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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E | 高铁助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及实现路径: WileyChina 2020-10-30 12:07; 本期热文 Can Time–Space Compression Promote Urba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s High-speed Rail Projects Shujie Yao, Jing Fang, Hongbo He （Vol. 28, No. 5, 2020）编者语近年来，中国的高铁发展令世人瞩目，其经济价值和对经济的贡献也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然而在便利的交通背后，高铁究竟以何种方式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值得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上进一步探讨和发掘。本期刊登了由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姚树洁、房景和湖南大学商学院贺红波三位作者撰写的Can Time–Space Compression Promote Urba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s High-speed Rail Projects。该文从理论机制和实现路径两个方面对高铁如何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促进区域趋同发展和强化城市经济增长毗邻影响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破除“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基于“马阵跨阱”的理论机制及战略路径，将2007-2017年间中国的285个样本城市分为“快马”和“慢马”，提出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快马”在“跨阱”以后继续奔跑，二是“慢马”比“快马”要跑得更快。文章把北京、上海、广州定性为全国性经济增长中心，把样本城市分成“引领城市”和“其它地级城市”。“引领城市”对标的经济增长中心是北上广，“其它地级城市”对标的经济增长中心（除北上广以外）是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与现有相关文献相比，文章有三个创新点。第一，用高铁缩短交通时间作为解释变量，量化高铁时空压缩效应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高铁的时空压缩效应提高城市经济增长0.59%。第二，把“引领城市”和“其它地级城市”与各自经济增长中心的最短距离分为不同里程阶段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高铁的时空压缩效应随着距离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先提高后下降的趋势。对“引领城市”来说，高铁最有效的拉动距离是200-300公里，拉动极限距离是800-1200公里。对“其它地级城市”而言，高铁最有效的拉动距离是100-200公里，拉动极限距离是300-400公里。第三，城市的毗邻效应能够解释样本城市经济增长的20%以上。文章的研究表明：（1）十多年来，中国高铁发展是促进全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落后城市追赶发达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高铁的“虹吸”效应，但总体而言，高铁所造成的城市溢出作用明显大于局部的虹吸作用，因此，高铁是中国实现“马阵跨阱”的重要手段。（2）因为高铁对不同类别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随着距离的变化而出现明显的差异，因此，要持续提高省会城市联通北上广的交通效率，不仅要重视高铁建设，更重要的是点对点的直达时间要缩短到最小。（3）只要能够建设足够大的高铁交通网络，就能促进全国任何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没有开通高铁的城市，也能够得益于毗邻联通高铁城市的拉动作用，从而实现发达城市拉动落后城市的趋同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别，有助于中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China World Economy A bimonthly fully peer-reviewed SSCI journal featuring original academic work examin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arising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co-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Wiley, with ISI impact factor of 1.865. 投稿网址: https://mc.manuscriptcentral.com/cwe; 个人分类: 热点研究|939 次阅读|0 个评论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热度 7 lxj6309 2015-11-29 11:40; 中等收入陷阱陷阱是一个深坑，人掉进去就难以出来。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水平以后又长期处于极低速甚至停滞增长的现象。世界银行从 1987 年开始，人为划定了一系列人均国民收入门槛线，作为经济能力的分类标准：高收入（ 6000 美元以上）、上中等收入（ 1941-6000 美元）、下中等收入（ 481-1940 美元）和低收入（ 480 美元及以下）。此后，在该固定基数上，根据美国、英国、日本和欧元区平均通货膨胀率逐年动态调整。 2012 年，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的下限水平分别调整为 12615 美元、 4086 美元和 1035 美元。同年，在数据可得的 3 万人口以上的 214 个经济体当中，高收入的有 75 个，涉及人口 13 亿；上中等收入的 55 个，涉及人口 24 亿；下中等收入的 48 个，涉及人口 25 亿；其他 36 个低收入的，涉及人口 8.5 亿。根据该标准，低级收入组均值大约是较高一级收入组的 30% 。 2006 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 2006 ）》率先提出了 “ 中等收入陷阱 ” 的概念，其定义是： “ 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 10000 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 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南美一些国家的发展问题。据有关统计，拉美 25 国 1961~1970 年平均 GDP 增长率是 2.4% ， 1971~1980 年是 3% ，而 1981~1990 年是－ 0.07% ， 1991~2000 年是 1.5% 。 2000 年后重新进入高速增长， 2001-2008 年平均年增长率是 3.6% 。谈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陷阱的形成原因。不同国家可能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般都经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有些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依靠出售自然资源实现快速甚至高速增长，但是，对于大多数资源国来说，资源都是会枯竭的，在几十年之内丧失对经济收入结构的支持作用。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及早做出产业结构转型安排，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其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也有可能返贫。当前世界上就有不少靠资源收入处于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如中东一些依赖石油输出的国家。但不能由此否认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战略。根据动态经济学原理，在存在高速增长路径时是应该首先充分利用的，问题在于做好未雨绸缪的事情。还有一些国家依靠外资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快速增长，如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一些国家和亚洲一些新兴国家。这些国家使用便宜劳动力生产出口产品，积累了大量外汇，人均 GDP 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也有可能虽然人均 GDP 上去了，但同时欠了很多的外债。对于积累了大量外汇的国家，如中国，要好好利用手中的外汇，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从出口导向转到内需导向，即从生产适合外国人消费的产品转向生产适合本国人民消费的产品，为此，需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生活消费品标准。无论出口导向还是内需导向，要想高增长就必须高投资即高储蓄。如果在高速增长的同时欠了许多外债，则陷入低速陷阱可能就无法避免。欠债总是要还的！如果在利用外债时同时注意提高本国的人力资源素质和基础设施建设，则痛苦可能会少一些，恢复增长能力可能会快一些。对于表面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也不能过于解读，要辩证全面分析。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上等收入国家的界域从 4000 美元到 12000 美元，跨度是 8000 美元，翻了一番半，即使用 15 年来跨过也要 7.5% 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如果 20 年跨过则要年均 5.5% 的增长率。这对不少国家是一个挑战。中国 2013 年人均 GDP 是 6700 美元，跨过中等收入要再翻一番，以十年一番算，还需 7% 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个人分类: 经济学|10742 次阅读|11 个评论

计划生育，人口红利，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5-10-29 11:21; 博主回复(2015-10-29 10:12)：一些学者说“人口红利”，人口少，对应的红利也就没有了。 --------------------------------------------------------------------------------------- 只有计划生育才有人口红利，所以人口红利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博主回复(2015-10-29 10:59)：就我所知，“人口红利”好像是指年轻人占的比例高，于是劳动力便宜，并且生产量大，结果是全国人民受益。说得难听点，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是以农民工的巨大贡献，牺牲而取得的。如果我国进入老年人多劳动力少的时代，这个国家就没有力量了。这正是目前所担心的事。 -------------------------------------------------------------------------------------------------- 一个高出生率的国家，比如现在的非洲，显然是少年儿童占的比例多，而不是年轻的劳动力占的比例多，特别是妇女每二到三年生一个孩子，从二十岁到五十岁，就不可能有多少时间出去工作了，不可能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主要指得是低抚养比，尤其是低少儿抚养比，这显然之会在生育率迅速下降的时期才可能存在。同时，如果一直存在“人口红利”，我们也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瓶颈。而且任何人都会老的。用婴儿潮冲淡老龄潮只会是抱薪救火。; 个人分类: 人口与城市化|3045 次阅读|3 个评论

计划生育，人口红利，中等收入瓶颈: 热度 6 jiangming800403 2015-7-27 18:55; 计划生育，人口红利，中等收入瓶颈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关键在于工业化和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更重要的体现在于工业的自动化水平。 (一) 影响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劳动的边际效益影响社会人均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劳动的边际效益。农业生产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在一块土地的投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劳动力投入带来的产量增长极其有限。或者说人类的农业产值存在极限，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增加农民，对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多少贡献。机械大工业的产值与劳动力投入大概成正比。但是由于工人的劳动时间总是有限的，因此工业产值也不可能无限制增长，存在极限。但是金融、信息、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其劳动力的边际效益可能＞ 1 ，也就是随着效用（产值）增加，投入劳力增加也在增加，但幅度较低。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三峡大坝的设计工作量虽然与一座 30 米以下的小水坝不可能同日而语，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要比实体工程量的差距小得多。同样的，设计、建造一座 100 万千瓦发电机组投入的劳力也要小于 10 座 10 万千瓦的机组。因此，随着机器设备规模的加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那么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产品的边际成本降低。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关键取决于国民经济的自动化水平。但是随着部分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效率部门或者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较慢部门的价格指数就会增加，因此，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由于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大都转移到中低收入国家。美国甚至只保留了新材料、基础电子原件、航空发动机、生物制药等少数进入门槛和技术壁垒极高的领域。但是服务业，特别是直接以顾客为对象的服务业，难以转移到第三国，所以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一般很高。但是服务业外包，如电话咨询，越来越普遍，前往中低收入国家的医疗旅行也越来越多。（二）高生育率并不能带来人口红利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迅速跃进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工业、技术、人力基础上，高储蓄率、人口红利和国际市场带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劳动密集型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且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规模化、自动化水平也迅速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水平超出了工资增长水平，这是中国制造在国民收入迅速提高的同时，仍保持有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根本原因。人口红利的根源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只有当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甚至降低到世代交替水平以下，才可能出现少年儿童和老龄化人口比重都比较低、劳动力比较多，低抚养比的橄榄型人口结构，即所谓的人口红利。在一个高出生率的国家，即使老年人比重较低，但少年儿童占据到总人口的 40% 以上，其总抚养比也是比较高的。在高出生率的国家，比如非洲，一个妇女要养育 5-6 个甚至更多的孩子，其 20 岁 -45 岁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怀孕和哺乳的期间，而不能参加社会生产。这样的社会，即使有人口的数量优势，但并不能充分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如果没有必要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支撑，再多的劳动力也未必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口红利”变现的重要条件是，劳动力可以从边际效率较低的部门（比如农业）转移到边际效益较高的部门。我国还有超过 2 亿的个体农户，户均耕地规模在 10 亩左右，在我国超过 9 亿的劳动人口中还有接近一半的农民和农村兼业劳动力，但农业增加值只占总 GDP 的不足 10% 。农业中的劳动边际效益递减依然存在，农民收入只有不到城镇居民收入的 1/3 。也就是说，由于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水平有限，我国农村仍然将长期处于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度的阶段。或者说“中等收入瓶颈”将长期存在。（三）跨越“中等收入瓶颈”必需摆脱“人口红利” 但跨越“中等收入瓶颈”不可能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的“人口红利”也逐渐由扩张变为收缩。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人口红利”将主要表现为人口素质上的红利，而不单纯是数量上的人口红利。现在，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每年毕业学生（包括大专生） 700 万以上，占适龄人口的比例超过 50% ，其中工程师和技士占一般以上，工商管理、财务、营销、金融等经济管理人才超过 100 万，行政系统和教育、卫生、科学、文化等社会部门的从业人员也超过 100 万。东北地区是我国率先突破“中等收入瓶颈”的地区。东北地区人口少，工业化和城市化较为发达，不仅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汽车、船舶、航工、工业自动化都是东北的主导产业，工业结构也符合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增长潜力大。 “辽宁”号航母就是在大连修复的。长春是我国最大的汽车工业基地之一，沈阳、哈尔滨等地的汽车工业比较发达。沈飞、哈飞是我国重要的固定翼飞机和旋翼机研发、生产基地；沈阳黎明、哈尔滨东安几乎占据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的半壁江山。此外，东北还有沈阳和齐齐哈尔的机床和工业自动化设备制造业，哈尔滨的汽轮机和电力设备制造……工农业生产自动化程度高，沈阳东软、大连华信等也是我国重要的软件外包企业。从目前东北人口出生情况看，东北未来人口大概有 6000 万 ~7000 万，其中农村居民大约 1000 多万。因此，东北地区率先突破“中等收入瓶颈”的可能性很大。当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也肯定会突破“中等收入瓶颈”，但是突破“中等收入瓶颈”，不可能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商品制造业。只有富士康式的大型工厂群迁出，“长三角”、“珠三角”才能突破“中等收入瓶颈”。实际上，我国每年大约 1500 万的新参加劳动人口中，大约还有 500 万进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餐饮、零售等劳动密集型的商业和服务业。劳动力充裕、生产要素价格低、环境容量较大的黄渤海沿岸，黄淮平原、长江上中游平原和盆地，一直到西南地区，都将成为新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基地。东南沿海的粤东、闽北、浙南地区仍然可能会保留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有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向国外，主要是南亚、东南亚国家转移。这会形成新的雁阵型发展序列。海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越发达，需求的生产资料就越多，这也是中国出口新的增长点。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发电水平大体还处于 20 年前中国 90 年代水平，中国可以向他们出口发电站，顺便提供煤炭。; 个人分类: 经济时评|5044 次阅读|27 个评论

[转载]点评楼继伟先生的《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 热度 1 yjjsu27 2015-5-6 12:29; ============= 点评《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楼继伟先生对于中国解决增长（质/量）问题,说了四点。但是我认为，楼先生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没有这个问题的解决，中国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希望渺茫。那就是：教育问题。楼先生的四点是：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第二是户籍改革。第三，合理的城镇化。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以上这四点问题，即便解决了，但是如果教育问题没有解决，那一样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陷阱问题。但是反过来，如果中国解决了教育问题，即便这四点问题遗留未解决，也不影响中国解决陷阱问题。其实，教育问题解决，这四个问题便自然的迎刃而解了。举例如下：一个山区农村的孩子（第一、二个问题），考上了一所大学（不分文理），成绩优秀、积极向上、能力突出，通过自己的拼搏，或者创业，或者就业（解决第四个问题），终归是可以实现安居乐业（第二、三问题）（参照现在的薪酬水平，比如金融领域，或者高水平蓝领等等）。这样的话，这个大学，就真的成为这个农村孩子的人生转折点，也解决了这个孩子的那4个问题。但是反之，如果没有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而只是徒有其名舍本逐末的解决了那4个问题，就像那些暴发户一样，有钱，任性，挥霍，败家。虽然表面上解决了农业，户籍，城镇化和社保问题。但是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希望得到的吗？很可惜，身为国家高级官员的楼先生，面对中国的大学生的演讲的大片文字中，教育问题，寥寥几笔，若有若无。很有无关紧要的意味。所以，我不看好中国能解决收入陷阱的问题 ======================= 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 (2015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演讲) 楼继伟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的题目。我想给我们同学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5%。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在经济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为结构调整而实行的结构改革。这部分内容将放在后面来讲。先来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关于杠杆率，有很多的说法。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的说是230%，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据。最简单的是看M2和GDP之比，这个比例现在是193%。我认为，拿这个比例和美国比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不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比较国际可比的是欧洲，因为欧洲也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欧洲的M2/GDP是160%，我们是193%。这个比率自2008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点。在杠杆率中，有40%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地上升。据审计署审计，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是10.9万亿，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增加。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代偿率可能是20%，但经济下行时，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而且要稳妥地去杠杆。去快了，不行，像美国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杠杆，导致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是负的，失业率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记失业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据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说的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一阶段不是一个正常情况，那是一个人为压抑工资成本后的真实化的过程。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对中国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条件，比如开放，我们一直是开放的。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比如我们并没有像欧洲和拉美那样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一个企业内部应该推行企业职工和雇主的集体谈判，但是绝不能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第一项措施就是终止区域集体谈判和行业集体谈判。拉美行业集体谈判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巴西各行业都推行，工资过快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结果是普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高达20%，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我在中投公司时，去巴西访问，正赶上巴西银行业工资集体谈判，银行业工会一带动，不管是有效益的银行还是没效益的银行都涨工资。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投资。但是，我为什么又觉得不乐观呢？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也就是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性、产权保护、对外开放等等，在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在三期叠加中，换档期是客观的，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速就必须换挡。消化期的高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能过剩，也是客观的。如果我们不做出很有作为的一些调整，落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特别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途径就是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了大量十分具体的改革任务，最具决定性的任务都要在2020年完成。落实两次全会确定的任务，我们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2014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4.8%，比我们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低10个百分点；而且其中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率为35.9%，其他是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我们必须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才有增长的基础。那怎么释放人口呢？一个是改革农业，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1.2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补贴干预了资源配置。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但玉米市场价格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我们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现在的做法就是国家用所谓的经济杠杆直接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国家作为补充。怎么办呢？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资源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因粮食收益不高，出现耕地集中化经营，达到平均收益，分散的农户发展各类种养业，相对收益较高，农业合作组织获得发展，帮助农民连接市场。目前，经过大量补贴后，我国粮食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反映了我国的农业资源条件相对较差。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关心的是中国人得买它的大豆，韩国人拍的纪录片《超级中国》，一上来就说阿根廷40%的耕地种的是大豆，主要卖给中国人。种大豆的收入比过去畜牧业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吗？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如果我们不进口，这些国家马上会来交涉。我们保住了基本口粮，一些非关键品种如籼稻都可以适度进口。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特别是民选政府国家，如果卡住农产品出口，政府就要丢选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呢？很好办，保留一年的库存周转，搞好种业，然后还草一耕，几个月就长出小麦，还湿一耕，几个月就长出水稻了。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当然在WTO“黄箱”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第二是户籍改革。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务资源应该随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卫生和医疗等。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第三，合理的城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周围的小城镇，才有就业机会，比如设计、物流、生活服务，以及围绕制造业的一些生产服务业就业。西部地区很可能围绕省会以及一两个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带。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于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障碍。现在各地都对劳动力流动有限制。在1954年《宪法》中，我国劳动力人口是有自由迁徙权的。1958年的时候逆转了，因为全面进入计划经济，随后实行最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直到1982年《宪法》重新修订，但当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其后屡次修改《宪法》，劳动力充分流动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宪法正文中都没有改入。目前相当多的地区规定必须有产权房才能够落户。这也是造成住房价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口，在德国80%的人租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大城市病”。劳动力向最能发挥其效能的领域和地域流动，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当然，可以有适度限制，主要是考虑公平性。有的国家的一些省州规定，要在当地交税达到一定时间，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学的优惠。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可能向价值链比较高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一条就需要解除管制，放开市场进入。现在国务院正在推简政放权。克强总理一直在讲，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已产生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在创造就业方面。在进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财政现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过去直接面对企业的资金改造成“种子基金”，就是引导社会上的一些基金对企业创新投资，比政府自己做要强，而且还减少了腐败的机会。当然，讲到城镇化有必要讲房地产税。我见过很多文章说地方主要靠土地财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规模达到四、五万亿。实际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净收入并不多。全国平均，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净收入约占毛收入的20%。问题主要在于地方不断依靠新增土地获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条件入市，地方财政土地净收入还可能少一点，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靠土地增量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们的城市不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说OECD国家，而且交通还比人家拥挤。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现。今后应该有一个好的激励，而房地产税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城市集约式发展。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改成国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国家统筹，但是，必须要改目前的保险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会要求的多缴多得的制度，单纯提高统筹级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要精算平衡，收缴、给付、投资收益以及替代率、给付年龄等等都是精算调整的因素。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过不去的，马上进入的快速老龄化更过不去。医疗保险问题也很多，但不再赘述。上述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180项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在沈阳设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辖东三省，在深圳设了一个巡回法庭，管辖海南、广东、广西，全国至少还得设若干个个跨区域的巡回法庭，这是促进市场统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属于中央事权，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会确定的。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这几年非常非常关键。由于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时间的变动，我们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够使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的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在企业方面，现在股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大力发展股本性融资，比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资本加大了，债务率就下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失速和规范有时候是冲突的。改革是需要规范的，比如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理，要清理也要给出路。要置换债务缓释风险，转换方式，例如转成规范的PPP方式，从而在规范中增长。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2011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保险是大数定律，互济原则。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相之间互济。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保险法却规定为储蓄了，而不是保险。那么长寿者怎么补呢？只好提高单位的缴费率，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对的。医疗保险应该是一辈子缴费，而在我国退休后是不缴费的，绝大多数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是退休后还要缴费。美国比较特殊，是65岁开始缴医疗保险，缴到终老。在65岁之前是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这些难题都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这两个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认为，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实实在在，人民在当前和长远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长。上述列举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是三中、四中全会规定的任务，有些已在推开，有的正在试点，有的处于积极准备阶段。我们要坚定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规定的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我们所能往前推，再难也要做到。现在正在开始研究“十三五”规划了，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不仅是指标，更大的是怎么落实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者：楼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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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会否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引热议专家称越维稳越不稳: lusetongdao 2010-7-7 19:51; 许多国家未能打破这一魔咒，公众意见调查与十余位顶级专家锐思激辩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余年，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许多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 专家认为，原因在于许多国家无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当一个国家人均 GDP 达到30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往往集中爆发，极易出现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表现与基本特征有：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严重的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腐败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民主乱象等。当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6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喜的是，中国保持了30余年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当前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忧的是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各类陷阱已不同程度地凸显。可以说，未来五年，也即十二五期间，是中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人民论坛杂志本期特别策划不仅针对6575位网友和50位专家进行了采访调查，还邀请了10余位国内各领域顶级专家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就腐败问题、贫富差距、社会冲突、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滞后和经济停滞进行了重点分析，值得品读和深思。十个关键词描绘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以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 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当时被称之为进步时代，同时也被称之为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或者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例如，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十年来，他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要素驱动的，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由于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这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高度空间集聚，产品高附加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国从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是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尽管中国一直保持政治稳定，但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治安案件数、刑事犯罪案件数为例，从1990年以来都是持续上升的。实际上，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这充分表明，党中央早已充分意识到我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是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的，也是与当前阶段的发展特征紧密联系的。对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挑战应战模式，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当今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这其中既有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的外因，也有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缺陷的内因。但总体上来看，中国从 1978年之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31年时间保持了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经济增长速度已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7%，4年(指2006-2009年)已累计完成十一五规划预期目标的104.6%，即中国已经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增长目标。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是G20国家中三个经济高增长的国家之一(印度为6.5%，印度尼西亚为4.6%)，不仅实现了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而且也促进了亚洲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复苏。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有个适宜的增长区间。就中国基本国情而言，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从中国的经验来看，8%9%的经济增长率是适宜的，而一旦超过10%，各方面绷得很紧，偏离了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各类代价极高，既得不偿失，又难以为继，其中 2002-2008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从我们(第三方)独立评估来看，十一五规划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也没有实现，反而问题更突出，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当今中国社会主题已经是转型是硬道理，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转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转型的内涵已经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十几亿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净福利最大化、各类发展成本最小化，要作为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的基本思路。这就有赖于我们主动解放思想，破除新教条主义论(如增长就是硬道理)，破除GDP盲目崇拜论，破除唯经济论。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地发现陷阱，准确地识别陷阱，智慧地避开陷阱。转型期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改革得以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面对一些严峻挑战，每每能够做出富有成效的应战策略。 1990年代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案例，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的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有人认为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西方的民主引进来。这似乎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时期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都解决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开始出现民主诉求。政府要回应老百姓的诉求，主动或者被动地民主开放，因此容易形成所谓的民主高潮。但是，一旦任由这种民主特别是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现代化必须在长期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既能促进现代因素发展，又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减小社会动荡。我想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无论是党中央，还是人民群众，都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智慧，中国绝不会误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增长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现在处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老挝、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地域优势(不靠海)、也没有FDI(国际直接投资)。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有FDI，有地域优势(靠海)，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让它们达到高收入。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有自然资源的优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根据历史统计数据，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吸引外资阶段。这一阶段是积极的吸引外资，但是处于利用外资的初级阶段，制造业处于外商的绝对控制下。现在的越南就处于这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工业聚集阶段。这一阶段制造业虽然也处在外资的控制下，但是出现了支柱性的产业。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处于这一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吸收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已经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可以独立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现在的韩国、中国台湾处于这一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创造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可以实行全面创新，产品设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的日本、美国、欧盟就处于这一阶段。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度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就是典型，其原因在于没有将国外的技术、管理消化，其工业化过多的基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基于内在的价值创造。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可以使得它们达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则需要它们采取主动的政策，使私人的创造力得到激发。如果增长仅仅是由于外部因素(地域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导致的，那么陷阱迟早会出现。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迄今为止，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或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拉美各经济体(典型的如巴西)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和地区(典型的如马来西亚)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东和俄罗斯等资源立国型国家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几个基本特征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很多，而对于一个国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系统理论却很少。从既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 (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226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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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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