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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雾里峨眉山—吴祖光
热度 2 dkysdc 2012-3-1 16:23
答复网友的评论时，在网上搜到吴祖光先生关于峨眉山的文章，这是一篇写于1956年的游记。写得活灵活现，大家不妨抽空读读，尤其是年青貌美的女子上峨眉山，可要小心山上的猴王。哈哈。。。 ********************************************************************** 　　作者简介：吴祖光 现代著名剧作家，导演。江苏省 武进县人。生于1917年。1937年至1941年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讲师。1941年至1943年在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世社任编导。1944年后任重庆《新民晚报》副刊编辑。1946年后任上海《清明》杂志、《新民晚报》副刊编辑。1947年至1949年在香港任大中华影业公司、永华影业公司编导。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先后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和导演，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编剧，北京京剧团编剧。1979年调文化部艺术局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话剧本《凤凰城》；《吴祖光戏剧集》（收有《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少年游》、《林冲夜奔》、《捉鬼传》、《嫦娥奔月》）；《风雪集》；散文集《后台朋友》、《海棠集》、《艺术的花朵》；京剧本《武则天》、《凤求凰》、《风云配》、《三关宴》、《咫尺天涯》、《三打陶三春》；戏曲本《踏遍青山》；编导《国魂》、《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等十一部电影片。 　　摘自： 选自《旅行家》1957年第 三期 雾里峨眉山 吴祖光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我曾在四川的“秀绝天下”的峨眉山住过两个月。一同上山，一同住在双飞桥清章阁上的一间房子里，并且一同下山的剧作家宋之的。一九五六年八月底我第二度再到眉山，距离前一次已经是十二年了。时代已经变了，解放后的峨眉山仍是那样郁郁苍苍；而十二年前的游伴，爽朗健硕的宋之的同志却在一年前再也教人难以想象地做了古人。想到这里，心里就觉得难受起来了。 　　从成都乘车出发的时候还是阳光明媚的天气，但是来到峨眉县就见蒙蒙细雨弥天盖地而来，远远望见的峨眉山在云里雾里若隐若现，真象含愁的美人一样眉双锁。是秋天了，绿暗红稀，雨里的峨眉特别显得萧索；山上游客也很少。我们来迟了一步，这上山下山的八天时间，就都在雾里过了。 　　报国寺时里读聊斋 　　在成都出发之前、我一人去西玉龙街，玉带桥街去逛旧书店；一来这里是十多年前常去的地方，二来我想买一本介绍成都的游览指南一类的书。从前在成都住的时候反而没想到认识成都；而这一次匆匆而来，又要匆匆而去便想尽可能地多亲近亲近，多了解了解这座可爱的城市。可是跑了两转非常失望，这两条街的旧书店本已很少，而象这样的书竟是一本也没有。旧书店的回答我的询问时，说：“没有。”脸上毫无表情，连头也不抬一抬，好象对这门生意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其余的书也找不到什么可看的，我想：跑上峨眉山，天一黑，点上油灯，便不能在山上活动了，最好找点适合山上情调的书读一读。我就想到了《聊斋志异》，谁知成都的书店里连《聊斋》也是没有的。我跑了两天才在人民公园（即是从前的少城公园）对门一家联营的古籍书店里买到了残缺了的半部《聊斋》。 　　解放以后，加以整理注释的许多古典名著都出版了，譬如《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等。唯独《聊斋志异》迄今为止只出了一部为专家或收藏家用的手迹影印本，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由于广大的读者喜爱这部书，所以现在是很难买到这部书了。至于在成都买不到介绍成都的书，这在别的城市我后来也碰到同样的情况，譬如在昆明也是买不到谈昆明的书。象这样有悠久的历史，有优美的风景、名胜的著名城市，外来的客人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们都想在来到的时候能够认识当地的风貌，找不到这样的书是不愉快的。相反，我记得在解放以前，这样的城市倒是大都有一部厚厚的无所不包的《游览指南》的。 　　车到乐山，去拜访乐山专区区委，才在宣传部借到了一部《峨眉山志》，还是（民国二十三年）在苏州出版的，距离现在二十多年了。 　　捧着半部聊斋，两本山志上峨眉。来到山下的第一座大庙报国寺已经是黄昏掌灯时候。天气热得很，我们一行五个人趁着天色已经暗下来，就在庙门外边的小河里洗澡。附近的农民牵着牛从桥上走过，点点头和我们打招呼。这假如是在城市里，几个人在路旁光着身子洗澡就会变成奇闻了，可是在这儿简直是这样自然，谁也不觉得新鲜的。 　　巍峨的报国寺油漆一新，虽然天黑了，也感觉得到那壮丽辉煌的气派。我被安置在后殿里一间客室里，全部是新式的家具，藤沙发，写字台，弹簧床，除了那一盏油灯之外便象地城里的大旅馆一样了。九点钟准备睡了，临睡之前，我到屋外走了一走，才发现这一排卧室就在后殿的廊前，对着房门是一排高大高庄严的佛像。天黑了，只凭着佛前的油灯看不清楚佛像的面目；我站在地上也就只及得佛前的须弥座一般高，还够不到佛的脚面；数了数，有七盏佛灯，影影绰绰地就是七尊大佛。佛殿当然也是高不可攀的，就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阵恐怖之感袭来，好象回到了那不可知的过去的年代。昏昏的大殿里只有我一个人，远远传来几阵鼓声也是那般深不可测，随后便是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人都到那里去了呢？常年住在大都市里的人是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种境界的。殿后草地里的秋虫又叫了起来，我慢慢地退回屋里把门关上了。 　　躺在床上睡不着，怕大佛会走进来。我顺手拿一本《聊斋》来看，一翻开就是《画皮》，这个厉鬼食人的故事可不敢看；再翻到《连城》，这个生死缠绵的爱情故事在这样深夜的古庙里也只只徒然增加恐怖。我把书扔了。但是睡不着，帐子外面“嗡嗡”的声音，好似远远的轻雷；伸出手去捉住一个蚊子，就象是苍蝇那么大，古人说“聚蚊成雷”真是不错。我紧闭上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睡着的。 　　第二天早晨走出房天已大亮，才知道这座后殿叫做“七佛宝殿”。七尊大佛都是满面慈悲，显然他们是保护人的而不会伤人的。真是很奇怪，这种害怕的心情还是十几岁时有过，宗教的魅力原来是这么震慑人心的；我想起十几岁在北京东岳庙里看见天王、鬼判、七十二司里受罪的冤魂时的惊悸的情景。 　　我把在成都市奔走两天才买到的半部《聊斋》收进了行李袋，决定在峨眉山再也不看这部书了。 　　 双飞桥下水 　　在报国寺又住了一天，第三天我们才上山去，我们走过了：伏虎寺，雷音寺，华严寺，纯阳殿，会灯寺，大峨寺，中峰寺，来到清音阁投宿。 　　清音阁下面就是峨眉山最幽静的去处双飞桥，这是我曾经住过不短一个时期的地方。我和宋之的同志住过的图书馆就在清音阁的旁边，现在已经拆掉了；但是“双桥两虹影，万古一牛心”，两条石桥下面的黑、白二水奔腾飞跃而来。两水当中的牛心石和奔泻下来的急流激起白浪如雨，溅到石上的杉树枝头，凝聚了一层冰花；道旁的幽邃，遮天的峭壁，都能找到十二年前的痕迹。水流过牛心石，水势便缓下来，雷鸣一般的声音也低下来；水清得可以看得清楚水底的白色的石子。这里是从前我们每天来洗脸、洗脚和洗澡的地方。即使在夏天，这里的水也清凉得叫人打战。现在已是秋天了，但是趁着忽然从云里伸出来的一缕阳光，我还是跳到水里去洗澡去了。好凉啊！好凉啊！可是又是那么爽快！这种清凉的，叫人头脑清醒的感觉我到今天——过了四个月之后还还能感觉得到。我相信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因为双飞桥下的水尽管千秋万古不断地流，但是我却不一定再来第三次。还有，尽管之的同志已经死去，而一九四四年那那个月的山居生活我也是再也不会忘记的。 　　吃过晚饭之后，坐在清音阁的正殿上记日记，写信。正殿实际是三面的敞厅，下面虽然有门，两旁却是露天的。夜里天很黑，没有月光，只听见水声像疾奔马群。山风很大，点着的一根洋蜡火焰摇摆不定；蜡泪不停地流下来，蜡烛很快地就变短了。烛光招来了无数的蛾子，飞蛾投火，一个一个烧坏了翅膀落了下来；蛾子身上沾着蜡油把我的日记本和信纸上都染上了油迹。赶也赶不掉，赌气我把蜡给灭了。 　　睡在清音阁，听了一夜水声。 　　猴子的故事 　　早晨起来，匆匆地就出发了。临走之前我又到小河去了一趟，因为昨天洗澡的时候，我把手杖忘在河岸上了。这么可爱的水，真是舍不得走啊！我用手捧起河水把头发和脸都浇湿了，就这么水淋淋地赶上我们的队伍。这是这样，一会儿水就干了，一点子印子也没有留下。 　　离开清音阁，一路都是上坡，没有昨天好走了。像九十九倒拐，年青小伙子也会走得气喘吁吁的。太阳缩在云缝里，有时也出来一下，这总没有太阳强多了。一路上风景可是真好，说一句老话吧，那就是：人在画图中。 　　三点半钟，我们快到九老洞，忽然有人喊：“猴子！”远望去，果然看见有两个猴子在半山大树间缠着的藤蔓上打秋千，但是一下子就钻进树荫里不见了。 　　峨眉山的猴群是出名的，十二年前我到山里来没赶上看见猴群。看见猴群也得碰运气，以前峨眉山的猴群有一二百头猴子，由一个猴王率领着；它们常去的地方是九老洞和洗象池一带。我记得从前上山的那回，在洗象池看见一间客房里的窗户上钉着木板，一对新婚夫妇睡在这间屋里；男人出去了一下，回屋时新娘不见了；原来是一个群猴子从窗外跳进来把新娘抢走了。新娘找回来没有，不知道，但是猴子特别喜欢女孩子，我在别处也是听说过的。 　　头一次上山时我就没有看见猴子。我知道有些人一路追赶猴子，可是猴子总比追它的人跑前一步；人家赶到九老洞，它们刚离开九老洞；再赶到洗象池，它们又离开洗象池了。当然也有刚刚遇见猴子的人，那可真是教人高兴的事情。这一回我从出发的时候，儿子抓着我的衣服说：“爸爸，你到峨眉山，给我带个上墨猴儿回来。”我是答应了孩子的，虽然我也没见过小墨猴是什么样儿。 　　这晚上我们住在九老洞。九老洞庙前面一块黑油油的峭壁像刀削过的一样，这么大，大得接住了半边天，把我们的住房挡得特别阴暗。我们到洞里去了一下，又到著名的看日出的天皇台去了一下；没有太阳，只有看看远远的千山万壑，也教人心怀舒畅。山上一片浓绿，石板缝里时常有一朵朵的小花还在开放。花是小的，但是生命力是这么强，它从这样坚硬的石缝里也要开出花来；花的茎和叶都非常纤小，但是花的颜色红得像早起的朝阳。 　　时间离睡觉还早，我们去问老和尚，猴子会不会来？老和尚说，猴子现在不会来，因为现在正是收包谷的季节，猴子都到包谷地里吃包谷去了。老和和尚告诉我们，猴子现在不多了，山上的一个猴群只有二十几猴子，还是这两年才组织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老和尚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四川解放的那年，峨眉山也来个解放军。解放军不用说有多好，他们很快地就把过去山上的许多黑暗不平的事情处理得顺顺当当。把当年的坏和尚、地主、恶霸，镇压的镇压，管制的管制；把峨眉山改造成了真正的清净的和平的安静的佛教圣地。有一回，一个解放军的排长在九老洞和老和尚谈话，一大群猴子跑来找吃的，和尚和游客们把许多食物扔给猴子吃。人们都看见猴群当中有一个特别孔武有力的大猴子，总是跑在许多猴子的前面，把扔来的食物自己飞快地吞下去。有小猴子来抢东西吃的时候，它总是拦着，常常一巴掌把小猴子打得老远。 　　排长同志不明白了，他问老和尚：“这个猴子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这么凶？” 　　老和尚告诉排长说：“这是猴王。” 　　排长一听就火了。说：“猴子里也有恶霸行为，这可不行！”他想到了革命的目的，他不能容忍这种封建压迫，他要为被压迫的小猴子求得解放。他掏出手枪瞄个准，把老猴王一枪打死了。 　　没想到的是，一两百个猴子一见猴王死掉，顿时一哄而散；转眼之间，一个也不见。可正应了一句俗语，叫做“树倒猢狲散”。 　　老和尚叹息不止，说：“你打得冒失了。老猴不让小猴到人前去抢东西吃，是怕小猴被人抓走。最保护小猴子的意思。猴子脖子底下有一个口袋，它回到家里把东西吐出来哺给小猴吃的。” 　　可是老猴死了。群猴无首，猴群作“鸟兽散”。这群猴子远不及《西游记》里花果山水帘洞的猴子；在水帘洞的猴子，自孙悟空走了这后，还能保持团结。而这一散，猴子们便从此不见，直到最近一两年才重复集聚起来，可是比原来的规模就小多了。 　　猴子会吃庄稼，其为害决不会下于麻雀，但是它们是名山之点缀。排长打猴子的理由完全无可辩驳，问题只在事先了解得不够，有点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就是这么一打，给峨眉山猴子的历史上留下了这一点波澜。 　　上了金顶下峨眉 　　从九老洞再上去，沿途的美景就不是我能写出来的了。整整二十里路。我们不停地在爬坡：钻天坡，阎王坡，七里坡；一个坡接一个坡。在雷洞坪后面看见浩荡无边的云海，一层一层；不见边，不见底；云在脚下翻滚。艺术家到了这里我看只有叹气了。因为用什么艺术手段也记录不了这样的奇观，峨眉山是梦里的仙山。 　　山上有一个小庙叫做“遇仙寺”。在这里我们当然没有遇见神仙，连仅有的一个和尚也不在庙里。庙里柱上挂了一块木板，木板上贴一张黄纸，用墨笔这样写着： 　　“游山的同志们本寺僧人上山搞生产去了庙内无照应同志们请你们大家要原谅峨山是风景区人人要爱护公共财物现在在灶房内有茶水请你们自便山高风大小心火烛千急千急本寺和尚白” 　　这个告白没有标点，直行写，又是从左到右，所以看了半天才看清楚。但是从这几行字里教人亲切地峨眉山在解放以后所起的本质的变化：僧人搞生产去了，房门没有上锁，为游客准备了茶水，叫游客小心火烛，受护公共财物……我走到灶间，炉火尚温；揭开锅盖，水是热的；我喝了一口水，把锅盖盖好，觉得水里有一丝甜味…… 　　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有点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在过去，这只是文学家的愿望；而今天，这里生活的真实。 　　这一天我们上了峨眉的最高处：金顶。 　　金顶冷得很，站在站在岩头可以远望见西方的大雪山，站在这里就像是在过冬天了。苏东坡有“峨眉山”诗： 　　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春风日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冻如蚁。 　　何况这时已时阴历的八月了，寒风家挟雨，透体生凉。 　　峨眉金顶的佳景是“云海”、“日出”，“佛光”和“远望雪山”。但是秋天一到，便雾满乾坤。这四种景色除了“日出”本是太阳的事之外，其他三种也都需要太阳作主要的陪衬，可是据说在这个季节里太阳是不愿出来的了。因此“云海”只剩下一片空蒙，“雪山”模糊不清，在大日光偶尔出现一下时的薄弱的“佛光”里也只能隐隐地看见我们的人影。我们等了两个早晨，太阳没有出来。 　　应当说明一下，即使是这样的天气，金顶的云海也是令人神往的。那样无边无际的白云的海啊！再也没有比这更宽广的世界了。 　　从北京到四川有这么远，我们想再来一次峨眉是很困难的了。可是我们来迟一步，该看到的美景 ，该享受的阳光便都不属于我们了。我们本想拍一些美丽的彩色的电影镜头回去，只因没有阳光和群芳零落——峨眉山有上百种的奇花——我们一个镜头也没拍成，只好怀着无限惆怅下山了。 　　在金顶的留言簿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欲为银幕留奇景，千山万水上峨眉；四日不晴三日雨，趁兴而来败兴归。 　　说“败兴”是指的我们的影片没有拍成，这主要怪我们自己不了解情况，事前没有做必要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一回我们明白了峨眉山的规律，写一来告诉要去峨眉而还没有去的人： 　　春天四月，满山百花齐放，山顶的云海最好看。 　　五六月山下晴朗，山顶多雨；满山游客，农民最多。 　　六月到八月是知识分子学生游山的季节。 　　冬天十一月到一、二月，山顶经常晴朗。云海，日出，日落，佛光，雪景都是最好的时候。雪景的最大特点是白雪压在绿树上。在别的地方的冬天，雪下只有枯萎了的枝条。 　　多巧！正确地说，应该是：多不巧！我们来的时候，正是什么也不是的时候。 　　更不幸的是我在金顶上碰见了我平生最怕的东西：跳蚤。而且不止一个，把我咬得啼笑皆非。捉也没法捉，因为我知道，捉 了一个又会来一个；而且天气太冷，捉起来很不方便。这样我除了羡慕那些不怕跳蚤的人就没话可说了。我问金顶的和尚，为什么有跳蚤？他说：“你是从山下带上来的。” 　　我说：“不是。山下没有跳蚤咬我” 　　他说：“这里从来就没有跳蚤。你看我。” 　　他做了一个很舒服的表情。这个辩论很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我只好认输，不谈了，决心喂跳蚤。 　　我们在一路斜风细雨中下山，跳蚤跟我下山才罢。雨把我全身浇得透湿。 　　可是在路上我们还遇见不少上山的游客。最使人感动的是有两位老太太，一步一步捱上山去，他们去拜佛的。 　　一共八天，我们上了山，又下了山，尽管我们来得不是时候，可是峨眉山的秀丽终是不可及的。峨眉山的和尚，和我们相处多日的普超、演观和我们没有见面的遇仙寺的留下告示的和尚，他们都是那么有修养；待人亲热，对祖国和我们的社会那样热爱和充满信心；为新生的峨眉抹上无限光彩。 　　我怀着希望下山来。希望成都到昆明的铁路快修好，那时火车就会在峨眉山下经过，就会有更多的人上山来。希望峨眉山在不久之后会装上电灯，那时殿上的大佛就不会吓人了。希望开一条上山的公路，让年老的人（像我们遇见的老太太）可以少爬点坡，可以坐着汽车上山。 　　这样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个人分类: 游记往事|2466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2011年中国石油新增探明储量13.7亿吨
毛宁波 2012-2-27 08:41
[转载]2011年中国石油新增探明储量13.7亿吨
2012年2月23日，国土资源部公布了我国石油天然气和主要固体矿产资源的最新储量。其中，2011年全国石油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3.70亿吨，同比增长20.6%，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9次超过10亿吨的年份。新增探明石油技术可采储量2.66亿吨，同比增长21.4%。 　　据悉，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大于1亿吨的盆地有5个，包括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渤海湾盆地、准噶尔盆地和渤海海域，合计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1.71亿吨，占全国新增探明地质储量的85.5%。 　　此外，天然气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7659.5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9.6%。新增探明技术可采储量3956.6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7.6%。长庆苏里格和南方元坝两个气田的储量均超过了千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去年全国煤层气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421.7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7.5%。 　　近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难以满足需要，需要依靠进口支撑，这也使得国内能源资源价格容易随国际市场而波动。有业内人士分析，重点能源资源探明储量的增加，有利于平衡国内供需关系，稳定价格，并使我国能够在国际市场更具话语权。 　　国土部昨日还表示，2011年度全国煤炭、铁矿、铜矿、铅矿、锌矿、铝土矿等重要矿产的查明资源储量均有不同程度增长；新探明大中型矿产地共132处（其中大型矿产地52处，中型矿产地80处），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云南、新疆、河南、山东、甘肃、吉林和湖北等地。其中，锑矿、锡矿同比增长2倍以上，钼矿增长近1倍，铝土矿增长40%，钨矿、磷矿和银矿的同比增幅也均超过25%。 本文来自: 全球石油化工网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ippe.net/news/html/201202/66496.html
个人分类: 中国能源|3295 次阅读|0 个评论
煤炭资源的开采现状及发展方向
kejidaobao 2012-1-31 14:55
宋振骐 1 矿山安全开采是国家重大需求 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长期处于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一直占70%以上。2010年国内煤炭消费29.65亿吨，占国内一次能源消费量的66%。按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可以开采使用100年以上。 近年中国建成了兖州、神华等安全与生产居世界一流的现代化矿区和大型矿井，但2001—2009年中国煤矿产量、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百万吨死亡率，2002—2007年中国煤矿安全事故数量及死亡人数，1999—2007年中国煤矿重大及特大死亡事故等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煤矿伤亡事故严重局面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例如，2001—2009年，中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分别为4.11人，4.81人，3.74人，3.03人,2.71人，2.04人，1.50人，1.18人，0.93人；2002—2007年，中国煤矿安全事故中，顶板、瓦斯、机电、运输、放炮、水害、火灾、其他事故比例分别为54.0%，13.6%，3.2%，14.5%，2.5%，3.3%，0.4%，8.5%；1999—2007年，重特大事故死亡总人数分别为3205人，3173人，2602人，2560人，2437人，2098人，2616人，2213人，1162人。安全事故严重威胁中国煤矿生产，影响采矿工业发展形象。 中国煤炭安全事故的主要趋势是：① 中国煤矿的安全形势日趋好转；② 煤矿安全事故总体死亡人数在下降，但一次特大型事故死亡人数有所上升；③ 涉及到煤矿采掘工作面安全事故（如瓦斯、顶板、水等）的预防与控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④ 在煤矿安全事故中，采动所引起的安全事故占较大的比重。 2 大力加强矿山防灾减灾对策研究 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国家《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油气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战略。”大力加强防灾减灾对策研究十分重要，主要研究方向为： 1） 上覆岩层运动与控制是矿山开采重大灾害成灾机理与防灾减灾对策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系统、深入研究采动覆岩的空间结构及其与矿山压力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采用先进技术研究监测岩体破裂和灾变过程，是防治和控制矿井重大顶板灾害的关键。 2） 矿井水害是开采过程中的主要灾害之一。特别是占全国产量70%的华北、华东、华南等工业发达地区，大部分矿井的开采深度已经超过500m，甚至达1000m，矿井水突出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矿山安全和高产高效，亟待进一步研究灾害机理及预防手段。 3） 瓦斯、火灾、冲击地压等灾害，一直是制约采矿业发展和安全的主要难题，且近几年呈现递增的势头，特别是群伤群亡事故时有发生，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3 有效控制矿山开采的重大灾害 不断完善重大事故预测及有效控制的理论，解决相关信息的采集问题是有效控制安全生产的前提，这方面还要改进有关工作，包括事故控制理论研究深度不够、事故控制技术和管理手段不系统等。 煤矿重大事故有效控制的途径是：① 实现生产过程机械化和自动化，重点突破适应各种地质开采技术条件的数字信息控制机电一体化装备，提高煤矿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水平；② 实现煤矿安全高效开采决策和实施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可视化和自动化。 迄今为止，中国矿山开采重大灾害的研究，仍然处在对矿山开采重大灾害成灾机理不清晰、不系统的发展阶段。这是当前一些煤矿事故频繁、重大事故和环境灾害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控制、开采经济效益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4 煤炭开采技术发展的方向 针对面临的问题，煤炭开采技术发展的方向及相关技术突破的重点包括3个方面： 1） 在顶板控制设计理论指导下“量体裁衣”，实现采掘工作面生产综合机械化、自动化，从根本上解决顶板事故灾害控制问题。相关技术突破重点包括：① 占全国矿井总数85%的中小型煤矿薄及中厚煤层易拆装电液控制轻型综采支架的设计和制造问题；② 实现支护机械化、自动化的综掘装备设计和制造机械化开采是安全生产的主题。近期由于机械化装备的进展使高产高效矿井发展迅速，2002年高效矿井产量占全国煤炭开采总产量的1/4，百万吨死亡率为0.082人。2007年高效矿井产量占全国煤炭开采总产量的1/3，百万吨死亡率为0.04人。按百万吨死亡率0.04作为国际先进标准，2007年中国煤炭仅有1/3产能是科学的。 2） 在“实用矿山压力控制理论”指导下，以机械化采集井下矸石为主体的绿色高强充填材料实现无煤柱充填开采，控制瓦斯、冲击地压、水害等重大事故和环境灾害问题。相关技术突破重点包括：① 无煤柱充填开采设计决策理论和模型建设；② 以井下采集矸石为主体的绿色高强充填材料制备；③ 井下矸石采集及充填技术装备研制。 3） 提高煤矿现代化管理水平，实现煤矿安全开采和环境灾害控制信息化、智能化、可视化。
个人分类: 栏目：卷首语|297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实现粮食“八连增”，转基因贡献在哪里？
热度 1 蒋高明 2012-1-22 19:15
蒋高明 2011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张意轩文章：《中国粮食50年来首次“八连增”》。文章指出：2011年中国的粮食再获丰收，总产跨上1.1万亿斤的新台阶，达到11424亿斤，比2010年增加495亿斤。连续第五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是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八年增产，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时期。 文章分析了“八连增”的重要机理，即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2004年的2626亿元快速增加到2011年的1万亿元左右；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减轻负担1300多亿元；粮食直补等“四补贴”资金由2004年的145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1406亿元。 也就是说，是政策因素促进了中国粮食的连续增加，即使在自然灾害面前、农民进城、地力下降等因素面前也取得了大丰收，且连年丰收(农业的规律一般是"一丰一欠二平", 我国打破了这一规律)。 粮食增收不能不提科技的贡献，这些贡献是什么呢？人民日报的文章分析到："国家强化科技支撑，构建了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了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组织全国1万名专家和35万名农技推广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探索了高产创建这一大面积集成推广实用技术的新途径，强化科技防灾工作，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上述文章的出处：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1-12/27/content_984305.htm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连续取得粮食“八连增”这一世界奇迹的科技贡献里面，找不到转基因的影子。 事实上，粮食增产绝对不能、也不可能有转基因的贡献。中国农业部早就宣布，中国没有种植转基因作物。2010年03月15日，中新社北京3月15日电发表记者王彤消息："截至记者发稿日期，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中国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今天在此间指出，依据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农业部对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按照用途分三类进行管理：一是用于研究和试验的，二是用于生产的，三是用作加工原料的"。 以上信息连接： http://www.chinanews.com/cj/cj-gncj/news/2010/03-15/2170505.shtml 农业部提到的中国农学家大干快上转基因研究的三项用途里，转基因本来是要增产的，但事实是，中国最近八年，不用转基因也连续增产了。在中国粮食生产的关键技术环节，国人至今没有看到，甚至还不可能期待到转基因会有什么贡献。 那些转基因农学家们在向国家伸手要钱的时候，是将粮食增产放在首位的。我国粮食“八连增”，转基因零贡献，怎么解释老百姓下面的疑虑：“那些巨额经费花出去，会不会打水漂呢”？ 某转基因大腕亲口对全国政协委员坦承，转基因不能增产。既然不能提高粮食产量，国家投巨额资金研究那劳什子干嘛呢？ 现在的态势非常明了：中国在海内外培养了大批转基因生物科学家，他们担心丢了饭碗，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在欧盟实施的生命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里面，压根没有什么转基因重大研究。美国搞转基因是公司行为，中国政府动用上百上千亿人民币的经费研究转基因，将100多个自然作物、家养动物乃至中草药都转基因，是跟谁竞争呢？在这充满了风险的转基因食物科学研究领域，即使中国领先世界了，这是喜还是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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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2011“三农”十件大事
whyhoo 2012-1-10 19:12
１.粮食总产“八连增”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1424亿斤，连续第五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农民收入实现连续八年较快增长。粮食丰收为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管理好通胀预期、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一号文件聚焦水利发展 　　今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将水利提升到关系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提出要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出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7月8日，中央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会议提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步伐，力争通过5到10年，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局面。 　　3.扶贫标准提高近1倍 　　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比2009年提高了92%。标准调整后，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也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到2020年，将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4.草原新政出台 　　《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出台。我国正式启动实施草原补奖政策，中央投资136亿元，在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用于实行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牧民生产性补贴以及建立绩效考核和奖励制度。草原牧区进入“生态优先”的科学发展新阶段。 　　5.超级稻再攀新高 　　在湖南省隆回县羊古坳乡，经农业部验收专家组测产，由袁隆平指导的108亩“Y两优2号”试验田平均亩产926.6公斤，创中国大面积水稻亩产最高纪录。这说明中国的水稻育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呼吁多年的种子安全问题，得到系统的、实质性的政策回应。 　　6.违法占地现象仍突出 　　去年，一些地方“以租代征”圈占大量耕地、违法批地等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些行为扰乱了土地管理秩序，也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毁坏耕地、强拆强占等土地违法案件，仍然是当前农村最突出的矛盾之一。 　　7.猪肉“瘦肉精”事件 　　双汇子公司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收购“瘦肉精”猪肉，引发社会各界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事件发生后国务院联合工作组赴河南督导检查。河南省下发通知，将全省的“瘦肉精”排查范围扩大至所有50头以下的生猪散养户。食品安全事件屡禁不止，给行业发展、消费者信心等各方面造成冲击。 　　8.校车安全事故 　　甘肃庆阳市正宁县校车事件造成21人死亡，江苏丰县校车事故造成15人死亡。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近期多次发生校车安全事故，还暴露出农村学校设点布局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对留守儿童的更多关注。 　　9.农村孩子的免费午餐 　　烧土豆、凉红薯、凉米粥，这就是一些山村小学孩子们的午餐。媒体人倡议社会捐款为他们解决午饭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中央还将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提高1元，达到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每天5元。 　　10.新农保试点大提速 　　在国家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的基础上，还有17个省份的444个县自行开展了试点，北京、天津等15个省份已实现制度全覆盖。国家试点加上自行试点，实际比例已超过全国总县数的85%。到去年底，将确保新农保试点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试点在60%的地区实施到位。 原文见 http://www.agri.gov.cn/V20/ZX/nyyw/201201/t20120109_24534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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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叶秀山：德国古典哲学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
whyhoo 2012-1-8 12:51
研究哲学史，重点还是要在哲学，作中国哲学史或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都不例外。这样就回到一个中心的想法，即学习西方哲学的成熟阶段，学习、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不失为一条好的途径。 　　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西方哲学史研究已经有了很详细的总结，我个人感到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在许多专家共同努力做出的丰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方面，虽经过种种曲折，但坚持了下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的条件下重新确立了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重要地位，取得可喜的进步。这个感想来自在中国作西哲史研究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这个条件的历史变化，当然也有学理本身的道理在内。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传统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哲学的研究工作，西哲史也不例外。在一个时期内，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吸引了许多有才能的学者，我们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的创始者贺麟先生，之前对于黑格尔哲学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此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机会，在翻译、研究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著名的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我们研究室除贺先生外，还有杨一之、王玖兴和姜丕之都以德国古典哲学为研究重点，相对于全国高校来说，自然形成一个中心和传统。 　　回顾起来，这个传统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受了一场考验，黑格尔哲学在当时一些青年学者的眼里，大有再一次成为“死狗”的趋势。年轻人的这种逆反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黑格尔哲学，离不开这几十年塑造出来的黑格尔形象：一个绝对主义者、极权主义者。绝对权威和君主集权当然是非常讨厌的思想，社会思潮有反对黑格尔的倾向是很自然的。 　　然而学术的职责在于以学术的工作努力向公众揭示一个真实的黑格尔，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真实精神。 　　自从杨一之、贺麟、王玖兴相继去世，我们研究室已经失去了老一代学者的呵护和教育，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和发扬这个传统，以自己的学术工作努力使德国古典哲学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更多承认。特别是近几年来，黑格尔哲学有了更加深入的讨论，受到较多的中坚学者的关注，在人大、武大、北大、复旦等高校哲学系，都有重要学者在作这方面的研究，翻译和研究著作也都成绩斐然。我们可以告慰贺、杨、王诸位老师了。 　　德国古典哲学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意义 　　德国古典哲学这个阶段，上接古代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传统，下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叔本华、尼采等，下开胡塞尔现象学以至后现代诸家，就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就哲学作为学科来说，是一个成熟期。 　　这个时期的德国哲学，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综合、大总结的阶段。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所思所想，涉及欧洲哲学史的基本问题，无论康德、黑格尔，还是费希特、谢林，其主要哲学著作，既是自己的哲学体系，又是一部具有特色的哲学史。不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是哲学史，而且《精神现象学》甚至两部逻辑学都是哲学史。这体现了哲学作为学科，是历史性的，而他们理解的历史，也是哲学性的，是人作为理性自由者共同创造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有效应的历史，也就是在道理上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他们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例证，也为我们研究哲学史做出了榜样：哲学史最不可以被理解为编年史，须得从哲学的视角从事思想性的工作，使哲学史回到哲学，也使哲学回到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古典哲学这个阶段的哲学，不仅对于研究哲学史，而且对于研究哲学具有普遍的意义。 　　哲学是一门很特殊的科学，它之所以特殊，乃在于它太普遍了。哲学无所不包，也可能做得大而无当；哲学虽大，也有它该—当做的和不该—不当做的事情。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倒不是下个定义就可了事的，但是研读德国古典著作的书，会对这个当与不当的度较为清楚起来。 　　当然，我们很可能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譬如他们强调的“经验”和“超越（超验）”之间的原则界限，他们之间也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他们的著作原本就是要挑动我们去反驳而开动我们的脑筋的。但我们须得学习的是他们思考的理路，亦即他们的思路—理路。这个思路—理路是哲学的。也就是说，研读之后，我们得承认，他们不是胡说的。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当然也要批判他们，但我们的思路—理路须得“在路上”，这条“（道）路”是历史显示了的轨迹，而不是随心所欲的野路子。 　　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是高举批判大旗而前进“在路上”的哲学家，这方面为我们做出榜样的还有马克思。马克思在黑格尔几乎要成“死狗”的时候勇于承认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核心价值，同时对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作出了彻底的批判。 　　恩格斯说，德国哲学具有彻底性的传统。这个见解之所以深刻，在于哲学正是一门彻底的学问，哲学而不彻底，则不是“在路上”。彻底性不是否定一切，否定一切未必真彻底；真彻底是要在“根本—根底”处——“基本”的问题上作出推进。哲学在社会—人生的“基础”中思考。“超越—超验”正是回归，哲学从“天”上回到“地”上；这条哲学之“路”，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开创出来的，也是和其他学科—科学的不同之处。 　　德国古典哲学确立了哲学自身的科学形态，哲学需要天才、灵感，但它也是概念体系，因而可教、可学。一般科学从现实总结、概括出思想—概念，哲学科学则使思想—概念回归现实。如何理解思想—概念的现实性，是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工作的主要目标。我们看到，这是一条现实的道路，而不是一条抽象的道路；是一条“入地”之路，而不是“升天”之路。 　　正是康德到黑格尔这些哲学家的工作，在不同的程度、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揭示了思维与存在之同一性这样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对于这个原则也有挑战，但这种挑战之所以受到重视，也正因为这个问题是存在于“现实—思想”的基础中。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原则，也就是理性自由的原则。“思想—概念—理性”具有现实性，也就是自由作为主观的“思想—概念—目的”本身就有客观性、现实性。自由乃是创造。正是德国古典哲学把自由牢牢地放置在哲学的科学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门自由的科学，是一个自由概念的体系，或者说概念的自由体系。 　　德国古典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 　　许多学者在德国古典哲学方面做出的工作，其意义不仅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对于普遍哲学理论思考的推进，甚至对于我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工作，也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哲学思维能力的民族之一。我们的《老子》五千言不可能抵不过希腊泰利士那句可疑的话“万物始基是水”。不过我们应该承认，欧洲人从那些片言只语和《残篇》中，有能力开发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划时代的哲学思想，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哲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我们须向人家学习的。 　　学习是一个缩短的过程，人家花费数千年走过的路程，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走过来。就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来说，我们以学习他们哲学的成熟形态入手，未尝不是一个较好的途径。 　　我们的前辈早已开始了这项工作。贺麟老师早年已经把中西哲学问题会通起来思考并很有成果，他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一。王玖兴老师原本跟冯友兰学中国哲学，而杨一之老师在中国的诗书典籍方面家学渊远，他翻译的黑格尔《大逻辑》，过去觉得文字古老不太好懂，现在读起来典雅而又准确，犹如蓝公武所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尽管是从英文转译，但就中文文字来说，值得参考阅读。 　　我们老师辈里治中国哲学的，大都很重视对照参考西方哲学，如冯友兰老师的西学基础是得到大家一致钦佩的，他后来出版的独卷《中国哲学简史》，直接深入哲学基本问题，我们学西哲的读来，竟有点黑格尔的意味，而不是早期新实在论所能框得住的。 　　注重中西哲学会通的还有一位牟宗三先生，他的西学得力于康德，他对康德的理解近年受到质疑，但他在贯通中西哲学工作上的成绩，是不可否认的。 　　看来，研究哲学史，就学科分工说来可以有两种路子，一是历史的，一是哲学的，而这两条路子原本是同一的。研究哲学史，重点还是要研究哲学，作中国哲学史或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都不例外。这样就回到一个中心的想法：学习西方哲学的成熟阶段，学习、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不失为一条好的途径。（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本文是作者根据2008年一次发言稿删改而成的。） 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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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军校改革背后的战略指向
whyhoo 2012-1-6 13:16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里，中国军校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军情的发展之路。全军院校会议则是每次中国军校进行重大改革的标志。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强力推动，中国军校才逐步由不成熟、不规范和不完整，走向成熟、规范和完整。 　　2011年，解放军四总部联合召开了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这是一次在我军院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它提出了诸多改革措施。 　　 通过调整结构建构起了新型军校体系 　　结构决定功能。院校体系结构是发展军校教育、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组织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校长期划分为指挥院校和工程技术院校两大类别，指挥院校实行初、中、高三级培训，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高等两级培训的体制。 　　在2003年举行的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上，打破了这种已经施行50多年的军校体系结构，搭建起新型军校体系结构。新型院校体系与以往最显著的差别是，将指挥和工程技术两类院校调整为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两类院校。实行生长干部学历教育、干部任职教育分别由学历教育院校和任职教育院校承担，建立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完全分离的体系，有利于发挥两类院校各自优势，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但2003年提出的新型院校体系仅仅搭建了一个基本框架，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距离“完善”的目标体系还有较大的差距。这次院校会议针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优化了军校体系结构。 　　一是整合了军校数量。按照资源整体优化的原则，这次调整，从军校绝对数上看比第十五次院校调整时减少了4所。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提高院校培养效益，对少部分重复建设、规模小的任职教育院校，进行了资源整合。如对一些步兵、炮兵、通信、军交、空军飞行等数量偏多、资源比较分散的院校进行整合和合并。空军6所飞行学院整合组建空军哈尔滨、石家庄、西安3所飞行学院。炮兵指挥学院和炮兵学院南京分院合并组建为南京炮兵学院，海军飞行学院和海军的两个训练基地合并组建海军航空兵学院。在改建部分士官学校的基础上，士官学校数量由4所增至8所，军官院校数量实际减少了5所。 　　二是调整了学历教育院校与任职教育院校比例。这次调整，按照学历教育院校“高度集中”、岗位任职教育院校“高度细化”原则，减少了6所学历教育院校，增加了两所任职教育院校。这一减一增，学历教育院校由过去占院校总数的32.9%降为25.4%,任职教育院校由67.1%提升为74.6%,进一步突显了任职教育在军校体系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三是重新划分了任职教育院校类型。为解决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完成多样化任务急需人才的培训能力不足，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训体系不够合理等问题，这次院校调整将任职教育院校划分为联合指挥院校、军种指挥（系统）院校、兵种（专业）院校和士官学校四类院校。新的任职教育院校类型，是这次院校调整改革的重大突破。 　　四是重构了任职教育院校层次结构。院校层次结构，是军队院校在纵向上不同等级院校之间的构成关系。为适应指挥军官逐级培训制度改革和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要求，这次院校调整在培训层次上，把过去培养指挥军官的初、中、高三个培训层次，调整为初级指挥、兵种（专业）指挥、合同作战指挥、联合作战指挥四个培训层次。 通过优化模式完善了军校培训体制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完善培训体制是军校改革的关键，也是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调整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这次改革一是完善了依托国民教育体制。实行军队生长干部由军队院校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是我军干部培训体制的重大创新。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的50年里，军事人才的培养一直是由军校独立承担。2000年国务院、军委颁发了《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拉开了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序幕。2003年军委《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提出，逐步实现军地通用人才主要依靠地方院校培养，到2010年依托培养军队干部的比例达到60%。到2006年，全国已有112所高等学校承担了国防生培养任务。 　　为进一步完善依托培养体制，这次会议着眼于军队建设实际，从总体上适当减少了依托地方院校培养比例；为保持军队特色、强化作战指挥，会议还特别强调军队主战兵种指挥军官和其他特有专业军官仍立足军队培养；为加强国防生管理，提高培养质量，适当减少了承担国防生培养任务的地方高校数量，进一步完善制度；着眼地方大学生参军入伍逐步增大的实际，调整依托培养政策，把地方大学生战士提干纳入依托国民教育培养生长干部的范畴。 　　二是明确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训体制。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是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要求贯穿指挥军官培养全过程，逐级建立分工明确、衔接紧密的培训体系，是这次院校调整改革的重要成果。 　　会议明确指出，要逐步推行指挥军官任职培训入学考试、资格审查和差额录取制度；中级任职教育院校，要侧重联合作战基本理论和军兵种运用教学，培养学员指挥本军兵种部队参加联合作战能力；高级任职教育院校，要侧重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和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理论与实践教学，培养学员战略运筹和联合作战指挥能力。 　　三是完善了生长干部“合训分流”组训方式。第十四次全军院校会议提出“合训分流”，十多年的探索表明这种新的组训方式，有利于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基础与培养岗位任职能力。为解决当前“合训分流”组训方式“合得不够”、“分得不全”、“配合不力”的问题，这次调整改革按照规模化、集约化培养人才的思路，进一步减少了学历教育院校数量，增加了任职教育院校的数量。如将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学院、电子工程学院、军事经济学院、军事交通学院调整为任职教育院校等。在人才培养总体设计上，重点突出指挥人才四年“合训”与“分流”两个阶段的衔接。优化“合训分流”教学任务分工，前三年“合训”阶段，在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基础的同时，完成全部军事共同课目训练，加大军政训练比重，强化军人基本素质和领导管理素质培养；后一年“分流”阶段要贴近学员任职岗位，重点进行军事专业训练，加强第一任职能力培养。 通过优化布局改革了军校研究生教育 　　从20世纪80年代初军队恢复学位制度和发展研究生教育以来，主要是为院校和科研机构培养学术型人才。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以单一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为主的研究生教育已经难以适应军队建设需要，急需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2001年军队学位委员会提出，军队研究生教育由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战略转移。2002年总参、总政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的通知》，批准国防大学等军队院校开展教育试点，标志着我军走上了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 　　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在总结我军研究生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针对高中级任职培训与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招生的主要对象一致、主干课程相近、培养目标相同的实际，实行指挥类研究生教育与任职培训融合式培养制度。会议还提出要合理确定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比例，2020年前专业学位研究生占全军研究生培养总数的比例达到50%。要调整学位层次结构，使博士、硕士比例，学位授予数量与军事人才培养规律相适应。 　　 通过调整任务改建了一批新型院校 　　当前，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推动下，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作战样式、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许多国家把培养具有信息化作战指挥能力的指挥官、信息战专家和信息技术人才作为应对新军事变革挑战的基本任务。 　　为较好地适应新军事变革形势需要，这次院校调整在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基础上，调整改建了战略预警、特种作战、国防信息、陆战、空降、边防等兵种和专业院校。如将通信指挥学院改建为国防信息学院、空军雷达学院改建为空军预警学院、西安陆军学院改建为边防学院等。改建这些院校，可以较好地适应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建设需要和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需求。 　　此外，这次军校改革还将部分军校校名进行了调整。如将后勤指挥学院、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分别更名为后勤学院、装备学院；将防空兵指挥学院、工程兵指挥学院、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分别更名为防空兵学院、工程兵学院、防化学院。通过改名使中国军校体系结构更加成熟、更加规范。 原文见 http://gaojiao.jyb.cn/gjsd/201201/t20120106_4731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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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热度 2 whyhoo 2011-12-30 11:52
自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给予了越来越密集的关注，涌现出了破解“中国之谜”的无数“答案”，其中有不少“答案”刻意回避乃至抹杀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就实质来说，中国道路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创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道路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 　　中国道路的一个根本特色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在另一方面，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发展，又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也讲要坚持社会主义，但却是在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地从生产关系上去规定社会主义的特征的意义上，或片面地在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意义上去“坚持”社会主义的。结果是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又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来固守，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反对。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特别强调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就是说，要自觉地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巨大成果，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坚持”什么的问题上，正本清源地确立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坚持社会主义中的首要地位。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265页）后来，他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规定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二是在怎样“坚持”的问题上，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改革开放的任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在确定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还有一个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体制和政策，还是选择好的体制和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任务：“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正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突破了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神圣化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建立了并不断完善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开始时，国际上曾经有一些左派和左翼政党质疑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逐步改变了人们的认识。现在，人们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对此形成共识：例如，美共主席萨姆·韦伯在深入观察许多国家的情况后指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尝试迅速跨越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市场关系阶段，结果却造成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利用市场机制却加快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他说，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也会将市场机制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日本共产党则在2004年二十三大的新党纲中，改变了旧党纲中关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必要的提法，强调指出通过市场经济迈向社会主义，是适合日本条件的社会主义规律性的发展方向；市场经济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有人认为，中国这样搞现代化，是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信仰，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做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不同层次上的原则界限: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发展道路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剥削和掠夺、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因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因而要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好得多。在这个层次上，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邪路。第二个层次是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层次。邓小平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如利用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某些经营管理形式、实行市场经济以及吸收外国资本等等，但是，这绝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前三项都是没有阶级性的，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而外国资本虽然本来从性质到作用都是资本主义的，但在来我国独资或合资经营的情况下，在作用上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着四项基本原则。所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在这个层次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做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显然是把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社会基本制度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利用资本主义中的一些有用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正是中国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创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典型实例，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而且一举而证伪了有些人所谓“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的贬称。 　 　二、中国道路把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胜，以后又在欧亚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取得胜利。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外，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具体国情考虑不足，而去机械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应采取措施的某些论断，因而出现了离开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等问题，以致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其社会主义建设一再遭遇困难和挫折，也使一些人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 　　邓小平在把坚持社会主义同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破解了这个难题，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党的十三大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展开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论述：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这条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实践证明，只有长期坚持这条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方针和制度，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在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的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外有评论指出，实行这种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还为制定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加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国外有一些评论指出，这种理论和政策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有了这个突破，才有可能制定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政策”，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又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到实践都始终把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反之，在有些极度贫困落后而又自称搞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却“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三、中国道路把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还必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使社会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正确回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胡锦涛总书记把邓小平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对外“主张和平”的根本战略联结和贯通起来，正式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这一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华社博鳌2008年4月12日电）在国际上它表现为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就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来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由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等世情促成的。在国际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我们正在践行一条标志着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道路。因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的，而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国情和时代背景却决定了我们必须践行一条标志着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的和平发展道路。这就是说，我们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又以自己本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我们参与维护和建设现存国际体系，又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也永远不称霸，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评论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大大扩大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领域的主要任务，在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之外，加上了“促进共同发展”这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结论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将社会主义乌托邦变为科学和实践的一大步。（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 　　在国内，作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内表现的科学发展观，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又借鉴和超越了当代西方的新发展观，它的提出和贯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不断地完善着适应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外有的媒体评论说，中国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它把只重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扩大，转变为对生活质量和公平感等内容的关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政策指导，这使得长期以来“一边倒”式的开发开始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平衡发展。这就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hqwg/2011/201124/201112/t20111228_1324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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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刘延东在首届中华艺文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whyhoo 2011-12-24 22:05
同志们，朋友们： 在全党全社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首届中华艺文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首先，谨向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艺文奖、青年奖的获得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辛勤工作在文化战线上的广大文化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候！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我国文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呈现出活力迸发、硕果累累、英才辈出的崭新面貌，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践表明，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现代化建设，有力地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国家能有今天这样的综合国力，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战线功不可没。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文化工作者自觉承担繁荣发展文化的崇高使命，以生动的艺术实践、卓越的文艺创造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业绩显著的优秀人才，今天的获奖者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你们在文化艺术的不同领域，以饱满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创造出许多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感人的形象，以实际行动、非凡造诣铸就了献身文化事业、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精神品质，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追求卓越的时代风貌。你们的职业生涯体现了文化艺术为丰富繁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作用，浓缩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蓬勃历程，彰显了文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肩负的历史使命。你们是文化战线学习的楷模，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骄傲。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工作队伍中还有许许多多人民喜爱、广受赞誉的老艺术家和优秀的中青年人才，虽然没有获得今天的奖项，但他们同样是文化艺术领域不同门类中的佼佼者，同样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社会尊重和赞扬。实践证明，我国的文化工作队伍是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队伍，是一支国家和人民充分信赖的队伍，是建设先进文化的中坚力量和宝贵财富。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期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广大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广大文化工作者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肩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继往开来，务实创新，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建功立业，再创辉煌。 第一，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使文化创造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要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方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个方面，使之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影响力和凝聚力。要坚守正确的文化立场，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积极探索以不同文化形式表达和传递正确导向的有效途径。 第二，努力创作更好更多的精品力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创造应追随伟大时代、记录人们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产生更多体现盛世风采、把握社会脉搏、高扬时代精神的佳作，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内涵。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注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繁荣文化创造，讴歌时代和人民。要树立精品意识，提高创作质量，努力生产出具有国家水准、民族风格、中国气派、时代特色的传世之作，把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使文化艺术的百花园更加绚烂多彩。 第三，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感召力。要确立世界眼光，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出去、“请进来”，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对外文化交流，促进各国间文化的对话与互鉴，厚植中国与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要以中华文化艺术深厚的历史内涵、民族特色和独特艺术魅力，打造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品牌。中华艺文奖评选也需要积极探索，拓展视野，面向全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丰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四，努力造就继承创新、德艺双馨的优秀人才。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关键靠的是人才。要建立完善文化艺术人才健康发展和脱颖而出的运行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艺术精湛、结构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既懂文化艺术又善经营管理，既善于开发国内市场又熟悉国际市场的复合型、创新型、外向型经营人才队伍。同时，要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我国文化队伍整体素质和实力。各有关方面要努力为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实践证明，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多年来，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以中国艺术研究院名义颁发的中华艺文奖，由民营的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捐资支持，就充分显示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性，体现了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回馈社会、义利兼顾、德行并重的奉献精神，彰显了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战略意识，这种做法应该予以充分肯定。我们衷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热心企业支持中国文化繁荣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文化强国建设中来。 同志们，朋友们！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角，广大文化工作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弘扬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新风，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再过10天，2012年元旦就到了，在此向在座的各位艺术家和全国广大文化工作者致以新年的问候！祝大家艺术之树长青！阖家快乐、幸福安康！ 原文见 http://www.ccnt.gov.cn/xxfbnew2011/xwzx/lmsj/201112/t20111223_2256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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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怎样观察当代中国
whyhoo 2011-12-23 10:32
【提要】当代中国即新中国，是指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观察当代中国，一要历史地看，既看新中国成立至今60年的历史，也要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二要全面地看，既看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发展，也要看新中国仍然面临的诸多问题和落后方面。三要发展地看，既看新中国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也要看新中国具有克服这些制约因素的有利条件。 当代中国也称新中国，是指1949年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用一个小时讲清楚当代中国的国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过中国有句俗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说，送给别人鱼，不如教给别人打鱼的方法。因此，我想在这段时间里重点介绍一下观察当代中国的方法，或者说谈谈怎样看待当代中国，这或许会对诸位了解当代中国的国情有所帮助。 一、历史地看当代中国 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都与自己成长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要真正了解当代中国，不仅要看她成立至今60年的历史，而且要看她成立以前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 当代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初，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然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用我们的话说，叫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苏联当年所实行的一党制与排斥市场和私人经济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所实行的以多党制和私有制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 对于当代中国这个最大的国情，总有一些西方人持反对态度。他们或者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是专制主义的，与市场体制相矛盾；或者宣称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假的，仍然由国家所控制；或者认为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而已。这些看法除了政治上的偏见之外，主要是缺乏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地域辽阔，但四周多有天然屏障，在地理上相对封闭。考古发掘证明，至少170万～180万年前，人类就在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繁衍生息了。大约四五千年前，中华民族开始形成，并出现建立在宗法制和分封制基础上的统一的城邦式国家。在约2200年前，秦始皇将一度被诸侯们分裂的中国再次统一起来，并废除分封制，建立了由中央直接任免地方官员的郡县制，形成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和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由此直到19世纪初叶，中国不知发生了多少次分裂，更换了多少个王朝，地主阶级和后来与其相适应的儒家文化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中央集权和大一统始终是历史的主要趋势。中国历史的这一特点与世界上其他几个古老文明的历史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 18世纪后半期，欧美各国掀起工业革命高潮，并于此前后纷纷建立起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那时的中国，仍然处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最先强盛的西方霸主英国为平衡其海外贸易，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不仅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而且严重影响中国的财政收入。19世纪30年代末，清王朝决定禁止鸦片贸易。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救国对策。有的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不接受西方的制度；有的主张在维护封建王朝的前提下部分学习西方的制度，如君主立宪维新变法等等；有的主张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同时抗拒西方列强的入侵。还有人面对国内农民起义和民众反抗运动，主张联合西方列强，“先安内，后攘外”。事实证明，这些道路在中国统统走不通。 正当中国人迷茫彷徨之时，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年后，中国在它的影响下爆发了把反帝和反封建联系在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又过了两年，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把它和已经出现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虽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它们并不想使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而只想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所以总是勾结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削弱中国的主权，压制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也总是靠出卖主权和民族工商业的利益来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因此，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必须首先消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只拦路虎。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丧失民族独立、没有一点合法斗争空间的旧中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依靠工农联盟，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历史证明，共产党的主张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正由于实行了这些主张，中国人民才经过28年的奋斗，打倒了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为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之始，没有选择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和某些国家的联邦制，而是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且面对经济的落后局面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为尽快建立现代工业和巩固国防，选择了苏联那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进行了农业的合作化和工商业的国有化、集体化，实行了计划经济的体制，从而使中国得以把有限的资金、物资、科技人才集中起来，保证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基本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企业缺少自主权、产销互不见面、对市场反应不灵活等弊端。因此，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便提出了探索适合自己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后来，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属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从1978年起，开始对这一体制进行认真地改革，先实行了一段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接着于1992年转为建立在国家宏观控制下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逐步调整所有制结构，使过去单一的国有制、公有制，变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合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农村，撤销了政企合一的人民公社，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户土地承包制。在城市，还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除少数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由国家独资经营外，大部分实行股份制，允许私人参股，到股市筹集资金。与经济改革同步，实行了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吸引外资，兴建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城市，直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另外，针对战争年代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和法制不健全的状况，中国也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例如，实行党政职能适当分开，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保障法律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等。但是，改革的目标不是要取消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相反，是要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政治保证。 我们常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不是两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中国人用鲜血换来的历史结论。如果中国不坚持这条道路，不仅不会有发展，而且必然会引起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直至国家分裂、内战爆发，使已有的发展成果丧失殆尽，最终倒退回被外国势力瓜分的旧时代。 二、全面地看当代中国 我们看一个人，既要看他的优点、长处，也要看他的缺点、不足。看一个国家同样应当如此，尤其看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更要这样。否则，就会像寓言说的“盲人摸象”那样，只摸到象的一只耳朵或一条大腿，便以为那是整个大象。 前一时期，西方一些人鼓吹“中国威胁论”，近来又有一些人大谈特谈“中国责任论”和所谓“G2时代”的到来，主张中国应与美国组成“两国集团”，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这些提法在客观上有承认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面，但由于主观上是为了诋毁中国或给中国设圈套，因此必然无视中国所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理念，忽略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客观事实，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那么，怎样看当代中国才是全面的呢？我认为，起码应当看到以下两点： 1．当代中国的60年确实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 首先，看改革开放前的30年。 新中国成立时，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固定资产仅有112亿元，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从民族资本家手中赎买的固定资产不足20亿元，二者相加130亿元。中国人民就是靠这点家当，在内缺资金、人才、资源、经验，外有西方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仅在初期得到了苏联的一些援助），通过连续5个五年计划建设，使1952年～197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如果按GDP计算，有权威统计学家认为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7.3％），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4％。那30年，基本建设投资6440亿元，累计新增固定资产是1949年的56.3倍。 在工农业产品方面，钢产量1949年仅为15.8万吨（旧中国最高年产量为93万吨），而1978年已达3200万吨，超过了英国。石油产量1949年仅有12万吨，而1978年已达1亿吨，做到了完全自给。粮食产量1949年仅为1.1亿吨，而1978年已达到3亿吨，增长了近2倍。 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营运里程和公路里程分别由2万公里和8万公里增加到5万公里和90万公里；港口吞吐量和民航旅客周转量分别由1400万吨（1952年）和1.8亿人公里，增加到2亿吨和28亿人公里。 在制造业和科技方面，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说过：“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经过那30年的努力，中国不仅造出了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而且造出了火车、轮船、发电机、水压机，还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发射并回收了人造卫星，500多种工业门类基本齐全。 在文教卫生方面，小学、中学和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分别由1949年的2400万人、120万人、11.7万人，增加到1.46亿人、7400万人、85.6万人；科技人员由1952年的42.5万人增加到434万人；婴儿死亡率由旧中国的20％下降为2％左右，天花、鼠疫、霍乱、黑热病、回归热、斑疹伤寒、性病等恶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人均预期寿命由旧中国的35岁提高到67岁。 其次，看改革开放后的30年。 1978年，中国纠正了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想，抓住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的机遇，毅然决然地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同时发扬与时俱进、奋力拼搏的精神，使经济有了更为迅猛的发展。从那时到2008年的30年来，GDP年均增长9.8％，经济总量达到3.8万亿美元，在世界上由第10位跃升至第3位，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1.8％提高至7％。 在工农业产品方面，钢产量由3200万吨增加到5亿吨，原煤产量由6亿吨增加到28亿吨，年发电量由250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3.5万亿千瓦小时，粮食年产量由3亿吨增加到5.28亿吨，均处于世界第一或第二位。 在制造业方面，以汽车为例，由15万辆增加到900多万辆，2009年可望突破1000万辆。美国《时代》周刊在新中国60周年前夕发表文章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生产全球三分之二的复印机、微波炉和鞋子，60％的手机，55％的DVD，50％以上的数码相机，30％的个人电脑，75％的儿童玩具，等等。” 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公路的里程分别由5万公里和90万公里，增加到8万公里和373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从无到有，分别达到7000公里和6万公里；港口吞吐量和民航、铁路客运量分别由2亿吨和230万人、8亿人，增加到43亿吨和1.9亿人、13亿人＋。 在对外经济方面，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6亿美元增加到2.6万亿美元，提高了100多倍；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9.7％增加到68％，提高近60个百分点；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0.8％提高到8％，居世界位次由第29位上升到第3位。旅游入境人数由181万人增加到1.3亿人，其中外国游客由22万人增加到2600万人，外汇收入由2.6亿美元增加到400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累计1万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85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加到1.9万亿美元，2009年可能达到2.3万亿美元。 在科技教育方面，相继建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每秒10万亿次的高性能计算机和64位的电子计算机中心处理器（CPU），自主研发的卫星绕月飞行和载人航天飞行（包括出舱）获得成功。小学和初中实行了义务教育，入学率分别达到99％和98％；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分别达到66％和23%，在校大学生由85.6万人增加到2000万人。这30年累计培养大专以上学历学生3000万人，其中硕士180万人，博士24万人；出国留学人员累计121万人。 在社会事业和人民生活方面，城市化率由18％提高到45.7％，平均每年增加0.9％。就业率为96％，其中约1.5亿农民进城务工，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由80％下降至60％。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6.5倍和6.3倍，年均增长7％。2008年底城乡居民存款余额为22万亿元，比1978年底的211亿元增加1000多倍，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0％。人均居住面积，城乡居民分别由6.7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20.4平方米和23.5平方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8％和68％下降为36％和43％。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1200万，不到人口总数的2％。洗衣机、彩电、电冰箱、空调等耐用消费品已基本普及。固定电话的家庭普及率由1％提高到67％，达到3.4亿部；移动电话更由零增长为6.4亿部，普及率达到48％。互联网上网人数超过3.5亿人，居世界第1位。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2‰下降到5‰，30年平均增长率为1.1％，相当于少生2亿人。人均预期寿命也由67岁提高至73岁。还值得一提的是，30年来中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2137个，创造或打破世界纪录1001次。 2．当代中国在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按人均计算，各项发展指标都偏低。中国目前有13.3亿人，任何一个数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相反，除以13亿也会变得很小。例如，2008年中国人均GDP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字是3200美元，低于世界人均9000美元，仅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在世界排名中居第106位，处于许多非洲国家，如利比亚、赤道几内亚、加蓬、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哥斯达黎加、南非、安哥拉、纳米比亚、佛得角之后，与刚果（布）、斯威士兰、摩洛哥、埃及不相上下。许多工农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也很低。例如，2008年钢的人均产量只有378公斤，远远少于日本、韩国的人均1000公斤，连印度也不如；粮食的人均产量只有399公斤，低于世界人均450公斤的水平。 其次，发展存在着粗放和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主要表现是，质量、效益不够高，资源环境生态代价过大。例如，2005年中国的GDP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消费的石油、原煤、粗钢、水泥和氧化铝却分别为世界消费总量的7.8％、39.6％、31.8％、47.7％、24.4％。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区域和高低收入人群的差别都有扩大的趋势。例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别由1978年的2.5：1扩大到2008年的3.1：1。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了警戒线，在世界排名中居第93位。不久前公布的“胡润富豪榜”还显示，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超级富翁已有100多人，拥有1.5亿美元的人多达1000人以上。而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外，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因此，如果仅仅看城市或东部沿海地区，很难反映中国的全面情况。 更为严重的是，科技创新能力仍然不足。许多机电出口产品的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就连出口服装和鞋等低端产品，大部分品牌也是外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许多产品的相当一部分利润交给别人。据报刊披露，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了国外的专利持有者。这个状况不改变，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将会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从长远看，人口、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越来越大。人口中性别比和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全国男性比女性多近4000万人，一些地区的新生儿男女性别比甚至超过130：100；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人口总数的10％。预计到2050年，8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1亿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人均耕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耕地有1.2亿公顷，仅占世界耕地的6％，少于印度的1.6亿公顷和美国的2亿公顷；人均只有0.09公顷，不到世界人均0.2公顷的1／2。人均淡水资源2156立方米，不到世界人均6800立方米的1／3。全国660多个城市，有2／3缺水，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已达到50亿吨，人均虽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美国为20.6吨，澳大利亚为16.2吨，英国和日本为9.8吨，德国为6.2吨），但绝对量毕竟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17％。无论出于自身利益还是全人类利益，排放量都只能逐渐减少而不能继续增加。所有这些，对于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都将是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说到军费开支，中国也是很低的。近30年来，中国为了把更多的钱用于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曾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裁军。2008年军费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远远低于美国的5％和俄罗斯的2.1％，而且不如新加坡的2.9％和菲律宾的4.3％。如果按人均国防费计算，中国更低，只有美国的1.9％，日本的14％，俄罗斯的18％。如果按军人的人均国防费计算，中国只有美国的5％，日本的17％，俄罗斯的81％。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2万公里陆地边界、1.8万公里海岸线、至今没有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外贸依存度已达到60％的大国来说，显然是很不相称的。 以上说明，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虽然已经排在了前列，但是实力还很弱，自身问题一大堆。对于中国来说，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自身的发展。由于当代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可以肯定，即使今后强大起来，也绝不会以强凌弱。中国自从上世纪60年代就不再结盟，今后也不会结盟。 三、发展地看当代中国 前面说到，看一个国家既要看它的长处和成就，也要看它的不足和困难。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看它是否存在克服这些不足和困难的主客观条件。中国有个寓言，叫做“刻舟求剑”，说的是一个人坐在船上，不小心把宝剑掉到河里，于是在船舷刻了一个记号，想等到船停下来之后，按照那个记号下水捞剑。但他忘了，河水是流动的，船是行走的，按照他刻的记号捞剑，永远也不会成功。这个寓言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而不要用静止的、停滞的眼光。 对于当代中国，西方世界除了上述“威胁沦”、“责任论”外，还有一种论调，叫做“崩溃论”，意思是不要看中国现在发展很快，它早晚有一天要垮台。我们暂且不去理会这种论调中仇视中国和夸大中国问题的成分，单说它对中国确实存在的那些问题的分析，就很有些像上述寓言所批评的“刻舟求剑”的味道。 我们从不隐讳自身存在着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且清醒地看到，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除了前面讲到的那些障碍外，还有外部霸权主义的遏制，有各种敌对势力的颠覆、分裂、捣乱、破坏活动。但是，客观分析一下就会知道，中国同时也存在着与这些制约因素相抗衡的因素，而且后者的力量更为强大。 首先，当代中国具有继续发展的制度优势。 现在世界到处都在热议“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我们主张，人类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可以也应当相互借鉴，但不存在“普适”的模式，不应当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我们不赞成中国照搬苏联和西方经验，也不赞成其他国家照搬中国经验。如果说有一条中国道路，这条道路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说这条道路具有“普适”的意义，这个意义只能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获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正是根据这个原则，当代中国在政治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文化上实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意识形态制度。实践证明，这些制度既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主义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又有利提高决策的效率，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社会的总体和谐和稳定，有利于各个民族、各种信仰的人在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大业基础上的团结。它们保证了当代中国过去的发展，也一定可以保证当代中国今后的发展。 其次，当代中国具有有利于继续发展的科学指导思想。 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前提下，更加突出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的成果要体现在人民普遍得到实惠上，强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全面推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等利益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个指导思想针对的正是中国发展中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各种问题，只要用这个思想为指导，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就可以得到克服，中国的发展就会做到可持续。例如，在城市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耕地会越来越紧张，我们一方面要实行最严格的基本耕地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改进种子、化肥、农药等途径，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使粮食自给率始终保持在95％左右。又如，今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水资源会越来越紧缺，我们一方面要采取更加严格的节水措施，提高农业灌溉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修建水源工程、防治水污染、开发再生水利用、海水淡化等办法，保证水的供应。再如，今后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减排的矛盾十分尖锐，我们一方面要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对化石能源进行低排放的技术改造，大规模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另一方面可以大力发展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从而兑现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减排承诺。 再次，当代中国拥有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的13亿人民。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执政党，人们对生活的任何不满，都有可能归咎于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全面开放的环境下，难免出现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问题，从而引起群众的不满。但是，中国共产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与人民群众长期共同奋斗的历史，有自我批评和不断清理自身污点的传统。为了保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连续不断地开展各种整风运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几乎每隔几年就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自我教育活动，并让党外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评议。对此，绝大多数中国人是认可的，因此能够信任党和政府的领导，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 现在，为新中国建立和初期建设而奋斗过的几代人已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在优越环境下长大的一代人，尤其是被称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正逐渐成为各项事业的接班人和主力军。他们能否像前辈那样，对祖国充满热爱，甘心情愿为祖国牺牲个人利益，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但是，当人们看到2008年发生四川大地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时，大部分志愿者和在世界各地自发保护火炬传递、为五星红旗呐喊助威的人，正是那些“80后”和“90后”，对他们看法改变了。就连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的某些西方人也哀叹，这一代人是伴随中国强大、在爱国主义高涨的氛围中长大的，要他们反对自己的国家确实很难做到。中国人勤劳节俭的传统在绝大部分年轻人，尤其是进城务工、出国经商的人身上仍然比较多地被保留下来，这使高储蓄率可以继续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另外，年轻一代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老一代，对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也是有利条件。只要有这样的党和这样的人民，中国就会有向心力、凝聚力、创造力，中国前进的步伐就不会停顿。 最后，当代中国拥有和谐的国际关系和良好的国际形象。 中国近代以来曾有过受尽欺凌、侮辱的历史，与世界上各被压迫民族有着共同的命运和感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便同印度、缅甸的领导人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29国首脑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加强团结的方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此后，中国始终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亚非拉大多数国家也一直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近30年，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继续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实施开放战略时，奉行互利共赢的战略，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缩小南北差距。同时，加强同发达国家的战略对话；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事务，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对于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多数国家、多数人是认可和称赞的。当然，也有少数人说三道四，例如，看到近些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便指责中国是什么“掠夺非洲资源的殖民主义”。历史告诉我们，当欧洲人于15世纪末发现非洲时，中国上万人的船队早在此80多年前就已到过那里了。但中国人到非洲只是交换货物，从来没有杀人放火、抓奴隶、抢东西、建殖民地。上世纪60年代，中国在自己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无偿援助了坦赞铁路的修建，向非洲派出大批医疗队员，也没有拿过一滴油、一块矿石。现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于各国之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需要，中国开始向非洲等地区的油气资源投资并进口非洲的石油。但中国的进口量只占非洲石油出口的13％，远远低于非洲向美国和欧洲各占30％多的出口量；而且，中国的投资额也不到各国在非洲总投资额的16％。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说：国际金融危机使非洲发展步伐放慢，世界金融体系把非洲遗忘在边缘，而中国仍然支持非洲的发展，兑现承诺，扩大援助，说明中国是非洲“全天候”的朋友。有的非洲官员说：中国的投资项目不仅在能源领域，也在基础设施方面；最重要的是这些项目的成本是欧洲的1／4，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过去和今天在国际关系上的这种良好记录，对于克服今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无疑也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正因为中国有上述有利条件，所以一定会克服各种不利因素，从而持续发展，不断壮大。所谓“中国崩溃”，不过是某些人无可奈何的诅咒罢了。 中非关系在过去10年里取得了很大发展，双边贸易增加了9倍，已超过1000亿美元。不久前，在埃及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以胡锦涛主席于2006年北京峰会宣布的对非合作八项举措的全面落实为基础，温家宝总理又进一步宣布了对非合作的八项新举措，更加巩固了中非之间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诸位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来到中国的，我预祝大家在中国的学习、研究和生活一切顺利，也希望我的讲解能在大家了解当代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19期，摘自2010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原文见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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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把握规律 开拓进取　推动党的对外工作科学发展
whyhoo 2011-12-10 10:2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建党伊始，党就开展了对外工作。9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对于不断开创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9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积极开拓进取、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把握规律，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我们党的对外交往始于建党之初，当时就同共产国际保持着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和进步力量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其他进步力量广泛建立友好关系，为迅速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国际共运大论战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对外工作受到“左”的错误严重干扰，一度徘徊、停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党的对外工作进行了重要调整和创新，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同世界各国各类政党开展友好交往。十六大以来，党的对外工作高层次交往、战略性沟通、预防性外交、前瞻性调研、基础性工作的特色更加鲜明，优势更加明显，不断深化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拓展与政党国际组织的联系，开创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新局面。 　　9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不断探索、积极开拓，形成了一些规律性认识： 　　——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是党的对外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的根本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对外工作拨乱反正，彻底摒弃“左”的思维定式和“以我划线”的作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基本原则，又紧密联系党和国家具体实际，推动党的对外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与时俱进。9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既有因为错估形势导致失误的教训，也有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方针政策而获得蓬勃发展的成功经验。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审时度势，指出时代主题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党的对外工作积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了重大转折与突破。 　　——党的对外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找准定位、发挥优势、突出实效。9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重心不断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而调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开展武装斗争和壮大统一战线、夺取全国政权服务；新中国成立后，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表明，党的对外工作历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的，归根到底是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只有在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中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才能真正发挥优势、突出实效。 　　——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坚持党际交往四项原则。90年的对外交往使我们党认识到，各国政党之间只有遵循正确的党际交往原则，才能保证党际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对外交往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顺应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各国政党交流合作的发展趋势，得到世界上不同类型政党的广泛认同，在实践中已经和正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促进了我们党同世界政党的了解、友谊与合作，推动了国家关系的发展，而且也有益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开创新局面。党的对外工作90年来取得的所有重大进展都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及党的外事部门、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探索、开拓创新的结果。上世纪70年代末，党的对外工作审时度势，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实现了指导思想、交往原则、交往对象、交往内容和形式四个方面的历史性突破，党的对外工作从此开拓出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二、新时期新阶段党的对外工作蓬勃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新局面 　　十六大以来，党的对外交往渠道越来越广、内涵越来越丰富。我们党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交往和联系，形成了以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合法在野党和政党国际组织为主要交往对象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交往新格局，开拓出既符合我国总体外交发展需要，又顺应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大势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新局面。 　　（一）创造性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努力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结合国家总体外交布局和党的对外交往优势，深化与各类政党的交往。十六大以来，党际传统友谊继续在我与社会主义国家双边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周边国家政党交往更加均衡，努力增信释疑；与发达国家各类政党广泛交往，增进了我与发达国家战略互信；与发展中国家政党交往内涵不断深化，夯实了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与各类国际和地区性政党组织的交流合作增多，政党多边交往舞台日益成为我党宣示理念政策、扩大国际影响的新平台。另一方面，党的对外工作积极配合国家重大外交部署，努力维护涉我核心和重要利益。在中日关系、朝核问题、涉藏、涉疆、涉奥运和抗震救灾等问题上，党的对外工作适时切入、积极跟进，着力用好党际交往独特渠道和人脉资源，最大限度争取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推动问题向积极方向发展。 　　（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一方面，通过党际交往探讨发展经验，推动我们党广泛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对外交往，深入了解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各国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新理念，研究国外发展经验教训，丰富完善了改革和建设思路。另一方面，以政党外交促进务实合作，为国内改革与发展服务。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平均每年要派出100多个代表团走出国门，开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等各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配合了“走出去”战略。 　　（三）加强思想沟通和理念交流，积极树立和维护党的良好国际形象。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对我们党的关注增多，党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更加复杂。在党际交往中，通过坦诚交流、深入对话，党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思想得到深刻阐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为国际社会广泛了解，党在保持国家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的核心作用为世界所熟知，为树立我党开明、开放、民主、进步、勤政、为民的良好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顺应中国外交事业大发展的新形势，不断探索政党外交新机制、拓展新领域。十六大以来，党的对外工作领域、内涵、机制和方式都有了创新发展。一是着眼国际格局新变化，既重视传统大国，也关注新兴大国，与美、日、俄、巴（西）、印、澳等国政党建立大国大党机制化交流关系。二是针对不同国家政党的特点强化战略性沟通与合作。一方面，更注重与西方政党的战略对话，中美政党高层对话、中欧政党高层论坛相继展开、定期举办；另一方面，顺应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党愿望，深入探讨治党治国经验教训，交流执政理念、分享执政经验，深化政治互信。三是积极探索政党多边外交新途径，成功主办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积极参与全球性、地区性政党多边论坛，扩大我党影响。四是通过政党渠道推动民间组织广泛开展国际交往、参与多边活动，形成了以党际交往为依托的民间外交新模式。 　　（五）在党的对外工作中加强调查研究，努力为中央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深入研究国际形势、外交战略和各国内政外交动态，为我们党进行重大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通过主动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从理论层面深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我们党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化解国内外风险和挑战服务。通过深入思考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丧权亡党的深层次原因及世界一些大党、老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我们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三、把握机遇、勇迎挑战，努力推动党的对外工作科学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各国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给党的对外工作既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带来诸多挑战。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可以有所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引领中国快速发展的核心力量，我们党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希望与我们党开展深入对话、推动战略互信，共同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之策。另一方面，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更加复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新兴大国的执政党，在“西强东弱”、“资强社弱”的国际大背景下，以及国际格局、秩序与体制机制深刻调整与变革的“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维护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难度趋于上升。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我们必须自觉把党的对外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认识，放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中来把握，放到国家总体外交的战略布局中来谋划，推动党的对外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实现新发展。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明确新时期的工作方向与目标。要从世界格局、中国与世界关系及我党我国历史方位的根本变化中，准确把握党的对外工作的科学定位，增强统筹两个大局意识，加强战略谋划、宏观布局和统筹兼顾，推动党的对外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使之成为促进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成为向国际社会展示党的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成为党员领导干部观察和研究世界的重要平台，成为借鉴国外经验、为中央决策服务的重要渠道。 　　要建立健全党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为党的对外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党的对外工作是全党的事业，离不开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党的大力支持。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十分重视党的对外工作，作为党的对外工作的领导者、决策者、实践者，他们用大量时间和精力直接从事党的重大对外活动，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党委领导同志及基层组织的党员干部也越来越多地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党的对外工作中来，为我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完善中央集中领导和统筹规划、中联部具体组织实施、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广泛协助支持、广大党员干部共同参与的立体化工作体制，为党的对外工作注入更多生机与活力。 　　要着力营造党的对外工作中的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有机结合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发挥整体优势与合力。政党外交要以政党高层交往为核心，以全方位交往为基础，以战略性对话沟通为抓手，以深入做人的工作为根本，突出重点、健全机制、增进效果，力争在支持和配合总体外交、增进政治互信、引导国家关系发展、促进双边关系难点和国际热点问题解决、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公共外交要以党际交往和党的对外信息传播为依托，逐步加大投入，整合资源，精心设计，强化针对性和有效性，综合利用各种渠道与平台，大力宣传我党执政理念、执政实践、执政成就、执政经验，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党的关切与疑虑，为展示我党良好国际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作出贡献。民间外交要以大力促进我民间组织积极有序参与国际重大活动为重心，积极主动地组织、利用好我民间外交资源，提高民间组织的对外交往能力，不断扩大与各国民间组织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尤其重要的是，要努力在党的对外工作中形成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使三者相互交融、相互配合，不断发挥整体合力与效益。 　　要大力加强调查研究，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中央决策服务。要在党的对外工作中加强调查研究，深刻分析、综合判断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为中央更好地了解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促进我对外关系发展、进行外交战略谋划和决策服务；要加强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当今国际社会政治思潮及发展理念的比较研究，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服务；要深化对外国治国理政经验、社会发展与建设规律的研究，为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强化核心领导地位、加强治理能力服务；要加强对世界政党政治及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研究，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服务。 　　要努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对外交往能力。干部队伍建设事关党的对外工作的长远发展。加强党的对外工作，不断提高党的对外交往能力，关键是要有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组织纪律严、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对外工作队伍。要着眼党的对外工作的未来发展和对人才的总体需求，把思想建设和能力建设放到突出位置。通过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理论素质和政治素质，树立使命感、责任感和大局意识，培育勇于创新、不断开拓的精神，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不断强化战略思维、沟通协调和对外传播能力，使这支队伍能开创性地贯彻落实党的对外工作方针政策，不断推动党的对外工作科学发展。 　　（作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tbzt/jdjszntbzt/zywzjd/201107/t20110715_934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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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90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whyhoo 2011-12-10 10:01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90年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实践中探索，在继承中创新，在改革中发展，为促进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了重大作用，积累了宝贵经验，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坚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强领导 　　党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作为一项基础性、全局性工作和生命线工程加以推进，组织、动员、教育、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实现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各项目标任务而不懈奋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的生命线”等重要论断。新中国成立后，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江泽民强调，越是发展经济，越是改革开放，越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胡锦涛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化解矛盾、理顺情绪、激励人们团结奋斗的作用，始终是党在宣传思想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正是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思想政治工作适应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需要，克服和纠正了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始终保持了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成为我们党团结带领群众的重要纽带。实践证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全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不能动摇。新形势下，面对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繁重任务，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优势，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确保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科学发展。 　　 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确保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伟大成就。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迷失方向。新形势下，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复杂的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坚持围绕中心、突出重点，确保思想政治工作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 　　党的中心工作和大局是对党全部工作的基本定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围绕谋求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根本任务来展开，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强有力的武装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政治工作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着力帮助干部群众提高思想认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实践表明，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紧密结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才能成为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围绕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主题，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不动摇，不断提高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 　　 四、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确保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热情和创造活力，切实发展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和现实利益。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坚持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群众心声相结合，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与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相统一，加强人文关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真正解决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新形势下，面对人们利益诉求、精神需求的日益多样，自主意识、参与意识的日益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进一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确保思想政治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注重继承优良传统，注重总结新鲜经验，注重适应实践发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实践表明，思想政治工作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新形势下，面对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高扬改革旗帜、增强创新意识，在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基础上，打开新视野、拓展新思路、研究新举措，确保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始终蓬勃发展。 　　 六、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确保思想政治工作富有针对性、增强影响力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工作以先进性要求为导向、以广泛性要求为基础，区分层次和对象，区别内容和方法，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统一。在党员干部和先进分子中积极倡导先进性要求，引导他们追求坚定的政治觉悟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在广大群众中从最基本的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抓起，注重用典型示范、用典型引路，引导人们在坚守基本道德操守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实践表明，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群众的思想实际，分别提出不同要求，才能更好地循序渐进，不断扩大工作的覆盖面影响力。新形势下，面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多元、多变，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考虑人们思想道德状况的独立性、层次性、差异性，做到因地制宜、因人施教、有的放矢，从而更好地团结和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开拓奋进。 　 　七、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确保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把着眼点放在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上，认真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和学习工作中的实际困难与具体问题，认真解决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不良倾向，在办实事办好事中贯穿思想政治工作，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解决思想问题。实践表明，为群众排忧解难、多办实事好事，是最直接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形势下，面对利益主体的分化多样、利益诉求的日益强烈，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解决思想问题的重要环节和突破口，做到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尽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让群众在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群众在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信心。 　　 八、坚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基本规律，确保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深刻认识和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是科学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着生命线的作用，关键在于始终注重把握和遵循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人们思想和行为变化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机制、载体等，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基本规律，包括思想与行为相互转化的规律、思想行为与利益相关的规律、人与环境互动的规律、教育与管理相统一的规律等，建立并逐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体系和工作格局。实践表明，遵循思想政治工作基本规律，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要求。新形势下，要在继承思想政治工作好经验好传统好方法的基础上，努力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深入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新途径新方法，积极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充分借助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手段，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实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 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tbzt/jdjszntbzt/zywzjd/201107/t20110730_986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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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60大科技成就
热度 1 xupeiyang 2011-11-30 09:36
鼓舞人心，激励后人，继续奋斗。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60大科技成就.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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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泽东早期社会调查思想及其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whyhoo 2011-11-7 10:16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可以说，他还是一位社会学家。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的思想、方法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一位最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的人是当之无愧的。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是建立在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调查的基础上的。在此基础上，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研究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探讨毛泽东前期（从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到新中国成立）的社会调查思想的发展。 一、毛泽东前期社会调查主要经历和成果 毛泽东并不是天生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马列主义思想是逐渐形成的；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的思想、方法也是逐渐成熟，由最初的盲目自发性到成熟时期科学自觉性。具体而言，毛泽东前期的社会调查经历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前马克思主义时期（ 1910 — 1919 ）。这个时期是以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开始，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初步形成而结束的。此时的毛泽东在社会调查方面的成果并不多，他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学习本领。在这时期，毛泽东广泛涉猎了古今中外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名著，对有些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斯宾塞 ( Herbert Spencer ， 1820 — 1903) 著、严复译并于 1903 年出版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今译为《社会学研究》）是最被毛泽东看重的著作之一。这本书是黎锦熙推荐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向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友萧子升写信谈到了他读这本书的心得 。这本书和其他著作一起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的思想方法形成。除了西学之外，毛泽东此时“求实”的精神的形成也深受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的影响。湘学士风发端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王夫之本人是湖南衡阳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崇尚实学、富于批判精神。此外清代湖南人曾国藩思想的求实方面也深深影响着毛泽东 。毛泽东除了大量读书外，在此时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进行过多次社会调查的实践。他此时的社会实践多以游学的形式进行。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就进行过多次游学。其中一次在 1917 年暑假进行。毛泽东邀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外出游学，他们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结交了社会的各色人士。另外一次游学在 1918 年春天进行，毛泽东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可以看出端倪 。 （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初步形成时期（ 1919 — 1927 ）。这个时期开始于毛泽东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终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实践，在社会调查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理论方面，已经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 1925 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毛泽东此时这个方面的杰作之一。毛泽东用此文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何处取得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 。在实践方面，毛泽东于 1926 年在国共合作期间被任命为第六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担任所长期间，毛泽东亲自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编辑出版《农民问题丛刊》。此外，他还在农讲所倡导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 。毛泽东本人在此期间也有实际的社会调查成果问世，从 1927 年 1 月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多公里，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两万多字的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报告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很大。当年共产国际的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报告的英文版和俄文版，并对报告作了高度评价 。 （三） 1927 年以后社会调查的方法与理论的成熟时期。这个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和成熟时期。毛泽东此时在社会调查方面无论是理论和实践方面也是硕果累累。在理论方面，毛泽东于 1930 年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 。在这篇著作可以找到后来被中国共产党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的基本因子。这篇著作对社会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论述。可以说，《反对本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的典范性著作，标志着毛泽东的的社会调查从思想、方法、理论等方面都已经成熟。此外，这个时期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关于农村调查》 、《改造我们的学习》 和《整理党的作风》 等也是有关社会调查方面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在实践方面，早在毛泽东领导红四军时期，在他倡导下，红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 。此时毛泽东本人也亲自进行了许多社会调查，撰写了《寻乌调查》 、《兴国调查》 、《长冈乡调查》 、《才溪乡调查》 等大型调查报告。其中的《寻乌调查》长达 8 万余字，是毛泽东亲自作的规模最大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等具体成果反映了毛泽东高超的社会调查艺术，确立了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的地位。 二、毛泽东前期社会调查思想的特点 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成熟的，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他的社会调查思想的形成是一个逐步科学化的过程，具体而言，毛泽东的前期社会调查思想有如下的特点： （一）毛泽东前期社会调查的发展是一个从盲目自发性演化到科学自觉性的历程。在早年，因为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正确的社会历史观的指导，毛泽东与其同窗的游学对社会的了解只能是泛泛的。在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毛泽东用唯物史观的指导来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由于在微观层次上缺乏第一手材料，他最初只是从宏观上对中国的各社会阶级状况只是有个大致的了解。这在他的社会调查方面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得到体现。而在毛泽东前期后阶段的社会调查报告，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和《长冈乡调查》中，栏目非常细致，每个栏目都用数据说话，非常注重实证和数量分析，这个方面与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完全一致的。毛泽东这些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科学的社会调查的典范。此外，在成熟时期毛泽东的社会调查在方法上明确化，这也是他的社会调查科学性的体现。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系统地对调查的技术从七个方面作了分析，从调查的方法（如开调查会）、到调查时应注意的事项进行了条分缕析。从毛泽东的调查方法中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调查的客观性，而客观性正是科学性的保证。 （二）成熟时期的毛泽东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自觉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社会调查。他的许多社会调查著作都使这个方面得到体现。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把中国社会分成六大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他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的不同，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必将各自不同。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又将中国社会分成十六大阶级（或阶层），他说：“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 在他的许多实际调查报告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中，由旧有的土地关系而衍生出的阶级关系是最重要的调查内容之一。 （三）人民群众是毛泽东社会调查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和最后归宿。毛泽东认为搞社会调查，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 也就是说，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社会调查才能得以顺利进行，才能保证调查结果的科学真实性。在毛泽东亲自进行的许多社会调查中，都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直接的参与。如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两县调查，他找了各县的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他不但找了干部，还找了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的商会会长和一个钱粮师爷；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他找了乡级工作的同志和普通农民。社会调查的群众性是毛泽东社会调查的一个鲜明特征。 三、毛泽东前期社会调查的意义 毛泽东的社会调查，使他对中国的国情无论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了深刻的把握，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实事求是的基础和体现，是认识中国革命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坚实基础。因此，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前期社会调查是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直接基础。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形成，在时间上与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是一致的，也与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思想的成熟相一致。从 1928 年至 1930 年，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一基本国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了解，当然是建立在他深入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的。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经过理论创造，形成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只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调查研究是真正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的前提，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保证。在这个方面，毛泽东的社会调查实践为我们做了典范。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开门见山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我党的红军时期，红军到一个地方，都要首先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符合群众需要的口号，这些被制度化了。在我国的革命时期的许多具体工作如土地革命、统一战线、人民军队的建设、党的建设等都离不开调查研究。只有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地坚持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要真正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这个方面，毛泽东同样也为我们做出了典范。在《长冈乡调查》与《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盛赞了长冈乡苏维埃与才溪乡苏维埃，称它们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毛泽东认为当时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而这些错误的原因是许多上级苏维埃人员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的实际内容 。毛泽东还认为解决具体实际工作，不是脑子里头想出来的，还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鲜活的具体的经验。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弄清群众中存在的困难和要求，才能解决他们的困难，满足他们的要求，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毛泽东前期的社会调查思想也有伟大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前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如何系统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毛泽东前期的社会调查思想也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科学深入地调查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本质原因，并科学地制定问题的解决方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毛泽东前期社会调查的思想和方法虽然形成于革命年代，但对解决当前时代的问题仍有方法论方面的指导意义。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来了科学发展观，从全局方面把握了我国新时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蓝图。这个蓝图要成为现实，宏观方面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微观方面则依赖于全国各族人民踏踏实实的艰苦奋斗。毛泽东前期社会调查注重解决具体问题更是我们新时代思想作风的表率。 【参考文献】 王树山 , 王健夫 . 毛泽东书信赏析 .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 1997. 16 － 17. 金冲及 . 毛泽东传 (1893 － 1949) . 北京 :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20 金冲及 . 毛泽东传 (1893 － 1949) . 北京 :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22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1.3 张万禄 . 毛泽东的道路（ 1921 － 1935 ）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116 － 123. 金冲及 . 毛泽东传 (1893 － 1949) . 北京 :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123 — 127.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2.1 — 11.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2.14 — 20.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2.21 — 27.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1.795 — 803.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1.811 — 829.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1. 118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2.41 — 181.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2.182 — 251.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2.286 — 332.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2.333 — 354.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2.6.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1.789.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2.287.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人民日报， 2006 － 10 － 18 （ 1 ） .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人民日报， 2006 － 10 － 18 （ 1 ） . 原文见 http://www.old.hbnu.edu.cn/jd90/mz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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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热度 8 daodezhenjing 2011-10-18 15:26
　　大师的培养问题是钱学森当年给总理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已经一个甲子有余，人才的培养已经历经四五代，可培养出的大师呢？却不见真正一个。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就培养不出大师呢？让我们从大师的特征来详细地分析一下。 　　大师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有正确的人生观。人生观其实就是活着的哲学，人为什么活着，又如何活。当然这个难题很大，历史上的无数哲学家都在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却不见一个公认的标准。为什么这个问题那么难呢？原因很简单，每一个人在本性上与外在世界都是对立的，这使人们骨子里总有一种否定对立面或将自己凌驾在对立面之上的一种倾向，人一旦这种思想占据主导，那么人生哲学就完全变味了。 　　看看现在的学生，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追求的榜样是谁？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大师的学生时代，他们在想什么？追求的榜样是谁？比较见真知，现在的学生小时候是分数至上，谁得分高就能考入重点大学，未来就能一生无忧，于是在学习的时候不注重能力的全面培养，而只关注分数，甚至上了大学还无法自立；学生大的时候则是金钱至上，谁挣到钱就是这个社会的老大，于是在选择大学和专业的时候不是看自己有什么兴趣，而是看什么大学毕业出来的工资高，什么专业最热门，有了这些思想，怎么可能成为大师。我们再来看看大师的学生时代，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出大师的时代主要集中于 “ 晚周 ” 和 “ 晚清 ” ，它们都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学生们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能有条件学习都是一种奢望，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们树立了强国富民的理想，他们追求的榜样就是那些建国立业的人。如周恩来十二岁就喊出了 “ 为中华之崛起 ” ，这是何等的豪迈！ 　　自然界的道理是相通的，做人的道理与万物同，不明白做人的道理，要去领悟万物存在的道理那就是白日作梦。而那些大师们往往就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磨砺了意志，领悟了人生之道理，进而一通百通，成为科学上的大师。而我们的教育呢？学生们都活在温室里，他们一门子的目的就是冲高分数，即使到了工作岗位或科研部门，他们也是旱涝保收，如此安逸的环境，如何能领悟做人的道理。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东西从书本上是学不来的，它是从人与社会或自然的关系中领悟出来的，自己没有吃过苦，怎么能体谅别人的苦，更不可能领悟到万物的苦，万物的活力。苦难磨砺人生，大师们往往就是从苦难中成长起来的。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今天之教育，学生为什么只关注分数，不合理的考试制度造成的，为什么只关注出路不关注爱好，同样是社会的制度造成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的人生观，是我们培养人才的模式造成的，我们只关注学习，而很少让学生们走上社会，去体谅形形色色的生活，而真正的东西就是从生活中悟出来的，你学再多的哲学也没有用。 　　大师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执着的个性。我们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真理性的东西就存在于这些复杂的现象之下，如果你没有执着的个性，即使真理游了过来，你也不可能捕捉到。大师们就不一样，执着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正是这种执着，持之以恒的等待，才使他们抓住了机会。如伽里略对浮力定律的发现，如果不是经常想着这个问题，怎么可能从偶然的事件里获得答案。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焦虑和浮躁是当今社会的总特征。或许是社会变化太快了，人们根本无从适应，更不要说去执着地追求那未知的东西。我们的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可这里同样是一个可怕的名利场，特别是一些不良的教授，他们想着都是如何让学生们给自己打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而不是想着让学生如何青于蓝而胜于蓝，这样的环境学生们想的就是如何逃离，怎么可能执着如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造就人才，而教授则是学生科研环境的创造者，有一个自由发挥的小环境，学生们就能容易想自己不敢想的事。而我们的大学教授都们都在想着什么？他们一方面想着如何成名，另一方面想着如何得利。在大学如何成名？有权力就能成名，有头衔就能成名，如果得利，骗到国家的钱就能得利。如此的环境，让学生们在其中能学到什么？无非是一些沽名钓誉的技巧。大学无良才，却不能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中国大学的通病，看看以前的大学，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这些公认的大师，他们都没有大学的学历，可他们却被聘请为大学教授。而我们的学校呢？只有近亲繁殖，培养自己的关系，唯独不见的就是不拘一格。没有了大师，学生就没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自然就无法成就大师。 大师的第三个特征就是知识渊博。自然的道理是相通的，万物的发展也是相似的，因为在科研当中，类比就是科学发现最好的方法。可我们的学生，由于应试教育的弊端，很少注重多方面特长的培养，只知道上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知识面窄带来的就是思维单一，不知道灵活地思考问题，这样的学生如何能够成就为大师？要改变这种现状，还是要从全民教育抓起，改变以分数定终身的考试机制。人才往往都是偏才，他英文不好，在现代很难考上大学，但英文不好并不见得他不是个人才。为什么偏要以英文做为中国人必学的课程呢？这只会浪费了无数人才大量的时间。如果真想培养出大师，就从我们的考试制度抓起吧！ 大师的第四个特征就是敢想敢做。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它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直接跨越于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很多陈规漏习，特别是在制度建设上，一直起色不大，缺乏了制度，中国的社会就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那就是人们习惯于舆论一边倒的阵势，哪怕是翻来覆去，也要在同一时间里保持论调统一。在这道风景中，政治至上和唯科学论给中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不是中国没有人才，而是这些人才在这样的环境里根本无立足之地。 看看那些重点大学培养的学生都到哪里去了，自 1985 年以来，清华大学 高科技专业毕业生 80 ％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则为 76 ％。 2006 年，清华和北大还分别以 571 名与 507 名博士输送量 ， 超过美国本土伯克利分校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留学生出国深造是好事，然而问题是近九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选择留在美国工作，孜孜不倦地走着 “ 在美留学 - 找到工作 - 获得签证 - 申请绿卡 - 入籍成为美国人 ” 的模式 ，不怪乎 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比作 “ 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 。 真的是中国没有好的科研条件吗？肯定不是，中国目前的科研条件已经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况且科研条件在科学发现中占的比重并不是那么大，它更需要的是思想。是中国缺乏创新的思想吗？自然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的积淀是科学创新最好的思想来源。是什么让中国的人才纷纷到了发达国家，是科研环境！中国人才之间的竞争往往不是靠实力，而是靠关系，真正的人才执着于科研，哪里有精力来搞这些关系，他们在中国往往只能够成为牺牲品，为了自己，选择一个靠实力来证明自己的环境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并不是不爱国，而是口爱国有什么用，只有做出成绩才是真爱国，与其在国内做不出成绩，还不如跑到国外，有了发挥的环境，做出了成绩，还可以回哺中国，这是人才的真实想法。难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用一些客观的标准来对人才优胜劣汰吗？ 历史上的中国从来不缺乏人才，今天同样也是，人才之所以无法成为大师，就是中国缺乏一个人才成长、发展、脱颖而出的环境，没有这个环境的创造，中国就永远没有大师的出现，即使这个人有大师的潜质，在这个环境中也成了庸才，为什么中国很多人到了国外就成了大师，是环境造就了他们。是啊，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我们国家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科研环境的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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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红，构筑西部人文新高地
whyhoo 2011-10-15 10:12
马克思说，人应当是精神性的存在。 以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为历史节点，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在60多年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梳理和丰富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当时间跨进21世纪，科学发展愈来愈成为鲜明而迫切的时代要求时，“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更加要求文化建设继续深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并以此推动社会持续发展。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时代要求，已经成为中国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后文化建设所要承担的崭新课题。 中国西部，一座新兴城市的文化建设实践，正试图为此提交一份参考答案。 这个城市的名字叫重庆，她的文化建设主抓手叫“唱读讲传”，而广大老百姓更喜欢把它简单明了而又亲切通俗地概括成两个字——“唱红”。 三年时间，大力“唱红”的重庆奇迹般地红了。 其实，重庆的文化与“红”连在一起，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新鲜事，但重庆的文化因“红”而闻名全国，却又的确是近年才形成的事实。“唱读讲传”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模式，将重庆与“红”紧密关联在一起，成为了构筑中国西部人文高地的一次重要探索。 那么，重庆的“红”在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满足和文化力量？重庆的“唱读讲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文化建设模式？它又给这个全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带来了怎样的新型文化格局和发展态势？ 让我们走进这座正在崛起的山城，去尝试解读她在文化建设中的“红色密码”。 27首红歌与3200万重庆人的精气神 文化直指人心，关涉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一种文化的凝聚力有多大，首先在于其包涵的崇高精神和核心价值。 2007年，薄熙来主政重庆。 实事求是地说，重庆人对这位“明星书记”的到来是寄予了极高期待的。人们对他在大连和商务部的政绩有目共睹，当然希望他在这座正在步入发展快车道的西部城市再创奇迹。 此时的重庆，直辖已满10年，亟需在新的跨越式发展中彰显更高的身份定位。这个定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对重庆未来发展提出的“314”总体部署中说得十分明确：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而作为“314”总体部署的具体化，国务院2009年出台的3号文件对重庆更是支持巨大，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等人在《重庆模式》一书中，认为这一文件对重庆做出了13个“黄金定位”，而定位范围几乎无不规定在“国家”、“长江上游”、“中西部地区”这个层面上，其中“中心”一词使用了5次，“基地”一词使用了4次，“示范区”和“枢纽”分别使用了2次。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没有任何迟疑的余地。薄熙来明确表示，中央对重庆的总体部署是“国家战略，必须完成”，重庆人要有“大干一场的精气神”。 粗略翻一下关于重庆的各类报道，可以发现，自薄熙来主政重庆以来，“精气神”这3个字，是思想文化建设工作中一直反复强调的重中之重。 “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关键都在人”，薄熙来紧紧抓住了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核心理念，“发展一定要依靠人、改善人，把人作为一切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目的。” 那么，3200万重庆人，怎样“依靠”？怎样“改善”？怎样成为一切发展的“根本动力”？ 2008年7月，重庆市委宣传部起草了一份文件，经重庆市委市政府同意，由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在这份题为《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的文件之后，还附带了27首重点推荐的红色经典歌曲曲目。而这27首红歌，是由薄熙来本人亲自推荐的。 这是重庆整个“唱红”的发端，也是振奋重庆人精气神的起步。 一石激起千层浪。重庆“唱红”这一文化建设的“非同寻常之举”，立即受到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仅仅是在30年前，人们听见一首港台流行歌曲还是那样新鲜；短短30年后，传唱红歌却变成了焦点话题。这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不能不让人深思：随着社会的开放进步，人们的文化生活在多元多样、日益丰富的同时，是不是也伴生了某种缺失？ 实际上，“唱红”的更早发源地是在江西。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江西电视台已经组织了颇具规模的“红歌大赛”，并出人意料地受到全国观众的关注，人气飙升。因此，文件的起草执笔人、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合清敏锐地意识到，大力倡导红歌传唱对提升重庆人精气神必将起到关键作用，红歌传唱必将会“变成当代重庆人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 这份文件，显示出重庆把“唱红”放到了城市发展战略举措的新高度，第一批推荐的27首红歌，成为了重庆新形势下文化创建的破题之笔。 然而一开始，认为“唱红”不过是“走形式”的人不在少数。重庆是一座红色文化资源异常丰富的城市，著名的“红岩精神”就发源于此，但红色文化作为信仰符号，被演化为空洞式说教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时至今日，重提红歌，究竟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拨动当代人的心弦、凝聚当代人的精神，不少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为了消除部分人对重庆“政治作秀”的怀疑，重庆在推动“唱红”上“小题大做”，力度空前。2008年下半年开始，重庆市区县各级机关部门、人民团体、大型企业、高等院校等，都集中力量组织开展大合唱、歌咏比赛等相关活动，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更是冲在前面，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组织力量编辑出版《红色歌曲》，市新闻出版局、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重庆电子音像出版社编辑出版《经典歌曲》光盘并上市发行，《重庆日报》每天在重要版面刊登红色经典歌曲并介绍创作背景及词曲作者，重庆卫视在黄金时段开辟栏目推广红歌…… 群众的热情迅速被点燃了。社区、工地、学校、乡村，群众自发组织的各式各样的红歌队纷纷涌现，红歌基地、红歌演唱活动遍地开花，时间不长，唱红歌就成了重庆人的一种“时尚”和“习惯”，机关开会，亲友聚会，大家都要唱上几首。而红歌曲目的范围，也开始迅速扩大。全市40区县，群众自发的“红歌会”、“红歌赛”密集举行。后来，连重庆市区的众多卡拉OK厅，也不得不纷纷更换歌单，以适应消费群体要求点唱红歌的市场新需求。 “现在出去度假、野游、进卡拉OK，都会唱几首红歌。”巫山县检察院职工陈瑜说，“不唱，就觉得没感觉。” 文化直指人心，关涉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一种文化的凝聚力有多大，首先在于其包含的崇高精神和核心价值。经过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风雨洗礼的经典红歌，其承载的并非只是“政治美学”，更重要的，是一种被大众公认、经历史淬炼的美好理想和信念。 随着红歌的传唱，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各方面显现出来。机关干部上下班迟到早退、懒懒散散的现象少了；社区群众家庭矛盾、邻里矛盾少了，日常生活中打麻将、赌牌的少了；相反，人们关注社会话题的意识强了，进取心事业心强了，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多了……一句话，重庆人，长精神了。 “文化对社会的推动和导向，在于它核心的内涵是一种价值观念，是理想、信念和信仰。”2009年6月，薄熙来在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委会上一语中的。在重庆，与“唱红”并称的“打黑”行动中，市有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线索4万余条，其中80%是实名举报。这一看似与文化建设毫不相关的数据，折射出的却是一座城市“鲜红”的党风、政风和民风。 从政府推动到群众主动，从公开场合集体演出到私人文化生活消费，“唱红”成为重庆人真正发自肺腑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文化生活方式并不是以一种文化怀旧式的情调流行开来的，恰恰相反，“唱红”一开始强调的，就是和重庆时代发展的一种更深层面的精神共鸣，是与每一个重庆人当下的实际工作紧密衔接的激情与状态。 薄熙来评价“唱红”“扶正了全市人民的精神状态”。不过，红歌传唱这一步，从整个重庆最近3年来的发展格局看，却还只是一台气魄宏大的文化“大戏”的一个精彩起笔。 14省市大调研，文联人“三把尺子量重庆” 重庆的爆发力，需要一个强大丰富的文化生态体系来激发，需要体系中的每个人释放出他们全部的爆发力。 红歌激活了重庆，但重庆只有红歌是不够的。 红歌的一夜流行，是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文化创建上的一个“神来之笔”，但它同时也鲜明地凸显出，处于跨越式发展期的重庆，对整体文化提升的需求是何等强烈。 按照“314”总体部署，重庆将要承担的，是整个西部地区发展的“领头羊”角色，而假如没有文化的全面提升，要完美地胜任这个角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城市在跨越式发展中缺乏文化作为强大的支持，缺乏配套的文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智力保障和源源不断的创造性思维，是不可能有持续的源动力的。 重庆的爆发力，需要一个强大丰富的文化生态体系来激发，需要体系中的每个人释放出他们全部的爆发力。 自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全国的大后方开始，重庆这座城市一直在为完成“国家任务”而默默奉献，无论是解放初的巩固西南新生政权、大三线建设，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三峡库区移民等，这座城市始终在国家战略中坚决服从大局。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座城市的工作重心一再转移，在文化发展上始终未能从容地腾出手来。而直辖以来，所有的文化软硬件基础更显示出与其身份不相配套的尴尬。 对这个尴尬，重庆市委市政府的认识是清醒的。而重庆所有的文化人，更是感同身受的。如今，面对新的历史任务，这个问题明确地摆在了重庆人面前。 人们都清楚，在红歌点燃了昂扬的精气神之后，重庆还必须变成一片文化的沃土，必须和它的名字“山城”一样，成为一处全新的文化高地、一座西部的文化山峰。 这既是重庆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重庆跨越式发展本身包含的应有之义。 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如何实现？ 思考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重庆市委市政府，还有众多具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重庆文化界人士。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王超，正是其中之一。 2008年到文联走马上任的王超，恰好赶上了重庆文化发展的这一风口浪尖。文联是一个身份地位都非常特殊的文化组织，人民团体性质决定了它上联政府下联群众的特殊职能定位，而作为文艺家之家，它本身又是各文艺领域高端人才的汇聚地和重庆所有文艺专业院团、群众文艺团体的联络服务枢纽，更值得一提的是，包括重庆市许多区县宣传部、文广局、群艺馆等在内的宣传文化系统的各级干部，以及电视台、报社的媒体骨干，也有不少被文联吸收，同时在这个组织里承担着这样那样的工作。因此，重庆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与文联息息相关。 当然，文联不是行政部门，没有硬性任务，这个时候，文联可以当仁不让，却也可以敷衍塞责。 王超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他的态度，不仅代表了文联，更是重庆所有文化人勇于担当的一个典型缩影。 “我到文联短短3年，已经和文艺家一起受到薄熙来书记的7次会见。这对当初的我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市委市政府对文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在这种感染下，文联人也更加努力工作。”王超坚决地说。 就在红歌席卷巴渝大地的同时，重庆市文联也启动了一系列重大行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连续3次、跨越14省市、行程数万公里的文化大调研。 自2008年8月起，重庆市文联先后组成8个调研组，分赴北京、上海、天津、浙江、云南、陕西、河南、辽宁、四川等14个省市和重庆市内10个区县进行文化调研，认真查找差距和问题，冷静分析解决办法，并形成了长达10余万字的调研报告。 实际上，这3次调研，也是在文化建设中落实薄熙来“三把尺子量重庆”的一项重要举措。薄熙来在2008年3月提出，重庆应以“纵尺”、“横尺”和“国尺”分别与自身发展、兄弟省市以及“314”总体部署进行对比，认清成绩、寻找差距、努力发展，让自己“有坐不住的感觉”。 经过这3次调研，文联人也的确坐不住了。 差距太大了。先不说与其余三大直辖市已经形成的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津门文化”相比，重庆无法望其项背，就连中西部地区已经崛起的“文艺川军”、“文艺滇军”、“文艺湘军”、“文艺陕军”等后起之秀，重庆也难以企及。无论从文化资源积累、文艺阵地建设、文艺精品打造、文艺人才推出各方面来说，重庆的底子，都太薄了。 就拿文联本身来说，在人员编制上，北京市文联行政、事业编制115人，天津市文联111人，上海市文联230人，云南省文联113人，四川省文联93人，陕西省文联97人，而重庆市文联仅47人。在人才资源上，上述各省市所拥有的全国文艺家协会会员和省级文艺家协会会员的数量，也远远超过重庆市文联，仅北京市文联拥有的全国文艺家协会会员就几乎是重庆市文联的9倍之多。 这些不足，直接导致了重庆缺乏全国叫响的文化活动品牌，缺乏全国闻名的大文艺家队伍和足够数量的全国公认的精品力作。 作为一座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作为拥有大足石刻、白帝城、神女峰、朝天门等众多文化名胜资源的城市，作为拥有红岩村、渣滓洞、白公馆、解放碑等红色文化资源的城市，作为拥有以创作了油画《父亲》而闻名全国的美术家罗中立、三度“梅花奖”获得者戏剧家沈铁梅等文艺领军人物的城市，重庆却常常在外人口中被称为“没有文化的城市”。 对于重庆的文化人而言，这是何其尴尬、何其无奈的事情！ 再不奋发，更待何时？ 在重庆市文联开展的全员职工“重庆大开放、文联怎么办、我该怎么干？”的大讨论中，创作评论室主任周滢劼的一句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在文化发展上，如果其他城市在跑，我们应该以飞的速度。” 这也是重庆所有文化人心里的一句话。 重庆蓄势待发。摩拳擦掌的文化人，做好了释放自身全部爆发力的准备。在红歌振奋了重庆人的精气神之后，一场城市文化建设的高潮，正在悄悄酝酿。 全民“充电”，一粒“维生素”掀起的文化“养身”热 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体现的是一种持久效应，而越从基础做起，这种持久效应就越能得到切实保障。 2010年夏天，重庆市文广局副局长、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时也是重庆市文联所属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的刘明华，接到了四川乐山外语学校校长专门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中说，2010年四川省高考语文状元出在该校，这位学生在谈到自己的学习心得时，认为有一本书对他助力极大。这本书的主编就是刘明华。校长在兴奋之余，打电话来，希望刘明华将该书再为他们学校提供一批。 这本书的名字，叫《读点经典》。 接到电话的刘明华痛快地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但并不怎样激动，实际上，他心里有数，这只不过是在“红歌传唱”开展后，重庆文化发展第二记“重锤”的一声余音而已。 真正让他激动的，是这本书已经在重庆掀起的全民阅读热潮。此时，距此书正式问世才不过仅仅一年有余。 2008年10月初，刚刚从外地出差返渝的刘明华接到了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亲自部署的一项任务：编一本“口袋书”，1万到2万字，要求出差旅行随手能带，越方便越好，内容就是古今中外经典著作的精华节选，目的是利用紧张工作之余一切可能的学习时间，“提高重庆市干部的文化素养”。 对于一位高校的知名文化学者而言，这似乎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任务，但刘明华却分外重视。他知道，这是重庆市委市政府在薄熙来倡议下做出的又一个重要文化举措。履新之初，薄熙来对重庆许多干部的文化素质不够满意，曾在多次调研后指出“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在思想文化、知识积累等方面都需要提升”。这本“口袋书”的最初设想，就是面向厅级以上党政干部的。 短短几天，刘明华以西南大学相关专业领域的博导、硕导和骨干教师为主组织起了阵容豪华的编辑团队，明确要求大家把这本书的编辑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科研课题看待。为此，编辑团队专门建立了备选篇目资料库，汇聚了海量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在篇目选择上反复权衡，百般比较；在注释上精益求精，甚至一个字的注释会在数十种选项里细抠；在编辑上提出了“零错误”的严苛要求，并一直坚持到目前第30辑出版，几十万字篇幅没有一处标点的差错和解读的硬伤；这一切，都是为了“不仅符合文化普及的学习需要，在学术上也同样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一册样书在短短3个月内拿出来了，薄熙来从版式、篇目、板块调整乃至文章字号等都给予了细致的意见，并最终拟定书名为《读点经典》，平实而明确地表达了该书的内容和编辑的目的。在序言中，薄熙来把它比喻为“维生素片”，称“每日一粒，亦可养身”，并明确要求每月一辑。 书一面世，在重庆广大干部中立即引起强烈反响。2009年春节，不少干部发到刘明华手机上的贺年短信里，都提到了这本《读点经典》，说它“亲切”、“熟悉”、“有用”。 2009年1月，《读点经典》正式进入图书市场，与普通群众见面，3月，销量开始猛增，到第二辑出版时，首印增加至50000册，到第三辑出版时，首印又增加至100000册，仍不能满足需求。2009年，《读点经典》进入畅销书前列，2010年，入选全国“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完全出乎预料，这套本来专为党员干部设计的读物，却在重庆引发了一场全民阅读的文化“养身”热。 看似偶然，实则完全合乎文化本身的时代传播规律。 知名评论家韩浩月在《北京日报》撰文分析，对于当下众多忙于工作，“无力从浩浩书海中撷取核心内容的读者”来说，《读点经典》是一种“微阅读形式”，让阅读变成一种“随身行为”，这是使经典名著进行“相应变化以适应读者”的时代“捷径”。 事实上，在快餐文化、娱乐文化泛滥的今天，人们在精神满足上对经典的需求并非在减弱，而是在增强，“微阅读”方式对应的“维生素”效果，证实了方式的科学性和大众对文化“充电”的强烈需求。 位于重庆市中心的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解放碑书城是重庆最大的书城，14000平方米营业面积内同时陈列着20万个品种的书籍。书城经理邓丽介绍说，2010年《读点经典》仅此一店的零售量就达20多万册，因书中内容大量包含红色经典和传统文化精品，还带动了延伸阅读，造成了中共党史、领袖传记等红色书系和诸子百家等国学书系的同时热销。书城开辟了“红色专区”和“国学专区”，而邓丽在日常巡视中发现，来此购书的并不限于重庆本地人，不少来自新疆、吉林、陕西等地的出差者，都专门来此询问《读点经典》。 重庆市委宣传部因势利导，于2009年2月出台《关于广泛开展经典阅读活动的实施意见》，推动全民阅读向纵深发展，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经典诵读”形式，发动各界群众在重大节日开展集中的经典诵读活动，而且特别强调“学以致用”。 据不久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进行的“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在这粒“维生素”产生的连锁效应下，重庆市图书阅读率由过去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8%，上升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6.9%。重庆市11000多个图书室和10000多个农村图书外借点，开始充分发挥作用。 从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中吸取养分，重庆启动了全民“充电”的基础修养之旅。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体现的是一种持久效应，而越从基础做起，这种持久效应就越能得到切实保障。 “让大众养成阅读的习惯，养成学习的习惯，这是从文化根基上解决城市格局提升的一个方式。”刘明华感慨地说，而对自己在此中承担的工作，他不无自豪，“能够让学术大众化，这是做学问的人的最高追求。” 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凝聚着人类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它所产生的激浊扬清的力量，正与红歌的扶正祛邪互相呼应。重庆人对城市文化氛围的变化，几乎产生了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感。 黄桷树下故事会走进千家万户 文化和生命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文化越能给生命提供滋养，这种亲和力就越强大。 红歌唱起来了，经典火起来了，鼓起了强烈进取精神的重庆人，开始用自己最喜爱的方式来吸收和消化这些文化精华。 2009年3月，重庆市委市政府紧锣密鼓，根据地方实际，推出了文化建设的第三项重要举措——讲故事。 不了解重庆的人会觉得奇怪，在一个美国大片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风行、网络游戏娱乐明星充斥的时代，“讲故事”这样一个古老的艺术形式还有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可能吗？ 事实证明，有。 这一文化建设的激发点，重庆又选对了。 “讲故事”是重庆民间文化生活最具亲和力的传统形式之一，当地方言对它有一个亲切的称谓——摆龙门阵。 上世纪90年代，当时担任重庆市沙坪坝区文联常务理事、区曲艺家协会主席的沙坪坝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曾令弟，曾在一次会议上强烈反对把位于重庆沙坪坝区中心位置的文化馆，转让给一位从美国来的“投资人”做“商业开发”，其核心问题是对方要在这片区域的“改建”中砍掉文化馆旁边那棵百年的黄桷树。 “黄桷树下龙门阵”，这在老重庆几乎无人不晓。这棵老树周围，是当地民间讲故事活动的一个重要场地，而这棵树本身，在重庆的民间文化人眼里，更是一个鲜明的人文地标，一个不可替代的精神符号。附近的老百姓，没事的时候都喜欢聚到这里来听故事。 “发展是硬道理，但一定要是全面的科学的发展，这个‘道理’才能长久地‘硬’啊。单纯要GDP，是真正的发展吗？”如今，回忆起当初的激烈争辩，曾令弟依然动情。 在曾令弟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树还是保住了，文化馆也没有“出让”，群众文化的这块阵地继续坚守。后来接任文化馆馆长，同时也是区文联主席的黄吉林，感慨万千：“半个多世纪了，故事阵地始终没有断掉，不管是‘文革’期间的严酷环境，还是经济大潮中的某些极端价值观念的冲击，我们都挺过来了。这个文化传统是群众的需要。” 讲故事，一种最朴素但也最深远的民间文学传播方式，它看似没那么华丽，没那么时尚，没那么精英，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观照和浸染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带着极强的亲和力，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朋友间交流，“讲段子”“侃大山”，影视、小说等大多数文化产品创意之初的文本，最基本的东西都是“故事”。中国最著名的畅销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曾说过：“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而重庆市委宣传部把讲故事的任务交给重庆市文联来具体负责组织和推进，又是一步深思熟虑的好棋。 相比于唱红歌和读经典，讲故事需要更加复杂的组织发动工作，不仅需要开展活动，还需要组织甚至培养创作、表演人才，推动产生大量作品。重庆市委宣传部专门提出“组建由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市文化广电局、市委党史研究室、红岩联线、市文史馆、市文联、市作协、重庆广电集团等部门单位组成的讲故事活动协调小组”，就可见其工作牵扯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而这个“活动协调小组”的办公室，就设在了市文联。 这实际上是对所有文化教育单位、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和全市群众的一次“整合发力”。重庆市委宣传部一眼看中了文联在这个方面的独特优势，这个“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这个扎根于基层群众文化艺术各领域的“人民团体”，特别适合成为这样一个“整合者”。 在人员、编制等方面还没有完善好省级架构的重庆市文联，责无旁贷；早已满怀激情的文联人，选择了自我加压，开始谱写一曲“文联故事”。 推动讲故事开展要打造活动平台，文联人在机关、学校、企业、乡镇等地四处奔走。因为一无权，二无钱，文联人在具体工作中自然免不了有吃闭门羹、看冷脸、受委屈的时候，再加上有些年轻人经验不足，组织工作中，不少同志都掉了眼泪。 推动讲故事开展要激发人们的原创热情，和重庆历史有关的红色革命故事、正在重庆本地发生的廉政打黑故事、每个重庆人身边的创业致富故事，是群众特别爱听的几类故事，文联人开办了一系列故事刊物，鼓励所有人去深入发掘，广泛采访，乃至现身说法。 推动讲故事开展要培养表演人才，各级文联开设了一系列故事员培训班，邀请全国著名故事活动家、上海《故事会》总编何承伟，全国故事大王肖化等曲艺家授课，向许多故事爱好者说明讲故事和演讲、朗诵等舞台表演形式的种种区别，摸索口头文学的艺术规律。 推动讲故事开展要营造声势扩大影响。文联就请来了刘兰芳、姜昆、王刚等全国曲艺名家参加重庆的讲故事活动，举办各种全国性的故事大赛，在基层社区和乡镇开展“故事大王”评选，并且选拔确定故事基地，南岸区文联甚至成立了专门的“故事家协会”。 身边的人讲身边的故事，老百姓感到亲切、可信，而身边的人在工作、创业、致富中发生的这些动人故事，又让老百姓感到振奋、鼓舞。讲故事活动，常常是台上一边讲，台下一边议论。而故事活动的形式更是千变万化，从舞台上的故事比赛，到公园的“龙门阵”、社区的“广场故事会”、乡村的“院坝故事会”……故事在重庆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群众心坎，文化的力量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时候故事讲完了，大家还不走，还问我故事里的主人公家在哪里，甚至真的去看看。”云阳县教师进修学院的年轻教师、故事员冯炎均说。 文化和生命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文化越能给生命提供滋养，这种亲和力就越强大。 全市的讲故事活动火了；但一向在人们印象中“悠闲自在”的文联却忙坏了。 据不完全统计，自重庆讲故事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已编创故事6000余个，培训故事员13500多人次，出版《讲故事》杂志44期，发行110000多册。 在重庆，当动人的故事与所有人的生活逐渐融为一体时，先进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最“潮”主流，先进技术与先进文化互相“借力” 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都在说明，先进文化是社会进步的主心骨、精气神、发动机。有先进的思想文化，才有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 最近一年多，重庆市巫山县国土局局长汪中来养成了一个新的生活习惯，每天晚上，都会给在外地上大学的女儿发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不是家常话，而是选自伟人名著和国学经典中的一些箴言警句。他用这种方式，提醒在外独立生活的女儿，凡事学会甄别，不要在社会上“学坏了”。 汪中来的做法并非偶然，更不是任务，而是受到了红色文化的感染和启发。在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等文化活动在重庆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发送“红色短信”又成为山城的一大时尚。2009年4月，在“红言颂——重庆第二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启动仪式上，薄熙来带头发出了第一个根据红色文化编写的“红段子”。半月时间，这条署着“薄熙来”名字的短信被转发1600万次。 群众对红色短信创作传播的热情再次触发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系统的引导工作。2009年5月20日，重庆市委宣传部下发了《关于广泛开展手机“传箴言”活动的实施意见》，将内容定位从“红色短信”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拓展，使其与之前的文化创建活动一脉相承，引导市民自发利用手机短信这一时尚方式传播红歌歌词、经典格言、优秀小故事，成为深化“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活动的新的重要载体。 为推进“传箴言”活动，重庆移动、重庆电信、重庆联通先后建立并开通了活动平台，使全市市民包括使用小灵通在内的手机用户，都可以参与进来。 先进文化一旦搭载上先进传播技术，其影响力更令人惊叹。仅截止到2009年底，重庆市民转发“箴言”就达1.2亿条次，与之前手机短信“黄段子”、“灰段子”满天飞的社会现象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据重庆移动一项调查显示，重庆超过90%的人认为，短信传箴言给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带来了正面影响。 传播反过来又带动了创作。2009年5月，首个“红言”短信创作传播基地在重庆市渝北区成立，包括机关干部、高校教师、大学生在内的30名人员开始定期创作红色短信；6月，重庆市高校“传箴言”活动专题网站开通，大学学生可以方便地上传自己的原创“箴言”；8月，中央文明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联合在重庆举办“祝福祖国”文明公益短信传递活动，对优秀原创短信进行评选；9月，贵州省委宣传部来重庆就“传箴言”互动活动进行专题座谈；10月，重庆贵州两地优秀短信创作高手携手重走两省市红色革命纪念地，激发创作灵感…… 而随着短信传箴言活动的深入，网络信息时代的一切新技术手段都开始不断渗透进来。2010年，QQ签名、QQ空间传箴言活动陆续启动；2011年，微博传箴言、电子贺卡传箴言、手机彩信彩铃传箴言活动陆续启动…… 重庆的主流文化越来越“潮”，年轻人也加入得越来越多。根据大渝网的后台统计，在大渝网上传箴言的网友中，90%是40岁以下的用户，60%是“80后”。新媒体的开放性、广泛性和互动性，是不可能使用强制手段让用户参与活动的，而广大年轻人参与热情之高，使我们不禁感慨，当先进文化借先进技术而发力之时，先进技术又何尝不在借先进文化之力，来吸引自己的用户？ 《光明日报》曾刊文把重庆文化创建活动归纳为“唱读讲三字经”，而与时俱进的重庆人随后又加上了一个“传”，构成了更为科学系统也特别时尚好玩的“四位一体”主流文化建设的“重庆模式”。 实际上，重庆文化界的有心人早就隐隐感觉到，从红歌提神，到经典养身，从故事讲述，到短信互动，重庆在文化发展中自我振作、自我充电、自我创造、自我传播已经悄悄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而2010年，薄熙来也在全国“两会”中明确表示：“唱读讲传”是重庆“精神文明领域中的一整套建设方针”。而这一整套建设方针，中心作用就是让主流文化、先进文化在广大当代群众中深深扎下根。 重庆一项调查显示了这个“根”如今已扎得有多“深”。调查结果表明，83.3%的被调查者认为“唱读讲传”提升了重庆人的精气神；86.46%的人认为唱红歌能给人以精神力量；86.36%的人认为读经典能给人以思想力量；84.99%的人认为讲故事能给人以榜样力量；81.22%的人认为传箴言能给人以思想启迪。 归根到底一句话，重庆人在“唱读讲传”中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一种“力量”。 这，就是先进文化的力量，就是崇高精神的力量。 “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都在说明，先进文化是社会进步的主心骨、精气神、发动机。有先进的思想文化，才有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2009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委会专题研究文化建设问题，得到了全市群众的热烈响应，薄熙来的发言铿锵有力。就在这次全委会上，“唱读讲传”活动被定为重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办好的九件实事之首。 一个省级行政区党委专门召开全委会研究文化建设问题，这在全国都十分罕见，在重庆之前，只有浙江曾经这样做过，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10年，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时，对“唱读讲传”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项活动使群众自我教育，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高尚的理想信念，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加强教育引导，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据统计，2008年6月至今，重庆已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8.1万场，参与市民超过1.1亿人次；编辑出版《读点经典》30辑，单辑发行量最高超过70万册，总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开展经典诵读展演活动7.9万多场、参与市民2735万人次；举行一定规模故事会11.8万场，参加群众4500多万人次；全市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3亿多条次、参与用户2.8亿人次。 这是一组令人震撼的数字。这也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氛围。 以红歌切入，延伸到古今中外一切积极健康的“红色”文化、先进文化，最终形成了一次主流文化建设的大动员。山城重庆，彻底“红”了。 热在基层，人民群众的“智慧发散” 人民群众对自己认同的文化总是会有发散创造，这既是群众无穷智慧的迸发，也是文化创新力量的展现。 很多人都认为，重庆的整个“唱读讲传”文化建设是“自上而下”的，甚至少数人还误会其中带有“官办”的“行政命令”色彩，这让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合清在面对许多外省市媒体采访时颇感无奈。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到重庆来亲眼看一看。”王合清说，“看过之后，你就知道这项文化创建是不是真正的‘热在基层’。” 其实，面对以“亿”为计量单位的参与人次，这个问题已不言自明，没有群众的真正热情，这样的参与规模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而群众在这个文化创建过程中，以自己的智慧进行的无数“发散创造”，更是增强了“红色文化”深邃的时代活力。 重庆市荣昌县文工团退休音乐工作者熊尔康，自发创作“新红歌”《苍天大地》，被市委宣传部大力推广，这让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满足：“其实，老百姓一直都有自发的各种集体性文化活动，只是红歌的提倡让大家感觉内容更充实了。而除了已有的经典红歌，老百姓也特别希望唱一唱新时代的内容。” 像熊尔康这样从“唱红歌”到“创红歌”的例子，在重庆并不是偶然现象。“唱红歌”带动了一大批专业文艺院团的骨干深入群众，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来自群众的基层文艺人才，他们在活动中崭露头角，文艺灵感频频激发，而市委市政府对于“红歌”的概念，界定并不狭隘，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民族复兴，只要是内容积极向上、旋律优美、能够陶冶人情操的歌曲，老百姓唱得“来劲”，唱得“健康”，就全叫“红歌”。这就给了熊尔康等人一个充分发挥才华的大舞台。 “以前搞歌曲征集，一次也就几十首，现在动不动就是上千首。”重庆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张永安感慨。 读经典活动也别开生面。重庆人民小学的学生在活动中穿起了古装，孩子气十足地进行了“角色扮演”，你演孔子，我演孟子，在校园里展开了一场超越时空的“经典对话”，再加上老师在旁边不停地提醒：“‘孔子’，你怎么忘词了？”“‘孟子’，该说什么了？”那种亲密而有趣的“国学体验”就连成年人也流连忘返。而把经典带入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不仅仅是孩子，许多单位“学以致用”，为“用”而“学”。比如市委组织部特意组织学习古今中外选拔任用人才的经典格言，市纪委鼓励职工留意有关廉政为民的经典篇章，市委宣传部的干部职工自然更关心文化育人的箴言警句。 讲故事活动更是让群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巫山县建平乡瓜瓢村，把“讲故事”巧妙安排到了村里的红白大事现场，让主持人、村干部、证婚人上台给大家讲“家常”，而且就从眼前的“故事”讲起，这场婚礼办得好不好？这家为什么能把媳妇娶进门？是怎么发展经济引来“凤凰”的？姑娘看中了小伙子什么优点？这些“故事”和在场的人息息相关，没一个不爱听的。云阳县、荣昌县，农村致富能手、农民企业家自己成了“故事员”，讲创业的酸甜苦辣，同样吸引着下面议论纷纷的听众，大家一条街上、一个村里住着，怎么人家能成功，咱就不能呢？老百姓情不自禁地要听、要想、要问，不知不觉，创业的智慧、人生的启迪，就通过故事钻进了老百姓的心里面。 人民群众对自己认同的文化总是会有发散创造，这既是群众无穷智慧的迸发，也是文化创新力量的展现。“唱读讲传”在基层群众中被生发的无数不同“版本”，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趁势发力”的最好促进，也解答着重庆基层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难题”。 “重庆的文化底蕴其实很丰厚，但这些年来总感觉缺那么‘临门一脚’，把城市的品牌推上去、打出去。‘唱读讲传’现在踢出了这一脚。它让老百姓的文化鉴赏水平一天天提高，对文化艺术的兴趣和需求一天天增加，这对专业文艺工作者产生的巨大推动力是很难用语言说清楚的。”三度“梅花奖”获得者、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感慨。 正是这种推动力促进了重庆文化艺术高端品牌的“重庆制造”。近年来，300多部长篇小说，1000多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集，100多部影视文学作品，40多部影视剧，60多台各类舞台剧，3000多首歌曲在重庆文艺家的努力下先后问世，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文华奖、鲁迅文学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曲艺“牡丹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等100多项国家级文艺奖项，也被重庆的文艺家们一一捧回。 重庆市社科院文史所副所长罗锐华自2010年3月开始对“唱读讲传”文化建设工作进行理论性研究。在他看来，“唱读讲传”是针对重庆复杂的城市形态所创造出的一个地域文化“协调发展”的科学模式。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身，全市8.24万平方公里，面积比京津沪三地加起来还多一倍多，但3200万重庆人中，农村人口就超过2000万，辖区内40区县中有14个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城乡差距大，人均收入差距大，区县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大，三峡工程百万库区移民中80%属于重庆辖区。这是一个矛盾集中、问题复杂、城市形态极其多样的新兴直辖市。 但“唱读讲传”却在如此复杂的文化建设环境中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这一点，罗锐华感受到了，而始终站在文化建设一线的基层文联人，感受更加鲜明。 荣昌县，重庆市农业经济为主的一个县，在重庆市并不算经济发达的地区，前些年县区街道“脏乱差”的现场也不少见。“唱读讲传”活动开展后，群众文明、礼貌、健康的生活习惯逐渐养成。荣昌县文联主席林勇自豪地说：“2009年，我们这里成了重庆市第一个获得‘全国文明县城’的县。” 云阳县、巫山县，都是重庆的库区移民大县，宣传文化工作尤其不好开展。云阳县普安乡乡长陈勇回忆：“那几年矛盾比较突出，移民的补偿经费问题，迁移安置问题，扯皮的、上访的，相当多，甚至连基层的党组织都出现了不稳定。老百姓特别需要一个思想上的‘主心骨’。”巫山县建平乡瓜瓢村支部书记孙祖金感慨：“难，家家情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要求不一样，你得一家一户做工作，甚至有几年连群众大会都开不起来。”而“唱读讲传”创造性地把党和政府的移民政策放到了歌曲和故事中传播。云阳县文联主席王万田说：“这个文化活动真正让广大群众知道了政府在做什么，这很重要，让老百姓安了心。”巫山县松峦社区的向宗银，一个65岁的老人，前几年曾经因为移民矛盾把当地公安局长都打了，今天却已经成为当地有名的“唱红歌”活动积极分子。他说：“搬进新居，环境好，生活舒心，党和政府的好处，我说不出来，但唱得出来。” 南岸区，全国文化产业先进区，重庆市经济发展较快的中心城区之一，动漫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民营出版企业遍布区内，区文联主席刘钢更是重庆唯一的“全国文化产业先进个人”。他从文化产业角度对“唱读讲传”做了解读：“文化是民间的，只有群众文化的底子厚重了，文化产业才有后劲，而对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产品来说，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引导，对这个文化创新最活跃的领域又是一个健康的促进。‘唱读讲传’的引导和激发，合起来对南岸可以说是一次文化生产力的新‘解放’。” 面对“唱读讲传”在基层的火热局面，王合清总结了他的心得：“让群众真正成为主体，宣传文化部门的工作也就回归了‘本位’。重庆市宣传文化系统在‘唱读讲传’中起的是引导、推动、助力作用，而不是让群众反感的强加、强制、强迫于人，在文化内容的倡导上，在文化基地的指导上，在媒体宣传的引导上，在群众文化骨干的培训辅导上，都是尊重和坚持群众自发自觉自愿。群众觉得受益了，自然积极性高。宣传文化部门越好地‘回归本位’，群众的智慧越会鲜活地呈现，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越会激情四射、有声有色。” 内陆大开放与西部大开发的“红色”格局 在世界的竞争中，思想文化优势是一种更内在、更持久、也更难替代和模仿的竞争优势。 今年6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到重庆考察，特别希望能听一听重庆“红歌”。在文化部与重庆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华红歌会演出现场，当美国反法西斯歌曲《雪绒花》的旋律响起时，基辛格既惊喜又诧异：“这也是‘红歌’？”而他得到的回答毫不含糊：“反法西斯歌曲，当然是‘红歌’！” 这个有趣的细节大概会让基辛格博士深思，但也同样让我们深思。 没错，重庆的“红”，是一道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的风景线。 3年来，当不少人还在质疑重庆“唱红”是“回到‘文革’”、是“极左路线”时，重庆人已经用自己的“红色”名片，敲开了从中国西部走向世界的大门。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称赞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内涵十分丰富，既有中国革命领袖的著作，还有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来自欧美的伟大人物的警世格言。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了不起的进步。” 英国政府亚洲特别工作组主席查尔斯·鲍威尔感慨“唱读讲传”“传承民族文化，增强了自豪感，提振了精气神，我很想学习几首红歌，感受唱红歌带来的激情”。 而基辛格在考察结束后同样高度认同“唱读讲传”是“鼓舞了城市健康向上的精神，是一种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勇于创造也善于创造的重庆人，充分展示了“红歌”的“普世价值”，红歌、红段子、红色故事，乃至整个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经典文化、先进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古今中外的优秀经典，所呈现的又无不是积极向上的“红色”气象。“唱读讲传”极富创意地将其勾连融会于一体，成为了重庆广大民众普遍认可的主流文化体系。在重庆，“唱红”两个字早已不单指“唱红歌”而言，它更是广大民众对文化建设“高唱主旋律”的朴素认可。 “‘红’是汉语中褒义色彩最强烈的词，红色代表生机、活跃、青春、热情，代表明亮、鲜艳、力量、奔放和充满生命力。红歌来源于人们的生活，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红歌’的‘红’，不仅是昨天革命先烈的‘红’，还有今天幸福生活和未来美好愿望的‘红’。”何事忠对“红”的阐释，切中要害。 按照何事忠对“红”的阐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重庆流行的“红歌”，不仅有《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领航中国》等振奋人心的经典作品，也有《东方之珠》《七子之歌》《军港之夜》《我的中国心》等通俗甚至港澳台流行歌曲，参加“中华红歌会”等重庆大小红歌会的演出队伍，为什么既有来自全国内陆各省市区的代表，也有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民众，甚至还有古巴、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姑娘小伙…… “中国红”已成为重庆的文化底色，而它所呈现的开放的文化气场，与重庆在跨越式发展中对经济社会进步所做出的重大创新，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开放”这个词似乎已经天然与“东部沿海”联结在一起，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没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根本无从谈起。但是，薄熙来到重庆不久，就明确指出，重庆发展的核心就是扩大开放。这个开放不是去“照抄沿海”，而是要实现“内陆大开放”。 这是一个突破性构想，也是为整个中国西部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做出的一次重大探索。为了实现这个构想，重庆除了尽力发展交通条件、创新产业模式之外，把软环境的营造和实现经济转型作为了最为关键的因素。 可以说，重庆以“唱读讲传”为抓手的文化建设，正切中了这个思路最关键的基础环节，不仅为知识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体人文素质的提升上做了有力支撑，也以其“奋发昂扬”的精神氛围营造了极佳的社会软环境。 同时，根据科学发展观要求，重庆高度强调统筹协调发展。宜居、健康、平安、畅通、生态、民生，一系列新兴发展理念被注入了重庆的发展规划并稳步实施，同时，开始有效缩小城乡、地区、贫富差距，点燃所有中低收入居民走向富裕的希望。 所有这些，与内陆大开放的实践结合在一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逻辑完全一致，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紧密结合，与重庆亮出的“中国红”这一文化大意象，彼此高度呼应。 近3年来，重庆的经济发展保持了年均15%左右的增长速度，始终位于全国前列，2010年前7个月增速甚至超过了17%，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50%，惠普、富士康、广达、英业达、思科、微软、IBM、NTT等一大批世界500强、国内外大型上市公司被吸引进入重庆。仅电子信息产业一项，预计到2012年总规模将达到6000亿元，到“十二五”末，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能可达到8000万台，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基地。 2010年6月，重庆两江新区正式挂牌，重庆周边地区出口企业至此无需再往上海、深圳等口岸跑，在此就可以办理一切出口手续，而它预计的GDP、工业销售值及常住人口，将在10年内“再造一个新重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两江新区“关键是在高起点上推动发展方式转变，走出一条科学发展新路，为西部乃至全国提供新的示范和借鉴”。 2010年9月，世界出口发展论坛在重庆举行，这是该论坛首次在瑞士以外的国家举行，主办方对一个并无地理优势的内陆城市在开放上取得巨大成功表示出强烈兴趣，并试图将之作为范例向全球推广。更早之前，美国权威外交杂志《外交政策》，在它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08”中，将重庆评价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城市”，此后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对重庆更做出了“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的评语。 作为整个西部地区大发展的一架“火车头”，作为整个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位“探路者”，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成功的实践范本，这座3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山城，在今天呈现出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3年时间，重庆依靠“中国红”筑起了西部一座新的人文高地，她的发展，也证明了薄熙来的论断：“在世界的竞争中，思想文化优势是一种更内在、更持久、也更难替代和模仿的竞争优势。” 高扬的“中国红”正是这个文化优势的真正内涵，“唱读讲传”这一文化建设模式所探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营造的先进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社会人文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重庆快速发展的精神引领和智力支持。 201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重庆考察，他指出：“重庆市委、市政府推出的‘唱读讲传’活动，找到了一个实现群众自我教育的好方式，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好载体。活动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喜爱。要好好总结重庆‘唱读讲传’活动的经验，大力宣传，进行推广。” 我们记得，马克思曾说过，人应当是精神性的存在。无独有偶，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也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今天，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当科学发展已经成为前进主题，重庆的“唱红”发人深省，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环境，如何在先进文化、主流文化的建设中，获得更健康、更有后劲、也更可持续的源动力，我们或可从这座正在崛起的“红色”山城中，得到一份深刻启迪。 短评 站立在文化应有的高度上 弋平 重庆，长江边上的一颗璀璨的城市明珠。它有着3000年的历史，也是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是我国城市中地貌最独特的山城，它滨临长江，挺立在山峦之上。 抗日战争时期，它是耻辱的失败退让的底线，也是人民抗战的决斗的前线；解放战争时期，当新中国的国旗高高飘扬在北京天安门城楼，这里却正在发生最惨烈的一幕：大批革命先烈、共产党人以最大无畏的气概在黎明前慷慨赴死。 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是一座屹立在地平线之上、有山一样伟岸英姿和伟大崛起的城市。这是一座浸透着烈士鲜血、矗立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丰碑的红色之城。 2008年以来，这座红色文化之城伴随着全国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城乡统筹的示范性跨越式发展，响亮地开始了“唱红”的文化创新之旅。3年过去，重庆的红色文化建设，硕果累累，惠及全民，震惊中外。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重庆市的“唱读讲传”的文化实践，以红色文化为切入点，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吞吐古今中外文化和文明成果，彰显了先进文化的思想高度、精神魅力和创新思维，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崭新创造和成功范例。它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族解放、幸福、富强、民主的创造和追求人类和平、发展、文明理想的目标与实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引领。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旋律，是100多年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外文化碰撞交响而发出的黄钟大吕之音，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淬火、裂变、涅槃的火中新凤凰。 本报记者采写的这篇长篇通讯全面翔实地报道了重庆市的“唱读讲传”的感人细节，是本报记者“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重要收获。一系列的数字，记录了重庆市经济、社会、文化的惊人巨变；一系列的人与事，揭示了重庆市文化建设直指人心的深刻深远意义；一系列的成果成绩成就，提升了城市形象和人民精神风貌的精气神；一系列的创新创意创造，开辟了文化建设的新境界新风景。这篇通讯回答了一些人的误会与偏见，它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重庆的“唱读讲传”决不是道听途说的所谓的“自上而下”，所谓的“行政命令”，所谓的“脱离群众”，而是“热在基层”、“发自群众”，是“文化自觉”和“人民创造”。这个结论来自记者的身临其境，来自深入的采访，来自对民间和大众实践的认真观察和调查。 我们热切地期望广大读者通过本报这篇报道走进重庆，走进重庆人民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所从事的文化造创活动中，领略这一片热土的伟大的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获得启示，获得鼓舞，获得一种激动人心的精气神。 特别感谢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联对此稿件采写给予的大力协助与支持 原文见 http://www.cflac.org.cn/ysb/2011-10/12/content_238725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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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科学的起点在哪？
热度 1 daodezhenjing 2011-10-11 11:03
　　我说的中国现代科学，就是指中国主导的新科学。现有的中国科学都是泊来的，本质上并不是中国的，你可以说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我总觉得拿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总有点抬不起头，要想中国的现代科学真正地抬起头来，就需要自己来创造，只有中国创造的才能够真正属于中国。 　　中国的古代科学辉煌而灿烂，在十七世纪以前还一直远远领先于西方。这不仅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而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关于人的科学体系。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闭关锁国，制度缺失，中国的科学人才一直毫无用武之地，致使中国科学几百年来一直没有进展。新中国成立，应该说，中国科学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可旧的传统仍在，科学的环境仍然不容乐观，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个全新的发展良机出现了，至今，我们已经系统地完成了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消化吸收，使它成为中国科学发展最好的奠基石，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自己的思想融入科学，就能够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科学体系。 　　回顾以往，每一次东西方文化的结合都会给科学带来革命性的进展。为什么近现代科学能够在西方产生，其根本原因有两点，一个就是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消化与吸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创新。第二个就是对中国先进科学思想的吸收，以前人们一直信仰无知的上帝，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们打倒了上帝，却吸收了中国“道”的思想树立了一个物质的上帝，即自然规律决定一切，如果没有这个思想，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今天，东西方文化的又一次大融合即将到来，这就是扬弃还原论，用东方文化中系统的观点来认识世界。虽然西方人也创造了关于系统的众多学说，如一般系统论，混沌沦，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但近几十年来的停滞不前已经说明了它还缺乏一个灵魂性的东西，而这个灵魂性的东西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果我们国人能够将两者结合，一个全新的科学体系将会建立，那时，我们将认识到一个现代科学还远没有认识到的未知世界。这个世界是不可观察的，象暗物质、暗能量占据了宇宙的绝大部分一样，认识它靠现有的科学手段是不行的，只有系统论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个未知的世界。 　　科学之所以能够称之为科学，就是因为自然的秩序性存在，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索秩序存在的规律，用来指导人类的生存。可我们对自然秩序了解多少，现代科学只告诉我们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的单调走向无序，却无法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秩序产生的内在根源。特别是在对人的研究上，科学研究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人类自己，而关于人的科学应该是科学中的科学，可我们对人的科学了解多少，至今我们还有众多不治之症在等着科学来解决，科学的不完善是显而易见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迷信现代科学的时代，很多人都觉得它已经接近顶峰，现代科学的未来就是修修补补的事，根本不需要大的变革，对新科学的产生总是报以敌视的眼光，甚至扣帽子，扔砖头，使新科学的发展受到重重的阻碍。特别是在中国，中国先人对人的研究一直就是从系统的角度来认识的，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而现代科学才刚刚入门，不少人就要抡砖头把它打死，疏不知，不懂得对先人成果的扬弃，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进步，现代科学对人认识的无知不正说明这一点吗？或许不少人会辩解，生物大分子，基因，细胞，组织学，神经学等的研究不正说明现代科学对人认识的高明吗？可我要说，这些研究就象是瞎子摸象，你能说你摸到那一部分就是象的全部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能真正认识人吗？ 　　李约瑟对东西方科学认识很深，他说的话很值得人们借鉴，他说：现代科学不能作为古代科学的审判台，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远远还没有结束。是的，现代科学只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可观察的部分，可这个世界不可观察的部分占据了宇宙的大部，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它，对世界的认识就是不全面的。可要认识它，不是靠现有的科学手段能够达到的，唯有从系统的角度来认识，才是真正可能的。中国在系统论的研究方面远远领先于西方，如果现在的中国人能够用中国独有的思想来武装西方的系统论，将会带来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那时，中国科学才会真正地扬眉吐气，我一直盼望着那一天！只是希望国人不要对他们扣帽子，拍砖头，给他们一个能够让中国人自豪的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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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任仲平:开启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写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DynamoChina 2011-10-9 10:55
（一）近年来，诸多重大历史节点周年纪念接踵而至：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 这些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由近及远，一波接着一波，画就百年中国远山近岑最壮阔的几笔。而这波澜起伏百年历史的起点，始于辛亥年秋日武昌城的清脆枪响。 历史悠长的中国，从没有哪一个百年，像这一个百年般惊心动魄、脱胎换骨、翻天覆地。武昌城头的枪声，一举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漫征程。从那一刻起的百年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流经一个世纪的历史深河浩浩荡荡，几代人殚精竭虑，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迎来民族复兴的曙光。 尽管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未见彻底，尽管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未被改变，但一切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 孙中山 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二）人类社会任何一场伟大变革都不会孤立于其历史阶段，辛亥革命从发生到结束不足百日，承载的是中国煌煌3000年的历史脉动。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亚特兰大宪报》就曾预言，如果这场革命成功，以共和代替帝制，“中国的进步，无可限量”。百年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带领13亿中国人民，以世界舞台的“中国奇迹”印证了这一不可限量的伟大进步。 今天，当皇帝的龙袍化作舞台上的戏服，鸦片的青烟消散在历史的风中，行进在辛亥一代开启的现代中国征程上，我们更需深思—— 隔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辉煌历史，该如何打量辛亥革命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征途中，这场打响亚洲民主第一枪的伟大革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的社会巨变之下，蕴藏着怎样的时代逻辑、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得失，又凝聚着怎样的思想遗产？ （三）历史总是擅长用偶然展开它壮阔的剧情。 一百年前的此刻，不少人难以置信，不可一世的至高皇权，竟然轰塌于武昌新军工兵营里仓促引发的枪炮，正如千百年来养尊处优的中华帝国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它的现代启蒙竟是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境遇下被动开始。 任何偶然的背后，都有隐藏着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循着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难以置信”和“不曾想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 “中国是带着首都被敌人攻占的耻辱进入到20世纪的”， 邓小平 曾经这样说起民族痛史。1900年，列强军队在中国的皇宫里举行阅兵，北京居民门口遍悬占领军国旗。1902年初春，西逃的 慈禧 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到京城时，正阳门城楼已在战乱中彻底焚毁。为避免清王朝统治者过分伤心，京城的能工巧匠搭起一个虚幻的城楼布景。 这个虚幻的布景，正是晚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的真实写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东亚大陆繁衍生息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开始面临西方入侵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直接导致了两大历史后果，一是在坚船利炮的威胁和凌辱下，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二是在“睁眼看世界”的震惊与觉醒中，传统中国开始发生“新文明裂变”，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历史进程越来越深刻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 “衰象古国古，长蛇强邻强”，一个千年古国如何在近代工业文明标定的发展框架内自立、自强？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使得中国的社会历史再也不能延续“改朝换代”的二十四史逻辑，而是前所未有地面临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 “耕者有其田”的太平天国运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师法俄日的戊戌变法，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在辛亥革命前的近百年里，中国在磕磕绊绊之中已经艰难地启动了这一新的历史进程。然而，努力的结果，却是甲午战争的折戟沉沙，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日俄战争的“局外中立”，日益猖獗的“瓜分狂潮”。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的君王，注定无法彻底自革其命。在“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私念下，清王朝的所谓政治转型，跳不出维护皇权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选择革命，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帝制，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把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革命潮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奔涌而来。 （四）“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兴替，只是给这历史的铁律，增添了又一个佐证而已。 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艰难时世，辛亥年那个普通的秋日，距中国第一个自称“皇帝”的嬴政登基已经2130余年，距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已经51年，距被迫改革的清王朝实行新政近十年，距林觉民留下《与妻书》、与众多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为天下人谋永福”而慷慨赴死不到半年。 我们因此不能不将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放到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考量。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国社会近三千年的发展演进中，才能理解它的意义；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20世纪以来这一百年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中，才能读懂它的追求；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未来一百年的现代化求索中，才能更加明晰它的价值。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历史学家蒋廷黻1938年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这一世纪之问，一语道破此前此后二百年间中华民族的使命与追求。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道路能带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引领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辛亥革命，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黑暗驶向光明的曲折航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渡口”。这场伟大革命，为老大帝国如何“变”才能救亡图存，探索了方向和道路；为中华民族怎样“变”才能跟上世界，积累了经验与教训，开启了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百年现代化进程。 （五）列宁视辛亥革命为“亚洲的觉醒”。在鲁迅的笔下，中国的觉醒者们是这样一种战斗姿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辛亥革命中，中华民族最早的一批觉醒者们，以其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陆皓东，“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方声洞……黄花岗之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武昌举义，英雄们临刑时“神色益壮”，当众演说，甘为“四万万同胞受死”，革命军牺牲的战士大多是20岁出头；武装起义屡败屡战，“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舍财”，华侨成为“革命之母”，在“恢复中华”的旗帜之下，形成了全球华人“革命救亡”的强大磁场…… 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如此慨叹辛亥革命：“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在亡国灭种的忧愤中，辛亥英烈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悲壮呐喊，以其“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高尚品德，“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坚强意志，追求真理、不断进取的赤子之心，放眼世界、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以及“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为后来者树立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为民族复兴大业注入巨大精神力量。 这是民族民主革命至为关键的一环，精神的觉醒，思想的启蒙，主人翁意识的张扬。革命，革命！“皇帝可以倒去”、“民主可以建立”，这是被称为“世界风暴新源泉”的辛亥革命的现代特质。醒来，醒来！现代化需要民众自主意识的觉醒。辛亥一代人以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昭示世人：国为天下之国，故此中华之兴亡，匹夫有其责；人为自由之人，故此中国之强弱，人皆有担当。 （六）辛亥革命激起人们无限的期待，它将中华民族的思想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里程。 龙椅被撤走了，称帝、复辟的倒行逆施为世人所唾弃；“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殖民者再难找到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社会结构重新建立，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革命者以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的政治理想，对中国社会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改造。 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封建专制是中国政治无计可逃的唯一选项，“天朝上国”是中国统治者们最为笃定的自我认知。戴皇冠的人或姓李或姓朱，而皇冠永远高悬于华夏众生之上；坐金銮殿的天子或汉或满，而皇权始终是“超级坚固的东方堡垒”。黑格尔曾经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把戴了几千年的皇冠打落在地，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从立宪转向革命的张謇敏锐地觉察出这场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本质区别：“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之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更迥然不同。” 对于这个“迥然不同”，毛泽东以极其通俗的语言，道破了它所带来的历史后果——“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国”迷梦在83天里迅速幻灭，张勋的复辟闹剧折腾了12天即告破产，历史的决断，人民的选择，让一个时代强音振聋发聩：“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七）作为二十世纪历史性的三大变化之一，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一起，永远彪炳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史册。 由当时中国尚无成熟的社会条件和新旧社会势力力量对比所决定，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尽彻底的变革。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辛亥革命让“朕即国家”的时代成为历史，标志着中国由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闭关锁国、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它从制度层面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探索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辛亥革命启开了封建主义之蒙，带来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使思想解放的大潮奔腾东流。民主精神的苏醒，平等意识的生长，令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为前进而准备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时之间，“自由尽是新风尚”。 辛亥革命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条件，一个顺应时代潮流、能够领导中国政治变革的新的政治力量应运而生了。 （八）革命者期待着民族的新生，然而这个民族最广大的人民却在未曾改变的国运中备尝苦难。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兵连祸结，百姓饱受欺凌，颠沛流离。这是辛亥一代的未竟使命：如何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如何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如何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是 孙中山 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他们从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启示，在对辛亥革命精神的继承中实现超越和升华。 为什么民主共和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如此之难？为什么孙中山奋斗一生，临终仍感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努力”？因为制度革命可以一举摧毁旧的结构，人的建设和发展却是水滴石穿的漫长过程。 “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革命之后，宋教仁曾发此浩叹。划时代的革命为何并未带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因为它未能深入发动和依靠蕴藏在最广大民众中的革命力量，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庶民的革命，让亿万民众构成国家的基本土壤，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向。 认识到这一点，接受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创建了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陈独秀、李大钊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将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推向更深层次。年轻的 毛泽东 投身农民运动，致力于“唤起工农千百万”，进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为什么在新生的民国，封建王朝的权杖依然在冥冥之中统治着社会？曾经期望的平等、自由、博爱，民族、民权、民生的现代国家为什么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崇高的理想固然令人向往，却必须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道路。 学者费正清曾有此断言：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体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它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极其遥远。外国学者这样分析它的失败：共和政体是外国的、空洞的仿制品，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土壤中毫无根基。 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选择能有效集结最广大社会力量、保障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开辟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基础上，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九）从“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算起，一百年过去，古老中国有如浴火重生。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其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通往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是让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华民族，融入人类发展进步的浩荡潮流。如果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是把古老中国带往现代化之途的第一个转身，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就是将这艘巨轮推达前所未有境界的最壮阔的历史行进。 从辛亥的枪声，到五四的怒吼，从上海石库门和南湖游船上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日夜向往：工厂遍地、机器轰鸣、高楼大厦矗立于城乡，火车轮船往返于原野江海，全国各地皆一派大生产景象。当年， 澳大利亚 人威廉·端纳面对孙中山拿出的画满铁路线的中国地图摇头慨叹：“这个如同游戏拼图一样的东西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然而，百年后的今天，大江南北，海峡两岸，这一切已经成为现实；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关于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的宏伟设想，已经化为今日中国现代化图景中的标志性工程。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未曾想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经济发展持续多年高增长，城市化率超过47%，世界各国研究经济发展的“中国周期”，国际社会关注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西方观察家慨叹，“中国的崛起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台……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转变，奏响了中华大地最激昂的雄浑乐章。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孜孜以求：一个国家，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倡行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从三民主义，到“德先生”、“赛先生”；从“拼将热血筑长城”，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浩荡前行的百年中国逐渐凝聚起这样的共识：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深化、永无止境的历史进程，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尽管未来的征程依然漫长，但共产党人以更大决心全面推进变革，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再创辉煌、全面进步的必然抉择。 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令他忧虑重重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令他念兹在兹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十）2011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孙中山，毛泽东，两位世纪伟人遥相对望。 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世纪并不遥远。 1911—2011，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迎来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演绎了民族复兴史上自强不息的传奇。百年风雨历程，如同历史教科书，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2011—2111，即将到来的这一百年，发展的蓝图已经展开——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处于又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折中的中国，曾经有“独一无二的过去”，也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未来”。百年精神传承，必将崛起一个繁荣发展、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共同富裕、高度文明的现代中国。这个中国，将为民族赢得更多福祉；这个中国，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中华正在复兴，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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