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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 热度 22 scicul 2012-2-10 13:25; 《科学文化评论》第 5 卷第 6 期学术沙龙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 ? — 与席泽宗先生商榷许良英许良英，著名自然科学史家。中国核弹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学生，一直致力于中国的自由民主进步事业，由于他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和活动，获得 2008 年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洛夫奖一事由 2008 年第 2 期《科学文化评论》上席泽宗先生的论文《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中开头一节的题目是 “ 爱因斯坦的片面论断 ” ，引了爱因斯坦 1953 年给 J.E.Switzer( 该是 J.S.Switzer) 信中的话： “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 ( 在欧几里得几何中 ) ，以及 ( 在文艺复兴时期 ) 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 然后引了李约瑟 1961 年 6 月的评论： “ 爱因斯坦本人本应率先承认，他对中国、古印度、阿拉伯文化的科学发展，几乎毫无所知，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大名不应提来当作证人。我觉得，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同意所有这些评论的。 ” 把学术问题变成一个要由法庭来审判的问题，而自己俨然以法官自居，实在是匪夷所思。这是一种有损学者身份的失态，不禁令人想起爱因斯坦于 1953 年给 Leo Baeck 80 岁寿辰的献词中的一句话： “ 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 ” 当时他所讽刺的是手举意识形态大棒干预科学的极权主义者斯大林。出人意料的是，现在席泽宗先生出来为李约瑟辩护，认为他 “ 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 ，而且指责 “ 爱因斯坦信中的那段话，显然有轻视中国人的味道。 ” 在思想上，这与他在 1996 年发表的《关于 “ 李约瑟难题 ” 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有必要对两者一起进行评论。不妨先从 1996 年的文章说起。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为：（ 1 ） “ 先秦诸子百家著作中的自然知识总和起来比他们 ( 指希腊哲学家 ) 还多 ” ，第一个例证是泰利斯 “ 根据巴比伦的天文表预告过公元前 585 年的一次日食，但孔子在《春秋》中记录了 37 次日食 ” 。（ 2 ） “ 欧洲人吸收希腊文化是从 12 世纪开始的， …… 近代自然科学则是在反对古希腊科学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 ” （ 3 ） “ 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伽利略对木星卫星的发现，都与三段论法毫无关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虽然是按《几何原本》的模式写的，但那只是形式，牛顿自己曾经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 ” 现在来分析这些论点。二如何评价希腊的自然知识？首先要分清 “ 预告 ” 日食与 “ 记录 ” 日食的区别。对于一种自然现象作记录，即使记录了 1 万次，也不需要多少知识。而要准确地预告一次尚未发生的自然现象，必须事先掌握关于这种现象的发生规律，这就是要把以前的记录数据加以概括和提升，找出其中的规律。 “ 预告 ” 与 “ 记录 ” 显然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知识水平。因此，泰利斯预告一次日食，其知识水平远远高于孔子记录 37 次（甚至 1 万次）日食。事实上，只要认真查阅有关文献，我们都会为希腊哲人对探索自然奥秘的倾心和所获自然知识的丰富而惊叹。例如公元前 500 多年的阿尔克梅翁 (Alcmaeon) 发现主管感觉和动作的器官是脑而不是心脏。公元前 3 世纪的阿里斯塔克 (Aristarchus) 认为居于宇宙中央的不是地球，而是太阳。中国古代圣贤都认为 “ 天圆地方 ” ，而古希腊哲人则认为地是球形的，埃拉托色尼 (Eratosthenes , 公元前 276—195 ）通过不同地点的天文观测和地面距离计算出地球的圆周长为 250,000stad ，折合 47,000 公里，误差不到 17% 。公元前 3 世纪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发现了静力学中的杠杆定律和流体静力学中的浮体定律。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先秦诸子百家望尘莫及的。可是我们也应看到，希腊的自然知识毕竟还处于科学的童年时代，难免有种种幼稚病。它基本上属于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猜测性的思辨，主要是以直觉的和零散的形式出现的，并没有形成以系统的实验为根据的理论体系。他们的思辨五彩纷呈，有些近于虚幻的玄想；有些则闪耀着真知灼见，对后人有重大启迪作用。三希腊与中国的文化差异人类精神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可归结为真、善、美三个方面。中国古代圣贤着重的是善，是人伦关系。希腊人则着重真，即追求知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 “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 1941 年浙江大学历史教授张荫麟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文中说： “ 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于纯粹活动兴趣之上。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哥麦其亚伦理学》和我国的《大学》、《中庸》来比，是极饶兴趣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的观玩；至善的生活，是无所为而为地观玩真理的生活。《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则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 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 ”( 转引自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1945 年 ) 而根据李慎之考证，中国传统文化本来没有 “ 真理 ” 这个词，它是经过佛教从印度引入的。 (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无民主也无科学》， 1997 年 ) 希腊哲人的气质生动地反映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他在《形而上学》中说： “ 最初人们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先是对日常困惑的事情感到惊奇，然后逐步对那些重大的现象如月亮、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万物的生成产生疑问。一个感到疑难和惊奇的人会觉得自己无知。 ”“ 人们是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的，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 正如我们将一个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活着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知识中唯有这种知识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是为它自身的。 ” 这番平凡而深邃的话可与 2,460 年后爱因斯坦坦陈的心声交相辉映。爱因斯坦在 1930 年的《我的世界观》中说： “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惊奇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 ” 亚里士多德求知欲非常旺盛，兴趣十分广泛，他和他的门徒搜集了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事物的资料和信息，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希腊生活和思想的最系统的也是最珍贵的史料。他的一生著作极其丰富，据公元 3 世纪第欧根尼 (Diogenes Laertius) 所著的《亚里士多德传》中所开列的著作目录，共 150 种，约 400 卷， 445,270 行！内容涉及逻辑，哲学，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医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文学，艺术。他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博学的哲学家，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创造性。例如，他在《前分析篇》中提出三段论理论，奠定了形式逻辑的基础。在《物理学》中提出物质是世界的基础；自然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空间、时间与运动不可分割。又如，在《政治学》中提出人是理性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人治是 “ 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 ，这对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十分新鲜的。当然，作为科学童年时代的产物，错误是难免的，尤其是在抽象的思辨性探索领域。例如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断言：事物的运动由于有推动者在不断推动，没有推动者，就不可能有运动。将近 2000 年后，伽利略发现运动惯性定律，彻底推翻了这一论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在自然探索过程中出现这类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必苛求古人。何况类似错误即使在近代也屡见不鲜。如 19—20 世纪德国化学家奥斯瓦尔德 (Ostwald) 和物理学家马赫 (Mach) 都曾坚决否认原子的存在，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 (Lord Kelvin) 都不相信元素可以嬗变。只要不带成见地认真观察历史，都会感受到希腊文化的灿烂辉煌，它是全人类历史中最珍贵的遗产。希腊文化所以能如此高度发达，应归因于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多数城邦实行历时 256 年 ( 公元前 594—338) 的民主政治。希腊公民崇尚自由、平等、法治，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展，创造了人类文化、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为表达对民主制的挚爱，创立原子论的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公元前 460—370) 说： “ 在一种民主制下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 ” 四希腊文化对后世的影响说 “ 欧洲人吸收希腊文化是从 12 世纪开始的 ” ，显然不符历史事实。首先，希腊本身就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与希腊隔海相望的邻国罗马共和国就一直在主动吸收希腊文化。公元前 146 年罗马占领希腊后，希腊文化仍得以传承。 392 年罗马帝国定基督教为国教，开始实行神权专制统治，希腊文化遭到摧残，雅典学校被封闭，许多书籍被查禁，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仍在学术界秘密流传。 11 世纪末以后，各国相继成立大学，它们多数把亚里士多德奉为最高学术权威。教会为抑制这一潮流，于 1209 年和 1215 年一再下令把《物理学》、《形而上学》等亚里士多德著作列为禁书，但结果，阅读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人反而比以前更多。 1231 年教会不得不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解禁，并指令神职人员对它进行改造，使之与基督教义相融合。在这方面最卖力的是经院哲学家托马斯 · 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 1225—1276) 。从此以后，经过改造后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与《圣经》并列成为封建神权统治的支柱。这正像原来是由奴隶、穷人信奉的，向往平等、博爱，屡遭罗马当局迫害的被压迫者的基督教， 300 年后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就变成了残酷控制思想的专制统治者的工具，使欧洲进入千年黑暗时期。 14 世纪，人们开始苏醒，出现了历时 3 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 “ 文艺复兴 ” 这个中文译名并不准确。它的拉丁原文 “ Renaissance ” 意思是 “ 再生 ” 或 “ 复活 ” ，是指复兴被湮没了一千年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不仅限于 “ 文艺 ” 。它无情地揭露封建神权意识形态的愚昧、虚伪、黑暗，以及对人性的残酷压制，认为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是世界的主体；人应该从神学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恢复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这个以复兴希腊、罗马文化为名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人类的现代文明。由此可见，现代文明是对希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文艺复兴和伴随而来的科学革命的冲击对象是神权统治的意识形态。被教会改造了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其他希腊科学，自然遭到批判，如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和托勒密的地心说。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科学是在反对古希腊科学的斗争中诞生的，可以说是正确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希腊科学并非都是错误的，本文第二节已列举了几项重大的成就。其中就有作为哥白尼先驱的 Aristarchus 的日心说。而亚里士多德的《论天》对地圆的论证，给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信心。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等著作中所提供的关于解剖、分类、胚胎学的知识，启迪了达尔文创建进化论。达尔文在自述中高度称赞他的前辈居维亚 (Cuvier) 和林耐 (Linnaeus) ，但又说他们在亚里士多德面前都是学童。另一项应该高度重视的成就是公元前 5 世纪的留基波 (Leucippus ) 及其学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 4 个世纪后，卢克莱修 (Lucretius) 写了一首 1 万行的长诗《物性论》，全面、深入、细致地阐述原子论思想。原子论在 17 世纪已为牛顿等众多科学家所接受，并成为 1801 年道尔顿 (Dalton) 建立化学原子论的先导。席文说 “ 原子的观点在《墨经》中也有 ” 。但要看到，它在《墨经》中仅是一种思想的闪现，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与希腊的原子论不可同日而语。五形式逻辑与近代科学的关系席文说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伽利略发现木星卫星都与三段论法无关，这没有错。因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发现，只需直接观察和简单的比较，并不需要多少分析和推理。但要从众多现象中找出规律，并从众多规律中建立理论，就完全不同了。这需要通过深入的分析和推理，三段论是必需的工具。由亚里士多德创建的以三段论为基础的形式逻辑，从前提必然得出结论的正确推理形式，是获得科学知识、构建科学理论的证明推理。亚里士多德构建形式逻辑是从毕达哥拉斯等人的几何学研究中得到启迪的，他建成形式逻辑体系后，又反过来推动欧几里得构建完整的几何学体系，写出了《几何原本》。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欧几里得几何是构建严谨、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典范，成为科学理论探索的基础。爱因斯坦认为，这是西方科学发展的两大支柱之一。这一论断是无可辩驳的。说牛顿按《几何原本》的模式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 那只是形式 ” ，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要看到，这个 “ 形式 ” 是蕴含着丰富内容的。这就是，首先要从众多已知的自然规律中找出少数几条规律，作为基本原理 ( 公理 ) ，再加上基本概念的定义和公设，形成一组作为逻辑推理基础的前提，从而推导 ( 演绎 ) 出众多自然规律，构建成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形式逻辑和欧几里得几何所提供的，不仅是形式，而且是严谨、完整的分析、推理的思想方法，这是科学方法的灵魂。席文说： “ 牛顿自己曾经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 ” 牛顿这句话不知出于何处，即使他确实说过，也不可当真。因为欧几里得几何，牛顿与别人一样，少年时代就学过，早己成为一个人的原始的知识、思想库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正像人童年时由吮吸母亲的奶而成长一样。由于欧几里得几何的精髓早已在思想中生根，长大成人后再去读原著《几何原本》没有多大帮助，这也是可能的，但绝不能由此推论欧几里得几何本身对他没有多大帮助。牛顿有句名言： “ 我能够比别人看得远些，是因为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 这里所说的巨人，显然包括伽利略，开普勒，哥白尼，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得。六爱因斯坦轻视中国人吗 ? 说爱因斯坦 “ 轻视中国人 ” 实在冤枉。由于爱因斯坦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 20 世纪中叶以前的将近 2000 年中备受歧视，他痛恨种族歧视，并终生与之不懈抗争。 1974 年周培源先生告诉我，他 1936 年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进修，同爱因斯坦第一次交谈时，他就说： “ 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 ”“ 当时我政治觉悟不高，未能完全领会他的思想，对自己国家人民的苦难也没有他那样强烈的感觉。 ” 爱因斯坦这种感受可以上溯到 1922 年 11 月他去日本讲学，来回两次船过上海时，在旅行日记上所反映的他对中国人民悲惨命运的深挚同情。 1931 年 “ 9.18 事变 ” 后，爱因斯坦多次呼吁各国政府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以迫使它撤军。同时，他也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1932 年陈独秀被捕， 1936 年救国会 “ 七君子 ” 被捕，他都曾联合欧美知识界人士表示声援。至于中国古代圣贤，爱因斯坦虽然认为他们没有像希腊哲学家那样 “ 发明形式逻辑体系 ” ，但对他们还是非常尊敬的。他曾多次把中国圣贤和犹太先知摩西、印度佛陀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人类道德的榜样。如果说认为中国古人没有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就是轻视中国人，那么所有认为中国人缺乏希腊人那种执着的求真精神的人，如张荫麟、陈立、竺可桢、吴大猷、李慎之岂不都是轻视中国人？怪不得李慎之于 1998 年 3 月 4 日给我的信中说：读李约瑟的书，可以明显感到他的极端亲华情绪甚至偏见， “ 可是这话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几乎不能说，说了就有卖国之嫌。怕的还不是官方压制，而是群众情绪。 ” “ 卖国 ” 和 “ 轻视中国人 ” 这类帽子正像李约瑟的判官架式一样，确实会使怯懦者望而生畏，可是在执着的求真精神面前，它们都显得苍白无力。附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 —— 兼答何凯文君（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5 年第 5 期）《自然辩论法通讯》 2005 年第 3 期上何凯文君对《爱因斯坦文集》中爱因斯坦 1953 年致斯威策 (Switzer ) 信的译文提出批评。我们欢迎这样的批评。要回答批评，先得回顾一下 “ 历史 ” 。我从 1962 年开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过程中并未发现这封信， 1974 年哲学研究所的胡文耕同志在李约瑟的著作中发现此信，我即请他译出。当时我把 “ these discoveries ” 误解为中国古代的许多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于是译文中加上 “ ” 。 1976 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出版后不久，有人从海外出版的李约瑟著作的中译本读到爱因斯坦这封信，发现其译文与我们的译文有分歧。于是，我找出原文来琢磨，觉得 “ 这些发现 ” 不是指与本题无关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而是指信的开头所说的作为西方科学发展基础的两个伟大成就，也就是信中所说的 “ these steps ” 。但这句话是紧接在 “ 中国贤哲 ” 之后，我以为 “ 发现 ” 的主体应该是中国贤哲，这显然与前一句相矛盾。经再三考虑后，我把它理解为虚拟式。 1983 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时，我就把此信最后一句改成 “ 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 90 年代后期，我以前一位研究生胡大年进耶鲁大学攻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我请他查阅爱因斯坦档案中这封信的原件。他回信说，原件是英文打印的，并无德文稿。此信原件与我以前从李约瑟著作中所见到的有三处不同： ① 收信人不是 J. E. Switzer ，而是 J. S. Switzer ； ② 发信日期是 1953 年 4 月 23 日； ③ 信的全文不是一段，而是分成两段，第二段从 “ 在我看来 ” 开始。胡大年还为我复印了几份有关 J. S. Switzer 的资料。他是一位退役军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感兴趣，他写信给爱因斯坦，显然是讨论中国古代科学史问题的，可惜爱因斯坦档案中没有保存他的原信。由于爱因斯坦这封信的最后两句是单独成为一段的，加强了我 1983 年对这段话的理解的信心。虽然当时胡大年不同意我的理解 ( 虚拟式的 ) ，他还请教了他的导师 Martin J. Klein ， Klein 教授也认为此句不能理解为虚拟式。但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以为这样会出现逻辑上的矛盾。不久，大约在 1999 年，北大物理系教授张之翔也来信讨论爱因斯坦这封信的译文问题，他也不同意我的译文。由于我当时忙于别的事，没有认真考虑，依然坚持自己原来的理解。一直到今年 2 月，为了纪念 “ 爱因斯坦奇迹年 ” 的 1 00 周年，我和一位年轻朋友王瑞智计划合编一本图文并重的小书《走近爱因斯坦》，要从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 410 篇文章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 54 篇 ( 不包括过于专门的科学论文 ) 。在逐篇重新审读所有译文时，着重思考了 1953 年致 J. S. Switzer 信的译文问题，终于认识到自己固执己见的错误，愉快地接受了胡大年、 Martin J. Klein 和张之翔的意见，把译文改定如下： “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 ( 在欧几里得几何中 ) ，以及 ( 在文艺复兴时期 ) 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 “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 上述译文见于半个月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走近爱因斯坦》第 187 页。需要说明的是，最后一句所说的 “ 这些发现 ” ，显然是指开头所说的西方科学两大成就：发明形式逻辑体系 ( 古希腊 ) ；发现通过系统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 文艺复兴时期 ) 。何凯文君认为 “ 发现 ” 只指后者，而不包括前者，这是不符合爱因斯坦原意的。虽然爱因斯坦在这里对前者称 “ 发明 ” 而非 “ 发现 ” ，但这种认识是 19 世纪末 “ 公理学 ” 诞生后才出现的。在历史上，从古代希腊到 19 世纪末，始终认为逻辑和数学 ( 包括几何学 ) 都是科学。爱因斯坦 1921 年的论文《几何学和经验》中就指出 “ 几何 ” 这个词的原意是大地测量，早期建成的几何学显然是一种自然科学，可以看作是一门最古老的物理学。从古代的 Pythagoras 到近代的 Galileo ， Descartes ， Newton ， Euler 都相信数学是真实现象的准确描述。因此，数学上的创造也是一种发现，而非发明。爱因斯坦这封信谈论的是历史问题，把形式逻辑和欧几里得几何的创立看成是发现，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历史上就如此。还可以举一个旁证。爱因斯坦在 1946 年写的《自述》中，讲到他幼年时经历了两次 “ 惊奇 ” 。一次是四、五岁时见到一个指南针，为自然界的奥秘感到惊奇。一次是 12 岁时读到欧几里得平面几何，为理性思维的明晰性和可靠性感到惊奇。这两次惊奇显然与 1953 年这封信中所说的对作为西方科学基础的两大成就的惊奇是相对应的。对于何君文中刻意强调的 “ 李约瑟情结 ” 问题也不妨说几句。在《爱因斯坦文集》出版的 70 年代，李约瑟在中国的影响不大，我们不知道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有什么独特见解，也没有听说什么 “ 李约瑟难题 ” 。事实上，所谓 “ 李约瑟难题 ” ，即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个问题我在大学三年级 (1941 年 ) 时就组织同学讨论过，并已得到解决。那时李约瑟还未到过中国，也还没有这个 “ 难题 ” 的影子。 1944—1946 年间，浙大两位教授陈立、钱宝琮和校长竺可桢相继发表了讨论这个问题的专门论文。由此可见，我们译爱因斯坦这封信，与 “ 李约瑟情结 ” 无关。 80 年代初，读到李约瑟斥责爱因斯坦 1953 年这封信的文章，我才知道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迷恋得如此走火入魔，难怪两年以前去世的李慎之要对此 “ 冒叫一声 ” 。他在 1998 年给我的信中说计划写一篇评论李约瑟的文章，因为李约瑟出了一部大书 “ 把中国人搞得神魂颠倒 ” ； “ 现在爱国主义者，都大谈中国如何领先世界二千年，东方文明如何伟大等，我实在不敢苟同。但是我于自然科学实在无知，对科学史更是无知。只是出于一种责任心，觉得不能让中国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 ” 。但要公开发表这样的见解，他还是有顾虑，因为这些话 “ 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几乎不能说，说了就有卖国之嫌 ” 。爱因斯坦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三句话，却浓缩着人类几千年科学发展史的精髓。其所体现作者思想境界之高，眼界之广，洞察力之深邃，令人叹为观止。我于 1978 年结束 20 年农民生活回到科学院开始从事世界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即以此为指针。从大量的史实中我们认识到，近代科学虽然是古代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古代科学，包括古代希腊、中国、印度和中世纪的阿拉伯的科学，基本上处于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猜测性的思辨阶段，主要是以直觉和零散的形式出现的；而近代科学则把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结合起来，形成以实验事实为根据的科学理论。这就是使爱因斯坦终生感到惊奇的两个伟大发现相结合的产物。遗憾的是，这两大发现与我们中国祖宗无缘。这自然惹怒了李约瑟。要说有什么 “ 李约瑟情结 ” ，这倒是不折不扣的李约瑟情结，即李约瑟自己的情结！ 2005 年 7 月 1 日席文引用的是 1976 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一版的译文，最后一句译错了，这里改用 2005 年的译文。关于这个译文问题，请参阅本文附录。; 11134 次阅读|25 个评论

李约瑟问题的社会实践回答: benlion 2012-1-29 12:50; 1 、经验科学、实验科学与系统生物科学 80-90 年代大学和任教期间，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与研究，当时主要思考二个问题 - 1 ）科学哲学，导致的结论是 21 世纪是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时代，提出系统医药学、系统生物工程和系统遗传学及系统论和实验、计算生物学结合研究概念等； 2 ）人文哲学，研究文明起源到轴心时代，然后罗马帝国（前 27-476 年西罗马）、阿拉伯帝国（ 630-1258 年）和中国（公元前 221秦朝）到明清朝的科技历史，元朝（公元 1271-1368 年）对西方（四大汗国与俄罗斯国家的建立）等影响，欧洲文艺复兴（ 13 到 16 世纪）与东方文化热、近现代文明模式的建立，结论是人类不同时期的文化存在学习、继承与发展、创新的过程，李约瑟难题中忽视了一个近现代西方对东方文明的学习过程，没有东方文明的实践、经验不可能独自在欧洲传统文化上形成近现代科技、工业和民主、人本体制。通过伊斯兰世界（包括希腊、罗马古籍重新翻译欧洲文），欧洲开始对实践、经验型东方文明研究与文化因素融合等，导致文艺创新、科技革命、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第 1 ）刚到 21 世纪（ 2000 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当然也有世纪之交我个人在国际上的大量通信和筹备协会和会议等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结果还是 21 世纪兴起了这整个学科体系）。第 1 ）也是第 2 ）研究得出的直接结果，历史研究对科学研究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 即， 21 世纪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体系的全球趋势，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研究的实证过程，也许可说李约瑟问题以社会实践方式的直接回答。文艺复兴无论欧洲文本意或实质内容都是文化的重建，中华文化复兴也应该是结合新文化创造的文化重建，在学习西方文明基础上将传统文化重新诠释和转型到现代文化，重建新时代的文明模式，将给世界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这是一切创造力之源泉。科学与技术和工程与产业，越来越体现出一种组织化和管理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心人性的研究一是可以提供人心人性纯化和心力性情的智慧提升，这个文化转型或文化资源发掘与加工成现代文化，就会在科技、产业的组织化管理上建立更加先进和高效率的管理机制， 21 世纪重要的科学成就更加是来源于社会管理学领域的发现带来的科技、产业管理模式的进步。 2 、东方文明、欧洲文明与环太平洋文明文明体现在文化，文化蕴藏于文物、行为和符号体系。伴随人类的迁徙，在中美玛雅、中非班图文明可以找到远古文明遗迹。文明传承与创新存在区域的交替与迭加现象，典型是欧亚非交界区域民族和文化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形成希腊自然哲学、犹太律法精神、印度心灵哲学、华夏仁道思想等，犹太与儒家文化分别代表律法和伦理的传统，希腊和印度哲学代表自然与心灵探索的路途，欧洲文化与中东文化形成西方文明，中国文化与南亚文化构成东方文明，这四大要素进一步整合将形成完整的人类文化精神。从宗教社会到中国诸子百家，再到现代科学百科，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联合国成立象征人类进入全球化文明时代，儒家与基督教文明的撞击与融合形成新文明形态 - 儒家文化世界化与基督教的儒家伦理化。环太平洋 - 新文明模式创建，经历 3 个时期： 1 ）中国民族独立时期， 2 ）中国金融独立时期， 3 ）中国精神独立时期。新文明模式的孕育已经历了民族独立和金融独立时期，美国和欧洲银行是私人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属于国家银行，以实现全体公民利益。精神独立的核心是人格独立和独立思考的文化复兴与创新 – 构成创造力和和谐社会的人格和民族精神基础，文化自主性和思想创造性是创造新文明的精神源泉。现代全球社会时代，企业文化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科学研究成为知识经济，艺术创作成为创意经济，管理和决策等研究也成为智库（比如兰德公司）的企业行为。环太平洋地区，以美国、日本为代表形成新的产业形态 - 知识（科技）、创意（文艺）和制造（科研仪器、工业设备、电子信息）经济，管理和组织化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转换成了产业模式。社会经济学，涉及管理学、传播学和工程学体系，企业家精神，从传统的公司概念到政府、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治经济管理、贸易与竞争的创新精神。经营国家如同经营一个全体公民企业，体制改革就是对这个经济管理模式的改进，有利于提升国家与国家之间在获得有限地球资源 – 包括论文版权、 SCI 期刊、数据库和制造高质量产品 – 包括专利、品牌设计、软件产权和拓展市场的国际经济竞争能力。（1981 年 -2011 年 - 30 年探索与思考的总结，曾杰，字邦哲，2012年1月29日）; 1719 次阅读|1 个评论

我对科研的理解——兼试答钱学森之问: yjagh 2012-1-4 11:40; 因为我的方向是理论物理，所以这里的科学研究指的是基础科学的研究，工科与理科的研究思维可能不同，暂不在讨论范围。 ----------------------------- 我觉得，所谓的科学研究，就是以出世之精神，做出世之事业。至于以后能不能入世造福后人那是以后的事情，一项科研的意义在于对多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或者在这个过程中的人所获得的美妙体验而不是立竿见影地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有如何如何的作用。搞科研像什么？我觉得就像谈恋爱追女生，当然前提必须是没有功利心态的那种。首先是选择科研课题，就像你刚入学进入新的班级肯定会留意这个班级中有没有你喜欢的。可能有的是一见倾心（看到课题名字就觉得不错），可能有的是相处了一段才对其有好感（读了些文献觉得可以有搞头）。但不管怎样她肯定是你自己喜欢的，不是别人强加于你的（受各种因素被迫选择的课题）或者是你因为她是富二代之类为了以后有更好的生活（以功利心态考研或科研）才追她。然后你为了追到她肯定是使出浑身解数，她对你的每次交流，每次微笑（idea的灵光闪现）都会使你魂萦梦牵，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不管是抱得佳人归还是被三振出局在这个过程中你始终是主动的，付出并体验过真爱的，这就达到了恋爱的目的。让我们回到钱学森之问的问题上来。其实与此类似的还有所谓的李约瑟悖论。为什么我们目前教育体制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或者为什么我们没有发展出真正的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我想其中的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导致这种结果的过程也是复杂的，不能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概括。但我想其中有一条肯定是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都太“入世”了，“入世”分为两点：1.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总把纯粹的东西庸俗化，指标化。名缰利锁，使得人原来从因为喜欢科研而科研，进而使其倚赖科研而谋生的过程变成为了名利而科研，科研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途径而不是目的，这样子又怎么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呢？既然科学研究是以出世之精神，做出世之事业，又怎么能以入世的眼光来评价一篇文章或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呢？比如一些前瞻性很强的文章也许要多年以后才能被世人理解（相对论的文章放到牛顿时代也许连“SCI”都上不了），又比如陈景润一辈子的精力就主要研究一个重要课题，所以想用SCI数量，IF总和，H指数等指标来进行学术评价，至少对于大师级的人物来说是行不通的，最可靠的还是要具体地了解其工作内容。 2.我们国人在历史上总缺乏超越性的“出世”精神。一般来说在一个区域的科学高峰期之前总会先有哲学高峰期，哲学的高潮往往是科学兴盛的一个先导，意味着思想解放和保守封建思想的扫除。可惜的是，中国所谓的哲学，除了“老庄”以外其大多数是入世的哲学，甚至沦为实用主义的人际关系学。朱程理学哲学的朱熹也说过所谓形而上学，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颐，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由于缺乏出世哲学的精神基础，历史上没有出现牛顿，欧几里得这种纯粹淫浸在科研探索中的大师也就不奇怪了。这种传统的副作用也是导致现在教育乱象的原因之一。由于我们的教育机制的重点在于如何把知识成为获取财富的手段而并非最终的目的（知识改变命运，书中自有XXX），培养出的人才即使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却缺乏对追求知识本身的激情，即使有对科研的热情却也容易在科研评价体系的名缰利锁下迷失。总之，缺乏培养科研人才的体制、传统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槽糕的“入世”标准的学术评价体系是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邓晓芒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MP3录音）刘则渊陈悦《现代科学技术与发展导论（第二版）》 P.115; 446 次阅读|0 个评论

信息链与产业链 – 产业经济转型: benlion 2011-11-28 18:50; 钱学森之问，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创新型人才如何培养出来的问题；二是创新型人才如何能够在社会冒出来的问题。美国的硅谷 IT 产业群的领袖许多没有上完大学，这显然是反映一种社会机制比一种教育模式可能更重要。哲学思想是近现代科学的理论先导，市场体制为技术经济的实践开辟道路；因此，需要思想创新型和实践开拓型人才。钱学森之问的另一个角度是李约瑟难题 - 但忽略了欧洲文艺复兴向东方学习的过程，世纪之交第二波系统生物学（如果以 60 年代的理论生物学为第一波）浪潮实质是对这个问题思考提出的一种社会学实践 - 从中西哲学、中西医学比较提出系统医药学等开始的理论与实验再度结合的研究范式，并从科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追踪到欧洲最早严格的系统思维起于朱熹的有机论思想传播。中国走向科技强国战略和新兴产业崛起，需要具有古今中外和全球视野的思想家辈出或群体，具体为 3 大类： 1 ）建立新时代的精神信仰的文化、教育等深刻研究和思考，将儒、释、道与西方文化融合一体成为一种世界性新思维； 2 ）建立城市、乡村一体化社区管理和教育、科研、产业、管理、金融等体制和法制等适应新的经济形态和世界趋势的社会学、管理学新思想； 3 ）建立新兴产业、知识产业和实业经济的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经济学和产业化思想的创新等。整个产业经济到了需要调整的时期，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版权和专利产权是国际经济发展策略的根本原则；因此，国际出版业的繁荣尤其体现在期刊出版业、重要会议文献出版业等这类拥有完备和原始知识版权的出版业。知识产业的 SCI 和影响因子研究模式和实体经济 GDP 的购买生产线的加工型制造模式。科学研究，首先是购买仪器设备、试剂和消耗品、软件等和订阅期刊、数据库等，然后实验研究获得大量数据又将论文、数据等版权转让给出版商和数据库等产业，科学无国界没错，但需要产业观念。制造业，购买生产线设备、装备引进技术，使用人力、土地、能源和其它资源，加工生产后再运输到市场以便宜价格薄利多销，生产线工艺、产品设计在技术上需要有自主创新或革新，国际领先技术的生产线和产品制造技术以市场换不来的观点早已成共识，但需要在实践中转型到自主的工程技术创新和开发。科学、技术、工程和艺术都没有穷尽，社会学和管理学、经济学更需有思想和实践创新。即使发明方面，合成生物学 - 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发展到工程学设计时代，显然可能会进入到如同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那样的人人可以参与设计的时代 - 苹果任命一位真正（生物）的病毒学家，可能象征一个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将在 21 世纪到来 - 未来的乔布斯在欧美可能会产生，在中国则有待于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产业投资的创新型体制至少在局部地区建立起来。; 249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 宋礼庭：关于李约瑟难题: 热度 3 等离子体科学 2011-11-23 12:01; 这是北京大学地空学院宋礼庭教授的文章。得到作者许可，转载于此。宋老师的文章提出一个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象形文字的形式对于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即使是拼音文字，也有其缺憾之处，也要引入阿拉伯数字来方便地进行运算。但是说到科学起源问题，也可能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们很多就是科学家。著名的如阿基米德、亚里斯多德。中国几乎同时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非常巧合）：比如孔子是551-479（AD），亚里斯多德是384-322（AD），庄子是369-286（AD）。但是中国的这些思想界、哲学界的先贤们却没有一个是科学家，甚至没有人去深入思索科学问题。虽然屈原有《天问》，但也只是对人生思索的延伸而已。中国的学问，在定性方面发展比较好，但是从来都忽视定量的研究。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样。如同下围棋，讲究做势，而不是一子一子地计算去争实地。即使到了现代，很多经济学家也把自己划到“文科”里，喜欢做“定性”的分析，而不是用发展成熟的数学和科学方法做定量的分析。这恐怕有更深刻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宋老师的文章见附件：关于李约瑟谜题20111012.pdf; 个人分类: 学海无涯|3122 次阅读|4 个评论

悟机械之巧国人之慧: kejidaobao 2011-9-19 15:50; 文/王洪鹏中国是世界上使用与发展机械最早的国家之一。公元前5世纪的子贡和公元前3世纪的韩非子就已给“机械”下了定义，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机械”的最早定义，比西方早4个世纪。中国古代的机械成果种类多、数量大、出现早、水平高，曾长时间居世界前列。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19种传到欧州、影响巨大的中国古代机械发明。以青铜器为例，世界冶金学权威克里尔认为：“即使把美国和欧洲一流的技师集合起来，并使用近代科学技术，也不能做出比殷商时代更好的青铜器。”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对机械的大量发明、创造，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近代，特别是18世纪初到19世纪40年代，由于经济社会等诸多原因，中国的机械行业发展停滞不前。而这100多年的时间，是西方产业革命时期，机械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水平。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机械的发展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机械工业的落后状况，毛泽东曾有一段形象描述：“现在我们能制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机械工业的高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中国正在由机械大国向机械强国奋进。中国机械史尤其是中国古代机械史的研究应大有可为，但这方面的专著到目前依然是寥若晨星。20世纪之前，中国还没有机械史方面的专门著作。1935年，中国机械史研究的奠基人刘仙洲出版了中国机械史方面的开山著作——《中国机械工程史料》，汇总了分散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的机械工程史料，披沙拣金般的将有关机械工程资料加以系统化。1962年，刘仙洲出版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对中国古代机械成就作了归纳与整理，内容很有系统。2000年，华觉明、陆敬严主编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反映了中国机械史当时的研究情况与水准。任何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大多要经过几代学者持续的努力才能完成。中国机械史研究较为冷僻，其发展受到人才、经费等困扰，虽然研究者筚路蓝缕研究中国机械史的艰难历史已经过去，今天再一次触摸历史的纹理，仍感受到中国机械史的研究一直薪火相传。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支持下，一部简明的中国机械通史——《中国机械史·图志卷》得以面世。此书有如下特点：一是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机械发展的历程。《图志卷》是《中国机械史》的缩写本，包括10万多文字、650多幅图片。为方便展示中国机械技术的总体发展进程，《图志卷》把中国机械技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划分为中国古代机械史、中国近代机械史、中国现代机械史3个历史阶段，把中国机械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成就，都尽可能地包罗其中，方便读者全景俯瞰中国机械史长河。二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适应面广。中国具有灿烂的机械成就，应该具有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的多部机械史。《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较有利于专业人员提高业务水平，而《图志卷》以精练的选材、简要的文字、珍贵的图片，以淡彩渲染出中国机械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以浓墨勾勒出中国机械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成就，展示了中国机械工业漫长而辉煌的历史，是图片直观和文字提要互相补充的普及本，更加符合青少年的阅读口味，也是机械科技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启发性读物。　　三是中、英文对照，方便外国读者阅读。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传统的科学文化自然反映到中国古代机械名称上。中国古代机械名称是表达中国古代机械的特有事物，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在跨文化交流中，中国古代机械名称翻译得当，在表达、传播中国古代机械成就时会起到独特的作用。《图志卷》辅以英文，翻译力争“信达雅”，方便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机械发展的历程，感受中华古老的机械文明，认知新中国机械工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四是实现了把科技馆经典展品搬回家，使观众更易吸收展品中养料之目的。《图志卷》介绍的许多机械与科技馆中的展品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以中国科技馆为例，在华夏之光展厅就有一些展品，如被中香炉、走马灯、喷水鱼洗、指南车、记里鼓车、简仪、浑仪、水运仪象台、地动仪、耧车、提花机、雕版印刷、一窝蜂、火龙出水、神火飞鸦、福船等，其他展厅还有一些中国自主研制的高科技机械方面的展品，如轨道交通、仿人机器人、深海机器人、激光照排、风力发电等。对科技馆观众需求的调查表明，观众不仅期望参观科技馆展品的新奇外表，还迫切希望了解展品的背景信息。展品是智慧的结晶，文本的补充使得智慧的养料更利于吸收。物的形象、文的充实，将会使人类智慧的传承更为完美。《图志卷》把机械展品中所蕴涵的零散知识向较为系统的知识进行了适当扩展，把所蕴涵的知识用历史有机地串连起来，打造了一本“书本中的机械科技馆”，实现了“把机械科技馆搬回家”的目的。; 个人分类: 栏目：书评|1615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约瑟与钱学森: 热度 3 benlion 2011-9-2 11:59; 经历在国内、海外对李约瑟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 发觉西方人两个特征： - 一是处处从希腊文化和圣经找词汇或依据，二是从世界处处找文化或信息思路或内涵。 5百年之前，中国、西方的文化都属于传统资源，现代科学、民主和市场模式是近5百年所创新。李约瑟问题 - 这个新的文明模式是如何诞生在近代欧洲？钱学森之问 - 这个新的文明模式中国为何没有建立起来？关键在哪里？ “以色列 - 希腊”文化是信仰、思辨的模式，“印度 - 华夏”文化是艺术、实践的模式。宗教 - 哲学（思想） - 科学、艺术是文化的结构，行政 - 金融（货币） - 制造、市场是企业体制的结构。我们需要补课 - 文化教育 - 大学之道 - 重建我们的信仰精神和哲学思维能力。附：破旧是立新的基础。欧洲一千年黑暗是柏拉图的唯理论走向了极端，以及政教一体到教皇的极权。文艺复兴破的是唯理论，立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论，以及对东方的实践、技艺和体制的分析与学习。我们破的是封建制度和偶像崇拜等；但是，将文化精神也破了，却并没有立起思辨逻辑和哲学理论分析。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这个很长历史是欧洲哲学家庞大的细致严谨的哲学分析与思考 - 奠定了近现代文明的根基。文艺复兴破除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然而，现代“三俗”（财色）文化又走向一个极端 - 古代罗马的纵欲主义。古代罗马 - 衰退的原因是什么？欲望取代了文化，故而，中世纪走向了唯精神论？道家 - “道”与“器”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精神与躯体、文化与体制的关系。; 1624 次阅读|8 个评论

李约瑟问题 - 实验与系统科学的起源与发展: benlion 2011-6-21 22:30; 李约瑟问题人类文明经历了神权、君权到民权社会的三代文明，公元500-1500年的中国是当时地球最先进的文明。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贸易，欧洲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的全球化文明；因此，李约瑟难题转换为：第三代文明为何诞生在欧洲，中国如何转型到新文明模式而走向全面科技与工业现代化。首先，任何文明模式有她的形成、生长、繁荣与衰退历史或生命。其次，中华文明公元 500-1500 年的伟大创造发明与成就是农业文明形态；此时的欧洲是中世纪政教一体黑暗时代，焚毁了希腊、罗马典籍。其三，阿拉伯帝国充当了东、西文化融合的桥梁 - 保存了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传播了华夏、中华科技（前科学） - 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再翻译成拉丁文。其四，丝绸之路与马可•波罗等影响了哥伦布开拓欧洲新的东方航线与文艺复兴，欧洲的世俗大学与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其五，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模式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近代实验科学方法论不同于古希腊形式逻辑，罗吉尔•培根在炼金与炼丹术的结合中诞生了医疗化学与实验方法；中、西医学结合带来心身医学与系统科学范式，从而构成实验与系统方法二维度科学。其六，儒家对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官体制建立是个很重要的影响方面，儒者（德才兼备文官）入仕途以及政、教分离的体制。其七，欧洲从东欧、南欧与北欧扩张到环太平洋，东、西方文化再次融合形成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的第 4 次科技革命，儒商的兴起。其八，中国没有或不可能在强大繁荣的时期认识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价值加以学习消化。其九，近代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宗教改革（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家改革或新儒家是东方文艺复兴之道（资治通鉴记载儒家伦理的社会管理重要功能）。其十，儒家本无偶像崇拜、禅宗也以悟道为宗，明清末期导致了偶像崇拜化与体制的封闭化。其十一，创造性精神、模式与方法的教育体制与能力培养是关键，具体知识与技术总层出不穷，不能总是跟踪学习技术与知识，必须培养创新型、开拓型品学兼优人才。其十二，科技与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发明型、创新型、实践型与技能型等各类人才，近现代工业化是建立在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基础上，诚信、敬业、团队与创新精神是社会职业发展的根基。 . 雅克 · 勒戈夫 / 著 ,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 . 杨焕英编著 , 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 注：第 4 次科技革命是指第4次科学革命和第4次技术革命，因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偶联而合而称之，科技革命不同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前科学”通用的是“经验科学”- 实践、经验、技术型，不同于实验科学 - 逻辑、数学和技术结合型。原载于 - 转载自2009年曾杰（邦哲）的《系统遗传学发展纲要，附：系统生物学 - 我的探索之路》。; 3666 次阅读|1 个评论

方舟子为反中医篡改捏造李约瑟的话、曲解爱因斯坦的话: 热度 25 hj58 2011-4-18 20:24; 方舟子为反中医篡改捏造李约瑟的话、曲解爱因斯坦的话　　黄佶　　　　方舟子以学术打假成名，我一直很敬佩，但没想到他为了说中医不是科学，居然自己也造起假来。他在《批评中医》一书正文的第一页第一段写道：　　　　现代科学的源头来自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诞生、发展起来，然后向全世界传播的。古代中国也有灿烂的文明，某些技术发明甚至长期领先西方，但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这个问题是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提出的，被称为“李约瑟问题”。　（方舟子著：《批评中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p1）扫描图片：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534373995/ 放大：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534377300/ 　　　　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奇怪了，李约瑟为中国人所熟悉是因为他写了介绍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该书内容非常丰富，很多东西很多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该书英文名称是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如果李约瑟也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么他的书名里怎么会有一个 Science 呢？如果按照方舟子的说法，中国古代只有技术和文明，那么李约瑟的书名应该是 Technology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那么是不是李老先生自己搞糊涂了呢？于是我去查“李约瑟问题”。　　　　以下是检索结果：　　　　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汉学家和科技史家，编著了宏篇巨制《中国的科学和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俗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难题（Needham Problem），或称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李约瑟问题（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它的一般表述是：　　　　为什么在西元前 2 世纪至西元 16 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来源： http://www.coldwarchina.com/bbs/newsdetail.asp?id=621 　　　　China seems to have been a hotbed of innovation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i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Joseph Needham, a biochemist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在古代世界，中国似乎一直是发明创造的温床，这给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So the question he asked was this: "Why, given China's amazing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did the Chinese fail to develop modern science?"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取得了这么令人赞叹的技术成就，却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 ——来源： http://hnn.us/blogs/entries/31292.html 　　　　Why did Modern Science develop in Europe when China seemed so much better placed to achieve it? This is called the Needham Question, ..... . 　　（为什么现代科学从欧洲发展起来，而当时中国似乎处在取得这一成就的更加有利的位置上？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问题”，……。） ——来源： http://www.bbc.co.uk/radio4/hist ... time_20061019.shtml 　　　　原来李约瑟问的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而不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方舟子拿掉“现代”两个字，是为了借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的嘴巴来说中医不是科学。如果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那么中医当然就不是科学了。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限制词“现代”，有它和没它的差别是根本性的。我们在女儿国可以问“为什么这里没有男人？”但如果问“为什么这里没有人？”是要挨揍的，因为这两个问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后面的问题等于说女人不是人。　　　　方舟子“有意或无意”地少写“现代”两个字，企图在读者眼皮底下偷梁换柱，其行经早已背离了最基本的科学精神。　　　　方舟子接下去又写道：　　　　1953年，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回答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起源是个不平常的事件，因此不必对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而惊讶。　　中医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其诞生的时间远在科学之前。……。既然中医理论体系远在人类有科学之前就已确立，那么中医学不是科学，本是很自然的事。　　（方舟子著：《批评中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p1-2）扫描图片：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534377300/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534377339/ 第二页整页的扫描图片：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534374009/ 　　　　方舟子在这里再次偷梁换柱。爱因斯坦讲的是“西方科学”的起源，方舟子却“有意或无意”地把“西方”两个字拿掉了。又借名人爱因斯坦之口来否定中医是科学：既然中医出现时，科学还没有出现，那中医当然不是科学了！　　　　正常解读爱因斯坦的话，结论应该是这样的：西方科学出现得很晚，中医在它之前出现，中医创造了东方科学。　　　　“科学”是科学这类事物的名称。在“科学”这个名称诞生之前出现的科学，仍然是科学。就好象地球并不是在出现了“地球”这个名称之后才出现的，它早就存在了。　　　　在西方人创造出“科学”这个词之前，是科学的东西仍然是科学，只是人们不知道它就是科学，或不知道该怎么叫它，或者使用其它名称。不同时代或地域的科学有差异，可以在“科学”两字前加上定语。所以李约瑟说“现代科学”，区别于中国的古代科学；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相对于古代的东方科学。而方舟子为了反对中医，居然有意混淆这些概念。如果真的认为中医不是科学，那么完全可以从科学的定义是什么、中医不符合科学的定义等角度进行论证，而没有必要在文字上做小动作，反而影响了大众对反中医者的信任和尊重。; 个人分类: 中医|5712 次阅读|61 个评论

科学网的惊天大秘密: 热度 12 xcfcn 2011-3-1 16:02; 博主按：本来我洗心革面，不再在科学网八卦了。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下不为例。此文保留一周后隐藏。我刚看到科学网著名博主刘岩先生有一篇文章（儿时记忆中的剑桥，我全文转载）。让我吃惊不小。刘岩先生居然是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的儿子。而且他的父亲好像是一个大人物。而且三岁的时候就面见过英国女王。而且李约瑟博士曾经在1970年秘密面见过周恩来总理。之所以说秘密，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公开曝光过该行踪。而且当年三岁的经历，刘岩先生至今还历历在目。如果刘岩先生的身份是真实的，那么他以前说李鹏总理亲自给他过29岁生日似乎就不是太荒谬了。希望刘岩先生和诸网友解答一下我的好奇。补充：看来是真的。见刘岩先生就此问题的回复。希望大家尊重刘岩先生。我晚上隐藏此文章。对刘岩先生造成的不便表示抱歉。 xcfcn 2011-3-1 16:51 刘岩先生，我对您的文章很好奇。您能否解答一下我的疑惑？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3772do=blogid=417712 博主回复(2011-3-1 19:28)：其实，你完全可以去问一问上一代的中央领导的后代。 1、这是当年刘岩先生以游客身份报的料。 IP: 220.167.194.* liuyan 2010-10-8 15:12 主要的原因不在科学院的体制。在人。 20 几年前我在 HIT 读书的时候，我们专业的一位女教授带的 38 位硕士研究生，论文没有造假的只有 3 人，其余的家伙，论文几乎都是编造，抄袭的。但是，这些家伙都堂而皇之拿了学位，又去读博士。如今，中国科学界都是这些年人的天下。试想，学位论文都造假，这些人工作之后会在科学上搞出成绩？所以，国家的大量科技投入全部都白投了。面对这样的一个造假群体，任何的制度都没有用处。 1996 年4 月23 日，是我29 岁的生日，当时的总理专程前来 Xining Hotel 主办生日午餐会，同来的还有小平之子邓质方，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以及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代表等。席间，我告诉总理，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力争到 2010 年达到 2.5% 。但是，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又告诉总理，国内的人才大多数水平差，靠这些人投入也不会有产出，应该从海外大量引进人才。撤销中国科学院附属机构，一次性划归大学。科学院的老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很多人没有论文，没有成果，国家就给这些人评高级工程师，拿副高的工资，退休。但是，后来一些老专家，包括周光召对科学院依依不舍，国家就没有撤销科学院的附属研究机构，一直拖到今天。 2、这是刘岩的大作儿时记忆中的剑桥 ----- 谨以此文纪念李约瑟博士诞辰 111 周年 1970 年的春天格外寒冷。已经深陷“文革”泥潭的中国在步履蹒跚中又进入一个新的十年。年迈的父亲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家中几乎天天彻夜难眠，严重的抑郁症使他连说话都有些迟钝了。一天晚上，晚饭后，父亲，母亲吴旭君和只有三岁的我无言对坐。过了一会，父亲开口了，说；“国家已经陷入绝境了，我负有最大的责任，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这个国家。” 只有三岁，但已早慧的我开口了。“听妈妈说，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叔叔研究中国历史，他可能有办法”。母亲听完我的话很高兴，对父亲说，“这是个好办法。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历史，又是个大科学家，还是英国人，外国人看中国的问题应该是旁观者清，一定知道中国问题出在哪里，会有办法帮助我们的”。父亲听完母亲的话后也十分高兴，就对母亲说：“我这就给总理打电话，让总理出面邀请李约瑟博士访华”。大约一周的时间过去了，一天上午 10 点左右，工作人员带来一位戴着黑框眼镜，头发已经泛白的外国人来到丰泽园的家中。父亲高兴地与来客握手，并招呼我过来，说：这就是李约瑟叔叔，你问个好吧！父亲只和李约瑟博士谈了十几分钟，随后说：“具体的事情，你和总理谈吧”。中午时分，工作人员领我到西华厅总理住处。总理已经为李约瑟博士备好了一份很简单的午餐。落座后，李约瑟博士就开口说话了。“中国之所以贫困，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比如，苏联，东欧，瑞典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科技高度发达，仍然可以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中国如果想摆脱贫困，捷径就是从西方引进大量民用技术”。听完李约瑟博士的话，总理面带难色，说：“你也知道，中国和西方阵营互不来往，并且有巴统协议（注：指巴黎统筹会协议，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制定的不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任何技术的协议），我们和苏联关系也交恶，如何才能从西方获得大量技术呢？李约瑟博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这就要靠你们这些政治家的智慧了。” 谈话结束后，总理请李约瑟博士就餐，但是，李约瑟博士根本不动筷子，指着一盘菜说，这一盘菜的价值在中国可能是山东省（注：李约瑟曾经在中国山东省生活过）几个农民一个月的劳动都难以挣到的，我不能吃。还是我开口了，对总理说，就给李约瑟叔叔拿一杯牛奶，两个煮鸡蛋，一片面包吧。一会儿，工作人员端来一杯牛奶，拿来两个煮鸡蛋，一块面包。李约瑟博士喝下了这杯实际上是用奶粉冲出来的牛奶，又吃了一个煮鸡蛋，就算午餐了。两天后，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又陪同李约瑟博士到山东走了走，回京后，李约瑟博士就绕道香港直接回了英国。李约瑟博士走后，父亲就设法接触西方获取技术援助。先通过匈牙利驻华使馆牵线接触美国，英国，但无果而终。后来又通过波兰使馆出面，仍然一无所获。眼看离李约瑟博士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远，但事情没有任何进展，父亲很着急。一天晚上，父亲又对母亲提起这件事，说 : “怎样才能接触西方世界呢？” 母亲很智慧，对父亲说，唯一的办法是派我们这个只有三岁的孩子去英国面见女王。西方人信仰基督，基督文化中最看重的是小孩子，认为儿童是未来，是希望，所以，只有派小孩子去接触西方人，西方人才会卖给我们技术。父亲一脸无奈地说：“就这样吧，死马当活马医吧”。几天后，母亲赴英国的中国护照就办好了，但是，按照当时的国家规定，无法给一个三岁的小孩办一个中国护照。总理也不好为难外交部开先例，所以，就派人到英国使馆代办处（注：由于文革红卫兵冲击英国使馆， 1970 年时中英外交关系已降到代办级）说明原因。大英帝国的人很通情达理，说，这不要紧，我们给这个孩子办一个英国本土公民护照，这样就可以进入英国了。几天后工作人员拿来一本英国护照到丰泽园。我是第一次见到英国护照，墨蓝色的封皮，英国国徽居中，是烫金的图案，下面写着一行英文，比起棕色的中国护照好看很多。一切准备就绪后，母亲，我和翻译唐闻生我们三人一起从香港乘英航的班机直飞伦敦。从香港起飞是早上，由于时差的关系，到英国伦敦时天空依然放亮，只是下午时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开来一辆老式的劳斯莱斯车接我们三人到大使馆休息。我和母亲住一间很小的房间。临睡前，母亲一再叮嘱我，见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定要用英语说，我们需要技术援助。第二天十点左右，大使馆仍然开着那辆老式的劳斯莱斯送我和母亲以及翻译三人去白金汉宫拜见女王。到达白金汉宫，女王已经在大厅迎候。母亲赶紧对我说，快说。我就用英语先向女王问好，然后说了那句不知道背了多少遍的“我们需要技术援助。” 母亲也向女王说明了来意，女王很爽快，当时就答应向中国出口民用技术，还承诺，会联合法国，意大利一起向中国出口最急需的石油法合成氨大型设备以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就在女王给英国首相打去电话的三天后，英国议会就同意绕过巴统协议联合几个其他的欧洲大国向中国出口民用技术。当这个消息传到驻英国使馆时，使馆的工作人员都高兴地流下了眼泪。第二天，使馆安排我们三人访问剑桥大学，并去看望李约瑟博士。到达剑桥大学是下午。美丽的剑桥大学古典的建筑，四周迷人的田园风光使人如同进入梦境。见到李约瑟，母亲和他交谈了一会就离开，前去卡文迪什实验室参观。当时卡文迪什实验室是一幢旧楼。我们先来到一楼的电子加速器实验室，一位女士接待了我们，先是介绍实验室的设备，然后又讲了他们的研究，最后带我们绕实验室转了一圈。从实验室出来就去访问约瑟夫森 ---- 超导量子隧道效应的提出者。当时约瑟夫森还很年轻，瘦高的个子，一头黑发，灰色的眼睛，看起来很像一个亚洲人。约瑟夫森的办公室很小，房间靠墙的地方是书橱，放着很多精装的图书。落座后，约瑟夫森很得意地拿出他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论文的刊物。一份绿色封面的杂志，很薄。他很得意地对一个三岁的小孩用英语大讲了一通他的理论，母亲在一旁感到很好笑，一个三岁的孩子怎么会听得懂。但约瑟夫森兴头不减，又拿出几本精装的书翻开读起来，以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约瑟夫森最终讲完了他的当时没有几个人懂得的理论，这时已经是伦敦时间下午六点了。大使馆的人催我们返回，这时，约瑟夫森抱着我拍了一张照片。几天后从伦敦回到北京，这时北京的柳树已经吐出新绿。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这时已经筹得大约 43 亿美元的外汇。这些外汇是当时中国八亿老百姓从牙缝中挤出的血汗钱。正是有了这笔外汇，中国开始了从西方大量引进技术的历史，著名的安庆石化公司就是那时通过英国女王从法国引进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石油法合成氨大型企业。 8 年后的 1978 年，我已成长为一个 11 岁的少年，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改革开放，开始了新一轮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从西方大量引进技术，通过技术引进，昔日贫困交加的祖国如今已经步入小康社会。; 个人分类: 杂论|2676 次阅读|12 个评论

丛远新又挑逗了李约瑟的神经: 热度 8 sheep021 2011-2-26 15:34;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提出的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丛远新：我们中国人都是天生的科学大家！一文无疑又挑起了李约瑟的神经： “最终使爱因斯坦、费米、杨振宁、陈省身、坎贝尔等具备过人优势的整体性思维正是中国人所擅长的。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是天生的科学大家” 李约瑟会问：既然如此，为何现代科学没有发源于中国？我的答案是：现代科学不利于人类发展。现代科学才二三百年，已经把地球搞得乌烟瘴气，千疮百洞。李约瑟会继续问：中国近百年来，一心向西，奋力追赶为何还是没有出现本土大科学家，老一辈科学家都是留洋归来的，而且后来留洋归来的也不牛了？原因是老一辈科学家在留洋之前，受到了严格的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整体思维基础，所以才能衷中参西，融会贯通，一鸣惊人。现代的中国人“ 分科研究的劣势未能弥补上，整体性思维的优势却丧失了。”就像邯郸学步一样，新的没学会，老的也忘记了，只好爬着回家。爬，怎么能赶上走路的呢？;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503 次阅读|8 个评论

李约瑟院士论“科学麻醉剂”: 热度 1 antiscience 2011-2-26 07:34; 如果不告诉你作者，恐怕许多人想不到，下面的话是一位科学家、科学史家、院士说的。老李反科学吗？反得好。 Bulletin Board “还有另一种麻醉剂，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麻醉剂’。看不到人生的悲剧性的一面,不认识神圣观念在世界上的作用，不知道人类保持正义而进行斗争，那就是我所说的受了科学麻醉剂的毒害；在今天，其危害性就要比前原子时代更加严重得多了。那些科学家们把宗教以至哲学一概都斥为无稽之谈，一心只想充分发挥他们作为数学物理学家或实验生物学家的才能，还要引导别人走同样的道路；而对于政治问题闭口不谈，也不想想他们所生存的那个社会是怎样利用他们的创造发明的。这样的科学家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很可能成为‘麻醉剂’，成为暗杀犯，成为一切无辜人民的毁灭者；其危害之烈，远远超过了犹太的希律王。所以，我们要千万注意，不要过份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剂’这种说法；今天‘科学的麻醉剂’也正在造成同样严重的危害。” ----李约瑟. 四海之内: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 .劳陇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87, 170-171; 2660 次阅读|1 个评论

精选博文和诺贝尔奖——得失之道: sheep021 2010-10-27 09:27; 曾庆平：从此少写或不写精选博文，其中有几点原因很有意思：写精选博文必须投其所好！写精选博文总是板着面孔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写精选博文容易失去自我被人牵着鼻子走！万物一理，获得诺贝尔奖与写精选博文一样，也需要：投其所好，从而容易失去自我，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国人没有必要跟着诺贝尔奖的指挥棒走。按自己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的路，不是挺好吗？每个民族、每种文化，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优势，也会有自己的不足。扬长避短才是智者之选。李约瑟博士有一句名言说：解开中医针灸之谜将超过得几个诺贝尔奖！（参见：周立华等. 重视中医多重价值抢占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中华中医药学刊 2007，25（1）：50-51）此话可供诺贝尔奖迷们参考。古人云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看来舍不得自我，得不到奖啊。如水冷暖，饮者自知。精选博文大户曾庆平老师已经觉悟了。诺奖迷们也要等到失去自我之后才觉悟吗？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得到的是评委们的肯定，失去的是自我。;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637 次阅读|1 个评论

李约瑟、毕加索、玻尔等人的困惑: sheep021 2010-5-23 09:48; 毕加索：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到巴黎来学艺术？张大千走进毕加索的画室，200多幅仿齐白石的绘画作品立刻吸引了他。张大千非常惊讶：没想到毕加索对中国画悟得这么深！毕加索请他指正，他直率地说：你不会使用中国毛笔，黑色浓淡难分。中国画是用毛笔醮墨，依靠含水多少来控制深浅，从而形成焦、浓、重、淡、清五色应毕加索的请求，张大千当场写下张大千三个大字，笔力苍劲雄厚，墨色深浅有致，令毕加索叹为观止：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到巴黎来学艺术？　　张大千以为翻译有出入，请毕加索再说一遍：不要说法国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张大千只好谦答：你太客气了！毕加索更加激动了：配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的，第一是你们中国人；其次是日本人，日本艺术又源自中国；第三是非洲黑人，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没有艺术！　　毕加索缓了一口气又说：如果把东西方绘画比作一块精美的大面包，那西方的不过是面包碎屑罢了！说到这里，毕加索笑了：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事，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见：张大千巴黎拜访毕加索玻尔：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国外去学习物理呢？玻尔对中国要求出国深造的人说：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国外去学习物理呢？见：不可遗忘束星北俺的困惑：为啥要到日本看机器人？吴玉禄最近的设计也是一个代步工具拉洋车的机器人。它像真人那样高，长得四四方方很是魁梧。出工时，吴玉禄就给它戴上草帽，脖子上还挂一条白毛巾。打开按钮，乒乓球大小的圆眼睛就会滴溜溜转，用海绵粘成的四方嘴一边蠕动，一边说嘡嘡嘡！我是拉洋车的机器人，吴玉禄是我爹，现在我拉我爹去逛街，谢谢！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机器人拉着一辆小洋车缓步前行，嘴巴一张一合，耳朵忽闪，戴着草帽的机器人一边忽闪着眼睛，一边扇着招风耳，振振有辞，吴玉禄就坐在它身后的黄包车上，通过方向盘控制前进路线。这是吴玉禄迄今为止最大的作品，也是他最为风光的机器人儿子。本次世博会上日本馆展出的几台机器人也不一定比这个高级。中国宝贝就是多，多得都不知道该展出点啥了见：天才农民发明家吴玉禄和他的机器人儿子俺的困惑2：耳针咋就成了伪科学呢？风靡世界，进军美国的耳针在发源地中国却是伪科学！见：耳针：美军规模部署应用，中国却成伪科学俺的困惑3：霍金的中国学生，不懂中国时间？作为译著，可以尊重原文，不提及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可以，但也不能一概否认，说什么只是到了本世纪20年代宇宙演化的观念才进入人类的意识。人们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宇宙还会演化。之类的假话。只能证明对自己祖国文化的无知。见: 《时间简史》译者序中的一个明显错误就目前来说，英语水平比汉语水平高的国内学者恐怕不少。类似的困惑不知道能列多少。这些困惑加起来，是不是可以解答李约瑟的困惑呢？;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643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cwhm 2009-9-4 11:33;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长期走在世界的前面，却没有孕育出近代的自然科学体系”，这个问题在自然科学史界被称为李约瑟难题。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是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一些人所引起的科学变革。现代科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活动才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成为一种常规活动。李约瑟是在对中国的古代科学进行研究后产生这样的疑惑。对于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中外的科学家，科学技术史的专家。下面就我个人是如何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以及我个人的一些见解来进行陈述。首先我是从三个层次来思考这个问题，也许这样问题稍微会清楚些。（1）：如果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他们的学说出现在中国，那么近代科学可能在古老的中国产生么？（2）：而实际上，中国又是不可能产生哥白尼，伽利略，牛顿那样伟大的学说，而西方却可以，这又是为什么？（3）：纵使我们没能产生近代革命，那为什么我们近代科学的步伐要晚于欧洲几个世纪呢？下面就这三个问题，给出我的一些见解。一：对权威的挑战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学说能够引起西方的一场科学革命，进而孕育出近代自然科学。近代自然科学在宗教主宰的欧洲出现，在很多理论上与宗教格格不入，一次次地向宗教，向人们心中的权威发出了挑战，处处无不显示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力量。西方的科学的发展已经深深的触及到人们的固有观念。将之前人们所认为的真理都给否定，这使得大家深深地对科学感到一种恐惧，又深深地感受到了科学的力量，当一种东西给人们带来心灵深处的震撼，动摇人们千百年来的固有观念，固有的真理，内心深处的权威，必然会导致一种社会的变革，而这场变革就孕育着近代自然科学。我们知道当时西方社会流行的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各种宗教也把这个学说纳入到自己的宗教体系中，认为这就是神的旨意，这是西方几千年来人们所固有的观念。如果违背此学说，那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是教会所无法容忍的。而当时西方的教会势力是很强的，根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哥白尼却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太阳才是真正的中心，而迫于教会的力量，只得在临死的时候才将这一发现发表出来，但仍然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旦成立，意味着整个天文学，整个宗教都要被颠覆。此后开普勒继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行星的运动轨迹是椭圆，这也颠覆了西方的美学思想。在宗教看来，圆是上帝的意志，是对称的，完美的，有美学的意义，所有的天体都应该作圆周运动。天文学上的巨大发现深深地颠覆了西方的古老宇宙观，使得一切的权威和宗教土崩瓦解。此外，一个不能不提到人物是伽利略。他因为自己的天文学说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他还是第一个使用天文望远镜来观察星空，从而改变了人们认识天文现象的方法。而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是“物体质量越大，下落速度越快”，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伽利略却通过实验做出了两个球同时下落的结论。这无不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让人们意识到科学的力量，认识到权威就是这样的被颠覆，而这中间起作用的就是观察和实验，而这也是近代科学的方法基础。伽利略也是近代动力学的创始人，他提出了物体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可能做直线运动，而这个思想对牛顿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因此牛顿说了“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最后开创性地提出了牛顿运动三大定律，而这也是近代科学的诞生，也是一种机械认识论的产生。牛顿的学说不可不说影响到以后的工业革命，从而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可以借助科学的力量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人类是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正是这些天文学里的一些发现，还有工业革命，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让大家深深地认识到了科学的力量。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基督教的权威在科学面前是如此的难以经受考验，人们更加深刻地倾向于通过科学，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认识自然，改造社会。可以设想，如此一场变革发生在中国，又会产生什么影响，也会如同西方一样，产生一场近代科学的变革么？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中国的社会根基不会因为这几个科学发现而被动摇，这几个科学发现，不会让人们感受到一种力量。他不会对儒家的学说进行颠覆，不会对固守在人们心中的一些观念进行颠覆。但在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宗教社会，地心说，那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被怀疑，宗教被怀疑，无不显示着自然科学的冲击，正是这种科学对权威的挑战，才孕育出近代的自然科学。二：孕育近代科学的土壤下面来分析下，为什么西方可以出现那样可以深深震撼整个社会，震撼人们固有观念的科学发现，从而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而中国却没有。这不得不分析下当时的社会环境。 1：思想启蒙运动首先，西方的启蒙运动让西方人们的思想解放了，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人们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权利，认识到了言论自由。正是这种人文思想，才使得人们可以怀疑，可以对权威进行批判。而在中国，人们的观念是保守的，是对权威的奉承，就像西方人们在文艺复兴之前，崇拜亚里士多德，信服宗教一样，在中国人们信奉的是皇帝，是孔子，而中国没有那样的一个文艺复兴，使得大家可以怀疑，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从中国古代的著作就可以看出来，很多都是对经典的注和疏。 2：科学社会机构科学的产生也需要相应的活动，西方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已经有了现在的科学体制下的科研活动的机构和方式。中世纪后期，西方已经有了现代大学的雏形，来自各方的学者可以在这里学习交流，而大学所采用的方式多是辩论，它为文化和科学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很好的场所。在这里成长出来了很多伟大的学者和改革家，如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伊拉斯谟、路德、加尔文、伽利略、牛顿、培根、等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旗手，开创了近代科学的革命。因此不能不说西方中世纪的大学为近代科学播下了种子。而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大学，但当时的大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大学，那里的大学都是为了科举考试，传授的也只是四书五经。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19世纪晚期的事情了，也正是在大学出现之后，我们中国才慢慢和世界的科学接轨。当然，西方除了大学之外，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应的学会，这个交流机制促进了科学的交流和传播。而这正是中国所缺乏的，西方可以聚众交流学术，而在封建制的中国，聚众言论危险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科学只是闭门造车。另外，在西方做科学是伟大的事情，做科学活动的人也是有爵位的，牛顿，培根就是如此，笛卡尔还为当时的女王讲课。而中国只有下层的工匠才有些代代相传的技艺，何来的一流人才来做研究。此外，在当时的西方已经可以申请专利，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在中国少了很多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激励机制。 3：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科学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本是社会和历史的一种进步，为普通的老百姓和地主阶级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然而科举制度的一些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一些萌芽。唐初的科举考试中，虽然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但只有明经、进士受到重视，而其他科目像明算，明法，明字基本上不受重视。到了宋朝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只是雕虫小技，这在很多程度上对中国固有的工匠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类的人才的选拔更是不可能，更多的人才通过诗歌词赋，四书五经进入了官僚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的流失。没有更多的一流的人才来做科学技术，真正做科学技术的是民间的那些工匠，而这是很难达到西方科学技术革命那种程度，我们无法想象，民间的一些代代相传的工艺可以产生现代的科技文明。 4：哲学土壤在西方，人们认为自然是上帝赠与人类最好的礼物，自然里蕴藏着上帝的智慧，我们要了解上帝，要和上帝沟通，我们就要认识代表上帝意志的自然。因此，认识自然，发现自然中的奥秘，也就是西方社会上层人士广泛思考的问题，而这就是哲学问题，正是这些哲学问题的思考，为西方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肥沃的土壤里有早期的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的哲学，而这些哲学思想里无不渗透着对自然本质的认识。这里面所蕴藏的哲学理念，比如逻辑归纳，怀疑挑战，无不为以后的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革命播下了种子。而我们的哲学呢？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孟学说是正统思想，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君主服务的，是为权威服务的。这种哲学思想是道德伦理，是研究社会秩序的，没有和自然结合起来的。而且孔孟学说和程朱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得人们对权威，对天子，对经书的顶礼膜拜。而科学是一个怀疑的过程，正如西方的近代革命都是对固有几千的思想的怀疑，对古老的宇宙学，伟大的哲学家，对宗教的怀疑，才产生了近代科学的萌芽。而中国的固有的哲学体系就是中庸，是很难孕育出革命式的科学发现。三：科学的传播最后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纵使中国没有孕育出近代科学，那为什么中国也没能让近代科学更早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地，而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几百年，直到20世纪我们才接触到近代科学？ 1：地理角度近代科学发源于西欧，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革命，并不完全集中在一个国家，而是在几个国家蓬勃开展来。在西方，由于地域不是很宽阔，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很容易，而且当时还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会传播科学的思想，此外当时由于殖民地，很多都同属于一个女王，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科学思想的传播。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甚少，与中国交流的只是东亚国家，阿拉伯国家，而他们那里也没有西方科学的种子。西方的殖民地来到我国的只是在澳门一带，而那些只是暂住民，经商的。也没为我们带来科学的种子。 2：民族因素在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应该是一个所有的国家都朝拜的中央王国，认为我们的周围都是蛮夷。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抵触。最早被西方的洋传教士带到中国的东西只成为了皇帝的玩物。康熙学习了数学，并且也会了当时的一些计算器，但这终究是皇帝一个人的事情，他没能意识到整个民族应该认识到科学的力量。直到近代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的战火才把西方的科学带到了中国，是战争让中国人觉醒了，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中国才有了“师夷长技以自强”，才有了洋务运动，才有了向西方学习，向西方派留学生，才有了中国的近代科学。; 个人分类: 博文推介|2228 次阅读|1 个评论

破解李约瑟的难题: sheep021 2009-7-27 14:48; 李约瑟的难题是：“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如何会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的？” 本文尝试解释李约瑟的难题。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都知道，事物的发展规律是曲折发展，螺旋式上升。按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一甲子。升极而降，降极而升，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一规律也可以用一个图来来表示 : 甲子在中国人的内心就是一个生死轮回，而对两极之间的交替则称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它能对自己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更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性。所以，克罗齐说：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就如罗马帝的衰落一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也最终也未逃脱盛极而衰的命运。而真正能洞察一切的，是用智慧的眼光而不是热血的头脑。关于这点，本人有关专门论述：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3455 . 2. 风物长宜放眼量。数百年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浪花而已。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人类社会历史阶段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共六个阶段。有人说，这是马克思按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总结出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如，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阶段，甚至更有可笑之人，说中国要想发展，就需要补课，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本人认为，如果把东西方看作一个整体，结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发展规律，就更容易理解这一六段论划分，如下图： . 由于本人历史知识比较匮乏，这里仅仅给出一个示意图。说明如下： 1）原始社会不太清楚，故不做比较 2）奴隶社会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而西方奴隶社会比较发达 3）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发达，强劲，而西方则则正好相反，有些国家甚至没有经过封建社会这一历史阶段 4）社会主义东欧苏联算是西方国家，虽然也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已经复辟，只能算是昙花一现，不足挂齿。中国则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复辟不能说没有可能，但已经很难。古巴、越南朝鲜等不代表主流，一到而过。所以社会主义阶段，非中国莫属。 5）共产主义根据已有规律发现，则是西方国家先进入共产主义阶段。这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但仔细想想也有道理，西欧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高的吓人，不是差不多快进入“共产主义”了吗？从这个图上还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人把原始社会称作朴素的共产主义阶段，而人类社会在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阶段，东西方已经再有区分。 3 结论这说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但不可能永远领先于西方。雁群的领头雁还要经常替换呢。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幼年阶段，目前来说还不足以与强大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抗衡，但江水挡不住，毕竟东流去，西方也不可能永远领先，这是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目前似乎已现倪端。新中国的六十年历史，可以说是充满惊涛骇浪。按中国传统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一甲子，中国将进入新的天翻地覆历史大变动时期，一个否定之否定改革开放负面的科学发展历史潮流正在形成…… 历史终将破解李约瑟的难题。; 个人分类: 天下大势|1994 次阅读|8 个评论

科普:李约瑟其人其事: weishen 2009-5-7 15:24; 几个月前，和朋友聊起中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以及中西医学的特点。说起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科学家寥寥无几的原因，以及如何对待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说起中国科学技术史，那不得不提一个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　　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 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 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中国科技史大师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而著称，3040年代出版了《化学胚胎学》（三卷本）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1937年，在鲁桂珍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结识大批的中国科学家与学者，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华的四年，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1946年春，李约瑟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三十四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李约瑟(2003-9-22 )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即李约瑟在科学技术史上中国文化的地位。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从广义说，我们可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确实，到了伽利略时代，可以说科学发明技术本身被发现了，其结果就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统一世界，科学为全人类所公有，从而消除了中古世纪标志各种科学技术形式的种族烙印我以前已经说过，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科学，而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科学，所有各文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　　虽然这一突破是在欧洲发生，而且只是在欧洲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欧洲人具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常常标榜的所谓浮士德灵魂的特殊品质，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样坚持要把欧洲文化列为最高级的世界性文化。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的重商主义和工业化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拉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释那个伽利略奇迹之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的天赋才智。同时，看到其他民族对于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更觉得不应该这样说。对于中国本身，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公元8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发生的情况：如，伽利略时代以后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数学证明推理方法的臻于完善，等等；这一些对于东方和西方人民的关系有深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知道，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西方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我们也知道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取得统治地位，轻而易举地慑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这多么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够防止由于现代学所产生的无穷力量而自行毁灭，那么，我们从现代科学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是无穷无尽的。（虽然中国过去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大成就）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提出一些意见，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仰制的。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促使我下决心今后要以比重的力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发展的全面和系统的作。后来，我认识到，在这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纪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或1450 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比欧洲总是要进步得多？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可以说，常常是一种客观上似乎并不存在的理论科学）应用于人生事务上，在这方面比希腊的国主义，或者中古世纪的西方封建主义，要高明得多呢？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好解释；但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不一定都是在技术的范围之内。我们且不谈那著名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过去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的誉扬已经脍炙人口了。我以前还谈到铸铁技术的发明，把铁熔化而浇铸的方法在欧洲一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习惯用浇铸法制造农具了。当然，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如何浇铸，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个特殊的例，说明在很早的年代里中国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中国没有欧几里特和阿波罗尼所创立的演绎法几何学，可是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发明了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的却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机械钟的发尤其使人惊奇，因为中国一向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农业社会。　　在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中古世纪的发明有一些是和中国文化的官僚性质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举出地震仪、量雨计和量雪计为例子。在结构严密的官僚体系，那些有高度组织性和远见性的上层知识分子集团，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时了解任何地方发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给予赈济或者，对于严重的受灾区，还要派遣军队前去。显然，在公元2世纪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张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仪。由于同样的原因，量雨计和量雪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地方可能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必须要得到预报。在11和12世纪的一些数学书籍中列示关于量雨计开头的习题，从中我了解这种量雨计使用极为广泛，可能设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一个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那是关于一次惊人的大地测量：公元723年派遣的一个远征考察队进行了2~3年的实观测，综合观测结果确定了子午线。这一伟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和杰出的僧人数学家一行的领导下完成的。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古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起自蒙古边境直到印度支那，沿着全长达约2500公里的路线上，设立了9主要的观测站，系统地观测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长度和极地高度。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纪的文明中有可能设想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组织的大地测量。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而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开的。　　今天中国正在发掘这些古代的科学成就，科学史的编纂也在进行之中。对于科学事业现在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因为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使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上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但是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在科学的发现、观察和发明方面也作出了伟大的成就。他们迫切想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被历史的尘土所掩埋了的许多事迹，而这些事迹现代西方的历史家们却是不大愿意揭露出来的。举例说，西方关于幻日现象（大气上层冰结昌体所形成的虚幻的日光、日晕和弧光）是在公元17世纪发现的，而中国的天文学家整整1000之前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复杂现象，并对每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描述，给予定名。亚洲的那些失去了历史遗迹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事实，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又如，自从瓦特以后所有的蒸汽机以及内烯机中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首先发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也不是里昂纳多达芬奇，更不是亚历山大港人，而是公元1300年中国的王祯，在他的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如果亚洲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知道了这一事实，他们能不感到自豪吗？现在甚至在中国儿童的图画书中也有张衡制造地震仪，蔡伦在公元1纪发明造纸，毕升在11世纪发明活字版等的图片和说明。中国的万向接头吊架追溯到公元180年的丁缓，帕斯卡三角形创始于公元1303年的朱世杰。所有这些成就都已经汉学家们研究证实。所以，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这一些中国人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了。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发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也许是由于社会稳定吧，但是某些大学者们却说成是中古世纪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社会性停滞。这是从何说起呢？　　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贬低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性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却贫乏得可怜。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研究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英中友谊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被认为是是二十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　　李约瑟博士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大成就享誉国际学术界，1968年在巴黎第12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上被授予乔治萨顿奖章，1974-1977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的科学史分会主席。　　李约瑟博士的治学方法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国际大协作。　　一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资料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搜集有关资料，做卡片索引，建立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资料。　　李约瑟在37岁以前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自己说：我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并无家庭方面的联系，也无传教活动的联系。当时，他是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在冈维尔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　　1936年，三位年轻的中国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李约瑟与他们朝夕相处，开始从身边的中国同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科学文化背景、中国语言文字传统。这些成绩优异、聪明机智的中国学生使他发现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些与西方相似，中国人不象某些西方人所说的属于不开发人之列。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从37岁起决定学习中文，以便阅读中国原著。他每周抽出时间，单独跟著名汉学家夏伦教授（Gustave Haloun）学习汉语。他读的第一部中国原著是《管子》。扎实的古汉语知识，为李约瑟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约瑟着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现代计算机尚未开始利用，因此，他特别重视编排卡片索引。他根据学科范围，编辑资料文件夹、照片资料夹、附属文件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由于这是第一次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多卷本著作，因此每卷必须列出庞大的各种参考书目，他还特意编排了参考书目卡片索引，以备长期查证。此外，还编有其它专门卡片索引，如中国技术术语卡片索引，还有一个包括古代数千名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的人名索引。这些资料，后来构成了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馆藏。　　李约瑟博士重视对中国古文献资料的全面搜集和考证。他除了参考各个学科历代相传的重要图书外，还从有关词典学文献中发现许多重要资料，从历朝历代的正史中搜集天文、历法和声学方面的资料，并参考数以千记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有成就的人物传记资料。他非常重视对古文献资料的考证。李约瑟说：我们总有这样一个经验，每当开始写新的一章时，我们就面临术语混乱的局面。过去存在这么多的曲解和误译，这么多以假乱真的传说，这么多写错的日期和误解。再则，还有表示某一专门学科或技术术语方面的困难，即所谓必要的行话。在现代科学的西方语言中有，在古代及中世纪科学的汉语中也有。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术语是相当难办的，例如在中国医学方面，翻译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　　李约瑟博士善于利用第二手资料，即从已经出版的各个专门学科史的著作中寻找利用文献资料的捷径，如参考已经出版的数学史、天文学史、昆虫学史和医学史著作。　　李约瑟博士还强调参考非中文文献，主张在做出结论前，还应该考虑非中文文献。这些文献不仅包括日文、朝鲜文、越南文及东亚其他文字的文献，而且包括梵文、乌尔都文、波斯文以及阿拉伯文、希腊文、拉丁文和欧洲后起语言的文献。为了掌握全部上述文字，常常需要参考译本。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不仅仅限于文字证据。他认为，无论是刻在墓石上和庙宇里的各种图象和图片，还是绘在墙壁上的壁画，或插在书中的木版画插图或其他复制品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考古学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图象。他曾经与王铃根据图象实物提出一个论点：船尾舵一定是三国时期（公元三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一项发明。后来，他与鲁桂珍在广州发现了一只从汉墓出土的装有船尾舵的明器船，从而纠正了原先的论点。另一个例子是：敦煌石窟中有一幅画，现在保藏在法国巴黎基迈博物馆（Musee Guimet A Paris）。画中，佛在打坐，群魔正在打扰他，有的全副武装。其中一个魔鬼头上饰有3条蛇，手中握着一个火焰发射筒，火焰向前直喷。这是喷火枪的最早图片。他据此得出结论，喷火枪不比投射炸药包的火炮早，但肯定早于火箭。　　二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二个方法是：注重实地考察，实际感受传统工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理解中国古籍中描述的科学技术，而且与中国学者广泛交流，获得启发。　　李约瑟博士作为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于重庆，1943年　　他说：为了研究生活传统问题，很有必要在中国长大，或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否则，就难以真正懂得书中的许多东西。一个人必须受过专门训练才能自己去搞真空蒸馏，或是去完成滴定。一个人必须乘坐中国船去航行，才能真正了解头篷帆。同样必须熟悉中国小小的豆腐厂和酱油厂，才能知道如何制作豆腐和酱油。　　1942年，李约瑟接受英国政府派遣，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前往中国援助受日军封锁的中国科学家。李约瑟最初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后负责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为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提供援助，包括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科学信息和沟通中国与外国（尤其英美）之间的科学交流。在中国工作期间，李约瑟实地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这些学者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史家、社会学家。他们同他讨论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他们告诉他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和每门学科史中的关键问题。李约瑟逐渐积累了足够数量的中国典籍。　　李约瑟考察了中国的科学现状，并对中国古代科学文明有所了解。他认为，中国人一点也不亚于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人，在许多领域甚至远在欧洲人之上。有些成就是从中国传到西方，中国古代科学是世界科学的一部分。他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中阐述的各种基本思想差不多在这时已经形成。四年援华任务结束后，他想到今后唯一要做的紧迫工作是，撰写一部西方从未有过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著作。　　三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三个方法是：注重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配制了一些火药，以检验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火药配方。　　李约瑟通过对整个火药史的研究，得出结论：火药中硝的成分是逐渐增加的，很可能最初硝、硫、炭的比例相等，或硝的比例还少一些，越到后来，火药的威力越强，燃烧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硝的成分逐渐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或八十。这是理论上的最佳数量。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与他的合作者说服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专门配制了一些火药，含硝量由百分之二十到九十不等。有一天，他们去研制局所在地肯特郡的海思戴德堡（Fort Healthstead of Kent），把这些火药逐个点燃来进行观察。　　李约瑟设法把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火药不同成分整理出来，用图表进行比较观察。从《武经总要》、《火龙经》及十四、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更早的古籍记载中发现，硝、硫、炭的成分平衡点散在表上各处，表明当时还在进行各种不同配方的试验，后来的配方也围绕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从早期阿拉伯及欧洲记载中，发现这种平衡点一律集中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心附近，似乎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一开始就知道该怎样配制最佳的火药了。火药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在火药知识传入欧洲的同时，基本配方的知识也同时传入了欧洲。　　四中西比较研究科技成就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四个方法是：站在世界科学史、比较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的高度，把中国科学文明置于世界史中应有的地位，从而纠正了西方过去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各种错误看法、误解和严重低估。他所做的中西对比重要发现如下：　　解高次方程的霍纳法是法国数学家霍纳（W.G. Horner，1786-1837）于1819年建立的，但是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提出的方法实际上与霍纳法一致，却早于霍纳572年。　　当西方人争论谁在1615年左右最先发现太阳黑子时，中国早在公元前18年以来便系统记录了太阳黑子，比欧洲早了1500年。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 1600年间，中国有90项超新星记录，其中1054超新星是近代射电天文学家感兴趣的蟹状星云的残迹，而西方过去对此闻所未闻。中国早在公元前1361 年就有日食记录，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600年间有581项彗星记载，公元前467年记到哈雷慧星。　　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就是时钟，而其灵魂是擒纵装置，过去认为是十四世纪欧洲人的发明。中国在723年僧一行已制出这种装置，1090年苏颂在开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构造中便有机械钟。这种中国时钟由英国人坎布里奇（John Cambridge）复原后，每小时误差仅在20秒以内。　　当西方人对磁极性一无所知时，中国人已在关心磁偏角及磁感应性了。在英国人尼坎姆（Alexander Neckam，1157-1217）于1190年在欧洲首次提到磁极性和磁感应之前，沈括（1031-1217）已于1080年对磁针作了描述并指出磁偏角。欧洲人知道磁偏角是在十五世纪。指南针知识是在十二世纪通过西辽经陆路传到西方的。　　西方人在十三世纪以前还不知道硝石为何物，而中国早在850年的《真元妙道要略》就记载以硝石、硫黄和木炭制成火药混合物，1044年的《武经总要》更给出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　　 1380年前，欧洲人还无法制造出一小块铸铁，而中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铸铁了，到公元一世纪中国人已是铸铁大师，欧洲人相比之下落后了 1500年。他还根据考古资料，将中国古代的冶炼炉与后来西方的冶炼炉作了对比，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在钢铁冶炼技术方面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在植物学方面，明代朱橚于1406年刊行的《救荒本草》列举可供救荒食用的野生植物414种，对其生态特征、地理分布和处理方法都作了说明，并附有精美的植物插图。欧洲直到十八世纪布雷安特（Charles Bryant）才开始注意到野生植物的食用价值，比中国晚400年。西方第一部印刷的植物图出现于1475年德国人康拉德（Conrad）的《自然志》中，但比《救荒本草》晚了69年。　　中世纪中国从人尿中提制性激素，是一项最大的生物化学成就。西方认为尿为污秽之物，直到1927年阿什海姆（S. Aschheim）和宗德克（B. Zondek）才从尿中获得性激素。在中国，叶梦得（1077-1148）在《云水录》中已描述了从尿液中提制性激素的方法。　　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一个学科免疫学，产生于人类为预防天花而进行的种痘实践中。葛洪于300年最早记载了这种疾病，在1000年已经发明天花预防接种，1500年中医已公开著书介绍这种疗法。这时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许多患者因此失去生命。中国种痘法西传后，1700年经土耳其传到英国（1722年，英国驻土耳其伊斯兰堡朝廷大使夫人沃尔斯莱蒙塔古夫人-Madam Mary Wolseley Montagu-让自己的孩子们全种上痘，并把种痘术带回英国，在欧洲广为宣传）。十九世纪初，爱德华真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发现了牛痘苗可安全预防天花。　　中国至迟在公元前200年的汉初，就有了有效的胸带挽具，公元六世纪有了更进步的颈圈挽具。这两种有效的挽具直到公元1000年欧洲才开始出现。西方过去用颈肚带挽具，拉力来自颈部，极易使牲畜窒息。　　五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五个方法是：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论证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根源。　　李约瑟博士是一位有科学哲学头脑的科学史家。早在三十年代，他不仅是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的一流生物化学家，而且对哲学、宗教和伦理学感兴趣，并开始涉足科学技术史。剑桥大学的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　Riddick Partington，1886-1965）教授对李约瑟博士产生了影响。帕廷顿教授的名著有《应用化学的产生和发展》（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希腊火和火药史》（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er）和四卷本《化学史》（A History of Chemistry）。他通过帕廷顿认识了伦敦著名科学史家桑格尔教授（Charles Singer， 1876-1960），经常与其讨论科学史问题。他还读过福斯特（Michael Foster）的《生理学史》（History of Physiology）和丹皮尔-怀特海姆爵士（Sir William Danpier-Whitham）的《科学史》。他还喜欢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31年在伦敦举行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学者提早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前，他就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1931年在伦敦举行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学者提出关于科学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李约瑟第一次听到有关科学与生产实践、社会经济背景及其他意识形态关系的论点。他开始发表一些科学史方面的文章，并结合自己的专业，于1932年发表《胚胎学史》（History of Embryology），成为这门学科历史的奠基之作。　　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　　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　　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在内史与外史结合研究时，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　　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西方所经历过的封建主义和中国、印度的封建主义，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经历过的是军事和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中国所经历过的却是官僚封建主义。西方的军事封建主义貌似强大，事实上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更强大，更能防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西方现代科学的崛起是和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是改革运动，第二件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资产阶级取得国家领导权，近代科学也就同时崛起。资产阶级在十六、七世纪确实是一股进步的力量，他们确实在发动科学革命方面起到了作用。　　他说：我们不接受任何先人之见，然而我们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已经普遍为西方史学家所接受。即使他们发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六国际大合作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六个方法是：重视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发挥各自专业特长，合作撰写学科史，而且卓有成效。他一再强调：没有一个单独的欧洲人或中国人有足够广泛的知识能在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业上取得成功，没有一个人能够单枪匹马地完成这项任务；即使我们自己能活到马士撒拉（Methuselah-《圣经创世纪》中的族长，活了969岁）或彭祖的岁数，我们也完不成所有应做的工作。从第五卷起，李约瑟无法亲自一一执笔，开始另请专家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体例及指导思想去研究和撰写各分卷分册，最后由他亲自过目审定。　　王铃是李约瑟博士第一个主要合作者。抗日战争时期，李约瑟在傅思年和陶梦和的主持下，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结识了当时正在研究火药史的年轻中国学者王铃（号静宁）。1947-1957年，王铃在剑桥与李约瑟合作了九年。　　王铃去澳大利亚后，李约瑟劝说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工作了九年的鲁桂珍回剑桥做他的助手，改行成为医药史、医学科学史和生物科学史的专家。　　何丙郁教授在布里斯班格里菲思大学当汉语教授（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负责炼丹术历史和早期化学史。　　钱存训过去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过，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是造纸史和印刷史方面的权威，负责中国造纸史和印刷史卷。　　弗朗赛斯卡白瑞（Francesca Bray），汉文名白馥兰，曾在马拉西亚住过，亲自种过水稻，知道农时农活安排，专攻中国农业史，负责中国农业史卷。　　德国的狄特库恩（Dieter Kuhn）负责中国纺织技术史卷。中国纺织技术史是最难写的课题。李约瑟对库恩的合作极为赞赏。他说：我认识不少工程师，他们都说宁愿退避三舍，也不愿和纺织机械打交道。有趣的是：库恩在开始学汉语和日语以前，早就是合格的纺织工程师了。他搞中国纺织技术史，就把早年所学的知识很好地使用上了。　　黄兴宗是抗战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的第一批合作者之一，负责植物学史卷。他研究的是植物杀虫剂和生物植保的起源。　　第七卷用来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合作者不少。黄仁宇在美国任教多年，在剖析欧洲资本主义的起因和妨碍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的种种社会条件方面做了出色的研究工作。美国的卜德（Derk Bodde）写过许多有关历代中国文人学士世界观的文章和书。美国人卜鲁（Gregory Blue）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专论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传统社会。加拿大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探讨现代中国自己的社会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意见。波兰学者雅诺什梅里亚斯基（Yarnosch Meliasky）研究中国逻辑史。　　肯尼斯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原来在联邦德国汉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工作，负责物理声学方面。　　李约瑟与上述学者合作完成的各卷分册如下：　　李约瑟博士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 1949年　　第一卷总论，首先介绍全书总的计划，考察汉语及汉字结构，论述中国地理概况和中国的历史，最后阐述几个世纪的中西科学技术交流， 1954年出版，　　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二卷论中国科学思想史和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各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释家及宋明理学）和科学思想的演变发展，讨论了有关自然的有机论哲学概念和自然法思想的地位，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给予高度评价，1956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三卷论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地学，1959年出版，仍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四卷论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分三个分册。第一分册详细论述了物理学的基础声学、光学和磁学在中国的发展，1962年出版，由李约瑟与肯尼斯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执笔。第二分册论述了中国传统机械工程的发展历史，探讨了畜力、水力及风力在机械中的开发与应用，并论述航空的史前时期、水运机械钟在六百年间的发展，1961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第三分册论述中国古代的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航海和远洋航行技术，1971年出版，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　　第五卷论化学及相关科学技术，是全书最大的一卷，共有13个分册。第一分册讲造纸术及印刷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钱存训执笔，1985年出版。第二分册讲炼丹术的起源，讨论中国的长生不老思想，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74年出版。第三分册研究炼丹术（外丹）的发展与早期化学史，从古代的丹砂一直讲到合成胰岛素，由李约瑟、何丙郁与鲁桂珍执笔，1976年出版。第四分册比较研究中西化学仪器的发展、中国炼丹术的理论基础及其在阿拉伯、拜占庭及欧洲的传播，以及对文艺复兴时期斯帕拉塞斯（Paracelsus）药化学学派的影响，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Nathan Sivin）执笔，1980年出版。第五分册讲生理炼丹术（内丹）、原始生物化学及中世纪性激素的制备，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84年出版。第六分册讲军事技术，由李约瑟、王铃、果里柯夫斯基（K. Gawlikowski）与叶山（Robin Yates）共同执笔，1994年出版。第七分册研究火药与火器史，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和王铃共同执笔，1984年出版。第八分册为军事技术的续篇，由耶茨迪安（Albert Dien）和美国加州大学的罗荣邦执笔。第九分册研究纺织技术，包括纺纱与纺车技术，由德国的库恩执笔，还包括制盐及深钻技术，由李约瑟与罗荣邦执笔。第十分册讨论织造与织机技术，由库恩执笔。第十一分册为有色金属及冶炼，由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与贝思朗（John Berthrong）执笔。第十二分册讲钢铁冶炼，由瓦格纳（Donald Wagner）执笔。第十三分册讲陶瓷，由台北屈志仁执笔。　　第六卷是生物科学及相关技术，包括农业和医学。第一分册谈植物学及古代进化思想，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第二分册讲农业，讨论了农业区、古农书、大田系统、农具及技术、谷物系统，最后讨论农业变化与社会的关系，由白馥兰女士执笔，1984年出版；针灸分册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79年出版；动物学和医学其他分册正在准备中。　　第七卷分析传统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特殊思想体系的作用，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最后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这一卷的合作者有卜德、卜鲁、卜正民等人。　　重识中华文明--解读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了西方汉学界。这本书引用大量详实的资料，来证明中国的文明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当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世界上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完备、最深刻、最具特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　　天与地的科学，在中国来讲是最早被认识和发现以及被重现的。中国人虽然对天文现象有时候不能理解，但是他们把它记下来，留给我们今天一个丰富的天象记录的遗产，发掘这些天象记录，是有现代意义的。而中国古代关于地震、关于一些自然灾害的历史记载也颇有现代价值。　　大哉言数，数理精微　　中国古代的算学，今天叫数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里讲到了数学，而且他把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和西方的近代数学相比较，证明中国的同等算法现先于欧洲。数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人文科学的基础，还是思维科学的基础。　　以农为本，国脉水系　　中国的农作物种植，从文字记载的确有三千年到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从考古发掘可以找到距今七千年至八千年前的一些农作物的遗存，所以中国的农业可以有七千年以上的历史。农业的发展需要很多大的水利工程服务，所以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是很伟大的。　　岐黄医术，造福百世　　中医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文化的产物，中医中药也是一种文化。中国的医学是仁术，体现了我们中华的文明和文化。在漫长的实践当中，中国的医学展示出了它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在未来的岁月当中，中国医学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宝库，为全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的四大发明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不仅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对于这种作用和影响，李约瑟有一段精辟的论断：如果没有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中国的二十六项发明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非常繁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把中国一些著名的技术发明由A到Z列到26项。李约瑟说，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和图画见证，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科学创始精神、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关于思考的洞察力。;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819 次阅读|0 个评论

“如果科学起源于中国……”——析李约瑟假设: 热度 1 lvnaiji 2009-5-3 10:32; 除了通常所知的李约瑟悖论外，李约瑟还有这样一个假设：如果科学起源于中国的话，那么一开始就不是力学，可能是电磁学。思路一：量纲。在科学史上，按现在的标准，称得上是科学的最早的学科是几何学和力学。几何学的量纲是 L ，长度，还有弧度，运动学加上时间 T ，力学再加上质量 m ，阿基米德时代可能是重量。接着电磁学、化学，还要加 I 电流强度和 n ，参加反应的物质的量，等等。生物学的量纲多到数不清。于是，随着研究的对象由简单到复杂，相应学科，知识体系的量纲就越来越多。研究人的人学有多少个量纲？西方的科学从什么地方开始，首先几何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从最简单的东西开始。譬如丈量土地，不需要其它的量纲，只涉及到长度、角度。科学从最简单地方的开始，这就是古希腊的科学为什么只有力学、几何学、天文学的原因。看看天文学本身发展的过程，天文学从哪里开始？从星体的相对位置开始，也就是几何学天文学，然后到了牛顿时代，才有了力，它什么会运动？可以称为力学天文学。到了 19 世纪，天体的能量从何而来，也就是天体的产能机制，等等。量纲逐步增加。从量纲的角度，科学可能从电磁学开始吗？固然，中国有雷公雷婆，那是神话；中国发明了指南针，那是技术。思路二：然而，真的如此吗？上述思路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根据现有科学的发展，来推这种可能性，这种思路的本身就受到了已有东西的限制。如果科学先从电磁学开始的话，它一定就换一种思路，避开量纲。为什么一定得从量纲开始讨论问题？这值得探讨。文化的量纲呢？文化需要量纲吗？量纲由简到繁的思路，是一条过于简单、线性和机械的思路。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和发展路径，文化是如此复杂多变，可能此刻我们还等候在量纲铺就的阶梯的某处，等候科学的量纲之车快快来到，更可能的是，我们将永远没有文化。文化可能根本没法用量纲来堆砌。由科学到文化不是一条逻辑的渐进的可以推理的路，在这条路上充满了分岔、河流和山峰。量纲，所标志的是编码知识。编码知识未必都有量纲，但有量纲的一定是编码知识。科学，至少其中的大部分是编码知识，文化能像科学一样编码？能还原为一连串的量纲吗？科学未必是唯一的标准，或者说，只是给出了一半的标准，另一半呢？文化！实际上，科学在西方的发展沉浸于特定的文化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中才会有由简到繁的路径。量纲之路并不超然出世。; 个人分类: 简介及学术方向|9191 次阅读|7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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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李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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