、 6 卷本的《美国通史》出版在 2001-2002 年间,而他的老伴还在 2000 年时已因重病不能自理,需老邓全天候伺候直到现在,可想而知邓先生在这几年中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 (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史学月刊》 2003 年第 9 期) 见 《史学月刊》 2003 年第 9 期第 5-21 页,参与笔谈的有 : 《美国通史》编后絮语(杨生茂)、 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王立新)、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精品巨著(王晓德)、二十五年磨一剑 三百万言铸丰碑(王玮)、 出精品、育新人(黄安年)、一部书四分之一世纪三代人(任东来)、 并非 “ 完美主义者 ” 的遗憾(李剑鸣)、 主编《美国通史》第二卷的回溯(张友伦)、写书 做学问 做人 ( 王旭 ) 、从命、惶恐与机遇(余志森)、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刘绪贻)、 心中的谢意和希望(韩铁)、 一个句号:六卷本《美国通史》出版历程(邓蜀生)。邓蜀生在文中写道 : “六卷本《美国通史》在新世纪的第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个美国史研究和出版项目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策划到合集出版 , 历时 2 5 年 , 这说明这套书从酝酿到问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 在策划之初 , 参与其事者莫不以为在数年之内即可大功告成。但实际操作时 , 才体会到由数所高校多人合撰 , 成书实属不易 , 难以要求划一的交稿时间。经过各方协商 , 决定先以 “ 美国通史丛书 ” 名义 , 不拘囿于各卷顺序 , 成熟一卷就出版一卷 , 这样既可鼓励各卷编写人员的积极性 , 又可积累经验逐步完善 , 为日后出版六卷合集打下基础。 ” 美国通史单行本的出版情况是 : 《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本册主编刘绪贻,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第一版;《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 世纪末》,本册主编丁则民,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第一版;《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本册主编张友伦,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一版;《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作者刘绪贻、李存训,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崛起和扩展的年代, 1898-1929 》,本册主编余志森,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本册主编李剑鸣,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以及《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本册主编刘绪贻,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第一版,以上总主编均为杨生茂、刘绪贻。以上单行本《崛起和扩展的年代, 1898-1929 》、《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通过中华美国学会获得少量补贴 , 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资助的。 六卷本的卷名是 : 第 1 卷《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第 2 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第 3 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 世纪末》;第 4 卷;《崛起和扩展的年代, 1898-1929 》;第 5 卷《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第 6 卷《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以上均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责任编辑均为邓蜀生。 2005 年 5 月东方出版社出版张纯如著,马志行、田怀斌、崔乃颖等译的《南京大屠杀》。 2007 年 7 月东方出版社出版张纯如著,杨夏鸣译的《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 英文原著“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 , 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中文版序中写道 : “我非常东方出版社南京大屠杀 70 年之际决定请杨夏鸣教授将 , 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重新翻译并出版。编辑、杨教授和我就有关翻译事宜磋商多次。杨教授除了严禁地翻译了原文外 , 也将原文每章后的注释根据学术规范一一译出 , 可见杨教授和编辑对此次翻译只认真与慎重。” 《美国 2500 历史名人传略》,李世洞、黄安年等译、邓蜀生审校,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出版。 此外 1982 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邓蜀生著《中国历史故事》, 5 月 20 日 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说 : “改革开放以后,我的第一套书就是这个 , 我写上古史。名字了叫外国历史故事。改了好几个版本了。” 1985 年邓 蜀生校,(英)罗伯特·莱西著,王丽芝、程华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1980 年 9 月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8 篇 , 由三联书店出版 , 前言说“是从 1979 年冬季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所受到的有关美国史论文中选编的”。 1983 年 12 月的《美国史论文集( 1981-1983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7 篇 , 由三联书店出版,前言说 : “本集文章选自 1981 至 1983 年间两次美国史学术讨论会收到的一百多篇论文 , 另外还有我国美国史学者专为本集撰写的文章。有部分文章已先在其他刊物上发表 , 收入本集十均经作者作了进一步修改。” 5 月 20 日 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说:“我的编辑生涯当中还有一个费劲比较大的一本书还有《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 ( 东方出社 ,1980 年 ,1261 页 , 雷自学 王迎选译 ) ,译者两口子都是外交部的。后来派到澳大利亚去了。在澳大利亚使馆里面工作 , 他们两个很年轻,费了很大功夫,搞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 要核对要分门别类,查起来也很方便。后来我查了很多东西 , 是通过这本书来查 , 这本书后来也得到了好评。”“《世界历史便览》一本书是副产品。” 《美国外交政策史》,杨生茂主编,副主编王玮、张宏毅,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版, 51.9 万字。 请参见《邓蜀生编审访谈录》,秘书处电话采访并整理,载《美国史研究通讯》 2009 年第 1 期第 7-10 页。 在谈到学会的学术出版活动时,他说 : “我们学会的会员出版的书籍,经过我手的,或者我知道的通过美国史研究所负责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里面,里面的几十本著作里面,大部分都是我们学会的会员撰写的。”“我们出版的美国史著作,在所有的中国研究外国史的科目当中,可以这么讲,美国史的著作出的还是比较多的。像那个《美国通史》经过了几十年,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用了 30 年。这个 30 年呢,断断续续、断断续续,这当中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是由我们中国学者自己撰写出来的,由我们中国人来执笔的外国史的系统性的著作。”“这个完全是美国史研究会,从主编,两个主编,杨生茂先生、刘绪贻先生两个主编到我当策划者、责任编辑都是美国史研究会的成员。应该讲这是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比较大的一个工程。”他还进一步说到“我对美国史的兴趣是比较早的,我在 40 年代就有兴趣了。”“《美国通史》六卷本,当时我们一起在武汉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想法。最早因为黄绍湘先生的那本《美国通史简编》就是在我们那出的,我就是它的责任编辑。《美国通史简编》是我们中国第一本比较详细的谈论美国史的(著作),但是说老实话,我很尊重黄绍湘先生的,但是我对她的一些学术观点,我不是很同意的。”“后来跟刘先生,跟杨先生在一起我们就商量着,商量说我们能不能够分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说要搞出六卷本来,还没有。就是我们,能够发挥各位老师、学校所长,先从单行本,我们先出一出。成书一本出一本,以后我们出的多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把它编成另外一套书,当时有这么一个设想。后来刘先生对这个主意非常赞成,嗯,非常赞成。所以是几个老先生促成的。”“在这里边变的也很多,作者变的也很多,有的出国了,有的答应了后来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写成,后来作者换了不少。但是刘先生和杨先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到后来我们的书基本上成型了,成型以后,有必要做出很大的修改,所以我们就等于是一个毛坯做出来给我们学术界来评论。在这个基础之上,或者脱离这个基础,或者更高的基础之上吧,再来写出更好的美国通史当然更好。现在当然,这个难度是不小的,现在因为流动性太大,另外受干扰也比较多,要来完成比这个更充实一些的、水平更高的六卷本比较困难。如果稍微细心一点你也看得出来,我们这六卷当中水平也有高低的,因为完成的时代不一样。有的完成的很早,有的完成的很晚。比如讲,李剑鸣的是最后一本,他的是第一卷却是最后完成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写法跟其他几个都不一样。所以应该讲,这六卷的体例并不一致,作为教科书来讲的话,这是有缺点的。教科书不是这个体系,但是我编这个书,不是按教科书体系来编的,我比较突出它的学术观点,而没有太在意它里面的体系问题,没有太在意的。如果再有新的书出来的话,肯定要比这个好。”“里面的缺点也很多,我自己翻回来看看也确实是这样,现在来写的话,也不会这么写。但是这反映一个时代的烙印,是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史)。我们出书,每一卷、每一卷的,年代是拉了 30 年之久。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讲里面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出的这个书还是可以的。我们这个书得了中国出版集团的优秀奖的,还有得了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图书的提名奖,我们是参加了评选的,最后是得了个提名奖”“各个老师也看得出来,他们也并不都是互相交流很密切的,有上海的、有东北的、有天津的、有武汉的。从这也看得出来,它本身反映它自己的观点。如果是要到我手上来,要把这个体例统一,我力所不及,而且也不必要”“应该讲,做这个东西,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变化很多,原来计划定了,结果后来稿子交不成。后来定的这些同志呢,有的走了,有的是各种原因他不履行了,这个要搞这么一堆东西,应该讲还是比较麻烦的。确实不是有人讲嘛,说现在要集合这么一些人,搞一套六卷本出来,恐怕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个时候呢,这些先生稿费拿的很少,各方面呢,出版条件也是很难的。当然也有一个有利条件,当是我在人民出版社,我就负责这个方面,我说话还是比较算数的,可以出得出来。现在要讲的话,出这个书呀,组织这个书呀,要费很大的气力,还费不少钱,没有这个财力还办不到。不过好在现在的出版集团很多,只要肯跑,只要肯去联系,还是有可能的,其他的我也想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们出的书,在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出的美国史的书还不少,大大小小的还出了有一些,翻译的也好、出版的也好、中国人自己写的也好都出了一些。现在各个出版社再有这么一个专门来搞美国史的这么一个机构可能也比较困难。当时我们一起参加的编的一些同志现在都退了,都不在出版社了。” 关于秦文的艺术生涯请见刘澍编著《秦文的星光点点 -- 从未失去 也不曾拥有》,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其中第 120 页有邓蜀生秦文合影。该书《引子》中写道 : “在中国电影界,秦文的名字似乎和秦怡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难怪 , 她们俩都是新中国影坛上的灿烂明星,也是感情深厚的亲姐妹”。 (2011 年 5 月 31 日 后记 : 本文由黄安年录音与整合 , 为便于阅读作了分类 , 列出小标题,均经邓蜀生本人校定。 )
个人分类: 美国问题研究(07-11)|2537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
黄安年 2012-1-3 21:53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社会科学论坛》影印版)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1 月 3 日 (美东时间 )发布 按 : 《社会科学论坛》 2011 年第 8 期第 115-132 页,发表署名邓蜀生 、 黄安年、李剑鸣对话文章《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文章最后说明 : “ 2011 本文由黄安年教授录音并整理 , 本刊在发表时有所压缩。” 笔者在 2011 年 8 月 19 日 发布了《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全文版 , 文章最后有:“ 2011 年 5 月 31 日 后记 : 本文由黄安年录音与整合 , 为便于阅读作了分类 , 列出小标题,均经邓蜀生本人校定。 ”(请见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8 月 19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77330 ) 两个版本比较 , 全文版更加完整。 下面发布的是 《社会科学论坛》的影印版 , 共 20 幅。
个人分类: 学术问题评论(07-11)|2348 次阅读|0 个评论
也谈提高论文被引频次
热度 2 zhaodl 2011-10-3 21:33
【按】今天外出回来,看到科学网博客上连续几篇探讨提高论文被引用频次的文章,读后有话想说。无论如何,自我认为,作为一个出版人在这一方面还是有些思考,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参考。正好,我刚出版的的书《科研论文写作新解——以主编和审稿人的视角》专门在最后将一些要点进行了归纳,现在摘录过来。内容如下: 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从传播的角度,理解编辑出版者的稿件选择,探求作者和编者之间的共通点。结合前面的论述,现将提高论文传播效果的写作关注点归纳一下。 ( 1 )在选题的确定上,更多地关心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热点程度、选题层次、读者范围以及适当超前等,努力提升论文对后续研究的借鉴价值。 ( 2 )醒目的标题能够吸引读者的目光,让人见到就不禁想看。在核心词方面,不仅要明确而且应该有一定的宽泛度,以便于读者检索——在考虑检准率的同时不能损失检出率。 ( 3 )除了摘要表述的研究内容能提高论文显示度以外,研究目的的交代,即将研究放到适当的背景下来展开,更加有利于扩大读者的范围。 ( 4 )如果引言能够将现有文献概括出有价值的结果,这无疑可以发挥出综述性论文的效果,归纳概括比简单罗列要有指导价值,引言本身就可能成为同类研究的文献基础。 ( 5 )正文写作中,注意研究结果的概括,在严谨论证的基础上给出简洁明确的结果,无疑会方便读者引以为据。在每一部分推论结束后给出简短的小结,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记忆。 ( 6 )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研究成果的准确归纳,有利于读者对全文的把握和引用。与研究相关问题的展望,对他人论文选题有帮助,但常常被引用而不标注。这与写作的手法也有关系。 ( 7 )在网络环境下,文献引用具有相互提升显示度的功能,同语种、同学科间引用的显示效果应该更明显。 (8)在网络传播的环境下,注意论文的被检出率是以往传播所不具备的,如何制造被搜索后的“美丽邂逅”是值得考虑的写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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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邓蜀生
黄安年 2011-8-19 21:51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8 月 19 日发布 (按 : 《社会科学论坛》 2011 年第 8 期第 115-132 页,发表署名邓蜀生 、 黄安年、李剑鸣对话文章《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文章最后说明 : “ 2011 本文由黄安年教授录音并整理 , 本刊在发表时有所压缩。” 这里发表的是《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全文版 , 文章最后有:“ 2011 年 5 月 31 日后记 : 本文由黄安年录音与整合 , 为便于阅读作了分类 , 列出小标题,均经邓蜀生本人校定。 ”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受访人 : 邓蜀生 采访人 : 黄安年、李剑鸣 时间 : 2011 年 5 月 9 日 9 : 00-11 : 00 地点: 人民出版社三楼小会议室 邓蜀生简介: 邓蜀生,湖北云梦人 ,1923 年 10 月生于重庆巴县, 194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重庆)新闻系。 1945-1957 年间,历任重庆新民报、上海新民晚报、上海新闻报、北京新华社总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华社总分社、《时事手册》社记者、编辑。 1961 年起 , 任人民出版社编辑、编审。 参加过印缅战区抗日 (1944-1945) 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0-1951) ,写过多篇报道和特约通讯。 著有《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世界知识社 ,1951 年)、《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987 年增订本)、《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等。 主持编辑、策划和责任编辑有影响的著作有《美国内战史》(刘祚昌,人民 ,1978 年)、《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人民 ,1979 , 1983 )、《美国对外政策史》(杨生茂主编,人民 ,1991 年)、特别是历时 23 年的六卷本《美国通史》(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人民 ,2002 年)等。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三联书店, 1982 年)、 《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著 2007 年新译,东方 ,2007 年)等。 组织编译审校 : 《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 ( 东方出版社 ,1980 年 ) 、《美国 2500 历史名人传略》(东方出版社, 1994 年)。主编《影响世界的 100 次事件》、《影响世界的 100 次战争》、《影响世界的 100 个人物》《影响世界的 100 种文化》、《影响世界的 100 种书》(以上系列为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等。 合著《世界通史故事》(中国少儿, 1991 )等书,合译《第三帝国内幕 —— 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三联 ,1982 年)等。组织翻译《林肯传》(桑德堡著,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编译《美国史话》选译(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等。 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 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经过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编辑和出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 , 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他为推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迄今已经 8 8岁高龄,集学者和编辑于一身。他不在大学任教、不是研究生导师,也不领衔教育部或社科院重大课题项目,然而不仅他的美国史研究论著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在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方面发挥了其他美国史专家无可替代的作用,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的“第一人”,他就是我们所尊敬的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先生。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自 1979 年到 2002 年长达 1/4 世纪的时间里,先是美国通史丛书的组织编写和分别出版,再到《美国通史》 6 卷本的推出是我国美国史研究新的里程碑,它标志我国美国史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不仅对于美国史研究而且对于国别史研究,对于出精品、出人才都有重要启迪。这 6 卷本的总主编是刘绪贻、杨生茂先生,而策划和责任编辑,连同前面提到的美国通史丛书都是邓蜀生先生一人。为了确保这部专著的高质量,邓先生和刘绪贻、杨生茂先生一起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就组织编辑出版的角度而言,他更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邓先生 2 5年始终不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 6 卷本《美国通史》精品的完整出版。单以编辑出版质量而言,整个 6 卷本 293 万字的《美国通史》中的文字差错只有 26 个字,尽管如此,邓先生在改正了 26 个字的差错后,又将 6 卷本《美国通史》重印了一遍,力求精益求精,这种精神在今天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邓先生一生干了无数实实在在的事 , 但很少公开张扬 , 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这样甘为人梯、低调实干的奉献精神,当你看到一些真正的学术精品面世的时候,你可曾注意这里面有邓蜀生编辑一份默默无闻的铺路人的贡献。 邓蜀生先生不仅是我国资深编审和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人之一和顾问, 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繁荣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他亲历了中美结盟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美对抗的朝鲜战争 , 兼军旅记者、编辑、历史学家与一身。他作为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的传奇人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出版界和美国史学界发展历程。 (按 : 对话中 , 邓即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乔即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乔还田 , 黄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安年 , 李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 ( 一 ) 对话之前 1 ,“ 我们现在就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对话开始前 , 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副总编专门来到会议室和我们简要座谈 : 邓: 我们的《美国通史》六卷本中 , 其中他 ( 指李剑鸣 ) 这一卷写得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说其他卷不好 , 他这一卷是我们组织的编写的最后一卷,经过几个周折,换了几个作者,最后选定了他。这一卷我看了以后 , 觉得写得很不错。这一套书在今天他们的访谈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要谈这部书的编写和出版。 乔: 对美国史,我不懂,但对六卷本美国史的评介就来自于老邓,他对确保六卷本美国史的完成起了奠基作用。这部书在美国学者看来 , 新观点也是不少的。我们现在啊,就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黄 : 昨天你们不是有纪念人民出版社九十周年合影活动吗?老邓是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财富,也是人民出版社的财富。 乔: 对 ! 对 ! 对 ! 的确是这样。老邓既是学者,又是编辑 , 我们现在许多编辑对学术不大熟悉。 黄 : 他是学者、编辑兼于一身。老邓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我们中国美国史学会领域里面,唯一的参加跟美国直接有关的战争 , 他参加过两次 , 他有亲身的实践。 邓: 又是伙伴,又是敌人。 李: 我们(南开大学)的周纪琨先生当年给美军当过翻译。 乔: 现在我跟你讲 , 就这经历啊,年轻人很崇拜这样的学者。 邓: 那是因为我生在那个年头。正好征调 , 我就去了。 乔: 原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史和美国史是一个编辑室。老邓就在里面, 1978 年那个时候的房子,我们都是自己打扫的 , 自己管理的 , …… 2 ,谈美国史研究 、 编辑的人和事 黄 : 老邓,今天就这样,咱们随便说。事由是《社会科学论坛》有个专栏是采访著名学者的,最近有一期是专访周有光的,以前还采访了一些著名学者。他们说应该采访老邓。老邓您以前接受过一些采访,但是都是某一方面的。这次采访是专门是跟美国史研究和编辑有关。而这个问题又和您的经历有关。所以采访前列了一份提纲 , 提纲事先已经寄给您了 , 我们在电话里进行了采访重点的沟通。您可以按照提纲说 , 也可以重点说 , 重点还是跟您在人民出版社这一段 , 特别是跟美国通史六卷本出版有关的事。我们随便谈 , 最后我会整理一份采访的录音记录稿,由于时间的限制 , 我可以把原来您所写到和回忆的相关事情放进去 , 然后在整出一个书面对话稿 , 请您审改。在采访中 , 我和剑鸣会插话交谈。您看怎样? 邓: 我觉得你采取提问的方式,我们用对话方式、聊天的方式比较好。你要我讲的话 , 我很容易兴致所在 , 容易跑题。你比如说重点要解决几个什么样的问题 , 我能够答复的 , 我能够加以发挥的就发挥 , 不能发挥的,我简单的回答就完了。以前专门就某一个方面来采访我的,都是问我过去的新闻界的人。 ( 二 ) 和美国打交道的两次战争 1 ,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和记者两重身份 黄 : 好 , 那我们就开始。 作为战地记者和军事记者,您参加和美国有关的两次战争,能否谈谈您 的见闻 , 例如缅印战场难忘情景,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机飞越 “ 驼峰 ” 的生死考验等。 邓: 1944 年 我 21 岁时在印缅战场上 , 是以重组的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的身份征调( Draft )出去的。到雷多那儿以后,我在新 6 军第 14 师当翻译官 , 正好他们要办报纸 , 我一面当翻译一方面编报,这样我就是两重身份 , 所以我就在那里采访了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基本上是新 6 军部队的,是写给重庆《大公报》 的。后来 , 我又调到美军部队去当联络员去了 , 这是一支特攻队部队 , 叫战神突击队 , 实际上是正规部队 , 但他们这些人组成十分复杂 , 里面有些是放出来的囚犯。我在那里半年多。起什么作用呢?起和中国部队、和当地村民的联络作用。所以我是双层的关系,这么一来(很多人)都来采访我。 2 ,亲历飞越 驼峰,做好牺牲准备 黄 : 您是怎样到印缅战区的 ? 邓: 我是 1944 年 1 月离开复旦, 4 月经昆明驼峰飞到了雷多,印缅战区史迪威总指挥部。 黄 : 说到驼峰我插一句,今年 4 月 14 日 , 我在南京参观了航空烈士公墓,其中墓碑名单中 美国就有 2197 人,中国 870 人,其中不少航空烈士是在 驼峰飞行中牺牲的。 邓: 我飞越驼峰坐的是运输机,不像现在,那是 C46 运输机,也没有座位,坐着时每一个人发一个降落伞,上飞机时美军一位军士告诉你 , 手上扣上环 , 不要过早打开 , 到了自己手足无措时 , 用手一拉 , 降落伞自己开了。我们心想即使打开降落了 , 你到那个地方雪山雪地也要饿死了 , 所以也没有想到要打开降落伞。甩就甩吧。不过我们总算飞越了驼峰,当时比较年轻。 黄: 您过 驼峰时就是往返一次吗? 邓: 过驼峰,我就这一次。到那里以后,飞机将那里的物资等运回来。那时就靠驼峰,当时滇缅公路没有打通。我们过去的任务就是打通这条公路,保护两侧,就是史迪威公路、实际上就是中印公路 , 又叫缅中公路,现在这条公路已经在恢复利用,但也不起很大作用。 黄: 2007 年我去过中缅边界 , 看到过中缅公路的起点和还有一个公路的遗址。 3 ,我的番号中美 5332 旅 475 团第二营 邓: 中国的部队分两部分 , 我们的部队叫驻印军 , 在滇西的以怒江为界的部队叫远征军 , 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那边的驻印军总司令原来是罗卓英。他是两个系统的。驻印军是由美国训练的,美式装备的 , 里面每个营以上都有美军顾问,指挥系统是分开的。我们属于驻印军系统,驻印军里面分为两个大军 , 一个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一个是廖耀湘的新六军 , 一共五个师三个独立团另外一个中美混合旅,我后来调在中美混合旅里 , 有三个团 , 一个中国团 , 两个美军团,我是在美军团里面。打仗不是在正面打,都是在深山里迂回,往往行军二三日不见人烟。我在里面的时间是 1944 年 12 月去的,到了 1945 年 5 月离开的,一共半年。这支美国军队正式番号是美国陆军 5332 旅 475 团,我在第二营 , 一个营里一个中国人 , 团里面有个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旅长是美国一名准将 , 团里都是分开的 , 彼此打仗实际上没有像我们的概念上的那么打仗。那是突击队性质,有的时候是打炮战 , 部队到了一个地方彼此炮战。我们的营长是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就是在炮战时被打死的。他在洞里面,正好一发炮弹打在洞口,就把他打死了。实际上我所看见的日本人 , 都是一些从山上下来抢降落伞的物资的日本兵 , 平时打炮看不见人。那时日本败局已定 , 他已经没有给养了 , 海路全被切断了 , 缅甸也比较穷。降落伞扔下的物资 , 分红色的是武器 , 蓝色的是食品物资。美军部队下去抢,日本人也抢,只是在那个时候看见日本人,真正掩体外看不见日本人。 4 , 1950 年在朝鲜参与组建志愿军新华总分社 黄 : 那您参加抗美援朝那段是什么时候? 邓: 1950 年 , 我调入北京新华总社军事组工作。我去朝鲜比较早 , 新华社成立志愿军总分社是我们三个人去成立的,总分社社长是普金,曾是彭德怀的秘书 , 还有一个老同志夏公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三个人。 就成立了志愿军总分社。当时过去是 1950 年 11 月中 , 第一次战役刚打完之后。各个兵团里面各个部队的记者是比较多的 , 总社把他们整合起来,成为总分社的集体 , 后来的瞭望杂志主编 李耐因 就是兵团著名记者。 我去抗美援朝的时间比较早 , 我经过几次战役,一直到开城谈判开始以后不久,就调回来了,调到《时事手册》。我是从 1950 年 11 月中过了江一直到 1951 年 9 月在朝鲜前线。那时开城谈判正在帐篷和板房里举行。 5 ,在《世界知识》上报道了俘虏营访问记 黄 : 在这段时间里 , 您的新闻活动和朝鲜战争关系主要是什么 ? 邓: 那时主要是编发各个兵团的记者发来的稿子 , 经过我们这里看过以后,然后由我们的电台发到国内来,由新华社发稿。再就是到下面去采访,采访不是有计划的 , 如看到那个地方打下一架飞机 , 我就赶紧去采访。还有俘虏营,我们在朝鲜有三个大俘虏营,我去了其中的两个 , 有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叫笔筒俘虏营,我也没有去,因为我们新华社派有专人去那个地方 , 我去了另外两个俘虏营。后来我就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几篇俘虏营访问记。 黄 : 笔名用的是什么 ? 邓: 那时我用的是邓超。 黄 : 我看到北京图书馆藏有当年署名邓超的著作。 6 ,《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和《美国战略上的弱点》 邓: 那时我在朝鲜写的《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 ( 世界知识丛书之九 )(51 年 6 月初版初印),那是第一部,我们抢先出了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的 , 那时中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书 , 我是第一本。最早 我在《世界知识》上发表过一篇叫《美国战略上的弱点》,什么兵力不足、战线太长、士气不足,其实那三点并不是我的看法,当时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认识水平。 黄 : 当时是带有综合时评性的。 邓: 当时这篇文章发出来以后,新华社领导看了以后决定要发到全国通稿,当时我的文章写得比较长四千多字 , 后来要我压缩到 2500 字 , 发新华社通稿,我压缩后 , 新华社后来就作为抗美援朝的学习材料。讲美国战略上的弱点,这个话是谁讲的呢?是毛泽东讲的。 7 ,当时的报道和特稿现在手头一份也没有 黄 : 您的四千字多字的手稿有没有保存 ? 邓: 都在《世界知识》上 , 解放后的我没有记录 , 解放前的我倒找出了一些,一部分稿子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战地通讯 , 还有一部分军事评论发表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其他新闻性报道 , 没有什么意思。后来他们邀请我当特约记者 , 不用我的名字。这份东西到现在为止,我手上一份也没有。原来有一本贴报本,运动中交到新华社人事处去了 , 几经调动现在档案中也没找出来。时间隔得太长了。我的复印件有人出我的书时拿去参考,也没有还给我。 黄 : 建议有研究生撰写论文时可以选择以此为题,专门研究邓蜀生先生新闻和学术活动成就来收集学术资料。在中缅远征军期间,您写的一些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 ? 邓: 要找还是可以找 , 像《大公报》合订本许多文化单位和大学都有。祝立明就帮助我找过的。他组织编了一本书叫《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收了我的一篇报道,就是从《大公报》里翻出来的。 ( 三 ) 对美国研究的兴趣 1 ,我的家庭背景和美国教会有点关系 黄 : 您是新闻系出身,作为一个美国史研究者来讲 , 一个美国史编辑出版者来讲 , 新闻系毕业和难忘经历对您的影响 , 能否简要的说一说。 邓: 实际上 , 我谈不上什么美国史研究。我是半路出家 , 我学的也不是美国史,我原来学新闻的。关系还是有点关系的。认真地说 , 我对美国的认识应该讲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母亲她是教徒,我父亲他是武昌文华书院毕业的,文华书院在武昌 昙华林,是美国教会办的。我祖父在里面教书,中文教习,后来我的初中也是在 美以美教会办的中学读的书 , 和美国的联系还是比较多,因为家里和美国教会有关系 , 但是从美国历史来讲,谈不上 , 都是生活上的一些交往。 2 ,在美军部队时期对美国感兴趣 我真真对历史感兴趣的,而且最大影响的还是我在美军部队。在 5332 中美混合旅 475 团的这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营长后来打死了 , 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副教授,不知怎么当上营长去了。有的时候,偶尔在山上谈一谈、聊一聊。在部队很奇怪,和我一块住的是一个波兰籍天主教的教士,他和我在一个狐狸洞( foxhole )里面,另外里面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 还有无神论者,还有和平主义者,所在一个部队里乱七八糟的人都有。当时我对这些感兴趣。要在中国部队 , 这绝不可能。当时感觉美国兵比较直率,中美联合作战 , 对中国没有什么歧视,因此,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比较是感兴趣了。 后来在复员以后,国民党举行过一次翻译官留美选拔的考试,在南京举行的,那是 1947 年,那时内战已经打起来了,一共从全国翻译官里面录取了 50 人,到美国上大学 , 我也去报名了 , 但没有考取,这批人成没有成行也不知道。 我对美国的真正感性认识比较多,是在美军部队里。除了这个波兰籍人后来得了伤寒症死了 , 其他就是和士兵在一起。另外有个华裔美国人一位中尉,但他不大会说中国话,不知道是第几代华裔。那一阵子 , 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叫奇怪。这么一个混杂,引起了我对研究美国史的兴趣。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萌芽,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研究 , 我一直是搞新闻工作。 3 ,参加两次和美国打交道战争的印象 黄 : 那我们现在转到这么一个话题,您参加这两次和美国打交道的战争 , 一次是中美结盟,一次是中美对抗 , 这两次对您看美国和研究美国 , 有什么影响 ? 邓: 第一次是有些影响 , 我对美国的兴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确实什么他都能够包容,什么他都能够说在一起。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把这些人拢在一块 , 当然了 , 哪个时候确实美国作为种族概念是比较明显的 , 那种正统的白美国人确实是对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的人有点歧视,但是总的来讲 , 还是能够在一起。当排长的、当连长的也有非白人的 , 一样的看待。 但是在抗美援朝这一次跟美国结盟一起打日本的感觉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说老实话 , 当时作为新华社记者来讲 , 没有第二个概念 , 战争的起因到底怎么看 ? 那是真正相信战争是美国人发动的、李承晚发动的战争 , 没有想到是北方想武力统一全朝鲜,没有从这方面想。一直到什么时候呐,后来派到《时事手册》工作以后,开始接触到一些外电、外国的一些刊物以后,才开始对朝鲜战争有些想法。 邓 : 朝鲜战争我不是写了一本书嘛,那时候完全是根据正统观点、新华社的观点来写的。是《世界知识》的约稿。 黄 : 按照宣传指示精神来写? 邓: 对 ! 完全是按照这个精神。但是哪个时候怎么样决策 , 为什么中国非要参加不可 , 整个的观念完全是按照上面的统一的口径。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几个字是不能分开的。从保家卫国的立场出发 , 去抗美援朝。是这个道理的。逻辑是这个逻辑。当时我也相信他这个逻辑。美国的麦克阿瑟部队确实是要打到鸭绿江边的。当时辽宁很紧张 , 那时候安东,现在叫丹东 , 非常紧张 , 美国飞机空袭,老百姓已经到了白天不敢活动,都是晚上出来活动。那时制空权基本上在美国人的手上 , 我们开飞机的都是苏联人,都是苏联的飞机。那个时候的观念跟在缅甸时候的观念联不起来。 可是有一点 , 当时我也想到的,美军打仗的时候,并不是不经打的少爷兵 , 后来根据我们内部传达 , 美军还不是一触即溃,还是很顽强的能打的,加上他武器好 , 制空权在他手上。 黄 : 当时美国也是派了一些王牌部队到朝鲜的。 邓: 是的 , 像骑兵第一师 , 打得确实不错。抓美国的俘虏都是什么时候抓的?第一次战役抓的比较多。那时美国人喜欢睡睡袋的 , 睡袋是拉链,从下面一直拉到上面,朝鲜确实冷 , 他们的装备都要自己揹的 , 因为都是山洞,抓的大都是那个时候的俘虏。那时中国部队在人民军的配合下地形熟悉,都是在夜里抓的 , 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在睡袋里边,逮的时候你出也出不来。后来基本上抓不到什么俘虏,当时中国人被他们俘虏的多 , 多得多 , 多了多少倍。我曾经访问一个美军俘虏空军中校,他是被飞机打下来的他跳下来被抓了。我问他 , 他刚开始时只讲他的姓名、番号 , 入伍时间 , 别的一概不谈。这是他们上级的规定。后来谈的多了 , 问他过去学什么 ? 这就聊起了他家里的情况。他一聊起家里话就兴趣就来了 , 你聊战争的时候闭口不谈。后来 , 我在《世界知识》写过几篇访问俘虏营的东西。后来塔斯社想转发,就跟《世界知识》商量,后来 , 有人就说 , 你得考虑慎重些,你上面有名、有姓、有番号 , 你将来交换俘虏时交不出来你怎么办?那就带来麻烦。当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后来塔斯社他就没有转发,但《世界知识》上登出来了。后来这个中校,死掉了 , 得伤寒死了。 黄 : 您亲身两次经历,对于了解和认识美国 , 是很重要的事。 邓: 两次经历在我的潜意识上是有影响的。实际上 , 后来去学美国史,研究美国史,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直接影响。直接影响 , 第一次对美国人的接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 对我研究美国移民有影响。 ( 四 ) 对 威尔逊 、罗斯福 、美国移民的研究 1 ,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比较有兴趣 黄 : 现在我们说说您的自己写的几本书 , 一本是《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一本是《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987 年增订本)、还有一本是《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 , 您能否谈谈这三本书出版的一些情况和当时的一些想法 ? 邓: 《伍德罗·威尔逊》这本书撰写的由来 , 是在一次美国史研究会年会上谈起的 , 那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也在会上 , 他坐在我旁边跟我聊起来了。他说你对美国总统那些人的一些评价,我说我谈不上评价 , 我说我对威尔逊比较有兴趣,因为那时候我主要是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威尔逊的。我在学校时,新闻系分两个部分 , 一种是着重在历史方面 , 一种是着重在地理等方面的 , 我是搞历史这方面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威尔逊比较有兴趣。他说我们很想出美国总统的传记方面的书 , 对威尔逊,你能不能给我们弄一本 , 不要长 , 十几万字。我说那我试试,就这么出来的。 2 ,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相对比较熟悉 《罗斯福》这本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 , 叫李宁的女编辑,她对美国的历史有点兴趣 , 那时我对罗斯福相对来讲比较熟悉 , 我身处的那个时代 , 正好是罗斯福当政的时代。她说我们要出一套东西 , 像希特勒、墨索里尼、英迪拉·甘地、罗斯福等人物,你能不能写一本罗斯福。是这么原因写的 , 并不是我已经有了稿子了然后再和他们去谈的 , 不是 , 都是这么一个偶然的原因。 3 ,《历史研究》发表《威尔逊与中国》不能用我的真名 邓: 写威尔逊,我花的时间最长 , 篇幅最短 , 只有十万字多一点。罗斯福我写的比较轻松。威尔逊,我写的时候我先写了一篇文章,是 1964 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 , 叫《威尔逊与中国》,当时我用的笔名叫邓楚川,为什么用邓楚川呢? 黄 : 楚指湖北 ? 邓: 那时候楚指湖北,川是我生四川。楚川是我的号 ,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右派刚摘帽子没多久 , 还不能够用真名字来发表文章,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以我用这笔名发表。写这篇文章,我准备的时间就比较长 , 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 那时不像现在获取资料比较容易,那时获取资料是比较难的。那时我就是一有时间我就跑图书馆,跑北图、社科(图书馆),跑图书馆去收集资料 , 那花的时间比较长 , 就写成功了 , 叫《威尔逊与中国》,是比较长的一篇论文。后来杨生茂他们编一本 1949-1979 年间的美国史论文选 , 收录了这篇文章,他们要查找这个邓楚川何许人也 ? 查来查去 , 就没有查出来,后来我们在天津见面以后,聊起来邓楚川,我说我就是邓楚川,他说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到处去问 , 到处去找 , 都没有查出来。因为当时摘帽不久,你不能够用你的真名发表。我的右派是 1961 年摘帽的。 4 ,我在《时事手册》担任过一段组长 邓:在《时事手册》工作的时候,后来反右开始了,把我打成右派以后,把我下放到茶淀农场劳动去了。劳动回来以后,我的新闻记者当不成了 , 那时我的职务在《时事手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应该知道,《时事手册》发行量很大 , 有 300 多万份 , 小册子 , 那时完全是普及抗美援朝的 , 我就在那里工作,担任过一段组长。 黄 : 从茶淀农场出来? 邓: 是的 , 从茶淀农场出来。说来也奇怪,那时候出来一批人。放出来了。出来以后还叫摘帽右派。(笑 ) 但是原来工资降级一样不能恢复的 , 还是降级。在农场里面,你几分钱是没有的 , 是靠挣工分 , 挣多少分就是多少分 , 不劳动一分钱也没有。出来以后,就让我到人民出版社,我们原来的《时事手册》也并到人民出版社来了 , 回来以后,领导给我们讲话时,人事处长说 : “现在你们出来要夹着尾巴做人。”我这个人喜欢写 , 现在不行了 , 也没有眼力了 , 当时喜欢写 , 小“东西” , 大“东西” , 我都愿意写。这篇发表以后,有点影响 , 那时好像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的 , 就很厉害了。 他们收到我的文章,总编辑要用。后来就跟人民出版社领导联系,说要政审。那时我们的社长王子野,这个人比较开明,他是搞法文的,他说这个人在新华社的时候就不错 , 后来到了《时事手册》,你们看文章后够标准了就可以用 , 右派问题已经解决了 , 别的没有问题。这样才通过了,就发表出来了。 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些影响。后来其他一些刊物来约稿。也有人跟我打招呼。你尽量少写 , 不要惹麻烦。 5 , 我诠释人物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清晰 我研究美国史有空白 , 跟你们这些科班出身不一样,跟你们教学比较系统化不一样,我是没有系统的。我是从研究人物开始的,我一个时代找一个人物,注意看看我对哪个感兴趣,我就去着重研究他、去追踪。后来写罗斯福,这一本书篇幅不大 , 后来出来增订本 , 是大开的,小开本的时候,台湾要问浙江人民出版社买版权出台湾版 , 我说那个写的太简单了一点 , 等我搞了增订本以后再给他们行不行 , 后来他们说等增订本到了以后再说。后来把这套书叫世界名人传记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这本书的版权给台湾了 , 后来他们出来了 , 给我寄了一本。并不是说这本书在研究上有什么突破 , 没有 , 当然没有突破啊,我有什么突破呢,这本书主要在于诠释人物深入浅出,用的笔调 , 比较简明扼要,清晰,读者看起来 , 不费劲。 李: 那时 , 我们读起来一口气读完。 邓: 这就是搞新闻的人的一个优势。新闻要求要短 , 要平易近人,要快 , 后来叫短平快 ! 李: 您的文笔很好 ! 黄 : 您是文史一家。 邓: 我是用这个方法写的 , 后来台湾是这个原因出的。到后来 , 陶文钊也对我讲 , 他说 , 你的书我很快就看完了 , 这读下去很容易,不费劲。他说有的论文 , 读起来很费劲,你得在脑子里拐几个弯。实际上 , 我的书也只能在这方面利用我当新闻记者的优势 , 写这些人物。 黄 : 你的书有可读性 , 而且有新视角。 邓: 真正大专家看来 , 这种书 , 他看不上眼的。这只能够介绍给学生看看 , 你们作为参考读物可以看一看。这也是一种写法。最多如此而已。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不要求它达到什么目的。我搞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 6 ,我始终觉得移民问题是很需要研究 黄 : 您写美国移民问题的那本书呢? 邓: 移民这本书 , 我的兴趣比较大。 我在接触美国人的时候,真正的美国人很少 , 就是属于安格鲁撒克逊族的这一支的美国人很少 , 不是非洲裔就是拉丁美洲裔,阿拉伯裔,这些人接触得比较多。这些人很奇怪,他一方面接受美国的一些潜意识 , 但是他的传统保留了,他留下来了 , 同化得最好的 , 应该是犹太人。在美国移民当中 , 同化得最彻底、最好的 , 在经济界、在政治上、在文化界占优势的 , 是犹太人。犹太人除了在宗教上 , 一部分保持了她的特点和传统之外,其他的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原来我在美以美教会读中学的时候,里面有个董事会的负责人,他就是犹太人,那时我们对犹太人没有什么概念 , 不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对犹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我对美国移民的兴趣就在这个方面,他一方面能够把这些人接纳下来 , 包容下来 , 另一个方面,也能把这些民族集聚起来,对外战争的时候,这些人的爱国意识不比中国人低。跟日本人打,就知道了。我们叫“小日本”,他们叫“ Japs ” , 他们是没有什么别的话的 , 一提到“ Japs ” 的时候一连串的粗话跟着就来了 , 他的爱国意识不比中国人差。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或者愤青什么的,说民族主义,不说你是爱国主义,美国很多东西是混合 , 但是表现出来得的是很强烈的爱国主义。对美国是否有利,这是他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你再怎么讲 , 对美国不利 , 你损害美国利益 , 这个不行。他不干了。你跟他聊天争论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伤及美国怎么、怎么的 , 他会不高兴的 , 你说美国的某一部分人怎样,那是可以的。 美国移民因素这方面值得研究 , 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太复杂了。这个问题不是很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弄清楚的。我花了些气力关注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后,我还继续研究了一段时间 , 后来时间没有了 , 我就留在那儿了。我始终觉得移民问题是很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到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东西 , 对美国的移民问题一些判断很不准确。特别是经历了最近 20 年 , 美国移民的变化是很大的。跟我们那个时候认识的美国和那个时候接触的美国 , 他很不一样。 美国移民的问题 , 现在写这个论文的不少 , 专门把他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研究的人 , 有多少我也搞不清楚。对学术界的动态不大了解。我总觉得将来还是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我曾经有一度对此感兴趣。我跟陈香梅谈过这个问题。陈香梅在我们这里出过书 , 她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她 , 她已经同阿拉伯裔的一个人同居了 , 但她不放弃她的陈钠德夫人的称号,她不跟他正式结婚。我就跟她谈到华裔的问题 , 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 , 新闻界的人 , 陈香梅也是新闻界的 , 原来是上海中央社的记者 , 我跟她谈到这个问题 , 她就跟我提示说,华裔的问题 , 在美国移民问题当中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原因在于中国的华裔,家乡意识特别浓厚 , 比其他的什么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都不大一样,为什么唐人街长期存在,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我说我对华裔兴趣比较大的,她说 ,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陈香梅她不一定能够代表华裔的整体。 邓 : 我研究美国史,实际上谈不上研究,每个题目都没有时间深入 , 我没有教学的条件,我没有这个时间。 黄 : 您是有广泛的兴趣,加上您的工作。 邓 : 你说得很对 , 广泛的兴趣。 ( 五 ) 组织出版 六卷本《美国通史》 1 ,人民出版社出美国史的鼎盛时代 黄 :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 25 年磨一剑,三代人 , 而且是老中青 , 再加上与编辑合作,才能够完成六卷本的《美国通史》,在这方面请您说说自己的感受。 邓 : 人民出版社出美国史的鼎盛时代就是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那个时期美国史出得比较多一些 , 那时人(编辑)也多一些 , 专门搞美国史的人 , 就有祝立明、杨慧玫、我 , 专门搞的有三个。以这为主业,另外还搞其他的外国史。现在出版社搞美国史的一个也没有了 , 现在的重点不在美国史这方面。你(出版社)没有吸收这方面的人才进来。 2 ,早就想搞一套比较完整的通史出来 邓 : 我后来就开始潜心研究一些美国的历史问题。我研究美国历史跟别人好像不大一样,我从研究人物着手 , 每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就人物方面,我和个别权威的看法有了差别了。她对人物的评价往往跟我对人物的评价总是走不到一块去。工作中接触较多的是黄绍湘先生 , 她的那本书《美国通史简编》的名字 , 是我给他取的。他原来不愿意叫简编,我说范文澜叫《中国通史简编》,你为什么不能叫《美国通史简编》呢。后来她觉得和范文澜的相提并论,也觉可以了。《美国通史简编》后来我们给他出了两版。他这里面的人物评价,我们就发生很多不同意见 ,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尊重作者意见 , 只是学术观点的争论是可以出的。 黄 : 后来他还有一本是《早期美国发展史( 1492-1823 )》。 邓: 最早的美国早期发展史是在这以前出的,前几年 , 他还想要我给他再版。 黄 : 后来不是改名叫《美国史纲( 1492-1823 )》吗,而且在这个问题上 , 您和他好像还有不同的看法。 邓: 我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后来他就停下来了。这是在《美国史纲》以前的事。她认为自己最得意的书是她的美国早期发展史。 邓: 那个时候搞美国通史,老实讲是在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时候开始 , 我就有这个想法 , 将来搞一套真正的、比较完整一点的够水平一点的 , 观点不要太左的、也不要太苏化的通史出来就好了 , 当时就有这个思想。正好( 1979 年)美国史研究会成立,集合了很多的人才。当时我就想到 , 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 就想就美国史某一个时期有一点份量的东西搞出来 , 正好碰到几个热心人 , 像刘绪贻啊,像杨生茂啊,像张友伦啊,这都是比较有兴趣的一些人。还有黄绍湘,当初,她知道我们的想法时 , 她还有这个意思,想参加进来,后来 , 她没有参加 , 她一看到这些人 , 和她的观点不一样,(可能)合作不好 , 她后来就没有参加了。 3 ,出这六卷本很费劲,里面参差不齐 邓: 我们出书的周折,你们也看见了刘绪贻写的文章,讲了周折很大 , 原来请的像顾学稼啊,齐文颖啊,后来都没有参加 , 都退出来了。有出国的 , 有别的事的 , 变化很大。自始至终支持的就是刘绪贻跟杨生茂。他们这两个人是坚定的。我们几次开年会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情况 , 有过争论。在( 1984 年)成都会议的时候,我对黄先生说,对他们几位教授,我过去也不认识 , 都是这次才认识的。我认识你最早。我编你这本《美国通史简编》我花的精力最大 , 光跑图书馆我就跑了无数次 , 她的书没有图片,都是我到图书馆去找图片 , 从外国图书里翻译下来,然后付排 , 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她说这是 , 我要感谢你。她说你把我里面的观点删掉了不少。我说不是我删掉不少 , 这是上面删的 , 不是我删的。 邓 : 出这本书(六卷本)感到很费劲,现在唯一感觉有点遗憾的是里面参差不齐,有的一卷很明显的是请他的下面的学生或者研究生来执笔写的比较差 , 所以有的退稿或修改反复几次。其中清稿最顺利的就是他那一卷 ( 指在场的李剑鸣著的《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 2001 年 ) ,你看到了吗,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 黄: 剑鸣这一卷是最后定的 , 但最顺利。 邓: 对 , 最顺利。最先出的是刘绪贻主编的第六卷(《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 1989 年),他的是最后的一卷 , 其他有的中间还经过一些周折和修改 , 刘绪贻的一卷自己补充 , 越补越大。 黄 : 原来是《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后来是 2002 年的《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 4 ,最省劲是李剑鸣那一卷 跟他一个人完成有关 邓: 从我编辑过程来看 , 最省劲也是李剑鸣他那一卷。为什么呢,他这一卷我在通读的时候,读得比较顺畅。 黄 : 除了跟他本人对这卷的研究以外,是否还跟这一卷是他一个人来完成有关系? 邓: 对。这是有关系的。几个人完成的时候,当中拼接的痕迹太明显。有的当中缺年代,缺了重大事件,有的文笔相差得太远,有的写得半文半白 , 有的写得纯白话。 黄 : 所以这种稿子能够一个人完成 , 尽量一个人完成为好。 邓: 对呀!是这样的。 5 ,成熟一本 , 出一本 后来要有出版补贴 邓 : 这六卷本完成的时候,我后来的方针是成熟一本 , 出一本。所以这本书才能问世。否则的话是搞不成的。 黄 : 您出这套书的时候,上面有没有什么压力,比如经费和时间要求等。 邓: 那都没有压力。 黄 : 上面是打通了? 邓: 这没有什么问题。到后来出版形势有变化,要有出版补贴。。到他 ( 指李著 ) 那一卷时,要有一定的补贴。 黄 : 原来你的计划里面是没有补贴的 , 到他那个时候,光拨款不行了 , 还得加补贴。 邓: 对。所以这个规定有点压力。后来 , 我们把这几卷统一为一套,准备出一套。我跟乔还田(时任历史编辑室主任)商量,我说这套书可以到了出整套书的时候了 , 我的意见,你出最好。上面可以有支持。我跟他保证 , 这套书绝对不会亏本。还应该有盈余。他很支持。 黄 : 现在结果怎么样? 邓: 这我就没有问他 , 这套书还可以。因为好几个地方都把他收集到他们的文库里面去了。陶文钊讲的话很对,他说:现在的形势下再出这么一大套多卷的书不大可能了。为什么呢,各人忙各人自己的。他不可能为了这么一本书跟你费那么大的精力去给你弄。第二 , 如果不是很有经济后台的,要出这套书他的兴趣也不大。 6 ,这套书花的精力不少 评价由社会来认定 黄 : 现在再谈谈六卷本。您这六卷本 , 我是感到没有您邓蜀生,六卷本要成功是不可能的。 邓: 靠大家鼎力相助。到后来换将的时候,我伤透脑筋。 黄 : 我插一句,一个责任编辑要一直扛 25 年,在哪个出版社能找到这样的编辑 , 有的编辑干不了几年跳糟了,可能是去干别的了。但您一直坚持下来。您如果不一直坚持下了 , 而且没有这样的毅力 , 这套书是很难出来的。 邓: 这套书花的精力是不少。里面的争论也有,其他方面没有什么 , 对于争论问题,你不同意,你要拿得出替代方案来啊。好比这个问题你写得不好,你把你的观点亮出来啊。 黄 : 学术争论没有关系 , 一本书当然要有自己的见解。 邓: 争论是什么都可以争论, 这本书出来后,大学里的反映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没有去调查研究。我的一些朋友、一些出版界的人甚至包括外交界的一些朋友反映不错 , 说可惜太重 , 带出去都感到沉。 黄 : 《史学月刊》编辑部专门组织了一次笔谈,反映了学术界的基本评价。 7 ,六卷本里面的观点要一致 黄 : 这本书 , 您在编辑处理过程中主要遇到什么问题 ? 如果简要概括的话。 邓: 简要概括,第一是要六卷本里面的观点一致。你不能说你这本书这一派的观点,另一本书如果你有独立的观点,是可以的。如果不是你独立的观点,这里来一段史学家怎么、怎么说 , 那一段史学家怎么、怎么说 , 如果你偏重在那个方面的话 , 那就要考虑要求他改一下。 黄 : 这个问题上 , 您有没有和刘先生、杨先生发生过意见相左的地方。 邓 : 刘先生倒不大和我有什么争论。杨先生他处事、(对问题)比较认真,我跟他通过几次信,也打过电话。有些问题我说请教他 , 我没有把握的时候。张友伦南北战争那本 , 这本书我就跟杨生茂通过电话 , 也跟他写过信,因为当时牵涉什么问题呢,牵涉到对林肯的评价的问题。我个人是对林肯的评价很高的 , 后来 , 发现一些材料对林肯颇有微词。张友伦这本书里对林肯也是基本肯定的。我几次想问问杨先生 , 写南北战争抓的一条主线应该是什么 ? 这是我在看稿的过程中我请教他的,我在 1979 年第 1 期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林肯这个人》代表了我的观点。 8 ,这套书是历尽艰辛的 黄 : (四川大学)顾学稼先生负责的那本书最后换成了华东师大 ? 邓: 顾学稼答应是非常爽快的。 黄 : 他后来到美国去了。 邓 : 是啊。他甚至把初步提纲都拟定好了。 黄 : 他现在已经回国,我和他有联系。 邓 : 他今年多大年龄 ? 黄 : 82 岁了。 邓: 齐文颖呢,就是答应写第一卷的。她是政治家式的(说话),她说话没有一次说我拒绝不写的 , 到后来,结果还是不行。因为她太忙。 邓: 出这套书成型 , 我跟刘绪贻商量过、跟杨生茂商量过 , 在我们社里我也和社里的总编辑打过招呼的 , 他们都很支持 , 他们说一定能出来我们一定要争取把它印出来。他们都主张要出。后来在 (1984) 年成都会议上 , 忽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说出这套书很困难 , 时间不够 …… , 怎么办呢?后来我坚持说一定要把它完成不可。这套书应该讲是历尽艰辛的。 幸好 , 经过两位主编的努力 , 请到了李剑鸣 , 最后总算功德圆满。 ( 六 ) 在东方出版社的出版活动 1 ,东方出版社比较活一些 黄 : 现在请您说说您在东方出版社出的一些书。 邓: 东方出版社是一个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原来的副牌是三联,三联独立出去了以后,再就没有一个副牌了。有的书用人民 ( 出版社 ) 的名义出 , 还不合适。那时候人民 ( 出版社 ) 的牌子跟现在还不一样,现在出版社多了 , 那时人民 ( 出版社 ) 很严格。 黄 : 独树一帜。 邓: 甚至有些领导都要到人民(出版社)出部书 , 有的人觉得在人民 ( 出版社 ) 出过书就不一样。那时专做的领导人文集、讲话指定在人民出版社出 , 别的出版社是不能出的。那是规定的。能够出一本自己的学术性著作是很不简单的。为了挣这个署名,当时用三联呢,还是用人民争得不可开交的。到处上告,写信,当时的社长应付这些事情不少。东方出版社是在三联走了以后才出来的 , 三联的一班人人分出去了。怎么办呢,就想到搞东方出版社,为争执这个名字就争执了很久 , 到底用什么名字,副牌用什么 ? 有人主张用华文 , 有的叫文华,有的叫汉东 , 争论的结果,后来由社长定案。还是东方出版社气魄大 , 就叫东方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出来后就比较活一些了 , 很多书就以东方的名义出的。后来东方出版社一直保留下来,人民出版社现在还有东方编辑室,后来退下来的老同志多了 , 后来我们商量要成立一个东方出版社服务公司,后来我在里面干了十年。我退下来以后在里面干了十年 , 从 1987 年干到 1997 年。里面的总经理刘开元,他是学俄文的 , 原来是派留苏专家 , 他去世了 , 我就没有那个精力去搞 , 年龄太大没有精力搞 , 各方面关系也很复杂,后来就把这个交给社里面了。现在还有东方出版社服务公司,但性质变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法人团体 , 半独立性的 , 经济独立、人事独立 , 由人民出版社提供一些选题的数目,你要多少书 , 给你提供选题的目录,那时我们的自由性比较大。东方出版社成立以后出的书也不少。现在东方出版服务公司还在,但现在已经成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机构了 , 地位相当于编辑室一样了。 2 ,张纯如 《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新译本 黄 : 东方出版社出了不少书 , 其中有一本是张纯如的 《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 2007 年新译,东方 ,2007 年)新版 。 邓 : 对 , 我是责任编辑 , 这本书被盗版的不少。后来南京的杨夏鸣帮我们,张纯如访问南京的时候,他当过翻译的。 黄 : 最早一版的译文的问题比较多 , 是吗? 邓: 译文问题多 , 还有一版被盗版了。盗版后印错的更多 , 后来很糟糕。后来我们商量的结果,我们要出一个正式版的 , 后来跟张纯如的母亲一商量,她对译者也满意,后来就出了这本新译本。 这本书在那时候有影响 , 现在因为形势的变化 , 后来就没有再印。后来又出了比她的更详实的书了。 黄 : 现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陆续有好几本出来了。像《拉贝日记》、魏特琳女士日记等。 邓: 这是原始的资料。 黄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里展览了好些这方面的书 , 但是张纯如的书在中国当时是最早的。 邓: 它起到了普及的作用。 3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 黄 : 还有您组织出了不少普及世界史知识的书 , 包括《 美国 2500 历史名人传略 》 等,还有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等 , 都是您主持的 。 邓: 对 , 对。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部书是很费劲的。花的钱不少 , 买来的版权。买了泰晤士公司的图片,买他的用它的底片到中国来印的,在上海印的 , 花的钱不少。花的功夫也不小。这本书三联是赚钱了。现在这本书 , 听说陕西一个出版社,他们跑到英国去时和他们(联系上)。因为我们的版权时间已经到了。他们买了版权 , 以后他们的总编打电话来 , 要我继续担任这个中文版的编辑。我说 , 我现在哪有这个精力担任编辑 , 那当然不可能了。我说你们另外找人 , 图你是修改不了的。翻译里的一些东西 , 当时确实也有些问题。他谈到排版,我说排版,你们必须要按照他原来的原作怎么排来排版,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安排我们中文的字 , 多了不行 , 少了也不行 , 不能有喧宾夺主的味道 , 你们将来怎么改,我一概不管,你们怎么定的合同 , 我也不管,该怎么办,你们全权处理。后来怎么处理我也不不知道。《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我们印了一版 , 我们按英镑付了版权费。还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发布会。他的主编到中国来了 , 人民出版社出钱招待了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时卖也卖得很贵 ,75 元一本。 黄 : 现在要卖,就得卖几百元了。 4 ,没有算过组织编辑出版了多少书 黄 : 您还主编了套影响世界的系列书。 邓: 后来我们不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在广西 ( 人民出版社 ) 出了那套书 , 你也参加了。 黄 : 是的 , 五个一百。而且台湾还要出台湾版的。 邓: 那时彭光谦搞的军事卷 , 现在他是将军了。那时截止的时间太早 , 后来美国打伊拉克的战争都没有能够收进去。 黄 : 影响世界100次事件,如果再来个修订版就好了。 邓: 对啊,这本书的联系人是张秀平 , 张秀平现在在我们东方编辑室,他已经退休了。他在里面返聘,他准备自己将来要搞个什么单位不清楚 , 这个人的活动能力很强。以前联系的时候是他负责联系的。我就跟他负责编辑和组织。 黄 : 您在整个编辑系统里一共组织编辑出版了多少书啊? 邓 : 这个我没有算过。我也搞不清楚。我从来没有算过。数量是不少。 ( 七 ) 编辑生涯的感受 1 ,编辑生涯里中印象深的书 黄 : 您在写作和组织编辑出版中印象最深的书籍有哪些? 邓: 我写那本 《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书 , 我是在朝鲜农舍里面,在山谷里面写的 , 上面的美国飞机呜、呜地飞过 , 离我很近啊,近得几乎可以看见驾驶员的座位。 黄 : 您写时候的场景本身就很震撼 ! 邓: 那时为什么世界知识出版社找我写这个东西呢 , 他说你在现场 , 你有这个条件,找别的人来写,没有这个条件,我们找军事方面的人 , 他们都不敢写 , 怕泄密。我说这个没有什么泄密的问题 , 我又没有(秘密)文件,我不用(秘密)文件 , 用的是正式文件、公开文件,我在当中起点编辑加工的作用。 黄 : 所以这本书写的时候现在给您印象非常深。 黄 : 六卷本 , 您组织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印象一定非常深。还有在您的编辑生涯里面什么书对您的印象深 ? 邓: 第一个当然是我自己认为有一点作用是六卷本。还有起先导作用的是(美国史)论文集。 黄 : 美国史论文集,出了两次。 邓 : 两卷。 黄 : 一个是 1980 年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一个是 1983 年的《美国史论文集( 1981-1983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邓 : 这两个论文集反响还是很好,不错。那时研究美国史的人不多 , 有些人出国的时候还问我要这个论文集。另外一个就是《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个费的功夫比较大。 另外的书都是一般化。我出的书当中,杨生茂主编的那本《美国外交政策史》是在我们这儿出的。那时谈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多。那的那本书 , 得到好评。 杨先生挺高兴的。为这本书的出版 , 他还专门请我到他家中去了一次。 2 ,培养年轻同志的目标一直很明确的 黄: 还请您说说 , 您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本身的关联 , 我觉得您在研究会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带有稳定器的作用,在我看来。而且您有点承上启下,你很重视、支持年轻人 , 作为我个人 , 自己有个感觉很明显 , 比如说,美国历史杂志聘任中国美国史国际特邀编辑 , 是聘任您的 , 人家认定的是杨先生、刘先生和您。 邓: 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 , 我首先想到的推荐是你 , 后来征求杨先生、刘先生的意见 , 他们都同意。这时候找我的时候,我说第一 , 我没有这个时间 , 真没有时间 , 编辑的工作 , 你看起来很简单 , 其实是十分的琐碎的 ; 另外的确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联系,后来推荐你。 我在美国史研究会里面,这一点我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这些老先生 , 终究因为年龄的关系要退下了的。要培养一些年轻同志。我在人民出版社,我也是这个观点,培养年轻同志 , 那时祝立明、杨慧玫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些同志有些工作我尽量让他(她)们去做。祝立明组织编的那个《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本书 , 我就帮助他审稿来做 , 还有《改革开放手册》也是祝立明编的。 现在美国史研究会我和他们联系不是很多。现在有几个老先生在那里主持吧。另外我对秘书处的工作我是很重视的 , 秘书处是非常重要的 , 秘书处搞好了 , 等于把研究会搞好了一半。 3 ,学术争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绝对要分开 黄 : 美国研究会有时有些争论,特别是黄(绍湘)、刘(绪贻)的争论,一个会长 , 一个秘书长,您在这里面 , 实际上是起了劝解的作用。 邓: 我对每个人都劝和。我说对学术争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绝对要分开。 黄 : 今天是 9 日 ,5 月 13 日是刘先生的 98 岁整生日。 邓 : 98 岁啦。 黄: 98 岁。然后, 5 月 15 日是黄先生的 96 岁。他们两位先生是我们美国史学界最老的。明年的这个时候,武汉大学要为他和夫人周世英 , 两个人都是 98 岁 , 为他们举行百年华诞祝贺会。 邓 : 刘先生不容易,他学社会学的。 ( 八 ) 我和 秦文 1 ,我和 秦文 解放前相识、相知 黄: 邓先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 是题外的话,跟美国史研究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您跟老伴 , 就是秦文 ,朝夕相处那么多年 , 最后她的晚年八年 , 我印象中一句你说过的话 : “老伴、老伴 , 老来相伴”,她八年瘫痪在床上 , 您这方面的感受,请您说说。 邓: 我和她认识在新民报, 1946 年在上海新民报 , 是新民报晚刊。那是我是记者,她是校对。她是吴祖光介绍进去的,当校对员,后来 ( 我们 ) 认识的 , 我们结婚是一直到 1954 年才结婚的。上海一解放时她就参加了冀东文工团。我们相识、相知实际上还是比较早 , 解放前我们就相识、相知。 2 ,“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不能落井下石” 邓: 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在什么地方呢?她比较平易,她的家庭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出风头的人物,解放后家庭环境也比较好 , 在上海住的花园洋房。她跟我一结婚以后,先是住在马杓胡同人民出版社宿舍,一间房子, 16 平方米一间房 , 普通的房子,三层楼里面。到后来我被划成右派以后,她就回到北影去住去了。后来把我弄去劳动教养去了。当时就有领导问秦文:“现在是你离婚的好时机,要离婚,你一个报告马上批准。”她说 , “我要离也不能这个时候离”。她说:“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不能落井下石。”她就一直坚持。后来我就问她 , 你觉得不合适,会影响自己,你就离婚算了。就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她能够坚持下来。 我们两个人意见相左的时候也是很多 , 因为她搞的电影那一套东西 , 我也不是很懂。我对她接不接受这个片子 , 我有时提些意见 , 她有的时候接受 , 有的时候不大接受。 3 ,秦文出访问回来,专门到茶淀劳动教养农场看我 邓: 她自己年轻时代最红火的时候,她没有那么很放肆的。 60 年代初的时候我已被划右派,在农场劳动的时候,周总理 1960 年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缅甸时,带着张瑞芳、秦怡这些人组成一个电影代表团访问 , 她也跟代表团去了,是电影代表团成员之一,先到缅甸访问,后来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她表现很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时候斗她时说 , 你啊,太享福了。说你享福之日结束了 , 什么什么的。她也没有什么为自己辩护。 她在访问回国后,还到我农场去过一趟,我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她那各个时候刚从大连回来 , 带了两听黄油、两条烟,那个时候在国内简直是作为宝贝得不得了的东西。她到农场去 , 农场不大同意,保卫工作不好做 , 她刚从缅甸回来,他们说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后来在外面临时给我们找了一间房子。让我们搬到外面去住。她去看我 , 这点也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正是她红的时候, 62 年吧。所以这些事情我对她是很感激她的。 后来照顾她的还有一个媬母 , 一直照顾她 , 现在又照顾我了。在我家里干了十年。现在还在干。去年我还到她家里去了一趟, 24 天。她老家在在河南驻马店。她家里现在也不错了。农民生活确实大有改善。 4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俩相互支持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支持她 , 因为我是死老虎,右派是死老虎,所以没有什么人理我 , 把我们甩在一边 , 我们哪一派也不参加 , 什么保守派 , 什么造反派 , 都不参加。他们也不要我们这些摘帽右派。我们比较逍遥。那个时候她作为“三名三高”,在北影造反派游行的时候,她们是孝子贤孙 , 穿着孝服,打着招魂幡为旧北影送葬,她就是在招魂幡队伍里的前排之一 , 像陈强、于洋、秦文这些人 , 都是三名三高的人物。她回来就跟我商量,她说共产党不是这样的嘛。我说政治是没有办法的 ,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 , 一个时候,一个时候的需要。我支持她,一直到后来 , 就把她当黑帮,关在牛棚里面,每天斗三次 , 都要她出来站着 , 陪站在那个地方。一般那些小孩 , 初中生、高中生,红卫兵来斗李百万 , 就是演小二黑的那个演员,问:李百万,不取这个名字啊,叫百万财迷 , 后来他说 : 这是我爸爸给我取的。红卫兵说 : 你爸爸是混蛋 ! 他是小红卫兵,什么也不懂。她自己也是这样子。后来我一直安慰她。我支持她。到后来她们自己本厂的红卫兵也保护她 , 一有什么事情事先通知她。在这个方面,我们俩还是相互支持的。 5 ,秦文 2000 年得病 后来全身瘫痪 她 2000 年得病以后,她在沙发上忽然一下子就滚下来了 , 啊呀,她说 , “我的一条腿不能动了”。我就把她扶起来后马上打电话 , 来车送医院,诊断说是脑部梗塞,脑部出血。先在隆福医院,离我们最近的医院,照出一大块血脉,这个地方。医生问她 , 最近磕伤过没有 ? 没有。他说 : 这是里面脑出血了。要赶快把它制止住。后来进了 301 (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进去以后倒是很好 , 可是,出现了问题 , 有天星期六 , 她在梳头的时候,梳子掉下去了 , 她手就不能动了 , 说话就歪、歪、歪,不行了。后来慢慢的治理差不多准备出院了 , 后来又转成这种病 , 这种病以后接连复发过三次 , 一次比一次严重。先是失去语言能力,后是失去了吞水的能力,到后来连饭都不能吃 , 后来用鼻试,再后来全身瘫痪。她自己也知道不行了。 6 ,我们都同意死后捐献遗体 邓: 她在还能够勉强说话的时候,她就讲 : “老伴 , 我这次恐怕不行了。这一关过不去了”。她自己知道。 黄 : 这是她对您最后的话? 邓 : 对。她说 : “我要死了”。我说 : “不会 , 不会”。她说 : “我知道”。当时她跟我讲,她有两个遗愿。一个是安乐死 , 她不愿意瘫痪在床,或者人麻痹。第二个,她要求捐献遗体。这是多年前我们两个商量的 , 我们都同意的,都是主张安乐死的。为此,还写过信,为着安乐死的问题 , 给邓颖超写过信。但没有回复。 黄 : 为安乐死写过信? 邓: 为安乐死。我们都是主张安乐死的 , 病人在无望救活的时候,让她安乐死 , 尊严地死掉多好啊。 黄 : 这个我估计 , 邓颖超很难回应。 邓:听说 她(邓颖超)是主张安乐死的。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邓: 捐献呢 , 她说 , 她不愿意为后人留下麻烦。鉴于她的父母、我的父母,我们都实际上都没有时间去看去。我的父母葬在武昌,她的父母在(上海)龙华,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而且造成不少麻烦。所以后来在她没有死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说话了 , 有时给她讲话 , 她还感觉到有点意识。我的小孙女 , 每次来的时候 , 她都很注意看她在旁边蹦蹦跳跳地玩。我就跟她讲 , 我说,你死了以后,你有墓地 , 我说你买墓地干什么 ? 我说没意思,我们不是捐献吗?她说 , 他们都在买。我说赶快退掉吧。那个时候,墓地很便宜。一万元一穴,她买两穴,她要退掉。她退没有退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清楚,到后来有人问我 , 问我买。我说我都不知道她买这个在什么地方 , 我怎么买给你。我说我们已经捐献遗体了,要办手续了。她这个人如果同意就眨眼睛,不同意,就摆头。她眨眼睛,所以后来她捐献了。在黑户庄那个地方 , 现在捐献的人很多。我们不少的人捐献在那个地方。捐献比较简单 , 每年去看看。 ************************************** 邓: 杂七杂八谈了不少 , 就此打住吧。 黄: 今天非常感谢您一口气谈了整整两个小时。 注释: 署名邓蜀生撰写的报道, 1944 年 6 月 —1945 年 4 月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的有 : 《国军攻克密支那经过》、《密支那巡礼》、《雷多军区巡礼》、《记密支那华侨新村》、《伍拉丁访问记》、《从缅北到缅中》等 6 篇战地通讯。 邓蜀生在香港阳光电视《亲历》( Living History )记录片中 , 叙述了报道中涉及的战地难忘经历,国人开始知道了战斗实况,其中《国军攻克密支那经过》报道产生巨大影响。在记录片中邓蜀生详细叙述了跨越野人山的艰难跋涉的难忘经历。请参见笔者撰文 《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美国史研究通讯》, 2004 年第 2 期( 2004 年 12 月),第 23-27 页 ,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5 月 14 日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4158) 参见《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史研究通讯版)》( 载《美国史研究通讯》, 2004 年第 2 期, 2004 年 12 月。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5 月 14 日发布)写道 : 美国史同仁为祝贺邓蜀生先生 81 岁生日,“ 2004 年 11 月 20 日那天与会老中青学者都十分兴奋,大家饶有兴趣听邓先生侃侃而谈,他谈到完成 6 卷本《美国通史》的艰辛和欢乐、回忆半个世纪前亲自参与和见证缅印战场和朝鲜战场难忘的情景,包括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飞越“驼峰”的生死考验、只身从缅北战地、印度加尔各达之旅等等,都是他以前从未公开吐露的历史回顾,向我们展现一部活生生的口碑史,其中对于邓先生个别战场的报道多年来成为最为直接的、最具原创性的第一手资料。邓先生在回忆当年活动时思维敏捷,对于许多关键性情节和细微末节如数家珍,如果邓先生写成回忆录实在是有益于社会各界的。他在 40 年代二战期间和美国兵站在一起打日本侵略军, 50 年代又在朝鲜打美国兵,这些亲身经历犹如弹指一挥间。看来,对于 80 岁以上的老专家学者,我们都应以“抢救”的心情来记录他们亲历历史的、社会的、学术的经验和教训,以造福后人,我们的中青年学者切莫忘记这些宝贵财富。 ”(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4158 ) 参见万京华文 《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创建始末》, 《 新闻与写作》 2010 年第 3 期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xwxz/xwxz201003/xwxz20100325.html 邓超撰《美帝军事上的弱点》(世界知识社 ,1950 年版) , 邓超编撰《美帝狂妄的战略计划》(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辑, 1951 年)。 徐学增 李秀清 陈铭编 , 东方出版社 , 1987 年版,目录中有 “ 国军攻克密芝那经过 ” 一文。祝立明现为中国法制出版社社长。 1945 年 9 月 , 邓蜀生来到重庆新民报担任记者 , 初生牛犊很快进入状态,诨名“小钢炮”,在 1946 年 2 月 10 日较场口举行政协成功大会上,许多民主人士和采访记者邓蜀生等被殴打致伤。 1945 年 10 月 -1946 年 3 月间 , 署名邓蜀生、生给《新民报》写了大量新闻特写报道,反映了“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 1946 年 5 月 , 邓蜀生来到《新民报》上海社,跑政治新闻。 1946 年署名方力在上海《文萃》发表《大公报的七十二变》。署名“金文”在上海“大众夜报”,发表《民盟人物志》。 1947 年 12 月 , 署名邓威在上海“观察”发表《共军入川之势》。 1948 年 1 月,署名邓威在上海“观察”发表《豫鄂川陕边区态势》。 1947 年 12 月 -1948 年 10 月本刊特约评论员在上海“观察”上发表 10 篇特稿:《陕晋战局与胡宗南部》( 1948.2 )、《共军在陕北、陕南发动攻势》( 1948.3 )、《刘戡阵亡,西安震动》( 1948.3 )、《宜川之役检讨》( 1948.4 )、《陕北密云将雨》( 1948.4 )、《陕北战局》( 1948.5 )、《泾渭分河谷之战》( 1948.5 )、《陇东之占结束之后》( 1948.6 )、《关中抢粮战》( 1948.9 )、《记陕西省东战役》( 1948.10 )。邓蜀生还谈到与上海中共办事处陈家康的联系 , 和写过《介绍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的报道。 邓蜀生在新民报的往事,参加见 香港阳光电视 2008 年《亲历》( Living History )记录片。 《伍德罗·威尔逊》出版于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2 年, 是我国学者撰写的较早的集学术性、启迪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又一名人传记著作 , 观点鲜明、文笔生动、重点突出、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全书分前言、少年自负凌云笔、二十五年教学生涯、出任州长、叩听白宫的门扉、标榜“新自由”的改革、“新自由”旗帜下的西半球、“新自由”与中国、战争造就新神、新的“福音书”、凡尔赛宫的群神会、国内斗争、春华落尽、一面镜子等十三节 , 并附威尔逊生平简表、参考书目举要、译名对照表。 他对威尔逊的评价给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前言》中他写道:“威尔逊的政治思想和奉行的政策是一个保守派,却博得了自由派的喝彩,把他奉为偶像,一度还拥有‘救世主’的名声。可是,他很快就郁郁不得志地离开了政治舞台。他不是随波逐流或任人摆布的平庸之辈,而是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冲出西半球寻求‘世界领导地位’活动中的一名干练指挥官。他不失时机地、有步骤地把一个有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第一次赢得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发号施令和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巴黎和会中,在英、法等国老牌帝国主义的政客们面前,却又显得是那样进退失据,没有章法。”这部著作虽然只有 15.2 万字,却在书后附有一定篇幅的威尔逊生平简介、参考书目举要、译名对照表,具有严格的学术出版书籍的规范。 邓楚川:《威尔逊与中国》,首刊于 1964 年第 2 期《历史研究》参见杨生茂、林静芬编 : 《美国史论文选》第 367-419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邓蜀生个人论文集:《美国历史与美国人》收录了这篇论文,该书自序中写道“文中使用的词句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为了存真,在编入本集时未作改动。文章的基本观点在我 1982 年出版的 《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仍旧保留 , 不过不再使用 60 年代十尖刻的词语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第 1-47 页。)关于《时事手册》,邓先生在 5 月 20 日家中,还对黄安年补充说 : 在《时事手册》的时候正好遇到反右运动,他们说“邓蜀生为首的小集团土崩瓦解”。(黄 : 你还是个头啊)他说我是头 , 实际上我不是《时事手册》的主要负责人 , 我是里面的国际组组长。《时事手册》后来决定通俗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合并了。那时就把通俗出版社合并到人民出版社,成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叫通俗读物出版社,《时事手册》交由人民出版社办理。我是在那个时候过来的 , 是 1957 年归人民出版社的 , 我是 1958 年 2 月从人民出版社被带到茶淀农场的。 邓蜀生著 : 《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1 万字。 杨玉圣在《祝福 邓蜀生先生 》一文中写道 : “ 邓先生本身也是一位造诣深厚、学富成就的历史学家,其中对威尔逊、罗斯福、美国移民史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邓先生的作品也许不以史料见长,但其构思之精深、评点之到位、文辞之华美,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就拿一版再版的《罗斯福》来说,邓先生把这位身残志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命运的伟人刻画得栩栩如生,是迄今我所读过的出自国人手笔的最佳外国名人传记。 ” ( 2005 年 1 月 14 日《中华读书报 》) 5 月 20 日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谈到 : 陈炳德最近在美国说到对美国总统印象最深的是林肯、威尔逊、罗斯福,“这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邓蜀生著 : 《美国与移民 —— 历史·现实·未来》,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33 万字 ,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研究美国移民问题的力作,开创了我国移民史研究的新领域,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考察移民对于美国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在前言中他写道“在美国这部波澜壮阔、蔚为奇观的移民史中,有宽容大度、振顽立襦的光辉篇章,也有使民族汗颜的种族迫害丑闻。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邪恶交织而成的美国移民历史,是十分值得回顾和研究的。这本书是笔者近 10 年学习、研究这方面问题的粗浅体会,写出来向广大读者和专家求教。” 该书分十一章 , 除前言外 , 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和美国移民大事记。 《美国研究》 1993 年第 1 期发表杨玉圣对该书的述评。 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邓蜀生著:《时代悲欢“美国梦” -- 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 (1607-2000) 》, 39 万字 , 在他在前言中写道 : “笔者在前书的基础上 , 增加了最近 10 年新的材料 , 并对前书中的若干观点做了新的审视,对美国的移民问题种族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综合考察 , 写成此书。” 1993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蜀生先生的《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33.8 万字 , 是他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他的 27 篇论文。其中以人物为文章的主题或是主要以人物为线索展开论述的,一共有 14 篇,书评 6 篇。 他在 本书自序中写道 : “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史成了我新的工作对象。算下来,涉猎美国史领域也有30年了。” “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 “ 1978 年以来,编了几十本书 , 写了几十篇文章。我把各类文章找出来再看看 , 觉得与美国史有关的文章还不是敷衍应景之作。”他在自序中 , 换专门谈到编辑和研究的关系。他说 : “作为一名编辑 , 第一要务是要选好稿、编好书 , 就是通常所说的‘为他人作嫁衣裳’”,但这一说法未必贴切,“编辑在发现一部好稿编出一本好书时的心情 , 并无‘为他人作嫁’之感叹,却有收获、催生只喜悦”。“编与写很难分家。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做到了这一点,就更能与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强加于人,也不屈于别人之所强加。编辑整天同书稿打交道,只要肯钻研,就会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会产生形之笔墨的愿望,编辑与作者一身二任的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对此,杨玉圣在 “ 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 —— 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 一文中 评论称 “ 编辑未必都是内行,但不是内行的编辑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是好编辑。事实上,古往今来,真正能成就大事业的编辑家,往往本身就是大学问家。”(《美国研究》 1994 年第 1 期) 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第一版, 63 万字 , 黄绍湘先生所著《美国通史简编》序言中写道 : “《美国通史简编》是将前著《美国简明史》(曾于 1953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内容文字方面,进行全面改写之后完成的。”《美国通史简编》叙述的时间起于 17 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截止于 1953 年 , 距离写作完成年代 25 年,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后期没有涉及。称“本书扼要地阐述和分析了美国的诞生、成长、发展个开始衰落的历史趋势,从各个方面批判了‘美国例外论’”。“本书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美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充实了内容 , 并更正了前著《美国简明史》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本书依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结合有关具体史料,增添和充实了新的内容”。“本书增添了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部分内容。” 1982 年 6 月的修订附记中写道 : “《美国通史简编》于 1980 年初发行 , 此次重印 , 做了某些修订补拙工作。笔者参阅和吸取美国 60 年代至 80 年代出版的几种美国通史与专著的一些新材料以及新成果 ; 同时 , 尊重国内通行以及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的一些意见 , 对书中某些历史事件和门罗宣言、社会主义工党、罗斯福新政等内容以及冈珀斯、罗斯福等人物评价,作了必要的修订。对书中一些论点、文字、资料、数字等 , 也作了必要的补正。” 该书共分十章 , 第一章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 , 第二章到第六章为美国独立到 19 世纪末的美国 , 第七章到第九章为美西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束的美国 , 第十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帝国主义。附录包括:参考书简略介绍、美国历史大事年表 , 美国 50 州加入联邦年代表 , 部分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 , 索引、地图、插图。 该书序言中还写道 : “书稿编审时,邓蜀生同志提出了宝贵修正、补充意见。”在此以前, 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7 月第 1 版, 49 万字。 5 月 20 日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补充说 : 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出版也是我负责的。在那个时候影响还比较大的。他几次到北京来和我谈。他的观点也是和黄绍湘不一致的。请参见 “ 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提要及写作过程”,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10 月 6 日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70393 ) 《出精品、育新人》一文谈到:“六卷本《美国通史》无论就其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来说,还是就其出版规范和设计装帧而言,在我国出版的世界各国通史学术专著中,均堪称一流”,“这一中国美国史研究人员和出版工作者精心组织、真诚合作的学术成果,为我国组织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提供了丰富经验和有益借鉴。”“作为总主编的刘绪贻先生和杨生茂先生,作为责任编辑的邓蜀生先生,他们的锲而不舍治史的精神尤其令人敬佩。”“他们在 25 年中已经从在职过渡到退休,然而他们退而不休。在 2002 年时,他们三位的年龄累计已经是 255 岁了,年均 85 岁,他们的学识和经验难道不是可贵的学术资源吗?他们为了学术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学术工作者的楷模吗?”邓先生 1987 年即已离休,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 6 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正是离休后的邓先生精心组织编辑出版的经典之作,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多卷本中的三卷、 6 卷本的《美国通史》出版在 2001-2002 年间,而他的老伴还在 2000 年时已因重病不能自理,需老邓全天候伺候直到现在,可想而知邓先生在这几年中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 (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史学月刊》 2003 年第 9 期) 见 《史学月刊》 2003 年第 9 期第 5-21 页,参与笔谈的有 : 《美国通史》编后絮语(杨生茂)、 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王立新)、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精品巨著(王晓德)、二十五年磨一剑 三百万言铸丰碑(王玮)、 出精品、育新人(黄安年)、一部书四分之一世纪三代人(任东来)、 并非 “ 完美主义者 ” 的遗憾(李剑鸣)、 主编《美国通史》第二卷的回溯(张友伦)、写书 做学问 做人 ( 王旭 ) 、从命、惶恐与机遇(余志森)、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刘绪贻)、 心中的谢意和希望(韩铁)、 一个句号:六卷本《美国通史》出版历程(邓蜀生)。邓蜀生在文中写道 : “六卷本《美国通史》在新世纪的第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个美国史研究和出版项目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策划到合集出版 , 历时 2 5 年 , 这说明这套书从酝酿到问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 在策划之初 , 参与其事者莫不以为在数年之内即可大功告成。但实际操作时 , 才体会到由数所高校多人合撰 , 成书实属不易 , 难以要求划一的交稿时间。经过各方协商 , 决定先以 “ 美国通史丛书 ” 名义 , 不拘囿于各卷顺序 , 成熟一卷就出版一卷 , 这样既可鼓励各卷编写人员的积极性 , 又可积累经验逐步完善 , 为日后出版六卷合集打下基础。 ” 美国通史单行本的出版情况是 : 《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本册主编刘绪贻,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第一版;《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 世纪末》,本册主编丁则民,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第一版;《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本册主编张友伦,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一版;《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作者刘绪贻、李存训,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崛起和扩展的年代, 1898-1929 》,本册主编余志森,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本册主编李剑鸣,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以及《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本册主编刘绪贻,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第一版,以上总主编均为杨生茂、刘绪贻。以上单行本《崛起和扩展的年代, 1898-1929 》、《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通过中华美国学会获得少量补贴 , 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资助的。 六卷本的卷名是 : 第 1 卷《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第 2 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第 3 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 世纪末》;第 4 卷;《崛起和扩展的年代, 1898-1929 》;第 5 卷《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第 6 卷《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以上均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责任编辑均为邓蜀生。 2005 年 5 月东方出版社出版张纯如著,马志行、田怀斌、崔乃颖等译的《南京大屠杀》。 2007 年 7 月东方出版社出版张纯如著,杨夏鸣译的《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 英文原著“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 , 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中文版序中写道 : “我非常东方出版社南京大屠杀 70 年之际决定请杨夏鸣教授将 , 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重新翻译并出版。编辑、杨教授和我就有关翻译事宜磋商多次。杨教授除了严禁地翻译了原文外 , 也将原文每章后的注释根据学术规范一一译出 , 可见杨教授和编辑对此次翻译只认真与慎重。” 《美国 2500 历史名人传略》,李世洞、黄安年等译、邓蜀生审校,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出版。 此外 1982 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邓蜀生著《中国历史故事》, 5 月 20 日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说 : “改革开放以后,我的第一套书就是这个 , 我写上古史。名字了叫外国历史故事。改了好几个版本了。” 1985 年邓 蜀生校,(英)罗伯特·莱西著,王丽芝、程华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1980 年 9 月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8 篇 , 由三联书店出版 , 前言说“是从 1979 年冬季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所受到的有关美国史论文中选编的”。 1983 年 12 月的《美国史论文集( 1981-1983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7 篇 , 由三联书店出版,前言说 : “本集文章选自 1981 至 1983 年间两次美国史学术讨论会收到的一百多篇论文 , 另外还有我国美国史学者专为本集撰写的文章。有部分文章已先在其他刊物上发表 , 收入本集十均经作者作了进一步修改。” 5 月 20 日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说:“我的编辑生涯当中还有一个费劲比较大的一本书还有《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 ( 东方出社 ,1980 年 ,1261 页 , 雷自学 王迎选译 ) ,译者两口子都是外交部的。后来派到澳大利亚去了。在澳大利亚使馆里面工作 , 他们两个很年轻,费了很大功夫,搞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 要核对要分门别类,查起来也很方便。后来我查了很多东西 , 是通过这本书来查 , 这本书后来也得到了好评。”“《世界历史便览》一本书是副产品。” 《美国外交政策史》,杨生茂主编,副主编王玮、张宏毅,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版, 51.9 万字。 请参见《邓蜀生编审访谈录》,秘书处电话采访并整理,载《美国史研究通讯》 2009 年第 1 期第 7-10 页。 在谈到学会的学术出版活动时,他说 : “我们学会的会员出版的书籍,经过我手的,或者我知道的通过美国史研究所负责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里面,里面的几十本著作里面,大部分都是我们学会的会员撰写的。”“我们出版的美国史著作,在所有的中国研究外国史的科目当中,可以这么讲,美国史的著作出的还是比较多的。像那个《美国通史》经过了几十年,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用了 30 年。这个 30 年呢,断断续续、断断续续,这当中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是由我们中国学者自己撰写出来的,由我们中国人来执笔的外国史的系统性的著作。”“这个完全是美国史研究会,从主编,两个主编,杨生茂先生、刘绪贻先生两个主编到我当策划者、责任编辑都是美国史研究会的成员。应该讲这是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比较大的一个工程。”他还进一步说到“我对美国史的兴趣是比较早的,我在 40 年代就有兴趣了。”“《美国通史》六卷本,当时我们一起在武汉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想法。最早因为黄绍湘先生的那本《美国通史简编》就是在我们那出的,我就是它的责任编辑。《美国通史简编》是我们中国第一本比较详细的谈论美国史的(著作),但是说老实话,我很尊重黄绍湘先生的,但是我对她的一些学术观点,我不是很同意的。”“后来跟刘先生,跟杨先生在一起我们就商量着,商量说我们能不能够分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说要搞出六卷本来,还没有。就是我们,能够发挥各位老师、学校所长,先从单行本,我们先出一出。成书一本出一本,以后我们出的多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把它编成另外一套书,当时有这么一个设想。后来刘先生对这个主意非常赞成,嗯,非常赞成。所以是几个老先生促成的。”“在这里边变的也很多,作者变的也很多,有的出国了,有的答应了后来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写成,后来作者换了不少。但是刘先生和杨先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到后来我们的书基本上成型了,成型以后,有必要做出很大的修改,所以我们就等于是一个毛坯做出来给我们学术界来评论。在这个基础之上,或者脱离这个基础,或者更高的基础之上吧,再来写出更好的美国通史当然更好。现在当然,这个难度是不小的,现在因为流动性太大,另外受干扰也比较多,要来完成比这个更充实一些的、水平更高的六卷本比较困难。如果稍微细心一点你也看得出来,我们这六卷当中水平也有高低的,因为完成的时代不一样。有的完成的很早,有的完成的很晚。比如讲,李剑鸣的是最后一本,他的是第一卷却是最后完成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写法跟其他几个都不一样。所以应该讲,这六卷的体例并不一致,作为教科书来讲的话,这是有缺点的。教科书不是这个体系,但是我编这个书,不是按教科书体系来编的,我比较突出它的学术观点,而没有太在意它里面的体系问题,没有太在意的。如果再有新的书出来的话,肯定要比这个好。”“里面的缺点也很多,我自己翻回来看看也确实是这样,现在来写的话,也不会这么写。但是这反映一个时代的烙印,是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史)。我们出书,每一卷、每一卷的,年代是拉了 30 年之久。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讲里面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出的这个书还是可以的。我们这个书得了中国出版集团的优秀奖的,还有得了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图书的提名奖,我们是参加了评选的,最后是得了个提名奖”“各个老师也看得出来,他们也并不都是互相交流很密切的,有上海的、有东北的、有天津的、有武汉的。从这也看得出来,它本身反映它自己的观点。如果是要到我手上来,要把这个体例统一,我力所不及,而且也不必要”“应该讲,做这个东西,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变化很多,原来计划定了,结果后来稿子交不成。后来定的这些同志呢,有的走了,有的是各种原因他不履行了,这个要搞这么一堆东西,应该讲还是比较麻烦的。确实不是有人讲嘛,说现在要集合这么一些人,搞一套六卷本出来,恐怕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个时候呢,这些先生稿费拿的很少,各方面呢,出版条件也是很难的。当然也有一个有利条件,当是我在人民出版社,我就负责这个方面,我说话还是比较算数的,可以出得出来。现在要讲的话,出这个书呀,组织这个书呀,要费很大的气力,还费不少钱,没有这个财力还办不到。不过好在现在的出版集团很多,只要肯跑,只要肯去联系,还是有可能的,其他的我也想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们出的书,在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出的美国史的书还不少,大大小小的还出了有一些,翻译的也好、出版的也好、中国人自己写的也好都出了一些。现在各个出版社再有这么一个专门来搞美国史的这么一个机构可能也比较困难。当时我们一起参加的编的一些同志现在都退了,都不在出版社了。” 关于秦文的艺术生涯请见刘澍编著《秦文的星光点点 -- 从未失去 也不曾拥有》,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其中第 120 页有邓蜀生秦文合影。该书《引子》中写道 : “在中国电影界,秦文的名字似乎和秦怡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难怪 , 她们俩都是新中国影坛上的灿烂明星,也是感情深厚的亲姐妹”。 (2011 年 5 月 31 日后记 : 本文由黄安年录音与整合 , 为便于阅读作了分类 , 列出小标题,均经邓蜀生本人校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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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院士是如何“炼成”的? 精选
ipmwxj 2011-5-10 07:17
美国院士是如何“炼成”的? 精选 国家科学院选举:通向院士之路 2005年5月24日PNAS(《美国科学院院刊》)(Vol.102, No.21, pp 7405-7406), Bruce Albert 美国科学院院长(现任《科学》总编) KennethR. Fulton, 美国科学院执行主任,PNAS出版人 每年春天,也就是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国家科学院都要增选新院士。拥有院士身份表明你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很多科学家并不清楚院士增选的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并不是有意为之:选举流程如果很神秘,对谁都不好。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的环节确实变得越来越复杂,这部分地反映了科学领域迅速膨胀的现状。这种复杂度也反映了学术界的一个共识:不能让任何个人或者小团体对选举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在这篇社论中,我们将尝试解释一下这个不为大家所熟知的流程,此外,我们还将讨论一下为了让选举对年轻人和女科学家更有吸引力,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要成为候选人,首先从提名开始。尽管非正式的方式会提出很多候选人,不过正式提名只能由院士提交。每份提名材料应当包括候选人的简历、一份250字左右的概述候选人学术成就的说明——也就是当选理由——以及数量不超过12篇的代表性论文和著作。之所以做出篇数限制,是为了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一旦获得提名,这份候选材料就会送到科学院31个专业领域中的某一个专业委员会主席手里,例如化学、分子与发育生物学或者数学(全部列表请见 www.nas.edu/sections )。 每个专业都有自己遴选候选人的流程,由该专业的院士多轮投票筛选候选人。有些专业的流程相对简单,直截了当,有些则比较复杂,颇费周折,包括召开选举协调会、核心委员会选举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环节。如果候选人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专业领域获得提名的话,情况就更复杂了。不过正如图一所示,所有专业领域的选举最终都要经过两次选举——也就是所谓的“非正式选举”和“正式选举”,至于为什么这么叫,已经无可考据了。候选人一旦顺利通过这两轮选举,就有机会被更广专业的院士们来评选了。31个小专业被归为六个大领域,候选人要首先通过这六个大领域的选举。 此外,候选人也可以由多位院士联名提名,也就是组成“自愿提名小组”(VNG),或者由国家科学院成立的“临时提名小组”(TNG),专门提名某个或者某些领域中的候选人。2003年,在“21世纪提名与选举特别委员会”的提议下,国家科学院委员会就组建了六个这样的临时提名小组——每个领域一个小组:数理科学,生物学,工程与应用科学,生物医学,行为与社会科学,以及应用生物学、农学和环境学。这些临时小组负责提名较年轻的男女候选人,他们的工作促使各专业提名更多的女性科学家和年轻候选人。 科学院章程规定了每年新增选院士的人数(目前不超过72人),每年科学院委员会都会分配各领域名额,在分配名额的时候,委员会会考虑目前科学院的规模以及增长较快的领域。 每年二月,这六个领域的院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由本领域的院士代表组成——会召开各自领域的会议,讨论所有已通过各专业委员会评选的候选人的资格。如图一所示,自愿提名小组和临时提名小组提出的候选人也会被加进来。 六大领域最终要提出自己的名单,人数为本领域名额的150%,并且按照得票多少排序,因为名额限制问题未能进入这个名单的候选人将在下一年选举中自动获得相关小专业的提名。 这六份大名单组成一份所谓的“优先名单”(Preference Ballot),连同每位候选人的简历以及在“正式选举”名单上的排名,在每年三月初提交给所有院士,院士们必须给所有六个领域投票,而不仅仅是投自己的领域,而且选出的人数要达到最低要求,投票才算有效。投票结果经过统计整理制成图表,在每年四月底年度大会的院务讨论会上展示,参会的院士就“最终名单”进行表决,“最终名单”由得票最高的72名候选人组成,其中每个大领域的人数不得超过该领域的上限。其余候选人组成第二份名单,同那些在前期投票过程中未能通过各领域院士委员会的候选人一样,将自动获得下一年度相关专业提名的机会。 尽管院士们将最终名单作为一个整体来投票表决,参会的任何一位院士都可以要求单提出某位候选人进行讨论,专门进行表决。不过这样的“苛求”非常罕见。 第二年四月的年度大会上将介绍和欢迎这些新当选院士,在过去两年里,新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是56岁。每年新当选院士名单的名单和介绍发表在PNAS网站上。 有人可能会问,这套选举流程的最终结果值得耗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吗?这么精心挑选两千名院士有必要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答案至少有两点,首先,原则上讲,每位院士都应当为其所在领域的年轻科学家们做出表率,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一流的科学。其次,美国国家科学院同其兄弟组织——美国国家工程院和美国医学院——一道为我们的“运行部门”——“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公共服务工作提供支持。这四个组织共同组成了“美国国家研究院系统”,负有为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提供广泛政策咨询的责任。咨询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干细胞研究、生命科学领域博士后和年轻科研人员的现状到饮用水的砷中毒风险,以及未来气候变化等等 。“国家研究院系统”平均每个工作日至少出台一份报告(这个工作强度,哈),大大增加了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性。 下略两段有关美国科学院院士在PNAS投稿的讨论。 Every spring, in late April or early May,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 elects new members. Membership in the NAS is a widely recognized sign of excellenc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but most scientist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by which members are elected. This lack of information is certainly not intentional; no one gains when the elections are shrouded in mystery. However, the election’s successive ballots have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over time, in part reflecting the rapid expansion of scientific fields. The complexity reflects a consensus process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an individual, or small group of individuals, cannot have an undue influence on the election. In this editorial, we attempt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is poorly understood process. In addition, we describe recent efforts to make it more welcoming, especially to women and to younger scientists. Consideration of a candidate begins with his or her nomination. Although many names are suggested informally, a formal nomination can be submitted only by an Academy member. Each nomination includes a brief curriculum vitae plus a 250-word statement of the nominee’s scientific accomplishments—the basis for election—and a list of not more than 12 publications. The latter limit helps to focus on the quality of a nominee’s work, rather tha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ce a nomination has been prepared, it is sent to the chair of one of the Academy’s 31 disciplinebased Sections, e.g., chemistry, cellular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or mathematics (for a complete list, see www.nas.edusections ). Each Section has its own procedures for identifying potential candidates and for winnowing the list through successive ballots of Section members. Some of these procedures are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others are lengthy and complex, involving screening panels, caucus ballots, and other mechanisms. And variations occur when candidates are nominated by two (or more) Sections. But, as illustrated in Fig. 1, all Section procedures culminate in two mandatory ballots—named, for reasons lost in history, the ‘‘Informal’’ and ‘‘Formal’’ ballots. Successful candidates then go forward as nominees for consideration by increasingly broad segments of the membership, beginning with the six discipline-based Classes into which Sections are grouped. Candidates can also be nominated by a group of members by petition (a Voluntary Nominating Group or VNG) or by a special group appointed by the NAS Council to search for candidates in a specific field or set of fields (a Temporary Nominating Group or TNG). In 2003,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Nomination and Ele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ouncil appointed six of these TNGs—one for each of the six Classes: Physical and Mathematical Sciences; Biological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Biomedical Sciences;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Applied Bio-logical,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These TNGs were charged with identifying and nominating younger candidates, both men and women; the work of the TNGs also has stimulated the nomination of women and younger members among the Sections. The Academy’s bylaws specify the maximum number of members who can be elected annually (currently 72), and each year the NAS Council determines the number of members that can be elected from each Class. In allocating these Class quotas, the Council takes into account the current size of the Academy and the areas in which it might grow. In early February, six Class Membership Committees—each of which is composed of representatives of all Sections in that Class—meet to discuss the relative merits of all of the nominees who have survived voting in the Sections. As illustrated in Fig. 1, the nominees of VNGs and TNGs are also placed in the mix. The end product from each Class Membership Committee is a rankorderedlist of nominees, composed of 150% of the total number of members that the Class is permitted to elect. Nominees who cannot be placed on the list because of this upper limit will be automatically considered again by the appropriate Section for the next year’s election. The rank-ordered lists of nominees for the six Classes comprise a ‘‘Preference Ballot,’’ which is sent to all Academy members in early March, along with each nominee’s biographical material and information about his or her standing on the Formal Ballot.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vote for a minimum number of candidates in all six Classes— not just their own—for their ballot to be valid. The results are tabulated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business session at the Academy’s annual meeting in late April. Members attending the annual meeting vote on the ‘‘Final Ballot,’’which contains the names of the 72 nominees who receiv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votes on the preference ballot, up to the maximum number permitted in each Class. The remaining nominees appear on a second list and—like those not ranked by the membership committees earlier in the process—are automatically reconsidered the following year by their nominating sections. Although the final list is voted on as a group, any member at the meeting may request that a name be removed for discussion and a subsequent separate vote. Such ‘‘challenges’’ are very rare. The new members elected each year are introduced and welcomed to the Academy by their colleagues at the annual meeting the following April. For the past 2 years, newly elected members have been 56 years old, on average. A list of the members elected this year can be found in the supporting information, which is published on the PNAS web site. One might ask whether the end result of this election process is worth the large amount of time and effort that is devoted it. Why does it matter that the 2,000 members of the Academy are so carefully chosen? There are at least two answers to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First, in principle, each member should serve as a role model for defining excellence in scienc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cientists in his or her field. Second, it is this Academy—along with its sister organizations,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that supports the enormous public service efforts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ur ‘‘operating arm.’’ Known as the National Academies, this four-part organization is chartered to provide extensive policy advice to our nation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The issues addressed cover a vast range—from stem cell research and the status of postdoctoral fellows and young investigators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to the dangers of arsenic in drinking water and of future climate change. By producing an average of more than one report every working day, the National Academies have greatly increased the wisdom of public policymaking. Election to the NAS confers editorial responsibilities for this, the Academy’s official journal, established in 1914 as a journal for members to publish their own important work and the work of others. In 1995, PNAS introduced direct manuscript submission, whereby any author—member or nonmember—can submit his or her work directly to the journal. All papers published in PNAS are evaluated and approved by an NAS member; the PNAS editorial office secures the appropriate editor for direct submissions. To honor newly elected members, the journal publishes brief biographies that accompany a research report in the journal, thus providing examples of role models of excellence in science. The journal has an open archive policy, with all articles made freely available to everyone on the web 6 months after publication. The PNAS web site receives nearly 2 million hits per week and conveys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to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the lay public. Bruce Alberts, President,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Kenneth R. Fulton, Executive Director,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Publisher, PNAS Fig. 1. Flow chart of the member nomination and election process. 1, Optional, as specified by Sectional procedures; 2, subject to modification by Sectional procedures; 3, an intersectional candidate must receive at least 25% on each Section’s Informal Ballot to advance to Formal Ballot and at least 50% of total Formal Ballot vote tobecomea Nominee; 4, Voluntary Nominating Group (VNG); 5, Temporary Nominating Group (TNG), which conducts informal and formal ballots subject to the same rules as Sections. www.pnas.orgcgidoi10.1073pnas.0503457102 PNAS May 24, 2005 vol. 102 no. 21 7405–7406 FROM THE ACADEMY: 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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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日没夜过两年,怎么样?
热度 2 tianlongipc 2011-4-16 08:05
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说他不长,我们以往的每次经历都大于2年,幼儿园3年,小学5年,中学6年,大学4年,研究生6年,两年放在里面不显山不露水;说他不短,两年,730个日夜,个位数不显眼,换算成小计量单位就刺激了,3位数了,我们一生又能有多少个730天呢?? 来南宁的路上,买了本《特别关注》消遣,里面的一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出版人何飞鹏先生的《没日没夜过两年》,文章的意思大体是说,何先生认为,培养一名合格的全能出版人周期需要2年,这2年内,他会一直给受训者加重砝码,加大工作量,受训者就需要没日没夜的忙碌才能完成这些任务,但这魔鬼地狱似的两年最后会培养出来一个真正的出版界精英。 何先生在文中不无遗憾的说,可惜能坚持2年下来的人,凤毛麟角。 我很理解这一点。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虽然这话很俗,但意思很对,人上人不多,因为能吃得苦中苦的人本来就很少。而且能吃苦与成功还不完全能划等号。 我就是一个没怎么吃过苦也不怎么能吃苦的人。 深刻的剖析自己的人生历程,侥幸、投机的心理一直占据上风,也许我是幸运的,学习不刻苦,母亲小时候经常拧我耳朵“你怎么这么贪玩,就没见你学习过,看看你哥哥姐姐都多用功”,这是爬在台灯下埋头苦读的哥哥姐姐们就会暗自窃喜,结果,哥哥大专毕业,姐姐本科毕业,倒是最懒散的我却稀里糊涂的读到了博士,连带着博士后也做了。 也许是有点小聪明吧,可能是从商人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点滑头滑脑,见风使舵,唯利是图,所以我会不折手段的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这条路太难咱就换条路,直接抵达不了梦想,咱就曲线救国,但中间到底吃了多少苦,似乎还真没有感觉。 但这种幸运不会一直陪伴一个人,而且是这种稀薄的侥幸。 工作马上就有1年了,这1年里,我为我的不能吃苦付出了一些巨大的代价,基础不够扎实,思想浮动,见异思迁,因为缺少吃苦的精神,遇困难就让的毛病害我不浅。 困难其实是个好东西,咬紧牙,战胜他,你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何先生的文字给了我一个启示,我现在还年轻,还没有到悲白发的年纪,拼出去2年,没日没夜的忙碌730天,失去一些安逸,我相信会收获更多超出期望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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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和理文编辑携手提供作者服务
热度 1 liwenbianji 2011-4-11 15:07
面向中国和日本科研人员的本地支持 美国物理联合会 (AIP) (www.aip.org) 和Edanz Group Ltd. ( 理文编辑 ) 与2011年3月21日签署合作协议,今后向AIP出版期刊投稿的作者在选择Edanz时会享受到更便捷、优惠的服务,中国和日本的科研作者将得到本地支持。新闻原文请见: AIP and Edanz Work to Support “AIP始终致力于为作者提供有意义的服务,”AIP期刊出版人Mark Cassar先生说。“为了实现这个承诺,我们的服务必须要突破常规,做到服务语言的本地化和服务时间的本地化。Edanz拥有专业的团队,能够帮助我们的作者提高写作质量,提升稿件的整体表达,出版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个环节均将受益于此。” Edanz的英语母语编辑具有丰富的经验,专业背景覆盖了大部分的学术领域,其中也包括AIP出版的期刊系列。除了可以帮助希望向AIP投稿的作者修改稿件外,Edanz还能提供一系列其他服务,如撰写附信、回复审稿意见等等。对于AIP的作者,Edanz将提供10%的优惠折扣。 “2010年AIP北京办事处的成立无疑表明了AIP对于今日亚洲学术研究重要性的认可,”Edanz Group Ltd.董事长Kerry Greer先生说,“Edanz是唯一一个完全扎根在中国、为全球作者提供学术英语语言润色服务的机构,在中国这个关键的、迅速发展的市场中,Edanz已经做好了助力AIP作者的准备。”AIP和Edanz将针对如何写好学术论文共同开展培训项目。 美国物理联合会是代表了超过13.5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教育者的由10个物理科学学会组成的联盟,它是全世界物理科学领域科学信息的最大的出版者。AIP还在教育和学生服务、科学交流、政府关系、科学和工程专业人士职业服务、统计研究、行业推广以及物理学和其他学科历史信息等方面提供有用的资源的专业的知识。AIP为科学学会和科学与工程学会的出版者提供伙伴解决方案,它是学术期刊电子出版领域的领导者。目前AIP出版13种期刊(journals.aip.org)和两份杂志 ,包括它的旗舰出版物《今日物理》,以及AIP会议文集系列。它的网络出版平台Scitation收录了来自28个学术团体出版社的190份学术期刊、会刊和学术团体电子书籍的160万篇论文。AIP推出了首个国际物理学界社交网络网站UniPHY,它集合了超过30万名科学家的信息,为全球科研人员的协作提供了平台。 Edanz Group Ltd.于1995年和2006年先后在日本和中国( 理文编辑 )成立公司,致力于提供英语学术文章的语言润色及相关服务。Edanz可以帮助作者提高文章的语言质量,达到国际期刊的发表标准,具有专业背景的英语母语编辑可以覆盖AIP所有期刊系列的学术领域。Edanz是唯一一家在日本和中国都设有办事机构的国际编辑服务公司,十分了解希望成功发表文章的英语非母语科学家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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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完了
热度 3 xupeiyang 2011-3-30 16:25
沈浩波:问李彦宏什么叫“管不好百度文库” 视频 http://book.163.com/11/0328/19/708MSLS100923INC.html 著名出版人沈浩波3月28日做客网易谈“百度侵权”
个人分类: 学术不端|2407 次阅读|3 个评论
期刊出版人的乐趣
whocj 2010-6-18 23:21
作为一名期刊出版人,我时常可以从每日的工作中找到许多乐趣,其中最令人欢欣鼓舞的,莫过于看到自己所管理的期刊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实质性进步,刚公布的2009年SCI期刊影响因子让我保持了一整天的高昂情绪。 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主编刘春明教授)2009年影响因子达到了1.395, 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62%!在Plant Science学科中的排名前进了12位。 Insect Science (主编康乐教授)2009年影响因子达到了1.118,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64%,在Entomology学科中的排名前进了12位。 Journal of Digestive Diseases (主编萧树东教授)今年首次获得的第一个影响因子即达到了1.791。 作为这些期刊的合作伙伴和团队一员,我真是由衷的感到高兴与自豪。 (图片来自于网络)
个人分类: 未分类|3942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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