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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知系统的演化与“科技认知-行为系统”（二）
lvnaiji 2020-8-26 07:36
吕乃基 二、科学认知系统与科技认知-行为系统 学术界的大量研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科学认知系统。所谓“科学认知系统”大致包括：科学精神、科学规范、科学方法，以及由此得到的科学知识。 1. 科学认知系统的价值主要在以下方面： 其一，认识到具有超越特定主体、对象和语境的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规律，以及可以经由“两条道路”（马克思）和实验等途径发现这些规律。通常强调科学认知系统在这方面的价值，也就是认识到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并揭示其规律；然而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科学认知系统反过来对认识主体的影响，也就是个体对于存在和他人的相对独立性和认知能力。 其二，形成非嵌入编码知识，并把之后相关的认识与行为建立在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上。 其三，源于认识自然的科学认知系统，扩展到认识人类的经济活动，那就是经济启蒙和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扩展到人际关系和认识自己，那就是“自然状态”下的天赋人权、普适价值，社会契约论，培育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一言以蔽之：启蒙。 启蒙是个体的觉醒。个体培育以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和怀疑为核心的科学精神，从我思故我在，以头立地，到捍卫天赋人权。继人类从天人合一中分离出来，个体进而从所属群体中独立出来。 2. 技术对认知系统的影响 通常只考虑科学对认知系统的影响，鲍捷说的也是“科学认知系统”。其实，技术同样参与认知过程。首先是众所周知的知行关系，此处略过；其次，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对认知过程产生特殊而又特别重要的影响。 其一，大部分技术的成果表现为“科技黑箱” ，如今还要加上形形色色的软件，可以认为是尚未“物化”的科技黑箱。手机、数码相机、电脑等等都是科技黑箱，其中还有更小而又处于核心地位的科技黑箱：芯片。科学技术知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以及价值判断等等，都集成于其中，使用者难以或无需理解这些知识，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效果。 在此意义上，科技黑箱，就是把人们原先基于各自意会知识的五花八门、效率低下、难以协调沟通的行为过程，建立在科学提供的非嵌入编码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提供的与价值观有关的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上。科技黑箱，使知识得到最大程度和最迅捷地共享。 需要指出，一方面，经由科技黑箱所共享的知识，就其对主体的影响而言，远不如认识过程，也就是在获得知识时所经由的亲历亲为，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远不如科学活动的启蒙作用。 科技黑箱实际上让使用者享受认知系统提升的成果，同时免除认知系统提升之艰辛 。 另一方面，建立于科技黑箱之上的行为方式又与之前确实大为不同。虽然使用者未必知晓科技黑箱的原理，但必须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方可得到预期的功能，从而迫使使用者把自己的行为建立于规律和规则的基础上，进而培育相应的行为规范。在使用同类及相关科技黑箱的人群之间，大大提高了可预期和协同的程度。遵守操作规程的行为大大提高了使用者在环境（自然、社会）中的自由度。科技黑箱的集合，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 其二，对科技黑箱的消费构成需求侧，科技黑箱的生产过程则构成供给侧。如果说消费主要是个人行为，那么生产过程，在更大范围是供给，就是社会化的行为。当然，在生产过程中也会“消费”科技黑箱，这种消费被整合到更大的生产过程中。 以科技黑箱为“体”，围绕科技黑箱的供给和需求为“两翼”，两翼之间形成合作与博弈关系，由此形成的“ 一体两翼 ” ，从基础上建构了社会，推动社会运行。 其三，如果说科学理性是科学认知系统的基础，那么，技术理性就是“技术行为系统”的准则。 技术理性的核心是三个“比”：投入产出比、功能价格比，以及这两个“比”之“比”。这三个“比”的关键是，无论是生产方、消费者，还是中介环节，所有博弈方彼此间的平权，不存在某某“长子”和“某进某退”；博弈规则公平透明，普遍适用，没有“个案处理”，稳定有效，没有“下不为例”；所有要素处于充分流动之中，所有博弈方具有选择权，不存在强买强卖和垄断（公共服务另当别论）。 显然，这样的制度安排，就是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下，各博弈方之间才会有持续稳定的重复博弈，进而演进博弈，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推动社会发展。进一步说，一体两翼的正常运行必须置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中，透明、有限规则、公平、自愿，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 市场经济孕育技术理性，技术理性为各博弈方提供清晰明了的行为指南。 市场经济理论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体现，是运用科学方法的成果，同时也是科学知识的组成部分。科学理性是技术理性的基础。没有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就失去反思能力，缺乏对可行性和市场演变的判断，背离事物发展和人性的规律，没有方圆和规矩，最终堕入机会主义的泥坑。没有技术理性，科学理性止步于认知，失去行动能力，成为空中楼阁。 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均需接受价值理性的规范和引导，否则会失去良知；然而，价值理性必须建立在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基础之上，否则将成为虚妄和乌托邦，带来灾难。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形成理性之间的某种生态关系。 正因为技术的特殊重要性，有必要与“科学认知系统”合在一起，提出“科技认知-行为系统”。 3. “科技认知-行为系统”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 与语言和文字相关的认知系统嵌入于特定人群，限制了不同人群之间的相处与交流。所谓特定的人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拥有相同的起源、生活在同一片热土，具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一言以蔽之，语言和文字认知系统，与历史，与自然，与哺乳动物的认知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两套认知系统存在对内与对外两个根本缺陷。 对外，是部落、国家之间的争斗。巴别塔道出了语言的重要性，在语言的背后是争夺资源和强加信仰。虽然有通商、通婚和人员往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彼此间不可通约，往往最终导致战争。 对内，个人淹没于部落、民族、整体之中，甘心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族长、清官或皇帝，个人的人格收敛到某个奇里斯玛，如同长不大的婴儿。反过来，皇帝或窃国大盗则打着为天下百姓的旗号，“一统”或“平”天下。失去来自个体的动力和自主创新，这样的整体最终也将失去对外的竞争力。 科学认知系统有助于克服这两个缺陷。 对外，科学认知系统破解巴别塔难题。作为“普适性知识”，科学语言全球通用。欧几里得几何、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穿透历史的迷雾和民族的藩篱，在世界各国通行无阻。运用科学理性，遵循科学精神，遵守科学规范，尊重事实和逻辑，发现规律，遵守契约精神，虽然国与国之间未必就相安无事，但至少有了互相理解与交流，相互尊重的最大公约数。 近代科学革命期间，培根强调经验与归纳，笛卡尔侧重理性与演绎，以及伽利略的科学成果，在欧洲大陆已经广为所知。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才有1648年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以处理国际关系。而后的牛顿定律和启蒙运动进一步完善科学认知系统，进而将其推进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伏尔泰宣称，我们都是牛顿的学生。虽然近现代的世界依然冲突不已，但总体而言，科学认知系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WTO即是基于科学精神的典范。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今世界，谁不认同科学认知系统，违背规则，或桌面上一套，桌面下又一套，或随意“弃约”，将被各国所不齿而边缘化。 对内，科学认知系统推动启蒙，促进人的解放。我思故我在。笛卡尔之“思”，显然不是哺乳动物之思，也不是停留于语言和文字认知水平之思，而是科学认知之思，不仅思考宇宙，而且以“思”作为个体存在的依据。这就是个体的觉醒，不仅相对于客体，而且相对于个体所在的群体。 作为“牛顿的学生”，启蒙运动者设想有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人在“自然状态”所具有的天赋人权，以及人与他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由此可见，启蒙运动应用了思维实验、分析方法和公理化方法，体现了对本质和规律的追求。 技术行为系统同样有助于克服语言和文字认知系统的缺陷。 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大批量标准化可替代的商品-科技黑箱，作为“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代替各异的自然界，成为各国人民共同的生活基础，“环球同此凉热”。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人们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熟悉的“老家”，告别青梅竹马的玩伴和乡亲们，来到陌生的处所，按现代性的准则与陌生人相处。 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共同颠覆在认识上未经质疑和在操作上缺乏可行性的价值理性，将价值理性建立于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基础之上。 有些国家的GDP可以达到一定高度，也有一些现代化的设施，但是没有领略和接受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精髓，没有完成启蒙，对外缺少与他国沟通的公约数，对内难以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持续推进。 吕乃基，论科技黑箱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 ， 12 吕乃基，一体两翼：一种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 东南大学学报 2013 ， 3
个人分类: 科技|267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美贸易战遐思之二：技术理性的视野
热度 8 lvnaiji 2018-4-22 07:29
吕乃基 什么是技术理性？效率、可控，投入产出比，功能价格比，以及可持续，等等。（参见：什么是“技术理性”的本来面目？ http://mp.weixin.qq.com/s/sTu9G0BKAm3F_ZjuUJMGAw ） 技术理性的核心，其一，主体；其二，博弈；其三，语境。 技术理性可以为中美贸易战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先看“主体”。 在一般意义上，科学理性没有特定的主体，谁都可以从事科学依据并做出发现，未必牛顿、爱因斯坦，或者霍金。条条大道通罗马，不同的科学家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默顿规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简言之，科学理性的主体是“人”。 与科学理性不同，技术理性是对特定利益主体而言。经由某项技术，谁提高了效率和效益，谁可控，谁获得了某项功能，等等。一句话，谁获利，以及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如前述，中美贸易战中，中国与美国秉承的是不同的价值观（中美贸易战遐思（一）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 https://mp.weixin.qq.com/s/DglhqJblJ8pSjvFW3XqdJw ）。美国的行为遵循技术理性，精确计算贸易战中的得与失，以及尽可能掌控局面。 有意思的是中国。 持价值理性的中国，却时时处处为美国着想 ：不要沿着错误方向，要悬崖勒马，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云云，可谓爱之深，恨之切。中国，又为何“皇帝不急……”？这是将心比心，感同身受，还是换位思考？ 再说， 央企、国企究竟是不是技术理性的主体？ 既是，又不是。国企的头，在利益相关上终究与私企的所有者不同，可以享受国企运行之利，无需（至少较少）承担责任，或者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至于下文要说及的博弈规则，差异就更明显了。解释了“不是”的一面，余下的就是“是”了。 再看“博弈”。 技术理性中的几项“比”，就是博弈 。从大的方面说是投入与产出的博弈，功能与价格的博弈，以及特别重要的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博弈；在小的方面，还有投资方与管理者、公司员工、媒体、社区等各方的博弈。对于国企来说，贷款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倾斜，主流媒体的称颂，等等，改变、扭曲了那几个“比”。譬如，垄断，既没有多个供给方之间的竞争，也扭曲了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博弈。 于是，一方面国企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理性的主体，另一方面，国家的介入，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技术理性的主体。当然，严格说，任何国家都或多或少介入国际贸易之中，但如中国这般介入之深之广，可以说绝无仅有。 国际贸易顺差还是逆差，在共同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本是博弈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一方如果有国家在背后撑腰，改变游戏规则，另一方实在是输的心有不甘。于是，在当前的贸易战中，就是输的一方，美国，国家出面来改变这种状况 与博弈相关的当然是 博弈的规则，在更大范围就是语境 。中兴事件虽然本不是贸易战的一部分，但从中可以窥见作为技术理性的主体对待规则的态度。至今，中兴的领导层依然视规则如浮尘，兼有有关方面为这样的违规撑腰。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有待从根本上加以清算。 顺便说明，此文仅涉及现象层面，必须考虑到贸易战背后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意图。只是现象归现象，战略归战略。不见得因对方阴谋的存在，就可以无视共同的游戏规则。 在爱国的口号下，是否就可以随地吐痰？“小事不小”（央视公益广告）。道德高位，请从“细微”规则做起。 何况，中国权重过大的国企，对于本国企业同样构成不公平竞争。国家也三番五次宣示，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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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遐思（1）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
热度 1 lvnaiji 2018-4-7 11:32
吕乃基 中美贸易战是当下中国、美国乃至世界关注的事项。在众说纷纭中，或许从一个另类的视角切入，会有意外的感受。 1. 三大理性 科学理性，排除主体的好恶和先入之见，排除形形色色语境的干扰，客观的认识对象，揭示对象的普遍性与必然性。 技术理性，效率、可控，投入产出比，功能价格比，以及可持续，等等。（参见： 什么是“技术理性”的本来面目？ http://mp.weixin.qq.com/s/sTu9G0BKAm3F_ZjuUJMGAw ） 价值理性，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美学、宗教，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 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价值理性，构成理性的三个层次。（参见：论“底” https://mp.weixin.qq.com/s/8HZdbWPYSI6DfYzEieVOpw ） 从媒体的信息和官员的谈话中可以发现，中美双方在贸易战中的理性有所不同。 2. 美国的理性 美国主要侧重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首先明确事实：中美贸易，中国的顺差和美国的逆差，以及由此对中美双方在经济和就业等方面的影响。这是科学理性。其次，如何改变这一状况，经由贸易战而达到利益最大化，即使要付出一些“成本”。这是技术理性。这两点足矣，此即在贸易战中，美国所持的价值理性。不考虑由此对全球化，对贸易规则的影响。 以科学理性指导认识过程，以技术理性贯穿实践过程，在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价值理性。这就是美国在贸易战中的理性。 3. 中国的理性 中国首先试图占据道德高位。 “根本原因是，贸易战是美方挑衅发起的，中国是正义的一方，我们在捍卫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还有以那些规则为基础的我们自己的权利。”（环球时报）中国推动全球化，美国则逆全球化。这是中国的价值理性。 为此，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显然，中国不打算考虑技术理性，或者至少将其置于次要的地位，也可以认为，中国考虑的是远为宏大的技术理性。有趣的是，部分媒体和官员却一再把技术理性用到美国身上：望其“悬崖勒马”，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详细分析中国的每一步反制，会对美国的农民产生什么影响，对波音，对特朗普的票仓，因而对中期选举产生什么影响，可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苦口婆心，唯独没有我自己。 至于美国向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征收高额关税，重要的不是这一事实。“看到这份清单，我首先是为中国感到高兴和自豪，原来中国有这么多让美国人既喜欢又害怕的产业和产品，”“显示了美国在保持强大的高端产业时，中端和部分高端产业的衰落与虚弱。” http://mp.weixin.qq.com/s/ZeQy1xzf2Eb7eHqQkUlVLg 此言可谓是中国科学理性的写照。 至于“贸易和投资归零”，已经完全超出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范畴。 若为“价值理性”故，“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二者皆可抛。这是中国在贸易战中的理性。 什么是“意外”的感受？ 呈现在眼前的是“贸易战”，深藏于背后的是两种文化。
个人分类: 交叉|4797 次阅读|1 个评论
技术理性不是万能的，而没有技术理性则是万万不能的
热度 7 lvnaiji 2017-4-14 09:06
吕乃基 如果说，科学理性属于认识论范畴，是认识过程之底，旨在祛除主体附着于对象的价值，祛魅，排除语境的干扰，由形形色色个别的现象揭示共同的本质，脱域，或者说“非嵌入”，以揭示存在的必然性与普遍性，从而由认识论进入到本体论；那么 技术理性则属于实践论范畴，是人类改造自然，乃至所有实践活动之底。 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外乎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以及在此过程中改造自我。在所有的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的实践是其他一切实践活动之底，后者以前者为基础。 一、一般意义的技术理性 20 世纪中叶至下半叶，西方在走向后现代之时，学术界开始大力批判技术理性；中国从文革中走出来后，随即汇入这一学术潮流，对技术理性口诛笔伐。然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可以套用一种格式：技术理性不是万能的，而没有技术理性则是万万不能的。学术界对于此言的上半句已经说透，笔者并无异议；此处想说明的是后半句，这一点对于中国尤为重要。 1. 什么是技术理性？ 技术理性就是在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理性，其初始条件是科学理性，边界条件是市场经济，其核心是“有效”和“博弈规则”。 有效与可控。有效，显然属于价值理性，意味着主体的参与。对谁有效，何为“有效”？于是，在科学理性中被祛除的价值理性，在技术理性中跃居首位。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过程，因而有效必然伴随着全程的可控。一旦主体以种种方式介入存在及其过程，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即随之而变，从而影响主体对“有效”的理解。有效与可控，这是实践与认识的根本区别。 其次， 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 这两个“比”，其一，即物理学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在人类社会的实践环节的体现。无论是天使行善还是魔鬼作恶，效益最大化，概莫能外。“最小作用量原理”必然需要精确“计算”，为此必须把握对象的必然性与普遍性，由此可知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理性的基础地位。因而，只有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形成技术理性。传统社会只能凭感觉，第一次工业革命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 其二，除非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其实，即使在荒岛上生存的鲁滨孙，同样用到了人类社会中的商品，人类所有的实践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个体／群体间的博弈与合作。在供给方，看谁的投入产出比更高；在需求方，看谁的功能价格比更高。 这两个“更高”，就涉及博弈与博弈的规则。 处于竞争/合作中的各个供给方是否平权，是否可以以同样的成本自主选择需投入的资源，以及承受所付出的代价。那些居于产业链上游的垄断行业投入产出比越高，必然压低下游的投入产出比。如果垄断行业以其垄断地位参与竞争将破坏竞争的公正性。对于需求方来说，是否可以在众多供给中自由选择自己之所需，而不是被垄断和捆绑。 博弈还发生在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也就是两个“比”之比。其一是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其二，关系到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的层级及其提升。也就是说，作为人性提升一般规律的马斯洛需求层次，没有被官本位等所扭曲和异化。否则博弈方必然谋求做官或与官勾结，以权力谋求更大的投入产出比或功能价格比，从而扭曲技术理性。 2. 谁是技术理性的主体？ 韦伯和马尔库塞在抽象出技术理性之时，便舍弃了技术理性现实的形形色色的主体，技术理性的主体成了抽象的“人”。后人的批判，即使不是所有的话，绝大部分也都舍弃了实实在在的个体，所涉及的主体大致是是浸染乃至深陷于现代性的人类。再进一步抽象，则为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或者干脆就是——资本。一句话，不是现实社会中的“此在”，不是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的人。 技术理性的主体须参与竞争并享受成功的果实或承担失利的后果。这就涉及一个个具体个体的独立性，产权清晰，拥有自主的决策权，以及个体之间的平权。实际上，正是千千万万个个体——个人、形形色色的公司——的实践活动孕育并实践着技术理性。 只有这样的个体，才是技术理性的主体；同时，也只有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市场，才会培育出这样的个体。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作为技术理性边界条件的意义。 统一，意味着所有的局中人面对所有的生产力要素自由选择；开放，表明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边界，符合资格者可以随意进入以及发展；竞争，是发展的动力；有序，意味着规则，而规则，是博弈的核心。市场的要义是交换，规则即保证交换在自愿和平等的原则下进行。规则具有底线，那就是法律，对违规者不仅有经济上的惩罚，而且面临法律的制裁；法律又是“负面清单”，在“清单”之外，怎么都行。 在这样的规则下，博弈胜负的标准一致，各个博弈方自然尽可能减少投入和对社会资源的消耗，尽可能满足并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社会作为整体也就进入向上的通道。再者，在负面清单的宽松环境下，在上述博弈中，参与博弈的主体往往选择差别化，以避开竞争。这就导致形形色色的创新。 输赢，不是权力的此消彼长，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好恶。正是在技术理性的“河床”（维特根斯坦语）中，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社会发展，人性提升。 3. 技术理性之所以是人的实践活动之底 ， 其一， 在上述博弈的背后，还有一个 不在场的“在场者”，那就是自然界 。 人类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博弈。套用一句热门的话：你来与不来，自然界的规律总在那里。 自然界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立法。 因而在自然所立之法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重复性，可以为他人和自己重复。这是技术领域须设置专利以奖励创新防止山寨的根本原因。工程虽然独特，但其中的技术环节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移植。 相比之下，社会领域的实践活动千差万别且时过境迁，大量发生的是一次性博弈。因而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没有相对一致的标准，难以进行横向的比较。以“现代性”为核心的衡量尺度，备受非西方国家的针砭。 自然界的参与，为各方的竞争提供了一致的平台，制定了统一公平的规则，为求得更高的效能、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大的“比”，有关的主体都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由重复博弈而演进博弈。由此再次可见，科学理性作为技术理性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在技术理性的背后必须有科学理性的支撑。在科学理性的支撑下，在技术理性的引导下，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关系自然导向生产力的发展。 其二，在技术理性中充分体现了人的本性 ：趋利避害，以及“最小作用量原理”。至于人在认识上的有限性，则通过合作与竞争，在博弈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克服。最新的进展是，投入产出比与功能价格比都必须考虑到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正如科学理性不限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技术理性同样不限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首先，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必然涉及大量的个人与社会组织、社会资源。其次，在自然界为人与自然的博弈立法之时，这样的法，所形成的规则，必然渗透到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之中。技术理性中所蕴含的对人性的认可，同样成为人类其他实践活动的基础。 必须指出，基础并非全部，基础向上开放，技术理性有待提升。“比”，不仅是钱财，以GDP作为标准，其弊端已暴露无遗。 4. 技术理性的“生态” “有效”与否，不仅涉及主体、群体与当下，对于此者有效，于他者可能就是噩梦，于局部有效，与整体可能是灾难，于今日有效，来日再看或许事与愿违，这就涉及对“有效”的判断，按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优先级排序，由此形成的轻重缓急就关系到价值理性。 技术理性的一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只有在科学理性所揭示的关于存在（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性）的事实和规律的基础之上，才能制定行动的规划并付诸实施。技术理性的另一端受价值理性的引导。有效，为行善还是作恶？为纵欲还是提升自我？ 技术理性只有在规范透明的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场”中奏效，进而生发出正能量的价值追求，诚信守法，积极向上，进而创新发展。 二、技术理性的中国特色 通常认为中国人没有理性或非理性。具体说，在认识领域，中国人缺少科学理性。提出“北京共识”的雷默认为：“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1. 在实践领域，中国人缺少以自然界作为实践对象的技术理性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鄙视并压制技术理性，斥之为雕虫小技。在2004的“平江私塾与全国读经” 的报道中，一位农民说，新书可以搞事，老书晓得做人。这就是所谓“要做事，先做人”的传统文化。此言看似冠冕堂皇，实质把做事与做人对立起来。人类正是在“做事”，特别是在面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学会处理和协调人际关系，建构社会，以及培育规则意识，一句话，学会做人。没有以做事为基础的做人，如空中楼阁，甚至陷入虚伪。一旦在做事中学会做人，随后又以做人去引导包括技术在内的其他实践活动，进一步扩展人生，提升人性。 中国擅长的是以人际关系，以社会为对象的实践理性。人际关系，放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中，几乎就等同于政治。莱布尼茨比较中西哲学：“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中国哲学始终没有离开人间。实践哲学不仅用于处理国内事务，而且全面地处理国际事务。 2. 政治理性 政治，在中国具有特殊重要性，这一点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这一中国特色的说辞得到说明。按唯物主义，这三者的次序无疑应是“经济政治文化”，按唯心主义，倒过来，是“文化政治经济”。唯独中国，既非唯物，亦非唯心，而是“唯政治”。 唯物主义向上开放，唯心主义向下引导。“唯政治主义”，下，虽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并不在乎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较少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与遵循，甚至无视规律；上，实用主义，利益至上，较少系统且一以贯之的价值理性的引导，无一定之规，没有底线和不考虑程序公正，甚至不择手段。 技术理性在中国，就是“政治理性”。国人的理性集中表现在政治领域，国人的聪明才智，在政治领域表现的淋漓尽致。投入人情、资金、美女，产出则或是投桃报李，升官发财，礼尚往来和面子，知恩图报。在人情往来中，生人可以混熟，熟人社会则得到维系和强化，个人在其中的地位也得到巩固和提升。 “政治理性”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中得到集中体现。最大的恩德来自皇上，皇恩浩荡，泽被天下。皇上应用其恩威把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臣民则应谢主隆恩，进而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求得到晋升。由此，中国的皇权得以巩固，官本位得到强化。 在人情与恩德的背后，是个人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精确测度和掌控，从而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中国特色的“政治理性”，与技术无关，与工具无关，与科学理性无关，实际上是无规状态下的“理性”。这样的“政治理性”，却又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规律无关，只是在权力之下个人无底线的生存法则。 3. 缺乏技术理性的生态 在转向市场经济以及认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技术理性本应得到发扬光大，然而权力的干预破坏了规则，垄断造成技术理性的主体之间不公平竞争，全社会的诚信缺失视规则如儿戏。凡此种种，致使技术理性中所有的“比”落空、变质（参见：令人五味杂陈的中国特色的技术理性（擎励））。 中国不仅没有科学理性，而且几乎从来不曾有过技术理性，有趣的是，却在1978年恢复学术研究后，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跟在西方学术界后面批判技术理性。 用一句流行的句型，“你在或不在，技术理性总在”。 技术的普遍化造成了普遍互相依存、互相需要的全球化游戏，这是超越了任何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其残酷性在于，不论技术发展是否有风险，谁也无力改变这个以普遍技术为存在条件的游戏，除非自愿成为被技术所抛弃而陷于困境的地方和人群。任何一种价值观，无论属于激进左派还是守旧右派，都无力抵抗普遍技术所引导的全球化，因为精神终究无力对抗物质力量。这很可能是个悲剧，也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悲剧性原理（赵汀阳）。 在传播“技术理性不是万能的”之时，有必要回过头来看，“没有技术理性是万万不能的”。对于当下中国，尤为如此。
个人分类: 科技|9783 次阅读|15 个评论
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和人际理性
热度 9 lvnaiji 2016-2-25 20:07
吕乃基 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源于西方，是熟知的概念。通常认为中国没有，至少缺乏这两种理性。然而实际上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人际关系中不乏甚至充满了理性。由于这种理性主要用于人际关系，或可称之为“人际理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攻坚阶段，进入制度和文化的层面，在某种意义上，人际理性处于核心的地位，对人际理性的批判和改革将对现阶段的改革开放产生深远影响。 科学理性具有彻底的批判性，要寻根究底，揭示事物的普遍性和规律。科学理性富于怀疑精神。 技术理性：在于最佳地应用对实现目标有用的方法手段，考虑到环境（如人力资本和资金等）和自身条件的限制，调整属于本能的行为（如征服），以及未加批判地按原样接受传统的行为模式，尽可能排除偶然性，减少风险，从而使整个过程处于可控制的情况之下。为此，需要进行计算，以达到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 通常认为中国没有，至少缺乏这两种理性。然而实际上在中国人（以及许多东方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人际关系中不乏甚至充满了理性，如冷峻的算计，考虑到种种因素和前因后果，以及有行动上精确的步骤，各种影响甚至突发事件等都在控制之中（各种“预案”）。5千年封建王朝更迭，帝王将相们上演了无数的悲喜剧。帝王系列的电视剧如《康熙王朝》，把康熙皇帝如何把大臣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大臣们又如何在各种或纠缠或对立的势力下沉浮于宦海之间。智谋之老练，算度之准确，行事之沉稳，与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有异曲同工之妙。眼下热播的一部又一部古装电视剧，芈月传、琅琊榜、花千骨……，同样在教育当代国人，如何尔虞我斗，机关算尽，或在宫廷争宠，或在官场谋权。 古今中外，凡是人类，都脱不了人际关系；所谓人是社会动物，就强调了这一点。自然，世界各国的人际关系都具有本国的特色，但彼此间的共同点大于相异处。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人际关系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尤为“白里透红，与众不同”，以至于形成了为中国所特有的人际理性。 首先，人际理性把人际关系放在万物万事的第一位。梁漱溟曾论及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扩展即物）、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前者是社会与个人发展的基础，后者是目的和归宿，人际关系是二者之间的中介。三大关系既不可分割，在特定语境下又以其中之一为主。世界上唯有中国，自古至今，时时处处皆以人际关系为主。人与自然的关系或如“道”如“气”，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或雕虫小技，甚至奇技淫巧。至于人与自身的关系，关键是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其要害就是让世人感到费解的“面子”，譬如说，眼下层出不穷的“面子工程”。以他人的印象作为人生主要甚至唯一的目标，自我也就自我泯灭。 其次，这种人际理性又无规可循，无规可依；无规，被认为是理性的最高境界，而问题在于在中国，从来就未曾有过“最低境界”，未曾有过人际关系的底线。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是无限规则，一次性博弈，每一次博弈都因人因事因语境而异，从中体现出国人津津乐道的中国式智慧。这种智慧，难以编码而为他人共享，以及难以积累而有所增长。显然，这样的人际关系不是基于说理，基于对事实和规律的理解和认同，而是在于中庸和情感的感悟。或许正是鉴于“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李泽厚提出“情本位”之说。情本位，不是建立在对人性和社会发展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在此等人际理性的规约之下，数千年如一日，不知今夕何夕。 复次，人际理性在整体上又显示出某种规律，在空间上是熟人圈及其层次和边界，在时间上是层次和边界的往复和停滞。水果熟到透是烂，人际关系熟到透是血缘，实在八字没有一撇毫无干系，也要认个干亲，如干爹干妈干女儿。那些拿不到课题和称号者大抵既没有把人际关系放在首位，也缺乏这方面的“智慧”和情感，始终未能进入相应的核心圈。屠呦呦的获奖与否及围绕于此展开的争论，十有八九即在于此。在这些争论的背后，是深刻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第四，人际理性之核心是权力，官本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切人际关系围绕官形成大大小小的圈层。由熟人与陌生人之分和熟人圈的层次即可见人际理性并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更迭，无论是擅权、弄权，还是篡权，都离不开一个“权”字。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的力量有所上升，但在这片热土上，可以有把握地说，权，依然霸占舞台的中心，在看得见的未来，依然如此。 最后，人际理性，以上的所有算计，最终并不是为了去认识和发现世界，以提升人性，推进社会，而是为了实用。实用，在大的层面上是对集体、整体和熟人社会无原则的维护，在个人层面则各有千秋，貌似为了共同的目标，实乃各怀鬼胎，不择手段，这正是滋生苍蝇老虎的根源。 人际理性，下无科学理性的基础，无法律的负面清单；上无价值理性和终极关怀的指导，合起来就是无法无天。平心而论，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有其普适价值的一面，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将心比心等；遗憾的是，受到各种因素特别是权力的扭曲而未能正常发挥作用，更难以走向世界。 幸亏有科技的发展。互联网，QQ，微信，虽然有其负面效应，但总体而言，正是在更大范围和无数次的筛选之中，经由大浪淘沙，正在为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由下而上建构事实、规律和法治的基础，由上而下注入人性之美和终极关怀，以及最重要的是，消解权力的扭曲，以重建和焕发传统文化本来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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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产业生态 ——技术理性的视角（三）
热度 4 lvnaiji 2013-10-14 06:55
吕乃基 三、中国语境下的技术理性 主要考察古代和现今两个阶段。前者自古至鸦片战争，后者主要是1949年后，中间的百余年处于动荡之中，故不涉及。 1. 古代 中国古代技术发达，为何没有提出技术理性？ （1）人与自然的博弈 在梁漱溟提出的人的三大关系上（人与自然、人际、人己），中国以人际关系为核心。在天人合一的文化中，在自然经济的环境中，人与自然主要是伦理和审美的关系，如风花雪月，无关乎博弈；即使实用技术，往往也附加了太多的文化色彩，技以载道，掩盖乃至于淹没了人与自然的博弈功能。而真正涉及与自然博弈的技术则被贬为雕虫小技，以及主要靠经验积累和偶然性，得不到来自科学的支撑，难以共享、传承，往往失传，更谈不上改进。每每讨论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时众说纷纭，确定无疑的一点是，自然经济在诸种原因中具有基础的地位。 至于貌似自然的博弈有关的武功，或者每每来自机缘或秘籍，或者神乎其神违背自然规律，自己一不小心还会走火入魔。兵器，本来实实在在属于人与自然博弈的产物，然而，或者在飞花摘叶和比拼内功时边缘化，或者依靠“玄铁”之类而陷入神秘主义。 （2）人与他人的博弈 在古代中国，主要是没有交换或很少交换的自然经济，因而不构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生产者之间的博弈。人际博弈的主渠道是围绕官本位展开的科举考试和在朝廷展开的权力倾轧。在文人墨客，比拼的是琴棋书画。在必须考虑到人与自然博弈的场合如战争，在天时地利人和中，把“人和”放在首位。这固然没有错。然而若是极端夸大，再加上“兵不厌诈”这样在博弈中的无限策略，把人的计谋在战争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以人际博弈取代人与自然的博弈。 有趣的是，中国人在人际博弈中同样有对于有效、可控和投入产出比的精妙算计。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对人性的测度，分寸的拿捏，以及时机的把握，令世人叹为观止。令人遗憾的是，古代中国基本上不发生人际之间就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博弈。人际博弈和人与自然的博弈无关，与技术理性无缘。后文还将述及“送礼文化”的影响。 （3）人与自身博弈 总体而言，正如梁漱溟所述，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随遇而安，求中庸之道，不求奋斗，知足常乐。虽然也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主要在“修齐治平”。重义轻利，对财富和创新的追求不强烈。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与技术理性都相去甚远。 2. 计划经济年代 （1）人与自然博弈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中，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博弈。然而除了两弹一星等少数领域外，这种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意愿，违背自然规律，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即使如此，还是不断受到“中国特色”人际博弈的冲击，“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不断。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担任主角的科技人员或接受再教育，或靠边站。他们的知识不过是“马尾巴的功能”，被代之以与古代中国工匠一脉相承的工人农民的经验。有道是，“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聪明”。 （2）人与他人博弈 上述有限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依然受到人际博弈的深刻影响。 在计划经济岁月，一切按照计划，不存在彼此的博弈，因而也就不存在独立的局中人。在集权以强调效率的国度，国家是否成了技术理性的主体？看来“15年超过英国”好像是国与国的博弈，其实不然。封闭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在全球市场上发生什么交换。可以认为两弹一星是博弈的产物，但这不是商品，生产方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使用方也未必需要花钱购买功能。 不存在作为局中人的生产方，也不存在作为局中人的消费者，当然更不存在生产方与消费者的博弈了，凭票配给，消费者无选择和讨价的余地。提供产品的国家和使用产品的百姓之间不是博弈，而是恩惠和感恩的关系。至于工人，则由“主人翁”的意识形态置换了与厂方的博弈关系。实际上，在计划经济年代，全部人际博弈就是以意识形态的对错来确定当事人的出局与否。在人际关系中没有经济，只有政治。 （3）人与自身博弈 在计划经济岁月，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排除任何逐利之举。即使希冀在科学研究中求得内心的安宁和自我实现，也被斥之为“白专”而遭到批斗。 可见，在人与他人博弈压倒一切的社会中，不存在技术理性。 3.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 （1）人与自然博弈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表明国家意识到，社会的一切发展最终都建立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春天，都是这一时期的标识。不过从根本上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计划经济年代的现代化并无二致，只是较少阶级斗争和乌托邦类型人际和人己博弈的干扰。 体育同样是有趣的事例。改革开放前后，体育基本上是一脉相承，也就是举国体制。这样的博弈对于他国的参赛者不公平，对于本国公民不公平；前者不可能享受举国之力，后者则因此而被剥夺或至少减少了参与的机会。 （2）人与他人博弈 1992 年转向市场经济，中国汇入世界潮流，回到人际间就人与自然的博弈展开的博弈。国有经济改制和民营经济的崛起意味着在经历了历史上的曲折和断续后，中国再度有了博弈的局中人，也就是技术理性的主体。然而情况并不简单。 影响当代中国博弈的首要因素当属政府所握有的巨大权力。其一，权力在于支配大量基础性的资源，主要是土地、石油等自然资源，以及金融；其二，权力在于制定政策和披露消息。国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 ，享有所有的优惠，这就扭曲了博弈的公平和公开。近年来，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被一再祭起的投资拉动，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投入产出比。国家投入，央企收获产出。投入产出分属不同主体，又如何“计算”，怎生去“比”？我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由于不受市场规律制约，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投资损耗极大，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比比皆是。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在4000亿到5000亿元 。引发产能过剩、金融风险、资源压力等后果，并且遏制民生和消费。投资拉动是国民经济发展必须的一环，但政府的投资主要是在市场经济失灵的民生和生态环境领域，市场领域的投资主要应由例如投行来进行。 在国企的势力范围，民企难以与之博弈，即使在看似充分竞争的领域如房地产市场，共和国长子照样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国进民退，“央企凶猛”。民企若要有所作为，往往不得不拜倒在权力的脚下。国企不必博弈，民企没法博弈。在这样的人际博弈中，与自然的博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与权力的特殊关系，而掠夺、挥霍和污染却随处可见。与此相关的是，在强大的官本位社会中中，公务员炙手可热，且越来越热，“下海”，已是遥远的上世纪的“传说”。在一再表达“无意苦争春”后，柳传志最近的“心声” 是： 企业家首先还是很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承认，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证和完成的。可怜天下民企心……。 王石的体会是，万科去年在美国的项目，整体进展非常顺利，顺利到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明白，正因为我在中国这样还不完善的市场机制里一直坚持现代的价值观，并且做到了，所以到成熟的、理想的市场环境里，就觉得更加适应。 与此同时，消费者更是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垄断，面对高油价、高房价，消费者很少甚至没有选择余地，社会的“自愿性”渐次隐去。在消费者弱势的情况下，所冀望的扩大内需难以实现，更重要的是，技术理性得不到来自消费者在博弈中的均衡、拉动和引导。譬如，在事故频出的铁路部门，乃至发生追尾坠桥重大事故，消费者究竟有多大选择权和追诉权？更为严重的还有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食品安全。 其次，在中国盛行数千年的送礼文化在眼下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古代的典型是郑和下西洋，泱泱大国，泽被天下。在国内则是处处时时的“皇恩浩荡”，民间的规范是礼尚往来，以及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现如今，国家层面依然延续恩惠与感恩，民间的送礼也愈演愈烈。送礼，作为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并无不可，然而过度蔓延，甚至取代正常的交往，就不利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西方，送礼被限制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因为，无论在国家还是个人层面，送礼打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在送礼的关系链中，购买商品的人不使用商品，而使用者不买。因而，前者不在意商品的功能价格比，有档次，有气派（过度包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送礼文化的结果），足矣；后者不在乎商品的价格：不要钱，还说什么？实在无用，送到街头巷尾的“礼品回收”处。简言之，就是送礼方出价格，收礼方用功能，功能/价格比断裂。维修也成问题，买主持发票去报销，用者手上无发票。这样，生产方不知消费者的需求，后者也无从向生产方反馈使用的意见。 技术理性中生产方的投入产出比断裂，消费者的功能价格比断裂，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的博弈断裂。一方面是生产方的基础作用失效，社会不再建立于人与自然博弈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消费者的引导作用失效，对生产方起作用的是购买者对奢华的追求，以及由此对技术理性的扭曲，偏离与自然博弈的正途。 与送礼文化相映成趣的是“献礼”文化。恩惠受的多了，就要回报，有多种途径，其中之一就是献礼，其后果就是违背规律。最新的事例即事故频发的高铁，一再返修的南京南站。献礼而违规的影响一直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在中小学数学的应用题中，有相当多的题目是：原计划如何，现在提前了。还有近年来蔚然成风的“短命建筑”，短者仅数年，长者也只有20来年，有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有二者的博弈吗？技术理性被踩在脚下。如果说还有什么理性的话，那就是政治理性，还有旨在树碑立传的政绩工程。 第三，规则缺失。 没有规则，这既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特色——靠伦理说教，也是痼疾。传统社会尚有伦理道德，计划经济岁月有意识形态，现在是伦理道德世风日下，楷模光芒有限，感动难以持久，再嘹亮的红歌也代替不了规则刚性的制约。 当前，中国的“规则”（如果还称得上是规则的话）大致有两个特点。其一，压倒一切的权力。行政力量各行其是，官员随心所欲干预，下不为例，个案处理，比比皆是。官员往往既制定规则，又入场竞技，规则不具备对于局中人的超越性。其二，规则的模糊和“原则上”留下了“广阔天地”，再加上执行不力，可以在规则内外自由“穿越”。下不为例和个案处理比比皆是，剩下的只能是一次性交易，市场的“重复性”几乎荡然无存，而后者是博弈走向合作并演进的必要条件。正因为此，亚当 • 斯密预期的道德规范难以形成，必然导致信用缺失。在如此这般的“规则”下，在一次性博弈中，遵纪守法者必然输给形形色色的违规者。博弈走上了逆向的“演进”之路，那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如前述，技术理性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规则的混乱和随意破坏市场经济，也销蚀了技术理性，进而挡住了在技术理性指引下通往产业结构提升的道路。 世界工厂是个特殊案例。加入WTO，本以为中国的企业会参与世界舞台的博弈，其实不然。中国随即被纳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当然也为GDP作了贡献。然而作为世界工厂，一手拿着图纸，在上游无需介入与自然的博弈，别人已经做过，“有效”与“可控”已经成熟，只需依样画葫芦开动流水线即可；一手接过订单，在下游无需与消费者博弈。生产方剩下要做的只是使用，使用自然资源，使用人力资源。前者有地方政府的种种优惠，后者除了开胸验肺和以死抗争几乎没有谈判能力，生产方还有地方政府撑腰。如果说还有同行间博弈的话，那就是在“使用”上的拼比：谁掠夺得更狠，以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谁的条件更优厚。只有一点与技术理性有关，那就是还讲点规则。遗憾的是，那只是对外。 （3）人与自身博弈 现代中国的人与自身的博弈同样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博弈，以及人际博弈。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度走上正轨。然而眼下是，投资领域投机成风，消费领域奢侈品独领风骚，垄断行业不思进取，竞争领域假冒伪劣。还有政绩工程和献礼工程对规律的违背。遵纪守法、开拓创新、营造品牌，扎扎实实展开竞争者步履维艰。 应该看到，进入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过除了少数情况外，从这些成就本身和获得的过程中确实难以看到技术理性。权力对资源的控制使得局中人不能按自己意愿选择，局中人的主体地位或被扭曲、或处于弱势，彼此不平等和不均衡。规则或随意、缺失、不透明，或形同虚设。局中人，如果不是说所有的话，大多不想或至少没有按规则博弈。 这就是在技术理性缺位情况下的中国产业生态。 总体而言，中国没有技术理性。以前从未有过，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既没有这样的语境，也少有合格的技术理性的主体。既然如此，笔者不明白的是，我们在批什么技术理性？ 附：以下摘自金拓教授对评论的回复。 不少未在当代中国工作过的华人学者甚为不解：为什么重大科技项目的指南一经出笼，便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申报和评审？这其实正是管理当局的无奈和用心——最大限度地压缩生态链中人们的交易机会。大量的资金突然发放，造成了来不及交易的局面，才有可能使其中的一部分落入交易资源不多的研发团队手中。 中国专利法明文规定：（没有销售记录时）专利侵权的罚款上限为 100 万元人民币；这对于依赖专利保护的新药工业是否有鼓励侵权的味道？中国公司法明文规定：企业的无形资产不得超过 70% 的股比（不论技术本身的价值）；按照这个规定，在同一领域，一个花费了 20 亿元的烂技术远比一个花费了 1000 万元的突破性技术值钱；中国股市创业版明文规定：一个企业须有连续三年的盈利纪录方可入市；这样的创业版哪里有为技术研发企业融资的作用？中国与美国在法规上的天壤之别造成了中国创新主体的缺失。 笔者曾有幸与“五矿”的一名专事清扫的职员对话，称其为“国企”。他拉长了声调说，我们是央——企——。 http://www.zqtj.gov.cn/News/ReadNews.asp?ID=2017 http://money.163.com/13/1011/13/9ATL7ICJ00253B0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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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产业生态 ——技术理性的视角（二）
热度 4 lvnaiji 2013-10-11 08:58
吕乃基 二、博弈：技术理性的要义 技术理性主要涉及到三大博弈：人与自然界博弈、与他人（主要是竞争者和消费者）博弈，以及与自身博弈。 1. 人与自然博弈 技术理性开门见山的要义即有效和可控。生产方在生产中面对自然界需要有效和可控，消费者在使用商品时同样要求有效与可控。有效与可控，就涉及人与自然的博弈。人与自然的博弈是技术理性的基础。 2. 人与他人博弈 技术理性没有出现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而是发生在近代西欧，发生在启蒙运动之后，发生在市场经济萌生的地方，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意味着围绕着人与自然博弈所展开的人际博弈，主要是经营同类业务的公司之间的博弈，以及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公司以种种手段劝说消费者购买，而消费者面对各家公司提供的同类商品“用脚投票”。当然还有金融业等的介入。 由此可见，如果说科学活动是相对纯粹的（当然或多或少也有人际博弈，特别是当代中国）人与自然的博弈，因而所涉及的人可以泛指人类，那么在技术活动，尤其是在技术活动必不可少的人际博弈中，就须分出你我，这就是博弈论的“局中人”或博弈者。 现在的学界无论对技术理性是褒还是贬，所言是“人类”如何如何，而不是浸润于市场经济中实实在在的个体。实际上，正是千千万万个独特的个体（个人、形形色色的公司）在独特语境中（生产、消费）的实践活动孕育并实践着技术理性。 在技术活动，即使是其所涉及的人与自然的博弈，同样有特定的主体“在场”：谁来控制，对谁有效？核按钮的箱子拎在谁的手上？同样的技术，在不同人看来，“有效”的含义大相径庭。投入产出比或/和功能价格比同样如此，谁来投入，产出归谁？由谁出价，谁享用功能，谁承担后果？等等。技术理性的主体须参与竞争并享受成功的果实或承担失利的后果。 显然，在技术理性中所涉及的主体必须拥有相当的独立性：产权清晰，拥有自主的选择权，以及主体之间的平权。 只有这样的个体，才是技术理性的主体。如果生产者垄断，消费者失去选择权，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再是技术理性的主体，技术理性也不复存在。 只有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市场，才会培育出这样的个体。统一，意味着所有的局中人面对所有的生产力要素和所有商品自由选择；开放，表明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边界，符合资格者可以随意进入、延续，以及发展；竞争，是 发展的动力；有序，意味着规则，而规则，是博弈的核心。市场的要义是交换，规则即保证交换在自愿和平等的原则下进行。 由此再次说明，技术理性并不仅仅是技术活动的抽象，而是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的产物。 技术理性中的人际博弈十分广泛，主要涉及生产方之间（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消费者之间（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以及生产方与消费者之间。生产方之间的博弈在于投入产出比，以及消费者是否“投票”；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是功能价格比，以及生产方是否能在数量和品种上提供足够多可选择的商品。 一般情况下，人们主要看到的是生产方之间的博弈，实际上，消费者之间博弈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生产方之间的博弈，由于其在长时期和相当程度上被忽视，因而更有必要引起重视。试举数例：是满足高端对奢侈品的需求，还是先做低档日用品；房地产，是做商铺还是住房，是别墅还是满足刚需。正是消费者之间在某种规则之下的博弈，为各类技术之间的生态和走向设定了路径和方向，把技术引向正路或歧途。 最重要的博弈无疑是生产方与消费者的博弈。技术理性中的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前者是生产方的计算，后者是消费者的计算，关键在于这两项计算的联动。生产方不能只顾自己的投入产出比，必须顾及，实际上是取决于消费者是否对其产品和服务买账，而消费者的功能价格比是否如愿，又依赖于生产方能否满足其需求。 生产方与消费者的博弈，一方面保证消费建立于人与自然博弈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提供人与自然博弈的动机和方向。 必须指出，技术理性的主体或局中人还包括公司的员工。正是他们和工会所具有的强大的谈判力量参与博弈，迫使公司不能只是靠压榨工人，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与自然的博弈上来，集中到提高管理水平，集中到对市场的理解和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上来，这就意味着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意味着人性的提升和社会的发展。 3. 人与自身博弈 在技术理性中的人与自身博弈大致有三种情况，对财富的追求、挑战自然，以及激发和满足自身和他人更高的需求。在市场经济兴起之初，新教伦理提供了这样的动力，这一点已经有大量论证。现代与自身博弈的典型当属乔布斯。 这就是西方文化“意欲向前”的精神，梁漱溟在其“文化三路向”说阐述了这一点 。 在与自身的博弈中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环：遵守规则还是违规。要是违规可以以较小的代价——成本、可能的惩罚，以及良心的谴责，后者即在于与自身的博弈——获取博弈的胜利，那么违规就会大量发生，最终瓦解所有的博弈。西方文化的“人之初性本恶”引向法治的惩罚，天国、地狱和骑士的荣誉则通往内心的守护。 由此看来，技术理性，也是特定文化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系技术理性的所有主体彼此间的平权， 增添弱势群体在博弈中的权重， 以及维系博弈规则的公平、普遍适用和稳定。由政府和个体构成的社会整体，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成为技术理性不可或缺的一员，其职责是为上述所有的博弈守住底线： 人与自身博弈，与他人博弈，以及与自然博弈，这三大博弈再加上市场经济共同构建了技术理性。技术理性的概念本身蕴含有提升的空间：保持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变“控制”为“和谐”，提升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中“产出”和“功能”的人文含义，以及在人与自身的博弈中控制自己的欲望。 技术理性不是抽象的概念，技术理性与特定的语境特别是博弈规则相关，与博弈的主体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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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产业生态 ——技术理性的视角（一）
热度 5 lvnaiji 2013-10-8 08:04
吕乃基 学术界提出“技术理性”至今已有一百多年。自西方社会逐步进入后现代之时，各路后现代思潮即纷纷经由批判技术理性来阐述自己的立场。随着改革开放，各种学术思潮一起涌入中国，技术理性甫一引入便成为学界批判的对象。本文无意陷入关于技术理性的褒贬之争，而是要阐明一点，技术理性是特定语境，也就是18、19世纪西欧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中国不具备这样的语境，因而学术界所批判的实际上是中国不存在的技术理性。由于缺乏技术理性的限定，当代中国的产业生态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全文分三部分上载。一、技术理性提出的语境；二、博弈，技术理性的要义；三、中国语境下的技术理性。原文：技术理性在中国——一种对技术理性的后现代解读，《东北大学学报》2011，6。请引用者注明出处。 一、技术理性提出的语境 技术理性提出的语境，其一是科学技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两次工业革命，表明科学技术在社会上的应用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范围和深度；其二是初生的市场经济。“初生”之意，一方面是摆脱僧侣和王公贵族等形形色色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干预。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中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一系列变化，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摆脱 传统社会，不论是血缘宗法还是强权，不论来自教会还是世俗，对社会资源，在当时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垄断和控制，去除来自市场外权力等的干涉， 搬开一切障碍，扫除束缚， 让所有资源自由流动，主体自由选择。到了亚当 • 斯密的时代，摆脱了束缚的个体，终于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独立自主地展开与 自然的博弈。 另一方面，西欧社会还没有发展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还没有长出“看得见的手”。一方面是从零开始，另一方面是还没有从零迈出一步。因而此时的市场经济如同“理想气体”一般，只由得“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上下其手。 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二者都涉及博弈。前者表明人与自然博弈的广度和深度；后者的要义是，市场的重复博弈，以及博弈规则的有限和相对稳定。工业革命较易达到，如果不是如英国这样的内生，也可以引进，且各国差异不大，市场中的博弈却会有很大障碍并千差万别。 正是18至19世纪西欧社会在较为广泛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一致和稳定的博弈，才可能培育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反过来说，正是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以及科学理性的共同作用下，才有相对一致和稳定的社会，才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 这一特殊的语境，是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的前提，也是学界提出技术理性的前提。 韦伯和马尔库塞等提出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具有以下根本特点：其一，蕴涵了人的本性：以最小代价或成本获得最大收益，这就是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也就是亚当 •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实际上与自然界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一致。技术理性可以说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表现。其二，将“经济人假设”限定于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基础的实践活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顾名思义，意在使用工具，主要旨在应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的特点在于，自然对于各色人等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参见 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原文刊《艺术百家》2012，5） ），这种一致性和连续性成为技术理性之所以成立的基础。其三，这样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延伸到围绕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将后二者建立于前者的基础之上。 上述三方面——人与自然、人际，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一致和延续，构成了类似于自然界那样客观的研究对象，这是技术理性之所以在实际上存在，在认识上得以被韦伯等人所抽象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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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计算机：之悟之思之惑
热度 43 lvnaiji 2013-7-1 10:09
吕乃基 在网上看到题为“中国超级计算机：速度第一难掩实用缺位”的文章，有所悟，有所思，而又有所惑。 http://view.news.qq.com/zt2013/tianhe2/index.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先说“有所悟” 其一，在速度第一的背后。 现今世界上几乎所有超级计算机使用的芯片都被因特尔（ Intel ）、 AMD 和 IBM 三家公司所垄断。而除了日本和韩国外，其它国家的芯片技术实在与美国有很大差距。正是由于使用的 “ 基础元素 ” 几乎都来自这几家美国企业，大家也就都站在了 “ 同一起跑线 ” ，比较的重点才放到了架构设计上。 “ 天河二号 ” 使用的芯片 95% 来自美国英特尔公司，仅 5% 为“国产”。速度第一，原来如此！ 其二，如果在 Top500 榜中查看国家类别统计，会注意到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主要用户是 ISP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nternetService Provider ），而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它的超级计算机用户分布非常广泛，有能源，汽车， ISP ，地理科学，核武器研究实验室等等。 用户的分布单一、民用化和商业化不足正是“天河”系列和整个中国的超级计算机行业都存在的问题。而在欧美，超级计算机的应用则要丰富的多，以下几个是欧美超级计算机在应用领域的“明星案例”： IBM 的超级计算机“沃森”曾经参加了知识问答节目并战胜人类，它还被送入大学深造以磨练“学习能力”，被花旗银行和医疗机构“雇佣”帮助金融决策和诊断。 IBM 的“蓝色基因”超级计算机在欧盟十亿欧元的巨资资助下正在尝试复制人类意识。而就在今年 4 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日前获得了世界上第一台千万亿次级别“大学专用资源”超级计算机，首次将该级别超级计算机运用于民用领域，帮助学生和工作人员研究各个学科。 博主正在构思“一体两翼——一种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其主要观点是，整个技术可以归结为三个部分：商品，以及在商品两侧的研发生产和使用消费。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看来主要只有研发生产一翼，而使用消费这一翼羸弱无力。缺少了一翼，就没法让技术飞得高，飞得远，甚至飞不起来。 其三，超级计算机不是单比速度，还要看单位能量下的运算能力，目的是看看哪些超级计算机 “ 最划算 ” 。而在这个榜单上， “ 天河 ” 并未入榜。 “ 天河 ” 耗资上亿美元，耗电量相当于 5 所高校总和，落户要先由当地供电局做出 “ 后勤 ” 保障。 “ 天河 ” 这种 “ 高速却不划算 ” 的超级计算机其实并不符合如今超级计算机的发展趋势 Google 在发展初期曾经大量收购旧电脑，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提供搜索服务，而不是像别的网站那样采购昂贵的大型服务器。这种战略在 Google 的高效集群管理手段的控制下很有效，一直到现在， Google 依然采用大量便宜的小型个人电脑级别的服务器来提供服务。而另一家科技巨头亚马逊则通过建立虚拟超级计算机，不但解决了用户的大型计算问题，还可以节省巨额投资和漫长的等待时间。他们通过高效整合亚马逊在全球某一时刻闲置的服务器，便可以建造出一个可以弹性使用，费用很低的超级计算机，而这台计算机竟然也可以位列 Top500 强榜单。超级计算机领域的顶尖学者，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杰克 · 唐加拉 (Jack Dongarra) 也认为： “ 很多企业和机构无需建造自己的超级计算机，亚马逊和谷歌的服务都是不错的选择。 ” 2010 年 12 月美国空军做了一件以中国传统观念来看很丢人的事情：当时，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研制出一台号称美国国防部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 秃鹰群 ” 。这台超级计算机的运算性能可达每秒 500 万亿次浮点运算，它也是当时世界上第 33 快的超级计算机。不过这台超级计算机是由 1760 台索尼 PS3 游戏机组成，而基于 PS3 游戏机的超级计算机不但成本极低，另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能效，它所消耗的能量仅仅相当于类似超级计算机的 10% 。 再说“有所思” 这篇文章的一个小标题是： 把 “ 超级计算机世界第一 ” 当作 “ 强国必备 ” 荣耀的想法已经过时 超级计算机在今天其实早就不是代表大国崛起，提振民族自豪感的东西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工具。而对于工具，实用、高效和划算这些才是最重要的特质。在日本的 “ 京 ” 号超级计算机之前夺得世界第一时，日本国内也有很多人反思，当时日本政府专门管理除去多余支出的大臣便质疑过负责超级计算机的科学家们： “ 当第二名怎么了？ ” 在这篇文章的背后实际上说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技术理性。 什么是“技术理性”？简单地说，技术理性包括以下方面： 有效。可以把事情做成。 可控。在生产制造过程和消费应用过程都处于掌控之中，进而收放自如。 效益。在生产方是投入产出比，消费的一方是功能价格比，以及这两项“比”之间的博弈。 最后是可持续，包括原料、排放、市场，以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 放在中国的语境中，有效，不成问题。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举国体制的优势正在于此。不过其背后多半隐藏着另一句话，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然而，一项技术作为生产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民众生活实实在在的推动却在于其效益和可持续。上述“所悟”的第三点就是投入产出比，第二点则是功能价格比及其与投入产出比之间的博弈。中国在这两项严重缺位。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即使做到速度第一，在相当程度上也没有转化为货真价实的生产力。 技术理性，在西方学术界备受诟病，这是人文学者对科技的反思和批判，在走向后现代的社会中有其合理之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部分学者，不分青红皂白，亦步亦趋，批判在中国社会中在相当程度上并不存在的技术理性。殊不知，技术理性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推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必然培育和呼唤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本身又是技术，进而产业和生产力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弘扬技术理性。没有了技术理性，其结果只能是：技术是技术，产业是产业。在相当程度上，所谓“两张皮”的缘由盖出于此。实际上，即使在步入后现代的西方社会，技术理性依然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基础，只不过在“效益”上增添了生态和社会的权重。 最后是“有所惑”。 文中还有这样一句话：美国空军如此寒酸的制造一台超级计算机的逻辑正是基于 “ 实用主义 ” 。 这就让博主感到迷惑不解了。放眼全球，在世界各民族中，如中华民族这般实用者实乃罕见。从“以成败论英雄”、“有奶便是娘”到“白猫黑猫”；何以在超级计算机上却这般逐名？ 其实细察起来，中国逐名之言行实不在少数。古代即有功名之说，“面子”更是贯通古今，今有奥运金牌榜，高校和科研机构有熟知的“ sci ”迷恋症，对诺贝尔奖更是到达痴迷的程度。相关的还有一个关键词：中国人民易伤害和脆弱的“感情”。这么看来，中国之逐名几乎可以与实用平起平坐，平分秋色。 博主更加迷惑的是，中国，在空间上看，究竟在什么领域实用，什么领域逐名；在时间上看，何时实用，又何时逐名，此一时彼一时？二者之间，平分的又是神马“秋色”？抑或，所有这些“神马”，本身就无一定之规，最终归为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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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死的科学解释
热度 26 zhengchen0 2011-12-12 05:50
这些年来，阻挠科技特别是技术进步的，恰恰是唯科学主义。 “科学知识的进步，必将带来技术的进步。”技术理性（Technology rationality）在美国如此深入人心，和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失败的科技政策脱不了干系。布什是二战时期曼哈顿计划（就是美国的原子弹计划）的核心人员。 技术理性认为，基础科学的发展必将推动应用科学的发展，而应用科学的发展必将带来技术进步。技术理性的基本逻辑是，要证明一个解决方案的正确性，我们必须要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解决方案能够work（应用科学）；要解释一个解决方案为什么work，我们必须能够解释系统是怎么work的（基础科学）。听上去挺合理的吧？布什就这样把美国二战后的科研经费大量投入基础科学。但是美国这么多年科技发展，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最彻底的证明当属60年代末国防部的Hindsight Project ，华丽丽的扇了布什一耳光。因为系统太复杂了，如果我们一头栽进去解释基本系统规律，那要猴年马月才能有足够的数据解释具体解决方案的成功与失败 。 能解释问题的人一定代表他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美食家不一定是大厨，能讲文学的语文老师和文学家还是两个概念。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被该死的科学解释给折腾坏了。最突出的当属wicked problem ，这里篇幅关系不展开讨论了。 如果我们没有科学解释，我们能够解决问题吗？可以，至少有的时候可以。不信？给大家讲个故事 。 我们都知道联合利华，生产日化用品的。其主要产品清洁剂的质量和其喷嘴的设计息息相关。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喷嘴这么重要，可能生产过程中不同的喷嘴会决定清洁剂不同的物理性状。总之，联合利华要寻找一个最理想的喷嘴设计。从科学的角度怎么办呢？当然是找个科学家，找个数学家，或者流体力学家，来计算一个最理想的设计方案。联合利华有钱啊，他们确实雇了科学家这么做了。结果呢？科学家遗憾的告诉联合利华，这个太复杂了，不可能解得出来——即使这么一个看似小小的喷嘴也太复杂了。 可是最后呢，联合利华还是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进化论。他们随机地做出10个不同的喷嘴，测试这10个喷嘴，把最好的那个保留下来。再拿这个做基础再做10个不同的喷嘴，再测试这10个，再把最好的保留下来。经过45轮测试后，联合利华的工程师们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喷嘴。他们能够科学解释为什么这个喷嘴好吗？完全不能。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得到了想要的喷嘴。 如果一个故事还不够过瘾，那我再讲个。有两个电气工程师 ，一个是美国的Henry Rowland，一个是英国的Francis Hopkinson。他们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发现了直流电机的“特征曲线(charactieristic curve)" 。根据这个发现，能够直接提出一个改进爱迪生电机的方案。但是呢，Hopkinson改进了爱迪生电机，但Rowland完全忽略了这个发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爱的科学家Rowland只关心科学解释。遗憾的是，这个发现的科学解释的价值并不大。至于发现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呢？Rowland可能根本就没想过。 在我们的科学研究中，有多少Rowland？有多少个可能造福人类的特征曲线被忽视了？有多少次科学家发现了解释，但却“没想起来”去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喷嘴的工程学科知识，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Kevin Kelly1998年在《Science》的一篇文章讨论了这种新文化的存在 ——其实更早的Edwin Layton等科技史专家就有提出，不过没有能引起科学界和工程界的重视。科学解释对工程学科有帮助吗？当然有，但project hindsight说统计学上的直接帮助只有2%（基础科学）加6%（应用科学）。但如果工程学科完全迷失自己，一味迷信科学，那么离解决问题就越来越远了。 各位工程师，我们到底是要喷嘴，还是要该死的科学解释？ 参见我另一篇博文《科学v.s.技术：反思Project HindSigh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02764do=blogid=479270 参见我另一篇博文《前车之鉴（科技史）：科研不应为精确性牺牲实用性》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02764do=blogid=514996 Churchman, C. W. (1967). Guest Editorial: Wicked Problems. Management science, 14(4), B141-B142. 转述自一篇经济学家Tim Harford的一个TED Talk （ http://www.ted.com/talks/tim_harford.html ） Layton, E. T. (1971). Mirror-Image Twins: The Commun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19th-Century America.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2(4), 562-580. Kelly, K. (1998). The Third Culture. Science, 279(5353), 992-993. doi: 10.1126/science.279.535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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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底”（6）：技术理性之二——在非理性足球背后的“体育理性”
lvnaiji 2010-7-13 20:35
吕乃基 世界杯已落下帷幕，各个奖项也已名花有主；不过，议论、分析、总结之类或许刚刚登场。这大概是知与行各司其职吧。此刻，笔者关注的是，足球，进而体育（此处主要涉及以健身为基础的竞技体育）何以有如许之魅力，可以穿越久远的历史乃至永恒；有如此之光辉可以普照众生，超越人间恩怨；可以历久而弥新，更快更高更强？ 近日，笔者恰好在筹划论底系列，涉及难缠的技术理性部分；突然想起，除了在技术领域，对技术理性的贯彻、体现、落实如此之精湛和充分的领域就是体育了，以至于笔者时时会冒出这样的词汇：体育理性，甚至希望用体育理性来代替争议不断的技术理性。 体育，首先是要完成某项运动，无论是个人的锻炼身体，还是人际间的竞技，概莫能外，也就是有效。 其次，与技术一样，当然是可控制。核能，可控，就是技术，如核反应堆；部分可控，就只能做炸弹，如氢弹。可控核聚变尚待时日。足球强调控球时间，如西班牙对德国半决赛的头 20 分钟，前者的控球时间竟达到惊人的 70% 以上！冠亚军决赛，西班牙的控球时间也远超荷兰。就此而言，西班牙的冠军实在是名至实归。 第三，效益。除了某些几乎完全是自娱自乐的项目外，都会考虑投入产出比，至少会考虑化了多少时间。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国家的举国体制，希望以较少的投入迅速培养出世界冠军。 最后，也是可持续。例如要考虑到个人的体质、时间，经济状况等，不能急于求成，其极端就是服用兴奋剂，其结果是不可持续。这一届未果，还有下一届。 正是有这样的体育理性，才会培育出相应的奥运精神：更快，更高，更强。在非理性乃至貌似疯狂世界杯的背后，实际上是深刻的理性技术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杯和其他运动项目中，均可见科技的身影。科技与体育，二者互相促进；技术理性和体育理性，彼此融为一体。 为什么在人的所有实践活动中，相对而言，唯有科学技术和体育得到持续发展和广泛认同，而其他活动或多或少都备受挫折，或者彼此间争议不断？这是因为，无论是科技还是体育，在博弈的各方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参与者自然。自然是普遍的，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是一致的，因而可以在持续的过程中得到改进。这一点对于科技自不待言，自然是科技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无穷无尽的奥秘挑战着人类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体育，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与人的竞技，但在其背后同样有一个虽未直接参与，但却时时处处在场的角色：自然界。其一，如时间、万有引力、摩擦力、阻力等；其二，人的生理局限。可以说，体育运动与技术理性有着先天的血缘关系。 人类社会的全部认识与实践活动，最终都基于直接面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并且因后者的进步而得到发展。通过与体育运动的比较，博主再次强调，技术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体育理性，是人类所有实践活动之底。 固然，后现代种种流派从不同角度批判技术理性，火力所指主要是有效、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以及计算等等；然而，此处的前三项难道只能是经济指标？至于计算，其一，计算未必就是眼前的数量关系；其二，退一步讲，为拯救地球这样的伦理目标，不也是经由碳排放这样的计算吗？这部分内容后文还要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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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技术理性与西班牙队挺进世界杯决赛
ssglwu 2010-7-8 09:03
吴国林 北京时间7月8日2:30，迎来了南非世界杯半决赛，对阵双方分别是表现优异的德国队和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在比赛中，下半场更加精彩，两队都开始发力。凭借普约尔的头球破门，西班牙队1比0击败德国，挺进决赛。 事实上，德国队输在技术上。从场面与个人技术来看，西班牙明显技高一筹，基本上就是西班牙在控制场上的主动权。西班牙足球将技术发挥到了极致，从控球到抢截再到防守，都远高于德国队。 西班牙队战胜德国队，从根本上讲，是技术与人相统一。 技术不同于科学，技术必须有经验技巧。技术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解蔽，也就是一种强力解开对象、攻击对象，如果技术仅仅用来防守，这就失去了技术之理性。西班牙队胜在技术理性与人的积极进取的协调统一，特别是西班牙精准的传球，在禁区小范围的配合，都显示出西班牙良好的个人技术与协调精神。人与之 技术化生存在 西班牙队完全显现出来了。本来西班牙还可再进一粒球，但18号球员没有配合，不多时，主教练将此君换下。 足球比赛是一个适应性的复杂系统。谁的适应能力强，谁就占据主动。而德国队过于防守，明显适应力不足，难以显示技术之理性。被西班牙队进球之后，德国队想全力进攻，但是德国队的前场进攻根本无法展开，技术不行是德国队的主要败因。 我再 一想到中国足球队，那个人技术，实在太差，太差！！！ 中国仅有技术之用，缺乏技术理性！更表现在中国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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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底”（5）：技术理性（上）
lvnaiji 2010-7-5 11:46
吕乃基 技术理性（类似的表述还有：工具理性、实践理性等）为人所熟知和广泛应用，往往被人拿出来批判、示众，乃至成为万恶之源。有必要为技术理性正名，恢复其本来面目。 技术理性比科学理性复杂得多。博主对科学理性尚且没有说清，写技术理性更感捉襟见肘，暂且只是想到这些，先作为上，抛砖引玉，寄希望于网友的参与，然后再酌情写下。 简要地说，技术理性大致包含以下方面： 首先是有效，能够做成事情，达到预期目的，否则一切免谈。 其次，整个过程处于主体的控制之下。 复次，投入产出比或 / 和功能价格比。这一点大概就是被诟病最多的计算。 最后，可持续。这是现代和学术的说法，在传统和民间是常来常往，基本含义是，买卖可以一直做下去。现在增添了很多内涵，例如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 与科学理性一样，技术理性也是人类之底。如果说，科学理性是人类认识之底，那么技术理性就是人类实践之底，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要求。正是在这一共同的基本要求的推动下，才有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了可以更加有效、可控，以及可以获更多的利（广义），各项技术的功能越来越强，价格越来越便宜，使用越来越方便。摩尔定律所揭示的更快、更小、更便宜理念是技术理性的集中体现，这一点实际上与奥运精神并无二致。说到底，奥运精神的更快、更高、更强，在其背后，难道没有技术理性的身影？ 在现实生活中屡屡会发生违背技术理性的事情，例如国人常说要不计一切代价如何如何。在很多场合下理应如此，如抗震、矿难、救助水灾旱灾等突发事件，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但是细究起来可以发现，之所以发生这些事件，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之前违背了科学理性，或者没有揭示事实和规律（理性的局限性），或者直接违背事实和规律，以及违背技术理性中的有效、可控、效益和可持续。由于先前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才会有后来的不计代价。因而，不计代价并不值得称颂，而是对底的违背所付出的更大的代价。试问，那么多矿难事故死亡人员，富士康 12 连跳，这难道不是代价，难道可以不计吗？ 还有很多活动的投入和价格是隐去和不能说的，例如民众是否知道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所耗费的物力人力和时间？还有时不时冒出来的严打和从重、严、快，又如何理解其中的有效、可控、计算和持续？能够看到的大概就是由着性子的长官意志和不受监督的权力。 当政府部门变着法子给高校论资排辈，给老师评定绩效之时，眼下在海外如雨后春笋兴办起来的孔子学院，又该如何以及由谁来评价其效益呢？如果说遵纪守法的民企在技术理性的规训下提升自己产品的功能价格比和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中石油、中石化之类又讲什么技术理性！作为 500 强之首，有谁知道其投入产出比，有效、可控和持续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由此可见，前后一致和普遍适用的技术理性实在是社会有序发展的河床（维特根斯坦，参见 学术知识生产的路线图：什么样的河床，流淌着什么样的河流？ ）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实践活动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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