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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根、马克思论世界三大发明到 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系列学习札记（5）

DingXingFu 2020-10-5 14:25

从培根、马克思论世界三大发明到 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 —— “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 系列学习札记（ 5 ） 丁兴富 20170103-30 20170328 导读摘要 本“系列学习札记 5 ：从培根、马克思论三大发明到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主要基于后面“主要查询资料来源” 列举的文献以及《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相关辞条的调研，并从以上文本中得到线索对若干原著及相关资源作进一步查询。 本文将系统考查提出和论证世界“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乃至“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外学者及其主要立场、观点和论述。在这一考查中，注重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l 学者主要论述了哪些观点： n 率先做出了重大技术原创发明或改进创新； n 该技术发明或创新的广泛传播和应用； n 该技术的发明、传播和应用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 l 学者论述上述观点的性质： n 原创还是转述？ n 是否提供了史实史料？ n 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n 如何对待其他学者的论著？ n 发生过哪些批评和争论？ l 对中外学者发表相关论述的时代及其先后顺序，以及相互引证与评价给予充分关注。 我主要从较易获得的学者本人的论著，科学技术史专业学者的著作或论述，各类百科全书辞典及其它比较可靠可信的资源，选取有代表意义的学者及其代表性论著进行综述。 主要查询资料来源 以下是本“系列学习札记 5 ： 从培根、马克思论三大发明到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 ”主要涉及的文献名单。 外国学者原著 l 培根，弗兰西斯（ Francis Bacon ， 1561—1626 ）《新工具论》（ 1620 ）。 l 马克思《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一书“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章。 l 恩格斯 （ 1863 ）《 德国农民战争 》。 l 李约瑟 （ J. Needham, 1900-1995 ）（ 1954-2015 ） 《中国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s in China ）（英文原版）（ 7 卷本共 1+1+1+3+13+6+2= 27 分册 ），剑桥大学出版社，已出版 7 卷 25 分册。 l 李约瑟著卢嘉锡主持编译（ 1997-2014… ）《中国科学技术史》（大陆中文版），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截止 2014 年 7 月，已出版 14 分册。 科学技术史论著 l 贝尔纳（ J. Bernal, 1901-1971 ）（）《历史上的科学》 l 仓孝和（ 1988 ）《自然科学史简编》。 l 任继愈主编（ 1993-1997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共 11 卷， 50 册，河南教育出版社。 l R. K. G. Temple （ 1995 ）《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 21 世纪出版社。 l 路甬祥主编（ 2004-2016 ）（《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大象出版社。 l 华觉明（ 2008 ）中国不仅仅有四大发明 —— 中国 24 大发明评述。 l 华觉明（ 2014 ）中国原创重大发明 30 项远超四大发明。 l 王渝生（ 2012 ）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 l 张国荣（ 2012 ）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l 华觉明主编（ 2016 ）《中华科技五千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l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著（ 2016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网络百科全书 l 百度百科：四大发明。 l 维基百科：四大发明。 l Wikipedia ： Four Great Inventions. （维基百科英文版） 西方学者率先论述三大发明与四大发明及其伟大贡献 中外文献一致认定，率先论证世界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及其归属中国古代文明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重要贡献的是近代西方学者。从 16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前后三百多年时间里，卡丹、培根、马克思等欧洲科学家、思想家、以及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等学者先后提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三大发明。其中，培根、马克思并没有说明这三大发明来自哪里，卡丹与麦都思则都明确指出，这三大发明出自中国。及至 1884 年，来华传教士、英国汉学家艾约瑟认真比较中日文明后，在三大发明中首次加入造纸术，并指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其卓越贡献。 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率先（ 1550 年）高度评价中国三大发明，博定重申同样论断，此说比培根早半个多世纪，而且已认定是中国发明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仓孝和在《自然科学史简编》（ 1988 ）中指出，“四大发明”的最早说法是“三大发明”。 16 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 · 卡丹 （ Jerome Candan, 1501—1576 ）早在 1550 年就第一个指出，中国对世界所具有影响的 “ 三大发明 ” 是 “ 磁罗盘、 印刷术 和 火药 ” 。并认为它们是 “ 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 卡丹 这一评价比培根的论述早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已经明确认定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古代发明。 “在此之后，简 · 博定（ Jean Bodin ）重申了同样的论断。”【 1 】 培根《新工具论》（ 1620 ）对世界 “ 三大发明 ” 的经典评价 在 17 世纪初，英国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思想奠基者 弗兰西斯· 培根作出了对“ 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这三大发明的世界史意义和贡献的经典评论。 1620 年， 培根（ Francis Bacon ， 1561—1626 ）在其名著《新工具论》（ 1620 ）中指出： “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是会充分看得到的，这从古人所不知且来源不明的俨然是较近的三项发明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就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因为这三项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第一项发明表现在学术方面，第二项在战争方面，第三项在航海方面，从这里又引起无数的变化，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名人对人类事务方面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发明更有力量和影响。 ” 但是，培根认为这些发明的来历是不清楚的，他并没说这三大发明是中国人做出来并传播到欧洲的。培根的论述是坚定明确，高瞻远瞩。鉴于他的身份和声誉，培根关于世界三大发明的论述享誉世界。【 2 】【 3 】【 4 】【 5 】 施特拉丹乌斯《新著》（ 1638 ）中 “ 磁罗盘、火器、印刷机 ” 位居世界九大发明前列 1585 年首次出版、 1638 年完成的约翰内斯·施特拉丹乌斯（ Johannes Stradanus ）《新著》一书于封内刊出的图，依次排列了九项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即：美洲大陆的发现、磁罗盘、火器、印刷机、机械钟、愈疮木、蒸馏技术、丝和马镫，三大发明均位居前列。【 6 】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 1838 ）对中国三大发明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 1838 年，即在培根发表《新工具论》（ 1620 年）两个多世纪后，英国 传教士、 汉学家 麦都思 （ Walter Henry Medhurst ， 1796—1857 ） 沿袭了培根的说法， 在 其鸿篇巨著 《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 1938 ）一书中指出： “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司南），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麦都思对培根论述的引证比马克思早 20 多年，而且明确指出是“中国人的三大发明”，然而比杰罗姆· 卡丹 的论述依然晚了近 300 年。麦都思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外国传教士，曾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出版、印刷中文书籍，并组织人力翻译《圣经》。他可能因为其汉学家的身份并且在来华传教和从事中文书籍出版的过程中，接触到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古籍文献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得知并认同了三大发明源自中国的论断。【 7 】 马克思对培根评价的引用和发挥（ 1863 ） 200 多年后，在 19 世纪中后叶（ 1861 ～ 1863 年），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1818-1883 年） 将培根关于世界三大发明的历史影响及其意义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即世界三大发明在西方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的近现代社会、科学复兴以及新的精神文明。 马克思在《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的“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1863 ）一章中引用并进一步推高培根的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 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这里，马克思是从科学复兴、社会革命和文化传播的角度高度评价了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三大发明，但他也没有指出这些发明的源头及其传播。【 8 】 恩格斯在研究军事史时认定由中国西传的火药具有的光辉历史意义 恩格斯 1850 年夏天（？）在伦敦写成、并在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德国农民战争》（ 1863 年）一文中明确指出：“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9 】 艾约瑟率先提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其卓越贡献 到 19 世纪末叶， 来华传教士 、英国汉学 艾约瑟 （ Joseph Edkins ， 1823—1905 ） 第一个 将“造纸术”与三大发明并列，构成“四大发 明”。艾约瑟曾在墨海书馆协助麦都思工作，在麦都思离开上海后，他主持墨海书馆的编辑出版工作。 艾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的宗教》（ 1884 ）中认真比较中国与日本两大文明后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 （ Joseph Edkins ， Religion in China ， p2 London, 1884. 艾约瑟 （ 1884 ） 《中国的宗教》 ）【 10 】 法国汉学家阿尔伯对中国古代众多发明的评价 同在 19 世纪，法国汉学家阿尔伯（ Abel Remusat ）认为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指南针、钞票、纸牌、算盘和活字印刷都是由蒙古传入欧洲的。（ 韩琦（ 1999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第 138 页。 ）【 11 】 中华民国时期中小学教科文献中对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的论述 在本“系列学习札记 2 ：我们所知的，中国学校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中，我大量引证了张国荣在“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2012 ）一文中对中华民国时期中小学教科文献中中外学者关于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的论述所作的系统介绍。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在 20 世纪初叶（李约瑟来到中国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之前），中国学者已经指出：中国古代首创三大发明并西传的说法来自西方学者，但没有举出这些学者的姓名、国籍及年代。 至于这种说法从何而来，中华书局的编辑潘武在1913年明确说，这些都是西人之说，“今时活字排印之权，与西人称活版为东来法，盖自吾国传之也”。（潘武编，1913） 张国荣（ 2012 ）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当时的教科文献中已经论到中国三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关于三大发明传入欧洲的时间，大多从主张唐宋时期转变为主张元代。张国荣还特别推崇 1933 年徐映川在《复兴历史教科书》中的努力： 徐映川最可贵之处在于，他详细梳理“三大发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指南针、火药与印刷术在中国文献中的记载，从而为此知识的真实性寻找到可能的历史证据。应该说这是对“三大发明”研究的推进，也是从盲目接受西方之说到自觉探寻真相的转变。更值得令人尊敬的是，徐映川还详细探讨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提出了至今仍有价值的论断。 张国荣（ 2012 ）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1930 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从 1940 年代开始，“四大发明”之说逐渐传播开来。 最早在教科书中提出“四大发明”的是陈登原先生在《陈氏高中本国史》（1933-5）中专辟的“四大发明”一目。 1940 年教育总署编审会的《高小历史教科书》对“四大发明”的产生与传播进行了论证。张国荣指出：民国时期教科文献中对中国古代“三大发明”与“四大发明”的陈述，已经使尚待证实的假说蜕变为既成事实。这一华丽转身后来在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及其成果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光大。【 12 】 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及其论著 事实上，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学者在论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至整个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时，言必称李约瑟。他们大多认同作为一名西方顶级的科学学者，李约瑟开创的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其规模宏大，持续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发表了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不仅是科技界、学术界、教育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李约瑟连同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及他提出的李约瑟难题，已经成为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风向标和一座里程碑，而且构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学者前进途中的一座几乎无法逾越也无法绕行的堡垒。只是在进入 21 世纪后，才开始出现挑战李约瑟研究、著述及其李约瑟难题的学者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在下一个系列学习札记《李约瑟及其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与李约瑟难题》中，我将探讨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相关的宏大课题，即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以及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衰落和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复兴的问题。换成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说法，世界科学技术史发展主流或主线为何植根和发生在西方世界而不是东方中国的问题。 本节主要聚集以下四个有限目标： l 简要介绍李约瑟其人其事； l 简要介绍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l 简要查询和探讨李约瑟对中国四大发明的论述； l 简要引进李约瑟难题。这是李约瑟研究也是他认定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何解释长期领先世界的整个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远不止是四大发明）为何在近代开始衰落且大大落后于西方？ 李约瑟其人其事 李约瑟（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 1900 年 12 月 9 日－ 1995 年 3 月 24 日）生于 伦敦 一个有教养的 中产阶级 苏格兰家庭，为独子。父亲是 军医 ，母亲是音乐教师和 作曲家 。 1917 年 10 月起进入 剑桥大学 接受高等教育（ 学士 1920 （ 1 ）年、 硕士 1925 年 1 月、 博士 1925 年 10 月）。期间， 1920 年其父去世，应邀去弗雷德里克· 霍普金斯 （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 ）实验室工作，研究 胚胎学 和 形态发生 。从 1924 年聘为 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 的教授， 1924 年 10 月博士论文答辩，被授予“凯斯学院院士”荣誉。 1924 年 9 月 13 日，李约瑟与大学同学德萝西·莫耳（ Dorothy Moyle Needham ，中文名李大斐。 1896 年 9 月 22 日－ 1987 年 12 月 22 日）结为伉俪，两人齐头并进，都成为享誉世界的胚胎生化学家，并双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 30 （ 1 ）岁时出版了《化学胚胎学》（ 3 卷本，学术地位奠基作），又发表《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科学界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德萝西·莫耳比他年长 4 岁。夫妻恩爱，志同道合。人到中年的尼达姆（ Needham ，李 ）夫妇正处于婚姻美满、事业有成的巅峰状态。 1937 年 8 月，三个中国人（ 鲁桂珍 、 王应睐 、 沈诗章 ）来到剑桥大学攻读学位。其中，鲁桂珍（ 1904 年 7 月 22 日－ 1991 年 11 月 28 日），一个 南京 药剂师的女儿， 金陵女子大学 毕业生，和李约瑟发生了 婚外恋 ，但这段 外遇 恋情得到了李约瑟妻子 德萝西 · 莫耳 的原谅，她还把名字 Dorothy 改译为中国化的“大斐”（李大斐）。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 科学发明 ”和 医药学 ，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很大的心灵震动，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从此之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发生极大兴趣，在配偶鲁桂珍协助下开始学习 汉语 、文言文，立志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史 。 1941 年，李约瑟获选为 英国皇家学会 院士。受 英国皇家学会 之命，李约瑟从 1942 年到 1946 年在中国 重庆 任 中英科学合作馆 馆长（ 1941 年夏，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李约瑟为设立在中国重庆的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有参赞的头衔）。他为战时中国优秀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结识了 竺可桢 、 傅斯年 、郭沫若等中国科学家和学者，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此外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和特权游历了还没有为 日本 占领的地方，包括 敦煌 和 云南 ，又参观考察了中国各学术机构从而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这对他后来写《 中国科学技术史 》有极大帮助。（ 1943 年 -1946 年间，李约瑟出行十一次，行程 3 万英里。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 王铃 。）（李约瑟在访问迁移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曾对竺可桢校长提起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 1945 年日本投降，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稳定下来后，竺可桢便开始收集图书和资料，并海运到剑桥，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总计 1 万卷 1 亿 7 千万字。） 1946 年，他赴 巴黎 当上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 1946 年 3 月，李约瑟收到了他剑桥的左翼朋友、生物学家朱列安·赫里胥（ Julian 　 Huxley ）的电报，邀请他回英国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处处长。但是，李约瑟仅仅在伦敦和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两年。因为美国认为李约瑟亲共，并为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不允许将联合国的经费发放到任何美国认为是左翼的科学组织）。 1948 年，李约瑟回 冈维尔与凯斯学院 。同年，王铃应邀来到剑桥，担任《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的助理编辑。 1948 年 5 月 15 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 “ 秘密 ” 写作、出版计划。他提出，这本一卷的书面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中国科学史和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两个层面。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一周后，出版社复函，接受了李约瑟的计划。但数周后，李约瑟又修改了计划，将书的卷数扩大到 7 卷（第 1 卷，总论；第 2 卷，中国哲学；第 3 卷，前科学；第 4 卷，中国技术；第 5 卷， “ 李约瑟问题 ” ；第 6 卷，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史的关系；第 7 卷，展望未来），在 10 年内完成。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计划又几经修改，工程变得越来越庞大。 尽管在 1952 年他因到 中国 查核 细菌战 的证据而受到排挤和批评，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写作计划。 1954 年 8 月 14 日，《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第 1 卷出版。 1959 年，他被所在的冈维勒与凯斯学院的院士们选为主席。李约瑟从 1967 年至 1976 年担任 冈维尔与凯斯学院 院长。 1964 年李约瑟夫妇访华，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接见。 1971 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是仅有的几位同时是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和王家学会会员的科学家。退休后，以他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1987 年，该馆发展为 李约瑟研究所 。 1992 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国家的最高荣誉 —— 荣誉同伴者（ Companion 　 of 　 Honour ） 勋衔 ，这是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 1994 年李约瑟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 外籍院士。 1924 年，李约瑟首娶李大斐（ Dorothy Needham ，其原姓 Moyle ， 1896 年－ 1987 年）为妻。 1937 年起，李约瑟、李大斐、鲁桂珍之间开始的漫长、持久且友好的三角恋。从 1982 年（？）起，李约瑟得了 帕金森氏症 。 1987 ，李大斐死。 1989 年，李约瑟再婚，娶鲁桂珍。鲁桂珍死于 1991 年。李约瑟 1995 年 3 月 24 日 20 时 55 分，在 剑桥 寓所辞世，享年 94 岁。骨灰安葬在研究所门前的 菩提树 树下。（ 1970 年代中期，年已 70 多岁的李约瑟迷上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女子时学颜（ H.Y.Shih ），并有过短暂却炽热的交往，他甚至想停妻再娶。但是，李大斐与鲁桂珍两人以“妻妾同盟”（ concert 　 of 　 the 　 concubinage ），击退了时学颜，保住了他们的三角关系。 1991 年，鲁桂珍去世后，李约瑟又写信给这位时女士和其他两位女士求婚，但都遭到拒绝。）【 13 】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华科学与文明》） 李约瑟从 1948 年起主持编写系列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史》（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该书英文原版书名为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缩写为 SCC ，直译应为 《中华科学与文明》 ）。从 1954 年出版《导论》，李约瑟辞世（ 1995 年）后该出版项目在以克里斯托弗·古克礼（ Christopher Cullen ）为主席的李约瑟研究院出版局主持下继续，前后历时半个多世纪。该系列丛书内容涉及数学和天文、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以及工程技术各个领域。此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依据“维基百科：中华科学文明史”（ Wikipedia: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辞条以及李约瑟研究院（ Needhan Research Institute ）网站上的中华科学文明史系列丛书（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Series ）网页，李约瑟主持并与国际合作编写组共同编写的该巨著英文最终版本共 7 卷 27 册，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已出版全部 7 卷的 25 册。第 1 卷全 1 册《导论》（ Introduction ）由李约瑟主编王铃协助于 1954 年出版，压卷之作（第 7 卷《社会背景》第 2 册《总结与反思》（ General Conclusions and Reflections ）在 2004 年由克里斯托弗·古克礼（ Christopher Cullen ）与鲁滨逊（ Kenneth Girdwood Robinson ）主编，王玲协助，依据李约瑟 1995 年辞世留下的遗稿及其它资料完成出版，马克·埃尔文（ Mark Elvin ）撰写了序言。最近于 2015 年出版了莫泰里（ Georges Métailie ）主编的第 6 卷《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第 4 册《传统植物学：人种学方法》（ Traditional Botany: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余 2 册（第 5 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 8 册《 军事技术：射击武器和骑兵 》，第 10 册《 纺织技术：织布和织机 》尚在编写中。 从 1940 年代起的国民政府到 1950 年代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与李约瑟有密切来往并对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项目的研究、出版和传播给与了巨大支持和宣传。两边都动用了政府部门及政界学界名人庞大阵容来组织翻译出版丛书的中文版。自 1970 年代起，海峡两岸均开始组织翻译出版该丛书。台湾出版中文平装灰皮小开竖排本，由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主译，卷册颇多，不与原著对应。大陆由科学出版社翻译原著少数卷册出版中文平装绿皮小开横排本，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共出 7 册。 到 1980 年代末，中国大陆重新组织翻译出版该丛书英文版的完整中译本。为此，专门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为主任，大批学术名流担任委员和翻译，并有专职人员组成办公室，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十六开精装黑皮本。 下面是综合整理维基百科和李约瑟研究院网站提供的英文材料以及中国大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胡维佳提供的中文资料（胡维佳提供的丛书目录共计 7 卷 34 册，而最终英文原版 7 卷 27 册）得到的该丛书各卷册书目一览表。【 14 】 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册书目及相关信息 卷册 书名 （英文 / 中文） 英文原著 编撰 出版年 英文 / 中文 第 1 卷 全 1 册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导论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 1954 1990 第 2 卷 全 1 册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科学思想史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 1956 1990 第 3 卷 全 1 册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Earth 数学、天学和地学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 1959 第 4 卷 第 1 册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Physics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and the special co-operation of Kenneth Robinson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 专业合作鲁滨逊 1962 2003 第 4 卷 第 2 册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 1965 第 4 卷 第 3 册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土木工程和航海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Wang Ling and Lu Gwei-djen 李约瑟著，王铃、鲁桂珍合作 1971 2008 第 5 卷 第 1 册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化学及相关技术 Paper and Printing 纸和印刷 Tsien Tsuen-Hsuin 钱存训著 1985 1990 第 5 卷 第 2 册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Magisteries of Gold and Immortality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 点金术和长生术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Lu Gwei-djen 1974 第 5 卷 第 3 册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Historical Survey, from Cinnabar Elixirs to Synthetic Insulin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从长生不老药到合成胰岛素的历史考察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Ho Ping-Yu and Lu Gwei-djen 何丙郁、鲁桂珍协作 1976 第 5 卷 第 4 册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Apparatus and Theory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器具、理论和中外比较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Lu Gwei-djen, and a contribution by Nathan Sivin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 席文部分贡献 1980 第 5 卷 第 5 册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Physiological Alchemy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 内丹（生理魔力）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Lu Gwei-djen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 1983 第 5 卷 第 6 册 Military Technology: Missiles and Sieges 军事技术：投射器和攻守城技术 Joseph Needham, Robin D.S. Yates,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Krzysztof Gawlikowski, Edward McEwen and Wang Ling 叶山著， 石施道、麦克尤恩和王铃协作 1994 2002 第 5 卷 第 7 册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Gunpowder Epic 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Ho Ping-Yu , Lu Gwei-djen and Wang Ling 李约瑟著，何丙郁、鲁桂珍、王铃协作 1987 第 5 卷 第 8 册 军事技术：射击武器和骑兵 编撰中 第 5 卷 第 9 册 Textile Technology: Spinning and Reeling 第九分册　纺织技术：纺纱 Dieter Kuhn 库恩著 1987 第 5 卷 第 10 册 纺织技术：织布和织机 编撰中 第 5 卷 第 11 册 Ferrous Metallurgy 非铁金属冶炼术 Donald B. Wagner 唐纳达·华格纳 2008 第 5 卷 第 12 册 Ceramic Technology 冶铁技术 Rose Kerr, Nigel Wood, contributions by Ts'ai Mei-fen and Zhang Fukang 第 5 卷 第 13 册 Mining 采矿 Peter J ． Golas 彼特·格拉斯 1999 第 6 卷 第 1 册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Botany 植物学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 with contributions by Huang Hsing-Tsung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 黄兴宗部分特别贡献 1986 第 6 卷 第 2 册 Agriculture 农业 Francesca Bray 白馥兰（ Francesca Bray ）著 1984 第 6 卷 第 3 册 Agroindustries and Forestry 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和林业 Christian A. Daniels and Nicholas K. Menzies 丹尼尔斯和孟席斯著 1996 第 6 卷 第 4 册 Traditional Botany: an ethnobotanical approach 传统植物学：人种学方法 Georges Métailie 莫泰里 2015 第 6 卷 第 5 册 Fermentations and Food Science 营养学与食品加工科学 Huang Hsing-Tsung 2000 第 6 卷 第 6 册 Medicine 医药学 Lu Gwei-djen, Nathan Sivin (editor)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 史维（编辑） 2000 第 7 卷 第 1 册 Social Background 社会环境 Language and Logic 语言和逻辑 Christoph Harbsmeier 克里斯托弗·哈伯斯梅厄 1998 第 7 卷 第 2 册 General Conclusions and Reflections 结论与反思 Christopher Cullen , Kenneth Girdwood Robinson (editor), Ray Huang (collaborator), introduction by Mark Elvin 古克礼与鲁滨逊主编， 王玲协助，埃尔文序言 2004 李约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缩编本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有两种简编本。其一是 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 ── 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 100 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 15 】 此外，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李约瑟生前考虑到公众很难阅读系列丛书全部，遂又请科林·罗南（ Colin A. Ronan ）将该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书名《中华科学文明史》（ The Shorter Science civilisation in China ，直译为《简明中华科学文明史》），篇幅仅李氏原著十几分之一，从 1978 年起陆续出版，共出五卷（因罗南辞世终止）。该简编本的中文版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负责翻译（江晓原策划），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自 2001 年 12 月至 2003 年 7 月出版。【 16 】 该简编本各卷要目如下： 第 1 卷（ 2001 年 12 月） 第1章 序言 第2章 中国的语言 第3章 中国地理 第4章 中国历史——先秦时代 第5章 中国历史——统一的帝国 第6章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科学传播 第7章 儒家与儒家思想 第8章 道家与道家思想 第9章 墨家与名家 第10章 中国科学的基本观点 第11章 伪科学与怀疑主义传统 第12章 晋朝、唐朝的道家和宋代的新儒家 第13章 宋明时代的理学家与中国自然资源的后期重要人物 第14章 佛家思想 第15章 法家 第16章 人间法律和自然法则 第 2 卷（ 2002 年 6 月） 第1章 数学 第2章 天学 第3章 气象学 第4章 地学 第5章 地质学和相关科学 第6章 物理学 第 3 卷（ 2002 年 6 月） 第1章 磁学和电学 第2章 航海技术 第3章 航海与发现 第4章 航海术 第5章 推进 第6章 操纵 第7章 海上平战技术 第 4 卷（ 2003 年 7 月） 第1章 工程师：他们的地位，工具和材料 第2章 基本机械原理 第3章 机械玩具和中国典籍中阐述的各种机器 第4章 陆地运输车辆和高效率马挽具的设计 第5章 时钟机构：被埋没的六个世纪 第6章 立式和卧式装置，风车好航空技术 第 5 卷（ 2003 年 7 月） 第1章 道路 第2章 墙与长城 第3章 建筑技术 第4章 桥梁 第5章 水利工程（ I ）——河道的控制建设和维护 第6章 水利工程（ II ）——提升机械和利用水力作动力源 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论述 李约瑟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1946）首次提及中国三大发明（造纸印刷术合二为一，实为四大发明） 1942 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 1900—1995 ）到达中国重庆，实地研究中国科技史。 1946 年，李约瑟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中说：“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如果没有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这时，李约瑟把造纸及印刷看成一体。（李约瑟演说原文收入《回顾我们的时代》一书，由伦敦阿兰 · 温盖特有限公司刊行）【 17 】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论述 后来，李约瑟在其磅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华科学文明史》）中，正式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论述。 从上面开列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册目录可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该系列丛书中的重要内容。 l 第 4 卷第 1 册《第 26 章 物理学》 n （ i ）磁学和电学（第 215-318 页） 第 4 卷第 3 册《土木工程和航海》 l 第 5 卷第 1 册《第 32 章 纸和印刷》全书（第 1-343 页） l 第 5 卷第 7 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 此外，在第一卷《导论》，第 2 卷《科学思想史》和第 7 卷第 2 册《总结与反思》中也有大量相关的论述。 本系列丛书不拟全面系统细致地探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具体论述。我在这里重申在“本系列学习札记 1 ”中设定的本丛书目标：探讨中外学术界和教育界对世界三大发明或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原创及其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的评价历史及相关争论，以及这些研究及相关争论的科学技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而不是严谨而深入的学术考证，以便对每一项发明的史实做权威甄别和认定，对各种评价和学说进行终极裁决。笔者没有资格也没有意图从事这类无法企及的使命。 李约瑟难题 江晓原 2001 年 5 月 24 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取名“‘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文章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时至今日，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同义词；也许认真阅读过李约瑟所主编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人只是少数，但我们都深信他的结论——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会落后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江晓原（ 2001 ）“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 “李约瑟难题”通常分解为如下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何在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6 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 诸子百家 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 17 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江晓原在上文中明确指出： “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 江晓原（ 2001 ）“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 这里，至少有以下诸问题需要探讨，取得澄清和共识： 我姑且称之为 “李约瑟难题诘问—七联问”： l 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技术）的相互关系（差异和联系）； l 近代实验科学与古代经验科学的相互关系（差异和联系）； l 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发明创造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古代经验科学的发达进步能否等同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 l 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发明创造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古代经验科学的发达进步为何没有促成在中国大地上近代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萌芽、发端和成长？ l 近代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及其起源和成熟的问题； l 近代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在西方起源的问题； l 近代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在西方起源中欧洲古代自然哲学与数理科学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东西方文明传播交流、继承革新及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 所有这些是比本系列丛书探讨的世界三大发明或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更拓展更深刻的研究课题，也是经典“李约瑟难题”引申而来的。这将是下一个《李约瑟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与李约瑟难题》系列丛书的主题。 当代西方学者论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 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 1959 ）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 J.Bernal,1901-1971 ）在为其《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 1959 ）所写的序中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在技术上的贡献——指南针、火药、纸和印刷术——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我确信，中国过去对技术的这样伟大贡献，将为其将来的贡献所超过。”【 18 】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 1993 ）中论及中国三大发明及其西传 李约瑟提出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观点，不仅对中国史学家造成了长期影响，也得到很多西方学者认可。 1993 年夏，美国知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说到：“公元 8 世纪中国发明了印刷术， 11 世纪发明了活版印刷，但直到 15 世纪这一技术才传到欧洲。造纸术公元 2 世纪出现于中国， 7 世纪传到日本， 8 世纪向西传播到中亚， 10 世纪到北非， 12 世纪到西班牙， 13 世纪到北欧。中国的另一项发明 —— 火药，产生于 9 世纪，几百年后它才传到阿拉伯国家， 14 世纪才到达欧洲。”【 19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物《人类文明史——科学与文化发展：从 7 世纪到 16 世纪》（ 2000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0 年的出版物《人类文明史——科学与文化发展：从 7 世纪到 16 世纪》认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雕版印刷术”四大发明源自中国（第 4 卷第 443-5 页）。【 20 】 当代中国学者论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 除了在本系列札记 1-5 各篇中已经提及和引述的相关学者和文献外，各类媒体上还有众多学者的大量相关文献论及中国四大发明这一主题。这里仅举数例而已，读者可自己在网上搜索阅读。 邓广铭与其学生漆侠指出中国三大发明或产生或兴盛于宋代 有趣的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产生于北宋：黑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宋史专家邓广铭（ 1907—1998 ）在《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说： “ 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虽开始于汉代，而其普遍盛行和技术的大量提高，则是宋代的事；火药和刻板术（指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虽都是唐代的事，但此二者之被广泛采用也都在宋代；发明胶泥活字的毕升也是北宋人；指南针的发明则无疑为宋代的事。 ” 其学生漆侠（ 1923—2001 ）则在《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中进一步说： “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火药、罗盘和活字印刷术，都是北宋一代发明的。而造纸技术在宋代也有了极大的改进，纸的原料多种多样，纸浆捣得极细，能制造出巨幅的雪白的纸张。 ” （地图驿栈（ 2014 ）解读真相，反思光环（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21 】 其他中国当代学者的相关论述 l 韩琦（ 1999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 135 页。 认定“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雕版印刷术”四大发明源自中国。 l 华觉明主编（ 2016 ）《中华科技五千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l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著（ 2016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等等。 结论与诘问 读完本“系列学习札记 5 ”能否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本《系列学习札记》考查的主题是“世界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现发明及其传播与贡献”，而最早、最重要和最全面系统的论述却几乎全都“意外”地发起自外国学者。我们能不能得出如下结论并提出若干诘问？ l 从培根、马克思论“世界三大发明”到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形成了一条近现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主线； l 历史文献证实，比马克思甚至比培根更早提出“三大发明”并认定为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并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学者是卡丹。后来，西方来华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艾约瑟也都再次认定了这个评价。 l 李约瑟在确认、传播和宣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成就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华科学文明史研究中起了承前启后、联结中外的历史作用。由单个外国学者领衔，众多中外学者参与的历时半个多世纪的集体学术研究，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从该巨著英文版出版到中文版在海峡两岸翻译出版，始终是世界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上的盛事。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支持了该研究项目并成就了研究成果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双方都设立了国家政府项目，由科学院院长或教育部部长任主编，举集科技史研究同仁并全国顶尖学者参与。 l 既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长期领先世界，如何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研究发现和重大成果几乎被外国学者垄断？这是否昭示中国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思想史研究的贫乏和落后？更进一步说，“科学技术成就长期领先世界”与“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思想史研究长期贫乏和落后”两个论断能够并行不悖吗？ l “李约瑟难题”及其引申出来的“李约瑟难题诘问—七联问”。 n 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技术）的相互关系（差异和联系）； n 近代实验科学与古代经验科学的相互关系（差异和联系）； n 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发明创造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古代经验科学的发达进步能否等同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 n 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发明创造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古代经验科学的发达进步为何没有促成在中国大地上近代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萌芽、发端和成长？ n 近代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及其起源和成熟的问题； n 近代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在西方起源的问题； n 近代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在西方起源中欧洲古代自然哲学与数理科学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东西方文明传播交流、继承革新及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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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四大发明相关问题答《长江日报》记者问

热度 10 Einstein 2019-9-19 08:16

几天前，笔者发表《正本澄源四大发明》一文后，《长江日报》记者李煦希望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下。通过邮件我回答了几个问题。他整理后，以“四大发明的地位难以撼动”为题发表在了该报9月17日第16版“读+周刊”。“难以撼动”的本意，是在他问我是否可以提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替代方案时说的，离开此语境，读者可能会产生偏离本意的联想。记者整理的文章，见： http://cjrb.cjn.cn/html/2019-09/17/content_148681.htm 下文是采访的原始版本，感谢李煦的采访。 1、 问： 您的文章已经澄清了四大发明的基本事实，关于其是否领先、是否属于创新的问题，应该说，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问题是，为什么学术圈内基本有定论的事情，仍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 答： 类似事情，我认为社会上很常见，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抑或在人文社科领域。拿近期的四大发明引发的舆论看，若就四大发明本身，学术界并无大的分歧，相关的研究进展主要是以论文和学术著作方式公开呈现的，相关讨论也主要在学术层面，加上本身国内科学技术史的圈子（学术共同体）比较小，所以即便有大的争论，也是在圈子内，社会影响不大。 之所以引发社会较大争议，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我博文提到的，用一句比较学究的话说，就是“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不力”。通俗的说，就是科技史界就四大发明相关科普做得不够。本来学界清楚的地方或已经取得进展的方面，公众并不知情，因此还在旧知识、旧观念的圈子打转转，造成了一些无意义的讨论。这方面，比如博文提到的“纸”的定义问题、天然磁石勺“司南”问题等。另一个原因是，四大发明延伸的相关话题比较多、比较广泛，比如四大发明的由来，到底是谁提出的；四大发明是不是创新、创新程度有多大；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否名副其实（有人提出了现有四大发明的替代方案）；中国古代的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到底有哪些。甚至此问题还可以延伸到著名的李约瑟的问题，这便是下面您的提问了。也就是说，围绕四大发明，公众谈论的话题可以很多，引发的相关思考也多。有的问题恐怕一时也无定论或仍众说纷纭，这应该引发较大争议的另一个原因吧。 2、近年来，“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类与科技史有关的问题明显升温，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原因与国内、国际形势有关。客观地讲，近些年我国整体科研实力明显增强。以2019年自然指数榜单为例，中国科学院、哈佛大学、马普学会位列学术研究机构的前三名；其中大学排名中，前20位我国有5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第6位）、清华大学（第9位）、南京大学（第11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13位）、中国科学院大学（第19位）。此外，近些年国内一些有显示度的科学技术突破也频频亮相。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的团队在量子通讯方面，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王贻芳教授的团队在中微子振荡方面，“蛟龙号”深潜，北斗导航，等等。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一些人对我国创新能力也表示了担忧。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列第14位（比2018年上升3个名次），在基础研究、创新生态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另外，就是中美贸易冲突以及华为事件引发的关注，也激发了公众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看似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无直接关系，但仍是密切相关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许多人对我国的科学文化现状表示了担忧（比如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事件、清华大学朱邦芬院士近年谈到的学术不端问题等），而科学文化是一个长期培育的结果，自然与科学传统关联起来，这样便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产生了关系。 就此问题我想多谈一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该问题在科技史学界内部也存有争议。原因并不复杂，对“科学”的定义不同导致的。其实，我们现在谈论的科学，一般是指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科学（体系），即以伽利略确立的以系统的科学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结合起来研究自然的行为方式。从那时到现在，不过近400年光景。不但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古代印度、古代阿拉伯、古代美洲，还有之前的欧洲均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因此可以说，近代科学诞生在欧洲，是非常独特的历史现象。如果把科学理解为人类探究自然规律的一种行为活动的话，那世界各个地区、民族在古代均有不同程度的科学。各个时段、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比如在早期，古希腊表现比较突出；到了中世纪，阿拉伯和我国有不俗表现；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一枝独秀。 3、 席泽宗院士在为《科学技术史研究五十年》(1957-2007)所作的序中指出:“科学院当初想成立一个科学史研究室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应付人民日报社宣传爱国主义的约稿需求和给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书稿提意见。”60多年过去了，今时不同往日，各方面形势和环境、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科技史研究如何面对荣誉感、自豪感等问题？您曾在国外访学，国外同行这方面做得怎样？ 答：科技史研究必然面对荣誉感与自豪感的问题，这是研究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建国初的科技史研究，尽管有某种程度上的政治需求，但总体而言是一种整理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行为。如果你去看清华大学刘仙洲教授（机械工程史专家）的著作，还是比较客观的，只是在部分语句中有鼓舞民族自信心的话，比如他提到的“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将来”这样的话。学界对早期的科技史研究有意见的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轻易拔高我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包括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内容，就有这种倾向，我国学者也存在。不过对早期这种现象要具体分析，因为当时有客观的历史条件，就是对西方科技史界的情况还难以了解，在中西比较方面难免失误，有这方面原因。另一类是牵强附会性的拔高。比如一位学者根据《易经》中的一句话“泽中有火”便判断这是对石油燃烧现象的记载。这就有些过分了，大约20年之后到了1980年代，物理学史专家戈革才直言不讳地予以批评。以上算是我对早年科技史研究的一点补充说明。 现在，形势和条件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荣誉感、自豪感这类问题并不过时，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均会对本民族为全世界做出的科技贡献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是人性的本能。只不过现在会更理性、更客观。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更容易就某项过去的科技成就做出比较客观的历史评价。至于国外，我先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苏联时期，当时西方说拉瓦锡首先发现了质量守恒定律，苏联马上搬出了罗蒙诺索夫；西方说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报，苏联马上搬出了（俄国时期）的波波夫，等等。这是过去的极端情况了，现在国外类似的情况也还存在。比如近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一位教授组织编纂的《1001项发明：穆斯林文明的永恒遗产》就遭到广泛质疑，许多史料不靠谱。 此外，我还想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谈谈这一现象，因为你所提到的荣誉感和自豪感问题时常会与科学发现中的优先权问题纠缠在一起。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默顿曾说过，“在一个由众多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民族优越感，新发现不仅增加了发现者个人的荣誉，也增加了一个民族的荣誉。至少从17世纪起，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以及意大利人都极力为他们的国家争夺优先权；稍晚些时候，美国人和俄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以便澄清他们所具有的首创权。”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法国的勒维耶和英国的亚当斯就发现海王星的优先权之争，英国的法拉第和美国的亨利就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的优先权之争，等等。总之，这是科学界的正常现象，如果罔顾事实，一意为了民族自豪感和荣誉去争夺优先权，就走上了歧途。 4、根据科学发展的指数增长规律，新的知识永远占据知识领域的80%以上，“当一个科学家行将结束学者职业而回首往事时，会发现在他之前所产生的科学成果只占他自己知识的10—20％，”在这种规律下，科技史研究可以有什么作为？ 答：我不知道您的这句话出自哪里，大概是根据著名科学计量学奠基人普赖斯的一句话改编而来的，可惜改编错了，把他的原意扭曲了。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有史以来科学家总数的80%-90%现在仍在世（注：该书完成于1962年），换言之，任何现在正在起步的年轻科学家，在其正常职业寿命结束时，回顾自己这段科学生涯，他就会发现，科学成就的80%-90%是他亲眼看着发生的，而只有10%-20%才是他这段经历之前发生的。 可见，您提到的这句话与普赖斯的原意相违，他谈到的是科学成就呈指数增长的现象，而没有涉及个人知识。他的话大概相当于这些年比较流行的“知识爆炸”的说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新的知识现在通过网络传播、更新得很快，许多人感觉自己在学校教育受的知识会很快过时了。这在极少的领域会发生，比如网络技术方面，但对绝大部分人而言，完全不是这种情况。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所学的东西大部分是基础性的，这些知识比较稳固、不会过时，即使有变化，也是修补性的，不会随着时代发生大的变化，否则人类的认知体系要发生坍塌。另外补充一句，我不知道普赖斯对长时段的“科学成就”是如何纵向比较的，如何平衡不同重量级的科学成就，对他的这一说法持保留看法。 由于不存在这种规律，故也谈不上科技史研究的相应作为问题了。但我还是想再补充几句。科技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研究，就是尽可能依据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料追溯、探究、还原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各种大小事件的真实面貌。面对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内科技史研究应该把目光投入到现当代科技史研究中，至少要投入较多的关注。这对我国长期以来以古代科技史为重心的研究范式是一个挑战。 追问内容： A 如果让您来挑选一些中国古代科技成果作为“新四大发明”，您会选哪些？ 答：我的博文您可能也看到了，我提到了近些年来科技史界总结我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创造遗产，做了一些普及工作。比如我提到的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纂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2016年出版）以及科学史所华觉明研究员、清华大学冯立昇教授组织编纂的《中国三十大发明》（2017年出版）。前者梳理了88项，后者是30项；它们遴选的标准也不相同，比如后者包括了一些侧重文化方面的发明项目，比如汉字和中式烹调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江晓原教授曾提出新的四大发明之说，它们是：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位计数。他当然有他自己的遴选标准，这里就不展开了。我自己的看法是，目前四大发明的地位难以撼动，就影响后世文明进程而言的确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因此我提不出什么替代方案，如果说增加2项的话，我觉得水稻栽培与丝织技艺两项可以加入。我考量的两个标准，一个是发明年代早，一个是对后世的影响大。这两项我不做展开了，仅就丝织技艺做一点补充。2013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墓葬的年代在汉景帝到汉武帝时期）出土了4台织机模型，经专家研究、复原、认定，被命名为“一勾多综式提花机”，刷新了汉代提花技术。我觉得也为我国古代丝织技艺的科技含量增添了一个大砝码。 B“国内科技史研究应该把目光投入到现当代科技史研究中，这对我国长期以来以古代科技史为重心的研究范式是一个挑战”，这部分能否展开说说？ 答：我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建制化，发端于195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研究所前身）的成立。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特别是数学史和天文学史，标志性的成果是卢嘉锡主编的26卷《中国科学技术史》，大约在2007年完成。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科技史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特别是现当代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的确也有现实困难，档案资料的获取、口述资料的开展等等，有难度；还有比较麻烦的有的部分涉及到在世的当事人，会有顾虑。现当代科技史的研究与中国古代科技史主要基于文献史料的研究方法有许多不同，这便是我说的范式上的挑战。西方科技史研究基础更薄弱，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挑战更大，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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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明史的地图学与李约瑟之问

热度 2 SLLee19 2019-2-12 00:13

中西文明史的地图学与李约瑟之问 李兆良 2019.2.11 我没有深入所有希腊罗马史的研究，对全部西方历史是否伪造不能置评。 希腊罗马的历史不能限于“希腊”“罗马”这些现代的地名，实际上包括的地域比较广阔，特别是西亚的古文明，部分构成了希腊罗马文明。被笼统称为希腊罗马文明的遗迹，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他们的技术也有比较先进的，取长补短，本来是高级文明的特点。 西方文明也遭受过重大的天灾人祸，有些无法含接，不能说全部伪造。抓住一点，讴歌一切，推翻一切，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反对，显然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对研究和普及没有积极效果。对正与反之争，我觉得应该抱开放的态度去学习，逐步补充、完善，通过比较、推理，逐步还原历史。 ********* 我利用 21 世纪以来的互联网新技术，发掘到西方的原始材料，在地图学、地理学，历史学方面，得到一些新的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可靠，应该与大家分享，更正过去几百年错误的理论。 西方地图学存在极大漏洞，充满抄袭、幻想、捏造，把神话与现实混淆，西方地图学界自己承认。 英国图书馆地图学部主任 Peter Barber 的展览，题名“ Magnificent Maps: Power, Propaganda and Art ”，出版了同名的书（ 2010 ），用大量的地图说明文艺复兴（ 14-17 世紀）前后，特别是 1500-1700 一段时期的地图学，很大程度受到权力，利益的驱动，成为宣传品，掺入大量幻想，捏造，抄袭的信息，被后人误传为真实测量成果，是需要注明，更正的。他在地图学百科全书里一篇重要文章“ Mapmaking in England, ca. 1470–1650” 大量列举了英国地图学总结了当时欧洲国家的地图对英国地图学的影响。 Barber 说中国的地图学家在西元前 1125 年测绘了当时的整个中国，早于其他任何人（“ Chinese cartographers – ahead of everyone else – had mapped their whole kingdom by 1125 BC”） ，他指的是当时的“中国”不是今天中国的版图， 正如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上首先出现的“中国”只是当时已知的中国，不是今天的中国 。虽然 Barber 还是宣扬托勒密“发明”经纬度，没有任何数据资料支持托勒密如何在 2 世纪没有统一度量衡的欧洲如何测量整个欧洲地图。 1482 年，托勒密世界地图出现之前，欧洲的 Portolan 地图 ( 航海图 ) 没有比例，城市之间，海洋中间的点，莫名其妙用直线连接，是不能用测量学理解的，除了作为装饰唬人，没有其他意义。 Albino de Canepa, a Genoese cartographer 绘制的地图 （约1489年） 托勒密一部 Geographia 《地图学》没有其他测量文献参照，从天而降，他被誉为世界地理学之父，长时期以来，其他地图学绘制人伪托他的名字，以达到商业目的。这些地图、地理需要重新认证。作为中国地理学与地图学学者，不能只质疑中国地图学，而忽视西方地图学时空颠倒的荒谬无稽。严格科学态度对待所有材料数据是必须的，不能厚此薄彼。 有一本谈西方“心灵发现”美洲的书，在亚马逊上的评价是五颗星。没有做过测量，没有到过一处地方，任何人也无法准确描绘地理，精确到度与分。 世界上没有“心灵测绘”，不用探险能绘制地图的神迹。即使你的邻居，没有进去他家，你也不可能知道他家的摆设，何况万里以外？ ********* 中国的地图学很早发展，从宋代的 《禹迹图》 可见。 唐代贾耽于德宗贞元十七年的《海内华夷图》（ 801 年）没有留下来，据此增减重绘的《华夷图》与同时期的《禹迹图》（ 1136 年），确凿在石板上的。 2002 年，我参观西安碑林看到《禹迹图》的石板静静地躺在廊下一个角落地上，没有什么保护，没有人围观，不知道的话，它只是一块有花纹的石头而已。 《禹迹图》被欧洲地图学家 Hapgood 认为是惊天之作。他的书“ Maps of the Ancient Sea Kings” （ 1966 ） 特别介绍了这份地图，与今天的地理比较，经纬度基本上误差不及一度。这是 500 年以后的欧洲地图也达不到的。 Jim Siebold 与我交流过，他也把我的《坤舆万国全图》研究加入他的网站。他用 13 页详细介绍了《禹迹图》 ，比较了 49 个比较重要的地名 98 个经纬坐标，绝大多数的误差是 0 到 1.5 度，只有 5 个数据误差超过 2 度。有误差的，也是可能因为过去 900 年间河流改道，河口冲积引起的。 《禹迹图》 世界地图的完成有四个步骤： 1. 勘探 2. 测量 3. 绘制原始分图 4. 按比例拼合为总图 真正完成《坤舆万国全图》的是宏图大略的 动机 ，雄厚的 国力 ，与高明的测量 技术 。明代千辛万苦，远航数十万里，冒着酷热严寒，上山涉水，深入蛮荒，牺牲几万人才获得世界地理知识，完成《坤舆万国全图》。 翻译中国测绘的世界地图，加上几个地名，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作者。翻译文学，还是以原作者为主，没有把翻译者名字代替原作者的道理。 ********* 研究中国地图我觉得要注意： 必须严格区分原创与抄袭翻译的地图。 欧洲人拿到一本中国地图集，找中国人唸地名，按语音翻译，半分钟一个地名， 1500 个地名，两天准可以完成，要测绘全中国，确需要千千万万人历千年以上积累的功夫。 1655 年，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 Novus Atlas Sinensis ）收录在 Joan Blaeu 的世界地图集里，包括他从来没有到过的甘肃、云南、四川边远地区，地名标示准确到经纬度一度以内。 卫匡国来华是明清交替兵荒马乱的时期，他能到达的地方，极为有限，这本地图集 只能是翻译中国原有的地图集，表现的是中国明代的地图学测量之先进， 而不是卫匡国的才能。 卫匡国 Novus Atlas Sinensis 的中国，朝鲜，日本。 区分郑和下西洋以前与以后的地图 。明代大航海积累了大量的测量数据，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与以前元代的世界地图《疆理图》是有分别的。 区分地方政府藏的地图与中央政府藏的地图 。可以想象，为了防范地方割据，谋反，中央政府不轻易把精确的全国地图分发给地方政府。《坤舆万国全图》的原本应该是最机密的中央政府典藏。地方政府拥有的地图对本地的地理很清楚，但是其他地方则不一定同样准确。西方传教士罗明坚 （Mchelle Ruggieri 1543-1607 ）在华时间 1583-1588 ，共 5 年，只在澳门与肇庆，没有记录他离开广东。利玛窦中国扎记记载，他们俩学中国话都很困难，不要说测绘全中国。罗明坚也翻译过一本中国地图，除了广东以外，其他地区都不详细，就是这原因。 重新研究地图学，不应该停留在轮廓的大概，或者文字说明的表面，需要深入到各个层面，特别注重高清地图的地名与地理分析。今天，互联网的发达，提供了许多新工具，可以参考下面几方面： · 地名学 toponymy – 地名历史沿革 o 方言学 ethnolinguistic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o 语源学 etymology – 字义语义来源 · 地理历史学 historiography – 自然与人文对地理变迁的影响 · 测量学 surveying · 量化比较中西地图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cartography 研究中文的地图，不能继续依赖西方的论述和观点。 地图学历史的整理，将改变整个东西交通史。 ******** 中文主要是图形文字，加上声律，方言变异，是公认比较难的语言，以拼音文字入门的西方人不容易掌握。博学勤奋，有兴趣、能坚持如李约瑟，没有夫人鲁桂珍的提点和帮助，不可能完成《中国科技史》这部巨著。人们只提李约瑟，很少人知道鲁桂珍。不止是重男轻女，也是扬西抑中。 （左）李约瑟与鲁桂珍 ， （右） 年轻的鲁桂珍 我曾评论过西方人用汉字点画长短、角度等等去分析岩画上的象形文字，来证明中国人古代来美洲。表面上很科学，却忽视汉字里的书体变异，书家个人风格变异的因素，西方这种分析方法误判的程度很高，甚至迷糊了认真的研究成果。盲目迷信西方学术自由严谨，不考虑他们也犯错，不质疑西方著作，被大量似是而非的论述因循误导，造成严重民族自卑，造成过去经济文化上很难弥补的损失，不能再犯了。 中外文献的比较学应该是自幼学汉字汉语的中国人来主导，而不是依赖西方人的阐释。 李兆良 2019.2.11 https://archive.org/details/HapgoodCharlesHutchinsMapsOfTheAncientSeaKings/page/n8 http://www.myoldmaps.com/early-medieval-monographs/2181-yu-chi-tu/2181-yu-chi-t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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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车列传

热度 7 Einstein 2018-3-1 09:15

按：此文据笔者一篇论文改写而成（简略通俗版），发表于《百科知识》2018年2月（下）刊。原论文发表于2017年第4期《农业考古》，题为“钓车新考”。 有人说，我国古代描写钓鱼最佳意境的诗篇当属唐代大诗人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 20 个字，勾勒出了一幅空旷寂寥的江乡雪景垂钓图，意象宏大、意境深远，难怪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对此大加赞赏说“殆天所赋，不可及也”。此番佳话，颇有些像李太白登黄鹤楼，读到崔颢的《黄鹤楼》诗，不由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古诗词之妙，值得慢慢品读、揣摩。 半坡遗址出土的骨鱼叉和骨鱼钩 钓鱼固然是一种雅兴，但在古代对老百姓而言，多数情况是一种生计。陕西半坡遗址曾出土多个骨质鱼钩，说明先民在距今 6000 年前已经有了渔业活动。对钓鱼而言，有了钓钩，钓竿和钓线容易配备，这便是最初钓鱼活动的基本配置。但这种钓鱼方式有很大局限，因为不同水域需要放置不同深浅的钓饵，故钓线长短有变化。此外，收放钓线不便，而这直接关系到钓鱼的成败。还有，若想钓到大鱼，还需要抛竿钓，也即通常说的甩竿。所有这些都因“钓车”的发明而得以改观。可以说，钓车的发明是钓鱼史上的重大事件。 所谓钓车，就是钓竿上附着的绕线轮，可以卷绕钓线。那么钓车发明于何时？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很早关注到这一问题，他考察了中西方早期关于钓鱼方面的资料，发现我国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绘有一轮钓车，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钓车图像 （按：目前已发现宋代2-3幅图中绘有钓车，马远这幅还不是最早）。 马远《寒江独钓图》（局部） 这幅画很清晰地呈现了钓者的钓具，钓者手持钓竿不远处有一轮钓车，钓线穿过钓车前方和钓竿前端的两个穿线孔后伸到前方的江面上。 证据确凿，这表明我国在 12 世纪末已经发明了钓车。其实李约瑟并不是最早提及这一资料的人，日本文学家幸田露伴早在 1909 年便提到了这一史料，只是没有引起注意。李约瑟应该是再发现（他似乎没看过幸田氏的文章），不过他把钓车的重大意义讲清楚了，而且在此基础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他发现我国成书于公元 3-4 世纪的《列仙传》中有一个故事提到了“钓车”。怎么回事呢？ 《列仙传》有一个“陵阳子明”的故事，说西汉时道教人物窦子明曾用他的钓竿钓得白龙，他很害怕，就释放了它。后来他跑到陵阳山去过着仙人的生活。过了若干年，一个道教的门徒来到山上，向乡民询问窦子明的“钓车”是否还在，他无疑希望也能试试自己的运气。《列仙传》原文用的是“子明钓车在否”。李约瑟认为这里的“钓车”，除了指钓竿的绕线轮外，简直不可能指别的东西。因此他推测中国至晚在东汉至魏晋时已经发明了钓车。 这可是个重磅新闻！如果属实，可是大发现。前面说了之前世界最早的钓车形象出现在《寒江独钓图》中，那可是马远在 1195 年前后画的，如果在汉魏间已经有了钓车，一下子便将其发明史提前了近 1000 年！不过，李约瑟当时也不敢断言，因为古代某个沿用很久的词汇其“名”虽同，含义前后不一定相同。比如“辘轳”这个词，在汉代是指汲水或提升物体的定滑轮装置，但到了宋代及之后，一般是指运用轮轴原理的汲水辘轳。因此，汉魏时是否发明了钓车，学界一直未敢断言。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017 年 3 月，笔者到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参观，在三楼展厅一块表现胡汉交战的东汉画像石上赫然发现刻绘有“钓车”的图像！历史不欺余也，诚哉！ 该画像石为残石，画面共分三层，上层为胡汉交战，中层为车骑过桥，下层（桥下）为捕鱼图。捕鱼图又分为左、中、右三格。左格为徒手捕鱼，中格为罩鱼，右格为行船钓鱼。行船钓鱼图中间是渔船，船右侧放置一钓上的鱼，中间置一鱼篓，左边是钓者，手持钓竿正在拉一条已经上钩的鱼，钓竿中间用一圆圈表示钓车， X 形线表示钓车之辐。船正下方是一条向左游动的鱼，似乎已被右方的水鸟盯上了，正欲逃走。 画像石上的垂钓图（整块画像石右下角部分） 这块画像石真给力，结合前文窦子明的故事，可以明确说至晚于东汉我国已经出现了钓车。这不但在渔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机械史而言意义也非同小可，因为这是轮轴原理首次运用于渔具。其实之前在汉代画像石上发现过不少钓鱼图，但均未刻绘钓车形象。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这块汉画像石，算是“一石定乾坤”。 不过钓车的历史并未结束，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考证。第一，转动钓车的曲柄何时出现？第二，抛竿钓何时出现？有人说，既然东汉发明了钓车，自然就有了曲柄，同时也就有了抛竿钓。这种可能性有，因为曲柄在汉代应用已经普遍，比如在手摇磨、风扇车上；有了钓车，抛竿钓才有可能。这些看似有理，但在历史事实的判定上无效。钓车的发明只是使用曲柄和运用抛竿钓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仍需要证据说话。 傅斯年先生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学就是如此，关于钓车上使用曲柄及抛竿钓方式的运用，唐诗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 唐代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咏和了许多描写渔具的诗，其中皮日休有一句诗写道“角柄孤轮细腻轻，翠篷十载伴君行”，这里的“孤轮”自然指钓车，而“角柄”只能解释为钓车上的曲柄。这也是目前能明确证明钓车上使用曲柄的最早史料。皮日休的另一首《钓车》诗中写道：“得乐湖海志，不厌华辀小。月中抛一声，惊起滩上鸟。心将潭底测，手把波文袅。何处觅奔车，平波今渺渺。”这里的“抛”只能作抛竿钓解释。当然不止这一例，皮日休和陆龟蒙另有几处诗也描写了抛竿钓的“抛”。因此根据他们生活的年代，可以说至晚于 9 世纪我国已经有了抛竿钓这种钓法。 综上，可以勾勒出钓车的演化史了：东汉时发明了钓车（钓轮），至晚于 9 世纪钓车上安装了曲柄并运用了抛竿钓。不禁想起范仲淹的《江上渔者》，改写如下：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不知竿上车，身世满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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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说姓氏——兼说中国人取外国姓

热度 16 fdc1947 2017-9-8 09:00

杂说姓氏——兼说中国人取外国姓 最近，一位美国的华裔女演员改掉了她的中国姓氏，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点小小的波澜。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姓，从小就知道自己姓什么。什么是姓？虽然对于现在的姓，借用外国人的办法来说明也并不困难，即是一个“家族的名称”（family name），但是，真的说清楚姓的来源，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现在使用的姓，正式的称呼应当是“姓氏”。国家公布一些重要的名单，就往往说“以姓氏笔画为序”，这就是用的正式的称呼。但是，真的要较起真来，姓和氏还并不相同。 姓是什么？ 最早，姓是一个部族的称呼。在古代，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所谓部族，实际上也是一个大的家族。这个部族的成员多多少少是有血缘关系的，也就是说，所有的部族成员都是某一个人的后代。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知道，有血缘关系的男女生育出的后代，往往不能健康成长。于是，需要到别的部族去“取”来女人，于是，部族就需要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就是姓。一个部族可分成不同的家族，这些家族都同姓。同姓的家族便不能通婚，所以，姓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区分能不能通婚。所以古人说“姓，所以别婚姻（姓是用以区分能不能婚姻的）”。 氏是什么？ 氏是同一家族中，表示不同支系的称呼。姓与氏的区别，在周代分得比较清楚。中国古代是一个“宗法社会”，不同的支系要有自己的称呼。在一国里，长子继承君位，称宗子，而次子和其他子嗣就还要分出去，称别子。别子有时候就代表一个分支，比如，周代的鲁国，是文王第四子周公旦的封地，周王是姬姓，所以，鲁国国君也姓姬，但是这分出来的一支是鲁，也就是姬姓的一个分支，称为鲁氏。这是一种情况，即诸侯以封国为氏。 有时候，别子名字，也可以作为这个家族分支的标志，也称为“氏”。 比如，我们看《论语》，孔子常常批评一个“季氏”。那要从鲁桓公说起，鲁桓公四个儿子，长子继承君位，史称鲁庄公，三个别子，分别是庆父（字仲）、牙（字叔）和友（字季）。这三位的后代，便分别是仲孙氏（也称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季孙氏也常常被简称为季氏。他们当然仍然都是姬姓。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宋国是子姓，所以，孔子姓“子”（这与“孔子”中的“子”字没有关系，只是巧合）。其六世祖公孙嘉字孔父，所以，孔子便以孔为氏。《论语》：“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 卿大夫除了上面所说以某一位先人的名字为氏，也往往以封地为姓。如，屈原的祖上王子瑕（楚武王之子）被封在“屈”，他和他的子孙就以屈为氏。当然，他们仍然与楚国同姓，即姓芈。 又如想出“假途灭虢”办法的晋国贵族荀息，就是因封地在“荀”因而以荀为氏。他的不少子孙在晋国很有名气，其中荀首又被封在“知邑”（古“知”“智”相通）从而开创了“知氏”（智氏），最后被赵、韩、魏三家在晋阳之战中所灭掉的就是这个知氏的后人知瑶。 也有以居住地为氏的，如百里奚，南宫敬叔（鲁国贵族），东门襄仲（鲁国贵族）等等。 也有的以官职名为氏，如司马牛（孔子弟子），乐正克（孟子的学生），祝鮀（卫国人，《论语》“不有祝鮀之佞”之句）等等。 历史上称呼先秦的男人，决不能像后代一样的称姓名。男人只称氏加名，如屈原，屈氏名原；孔丘，孔氏名丘等等。如文艺作品中那样称呼周武王为姬发、周公旦为姬旦等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是，历史上称呼女子却称姓，与现在不同的是，姓放在称呼的后面 。如历史上有名的文姜、哀姜，都是齐国国君的女儿，齐国为姜姓；季芈，是楚国国君的女儿；伯赢，是秦国的公主等等。由于同姓不通婚，所以，女子的姓往往比名还重要。鲁昭公娶吴国的宗室女子，但是，吴、鲁同姓，都姓姬，按照礼法是不能通婚的，为了掩盖这个违反礼制的事情，鲁国方面把这位吴国女子称为吴孟子，就好象姓孟一样。《论语》中记载了这件事，孔子说鲁昭公是知礼的，从而被人批评，最后孔子作自我批评：“ 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有人说是孔子为国君讳，是不得已的，这本身就是礼）。 正因为姓对于女子是这样重要，它标明女子出自什么部族，从而起到“别婚姻”的作用，所以，“姓”这个字是女字旁。古人解释为“女生”即女子出生之所在是有道理的。姚、妫、姬、嬴、姒等古姓带有女字旁也就容易解释了。有人从意识形态出发，硬要解释为所谓“母系”社会的遗存，是站不住脚的猜测。 姓本身就是男子主导下的结果，其背后的科学基础是Y染色体的遗传性。 总之，正如古人所说，“姓所以别婚姻”，更多的是考虑人的自然属性，“氏所以别贵贱”，更多的考虑人的社会属性。氏是姓的分支，其来历比较复杂。 到了汉代，姓氏就不分了，实际上 汉代以后的所谓姓，大都指的是氏，所以就径称姓氏。 在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姓氏。更由于因战乱、政治迫害、经济原因等引起的改姓、冒姓、收养、入赘等，姓氏的生物学属性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其中仍然保留着巨大的生物学信息，对于科学研究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如今，我们的法律规定，子女的姓氏可以随父也可以随母，这在男女平等的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对于保留姓氏的生物学信息来说，却无疑是增加了混乱的程度。 又说到生活在国外的华人，在用外文表示自己的姓氏，是不是一定要保留原有的姓氏发音。我看这个问题应该灵活对待。 我们生活在中国，用汉字表示我们的姓氏，这是一个传统。但是，到了国外用外语表示姓氏，并不一定要保留发音。到了日本，还写汉字，就不是保留发音了。所以，从理论上说，我们自己应该可以决定我们姓氏的外语写法，这是一个姓名权的问题。 另外，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还是应当有一点古人所说“己所弗欲，勿施于人”的人文情怀。 我们读外国人的姓氏，那些辅音连着辅音的读音，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实在不是很习惯。那么长长的一大串汉字组成的姓氏，也实在令人头疼。记得学习“高等数学”的时候，书上一位俄国人的姓氏命名的公式， 奥斯特洛格拉得斯基公式，不好读，不好写，恨不得让他改一个姓氏。那些到中国生活的洋人，有不少也确实取了一个汉名。远一点的有 Giuseppe Castiglione ，取名郎世宁，我们觉得很好，比读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顺口得多，略近一点的有Joseph Needham改称李约瑟，大家都觉得好。没有一个中国人谴责他们“忘记了祖宗”（他们也是有祖宗的）。 那些外国人读我们的姓氏发音，其实也是别扭的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很多音他们也发不出来，觉得稀奇古怪。 推己及人，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到外国去，改称一个当地人能够顺利读出，觉得好听悦耳的姓氏，便于与当地人们的交流，并没有什么不好 。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关部门不应当什么都弄得“标准化”，一刀切，特别在立法（包括制定“条例”）的时候，还是应该谨慎一点，考虑得更加周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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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因出轨而闻名中西的跨界科学家

热度 11 beckzl 2017-9-2 22:42

十多年前，步入晚年的钱学森感慨道：“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继而发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问题直指中国的教育，十分尖锐，被人称作“钱学森之问”。 类似的，在上个世纪，科学技术史专家 李约瑟 提出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十六世纪前的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远超同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诞生？” 问题简短却直击亿万华人的心头，我们何尝不想知道祖国受尽屈辱的真正原因。 而这个大繁至简的问题则被称作 “李约瑟难题” 。 在李约瑟前，西方人大多只了解中国封建王朝的愚昧与落后 然而提出经典问题的科学技术史专家 李约瑟 并非科班出身，他早年研究的领域是生物化学。 他在而立之年凭专著《化学胚胎学》坐上生物化学领域权威，人称“ 化学胚胎学之父 ”。 此后，他与同为生物化学家的妻子多萝西双双被选为英国皇家学院的院士，传为佳话。 在实验室的李约瑟 然而，在人生迈入巅峰之时，他却事业感情双出轨！ 他爱上了妻子的中国留学生，同时也迷上了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度，开始研究中国的科技史。 他半辈子的科技史研究颠覆了学术界对中国的固有印象，也因此名贯中西。 在英国拥有英国荣誉勋位、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学会会员等头衔。 而在中国，他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李约瑟令人称奇的三角恋 在他逝世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专门为他出版传记。 然而这些耀眼的成就中，多半都源自于那一次出轨。 ____________ 李约瑟，本名 约瑟夫·尼达姆 ，字丹耀，号十宿道人、胜冗子。 从他这一串极富中国风味的名号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情感之深。 其实说来也并非奇事，李约瑟无非是摒弃了西方人固有的偏见，将中国的方方面面当作最有趣的知识去了解。 浑仪，中国古代的一种天文观测仪器 作为二十世纪的00后，李约瑟和同龄人并不是垮掉的一代。 他们赶上了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大爆炸，从小就浸淫在知识的海洋里。 虽然小时候的李约瑟有些腼腆内向，但面对新的知识他却总是来者不拒。 父亲很早就开始教他写字、做手工活，也爱带他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二十世纪的00后孩子 他的父亲是位医生，一直以来都向他灌输当时西方的器物思想，对李约瑟影响颇深。 李约瑟在父亲的带领下一步一步了解了世界的纷繁，偶尔的旅行也成为他最期待的一件事。 在去过的地方当中，李约瑟尤其喜爱法国，还曾前往法国游学了一段时间。 这段经历让李约瑟学会了一门外语，也接触到了当地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为他后来的信仰奠定了基础。 李约瑟高中毕业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耳濡目染之下，还是走上了父亲的老路。 当时由于军队急需医疗人才，李约瑟被招募为皇家海军志愿预备役。 不过还没等开学，战争就结束了，李约瑟因此幸运地进入了 剑桥大学 。 在剑桥大学时的李约瑟 新的环境也带来了全新的想法，几乎在一瞬间，李约瑟突然改变了他想成为外科医生的想法。 外科医生的工作枯燥乏味，更像是一门手艺，不符合李约瑟所信奉的“Think Big”精神。 于是，在他导师的建议下，李约瑟选择了化学这门潜力巨大的学科。 “20世纪是化学的世纪！” 随后他跟随著名生物化学家霍普金斯参与研究工作，短短几年就因成绩突出晋升为高级讲师。 霍普金斯是生物化学的开山鼻祖式人物，发现了色氨酸、维生素等，1914年创立的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192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霍普金斯爵士 研究生物化学的时光对李约瑟来说是非常美妙的。 虽说他的父亲在这段日子里去世了，但也不妨碍李约瑟收获事业、爱情，还有父亲留下的遗产。 在霍普金斯的实验室里，除了李约瑟这样风度翩翩睿智非凡的男青年，还有许多聪明的姑娘。 李约瑟博学多闻，会说7种语言，和实验室里各国的姑娘们交流起来自然毫无障碍。 1923年，李约瑟开始与比他年长5岁的同时多萝西交往，很快便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第二年，他们两人喜结连理，随后李约瑟博士毕业，获得学院的“院士”荣誉，还分到了一间专属的寝室。 年仅24岁，李约瑟已然成为了众人心中的人生赢家。 他与妻子都在生物化学领域小有成就，结合两人的年龄差，颇有“神雕侠侣”的风范。 李约瑟夫妇 中国有古训，先成家后立业，李约瑟成婚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 历时多年，专著《化学胚胎学》在英出版，作为作者的李约瑟成为了这门学科的祖师爷。 他的妻子多萝西也在肌肉生物化学作用的研究中有所突破。 不久后，两人先后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成为了学界的美谈。 此前皇家学会中的夫妻档也只有维多利亚女王和他的丈夫而已。 大会上发言的李约瑟 如果此时的李约瑟一直沿着这条康庄大道走下去，或许能成为一名像他导师霍普金斯那样显耀的人物。 ____________ 1937年，鬼子还没有进入中原。 一位怀揣着求知欲的女学生踌躇满志地登上了邮轮，和两位同学一道前往英国留学。 这名女子名叫 鲁桂珍 ，中药富商家庭出身，聪明伶俐且胸怀知识报国之志。 到达英国后，她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师从多萝西，李约瑟之妻。 鲁桂珍 鲁桂珍聪颖过人，一直以来都深得多萝西的喜爱，因此她也与李约瑟有不少的接触。 一来二去，两人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情感。 李约瑟沉迷鲁桂珍身上的东方闺秀气质，而鲁桂珍也被李约瑟的儒雅博学所吸引。 她恋爱了，他出轨了。 也许正是因为李约瑟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他对其他的中国学生也颇为关注。 渐渐地他发现了一个令他费解的疑问， 中国人的智力并不比欧洲人差，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呢？ 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充满愚昧、封建，社会制度落后也更没有科学技术可言。 于是李约瑟借机向鲁桂珍抛出了自己的疑问： “你们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一直这样落后？” 常言道：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鲁桂珍出身医药世家，对祖国的科学技术有不少的了解，听到这话她当然不会沉默。 她将古籍中记载的一些科学成就细细地讲给李约瑟听。 李约瑟越听越是震惊，也越听越是疑惑，他迫不及待地想去求证鲁桂珍口中的那些惊人的成就。 早几年，李约瑟也曾出版过一本科学史类的专著《胚胎学史》，他清楚如何去调查。 但面对中国的历史，李约瑟无法接触到史料，也不懂得中文。 在中国的科学面前，李约瑟当然得向中国人低头。 他请鲁桂珍教他学汉字，用自己的方式抄了两遍英汉字典。 又让鲁桂珍从家里寄来书籍资料供他研读。 两年后，李约瑟和鲁桂珍联名写了一篇论文《中国人对食物疗法的历史贡献》。 没错，他又出轨了。 这次他爱上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并决定将自己的下半辈子奉献于此。 李约瑟这个大名的姓氏也是他从最崇拜的老子（李耳）那偷来的。 说来也奇怪，出轨之于常人必会招来一通批判，但在李约瑟这里情况却变得很暧昧。 妻子并没有对李约瑟情感上的出轨做出一个女性应有的反应，似乎持一种默许的态度。 至于丈夫学术上的出轨，她也相当支持，还接受了丈夫的建议，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大斐。 三人在一种难以想象的氛围中一起生活工作，却意外的和谐。 鲁桂珍、李约瑟、多萝西三人 1943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协会中为数不多懂中文的代表访问战时的中国科研机构。 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协助下，李约瑟建立起了中英科学和做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仪器设备和书籍。 在华期间，李约瑟游访了13个省份，结识了社会各界人士，从他们的口中收集到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来访中国期间，李约瑟与鲁桂珍之父鲁仕国合照 李约瑟发现，当时的中国条件艰苦，战事不断，但科学家们却丝毫没有停下自己的研究。 “在被日军侵占的可怕境况下，为了继续科研工作，中国的专家们躲藏在各种难以想象的地方：一群生物化学家藏在云南很深的地窖里、物理学家躲在古塔里、统计学家把孔庙当作他们的秘密办公室……” 抗战时期，涌现出一批以科学技术救国 的爱国学者 一种责任落在了李约瑟的肩头，作为同样奋斗在科学领域的一员，他有责任将中国的来之不易的成果输送到国际。 中英科学合作馆成立后，李约瑟访华的3年里，送出了138篇中国学者的论文。 其中有85%被西方各国发表，论文的高质量令各界都感到钦佩。 此后，李约瑟一口气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书籍。 包括《中国科学》、《古代中国的科学与社会》、《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贡献》等等。 他甚至还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整理成文，发表在《自然》上，并向BBC寄去了广播稿，让西方了解中国。 对中国的实地考察更加坚定了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决心。 旷世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被提上了日程。 在李约瑟对中国历史的挖掘下，许多科技瑰宝逐渐浮出水面。 高次方程的解法被认为是法国数学家霍纳最早于1819年建立的，但宋代数学家秦九韶早在1247年就提出了同样的方法，要早出半个世纪。 秦九韶算法 又例如擒纵装置，其被认为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之一，是机械钟表的核心。 西方认为是十四世纪欧洲人发明的，但中国在723年就已经制造出这种装置，1090便出现了机械钟。 擒纵装置 这些颠覆西方人认知的事实实在太多了，又如中国人的铸铁技术，领先欧洲千年之久。 再如防治天花的种痘法，经由中东西传至欧洲，拯救了无数人。 古籍中对种牛痘的记载 在李约瑟学习的化学领域，中国人早在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就指定了硝石为军用火药的配方成分，作为对比，西方人在十三世纪才知道硝石的作用。 就连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概念也是李约瑟最早提出的。 越是了解中国的科学史，李约瑟就越是困惑，他不断地发问： 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 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 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完整描述。 为了找寻这个答案，李约瑟在之后的半个世纪联合富帅鲁桂珍及多名学者不断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上千万字的巨著。 李约瑟的执着也得到了妻子李大斐在精神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晚年，李大斐身体状况不佳，李约瑟也在研究之余尽力照顾她。 然而最终李大斐还是先走一步，李约瑟悲痛万分，随后娶了鲁桂珍做了两年名正言顺的夫妻，便又一次送走自己的爱人。 晚年的李约瑟 1996年，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也到达了人生的最后站点。 虽然走过了96个年头，但李约瑟依旧没能打完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场持久战。 今天，人们对李约瑟的评价多是中国科技史专家，似乎已经遗忘了他早年在生物化学中的贡献。 甚至有他的反对者称，李约瑟没有在自己博士研究的领域做出什么贡献。 也还有不少认为李约瑟过度拔高中国文明的声音。 但我们要知道，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仅仅是他在人生路上发展出的“业余”爱好。 拔高中国文明也好，贬低西方文明也罢，就促进东西方文化相互了解与交流这一点，李约瑟值得名垂千古。 当今时代，大家知道明星出轨能爆出新闻，却不知道在上个世纪科学家的出轨曾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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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模式

benlion 2017-8-18 11:46

- 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 1- 轴心时代，宗教转换到哲学形态，2-大航海时代，哲学形态转换到科学方法，3-太空探险时代，进入工业科学的发展。 系统医学（BjZeng，1992-1994）　－　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 城市群（BjZeng，1991-1992）　－　城市规划与“产－学－研”联合体 道德经济学（BjZeng，2004-2007）　－　科学与技术和工业革命 生物学3.0的核心 - 1991年-1994年BjZeng提出的细胞分子生物系统层面network topology分析方法和人工生物系统分子模块的bio-electronics设计。 1 ）范式转换 - 1996年北京第一届国际转基因动物学术研讨会，BjZeng筹备国际转基因协会和阐述生物系统理论与系统生物工程，而到1999年BjZeng在德国建立biosystem network网站和筹备国际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会议与协会。 2 ）模式发展 - 2003年-2007年轴心时代的思维模式分析，2011年-2012年阐述4次科学-技术与4次工业革命和工程医学等。 －（2011-2017年网络日记／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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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发明”只是西方用来掠夺更多中国古代发明、古代智慧的噱头

coltec11 2017-4-21 04:56

就没有人能够点出来，“四大发明”只是西方用来掠夺更多中国古代发明、古代智慧的噱头概念吗？ 今天，还有多少人，因为李约瑟“四大发明”的概念， 在为抢劫全世界的西方十字军“耗子物种的正义”，感激涕零？ 中国古代的发明，从来就不止“四大发明”。 我不质疑这些“发明”，但这个“四”的确问题太多。 比这四大发明更重要的，还有好多，比如 1）时间、空间定位体系 中国2000多年前，就建立了时间、空间定位体系，同步浑天仪、星象仪 它们就是即包含了时间定位，又包含了空间定位坐标系的系统， 这让事物系统内的结构、发生发展过程，有了定点、定位的参数化依据， 让事物具备了可见、可比、可控、可重复、可验证性。 科研实验里的实验组、对照组，每个都是需要时间、空间定位的。 这其实是现代所有科技的基础。 2）比较对照评价体系 另外，如“逐级培养筛选、一一对比淘汰”的科举制 是现代公务员制度、中高考制度、技能职称评定、体育竞赛、科研实验组/对照组的核心程序， 是支撑着人类社会存在、发展跟进化的，使用度最广、普及度最高的制度。 这些只需要一点点常识，就可以找到的东西， 为啥我们的文科生，这些多如牛毛、喋喋不休的“社会智商”， 从来不曾在自己的“文采”里，提到一个字，一个词，给大家那么一点点启示？ “四大发明”让我们忽略了中国古代人的更多智慧，更多发明， 不仅是那“时间空间定位体系”，那支撑着今天人类存在发展的“科举制” 让中国那些曾经改变着人类时间、空间、进化过程的无数智慧 变得，就只有那纸张、印刷、指南针跟火药 李约瑟的“四大发明”，还让我们对那些成群结队， 到中国来抢劫一切的西方十字军耗子物种，心存感激....... “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是比这种感激更蠢，还是更聪明？ 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发展进化，永远都是一个社会程序链网 及上面进行着的能量、物资、信息、人才传递过程。 当我们重建这些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信息传递链网”、“传递事件”后， 发现中国清政府，在掌权时，把汉族官员赶出皇宫御书房， 让西方传教士进入御书房，帮他们整理中国古代智慧，重建浑天仪、星象仪等科学仪器； 还把这些中国古代智慧，说成是自己自西方引入的， 是自己对中国文明的一大贡献，以增加自己对中国统治的筹码。 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都是诞生在这个重大信息传递链网建立，重大信息传递事件之后； 从来就不存在什么被烧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只有被烧毁的“中国皇宫御书房”。 若我们把那些被清政府送给西方，或者被西方数个世纪抢劫去的， 中国皇宫御书房里的中国古代智慧，一点点重建后， 还能发现多少，我们至今都没意识到的，自己身上今天存在的“愚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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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根、马克思论世界三大发明到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 注释与文

DingXingFu 2017-3-28 08:52

从培根、马克思论世界三大发明到 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 —— “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 系列学习札记（ 5 ） 注释与文献 丁兴富 20160103-30 20170328 注释 【 1 】仓孝和（ 1988 ）《自然科学史简编》第 267 页；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4 卷第 2 分册《机械工程》，第 6-7 页；转引自华觉明（ 2008 ）中国不仅仅有四大发明 —— 中国 24 大发明评述。 仓孝和在《自然科学史简编》（ 1988 ）中的上述引证是在 1949 年后的中文科技史研究文献中最早的，当然，他是引用了李约瑟的上述著作（详见本注下面两处说明）。 仓孝和（ DXF ） 郑州中牟人（ 1923-1984 ）。 1978-1981 （ 1983 ？）年任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所长（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网站“列任领导”）。参与创建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任副理事长。 1983-1984 年任北京 师范学院 （现 首都师范大学 ）院长（参见“首都师范大学”网站“列届领导”）。著有《 自然科学史 讲槁》、《 自然科学史 简编》（ 1988 ）等，为我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参见百度百科“仓孝和”） 杰罗姆 · 卡丹（ JeromeCandan, 1501—1576 ） 西方著名的“卡丹环”就是以杰罗姆（杰）· 卡丹 的姓氏命名的，而据 张鷟 (zhuó) 《朝野佥 (qiān ) 载》（公元 692 年）记载：有人向女皇武则天献上的 “ 木制暖炉 ”“ 木火通，铁盏盛火，辗转不翻 ” ，推测应该类似卡丹环，且比西方早了 800 多年） （原文 1700 年，疑有误。 ——DXF ）。（李约瑟著陈立夫主译（ 1977 ）《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八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繁体竖排本）第 390-408 页）。 —— （ 1 ）意大利数学家杰卡丹（ Candan Jerome ， 1501—1576 ）何以在 1550 年能率先得出其评价？特别是如何认定它们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又如何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卡丹到过中国吗？他是否懂汉语、是汉学家吗？他与谁交往？接触过中国古代文献吗？ —— （ 2 ）仓孝和又是如何考证到意大利数学家 杰罗姆· 卡丹（ Candan Jerome ， 1501—1576 ）的（以及对 简·博定（ Jean Bodin ） ）上述评价的？从 仓孝和（ 1988 ）《自然科学史简编》第 267 页的注释“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4 卷第 2 分册《机械工程》，第 6-7 页”表明了他 是引用了李约瑟的研究成果。 他或者他人做过更进一步的相关研究吗？ —— （ 3 ）简·博定（ Jean Bodin ）的简历？ 仓孝和或李约瑟是如何叙述博定的？ 【 2 】培根（ 1620 ）《新工具》，许宝騤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中文版，第 103 页；转引自王渝生（ 2012 ）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 1949 年前、后，中文文献中对弗兰西斯·培根关于三大发明的引证最早是由谁在哪年提出的？是李约瑟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 吗？又是哪位中国学者？ 【 3 】罗吉尔·培根和 弗兰西斯 · 培根（ DXF ） 英国思想史上出现过两位培根，一位是 13 世纪的 罗吉尔 · 培根【 4 】，另一位是 16-17 世纪的 弗兰西斯 · 培根。他们虽然相隔 3 个半世纪，但都是倡导和论证近代实验科学的经验论哲学思想基础的先驱，在世界思想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的首创者是 弗兰西斯 · 培根，率先提出并论证世界三大发明及其重大历史意义的也是 弗兰西斯 · 培根【 5 】。 【 4 】罗吉尔 · 培根（ Roger Bacon ， 1214 年－ 1294 年）（ DXF ） 13 世纪的英国 哲学家 、 方济各会 修士、 炼金术士 。 他学识渊博，著作涉及当时所知的各门类知识，并对 阿拉伯世界 的科学进展十分熟悉。 罗吉尔·培根提倡经验主义，主张通过实验获得知识，几乎可以说是 350 年后弗兰西斯 · 培根的思想先驱。罗吉尔 · 培根的主要著述是他为同时代的教宗克莱芒四世奉命写作的《大著作》、《小著作》和《第三著作》。 该部书包含了当时各科学术，并阐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仅完成了大纲）。可惜克莱芒四世于 1268 年去世，没能看到该书。（维基百科“罗吉尔 · 培根”） 【 5 】 弗兰西斯 · 培根（ Francis Bacon ， 1561 年 1 月 22 日－ 1626 年 4 月 9 日） （ DXF ） 英国 16-17 世纪著名的古典经验论哲学家，近现代实验科学思想的奠基人，自诩要做“科学上的哥伦布”。一生从事写作的未完成著作《学术的伟大复兴》原定六部， 1605 年出版了第一部 “ 导论 ” 《学术的进展》， 1620 年出版的第二部《新工具》，最完整，但没有完成。其余部分都未能完成出版。培根是第一个意识到科学及其方法论的历史意义及其在人类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人，他提出的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以 归纳法 为核心的经验论的科学认识理论，逐渐为世人认同，为进一步挣脱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想束缚，为近代科学的萌芽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培根批判了阻碍人类认识和科学知识发展的“四大偶像”，倡导从经验出发，研究自然和事实本身，强调“知识是存在的反映”。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63 页）培根请求当时的英王 詹姆斯一世 颁布命令去搜集各个领域的知识。他认为把大量事实搜集起来是他的方法的首要要求，只要有一部篇幅六倍于老普林尼的《自然史》那样的 百科全书 ，他就可以解释自然界的所有现象。培根的独创之见起初没有得到重视和认同，直到十九世纪由于 地质科学 和 生物科学 中 进化论 学说的发展，培根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定性－归纳方法才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培根的经验论认识论也有明显缺陷和局限：他对科学方法上使用的 数学 和 演绎法 采取不信任态度。在评价培根的方法论时，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的方法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和重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63 页） 培根倡导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对世界近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培根重视感性经验，重视科学实验，和中世纪神学以及经院哲学强调先验的神启和信仰正好相反，他的哲学本质上是反对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美国学者 威尔 · 杜兰 （ WillDurant ）的《 世界文明史 》指出：在《学术的进展》、《新工具》、《新大西岛》（ 1624 ）等培根的现存著作中确实没有出现这个命题，但在他的《沉思录》（ MeditationsSacrae ）的片断中却留下了上述名言，其拉丁文是：“ 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 ”（ “ 知识就是力量 ” ）。这个《沉思录》没有公开发表，所以，人们通常只知道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至于在哪里说的就不得而知了。 培根认为对 自然 的科学理解和技术控制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运用科学方法的成果。培根对 印刷 、 火药 和 罗盘 的 发明 非常重视。他以这三种 发明 为例，证明近代人比 古希腊 人的知识高明得多。培根说：“因此，促进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新科学方法，首先要求的就是去寻找新的原理、新的操作程序和新的事实。这类原理和事实可在技术知识中找到，也可在实验科学中找到。当我们理解了这些原理和知识以后，它们就会导致技术上和科学上的新应用。”（培根（ 1620 ）《新工具》。后人马克思，李约瑟转均引证了培根论“三大发明”？） 培根的思想可以从他对人类同蜘蛛、蚂蚁和蜜蜂的生存活动状态的浅显的类比陈述中得到了解。他认为，真正的人类认识和科学知识只有在对客观事物的研究中，即是说从经验中，寻找可靠的（非幻想和偏见的）、合理的（可解释可理解可控制的）、系统的（包括各个领域的整体的）科学知识原理和技术应用方法。而不可像蜘蛛那样只知从自己肚里吐丝布网，完全脱离实际地构造一套先天的知识体系；当然，人类也不可像蚂蚁那样只知搜集和堆积简单的零碎的经验事实；而要像蜜蜂那样从花园里采集材料，进行加工和转化，完成筑巢、采蜜和酿蜜。但是，上述类比只有部分的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大意如此，我在这里进行了阐述发挥，出处待查）：人类早期的建筑尽管大多不如蜂巢精美规范，但人类在施工前已经在头脑中、在思想上已经设计规划预见了将要变成现实的建筑物，并且通常能利用某种物质材料事先描画出这个世上尚不存在的建筑物的图像以便交流、修改、论证、完善，并指导施工。而蜜蜂筑巢、采蜜和酿蜜则是在生物进化中形成的该物种的先天本能，其个体并没有在其意识中有过设计规划的思想活动。蜘蛛的吐丝布网和俘获食用猎物，蚂蚁的蚁穴构建与食物储存及其社会分工合作，蜜蜂的筑巢酿蜜及其社会分工合作，也都需要与它们所处现实环境协调，做出各种变通和应对。昆虫的生存行为活动方式主要可归结为这些物种在先天本能驱使下的无意识活动，但难道就没有基于后天经验认识而采取的行为应变功能？总之，所有这些昆虫的生存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来自物种本能即先天禀赋，又有多少成分来自后天经验获得的认识知识原理及其技术应用（可不可以这样说？）这还有待当代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以及动物认知科学的研究探索。所以，简单的类比是富有启发的，但同时也是充满危险的。 此外，培根表现出对数学，逻辑，演绎法及论证的不信任，对经验论与归纳法局限的无知，对人类思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建构性质及其面对的困惑和挑战所知不多，等等。当然，这是时代局限和个人特质所致。 中世纪和近代初期，类似普林尼的《自然史》那样的类书、 百科全书 可能充满各类事实、知识，里面有可能记载着种种科学技术发明 ? （维基百科“ 弗兰西斯 · 培根” ） 【 6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4 卷第 2 分册《机械工程》，第 6-7 页；转引自华觉明（ 2008 ）中国不仅仅有四大发明 —— 中国 24 大发明评述。看来，对 施特拉丹乌斯《新著》（ 1638 ）关于世界九大重大发现和发明（包括三大发明）的引证也来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 7 】 沃尔特·亨利·麦都思（ 1838 ）《中国的现状和传教展望》（ WalterHenry Medhurst (1838)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p101-107 ）。（转引自维基百科：四大发明，百度百科：四大发明；百度百科：麦都思）。 【 8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中文版，第 427 页 。转引自 王渝生（ 2012 ）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华觉明（ 2008 ）中国不仅仅有四大发明 —— 中国 24 大发明评述； 江晓原（ 20110911 ） 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和思考 。 1949 年前、后，中文文献对卡尔·马克思关于三大发明的引证最早是由谁在哪年提出的？是李约瑟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 吗？ 【 9 】 恩格斯 （ 1863 ）《 德国农民战争 》。 【 10 】 Joseph Edkins (1884) Religion in China ， p2London. （ 艾约瑟 （ 1884 ） 《中国的宗教》）。转引自维基百科：四大发明。 【 11 】 韩琦（ 1999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列入《东学西渐丛书》。第 135 页。转引自维基百科：三大发明。 【 12 】 张国荣（ 2012 ）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 13 】维基百科“李约瑟”和百度百科“李约瑟”。此外可参考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年份不详，作者匿名）的《李约瑟传》。 【 14 】 “维基百科：中华科学文明史”（ Wikipedia: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李约瑟研究院（ NeedhanResearch Institute ）网站上的中华科学文明史系列丛书（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Series ）网页。参见陈方正（ 2009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导论”第 19 页。 中国大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胡维佳提供的有关中文资料可参见江晓原（ 2001 ）“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一文。 早在 1974 年，台湾“李约瑟氏《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已将当时出版的 SCC 15 个分册全部译成出版。 到 1990 年，中国科学界和出版界为李约瑟 90 寿辰准备的献礼便是：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组织新译的 SCC 第 1 卷导论、第 2 卷科学思想史和第 5 卷第 1 分册的中文本。 几年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正抓紧时间紧张工作，以加速这部巨著的早日面世。（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李约瑟传》第 152 页。 【 15 】 《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 21 世纪出版社， 1995 ，页 11 。转引自江晓原（ 2001 ）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纪念李约瑟诞辰一百周年”。） 罗伯特·坦普尔（ Robert K. G. Temple ， 1945 年 － ），美国肯塔基路易斯维尔大学人文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客座教授，中国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员，拥有梵语和东方学的学位。因其部分观点贬低西方文明，而遭到一些人的抨击，称其为 “ 民间科学爱好者 ” ，写有《水晶太阳之谜》、《 天狼星之谜 》（该书最著名，主张 多贡人 与 天狼星 来的外星人有接触。）等书，遭到科学界、史学界的指责，国际主流学术界不承认其观点。 坦普尔在 1986 年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访问中国时出版的畅销书《 中国的 100 个世界第一 》（ 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是基于 李约瑟 《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提炼出来的浓缩本。 李约瑟 对该书表示欢迎（“ warm welcome ”），并作长达 3 页的序言。此书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奖、纽约科学院奖等 5 项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机关报“ The UNESCO Courier ”在 1988 年曾专文介绍此书：“ The Chinese Scientific Genius ”，向全世界推荐。此后，此书被翻译成 43 种文字。 该书有两种中文译本， 1995 年译本由 21 世纪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书首有 中国科学院 院长 卢嘉锡 写的序言，中国工程院院长、 两弹一星元勋 朱光亚 院士题词。 2003 年再度翻译成中文，由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书名为《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 100 个世界第一》，并被列入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也有个别学者认为，书中提到的 麦卡托投影法 、 西门子炼钢法 、 蒸汽机 、 来福枪 、 多节火箭 、 白兰地 、 太阳风 、 舵 、 跳伞 、 运河 等被他们认为是中国人最早发明、发现，但事实非如此，或领先时间也无如此长，如 太阳黑子 、 贾宪三角形 、 石油 、 炼钢 等，还有一位学者批评此书颇多穿凿附会。李约瑟本人后来在《北京评论》（ Beijing Review ）上撰文对该书进行了批评：犯了“某些错误 …… 还有许多陈述我希望看到的是很不同的表达”（ some mistakes ... and various statements that Iwould like to have seen expressed rather differently ）。（维基百科“中国科学技术史”） 【 16 】 科林·罗南（ Colin A. Ronan ）著，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江晓原策划）《中华科学文明史》（ TheShorter Science civilisation in China ）共 5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自 2001 年 12 月至 2003 年 7 月出版。 【 17 】 李约瑟演说原文收入《回顾我们的时代》一书，由伦敦阿兰 · 温盖特有限公司刊行；转引自 华觉明（ 2008 ）中国不仅仅有四大发明 —— 中国 24 大发明评述。 【 18 】 贝尔纳著伍况甫译（ 1959 ）《历史上的科学》（中文版）。 贝尔纳（ J.Bernal,1901-1971 ） ， 出生于爱尔兰，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英国著名科学家与科学史家。作品有《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 总目录 中文版序 关于附注和参考文献 致谢词 序 第二版序 第 1 篇 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的特性 第一章导言 第 2 篇 古代世界中的科学 导言 第二章初期人类社会 : 旧石器时代 第三章农业和文化 第四章铁器时代 : 古典文化 第三篇 信仰时代的科学 导言 第五章在过渡到封建制度中的科学 第六章中世纪的科学和技术 第四篇 现代科学的诞生 导言 第七章科学革命 第五篇 科学和工业 导言 第八章工业革命的前因与后果 第九章十八 ? 十九两世纪各门科学的发展 第六篇 现代科学 导言 第十章二十世纪中的物理科学 第十一章二十世纪的生物科学 第十二章历史上的社会科学 第十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科学 第七篇 结论 第十四章科学和历史 参考文献 第二版附注 声明 SCIENCEINHISTORY 插图·地图·表等目录 文中插图 1. 原始工艺 2. 编篮技术对于装饰艺术的影响 3. 勒克米尔 (Rekhmire) 陵墓上的埃及技术 ( 约公元前 1470 年 ) 4. 早期文明的技术 5. 单式及复式蒸馏塔示意图 6. 中世纪的实践和理论 7. 早期中国的技术和科学 8. 文艺复兴的科学和工艺 9. 文艺复兴时代的工艺学 : 列昂纳多 ? 达 ? 芬奇 10. 文艺复兴时代的工艺和科学中的大炮 11. 仪器和机器图 12. 十八世纪的工艺和科学 13. 十九世纪的工艺学 14. 十九世纪的化学和物理学 15. 卢瑟福研究放射现象的两个有决定意义的实验 图版 1. 由宇宙线所产生并由乳胶照相所记录的原子核蜕变 2. 碳化硅晶体的生 3. 晶体的 X 射线衍射 4. 电子显微镜的用途 地图 1. 文明的开始 2. 过渡到封建制度时的世界 3. 中世纪的欧洲 4. 科学的和工业的欧洲 5. 今日的世界 表 1. 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起源 2. 古典时代的技术和科学 3. 科学和封建制度 : 希腊遗产被拯救 4. 科学革命 5. 科学和资本主义 6. 二十世纪的各门物理科学 7. 二十世纪的生物学 8. 历史上的科学 SCIENCE IN HISTORY 目录 ( 卷一 ) 中文版序 i 关于附注和参考文献 iii 致谢词 v 序 vii 第二版序 xvii 第 1 篇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的特性 1 第一章导言 3 1.1 科学作为一种建制 8 1.2 科学的方法 11 1.3 累积的科学传统 19 1.4 科学和生产手段 23 1.5 作为观念来源的自然科学 28 1.6 科学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31 第 2 篇古代世界中的科学 35 导言 37 第二章初期人类社会 : 旧石器时代 40 2.1 社会的起源 40 2.2 原始生活的物质基础 41 2.3 原始生活的社会基础 45 2.4 唯理科学的起源 50 2.5 环境的变迁 52 2.6 社会组织和观念 56 2.7 原始人的成就 58 第三章农业和文化 60 3.1 走向生产经济 60 3.2 文明 67 3.3 文明中的各种技术 73 3.4 数量科学的起源 78 3.5 早期科学的阶级性起源 86 3.6 最初各期文明的成功和失败 90 3.7 文明的传播 95 3.8 初期文明的遗产 98 第四章铁器时代 : 古典文化 99 4.1 铁器时代各地文化的起源 100 4.2 铁器时代的城市 104 4.3 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 107 4.4 希腊人 109 4.5 早期希腊科学 116 4.6 雅典的成就 132 4.7 亚历山大的帝国 147 4.8 罗马和经典科学的衰落 161 4.9 古典世界的遗产 168 第 3 篇信仰时代的科学 177 导 . 言 179 第五章在过渡到封建制度中的科学 182 5.1 罗马帝国灭亡后文明的一些发展 182 5.2 信仰时代 185 5.3 教条和科学 190 5.4 对希腊主义的反应 192 5.5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197 5.6 伊斯兰教科学 201 5.7 伊斯兰教文化的衰落 209 第六章中世纪的科学和技术 214 6.1 西欧的黑暗时代 214 6.2 封建制度 216 6.3 中世纪的教会 220 6.4 经院哲学派和大学 223 6.5 中世纪的科学 228 6.6 新技术改变中世纪经济 234 6.7 中世纪晚期经济的发展 247 6.8 中世纪的成就 250 参考文献 257 第二版附注 267 声 . 明 279 插图·地图·表等目录 文中插图 1. 原始工艺 54 2. 编篮技术对于装饰艺术的影响 65 3. 勒克米尔 (Rekhmire) 陵墓上的埃及技术 ( 约公元前 1470 年 ) 80 4. 早期文明的技术 154 5. 单式及复式蒸馏塔示意图 208 6. 中世纪的实践和理论 231 7. 早期中国的技术和科学 237 地 . 图 1. 文明的开始 174 2. 过渡到封建制度时的世界 212 3. 中世纪的欧洲 254 表 1. 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起源 170 2. 古典时代的技术和科学 172 3. 科学和封建制度 : 希腊遗产被拯救 252 贝尔纳的科学史研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外史研究方法，即主要应用科学概念理论体系之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其历史发展来诠释科学的发生与发展，而对科学自身的概念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论及其内在逻辑的发展的研究探讨反而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在这方面，贝尔纳走的是与李约瑟解答李约瑟难题相似或相近的道路。作为与李约瑟几乎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家与科学史家，俩人显然都受到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强大影响并在他们的科学史研究中产生了决定性的方法论取向。不仅在前苏联和中国，而且在西方， 20 世纪的科学史研究（恐怕不止是自然科学史，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是明显的 【 19 】 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当代国际思潮中极富盛名的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 首创的。 1993 年夏季号《外交》（ Foreign Affairs ）季刊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 亨廷顿 的《文明的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 》一文，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亨廷顿本人随后集中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代表作有《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以及专著《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 TheClash of Civilization s and TheRemaking of World Order ）（ 1996 ）），为文明冲突论申辩和诠释。亨廷顿其它两本影响巨大的论著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提出了 第三世界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 “ 强政府理论 ” ）以及《第三波： 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 1991 ）。 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 ，出生于 1927 年 8 月 18 日。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十六岁考入 耶鲁大学 两年半后旋即因 “ 成绩特优 ” 毕业，后赴 芝加哥大学 攻读硕士， 1951 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亨廷顿在 哈佛大学 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现任 哈佛 大学阿尔伯特 · 魏斯 赫德 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 · 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 外交政策 》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亨廷顿在国际政治方面著述颇丰，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从 第三世界 各国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 第三世界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 “ 强政府理论 ” ，其要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参与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卓越的理论贡献使得该书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之作。 1991 年， 亨廷顿 出版了《第三波： 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探讨了在他看来是 20 世纪后期的一项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的状况，即发生在 1974 —— 1990 年期间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指出，从 1974 年 葡萄牙 走上 民主化 的道路开始，大约 30 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他认为，在第三波之后 20 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条件远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族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共产国际已经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 1996 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 “ 文明冲突论 ” 。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 中华文明 、日本文明、 印度文明 、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 “ 文明的冲突 ” 。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顿的主要著作还有《 难以抉择 》、《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国政治 》、《现代社会中的权威政治》、《 民主的危机 》等。 2008 年 12 月 24 日，亨廷顿在 马萨诸塞州 逝世，享年 81 岁。（“百度百科·文明冲突论”） 总目录 中文版序 关于附注和参考文献 致谢词 序 第二版序 第 1 篇 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的特性 第一章导言 第 2 篇 古代世界中的科学 导言 第二章初期人类社会 : 旧石器时代 第三章农业和文化 第四章铁器时代 : 古典文化 第三篇 信仰时代的科学 导言 第五章在过渡到封建制度中的科学 第六章中世纪的科学和技术 第四篇 现代科学的诞生 导言 第七章科学革命 第五篇 科学和工业 导言 第八章工业革命的前因与后果 第九章十八 ? 十九两世纪各门科学的发展 第六篇 现代科学 导言 第十章二十世纪中的物理科学 第十一章二十世纪的生物科学 第十二章历史上的社会科学 第十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科学 第七篇 结论 第十四章科学和历史 参考文献 第二版附注 声明 SCIENCEINHISTORY 插图·地图·表等目录 文中插图 1. 原始工艺 2. 编篮技术对于装饰艺术的影响 3. 勒克米尔 (Rekhmire) 陵墓上的埃及技术 ( 约公元前 1470 年 ) 4. 早期文明的技术 5. 单式及复式蒸馏塔示意图 6. 中世纪的实践和理论 7. 早期中国的技术和科学 8. 文艺复兴的科学和工艺 9. 文艺复兴时代的工艺学 : 列昂纳多 ? 达 ? 芬奇 10. 文艺复兴时代的工艺和科学中的大炮 11. 仪器和机器图 12. 十八世纪的工艺和科学 13. 十九世纪的工艺学 14. 十九世纪的化学和物理学 15. 卢瑟福研究放射现象的两个有决定意义的实验 图版 1. 由宇宙线所产生并由乳胶照相所记录的原子核蜕变 2. 碳化硅晶体的生 3. 晶体的 X 射线衍射 4. 电子显微镜的用途 地图 1. 文明的开始 2. 过渡到封建制度时的世界 3. 中世纪的欧洲 4. 科学的和工业的欧洲 5. 今日的世界 表 1. 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起源 2. 古典时代的技术和科学 3. 科学和封建制度 : 希腊遗产被拯救 4. 科学革命 5. 科学和资本主义 6. 二十世纪的各门物理科学 7. 二十世纪的生物学 8. 历史上的科学 SCIENCE IN HISTORY 目录 ( 卷一 ) 中文版序 i 关于附注和参考文献 iii 致谢词 v 序 vii 第二版序 xvii 第 1 篇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的特性 1 第一章导言 3 1.1 科学作为一种建制 8 1.2 科学的方法 11 1.3 累积的科学传统 19 1.4 科学和生产手段 23 1.5 作为观念来源的自然科学 28 1.6 科学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31 第 2 篇古代世界中的科学 35 导言 37 第二章初期人类社会 : 旧石器时代 40 2.1 社会的起源 40 2.2 原始生活的物质基础 41 2.3 原始生活的社会基础 45 2.4 唯理科学的起源 50 2.5 环境的变迁 52 2.6 社会组织和观念 56 2.7 原始人的成就 58 第三章农业和文化 60 3.1 走向生产经济 60 3.2 文明 67 3.3 文明中的各种技术 73 3.4 数量科学的起源 78 3.5 早期科学的阶级性起源 86 3.6 最初各期文明的成功和失败 90 3.7 文明的传播 95 3.8 初期文明的遗产 98 第四章铁器时代 : 古典文化 99 4.1 铁器时代各地文化的起源 100 4.2 铁器时代的城市 104 4.3 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 107 4.4 希腊人 109 4.5 早期希腊科学 116 4.6 雅典的成就 132 4.7 亚历山大的帝国 147 4.8 罗马和经典科学的衰落 161 4.9 古典世界的遗产 168 第 3 篇信仰时代的科学 177 导 . 言 179 第五章在过渡到封建制度中的科学 182 5.1 罗马帝国灭亡后文明的一些发展 182 5.2 信仰时代 185 5.3 教条和科学 190 5.4 对希腊主义的反应 192 5.5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197 5.6 伊斯兰教科学 201 5.7 伊斯兰教文化的衰落 209 第六章中世纪的科学和技术 214 6.1 西欧的黑暗时代 214 6.2 封建制度 216 6.3 中世纪的教会 220 6.4 经院哲学派和大学 223 6.5 中世纪的科学 228 6.6 新技术改变中世纪经济 234 6.7 中世纪晚期经济的发展 247 6.8 中世纪的成就 250 参考文献 257 第二版附注 267 声 . 明 279 插图·地图·表等目录 文中插图 1. 原始工艺 54 2. 编篮技术对于装饰艺术的影响 65 3. 勒克米尔 (Rekhmire) 陵墓上的埃及技术 ( 约公元前 1470 年 ) 80 4. 早期文明的技术 154 5. 单式及复式蒸馏塔示意图 208 6. 中世纪的实践和理论 231 7. 早期中国的技术和科学 237 地 . 图 1. 文明的开始 174 2. 过渡到封建制度时的世界 212 3. 中世纪的欧洲 254 表 1. 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起源 170 2. 古典时代的技术和科学 172 3. 科学和封建制度 : 希腊遗产被拯救 252 贝尔纳的科学史研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外史研究方法，即主要应用科学概念理论体系之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其历史发展来诠释科学的发生与发展，而对科学自身的概念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论及其内在逻辑的发展的研究探讨反而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在这方面，贝尔纳走的是与李约瑟解答李约瑟难题相似或相近的道路。作为与李约瑟几乎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家与科学史家，俩人显然都受到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强大影响并在他们的科学史研究中产生了决定性的方法论取向。不仅在前苏联和中国，而且在西方， 20 世纪的科学史研究（恐怕不止是自然科学史，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是明显的 【 19 】 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当代国际思潮中极富盛名的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 首创的。 1993 年夏季号《外交》（ Foreign Affairs ）季刊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 亨廷顿 的《文明的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 》一文，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亨廷顿本人随后集中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代表作有《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以及专著《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 TheClash of Civilization s and TheRemaking of World Order ）（ 1996 ）），为文明冲突论申辩和诠释。亨廷顿其它两本影响巨大的论著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提出了 第三世界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 “ 强政府理论 ” ）以及《第三波： 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 1991 ）。 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 ，出生于 1927 年 8 月 18 日。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十六岁考入 耶鲁大学 两年半后旋即因 “ 成绩特优 ” 毕业，后赴 芝加哥大学 攻读硕士， 1951 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亨廷顿在 哈佛大学 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现任 哈佛 大学阿尔伯特 · 魏斯 赫德 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 · 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 外交政策 》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亨廷顿在国际政治方面著述颇丰，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从 第三世界 各国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 第三世界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 “ 强政府理论 ” ，其要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参与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卓越的理论贡献使得该书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之作。 1991 年， 亨廷顿 出版了《第三波： 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探讨了在他看来是 20 世纪后期的一项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的状况，即发生在 1974 —— 1990 年期间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指出，从 1974 年 葡萄牙 走上 民主化 的道路开始，大约 30 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他认为，在第三波之后 20 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条件远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族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共产国际已经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 1996 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 “ 文明冲突论 ” 。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 中华文明 、日本文明、 印度文明 、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 “ 文明的冲突 ” 。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顿的主要著作还有《 难以抉择 》、《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国政治 》、《现代社会中的权威政治》、《 民主的危机 》等。 2008 年 12 月 24 日，亨廷顿在 马萨诸塞州 逝世，享年 81 岁。（“百度百科·文明冲突论”） 总目录 中文版序 关于附注和参考文献 致谢词 序 第二版序 第 1 篇 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的特性 第一章导言 第 2 篇 古代世界中的科学 导言 第二章初期人类社会 : 旧石器时代 第三章农业和文化 第四章铁器时代 : 古典文化 第三篇 信仰时代的科学 导言 第五章在过渡到封建制度中的科学 第六章中世纪的科学和技术 第四篇 现代科学的诞生 导言 第七章科学革命 第五篇 科学和工业 导言 第八章工业革命的前因与后果 第九章十八 ? 十九两世纪各门科学的发展 第六篇 现代科学 导言 第十章二十世纪中的物理科学 第十一章二十世纪的生物科学 第十二章历史上的社会科学 第十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科学 第七篇 结论 第十四章科学和历史 参考文献 第二版附注 声明 SCIENCEINHISTORY 插图·地图·表等目录 文中插图 1. 原始工艺 2. 编篮技术对于装饰艺术的影响 3. 勒克米尔 (Rekhmire) 陵墓上的埃及技术 ( 约公元前 1470 年 ) 4. 早期文明的技术 5. 单式及复式蒸馏塔示意图 6. 中世纪的实践和理论 7. 早期中国的技术和科学 8. 文艺复兴的科学和工艺 9. 文艺复兴时代的工艺学 : 列昂纳多 ? 达 ? 芬奇 10. 文艺复兴时代的工艺和科学中的大炮 11. 仪器和机器图 12. 十八世纪的工艺和科学 13. 十九世纪的工艺学 14. 十九世纪的化学和物理学 15. 卢瑟福研究放射现象的两个有决定意义的实验 图版 1. 由宇宙线所产生并由乳胶照相所记录的原子核蜕变 2. 碳化硅晶体的生 3. 晶体的 X 射线衍射 4. 电子显微镜的用途 地图 1. 文明的开始 2. 过渡到封建制度时的世界 3. 中世纪的欧洲 4. 科学的和工业的欧洲 5. 今日的世界 表 1. 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起源 2. 古典时代的技术和科学 3. 科学和封建制度 : 希腊遗产被拯救 4. 科学革命 5. 科学和资本主义 6. 二十世纪的各门物理科学 7. 二十世纪的生物学 8. 历史上的科学 SCIENCE IN HISTORY 目录 ( 卷一 ) 中文版序 i 关于附注和参考文献 iii 致谢词 v 序 vii 第二版序 xvii 第 1 篇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的特性 1 第一章导言 3 1.1 科学作为一种建制 8 1.2 科学的方法 11 1.3 累积的科学传统 19 1.4 科学和生产手段 23 1.5 作为观念来源的自然科学 28 1.6 科学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31 第 2 篇古代世界中的科学 35 导言 37 第二章初期人类社会 : 旧石器时代 40 2.1 社会的起源 40 2.2 原始生活的物质基础 41 2.3 原始生活的社会基础 45 2.4 唯理科学的起源 50 2.5 环境的变迁 52 2.6 社会组织和观念 56 2.7 原始人的成就 58 第三章农业和文化 60 3.1 走向生产经济 60 3.2 文明 67 3.3 文明中的各种技术 73 3.4 数量科学的起源 78 3.5 早期科学的阶级性起源 86 3.6 最初各期文明的成功和失败 90 3.7 文明的传播 95 3.8 初期文明的遗产 98 第四章铁器时代 : 古典文化 99 4.1 铁器时代各地文化的起源 100 4.2 铁器时代的城市 104 4.3 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 107 4.4 希腊人 109 4.5 早期希腊科学 116 4.6 雅典的成就 132 4.7 亚历山大的帝国 147 4.8 罗马和经典科学的衰落 161 4.9 古典世界的遗产 168 第 3 篇信仰时代的科学 177 导 . 言 179 第五章在过渡到封建制度中的科学 182 5.1 罗马帝国灭亡后文明的一些发展 182 5.2 信仰时代 185 5.3 教条和科学 190 5.4 对希腊主义的反应 192 5.5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197 5.6 伊斯兰教科学 201 5.7 伊斯兰教文化的衰落 209 第六章中世纪的科学和技术 214 6.1 西欧的黑暗时代 214 6.2 封建制度 216 6.3 中世纪的教会 220 6.4 经院哲学派和大学 223 6.5 中世纪的科学 228 6.6 新技术改变中世纪经济 234 6.7 中世纪晚期经济的发展 247 6.8 中世纪的成就 250 参考文献 257 第二版附注 267 声 . 明 279 插图·地图·表等目录 文中插图 1. 原始工艺 54 2. 编篮技术对于装饰艺术的影响 65 3. 勒克米尔 (Rekhmire) 陵墓上的埃及技术 ( 约公元前 1470 年 ) 80 4. 早期文明的技术 154 5. 单式及复式蒸馏塔示意图 208 6. 中世纪的实践和理论 231 7. 早期中国的技术和科学 237 地 . 图 1. 文明的开始 174 2. 过渡到封建制度时的世界 212 3. 中世纪的欧洲 254 表 1. 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起源 170 2. 古典时代的技术和科学 172 3. 科学和封建制度 : 希腊遗产被拯救 252 贝尔纳的科学史研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外史研究方法，即主要应用科学概念理论体系之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其历史发展来诠释科学的发生与发展，而对科学自身的概念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论及其内在逻辑的发展的研究探讨反而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在这方面，贝尔纳走的是与李约瑟解答李约瑟难题相似或相近的道路。作为与李约瑟几乎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家与科学史家，俩人显然都受到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强大影响并在他们的科学史研究中产生了决定性的方法论取向。不仅在前苏联和中国，而且在西方， 20 世纪的科学史研究（恐怕不止是自然科学史，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是明显的 【 19 】 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当代国际思潮中极富盛名的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 首创的。 1993 年夏季号《外交》（ Foreign Affairs ）季刊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 亨廷顿 的《文明的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 》一文，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亨廷顿本人随后集中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代表作有《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以及专著《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 TheClash of Civilization s and TheRemaking of World Order ）（ 1996 ）），为文明冲突论申辩和诠释。亨廷顿其它两本影响巨大的论著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提出了 第三世界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 “ 强政府理论 ” ）以及《第三波： 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 1991 ）。 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 ，出生于 1927 年 8 月 18 日。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十六岁考入 耶鲁大学 两年半后旋即因 “ 成绩特优 ” 毕业，后赴 芝加哥大学 攻读硕士， 1951 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亨廷顿在 哈佛大学 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现任 哈佛 大学阿尔伯特 · 魏斯 赫德 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 · 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 外交政策 》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亨廷顿在国际政治方面著述颇丰，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从 第三世界 各国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 第三世界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 “ 强政府理论 ” ，其要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参与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卓越的理论贡献使得该书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之作。 1991 年， 亨廷顿 出版了《第三波： 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探讨了在他看来是 20 世纪后期的一项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的状况，即发生在 1974 —— 1990 年期间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指出，从 1974 年 葡萄牙 走上 民主化 的道路开始，大约 30 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他认为，在第三波之后 20 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条件远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族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共产国际已经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 1996 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 “ 文明冲突论 ” 。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 中华文明 、日本文明、 印度文明 、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 “ 文明的冲突 ” 。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顿的主要著作还有《 难以抉择 》、《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国政治 》、《现代社会中的权威政治》、《 民主的危机 》等。 2008 年 12 月 24 日，亨廷顿在 马萨诸塞州 逝世，享年 81 岁。（“百度百科·文明冲突论”） 总目录 中文版序 关于附注和参考文献 致谢词 序 第二版序 第 1 篇 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的特性 第一章导言 第 2 篇 古代世界中的科学 导言 第二章初期人类社会 : 旧石器时代 第三章农业和文化 第四章铁器时代 : 古典文化 第三篇 信仰时代的科学 导言 第五章在过渡到封建制度中的科学 第六章中世纪的科学和技术 第四篇 现代科学的诞生 导言 第七章科学革命 第五篇 科学和工业 导言 第八章工业革命的前因与后果 第九章十八 ? 十九两世纪各门科学的发展 第六篇 现代科学 导言 第十章二十世纪中的物理科学 第十一章二十世纪的生物科学 第十二章历史上的社会科学 第十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科学 第七篇 结论 第十四章科学和历史 参考文献 第二版附注 声明 SCIENCEINHISTORY 插图·地图·表等目录 文中插图 1. 原始工艺 2. 编篮技术对于装饰艺术的影响 3. 勒克米尔 (Rekhmire) 陵墓上的埃及技术 ( 约公元前 1470 年 ) 4. 早期文明的技术 5. 单式及复式蒸馏塔示意图 6. 中世纪的实践和理论 7. 早期中国的技术和科学 8. 文艺复兴的科学和工艺 9. 文艺复兴时代的工艺学 : 列昂纳多 ? 达 ? 芬奇 10. 文艺复兴时代的工艺和科学中的大炮 11. 仪器和机器图 12. 十八世纪的工艺和科学 13. 十九世纪的工艺学 14. 十九世纪的化学和物理学 15. 卢瑟福研究放射现象的两个有决定意义的实验 图版 1. 由宇宙线所产生并由乳胶照相所记录的原子核蜕变 2. 碳化硅晶体的生 3. 晶体的 X 射线衍射 4. 电子显微镜的用途 地图 1. 文明的开始 2. 过渡到封建制度时的世界 3. 中世纪的欧洲 4. 科学的和工业的欧洲 5. 今日的世界 表 1. 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起源 2. 古典时代的技术和科学 3. 科学和封建制度 : 希腊遗产被拯救 4. 科学革命 5. 科学和资本主义 6. 二十世纪的各门物理科学 7. 二十世纪的生物学 8. 历史上的科学 SCIENCE IN HISTORY 目录 ( 卷一 ) 中文版序 i 关于附注和参考文献 iii 致谢词 v 序 vii 第二版序 xvii 第 1 篇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的特性 1 第一章导言 3 1.1 科学作为一种建制 8 1.2 科学的方法 11 1.3 累积的科学传统 19 1.4 科学和生产手段 23 1.5 作为观念来源的自然科学 28 1.6 科学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31 第 2 篇古代世界中的科学 35 导言 37 第二章初期人类社会 : 旧石器时代 40 2.1 社会的起源 40 2.2 原始生活的物质基础 41 2.3 原始生活的社会基础 45 2.4 唯理科学的起源 50 2.5 环境的变迁 52 2.6 社会组织和观念 56 2.7 原始人的成就 58 第三章农业和文化 60 3.1 走向生产经济 60 3.2 文明 67 3.3 文明中的各种技术 73 3.4 数量科学的起源 78 3.5 早期科学的阶级性起源 86 3.6 最初各期文明的成功和失败 90 3.7 文明的传播 95 3.8 初期文明的遗产 98 第四章铁器时代 : 古典文化 99 4.1 铁器时代各地文化的起源 100 4.2 铁器时代的城市 104 4.3 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 107 4.4 希腊人 109 4.5 早期希腊科学 116 4.6 雅典的成就 132 4.7 亚历山大的帝国 147 4.8 罗马和经典科学的衰落 161 4.9 古典世界的遗产 168 第 3 篇信仰时代的科学 177 导 . 言 179 第五章在过渡到封建制度中的科学 182 5.1 罗马帝国灭亡后文明的一些发展 182 5.2 信仰时代 185 5.3 教条和科学 190 5.4 对希腊主义的反应 192 5.5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197 5.6 伊斯兰教科学 201 5.7 伊斯兰教文化的衰落 209 第六章中世纪的科学和技术 214 6.1 西欧的黑暗时代 214 6.2 封建制度 216 6.3 中世纪的教会 220 6.4 经院哲学派和大学 223 6.5 中世纪的科学 228 6.6 新技术改变中世纪经济 234 6.7 中世纪晚期经济的发展 247 6.8 中世纪的成就 250 参考文献 257 第二版附注 267 声 . 明 279 插图·地图·表等目录 文中插图 1. 原始工艺 54 2. 编篮技术对于装饰艺术的影响 65 3. 勒克米尔 (Rekhmire) 陵墓上的埃及技术 ( 约公元前 1470 年 ) 80 4. 早期文明的技术 154 5. 单式及复式蒸馏塔示意图 208 6. 中世纪的实践和理论 231 7. 早期中国的技术和科学 237 地 . 图 1. 文明的开始 174 2. 过渡到封建制度时的世界 212 3. 中世纪的欧洲 254 表 1. 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起源 170 2. 古典时代的技术和科学 172 3. 科学和封建制度 : 希腊遗产被拯救 252 贝尔纳的科学史研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外史研究方法，即主要应用科学概念理论体系之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其历史发展来诠释科学的发生与发展，而对科学自身的概念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论及其内在逻辑的发展的研究探讨反而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在这方面，贝尔纳走的是与李约瑟解答李约瑟难题相似或相近的道路。作为与李约瑟几乎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家与科学史家，俩人显然都受到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强大影响并在他们的科学史研究中产生了决定性的方法论取向。不仅在前苏联和中国，而且在西方， 20 世纪的科学史研究（恐怕不止是自然科学史，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是明显的 【 19 】 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当代国际思潮中极富盛名的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 首创的。 1993 年夏季号《外交》（ Foreign Affairs ）季刊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 亨廷顿 的《文明的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 》一文，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亨廷顿本人随后集中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代表作有《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以及专著《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 TheClash of Civilization s and TheRemaking of World Order ）（ 1996 ）），为文明冲突论申辩和诠释。亨廷顿其它两本影响巨大的论著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提出了 第三世界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 “ 强政府理论 ” ）以及《第三波： 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 1991 ）。 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 ，出生于 1927 年 8 月 18 日。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十六岁考入 耶鲁大学 两年半后旋即因 “ 成绩特优 ” 毕业，后赴 芝加哥大学 攻读硕士， 1951 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亨廷顿在 哈佛大学 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现任 哈佛 大学阿尔伯特 · 魏斯 赫德 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 · 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 外交政策 》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亨廷顿在国际政治方面著述颇丰，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从 第三世界 各国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 第三世界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 “ 强政府理论 ” ，其要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参与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卓越的理论贡献使得该书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之作。 1991 年， 亨廷顿 出版了《第三波： 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探讨了在他看来是 20 世纪后期的一项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的状况，即发生在 1974 —— 1990 年期间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指出，从 1974 年 葡萄牙 走上 民主化 的道路开始，大约 30 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他认为，在第三波之后 20 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条件远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族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共产国际已经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 1996 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 “ 文明冲突论 ” 。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 中华文明 、日本文明、 印度文明 、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 “ 文明的冲突 ” 。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顿的主要著作还有《 难以抉择 》、《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国政治 》、《现代社会中的权威政治》、《 民主的危机 》等。 2008 年 12 月 24 日，亨廷顿在 马萨诸塞州 逝世，享年 81 岁。（“百度百科·文明冲突论”） 总目录 中文版序 关于附注和参考文献 致谢词 序 第二版序 第 1 篇 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的特性 第一章导言 第 2 篇 古代世界中的科学 导言 第二章初期人类社会 : 旧石器时代 第三章农业和文化 第四章铁器时代 : 古典文化 第三篇 信仰时代的科学 导言 第五章在过渡到封建制度中的科学 第六章中世纪的科学和技术 第四篇 现代科学的诞生 导言 第七章科学革命 第五篇 科学和工业 导言 第八章工业革命的前因与后果 第九章十八 ? 十九两世纪各门科学的发展 第六篇 现代科学 导言 第十章二十世纪中的物理科学 第十一章二十世纪的生物科学 第十二章历史上的社会科学 第十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科学 第七篇 结论 第十四章科学和历史 参考文献 第二版附注 声明 SCIENCEINHISTORY 插图·地图·表等目录 文中插图 1. 原始工艺 2. 编篮技术对于装饰艺术的影响 3. 勒克米尔 (Rekhmire) 陵墓上的埃及技术 ( 约公元前 1470 年 ) 4. 早期文明的技术 5. 单式及复式蒸馏塔示意图 6. 中世纪的实践和理论 7. 早期中国的技术和科学 8. 文艺复兴的科学和工艺 9. 文艺复兴时代的工艺学 : 列昂纳多 ? 达 ? 芬奇 10. 文艺复兴时代的工艺和科学中的大炮 11. 仪器和机器图 12. 十八世纪的工艺和科学 13. 十九世纪的工艺学 14. 十九世纪的化学和物理学 15. 卢瑟福研究放射现象的两个有决定意义的实验 图版 1. 由宇宙线所产生并由乳胶照相所记录的原子核蜕变 2. 碳化硅晶体的生 3. 晶体的 X 射线衍射 4. 电子显微镜的用途 地图 1. 文明的开始 2. 过渡到封建制度时的世界 3. 中世纪的欧洲 4. 科学的和工业的欧洲 5. 今日的世界 表 1. 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起源 2. 古典时代的技术和科学 3. 科学和封建制度 : 希腊遗产被拯救 4. 科学革命 5. 科学和资本主义 6. 二十世纪的各门物理科学 7. 二十世纪的生物学 8. 历史上的科学 SCIENCE IN HISTORY 目录 ( 卷一 ) 中文版序 i 关于附注和参考文献 iii 致谢词 v 序 vii 第二版序 xvii 第 1 篇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的特性 1 第一章导言 3 1.1 科学作为一种建制 8 1.2 科学的方法 11 1.3 累积的科学传统 19 1.4 科学和生产手段 23 1.5 作为观念来源的自然科学 28 1.6 科学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31 第 2 篇古代世界中的科学 35 导言 37 第二章初期人类社会 : 旧石器时代 40 2.1 社会的起源 40 2.2 原始生活的物质基础 41 2.3 原始生活的社会基础 45 2.4 唯理科学的起源 50 2.5 环境的变迁 52 2.6 社会组织和观念 56 2.7 原始人的成就 58 第三章农业和文化 60 3.1 走向生产经济 60 3.2 文明 67 3.3 文明中的各种技术 73 3.4 数量科学的起源 78 3.5 早期科学的阶级性起源 86 3.6 最初各期文明的成功和失败 90 3.7 文明的传播 95 3.8 初期文明的遗产 98 第四章铁器时代 : 古典文化 99 4.1 铁器时代各地文化的起源 100 4.2 铁器时代的城市 104 4.3 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 107 4.4 希腊人 109 4.5 早期希腊科学 116 4.6 雅典的成就 132 4.7 亚历山大的帝国 147 4.8 罗马和经典科学的衰落 161 4.9 古典世界的遗产 168 第 3 篇信仰时代的科学 177 导 . 言 179 第五章在过渡到封建制度中的科学 182 5.1 罗马帝国灭亡后文明的一些发展 182 5.2 信仰时代 185 5.3 教条和科学 190 5.4 对希腊主义的反应 192 5.5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197 5.6 伊斯兰教科学 201 5.7 伊斯兰教文化的衰落 209 第六章中世纪的科学和技术 214 6.1 西欧的黑暗时代 214 6.2 封建制度 216 6.3 中世纪的教会 220 6.4 经院哲学派和大学 223 6.5 中世纪的科学 228 6.6 新技术改变中世纪经济 234 6.7 中世纪晚期经济的发展 247 6.8 中世纪的成就 250 参考文献 257 第二版附注 267 声 . 明 279 插图·地图·表等目录 文中插图 1. 原始工艺 54 2. 编篮技术对于装饰艺术的影响 65 3. 勒克米尔 (Rekhmire) 陵墓上的埃及技术 ( 约公元前 1470 年 ) 80 4. 早期文明的技术 154 5. 单式及复式蒸馏塔示意图 208 6. 中世纪的实践和理论 231 7. 早期中国的技术和科学 237 地 . 图 1. 文明的开始 174 2. 过渡到封建制度时的世界 212 3. 中世纪的欧洲 254 表 1. 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起源 170 2. 古典时代的技术和科学 172 3. 科学和封建制度 : 希腊遗产被拯救 252 贝尔纳的科学史研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外史研究方法，即主要应用科学概念理论体系之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其历史发展来诠释科学的发生与发展，而对科学自身的概念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论及其内在逻辑的发展的研究探讨反而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在这方面，贝尔纳走的是与李约瑟解答李约瑟难题相似或相近的道路。作为与李约瑟几乎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家与科学史家，俩人显然都受到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强大影响并在他们的科学史研究中产生了决定性的方法论取向。不仅在前苏联和中国，而且在西方， 20 世纪的科学史研究（恐怕不止是自然科学史，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是明显的 【 19 】 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当代国际思潮中极富盛名的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 首创的。 1993 年夏季号《外交》（ Foreign Affairs ）季刊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 亨廷顿 的《文明的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 》一文，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亨廷顿本人随后集中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代表作有《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以及专著《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 TheClash of Civilization s and TheRemaking of World Order ）（ 1996 ）），为文明冲突论申辩和诠释。亨廷顿其它两本影响巨大的论著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提出了 第三世界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 “ 强政府理论 ” ）以及《第三波： 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 1991 ）。 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 ，出生于 1927 年 8 月 18 日。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十六岁考入 耶鲁大学 两年半后旋即因 “ 成绩特优 ” 毕业，后赴 芝加哥大学 攻读硕士， 1951 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亨廷顿在 哈佛大学 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现任 哈佛 大学阿尔伯特 · 魏斯 赫德 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 · 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 外交政策 》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亨廷顿在国际政治方面著述颇丰，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从 第三世界 各国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 第三世界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 “ 强政府理论 ” ，其要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参与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卓越的理论贡献使得该书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之作。 1991 年， 亨廷顿 出版了《第三波： 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探讨了在他看来是 20 世纪后期的一项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的状况，即发生在 1974 —— 1990 年期间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指出，从 1974 年 葡萄牙 走上 民主化 的道路开始，大约 30 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他认为，在第三波之后 20 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条件远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族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共产国际已经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 1996 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 “ 文明冲突论 ” 。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 中华文明 、日本文明、 印度文明 、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 “ 文明的冲突 ” 。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顿的主要著作还有《 难以抉择 》、《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国政治 》、《现代社会中的权威政治》、《 民主的危机 》等。 2008 年 12 月 24 日，亨廷顿在 马萨诸塞州 逝世，享年 81 岁。（“百度百科·文明冲突论”） 【 20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0 ）《人类文明史——科学与文化发展：从 7 世纪到 16 世纪》认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雕版印刷术”四大发明源自中国（第 4 卷第 443-5 页）。 （ Al-Bakhit,M. A., Bazin, L. , Cissoko, S. M., Asimov, M. S., Gieysztor, A., Historyof Humanity-Scientif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Seventh to theSixteenth Century (Vol 4) p.443-5, Unesco (May 2000). ISBN 978-92-3-102813-7 . ）。转引自维基百科“四大发明”。 文献 艾约瑟 （ 1884 ） 《中国的宗教》（ JosephEdkins ， Religion in China ， p2London, 1884 ）。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年份不详，作者匿名）（不详）《李约瑟传》。 贝尔纳著伍况甫译（ 1959 ）《历史上的科学》（中文版）。 仓孝和（ 1988 ）《自然科学史简编》。 韩琦（ 1999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列入《东学西渐丛书》。第 135 页 亨廷顿 （ 1996 ）《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中文版）（ TheClash of Civilization s and TheRemaking of World Order ）。 华觉明（ 2008 ）中国不仅仅有四大发明 —— 中国 24 大发明评述。《科学新闻》 2008 年 10 月第 1 期“专家视线”。“科学网” 2008 年 10 月 8 日 9 ： 59 转发。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shownews.aspx?id=211725 。 华觉明（ 2014 ）中国原创重大发明 30 项远超四大发明。中华文化促进会（ 20140402 ）。 http://www.ccps.com.cn/File/News/20140402/2014040211484909.html 。 华觉明主编（ 2016 ）《中华科技五千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科普中国”网（ 2016 ）改变世界的 10 大发明。 http://news.xinhuanet.com/science/2016-04/05/c_135251450.htm 。 江晓原（ 2001 ）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 ——纪念李约瑟诞辰一百周年 李约瑟。 江晓原（ 2001 ）“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原载《南方周末》（ 2001 年 5 月 24 日），《爱思想》网站转载（ 20090925 ）。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0579.html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0 ）《人类文明史——科学与文化发展：从 7 世纪到 16 世纪》 （ Al-Bakhi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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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根、马克思论世界三大发明到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

DingXingFu 2017-3-28 06:17

从培根、马克思论世界三大发明到 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 —— “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 系列学习札记（ 5 ） 丁兴富 20170103-30 20170328 导读摘要 本“系列学习札记 5 ：从培根、马克思论三大发明到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主要基于后面“主要查询资料来源” 列举的文献以及《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相关辞条的调研，并从以上文本中得到线索对若干原著及相关资源作进一步查询。 本文将系统考查提出和论证世界“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乃至“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外学者及其主要立场、观点和论述。在这一考查中，注重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l 学者主要论述了哪些观点： n 率先做出了重大技术原创发明或改进创新； n 该技术发明或创新的广泛传播和应用； n 该技术的发明、传播和应用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 l 学者论述上述观点的性质： n 原创还是转述？ n 是否提供了史实史料？ n 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n 如何对待其他学者的论著？ n 发生过哪些批评和争论？ l 对中外学者发表相关论述的时代及其先后顺序，以及相互引证与评价给予充分关注。 我主要从较易获得的学者本人的论著，科学技术史专业学者的著作或论述，各类百科全书辞典及其它比较可靠可信的资源，选取有代表意义的学者及其代表性论著进行综述。 主要查询资料来源 以下是本“系列学习札记 5 ： 从培根、马克思论三大发明到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 ”主要涉及的文献名单。 外国学者原著 l 培根，弗兰西斯（ Francis Bacon ， 1561—1626 ）《新工具论》（ 1620 ）。 l 马克思《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一书“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章。 l 恩格斯 （ 1863 ）《 德国农民战争 》。 l 李约瑟 （ J.Needham, 1900-1995 ）（ 1954-2015 ） 《中国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s inChina ）（英文原版）（ 7 卷本共 1+1+1+3+13+6+2= 27 分册 ），剑桥大学出版社，已出版 7 卷 25 分册。 l 李约瑟著卢嘉锡主持编译（ 1997-2014… ）《中国科学技术史》（大陆中文版），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截止 2014 年 7 月，已出版 14 分册。 科学技术史论著 l 贝尔纳（ J. Bernal, 1901-1971 ）（）《历史上的科学》 l 仓孝和（ 1988 ）《自然科学史简编》。 l 任继愈主编（ 1993-1997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共 11 卷， 50 册，河南教育出版社。 l R. K. G. Temple （ 1995 ）《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 21 世纪出版社。 l 路甬祥主编（ 2004-2016 ）（《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大象出版社。 l 华觉明（ 2008 ）中国不仅仅有四大发明 —— 中国 24 大发明评述。 l 华觉明（ 2014 ）中国原创重大发明 30 项远超四大发明。 l 王渝生（ 2012 ）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 l 张国荣（ 2012 ）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l 华觉明主编（ 2016 ）《中华科技五千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l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著（ 2016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网络百科全书 l 百度百科：四大发明。 l 维基百科：四大发明。 l Wikipedia ： Four Great Inventions. （维基百科英文版） 西方学者率先论述三大发明与四大发明及其伟大贡献 中外文献一致认定，率先论证世界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及其归属中国古代文明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重要贡献的是近代西方学者。从 16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前后三百多年时间里，卡丹、培根、马克思等欧洲科学家、思想家、以及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等学者先后提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三大发明。其中，培根、马克思并没有说明这三大发明来自哪里，卡丹与麦都思则都明确指出，这三大发明出自中国。及至 1884 年，来华传教士、英国汉学家艾约瑟认真比较中日文明后，在三大发明中首次加入造纸术，并指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其卓越贡献。 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率先（ 1550 年）高度评价中国三大发明，博定重申同样论断，此说比培根早半个多世纪，而且已认定是中国发明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仓孝和在《自然科学史简编》（ 1988 ）中指出，“四大发明”的最早说法是“三大发明”。 16 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 · 卡丹 （ Jerome Candan, 1501—1576 ）早在 1550 年就第一个指出，中国对世界所具有影响的 “ 三大发明 ” 是 “ 磁罗盘、 印刷术 和 火药 ” 。并认为它们是 “ 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 卡丹 这一评价比培根的论述早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已经明确认定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古代发明。 “在此之后，简 · 博定（ Jean Bodin ）重申了同样的论断。”【 1 】 培根《新工具论》（ 1620 ）对世界 “ 三大发明 ” 的经典评价 在 17 世纪初，英国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思想奠基者 弗兰西斯· 培根作出了对“ 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这三大发明的世界史意义和贡献的经典评论。 1620 年， 培根（ Francis Bacon ， 1561—1626 ）在其名著《新工具论》（ 1620 ）中指出： “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是会充分看得到的，这从古人所不知且来源不明的俨然是较近的三项发明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就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因为这三项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第一项发明表现在学术方面，第二项在战争方面，第三项在航海方面，从这里又引起无数的变化，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名人对人类事务方面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发明更有力量和影响。 ” 但是，培根认为这些发明的来历是不清楚的，他并没说这三大发明是中国人做出来并传播到欧洲的。培根的论述是坚定明确，高瞻远瞩。鉴于他的身份和声誉，培根关于世界三大发明的论述享誉世界。【 2 】【 3 】【 4 】【 5 】 施特拉丹乌斯《新著》（ 1638 ）中 “ 磁罗盘、火器、印刷机 ” 位居世界九大发明前列 1585 年首次出版、 1638 年完成的约翰内斯·施特拉丹乌斯（ Johannes Stradanus ）《新著》一书于封内刊出的图，依次排列了九项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即：美洲大陆的发现、磁罗盘、火器、印刷机、机械钟、愈疮木、蒸馏技术、丝和马镫，三大发明均位居前列。【 6 】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 1838 ）对中国三大发明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 1838 年，即在培根发表《新工具论》（ 1620 年）两个多世纪后，英国 传教士、 汉学家 麦都思 （ WalterHenry Medhurst ， 1796—1857 ） 沿袭了培根的说法， 在 其鸿篇巨著 《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 1938 ）一书中指出： “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司南），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麦都思对培根论述的引证比马克思早 20 多年，而且明确指出是“中国人的三大发明”，然而比杰罗姆· 卡丹 的论述依然晚了近 300 年。麦都思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外国传教士，曾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出版、印刷中文书籍，并组织人力翻译《圣经》。他可能因为其汉学家的身份并且在来华传教和从事中文书籍出版的过程中，接触到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古籍文献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得知并认同了三大发明源自中国的论断。【 7 】 马克思对培根评价的引用和发挥（ 1863 ） 200 多年后，在 19 世纪中后叶（ 1861 ～ 1863 年），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1818-1883 年） 将培根关于世界三大发明的历史影响及其意义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即世界三大发明在西方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的近现代社会、科学复兴以及新的精神文明。 马克思在《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的“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1863 ）一章中引用并进一步推高培根的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 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这里，马克思是从科学复兴、社会革命和文化传播的角度高度评价了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三大发明，但他也没有指出这些发明的源头及其传播。【 8 】 恩格斯在研究军事史时认定由中国西传的火药具有的光辉历史意义 恩格斯 1850 年夏天（？）在伦敦写成、并在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德国农民战争》（ 1863 年）一文中明确指出：“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9 】 艾约瑟率先提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其卓越贡献 到 19 世纪末叶， 来华传教士 、英国汉学 艾约瑟 （ Joseph Edkins ， 1823—1905 ） 第一个 将“造纸术”与三大发明并列，构成“四大发 明”。艾约瑟曾在墨海书馆协助麦都思工作，在麦都思离开上海后，他主持墨海书馆的编辑出版工作。 艾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的宗教》（ 1884 ）中认真比较中国与日本两大文明后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 （ Joseph Edkins ， Religionin China ， p2 London, 1884. 艾约瑟 （ 1884 ） 《中国的宗教》 ）【 10 】 法国汉学家阿尔伯对中国古代众多发明的评价 同在 19 世纪，法国汉学家阿尔伯（ AbelRemusat ）认为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指南针、钞票、纸牌、算盘和活字印刷都是由蒙古传入欧洲的。（ 韩琦（ 1999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第 138 页。 ）【 11 】 中华民国时期中小学教科文献中对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的论述 在本“系列学习札记 2 ：我们所知的，中国学校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中，我大量引证了张国荣在“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2012 ）一文中对中华民国时期中小学教科文献中中外学者关于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的论述所作的系统介绍。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在 20 世纪初叶（李约瑟来到中国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之前），中国学者已经指出：中国古代首创三大发明并西传的说法来自西方学者，但没有举出这些学者的姓名、国籍及年代。 至于这种说法从何而来，中华书局的编辑潘武在1913年明确说，这些都是西人之说，“今时活字排印之权，与西人称活版为东来法，盖自吾国传之也”。（ 潘武编， 1913 ） 张国荣（ 2012 ）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当时的教科文献中已经论到中国三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关于三大发明传入欧洲的时间，大多从主张唐宋时期转变为主张元代。张国荣还特别推崇 1933 年徐映川在《复兴历史教科书》中的努力： 徐映川最可贵之处在于，他详细梳理“三大发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指南针、火药与印刷术在中国文献中的记载，从而为此知识的真实性寻找到可能的历史证据。应该说这是对“三大发明”研究的推进，也是从盲目接受西方之说到自觉探寻真相的转变。更值得令人尊敬的是，徐映川还详细探讨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提出了至今仍有价值的论断。 张国荣（ 2012 ）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1930 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从 1940 年代开始，“四大发明”之说逐渐传播开来。 最早在教科书中提出“四大发明”的是陈登原先生在《陈氏高中本国史》（1933-5）中专辟的“四大发明”一目。 1940 年教育总署编审会的《高小历史教科书》对“四大发明”的产生与传播进行了论证。张国荣指出：民国时期教科文献中对中国古代“三大发明”与“四大发明”的陈述，已经使尚待证实的假说蜕变为既成事实。这一华丽转身后来在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及其成果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光大。【 12 】 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及其论著 事实上，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学者在论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至整个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时，言必称李约瑟。他们大多认同作为一名西方顶级的科学学者，李约瑟开创的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其规模宏大，持续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发表了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不仅是科技界、学术界、教育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李约瑟连同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及他提出的李约瑟难题，已经成为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风向标和一座里程碑，而且构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学者前进途中的一座几乎无法逾越也无法绕行的堡垒。只是在进入 21 世纪后，才开始出现挑战李约瑟研究、著述及其李约瑟难题的学者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在下一个系列学习札记《李约瑟及其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与李约瑟难题》中，我将探讨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相关的宏大课题，即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以及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衰落和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复兴的问题。换成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说法，世界科学技术史发展主流或主线为何植根和发生在西方世界而不是东方中国的问题。 本节主要聚集以下四个个有限目标： l 简要介绍李约瑟其人其事； l 简要介绍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l 简要查询和探讨李约瑟对中国四大发明的论述； l 简要引进李约瑟难题。这是李约瑟研究也是他认定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何解释长期领先世界的整个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远不止是四大发明）为何在近代开始衰落且大大落后于西方？ 李约瑟其人其事 李约瑟（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 1900 年 12 月 9 日－ 1995 年 3 月 24 日）生于 伦敦 一个有教养的 中产阶级 苏格兰家庭，为独子。父亲是 军医 ，母亲是音乐教师和 作曲家 。 1917 年 10 月起进入 剑桥大学 接受高等教育（ 学士 1920 （ 1 ）年、 硕士 1925 年 1 月、 博士 1925 年 10 月）。期间， 1920 年其父去世，应邀去弗雷德里克· 霍普金斯 （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 ）实验室工作，研究 胚胎学 和 形态发生 。从 1924 年聘为 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 的教授， 1924 年 10 月博士论文答辩，被授予“凯斯学院院士”荣誉。 1924 年 9 月 13 日，李约瑟与大学同学德萝西·莫耳（ Dorothy Moyle Needham ，中文名李大斐。 1896 年 9 月 22 日－ 1987 年 12 月 22 日）结为伉俪，两人齐头并进，都成为享誉世界的胚胎生化学家，并双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 30 （ 1 ）岁时出版了《化学胚胎学》（ 3 卷本，学术地位奠基作），又发表《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科学界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德萝西·莫耳比他年长 4 岁。夫妻恩爱，志同道合。人到中年的尼达姆（ Needham ，李 ）夫妇正处于婚姻美满、事业有成的巅峰状态。 1937 年 8 月，三个中国人（ 鲁桂珍 、 王应睐 、 沈诗章 ）来到剑桥大学攻读学位。其中，鲁桂珍（ 1904 年 7 月 22 日－ 1991 年 11 月 28 日），一个 南京 药剂师的女儿， 金陵女子大学 毕业生，和李约瑟发生了 婚外恋 ，但这段 外遇 恋情得到了李约瑟妻子 德萝西 · 莫耳 的原谅，她还把名字 Dorothy 改译为中国化的“大斐”（李大斐）。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 科学发明 ”和 医药学 ，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很大的心灵震动，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从此之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发生极大兴趣，在配偶鲁桂珍协助下开始学习 汉语 、文言文，立志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史 。 1941 年，李约瑟获选为 英国皇家学会 院士。受 英国皇家学会 之命，李约瑟从 1942 年到 1946 年在中国 重庆 任 中英科学合作馆 馆长（ 1941 年夏，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李约瑟为设立在中国重庆的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有参赞的头衔）。他为战时中国优秀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结识了 竺可桢 、 傅斯年 、郭沫若等中国科学家和学者，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此外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和特权游历了还没有为 日本 占领的地方，包括 敦煌 和 云南 ，又参观考察了中国各学术机构从而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这对他后来写《 中国科学技术史 》有极大帮助。（ 1943 年 -1946 年间，李约瑟出行十一次，行程 3 万英里。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 王铃 。）（李约瑟在访问迁移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曾对竺可桢校长提起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 1945 年日本投降，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稳定下来后，竺可桢便开始收集图书和资料，并海运到剑桥，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总计 1 万卷 1 亿 7 千万字。） 1946 年，他赴 巴黎 当上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 1946 年 3 月，李约瑟收到了他剑桥的左翼朋友、生物学家朱列安·赫里胥（ Julian Huxley ）的电报，邀请他回英国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处处长。但是，李约瑟仅仅在伦敦和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两年。因为美国认为李约瑟亲共，并为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不允许将联合国的经费发放到任何美国认为是左翼的科学组织）。 1948 年，李约瑟回 冈维尔与凯斯学院 。同年，王铃应邀来到剑桥，担任《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的助理编辑。 1948 年 5 月 15 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 “ 秘密 ” 写作、出版计划。他提出，这本一卷的书面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中国科学史和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两个层面。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一周后，出版社复函，接受了李约瑟的计划。但数周后，李约瑟又修改了计划，将书的卷数扩大到 7 卷（第 1 卷，总论；第 2 卷，中国哲学；第 3 卷，前科学；第 4 卷，中国技术；第 5 卷， “ 李约瑟问题 ” ；第 6 卷，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史的关系；第 7 卷，展望未来），在 10 年内完成。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计划又几经修改，工程变得越来越庞大。 尽管在 1952 年他因到 中国 查核 细菌战 的证据而受到排挤和批评，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写作计划。 1954 年 8 月 14 日，《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第 1 卷出版。 1959 年，他被所在的冈维勒与凯斯学院的院士们选为主席。李约瑟从 1967 年至 1976 年担任 冈维尔与凯斯学院 院长。 1964 年李约瑟夫妇访华，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接见。 1971 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是仅有的几位同时是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和王家学会会员的科学家。退休后，以他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1987 年，该馆发展为 李约瑟研究所 。 1992 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国家的最高荣誉 —— 荣誉同伴者（ Companion of Honour ） 勋衔 ，这是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 1994 年李约瑟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 外籍院士。 1924 年，李约瑟首娶李大斐（ Dorothy Needham ，其原姓 Moyle ， 1896 年－ 1987 年）为妻。 1937 年起，李约瑟、李大斐、鲁桂珍之间开始的漫长、持久且友好的三角恋。从 1982 年（？）起，李约瑟得了 帕金森氏症 。 1987 ，李大斐死。 1989 年，李约瑟再婚，娶鲁桂珍。鲁桂珍死于 1991 年。李约瑟 1995 年 3 月 24 日 20 时 55 分，在 剑桥 寓所辞世，享年 94 岁。骨灰安葬在研究所门前的 菩提树 树下。（ 1970 年代中期，年已 70 多岁的李约瑟迷上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女子时学颜（ H.Y.Shih ），并有过短暂却炽热的交往，他甚至想停妻再娶。但是，李大斐与鲁桂珍两人以“妻妾同盟”（ concert of the concubinage ），击退了时学颜，保住了他们的三角关系。 1991 年，鲁桂珍去世后，李约瑟又写信给这位时女士和其他两位女士求婚，但都遭到拒绝。）【 13 】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华科学文明史》） 李约瑟从 1948 年起主持编写系列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史》（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该书英文原版书名为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缩写为 SCC ，直译应为 《中华科学文明史》 ）。从 1954 年出版《导论》，李约瑟辞世（ 1995 年）后该出版项目在以克里斯托弗·古克礼（ Christopher Cullen ）为主席的李约瑟研究院出版局主持下继续，前后历时半个多世纪。该系列丛书内容涉及数学和天文、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以及工程技术各个领域。此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依据“维基百科：中华科学文明史”（ Wikipedia: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辞条以及李约瑟研究院（ NeedhanResearch Institute ）网站上的中华科学文明史系列丛书（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Series ）网页，李约瑟主持并与国际合作编写组共同编写的该巨著英文最终版本共 7 卷 27 册，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已出版全部 7 卷的 25 册。第 1 卷全 1 册《导论》（ Introduction ）由李约瑟主编王铃协助于 1954 年出版，压卷之作（第７卷《社会背景》第２册《总结与反思》（ General Conclusions andReflections ）在 2004 年由克里斯托弗·古克礼（ Christopher Cullen ）与鲁滨逊（ KennethGirdwood Robinson ）主编，王玲协助，依据李约瑟 1995 年辞世留下的遗稿及其它资料完成出版，马克·埃尔文（ MarkElvin ）撰写了序言。最近于 2015 年出版了莫泰里（ GeorgesMétailie ）主编的第 6 卷《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Biology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第 4 册《传统植物学：人种学方法》（ Traditional Botany: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余 2 册（第 5 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 8 册《 军事技术：射击武器和骑兵 》，第 10 册《 纺织技术：织布和织机 》尚在编写中。 从 1940 年代起的国民政府到 1950 年代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与李约瑟有密切来往并对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项目的研究、出版和传播给与了巨大支持和宣传。两边都动用了政府部门及政界学界名人庞大阵容来组织翻译出版丛书的中文版。自 1970 年代起，海峡两岸均开始组织翻译出版该丛书。台湾出版中文平装灰皮小开竖排本，由陈立夫主译，卷册颇多，不与原著对应。大陆由科学出版社翻译原著少数卷册出版中文平装绿皮小开横排本，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共出 7 册。 到 1980 年代末，中国大陆重新组织翻译出版该丛书英文版的完整中译本。为此，专门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为主任，大批学术名流担任委员和翻译，并有专职人员组成办公室，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十六开精装黑皮本。 下面是综合整理维基百科和李约瑟研究院网站提供的英文材料以及中国大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胡维佳提供的中文资料（胡维佳提供的丛书目录共计 7 卷 34 册，而最终英文原版 7 卷 27 册）得到的该丛书各卷册书目一览表。【 14 】 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册书目及相关信息 卷册 书名 （英文 / 中文） 英文原著 编撰 出版年 英文 / 中文 第 1 卷 全 1 册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导论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 1954 1990 第 2 卷 全 1 册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科学思想史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 1956 1990 第 3 卷 全 1 册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Earth 数学、天学和地学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 1959 第 4 卷 第 1 册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Physics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and the special co-operation of Kenneth Robinson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 专业合作鲁滨逊 1962 2003 第 4 卷 第 2 册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 1965 第 4 卷 第 3 册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土木工程和航海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Wang Ling and Lu Gwei-djen 李约瑟著，王铃、鲁桂珍合作 1971 2008 第 5 卷 第 1 册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化学及相关技术 Paper and Printing 纸和印刷 Tsien Tsuen-Hsuin 钱存训著 1985 1990 第 5 卷 第 2 册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Magisteries of Gold and Immortality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 点金术和长生术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Lu Gwei-djen 1974 第 5 卷 第 3 册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Historical Survey, from Cinnabar Elixirs to Synthetic Insulin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从长生不老药到合成胰岛素的历史考察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Ho Ping-Yu and Lu Gwei-djen 何丙郁、鲁桂珍协作 1976 第 5 卷 第 4 册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Apparatus and Theory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器具、理论和中外比较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Lu Gwei-djen, and a contribution by Nathan Sivin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 席文部分贡献 1980 第 5 卷 第 5 册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Physiological Alchemy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 内丹（生理魔力）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Lu Gwei-djen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 1983 第 5 卷 第 6 册 Military Technology: Missiles and Sieges 军事技术：投射器和攻守城技术 Joseph Needham, Robin D.S. Yates,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Krzysztof Gawlikowski, Edward McEwen and Wang Ling 叶山著， 石施道、麦克尤恩和王铃协作 1994 2002 第 5 卷 第 7 册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Gunpowder Epic 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 Joseph Need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Ho Ping-Yu , Lu Gwei-djen and Wang Ling 李约瑟著，何丙郁、鲁桂珍、王铃协作 1987 第 5 卷 第 8 册 军事技术：射击武器和骑兵 编撰中 第 5 卷 第 9 册 Textile Technology: Spinning and Reeling 第九分册　纺织技术：纺纱 Dieter Kuhn 库恩著 1987 第 5 卷 第 10 册 纺织技术：织布和织机 编撰中 第 5 卷 第 11 册 Ferrous Metallurgy 非铁金属冶炼术 Donald B. Wagner 唐纳达·华格纳 2008 第 5 卷 第 12 册 Ceramic Technology 冶铁技术 Rose Kerr, Nigel Wood, contributions by Ts'ai Mei-fen and Zhang Fukang 第 5 卷 第 13 册 Mining 采矿 Peter J ． Golas 彼特·格拉斯 1999 第 6 卷 第 1 册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Botany 植物学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 with contributions by Huang Hsing-Tsung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 黄兴宗部分特别贡献 1986 第 6 卷 第 2 册 Agriculture 农业 Francesca Bray 白馥兰（ Francesca Bray ）著 1984 第 6 卷 第 3 册 Agroindustries and Forestry 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和林业 Christian A. Daniels and Nicholas K. Menzies 丹尼尔斯和孟席斯著 1996 第 6 卷 第 4 册 Traditional Botany: an ethnobotanical approach 传统植物学：人种学方法 Georges Métailie 莫泰里 2015 第 6 卷 第 5 册 Fermentations and Food Science 营养学与食品加工科学 Huang Hsing-Tsung 2000 第 6 卷 第 6 册 Medicine 医药学 Lu Gwei-djen, Nathan Sivin (editor)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 史维（编辑） 2000 第 7 卷 第 1 册 Social Background 社会环境 Language and Logic 语言和逻辑 Christoph Harbsmeier 克里斯托弗·哈伯斯梅厄 1998 第 7 卷 第 2 册 General Conclusions and Reflections 结论与反思 Christopher Cullen , Kenneth Girdwood Robinson (editor), Ray Huang (collaborator), introduction by Mark Elvin 古克礼与鲁滨逊主编， 王玲协助，埃尔文序言 2004 李约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缩编本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有两种简编本。其一是 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 ── 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 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 100 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 15 】 此外，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李约瑟生前考虑到公众很难阅读系列丛书全部，遂又请科林·罗南（ ColinA. Ronan ）将该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书名《中华科学文明史》（ The Shorter Science civilisation in China ，直译为《简明中华科学文明史》），篇幅仅李氏原著十几分之一，从 1978 年起陆续出版，共出五卷（因罗南辞世终止）。该简编本的中文版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负责翻译（江晓原策划），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自 2001 年 12 月至 2003 年 7 月出版。【 16 】 该简编本各卷要目如下： 第 1 卷（ 2001 年 12 月） 第1章 序言 第2章 中国的语言 第3章 中国地理 第4章 中国历史——先秦时代 第5章 中国历史——统一的帝国 第6章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科学传播 第7章 儒家与儒家思想 第8章 道家与道家思想 第9章 墨家与名家 第10章 中国科学的基本观点 第11章 伪科学与怀疑主义传统 第12章 晋朝、唐朝的道家和宋代的新儒家 第13章 宋明时代的理学家与中国自然资源的后期重要人物 第14章 佛家思想 第15章 法家 第16章 人间法律和自然法则 第 2 卷（ 2002 年 6 月） 第1章 数学 第2章 天学 第3章 气象学 第4章 地学 第5章 地质学和相关科学 第6章 物理学 第 3 卷（ 2002 年 6 月） 第1章 磁学和电学 第2章 航海技术 第3章 航海与发现 第4章 航海术 第5章 推进 第6章 操纵 第7章 海上平战技术 第 4 卷（ 2003 年 7 月） 第1章 工程师：他们的地位，工具和材料 第2章 基本机械原理 第3章 机械玩具和中国典籍中阐述的各种机器 第4章 陆地运输车辆和高效率马挽具的设计 第5章 时钟机构：被埋没的六个世纪 第6章 立式和卧式装置，风车好航空技术 第 5 卷（ 2003 年 7 月） 第1章 道路 第2章 墙与长城 第3章 建筑技术 第4章 桥梁 第5章 水利工程（ I ）——河道的控制建设和维护 第6章 水利工程（ II ）——提升机械和利用水力作动力源 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论述 李约瑟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1946）首次提及中国三大发明（造纸印刷术合二为一，实为四大发明） 1942 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 1900—1995 ）到达中国重庆，实地研究中国科技史。 1946 年，李约瑟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中说：“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如果没有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这时，李约瑟把造纸及印刷看成一体。（李约瑟演说原文收入《回顾我们的时代》一书，由伦敦阿兰 · 温盖特有限公司刊行）【 17 】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论述 后来，李约瑟在其磅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华科学文明史》）中，正式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论述。 从上面开列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册目录可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该系列丛书中的重要内容。 l 第 4 卷第 1 册《第 26 章 物理学》 n （ i ）磁学和电学（第 215-318 页） 第 4 卷第 3 册《土木工程和航海》 l 第 5 卷第 1 册《第 32 章 纸和印刷》全书（第 1-343 页） l 第 5 卷第 7 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 此外，在第一卷《导论》，第 2 卷《科学思想史》和第 7 卷第 2 册《总结与反思》中也有大量相关的论述。 本系列丛书不拟全面系统细致地探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具体论述。我在这里重申在“本系列学习札记 1 ”中设定的本丛书目标：探讨中外学术界和教育界对世界三大发明或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原创及其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的评价历史及相关争论，以及这些研究及相关争论的科学技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而不是严谨而深入的学术考证，以便对每一项发明的史实做权威甄别和认定，对各种评价和学说进行终极裁决。笔者没有资格也没有意图从事这类无法企及的使命。 李约瑟难题 江晓原 2001 年 5 月 24 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取名“‘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文章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时至今日，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同义词；也许认真阅读过李约瑟所主编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人只是少数，但我们都深信他的结论——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会落后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江晓原（ 2001 ）“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 “李约瑟难题”通常分解为如下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何在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6 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 诸子百家 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 17 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江晓原在上文中明确指出： “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 江晓原（ 2001 ）“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 这里，至少有以下诸问题需要探讨，取得澄清和共识： 我姑且称之为 “李约瑟难题诘问—七联问”： l 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技术）的相互关系（差异和联系）； l 近代实验科学与古代经验科学的相互关系（差异和联系）； l 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发明创造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古代经验科学的发达进步能否等同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 l 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发明创造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古代经验科学的发达进步为何没有促成在中国大地上近代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萌芽、发端和成长？ l 近代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及其起源和成熟的问题； l 近代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在西方起源的问题； l 近代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在西方起源中欧洲古代自然哲学与数理科学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东西方文明传播交流、继承革新及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 所有这些是比本系列丛书探讨的世界三大发明或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更拓展更深刻的研究课题，也是经典“李约瑟难题”引申而来的。这将是下一个《李约瑟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与李约瑟难题》系列丛书的主题。 当代西方学者论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 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 J.Bernal,1901-1971 ）在为其《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所写的序中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在技术上的贡献——指南针、火药、纸和印刷术——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我确信，中国过去对技术的这样伟大贡献，将为其将来的贡献所超过。”【 18 】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 1993 ）中论及中国三大发明及其西传 李约瑟提出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观点，不仅对中国史学家造成了长期影响，也得到很多西方学者认可。 1993 年夏，美国知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说到：“公元 8 世纪中国发明了印刷术， 11 世纪发明了活版印刷，但直到 15 世纪这一技术才传到欧洲。造纸术公元 2 世纪出现于中国， 7 世纪传到日本， 8 世纪向西传播到中亚， 10 世纪到北非， 12 世纪到西班牙， 13 世纪到北欧。中国的另一项发明 —— 火药，产生于 9 世纪，几百年后它才传到阿拉伯国家， 14 世纪才到达欧洲。”【 19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物《人类文明史——科学与文化发展：从 7 世纪到 16 世纪》（ 2000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0 年出版物《人类文明史——科学与文化发展：从 7 世纪到 16 世纪》（第 4 卷第 443-5 页）认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雕版印刷术”四大发明源自中国。 （ Al-Bakhit,M. A., Bazin, L. , Cissoko, S. M., Asimov, M. S., Gieysztor, A., Historyof Humanity-Scientif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Seventh to theSixteenth Century (Vol 4) p.443-5, Unesco (May 2000). ISBN 978-92-3-102813-7 . ）。转引自维基百科“四大发明”。 【 20 】 当代中国学者论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 除了在本系列札记 1-5 各篇中已经提及和引述的相关学者和文献外，各类媒体上还有众多学者的大量相关文献论及中国四大发明这一主题。这里仅举数例而已，读者可自己在网上搜索阅读。 邓广铭与其学生漆侠指出中国三大发明或产生或兴盛于宋代 有趣的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产生于北宋：黑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宋史专家邓广铭（ 1907—1998 ）在《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说： “ 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虽开始于汉代，而其普遍盛行和技术的大量提高，则是宋代的事；火药和刻板术（指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虽都是唐代的事，但此二者之被广泛采用也都在宋代；发明胶泥活字的毕升也是北宋人；指南针的发明则无疑为宋代的事。 ” 其学生漆侠（ 1923—2001 ）则在《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中进一步说： “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火药、罗盘和活字印刷术，都是北宋一代发明的。而造纸技术在宋代也有了极大的改进，纸的原料多种多样，纸浆捣得极细，能制造出巨幅的雪白的纸张。 ” （地图驿栈（ 2014 ）解读真相，反思光环（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21 】 其他中国当代学者的相关论述 l 韩琦（ 1999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 135 页。 认定“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雕版印刷术”四大发明源自中国。 l 华觉明主编（ 2016 ）《中华科技五千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l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著（ 2016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等等。 结论与诘问 读完本“系列学习札记 5 ”能否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本《系列学习札记》考查的主题是“世界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现发明及其传播与贡献”，而最早、最重要和最全面系统的论述却几乎全都“意外”地发起自外国学者。我们能不能得出如下结论并提出若干诘问？ n 从培根、马克思论“世界三大发明”到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形成了一条近现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主线； n 历史文献证实，比马克思甚至比培根更早提出“三大发明”并认定为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并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学者是卡丹。后来，西方来华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艾约瑟也都再次认定了这个评价。 n 李约瑟在确认、传播和宣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成就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华科学文明史研究中起了承前启后、联结中外的历史作用。由单个外国学者领衔，众多中外学者参与的历时半个多世纪的集体学术研究，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从该巨著英文版出版到中文版在海峡两岸翻译出版，始终是世界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上的盛事。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支持了该研究项目并成就了研究成果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双方都设立了国家政府项目，由科学院院长或教育部部长任主编，举集科技史研究同仁并全国顶尖学者参与。 n 既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长期领先世界，如何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研究发现和重大成果几乎被外国学者垄断？这是否昭示中国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思想史研究的贫乏和落后？更进一步说，“科学技术成就长期领先世界”与“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思想史研究长期贫乏和落后”两个论断能够并行不悖吗？ n “李约瑟难题”及其引申出来的“李约瑟难题诘问—七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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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李约瑟

热度 15 Einstein 2016-9-20 08:19

9 月 18 日，在中科院大学中关村校区 S106 教师听了一场学术报告，题目是《关于李约瑟知识遗产的几点思考》，演讲人是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 关于“李约瑟”与“知识遗产”或者李约瑟的知识遗产的话题，之前在 Youtube 上看过梅教授 2014 年 12 月 8 日在香港皇仁书院的演讲，主题类似，那次题目是《好奇心与挑战：李约瑟及其知识遗产》。两次演讲部分内容有重叠，但 Youtube 上的演讲被分割成了 8段小 视频，每段 8-9 分钟，用英文。 李约瑟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在国内已经超出了科技史界这样狭小的圈子。因为他主持的 SCC 或者因为他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也有叫李约瑟之谜的）”已经与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科学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东西方科技文明的比较等等产生了关系，真可谓说不尽的李约瑟。 如果视野收缩回到学界，近几年李约瑟回温的原因有如下几个： 1、 Simon Winchester （文思淼） 2009 年完成了李约瑟的英文传记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同年中文版《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出版。 2、2015 年，李约瑟逝世 20 周年。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了相关学术纪念活动。 3、 今年，李约瑟早年的文集《文明的滴定》简体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刘钝教授作序，并在暑期上海的书展上做了宣传。其实，刘钝教授去年在《科学文化评论》上发表的“大问题、大滴定、大历史”便是对该书的预宣传和延伸思考。 再回来梅教授演讲的主题，他讲了三块内容，首先是李约 瑟与SCC（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其 实是李约瑟的知识遗产，最后是对李约瑟研究所的介绍。 对比在香港的演讲，当时是以一连串的问题开始的，第一个就是 Who is Joseph Needham? Why is he so special? 再比如 How did he embark on the SCC project? 而这次演讲并没有这些问题。当然听众可能不同，不过尽管这次听众主要是科技史专业的老师和硕、博士生，我觉得这些问题仍然有吸引力，特别考虑到大致有一半的听众是新入学的。 在第二部分，梅教授集中谈了“比较文明史”和“文明整体观”两个宏大话题，这也可以说是李约瑟知识遗产或者其思想遗产中最重要的两方面内容。其内容宏富、附有启发，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争议。 梅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谈到了学界站在李约瑟的肩膀上继续开拓的状态，他举了《天工开物》中的铸钟图，提到了近年在山西大同云冈考古发现的铸造遗址（辽金时期），不但印证了文献的记载，还能更细致的了解其生产状况。 其实，不仅在考古领域，即使在较传统的文献考证领域，学界也在不断修正、完善李约瑟的观点。以笔者关注较多的机械技术史为例，李约瑟在 1965 年完成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工程》分册时，采用的《天工开物》版本是民国陶湘本，该版本杂糅了 14 世纪元代王祯《农书》中的许多器物，对李氏产生了一些误导。如果他当时能看到 1637 年初刻本的话，一些差错完全能够避免。再比如，他在考证双作用活塞式风箱时，参考或信任的是日本一位版本学家所说的南宋本，但如果他能看到那个本子全貌的话，绝不会判定为宋本，因为许多插图完全是晚明的版画风格（见拙作《中国古代活塞式风箱出现的年代新考》，《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第1期）。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李约瑟，单以《机械工程》卷为例，他能以那样宏大的比较视野，细致的考证、比较、分析（尽管有时对中国技术文明有偏爱性的拔高），已经成了研究中国机械技术史的最经典文献，不可不读。 第三部分，梅教授主要谈了李约瑟的研究所近些年的发展情况，包括获得的各种赞助基金——为国内外科技史界同行（特别是东亚科技史界）提供了不错的研究平台。 在提问阶段，我突然想问下上海的王（钱）国忠是否有过或将来是否会李约瑟所合作？因为我对李约瑟本人经历的了解，多来自王先生的书。他早在 2007 年就出版了《李约瑟传》，还有更早些时候的《李约瑟画传》《鲁桂珍与李约瑟》等，特别是 2012 年编纂的《李约瑟大典》，对学界大有裨益。但国内学界好像反响不大，我个人觉得可能与王先生的身份有关，因为他没在科研院所或大学任职，但是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对李约瑟的资料搜集之巨、贡献之大，完全有资格也应该获得学界的尊重，比如李所可以授予其客座研究员之类的称号。要知道，他就是 凭借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整理李约瑟的东西，而且几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他是否为此获得什么基金资助没有，其实他完全有资格也应该获得资助。（声明：本人并不认识王国忠先生，只是过去在一次会议上见到过，也没有交谈，但他的书，我大部分都看过，可以说他是全世界最了解李约瑟的人，至少在史料上如此）。 梅教授回答了我的问题，说一直有联系或者说是较简单的合作（主要是过去出版书籍需要图片，李所也慷慨提供），但也委婉的表达了认为对李约瑟知识遗产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挖掘，王先生的研究深度略显不够。 去年我在国外图书馆看到《李约瑟大典》，装帧还可以，只是正文用纸较差，我想这份大典也一定有一些疏忽或者瑕疵，但是学界能够对它再厚爱一点，好好 审校、用纸再考究些，这样的书，摆在李约瑟研究所，供世界各地去的学者参阅，恐怕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王（钱）国忠在他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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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李约瑟难题”，是跨界评价闹出来的伪问题

热度 14 yangguoxue 2016-5-10 15:09

江晓原老师的这篇文章说的非常好，基本把该说的问题都说了，李约瑟其实是一个有“道教情节”的科学家，并不是科学哲学家，也不是科班出身的科技史学者，在科技史方面顶多算个“高级票友”，但这篇文章估计会伤害到一些人脆弱的民族感情。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祖宗才够阔，其本质是一种“科学迷信”的荒唐表现，尽管古代中国没有科学，但古代中国的国力、技术方方面面丝毫不比同时期的西方人差，而且很长一段时期还是领先的，所以不必纠结这个问题。 今天的 国人往往喜欢把科学看做一种“智力行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也不是因为中国古人的智商比西方人低，这一点吴国盛老师说的很透彻，吴国盛老师说科学是“古希腊的人文”简而言之就是，只有古希腊文明的内容与思考方式才能产生科学。科学最根本的追求是确定性，中国的道家和儒家认为宇宙是一个变化着的生命之场，而希腊哲学却断然拒绝变化，从巴门尼德开始，就坚持“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是者是，不是者不是）”。由于柏拉图继承了巴门尼德的思想，确定性、不变性成为之后几千年西方思想的主题。这一主题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原则。科学就是寻找规律，规律是变化之中的不变者。科学定律通常以方程的形式呈现，方程即等式，而支持等式成立的就是不变性。 江晓原：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 通常，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因为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作了极好的宣扬，为中国人争了光。这部巨著新近的精彩的提炼，则是R.K.G.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100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公众 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坦荡、自信心态。因此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 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自1954年他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此后约二十年，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 中非常孤立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成名学者一卷卷不断地编写、出版 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更何况他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甚至为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 使用细菌武器而奔走，这当然令中国人非常感激，或者可以说是感激涕零。正如鲁桂珍在《李约 瑟小传》中所说：当时中国多么需要有人支持，而李约瑟大胆给予了支持。 　　媒体描述给公众的李约瑟，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在许多公众心目中，中国科学史，就是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的，是寻找中国的世界第一的。或者干脆一句话：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观点一度深入人心，几乎成为普遍的共识。 　　大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又影响了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取向。科学史研究到底该不该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目的，十几年前国内科学史界曾在一些会议上 爆发过激烈争论。当时肯定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只有一些年青人勇敢地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到今天，情形当然大有进步，相当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科学史和其它科学学科一样，只能 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阶级性的、不存在政治立场的学术研究。不过，缺乏这种认识的人士无疑还 有很多。 　　最后，还有书名问题。李约瑟的巨著本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既切合其内容，立意也好;但他请冀朝鼎题署的中文书名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结果国内就通用后一书名。其实后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因为李约瑟在他的研究中， 虽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而这一点正是国内科技史研究的薄弱之处。关于这个书名，还有别的故事，说法各不相同。我们这里关心的 是取名背后的观念──我们之所以欢迎这个狭义的书名，难道没有想把可能涉及意识形态的含义过滤掉的潜意识吗? 　　李约瑟与西方科学史家 　　对国内大部分公众而言，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的结果，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偏差。 　　和现今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往往片面和过甚其词的描述相比，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的《李约瑟小传》无疑是一本非常客观、全面的作品，鲁桂珍在其中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他们圈 子中人，只能算是票友，至多只是名票而已。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 尊敬的也大有人在。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科学史教授Charles Gillespie，是李约瑟的学术敌人，他说：我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史，也不是科学家，可是我知道，凡是用马克思主义做为研究的出发点的书，其结论都是不可靠的。李约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出发点，所以他的论点也不可靠，我不必看他的书了。这样的事例通常也是中国人所不乐意看到的。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的席文(Nathan Sivin)。席文很长时间以来就是李约瑟过时论 的积极鼓吹者。例如，1999年8月在新加坡开第九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休息时我和他闲聊，他又提起这一话头，说是你们现在再读李约瑟的书已经没有意思了，李约瑟的书早已过时了。当我委婉地告诉他，中国同行都认为他的文章很难读懂──即使翻译成了中文仍然如此，他似乎颇感意外，但接着就说：至少不会比李约瑟的书更难懂吧?我说我们的感觉恰恰相反。他沉吟了一会儿，断然说道：那一定是翻译的问题!──其自信有如此者。 　　在西方，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感兴趣的人，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为职业的人，都还有许多。姑以研究中国科学史著称的学者为限，就可以列举出何丙郁、席文、日本的薮 内清(最近已归道山)、山田庆儿等等十余人。至于研究其它各种文明史、科学史的西方学者，那就不胜枚举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开起年会来，与会者常数百人，尽管其中也会有 不少票友，但人数之多，仍不难想见。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集体的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如今也只好约定俗成，继续沿用此名)按计划共有七卷。前三卷 皆只一册，从第四卷起出现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54年出版第一卷起，迄今已出齐前四卷， 以及第五卷的9个分册、第六卷3个分册和第七卷一个分册。由于写作计划在进行中不断扩大， 分册繁多，完稿时间不断被推迟，李约瑟终于未能看到全书出齐的盛况。 　　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一直在国内受到特殊的重视。在文革后期，曾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原著的少数几卷，并另行分为7册，不与原著对应。不过在文革中这已 算罕见的殊荣了。到八十年代末，重新翻译此书的工作隆重展开。专门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卢嘉锡为主任，大批学术名流担任委员，并有专职人员组成的办公室长期办公。所译之书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十六开精装，远非文 革中的平装小本可比了。新译本第一批已出第一第二两卷，以及第四卷和第五卷各一个分册。 　　李约瑟固然学识渊博，用力又勤，但如此广泛的主题，终究不是他一人之力所能包办。事实上，《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的撰写，得到大批学者的协助。其中最主要的协助者是王铃和鲁桂珍二人，此外除了上列各册中已经标明的协作者之外，据已公布的名单，至少还有R. 堪内斯、罗 祥朋、汉那一利胥太、柯灵娜、Y. 罗宾、K. 提太、钱崇训、李廉生、朱济仁、佛兰林、郭籁士、 梅太黎、欧翰思、黄简裕、鲍迪克、祁米留斯基、勃鲁、卜正民、麦岱慕等人。 　　何丙郁曾表示：假如没有鲁桂珍，就不会有李约瑟，而只有一个在生物化学领域的Joseph Needham。这个说法也得到鲁桂珍的认同，鲁桂珍很欣赏这句话。她还念给李老听，博得一个会心微笑。 者，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有李老的中国科技史巨著。李老在他巨著的序言中也承认这点。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集体的贡献，并不是仅能从有许多华裔科学家协助他这一方面上来立论，还有另一方面。何丙郁说： 　　我还要提及另一个常被忘记的事情，那就是李老长期获得中国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连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经费都是来自一位中国朋友。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正视中华民族给李约瑟的帮助，没有中华民族的支持，也不会有李约瑟的巨著。假如 他还在世，我相信他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努力的成果。这样大胆坦诚的说法，也只有外国人何丙郁敢说。 　　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李氏生前考虑到公众很难去阅读上述巨著，遂又请科林·罗南(Colin A. Ronan)将李氏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以便公众阅读。书名《中华科学文明史》(The Shorter Science civilisation in China)，篇幅仅李氏原著十几分之一，共分六卷，从1978年起由 陆续出版，至今已出五卷。此六卷简编本的中文版权，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并购得，目前正由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负责翻译。前三卷将于2000年年底问世。今年正值李氏百岁诞辰，这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译本的出版，将成为对李氏数十年辛勤工作和他对中华文明之深厚感情的纪念，而广大公众也将有条件较为全面地直接了解李氏的成果。 《中国科学技术史》所受到的批评 　　真正全部通读《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各册的人，在这个世界迄今很少，今后也决不会太多──它的卷帙对于终日忙碌的红尘过客来说实在过于浩繁。就总体而言，它首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巨大存在--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别的著作，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及与整个文明的关系方面，达到如此的规模、深度和水准。自从本书问世之后，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或需要深究中国国情的人，如果不阅读这本书--至少是有密切关系的卷册章节，那就在他的知识 背景中留下了不应有的空缺，因为没有任何别的著作能在这方面替代它。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其中的各种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要不出任何失误是不可能的。李约瑟的研究和结论，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失误。书中的具体失误，各方面的专家已经指出不少，这里无须缕陈，仅略举一二例稍言之。 　　比如，李约瑟与鲁桂珍认为中国古代利用人尿炼制的药物秋石中含有性激素，这就将人类发现和使用性激素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年左右。他们的这一结论一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相当的轰 动，但是近年国内和台湾学者的考证和实验研究者表明，秋石中其实并无性激素。 　　这只是具体失误的例子;就全书整体言之，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他似 乎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过分拔高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李约瑟本人身上尚不足为大病，但城中好高警，四方且一尺，近年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其中颇多穿凿 附会之处，尤为推波助澜。影响所及，就不免造成国内一些论著在谈论祖先成就时夜郎自大的虚骄之气。 　　李约瑟的这些错误，我认为可能有深层原因。 　　他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异乎寻常的热爱。李约瑟和中国文化本来并无渊源，此渊源起于他和鲁 桂珍的相遇──有不少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桂珍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 变，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本序言中自述云： 　　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按李约瑟自己的说法，这皈依发生于1939年前后。 　　但他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到时候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 影响。李约瑟的不少失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的地步。而他在给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竟说： 　　对于这样一项任务(按指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非常重要的不在于知之甚多，而在于对中国人民及其自古以来的成就怀有满腔热情。热情的重要性超过了知识本身，若仅就治学而论，后果曷堪设想? 　　另一方面，还可以参考台湾学者的意见。如前所述，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学科的专业训练，也未受过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朱浤源指出未能把什么叫科学加以定义是李约瑟的一大困境，也就不奇怪了。朱浤源说： 　　我们翻开开宗明义的第一册《导论》，发现李氏竟然未将科学加以定义。或许研究生化胚胎学，不需要对科学加以定义，因为生化已在科学之内。但要探究中国古代为期两千年的所有科学的时候，什么是科学就变得十分要紧，以作为全套研究以及所有参与 者思索研究架构以及选取材料的准绳。从第一册看到所谓plan of the work，介绍了中文如何英译，参考资料如何引用，缩写的方法为何，参考书目的制作。此外，就无有关定义、研究假设、研究途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技术的说明。……由于没有定义，哪一些学门。哪一些分科、哪一些材料应该纳入，哪一些不应该纳入，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从事抉择的时候，较难划定统一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研究计划就不是由研究人员所单独左右，材料本身也可以反过来左右研究计划;一旦材料越来越多，定义又付缺如，研究人员家必须被材料所左右，使工程越做越大。 　　根据上文所列书目，使工程越做越大的后果已经有目共睹。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李约瑟的道教情结 　　李约瑟的道教情结是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框架中极为重要的特色，值得作深入研讨，限 于篇幅，此处仅提供初步线索。 　　先看何丙郁在1995年所叙述的一个场景： 　　今年八月时，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是道家是否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最大，邀请欧洲各国有名的汉学家与会，他们举出中国历史上很多非道家人士，如汉代张衡、唐代一行和尚等科学家，在数学、天文等基础科学方面的贡献远多于道家，除了炼丹术的研究是道家贡献最大。在场学者，包括旁听的研究生，没有一个人同意李约瑟的观点，而李约瑟自始至终没说半句话。当时何丙郁只好出来打圆场，说同意或反对李约瑟观点的都不算错，关键看对道如何理解云 云。可知李约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未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 　　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教学说之倾心。而道教学说是中国古代对性问题涉及最多、最直接的学说。对于道教的房中术及有关问题，李约瑟长期保持着浓厚性趣。可能是由于国人对性问题的忌讳(尽管这种忌讳如今已越来越少)，不愿意将李约瑟这位 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与性这种事情联系起来，所以李约瑟在这方面的论述一直不太为国内了解和注意。 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时，见到高罗佩 (R.H.van Gulik)赠送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自著《秘戏图考》，他不同意高氏将道教采阴补阳之术 称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遂与高氏通信交换意见。李约瑟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述此事云： 　　我认为高罗佩在他的书中对道家的理论与实践的估记，总的来说否定过多;……现在高罗佩和我两人经过私人通信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一致意见。高氏似乎接受了李约瑟的意见，他在下一部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序言的一条脚注中称：《秘戏图考》一书中所有关于'道家性榨取'和'妖术'的引文均 应取消。不过在正文中高氏对李约瑟的意见仍有很大程度的保留。二十年后，李约瑟又谈到高罗佩，以及他自己与高氏当年的交往，对高氏有很高的评价： 　　除了可敬的亨利·马伯乐(H.Maspero)之外，本学科(指中国传统性学研究)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是高罗佩。一九四二年的战争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他。作为荷兰的临时代办他正准备离开重庆，而我正去就任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的职位。后来，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他和水世芳小姐的婚礼上，我们交谈过一次。……战后，我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和他有过一段很长的通信联系。我使他相信，用道家的观点来叙述和规范性技巧没有任何异常和病理问题，这同他源自深厚的文学素养的信念相一致。水世芳是高罗佩所娶的中国妻子──令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甚深的高氏十分倾心的一位大家闺秀。 李约瑟说自己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这毫不夸张。他热心收集房中术书籍，为在 北京琉璃厂一位出名女老板那里买到了叶德辉编的《双槑景闇丛书》而欣喜不已，他称此书为伟大的中国性学著作。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关于房中术的章节，主要就是 在叶德辉此书所提供的古代文献和高罗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 李约瑟在书中讨论了采阴补阳、还精补脑、中气真术等房中学说。他对这些学 说持相当欣赏的态度，认为它们具有很大的生理学意义。在谈到《素女经》、《玄女经》、 《玉房秘诀》、《洞玄子》、《玉房指要》等古籍以及其中的各种告诫时，李约瑟说： 　　在成都有一位深研道教的人给我的回答使我难以忘怀;当我问他有多少人照此教诫行事时，他说：四川的士绅淑女或许有半数以上是这样做的。他还从另外一些角度对道家的房中术大加赞赏： 　　承认妇女在事物体系中的重要性，接受妇女与男人的平等地位，深信获得健康和长寿需要两性的合作，慎重地赞赏女性的某些心理特征，把性的肉体表现纳入神圣的群体进化--这一切既摆脱了禁欲主义，也摆脱了阶级区分：所有这些向我们 再一次显示了道家的某些方面是儒家和通常的佛教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大部分房中术学说其实明显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在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之后，李约瑟继续对性学史保持着浓厚兴趣，不久又再 度投身于这一论题的研究。他密切注意着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1972年，当华裔瑞典人张仲澜 (Joland Chang)《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法》一书出版时，他对之大加赞赏，热 情向读者推荐： 　　更光亮的明星出现在这片领域，他就是我们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张仲澜。我把他论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性学著作推荐给不带偏见的读者。由于训练有素，他找到了独特的语汇用以解释现代社会男女以及中国文化在心灵、爱和性方面所显露的智慧。张氏的书主要是根据古代房中术文献，结合现代社会情形讨论性技巧的，其中还包括许多他对自 己性生活经历的现身说法。 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的主旨，不仅仅是帮助人们享受性爱，更重要的是认为房中术是一种健 身、养生之术，甚至是一种长生(长生不老)之术。道教中的其它许多方术，如导引、行气、服食、僻谷等等，都有类似的主旨，以享受人生，长生可致为号召。对于这一点，李约瑟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信的!他说：因为中国炼丹术最重要的内丹部分和性技巧密切相关，就象我们所相信的，它能使人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道教学说特别使他迷恋，因此他脑海中有时浮现出长生不老之类的信念，似乎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有人因此而将他引为近年某些招摇撞骗、别有用心的伪科学宣传的护法，则又是对李氏的大不敬了。但是李约瑟确实一生倾慕道家和道教，他坚信：道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尽管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道教今天已经垂死或已死亡，但或许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哲学的。李约瑟也许正是抱着这样的美好信念走完他的人生历程。 　　我们误读了李约瑟的学术意义 　　我们的误读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对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和结论进行筛选，只引用合于己意的，而拒绝不合己意的，甚至歪曲后引用。这种误读大多是有意的。 　　第二、也是更为严重的，是从整体上误读了李约瑟后半生工作的学术意义。这种误读则在很 大程度上是无意的。 　　先谈第一个层面： 　　李约瑟的巨著虽然得到中国学者普遍的赞扬，但并不是书中所有特色都为中国学者所热烈欢迎。这些特色中至少有两个方面多年来一直受到冷遇。 在一般读者，往往一说起中国科技史研究就想到李约瑟。而事实上，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术史的研究，早在二三百年前就已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滥觞于清代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比如 宋君荣(A. Gaubil)对中国天文学史的论述。后来则由一代又一代的汉学家们逐渐光大，形成传统，至今仍很兴旺。自从二十世纪初国人自己开始进行具有现代学术形态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之后， 碍于文字隔阂和民族情绪，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极少接触和引用。而李约瑟作为一个西方研 究者，很自然地大量介绍和引用了西方汉学家研究探讨中国古代科学一文化史的成果。可惜这一 点至今仍然很少被国内学者所注意。李约瑟身为西方人，又在西方研究中国科技史，与国内研究者相比有一项优势，即他的眼界可宽广得多。因此他的论述中，经常能够浮现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这就避免了一些国 内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病。在此基础上，李约瑟经常探讨和论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与异域相互交流影响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不免在他笔下出现一些西来说。比如，他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可能受到巴比伦天文学的很大影响。对于二十八宿体系，他持 巴比伦起源说甚力，兹略举其论述为例： 　　所谓二十八宿，即位于赤道或其近处的星座所构成的环带，是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天文学所共有的。一些对这几种文化的古籍很少了解或毫不了解的著作家们，采取各执己见的态度，经常作出武断的论述。我们以后将指出，二十八宿的法院地可能不是这几个地方中的任何一个，它们关于二十八宿的概念统统是从巴比伦传去而衍生的。 　　奥尔登贝格(Oldenberg)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提出一种说法，他认为巴比伦有一种原始型白道(lunar zodiac)为亚洲各民族所普遍接受，这三种体系(按指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的二十八宿体系)都是从这种白道发展起来的。这类交流、影响和西来之说，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李约瑟这方 面的观点，既不采纳引用，也不批评反驳，只当李约瑟根本就没说过。有的人士则只挑选对自己 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有少数学者──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 成己说。 　　再谈第二个层面：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李约瑟的意义就是研究中国科学史，或者是研究科学史。有些人在向 国内科学史家奉赠廉价桂冠时，往往期许某某人是中国的李约瑟。这种廉价桂冠背后的观念，其实大谬不然!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宽广的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中国自己的学者专家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宽广的视野。李约瑟著作中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李约瑟的巨著确实主要是研究中国科学史，为此他受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然而他带给中国人民、带给中国学术界最宝贵的礼物，反而常常被国人所忽视。我们希望从李约瑟那里得到一本 我们祖先的光荣簿，而李约瑟送给我们的礼物，却是用他的著作架设起来的一座桥梁──沟通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桥梁。 　　因此，如果中国要出一个中国的李约瑟的话，此人绝不应该是写另一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人，此人只能是一个发下大愿，要以毕生精力撰写一部多卷本《欧洲的科学与文明》的中国人──当然不一定要在中年遇见一个年轻貌美的欧洲女性愿意做他终身的亲密伴侣。 　　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37岁上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生物化学和胚胎学方面的成名 著作《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都在40岁前问世。在科学前沿已经获得很高地位之后，再转而从科学技术史入手架设中西方文化桥梁，就比较容易获得支持，这一点极为重要。在李约瑟向中国文化皈依的年代，以及此后很长的年代中，中国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正如何 丙郁所说： 　　50年代中国确有好几位优秀科学家具备类似的潜质，科学上的成就也不比李老差。可是引述一句一位皇家学会院士对我说的话：院士到处都有，我从来没有听说李约瑟搞中国科技史是英国科学界的损失;可是在50年代，要一位钱三强或曹天钦去搞中国科技史，恐怕是一件中国人绝对赔不起的买卖。就是在今天，这买卖我们恐怕仍然赔不起。何况在如今这个浮躁奔竞的年代，要出这样一个中国的李约瑟，我看至少还需要等待几十年。 　　当然，就象科学和学术没有国界一样，沟通中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应该也没有国界──既然 李约瑟已经为世人架设了这样一座桥梁，我们也就不一定再去修建这座桥梁的中国型号。我们的 当务之急，是在这座桥上行进。 　　所以，中国的李约瑟也可能永远不会产生了。 　　再谈所谓李约瑟难题 　　最后，我们还需要再略谈一谈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持久热情。因为这 也可以归入误读的范畴之内。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说，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如何定义呢?领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难题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对一个伪问题倾注持久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 　　如果将问题转换为现代中国为何落后，这倒不是一个伪问题了(因为如今全世界几乎都在同一条路上走)，但它显然已经超出科学技术的范围，也不是非要等到李约瑟才能问出来了。 　　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但这已经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 　　顺便提一下，作为对李约瑟难题的回应之一，席文曾多次提出，十七世纪在中国，至少在中国天文学界，已经有过不亚于哥白尼的革命，这一说法也已经被指出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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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甬坚文，姚远补充标红内容：李约瑟来西安

热度 6 kexuechuanbo 2016-5-8 08:48

李约瑟先生留在长安孔庙的畅想 侯甬坚 （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062 ） 李约瑟先生（ Joseph Needham ）是为世人所熟悉的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他倾心数十年自著和组织撰著的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 中国科学技术史 》）之巨著，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挖掘、阐发和建立事业厥功甚伟，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极为深远。 1994 年，在中国科学院当选为首批外籍院士。再者，李约瑟先生关于中国科技发展史认识上的“ 李约瑟难题 ”曾引起海内外各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其论证之说，争执之声，至今仍在较大的范围内余音缭绕，绵延不绝。 2009 年，英国人文森淼所著《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一书面世 ，成为我们了解李约瑟先生一生追求的最新读物。可是，至今还有许多人不知道李约瑟先生以前曾多次来到西安，两次莅临长安孔庙院落，摩挲那坚硬冰凉的碑石，理解和构思中国古代文明的方方面面。本文谨对与此有关的史事予以初步论述。 一、李约瑟博士四次来西安，三次到孔庙 依据近时所收集到的资料，得知李约瑟博士曾来过西安四次。 第一次，时为 1945 年，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艰难岁月。 据许立言、叶晓青合撰的《李约瑟在华考察的路线（ 1943-1945 年）》一文 ，其中有如下述道： 由于战争，中国的科学界几乎与世界隔绝了。在这个被封锁的时期，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作为中英文化合作馆的一员，自愿地承担起战时中英文化交流的重任。在1943～I945年短短的几年中，足迹遍及了中国西南、西北、东南十个省，行程8000公里。在此期间李约瑟访问、参观了我国的学术机构296所(表1)，在各地作过多次的通俗或专题演讲，如“战时英国科学及大学生活情况”、“中西方科学史”、“科学与社会”;并帮助中国学者向国外输送科学论文、以及传递其他各种出版物。与此同时，又设法从国外引进各种有价值的图书资料，包括著名的《自然》杂志。 此文所述与陕西及西安有关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最后，1945年秋天李约瑟以第二次西北之行结束了他的整个行程。10月抵宝鸡。该地是河南大学最后的迁校地点。这所大学曾被日军包围、一些学生与教师被害，许多教授曾经被俘。李约瑟此行到过的地点有汉中 、武功、西安、天水等地。 在宝鸡的活动情形，据于茂世所撰《 “ 河南大学百年风云 ” 系列 · 抗战篇之四》所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学校决定年底返回开封。 10 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到了宝鸡，造访河大并发表《科学与民主》讲演。当夜，与李俊甫教授彻夜长谈。几年后，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 · 序言》中这样写他的这次河大之行： 有一些巧遇简直是传奇式的。在陕西宝鸡时，有一天我乘坐铁路工人的手摇车沿着陇海路去卧龙寺，这是当时河南大学最后的疏散校址。河南大学利用一个很精美的旧道观作为它的一个校舍。…… 上面所提到的卧龙寺，按有的回忆文章当为武成寺 ，而李约瑟先生不仅到过宝鸡，还被人带到了河南大学，具体地点是在武成寺等处，而且对刚搬迁来的、尙未解捆的成堆图书进行了查看。《河南大学校史》对迁校宝鸡过程有过叙述：奉教育部命令，学校西迁宝鸡。师生由西安乘火车西上，在宝鸡附近的武成寺、石羊庙、姬家店等处暂时安居。这时，学校仅有文、理、农三个学院 600 多人，教职员及眷属 500 余人。此时，医学院尚在汉中，为便于管理，后将医学院迁至渭河南岸的姬家店，与校部隔河相望。 上述许立言、叶晓青论文中所列表 1 ，表名是“李约瑟访问的学术机构”，内容是按照到达的学术机构（名称）来列出所及城市的名称。在西北地区的表格中，只列出兰州一个城市名称，列出“西北传染病防治所防疫菌苗制造研究所”、“甘肃科学教育馆”两家机构的名称，既没有列入宝鸡、河南大学这样的城市和大学的名称，也没有列出西安之名，似乎李约瑟此行与西安的科学教育机构没有发生关系。 实际上，在当时激烈而紧张的战争状态下，西安的许多科学教育机构已经搬迁，如果说东部地区的迁移活动属于西迁， 而西安临时大学 等院校就属于南迁了，南迁到了汉中地区的城固、南郑等地。 1945 年 9 月 15-18 日，李约瑟和夫人李大斐博士 ( Dorothy Needham ， 189 6 ～ 1987) 、曹天钦博士、邱琼云女士来往于南郑、城固之间， 15 、 18 日参观西北大学， 16-17 日参观西北工学院，在两校分别做了《科学与民主主义》、《原子能的利用》学术报告，西北大学教务长杜元载、西北工学院潘承孝、张国藩分别负责接待，李约瑟先生则代表中英科学合作馆向西北大学捐赠了数百册图书和期刊杂志 。 此外，根据李约瑟先生 1964 年亲笔撰写的《在长安孔庙中》一文， 1945 年的西安之行中他还到过长安孔庙（当时这里是 1944 年政府成立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所在，同时负有监管孔庙的职责）。《在长安孔庙中》里开篇两句话即为“ 我四十四岁那一年初次来到这里，那正是封建地主和外国军队压迫的年代 ” 。李约瑟先生享有的生命时间是 1900 年 12 月 9 日至 1995 年 3 月 24 日，写作此文时年龄可以说是 64 岁，回忆自己前一次来孔庙的时间是 1945 年，到这年年底，实足年龄为 55 岁，当时是 9 月份在孔庙观摩，所以记述自己的年龄为 44 岁。因之，李约瑟先生第一次在西安孔庙观摩的时间为 1945 年 10 月，时年 44 岁（按中国人的算法，也可以说是 45 岁）。 第二次，时为 1964 年，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仅 3 个月，英国就宣布承认新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由于经济因素、香港问题、国际冷战大背景以及苏联和美国政策的影响，中英关系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相互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 “ 半外交 ” 关系状态 。而李约瑟先生与英国政府不一样，他已经与中国政府和民众有了相当多的联系， 1950 年 他发起成立英中友好协会，亲任会长直至 1964 年，长时间内为协会做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工作。到 1964 年 7 月 3 日，李约瑟先生携夫人李大斐又一次访华，一般认为这对于他本人来说是第三次了。 1964 年 9 月 30 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见了李约瑟先生和夫人，并留下了亲切会谈的照片，有关报道介绍这一对高个子客人的身份是英国著名科学家。 1964 年 9 月 30 日，毛泽东主席会见 李约瑟先生和夫人时的留影 李约瑟先生一行这次来西安的情况，我们从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公布的记录资料中，找到了一点文字材料，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交代当年来西安的具体时间 ，我们猜想可能是在 1964 年的夏秋之际： 1964 年接待外宾31批177人，其中以省“和大”名义接待7批19人，“对外文协”名义接待23批147人，其中英中友协会长李约瑟博士，由副省长傅子和会见并宴请。……从外宾的愿望上看，想学革命经验，要求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的多，要看历史文物的多；一部分想通过参观座谈和专访，了解陕西的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文化生活等情况。 尽管省对外友协的总结材料没有说出李约瑟先生一行在西安活动的细节，我们依据《在长安孔庙中》一文的写作时间，知道了李约瑟先生此次又来到长安孔庙院落之中，并且仔细观摩了里面的珍贵文物，而这里此时已更名为陕西省博物馆，孔庙所在早已扩充为馆区，馆内的石刻艺术对外开放了，展览的内容分别为陕西历史、石刻艺术和碑林。这一次，李约瑟先生在孔庙院落伫足长久，思绪万千，写就了诗作一篇 ，表达自己的心迹， 这篇题为 《在长安孔庙中》的 诗作 ，由题句和三段长短诗组成，全部内容兹抄录如下： 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孔庙是全中国最壮丽的孔庙之一，在庙内广场上的“碑林”是现存的中国上古和中古时代的石碑最伟大的汇集场所。 我四十四岁那一年初次来到这里， 那正是封建地主和外国军队压迫的年代。 壮丽的殿堂周围荆棘遍地，茅草丛生； 就 象 绿色的林海中飘浮着一叶孤舟。 屋顶上斗拱坠落；平台上楼座倾圮。 浊臭弥漫玷污了圣洁的芳馨。 矗立的古代石碑，就 象 周围待耕的荒土上 生长出来一片茂密的森林。 老子说得好：“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我在一家穷铺子里买了几片景教碑的拓本， 又喝了一杯酒，怀念着昔日古长安的光荣。 踏上了机件残损的破旧救护车， 越过秦岭山脉去支援反法西斯战争。 十四年后重又来到这汉代的古都 ， 发生的变化真不小——整个民族已经站起来了。 我们的杰勒德·温斯坦利在科磐山的梦想已经实现， “一切掘地者，现在站起来吧!”这正是他的歌声。 正如释迦牟尼所说“种善因必得善果，” （那并不是消极厌世的思想，而恰恰相反）。 现在，我看到一切都有条不紊；牌坊重又树立， 园林清扫，修葺一新，文物古迹恢复原型， 学术重又受到尊敬，正是孔夫子的愿望。 所以我写道：石刻碑林恢复了生命， 凤凰麒麟又回到了长安城。 有一位西方客人引用了我的热情诗句。 （虽然他由于信仰不同，不免带点嘲笑的口吻。） 如今，我已是六十岁的老人，白发苍苍， （感谢永恒的“道”），我又回到这孔子的文庙。 我已经写了不少作品，为祸为福，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我怀着虔诚的心情，要医治这民族的创痕。 我是否再会到关中去？谁知道。 天是晴朗的天，中国炎夏的阳光普照， 但是我的心中不能平静， 国际风云险恶，危机日盛——人们不知道控制自己的力量。 我希望，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们， 要保持孔夫子对人的信念，正义的信念。 一切为了公平和正直，一切为了仁爱和学问， 我祈求，我相信，人们会埋葬弹药，不再挑起战争， 在遥远的将来，公输般的子孙，会做出更多的实验， 彼此相互交流，产生许许多多创造发明； 考验着人们的肉体和灵魂，甚至会毁灭一切众生。 因此，我们必须求得最终的平衡； 水和酒融合在圣餐杯中；“阴”和“阳”完全对称， 实现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精神； 不太理性化的理性；不太不合理的信仰。 到那时候，全世界可能依靠中国的传统得救。 “人之初，性本善”。 让中国大声疾呼！人民文化万岁！ 万流归海，让友好的精神遍满全球。 在这部作品中（就中文译本而言），先后出现了老子、杰勒德·温斯坦利、释迦牟尼、孔子、公孙般（鲁班）的名字，而且孔子的名字出现了三次，一次是孔子，两次称为孔夫子。长安的名字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古长安，一次是长安城。引用的名句有三处：第一处是老子所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下句接的是“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典出老子《道德经》第三十章；第二处是 17 世纪英国农民领袖杰勒德·温斯坦利曾发出的号召：“一切掘地者，现在站起来吧 ! ”第三处是中国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中的前两句“人之初，性本善”，那是十分美好而高度的人性归纳。全文予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作者对新中国建设所持赞赏和友好的态度，尤其是在国际局势异常复杂纷乱的年代里，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民寄予的深切而热烈的希望！ 附带一提的是，李约瑟先生此次还参观了位于西安北面乾县的唐朝永泰公主墓，为这位年仅 17 岁的可怜公主也写了首诗 —— 《在公主墓前》 ，抒发了由这个“ 黑暗时代的牺牲品 ”，到目前千千万万个中国姑娘意气风发地在各条战线上工作身影的联想，赞颂了当前时代的巨大变化。 第三次，时为 1972 年 7 月 27 日，全程活动情况不详，仅知道当时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及凯厄斯学院院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的李约瑟先生及夫人李大斐博士、特别助手鲁桂珍等 3 人，又一次访问了西北大学，学校 李中宪（生物系）、吴养增（生物系）、 陈运生（化学系）、 曹居久（化学系） 、傅庚生（中文系）、江仁寿（物理系）等 教授 接受学校安排，参加了一个座谈 。上文所引述的《在长安孔庙中》，有一个“ 我是否再会到关中去？谁知道 ”的诗句，未曾想到，不到十年，李约瑟先生就第三次莅临关中，来到西安。 第四次，时为 1984 年 9 月 10 日，是因西北大学科技史学术交流而来。 此次访华，李约瑟先生等人的主要目的是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 8 月 21 日至 25 日），会后专程前往西北大学 —— 以陕西省科学技术史研究重镇著称的校园，进行学术交流。与李约瑟先生同来西安的客人有：长期与李约瑟先生合作的鲁桂珍博士、香港大学的何丙郁教授夫妇和美国科学基金会的黄兴宗博士。据当时的报道，李约瑟博士在报告会上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情况， 并与西北大学与西安地区其他科学史工作者进行座谈交流。之后， 由何丙郁博士作了题为《李约瑟的治学方法》的专题报告 。报告会之后，据何丙郁教授的记述 ，大家一起外出参观了西安的兵马俑、半坡博物馆、碑林、华清池、清真寺等名胜景区。刚好是这一年，碑林所在被更以新名 —— 西安碑林博物馆，孔庙之名的确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但是，这是李约瑟先生第二次重游故地，在他的心中，可能依旧叨念这里为“长安孔庙”。 2014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 22:04 ，笔者于撰稿中，对西北大学科技史专家姚远教授进行了电话咨询 （随即，姚远又电话采访了 1972 年， 1984 年两次主要接待者原副校长刘舜康研究员）。 姚远教授介绍说，李约瑟先生此次访问西北大学， 系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龚重起教授、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姜仁寿教授、地理学史专家王成组教授、科研处处长刘舜康、 数学史学科带头人李继闵先生等和他本人参加了接待。李约瑟 在何丙郁教授作报告时，亲往西北大学图书馆参观，当在一部线装书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时，随即伏在窗台上抄录起来。令人惋惜的是，五年之后的 1989 年这些被藏于西北大学图书馆五层的外文书籍大部分毁于一场大火。 表1 李约瑟先生与陕西有关文化单位的交流要事 时 间 地 点 学术机构 出面单位和人员 另行参观事项 1945 年 9-10 月 城固、宝鸡 流亡中的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河南大学 西北大学杜元载、西北工学院潘承孝、张国藩等 长安孔庙 1964 年夏季 西安 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长安孔庙、乾陵及永泰公主墓 1972 年 7 月 27 日 西安 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陈运生、傅庚生、江仁寿等 1984 年 9 月 10 日 西安 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刘舜康、李继闵、姚远等 兵马俑、半坡博物馆、碑林、华清池、清真寺等 二、李约瑟先生第二次到长安孔庙的畅想 李约瑟先生 1964 年夏秋之际再次莅临西安，参观碑林，留下《在长安孔庙中》作品，至今已是半个世纪了。《四海之内 ——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一书，据译者劳陇所述，是李约瑟先生“二十五年来所做论文、演讲稿的选编。书中探讨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之点，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巨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影响，并推测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道路，提供不少宝贵的资料和精辟的见解。” 也就是说，阅读此书是了解和理解李约瑟先生思想特点的重要途径。 碑林博物馆南面的西安孔庙照壁 组成《在长安孔庙中》作品的三段长短诗，文意甚明。第一段是对前次（ 1945 年）初访孔庙的回忆，大致是景物凋落、破败不堪，对那时的印象非常清晰，随后就“ 踏上了机件残损的破旧救护车，越过秦岭山脉去支援反法西斯战争 ”，到陪都重庆去了。第二段是描写此次故地重游的真切感受，因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百业的恢复和建设，长安孔庙的景象显然已大为改善，令人欣喜。第三段则结合严峻的国际局势，借助参观孔庙所激起心灵振荡，写出了自己跨越国度和超越地域及民族文化观念后产生的愿望，希望“ 中国朋友们，要保持孔夫子对人的信念，正义的信念 ”，祈求“ 人们会埋葬弹药，不再挑起战争 ”，呼吁“ 让友好的精神遍满全球 。” —— 整个作品的中心思想，是藉立足于长安孔庙这一神圣之地的机缘，表达自己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主义主张和理想。 长安之名，启用于汉高祖刘邦即位第五年（公元前 202 年，设置京兆尹长安县），成为一个美好的城市名称，此后沿用朝代甚多，沿袭时间甚长，故而史称汉唐等朝代国都为长安城。至公元 904 年，即唐哀帝李柷天祐元年迁都洛阳，这座城市就不再为国都了。尽管京兆府长安县之名在五代及其后多个朝代仍然存用，历史上已习惯称此处为宋代京兆府城、元代奉元路城了。又至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 ），废掉了元朝的 奉元路 ，改用 西安府 名称以代之，这座城市就有了西安之新名，而且沿用至今。 长久以来，不仅许多士人乐于从文化意义上沿用长安或古长安之名，如李约瑟先生这样的国外人士也是一样，喜欢用极为享受的心情来叙述长安或古长安的故事以及身临其境的思绪与想象。再如， 1984 年 9 月初曾陪同李约瑟先生前来西北大学开展学术交流的海外华裔学人、中国科技史专家何丙郁教授，于 1986 年 11 月再度来西安交流时，曾这样开始他的专题讲述：“唐代诗人骆宾王的《帝京篇》说：‘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又说 ：‘ 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 ’ 。每读此篇，对于古代长安，不禁心向往之。今天的西安，虽非汉唐旧都，但位置仍在唐长安城的范围之内。能到长安，也可以说是慰藉情怀的了。” 作者如此的心境，很容易使人体会到科技史学者的史家风范了。 《四海之内 ——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中译本的扉页上，印着“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两行字，落款为《论语》颜渊篇，点出了书名的由来和用意。李约瑟先生极为珍视人间的真情实感，时常揭露那些“种族优劣论”的荒谬说法，鄙视以各种借口发动的侵略战争，即便是基于“基督教文明的狂妄自大”而产生的看不起东方人的偏狭，他都采用自己的方式发表演说，阐明已见，据理驳斥。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人民，他却表现出格外的怜悯之情，深具圣人一样的胸怀，并将这样的心情诉诸笔端 ： …… 在河边站着船家孩子， 在大沿帽子下，目光灼灼，笑靥迎人， （想当初米迦勒面对着混沌的王子， 也正是这般神情。） 还有满面皱纹，和蔼可亲的老乡们， 说话一本正经：“自从光绪十六年， 没见过这样的大水，直至如今。” 塔楼上两个老道士，在晚霞里捏塑泥桃， 还有地质学家们，绑着裤腿，骑车满山跑。 那么多的好人啊！怎不教人相爱相亲？ 难道我们是被羁留在这里吗？ 不，我们是被热情挽留，在这里多耽几天吧！ （试问：一个人会象恋人般热爱一种文化吗？ 也许，我们确实要在这里长期停留； 也许，我们（象乔治一样）要在这里了此一生， 葬身于棕色或红色的土壤之中， 葬身于锤声叮当的岩石之下， 葬身于流水潺潺的长河之畔， 葬身于青青山麓的松林之中。 归根到底，生命总要结束，不论在何时何地， 尽了自己的力所能及，就与世长辞吧！ 这是抗战岁月里，李约瑟先生等人行走在四川北部的道路上，距离著名的关隘剑门不太远，在涪江沿岸看到和感受到的人物形象，不少老百姓的姓氏、话语、动作和影子都留在了他的作品里。而这正是李约瑟先生思想里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是他从 30 年代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后逐渐增进认识的一个部分，即“仁爱”思想。后来，他在 1955 年的英中友好协会上曾发表演讲，在讲述到“民主与官僚政治”一题时，他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所谓仁爱就是自愿的以同情和体谅的态度对待普通老百姓，并保证一切资材都用于这一目标而没有任何浪费、这种仁爱精神就是世界的和平希望所系。只有真正把人民需要放在第一位的人才能具有这样的仁爱精神。” 他是多么希望一个政府能够把这一点做好啊！如果一个政府的官僚政治具有了较多的人民性，那么，也就可以逐渐蜕去其官僚主义的外壳了。如果这种对于政府的期望是一种奢望的话，那李约瑟先生本人则一直都在身体力行，而且是兴致不减地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于来自东方中国的消息，身处英伦三岛的李约瑟先生时时关心。他认为，在古代历史条件下，“ 沙漠和丛林的屏障，雪山和汪洋的屏障，掩藏了二千年汉、唐的皇朝，从过去到现在，彼此难得有什么来往 。” 而当新中国成立，他视之为一种亚洲国家的独立姿态，他赞同《泰晤士报》发表的看法，即“伟大而崇高的中国文化代表着全人类将近四分之一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今天国际关系中决不可轻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离奇古怪的国家，不再是一个陈旧古老，无足轻重，落后于时代的国家了。” 若以这样的时代和思想背景来阅读 1964 年李约瑟先生的夏季作品《在长安孔庙中》，就不难理解这位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仁爱和智慧之士，既了解又痛恨原子弹、细菌战及各种现代武器在战争中对人的生命的摧残作用，当伫立于西安这座古老孔庙时，对人类未来发出的饱含深情的期望和祈求了。 古老的西安，因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两度到来，欣欣然赋诗作文，非常有助于提升和增加古长安的文化意义。这位英国朋友的名字是李约瑟！撰文至此，笔者思忖：李约瑟先生留在长安孔庙的那些畅想，属于自己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认知多年后的独特表达，乃为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世界历史上有了思想以迄于今最高尚的理想和追求！是寄予整个人类最崇高的情怀！ “ 全世界可能依靠中国的传统得救 ”吗，这很值得有心情的知识人士思索。 （ 2014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 文森淼 : 《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姜诚、蔡庆慧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 年。 许立言、叶晓青：《李约瑟在华考察的路线（ 1943-1945 年）》，（《中国科技史料》 1981 年第 1 期，第 55-58 页。 原文作“江中”，今据资料改为“汉中”。 张邃青：《河南大学片断的回忆》里记述：“在抗日战争中，河南大学曾由开封迁移到五个地方，那就是鸡公山、镇平、嵩县潭头、淅川荆紫关和陕西宝鸡。”最后的两段迁移，在“创痛之余，南迁淅川荆紫关，不到一年，又迁到陕西宝鸡武成寺。……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十二月底，河南大学由宝鸡返回开封。”可知寺名为武成寺，而不是其他。引文见政协开封市委员会主办“议政网”。 尹晓冬、姚远：《 1945 年李约瑟博士访问西北大学初探》，《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年第 43 卷第 4 期，第 670-676 页。据此文，对李约瑟先生此次访问活动的记述，西北大学方面藏有的主要原始文献资料是《英国李约瑟博士来校访问》（《国立西北大学校刊》 1945 （复刊 15 ）： 7 ）。 李约瑟：《在长安孔庙中》，收入《四海之内 ——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文化译丛ⅩⅩⅢ， 1987 年，第 110 页。 孙艳飞：《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英建交问题的历史考察》，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年。 李约瑟：《在长安孔庙中》有“ 天是晴朗的天，中国炎夏的阳光普照”诗句，透露是1964年夏季前来参观，但也可能是初秋季节。 据李学数介绍， 1942 年李约瑟来到中国，认识了像新西兰的诗人路易·艾黎，还从中国人那里学到古典诗词，非常欣赏中国文字的优美。 1991 年，他和胡菊人谈他在战时及以后访问中国时，都写过一些诗。很多人大概都会写诗，是在中国，因为有那种境界和气氛会使人写诗。就像自己在 1943 年到四川时，有了“在我半睡半醒的朦胧时刻，心头涌现的却总是四川弯弯曲曲的路径”的句子，于是就想写诗了（参见 李学数：《李约瑟——科学、宗教、历史、哲学、艺术的搭桥者》，新加坡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 李约瑟：《在长安孔庙中》，收入《四海之内 ——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第 110-112 页。 此句讲“十四年后”有误。第一次到长安孔庙是 1945 年 9 月，第二次是 1964 年，当为 19 年之后。汉唐长安城的位置彼此靠近，在很多人看来，它们是同一个地方。 李约瑟：《在公主墓前》，收入《四海之内 ——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文化译丛ⅩⅩⅢ， 1987 年，第 118-119 页。 尹晓冬、姚远：《 1945 年李约瑟博士访问西北大学初探》，《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年第 43 卷第 4 期，第 671 页注②。 姚远：《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来我校访问》，《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84 年第 4 期，第 28 页。何丙郁所撰《李约瑟的治学方法》一文，刊于《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84 年第 4 期，第 1-5 页；又收入《何丙郁中国科技史论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373-379 页。兹篇首页页下注有“本文系作者 1984 年 9 月与李约瑟博士等访问西北大学期间所做的专题报告”句。十分有趣的是，当时由李约瑟先生介绍下面由何丙郁教授报告后，就和鲁桂珍立刻要离开会场，何丙郁教授的夫人问李老为什么不留下听讲，李老回答说：“与其留下听他拿我来开玩笑，不如跑到外面多看一看校园”（见何丙郁《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同上书，第 407 页）。 何丙郁教授的《民国以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同上书，第 370 页。 李约瑟：《四海之内 ——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译者前言，第 1 页。 何丙郁：《三十五年的科技史研究生涯》，《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87 年第 1 期，第 1-9 页；收入《何丙郁中国科技史论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380-394 页。 李约瑟：《赠路易·艾黎诗（效其诗体）》，收入《四海之内 ——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第 96-99 页。 李约瑟：《东方和西方的对话》，收入《四海之内 ——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第 17 页。 李约瑟：《赠中国友人诗》（作于 1946 年），收入《四海之内 ——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第 135 页 李约瑟：《友谊的芬芳 ——1965 年 5 月 15 日在英中了解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收入《四海之内 ——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第 124 页。 李约瑟先生留在西安孔庙的畅想 侯甬坚 【摘要】： 正李约瑟先生(Joseph Needham)是为世人所熟悉的英国现当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他倾心数十年自著和组织撰著的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巨著,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挖掘、阐发和建立事业厥功甚伟,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极为深远。1994年,在中国科学院当选为首批外籍院士。再者,李约瑟先生关于中国科技发展史认识上的李约瑟难题曾引起海内外各界的广 【作者单位】 ：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关键词】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难题”;生物化学家;中西文化交流;多卷本;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史;中国古代文明;下层人民; 【分类号】： K877.4 【正文快照】： 李约瑟先生(Joseph Needham)是为世人所熟悉的英国现当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他倾心丨数十年自著和组织撰著的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t Hr r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巨著,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挖掘、阐发和建立事业厥功甚伟,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极为深远。1994 下载全文 更多同类文献 PDF全文下载 CAJ全文下载 ( 如何获取全文 ？ 欢迎： 购买知网充值卡 、 在线充值 、 在线咨询 ) CAJViewer阅读器 支持CAJ、PDF文件格式， AdobeReader 仅支持PDF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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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冷落的书——钱文源《巨大的惯性》

热度 13 Einstein 2016-4-9 09:28

在伯克利Doe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文书，the great inertia: scientific stag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by Wen-yuan Qian。书的内封上，写有汉字： 科学停滞现象于皇权一统中国 巨大的惯性 钱文源 显然，这本书与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有关，或者是作者的商榷、反驳，抑或是他自己的全新见解。钱文源的名字是我第一次听到，显然是位华人，但这本书怎么没有中文版呢，要知道，它1985年已经有了英文版，已经30多年了。 关于李约瑟问题，国内的论著、相关访谈也算汗牛充栋了。不过，2002年刘钝、王扬宗研究员编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算是到那时为止权威的总结和整理了。该书我读过，但的确不记得其中是否提到过钱文源（暂无法核实）。于是搜索了一些国内、国际科学史界有关钱的信息。 钱文源，1936年生于上海（现在正好80岁了）。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0年前在浙江大学担任副教授，1980年代去了美国，先后在密歇根大学、Blackburn 学院、MacMurray学院学习或任教（教授）。 补充：很遗憾，我再次搜索他的信息时，发现他已于2003年过世了，这里有他更详细的介绍，并得知1988年他获得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http://airsman-hires.com/tribute/details/321/Wen-yuan-Qian/obituary.html#content-start 国内对钱的介绍，只是零星的，比如： 1、《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5期，何绍庚先生（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写有“第四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概况”。该会议是当年5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会议期间专门安排有一次李约瑟难题研讨会，其中就有钱文源，并说钱是“原浙江大学物理系送出去的访问学者，现在在美国密执安（密歇根）大学读科学史博士学位”。 2、2012年，王钱国忠等编的《李约瑟大典》，P724其中提到美国Henderson1985年在美国《科学》杂志刊发的对钱书的书评（英文版下载如下）。该文中译本刊发在1987年的《科学学译丛》第3期，只是把作者误作了“钱文元”，中文下载链接如下。 steps not made the great inertia.pdf 固步自封_（《巨大的惰性——传统中国科学发展的停滞》评介）.pdf 3、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过钱文源。尽管陈对钱的解释并不满意。见： http://www.qstheory.cn/wz/xues/201205/t20120507_156143.htm 4、2012年荷兰Floris Cohen著名科学史杂志 ISIS 现任主编的《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中文版出版，该书写作是在1987年前后。在第六章，他用了不多的笔墨对比了钱和李的观点。显然，他写作当初注意到了钱的书。 由上可知，国内科学史界在钱的书出版后比较快地得到了信息（悉尼那次会议上），而且也有书评译介。但不解的是，为何钱本人没有推出他的中文版，或者中国科学史界在近30年内对其反响如此少呢？ 无论钱的观点如何值得商榷，一位华人科学史家的心声值得中国科学史界倾听，而不该被埋没。在该书目录后，钱写有一首英文诗，本人无力翻译，但大家应该能理解钱的想法。 4月12日补充：该书本人已经扫描，文件比较大，有兴趣者可通过邮箱索取xiaolei1979@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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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学森之问” ——或有解了！

lulingkxw 2015-11-15 20:33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它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都是对中国科学的关怀。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百度百科/钱学森之问） 答案在这里——可以看到冰山一角了 奇怪的职称评价——如何激励科技创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61739-935298.html 职称评价只是一个方面， 在其他许多方面，都可发现鼓励创新的社会机制很少、很少， 抑制创新的阻力仍然是普遍地存在，人们并习以为常， 这跟某种不利于创新的传统文化、整体社会机制也有一定的关系。 等我们找到问题的症结，就可以告慰钱老的在天之灵了， 就有机会集思广益，采用改变的措施，为科技创新开辟空间，开出一条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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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与学术影响

benlion 2015-9-25 15:48

人类 – 有限体，目前知道的宇宙有多大？ 我相信爱因斯坦的观点，人类知道得越多，越知道自己知道的少。 普遍大众对思想性文章兴趣不大，在于需要绞脑汁思考的原因。 在微信里，只要谈到思想或哲学性的话题，就有人提出反感，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的影响和思想的影响，都是如同池塘里的波涛是一层一层传递，而不是大众媒体和影响因子的模式，读了和引用了，也不等于思想和学术产生了影响。 换过角度看，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是国际上分子生物学人才辈出的年代，再换个时代看，将来说到物理学的宇宙学理论和微观粒子的发现与大创造，会问为何当时没有认识到其意义？或世纪之交的系统生物学和机器人技术，为何当初没有参与其中？ 也就是，几乎任何时代都有伟大的发明和创造，却往往是事后很久才为局外的大众所知道。 这也是一个评价标准和文化认同，及其历史的继承与发展的问题。 如，宗教界谁能比耶酥？教育界谁能比孔子？ 但是，历史评价，往往远远滞后于科学的发展，如，对牛顿与爱因斯坦、华生与达尔文，谁更伟大？ 钱学森之问，涉及的问题没有这么大，最多就到为何没有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层面，而这是每年都有颁奖。 2011 年美国纽约时报之问，则属于一个更大的问题。 即，为何当今世界难览大思想？这就是指爱因斯坦类型的科学家和学者了；然而，这仍然只有未来才知道是否产生了，难览只是主观 - 难以得知或找到，却并不是说没有 - 客观。 再过几十年之后，谁又知道如何评价现在的物理学和生物学？ -（25/09/2015网络日记，评论整理）-

个人分类: 中国社会|247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创造或创新能力

benlion 2015-9-23 13:58

其实，钱学森已经回答了，即，没有按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方式，包括，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 也就欠缺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就必然对“名利权”依附性很强，而这是失去了“儒释道”或信仰的文化制衡。 缺乏创造性的教育，根源则是缺乏人文或伦理教育。 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就是物欲和依附人格，尤其知识分子，要是没有了正气和思考，社会就会如何呢？ 而独立人格，又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尊重个性，及因材施教的基础上，如果，佛家入世，儒家出家，就会错位。 （科学与工业化路径） 体制和机遇是另外的方面，具有创造发明潜力的人才，能否得到相关机构的鉴赏和资助，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存在研究过程的偶然和机遇。 以及，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时机，如，20世纪的理论、数学和计算生物学家，纳米与生物技术学家等，在本世纪初，参与系统与合成生物学的范式转换过程。 - （23/09/2019网络日记，评论整理）-

个人分类: 国际化社会|1717 次阅读|0 个评论

钱先生的小故事 ——写在教师节

shhu1961 2015-9-10 12:19

1994 年 10 月 28 日，合肥，星期五的黄昏，天有些凉。 记不得什么地方要一个“院士介绍”，钱先生嘱我代拟，这天是来钱临照先生家交卷。 几次写钱先生生平、传记类的文字总觉得不够轰轰烈烈，所以一有机会就挑话头，让钱先生谈自己的工作。这天是谈《墨经》研究。 钱先生《释墨经中之光学、力学诸条》一文，现在已被看作是“《墨经》研究的里程碑”。这篇文章对李约瑟迷上中国科技史也起过很大作用。“1943年李约瑟到昆明访问时，正逢钱老完成他的这篇力作，钱老和他大谈这部世界上最早的系统性很强的光学著作。钱老谈得津津有味；李约瑟听得非常入神，他对中国先哲的成就大为惊讶，从而使他着手筹备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席泽宗语）。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感谢了多名中国科学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钱临照。李约瑟研究所前所长何丙郁先生也曾说：“不可错误地认为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在本世纪前半期，一些中国前辈在这一领域已有相当的贡献，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张资珙、刘仙洲、陈邦贤等，他们在后方，同李约瑟谈话时，自然会提到各学科的科学史问题，他们告诉他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和各门学科史中的关键要领等，这使李约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和指导。” 钱先生这天兴致很好，以他贯有的风趣谈论了他这篇墨经文章的故事，下面用第一人称复述： 1937 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结束后，原打算去柏林一家对口的研究所工作，但抗战爆发了，严老（严济慈）、李书华自法国打电话要我回国，我没有二话，立即启程。 抗战初期我们全家先在昆明城里住，后因空袭租居西山一所二层木屋，房东是回民，一层养牛等牲畜，二楼地板缝隙可容手指，气味很大。严济慈所长见此情况伸出援手，让我们全家搬去黑龙潭一所道观与他家同住一院。直到应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徐旭生所长之约，移居史学所，一家老小才算基本安顿妥当。 翻阅史学所藏书，见《墨经》，读来颇有兴趣，告诉徐旭生研读《墨经》心得，徐促我撰写论文，一开始也没有动笔，只在史学所“总理纪念周”上报告了一次。 1940 年是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60岁华诞（虚岁），研究院同仁相约出版论文集以为纪念，李书华嘱我撰稿，我颇为难，李遂让我把墨经一文写出。 当时居所仅一张方桌，老母亲居一方独自玩麻将消磨时间，妻子居一方缝补，大儿子居一方功课，我居一方撰文，两个幼子睡觉。桐油小灯，灯芯用棉花卷成，光线昏暗，我想把灯芯挑大一些，老母亲便会指责，油贵，开这么大干什么！ 文章以文言文写成，载《李石曾先生六十岁纪念论文集》末尾，西南联大中文系几位教师颇欣赏文言，与李约瑟谈及墨经光学，李大为吃惊，此文当时也并没有什么影响。在昆明第一次见到李约瑟时，他的中文很难懂，据说是跟广东人学的，解放后再见到他，口语就好多了。 50 年代整理国故，杨肇 燫 嘱我改写为白话文在《物理通报》上刊出。 以上故事，钱先生在“ 国破山河在．昆明草木春 ”（科技日报， 1995.11.13,20,27 ）一文中也述及一些，我听他亲口道来，更觉生动传神。 钱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他去世已经 16 年了，在教师节，写出这个故事，谨向老师表示敬意，也向在抗战艰难困苦中仍对学术孜孜以求的老一辈科学工作者表示敬意。 《李石曾先生六十岁纪念论文集》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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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稳态与文化惯性力

热度 1 benlion 2015-8-8 01:36

一个社会的教育模式和管理体制，决定一个区域的核心竞争力，新思想和新体制的建立，往往导致区域之间竞争的力量平衡动态变化。 文化来源于教育，教育来源于思想，大众群体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存在文化传承和传播的惯性，惯性与群体大小成正比例；因而，改变前一阶段形成的思想，群体越大的难度也就越困难。 新思想是新文化和新体制的起点，往往体现在一个社会的哲学家思想形成，如，欧洲近现代文明，产生的3次大思想运动，经历了1）君主制、2）资本制和3）劳工制，而到4）民主制的发展过程。 从意大利开启的文艺复兴运动到荷兰的尼德兰革命，形成欧洲近现代国家形态发展的起点，实际上，可以看到以法国和德国之间划出： 1 ）西部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到美国； 2 ）东部的俄国、日本和中国等，主要体现为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经济形态基本不同，而在美国又形成2个模式的结合。 中国社会，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几乎是跟随周边国家文化传播的思想变化而变化，在科学上和产业上的发展，也存在同一个现象；因而，必须复兴文化传统的精神实质，才能实现自强不息的创新发展之路。 - （2011年-2015年网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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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聘用王铃协助李约瑟著书

热度 3 keyuanwangshi 2015-7-26 00:36

王扬宗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至三卷以及第四卷第1至3册等卷册，在著者李约瑟的署名之下，还写着“王铃协助”的字样。王铃（1917~1994）是李约瑟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早期主要助手。 王铃是江苏南通人，1936年从南通中学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工作。1943年李约瑟来到重庆，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从事战时中英科学和教育文化的交流工作，并物色帮助他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国助手。1943年6月，李约瑟在四川李庄考察史语所等研究机构时，史语所傅斯年所长将王铃推荐给他。抗战胜利的次年，李约瑟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王铃则经李约瑟的推荐和帮助赴剑桥大学留学。1948年李约瑟返回剑桥，王铃则在学习之余，协助李约瑟进行中国科技史研究，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年的密切合作。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巨著立即引起世人的瞩目。 也是在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准备组织力量进行中国科技史的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培养科技史研究专门人才。1954年10月，该委员会借历史二所正式办公。为此，中科院开始商调两位著名数学史家李俨（时任陇海铁路副总工程师）和钱宝琮（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到院，专门从事科学史研究。与此同时，中科院正式邀请王铃回国，但不知何故没有得到王铃的回音。1955年11月8日，中科院又以竺可桢副院长的名义，邀请王铃在李约瑟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归国。同时，中科院还让在王铃的弟弟、在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的王均给王铃写信，要他立即回国。 竺可桢、王均等人的信引起了李约瑟的担忧。他担心王铃离开会影响他的中国科技史著述事业。为此，他亲笔给王铃的母亲周企班写了一封中文信（底稿为英文，翻译为中文），其中写道： “我深知这几年您的渴望，渴望着您儿子的归来。但请让我向您讲述，他现在的工作，为贵国文化发扬祖宗的光荣，我们的书将引起世界各国对中国民族的崇敬，将增进各国对中国的友谊。这书将译成法、意、日各种文字，翻译的工作已在进行。这一切都说明其重要性远胜王铃回国。 也许您会诧异为什么我需要他的帮助，希望他始终其事。请让我向您解释。这部书包括范围浩如烟海，世无万能博士，我一人孤掌难鸣，今乃有中国史学家与西洋科学家携手，如此理想条件，自然可竟全功。我想您也一定体念到王铃和我合作之重要……我们的合作，将使王铃的名字，流芳百世，誉满全球。这一点任何母亲都不会反对的。” 次日，李约瑟又分别写长信给竺可桢、王均，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整体计划和撰著进展，解释王铃必须留在剑桥的原因，并写信向郭沫若院长求助。李约瑟的努力感动了郭沫若、竺可桢等人。为了支持李约瑟的工作，中国科学院决定给予王铃副研究员的名义，由中科院支付薪水给王铃，让王铃留在李约瑟身边工作，暂定为期三年。1956年1月20日，竺可桢致信李约瑟，告知其中科院的决定。4月，中科院汇出王铃1956年的工资345英镑，年底中科院又决定给王铃增加津贴254英镑。到1957年初，中科院实际支付了王铃两年的工资和津贴近1200英镑。王铃回忆，他前后共收到中科院给他的薪水2000英镑。中科院支付王铃的工资后，王铃不再需要李约瑟私人支付生活费，缓解了李约瑟经济压力。王铃于1956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合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于1956年出版，第三卷也交付到出版社。此外，中科院还委托李约瑟和王铃为新成立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购买西文科学史典籍多种。 遗憾的是，由于一些细琐之故，李约瑟和王铃的合作，在1956年出现了裂痕。1957年春夏之交，王铃决定离开剑桥另谋生路。李约瑟通过中科院领导、王铃在英国的友人等，多方挽留他，还是没有奏效。李约瑟随即请求中科院帮助他在中国物色合适的合作者，但也没有成功。最后，为了帮助李约瑟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鲁桂珍博士放弃了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重返剑桥，正式成为李约瑟的合作者。当时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所的前身）成立不久，中科院要求王铃归国加入该室，并为他安排了住处。由于正处于反右高潮时期，王铃对归国颇有顾虑，于是远走澳大利亚，后来长期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王铃晚年退休后归国定居故乡南通，但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王铃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位合作者。他们的合作成效卓著，两人联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有6册。王铃离开后，李约瑟的中文助手先后有鲁桂珍、何丙郁等人，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进度因此放缓很多。至1995年李约瑟以95岁高龄去世时，全书共出版了16册，至今这一世纪巨著仍未完成。假使王铃没有离去，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了。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世间事总难免留有遗憾。李约瑟和王铃的合作，因缘际会，成就非凡，已属难得。 《中国科学报》 (2015-07-24 第6版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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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 – 南普陀的小道

热度 1 benlion 2015-7-24 00:38

一个谜团或记忆上的结，时常梦见厦门南普陀山上的小道和植物园，在梦里下雪和溜冰，亚热带的山上有下雪的时刻吗？ 在厦门大学念书时，常在南普陀山上呆的比较多，对社会伦理学的思考和社会的等级观念分析，导致了这个梦境。可能混合了基督新教和释迦摩尼时代，以及德国海德堡的哲学家小道、儒家大同世界的思想和几个地点的叠加。 科学和技术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混合了异化的菩萨偶像和天主教等级观念，以及形而上学的循环论证，也可能是文化深层次的因素。 - （24/07/2015网络日记）-

个人分类: daily072015|1971 次阅读|2 个评论

说中国古代有无科学

热度 44 wugshpku 2015-5-11 22:35

发表于《科学》2015年第5期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是一个在今天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曾经写过文章 ，指出“有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而不是历史经验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基于不同的科学定义，可以得出不同的“有无”解答。讨论有无问题的意义不在于得出一个有或无的答案，而在于推进对“科学”的理解。一百年来，我们总是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不重视对科学的理解。今天，为了纪念《科学》杂志创刊 100 周年，我愿意进一步阐述，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古代无科学”，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 历史的回顾 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科学》杂志创刊号（ 1915 ）有任鸿隽先生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 1922 年，冯友兰先生作“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1945 年，竺可桢先生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他们都把“中国古代无科学”作为当然的前提。 到了 50 年代，李约瑟引入了一种新的说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种说法又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肯定“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让中国人心里很舒服，所以他的说法在中国流传甚广。此后半个世纪，中国人都讲“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很发达。直到 90 年代，国内一些年轻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 但是，值得研究的是，当他们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或有科学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呢？ 任鸿隽的文章中说，科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就是系统的知识，狭义的科学“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今天世界上通称的科学，指的是狭义的科学；所谓狭义的科学，就是西方近代实验科学。 冯友兰的文章没有谈及科学的定义，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科学也是近代科学。文章一开始他说，中国的历史与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历史相比，类别虽不同，水平差不多，但是今天的欧洲已经是新的，而中国仍然是旧的，因此落后了。为什么落后了？因为没有科学。因此，冯的文章“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应该理解成“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竺可桢的文章也没有谈及科学的定义，但可以看出他谈论的也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他先是援引了许多学者的观点，指出中国没有科学并非中国人能力欠缺，而是因为历史条件不具备。比如钱宝琮、李约瑟和魏特夫认为是中国农业社会制度太过强大，陈立认为是宗法社会制度太过强大，压抑了工商业的发展，而工商业的发展是欧洲产生近代科学的条件。接着文章问道：“究竟哪一种势力能最有效地建树了帝王的政权，摧残了商业的发展，毁灭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呢？”表明意欲探讨的仍是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 如果任鸿隽、冯友兰和竺可桢三位大家的文章都说的是“中国无近代科学”，那他们的“无科学”立论与李约瑟难题就没有矛盾。在中国无近代科学方面，李约瑟跟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李约瑟的新奇在于主张，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很发达。那么，李约瑟所说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呢？ 这恰恰是李约瑟的毛病所在，他没有说清楚他的科学是指什么。我认为，他至少有三个让人困惑之处。第一，他经常让科学与技术两个词合在一起使用，让人觉得他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让技术混充科学。如果他说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且是远比西方发达的技术，我想这或许说得过去，但是他说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非常发达，就让人非常困惑。第二，他用来对“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进行整理的框架和范畴，完全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比如第 3 卷论数学、天文学、地学，第 4 卷论物理学，第 5 卷论化学和化工，第 6 卷论生物学、农学和医学，这给人一种印象，中国古代的科学指的其实就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如果中国近代没有能够产生近代科学，何以古代反而有近代科学，而且很“发达”呢？这让人困惑。第三，他似乎认为全人类的科学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发展到近代型，只不过，欧洲人在经历了原始型和中古型之后就发展到了近代型，而中国人却始终停留在原始型和中古型中不再往前发展。这种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显然太过欧洲中心主义，太把欧洲的模式当成全人类的普遍模式。用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来弘扬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以克服欧洲人的傲慢自大，从而克服欧洲中心主义，让人觉得非常混乱、困惑。 纵观历史上的“有论”和“无论”，其实都没有说清楚（或者没有说到），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古代”无科学。 说中国古代无科学 无论在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意义上，还是在西方理性科学意义上，中国古代都无科学。 西方理性科学是自希腊以来一直贯穿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主流知识形态。在古代，它的典型学科是数学、哲学；在中世纪，它的典型学科是神学；在近代它的典型学科是自然科学（数理实验科学）。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是在西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理性科学新形态。有理性科学，不一定会产生实验科学（比如古代希腊），但没有理性科学，一定不会产生实验科学。一百年来关于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讨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认为，李约瑟没有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文明本质上的差异。如果我们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比做各自园地（历史条件）中生长的两棵大树的话，那么这两个树的品种并不相同。为了方便，我想把西方和中国文明之树分别比做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桃子”树。近代科学（苹果）是西方文明之树结出的果实，不可能从中国文明的桃树上结出来。李约瑟那一代人大概以为西方文明之树与中国文明之树本质上是一样的树，都会结同样的果实（苹果、科学），只是因为土壤、水份、阳光等外部原因才造成科学之果有大有小、结果时间有迟有早。他们都忽略了这两株文明之树的品种和基因本来就不同。数理实验科学的起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文明脉络中的话题，是苹果树如何改良品种、优化土壤结出硕果的问题。至于桃树何以结不出苹果，只须知道它是桃树不是苹果树就行了。 一百年来，西方科学史界关于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已经做了相当专门而又深入的研究。在西方同行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我自己的研究，我主张近代科学的出现以两个基因和两个土壤作为先决条件。两个基因是指希腊的理性科学基因和基督教基因，两个土壤是指技术革命的土壤和社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的土壤。过去一个世纪来，中国学者比较多的关注了社会制度这个土壤问题，但对两大基因则关注甚少。然而，土壤可以决定大树是否能够发育长大，但不能决定植物的品种。今天我们先研究一下“桃子”与“苹果”在品种上的不同，两大土壤问题以后再说。 西方近代科学是两希文明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它是希腊科学复兴的产物；其次，它经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与原本的希腊科学有很大的不同。近代科学与希腊科学的共同点是理性思维和演绎数学，不同点是近代科学以人为本、希腊科学以自然为本，近代科学以征服自然求得力量为目标，希腊科学以顺从自然求得理解为目标。我也把近代科学称为求力的科学，希腊科学为求真的科学。要解释清楚如何从求真的科学发展为求力的科学，就必须考虑基督教的洗礼以及中世纪后期复杂的思想革命。严格说来，“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我们中国文化对宗教本来就不大感兴趣，再加上半个世纪以来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教育，使我们对近代科学之源起的这一个维度闻所未闻，偶尔听说，也觉得匪夷所思。对近代科学的这一基因或准确地说是“基因修饰”，暂且存而不论。 决定近代科学出现的根本基因是希腊理性科学。中国文化中没有出现理性科学这一基因，是特别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用中国人求内心求享受求自然、西方人求外物求力量求人为来解释中国为何无科学，我觉得有些大而化之，但是他提出的“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我深以为然。他说：“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心里要记住，它们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它们都是一场戏里不可缺少的布景，而不是它的原因。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我把这里“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扩展地解读为“人性理想”，并希望从人性理想的差异中，解释中国文化为何没有出现理性科学。 为什么“人性理想”会成为文化的根本标志呢？其根本的哲学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而“文化”就是对人性的“规定”。“人性”是从文化而来的，而非生物学上遗传得来的。人作为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人是一种先天缺失者，另一个意思是人是有死者。人是先天缺失者是指，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并无固定的本质、本能，其后天教养在人性养成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人作为有死者，则表明根本上是一种无本质的存在。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死之不可逃避，就要求为其活着提供意义。人生的意义最终要落实到对什么是理想的人的规定。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特点是安于一地、少有迁徏。人群通过血缘关系联结在一起。中国的文化秩序本质上是一种血缘秩序。血缘文化的核心是亲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血缘亲情文化的逻辑出发点定在了亲子之情上。在亲情文化中，情最重要，理次之，法再次之。法和理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情”反而是最终的根据，居于某种绝对的位置。占据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家把 “情”作为人性的根本，以“仁”概而言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深厚的阐释空间。 为了习得这种“仁”，需要发展出一套培养方案、教育模式，来使人们在后天教育中习得这种理想的人性，这就是“人”之“文”。儒家的“仁”“人”之“文”是什么？一个字，“礼”。《礼记》说：“是故圣人作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礼使人成为人。“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用以规范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式，也是通达“仁”这种理想人性的意识形态。“仁 - 礼”就是中国主流的“人 - 文”，它表现了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的人文内涵。在仁爱的旗帜下，中国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礼学、伦理学，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 与中国典型和成熟的农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猎、游牧、航海、商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其农业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希伯来人是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则是航海的民族，他们都没有发展出成熟而典型的农耕文明。无论游牧、航海还是经商的民族和人群，他们与农耕人民最大的不同在于，频繁的迁徙而非安居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无论《圣经》还是《荷马史诗》，都是讲漂泊的故事。漂泊的人群经常遇到生人，与生人打交道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与中华民族的熟人文化不同，西方文明总的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由陌生人组织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缘关系准则来组织。相反，血缘纽带必然被淡化、边缘化，一种暂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 契约文化要求一种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呢？契约文化要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因为能够制定并能够遵守契约的人，必须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于是，契约文化便促成了一种别样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自由”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充斥在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的每一个宏大叙事中，充斥在无数的文学艺术经典中。不理解自由的真谛，就不理解西方文化。 然而，什么是自由？如何塑造自由的人性理想呢？正如为了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古代中国人都要学“礼”，礼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那么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文形式呢？希腊人的答案是：科学。科学就是希腊人的人文（ Humanities ）。对希腊人而言，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你就不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自由”即成为“自己”，而“自己”只能通过“永恒”不变者才可达成。追求永恒的“确定性”知识于是成为一项自由的事业。作为自由的学术，希腊的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自由的科学为着“自身”而存在，缺乏外在的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自由的科学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和展开“自身”。中国古代在演绎科学方面欠发达，不是因为智力欠缺，而是因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不可能对无实用价值的自由的科学情有独钟。如果不扣住“自由人性”这个要害，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演绎数学、体系哲学、形式逻辑学独独出现在古代希腊，而没有出现在任何其它地区。在我看来，过去一百年来关于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演绎科学的讨论，都没有击中这个要害。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也没有希腊理性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许多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者认为，至少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属于这两种意义上的科学。我愿意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希腊和中国虽然均有发达的天文学，但各自的学科性质完全不同。希腊天文学是理性科学，但中国天文学主要是礼学。希腊天文学相信天界不生不灭、接近永恒，是理念世界最完美的摹本，因而坚信天界唯一的运动就是天球的匀速转动。然而，包括日月在内的七大行星的表面运动并不均匀一致，因此是对上述信念的严重挑战。正是这一挑战，使希腊天文学的目标定在拯救行星表观上的异常运动，使之还原到均匀圆周运动的组合，从而使得希腊天文学成了一门应用球面几何学。用球面层叠的方式复原行星的表观运动，预测行星的未来方位，是理性科学处理经验世界的最早成功尝试，也为近代实验科学提供了示范。与之相反，中国天文学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地上人事发生关联，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所有中国人的伦理要求。虽然中国天文历法也推算日月行星方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推算方法，但从根本上并不以发现天界运行规律为目标，也从来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中国天文学本质上是天空博物学、星像解码学、政治占星术、日常伦理学，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是科学。 希腊理性科学形成了西方科学的大传统，其精神气质贯穿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始终，为现代西方科学所继承。我们可以把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称为“科学精神”。它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说中国古代有科学 在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中，有一种说法叫做“说有容易说无难”，意思是说，你找到一个就可以说有，而你没有找到却不能说无。经过上述问题澄清之后，如今这个说法可能要倒过来，叫做“说无容易说有难”。说桃树上没有苹果，这是容易的。我没有找到，我也敢说没有。现在要说中国文明园地里也有科学，反而不容易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是把技术也叫做科学，而且这很可能就是李约瑟的思路。我们这里先不考虑这个办法。 由于技术出现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把它比喻成文明园地之中的草。然而，在中西两大文明的园地里，除了两棵大树和茂密的小草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是我们忽视了的呢？的确是有的。我认为，在理性科学与技术之间，还有一大类知识存在，这就是博物学。我们或许可以用“小树”来比喻博物科学。我下面要阐明，在博物学作为科学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 一切文明，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非洲的还是美洲的，都积累了与“外部环境”打交道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有些表现为技术，有些表现为知识。这些知识通常就是博物学。博物学这个名字来自西方（英文 natural history ，拉丁文 Naturalis Historia ），代表的是与自然哲学（ naturalphilosophy ）不同的知识类型。这种知识类型注重对具体事物的具体探究，而不是研究事物的一般本质。作为唯象研究，着眼于采集、命名、分类工作，而非观念演绎。我认为，这种知识类型极为古老、像技术一样遍布所有的文明地区，即使在西方有理性科学这样的参天大树，仍然有强大的博物学传统；在中国，博物学非常发达，而且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我在博物学意义上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 博物学是在与生存环境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环境知识和生活知识，因此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和多样性特征。 原始的博物学是原始人民在直接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的生存知识，包括天文、气象、水文、地理、植物、动物、工艺制作等。它具体而多样，带有强烈的本土色彩 。它是综合的： 既是技术性的，能够指导操作实践，又是宗教性的，体现强烈的价值观念。原始的博物学知识由于直接来自生活经验，来自与生活环境的直接交往经验，并且历经 成 千 上万 年的磨合，是对于当地人民最有效而且最可靠的知识。在有些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 用现代 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人都难以生活下去，但本地的土著依靠他们自己的博物学知识，可以在此世代生 养 繁衍。 西方的博物学可以上朔到亚里士多德。他无疑是理性科学的代表人物，但他也是西方博物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他关于动物的博物学著作，接近他的全部遗留著作的三分之一。当然，他是把博物学看成自然哲学的准备阶段，但是反过来，他的自然哲学重视范畴不重视数学，与他的博物学准备不无关系。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的大博物学家有老普林尼、格斯纳、约翰·雷、林奈、布丰、达尔文。卢梭和歌德也是有名的博物学家。 19 世纪之后，传统的博物学领地都被数理科学所兼并，日渐势微。总的来看，在西方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博物学的地位低于自然哲学，是“小树”而不是“大树”。 中国因为没有理性科学 - 实验科学这棵大树，所以博物学显得格外突出。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自然界概念，因而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然知识门类。但是，中国人的存在者被划分为天、地、人三才，在三大领域之中均有极为发达的博物学。前面提到，中国的天学根本不是希腊意义上的数理天文学，而是服务于皇权政治和宗法社会日常伦理生活的礼学，其表现形式就是天空博物学。中国地学包括气候、地质、地理、植物、动物诸多研究，体现在《山海经》、《博物志》这样的风土志、地方志、异域志、草木志等著作之中。中国人学更为丰富，从衣、食、住、行、医，到礼乐、风俗、人伦、方术、典故，都属于博物学。中国科技史界公认的明末四大科技名著《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全都是地道的博物学著作。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科技史界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基本上延袭了李约瑟纲领：其一，科学与技术混在一起，不加区分；其二，以现代科学的分类范畴来重新整理中国古代的科学史。我认为，中国科技史界应该突破这一纲领，尝试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本质上是博物学”这一新纲领来重写中国古代科学史。 吴国盛：“边缘与中心之争”，《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2000 年第 4 期 原载《国际伦理学杂志》第 32 卷第 3 期（ 1922 年 4 月），收入《三松堂全集》第 11 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53 页。 1945 年 8 月 22 日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原载《科学》第 28 卷第 3 期（ 1946 年 4 月），收入《竺可桢全集》第 2 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28-635 页。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章序言第二段中，李约瑟提出了这个难题。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1 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第 1-2 页。 可参见吴国盛：“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清华西方哲学研究》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详细可参见吴国盛：“科学作为希腊的人文”，《哲学评论》 2015 年第 2 期 详细可参见吴国盛：“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北京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4 期。 详见吴国盛：“追思博物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 年 8 月 25 日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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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重写中国科技史？

热度 12 wugshpku 2015-4-26 08:59

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缩编而成的《中华科学文明史》，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重读李约瑟，在感受中华几千年来辉煌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发展历程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李约瑟难题”，并对当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作出新的展望。为此，解放周末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主任吴国盛教授。 解放周末：在《中华科学文明史》封底上，刊登了您为本书写的推荐语：“李约瑟经典著作的经典浓缩，中国科技通史的权威版本”，对此您能否作进一步解读？ 吴国盛：我的推荐语讲了两句话：它是一部经典著作，它是一部权威通史。这两句话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它是经典。李约瑟以其宏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李书），开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之先河，堪称经典。而由柯林·罗南缩写的《中华科学文明史》，得到了李约瑟本人的认可，亦可称为经典缩写本。现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成上下两册出版，特别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它是权威通史。某种意义上说，李书集成了、代表了中国科技史的整体成就，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范式。李书虽然由李约瑟发起、策划、主笔，但实际上汇集了数十位东西方汉学家的智慧。与其巨大规模和篇幅可以相比的，是9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的科技史家集体编写（卢嘉锡总主编）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但后者除了材料更加扎实、丰富，编史纲领并无根本突破。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李书是一部权威的中国科学技术通史。 解放周末：具体而言，李约瑟创造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范式和研究纲领？ 吴国盛：有两个方面。首先，高度评价16世纪之前中国人的科学和文明成就，有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甚至不惜人为拔高。李约瑟虽然不是中国人，但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他是皇家学会的会员、是知名的生物化学家）用英文写作的巨著，在弘扬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和任何一位中国学者都难以企及的贡献。这一点是中国人民在积贫积弱、备受国际社会冷落时特别感激的，也是中国科技史家自觉沿袭的编史目标。 　　其次，李书站在今日科学发展的视角来透视中国古代科技史，用今日的科学分科、今日的科学划界标准来编排古代中国的科技文明，是一部典型的辉格史。虽然李约瑟认为，16世纪以前中国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知识方面远远走在西方的前列，但是，他仍然相信近代科学是一切文明发展的最终归缩。所有的原始科技，东方的、西方的，如一条条溪流汇入到近代科技文明这个“大海”中，都最终要发展到现代科学这样的形态，这是世界科技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科技史的“百川纳海”模型。因此，他将中国古代科技视为世界近代科技的先驱，强调它对于近代科学的贡献和推动作用。这一编史模式也为中国科技史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解放周末：能否举例说明？ 吴国盛：比如，我们在李书中不时地可以看到他就中国与欧洲之间科学技术成就的高低进行比较。李约瑟有非常广阔的世界视野，他不仅熟悉中国的情况，也熟悉西方的情况，因此他能够做这样的技术性比较。我们经常可以在书中看到，他总是力图论证某种技术、某种理论或观念中国比欧洲领先多少年，某种技术、思想或观念是近代科学的先导、先驱。 又比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这个概念，这个如今的中国人老少皆知、耳熟能详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本土自古以来的说法，而是20世纪上半叶被李约瑟“炒热”的一个来自西方的说法。16世纪的时候，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三大发明”，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深刻地改变了西方世界和西方历史的进程，但培根并没有说这些发明来自中国。19世纪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这个说法，也没有说这三大发明是中国人的。1884年，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在“三大发明”之外加入造纸术，正式提出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但是，让“四大发明”在中国深入人心的正是李约瑟。 解放周末：李约瑟以西方眼光观察中国文明，突出它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以及对西方世界的贡献，这种范式对此后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吴国盛：在李书之后，中国大陆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有两部通史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杜石然等编著的单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部就是前面提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启动、2008年完成，由卢嘉锡总主编、中科院集结全国力量完成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前者是一部小型的通史，做了一个初步的历史分期。后者则充实了大量资料，研究更为细致、具体。但是，总体而言，这两部书仍然是以弘扬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为目的，按照现代科学的视野来编排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通史从而也就只能是分科史的简单拼接），在思路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李约瑟的范式，都还限定在李约瑟的“框框”之内。这正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李书的权威、经典。 解放周末：这部著作的确代表了一个时期内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巅峰，但听您的话音，您似乎认为它有严重的不足？ 　　吴国盛：是的，的确如此。李约瑟的编史纲领代表的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盛行的版本，辉格史，也就是，把历史看成是以今天为发展目标的进步史。事实上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人有自己当时的目标，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今天是怎么回事，也不可能以我们今天的样子为发展目标。所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科技史界努力从种种极端的辉格史中摆脱出来，努力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去，发展了许多新的编史纲领。但很可惜，在中国科技史界，虽然有一些新的编史纲领和新的编史实践出现，但总体上还没有从辉格史中摆脱出来。李约瑟的确还未被超越。 　　当然，与西方科技史研究相比，中国科技史研究起步较晚，因此整体上没有走出积累材料整理材料的阶段，还谈不上多元化编史纲领的运用，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李约瑟纲领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的读者是西方人，因而更多的从西方人的角度发掘中国文化能够为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所理解的那一部分，而没有着力阐释中国科技文明的独特性，没有把中国的科技成就和科技文明的历史发展，放在中国文化自身的与境中来考察。当然，李约瑟不可能看不到中国文明的特殊性，比如他就指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所谓的有机自然观，与西方的机械自然观有根本的不同。但是，有机自然观这个说法，仍然是从西方人角度讲的，西方也有有机自然观，而且只能从与机械自然观相对的意义上去理解。李书也不是着眼于这个无所不在的有机自然观去考察中国的科技文明史。 解放周末：比如说？ 吴国盛：比如说指南针。李约瑟其实也知道指南针的最初发明，是为了满足风水堪舆的需要，用于航海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在指南针与风水堪舆的关系上多做文章，倒是花了不少力气论证指南针的发明以及所代表的磁学成就如何领先西方，用于航海如何在时间上领先。实际上，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对于欧洲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对中国就根本不具备革命性。如果放在中国历史的与境下，它们完全是另一套故事，但这个故事目前还没有被讲出来。目前讲出来的，本质上都是西方语境下的故事。 解放周末：您和某些科学史家一样认为，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是否也出于这个原因？ 吴国盛：是的。李约瑟预设了世界上各个科技文明最终都会，或迟或早，发展出现代科学。这个预设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来自西方的强力入侵，中华文明绝无可能自发生长出近代科学来。近代科学完全是西方文明这棵大树结出的果实，你非要问为什么梨树上没有结出桃子，这个没有多大意义。中国近代科技史非常清楚的显示了，近代中国人不是把传统科技的发展方向引向了现代科技，而是根本抛弃了传统科技，重新学习和发展西方的科技。传统科技与西方科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解放周末：这个问题其实和问“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中医”一样。 吴国盛：是这个意思。 解放周末：那么，在您看来，我们怎样才能突破李约瑟给我们的巨大影响和束缚，从另一种角度来观察中国古代科技史呢？ 吴国盛：既要重新思考历史，引入新的编史纲领，也是重新思考“科学”：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它在形态上和西方科学有何不同？……我们可以从中国科学技术的独特性着手，重写科技史。西方汉学家已经有不少新的尝试，比如美国汉学家白馥兰的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美国汉学家费侠莉的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已经有一些可贵的编史理念和编史实践出现，比如上海交大江晓原教授对于中国天学的研究，比如中科院孙小淳教授提出的用“两岸风光”模型代替“百川纳海”模型，都是对传统研究模式的突破。但是，这些新的编史理念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待发展，还没有落实到更广泛的编史实践中，至少还没有产生一部新的通史。所以现在我们还只能读李约瑟，或者读罗南这本权威、经典的缩写本。 解放周末：这对当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吴国盛：是的，用新视角来重写科技史，写出比肩、乃至超越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品，恐怕需要20年、30年，甚至50年时间，需要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 原载《解放日报》2011年3月25日第20版，作者：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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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信与民族自信心

热度 3 wya 2015-4-22 10:57

看到近期科学网上突然冒出的关于爱因斯坦之信的讨论，不明白为何一个词句如何能吸引各行科学家伙们的目光和宝贵时间？ 孔乙己讨论“回”字到底几种写法的课文仿佛又回到了眼前，科学网上的科学家伙们与孔乙己是何其相似？我想，这就可以回答钱学森之问了。除了科学史学者，大可不必为一个词句分心，当然想显示自己英语比爱因斯坦要强的海归、不归们大可尽情激扬文字。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不应该来自某个外国名人的肯定、褒奖，而应扎根于对本民族优秀知识的掌握和传承，几个中华儿女做到了？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251 次阅读|5 个评论

别急着给爱因斯坦下结论 - 兼谈信中的写作逻辑

热度 13 profjin 2015-4-22 02:39

爱因斯坦的一封简短回信在科学网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由此武断地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不屑一顾，从而指责他“傲慢” 。 且慢！必须指出上述指责是基于两个非常脆弱的假设的。一是假设信中第二个“ those ”应该也是“ these ”。这个假设非常武断和“傲慢”。爱因斯坦的英语不一定完美，但他的书写逻辑却是无懈可击的（下文再详谈）。第二个假设则是基于上述改动，再次假设“ these discoveries ”就是指信中第一段谈到的“西方科学的基础”。事实上，哪怕这里的“ those ”就是“ these ”，把“ these discoveries ”（这些发现）说成是指代上文提到的形式逻辑的”发明”和可以用实验验证因果关系这个“发现”，在逻辑上也是非常混乱的。 论文写作，语法可以不完美，逻辑不能不严谨。下面结合爱因斯坦原文的翻译，谈谈爱文中的写作逻辑。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第一段译文） 西方科学【点评 1 】的发展是以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德几何理论中给出的）形式逻辑系统这个发明【点评 2 】和（文艺复兴时期得出的）可以用系统性实验来找出因果关系这个发现【点评 3 】这两大成就【点评 4 】为基础的。 【点评 1 】这里的“ Western ”是关键词。第一段论述西方科学的基础为第二段论述中国（东方）科学的基础作了很好的铺垫。如果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的发现不屑一顾，他根本就不需要区别东方和西方科学。如果他说“科学发展是建立在。。。”，那么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古代发现根本不是科学。可是爱因斯坦没有这么说。 【点评 2 】欧几里德几何理论中的形式逻辑系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发明，而不是发现。逻辑不可能被发明，但形式逻辑的符号化描述系统就是一个发明！ 【点评 3 】用实验可以验证因果关系是一个发现，不是发明。用词准确。 【点评 4 】一个发明，一个发现，但都是“伟大成就”。有必要再讨论爱因斯坦对“发明”和“发现”的褒贬吗？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第二段译文） 在我看来，人们无须【点评 5 】对中国先贤们【点评 6 】未能跨出这两步【点评 7 】感到惊讶。让人惊讶倒是他们究竟【点评 8 】是如何做出那些发现【点评 9 】的。 【点评 5 】这里用“ has not to 而不是用“ needs not to ”确实有他的用意，因为它是连接上下文的关键词之一。它和上文的“ Western science ”一起告诉读信人，下文论述的内容将发生变化。言下之意是，科学发展的范式不是绝无仅有，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人们无须对中国先贤们没有走出上文提到的这两步大惊小怪。 【点评 6 】爱因斯坦用了“ Chinese sages ”，而不只是“ Chinese ”。如果他对中国古代发明嗤之以鼻的话，他大可不必这么说。 【点评 7 】这里既不用“ these inventions ”，也不用“ these discoveries ”避免了逻辑上的混乱。而且，用“ steps ”（德语中的“ Schritte ”）来指代上文提到的西方科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非常精准。 【点评 8 】“ those discoveries ”是此信中唯一可能引起歧义的用词。但是，根据行文逻辑，我们首先可以排除这是指代上文的“发明”及“发现”。一是因为这里用的是“ those ”，所以不可能是指代和紧邻的前一句中“ these ”所指代的同一个内容。二是用“ discoveries ”来同时指代上文的一个发明和一个发现会引起前后不一致，所以也不可能。如果是指代上述内容，完全可以用“ those steps ”或者“ those achievements ”。其次，不要忘记这是一封回信，所以如果有不需要明确说明的概念，一定是读信人不会误解的东西。很显然，“那些发现”应该是来信人提到的那些。至于“那些发现”究竟是哪些发现，只有写信人斯魏泽知道。我们只能用上述逻辑推理推断“那些发现”应该是“中国先贤们的那些”了。 【点评 9 】这里“ at all ”相当于德语中的“ü berhaupt ”，是一种强调语气，没用明显的褒贬。 爱因斯坦的回信原本逻辑清楚，用词严谨，语气中性，却被吉利斯皮错误地用来作为贬低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工具。李约瑟为了反击吉利斯皮的观点，对信中用用词进行了随意修改，让这封简单的回信变得复杂。而众人为佐证某种预设观点而进行的各种考证，使对这封信内容的理解变的更加扑簌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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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桂珍要李约瑟为中国争光！

热度 9 keyuanwangshi 2015-4-20 00:12

王扬宗 英国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本来是一个很有建树的生物化学家，但他在 37 岁之后开始学习汉语，转而研究中国科技史。个中缘由，李约瑟本人在不同场合表述过多次，这就是南京人鲁桂珍的决定性作用。 1954 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时，李约瑟把这一卷题献给鲁桂珍的父亲鲁仕国 ，说明没有他的女儿，就不会有这卷书。2004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终卷（即第七卷第二分册）中，收入李约瑟在垂暮之年为该卷准备的文稿“结论”（即全书总结论）。在“结论”的开头，李约瑟最后一次回顾了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剑桥对他的影响。他说：“同这些青年生化学家一道工作，我发现他们的头脑几乎跟我没什么两样。这就引起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不是源自中国？” 近 30 年来中外学术界聚讼纷纭的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直接缘由就是如此简单。聪明人哪里没有呢？如果那时到剑桥生化实验室的不是鲁桂珍等中国人，而是埃及人，或者印度人，或拉丁美洲人……结果又会怎样？历史无法假设。然而 正是这个来由没道理可讲的问题促使这个年轻有为、前途光明的生化学家开始学习汉语，走上了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之路。这种几乎失去理智的行为，只能说是爱情的力量所致吧。 鲁桂珍（ 1904—1991 ）于 1937 年 11 月底到达剑桥 ，在李约瑟夫人 Dorothy Needham（1897—1987 ）指导下从事肌肉生化研究。出生于医药世家鲁桂珍不仅以自己的聪慧美丽打动了李约瑟，她还向李约瑟介绍中国人在医学和科学史上的贡献。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二人以兄妹相称。李约瑟称鲁桂珍为“小妹”、“珍妹”，鲁桂珍则称李约瑟为“大哥 (Ta-go)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一角保存着鲁桂珍生前藏书，其中有一批李约瑟赠送给鲁桂珍的图书。最早的赠书是一本关于人类食物史的书 Man, Bread and Destiny， （ London, 1937 ），题赠于 1938 年 6 月，李约瑟题写着“ Lu Gwei-Djen with love from Joseph Needham ”。这里的“ love ”如果不单指爱情的话，至少也是包含着情爱的。 1939 年，鲁桂珍离开剑桥赴美之后，李约瑟赠书上的题字更直截了当，如“爱的女友”、“伦敦相思”（原为中文）等等。 李约瑟与鲁桂珍的私密关系不是本文的话题。实际上，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大量来往函件和其他李约瑟私人文书一道，保存在剑桥的大学图书馆档案部，李约瑟遗嘱需在其逝世 50 年（即 2045 年）之后方可阅览利用。要探究李约瑟的私人生活，只有3 0 年后才具备必要的条件。这里要介绍的是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所藏李约瑟个人藏书中的一本书，它是李约瑟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见证。 这就是 1938 年圣诞节时（见该书扉页李约瑟的注记），鲁桂珍赠送给李约瑟的一本英译《三字经》。这个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 Herbert A. Giles ， 1845~1935 ）翻译的， 1900 年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该书原是剑桥另一位汉学教授慕阿德（ A.C. Moule, 1873~1957 ）的藏书。 1938 年慕氏从汉学教席上退休，大概正是那时候这本书被处理了，为鲁桂珍所得。她把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转赠给李约瑟。鲁桂珍写在书上的 题赠之语是 ： 恭祝约兄 新年进步 为民族争光 鲁桂珍赠 为了强调她的意图，鲁桂珍特意把“为民族争光”几个字写得大了一些。由此看来，那时李约瑟已经决定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刚学汉语的李约瑟把这几个字一笔一划抄写在对面的书页上，注上音，并标注了“民族”和“争”、“光”的英文翻译 。李约瑟将“为民族争光”译为“ Towards the people’s mutual understanding ”（为了人类的相互理解）。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揭示迥异于西方的中国传统科技文明的成就，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正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初衷，也是他后来主张的一个中心论题。而对于鲁桂珍来说，向西方人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打破流行的“欧洲中心论”，自然是为中华民族争光的事业。他们两人的理解，是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爱国主义和普世主义并不矛盾，都可以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赠书半年后，鲁桂珍从剑桥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离英赴美。李约瑟曾说，在鲁桂珍离开剑桥之前，他们相约在中国科技和医学史上作一些研究。从这本书上鲁桂珍的赠言看来，这个约定应当更早，也就是 1938 年年底之前。这正是李约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缘起。这时，李、鲁相识不过一年。李约瑟就欣然听从鲁桂珍的“闺”劝，转而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这就是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缘起。鲁桂珍生前多次说过，如果没有她，就只有生物化学家Joseph Needham，而没有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奥妙就在于此。 （原稿匆就于2005年5月，发表于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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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本意是什么？

热度 7 jmluo0922 2015-4-19 10:32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古代的陶瓷产品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但我们能不能说“中国古代就发现、掌握和应用了陶瓷中的科学了呢？” 有了这个例子，理解或猜测爱因斯坦的本意，就十分简单了，是不是啊？ 回信第一句是阐述科学是讲逻辑、重实验的，科学发现才可以获得； 在这个背景下，就可以对爱因斯坦的本意作出猜测： 李约瑟列举的众多中国古代成就，也不能称之为“科学发现”，因为中国的先人们，没有发现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方法。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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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发现与发明观

热度 2 benlion 2015-4-18 17:24

20 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国学者，几乎是在景仰爱因斯坦的文化氛围下，走向了理工科的求学道路，初中时代，我读了欧几里德几何，1977年读到《趣味物理学》和随后《物理世界奇遇记》，以及《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印象非常深刻。 欧洲科学的发展过程，文艺复兴时期是工程技术和文学艺术，自培根的实验方法和笛卡尔*的逻辑学论述以来，17世纪到19世纪奠基了实证的物理、社会和生物科学，而19世纪进入现代工业和艺术设计发展时代；然而，局限于波普尔3世界理论，经历几十年的困惑，终于以人工或工程科学和4世界理论得以解决。 在进入大学的1981年，刚拿到图书证就借读了许良英译的3卷《爱因斯坦文集》，以及波林著《实验心理学史》、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和现代绘画等书。近日，又见重新翻译爱因斯坦1953年有关科学方法论和发现、发明的信件，于是，参与了讨论。 仔细查看原稿复印件，“e”与“o”的区别，前者模糊，并有右边一个相同的突点，后者清晰，分析前一个是“these”steps，后一个是“those” discoveries，后从A.F.Wright在1957年所用版本得到查实；因而，可能多数学者一直以来，前后词都用成these或都用those，导致了解读的困境。 爱因斯坦的信件，其实，格式非常工整、条理很清晰。 第一段讲近代“西方”科学，格式 - 方法发明、发现可能：逻辑a方法（对应爱因斯坦童年对欧几里德几何a的惊奇）发明和发现b系统的实验可用于找出因果关系（理论或规律）； 第二段讲中国古代智者，格式 - 2步方法、那些发现：没有这2步a方法发明，但那些发现b很惊奇（对应爱因斯坦童年对指南针b的惊奇）。 而且，现代科学哲学有操作主义、约定主义等现代学派，其中，就含有理论作为工具的观念，工具就是发明，而不是发现。 其中，a和b是一对平行对偶关系，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色列展览馆是阴阳图设计，犹太教与儒家文化彼此存在一些相同观念的认同，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发现和发明的惊奇合乎情理，其实，我首次读到有关资料时也很惊奇。 例如，事实上存在*： 1）古代中国是声学、光学、磁学、化学等简单层次、单一形态的知识和经验、实践方法的技术； 2）近代西方是动力学（力学和声学）、热力学、电磁学（电学、磁学和光学）的3次综合，以及b)体系化的实验方法找寻a)因果关系和推理化的逻辑、数学论证等。 显然，从中古代中国到近代欧洲，注意时间的前后，就是一个发展和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而且，古代中国也有实践\经验模式的社会理论和技术，包括兵家、法家和刑侦（侦探和司法可能最早具备实证科学形态）等，爱因斯坦也比喻科学研究为侦探过程。 实证方法或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18世纪在启蒙运动的过程奠基，可以考证欧洲哲学家和科学家创建过程的这段历史。 实际上，近现代文明的发展路径为：1）中国文明；2) 阿拉伯文明；3）查理曼文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荷兰为核心区域；4）英联邦文明（英国到北美和澳洲），而后，科技中心和文艺中心是否再转移到中国，则是一直以来我的探索兴趣所在。 注*：系统生物学概念和方法，其实，就是基于工程理念而提出与发展，参考“科学究竟是什么？”（ 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AGHGF41xpos=1 ）和“中国古代科学史纲”（ http://www.bookschina.com/1237801.htm ），其中，大量用于“科学”观测的仪器发明，尽管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用“工程”或“前科学”更恰当。 历时百余年的中西医学争论，关键就在没有分别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2个不同概念，即，前者属于生物科学，后者是工程范式、临床经验和实践操作技艺的应用。 —（ BJ.Z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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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科学家之问

热度 5 benlion 2014-12-27 00:07

为什么没有中国人思考德国科学家提的这么一个问题：古代中国有很多发明（inventions），为何现在（已经砸了儒家百年了）却没有了呢？ 这比起李约瑟问题，可能更恰当 - 因为，导致把实质问题转移到讨论什么是科学去了！问题或命题实质，应该是指创造发明的精神哪里去了？ 李约瑟问题，导向究竟什么是科学？ 钱学森之问，导向思考究竟如何培育创新人才？ 德国科学家之问，才是问题之实质，创造发明和创新驱动的精神哪里去了? 最终的问题却是：教育与研究、产业与经济，究竟什么是创新型管理体制？ 附、问题探讨的起因 1984年李约瑟到厦大讲演，引发中西科学的历史与哲学思考，1991年读到译著《现代绘画简史》提及受到东方文化影响，以及在以色列问到祖先是谁？在德国则是发明之问和在英国问到为何不读《道德经》等，才导致了2003年探索与思考人类文化的历史与哲学等。其实，系统与合成生物学就是一个偶合概念，在上海EXPO的以色列馆就是一个“阴阳图”建筑。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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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科学史辨析

benlion 2014-12-10 08:24

自李约瑟到钱学森之问的探讨，几个方面需要辨析与深入研究与思考。 1、 近代科学诞生在查理曼的欧洲，奠基于英国培根、法国笛卡儿的方法论上，而形成于意大利伽利略、德国开普勒和英国牛顿，以及法国韦达和德国莱布尼兹的数学符号、荷兰的光学透镜和钟表机械等技术； 2、 培根的实验方法最早是 13 世纪的罗吉尔在研究东方阿拉伯、中国和希腊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光学透镜、小孔成像和钟表技术都源自中国的发明，英国纺织业来自意大利和荷兰风车来自中亚； 3、 阿拉伯发明了代数学、化学术语和器皿等，而在地理上基本位于拜占庭与中国之间的中亚和波斯区域，以及阿拉伯统治的南欧伊比利亚半岛，近代科学的序幕开启于波兰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及以西区域； 4、 阿拉伯、蒙古前后统治重叠的地理区域是波斯，分别的边界阿拉伯到达南欧、蒙古汗国的东欧罗斯区域到达立陶宛，印度和拜占庭希腊文明延续了中世纪千年，而查理曼欧洲和中欧，经历了黑海 - 里海区域先后的阿提拉、哈扎尔迁徙； 5、 中国元朝，欧洲开启文艺复兴，而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哥伦布开始大航海，地理发现之前的欧洲仍然没有诞生近代科学，而是在传教士已经与中国徐光启、意大利伽利略双向交流的明未和清朝； 6、 法国、德国有中国哲学儒 - 道家的影响，而英国有东方工艺美术的影响，莱布尼兹、康德形成欧洲最早的有机系统观，中国曾邦哲提出系统医药学，也是建立在医学与哲学的中西比较研究基础上。 结论：中西文化交流史，存在大量历史史料需要深入挖掘与考证，近现代科学的建立与发展，既离不开希腊 - 罗马文化的贡献，也离不开中国和阿拉伯文化的贡献。 注：近现代科学思想为机械论和有机论，印度文明源自公元前约 2 千年到帖木尔，而希腊文明直至奥斯曼。传统中医是机能模型方法，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器质解析方法， 2 个传统的整合，才形成了系统医学。 - （科学史与文化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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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医学与药物学计划

benlion 2014-12-9 20:02

自从1984年李约瑟到厦门大学做讲座，而到2009年引发思考的钱学森之问，其实，系统医学与药物学的提出与发展，就已经历了对李约瑟有关中西方科学与技术等问题数十年的探索过程，而且，也是建立在中西科学、医学与哲学的交汇基础上。 因而，李约瑟-钱学森之问，已经不再是困惑或疑问，而将迅速转入实质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进展，也就是系统医学与药物学计划的实施。 在哲学思维、理论方法和操作技术上，系统医学与药物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结构，国际上，系统与合成生物学的技术也已经走向成型，系统遗传学与系统生物工程也已经步入正轨。 解决中西医学和文化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思维、理论和方法上的疑问，而将进入的是具体实施的科学与技术发展策略和路径，而且，已经形成整体的新技术体系和研究与开发方案。 -（北太平洋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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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辨与实践

benlion 2014-10-13 16:56

近现代文明，开始于大航海和地理发现；然而，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阿拉伯收集的希腊和中国文献流入查理曼欧洲，导致意大利文艺复兴，掀开了近现代文明的序幕。 近现代科学是实证科学 - 学者的思辨传统与工匠的技术传统结合，包括，数学运算、仪器技术和模型方法，从工程技术和设计艺术转换到实验科学范式，从手工业作坊转换到规模化制造的工业模式。 发展到全球文明形态，形成了大学、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和企业的技术开发研究机制，公司制造的科学仪器和计算机软件等提供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科学研究的规律和原理发现提供应用研究的知识和资讯。 近代科学，不是诞生在印度 - 希腊或东罗马的思辨传统路径，而是中国 - 阿拉伯到查理曼欧洲的实践传统路径，并得以在英国 - 美国的实用哲学传统发展。 科学研究，需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训练，教育机制和留学选拔机制等影响人才的发展路径；然而，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开拓创新，显明社会体制和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 创造和创新探索的过程复杂，而表述往往简单明晰。理论和规律发现、技术和方法发明的重要所在，就是提供教育传播或工业制造等可复制的知识或产品。 因而，转换到创新型社会，不仅将是教育体制，也将是科学研究机构和技术孵化机构的管理体制转换。 - （创新型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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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模式与社会机制

benlion 2014-10-13 02:30

创造发明与开拓创新，不是教育造就，而是颖赋的发挥和自我的发展。 然而，教育能够启迪才智，能够造就激励和选拔创造和创新型人才的机制，以及发挥个体心智和形成创新型文化的社会体制。 （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伯乐精神是文化核心） 独立人格和精神独立的社会，才能具有自我发展的驱动力量，才不会是轻易跟风向而随风一边倒的欠缺自主思考，才会形成社会正义的傲骨和公正立场。 因而，创新型社会，不仅是个性化的思维和能力的启迪教育，而且，也是发挥与激励独立思考与探索，以及行为规范和法律健全的体制。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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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科学”140923

热度 1 hy517hy 2014-9-23 22:54

中华“科学” 吴曜圻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李约瑟提出的难题困扰了许多人，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根本原因是我们受到西方视野的限制。 从全球视野看，现代科学的中心在转移。科学有三个范畴：实体、信息、能量。实体科学的中心在英国，以牛顿为代表产生了一批科学家，其方法是发现自然现象，用数学语言表达。其后，这一方法在西方传播，自然现象从“苹果落地”这类宏观现象，细化到分子、原子、电子层面，产生了化学、电磁学等学科。科学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产生了电动机、计算机、互联网等影响全球的成果。在理论方面，以爱因斯坦为代表，应用数学语言工具，推论出了相对论，颠覆了经典科学的前提：空间不变，时间不变。 以爱因斯坦与牛顿为代表，西方科学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以因果表示（爱因斯坦的因，牛顿苹果的果），也就是构成了一种影响全球的唯物科学体系，这种体系在社会中的表现叫唯物主义。 西方科学，也就是有些人所谓的现代科学对人的思想产生了强大的制约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维特坦斯坦形容现代科学如同一个“大瓮”，将人类的思想禁锢其中。但是，西方思想家们以西方的视野看世界，如同坐井观天，看到了井口，无奈找不到出路。 一些西方哲学家将中华文化视为逃离科学“大瓮”的抓手，但是，他们没有掌握象形汉字工具的精妙，只能“望汉兴叹”。 上天为什么让中华民族传承象形汉字，就是要降大任于中华！人类的文字有表音、表形两类，表音文字分化出了许多类别，而将表形文字作为法定语言工具的，只在中华区域。按《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为汉语、法语、俄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其中，只有汉语将象形文字作为表达工具。 象形汉字的奥妙在于形，从形看“因果”，果—因 = 十（将果中的一、人、口去掉，剩下的就是十）。十表示直角坐标，这是数学的象形表示，数学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在坐标系中表现。 西方社会的隐秘根源是数学，但是，西方人用表音的代码为主表达数学的内容，适合于表达物质层面的关系，发展的极端就是将物质作为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其结果是人类的异化，这是社会许多恶果的根源。 物质科学的手段是分，其方法可用“分”字表示，“刀”表示工具，“八”向小处分割。将直观的实体分为分子，再分到原子、量子、费米子、玻色子，分到了极限，看到了波粒二象，无“子”可分，只能研究“超弦”。弦就是波，对波而言，分的手段就不太适合了。 中华思想以人为本，研究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其方法可用“合”字表示。“口”表示整体，“一”表示标准或者基础，“人”表示双方的关系，也就是宇宙的对称破缺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华思想依靠悟与灵性，这在封建的等级社会中是适用的。 现代社会中大量涌的科技工具，使人类平等的思想得以实现。机器让人类的体力差异“平等”，电脑拉平了人类的“脑力”差异。 21 世纪兴起的“频能”或者“律动”科技，将为人类“灵性”的平等提供强大的支持。 从形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完整体系有点、线、面、体、核五个层面。前四个层面有形，构成物质体系，也就是实体。第五个层面无形，要显形，需要以物体为工具，也就是以点、线、面、体构成虚体，也就是实体的文化，表现为文字，关系（原理），学科，体系（跨学科）。虚实构成人类世界的全部，在西方语境中表示为 0 、 1 ，在东方语境中表示为口、一。东、西方相合产生中、十，分别表示人本与物本行为的坐标（基础标准）。 分与合的行为构成两种知识体系，前者称为科学，是西方“分”思想的器物化表现。后者以东方“合”思想为基础，形成了许多器物化积累，现代社会中的互联网就是一种“合”思想的体现。我们将来源于中华思想的“合”思想表现的知识体系，命名为“合学”。合学与科学（分学）构成完整的人类知识体系。 地球上可“分”的资源越来越少，大量使用“分”来的资源，如地下矿物、地表物产等，产生环境污染，降低人类的生活质量。人类文明的发展到了科学转向合学的时代。 科学为合学基定了物质基础，用科学方法发现了无形的频能（ E=hv ），以频能为基础，将实现人类从能到物的转化梦想。 飞毛腿，顺风耳，千里眼等人类梦想，都分别用交通网，互联网，移动网实现了。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梦想，将通过中华合学的发展，得以实现！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12 时 29 分 3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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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研究 - 问题分析

benlion 2014-9-10 17:14

自1984年李约瑟到厦门大学讲演，我就开始思考中西科学与中西哲学，尤其在芙蓉楼到生物馆之间常常路过人类博物馆，导致了思考人类文明发展史。 1993年之前是科学史和医学史等研究，2003年之后是文化史和艺术史等探索；然而，国际系统生物学的发展又引发国内中西医学争论，同时，钱学森之问又引起李约瑟问题的重新探讨，而且，2009年*国内经济形势转向，导致了2011年来的网络日记。 李约瑟-钱学森问题的症结解开，在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史和文明模式变迁的研究与史料考证。 1）希腊（拜占庭）和印度文明，延续到16世纪，也并没有诞生近代科学； 2）韩国、日本现代化，建立在中国明朝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3）郑和下西洋之后，奥斯曼中断了丝绸之路之后，哥伦布开启大航海探险； 4）蒙古横跨欧亚大陆，西到波斯湾和伏尔加河，13世纪的意大利开启文艺复兴； 5）从文艺复兴到地理发现，欧洲仍然是文学、技艺和贸易等发展时期； 6）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近代实验科学的建立时期，进入现代环太平洋国家开始发展； 7）阿拉伯数字来自印度，代数学和化学词汇来自阿拉伯文； 8）中国小孔成像实验，欧洲发现了光度的距离平方反比定律和光学衍射； 9）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开始现代艺术和工业设计，受到日本和东方工艺的影响； 10）英国纺织业来自意大利，源于中国，欧洲仍然可见水车、运河等。 远不止于此，在人文精神、社会体制和工程技术等很多方面，中国文明，都为欧洲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历史和文献资源。 总之，欧洲近现代文明，如何在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过程，足够为之整个一生的时间去探索与研究。 注*：在英国我已经预言危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6952-641803.html ）。 -（文明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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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李约瑟正名：江晓原谈《中华科学文明史》

carldy 2014-8-5 18:33

原载2002年4月5日《文汇报》 　 为李约瑟正名 ——江晓原谈《中华科学文明史》 　 　 　　*在中国大众心目中，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帙浩繁，从1954年起出版，已出数十巨册，至今远未出齐，而李氏已归道山。考虑到公众阅读上的困难，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李氏生前，请科林·罗南将李氏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书名《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华科学文明史》篇幅仅为李氏原著几十分之一，从1978年起陆续出版，共得五卷。不幸的是，罗氏也已在数年前谢世。 　　*此简编本的中文版，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次隆重推出，第一卷已经上市，其他各卷将在年内陆续出版。此书的翻译主要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教师承担，也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记者近日采访了丛书的策划人江晓原教授。 　　记者：李约瑟的巨著被翻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什么这套书被冠以《中华科学文明史》的书名？ 　　江：李约瑟的巨著本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个书名既切合其内容，立意也好；但是他请冀朝鼎题署的中文书名却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结果国内就通用后一书名。其实后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因为李约瑟在他的研究中，虽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然而这个不确切的中译名在那部书上沿用已经很久，也就只好约定俗成了。 　　现在我们科学史系翻译的这部书，原名是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就是李氏上面那部巨著的简编本之意。我们当然不应该将错就错，再继续沿用先前不确切的书名。所以《中华科学文明史》这个书名，既符合作者原意，顺便也是一次正名──尽管是已经迟到的正名。 　　由于是简编本，这部书的读者对象，自然要比李氏那计划中有七十余册的煌煌巨著广泛得多。书中略去了大量繁琐的考证，阅读起来也比较流畅。 　　记者：您两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李约瑟给中国人民、给中国科学史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是他的著作中宽广的视野。在这一简编本中，这种宽广的视野是否受到了影响？ 　　江：关于李氏书中视野宽阔的问题，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经多次谈到过。这部书虽然经过了科林·罗南的改编，但这一特点仍然得到保持。书中论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时，经常能够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历史上中国与欧洲之间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李约瑟倾注了巨大的注意力。 　　例如，在谈到中国古代的水运仪象之类的天文观测-演示仪器时，就介绍了起源于拜占庭的阿拉伯自鸣水钟（第1卷，76页），而以前国内的读物大谈中国的水运仪象台时，从来不提西方历史上的同类仪器，好像它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又如，即使是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伪科学时，李约瑟也不忘记进行中西方比较，在谈到中国十四世纪时的一幅星命图（算命用的）时，李约瑟立即将它与公元初几个世纪西方系统化的古希腊占星术中的十二宫或十二所联系起来，认为两者的实质内容是一样的（第1卷，205页）。 　　这样的做法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极为有益的──因为我们以前有太多的读物向我们描绘过一幅又一幅夜郎自大的虚幻图景，好像古代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独步全球，别人都在蛮荒世界。虽然李氏有时不免有点拔高中国古代成就，但他主要也只是在比较抽象的概念上拔高，具体论述时则都是实事求是的。 　　记者：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众多学者试图解答的问题。所谓李约瑟难题，据我所知是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明朝以前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领先于世界，但令人困惑的是，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原因何在？对这样一个问题，近年来，您却坚持认为是一个伪问题。对此能再谈一谈吗？ 　　江：关于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我在去年5月24日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已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就不难发现李约瑟难题确实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因为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领先于世界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于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在唐朝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科学最先进的国家。国力强盛有共同的、相对简单的衡量标准，科学文化先进与否的衡量标准却要复杂得多。而且，科学史意义上的科学先进同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科技发达，考量标准也不一样。 　　记者：长期以来，很多人误读了李约瑟，那么，《中华科学文明史》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简编本，会不会造成新的误读呢？ 　　江：我相信不会造成任何误读。我上面已经提到，这部书的论述是实 事求是的──实事求是的论述是不会误导读者的。如今媒体或书刊上，特别能误导读者的，是一种真实的谎言──这是一种高明的说谎技巧，其中每一个成分都是真实的，但是合起来就构成谎言。比如，向儿童谈科学史，说我们今天讲两个科学家的故事，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黄道婆，所讲的事都是真实的；但小孩子听过后就获得这样的印象：中国古代有一个像爱因斯坦那么伟大的女科学家黄道婆，而这个印象却是一个谎言。因为黄道婆即使历史上真有其人，也不能被称为科学家，更无法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 　　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公众误解了李约瑟，继而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 　　我认为，李约瑟的工作和精神，都有永远的价值。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但这不是阿Q所说的我们先前阔多了的象征，而是中西方文化沟通、交流的象征。 http://shc2000.sjtu.edu.cn/article2/wNHz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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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据说话？对中国历史累计技术创新项目的若干质疑

热度 24 Einstein 2014-7-23 12:16

董洁林 女士昨天发文“中国科技是不是超越西方 1500 年？让数据说话”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88744-813824.html 。文章用了科学计量学的方法，质疑了李约瑟的观点，支持了饶毅教授最近的观点。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争议以及相关统计研究，宏旨太大，本人无意置喙，仅有董女士文中部分数据提出些质疑，希望董女士解答或方家指正。本文的出发点是，科学计量学方法的严谨，应该基于数据采集的严谨，也就是董女士的数据库所选条目的严谨。恰好 2013 年 11 月笔者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第三届技术史论坛上与董女士有过一面之缘，她惠赠笔者一张由其团队制作的“人类重大技术创新图谱”（以下简称图谱），按照其文中提到的“ 71 项目中国首创技术”——但图谱所列我国的条目仅有36 项（博文中列有材料、能源等 10 项，图谱中缺军事、工业两项），因此可以推测图谱是其结论的一个浓缩版（或精简版）。在这36 项条目中，笔者发现有若干条目值得商榷，笔者无意推翻董女士团队的基本结论，也无力校核所有的技术创新条目，仅就我所知道的一些列出如下，若能再细审核，想必对中国古代的科技认识（本人暂缺其科学图谱，下面仅谈技术条目）会更明朗。 1、 水磨（ 250BC ） 我国目前无汉代之前水磨的记载或考古证据。最早文献记载见于《魏书·崔亮传》与《南齐书·祖冲之传》，约在公元 5 世纪下半叶。还有一种可能，这里的水磨是指另一种“湿磨”，类似磨豆浆那种（比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石磨，西汉）。但这种可能性小，因为董的“图谱”中另有一个“石磨（ 9000BC ）” 别国，不再核实——引者注 ，水磨应当是指利用水力驱动水轮带动磨盘转动的粮食加工器具。 希腊水磨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详细可参考辛格的《技术史（第Ⅱ卷）》相关部分。 2、 罗盘（ 400BC ） 中国关于罗盘（司南）的最早记载见于《韩非子·有度》“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是公元前 3 世纪的作品。此外，这种对磁性的简单认识在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而言，远远没有后来的指南针更重要。指南针的应用是宋代的事情，最早的记录是成书于 1041 年的《茔原总录》。这里我还想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按照科技史界的看法，宋元时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高峰，但是董的团队得出的结果显示：中国科技首创数目反而是汉到南北朝多（ 21 项），唐宋（ 16 ），这点也比较奇怪。还有昨天董文后有学者已经指出，条目的权重在董看来是一致的，其实比如中国汉代的地震仪（姑且不论其可靠性）与电报的发明均算一个条目，但是在人类技术发明史上的重要性就完全不能等而视之了。 3、 脚踏式三锭纺车（1295） 这个年代应该是按王祯《农书》所取，姑且不论学界一般认为该书成书于1313年，我国至晚于12世纪已经出现了脚踏五锭纺车（用于纺麻）。见拙文《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五锭棉纺车》，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4、 风筝（1000BC） 我不知道董的团队是从哪条文献得到的此年代。即使按照风筝近源的亲戚（木鹊什么的）可以追溯到鲁班、墨翟时代，也不过是公元前5世纪的事情，怎么能早到1000BC呢？莫非有新的什么证据？？ 5、 杂交水稻（1926） 这条很奇怪，按照董的颜色标识（在其图谱中，不同国家的技术条目进行了颜色区分）是中国。但首先可以肯定这里不是指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因为袁出生于1930年。核实网络上说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于1926年就育成了杂交水稻？莫非指这条。但笔者核实《丁颖稻作论文选》“栽培与育种”版块，有“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稻育成之新种”一文，载1926年在广州附近发现野生稻多种，于1933年选育成功“中山一号”（是否属于杂交，请相关专家断定，本人不清楚）。后来于1936年培育出杂交品种“千粒穗”。问题出来了，董的1926年是指？？ 6、 烟花（600） 如果指重大技术创新中的烟花，当然应该是指火药发明后的烟花。图谱有火药条（1040）唐代的炼丹家发明了火药，比这要早，图谱可能是指用于实战，可见这种烟火不是指火药制作的烟花，其重要性就会差很多。按潘吉星先生的考证，烟花出现在北宋。 笔者无力一一考证了，仅就董文中所列中国条目中的6 条提出质疑，意在说明这种计量分析必须依赖于可靠的科技史事实数据（特别是早期的技术条目需仔细甄别），否则从后面得出的图表、趋势图等很难有说服力。同时 希望董女士的团队能完善其数据库，就中国科技创新在整个人类科技创新史上的真实地位，给出一个比较可信的结论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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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之问

benlion 2014-3-4 19:18

中东，经历波斯帝国、希腊化时代，而后，罗马、帕提亚（波斯）、贵霜（印度）和秦汉的轴心文化模式形成。 希腊文化的拜占庭，延续到 15 世纪为奥斯曼所灭，一直未能产生近代科学，西罗马经历阿提拉帝国和查理曼帝国，从而，形成了欧洲的庄园文明。中国秦汉时期，丝绸之路已经形成，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罗马基督教的景教也来到中国，以色列失去的部落之约瑟后裔也到过中国。 为什么一直等到清朝，欧几里德几何才传入中国呢？ 十字军与蒙古东西攻击阿拉伯，大量文献资料流入查理曼欧洲，可能导致了文艺复兴开始于元朝的时代。 又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的意大利和英国呢？ 但是，东方古代到现代，即使已经诞生不少诺贝尔奖科学家的日本，还有延续文明悠久的印度，不但没有诞生近代科学，而且，也没有足够发达的论理深邃的哲学。美国和俄国、南美等也都没有查理曼文明土壤上诞生那么多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哲学家；因此，其实，在 20 世纪 80 年代 -90 年代之所以阅读大量哲学著作，就是因为认识到人类文明创造力之源泉，可能在于哲学思想之繁荣。 因此，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一个古代数学、工程技术和艺术、历史学等都非常发达的中国。尽管，近代科学是在代数学方法、化学实验的直接基础上发展起来，却因为哲学思辨传统的匮乏而不能建立近、现代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体系。 美国是移民国家，可以从世界各国直接获取人才，也直接从其它国家获得新的思维和方法，从而，有别于其它国家。 从中国，经阿拉伯桥梁，而后欧洲的文明发展路径，可能原因：庄园文明和农业文明，比起游牧、渔业文明来说，更依赖于技术发明，而后者更依赖于协作和征服精神。 - （随想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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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江晓原：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纪念李约瑟诞辰一百周年

热度 1 fqng1008 2014-1-13 13:18

一、经媒体过滤的李约瑟 由于多年来大众传媒的作用，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至少在大众心目中是如此。 通常，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因为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作了极好的宣扬”， 为中国人争了光。这部巨著新近的“精彩的提炼”，则是R.K.G.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100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公众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坦荡、自信心态。因此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自1954年他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此后约二十年，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中非常孤立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成名学者一卷卷不断地编写、出版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更何况他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甚至为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而奔走，这当然令中国人非常感激，或者可以说是感激涕零。正如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所说：“当时中国多么需要有人支持，而李约瑟大胆给予了支持。” 媒体描述给公众的李约瑟，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在许多公众心目中，中国科学史，就是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的，是寻找“中国的世界第一”的。或者干脆一句话：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观点一度深入人心，几乎成为普遍的共识。 大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又影响了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取向。科学史研究到底该不该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目的，十几年前国内科学史界曾在一些会议上爆发过激烈争论。 当时肯定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只有一些年青人勇敢地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到今天，情形当然大有进步，相当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科学史和其它科学学科一样，只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阶级性的、不存在政治立场的学术研究。不过，缺乏这种认识的人士无疑还有很多。 最后，还有书名问题。李约瑟的巨著本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既切合其内容，立意也好；但他请冀朝鼎题署的中文书名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结果国内就通用后一书名。其实后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因为李约瑟在他的研究中，虽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而这一点正是国内科技史研究的薄弱之处。关于这个书名，还有别的故事，说法各不相同。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取名背后的观念──我们之所以欢迎这个狭义的书名，难道没有想把可能涉及意识形态的含义“过滤”掉的潜意识吗？ 二、李约瑟与西方科学史家 对国内大部分公众而言，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的结果，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偏差。 和现今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往往片面和过甚其词的描述相比，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的《李约瑟小传》无疑是一本非常客观、全面的作品，鲁桂珍在其中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他们“圈子”中人，只能算是“票友”，至多只是“名票”而已。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也大有人在。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科学史教授Charles Gillespie，是李约瑟的学术敌人，他说：“我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史，也不是科学家，可是我知道，凡是用马克思主义做为研究的出发点的书，其结论都是不可靠的。李约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出发点，所以他的论点也不可靠，我不必看他的书了。” 这样的事例通常也是中国人所不乐意看到的。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的席文（Nathan Sivin）。席文很长时间以来就是“李约瑟过时论”的积极鼓吹者。例如，1999年8月在新加坡开第九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休息时我和他闲聊，他又提起这一话头，说是“你们现在再读李约瑟的书已经没有意思了，李约瑟的书早已过时了”。当我委婉地告诉他，中国同行都认为他的文章很难读懂──即使翻译成了中文仍然如此，他似乎颇感意外，但接着就说：“至少不会比李约瑟的书更难懂吧？”我说我们的感觉恰恰相反。他沉吟了一会儿，断然说道：“那一定是翻译的问题！”──其自信有如此者。 在西方，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感兴趣的人，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为职业的人，都还有许多。姑以研究中国科学史著称的学者为限，就可以列举出何丙郁、席文、日本的薮内清（最近已归道山）、山田庆儿等等十余人。至于研究其它各种文明史、科学史的西方学者，那就不胜枚举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开起年会来，与会者常数百人，尽管其中也会有不少“票友”，但人数之多，仍不难想见。 三、《中国科学技术史》是集体的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如今也只好约定俗成，继续沿用此名）按计划共有七卷。前三卷皆只一册，从第四卷起出现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54年出版第一卷起，迄今已出齐前四卷，以及第五卷的9个分册、第六卷3个分册和第七卷一个分册。由于写作计划在进行中不断扩大，分册繁多，完稿时间不断被推迟，李约瑟终于未能看到全书出齐的盛况。　　 　　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一直在国内受到特殊的重视。在“文革”后期，曾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原著的少数几卷，并另行分为7册，不与原著对应。不过在“文革”中这已算罕见的“殊荣”了。到八十年代末，重新翻译此书的工作隆重展开。专门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卢嘉锡为主任，大批学术名流担任委员，并有专职人员组成的办公室长期办公。所译之书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十六开精装，远非“文革”中的平装小本可比了。新译本第一批已出第一、第二两卷，以及第四卷和第五卷各一个分册。 下面是现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胡维佳提供的各卷书目（有☆者已出版英文版，有★者已出版中文版）： ★ 第一卷　导论（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4） ★ 第二卷　科学思想史（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6） ☆ 第三卷　数学、天学和地学（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9） 第四卷　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 第一分册　物理学（李约瑟著，王铃协助，罗宾逊（K．G．Robinson）部分特别贡献；1962） ★ 第二分册　机械工程（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65） ☆ 第三分册　土木工程和航海（包括水利工程）（李约瑟著，王铃、鲁桂珍协作；1971） 第五卷　化学及相关技术 ★ 第一分册　纸和印刷（钱存训著；1985） ☆ 第二分册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点金术和长生术（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1974） ☆ 第三分册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从长生不老药到合成胰岛素的历史考察（李约瑟著，何丙郁、鲁桂珍协作；1976） ☆ 第四分册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器具、理论和中外比较（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席文部分贡献；1978） ☆ 第五分册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内丹（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1983） ☆ 第六分册　军事技术：投射器和攻守城技术 ☆ 第七分册　火药的史诗（李约瑟著，何丙郁、鲁桂珍、王铃协作；1987） 第八分册　军事技术：射击武器和骑兵 ☆ 第九分册　纺织技术：纺纱 第十分册　纺织技术：织布和织机 第十一分册　非铁金属冶炼术 第十二分册　冶铁和采矿 ☆ 第十三分册　采矿（Peter J．Golas著；1999） 第十四分册　盐业、墨、漆、颜料、染料和胶粘剂 第六卷　生物学及相关技术 ☆ 第一分册　植物学（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黄兴宗部分特别贡献；1986） ☆ 第二分册　农业 ☆ 第三分册　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和林业 第四分册　园艺和植物技术（植物学续编） 第五分册　动物学 第六分册　营养学和发酵技术 第七至十分册　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和药学 第七卷　社会背景 第一分册　初步的思考 第二分册　经济结构 ☆ 第三分册　语言与逻辑（现已调整为第一分册） 第四分册　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总的结论 李约瑟固然学识渊博，用力又勤，但如此广泛的主题，终究不是他一人之力所能包办。事实上，《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的撰写，得到大批学者的协助。其中最主要的协助者是王铃和鲁桂珍二人，此外除了上列各册中已经标明的协作者之外，据已公布的名单，至少还有R. 堪内斯、罗祥朋、汉那-利胥太、柯灵娜、Y. 罗宾、K. 提太、钱崇训、李廉生、朱济仁、佛兰林、郭籁士、梅太黎、欧翰思、黄简裕、鲍迪克、祁米留斯基、勃鲁、卜正民、麦岱慕等人。 何丙郁曾表示：假如没有鲁桂珍，就不会有李约瑟，而只有一个在生物化学领域的Joseph Needham。这个说法也得到鲁桂珍的认同，“鲁桂珍很欣赏这句话。她还念给李老听，博得一个会心微笑。” 何丙郁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看法： 长期以来，李老都是靠他的合作者们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文献搜寻有关资料，或把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题。他的合作者中有些是完全义务劳动。请诸位先生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诉苦，或替自己做些宣传。我只是请大家正视一件事情：那就是请大家认清楚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有李老的中国科技史巨著。李老在他巨著的序言中也承认这点。 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集体的贡献，并不是仅能从有许多华裔科学家协助他这一方面上来立论，还有另一方面。何丙郁说： 我还要提及另一个常被忘记的事情，那就是李老长期获得中国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连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经费都是来自一位中国朋友。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正视中华民族给李约瑟的帮助，没有中华民族的支持，也不会有李约瑟的巨著。假如他还在世，我相信他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努力的成果。 这样大胆坦诚的说法，也只有外国人何丙郁敢说。 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李氏生前考虑到公众很难去阅读上述巨著，遂又请科林·罗南（Colin A. Ronan）将李氏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以便公众阅读。书名《中华科学文明史》（The Shorter Science civilisation in China），篇幅仅李氏原著十几分之一，共分六卷，从1978年起由 陆续出版，至今已出五卷。此六卷简编本的中文版权，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并购得，目前正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负责翻译。前三卷将于2000年年底问世。今年正值李氏百岁诞辰，这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译本的出版，将成为对李氏数十年辛勤工作和他对中华文明之深厚感情的纪念，而广大公众也将有条件较为全面地直接了解李氏的成果。 四、《中国科学技术史》所受到的批评 真正全部通读《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各册的人，在这个世界迄今很少，今后也决不会太多──它的卷帙对于终日忙碌的红尘过客来说实在过于浩繁。就总体而言，它首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巨大存在--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别的著作，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及与整个文明的关系方面，达到如此的规模、深度和水准。自从本书问世之后，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或需要深究中国国情的人，如果不阅读这本书--至少是有密切关系的卷册章节，那就在他的知识 背景中留下了不应有的空缺，因为没有任何别的著作能在这方面替代它。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其中的各种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要不出任何失误是不可能的。李约瑟的研究和结论，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失误。书中的具体失误，各方面的专家已经指出不少，这里无须缕陈，仅略举一二例稍言之。 比如，李约瑟与鲁桂珍认为中国古代利用人尿炼制的药物“秋石”中含有性激素，这就将人类发现和使用性激素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年左右。他们的这一结论一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相当的轰动，但是近年国内和台湾学者的考证和实验研究者表明，“秋石”中其实并无性激素。 这只是具体失误的例子；就全书整体言之，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他似乎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过分拔高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李约瑟本人身上尚不足为大病，但“城中好高警，四方且一尺”，近年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其中颇多穿凿附会之处，尤为推波助澜。影响所及，就不免造成国内一些论著在谈论祖先成就时夜郎自大的虚骄之气。 李约瑟的这些错误，我认为可能有深层原因。 他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异乎寻常的热爱。李约瑟和中国文化本来并无渊源，此渊源起于他和鲁桂珍的相遇──有不少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桂珍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本序言中自述云： 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按李约瑟自己的说法，这“皈依”发生于1939年前后。 但他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到时候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李约瑟的不少失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的地步。而他在给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竟说： 对于这样一项任务（按指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非常重要的不在于知之甚多，而在于对中国人民及其自古以来的成就怀有满腔热情。 热情的重要性超过了知识本身，若仅就治学而论，后果曷堪设想？ 另一方面，还可以参考台湾学者的意见。如前所述，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学科的专业训练，也未受过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朱浤源指出未能“把什么叫科学加以定义”是李约瑟的一大困境，也就不奇怪了。朱浤源说： 我们翻开开宗明义的第一册《导论》，发现李氏竟然未将“科学”加以定义。或许研究生化胚胎学，不需要对“科学”加以定义，因为生化已在科学之内。但要探究中国古代为期两千年的所有科学的时候，什么是“科学”就变得十分要紧，以作为全套研究以及所有参与者思索研究架构以及选取材料的准绳。从第一册看到所谓plan of the work，介绍了中文如何英译，参考资料如何引用，缩写的方法为何，参考书目的制作。此外，就无有关定义、研究假设、研究途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技术的说明。……由于没有定义，哪一些学门。哪一些分科、哪一些材料应该纳入，哪一些不应该纳入，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从事抉择的时候，较难划定统一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研究计划就不是由研究人员所单独左右，材料本身也可以反过来左右研究计划；一旦材料越来越多，定义又付缺如，研究人员家必须被材料所左右，使工程越做越大。 根据上文所列书目，“使工程越做越大”的后果已经有目共睹。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五、李约瑟的“道教情结”　 李约瑟的“道教情结”是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框架中极为重要的特色，值得作深入研讨，限于篇幅，此处仅提供初步线索。 先看何丙郁在1995年所叙述的一个场景： 今年八月时，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是“道家是否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最大”，邀请欧洲各国有名的汉学家与会，他们举出中国历史上很多非道家人士，如汉代张衡、唐代一行和尚等科学家，在数学、天文等基础科学方面的贡献远多于道家，除了炼丹术的研究是道家贡献最大。在场学者，包括旁听的研究生，没有一个人同意李约瑟的观点，而李约瑟自始至终没说半句话。 当时何丙郁只好出来打圆场，说同意或反对李约瑟观点的都不算错，关键看对“道”如何理解云云。可知李约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未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 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教学说之倾心。而道教学说是中国古代对性问题涉及最多、最直接的学说。对于道教的房中术及有关问题，李约瑟长期保持着浓厚性趣。可能是由于国人对性问题的忌讳（尽管这种忌讳如今已越来越少），不愿意将李约瑟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与性这种事情联系起来，所以李约瑟在这方面的论述一直不太为国内了解和注意。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时，见到高罗佩（R.H.van Gulik）赠送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自著《秘戏图考》， 他不同意高氏将道教“采阴补阳”之术 称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遂与高氏通信交换意见。李约瑟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述此事云： 我认为高罗佩在他的书中对道家的理论与实践的估记，总的来说否定过多；……现在高罗佩和我两人经过私人通信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一致意见。 高氏似乎接受了李约瑟的意见，他在下一部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序言的一条脚注中称：“《秘戏图考》一书中所有关于‘道家性榨取’和‘妖术’的引文均应取消。” 不过在正文中高氏对李约瑟的意见仍有很大程度的保留。二十年后，李约瑟又谈到高罗佩，以及他自己与高氏当年的交往，对高氏有很高的评价： 除了可敬的亨利·马伯乐（H.Maspero)之外，本学科（指“中国传统性学研究”）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是高罗佩。一九四二年的战争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他。作为荷兰的临时代办他正准备离开重庆，而我正去就任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的职位。后来，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他和水世芳小姐的婚礼上，我们交谈过一次。……战后，我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和他有过一段很长的通信联系。我使他相信，用道家的观点来叙述和规范性技巧没有任何异常和病理问题，这同他源自深厚的文学素养的信念相一致。 水世芳是高罗佩所娶的中国妻子──令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甚深的高氏十分倾心的一位大家闺秀。李约瑟说自己“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这毫不夸张。他热心收集房中术书籍，为在北京琉璃厂“一位出名女老板”那里买到了叶德辉编的《双槑景闇丛书》而欣喜不已，他称此书 为“伟大的中国性学著作”。 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关于房中术的章节，主要就是在叶德辉此书所提供的古代文献和高罗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李约瑟在书中讨论了“采阴补阳”、“还精补脑”、“中气真术”等房中学说。他对这些学说持相当欣赏的态度，认为它们“具有很大的生理学意义”。在谈到《素女经》、《玄女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玉房指要》等古籍以及其中的各种告诫时，李约瑟说： 在成都有一位深研道教的人给我的回答使我难以忘怀；当我问他有多少人照此教诫行事时，他说：“四川的士绅淑女或许有半数以上是这样做的。” 他还从另外一些角度对道家的房中术大加赞赏： 承认妇女在事物体系中的重要性，接受妇女与男人的平等地位，深信获得健康和长寿需要两性的合作，慎重地赞赏女性的某些心理特征，把性的肉体表现纳入神圣的群体进化--这一切既摆脱了禁欲主义，也摆脱了阶级区分：所有这些向我们 再一次显示了道家的某些方面是儒家和通常的佛教所无法比拟的。 尽管大部分房中术学说其实明显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在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之后，李约瑟继续对性学史保持着浓厚兴趣，不久又“再度投身于这一论题的研究”。他密切注意着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1972年，当华裔瑞典人张仲澜（Joland Chang）《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法》一书出版时，他对之大加赞赏，热情向读者推荐： 更光亮的明星出现在这片领域，他就是我们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张仲澜。我把他论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性学著作推荐给不带偏见的读者。由于训练有素，他找到了独特的语汇用以解释现代社会男女以及中国文化在心灵、爱和性方面所显露的智慧。 张氏的书主要是根据古代房中术文献，结合现代社会情形讨论性技巧的，其中还包括许多他对自 己性生活经历的现身说法。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的主旨，不仅仅是帮助人们享受性爱，更重要的是认为房中术是一种健身、养生之术，甚至是一种长生（长生不老）之术。道教中的其它许多方术，如导引、行气、服食、僻谷等等，都有类似的主旨，以享受人生，长生可致为号召。对于这一点，李约瑟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信的！他说：因为中国炼丹术最重要的内丹部分和性技巧密切相关，就象我们所相信的，它能使人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 道教学说特别使他迷恋，因此他脑海中有时浮现出“长生不老”之类的信念，似乎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有人因此而将他引为近年某些招摇撞骗、别有用心的伪科学宣传的护法，则又是对李氏的大不敬了。但是李约瑟确实一生倾慕道家和道教，他坚信：道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尽管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道教今天已经垂死或已死亡，但或许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哲学的。 李约瑟也许正是抱着这样的美好信念走完他的人生历程。 六、我们误读了李约瑟的学术意义 我们的误读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对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和结论进行筛选，只引用合于己意的，而拒绝不合己意的，甚至歪曲后引用。这种误读大多是有意的。 第二、也是更为严重的，是从整体上误读了李约瑟后半生工作的学术意义。这种误读则在很 大程度上是无意的。 先谈第一个层面：李约瑟的巨著虽然得到中国学者普遍的赞扬，但并不是书中所有特色都为中国学者所热烈欢迎。这些特色中至少有两个方面多年来一直受到冷遇。在一般读者，往往一说起中国科技史研究就想到李约瑟。而事实上，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术史的研究，早在二三百年前就已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滥觞于清代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比如 宋君荣（A. Gaubil）对中国天文学史的论述。后来则由一代又一代的汉学家们逐渐光大，形成传统，至今仍很兴旺。自从二十世纪初国人自己开始进行具有现代学术形态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之后，碍于文字隔阂和民族情绪，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极少接触和引用。而李约瑟作为一个西方研究者，很自然地大量介绍和引用了西方汉学家研究探讨中国古代科学一文化史的成果。可惜这一点至今仍然很少被国内学者所注意。李约瑟身为西方人，又在西方研究中国科技史，与国内研究者相比有一项优势，即他的眼界可宽广得多。因此他的论述中，经常能够浮现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这就避免了一些国内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病。在此基础上，李约瑟经常探讨和论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异域相互交流影响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不免在他笔下出现一些“西来说”。比如，他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可能受到巴比伦天文学的很大影响。对于二十八宿体系，他持 巴比伦起源说甚力，兹略举其论述为例： 所谓“二十八宿”，即位于赤道或其近处的星座所构成的环带，是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天文学所共有的。一些对这几种文化的古籍很少了解或毫不了解的著作家们，采取各执己见的态度，经常作出武断的论述。我们以后将指出，二十八宿的法院地可能不是这几个地方中的任何一个，它们关于二十八宿的概念统统是从巴比伦传去而衍生的。 奥尔登贝格（Oldenberg）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提出一种说法，他认为巴比伦有一种原始型“白道”（lunar zodiac）为亚洲各民族所普遍接受，这三种体系（按指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的二十八宿体系）都是从这种白道发展起来的。 这类交流、影响和“西来”之说，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李约瑟这方面的观点，既不采纳引用，也不批评反驳，只当李约瑟根本就没说过。有的人士则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有少数学者──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成己说。 再谈第二个层面：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李约瑟的意义就是研究中国科学史，或者是研究科学史。有些人在向国内科学史家奉赠廉价桂冠时，往往期许某某人是“中国的李约瑟”。这种廉价桂冠背后的观念，其实大谬不然！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宽广的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中国自己的学者专家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宽广的视野。李约瑟著作中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李约瑟的巨著确实主要是研究中国科学史，为此他受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然而他带给中国人民、带给中国学术界最宝贵的礼物，反而常常被国人所忽视。我们希望从李约瑟那里得到一本我们祖先的“光荣簿”，而李约瑟送给我们的礼物，却是用他的著作架设起来的一座桥梁──沟通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桥梁。 因此，如果中国要出一个“中国的李约瑟”的话，此人绝不应该是写另一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人，此人只能是一个发下大愿，要以毕生精力撰写一部多卷本《欧洲的科学与文明》的中国人──当然不一定要在中年遇见一个年轻貌美的欧洲女性愿意做他终身的亲密伴侣。 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37岁上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生物化学和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都在40岁前问世。在科学前沿已经获得很高地位之后，再转而从科学技术史入手架设中西方文化桥梁，就比较容易获得支持，这一点极为重要。在李约瑟向中国文化“皈依”的年代，以及此后很长的年代中，中国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正如何丙郁所说： 50 年代中国确有好几位优秀科学家具备类似的潜质，科学上的成就也不比李老差。可是引述一句一位皇家学会院士对我说的话：院士到处都有，我从来没有听说李约瑟搞中国科技史是英国科学界的损失；可是在50年代，要一位钱三强或曹天钦去搞中国科技史，恐怕是一件中国人绝对陪不起的买卖。 就是在今天，这买卖我们恐怕仍然陪不起。何况在如今这个浮躁奔竞的年代，要出这样一个“中国的李约瑟”，我看至少还需要等待几十年。 当然，就象科学和学术没有国界一样，沟通中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应该也没有国界──既然李约瑟已经为世人架设了这样一座桥梁，我们也就不一定再去修建这座桥梁的中国型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在这座桥上行进。 所以，“中国的李约瑟”也可能永远不会产生了。 七、再谈所谓“李约瑟难题” 最后，我们还需要再略谈一谈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持久热情。因为这也可以归入误读的范畴之内。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说，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如何定义呢？“领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难题”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对一个伪问题倾注持久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 如果将问题转换为“现代中国为何落后”，这倒不是一个伪问题了（因为如今全世界几乎都在同一条路上走），但它显然已经超出科学技术的范围，也不是非要等到李约瑟才能问出来了。 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但这已经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 顺便提一下，作为对“李约瑟难题”的回应之一，席文曾多次提出，十七世纪在中国，至少在中国天文学界，已经有过“不亚于哥白尼的革命”，这一说法也已经被指出是站不住脚的。 　 参考文献 1 张孟闻编：《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页1。 2 R.K.G.Temple ：《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1995，页11。 3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页19。 4 参见江晓原：爱国主义教育不应成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大自然探索》5卷4期，1986。 5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节译本，见其书页7～8。 6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页15。 7 何丙郁：从李约瑟说起，《性与命》第1期，1995，页134～138。 8 何丙郁：李约瑟的成功与他的特殊机缘，《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9日。 9 何丙郁：李约瑟的成功与他的特殊机缘。 10 何丙郁：李约瑟的成功与他的特殊机缘。 11　孙毅霖：秋石方模拟实验及其研究 ，《自然科学史研究》7卷2期（1988）。 12　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页1。顺便指出，本书的译文存在不少错 误，参见谭奇文：不能容忍的错误──请看一些“名译”的质量，载1987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 13 《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页6。 14 朱宏源：李约瑟的成就与困境，收于王钱国忠编：《李约瑟文献5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15 何丙郁：从李约瑟说起。 16 　R.H.van Gulik：Erotic Colo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1951年由作者于东京私人印刷50部，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研究单位。199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权的中译本，其中所有的春宫图都已删去。 1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61。 18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李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11。 19 张仲澜：《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The Tao of Love and Sex），王正华等译，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湾），1994，李约瑟序，页1。 20 《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页1。 21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页162。 22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页165。 23 《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页2。 24 《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页1～2。 25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页166。 2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科学出版社，1975，页7～8。 27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页190。 28 例如夏鼐，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页308～309。 29 何丙郁：李约瑟的成功与他的特殊机缘，《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9日。 30 江晓原：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自然辩证法通讯》10卷3期（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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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晓冬，姚远：李约瑟访问西北大学考

热度 1 kexuechuanbo 2013-10-22 11:39

1945 年李约瑟博士访问西北大学初探 尹晓冬 1 姚远 2 （1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北京 100048 2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西安 710069） 摘 要 目的 考察李约瑟博士1945年中国北部之行时，初次访问西北大学的历史事件，为科学史研究提供线索和历史佐证。 方法 采用文献考证研究法。 结果 李约瑟博士于1945年9月15日至9月18日首次访问了西北大学，期间访问西北工学院，会见了西北大学诸位学者， 作了题为《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 , 李大斐博士也做了演讲，代表中英科学合作馆向图书馆捐赠了数百册图书与期刊杂志 。 结论 访问西北大学反映了中英科学合作馆对中国西北高校的帮助，在众多考察过的研究机构中，西北大学给李约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为其后两次再访西北大学奠定了的基础。 关键词 李约瑟 西北大学 中英科学合作馆 中图分类号 :N09 ，04-09 文献标识码 ：A First exploration for the Needham’s firstvisiting Northwest University in 1945 YIN Xiao-dong, YAOYuan (1 Department of Physics,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Northwest University, Xi ’ an 710069, China ) Abstract: Aim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event---Dr. Needham’s first visiting Northwest University in1945 ， Andto provide clues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China. Methods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ults Dr. Joseph Needham visited Northwest University from 15 Sep.to 18 Sep. 1945 ， alsovisited Northwest Engineering College during these days. He met lots ofscholars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 and made a lecture entitled as “Science andDemocracy”, his wife Dorothy Needham also made a academic report . He don ated hundreds of books andperiodicals to the library onbehalf of the Sino-British Scientific CooperationOffice . Conclusion this event reflected thehelp of SBSCO to colleges in northwest China. Among the numerous researchinstitutes which Needham investigated, Northwest University left goodimpression to Needham,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s next twice visitingNorthwest University again. Key words: Joseph Needham; Northwest University; Sino-British Scientific Cooperation Office 欢迎点击阅读全文 尹晓冬.pdf 引用形式：尹晓冬，姚远：1945年李约瑟博士访问西北大学初探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3（4）：67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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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顾

benlion 2013-10-11 05:46

一个事件的发生，必然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机制相关联。 钱学森时代，不但产生了杨振宁、丁擎中等一批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而且，钱学森也创立了工程控制论，可见，都具备开拓研究和创新能力；所以，必须思考文化传统的教育背景。 犹太裔科学家获诺贝尔奖最多，同时，又是坚持传统文化和宗教传统最强。只有文化之树根深，才能叶茂，美国电影《云中漫步》，也反映和描绘了这个道理。 中国文化与美国体制、欧洲文化与美国体制，源于轴心时代的人类文化，犹太宗教 - 希腊文化传统、印度佛教 - 儒家文化传统，欧洲与中国异曲同工；然而，中世纪，欧洲走向政教合一体制。中国的古代“儒释道”分离和欧洲近现代的“政教商”分离是李约瑟问题之一和之二段的社会原因。 中国科学春天到来，中学时代，数学和物理学的逻辑推理与论证，神经系统的电子植入和遥控想法，以及生物学教师提到光合作用的仿生工厂，这是系统生物工程探索的起点，也是导致思考行为学与遗传学等基础研究。 又恰逢中国与西方科学、哲学和系统科学等探讨的学术繁荣时期，从而，在中西医学比较研究中切入到系统医药学、系统遗传学等，到中科院而中关村又是计算机科学、微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集聚区。 加上遇到互联网信息技术，筹备转基因研究国际会议和协会等，以及走向以色列和欧洲留学；因此，导致 1996 年 -1999 年开始的国际规模化通讯 - V2.0 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等。 附，科学无边境、技术无止境 很多科学和技术思想来自日常生活和观察。 比如，一种齿轮内套齿轮的数学绘图工具、一种镜像中映射镜像的万花筒等，以及拼图、剪纸和积木、魔方等几何和数学玩具等。其中，反映的数学原理，也是直接影响一个人生的科学探索之路。 艺术与技术，古代之称为技艺，在于相通之处。 比如，雕塑艺术与建筑技术，绘画技术与工程设计等，达芬奇、瓦特、西蒙子、爱迪生、贝多芬、梵高、康定斯基等发明家和艺术家，是否一个社会的科学发展先导呢？ 从中学进入大学， 2 件事记忆犹新，一是刚入学问班主任老师关于蚂蚁神经网络系统的细胞联节图，二是生理学烛光实验观看到自己视网膜上的血管树，但都没有得到答案，于是，就在图书馆里寻找。 总之，圈定重点内容、标准答案考试等，都是于人的天性和创造力发挥无益；因为，科学和技术研究都是面对未知的思考与探索，而不是对已知的记忆和背书。 教育模式，必须启迪天性和开发思维，伦理和规范，必须激励技术发明致富的法制健全 - 即，钱学森之问第 1 、第 2 含义。 - （探索与思考 - 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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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 不结束语

benlion 2013-10-5 03:10

思考李约瑟 - 钱学森提出的问题，其实，核心就在如何营建独立型科学家的创造精神和管理型科学家的伯乐精神，两者的合作创造奇迹。 也就是一个科学的探险精神和合作的伦理精神，前者体现为独立人格和个性的能力发挥，后者体现为组织和管理的社会群体效益。 社会其它行业也同理，比如，政治家与军事家、思想家与外交家、企业家与发明家等搭档或伙伴。 李约瑟之问题 - 为何古代中国科技发达，近现代科技的建立和发展是欧洲，而且，文艺复兴之后。那么，郑和下西洋的那种精神又是什么？ 这也是回答 - 钱学森时代受到传统文化教育，到海外留学数量并不多的科学家中，为何能够诞生不少获诺奖，而今，经历文革“洗礼”，缺乏传统文化背景，当代留学海外数量远大得多的科学家只做到院士。 创造力，一是在启蒙运动以来的独立人格、天性启迪的教育模式，二是在伦理的诚信合作精神和法律的规范、制度化管理，三是在追求真理、知识的精神和知识转化为产品的行之有效的产权法律保障制度。 因而，经历了文艺复兴到地理发现，然后，进入全球文明的拓展时期，也就是欧洲延伸到环太平洋，获得充足的地球自然和财富资源，包括，思想与管理、技术与艺术的其它文明的文化资源。 建立了民主和市场体制，经历了科学和工业革命，从而，形成最有力和最有效的开发资源和发现资源与转化资源，也就是新知识的产生 – 即创新和知识转化为产品的信息含量的经济发展。 思想创造、知识发现和技术发明等，是为研究和创新过程，教育的知识传授、人格发展和产品的制造是成品量产和规模化，是为创新的知识传播和产品复制 – 人才、商品的数量扩增，即知识的传承和产品批量化。 以系统生物学与医学的发展历程为例，充分体现了文化交流和知识组织化的历程，始于莱布尼兹、康德时代的综合思维，成于系统科学与实验科学的整合。 附： 自地理发现以来，欧洲的信仰精神驱动的科学革命 - 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到航海的探险精神、科学的探索精神、经济的风险投资精神，这是一脉相承的精神。我们至今缺乏这种精神，科学研究、经济发展都缺乏一种面对未知的发现与创造、尝试与开拓的探险精神。 参见 - 美国探险家在中国重庆发现巨大洞穴 （ http://news.qq.com/a/20131004/001797.htm#p=1 ）。 - （忏悔录：传统与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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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民国时期的中国物理学家--胡升华博客+李约瑟《中国科学》

sdzjh870 2013-9-24 09:55

王守竞事实上是中国第一个取得世界级理论物理成就的人。他本可以成为一块在中国生长高品质理论物理的“晶核”，而且也获得了生长的极佳条件：他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的职位，但这个美好、自然的“晶体”生长过程并没有发生。 一、吴大猷眼中的中国物理学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李政道敦请吴大猷和王淦昌两位老师写点回忆文字，介绍中国物理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王淦昌是李政道在浙江大学就读时的老师，吴大猷是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从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两方面考量，他们两位应该是讲述“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物理学史”的不二人选。大陆名家越老越忙，且对写史慎之又慎，王淦昌先生不太可能留下这方面的系统撰述；吴大猷则在 1997 年以 90 岁高龄，在台湾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开设“中国物理学发展史”讲座，两岸学者整理讲座材料出版了一册《早期中国物理学史发展之回忆》。 吴大猷一开始很不愿意讲这个题目，费功夫倒是其次，顾虑的是讲真话得罪人，而通通讲好话自己又不舒服。但他也坦言，“不客气的说，我稍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可能是最胜任写此段历史的一个人”。确实如此，“李杨”跟他念过书 ，黄昆帮他喂过猪 ，南开北大西南联 ，美加陆台播声誉 。中国物理学界几个人有他的资格？！ 吴大猷评说中国物理学史，可谓快意挥洒， 不假雕饰， 率直无隐。他眼界极高，在他视角下中国物理学机构和物理学家的高下优劣，又不同于一般见解。 下面是吴大猷对那个时代一些知名中国物理学家的评价： 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谢玉铭——他们是“很重要的人”（这是从培植下一代的角度考量的）； 周培源——一位真正念相对论的人； 王明贞——她写的论文很出名； 赵忠尧——在 γ 射线散射方面做了很好的、很有独创性的工作； 钱三强——一个很活跃的人，知名度也很高； 葛庭燧——他的研究工作有相当的地位； 胡宁——一个真正在相对论的研究上做了些工作的人； 林家翘——对于湍流这个问题有极大的贡献； 余瑞璜——做 x 射线研究，工作还有些贡献； …… 对绝大部分物理学名家，吴先生只三言两语略记其主要工作，绝少溢美之词。 铺陈上面一大段只是为了让本文主角王守竞隆重出场。 吴大猷对王守竞的工作给予了他所能给出的最高级别的评价，对他的才华赞赏有加：“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王先生的这篇文章很出名很出名”，“量子力学一发展出来，他就坐上了头一列火车”。披阅全书，对王守竞这样倾心 倾情 的评价堪称绝无仅有！ 关于王守竞“绝顶聪明”的评价我也听我的导师钱临照院士绘声绘色地说过。 王守竞何许人也？相信现在连物理学本行内知道他的人都不多了，更不用提他当年“很出名很出名”的工作以及一波三折的生平了。 二、唯一曾加入 20 世纪 20 年代理论物理 “ 狂欢 ” 的中国人 王守竞的家族非常显赫，先祖是 明朝文渊阁大学士王鏊，父亲王季同曾任京师同文馆算学教习， 后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专任研究员。 王守武、王守觉两位院士是他的弟弟，何泽慧院士是她的表妹。 王守竞 1904年12月24日生于苏州，20岁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1926、1928年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28－1929学年在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29年秋学成回国。 王守竞留学期间恰好碰上量子力学的建立和蓬勃发展，碰上美国物理学正拉开振兴的序幕。 1926年Shrodinger方程建立，随后的几年里Shrodinger方程自然而然地被用于处理原子分子光谱、介电常数、磁化率和化学键等各种问题，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 1920年代后半部分由此被一些物理学家认为是理论物理的一个“狂欢”（orgy）时期。发起这一场狂欢的主要是欧洲的物理学家，美国只有一支小分队随后加入。在这支年轻的美国物理学家队伍中，居然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就是王守竞，他是唯一加入这场狂欢的中国人。 我在 2000年曾发表《王守竞的量子力学研究成果及其学术背景》一文（ 《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03期 ），详细介绍王守竞的工作，这里仅作通俗介绍。 1920年代初，美国理论物理学还相当薄弱，美国物理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恨不得打赤脚追赶欧洲高歌猛进的量子物理，欧洲许多著名物理学家被一个接一个地请来讲授理论物理的新思想。哈佛大学物理系的年轻教师E. C. Kemble被称为美国的第一位量子物理学家，他是最早在美国大学讲授量子物理的美国教师，他也是我国前辈物理学家胡刚复的同学。J. H. Van Vleck和J. C. Slater等享有国际声誉的理论物理学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哈佛大学也成为当时美国最重要的量子物理教研阵地。王守竞对新兴的量子理论的兴趣和良好的理论物理素养源于在哈佛大学的学习。 1926年王守竞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当时中国留学生为了开拓研究视野，增进对美国学术界的了解，感受不同的学术风格，一般在留学期间都要转学一二次。 王守竞一来到哥伦比亚大学马上交上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中有刚刚结束在欧洲的博士后之旅，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任讲师的Ralph Kronig，有同在哥大物理系做博士论文的I. I. Rabi等。Rabi因发明核磁共振法，获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Kronig后来也成为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没有什么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几位年轻人便自发地成立了一个理论物理的自学小组。小组成员的聚会大约每周一次，一般安排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每次由一人报告近期读到的重要理论物理文献，大家就此展开讨论。聚会从上午11点开始进行到下午，讨论结束后，大家通常去中国餐馆用餐，这时王守竞就成了唯一的行家，他会让大家尝一些正儿八经的中国菜，而不是炒杂碎。 理论物理自学小组成员（左1：王守竞，左2：Ralph Kronig， 右1：I. I. Rabi(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王守竞和几位年轻人无师自通，研究 Shrodinger的波动力学很有心得，一番切磋后便欲小试牛刀，尝试用它去处理一些实际问题。Shrodinger已经处理了单原子系统的能谱，他们便尝试把Shrodinger的理论推广到分子体系。1926年底，距离Shrodinger 理论发表仅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用它解出了对称陀螺（也即双原子分子的对称转动）的能谱，初战告捷。 王守竞与 Kronig和Rabi等人的理论物理自学小组的活动持续了一年时间。正是这一年时间的相互砥砺把他们变成了波动力学方面的专家。对此，Rabi在接受量子力学口述史访谈时曾不无自豪地回忆道：“我到了欧洲后发现，我们的自学小组帮了我大忙，我对物理的了解比那些与我同一个档次的德国人要多得多，不过，比Hans Bethe这种特别优秀的人还差一点。” Shrodinger波动力学建立伊始，Heisenberg曾发表了三篇系列文章，讨论多粒子体系的问题，为下面三个方向的工作奠定了基础：（1）复光谱；（2）共价键理论；（3）铁磁性理论。 沿着 Heisenberg解决氦原子这样的二电子体系的问题的思路，1927年Heitler和London研究了氢分子。他们采用变分法得出氢分子能量E与两个氢原子之间的间距 R 的关系曲线，显示在平衡间距R ０ 处，E有一极小值E ０ ，从而揭示了共价键的本质，这是早期运用量子力学所得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结果。 与 Heitler和London的工作几乎同时，王守竞也用量子力学求解了氢分子问题，他的工作于1927年底完成，可惜比Heitler和London大名鼎鼎的工作晚了半步。但即便有Heitler和London的工作在先，王守竞的工作也有其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结果是独立得出的，还因为他所采用的试探波函数与前者有所不同，计算精度比Heitler和London的方法也有较大提高。 王守竞的这项工作在量子力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E. C. Kemble, J. C. Slater以及著名化学家L. Pauling等人的专著中都对这项工作作了介绍。这项工作实际上也是王守竞的博士论文。1928年前，美国大学里还没有人完成过以量子力学为研究课题的博士论文，至1928年，始有王守竞等7人以量子力学的研究而被授予博士学位，因此，王守竞成为美国大学最早的一批因研究量子力学而被授予博士学位的学者。他的论文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第一篇纯理论的博士论文，他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完全没有得到博士导师方面的指导，而是得益于与自学小组成员的讨论和自己的认真钻研。这既体现了他的能耐，也体现了当年哥大的开明。 1928－1929学年王守竞获得了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NRC，成立于1915年）的博士后研究资助。这项基金的申请有相当难度，每年大约只有5％的物理学博士有此幸运。王守竞是唯一获此基金资助的中国留学生。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威斯康星大学从美国著名物理学家J. H. Van Vleck进行研究。 Van Vleck 1922年获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与同为哈佛出身的E. C. Kemble， J. C. Slater等人一起为量子力学在美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因磁学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获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一年里，王守竞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多原子分子的不对称转动能谱（即不对称陀螺的能谱）。经过复杂的运算，王守竞终于第一次得出了一个可用于数值计算的不对称陀螺的能级公式，王守竞得出公式被好几代光谱学家所使用，被称为 “王氏公式”。 王守竞的文章发表在 1929年的美国《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杂志上，1920年代中期前，由于美国的理论物理相当薄弱，因此《物理评论》的声誉远不如《德国物理杂志》》（Zeitschrift fur Physik）和《英国哲学杂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它在欧洲的读者很少。也就是说，在美国本土完成的物理学研究工作，并不受人重视。但是，从1920年代末开始，这种情况有了改观，为了说明这种变化，美国学者把王守竞的工作当作一个典型的例子：与王守竞同时，H. A. Kramers 和G. P. Ittmann也在欧洲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不对称陀螺的研究，但是，这一次王守竞拔得了头筹。载有王守竞文章的这期《物理评论》出版于1929年6月15日，而同年8月10日发表的Kramers 和Ittmann的文章便对王守竞的文章做了引用。美国科学史学者以重墨渲染了这一事件，以此说明美国本土的物理学研究工作在1920年代末已经得到了欧洲学者的及时关注，美国已经踏上了物理学强国之路。 类似王守竞所进行的工作后来逐渐被纳入化学家的工作范围，但在量子力学建立之初它们却是标准的理论物理工作。王守竞的工作是1920年代美国本土所完成的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工作之一部分。他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理论物理学家， 1929年下半年，王守竞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了国内。 三、中国理论物理之殇 （停一下，写得挺累，大概看得也累，待续） 李政道、杨振宁是吴大猷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学生。 西南联大时期生活艰苦，吴大猷夫人曾在家中养猪贴补家用，黄昆是吴大猷的研究生，在师母生病期间，曾代做猪倌。 吴大猷毕业于南开大学，师承饶毓泰先生，曾任教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桃李丰硕。 吴大猷在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都有很高学术声望。 李约瑟《中国科学》封面图片——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实验室，重庆沙坪坝 （据李约瑟研究所保存的抗战时期图片档案） 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台（昆明凤凰山）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与中央地质调查所（北碚） 李约瑟与钱钟书本来风马牛不相及，把他们放在一起说事，是由于他们都拿抗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说了事。钱钟书说的事经过多种媒体放大，弄得家喻户晓：一部《围城》把视角对准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活生生地刻画一个在精神上空虚颓废、在人性上丑恶龌龊的倒霉群体。 对于钱钟书画的这幅色像，他的无锡老乡钱临照院士看了很不爽，钱临照院士是物理学家，“七七事变”后毅然中断英国的留学，回国服务。抗战时期随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迁昆明，做了不少支持抗战的研究工作。 读《围城》，钱临照先生如鲠在喉，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对《围城》的群体画像颇不以为然，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足够的历史证据，安排一位博士生以“李约瑟与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为题写了一篇文章，透过李约瑟的两本书，讲述中国学者在战时的坚韧和追求。文章不点名地扫了扫《围城》。 《围城》于1947年出版，同一时期，李约瑟也出版了两本书，一本书是《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1945），另一本是《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1948）。同样观察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李约瑟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享誉世界，“李约瑟难题”也引得多方关注和讨论，而《中国科学》和《科学前哨》两本书则鲜为人知。事实上，这两本书是李约瑟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通过近3年的实地考察、行程2万5千公里、访问300多个文教机构，与1000多名学者交谈而获得的抗战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战时中国学术活动情况和中国学者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李约瑟留下的是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状况和学者精神面貌的唯一详细可靠的记录！这两本书的价值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科学界，都发掘得远远不够。李约瑟写道：“这本书如有任何价值，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类记录（虽然不充分），显示一个民族的不屈不挠，……不必要如何说明，人们就可以透过千瓦、昆虫带菌者、维他命忍受实验、开口式炉、侏罗纪岩层等类无情的科学名词，看到这一代人全体所具有的创造力、牺牲精神、坚韧、忠诚和希望”。 钱临照所服务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抗战期间为社会各界制造显微镜400余架（昆明黑龙潭） 李约瑟以宗教的热情和诗人的灵感，独具慧眼地捕捉到大量耐人玩味的镜头：通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座简陋农舍）的美丽山路、简易作坊式的盐酸厂（令人想起波义耳的时代）、古墓旁的蒸馏实验、江边凉亭的核物理讨论、孔庙神龛下的计算机……。这种传统与现代、旧与新交织的画面，刻画了中国科学的一种特质，在这“魅力十足的反差”（fascinating contrast）中，李约瑟看到了中国学者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中国文化传统销魂夺魄的力量，并深为之倾倒。这段经历也奠定了他后来对中国文化皈依的基础。他满怀诗意地描写了中国人因陋就简用桐油做汽油的替代品、用旧汽油桶做成炼焦厂的管道和蒸馏塔、用废弃汽轮的引擎驱动轧钢机等等。 通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座简陋农舍）的美丽山路(四川李莊) 四川北碚的生物学家。背景是中央研究院的生物学实验室（前排左1王家楫，左2钱崇澍） 这两本书折射出李约瑟身上的一种极富感染力的“人文精神”，李约瑟的人文高度恐怕是《围城》难以企及的。《围城》虽然是一部杜撰的小说，但是，像钱临照这样一个过来人如果要指责它玷污了大后方千万学者对学术事业的忠诚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恐怕也是正常的反应。 《科学前哨》在英国出版后，李约瑟曾寄一百册到中国，但很可惜，看到此书的人寥寥无几。台湾于1952年出版了《科学前哨》的中译本，名为《战时中国的科学》，译者为张仪尊；1986年日本居然出版了该书的日文本，译者是著名的科学史家山田庆儿与牛山辉代；大陆直到1999年才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将两书合译，以《李约瑟游记》的书名出版，此书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译者是余廷明等。中译本书名定为《李约瑟游记》颇让人费解，译后记对此释为借用《马可·波罗游记》影响力，否认是市场营销手段。但从图书分类和史学严肃性上论，“游记”并不妥贴。 无论是《科学前哨》、《中国科学》，还是《李约瑟游记》，学界都没有太多关注，社会公众更是绝少耳闻，它们与《围城》的显赫声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中国学者自立自强的一页轻轻翻了过去，而《围城》里的龌龊丑剧还在一幕幕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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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约瑟与钱钟书

热度 1 wenhuazhoukan 2013-7-1 13:35

李约瑟与钱钟书  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享誉世界，而他的《中国科学》和《科学前哨》则鲜为人知。这是李约瑟在抗战期间到中国，通过近3年的实地考察、行程25000公里、访问300多个文教机构，与1000多名学者交谈而获得的抗战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战时中国学术活动的情况和中国学者的精神面貌。 ■胡升华 李约瑟与钱钟书本来风马牛不相及，把他们放在一起说事，是由于他们都拿抗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说了事。钱钟书说的事经过多种媒体放大，弄得家喻户晓：一部《围城》把视角对准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活生生地刻画了一个在精神上空虚颓废、在人性上丑恶龌龊的倒霉群体。 对于钱钟书画的这幅图像，他的无锡老乡钱临照先生看了很不爽。钱临照是物理学家，“七七事变”后毅然中断英国的留学，回国服务。抗战时期随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迁昆明，做了不少支持抗战的研究工作。 读《围城》，钱临照如鲠在喉。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对《围城》的群体画像颇不以为然，还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足够的历史证据，安排一位博士生以《李约瑟与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为题写了一篇文章，透过李约瑟的两本书，讲述中国学者在战时的坚韧和追求。文章不点名地扫了扫《围城》。 《围城》于1947年出版，同一时期，李约瑟也出版了两本书：一本书是《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1945），另一本是《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1948）。同样观察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李约瑟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享誉世界，“李约瑟难题”也引得多方关注和讨论，而《中国科学》和《科学前哨》两本书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这两本书是李约瑟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通过近3年的实地考察、行程25000公里、访问300多个文教机构，与1000多名学者交谈而获得的抗战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战时中国学术活动的情况和中国学者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李约瑟留下的是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状况和学者精神面貌的唯一详细可靠的记录。这两本书的价值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科学界，都发掘得远远不够。李约瑟写道：“这本书如有任何价值，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类记录（虽然不充分），显示一个民族的不屈不挠……不必要如何说明，人们就可以透过千瓦、昆虫带菌者、维他命忍受实验、开口式炉、侏罗纪岩层等科学名词，看到这一代人全体所具有的创造力、牺牲精神、坚韧、忠诚和希望。” 李约瑟以宗教的热情和诗人的灵感，独具慧眼地捕捉到大量耐人玩味的镜头：通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座简陋农舍）的美丽山路、简易作坊式的盐酸厂（令人想起波义耳的时代）、古墓旁的蒸馏实验、江边凉亭的核物理讨论、孔庙神龛下的计算机……这种传统与现代、旧与新交织的画面，刻画了中国科学的一种特质，在这“魅力十足的反差”中，李约瑟看到了中国学者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中国文化传统销魂夺魄的力量，并为之倾倒。这段经历也奠定了他后来对中国文化皈依的基础。他满怀诗意地描写了中国人因陋就简用桐油做汽油的替代品、用旧汽油桶做成炼焦厂的管道和蒸馏塔、用废弃汽轮的引擎驱动轧钢机等等情况。 这两本书折射出李约瑟身上一种极富感染力的“人文精神”，李约瑟的人文高度恐怕是《围城》难以企及的。《围城》虽然是一部杜撰的小说，但是，像钱临照这样过来人，如果要指责它玷污了大后方千万学者对学术事业的忠诚和坚韧不拔，恐怕也是正常的反应。 《科学前哨》在英国出版后，李约瑟曾寄一百册到中国，但很可惜，看到此书的人寥寥无几。1952年台湾出版了《科学前哨》的中译本，名为《战时中国的科学》，译者为张仪尊；1986年日本居然出版了该书的日文本，译者是著名的科学史家山田庆儿与牛山辉代；大陆直到1999年才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将两书合译，以《李约瑟游记》的书名出版，此书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译者是余廷明等。中译本书名定为《李约瑟游记》颇让人费解，译后记对此释为借用《马可·波罗游记》影响力，否认是市场营销手段。但从图书分类和史学严肃性上论，“游记”并不妥贴。 无论是《科学前哨》、《中国科学》，还是《李约瑟游记》，学界都没有太多关注，社会公众更是少有耳闻，它们与《围城》的显赫声名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中国学者自立自强的一页轻轻翻了过去，而《围城》里的龌龊丑剧还在一幕幕上演。 《李约瑟游记》，李约瑟著，李大斐、余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科学报》 (2013-06-28 第15版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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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与钱钟书

热度 3 shhu1961 2013-6-24 19:42

李约瑟《中国科学》封面图片——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实验室，重庆沙坪坝 （据李约瑟研究所保存的抗战时期图片档案） 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台（昆明凤凰山）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与中央地质调查所（北碚） 李约瑟与钱钟书本来风马牛不相及，把他们放在一起说事，是由于他们都拿抗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说了事。钱钟书说的事经过多种媒体放大，弄得家喻户晓：一部《围城》把视角对准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活生生地刻画一个在精神上空虚颓废、在人性上丑恶龌龊的倒霉群体。 对于钱钟书画的这幅色像，他的无锡老乡钱临照院士看了很不爽，钱临照院士是物理学家，“七七事变”后毅然中断英国的留学，回国服务。抗战时期随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迁昆明，做了不少支持抗战的研究工作。 读《围城》，钱临照先生如鲠在喉，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对《围城》的群体画像颇不以为然，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足够的历史证据，安排一位博士生以“李约瑟与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为题写了一篇文章，透过李约瑟的两本书，讲述中国学者在战时的坚韧和追求。文章不点名地扫了扫《围城》。 《围城》于1947年出版，同一时期，李约瑟也出版了两本书，一本书是《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1945），另一本是《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1948）。同样观察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李约瑟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享誉世界，“李约瑟难题”也引得多方关注和讨论，而《中国科学》和《科学前哨》两本书则鲜为人知。事实上，这两本书是李约瑟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通过近3年的实地考察、行程2万5千公里、访问300多个文教机构，与1000多名学者交谈而获得的抗战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战时中国学术活动情况和中国学者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李约瑟留下的是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状况和学者精神面貌的唯一详细可靠的记录！这两本书的价值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科学界，都发掘得远远不够。李约瑟写道：“这本书如有任何价值，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类记录（虽然不充分），显示一个民族的不屈不挠，……不必要如何说明，人们就可以透过千瓦、昆虫带菌者、维他命忍受实验、开口式炉、侏罗纪岩层等类无情的科学名词，看到这一代人全体所具有的创造力、牺牲精神、坚韧、忠诚和希望”。 钱临照所服务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抗战期间为社会各界制造显微镜400余架（昆明黑龙潭） 李约瑟以宗教的热情和诗人的灵感，独具慧眼地捕捉到大量耐人玩味的镜头：通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座简陋农舍）的美丽山路、简易作坊式的盐酸厂（令人想起波义耳的时代）、古墓旁的蒸馏实验、江边凉亭的核物理讨论、孔庙神龛下的计算机……。这种传统与现代、旧与新交织的画面，刻画了中国科学的一种特质，在这“魅力十足的反差”（fascinating contrast）中，李约瑟看到了中国学者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中国文化传统销魂夺魄的力量，并深为之倾倒。这段经历也奠定了他后来对中国文化皈依的基础。他满怀诗意地描写了中国人因陋就简用桐油做汽油的替代品、用旧汽油桶做成炼焦厂的管道和蒸馏塔、用废弃汽轮的引擎驱动轧钢机等等。 通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座简陋农舍）的美丽山路(四川李莊) 四川北碚的生物学家。背景是中央研究院的生物学实验室（前排左1王家楫，左2钱崇澍） 这两本书折射出李约瑟身上的一种极富感染力的“人文精神”，李约瑟的人文高度恐怕是《围城》难以企及的。《围城》虽然是一部杜撰的小说，但是，像钱临照这样一个过来人如果要指责它玷污了大后方千万学者对学术事业的忠诚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恐怕也是正常的反应。 《科学前哨》在英国出版后，李约瑟曾寄一百册到中国，但很可惜，看到此书的人寥寥无几。台湾于1952年出版了《科学前哨》的中译本，名为《战时中国的科学》，译者为张仪尊；1986年日本居然出版了该书的日文本，译者是著名的科学史家山田庆儿与牛山辉代；大陆直到1999年才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将两书合译，以《李约瑟游记》的书名出版，此书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译者是余廷明等。中译本书名定为《李约瑟游记》颇让人费解，译后记对此释为借用《马可·波罗游记》影响力，否认是市场营销手段。但从图书分类和史学严肃性上论，“游记”并不妥贴。 无论是《科学前哨》、《中国科学》，还是《李约瑟游记》，学界都没有太多关注，社会公众更是绝少耳闻，它们与《围城》的显赫声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中国学者自立自强的一页轻轻翻了过去，而《围城》里的龌龊丑剧还在一幕幕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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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

热度 1 Bobby 2013-6-15 06:03

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李约瑟难题”，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中国科技史专家江晓原在《 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 》中说“所谓的 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 世界领先 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 虚构出来的 ── 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 领先 又如何定义呢？ 领先 既无法定义， 李约瑟难题 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对一个伪问题倾注持久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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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走不出的李约瑟难题

热度 3 DynamoChina 2013-5-28 16:36

你确定要删除此博文及其所有评论吗？ 走不出的李约瑟难题 2013-05-27 16:51:58 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61018 次 | 评论 80 条 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最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它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 • 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今日之前，这个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所能容许它聚集的财富已经达到最高程度。 这是 亚当 • 斯密 在《国富论》中 的一段话。时值 1 776 年 ，即乾隆四十一年。 从 14 世纪到 19 世纪，中国并不是没有变化，也不是没有发展，只是这种变化和发展仍然没有跳出农业与手工时代；而同一时期欧洲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农业 - 手工时代跨入工业 - 机器时代。这一巨变造成西方与中国之间彼此看待对方的观点和印象都发生彻底的颠倒，从马可 • 波罗的东方情结变成严复的西方情结。 李约瑟（ 1900-1995 ），英国人，在中国 生活了 23 年 ， 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 。 他在 《中国科技史》 这部 浩瀚巨 著中向世界表明： “ 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 10 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 。 中国虽然是很多东西的最早发现者和发明者，但最终征服和统治世界的却是欧洲的科学和思想。 “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伟大人物的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 ——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一 对于这一段吊诡的历史，李约瑟给出的答案是：“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套行动，一有都有”；“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于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他并不认为 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 包括李约瑟在内的大多数学者 ， 都将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指向官吏专制和权力文化，“ 中国障碍 来自国家及其严密的官僚机构 ”（布罗代尔）。 马克思的 “ 亚细亚生产方式 ”、 魏特夫的 “ 东方专制主义 ”、 史华兹的“ 深层结构 ”、鲁迅的“ 铁屋 ”、柏杨的“ 酱缸 ”，说的都是一回事。 科学用常识解释秩序，用理性叩问现实，在科学面前，集权体制的神秘性和合法性就被解构。集权本身是扭曲自然、 反科学、 借助鬼神蒙蔽大众的 结果 。 只要是 专制集权 ，它都会 本能地 消灭 。 黄仁宇进一步指出，土壤、风向和雨量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 促成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中国官僚体系。这里必须分清，传统官僚与现代官僚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皇权专制体制下“高度集权”的权力代表，后者是现代民主社会下劳动分工和管理专业化的结果。 如果对中国传统官僚体制再进一步探究，更多学者将矛头指向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罗素认为，中国教育造就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精神和科学，而没有科学就没有民主。 “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权力专制、学术专制是对中国科技的最大“摧残”。在一个权力社会，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想，而科举 考试 是唯一的道路。权力垄断知识的结果比垄断面包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垄断面包毁坏的是身体，垄断知识则是毁灭人们的智慧和头脑。事实上，在没有公开竞选和选举制度的情况下，相比权力世袭来说，梁启超指出“科举非恶制也”，关键是考试内容，正如顾炎武所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费正清 在《美国与中国》中说 ： “ 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 ”，“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系统有关”。中国 传统上 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就如同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飭五材，以解民器，谓之百工”（《周礼 • 考工记》）。 中国自古不缺乏 熟练的技术，有无数工艺精湛的手工艺人，却几乎没有研究技术原理的学者。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中国 所谓的 哲学其实是伦理 和 道德 。 随着秦始皇建立专制极权，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基本失去了思想原创动力。因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董仲舒以后的 2000 多年称为“经学时代”，与之前百家争鸣的“子学时代”相对。杨荣国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 ，其 所有内容都未能超出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满清一代，读书人只能穷经皓首“代圣人立言”，如蝇营狗苟于故纸考证的乾嘉学派。“ 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 ”正当西方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天朝却万马齐喑，文字成狱。 中国历史上 出现过很多先进的 技术， 但 中国的科学水平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两千年前的希腊的水平 ，“中国缺乏像古希腊哲学中的那种形式逻辑体系”。 这 或许与中国的 文化传统有关，中国 人信奉 实用主义，《明史 · 太祖纪一》： “ 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 ” 所谓“人材”与“粟帛”无异，都是为了经世致用。 科学的 意义不在于“有用”，而是 理性的需要， 是思想的本能。在孔子韩非子创立“做人”和“做官”方法的同一时代， 古希腊诞生了 苏格拉底、柏拉图、 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托勒密等一批 思想家和 科学家，他们 各自 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科学 虽然 没有使希腊 免于灭亡，但没有科学，西方世界就不会兴起 。 就 中国古代而言，虽然不乏许多造福于世界的技术成就，但这些技术从未使中国科学达到伽利略、牛顿和瓦特的水平。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了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密切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晚清学者李善兰曾说：“今欧巴罗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数明也。”晚清时人 陈灨一 在 《睇向斋秘录》 中记载的一段轶事，颇能反映帝国心态，即人人 以当官为 目的， 数学 、体育等不实用的东西便遭到轻视。 荣华庆任学部尚书，与京师大学校刘廷琛议论科学。荣之言曰：“算学教员薪水较国文教员为昂贵，此科无益学生，大可废止。诚以学生既经毕业，一朝为官，自有帐房办理收支，何劳躬亲其事。”刘曰：“公言是矣。吾以为体操一科更应裁撤，所谓兵式、柔软、跳高、竞走等名目，既非若兵士之临阵打仗，又非若术士之江湖卖技，实无益而有损也。”荣曰：“诚然。” 二 一切历史最终都会指向制度本身，“李约瑟难题”也不例外。 在殷商时代的《盘庚篇》有这样一句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如果说 春秋战国时期 是中国文化的黄金年代的话，那么这一切得益于 诸侯国之间竞争 ；相对而言，秦始皇以后的中国创造精神要逊色得多。“国家垄断了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因此每当个人企业由于应用机器和发明而可能成为大规模企业时，即为国家垄断所不容”（费正清）。 另一方面， 中国发达的农业产出使其人口很早就达到了现代欧洲的规模，人口上百万的城市屡见不鲜，劳动力资源的相对过剩，成为制约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因为土地比劳力更有价值，精耕细作使机器和规模生产失去可能，并因此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吃苦耐劳的流汗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节省劳力的发明创造成为歪门邪道。“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不仅风车和水磨等节省劳力的机械在中国难以推广，甚至连畜力最终都被人力替代，反轮子的轿子就是典型案例。 马克斯 • 韦伯虽然强调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认“ 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 ”。 中国巨大的人口使那些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认为，在中国没有使用机械的必要，因为人“又多又便宜”。 虽然直到帝国末期，节省劳力的技术和工具仍有新的发明和改进，但基本只是为了适应小农副业生产而已，根本与大生产模式无关。这种发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机器。 黄仁宇认为，古代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可谓由一个伟大的农民设计，专心一致要保持传统所尊重的均匀，也就是事先就产生了一个低水平的人造平衡”；“与中国传统的官僚主义社会比较，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社会以数目字管理。……法律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美国人亚瑟 • 史密斯也指出：“这个民族缺乏精确性的观念，并且不懂得精确性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权力社会中，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们更关注财富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对统治者来说，他并没有使民众富裕的义务；甚至相反，要“弱民”，使民穷国富，权力和资本的垄断是完全“反市场”的。 布罗代尔指出，中国的帝国管制阻碍了商业统治集团的创立，只有下层商业，市镇店铺和集场能有效作业。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是“产权不清晰”、“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利玛窦曾经这样记录：“官吏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至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们整天都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脆弱的私有产权造成人口失控，人口过剩又使提高效率的机器失去“需要”，没有“需要”也就没有发明。 为了“弱民”，专制权力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农本主义”，“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每个人都是 “ 利益最 大化”的 “ 经济人 ”，中国人也不能免俗。 司马迁说：“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形成了政治权力的威胁，因此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商人势力， 重农而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 予之在君， 夺 之在君， 贫 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 亲 君若父母。利出 于 一孔，其 国无敌 。 ”天朝的模范皇帝 雍正 曾经 说： 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 三 在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中记载了吕留良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 重农抑商虽然一直都是“中国特色”，但天朝时期达到极致，而当时西方世界已经从重农走向重商，最后以国家力量发展自由贸易。 康熙四十年（ 1710 年），中国实业家几乎垄断了巴达维亚的糖业生产； 84 个糖厂中，中国老板拥有其中的 79 个；糖业工人也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当荷兰殖民当局大肆屠杀中国商人时，天朝不仅坐视不救 ， 反而幸灾乐祸。 满清政权一方面 在经济上对民间手工业实行高 额 税 收、 低价收购 和 无偿摊派； 另一方面 在政治上 层层设 限 ，严厉 控制 ，阻止其发展。 中国 许多 城市 虽然 人口 并不比伦敦巴黎少，但 西方城市 是 工商业 占主体 ，中国城市 只是 政治中心 。这种 城市的繁荣 完全 依靠官吏 集团挥霍消费，基本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民群体，更不用说有政治影响力的商会和工会。 康熙五十三年，即公元 1714 年，当年的中国财政收入总额为 2937 万两，约合 3800 万盎司；当年英国政府支出总额为 3200 万盎司。“但当日英国人口约 600 万，中国人口为 1.5 亿，中国人口数是英国之 25 倍，两方财政数字则大抵相似”（黄仁宇）。一个细节可以概括这段此起彼伏的微妙历史： 1736 年，詹姆斯 • 瓦特出生，爱新觉罗 • 胤禛 （雍正）“ 驾崩 ”；一个用机器和科学创造了力量，一个用暴力和恐怖创造了权力 。这一年，在英国，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使亚伯拉罕·达比声名鹊起；与此同时，中国华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被完全废弃。 “ 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黄仁宇认为，中国 一向无意于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它志不在此。冯友兰从哲学角度也持相同的观点，“中国落后，在于她没有科学。这个事实对于中国现实生活状况的影响，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精神方面。……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毫不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说：中国缺少发现和学习的机制，比如学校、学会、学术团体、挑战和竞争，还有公平交换，积极借鉴以及进步意识，这些思想都很淡漠，甚至根本不存在。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 ） ， 不远万里的 英使马戛尔尼 如同传说中的圣诞老人，给天朝带来了 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 29 种 礼物；在天朝眼中，这些 只是 一些粗制滥造的 “ 贡品 ” 和 “ 玩好 ” ；得知望远镜是玻璃而不是玉石制作后，天朝官吏无不鄙夷。在天朝的字典里，只有权力没有科学。 《辛丑条约》签订后， 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为中国修建一所大学，这就是清华大学； 这一善举的策划者是 在华 传教士 史密斯 。他在《中国人的性格》中说：“ 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纯正的品性。 ” 乾隆则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他在 给英 国国 王乔治三世的 回 信中 说：“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 传统的农本思想和华夷之别，使中国一直对外 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内以“宫市”、“和买”和“采办”来强买强卖。对专制体制来说，政治正确要比经济发展重要得多，权力稳定大于一切，包括经济和科技发展 。 清初杨光先坚决反对汤若望的西方历法：“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话在 300 年后变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中国发明了火药，欧洲人却发明了枪炮；中国人发明了纸和印刷术，欧洲人却发明了印刷机。这似乎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象征。 被袁世凯出卖的谭嗣同曾说：“西人以在外之机器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心之机器制造大劫。” 儒家学说坚决反对科学技术的精进，是谓“君子不器”和“大道不器”。 四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诞生了全面记述手工工业体系的《考工记》；但从《考工记》、《武备志》到《营造法式》，这些技术“秘笈”几乎都是由官方编撰并垄断的。毫无疑问，权力体制下的等级社会对创新和技术是严厉排斥的。《礼记 • 月令》说：“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荀子 • 王制》说：“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而《礼记 • 王制》更说：“作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 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狄德罗”的宋应星编撰的《开工天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农业与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在崇祯十年（ 1637 年）刊行后，《天工开物》很快就传到日本和朝鲜，形成“开物之学”；辗转又在欧洲风靡，被达尔文等人奉若圭皋；但它却在天朝失传，以至于很多年后再从日本传回时，人们竟不以为是国人所著。 韦伯早就指出，一般的官僚制会压抑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压抑经济的内生竞争力。 英国学者 毕瑟姆 在《官僚制》中 说： “ 国家官僚制越是侵蚀市场，就越是成为一种经济停滞的力量。 ” 从“焚书坑儒”到“乾嘉学派”，专制皇权不仅垄断了暴力和权力，也垄断了一切知识和技术。康熙皇帝对待西学的态度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历时数十年测绘的全国地 图《皇舆全图》“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却始终密藏深宫。 乾隆时代的宫廷中“充斥钟表、钟乐器、发条自鸣钟、风琴、地球仪以及各种各样的天文钟，总共有 4000 多件，都出自巴黎和伦敦能工巧匠之手”；皇家钟表工场雇用了近百名工人，其中包括不少欧洲技师。民间禁止一切火器，唯一的火器研发中心就设在养心殿。正如 梁启超 所言 ： “ 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 ” 犹太思想家卡尔 •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两种：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开放社会提倡理性，反对狂热与盲从；尊重个人和民众的自由权利；个人有判断是非、批判权力的权利，同时权力接受民众的批判。只有开放社会才是进步的。英年早逝的 历史学家高华认为，由于中国的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存在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严重阻碍了传统中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明 朝 末 期，中国 引进的西方著作多达 7000 多种 ，在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思想家王夫之倡导“器体致用”的“实学”，影响深远。 崇祯六年（ 1633 年）， 在崇祯 皇帝 的支持下 ， 徐光启汤若望等中西学者联合编著《崇祯历书》，系统地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等西方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 被誉为 “ 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 ” 。那一年 ，伽利略 却 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 。 一个世纪后，雍正元年（ 1723 年），在华西方传教士遭到集体驱逐，从此中国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吸收交流基本断绝。 “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和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马克思）。 在这一时期， 发生在西欧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一历史事实 并未被当时的中国人觉察，人们继续沉浸在中央天朝的美梦中。这种无以复加的沉迷最后演变为一场鸦片灾难，权力桎梏下的天朝精英只能从昂贵的鸦片中获得解放和快感。 “欧洲是从新月沃地得到它的作物、牲畜、技术和书写系统的，而新月沃地后来反而使自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要的权力和发明中心的地位。”人类史学家戴蒙德认为，地理环境的“四通八达”注定了中国“大一统”，“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新月沃地的居间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连接起来的贸易路线，以及中国距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的文明国家路途遥远，使中国实际上成为一个大陆内的一个巨大的孤岛。中国的相对孤立状态与它先是采用技术后来又排斥技术这种做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新月沃地和中国的历史还为现代世界留下了一个有益的教训：环境改变了，过去是第一并不能保证将来也是第一”。 五 几千年以来，人类 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道路上， 而且东方比 西方 具有更大的经济优势。在 1776 年前后的数十年里， 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 从此 分道扬镳 。西方世界的这次蜕变如同猴子进化为人类，因此建立起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和话语权，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西方成为现代的同义词。 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 将这次裂变 称之为 “ 大分流 ”。 彭慕兰从生态研究出发，认为西方超越东方的根本原因在于 美洲新大陆的开发 ；对英国来说， 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 导致了工业革命 。 在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前期， 每个在农牧模式下的传统文明 ， 都 面临着人口增长和土地资源的生态 矛盾。以中国与英国为例，双方 都属于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 但 生态 制约导致 生产的劳动密集化或内卷化，终致 落 入马尔萨斯 陷阱 。 在传统模式下， 食品 、 燃料 、 纤维和建筑材料均要占用 大量的 土地 资源 。 中国一直处于糊口经济，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养活更多的人口，纤维（衣服）、燃料和森林（建材）都严重短缺； 但 西欧 突然得到了大自己许多倍的 美洲新大陆 ，从而获得了大量 的土地密集型产品 ，如 棉花 、 木材和谷物 ， 西欧 因此跳出了 生态制约， 反倒人力成为紧缺资源，提高效率和代替人的机器因此被迫出现。 1840 年 时 ， 中国依然沿袭 千年前的耕作方式，人均粮食仅 200 公斤 ， 而英国 已经将蒸汽机普及到 每个农场 ， 美国 同期的 人均粮食已接近 1000 公斤。 英国从新世界得到的 棉花 、 木材和谷物 需要将近 3000 万英亩土地，这相当于英国所有的耕地和牧场。大量生态资源使机器化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工业革命 因势而生 ，西 方从此 与世界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 大分流。 同时，英国煤矿就在工业中心附近，煤层也较浅；中国工业中心在南方，煤矿却在北方。能源制约和人力资源优势使中国江南只能发展以纺织为主的轻工业，而无法进行机器制造之类的重工业；重工业的缺失使机器得不到发展，从而又进一步限制了轻工业的自动化水平。这一点上，中国与 18 世纪法国德国意大利情况类似。 在弗兰克看来，“李约瑟难题”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在世界经济 史 的 宏 大 叙事中，全球化并不是 18 世纪才发生的事情，而亚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果将蒸汽机看作一场革命的话，那么火药和火器何尝不是一场革命呢？因此中国学者汪晖 提出 “ 宋朝资本主义 ”：欧洲还处于黑暗中世纪的 10 世纪，宋帝国时代的 中国 就 已经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模式 。“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都出自这一时期，马克思认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美国学者奥康奈尔在《兵器史》中说：“火器在中国的发展开始于一场以工业革命的萌芽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腾飞。”英国历史学家 约翰 • 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写道： 工业大师是中国，而不是英国。中国“工业奇迹”的发生有1500多年历史，并在宋朝大变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这比英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早了约600年。……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大宋帝国的军事工业体系非常庞大而完备：在技术创新方面， 帝国官府多方鼓励发明创造，“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在制造方面， “ 弓弩院岁造角把弓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张 ” ， 仅四川的 弓弩 院就 可供应地方 武库 “ 弓弩多至数十万，箭数百万枝 ”； “工署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每年造铁甲三万二千，弓一千六百五十万，各州造弓弩六百二十万”。在冶铁方面， 全国生铁年产量达到 12.5 万吨，而 英国 1720 年的铁产量只有 2 万吨。在火器制造方面，帝国 军器监雇工 达 40000 多人，分 10 大作坊， “ 同日出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 ”；江陵府每月就可生产 1000 到 2000 只铁火炮。 这些大规模生产要比欧洲工业革命早得多 。 在城市化方面，当时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世界主要城市都在中国；南宋 嘉泰年间 （ 公元 1200 年 ） , 江南地区约有 21%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到了清光绪十九年（ 1893 年） , 这一数字只有 6% 。 如果只有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工业革命就不能发生。因为这不单是机械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需要小资产阶级的兴隆，亦必须有从东洋贸易中得到的资本积累，要机器运转，不能单靠动力，还必须有棉花作为原料，更需贩卖制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和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大概不会发生。 六 总体而言，天朝崩溃之前，官僚集团基本垄断了一切组织，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甚至连盐、铁和火柴这样的日用品生产。专制体制下的中国不存在自由，当然也不可能有自由企业，一切都必须在官府的恩准和监督下进行，官吏集团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种原始资本主义属于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作为公权力的政府利用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少数群体的私利，不惜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官府沦为一种从事绑架勒索敲诈的犯罪机构。这种坏资本主义造成了低效和浪费，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所有经济都围绕着官府和特权阶层发展，市场狭小，生产窒息。直至甲午战争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尚不足 10 万人。 1750 年（ 乾隆十五年 ）中国 GDP 占世界总量的 32 ％， 195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总量的 2.9 ％； 1950 年中国人均 GDP 仅为 439 美元，相当于 1820 年（ 嘉庆二十五年 ）的 73% 。 从 1949 年开始，“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重新踏上斯大林走过的道路，以垄断一切的 “统购统销” 计划经济来进行“超英赶美”的原始工业积累。 毛当年对 《盛世危言》的解读是“ 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 机器—— 铁路、电话、电报、轮船 ”，因此后来 对中国城市的定位是“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毛时代 的中国作为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一直与世界经济体系“绝缘”。高度集中的国家列车最终陷入了一片泥潭。在“政社合一”的城乡户籍隔离制度下，中国成为人类世界最大的政治机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从 1958 年到 1978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 4 元，农民则不到 2.6 元，油灯、纺车、扁担、辘轳、镰刀、锄头、石磨、梿耞……一切与 2000 年前没有太大不同，或者说只是补丁多了些。 1978 年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停留在农业时代的乡土中国，人的体力仍然是主要动力，人们的生产劳动只能依靠简单的木制工具。当时“铁饭碗”的工人阶级属于一等公民，其月工资不过 40 元，这相当于一个农民的全年收入。 重庆钢铁公司 仍在使用的 两台蒸汽机， 还 是 100 年前 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 进口 的。 195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NP ）占世界的 4.7% ， 1980 年下降到 2.5% ； 1950 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到 1985 年则只有日本的 1/4 ； 1981 年的中国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 1/50 。 在洋务运动过去 100 多年后，权力下的中国又一次打开经济的大门，美其名曰“改革开放”；来自西方新的旧的机器设备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招商引资、厂长承包、资产流失、收归国有……历史总是如此似曾相识。 在“ 四个现代化 ”（ 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几乎被人遗忘之时，现代化 在中国 似乎已经变成现实。 但 现代化并不等于现代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全球资本和技术由高工资国家向低工资国家的转移，中国由此获得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并得以迅速崛起 而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 属于技术 低端 的 加工生产 ；准确地说，是世界加工厂。 “中国要出口 1 亿条裤子才换回美国一架波音 747 。” 资本与技术的加速流动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模型， 亚洲成为后工业时代的新大陆。作为 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 中国 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无一例外都被 西方跨国公司主导 。 1978 年以来 ， 中国获得了 5000 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 。 2010 年，中国以 1.2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事实上，今日中国更像 60 年前的日本， 100 年前的德国或者 150 年前的美国。在李嘉图的国际分工理论中，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大量温顺听话的 廉价劳动力 （“苦力”），学者秦晖将其称为“低人权优势”。 “ 中国崛起 ”虽然 离不开自身的改革， 但 更离不开经济全球化 。 加入 WTO 以后，中国 才 真正开始 快速发展。作 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最大的制造和加工中心，没有全球化，中国不可能用 30 年走完 西方 国 家 用 200 年才走完的 工业 化道路。 对中国而言，或许最大的障碍依然是“李约瑟难题”。在传统宗法文化的路径依赖下，非正义的特权政治始终桎梏着中国 ，使其 难以跳出历史的轮回和革命的陷阱。 自然经济结构中的狭隘旧习、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残酷与幼稚、现代社会机械理性化的种种弊端，以及后工业社会特有的道德贫困 ，这些历史沉疴 都在同一时空的中国暴露无遗。 2009 年 10 月 31 日，科学家钱学森去世，留下了著名的“钱学森难题”：为什么中国教育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其实不过是李约瑟难题的现代版。钱学森的质问说明了一件事—— 中国不仅从来没有走出李约瑟难题，甚至说连可预期的将来也显得希望渺茫，因为中国式的教育决定了中国式的未来。 （节选自《历史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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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的终结

热度 2 wangdehua11 2013-5-19 13:16

可以得出，现代意义的科学也就是西方科学，只能在以字母的排列组合而形成书面文字来表达思想的人类群体中自发地产生，而已以象形文字为书面语言来表达思想的群体是不可能自发的形成现代意义的科学的。所以这些群体只能靠主动或被动的去学习。这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思维方式（科学精神）的必然结果，这种最基础的思维方式显然就是通过几十个固定字母进行排列组合构成有特定意义的单词，然后单词的排列组合形成句子，最后形成文章来表达思想的直接体现。非字母文字就代表了另一种最基础思维方式， 由 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 下的思维运动 是不可能自发的产生西方科学的，我们在引进西方科学时很多都是直接用字母表达了。语言文字代表了一种新的相互作用形式这一个分叉点，不同的文明从这里开始分叉沿着各自的路径发展，最后又走向融合，而产生新的相互作用形式，形成新的分叉点。这与生物进化是类似的，一个新物种的产生总是在各种与新物种具有相似性质的原有物种在与环境相互作用及各 特征相近的 物种之间的相互竞争等的不断的相互作用下突变而来的。这两种语言形式的分化，是宇宙（逻辑）演化的必然，是一种互补关系 （存在的唯一性，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希腊的字母文字就是偏向于听觉思维，简单、严密有利于抽象及严密的逻辑推导， 这就必然 缺乏 想象力 及整体性，不利于早期 不需要很多理论指导的 经验性 技术的 形成和发展， 如造纸 、 火药 、 瓷器 等，所以在生产力 低 下的古代是不利于群体的发展的， 这就必然导致 古希腊的思维传统 脱离人的基本生活而 无法进一步发展，很快被基督教神学所取代，直到先进的生产技术从东方的阿拉伯、印度、中国引进之后，才重新兴起并进一步发展为现代科学 ， 西罗马帝国被落后的日耳曼民族所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东方的象形文字偏向于视觉思维，整体、动态利于想象及整体思维有利于复杂的 经验性 技术的发展如瓷器，造纸术等，但缺乏较强的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利于严密数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自发的产生现代科学。传统的中华文明发展的最高峰阶段宋代，最终被落后 的游牧 民族灭亡的命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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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与钱学森

benlion 2013-4-14 00:46

人类文明，简单地说： 1）期，埃及-巴比伦文明，约公元前1500年的人类大迁徙导致了轴心时代文化的奠基； 2）期，希腊-罗马、波斯（或阿拉伯）、印度、中国-蒙古（元朝与蒙古汗国）； 3）期，欧洲-俄国、南美、北美-澳洲（英联邦），北大西洋基本属于欧洲扩展的区域； 4）期，环太平洋，等时期。 其中，13世纪是草原帝国和16世纪是海洋帝国兴起之时，欧洲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起点。 李约瑟所谓难题，其实，很简单 - 约16世纪，古代以丝绸之路连接的拜占廷（东罗马）、印度和中国（明朝）全线陷入衰落时期；然而，欧洲进入全面大航海与文化创新时期。 钱学森所谓之问，其实，也很简单 - 中国现代化，五四运动启蒙科学与民主，却未理清思想之源泉是新教伦理精神，未能建立起儒家新伦理体系 - 至今所有社会问题之根本所在。 明朝中国郑和下西洋，印度洋也将成为中国未来走向海洋发展的重要区域。 21世纪，人类文明精神的圣地将由地中海的耶路撒冷转向太平洋的曲阜 - 儒学基督教精神融合的环太平洋共同精神的建立 - 将决定未来。 中国-俄国-日韩关系与美国-英联邦关系和儒学-基督教的共同精神等，将影响环太平洋的文明发展。 -（2011年-2013年网络日记 - 文明论稿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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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问题”是个伪问题

热度 1 Bobby 2013-3-8 18:54

“李约瑟问题”——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 余英时《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中说，由于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李约瑟问题”是个伪问题。按照李约瑟的观点，中国古代有科学，只是没能产生现代科学。中西科学同名而异实，无法加以测量或比较。 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是由于科学“数学化”的结果，而数学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自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以下，数学的地位一直很高；而中国古代的数学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以应用为主，缺乏系统的理论和详细的归纳演绎证明，且被士大夫所看轻。所以，中国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以“数学化”为特征的现代科学。 推荐阅读：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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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

yulele 2013-1-15 16:09

文件名： .(物理学).李约瑟.扫描版 .pdf 文件大小：15.3M 下载地址：http://1000eb.com/exg8 文件名： .(科学思想史).李约瑟.扫描版 .pdf 文件大小：40.8M 下载地址：http://1000eb.com/exfz 文件名： .(地学).李约瑟.扫描版 .pdf 文件大小：14.1M 下载地址：http://1000eb.com/exft 文件名： .(导论).李约瑟.扫描版 .pdf 文件大小：16.5M 下载地址：http://1000eb.com/ex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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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李约瑟和钱学森

benlion 2012-12-24 17:26

- 当代经济与产业发展策略 科学无顶峰，科学无国界，这是科学的客观本质；权威论是顶峰论，不可超越论。中国科技的创新型体制建立，首先必须思考这个方面，如同李政道的说法，不可迷信权威。 宗教 - 哲学的这个文化层次，实际上是以历史为依据和以自身的体验、感悟和观察为依据，近代实验科学的传统，最早是在罗吉尔·培根的化学（一词来自阿拉伯文，另代数一词也来自阿拉伯文）和炼药（中药有大量的这类试验）方法中形成实验方法，天文学革命和生物学革命，望远镜和显微镜等工具发明是前提，铜镜、玻璃炼制是其技术基础。 最初我论述中西文化通过阿拉伯为桥梁，首先在实验化学和系统心理学形成实验和系统科学的研究范式，经过检索历史资料，确实如此，而且是通过小孔成像实验方法和声音的节律理论，建立的波粒二象性。 多普勒效应、光谱红移都源自波动性理论， 在心理学应用物理学的场理论而形成了系统科学的思想。 当我们发展科学时，却忘记了一个根本的因素，那就是技术发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都局限于使用技术的研究缺乏技术学（ technology ） * 的发展策略，哲学和人文科学局限于历史研究和诠释理解缺乏独自创立的思想体系。 哲学是一套思想体系，技术是一个方法体系，只有两者皆具创新性才能进入科技和工业强国之列；因为，近现代科学是僧侣的思辨传统与工匠技术传统的结合。比如，今年获诺奖的 iPS 细胞研究，关键在于建立一种筛选干细胞的技术。同理，在现代系统生物学也是理论、计算生物学与技术 （ omics 等 ） 、工程生物学结合的研究模式**。 ： *，Technology 不同于 technique ， 另外，在知识产业上缺乏发展期刊产业的策略，论文来自全世界，既有版面费收益，又有版权和数据库、论文下载和期刊销售的收益。 **，因 中医和中国文化为整体论，全息论是分形几何，科学是理论与实验结合，分析与综合结合才是系统论（ systems theory ）， 生物学中有 systematics ， system(s) science 为系统科学 – 包括新老理论，也包括分形几何、混沌理论和非线性科学等。Omics等表达谱分析，在2011年Ideker T.（与Hood L.于2001年发表系统生物学论文）的论文里以mRNA差异显示技术（Liang et al.）为起点。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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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顿更早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

kejidaobao 2012-11-21 13:53

文/厚宇德 《马可波罗游记》 中有这样2段话： 契丹省矿山中发现一种黑色石块，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其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这种石块，除非先将小块点燃，否则平时并不着火。若一旦着火，就会发出巨大的热量。 诚然，这个国家并不缺乏木材，但是如此众多的人口，炉灶也多，而且燃烧不止，加上人们又勤于沐浴，这样必然造成木材数量供不应求。每个人一星期至少洗3次热水澡。每逢冬季，只要是力所能及，甚至一日一浴。凡身有职位或家庭富裕的人，家中都备有一个火炉，以供自己取暖之用。象这样大量的燃料消耗，木材资源势难满足供应。然而这些黑色石块，却取之不尽，并且价格又十分低廉。 这些叙述引起美国物理学家、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普顿（A. H. Compton,1892—1962）的注意。1932年，他在“科学究竟是什么” 一文中提到这件事： 马可波罗曾远游东方到中国，并在元代忽必烈汗朝廷当过一任官。当他西返故乡意大利，最足使他同帮人们传为奇闻的，便是所讲关于中国的风土人情，例如中国人洗澡的故事。他说：大多数的中国人，一天洗1次澡，还有许多一天洗2次澡。 马可波罗的老乡们以为这是难于相信的，尤其是他说洗澡还用温水。他们就问道：能热这么多的水吗？这么多人要这么多的温水，除非把中国所有的树木都斫下来当柴烧，那岂有此理！ 但是马可波罗不为这些问话所难。他承认燃料确是一个问题，但他说聪颖的中国人已经发现一种可以燃烧的石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更加以解释，这些石头是最神奇不过的，因为当它点着的时候，可以把它堆聚在一块，继续燃烧一整夜不熄，这样水一次烧热，就可热几个钟头了。……时至今日，谁都知道马可波罗的话并非胡说。他确曾实地看到可燃烧的黑石头并觉煤有作燃料之可能。他那时的境地，实是一个从文化先进之帮，回到半开化乡土的归客；因为在13世纪，中国的文化远在意大利之上，虽说那时的意大利在西方文化已算光芒万丈。 自读马可波罗游记后若干月，我也脚踏着中国的土地了，但是我并不为了找到一个比我远离的故乡更文明的国家，象马可波罗般的惊奇起来。反之，这里的工业和技术，在我眼里似乎还是幼稚。 我就自问为什么在短短700年之中，人类进化的领袖地位由东迁西了？为什么中国自忽必烈以后，大体就没有进步呢？ 《马可波罗游记》给康普顿的印象是，13世纪的中国文化与在西方世界里“文化已算光芒万丈”的意大利相比，远在后者之上；然而当康普顿于20世纪来到中国所目睹到的却是中国落后的工业和幼稚的技术。因此，他不禁发问：在这700年里，曾经作为“人类进化的领袖”地位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进步？而西方为什么成为了新的“人类进化的领袖”呢？ 康普顿的发问很自然地让熟悉科学技术史的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被欧洲人超越了呢？李约瑟是在1944年10月比较明确地提出李约瑟难题的。 李约瑟难题不是李约瑟首创？在李约瑟之前有过很多类似的或相近的讨论。但是仔细对比可以发现，此前科学史界已经关注到的人物，无论利玛窦、巴多明，还是任鸿隽、梁启超，或者王琎、竺可桢等人，所论述问题的角度、所关注的重点或对问题的叙述方式等，都或多或少与李约瑟难题有所不同。康普顿这篇文章的中文翻译者严济慈、钱临照，都是著名的中国物理学家，也都对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史有重要影响，钱临照后来还是著名的科技史家。他们合译康普顿的文章，也许是对康普顿文中的发问产生共鸣使然。与此前早于李约瑟涉及该问题的其他著名人士不同，康普顿发现问题的起因和观察问题的视角、问题本身的内涵以及对于问题本身的表述方式，都与李约瑟难题惊人地相似。虽然康普顿只是从煤的利用这一特殊事件出发，但是不难看出，他着眼的是中国过去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文化整体曾经领先，以及到20世纪整体落后的这样一种事实。而这具有巨大反差的历史事实背后，一定有什么内在的动因。从时间上看，康普顿明确提出并讨论该问题比李约瑟早12年。但是在后来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研究论述中，康普顿却未能进入科技史研究者视野。 康普顿认为“文化领袖地位自东迁西，既不关系于种族的优越，亦不关系于白种人所特赋的天才。我敢相信西方民族之所以得今日优越地位者，由于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科学观念。科学观念简单地只是人们对于世界的一种态度。这是一种愿望：期望知道我们所居的环境之情形，并想克服她支配她，这又是一种态度，用来观察人生，抉择工作的方法，尽力务使适合于人类之需要。” 因此，在康普顿看来，西方世界由落后而先进，是因为在中世纪之末，人们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了根本的变革，出现了科学观念以及新的人生态度，并进而产生了新的方法与人生目标。反之缺乏这一变革则是中国由先进而落后的原因。康普顿的看法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陈开俊, 戴淑英, 刘贞琼, 等 译. 马可波罗游记 .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 124-125. A. H. Compton. What Science Really Is . Scientific American, 1932,146(1): 32-33. A. H. Compton. 科学究竟是什么 ？ 严济慈, 钱临照 译. 国风半月谈, 1933(1): 47-50. （责任编辑 王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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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的政治立场

热度 10 Wuyishan 2012-10-18 06:38

李约瑟的政治立场 武夷山 HarperCollins 出版社年 2009 出版了著名作家 Simon Winchester 写的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热爱中国的人），这人指李约瑟。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杂志 2010 年第 5 期发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 Francesca Bray 写的对此书的评论， How Blind Is Love ？（爱能盲目到什么程度？）。书评提到： 二战之后，李约瑟暂时搁置了对中国科技史的兴趣，去忙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事务了。当时，该组织已经有了教育和文化两块，尚未加入科学版块。李约瑟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 S 加到该组织的名称中去。 美国有钱，是教科文组织的主要资助国之一。后来，美国对 UNESCO 支持的任何它认为是左倾的项目，都持反对态度。于是，李约瑟就从 UNESCO 辞职了。 博主：我在 2008 年 12 月 28 日曾写道（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207337.html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 年出了《李约瑟文录》，其中包括李约瑟在 1941 年写的一篇文章，“怀疑论者的转变”。文章说，“大约 1917 年（博主：此时李约瑟 17 岁），同父亲多次散步谈心时，我总是说一些赞成社会主义的话，反对他那种对人的本性无可救药的悲观论调，这种论调是非常符合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想保持所拥有的势力和特权的阶级的。（ 30 页） 我在博文“处理超越性问题的三种方式”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44243 ）中说： 美国著名媒体批评者、社会学家、学者和作家 Herbert I. Schiller （ 1919 － 2000 ） 1973 年在《心智管理者》（ The Mind Managers ）一书中说：“人性被看成是什么样的，最终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因为人类不得不那样行事，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被期望着那样行事。”他的意思是，如果认为人性恶，这一看法会影响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人必然做坏事，而是因为“人性恶”的判断好像就期望人们去做坏事。反之亦然。 看来，李约瑟的人性观属于我所谓的“建构式的人性观”。我甚至隐隐约约地觉得，他后来之所以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中国文化有那么强烈持久的兴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善论占主导地位不无关系。 我突然想到，为什么英国知识分子中同情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似乎较多？从科学学创始人、晶体物理学家贝尔纳，到李约瑟，直到 200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女作家莱辛。 请大家帮我判断一下，“ 英国知识分子中同情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似乎较多”这一陈述是否成立？如果成立，该怎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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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之小解——在以人为中心的环境中，科技是次要的

longABC 2012-10-13 11:20

在以人为中心的环境中，科技是次要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永远是用来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当人们习惯自己的生活的时候，科技的再发展就变得不再需要。即当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的时候，就不会考虑科技的创新，而是考虑怎样去更好的显示自己，追求大家的认可。技术从此也就停滞不前。这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主人文形态阻碍了客观科技技术发展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现状在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哪怕是未来都会持续存在，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改变实在是太难了。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在不断的尝试下获得的，而不断的尝试需要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在尝试的过程中，我们是无法确定的知道这些付出会带来回报。以人的主观意识为主人文形态将社会财富与物质基础牢牢的桎梏起来，不求社会财富的增多，只求社会财富不要减少。这样往往形成了一种论资排辈，按工作年龄等人文要求的社会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在技术上新的思想，新的想法的尝试很难受到大家的支持。每个人按部就班，得过且过，安于现状，不去思考发展，不去实践新的方法，不求自己的进步，安分守己，以时间换空间，以工作时间的年限晋升自己的职位。创新也就扼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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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球公司 - 管理哲学

benlion 2012-10-9 09:19

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均涉及到一个社会机制和科学范式的结构或系统概念。个体的信仰或精神是一个社会网络的基本信息节点，一个网络中节点的信息交流与传播及其加工形成新的信息，这是创造与教育的机制问题。科学研究的范式涉及到科学方法、知识媒介和组织建制等一个系统结构，在人类历史不同时期的这个结构或体系不同，尽管构成的要素或元素可以分别找到其渊源。简单地说：宇宙间的基本粒子构成所有原子，构成分子和生物系统的所有元素是可以分离或分别存在于不同的系统里，这就是系统与组成 – 我在结构论中称之组元的概念。 生命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系统现象，系统概念既不是神秘的活力论，也不是还原分解的方法可以理解，这就是系统思维的起点。科学研究范式，也一样是一个系统结构概念，实验科学是建立在培根、笛卡尔的论述基础上的学术传统与技术传统结合的传统。技术可以是独立的发展，学术也可以是独立的发展，然而，两者的结合与互动却带来了科学的迅速发展。系统科学是建立在分析的传统与综合或整体的传统结合；因而，也就既不是希腊也不是中国的传统，却可以在希腊和中国都能够找到其渊源。实验科学与系统科学的再度结合，也就是系统生物科学的概念了。 社会机制是组织与管理形态，对地球和宇宙间的自然现象研究转换成文化信息的数据库，通过使用数据库信息设计，并将地球的自然资源加工转化成工业产品，以及在这个过程对社会与管理体制调整或创新等，从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体制、文化和经济等发展。简单化为公式：资源 - △信息 + 社会 - 产品（规模与质量）， RD- △信息，教育 + 管理 - 社会等。 实验科学最初开始于意大利的天文学、力学和解剖学、医学等，基本属于观察型加数学的研究范式，到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时期，开始了设计可控的实验操作规范等。英国的纺纱与织布两个产业的互动催生了工业革命，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力学原理的建立，使工程学设计得以实现。从英国蒸汽机机械工业到德国内燃机、发电机与电动机的电气工业，再到法国的时尚产业和美国的电子或电讯工业、影视产业等，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 日本起步于电子工业和强于机器人技术，中国却可能在生物工业和创意或文化产业上有所作为。结构论思维综合系统理论，排除物质、生命、心灵等哲学观念而建立可操作的方法体系，即系统的材料、能源和信息等概念为出发点来研究天然与人工生物系统。所谓生物经济是开发生物和医药资源，不同于以往开发矿石和石油等资源，建立在对生物系统的科学与工程乃至于科幻艺术等研究基础上，生物系统的人工合成与制造使工程化设计得以实施。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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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北大学

热度 4 kexuechuanbo 2012-9-8 19:39

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大 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博士于 1945 年 9 月 15 日上午由南郑抵达城固，开始第一次对西大的访问 。 西北大学教务长杜元载负责全程接待，并邀约理学院院长赵进义（希三）、张贻侗（小涵）、岳劼恒、刘汝强、殷祖英、刘亦珩诸先生与之座谈交流，并交换了中英科学合作的意见。中午，在西北大学礼堂举行宴会，在席间继续交流。杜元载教务长并以一份英文备忘录赠予李约瑟先生。英文备忘录包括西北大学校史、现状，以及理学院各系情形，李约瑟对此一再示谢。下午，李约瑟参观了学校图书馆、各个实验室，并主动提出极愿意对今后标本、仪器的购置、补充予以协助。直至下午四时方才返回驻地南郑。 9 月 18 日下午 5:15 分，李约瑟再至城固，在西北大学大礼堂作了《科学与民主主义》的演讲。教育系高文源（味根）教授作翻译。李约瑟先生对科学与民主之关系、科学研究应具之精神、中国现代科学不发达之原因，以及今后世界科学之展望，均加论列。演讲结束后，以英文书刊数百册赠予西北大学图书馆。 8 时离校遄返汉中。 李约瑟于1972年，1984年第二次、第三次访问西北大学。 （姚 远） 图 1 李约瑟日记中记录访问西大（其中 NWU 即指西大） 图 2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 1945 年 10 月 1 日出版的复刊第 15 期对李约瑟访问的报道 ( 文献照 ) 图 3 李约瑟访问途中 图 4 李约瑟像 图5 李约瑟时在中英科学合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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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根本缺陷和根本优点，李约瑟之谜

热度 1 yue 2012-8-30 21:47

1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科学的文字，或许会成为将来唯一的文字。 但是，有得就有失，汉字的优点在一定阶段则是根本性的错误。它的错误就是具象性，具象性导致抽象性的根本缺乏。而单纯的具象性和现代科学是完全相悖的。我认为，这是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西方科学的唯一原因。对于西方人来说，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国人却无法表述，因为中国人的文字形式完全排斥了抽象思维，即符号思维。（补充：不能表述，就不能思维。是语言决定思维，而不是思维决定语言。言不得，就说不得。说不得，就意不得。上面的表述或许非常不中肯，如果中肯地说，可以说，语言对思维的制约非常严重。）如果把文字和符号区别开来，古代中国基本是没有符号的。除了极少数的“符”。 思维的形式是语言文字，中国不能产生现代科学，完全应该从文字的问题找原因。 2 中国为什么能够产生这样的文字，其实世界上文明古国都曾经是象形文字，但是他们都丢掉了象形文字。而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区别是民族条件。只有中国人这样的民族才能产生象形文字。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历史的民族，而象形文字的生存条件只有一条，就是民族历史的连续性。民族历史的中断，必然地导致象形文字的丢失。而新兴民族的文字只能使用拼音文字。因为他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而象形文字的条件是语言和文字的同时产生与发展。 象形文字从某个方面来说，是唯一科学的。文字的规律或许应该是：用具象性的东西表示具象的东西，而用抽象的东西表现抽象者。因此，从文字作为符号的功能来说，象形文字是唯一科学的文字。 但是，文字和符号毕竟不只是表示具象者，因此，面对抽象者的时候，象形文字就成了完全不科学的东西。于是，在科学发展的某个阶段，即抽象性提高的阶段，具体是现代科学目前，象形文字就完全成了不科学的东西。 3 但是历史是转折的。到了目前，由于汉字吸收了拼音文字的元素，于是象形文字对思维的根本限制被突破了。中国人现在也可以进行抽象思维了。而过去应该完全不能。再一点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象形文字和信息技术的隔阂完全被打破了。过去由于智能的东西本身是低智能的，于是智能机器和智能的象形文字不能相容。而现在智能机器的智能提高了，和智能的象形文字完全可以相容。这时候，象形文字作文唯一科学的文字又重新显现了。 它的科学性就是，语言文字本来是表示意义的，而象形文字本身具有意义，拼音文字本身没有意义。 同理，汉语也是唯一科学的语言。因为汉语是唯一本身具有意义的语言，当然，汉语中有的语言，其意义不明确，或者说，在发展中，意义丢失了。而且，有些语言越来越丧失意义。这就是悲剧：语言文字本来是表示意义的，但是拼音文字和它对应的语言本身却没有意义。即只有通过指示（即上帝给亚当的语言教学方法）和定义（即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才能确定语言文字的意义。当然，语言在产生之初，都是有意义的。其极端例子是“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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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余英时：李约瑟问题

热度 1 胡业生 2012-8-13 23:56

进入专题 ： 李约瑟问题 ● 余英时 （ 进入专栏 ） 　　 　　我的老朋友陈方正兄费了多年功夫，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即将出版）。早在撰写期间方正便已约我为此书写序。虽然我是一个十足的科学门外汉（“ignoramus”），当时却一诺无辞，大胆地接受了这任务。这不仅仅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更因为本书的主旨涉及了我所关怀的中西文化异同问题。 　　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作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论点互相印证。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力，却也颇有切磋之乐。但不巧得很，现在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发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能陈述两点，以为本书读者之助。第一，阐释本书的性质及其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本于孟子“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的原则，对本书作者作简要的介绍。 　　首先，我必须郑重指出，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此。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 　　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另一重大问题的答复：“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正如本书“导言”中所显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question”）的一体之两面：“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很显然，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在“导言”与“总结”两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及其他相关论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现在让我以简化的方式说一说本书作者与李约瑟的分歧所在，然后再表示一点我自己的看法。问题当然要从李约瑟开始。李约瑟至迟在1943年访华时便已坚信：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是领先西方的，但此后科学在西方突飞猛进，在中国反而停滞不前了。因此他拒绝接受早期中国学人的看法，即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1975年，我和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有过一次对谈，至今记忆犹新。我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他立即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李约瑟以毕生精力，先后纠合了多位专家，终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这当然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不朽盛业。这部七大卷二十多分册的巨制将中国史上科技发明的辉煌纪录和盘托出，证实了他关于“中国有科学”的论断。 　　但是李约瑟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基本事实，却亦未能对自己的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他在全书最后一册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中曾试作种种解答，然而往往语焉不详，以致他的传记作者也不甚信服其说，而评之为“见树不见林”。这里让我顺便提一下席文（Nathan Sivin）教授的看法。他最近评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结”，即第七卷第二分册，曾对“李约瑟问题”表示过下列意见：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如果我的了解不错，那么本书作者的看法和席文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前面指出本书的最大贡献便在于交代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一根本问题，而且交代得原原本本，系统分明。可见本书恰恰符合了席文的最高期待。 　　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与李约瑟有分歧，与席文却不谋而合呢？我认为关键便在于彼此对“现代科学”的概念有不同理解。早在1974年李约瑟便告诉我们：他把“现代科学”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很显然，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the same path），今天已汇聚在“现代科学”之中。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席文的见解和他不同，判定中、西“科学”各自“分途”（separate paths）进行。尽管如此，李约瑟还是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可知他心中的“现代科学”是普世性的，与民族或文化的独特背景没有很大关系。 　　本书作者则不但同样相信不同文化中的“科学”各自分途发展，而且还更进一步，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绝不可能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西方科学尤其如此，因为如作者所云，它恰恰是“西方文明大传统最核心的部分”。根据这一基本认识，作者将西方科学传统的特征概括成以下两项：第一、它和“整个西方文明是同步发展，密切结合，无从分割的”。第二、它虽然可以清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从古希腊开始，通过中古欧洲吸收伊斯兰科学，到十六世纪以下的现代科学，作为一整套学术体系，它仍然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而发展出来的。这两点概括都建立在坚强的史实之上，而作者识断之精也由此可见。 　　作者对本书内容的取舍作了一个扼要的说明。他说：“本书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没有涉及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发展显示，现代科学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我必须郑重提醒读者，这几句话是作者对西方科学传统“探骊得珠”的见道之语，千万不可轻易放过。本书胜义纷披，读者随处可自得之。限于篇幅，这里我只能就西方数理科学的问题稍稍引申作者的论点，然后回到“李约瑟问题”作一结束。 　　本书在“总结”第一段说，现代科学是“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革命所赐”，实有画龙点睛之妙。所谓“一个传统”即指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自然科学都在同一研究传统之内：“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是由一次突破性的飞跃所导致，但在性质上仍与古希腊科学同条共贯。所谓“两次革命”，指运用精确的数学以量化自然界的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便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两个部门。通常我们用“科学革命”一词来指称十六、十七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则在古代希腊，即柏拉图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的无上重视，在他的“学园”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以探求宇宙的奥秘。其中细节见本书第四章，这里毋须赘言。我认为作者这一提示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正是西方科学传统的灵魂所在。而且作者这一说法决不是向壁虚构，前人也早有见及者，不过没有像作者表达得这样一针见血罢了。例如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便特别提出“自然科学中的毕达哥拉斯革命”（“the Pythagorian revolution in natural science”）并阐明其何以获得惊人的成功 。 　　上面分析作者对于西方科学的特征所作的种种描述，似乎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因为在西方一般相关文献中“数学化”（“mathematicization”） 一词常常是和科学分不开的。甚至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经济学因为数学化比较成功，才被承认具有较高的“科学的身份”，而非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能企及。 　　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这一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本书“导言”已涉及此点。明末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本书作者解释这两句话说： 　　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法”指计算的技术，而“义”则指原理。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但数学原理则似少有问津者。所以徐光启因《九章算术》而发出“其义全阙”的感叹。我们只要一检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对此便可了无疑义。不但数学如此，医学亦然：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与徐光启的话恰可互相印证。 　　徐光启虽然如作者所云对西方数学“心悦诚服”，但他是否充分了解数学在西方科学传统（当时方以智称之为“质测之学”）中的至尊地位，则尚待进一步探讨。一般地说，中国学人迟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对这一方面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如冯桂芬（1809-1874）与李善兰（1810-1882）两人当可为其代表。这是因为他们都研究西方数学而卓有成绩的缘故。冯氏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明确指出：数学为西学之源头所在，格致诸学皆由此出。李氏则代表当时西方数理在中国的最高水平：他和威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作，译完《几何原本》其余部分（卷七至十五），于1858年以《续几何原本》的书名刊行；此外还有多种有关数理的译著问世，并已开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定名为《奈端数理》），可惜未能终卷。由于他的造诣最高，为西方在华专家所特别推重，所以清廷设同文馆，聘他为数学总教席，在任共十三年（1869-1882）。李善兰（字壬叔）是一位数学天才，他的朋友王韬（1823-1897）记他的话，说： 　　壬叔谓少于算学，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 　　这几句话证明他对西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已有透辟的认识了。但达到这种理解并非易事。王韬虽自称在“西馆十年，于格致之学，略有所闻”，但仍不能接受李氏对“算学”的评价；囿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他竟说：“算者六艺之一，不过形而下者耳。”不过与当时一般士大夫相比较，王氏的识见已远为超出。试看下面的故事： 　　清晨，湖南樊吉山来访。吉山名川……甚慕算法天文及谶纬占望之学，以为泰西人素精于此，必有妙授。……予谓之曰：“西人天算，与中华所习术数不同，断不可误会也。” 　　可知在绝大多数中国士人心中，西方算学、天文是和谶纬、占星、望气之类的“术数”属于同一范畴的。王韬能立即指出这是“误会”，足见他对西方“格致之学”虽未“入室”，至少已“登堂”了。 　　从以上所引明、清数学家对于西方数理的认识来看，则中国科学从未走上“数学化”的道路，其事昭然，已无争论的余地。从这一根本分歧出发，让我表示一下对于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看法。 　　首先必须声明，我对“李约瑟问题”的观点基本上是和作者一致的。作者引了几位西方科学史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负面评论，我读来并不感觉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相反的，把西方科学传统理解为西方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环节，是很有说服力的。另一方面，李约瑟在他的不朽巨构中发掘出无数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成就，自然是有目共睹，但这些成就大体上仍不脱徐光启所谓“其义全阙”的特色。这当然是由于中国过去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个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李约瑟讨论中国科学思想的进展，特别推重“道家”的贡献。他似乎不曾注意，庄子既主张“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又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两种态度两千多年来影响士人的求知的取向极大，而适与西方科学精神互相凿枘。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思想流派中找出一家与西方科学精神最相近的，我个人认为只有程、朱一系“格物致知”的理学足以当之。其中朱熹尤其值得注意，他自记“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可见他的好奇心最早是从“六合之外”开始的。这样的心理倾向若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很容易走上自然科学的路。明、清中国学人用“格物致知”来翻译西方的“科学”，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理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其终极关怀仍落在“六合之内”，也就是“人间世界”的秩序。关于这一点，我已详论之于《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里不必涉及。总之，我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科学，其一部分原因是和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取向密切相关的。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pseudo-question”）。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中国科学”。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十六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拋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今天一提及“科学”这一概念，我们立刻想到的必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而不是中国过去的“四大发明”之类。“五四”时代中国知识人热烈欢迎“赛先生”，也正是因为他代表着西方文化的精粹。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过去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学术相当于西方的“科学”并足以与之互较长短。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稍稍检查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问题的症结便无所遁形了。《提要》二百卷，其中只有“子部”的“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六卷可以划入“自然科学”的总类之中，但以《提要》而言，这三科不但分量较轻，而且处于中国学术系统的边缘。分析至此，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基本预设。前面已指出，李约瑟预设中国传统中的“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是同一性质的，不过相比之下远为“落后”而已。所以他才强调，中国传统“科学”最后必然汇合于西方“现代科学”之中，如“百川朝宗于海”一样。这个预设究竟站不站得住呢？如果仅仅空言论辩，问题当然永远得不到答案。但幸而有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解答的途径，即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它和中国原有的“科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这一历史事实得到澄清以后，我们才能对上述的预设有判断的根据。这是一个大题目，自然无法在此展开讨论。下面我仅引一个有趣的史例为证，便大致足以说明问题了。同治六年（1867）总理衙门决定在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专授天文学和数学。这是西方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教学系统的开始。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主持其事的恭亲王（奕訢）和文祥最初建议翰林、进士、举人都可以申请入学，读了三年天文、算学之后，即予以“格外优保”的升官机会。但这个计划一提出便遭到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保守派所持的理由以下面两点最值得注意：第一，西方的数学、天文学不过是一种“机巧”，甚至可以视之为“异端之术数”，不但不足以“启衰振弱”，甚至有害于“士习人心”。第二，“奉夷为师”，最后必将动摇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以这两点理由为根据，倭仁及其支持者在北京发起了一场运动，阻止科举出身的人报考“天文算学馆”。他们成功地制造出一种气氛，使士阶层中人深以入同文馆为耻，以致最后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抱怨：“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但保守派既不敢公开反对西方天文、数学的引进，那么谁来接受这种教育呢？当时有一位御史提出下面的建议： 　　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俾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 　　这条建议恰好涉及西方现代科学和中国本土科学之间的交涉问题，让我稍作分疏。 　　首先必须指出，保守派对于天文、算学既无知识，也无兴趣。他们之所以提出“钦天监衙门”中的天文生、算学生，只是因为这是唯一以天文、算学为专业的技术人员，地位低下，与科举正途中的“士”相去天壤。他们以“钦天监衙门”的天文、算学代表“中法”，尤其是无知乱道；他们似乎不知道明、清之际天文、算学早已接受了耶稣会教士传来的“西法”。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即是顺治时期的钦天监。换句话说，保守派的建议完全出于贬抑西方天文、数学的动机，即视之为一种技术，不值得“士”阶层中人去浪费时间。所以“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不过是一句门面语，其中绝无倡导中、西两种“科学”交流之意。 　　如果从官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角度出发，问题便更清楚了。此馆是在外籍顾问丁韪良（W.A.P. Martin）和赫特（Robert Hart）影响下成立的，赫特并于1866年为馆中聘来了两位欧洲教席。但“天文算学馆”的范围一直在扩张，除了天文、算学两门外，还增设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人体解剖学等；这些西方现代的新兴学科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系统中是找不到相应的部门的（中国原有的“物理”一词，与西方physics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 　　“天文算学馆”的建立清楚告诉我们，中国自始即把西方现代科学当作全新事物而加以吸收。无论是中国主持人或西方顾问都没有考虑到中、西两种“科学”研究的传统应当如何接轨的问题。严格地说，只有明、清之际数学领域中曾发生过所谓“中法”和“西法”的交涉，即《清史稿·畴人一》（卷五○六）所说：“泰西新法，晚明始入中国，至清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传来的现代“天文、算学”则又远远超出过去的成绩。例如同文馆的算学总教席李善兰，曾与伟烈亚力合作，译了许多有关天文、代数、解析几何等最新的专著；他十分兴奋，对朋友说： 　　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按：李锐，1765-1814）、梅定九（按：梅文鼎，1633-1721）恐将瞠乎后矣。 　　这几句私下谈话最能反映出李善兰已完全信服了西方现代的天文学和数学，因此才毫不犹豫地断定有清一代最负盛名的梅、李两人在此一领域中“恐将瞠乎后矣”。李善兰在这里所表明的恰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典型态度：全面拥抱西方最新的天文学和数学，但不再重弹“中法”、“西法”互相“印证”的旧调。换句话说，这是在科学领域中进行最彻底的“西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往的业绩，包括“天文算学”在内，都已处于若有若无的边缘地位。当时士大夫几无不视科学及科技为西方所独擅，因此才有“西学”这一专词的出现，从冯桂芬的《采西学议》到张之洞的“西学为用”都是如此。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也有一套可以与“西学”分庭抗礼的“科学”遗产。相反的，只有对科学完全无知而又敌视的保守派才会制造出“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奇谈怪论。 　　为了从历史角度加强本书作者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质疑，上面我特别借着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的例案，来观察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方式。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情形不同，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李约瑟所想象的“百川朝宗于海”的状况根本未曾出现。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事实上便是西方科学不断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从局部一直扩展到全方位。今天中国的科学教育已完全与西方接轨了，在第一流的中国大学中，直接采用西方原作或者译本作为教科书，是很普遍的。在这个明显事实的面前，“李约瑟问题”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以上是我对于本书学术价值和意义的一些初步体认。限于精力和时间，我只能就一二大关键处稍申所见，以响应作者的孤怀宏识。下面我要把我所认识的作者，他的为人与为学，介绍给读者，稍尽一点知人论世的责任。我的介绍虽然是从老朋友的立场出发，但仍将本于史家直笔之旨，决不作虚词溢美。 　　我最初认识方正，是由陈伯庄先生（1893-1960）介绍的。伯庄先生是和赵元任、胡适同届（1910）的庚款留美学生。他早年读化学工程，中年以后则转而研究经济学、社会理论、哲学等，因此他曾自比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并颇以此自豪。晚年在香港他广泛阅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名著，并常常邀约青年人和他一起交流读书经验。我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他的一个忘年之交 。1959年底他拟定了一个西方名著翻译计划，到美国来寻求有关作者的合作，哈佛大学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访问站。他一见面就说，他要介绍一位非常杰出的小朋友给我。这位小朋友便是方正，当时正在哈佛读本科，大概还不到二十岁。 　　订交之始，方正在我心中留下的最深刻、最难忘的印象是他一身结合了相反相成的两种品质：一方面他朝气蓬勃，对于人生和学问都抱着高远的向往；另一方面无论在思想或情感上他都已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境地，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尽管我们之间相差九岁，但却一见如故，自然而然地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伯庄先生为什么那样热心地介绍我们相识，我也完全明白了。 　　方正早已选定了物理学作专业。但与绝大多数理科少年不同，他对人文学科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兴趣。我记得他当时选修了康德知识论的课程，曾多次和我谈到他的理解与心得。此外他知道我比较欣赏柯林武徳的历史哲学，也时时上下其议论。也许是由于家学的关系，他在中国文史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基础。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明末遗老顾亭林、黄梨洲也曾成为我们的话题之一。总之，方正年甫弱冠而竟能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取得如此高度的均衡，他的心灵成熟之早，可想而知。但最能表现他的成熟的，则是他学成回香港就业的决定。他很早便和我谈及毕业后的去留问题。他说，他修完博士学位以后，不拟在美国就业，宁愿回到香港去从事教学与研究。五十年前物理学在美国正盛极一时，工作机会俯拾即是，因此外国学生毕业后留下来的不可胜数，方正却偏偏要赋归去。我问他为什么作出与时风众势适相逆反的决定？他说，他曾经细细考虑过，深感他留在美国不过是赶热闹，但回到香港则可以发生更大的作用，使最先进的科学有机会在亚洲发芽茁长。他说这话时大概刚刚进研究院，其立身处世之节概与形势判断之明确，于此可见一斑。 　　我再度与方正聚首已是十几年后的事了。1973至1975年我从哈佛告假两年，回到母校新亚书院工作，方正那时已在中文大学物理系任教。这次共事的机缘才使我对他获得更全面的认识。1974至1975学年，大学在香港政府的压力之下成立了一个“大学改制工作小组”，组员十余人，他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小组每周至少聚会一次，整整持续了一年之久。方正在这一长期讨论中充分展露了多方面的才能和知识。在质询行政各部门首长的过程中，他提出的问题最为锋锐，并且往往一针见血。这说明对于中文大学的现行结构及其运作，他平时早有深刻的观察，因此才胸有成竹。在改制建议方面，他在口头陈词之外还写过几篇内容丰富的备忘录，显示了关于现代大学理念的睿见。前面说过，少年时期他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均衡发展早已使我惊异，现在他刚入中年，却又表现出另一种均衡：即一方面能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能承担起学术领导的工作。这也是两种相反相成的品质，相当于西方的所谓vita contemplativa和vita activa，集结于一身更是难上加难。 　　我自信以上的认识虽不中亦不甚远，而且方正以后的事业发展也印证了我的观察。1977年香港中文大学改制以后，他成为行政部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选择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作为他在中大的最后一片耕耘之地，更充分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交流以及研究与领导的合一。 　　《继承与叛逆》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我们对于它的作者多认识一分，也许便能对此书的价值与涵义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是为序。 　　 　　2008年12月31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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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南怀瑾的重量级弟子

热度 4 king500 2012-8-9 12:43

有资料表明，在全球 500 强企业中， 50 ％以上都是学习型的企业。美国排名前 25 位的企业， 80 ％是学习型企业。全世界排名前 10 位的企业， 100 ％是学习型企业。我国的海尔、联想、宝钢、小天鹅等知名企业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学习型组织。 谁是学习型组织的缔造者，谁为这些企业进行创建学习型组织的辅导、咨询和策划？谁是二十一世纪的管理学大师？哪本书是二十一世纪的管理学圣经？是彼得圣吉！是《第五项修炼》 ！ 谁的思想贯穿着《第五项修炼》，影响着世界一流企业，从而影响世界财富的创造？？是南怀瑾！谁是彼得圣吉最佩服最尊重最仰慕的人，是南怀瑾！谁每年都会去南怀瑾跟前心甘情愿的接受南怀瑾的“欺骗”，谁会死心塌地的称南怀瑾为老师，是彼得圣吉。 是谁让世界的眼光重新聚焦到中国的古代科技？是谁粉碎了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技的弥天大谎？是李约瑟！什么让李约瑟成为世界瞩目的人物？是《中国古代科技史》，是谁让处于迷惑未解中的李约瑟如获宝山豁然开朗茅塞顿开？是南怀瑾！在陈立夫的陪同下李约瑟去南怀瑾寓所接受南怀瑾的“欺骗”！ 在《科学投资》资本运作 10 大高手中，谁是惟一一个从一开始就为股东打江山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国家江山打拼的人？ 又是在谁的努力下，经过短短十几年，海南航空由一个名不见经传，一无资金、二无地位的地方小航空公司发展为中国的第 4 大航空集团公司，成为中国航空业一支令人生畏的新生力量，令国航、东航、南航等中国航空业巨头寝食不安，如芒在背？ 是谁为了筹集国际资本， 10 下华尔街，经过了华尔街严格的考评和考察？ 是谁曾在索罗斯的基金办公室，回答了索罗斯的 200 多个问题，从而获得了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拥有的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巨额投资？？ 10 年时间，由 1000 万到 100 多个亿，海航的胜利，到底是因为谁？ 是陈峰 这个时代最有头脑的人不是什么学者，不是什么教授，不是什么领导人，不是什么哲学家，是商人是商道中人，就这么一个扬言全中国都没人能看懂的海航，它的管理理念，它的管理制度又是受谁的潜移默化又是受谁的影响？ 是陈峰一直膜拜的老师，他叫南怀瑾。 是谁致力于发展中国的经济潜力，是谁力排众议，卖掉美国的别墅，携家带口赴浦东投资？是上海斯米克集团董事长李慈雄！李慈雄为了拜谁为师心甘情愿的去扫厕所？是谁让傲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李慈雄俯首称弟子？还是南怀瑾！！就是这个南老头！！ 耶鲁大学、巴黎大学的学者来中国干嘛？探讨生命科学！向谁探讨？ 还是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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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维迎：再探“李约瑟之迷”

whyhoo 2012-7-28 10:57

【编者按】受英国首相卡梅伦邀请，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为团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30人代表团于伦敦奥运之际出访英国，探访当地企业和政要，对话全球商业和学界领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作为俱乐部顾问随行。在途中，代表团成员陆续发回旅途手记。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授权，我们在FT中文网上发布这些手记，以飨读者。 2012年7月24日上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了李约瑟研究所。这是本次英国之行目前为止最具学术亮点的一次访问。 李约瑟研究所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生前创办的一个研究机构，继续着李约瑟开创的事业，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科学与文明》之家”。研究所的主体其实是它的图书馆，收藏着有关中国和东亚科技和文明史方面丰富的图书资料，是同领域其他研究机构难以企及的。研究所工作的学者通常是《中国科学和文明》项目的合作者，也有一些短期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员。我们访问时遇到了撰写中国有色冶金史的作者梅建军教授，他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研究所还经常接待来访的众多学术界和其他人士。 李约瑟研究所位于剑桥，但并不是剑桥大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其经费全部来自独立的基金资助，没拿政府的一分钱，故能保证在研究方面完全的自主权。研究所所长故克礼教授在给我们介绍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感到他非常引以自豪。据说当年已80多岁高龄的李约瑟为了筹集这个基金来到香港，拄着拐杖颤颤抖抖上台演讲时，听众中的一位老太太对旁边的人说：这个老头太可怜了，赶快把钱给他吧。 对李约瑟这个名字，想来中国人并不陌生。他本是剑桥大学一名已有名气的生物化学家，转向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或许纯属偶然。1937年，三名中国留学生来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其中一位是来自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鲁桂珍，两人很快发生了恋情，鲁桂珍讲的中国故事令他着迷，李约瑟由此对汉字和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据说他学的第一个汉字是“烟”，因为他与鲁桂珍谈情说爱时抽着烟斗。当时李约瑟已经结婚，但他太太不仅认可了他的婚外情，而且三人相处甚好，友谊维持一生，一直到他太太去世两年后，李约瑟正式娶鲁桂珍为妻，当时李约瑟已经89岁，鲁桂珍85岁。婚后仅两年，鲁桂珍与世长辞。真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与鲁桂珍的恋情很快使李约瑟成为剑桥的“中国通”。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摧毁中国学术和文化的野蛮行径引起了英国学术界的同情，英国皇家学会决定派人帮助受封锁的中国学术界，李约瑟成为最合适的人选。1942年，他独自一人来到经常遭受日军空袭的重庆，担任科技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直到1946年。这期间他结识了众多的中国著名学者和普通民众。他一方面帮助中国科学家从国外购买研究设备和图书资料，使得中国的学术香火不灭，另一方面长途跋涉游历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土地（包括敦煌、云南等地），收集到大量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文献。他托运回剑桥的图书资料有70多箱，奠定了后来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也即今天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的基础。 结束中国的工作后，李约瑟就开始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宏篇巨著，他所在的网维尔-凯斯学院为此减免了他所有的教学任务。1952年，他又受命到中国，调查中国政府有关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战的指控。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使他轻信了中国有关方面编造的“证据”，这使得他在学术界的声誉受损，在剑桥成了孤家寡人。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写作计划。1954年，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出版，很快使他名声大振，学术界也改变了对他的偏见。1967年，他出任网维尔-凯斯学院院长一职（直到1976退休）。 鲁桂珍改变了李约瑟的命运，李约瑟改变了世界看待中国的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人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出版之前，“欧洲中心论”已统治学术界近200年，中国的落后被认为自古如此。李约瑟以详实资料证明，在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人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尽管他的结论也受到许多批评，但自此之后，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有了很大转变。其实，正如我们访问期间梅建军教授讲的，李约瑟真正告诉我们的并不是科学技术上的谁先谁后，而是：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相互学习的结果。过去如此，未来更如此。 在李约瑟研究所，主人与企业家代表团成员就“李约瑟问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专题研讨。所谓“李约瑟问题”（有时译为“李约瑟之谜”）是指：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近代之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方面落后了？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首先向我们简要介绍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和李约瑟本人的解释，然后，他提出一个“新的李约瑟问题”：现在中国正在变得富有和强盛，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否有利于迅猛的科学和技术创新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并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问题引起了来访的中国企业家的共鸣。古克礼教授讲完后，柳传志先生抢着第一个发言。他从科技投入和科研体制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特别关心的问题是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市场上的商品，他认为现在的科研成果主要用于申报奖励而不能变成生产力，是当今中国的大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接下是抢着发言的是马蔚华行长，他说从最近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精神自己看到了一些信心。 我有幸成为继柳传志和马蔚华之后第三个、其实也是最后一个发言者。李约瑟问题也是我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我的答案更接近李约瑟本人的答案。简单地说，在我看来，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在中国，是因为中国的专制体制和文化压制了企业家精神。 应该说，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不缺乏企业家精神。司马迁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企业家列传的人，他在《货殖列传》中写了30多位企业家，他们是2000多年前的中国企业家，说明当时企业家是很有地位的，用司马迁的话说,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但自汉武帝之后，政府对经济的主导越来越强，货币、盐、铁等都国有化了，“重农抑商”成为基本国策，企业家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到王莽变法时，几乎变成了计划经济。另一方面，自隋唐之后的科举制，把优秀人才都诱惑到了政府部门当官，好处是把国家做大了，坏处是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没有变成创造财富的力量。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发展快，就是因为改革和开放释放出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的未来仍然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进一步解放。 在我看来，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最关键的是自由，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焕发出人类的创造力。中国历史上，凡是政府管制不严、自由比较多的时候，就出现学术繁荣和科技进步的高峰，春秋战国如此，南北朝如此，宋朝如此，近代史上所谓军阀混战时期也如此。 现在国家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越来越大，给许多人一种幻觉，似乎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和成为创新之国已是指日可待。但是，在我看来，如果资金的分配权继续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如果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没有民间办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自由，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办出一流大学。政府把科技投入经费都分给民营企业也不可能把我们国家变成创新之国。或许只是使寻租和腐败更严重而已。 企业家也只有拥有一颗自由之心，才有真正的创新！ 我们对李约瑟研究所的访问很短暂，但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应该是长期的。类似这样由私人基金资助的独立研究机构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是很普遍的，但在我们国家，学术研究机构仍然是由政府垄断的，独立的民间研究机构很难生存。中国企业家现在为慈善捐款的很多，但很少有人愿意资助独立的研究机构，因为他们害怕政治上染上麻烦。他们有小爱，但不敢有大爱！所以，像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样的民间研究机构，不得不靠做商业咨询维持生计。仅次一点，就足以回答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了！在访问期间与同行的几位企业家讨论到这个问题，同感悲哀！ 柳传志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应该让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来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其实，早在1999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就访问过这个研究所。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也访问过研究所。 原文见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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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关于儒道墨的语录

SciteJushi 2012-7-22 18:39

(作者的话) “中国的自然主义具有很根深蒂固的有机的和非机械的性质. 这首先表现在公元前4世纪的道家、墨家和阴阳家身上.” (作者的话) “至于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莱布尼茨(Leibniz)的思想以及欧洲的有机自然主义的发展, 我们也把它当做问题提了出来.” P1 (第一页) “我们将从儒家开始，以示尊崇，因为它在后来一直支配着整个中国的思想，虽然它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 从儒家很容易转向它的劲敌道家. 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 P5 “司马父子这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都同情道家,当他们不得不在著作中为孔子立传时，他们便用轻描淡写地颂扬几句的方式来对当时伪善的儒术加以贬抑.” P8 “因此，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P9 “可见，在早期的儒家思想中，伦理和政治是没有区别的. 政府是家长式的政府.” P14 “不过，这也被儒家对于知识的态度所抵消，因为他们毫不动摇地认为，只有人和人类社会才值得研究.” P34 “儒学作为一种‘宗教’. 并不拥有那些能够抗拒科学的世界观渗入其禁区的神学家们. 它只不过遵从它那个学派创建者的态度，避而不谈自然界和对自然界(天)的研究，而把一千多年的兴趣集中在人类社会，而且仅仅集中在人类社会上.” P37 “说道家思想是宗教的和诗意的，诚然不错; 但它至少也同样强烈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P42 “这样，生物也和无机物一样，都被纳于万物之‘道’的运转之中. 在这一段文字中加入进了一个新内容(后面将作更细致的考察)，即它把这种真正的知识和那种封建学者肤浅烦琐的社会知识作了对比.” P52 “从这里，我们再一次得出那种严格地仅仅为科学所特有的观点，即没有任何事物是在科学探索领域之外的，不论它是多么讨厌、多么不愉快或多么琐碎. 这的确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道家在走向最后有可能导致现代科学的方向中，他们必将对一切为古往今来所有儒家所极端鄙视的事物都发生兴趣 —— 诸如那些似乎毫无价值的矿物、野生动植物、人体各部分及其排泄物等等. 某种与此相似的想法，也许包含在经常出现于道家著作的另一术语中，即圣人必须毫无私心、毫无偏爱地‘遍覆万物’.” P67 “道家的洞察力是如何之深邃，可见之于美国大昆虫学家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和伯格曼(Ernst Bergmann)的精彩论文,” P67 “我们暂时必须用这些话来表明以上《老子》引文中所体现的社会真理，因为由于道家思想在整个中国科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巨大重要性，我们还需要回到道家的政治地位上来. 道家进行了两千年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活动并且被谴责为永恒的异端之后，道家思想却仍然必须把其中所孕育的科学以最充分的意义保留下来.” p87 “庄周和黑格尔两人都会同意变化是永恒的，而把现实视为过程; 两人也都会攻击那种企图否定变化的现实或者仅以一种不变的永恒来解说它的永恒哲学. 后面，在墨家学派的逻辑中，我们至少也还将看到这种承认过程和辩证法的类似迹象;” p88 “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更加有趣的是下述这一事实，即道家提出了一种非常接近进化论的论述. 至少，他们坚决否认物种的固定不变性.” P90 “以上还不是在《庄子》中可以找到的有关生物变异的全部内容.” P90 “我们怀疑，这些古老的道家思想是否曾被那些写进化论史的人考虑过.” p98 “庄子轻蔑地把儒家的烦琐社会知识描述为不过是‘君牧之分’;这种‘知识’与道家所追求的有关道和自然界的真正知识是有区别的.” p105 “这是何等强烈地响应了庄子对儒家的攻击，儒家事实上比亚里士多德派更糟，因为他们的理性主义只限于人类社会，甚至不承认自然世界值得进行理论研究.” P112 “道家不仅敌视儒家思想，而且敌视整个封建制度，这一点并不曾更广泛地为人所理解，这是很奇怪的. 一般认为，道家是一些表达‘东方智慧’的软弱无力的神秘主义者，但他们言辞之极端激烈乃至狂暴，却和这种看法很不相称.” P113 “通过这些几乎不加掩饰的寓言故事，道家是在讥诮儒家趋附在最坏的强梁周围并竟相充当其谋士的那种倾向.” P154 “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迷恋于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达到长生不老是可能的. 我们不知道在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地方有与此近似的观念. 这对科学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 P176 “道家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 P178 “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 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象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 P181 (墨子)”他的伟大学说是兼爱和非攻，这使他们成为最崇高的中国历史人物之一.” P181 “如果说道家的兴趣侧重于生物学的变化，则墨家的研究主要地是被引向物理学和力学.” P182 “因此大致可以说:早期墨家的兴趣是伦理学、社会生活和宗教;而后期墨家更多是研究科学逻辑、科学和军事技术.” P185 “和他们的超自然主义相一致，墨家坚持有鬼神的存在，他们似乎把鬼神看作是活人的道德的监视者，《墨子·明鬼》共有三篇专论这个题目.” P221 “从以上可以看出，墨家(在其后期)和名家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发展史是极为重要的. 这些学派的思想家曾试图奠定可以建立起自然科学世界来的那些基础. 关于他们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或许是他们显示出一种明显无误的辩证逻辑而非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倾向，这表现在悖论和二律背反之中，以及意识到其中所引起的矛盾和动力学的实在. ” P224 “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就科学思想的基础而言，古代欧洲哲学和古代中国哲学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距，而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中国人占有优势.” 新浪赛特居士SciteJushi-2012-07-2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9a921401017ip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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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真的那么难吗？

热度 5 zhanghuatian 2012-7-16 18:24

我倒是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难题。 李约瑟提出，中国在16世纪以前，科技一直领先西方，为何在16世纪以后，科技落后了。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传统经典《三字经》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的故事中找到端倪。 由于中国人很早就比欧洲人更重视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比欧洲高，因此，那时候，科技比欧洲发达也就很正常。科举制度成熟后，中国的普及教育也世界领先，但是，为了科举这一收获，普及教育的内容偏重于道德教育，这是事实。这也是《三字经》中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等故事的本质，即重视道德教育，轻视技能和知识教育。 《三字经》等蒙学读物为了科举的目的，过于强调读书做官这唯一的出路，在当时来说，它是有益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便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尤其当欧洲也开始重视普及教育后，两者的差别非常明显：欧洲普及教育几乎只注重技能和知识教育。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力量在推动道德教育，欧洲的政府力量却在大力推动知识教育，两者的结果很快出现了巨大差异。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结论也就在此。 现代中国的教育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过于偏重道德教育变成只重视技能教育，而严重轻视道德教育。这种极端没有影响中国人一贯重视教育的传统，但在教育内容上形成了残酷的教育竞争，教育似乎只剩下找一个好工作的实用价值，甚至做官本身也成为一个好职业，文凭完全替代了做人的基本修养。此外，崇洋媚外使得当今无数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严重缺乏了解，甚至把传统当成垃圾而没有了解的兴趣，因此，《三字经》所蕴含的道德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常识便显得很重要，从而导致了《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古代蒙学读物成为成年人的另一种“启蒙”而受到欢迎，这又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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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原始创新与“李约瑟难题”

热度 3 huaxia2011 2012-7-9 16:14

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著称于世。长期以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20余年来，求解“李约瑟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频频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而牵动李约瑟先生与中国之间情缘的始动因素，与中医知识有关。 一，中医学牵动李约瑟中国情缘 李约瑟的一家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个英格兰医生，母亲是一个出生于北爱尔兰的画家，也会弹钢琴、作曲，都没有到过中国。他生活在人文气氛和科学气氛都非常浓厚的家庭里。 在李约瑟的青年时代，世界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29年西方的经济大萧条。 1931年李约瑟已经31岁，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团长是布哈林。在会上一个叫格森（Hessen）的苏联物理学家提交了一篇著名论文，是关于牛顿力学产生的社会背景的。这篇论文将科学、或者说一个学术传统的诞生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给西方学术界带来一股马克思主义的震撼。这几件事对青年李约瑟有很大的影响。 李约瑟本人在剑桥大学念书，学的是化学，研究胚胎学，他是现代化学胚胎学的奠基人。在1937年左右，中国去了三个留学生，分别是鲁桂珍、沈诗章、王应睐这三个人。鲁桂珍跟随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在一个实验室工作，研究生物化学。 三位中国留学生的聪明才智使李约瑟意识到，人类无论肤色种族在科学面前都是平等的，并由此导致他对中华文明产生终生的认同。而在这三位年轻的中国人中有一位美丽、聪颖的女士，而她就是后来成为李约瑟亲密助手和晚年伴侣的鲁桂珍女士。 鲁桂珍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医学世家，与李时珍同乡，因此她对传统的中医很了解，她向李约瑟介绍了《本草纲目》的好多内容。他们谈到有关药的话题。 鲁桂珍在来英国之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后来到上海的一个研究所研究脚气病。正好李约瑟的教师也是近代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也研究脚气病，还在1924年得了诺贝尔奖。鲁桂珍告诉李约瑟，在几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脚气是维他命缺乏症。这使李约瑟很惊讶，原来在西方得诺贝尔奖的东西在中国汉朝的医书上就记载了。 鲁桂珍毕业后赴美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正在这时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中英两国分别投入了反对日本、德国法西斯的战争，由于海上交通的中断，鲁桂珍和李约瑟不得不天各一方。在这期间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文明的共同兴趣与研究的愿望，使两颗伟大的心灵越走越近。而李约瑟前往中国这一文明古国进行探访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不久战争的风云际会使李约瑟的愿望得以实现。 1942年，英国派遣驻中国的使节，李约瑟被派到中国来。他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担任科技参赞。他的任务是利用滇缅公路帮助中国将科技方面需要的一些仪器、图书，从印度运到缅甸，再从缅甸用汽车运到云南，再从云南运到四川。当时李约瑟已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夫妻俩都是。他们希望鲁桂珍回国，鲁桂珍先从美国到了印度，然后想再从印度到中国。但是到印度以后鲁桂珍把护照丢了，拖了很长时间才辗转回来。 李约瑟代表英国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这个单位负责科学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工作。比如在国外发表论文、提供科学仪器。除了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外，他们还援助了陕北，李约瑟想去延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去成，就派马海德去了。把仪器包括显微镜等等都送往延安了。又了解了延安当地的一些科技活动，李约瑟把这些内容介绍到了西方。 李约瑟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科学》，报道了抗日战争中中国的面貌，特别是介绍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些情况。当时李约瑟已经担任这种角色。后来他自学中文，由于他的工作关系认识了很多中国学者如郭沫若、竺可桢，还有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这些人也都是对本学科历史有兴趣的。有些人送了他很多书，当时中国一些学术界的精英他大都见过。 他这个人身体很好，高大魁武，会骑马，在中国内地做了一些旅行。最远到过甘肃敦煌一带。在各地城乡他了解到有些传统技术，比如在农村看到很多水车，在乡下看到炼铁的。他搜集了好多资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提供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曾八次来中国大陆访问。第一次访问是在1952年，因参加“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国际调查委员会”并担任秘书长，以后多年不能获得美国的签证。李约瑟同周恩来总理是好朋友，抗战期间他们就有接触，1964年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把SCC全部译成中文出版。后来都是中国官方支持他来华，路费什么的都提供给他。周总理下令，李约瑟到中国来想看什么都可以，后来总理去世以后，中央政治局继续执行总理这个指示。包括军事方面，文革期间最机密的，李约瑟想看什么都可以看。 李约瑟的SCC第五卷中的一个分册，是关于火药的，副题就叫《火药的史诗》。这是献给周恩来总理的，上面写着：“纪念已故的周恩来，1898—1976，1927年南昌起义的领导者，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本计划矢志不渝的鼓舞者，本册题献给他。”李约瑟的SCC计划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卷册都要题献给一个或几个人，比如说第一卷他就题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此人其实是他未来的老丈人。第二卷是献给剑桥的三位学者，他们对他学术生涯中的兴趣转变有所影响，其中的一位汉学家还指导过他学习中文。有一册涉及物理的，是献给钱三强先生的。整个SCC计划一共七卷，出齐了大约是34—35个分册。 二，“李约瑟难题”牵动了世界 1964年李约瑟写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他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当然，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他的影响大。 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或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为了促进大陆的科学社会史（外史）的研究，促进内外史研究的结合，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198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50篇，到会代表74人。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 多年以来，甚至在李约瑟博士将这个问题归纳为一种经典表述形式之前的数百年间，就有很多具有大智慧的人物思考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到现在，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不下数百种之多，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所以落后”的研究与解释，有代表性的，如法国学者伏尔泰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他们语言的性质。魁奈则认为，中国重实用的传统使中国人缺乏抽象思考和逻辑思辨的能力。而英国学者休谟认为，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以及缺乏众多的贸易伙伴和对外的贸易交流，是中国技术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法国的狄德罗则将原因归之为他所谓的东方精神，也就是东方人追求一种安宁、怠惰，对成俗不敢超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追求，而这些品质，恰恰是科学探索所必需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以说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20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 很多人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封建专制、没有学术自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科举制度和有关的教育制度。还有一些其他的，虽然显得有些琐碎，但是却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观点：例如把中国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归之于道家对理性和逻辑的不信任；中国语言中语音的贫乏阻碍了科学名词的形成；阴阳、五行和气的概念作为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儒家把兴趣集中于人事事物；中国在地理、文化上的与世隔绝；中国人没有能够发展出三段论式的逻辑；佛教学说、循环的时间观念；用易经八卦描述自然界的方法；佛教中的主观、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汉代数学家为了解数字方程所发现的方法阻碍了方程论的发展；中国人没有能够发明一种符号系统来书写现代形式的方程；在汉语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功能的区别不明显；中国传统中经验的方法胜过理论……凡此种种，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应该说，每一位学者，每一种解释，都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种贡献，也都是具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力。但是，在如此众多的答案中，究竟哪一种才是标准答案呢？近年来，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在一部分科学家继续从正面回答李约瑟问题之外，还有人变换了提问的方式。例如：有人认为，如果时间允许，不受外来影响的话，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的科学体系中；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领先和西方现代科学革命的发生，纯属一个概率的问题；还有人则认为，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性质，目前认识还不清楚，现在还无法回答李约瑟问题；又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领先”这个前提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古代根本上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因此不可能发展出现代的科学；还有人讲李约瑟问题根本就是个伪问题，现在应该是走出李约瑟大山的时候了。 难道李约瑟问题真的是一个根本不成立的伪问题吗？许多年来，人们对李约瑟问题种种思考和解答的努力，究竟意义何在呢？除了对具体答案的寻找，李约瑟问题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又何在呢？ 李约瑟说过的一句话，他是在上一世纪说的。20世纪我们知道，在物理学里，有量子力学，有相对论，在生物学里有DNA，比较突出的这三个大的革命。李约瑟预言说：“如果下一世纪还要爆发科学革命的话，我敢说，它将不会是牛顿式的、尼古拉斯式的，而是海森堡式的。”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如果科学革命再发生，决不会是一种建立在一种机械论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一个东西，一定是建立在一种注重整体的，注重辩证思维的，是这样或者是跟这类似的一种思想、一种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李约瑟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科学到了20世纪末或者到了我们现在21世纪初，出现了这么多新鲜的东西。比方说像混沌理论、爆炸理论、非线性的科学、复杂性的理论、突变理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跟这种所谓的总体论、有机论的自然观有关。而恰恰中国古代哲学，最显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机论的自然观。 李约瑟本人自称为是道家，他自己也有道号，叫十宿道人，他也自称最崇拜的一种古代哲学就是中国的道家思想。 中国要走出“李约瑟难题”的阴影，必须注重科学的原始创新，仅靠引进吸收创新和集成创新，是无法展现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科学的贡献的 。 三，种痘是一种科学的原始创新 2005年张荣昌编译出版的《药物简史》，是德国学者恩斯特·博伊姆勒(Ernst Baumler)的著作，书籍的副标题是“近代以来延续人类生命的伟大发现”。本书描述了近代医药史上最著名药物的产生，以及成功研制这些药物的研究人员们艰辛的奋斗历程。不断出现的、令人恐惧的疾病，人类战胜病魔的愿望与努力，攻克难关中面对的种种阻力，构成了该书的基调。它罗列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疾病，显现了近现代大制药集团紧紧关闭着的大门后面的秘密和研究人员之间扣人心弦的竞争，由此勾勒出医学责任和医学道德之种种重大问题。它不仅是一本生动的科普著作，还是一本优秀的人文读本。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当陌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该书“第一章当种牛痘来到欧洲时”，开篇就写到：“一位贵夫人、一位英国乡村医生和一位法国化学家，为人类立了功。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世界卫生组织（WHO）能够在1977年宣布‘世界上已经没有天花’做出了贡献。世界卫生组织还希望，不久也能够为其他几种古老的痼疾，致一篇相似的悼词。” 作者看到了疫苗免疫学的进展，对于世界医学进步的巨大贡献，也高度赞扬了传播免疫思想的蒙塔古夫人玛丽、改进种痘技术的詹纳、推广免疫技术的巴斯德。但是，对于原创于中医的种痘发明，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甚至没有提到这种发明的科学思想，只是借一位土耳其医生之口说“中国人就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抗天花的办法，在中国，人们将研细的天花痂皮搽进儿童的鼻子里。于是，许多人果然不再得病。” 原创于中国的科技发明，就这样被淡化了，甚至等同于詹纳在挤牛奶女工那里听到的民间说法。《中国青年报》在介绍“种痘”的时候，也否定种人痘对于种牛痘原始创新的启示作用，说什么：“詹纳的‘牛痘免疫学’是独立发现并完成的科研。”并借以批评中国的人痘术不安全，甚至有中医不但无功而且有过的意味。说什么“某些中医学家或急于考辩种痘术中国第一的人们，与其争来争去，不如学习一点詹纳的科研精神，假以时日，中医或许会有更光明的前途。” 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中医的技术发明就这样不值一提？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步，重新回首，再认真地看一下它的真面目吧。 玛丽夫人，这位在1717年为自己儿子尝试了种痘之后，于1721年把种人痘介绍到英国的大使夫人，是一位完全的“外行”。然而，对于她的贡献，世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仅许多人写了有关她的个人传记，为她修墓纪念，她的肖像被挂在美国国立图书馆里。而原创于中医的人痘术，在它的出生地的中国，竟然有人借以指责中医，这难道是对于科学的尊重吗？ 人痘到了英国，曾经严重地“水土不服”，遇到了英国医生们的坚决反对。 玛丽夫人为了推广种人痘，首先绕过医学家的阻挠，“走上层路线”，托关系游说乔治一世国王。乔治一世被打动之后，决定拿七个死刑犯先做实验：让他们在绞刑架与种痘之间进行选择。 七个死刑犯都选择了种痘，也都存活了下来。种痘的安全性，获得了初步的证明，为种痘在英国的推广开辟了道路。 试想：当初尽管有玛丽夫人成功的“现身说法”，为什么还要用死囚进行实验呢？关键是难于接受这种把患者的脓庖疮“移植”到健康人体上的做法。 那么，把毒素移植到健康人体上的中国人，中国的中医们，他们当初是怎么想的？有人这样问过吗？或者，就像反对中医、意欲取消中医的人所说的，中医一贯推行毒物、污物、异物入药，坑害患者？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中医具有独特的科学思想，才逐渐摸索出来、发明了接种人痘的免疫学方法。 玛丽夫人在英国推行种人痘之后75年，1796年詹纳种牛痘成功，那时欧洲很多国家都在引进和接种人痘。 严格地说，詹纳只是改进了种痘的技术，使其更安全，对于其中的原理，并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他的《关于天花牛痘疱的原因和影响的调查》的报告，并没有得到皇家学会和皇家自然科学家学院的支持。相反，他得到的是撤回论文的警告，否则将影响他作为一个医生的声望。他只好自费刊印了自己的报告，在“绕过学术界”之后，他得到了下院的议员们支持。终于，他在1814年被任命为“皇家医师协会”的教授，但是，阻力并没有消失，反对他、嫉妒他的人，让他参加拉丁文“外语考试”，詹纳拒绝了这一要求。1823年，詹纳去世，他和此前早就去世的玛丽夫人一样，被人们立碑纪念，并且他们不同时代的事迹被刻在一块纪念碑上。 1822年，在詹纳去世之前一年，法国的著名学者，化学家路易·巴斯德出生。在詹纳种牛痘成功之后85年，巴斯德把免疫技术推广到鸡霍乱、牛炭疽、狂犬病等领域。后人更是不断研究，在斑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白喉等领域，推广了免疫技术。 而对于免疫原理的正确认识，要晚的多。也就是说种人痘的中医，种牛痘的詹纳，以及进一步推广接种疫苗的巴斯德，都没有见到致病的微生物，更没有揭密免疫原理。见到了炭疽杆菌的德国博士罗伯特·科赫，以及见到了白喉杆菌的其他细菌学家，也没有能够阐明免疫原理。 对于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原理的认识，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对于病毒的认识，有赖于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进步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直到今天，免疫原理，免疫调节的分子机制，也仅仅是认识了一个大概，而不是全部。 因此说，由中医开创的种痘免疫实用技术，是一种原始创新，此后的免疫技术改良、推广，都是引进、吸收的再创新过程。 免疫思想哺育中医种痘技术既然中医种痘属于科学技术的原始创新，那么，这种原始创新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也可以按着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思路，进一步发问：中医的种痘的免疫技术为什么没有最先出现在欧洲？为什么在英国推广种人痘和种牛痘，都遇到了那么大的阻力？这样的阻力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人们所忽略的问题，更是反对中医的人不愿意提及的问题。但是，这的确不是虚构的问题，而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我们应该给出答案。 笔者认为，中医所以发明了种痘，完全是中医的科学思想哺育的结果。 首先，关于疫病的认识由来已旧，甲骨文里就有关于疫的认识，甚至有“御疫”的记载。御疫，应当是免疫思想最早的表述。当然，科学的进步是缓慢而曲折的，防疫、免疫技术探索的历史过程，也是很漫长的。其中，有巫祝、傩舞的精神方法，更有饮药、服丹、佩带丸药、烧香料药、药粉敷身、搐鼻等方法的探索。 其中，最鲜明的是中医关于毒与药的辨证关系的认识。《周礼》之中说：“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内经》之中有大毒、常毒治病之论，《神农本草经》下品药物有毒，可以用来疗疾，等等，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化毒为药”治疗疾病，是中医学的特色。 在西方医学的观念里，毒与药的界限是分明的，是不可转化的，毒就是有害，而药就是有利，观念与中医完全不同。 因此，西医不可能发明一个“用毒去防病”的技术。 中医用毒防病的方法很多，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第九卷，第一节是《伤寒例》，阐述前人对于传染病的理论认识；第二节《辟温》，介绍各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其中所谈的预防传染病的措施，很多都是以服用有毒的药物，或者接触有毒的药物，来预防传染病。 为什么“毒可以制疫”？ 孙思邈说：“《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则变化之迹无方，性命之功难测。故有炎凉寒燠，风雨晦冥，水旱妖灾，虫蝗怪异。四时八节，种种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运行各别。终其晷度，方得成年，是谓岁功毕矣。天地尚且如然，在人安可无事？故人生天地之间，命有遭际，时有否泰，吉凶悔吝，苦乐安危，喜怒爱憎，存亡忧畏，关心之虑，日有千条，谋身之道，时生万计，乃度一日。是故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不忧喜。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 ” 从孙思邈的叙述里我们不难看出，他所认识的温疫传染病，都是自然变化所产生的自然现象，不是超自然的东西。尽管是难于避免的事情，然而可以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用不同的方法“以道御之”。天地之间的传染病“瘴疠”，可以用天地之间自然产生的物质“以防备之”。只有做到了防备传染病的发生，才能称为一个称职的医生，叫做“知方”。 由此不难看出，积极探索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是每一位中医学者的神圣责任，是达到“知方”的必由之路。 在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是很丰富的，有屠苏酒、太乙流金散、辟温雄黄散、辟温病粉身散常用方、辟温气杀鬼烧药方等等，其中绝大多数方剂之中，都包含有毒的药物。其中“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提到，可以把药物“内著鼻中”的用药方法，与后世把患者的天花痂皮纳入被接种者鼻中完全一致。“断温疫转相染著，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者方”，不但是用丹砂、雄黄、鬼箭羽等有毒中药组成方剂，而且说服用了这种药物，“可与病人同床、传衣”。可见，孙思邈对于传染病的接触传染是有很深认识的。 “以毒制疫”思想，是鼓励中医接种人痘技术的理论渊源。 另外，对于毒的认识，今人与古人不同。毒不仅可以化为药，而且可以预防传染病。长相凶恶的人可以做巫师咒鬼，所谓“凶神恶煞”可以辟邪，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唐代孙思邈的著作里，鬼神迷信的成分极少，已经绝大部分被科学医学知识所取代。 值得我们特别指出的是，古人对于“疫苗”的认识。所谓苗，既可以是植物初生之幼苗，也可以是燎原烈火之火苗。在“治未病”预防思想极为浓厚的中医学里，“苗”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时期。从古人用火的历史经验里，中医知道燎原烈火不仅不能烧饭，也不能取暖，只能造成危害。所以，对于人类有用的火，只能是“火苗”，或者叫“火种”。因此，《内经》说：“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少火就是可以控制的火，是可以利用来照明、取暖、熟食的有用之火，而燎原烈火则是有害的火。 所以，中医的人痘疫苗叫“时苗”、“熟苗”、“旱苗”、“水苗”，总之都是疫苗，而不是叫“疫毒”。 当然，中医把人痘疫苗吹在鼻孔里，而不是最先创造“划痕法”，也有可能与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信念有关。 上述分析表明，种人痘预防天花，出现于我国宋代，并且在民间广为流传，然后传向世界，决不是轻松得来的“偶然事件”，而是长期科学探索的必然结果，是中医科学文化孕育的千万朵鲜花中的一朵，是无数宝贵果实之中的一个。 许多中医原始创新等待发扬，种痘是中医创新的技术，针灸、小夹板、青蒿截疟、麻黄平喘、黄连止痢等，都属于技术层面的创新，当然，针灸有理论指导，中药也有理论指导。 四，相对于技术创新而言，科学理论的原始创新更为可贵。 那么，中医还有哪些理论的原始创新呢？其实很多，无须多想，下面几点就是中医学的原始理论创新。 第一、扶正祛邪，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原则”。 扶正祛邪的法则，决不能简单等同于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杀菌，尽管已经有人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已经简单化为“抗体存内，邪不可干”。 正气的概念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而且包括了人体的一切组织结构和功能。难道能够有结构不全、功能缺乏的“正气”存在吗？邪气也不是细菌病毒所能概括得了的，六气引起人体发病就是六淫，也就是六邪。七情致病，也就变成了七邪，难道有让人体生病的七情吗？内生的痰湿、瘀浊、凝血、食积都是邪气，不止是细菌病毒的微生物为邪。 当然，当微生物已经被制成疫苗的时候，它们已经不是邪气了，成了正气的一部分。邪和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不是界限分明、不可逾越的两类具体物质。 第二、升降出入，平衡和谐的“适中原则”。 人体作为有机生命体，一刻也离不了新陈代谢，而纷繁复杂的生命代谢，在中医的字典里无非就是“升降出入”。人体不能只入不出，也不能只出不入；不能出的太多，也不能出的太少；不能出的太快，也不能出的太慢。升降也是如此。太快太慢，太多太少都是疾病状态，需要进行治疗调整。“升降出入”停止，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 也就是说，中医抓住了人体代谢最基本的特征，以最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这一特征，并且将其贯彻到具体的医疗实践之中去，用以指导历代中医学者的临证医疗。 第三、多元整和，纲举目张的“综合治疗原则”。 现代西医的治疗，基本上都是点对点的直接作用，无论是外科手术，还是内科药物治疗，都要找到靶点，对准靶点，然后才能进行治疗。 中医学除了阿是穴、小夹板固定、疮疡上药属于点对点之外，大部分治疗措施都是间接的整体调节治疗。针灸的上病治下、左病治右如此；单味中药如此，复方中药也如此；补母泻子，培土生金更是如此。 中医治疗的时候，首先把能够表征人体疾病的一切要素，都纳入进来考虑，从天地季节气候，到饮食睡眠精神，一切感觉都与治疗有关。而且，必须整和所有治疗因素，无论气功按摩、药物针灸，都可以一起上，而且都是为了患者恢复健康，不是什么“偏依”，也不是干扰，而是“一揽子解决”。 这是以还原论为主导思想的现代西医所不能了解的，所谓“不得其门而入”，走的不是一条道。现代西医只研究一个因素对于人体的直接作用，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复方降压片、寿比山、北京零号，只能是受中医影响的“中国特色”，西方不会接受这种做法。“鸡尾酒疗法”所以被称为创造性思维，也是还原论思想的“大惊小怪”。 第四、动态调整，即时随机的“生态治疗原则”。 每一个细胞都在进行着代谢，生命的过程之中随时都进行着变化，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状态上，所有的“可重复”都是粗糙的，暂时的。人体的疾病过程，也是如此。比如，SARS过程。 当病毒进入人体之后，首先出现的是发热，身痛，乏力，纳差，而不是肺炎。当然，还有的被病毒进入的人群完全没有感觉，而成为“隐性感染”。那么，是一有证候就进行治疗的辨证治疗好，还是等有了肺炎，可以被“确诊”之后再进行治疗好？抗病毒的西药，其最佳作用时机也是早期阶段，已经成了肺炎之后，再用抗病毒药物，就变成了“马后炮”，良机已过，成了安慰剂。禽流感所以死亡率高，关键是无法早期介入治疗。当然，中医没有机会见到患者，假如，在一发病的时候，就辨证治疗了，也许就不能“确诊”了。 SARS过程之中，在广东境内中医遭遇上的早期患者，不能被确诊的患者，一定不在少数。我们缺乏的就是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而不是缺少应对的中医理论与方法。 中医原创性的诊治方法，其作用一旦被释放出来，将是不可估量的。 中医学能够达到的水平，应该达到的水平，不能用现实的水平去评价。中医学现实的衰落，是评价方法误导的结果。 在以“国家创新战略”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时候，中医学的先导作用，已经被国家寄于厚望，现实需要的是中医界的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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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 结论

benlion 2012-6-26 15:16

瑞士是欧洲中心，也是永久无战中立之国，最初在 1999 年我联系联合国在瑞士工作的朋友协助将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协会在瑞士成立的事宜，如今瑞士早已建立研究机构 D-BSSE-ETH （ http://www.bsse.ethz.ch/ ） , 并也直接用了“ BSSE ”缩写；故而，总结一下中西文化与哲学比较研究的结论，原因是我倡导的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学科范式起源于此 - 李约瑟问题： “独尊”应该是指行政和管理领域 - 但在官员选拔和考核制度上影响了近现代公务员体制的建立，法家有法治观点但也许没与伦理结合而太苛克。 中国的理论哲学应该属于道家和名家发展的路径，西方哲学家有论述希腊哲学芝诺学派与道家比较的研究，名家和道家的逻辑、理论的发展力度不够或者没有先走分析后整体的道路是不是原因 - 希腊是分析哲学现代才可能受道家影响走向综合哲学。在墨家中也有逻辑学的内容但是不是因为太专注于实践和技艺的原因 - 但在化学冶炼和光学、磁学等实验上影响了实验科学的建立。 总之，肯定是理论层面的思维不足和分析逻辑的精细化不够是关键原因 - 希腊是分析逻辑中国是整合逻辑，如李泽厚所说的希腊是思辨理性中国是实践理性，恰好是在中国和希腊传统的结合点上诞生了近现代科学的传统，民主应该是科学化的社会建制。 一个美国科学家提出发展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提法可能更切实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理论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 停留在技术和实践、观察层面，所以落后了。 到当代为止，我们仍然在分析科学和理论逻辑上很不足，或者兴趣不大，这应该才是原因。 问题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缺乏深入基础理论研究，我们在美国的实用主义上走向功利主义，过去学苏联是基础和理论研究模式，苏联是理想主义，我们则在那上面走向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等。 另外，从高更（ P. Gauguin ）的 现代绘画艺术 论述和西方宗教研究对基督教与佛教的比较，以及西方法学家的理论，佛教影响了现代艺术思想和内向省悟的心理学研究路径，犹太教影响了法律体系的发展。 （评论整理） - 30 年科学与哲学研究与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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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初衷 - 私立研究所

热度 1 benlion 2012-6-9 13:33

尽管在 90 年代我的想法是在海外做学问，在国内搞企业；但是，我回国的初衷却是建立私立研究所开展做自己兴趣的科学研究。 90 年代我与之通讯过的 2 位美国科学家，在 21 世纪初分别发表系统生物学、禽类输卵管生物反应器等论文，而且，这些领域都已经是国内外研究与开发的热门和前沿；因而，决定回国建立私立系统生物工程研究所 - 90 年代计划过却没有实现的想法。 1997 年留学之前与克隆多利羊的英国坎贝尔博士在香山合影，从英国回国后 2009 年申报香山科学会议 – 系统遗传学会议。 然而，国内无论是大学、研究所，或是社会管理机构，更是商业界的内在核心兴趣是盈利攒钱，于是在国内举办的创新创业活动中走访，调研了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历程和模式，并极力提倡或引起关注国际上的科技与产业革命，尤其是科学作为知识经济、技术作为实业经济的创新模式的重要性和建立的机制。 当世界科学走向系统思维时，我们的分析科学是否已经足够发展了？ “ 系统遗传学 ” 、 “ 系统医学 ” 、 “ 系统生物工程 ” 是 1992-1994 年在中国提出， 1995 年（ 95 年组织 96 年会议 * ） -1999 年（ 99 年筹备 01 年会议）在国际上交流， 2000 年之后国际系统生物学兴起， 2001 年国际上从 4 个领域同时发表系统生物学论文， 2002-03 年 Nature 和 Science 出专刊，现代国际上称实验生物学 - 分子生物学 - 系统生物学是生物学发展历程。 接续下来，中国能否在这个新的科学范式的研究领域做出世界一流奠基中国科学的国际领先水平的成就呢？ 另，关于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能够奠基“工程控制论”离不开他的独立思考精神和中国文化背景。 马克思非常重要的观点是客观精神、历史观念 - 哲学是时代精神活的灵魂，科学就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 自然历史、社会历史和文化历史。在研究中国与西方文明时特别需要从历史的同期性和历史性，以及传播与创造性来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客观和真实的定位和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注 * ：转基因动物研讨第 5 届（中国）会议时，国外召开合成生物学（美国）第 1 届会议，国际上已举办系统生物学（日本）、系统遗传学（荷兰）和今年将系统医学（爱尔兰）会议等。 - 评论和感想 - “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相对水平低于美国 1910 年水准。那年，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 ” --- 饶毅 ，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海归 ，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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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和逻辑～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热度 2 SCIindex 2012-5-8 12:11

符号和逻辑～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刘岩 摘要 : 科学的起源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现象学问题。通过对古希腊文明的分析，认为古希腊创造的符号化语言系统和发现逻辑推理的最简单形式～三段论是科学诞生的两大要素。由于中国古代没有这两大基本要素，所以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诞生就成为必然，这也给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找出了一个科学合理的答案。 关键词：科学的起源 李约瑟难题 符号系统 逻辑推理 引言 英国剑桥大学著名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 20 世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创造出了灿烂的技术文明，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起源，发展？这个问题被国际科学史学界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曾掀起热潮。如，上海出版的高级科学普及刊物《自然杂志》在李约瑟诞辰 90 周年的 1991 年，曾为此出了一个讨论这一难题的专栏。 迄今为止，李约瑟难题的答案众说纷纭，但比较集中的看法是，把这一难题和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关联，认为是中国古代专制的社会制度和官僚化的政治制度制约了科学在中国的诞生。 这种看法是否科学呢？ 从技术层面上讲，科学的起源必须有两个因素，首先是符号系统，其次是逻辑推理，纵观古代中国，缺乏这两个基本要素。 符号和逻辑 所谓符号，它必须是可以书写的一个代表某种意义的通用图形，它可以组合，但本身是最小的单元，不可再折分。 用这个定义去分析，古希腊的语言符合符号的特征，它是由 20 几个通用的图案组成的不可拆分。它是一种声音的信息载体，它的简单组合表示一种语言信息。 但是，用这一定义分析汉语，就另当别论了。 汉语同样是一种图案，但不是符号系统。在中国古代，常用的汉字就多达 5 千多个，再加异形字，多达上万个，并且，它不是一个不可析分的最小单元，每个汉字都是由不同的笔划组成，汉字都可以拆分。 虽然汉字可以是一种信息载体，如它既表音，又表义，但是比起只有 20 几个字母构成的古希腊文字系统而言，它实在是太复杂了，更像是一种图案。 近代语言学家将人类语言的进化分为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纯粹的象形文字，目前在球上已消失了。第二个层次是像形和表义相结合的文字，汉语，日本语就属于这一类。第三个层次是纯粹的符号语言，古希腊语，以及后来出现的拉丁语，印度语都属于这一类。因此，可以说，拼音文字是最高级的语言形式，因为它是一种完全符号化的语言。 符号化的语言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极其简单，可以符号化地表示出代数运算关系和几何图形的关系。 例如，表示两个数字相加，可以写 A+B ， M+N ……等等，表示一个几何图形如线段，可以用 AB ， MN ……表示。 这在古希腊黄金时代的科学著作之中，已经普遍地采用了。 但是，纵观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数学典籍，代数运算关系，几何图形，都不是用符号表示的，而是用长度不等的句子来表述，这种和汉字不是符号或者无法符号化直接相关。 符号化的语言的另外一个先天的优势在于可以实施某种运算。用符号化的语言表示运算和推理关系简单易行，而用非符号化的汉语表示运算和推理关系几乎不可能。 再谈逻辑。逻辑又是古希腊人的伟大发现，古希腊人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发现了逻辑推理的最简单形式～三段论。 设想在古雅典城有一个商人和一个农夫对话。农夫说：“今年我种了 30 亩橄榄树，希望收获 3000 斤橄榄”，商人说：“那你到时一定卖给我榨油。” 这段简单的对话，实际上包含了逻辑推理三段论的最单形式： 大前提：橄榄果实可以榨出油（ A ） 小前提：农夫种有 30 亩橄榄树（ B ） 结论：这些橄榄收获后可以榨出若干油（ C ） 用符号表示就是： A)B 则： B )C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的著作没提出逻辑的概念，更没有发现逻辑推的最简单形式～三段论。而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列举法，简单归纳法的层面。也就是说，只知道“大前提”如何获得～通过简单归纳法，但是，有了简单归纳法之后，如何推理则没有被发现。 有了符号系统的语言和逻辑推理的最简单形式～三段论，古希腊的哲人们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对自然界进行“解析式”的认识。在代数学领域，他们采用符号化的系统建立了代数体系，如，尼科马霍斯的旷世著作《算术入门》，丢潘图的《算术》都是代数领域的奇葩。 同时，古希腊的哲人们包括欧几里德又对源于古埃及的几何学（测地术）进行了符号化和逻辑化整理，从而写出传世之作《几何原本》。 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当时的科学史学家，以及后来的萨顿等人对科学的起源都有共同的看法，就是符号系统和逻辑推理是科学诞生的两个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而在古代中国，这两大要素全部欠缺。因此，近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就不足为奇了。 结语 科学的起源不仅仅由社会意识到形态决定。从技术层面上看，是由语言文字系统和思维方式决定的。也许是大自然青睐古希腊人，使促成科学诞生的两大要素～符号系统和逻辑推理都集中到古希腊智慧的头脑之中，从而奠定了科学起源的基础，从而使古希腊的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旋律，并延续至今。 参考文献： 乔治·萨顿 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大象出版社， 2010 ，郑州 欧几里德 几何原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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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李约瑟

热度 1 zhangxiaoliang 2012-4-17 07:16

近读《 李约瑟 与中国》一书，发现一则史料——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曾聘请 李约瑟为通讯研究员。 李约瑟（ 1900 － 1995 年），英国人。英国剑桥大学博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FRS ）， 1994 年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科技史学家，著有三卷本《化学胚胎学》和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英文原名 Joseph Needham ，出于对中国道家始祖李耳（即老子）的崇敬，他以“李”为姓，把自己的英文名翻译成“李约瑟”。 1942 年 9 月，李约瑟和陶德斯（即 E . R . Dodds ，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受英国文化委员会之命执行援华任务，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 British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Mission to China ）于 1943 年 2 月抵达昆明， 3 月 21 日抵达国民政府陪都重庆， 4 月 9 日，中央研究院为陶德斯和李约瑟两位教授访华举行了欢迎茶会，朱家骅院长在欢迎词中说：“这次陶德斯、尼德汉（即 Needham ）两位教授来我国访问，并承分别送来英国皇家学会、大英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其他英国、印度教育文化机关致本院各函，隆情高谊，不仅中央研究院同人感奋，即我全国学术文化教育界亦莫不欣慰。中国学术研究工作， 6 年以来虽经日暴侵略者的不断摧残，筚路蓝缕，倍加努力，仍能继续发展，对世界科学作涓滴的贡献，此乃吾人应尽的职责，乃蒙来函赞饰，实不敢当。两位先生在英国学术界卓有成就者，今不远万里而来，希多指教。我们相信经过两位先生前来访问以后，两国的学术文化更有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再说到中国的文化，其思想的主流，便是王道，便是天下为公，也便是正义和平及反侵略之道。我们希望两位先生此行更能激发反侵略的精神，加强两国的友好。这次承两位先生的不弃，担任本院通讯研究员，陶德斯教授为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尼德汉教授为本院动植物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在此表示欢迎。两位先生并有中英科学合作办法的建议，所列项目甚多，如互相供给研究资料，交换研究意见及文献交换，教授学生等盛意，至为可感。今后吾人更当努力，从事于两国学术文化之沟通，为学术文化增光，为人类谋福利。” 在此之前的同年 3 月 6 日，北平研究院已授予李约瑟通讯研究员称号。因此，当时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李约瑟的野外茄克衫上总是佩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两个徽章。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身是 1930 年 1 月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1934 年 7 月 1 日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 1943 年 4 月李约瑟曾访问迁至四川重庆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 40 年代 李约瑟在华工作达 3 年半， 访问了近 300 个学术研究机构，足迹涉及云南、四川、贵州、山西、甘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写下工作报告、日记、通讯及为英国《自然》周刊撰写的专稿等，编成《科学前哨》（ Science Outpost ）一书。其中为《自然》周刊撰写的《战时重庆科学界》一文提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 王家楫、伍献文、陈世骧、饶钦止、张孝威、刘建康等人正在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并谓参观动植物研究所后“深觉其具有世界上最优良的实验室之研究空气。”（见李约瑟著， 徐贤恭、刘建康译：《战时中国之科学》，上海中华书局 1947 年版。 ） 又据 李约瑟的第三任中文秘书徐迓亭回忆：“（李约瑟的） 9 篇‘专文’分述后方各区科工学术的事功，陆续发表在伦敦 《自然》（ Nature ）周刊上，……曾由徐贤恭、刘建康两氏译交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取名《战时中国之科学》。 ” 我向当年 曾在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工作、 今年已 85 岁高龄 的 刘建康先生 请教 ，刘建康先生解释道：授予李约瑟通讯研究员称号，是一种荣誉性质，类似于今天的名誉教授或客座研究员。 1943年李约瑟（左三）与王家楫（右三）、伍献文（右二）等中国学者在重庆合影 （张晓良， 2002年9月， 写作中得到刘建康院士的指导 ） 参考文献： 王国忠，《 李约瑟 与中国》，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06-16补充： 1942年春， 老蒲第三次来华，抵重庆，任英国驻华使馆文化随员。汉学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来华访问，老蒲负责联络接待。老李当时正为睡觉的工具发愁：这位大才士同时是个大个子，来中国不到一月，就睡塌了三四张木床，坐崩了无数椅子，所以得了诨名叫 Elephant Joe （“大象约瑟”）。（第 135 页） 蒲乐道（ John Blofeld, 1913-1987 ） ， 英国汉学家、佛学家。 《老蒲游记—— 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回忆》， 蒲乐道著，中文版，香港明报出版社， 1990 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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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liwei999 2012-4-8 09:26

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作者: mirror (*) 日期: 04/06/2012 19:17:16 李约瑟难题 总被人说起。而且是有个发达的曲线，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极端“愤青”的思考（解释）就是 《河殇》 一类的说法了。 所谓解释，是说把两件事情、现象联系起来的一个作业。比较偶然的一个事情，使镜某联想到了李约瑟的问题。最近不敢说是潜心读书，但也没有闲着。看了有关大学历史的书。洋人大学的发达史，恰恰是西方超越东方的那几百年。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学和大学生的人数。1550年的时候，全欧洲有大约50所大学，学生人数在人口1-3%的档次上。尤其是到了18、19世纪，大学的学习科目和在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都很可观。清明两朝，版图与整个欧洲差不多，人口也许更多一些。但是能否在全国找出50个大学档次的学校呢？国子监算是一个了，但是有几个国子监呢？这大约是个突破口。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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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李约瑟难题

热度 5 longfo 2012-4-3 15:38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 估计很多人会脱口而出：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 那么发明这些技术的人是谁呢？ 估计大部分人只能说出蔡伦来。 但是提出四大发明，并被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人是谁？ 他不是中国人，他是李约瑟。同时，在抛出四大发明的同时，他还抛出另一个问题：李约瑟难题，一个困扰了他一生的难题——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这个就好象是马拉松，中国领跑了大半程，结果最后却被欧美夺了冠军，这个让欧美人也觉得不可思议，在国内却觉得理所应该。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也试图给与一些答案，我们来管中窥豹看一下：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中国自南宋以来的专制集权制度，特别是封建专制者对中国人愈来愈加强的集权制度下的儒家思想教育是造成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 中国领先时：各民族相互独立，中国的领先不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只有少量的关键的技术传播！ 　　欧美领先时：各民族相互关联，欧美利用领先的技术先是赤裸裸的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之后又规划了现在有利于欧美领先方的世界贸易制度，平和而冠冕堂皇的欺诈落后方的各方面资源。 　　中国的落后在于中国历史中的内部因素，而无法再次领先或许更多缘于欧美领先方阻碍/控制的外部因素！ 张建华：近代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 综述以下 政治、体制、经济角度 　　1、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 　　2 、缺乏持续性发展 　　连年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使得古代中国不能保持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使很多的科学技术浪费，失传。 　　3 、缺乏专利与股份 　　专利与股份可以成为古代民众技术名的强大动力，同时专利和股份也可以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技术，或者是还未成形只有雏形的简单科学形象和概念，使之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4 、缺乏交流与交通 　　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封建时代的末期，中国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知识很难传递，再加上我们当时国内的交通很不发达，即使有一部分人在搞一些研究，但总是单兵作战，无法协同对科学的发展起协同的作用。 　　5、 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知识分子结构的不合理 　　“所有这些问题（李约瑟难题）的答案，首先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 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科学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建制，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多侧面、多层次考察科学、揭示科学的本质，特别是他们开创了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科学并入生产过程，要求自觉应用科学，科学成了一种生产力，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恩格斯指出，科学要归功于生产的、比生产要归功于科学的要多得多；社会的技术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6 、熵增原理的解释 　　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熵值总不断增大，即混乱度增大，当著名的熵增原理提出后，有人便试图用物理学的原理来解释李约瑟问题，认为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近似于封闭的体系，所以国家社会趋于混乱，导致近现代科学的起源不在中国。 思想，文化，哲学角度 　　1、 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爱因斯坦 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所以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所以李约瑟问题中的讨论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可以说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经验技术，而且，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是远远领先的。这是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的一个完善。 　　2 、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大多数的发明创造并非是古代政府的有目的的创造，难以形成一个产业，一个大方向，大多数的发明来自于普通民众，很零散，无法集中利用，统一规划，发明力量无法有力发挥。 　　3 、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 　　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我们的普通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思想，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很少有像沈括那样有空来整理钻研一下科学问题。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 　　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 　　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 　　台湾周哲水在 认为，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似“具体运思”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所以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6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林鸿伟的 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7、 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 　　中国的文字相对于拉丁语系来说，缺少了逻辑性，并且在中国的古代，中国的古文对于科学的描述又无法弥补的缺陷，无法做出准确的定义和演绎，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字系统对于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科学本身所需的角度 　　1、 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两因论”）。 　　2、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 　　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 　　3 、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 　　4 、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5 、数学的不足 　　中国古代没有能够对自然数学化，并且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学科来看，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 　　6、 科学的两种基本元素的缺失 　　爱因斯坦曾指出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所以，近现代科学不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了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时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 综合以上，我个人以为：中国以国为本的国本思想是导致中国科技逐步衰落的根本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阐述： 第一、科学需要金钱，但是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国富民弱。科学需要财富积累，从诺贝尔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家庭虽然不一样，但是都是小康之家，综观中国近代史，满清入关，屠杀了大批的大富之家，导致科学失去了根基，再到国内战争，大批的民主人士奔走台湾，大陆失去了科学的主力军，科学如有发展，确实怪事。接着文化大革命，更多的富人被屠杀，科技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土壤，现在硬性的拔高科学发展，是不尊重科学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到了近代，实行市场经济，贫富差距加大，富人应该有进入科研的动力的时候，富二代的问题又来了，太二，科学的发展如果凭借穷人为了生存而发展，那就不是科学了，成了一种技术。 第二、科学的主体是人，不是国家。我国喜欢把科学归结到国家层面，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科学是人的科学，而不是国的科学。中国自古以来强调人的重要，却把国凌驾于人之上，这是科学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回来现代社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更是对人的思想思维压制到了极致，这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要发展，必须解放人的思维和思想。 第三、富人素质不好。我们发现欧美的富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素质很好，很大一部分科学进展都源于他们的积极努力。但是中国富人好象并不积极于科学，因为富一代的素质普遍偏低，在于邓小平改革的时候，降低了财富积累对文化素质的需求，这是国家策略的缺失。往前推，清朝八旗子弟的确不咋样，上行下效，科学在清朝几乎断档。如果，富人都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科学发展就有了源头。 以上为浊论，大家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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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忙转发：索斯比春季拍卖会惊现李约瑟收藏徐悲鸿画作《奔马图》

热度 1 dajixp 2012-3-23 14:22

李约瑟收藏徐悲鸿《奔马图》惊现索斯比春季拍卖会 一幅曾经属于国际著名汉学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的徐悲鸿真迹《奔马图》，将于今年 4 月 3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索斯比春季拍卖会上公开竞拍。日前在北京举行的预展中，笔者有幸见到这幅标号 1403 的艺术珍品。画面为徐悲鸿所擅之水墨奔马，淡色纸本立轴，尺寸 100 × 62 厘米，题款“卅三年夏 / 悲鸿 / 李约瑟先生夫人惠存 / 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敬赠 ” ，钤有悲鸿大师的“东海王孙”印。 李约瑟为英国著名生化学家、英国皇家学院院士， 1943 年抗日战争期间来华，亲任中英科学合作馆主任。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曾八次远行，访问抗战大后方的工厂、大学、实验室及学术研究单位，足迹踏遍川、黔、桂、陕、甘、青等十省，总旅程约四万公里，期间结识了当时中国科技界和不同学术领域的顶尖学者，并由此萌生了他日后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宏大计划。 1944 年 7 月，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新办公楼在重庆嘉陵江畔落成启用，而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也几乎于同期设立，由著名人类学家吴定良任筹备处主任。此画当系悲鸿大师受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委托所作并代为题赠李约瑟、李大斐（ Dorothy Needham ）伉俪的。该画一直由李约瑟本人收藏， 1995 年李博士辞世后，按其遗愿归入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又付大英博物馆文物修复部重新装裱。 本次 1403 号拍品即由李约瑟研究所提供，据悉拍卖得到了该研究所董事会的批准，所得将拨入运作基金，以期为李约瑟博士倾尽后半生心力开创的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得以持续发展。 名人名画和名人收藏，使这一拍品的流向格外引人注目。 ( 隐梦 ) 博主自著名科学史学家刘钝先生处知道消息，自觉或非小可，实务使国人周知，以俟有心有力之人也。 将要拍卖的《奔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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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与钱学森 – 反思的反思

benlion 2012-2-11 02:08

“爱因斯坦在 1946 年写的《自述》中，讲到他幼年时经历了两次“惊奇”。一次是四、五岁时见到一个指南针，为自然界的奥秘感到惊奇。一次是 12 岁时读到欧几里得平面几何，为理性思维的明晰性和可靠性感到惊奇。” 希腊的自然哲学、形而上学和中世纪欧洲的经验哲学等属于理论和思辨，文艺复兴之后 17 世纪诞生的实验科学 - 归纳逻辑和实验、演绎逻辑和数学，中国的本草纲目对生物的分类、工匠的技术发明、医家的炼制药物等属于实践和经验。实践技术的传统与思辩理论的传统 - 缺一不可能产生实验科学的传统，科学哲学称之逻辑实证主义。 李约瑟难题 - 钱学森之问，倒是突然觉得还真是一个问题，希腊文明在中国文明之前，为何中国不能在自身实践、经验的传统上结合西方思辨、理论的传统产生实验科学，现代西方已经建立知识经济与制造经济衔接的传统，为何我们仍然停留在西方近代的模式还不能尽快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产业建立创新型模式。 也许阿拉伯文明在近代欧洲文明之前已经做了初步的东方（中国和印度）、西方（希腊文献翻译成的阿拉伯文）融合，欧洲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近代实验科学，现代的美国集成了欧洲文明又可能融合了部分东方文化（中国和日本），那么中国应该能够在美国文明的基础上创立未来环太平洋新的文明模式。 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的彻底反传统，为何传统破了，文化的创新仍然没有建设起来，为何孔家店砸了，社会的道德沦落仍然不能建立新的伦理体系？法国启蒙运动能够从研究孔子和儒家而发展现代民主的文官与西方传统的议院制结合，我们为何不能重新诠释儒家思想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和法制建设提供思想基础？ 希腊和欧洲的思维和自然哲学传统是分析哲学、还原思想和干预或分解方法，中国传统是整体和实践、经验和技术传统，欧洲文艺复兴用观察方法、实践技术开拓了地理探险和实验科学，我们为何不能在系统科学时代成为世界科技的创新中心？系统医药学、系统生物工程 * 和系统遗传学及其实验与理论、分析与综合结合的研究范式就是在中医药的现代化中基于这样的思考而于 90 年代提出和世纪之交在国际上与许多不同学科领域交流与倡导 – 从实证分析到系统综合是科学发展的历程。 美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 1894~1895 年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动物站工作十个月，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沃森 1950 年获博士学位后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从事噬菌体的研究， 1951 ～ 1953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进修。美国二战期间从欧洲获得大量科学家，我国为何仍然大量留学人员不能回国发展中国科技与产业？ 即使已经回国的仍然许多是两边飞，或者心仍然在海外？人才的流失使中国教育、研究和产业的创新不能及时跟上国际发展趋势，更因为缺乏后续扶持和各项制度化保障，因而仍然未能建立起创新型文化和管理模式。 ：英译为“ On the concept of systems biological engineering ”和“ From positive to synthetic medical sciences ”（ 1994 ， 1995 ）。 另， 1981年上大学时，首先借的书是《爱因斯坦文集》4卷、波林著《实验心理学史》、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等，大学时期，李约瑟来厦门大学讲演，大概那时开始思考2个问题 - 科学研究方法和社会伦理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和摩尔著《伦理学原理》也是很有启发的书籍。 -- 微博集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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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

热度 22 scicul 2012-2-10 13:25

《科学文化评论》 第 5 卷 第 6 期学术沙龙 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 ? — 与席泽宗先生商榷 许良英 许良英，著名自然科学史家。 中国 核弹工程的奠基者之一 王淦昌 的学生，一直致力于中国的自由民主进步事业，由于他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和活动，获得 2008 年 美国物理学会 颁发的 萨哈 洛夫 奖 一 事由 2008 年第 2 期《 科学文化评论》上席泽宗先生的论文《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中开头一节的题目是 “ 爱因斯坦的片面论断 ” ，引了爱因斯坦 1953 年给 J.E.Switzer( 该是 J.S.Switzer) 信中的话： “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 ( 在欧几里得几何中 ) ，以及 ( 在文艺复兴时期 ) 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 然后引了李约瑟 1961 年 6 月 的评论： “ 爱因斯坦本人本应率先承认，他对中国、古印度、阿拉伯文化的科学发展，几乎毫无所知，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大名不应提来当作证人。我觉得，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同意所有这些评论的。 ” 把学术问题变成一个要由法庭来审判的问题，而自己俨然以法官自居，实在是匪夷所思。这是一种有损学者身份的失态，不禁令人想起爱因斯 坦于 1953 年 给 Leo Baeck 80 岁 寿辰的献词中的一句话： “ 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 ” 当时他所讽刺的是手举意识形态大棒干预科学的极权主义者斯大林。 出人意料的是，现在席泽宗先生出来为李约瑟辩护，认为他 “ 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 ，而且指责 “ 爱因斯坦信中的那段话，显然有轻视中国人的味道。 ” 在思想上，这与他 在 1996 年发 表的《关于 “ 李约瑟难题 ” 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有必要对两者一起进行评论。不妨 先从 1996 年的文章说起。 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为： （ 1 ） “ 先秦诸子百家著作中的自然知识总和起来比他们 ( 指希腊哲学家 ) 还多 ” ， 第一个例证是泰利斯 “ 根据巴比伦的天文表预告过公元 前 585 年的 一次日食，但孔子在《春秋》中记录 了 37 次日食 ” 。 （ 2 ） “ 欧洲人吸收希腊文化是从 12 世纪开始的， …… 近代自然科学则是在反对古希腊科学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 ” （ 3 ） “ 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伽利略对木星卫星的发现，都与三段论法毫无关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虽然是按《几何原本》的模式写的，但那只是形式，牛顿自己曾经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 ” 现在来分析这些论点。 二 如何评价希腊的自然知识？ 首先要分清 “ 预告 ” 日食与 “ 记录 ” 日食的区别。 对于一种自然现象作记录，即使记录 了 1 万次，也不需要多少知识。而要准确地预告一次尚未发生的自然现象，必须事先掌握关于这种现象的发生规律，这就是要把以前的记录数据加以概括和提升，找出其中的规律。 “ 预告 ” 与 “ 记录 ” 显然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知识水平。因此，泰利斯预告一次日食，其知识水平远远高于孔子记录 37 次（甚至 1 万次）日食。 事实上，只要认真查阅有关文献，我们都会为希腊哲人对探索自然奥秘的倾心和所获自然知识的丰富而惊叹。例如公元前 500 多年的阿尔克梅翁 (Alcmaeon) 发现主管感觉和动作的器官是脑而不是心脏。公元前 3 世纪的阿里斯塔克 (Aristarchus) 认为居 于宇宙中央的不是地球，而是太阳。中国古代圣贤都认为 “ 天圆地方 ” ，而古希腊哲人则认为地是球形的，埃拉托色 尼 (Eratosthenes , 公元前 276—195 ）通过不同地点的天文观测和地面距离计算出地球的圆周长为 250,000stad ，折合 47,000 公里，误差不到 17% 。公元前 3 世纪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发现了静力学中的杠杆定律和流体静力学中的浮体定律。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先秦诸子百家望尘莫及的。 可是我们也应看到，希腊的自然知识毕竟还处于科学的童年时代，难免有种种幼稚病。它基本上属于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猜测性的思辨，主要是以直觉的和零散的形式出现的，并没有形成以系统的实验为根据的理论体系。他们的思辨五彩纷呈，有些近于虚幻的玄想；有些则闪耀着真知灼见，对后人有重大启迪作用。 三 希腊与中国的文化差异 人类精神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可归结为真、善、美三个方面。中国古代圣贤着重的是善，是人伦关系。希腊人则着重真，即追求知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 “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 1941 年浙江大学历史教授张荫麟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文中说： “ 中西文化 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于纯粹活动兴趣之上。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哥麦其亚伦理学》和我国的《大学》、《中庸》来比，是极饶兴趣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的观玩；至善的生活，是无所为而为地观玩真理的生活。《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则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 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 ”( 转引自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1945 年 ) 而根据李慎之考证，中国传统文化本来没有 “ 真理 ” 这个词，它是经过佛教从印度引入的。 (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无民主也无科学》， 1997 年 ) 希腊哲人的气质生动地反映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他在《形而上学》中说： “ 最初人们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先是对日常困惑的事情感到惊奇，然后逐步对那些重大的现象如月亮、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万物的生成产生疑问。一个感到疑难和惊奇的人会觉得自己无知。 ”“ 人们是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的，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 正如我们将一个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活着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知识中唯有这种知识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是为它自身的。 ” 这番平凡而深邃的话可 与 2,460 年后爱因斯坦坦陈的心声交相辉映。爱因斯坦在 1930 年的《我的世界观 》中说： “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惊奇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 ” 亚里士多德求知欲非常旺盛，兴趣十分广泛，他和他的门徒搜集了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事物的资料和信息，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希腊生活和思想的最系统的也是最珍贵的史料。他的一生著作极其丰富，据公元 3 世纪第欧根 尼 (Diogenes Laertius) 所著的《亚里士多德传》中所开列的著作目录，共 150 种，约 400 卷， 445,270 行！内容涉及逻辑，哲学，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动 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医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文学，艺术。他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博学的哲学家，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亚里士多德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创造性。例如，他在《前分析篇》中提出三段论理论，奠定了形式逻辑的基础。在《物理学》中提出物质是世界的基础；自然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空间、时间与运动不可分割。又如，在《政治学》中提出人是理性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人治是 “ 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 ，这对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十分新鲜的。 当然，作为科学童年时代的产物，错误是难免的，尤其是在抽象的思辨性探索领域。例如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断言：事物的运动由于有推动者在不断推动，没有推动者，就不可能有运动。将 近 2000 年 后，伽利略发现运动惯性定律，彻底推翻了这一论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在自然探索过程中出现这类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必苛求古人。何况类似错误即使在近代也屡见不鲜。 如 19—20 世纪德国化学家奥斯瓦尔德 (Ostwald) 和物理学家马赫 (Mach) 都曾坚决否认原子的存在，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 (Lord Kelvin) 都不相信元素可以嬗变。 只要不带成见地认真观察历史，都会感受到希腊文化的灿烂辉煌，它是全人类历史中最珍贵的遗产。希腊文化所以能如此高度发达，应归因于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多数城邦实 行历时 256 年 ( 公元前 594—338) 的民主政治。希腊公民崇尚自由、平等、法治，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展，创造了人类文化、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为表达对民主制的挚爱，创立原子论的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公元前 460—370) 说： “ 在一种民主制下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 ” 四 希腊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说 “ 欧洲人吸收希腊文化是从 12 世纪开始的 ” ，显然不符历史事实。首先，希腊本身就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与希腊隔海相望的邻国罗马共和国就一直在主动吸收希腊文化。公元前 146 年罗马占领希腊后，希腊文化仍得以传承。 392 年罗马帝国定基督教为国教，开始实行神权专制统治，希腊文化遭到摧残，雅典学校被封闭，许多书籍被查禁，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仍在学术界秘密流传。 11 世纪末以后，各国相继成立大学，它们多数把亚里士多德奉为最高学术权威。教会为抑制这一潮流，于 1209 年和 1215 年一再下令把《物理学》、《形而上学》等亚里士多德著作列为禁书，但结果，阅读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人反而比以前更多。 1231 年教会不得不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解禁，并指令神职人员对它进行改造，使之与基督教义相融合。在这方面最卖力的是经院哲学家托马斯 · 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 1225—1276) 。 从此以后，经过改造后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与《圣经》并列成为封建神权统治的支柱。这正像原来是由奴隶、穷人信奉的，向往平等、博爱，屡遭罗马当局迫害的被压迫者的基督教， 300 年 后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就变成了残酷控制思想的专制统治者的工具，使欧洲进入千年黑暗时期。 14 世纪，人们开始苏醒，出现了历 时 3 个世 纪的文艺复兴运动。 “ 文艺复兴 ” 这个中文译名并不准确。它的拉丁原文 “ Renaissance ” 意思是 “ 再生 ” 或 “ 复活 ” ，是指复兴被湮没了一千年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不仅限于 “ 文艺 ” 。它无情地揭露封建神权意识形态的愚昧、虚伪、黑暗，以及对人性的残酷压制，认为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是世界的主体；人应该从神学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恢复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这个以复兴希腊、罗马文化为名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人类的现代文明。由此可见，现代文明是对希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文艺复兴和伴随而来的科学革命的冲击对象是神权统治的意识形态。被教会改造了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其他希腊科学，自然遭到批判，如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和托勒密的地心说。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科学是在反对古希腊科学的斗争中诞生的，可以说是正确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希腊科学并非都是错误的，本文第二节已列举了几项重大的成就。其中就有作为哥白尼先驱 的 Aristarchus 的日心说。而亚里士多德的《论天》对地圆的论证，给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信心。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等著作中所提供的关于解剖、分类、胚胎学的知识，启迪了达尔文创建进化论。达尔文在自述中高度称赞 他的前辈居维亚 (Cuvier) 和林耐 (Linnaeus) ，但又说他们在亚里士多德面前都是学童。另一项应该高度重视的成就是公元前 5 世纪的留基波 (Leucippus ) 及其学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 4 个世纪后，卢克莱修 (Lucretius) 写了一首 1 万 行的长诗《物性论》，全面、深入、细致地阐述原子论思想。原子论在 17 世纪已为牛顿等众多科学家所接受，并成 为 1801 年道尔顿 (Dalton) 建立化学原子论的先导 。席文说 “ 原子的观点在《墨经》中也有 ” 。但要看到，它在《墨经》中仅是一种思想的闪现，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与希腊的原子论不可同日而语。 五 形式逻辑与近代科学的关系 席文说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伽利略发现木星卫星都与三段论法无关，这没有错。因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发现，只需直接观察和简单的比较，并不需要多少分析和推理。但要从众多现象中找出规律，并从众多规律中建立理论，就完全不同了。这需要通过深入的分析和推理，三段论是必需的工具。由亚里士多德创建的以三段论为基础的形式逻辑，从前提必然得出结论的正确推理形式，是获得科学知识、构建科学理论的证明推理。亚里士多德构建形式逻辑是从毕达哥拉斯等人的几何学研究中得到启迪的，他建成形式逻辑体系后，又反过来推动欧几里得构建完整的几何学体系，写出了《几何原本》。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欧几里得几何是构建严谨、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典范，成为科学理论探索的基础。爱因斯坦认为，这是西方科学发展的两大支柱之一。这一论断是无可辩驳的。 说牛顿按《几何原本》的模式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 那只是形式 ” ，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要看到，这个 “ 形式 ” 是蕴含着丰富内容的。这就是，首先要从众多已知的自然规律中找出少数几条规律，作为基本原理 ( 公理 ) ，再加上基本概念的定义和公设，形成一组作为逻辑推理基础的前提，从而推导 ( 演绎 ) 出众多自然规律，构建成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形式逻辑和欧几里得几何所提供的，不仅是形式，而且是严谨、完整的分析、推理的思想方法，这是科学方法的灵魂。 席文说： “ 牛顿自己曾经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 ” 牛顿这句话不知出于何处，即使他确实说过，也不可当真。因为欧几里得几何，牛顿与别人一样，少年时代就学过，早己成为一个人的原始的知识、思想库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正像人童年时由吮吸母亲的奶而成长一样。由于欧几里得几何的精髓早已在思想中生根，长大成人后再去读原著《几何原本》没有多大帮助，这也是可能的，但绝不能由此推论欧几里得几何本身对他没有多大帮助。牛顿有句名言： “ 我能够比别人看得远些，是因为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 这里所说的巨人，显然包括伽利略，开普勒，哥白尼，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得。 六 爱因斯坦轻视中国人吗 ? 说爱因斯坦 “ 轻视中国人 ” 实在冤枉。由于爱因斯坦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 20 世纪中叶以前的将近 2000 年 中备受歧视，他痛恨种族歧视，并终生与之不懈抗争。 1974 年周培源先生告诉我，他 1936 年 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进修，同爱因斯坦第一次交谈时，他就说： “ 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 ”“ 当时我政治觉悟不高，未能完全领会他的思想，对自己国家人民的苦难也没有他那样强烈的感觉。 ” 爱因斯坦这种感受可以上溯 到 1922 年 11 月他去日本讲学，来回两次船过上海时，在旅行日记上所反映的他对中国人民悲惨命运的深挚同情 。 1931 年 “ 9.18 事变 ” 后，爱因斯坦多次呼吁各国政府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以迫使它撤军。同时，他也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1932 年陈独秀被捕， 1936 年救国会 “ 七君子 ” 被捕，他都曾联合欧美知识界人士表示声援。 至于中国古代圣贤，爱因斯坦虽然认为他们没有像希腊哲学家那样 “ 发明形式逻辑体系 ” ，但对他们还是非常尊敬的。他曾多次把中国圣贤和犹太先知摩西、印度佛陀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人类道德的榜样。 如果说认为中国古人没有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就是轻视中国人，那么所有认为中国人缺乏希腊人那种执着的求真精神的人，如张荫麟、陈立、竺可桢、吴大猷、李慎之岂不都是轻视中国人？怪不得李慎之 于 1998 年 3 月 4 日 给我的信中说：读李约瑟的书，可以明显感到他的极端亲华情绪甚至偏见， “ 可是这话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几乎不能说，说了就有卖国之嫌。怕的还不是官方压制，而是群众情绪。 ” “ 卖国 ” 和 “ 轻视中国人 ” 这类帽子正像李约瑟的判官架式一样，确实会使怯懦者望而生畏，可是在执着的求真精神面前，它们都显得苍白无力。 附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 —— 兼答何凯文君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 讯》 2005 年第 5 期） 《自然辩论法通讯》 2005 年第 3 期上何凯文君对《爱因斯坦文集》中爱因斯坦 1953 年致斯威策 (Switzer ) 信的译文提出批评。我们欢迎这样的批评。要回答批评，先得回顾一下 “ 历史 ” 。 我从 1962 年开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过程中并未发现这封信， 1974 年哲学研究所的胡文耕同志在李约瑟的著作中发现此信，我即请他译出。当时我把 “ these discoveries ” 误解为中国古代的许多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于是译文中加上 “ ” 。 1976 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出版后不久，有人从海外出版的李约瑟著作的中译本读到爱因斯坦这封信，发现其译文与我们的译文有分歧。于是，我找出原文来琢磨，觉得 “ 这些发现 ” 不是指与本题无关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而是指信的开头所说的作为西方科学发展基础的两个伟大成就，也就是信中所说的 “ these steps ” 。但这句话是紧接在 “ 中国贤哲 ” 之后，我以为 “ 发现 ” 的主体应该是中国贤哲，这显然与前一句相矛盾。经再三考虑后，我把它理解为虚拟式。 1983 年《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时，我就把此信最后一句改成 “ 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 90 年代后期，我以前一位研究生胡大年进耶鲁大学攻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我请他查阅爱因斯坦档案中这封信的原件。他回信说，原件是英文打印的，并无德文稿。此信原件与我以前从李约瑟著作中所见到的有三处不同： ① 收信人不 是 J. E. Switzer ，而是 J. S. Switzer ； ② 发信日期是 1953 年 4 月 23 日 ； ③ 信的全文不是一段，而是分成两段，第二段从 “ 在我看来 ” 开始。胡大年还为我复印了几份有关 J. S. Switzer 的 资料。他是一位退役军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感兴趣，他写信给爱因斯坦，显然是讨论中国古代科学史问题的，可惜爱因斯坦档案中没有保存他的原信。 由于爱因斯坦这封信的最后两句是单独成为一段的，加强了 我 1983 年对这段话的理解的信心。虽然当时胡大年不同意我的理解 ( 虚拟式的 ) ，他还请教了他的导师 Martin J. Klein ， Klein 教授也认为此句不能理解为虚拟式。但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以为这样会出现逻辑上的矛盾。 不久，大约在 1999 年 ，北大物理系教授张之翔也来信讨论爱因斯坦这封信的译文问题，他也不同意我的译文。由于我当时忙于别的事，没有认真考虑，依然坚持自己原来的理解。 一直到今年 2 月，为了纪念 “ 爱因斯坦奇迹年 ” 的 1 00 周年，我和一位年轻朋友王瑞智计划合编一本图文并重的小书《走近爱因斯坦》，要从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 410 篇文章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 54 篇 ( 不包括过于专门的科学论文 ) 。在逐篇重新审读所有译文时，着重思考了 1953 年致 J. S. Switzer 信 的译文问题，终于认识到自己固执己见的错误，愉快地接受了胡大年 、 Martin J. Klein 和 张之翔的意见，把译文改定如下： “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 ( 在欧几里得几何中 ) ，以及 ( 在文艺复兴时期 ) 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 “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 上述译文见于半个月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走近爱因斯坦》第 187 页。需要说明的是，最后一句所说的 “ 这些发现 ” ，显然是指开头所说的西方科学两大成就：发明形式逻辑体系 ( 古希腊 ) ；发现通过系统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 文艺复兴时期 ) 。何凯文君认为 “ 发现 ” 只指后者，而不包括前者，这是不符合爱因斯坦原意的。虽然爱因斯坦在这里对前者称 “ 发明 ” 而非 “ 发现 ” ，但这种认识是 19 世纪末 “ 公理学 ” 诞生后才出现的。在历史上，从古代希腊到 19 世纪末，始终认为逻辑和数学 ( 包括几何学 ) 都是科学。爱因斯坦 1921 年的论文《几何学和经验》中就指出 “ 几何 ” 这个词的原意是大地测量，早期建成的几何学显然是一种自然科学，可以看作是一门最古老的物理学。从古代的 Pythagoras 到近代的 Galileo ， Descartes ， Newton ， Euler 都 相信数学是真实现象的准确描述。因此，数学上的创造也是一种发现，而非发明。爱因斯坦这封信谈论的是历史问题，把形式逻辑和欧几里得几何的创立看成是发现，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历史上就如此。 还可以举一个旁证。爱因斯坦在 1946 年 写的《自述》中，讲到他幼年时经历了两次 “ 惊奇 ” 。一次是四、五岁时见到一个指南针，为自然界的奥秘感到惊奇。一次是 12 岁时读到欧几里得平面几何，为理性思维的明晰性和可靠性感到惊奇。这两次惊奇显然与 1953 年这封信中所说的对作为西方科学基础的两大成就的惊奇是相对应的。 对于何君文中刻意强调的 “ 李约瑟情结 ” 问题也不妨说几句。在《爱因斯坦文集》出版的 70 年 代，李约瑟在中国的影响不大，我们不知道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有什么独特见解，也没有听说什么 “ 李约瑟难题 ” 。事实上，所谓 “ 李约瑟难题 ” ，即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个问题我在大学三年级 (1941 年 ) 时就组织同学讨论过，并已得到解决。那时李约瑟还未到过中国，也还没有这个 “ 难题 ” 的影子。 1944—1946 年间，浙大两位教授陈立、钱宝琮和校长竺可桢相继发表了讨论这个问题的专门论文。由此可见，我们译爱因斯坦这封信，与 “ 李约瑟情结 ” 无关。 80 年代初，读到李约瑟斥责爱因斯坦 1953 年 这封信的文章，我才知道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迷恋得如此走火入魔，难怪两年以前去世的李慎之要对此 “ 冒叫一声 ” 。他在 1998 年给我的信中说计划写一篇评论李约瑟的文章，因为李约瑟出了一部大书 “ 把中国人搞得神魂颠倒 ” ； “ 现在爱国主义者，都大谈中国如何领先世界二千年，东方文明如何伟大等，我实在不敢苟同。但是我于自然科学实在无知，对科学史更是无知。只是出于一种责任心，觉得不能让中国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 ” 。但要公开发表这样的见解，他还是有顾虑，因为这些话 “ 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几乎不能说，说了就有卖国之嫌 ” 。 爱因斯坦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三句话，却浓缩着人类几千年科学发展史的精髓。其所体现作者思想境界之高，眼界之广，洞察力之深邃，令人叹为观止。我 于 1978 年结束 20 年农民生活回到科学院开始从事世界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即以此为指针。从大量的史实中我们认识到，近代科学虽然是古代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古代科学，包括古代希腊、中国、印度和中世纪的阿拉伯的科学，基本上处于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猜测性的思辨阶段，主要是以直觉和零散的形式出现的；而近代科学则把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结合起来，形成以实验事实为根据的科学理论。这就是使爱因斯坦终生感到惊奇的两个伟大发现相结合的产物。遗憾的是，这两大发现与我们中国祖宗无缘。这自然惹怒了李约瑟。要说有什么 “ 李约瑟情结 ” ，这倒是不折不扣的李约瑟情结，即李约瑟自己的情结！ 2005 年 7 月 1 日 席文引用的是 1976 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一版的译文，最后一句译错了，这里改用 2005 年的译文。关于这个译文问题，请参阅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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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问题的社会实践回答

benlion 2012-1-29 12:50

1 、经验科学、实验科学与系统生物科学 80-90 年代大学和任教期间，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与研究，当时主要思考二个问题 - 1 ）科学哲学，导致的结论是 21 世纪是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时代 ，提出系统医药学、系统生物工程和系统遗传学及系统论和实验、计算生物学结合研究概念等 ； 2 ）人文哲学，研究文明起源到轴心时代，然后罗马帝国（前 27-476 年西罗马）、阿拉伯帝国（ 630-1258 年）和中国（公元前 221秦朝 ）到明清朝的科技历史，元朝（公元 1271-1368 年）对西方（四大汗国与俄罗斯国家的建立）等影响，欧洲文艺复兴（ 13 到 16 世纪）与东方文化热、近现代文明模式的建立，结论是人类不同时期的文化存在学习、继承与发展、创新的过程，李约瑟难题中忽视了一个近现代西方对东方文明的学习过程，没有东方文明的实践、经验不可能独自在欧洲传统文化上形成近现代科技、工业和民主、人本体制。 通过伊斯兰世界（包括希腊、罗马古籍重新翻译欧洲文），欧洲开始对实践、经验型东方文明研究与文化因素融合等 ，导致文艺创新、科技革命、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第 1 ）刚到 21 世纪（ 2000 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当然也有世纪之交我个人在国际上的大量通信和筹备协会和会议等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结果还是 21 世纪兴起了这整个学科体系）。第 1 ）也是第 2 ）研究得出的直接结果，历史研究对科学研究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 即， 21 世纪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体系的全球趋势，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研究的实证过程，也许可说李约瑟问题以社会实践方式的直接回答。 文艺复兴无论欧洲文本意或实质内容都是文化的重建 ， 中华文化复兴也应该是结合新文化创造的文化重建，在学习西方文明基础上将传统文化重新诠释和转型到现代文化，重建新时代的文明模式，将给 世界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这是一切创造力之源泉。科学与技术和工程与产业，越来越体现出一种组织化和管理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心人性的研究一是可以提供人心人性纯化和心力性情的智慧提升，这个文化转型或文化资源发掘与加工成现代文化，就会在科技、产业的组织化管理上建立更加先进和高效率的管理机制， 21 世纪重要的科学成就更加是来源于社会管理学领域的发现带来的科技、产业管理模式的进步。 2 、东方文明、欧洲文明与环太平洋 文明 文明体现在文化，文化蕴藏于文物、行为和符号体系。伴随人类的迁徙，在中美玛雅、中非班图文明可以找到远古文明遗迹。文明传承与创新存在区域的交替与迭加现象，典型是欧亚非交界区域民族和文化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形成希腊自然哲学、犹太律法精神、印度心灵哲学、华夏仁道思想等， 犹太与儒家文化分别代表律法和伦理的传统，希腊和印度哲学代表自然与心灵探索的路途，欧洲文化与中东文化形成西方文明，中国文化与南亚文化构成东方文明，这四大要素进一步整合将形成完整的人类文化精神。 从宗教社会到中国诸子百家，再到现代科学百科，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联合国成立象征人类进入全球化文明时代，儒家与基督教文明的撞击与融合形成新文明形态 - 儒家文化世界化与基督教的儒家伦理化。环太平洋 - 新文明模式创建，经历 3 个时期： 1 ）中国民族独立时期， 2 ）中国金融独立时期， 3 ）中国精神独立时期。新文明模式的孕育已经历了民族独立和金融独立时期，美国和欧洲银行是私人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属于国家银行，以实现全体公民利益。精神独立的核心是人格独立和独立思考的文化复兴与创新 – 构成 创造力和和谐社会的人格和民族精神基础，文化自主性和思想创造性是创造新文明的精神源泉。 现代全球社会时代，企业文化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科学研究成为知识经济，艺术创作成为创意经济 ，管理和决策等研究也成为智库（ 比如兰德公司） 的企业行为 。 环太平洋地区，以美国、日本为代表形成新的产业形态 - 知识（科技）、创意（文艺） 和 制造（科研仪器、工业设备、电子信息）经济，管理和组织化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转换成了产业模式。 社会经济学，涉及管理学、传播学和工程学体系，企业家精神，从传统的公司概念到政府、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治经济管理、贸易与竞争的创新精神。经营国家如同经营一个全体公民企业，体制改革就是对这个经济管理模式的改进，有利于提升国家与国家之间在获得有限地球资源 – 包括论文版权、 SCI 期刊、数据库和制造高质量产品 – 包括专利、品牌设计、软件产权和拓展市场的国际经济竞争能力。 （1981 年 -2011 年 - 30 年探索与思考的总结， 曾杰，字邦哲，2012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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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科研的理解——兼试答钱学森之问

yjagh 2012-1-4 11:40

因为我的方向是理论物理，所以这里的科学研究指的是基础科学的研究，工科与理科的研究思维可能不同，暂不在讨论范围。 ----------------------------- 我觉得， 所谓的科学研究，就是以出世之精神，做出世之事业。 至于以后能不能入世造福后人那是以后的事情，一项科研的意义在于对多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或者在这个过程中的人所获得的美妙体验而不是立竿见影地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有如何如何的作用。 搞科研像什么？我觉得就像谈恋爱追女生，当然前提必须是没有功利心态的那种。首先是选择科研课题，就像你刚入学进入新的班级肯定会留意这个班级中有没有你喜欢的。可能有的是一见倾心（看到课题名字就觉得不错），可能有的是相处了一段才对其有好感（读了些文献觉得可以有搞头）。但不管怎样她肯定是你自己喜欢的，不是别人强加于你的（受各种因素被迫选择的课题）或者是你因为她是富二代之类为了以后有更好的生活（以功利心态考研或科研）才追她。然后你为了追到她肯定是使出浑身解数，她对你的每次交流，每次微笑（idea的灵光闪现）都会使你魂萦梦牵，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不管是抱得佳人归还是被三振出局在这个过程中你始终是主动的，付出并体验过真爱的，这就达到了恋爱的目的。 让我们回到钱学森之问的问题上来。其实与此类似的还有所谓的李约瑟悖论。为什么我们目前教育体制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或者为什么我们没有发展出真正的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我想其中的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导致这种结果的过程也是复杂的，不能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概括。但我想其中有一条肯定是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都太“入世”了，“入世”分为两点：1.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总把纯粹的东西庸俗化，指标化。 名缰利锁，使得人原来从因为喜欢科研而科研，进而使其倚赖科研而谋生的过程变成为了名利而科研，科研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途径而不是目的，这样子又怎么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呢？ 既然科学研究是以出世之精神，做出世之事业，又怎么能以入世的眼光来评价一篇文章或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呢？比如一些前瞻性很强的文章也许要多年以后才能被世人理解（相对论的文章放到牛顿时代也许连“SCI”都上不了），又比如陈景润一辈子的精力就主要研究一个重要课题，所以想用SCI数量，IF总和，H指数等指标来进行学术评价，至少对于大师级的人物来说是行不通的，最可靠的还是要具体地了解其工作内容。 2.我们国人在历史上总缺乏超越性的“出世”精神。 一般来说在一个区域的科学高峰期之前总会先有哲学高峰期，哲学的高潮往往是科学兴盛的一个先导，意味着思想解放和保守封建思想的扫除。 可惜的是，中国所谓的哲学，除了“老庄”以外其大多数是入世的哲学，甚至沦为实用主义的人际关系学。朱程理学哲学的朱熹也说过所谓形而上学， 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其实 不离乎日用之间 ；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颐，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由于缺乏出世哲学的精神基础，历史上没有出现牛顿，欧几里得这种纯粹淫浸在科研探索中的大师也就不奇怪了。这种传统的副作用也是导致现在教育乱象的原因之一。由于我们的教育机制的重点在于如何把知识成为获取财富的手段而并非最终的目的（知识改变命运，书中自有XXX），培养出的人才即使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却缺乏对追求知识本身的激情，即使有对科研的热情却也容易在科研评价体系的名缰利锁下迷失。 总之，缺乏培养科研人才的体制、传统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槽糕的“入世”标准的学术评价体系是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邓晓芒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MP3录音） 刘则渊 陈悦 《现代科学技术与发展导论（第二版）》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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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链与产业链 – 产业经济转型

benlion 2011-11-28 18:50

钱学森之问，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创新型人才如何培养出来的问题；二是创新型人才如何能够在社会冒出来的问题。美国的硅谷 IT 产业群的领袖许多没有上完大学，这显然是反映一种社会机制比一种教育模式可能更重要。哲学思想是近现代科学的理论先导，市场体制为技术经济的实践开辟道路；因此，需要思想创新型和实践开拓型人才。 钱学森之问的另一个角度是李约瑟难题 - 但忽略了欧洲文艺复兴向东方学习的过程，世纪之交第二波系统生物学（如果以 60 年代的理论生物学为第一波）浪潮实质是对这个问题思考提出的一种社会学实践 - 从中西哲学、中西医学比较提出系统医药学等开始的理论与实验再度结合的研究范式，并从科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追踪到欧洲最早严格的系统思维起于朱熹的有机论思想传播。 中国走向科技强国战略和新兴产业崛起，需要具有古今中外和全球视野的思想家辈出或群体，具体为 3 大类： 1 ）建立新时代的精神信仰的文化、教育等深刻研究和思考，将儒、释、道与西方文化融合一体成为一种世界性新思维； 2 ）建立城市、乡村一体化社区管理和教育、科研、产业、管理、金融等体制和法制等适应新的经济形态和世界趋势的社会学、管理学新思想； 3 ）建立新兴产业、知识产业和实业经济的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经济学和产业化思想的创新等。 整个产业经济到了需要调整的时期，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版权和专利产权是国际经济发展策略的根本原则；因此，国际出版业的繁荣尤其体现在期刊出版业、重要会议文献出版业等这类拥有完备和原始知识版权的出版业。 知识产业的 SCI 和影响因子研究模式和实体经济 GDP 的购买生产线的加工型制造模式。科学研究，首先是购买仪器设备、试剂和消耗品、软件等和订阅期刊、数据库等，然后实验研究获得大量数据又将论文、数据等版权转让给出版商和数据库等产业，科学无国界没错，但需要产业观念。制造业，购买生产线设备、装备引进技术，使用人力、土地、能源和其它资源，加工生产后再运输到市场以便宜价格薄利多销，生产线工艺、产品设计在技术上需要有自主创新或革新，国际领先技术的生产线和产品制造技术以市场换不来的观点早已成共识，但需要在实践中转型到自主的工程技术创新和开发。 科学、技术、工程和艺术都没有穷尽，社会学和管理学、经济学更需有思想和实践创新。即使发明方面，合成生物学 - 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发展到工程学设计时代，显然可能会进入到如同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那样的人人可以参与设计的时代 - 苹果任命一位真正（生物）的病毒学家，可能象征一个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将在 21 世纪到来 - 未来的乔布斯在欧美可能会产生，在中国则有待于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产业投资的创新型体制至少在局部地区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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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宋礼庭：关于李约瑟难题

热度 3 等离子体科学 2011-11-23 12:01

这是北京大学地空学院宋礼庭教授的文章。得到作者许可，转载于此。 宋老师的文章提出一个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象形文字的形式对于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即使是拼音文字，也有其缺憾之处，也要引入阿拉伯数字来方便地进行运算。但是说到科学起源问题，也可能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们很多就是科学家。著名的如阿基米德、亚里斯多德。中国几乎同时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非常巧合）：比如孔子是551-479（AD），亚里斯多德是384-322（AD），庄子是369-286（AD）。但是中国的这些思想界、哲学界的先贤们却没有一个是科学家，甚至没有人去深入思索科学问题。虽然屈原有《天问》，但也只是对人生思索的延伸而已。 中国的学问，在定性方面发展比较好，但是从来都忽视定量的研究。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样。如同下围棋，讲究做势，而不是一子一子地计算去争实地。即使到了现代，很多经济学家也把自己划到“文科”里，喜欢做“定性”的分析，而不是用发展成熟的数学和科学方法做定量的分析。这恐怕有更深刻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宋老师的文章见附件： 关于李约瑟谜题20111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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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机械之巧国人之慧

kejidaobao 2011-9-19 15:50

文/王洪鹏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与发展机械最早的国家之一。公元前5世纪的子贡和公元前3世纪的韩非子就已给“机械”下了定义，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机械”的最早定义，比西方早4个世纪。 中国古代的机械成果种类多、数量大、出现早、水平高，曾长时间居世界前列。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19种传到欧州、影响巨大的中国古代机械发明。以青铜器为例，世界冶金学权威克里尔认为：“即使把美国和欧洲一流的技师集合起来，并使用近代科学技术，也不能做出比殷商时代更好的青铜器。”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对机械的大量发明、创造，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了近代，特别是18世纪初到19世纪40年代，由于经济社会等诸多原因，中国的机械行业发展停滞不前。而这100多年的时间，是西方产业革命时期，机械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水平。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机械的发展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机械工业的落后状况，毛泽东曾有一段形象描述：“现在我们能制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机械工业的高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中国正在由机械大国向机械强国奋进。 中国机械史尤其是中国古代机械史的研究应大有可为，但这方面的专著到目前依然是寥若晨星。20世纪之前，中国还没有机械史方面的专门著作。1935年，中国机械史研究的奠基人刘仙洲出版了中国机械史方面的开山著作——《中国机械工程史料》，汇总了分散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的机械工程史料，披沙拣金般的将有关机械工程资料加以系统化。1962年，刘仙洲出版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对中国古代机械成就作了归纳与整理，内容很有系统。2000年，华觉明、陆敬严主编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反映了中国机械史当时的研究情况与水准。 任何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大多要经过几代学者持续的努力才能完成。中国机械史研究较为冷僻，其发展受到人才、经费等困扰，虽然研究者筚路蓝缕研究中国机械史的艰难历史已经过去，今天再一次触摸历史的纹理，仍感受到中国机械史的研究一直薪火相传。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支持下，一部简明的中国机械通史——《中国机械史·图志卷》得以面世。此书有如下特点： 一是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机械发展的历程。《图志卷》是《中国机械史》的缩写本，包括10万多文字、650多幅图片。为方便展示中国机械技术的总体发展进程，《图志卷》把中国机械技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划分为中国古代机械史、中国近代机械史、中国现代机械史3个历史阶段，把中国机械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成就，都尽可能地包罗其中，方便读者全景俯瞰中国机械史长河。 二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适应面广。中国具有灿烂的机械成就，应该具有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的多部机械史。《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较有利于专业人员提高业务水平，而《图志卷》以精练的选材、简要的文字、珍贵的图片，以淡彩渲染出中国机械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以浓墨勾勒出中国机械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成就，展示了中国机械工业漫长而辉煌的历史，是图片直观和文字提要互相补充的普及本，更加符合青少年的阅读口味，也是机械科技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启发性读物。 　　三是中、英文对照，方便外国读者阅读。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传统的科学文化自然反映到中国古代机械名称上。中国古代机械名称是表达中国古代机械的特有事物，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在跨文化交流中，中国古代机械名称翻译得当，在表达、传播中国古代机械成就时会起到独特的作用。《图志卷》辅以英文，翻译力争“信达雅”，方便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机械发展的历程，感受中华古老的机械文明，认知新中国机械工业日新月异的发展。 四是实现了把科技馆经典展品搬回家，使观众更易吸收展品中养料之目的。《图志卷》介绍的许多机械与科技馆中的展品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以中国科技馆为例，在华夏之光展厅就有一些展品，如被中香炉、走马灯、喷水鱼洗、指南车、记里鼓车、简仪、浑仪、水运仪象台、地动仪、耧车、提花机、雕版印刷、一窝蜂、火龙出水、神火飞鸦、福船等，其他展厅还有一些中国自主研制的高科技机械方面的展品，如轨道交通、仿人机器人、深海机器人、激光照排、风力发电等。 对科技馆观众需求的调查表明，观众不仅期望参观科技馆展品的新奇外表，还迫切希望了解展品的背景信息。展品是智慧的结晶，文本的补充使得智慧的养料更利于吸收。物的形象、文的充实，将会使人类智慧的传承更为完美。《图志卷》把机械展品中所蕴涵的零散知识向较为系统的知识进行了适当扩展，把所蕴涵的知识用历史有机地串连起来，打造了一本“书本中的机械科技馆”，实现了“把机械科技馆搬回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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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与钱学森

热度 3 benlion 2011-9-2 11:59

经历在国内、海外对李约瑟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 发觉西方人两个特征： - 一是处处从希腊文化和圣经找词汇或依据，二是从世界处处找文化或信息思路或内涵。 5百年之前，中国、西方的文化都属于传统资源， 现代科学、民主和市场模式是近5百年所创新 。 李约瑟问题 - 这个新的文明模式是如何诞生在近代欧洲？ 钱学森之问 - 这个新的文明模式中国为何没有建立起来？ 关键在哪里？ “以色列 - 希腊”文化是信仰、思辨的模式，“印度 - 华夏”文化是艺术、实践的模式。 宗教 - 哲学（思想） - 科学、艺术是文化的结构，行政 - 金融（货币） - 制造、市场是企业体制的结构。 我们需要补课 - 文化教育 - 大学之道 - 重建我们的信仰精神和哲学思维能力。 附： 破旧是立新的基础。 欧洲一千年黑暗是柏拉图的唯理论走向了极端，以及政教一体到教皇的极权。 文艺复兴破的是唯理论，立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论，以及对东方的实践、技艺和体制的分析与学习。 我们破的是封建制度和偶像崇拜等；但是，将文化精神也破了，却并没有立起思辨逻辑和哲学理论分析。 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这个很长历史是欧洲哲学家庞大的细致严谨的哲学分析与思考 - 奠定了近现代文明的根基。 文艺复兴破除中世纪的禁欲主义； 然而， 现代“三俗”（财色）文化又走向一个极端 - 古代罗马的纵欲主义。 古代罗马 - 衰退的原因是什么？欲望取代了文化，故而，中世纪走向了唯精神论？ 道家 - “道”与“器”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精神与躯体、文化与体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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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问题 - 实验与系统科学的起源与发展

benlion 2011-6-21 22:30

李约瑟问题 人类文明经历了神权、君权到民权社会的三代文明，公元500-1500年的中国是当时地球最先进的文明。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贸易，欧洲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的全球化文明；因此，李约瑟难题转换为：第三代文明为何诞生在欧洲，中国如何转型到新文明模式而走向全面科技与工业现代化。 首先，任何文明模式有她的形成、生长、繁荣与衰退历史或生命。 其次，中华文明公元 500-1500 年的伟大创造发明与成就是农业文明形态；此时的欧洲是中世纪政教一体黑暗时代，焚毁了希腊、罗马典籍。 其三，阿拉伯帝国充当了东、西文化融合的桥梁 - 保存了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传播了华夏、中华科技（前科学） - 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再翻译成拉丁文。 其四，丝绸之路与马可•波罗等影响了哥伦布开拓欧洲新的东方航线与文艺复兴，欧洲的世俗大学与知识分子群体形成 。 其五，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模式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近代实验科学方法论不同于古希腊形式逻辑，罗吉尔•培根在炼金与炼丹术的结合中诞生了医疗化学与实验方法；中、西医学结合带来心身医学与系统科学范式，从而构成实验与系统方法二维度科学。 其六，儒家对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官体制建立是个很重要的影响方面 ，儒者（德才兼备文官）入仕途以及政、教分离的体制。 其七，欧洲从东欧、南欧与北欧扩张到环太平洋，东、西方文化再次融合形成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的第 4 次科技革命，儒商的兴起。 其八，中国没有或不可能在强大繁荣的时期认识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价值加以学习消化。 其九，近代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宗教改革（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家改革或新儒家是东方文艺复兴之道（资治通鉴记载儒家伦理的社会管理重要功能）。 其十，儒家本无偶像崇拜、禅宗也以悟道为宗，明清末期导致了偶像崇拜化与体制的封闭化。 其十一，创造性精神、模式与方法的教育体制与能力培养是关键，具体知识与技术总层出不穷，不能总是跟踪学习技术与知识，必须培养创新型、开拓型 品学兼优 人才。 其十二，科技与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发明型、创新型、实践型与技能型等各类人才，近现代工业化是建立在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基础上，诚信、敬业、团队与创新精神是社会职业发展的根基。 . 雅克 · 勒戈夫 / 著 ,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 . 杨焕英编著 , 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 注：第 4 次科技革命是指第4次科学革命和第4次技术革命，因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偶联而合而称之，科技革命不同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前科学”通用的是“经验科学”- 实践、经验、技术型，不同于实验科学 - 逻辑、数学和技术结合型。 原载于 - 转载自2009年曾杰（邦哲）的《系统遗传学发展纲要，附：系统生物学 - 我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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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为反中医篡改捏造李约瑟的话、曲解爱因斯坦的话

热度 25 hj58 2011-4-18 20:24

方舟子为反中医篡改捏造李约瑟的话、曲解爱因斯坦的话 　　 黄佶 　　 　　方舟子以学术打假成名，我一直很敬佩，但没想到他为了说中医不是科学，居然自己也造起假来。他在《批评中医》一书正文的第一页第一段写道： 　　 　　现代科学的源头来自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诞生、发展起来，然后向全世界传播的。古代中国也有灿烂的文明，某些技术发明甚至长期领先西方，但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这个问题是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提出的，被称为“李约瑟问题”。 　（方舟子著：《批评中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p1） 扫描图片：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534373995/ 放大：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534377300/ 　　 　　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奇怪了，李约瑟为中国人所熟悉是因为他写了介绍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该书内容非常丰富，很多东西很多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该书英文名称是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如果李约瑟也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么他的书名里怎么会有一个 Science 呢？如果按照方舟子的说法，中国古代只有技术和文明，那么李约瑟的书名应该是 Technology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那么是不是李老先生自己搞糊涂了呢？于是我去查“李约瑟问题”。 　　 　　以下是检索结果： 　　 　　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汉学家和科技史家，编著了宏篇巨制《中国的科学和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俗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难题（Needham Problem），或称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李约瑟问题（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它的一般表述是： 　　 　　为什么在西元前 2 世纪至西元 16 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来源： http://www.coldwarchina.com/bbs/newsdetail.asp?id=621 　　 　　China seems to have been a hotbed of innovation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i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Joseph Needham, a biochemist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在古代世界，中国似乎一直是发明创造的温床，这给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So the question he asked was this: "Why, given China's amazing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did the Chinese fail to develop modern science?"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取得了这么令人赞叹的技术成就，却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 ——来源： http://hnn.us/blogs/entries/31292.html 　　 　　Why did Modern Science develop in Europe when China seemed so much better placed to achieve it? This is called the Needham Question, ..... . 　　（为什么现代科学从欧洲发展起来，而当时中国似乎处在取得这一成就的更加有利的位置上？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问题”，……。） ——来源： http://www.bbc.co.uk/radio4/hist ... time_20061019.shtml 　　 　　原来李约瑟问的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而不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方舟子拿掉“现代”两个字，是为了借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的嘴巴来说中医不是科学。如果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那么中医当然就不是科学了。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限制词“现代”，有它和没它的差别是根本性的。我们在女儿国可以问“为什么这里没有男人？”但如果问“为什么这里没有人？”是要挨揍的，因为这两个问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后面的问题等于说女人不是人。 　　 　　方舟子“有意或无意”地少写“现代”两个字，企图在读者眼皮底下偷梁换柱，其行经早已背离了最基本的科学精神。 　　 　　方舟子接下去又写道： 　　 　　1953年，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回答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起源是个不平常的事件，因此不必对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而惊讶。 　　中医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其诞生的时间远在科学之前。……。既然中医理论体系远在人类有科学之前就已确立，那么中医学不是科学，本是很自然的事。 　　（方舟子著：《批评中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p1-2） 扫描图片：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534377300/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534377339/ 第二页整页的扫描图片：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534374009/ 　　 　　方舟子在这里再次偷梁换柱。爱因斯坦讲的是“西方科学”的起源，方舟子却“有意或无意”地把“西方”两个字拿掉了。又借名人爱因斯坦之口来否定中医是科学：既然中医出现时，科学还没有出现，那中医当然不是科学了！ 　　 　　正常解读爱因斯坦的话，结论应该是这样的：西方科学出现得很晚，中医在它之前出现，中医创造了东方科学。 　　 　　“科学”是科学这类事物的名称。在“科学”这个名称诞生之前出现的科学，仍然是科学。就好象地球并不是在出现了“地球”这个名称之后才出现的，它早就存在了。 　　 　　在西方人创造出“科学”这个词之前，是科学的东西仍然是科学，只是人们不知道它就是科学，或不知道该怎么叫它，或者使用其它名称。不同时代或地域的科学有差异，可以在“科学”两字前加上定语。所以李约瑟说“现代科学”，区别于中国的古代科学；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相对于古代的东方科学。而方舟子为了反对中医，居然有意混淆这些概念。如果真的认为中医不是科学，那么完全可以从科学的定义是什么、中医不符合科学的定义等角度进行论证，而没有必要在文字上做小动作，反而影响了大众对反中医者的信任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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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的惊天大秘密

热度 12 xcfcn 2011-3-1 16:02

博主按：本来我洗心革面，不再在科学网八卦了。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下不为例。此文保留一周后隐藏。 我刚看到科学网著名博主刘岩先生有一篇文章（ 儿时记忆中的剑桥， 我全文转载）。让我吃惊不小。刘岩先生居然是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的儿子。而且他的父亲好像是一个大人物。而且三岁的时候就面见过英国女王。而且李约瑟博士曾经在1970年秘密面见过周恩来总理。之所以说秘密，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公开曝光过该行踪。而且当年三岁的经历，刘岩先生至今还历历在目。如果刘岩先生的身份是真实的，那么他以前说李鹏总理亲自给他过29岁生日似乎就不是太荒谬了。希望刘岩先生和诸网友解答一下我的好奇。 补充：看来是真的。见刘岩先生就此问题的回复。希望大家尊重刘岩先生。我晚上隐藏此文章。对刘岩先生造成的不便表示抱歉。 xcfcn 2011-3-1 16:51 刘岩先生，我对您的文章很好奇。您能否解答一下我的疑惑？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3772do=blogid=417712 博主回复(2011-3-1 19:28)：其实，你完全可以去问一问上一代的中央领导的后代。 1、 这是当年刘岩先生以游客身份报的料。 IP: 220.167.194.* liuyan 2010-10-8 15:12 主要的原因不在科学院的体制。在人。 20 几年前我在 HIT 读书的时候，我们专业的一位女教授带的 38 位硕士研究生，论文没有造假的只有 3 人，其余的家伙，论文几乎都是编造，抄袭的。但是，这些家伙都堂而皇之拿了学位，又去读博士。如今，中国科学界都是这些年人的天下。试想，学位论文都造假，这些人工作之后会在科学上搞出成绩？所以，国家的大量科技投入全部都白投了。面对这样的一个造假群体，任何的制度都没有用处。 1996 年4 月23 日 ，是我29 岁的生日，当时的总理专程前来 Xining Hotel 主办生日午餐会，同来的还有小平之子邓质方，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以及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代表等。席间，我告诉总理，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力争到 2010 年达到 2.5% 。但是，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又告诉总理，国内的人才大多数水平差，靠这些人投入也不会有产出，应该从海外大量引进人才。撤销中国科学院附属机构，一次性划归大学。科学院的老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很多人没有论文，没有成果，国家就给这些人评高级工程师，拿副高的工资，退休。 但是，后来一些老专家，包括周光召对科学院依依不舍，国家就没有撤销科学院的附属研究机构，一直拖到今天。 2、这是刘岩的 大作 儿时记忆中的剑桥 ----- 谨以此文纪念李约瑟博士诞辰 111 周年 1970 年的春天格外寒冷。已经深陷“文革”泥潭的中国在步履蹒跚中又进入一个新的十年。 年迈的父亲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家中几乎天天彻夜难眠，严重的抑郁症使他连说话都有些迟钝了。 一天晚上，晚饭后，父亲，母亲吴旭君和只有三岁的我无言对坐。过了一会，父亲开口了，说；“国家已经陷入绝境了，我负有最大的责任，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这个国家。” 只有三岁，但已早慧的我开口了。“听妈妈说，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叔叔研究中国历史，他可能有办法”。 母亲听完我的话很高兴，对父亲说，“这是个好办法。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历史，又是个大科学家，还是英国人，外国人看中国的问题应该是旁观者清，一定知道中国问题出在哪里，会有办法帮助我们的”。 父亲听完母亲的话后也十分高兴，就对母亲说：“我这就给总理打电话，让总理出面邀请李约瑟博士访华”。 大约一周的时间过去了，一天上午 10 点左右，工作人员带来一位戴着黑框眼镜，头发已经泛白的外国人来到丰泽园的家中。父亲高兴地与来客握手，并招呼我过来，说：这就是李约瑟叔叔，你问个好吧！ 父亲只和李约瑟博士谈了十几分钟，随后说：“具体的事情，你和总理谈吧”。 中午时分，工作人员领我到西华厅总理住处。总理已经为李约瑟博士备好了一份很简单的午餐。落座后，李约瑟博士就开口说话了。“中国之所以贫困，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比如，苏联，东欧，瑞典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科技高度发达，仍然可以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中国如果想摆脱贫困，捷径就是从西方引进大量民用技术”。 听完李约瑟博士的话，总理面带难色，说：“你也知道，中国和西方阵营互不来往，并且有巴统协议（注：指巴黎统筹会协议，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制定的不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任何技术的协议），我们和苏联关系也交恶，如何才能从西方获得大量技术呢？ 李约瑟博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这就要靠你们这些政治家的智慧了。” 谈话结束后，总理请李约瑟博士就餐，但是，李约瑟博士根本不动筷子，指着一盘菜说，这一盘菜的价值在中国可能是山东省（注：李约瑟曾经在中国山东省生活过）几个农民一个月的劳动都难以挣到的，我不能吃。 还是我开口了，对总理说，就给李约瑟叔叔拿一杯牛奶，两个煮鸡蛋，一片面包吧。 一会儿，工作人员端来一杯牛奶，拿来两个煮鸡蛋，一块面包。李约瑟博士喝下了这杯实际上是用奶粉冲出来的牛奶，又吃了一个煮鸡蛋，就算午餐了。 两天后，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又陪同李约瑟博士到山东走了走，回京后，李约瑟博士就绕道香港直接回了英国。 李约瑟博士走后，父亲就设法接触西方获取技术援助。先通过匈牙利驻华使馆牵线接触美国，英国，但无果而终。后来又通过波兰使馆出面，仍然一无所获。 眼看离李约瑟博士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远，但事情没有任何进展，父亲很着急。一天晚上，父亲又对母亲提起这件事，说 : “怎样才能接触西方世界呢？” 母亲很智慧，对父亲说，唯一的办法是派我们这个只有三岁的孩子去英国面见女王。西方人信仰基督，基督文化中最看重的是小孩子，认为儿童是未来，是希望，所以，只有派小孩子去接触西方人，西方人才会卖给我们技术。 父亲一脸无奈地说：“就这样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几天后，母亲赴英国的中国护照就办好了，但是，按照当时的国家规定，无法给一个三岁的小孩办一个中国护照。总理也不好为难外交部开先例，所以，就派人到英国使馆代办处（注：由于文革红卫兵冲击英国使馆， 1970 年时中英外交关系已降到代办级）说明原因。大英帝国的人很通情达理，说，这不要紧，我们给这个孩子办一个英国本土公民护照，这样就可以进入英国了。 几天后工作人员拿来一本英国护照到丰泽园。我是第一次见到英国护照，墨蓝色的封皮，英国国徽居中，是烫金的图案，下面写着一行英文，比起棕色的中国护照好看很多。 一切准备就绪后，母亲，我和翻译唐闻生我们三人一起从香港乘英航的班机直飞伦敦。从香港起飞是早上，由于时差的关系，到英国伦敦时天空依然放亮，只是下午时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开来一辆老式的劳斯莱斯车接我们三人到大使馆休息。我和母亲住一间很小的房间。临睡前，母亲一再叮嘱我，见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定要用英语说，我们需要技术援助。 第二天十点左右，大使馆仍然开着那辆老式的劳斯莱斯送我和母亲以及翻译三人去白金汉宫拜见女王。到达白金汉宫，女王已经在大厅迎候。母亲赶紧对我说，快说。我就用英语先向女王问好，然后说了那句不知道背了多少遍的“我们需要技术援助。” 母亲也向女王说明了来意，女王很爽快，当时就答应向中国出口民用技术，还承诺，会联合法国，意大利一起向中国出口最急需的石油法合成氨大型设备以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就在女王给英国首相打去电话的三天后，英国议会就同意绕过巴统协议联合几个其他的欧洲大国向中国出口民用技术。当这个消息传到驻英国使馆时，使馆的工作人员都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使馆安排我们三人访问剑桥大学，并去看望李约瑟博士。 到达剑桥大学是下午。美丽的剑桥大学古典的建筑，四周迷人的田园风光使人如同进入梦境。见到李约瑟，母亲和他交谈了一会就离开，前去卡文迪什实验室参观。当时卡文迪什实验室是一幢旧楼。我们先来到一楼的电子加速器实验室，一位女士接待了我们，先是介绍实验室的设备，然后又讲了他们的研究，最后带我们绕实验室转了一圈。 从实验室出来就去访问约瑟夫森 ---- 超导量子隧道效应的提出者。当时约瑟夫森还很年轻，瘦高的个子，一头黑发，灰色的眼睛，看起来很像一个亚洲人。 约瑟夫森的办公室很小，房间靠墙的地方是书橱，放着很多精装的图书。落座后，约瑟夫森很得意地拿出他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论文的刊物。一份绿色封面的杂志，很薄。他很得意地对一个三岁的小孩用英语大讲了一通他的理论，母亲在一旁感到很好笑，一个三岁的孩子怎么会听得懂。但约瑟夫森兴头不减，又拿出几本精装的书翻开读起来，以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 约瑟夫森最终讲完了他的当时没有几个人懂得的理论，这时已经是伦敦时间下午六点了。大使馆的人催我们返回，这时，约瑟夫森抱着我拍了一张照片。 几天后从伦敦回到北京，这时北京的柳树已经吐出新绿。 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这时已经筹得大约 43 亿美元的外汇。这些外汇是当时中国八亿老百姓从牙缝中挤出的血汗钱。正是有了这笔外汇，中国开始了从西方大量引进技术的历史，著名的安庆石化公司就是那时通过英国女王从法国引进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石油法合成氨大型企业。 8 年后的 1978 年，我已成长为一个 11 岁的少年，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改革开放，开始了新一轮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从西方大量引进技术，通过技术引进，昔日贫困交加的祖国如今已经步入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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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远新又挑逗了李约瑟的神经

热度 8 sheep021 2011-2-26 15:34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提出的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丛远新： 我们中国人都是天生的科学大家！ 一文无疑又挑起了李约瑟的神经： “最终使爱因斯坦、费米、杨振宁、陈省身、坎贝尔等具备过人优势的整体性思维正是中国人所擅长的。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是天生的科学大家” 李约瑟会问：既然如此，为何现代科学没有发源于中国？ 我的答案是：现代科学不利于人类发展。 现代科学才二三百年，已经把地球搞得乌烟瘴气，千疮百洞。 李约瑟会继续问：中国近百年来，一心向西，奋力追赶为何还是没有出现本土大科学家，老一辈科学家都是留洋归来的，而且后来留洋归来的也不牛了？ 原因是老一辈科学家在留洋之前，受到了严格的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整体思维基础，所以才能衷中参西，融会贯通，一鸣惊人。现代的中国人“ 分科研究的劣势未能弥补上，整体性思维的优势却丧失了 。”就像 邯郸学步 一样，新的没学会，老的也忘记了，只好爬着回家。爬，怎么能赶上走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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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院士论“科学麻醉剂”

热度 1 antiscience 2011-2-26 07:34

如果不告诉你作者，恐怕许多人想不到，下面的话是一位科学家、科学史家、院士说的。老李反科学吗？反得好。 Bulletin Board “还有另一种麻醉剂，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麻醉剂’。看不到人生的悲剧性的一面,不认识神圣观念在世界上的作用，不知道人类保持正义而进行斗争，那就是我所说的受了科学麻醉剂的毒害；在今天，其危害性就要比前原子时代更加严重得多了。那些科学家们把宗教以至哲学一概都斥为无稽之谈，一心只想充分发挥他们作为数学物理学家或实验生物学家的才能，还要引导别人走同样的道路；而对于政治问题闭口不谈，也不想想他们所生存的那个社会是怎样利用他们的创造发明的。这样的科学家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很可能成为‘麻醉剂’，成为暗杀犯，成为一切无辜人民的毁灭者；其危害之烈，远远超过了犹太的希律王。所以，我们要千万注意，不要过份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剂’这种说法；今天‘科学的麻醉剂’也正在造成同样严重的危害。” ----李约瑟. 四海之内: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 .劳陇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87,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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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博文和诺贝尔奖——得失之道

sheep021 2010-10-27 09:27

曾庆平： 从此少写或不写精选博文 ，其中有几点原因很有意思： 写精选博文必须投其所好！ 写精选博文总是板着面孔一本正经道貌岸然！ 写精选博文容易失去自我被人牵着鼻子走！ 万物一理，获得诺贝尔奖与写精选博文一样，也需要： 投其所好， 从而 容易失去自我，被人牵着鼻子走 ！ 所以，国人没有必要跟着诺贝尔奖的指挥棒走。 按自己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的路，不是挺好吗？ 每个民族、每种文化，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优势，也会有自己的不足。扬长避短才是智者之选。 李约瑟博士有一句名言说：解开中医针灸之谜将超过得几个诺贝尔奖！（参见：周立华等. 重视中医多重价值 抢占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07，25（1）：50-51） 此话可供诺贝尔奖迷们参考。 古人云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看来舍不得自我，得不到奖啊。如水冷暖，饮者自知。精选博文大户曾庆平老师已经觉悟了。诺奖迷们也要等到失去自我之后才觉悟吗？ 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得到的是评委们的肯定，失去的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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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毕加索、玻尔等人的困惑

sheep021 2010-5-23 09:48

毕加索：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到巴黎来学艺术？ 张大千走进毕加索的画室，200多幅仿齐白石的绘画作品立刻吸引了他。张大千非常惊讶：没想到毕加索对中国画悟得这么深！毕加索请他指正，他直率地说：你不会使用中国毛笔，黑色浓淡难分。中国画是用毛笔醮墨，依靠含水多少来控制深浅，从而形成焦、浓、重、淡、清五色 应毕加索的请求，张大千当场写下张大千三个大字，笔力苍劲雄厚，墨色深浅有致，令毕加索叹为观止：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到巴黎来学艺术？ 　　张大千以为翻译有出入，请毕加索再说一遍：不要说法国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张大千只好谦答：你太客气了！毕加索更加激动了：配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的，第一是你们中国人；其次是日本人，日本艺术又源自中国；第三是非洲黑人，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没有艺术！ 　　毕加索缓了一口气又说：如果把东西方绘画比作一块精美的大面包，那西方的不过是面包碎屑罢了！说到这里，毕加索笑了：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事，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 见： 张大千巴黎拜访毕加索 玻尔：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国外去学习物理呢？ 玻尔对中国要求出国深造的人说：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国外去学习物理呢？ 见： 不可遗忘束星北 俺的困惑：为啥要到日本看机器人？ 吴玉禄最近的设计也是一个代步工具拉洋车的机器人。它像真人那样高，长得四四方方很是魁梧。出工时，吴玉禄就给它戴上草帽，脖子上还挂一条白毛巾。打开按钮，乒乓球大小的圆眼睛就会滴溜溜转，用海绵粘成的四方嘴一边蠕动，一边说嘡嘡嘡！我是拉洋车的机器人，吴玉禄是我爹，现在我拉我爹去逛街，谢谢！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机器人拉着一辆小洋车缓步前行，嘴巴一张一合，耳朵忽闪，戴着草帽的机器人一边忽闪着眼睛，一边扇着招风耳，振振有辞， 吴玉禄就坐在它身后的黄包车上，通过方向盘控制前进路线。这是吴玉禄迄今为止最大的作品，也是他最为风光的机器人儿子。 本次世博会上日本馆展出的几台机器人也不一定比这个高级。中国宝贝就是多，多得都不知道该展出点啥了 见：天才农民发明家吴玉禄和他的机器人儿子 俺的困惑2： 耳针咋就成了伪科学呢？ 风靡世界，进军美国的耳针在发源地中国却是伪科学！ 见： 耳针： 美军规模部署应用，中国却成伪科学 俺的困惑3： 霍金的中国学生，不懂中国时间？ 作为译著，可以尊重原文，不提及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可以，但也不能一概否认，说什么 只是到了本世纪20年代宇宙演化的观念才进入人类的意识。人们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宇宙还会演化。 之类的假话。只能证明对自己祖国文化的无知。 见: 《 时间简史 》译者序中的一个明显错误 就目前来说，英语水平比汉语水平高的国内学者恐怕不少。类似的困惑不知道能列多少。这些困惑加起来，是不是可以解答李约瑟的困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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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cwhm 2009-9-4 11:33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长期走在世界的前面，却没有孕育出近代的自然科学体系”，这个问题在自然科学史界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西 方的近代自然科学是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一些人所引起的科学变革。现代科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活动才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成为一种常 规活动。李约瑟是在对中国的古代科学进行研究后产生这样的疑惑。对于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中外的科学家，科学技术史的专家。下面就我个人是如何来思考这个 问题的，以及我个人的一些见解来进行陈述。 首先我是从三个层次来思考这个问题，也许这样问题稍微会清楚些。 （1）：如果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他们的学说出现在中国，那么近代科学可能在古老的中国产生么？ （2）：而实际上，中国又是不可能产生哥白尼，伽利略，牛顿那样伟大的学说，而西方却可以，这又是为什么？ （3）：纵使我们没能产生近代革命，那为什么我们近代科学的步伐要晚于欧洲几个世纪呢？ 下面就这三个问题，给出我的一些见解。 一：对权威的挑战 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学说能够引起西方的一场科学革命，进而孕育出近代自然科学。近代自然科学在宗教主宰的欧洲出现，在很多理论上与宗教格格不入，一次次地向宗教，向人们心中的权威发出了挑战，处处无不显示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力量。 西 方的科学的发展已经深深的触及到人们的固有观念。将之前人们所认为的真理都给否定，这使得大家深深地对科学感到一种恐惧，又深深地感受到了科学的力量，当 一种东西给人们带来心灵深处的震撼，动摇人们千百年来的固有观念，固有的真理，内心深处的权威，必然会导致一种社会的变革，而这场变革就孕育着近代自然科 学。 我 们知道当时西方社会流行的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各种宗教也把这个学说纳入到自己的宗教体系中，认为这就是神的旨意，这是西方几千年来人们所固有的观念。如 果违背此学说，那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是教会所无法容忍的。而当时西方的教会势力是很强的，根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哥白尼却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太阳才是真 正的中心，而迫于教会的力量，只得在临死的时候才将这一发现发表出来，但仍然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旦成立，意味着整个天文 学，整个宗教都要被颠覆。此后开普勒继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行星的运动轨迹是椭圆，这也颠覆了西方的美学思想。在宗教看来，圆是上 帝的意志，是对称的，完美的，有美学的意义，所有的天体都应该作圆周运动。天文学上的巨大发现深深地颠覆了西方的古老宇宙观，使得一切的权威和宗教土崩瓦 解。 此 外，一个不能不提到人物是伽利略。他因为自己的天文学说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他还是第一个使用天文望远镜来观察星空，从而改变了人们认识天文现象的方法。 而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是“物体质量越大，下落速度越快”，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伽利略却通过实验做出了两个球同时下落的结论。这无不深深地影响了 人们的观念，让人们意识到科学的力量，认识到权威就是这样的被颠覆，而这中间起作用的就是观察和实验，而这也是近代科学的方法基础。伽利略也是近代动力学 的创始人，他提出了物体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可能做直线运动，而这个思想对牛顿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因此牛顿说了“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牛顿最后开创性地提出了牛顿运动三大定律，而这也是近代科学的诞生，也是一种机械认识论的产生。牛顿的学说不可不说影响到以后的工业革命，从而让人 们认识到人类可以借助科学的力量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人类是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 正是这些天文学里的一些发现，还有工业革命，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让大家深深地认识到了科学的力量。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基督教的权威在科学面前是如此的难以经受考验，人们更加深刻地倾向于通过科学，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认识自然，改造社会。 可以设想，如此一场变革发生在中国，又会产生什么影响，也会如同西方一样，产生一场近代科学的变革么？ 我 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中国的社会根基不会因为这几个科学发现而被动摇，这几个科学发现，不会让人们感受到一种力量。他不会对儒家的学说进行颠覆，不会对固 守在人们心中的一些观念进行颠覆。但在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宗教社会，地心说，那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被怀疑，宗教被怀疑，无不显示着自然科学的冲击，正是这 种科学对权威的挑战，才孕育出近代的自然科学。 二：孕育近代科学的土壤 下面来分析下，为什么西方可以出现那样可以深深震撼整个社会，震撼人们固有观念的科学发现，从而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而中国却没有。这不得不分析下当时的社会环境。 1：思想启蒙运动 首 先，西方的启蒙运动让西方人们的思想解放了，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人们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权利，认识到了言论自由。正是这种人文思想，才使得人 们可以怀疑，可以对权威进行批判。而在中国，人们的观念是保守的，是对权威的奉承，就像西方人们在文艺复兴之前，崇拜亚里士多德，信服宗教一样，在中国人 们信奉的是皇帝，是孔子，而中国没有那样的一个文艺复兴，使得大家可以怀疑，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从中国古代的著作就可以看出来，很多都是对经典的注和疏。 2：科学社会机构 科 学的产生也需要相应的活动，西方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已经有了现在的科学体制下的科研活动的机构和方式。中世纪后期，西方已经有了现代大学的雏形，来自各 方的学者可以在这里学习交流，而大学所采用的方式多是辩论，它为文化和科学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很好的场所。在这里成长出来了很多伟大的学者和改革家，如但 丁、彼得拉克、薄伽丘、伊拉斯谟、路德、加尔文、伽利略、牛顿、培根、等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旗手，开创了近代科学的革命。因此不能 不说西方中世纪的大学为近代科学播下了种子。而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大学，但当时的大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大学，那里的大学都是为了科举考试，传授的也只是四书 五经。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19世纪晚期的事情了，也正是在大学出现之后，我们中国才慢慢和世界的科学接轨。 当然，西方除了大学之外，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应的学会，这个交流机制促进了科学的交流和传播。而这正是中国所缺乏的，西方可以聚众交流学术，而在封建制的中国，聚众言论危险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科学只是闭门造车。 另外，在西方做科学是伟大的事情，做科学活动的人也是有爵位的，牛顿，培根就是如此，笛卡尔还为当时的女王讲课。而中国只有下层的工匠才有些代代相传的技艺，何来的一流人才来做研究。 此外，在当时的西方已经可以申请专利，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在中国少了很多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激励机制。 3：中国的科举制度。 中国科学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本是社会和历史的一种进步，为普通的老百姓和地主阶级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然而科举制度的一些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一些萌芽。 唐 初的科举考试中，虽然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但只有明经、进士受到重视，而其他科目像明算，明法，明字基本上不受重视。 到了宋朝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只是雕虫小技，这在很多程度上对中国固有的工匠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类的人才的 选拔更是不可能，更多的人才通过诗歌词赋，四书五经进入了官僚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的流失。没有更多的一流的人才来做科学技术，真正做科学技术的是 民间的那些工匠，而这是很难达到西方科学技术革命那种程度，我们无法想象，民间的一些代代相传的工艺可以产生现代的科技文明。 4：哲学土壤 在 西方，人们认为自然是上帝赠与人类最好的礼物，自然里蕴藏着上帝的智慧，我们要了解上帝，要和上帝沟通，我们就要认识代表上帝意志的自然。因此，认识自 然，发现自然中的奥秘，也就是西方社会上层人士广泛思考的问题，而这就是哲学问题，正是这些哲学问题的思考，为西方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 肥沃的土壤里有早期的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的哲学，而这些哲学思想里无不渗透着对自然本质的认识。这里面所蕴藏的哲学理念，比如逻辑归纳，怀疑挑战，无不为 以后的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革命播下了种子。 而 我们的哲学呢？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孟学说是正统思想，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君主服务的，是为权威服务的。这种哲学思想是道德伦理，是研究社会秩 序的，没有和自然结合起来的。而且孔孟学说和程朱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得人们对权威，对天子，对经书的顶礼膜拜。而科学是一个怀疑的过 程，正如西方的近代革命都是对固有几千的思想的怀疑，对古老的宇宙学，伟大的哲学家，对宗教的怀疑，才产生了近代科学的萌芽。而中国的固有的哲学体系就是 中庸，是很难孕育出革命式的科学发现。 三：科学的传播 最后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纵使中国没有孕育出近代科学，那为什么中国也没能让近代科学更早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地，而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几百年，直到20世纪我们才接触到近代科学？ 1：地理角度 近 代科学发源于西欧，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革命，并不完全集中在一个国家，而是在几个国家蓬勃开展来。在西方，由于地域不是很宽阔，国家与国家之 间的交流很容易，而且当时还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会传播科学的思想，此外当时由于殖民地，很多都同属于一个女王，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科学思 想的传播。 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甚少，与中国交流的只是东亚国家，阿拉伯国家，而他们那里也没有西方科学的种子。西方的殖民地来到我国的只是在澳门一带，而那些只是暂住民，经商的。也没为我们带来科学的种子。 2：民族因素 在 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应该是一个所有的国家都朝拜的中央王国，认为我们的周围都是蛮夷。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抵触。最早被西 方的洋传教士带到中国的东西只成为了皇帝的玩物。康熙学习了数学，并且也会了当时的一些计算器，但这终究是皇帝一个人的事情，他没能意识到整个民族应该认 识到科学的力量。 直到近代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的战火才把西方的科学带到了中国，是战争让中国人觉醒了，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中国才有了“师夷长技以自强”，才有了洋务运动，才有了向西方学习，向西方派留学生，才有了中国的近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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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李约瑟的难题

sheep021 2009-7-27 14:48

李约瑟的难题是：“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如何会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的？” 本文尝试解释李约瑟的难题。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们都知道，事物的发展规律是曲折发展，螺旋式上升。按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一甲子。升极而降，降极而升，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一规律也可以用一个图来来表示 : 甲子在中国人的内心就是一个生死轮回，而对两极之间的交替则称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它能对自己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更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性。所以，克罗齐说：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就如罗马帝的衰落一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也最终也未逃脱盛极而衰的命运。而真正能洞察一切的，是用智慧的眼光而不是热血的头脑。 关于这点，本人有关专门论述：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3455 . 2. 风物长宜放眼量。 数百年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浪花而已。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 人类 社会历史阶段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共六个阶段。 有人说，这是马克思按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总结出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如，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阶段，甚至更有可笑之人，说中国要想发展，就需要补课，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本人认为，如果把东西方看作一个整体，结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发展规律，就更容易理解这一六段论划分，如下图： . 由于本人历史知识比较匮乏，这里仅仅给出一个示意图。说明如下： 1） 原始社会 不太清楚，故不做比较 2） 奴隶社会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而西方奴隶社会比较发达 3） 封建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发达，强劲，而西方则则正好相反，有些国家甚至没有经过封建社会这一历史阶段 4） 社会主义 东欧 苏联算是西方国家，虽然也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已经复辟，只能算是昙花一现，不足挂齿。中国则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复辟不能说没有可能，但已经很难。古巴、越南 朝鲜等不代表主流，一到而过。所以社会主义阶段，非中国莫属。 5） 共产主义 根据已有规律发现，则是西方国家先进入共产主义阶段。这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但仔细想想也有道理，西欧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高的吓人，不是差不多快进入“共产主义”了吗？ 从这个图上还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人把原始社会称作朴素的共产主义阶段，而人类社会在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阶段，东西方已经再有区分。 3 结论 这说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但不可能永远领先于西方。雁群的领头雁还要经常替换呢。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幼年阶段，目前来说还不足以与强大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抗衡，但江水挡不住，毕竟东流去，西方也不可能永远领先，这是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目前似乎已现倪端。 新中国的六十年历史，可以说是充满惊涛骇浪。按中国传统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一甲子，中国将进入新的天翻地覆历史大变动时期，一个否定之否定改革开放负面的科学发展历史潮流正在形成…… 历史终将破解李约瑟的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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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李约瑟其人其事

weishen 2009-5-7 15:24

几个月前，和朋友聊起中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以及中西医学的特点。说起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科学家寥寥无几的原因，以及如何对待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说起中国科学技术史，那不得不提一个人。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 　　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 英国 人， 剑桥大学 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撰著 《 中国科学技术史 》 。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 1994年被选为 中科院 首批外籍院士。 　　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 英国皇家学会 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中国科技史大师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代杰出的 人文主义 者。他早年以 生物化学 研究而著称，3040年代出版了《化学胚胎学》（三卷本）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1937年，在 鲁桂珍 等 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前来中国援助战 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结识大批的中国科学家与学者，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华的四年，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 与典籍，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1946年春，李约瑟离任，赴 巴黎 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 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 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三十四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 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 方。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李约瑟(2003-9-22 )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即李约瑟在科学技术史上中国文化的地位。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 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 完全没有发展呢。从广义说，我们可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但 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确实，到了伽利略时代，可以说科学发明技术本身被发现了，其结果就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统一世界，科学为全 人类所公有，从而消除了中古世纪标志各种科学技术形式的种族烙印我以前已经说过，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科学，而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科 学，所有各文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 　　虽然这一突破是在欧洲发生，而且只是在欧洲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欧洲人具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常 常标榜的所谓浮士德灵魂的特殊品质，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样坚持要把欧洲文化列为最高级的世界性文化。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的因素必须考 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的重商主义和工业化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拉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 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释那个伽利略奇迹之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 神秘命运或者欧洲的天赋才智。同时，看到其他民族对于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更觉得不应该这样说。对于中国本身，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仍然是： 为什么在公元8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发生的情况：如，伽利略时代以后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数学证明推理方法的臻 于完善，等等；这一些对于东方和西方人民的关系有深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知道，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西方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我们 也知道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取得统治地位，轻而易举地慑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这多么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够防止由于现代学所产生的 无穷力量而自行毁灭，那么，我们从现代科学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是无穷无尽的。（虽然中国过去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大成就）为什么现代 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提出一些意见，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 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仰制的。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 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 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素恰恰是 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促使我下决心今后要以比重的力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发展 的全面和系统的作。后来，我认识到，在这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纪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或1450 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比欧洲总是要进步得多？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可以说，常常是一种客观上似乎并不存在的理 论科学）应用于人生事务上，在这方面比希腊的国主义，或者中古世纪的西方封建主义，要高明得多呢？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好解释；但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 明，不一定都是在技术的范围之内。我们且不谈那著名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过去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的誉扬已经脍炙人口了。我以前还谈到铸 铁技术的发明，把铁熔化而浇铸的方法在欧洲一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习惯用浇铸法制造农具了。当然，我不能在 这里详细说明如何浇铸，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个特殊的例，说明在很早的年代里中国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中国没有欧几 里特和阿波罗尼所创立的演绎法几何学，可是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发明了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的却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机械钟的发尤其使人惊奇，因为中 国一向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农业社会。 　　在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中古世纪的发明有一些是和中国文化的官僚性质密切联系 的。我们可举出地震仪、量雨计和量雪计为例子。在结构严密的官僚体系，那些有高度组织性和远见性的上层知识分子集团，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时了 解任何地方发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给予赈济或者，对于严重的受灾区，还要派遣军队前去。显然，在公元2世纪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张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 仪。由于同样的原因，量雨计和量雪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地方可能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必须要得到预报。在11和12世纪的一些数学书籍中列示关于量雨计 开头的习题，从中我了解这种量雨计使用极为广泛，可能设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一个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 近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那是关于一次惊人的大地测量：公元723年派遣的一个远征考察队进行了2~3年的实观测，综合观测结果确定了子午线。这一伟大的工 作是在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和杰出的僧人数学家一行的领导下完成的。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古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起自蒙古边境直到印度支 那，沿着全长达约2500公里的路线上，设立了9主要的观测站，系统地观测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长度和极地高度。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纪的文明中有可 能设想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组织的大地测量。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而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开的。 　　今天中国正在发掘这些古代的科学成就，科学史的编纂也在进行之中。对于科学事业现在表现出高度 的热情，因为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使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上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但是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在科学的发现、观察和发明方面也作出了伟 大的成就。他们迫切想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被历史的尘土所掩埋了的许多事迹，而这些事迹现代西方的历史家们却是不大愿意揭露出来的。举例说，西方关于幻日现象 （大气上层冰结昌体所形成的虚幻的日光、日晕和弧光）是在公元17世纪发现的，而中国的天文学家整整1000之前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复杂现象，并对每一个组 成部分加以描述，给予定名。亚洲的那些失去了历史遗迹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事实，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又如，自从瓦特以后所有的蒸汽机以 及内烯机中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首先发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也不是里昂纳多达芬奇，更不是亚历山大港人，而是公元1300年 中国的王祯，在他的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如果亚洲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知道了这一事实，他们能不感到自豪吗？现在甚至在中国儿童的图画书中也有张衡制 造地震仪，蔡伦在公元1纪发明造纸，毕升在11世纪发明活字版等的图片和说明。中国的万向接头吊架追溯到公元180年的丁缓，帕斯卡三角形创始于 公元1303年的朱世杰。所有这些成就都已经汉学家们研究证实。所以，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 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这一些中国人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了。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 传的那样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发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 先的地位。也许是由于社会稳定吧，但是某些大学者们却说成是中古世纪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社会性停滞。这是从何说起呢？ 　　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贬低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性的命运所取得的惊 人成就。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却贫乏得 可怜。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 能说是自暴自弃吧！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 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研究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英中友谊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七卷本 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被认为是是二十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 　　李约瑟博士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大成就享誉国际学术界，1968年在巴黎第12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上被授予乔治萨顿奖章，1974-1977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的科学史分会主席。 　　李约瑟博士的治学方法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国际大协作。 　　 一 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资料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搜集有关资料，做卡片索引，建立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资料。 　　李约瑟在37岁以前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自己说：我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并无家庭方面的联系，也 无传教活动的联系。当时，他是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在冈维尔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 　　1936年，三位年轻的中国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 位。李约瑟与他们朝夕相处，开始从身边的中国同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科学文化背景、中国语言文字传统。这些成绩优异、聪明机智的中国学生使他发现在地球的 另一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些与西方相似，中国人不象某些西方人所说的属于不开发人之列。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从37岁起决定学习中文，以便 阅读中国原著。他每周抽出时间，单独跟著名汉学家夏伦教授（Gustave Haloun）学习汉语。他读的第一部中国原著是《管子》。扎实的古汉语知识，为李约瑟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约瑟着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现代计算机尚未开始利用，因此，他特别重视编排卡片索引。他 根据学科范围，编辑资料文件夹、照片资料夹、附属文件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由于这是第一次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多卷本著作，因此每卷必须 列出庞大的各种参考书目，他还特意编排了参考书目卡片索引，以备长期查证。此外，还编有其它专门卡片索引，如中国技术术语卡片索引，还有一个包括古代数千 名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的人名索引。这些资料，后来构成了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馆藏。 　　李约瑟博士重视对中国古文献资料的全面搜集和考证。他除了参考各个学科历代相传的重要图书外， 还从有关词典学文献中发现许多重要资料，从历朝历代的正史中搜集天文、历法和声学方面的资料，并参考数以千记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有成就的人物传记资 料。他非常重视对古文献资料的考证。李约瑟说：我们总有这样一个经验，每当开始写新的一章时，我们就面临术语混乱的局面。过去存在这么多的曲解和误译， 这么多以假乱真的传说，这么多写错的日期和误解。再则，还有表示某一专门学科或技术术语方面的困难，即所谓必要的行话。在现代科学的西方语言中有，在古代 及中世纪科学的汉语中也有。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术语是相当难办的，例如在中国医学方面，翻译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 　　李约瑟博士善于利用第二手资料，即从已经出版的各个专门学科史的著作中寻找利用文献资料的捷径，如参考已经出版的数学史、天文学史、昆虫学史和医学史著作。 　　李约瑟博士还强调参考非中文文献，主张在做出结论前，还应该考虑非中文文献。这些文献不仅包括日文、朝鲜文、越南文及东亚其他文字的文献，而且包括梵文、乌尔都文、波斯文以及阿拉伯文、希腊文、拉丁文和欧洲后起语言的文献。为了掌握全部上述文字，常常需要参考译本。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不仅仅限于文字证据。他认为，无论是刻在墓石上和庙宇里的 各种图象和图片，还是绘在墙壁上的壁画，或插在书中的木版画插图或其他复制品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考古学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图象。他曾经与王铃根据图 象实物提出一个论点：船尾舵一定是三国时期（公元三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一项发明。后来，他与鲁桂珍在广州发现了一只从汉墓出土的装有船尾舵的明器船，从而 纠正了原先的论点。另一个例子是：敦煌石窟中有一幅画，现在保藏在法国巴黎基迈博物馆（Musee Guimet A Paris）。画中，佛在打坐，群魔正在打扰他，有的全副武装。其中一个魔鬼头上饰有3条蛇，手中握着一个火焰发射筒，火焰向前直喷。这是喷火枪的最早图 片。他据此得出结论，喷火枪不比投射炸药包的火炮早，但肯定早于火箭。 　　 二 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二个方法是：注重实地考察，实际感受传统工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理解中国古籍中描述的科学技术，而且与中国学者广泛交流，获得启发。 　　李约瑟博士作为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于重庆，1943年 　　他说：为了研究生活传统问题，很有必要在中国长大，或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否则，就难以真正 懂得书中的许多东西。一个人必须受过专门训练才能自己去搞真空蒸馏，或是去完成滴定。一个人必须乘坐中国船去航行，才能真正了解头篷帆。同样必须熟悉中国 小小的豆腐厂和酱油厂，才能知道如何制作豆腐和酱油。 　　1942年，李约瑟接受英国政府派遣，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前往中国援助受日军封锁的中国科学 家。李约瑟最初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后负责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为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提供援助，包括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科学信息和沟通中国与外国（尤其英美）之间的科学交流。在 中国工作期间，李约瑟实地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这些学者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 家、工程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史家、社会学家。他们同他讨论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等一 系列学术问题。他们告诉他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和每门学科史中的关键问题。李约瑟逐渐积累了足够数量的中国典籍。 　　李约瑟考察了中国的科学现状，并对中国古代科学文明有所了解。他认为，中国人一点也不亚于希 腊、罗马时代的欧洲人，在许多领域甚至远在欧洲人之上。有些成就是从中国传到西方，中国古代科学是世界科学的一部分。他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中阐 述的各种基本思想差不多在这时已经形成。四年援华任务结束后，他想到今后唯一要做的紧迫工作是，撰写一部西方从未有过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著 作。 　　 三 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三个方法是：注重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配制了一些火药，以检验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火药配方。 　　李约瑟通过对整个火药史的研究，得出结论：火药中硝的成分是逐渐增加的，很可能最初硝、硫、炭 的比例相等，或硝的比例还少一些，越到后来，火药的威力越强，燃烧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硝的成分逐渐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或八十。这是理论上的最佳数量。为了 论证这一点，他与他的合作者说服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专门配制了一些火药，含硝量由百分之二十到九十不等。有一天，他们去研制局所在地肯特郡的海思戴德堡 （Fort Healthstead of Kent），把这些火药逐个点燃来进行观察。 　　李约瑟设法把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火药不同成分整理出来，用图表进行比较观察。从《武经总要》、 《火龙经》及十四、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更早的古籍记载中发现，硝、硫、炭的成分平衡点散在表上各处，表明当时还在进行各种不同配方的试验，后来的配方也围绕 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从早期阿拉伯及欧洲记载中，发现这种平衡点一律集中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心附近，似乎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一开始就知 道该怎样配制最佳的火药了。火药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在火药知识传入欧洲的同时，基本配方的知识也同时传入了欧洲。 　　 四 中西比较研究科技成就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四个方法是：站在世界科学史、比较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的高度，把中国科学文明置于世界史中应有的地位，从而纠正了西方过去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各种错误看法、误解和严重低估。他所做的中西对比重要发现如下： 　　 解高次方程的霍纳法是法国数学家霍纳（W.G. Horner，1786-1837）于1819年建立的，但是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提出的方法实际上与霍纳法一致，却早于霍纳572年。 　　 当西方人争论谁在1615年左右最先发现太阳黑子时，中国早在公元前18年以来便系统记录了太阳黑子，比欧洲早了1500年。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 1600年间，中国有90项超新星记录，其中1054超新星是近代射电天文学家感兴趣的蟹状星云的残迹，而西方过去对此闻所未闻。中国早在公元前1361 年就有日食记录，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600年间有581项彗星记载，公元前467年记到哈雷慧星。 　　 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就是时钟，而其灵魂是擒纵装置，过去认为是十四世纪欧洲人的发明。中国在723年僧一行已制出这种装置，1090年苏颂在开封研制 的水运仪象台构造中便有机械钟。这种中国时钟由英国人坎布里奇（John Cambridge）复原后，每小时误差仅在20秒以内。 　　 当西方人对磁极性一无所知时，中国人已在关心磁偏角及磁感应性了。在英国人尼坎姆（Alexander Neckam，1157-1217）于1190年在欧洲首次提到磁极性和磁感应之前，沈括（1031-1217）已于1080年对磁针作了描述并指出磁偏 角。欧洲人知道磁偏角是在十五世纪。指南针知识是在十二世纪通过西辽经陆路传到西方的。 　　 西方人在十三世纪以前还不知道硝石为何物，而中国早在850年的《真元妙道要略》就记载以硝石、硫黄和木炭制成火药混合物，1044年的《武经总要》更给出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 　　 1380年前，欧洲人还无法制造出一小块铸铁，而中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铸铁了，到公元一世纪中国人已是铸铁大师，欧洲人相比之下落后了 1500年。他还根据考古资料，将中国古代的冶炼炉与后来西方的冶炼炉作了对比，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在钢铁冶炼技术方面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在植物学方面，明代朱橚于1406年刊行的《救荒本草》列举可供救荒食用的野生植物414种，对其生态特征、地理分布和处理方法都作了说明，并附有精美的 植物插图。欧洲直到十八世纪布雷安特（Charles Bryant）才开始注意到野生植物的食用价值，比中国晚400年。西方第一部印刷的植物图出现于1475年德国人康拉德（Conrad）的《自然志》 中，但比《救荒本草》晚了69年。 　　 中世纪中国从人尿中提制性激素，是一项最大的生物化学成就。西方认为尿为污秽之物，直到1927年阿什海姆（S. Aschheim）和宗德克（B. Zondek）才从尿中获得性激素。在中国，叶梦得（1077-1148）在《云水录》中已描述了从尿液中提制性激素的方法。 　　 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一个学科免疫学，产生于人类为预防天花而进行的种痘实践中。葛洪于300年最早记载了这种疾病，在1000年已 经发明天花预防接种，1500年中医已公开著书介绍这种疗法。这时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许多患者因此失去生命。中国种痘法西传后，1700年经土耳其传到 英国（1722年，英国驻土耳其伊斯兰堡朝廷大使夫人沃尔斯莱蒙塔古夫人-Madam Mary Wolseley Montagu-让自己的孩子们全种上痘，并把种痘术带回英国，在欧洲广为宣传）。十九世纪初，爱德华真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发现了牛痘苗可安全预防天花。 　　 中国至迟在公元前200年的汉初，就有了有效的胸带挽具，公元六世纪有了更进步的颈圈挽具。这两种有效的挽具直到公元1000年欧洲才开始出现。西方过去用颈肚带挽具，拉力来自颈部，极易使牲畜窒息。 　　 五 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五个方法是：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论证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根源。 　　李约瑟博士是一位有科学哲学头脑的科学史家。早在三十年代，他不仅是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的一 流生物化学家，而且对哲学、宗教和伦理学感兴趣，并开始涉足科学技术史。剑桥大学的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　Riddick Partington，1886-1965）教授对李约瑟博士产生了影响。帕廷顿教授的名著有《应用化学的产生和发展》（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希腊火和火药史》（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er）和四卷本《化学史》（A History of Chemistry）。他通过帕廷顿认识了伦敦著名科学史家桑格尔教授（Charles Singer， 1876-1960），经常与其讨论科学史问题。他还读过福斯特（Michael Foster）的《生理学史》（History of Physiology）和丹皮尔-怀特海姆爵士（Sir William Danpier-Whitham）的《科学史》。他还喜欢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31年在伦敦举行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学者提早在研究中国 科学技术史前，他就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1931年在伦敦举行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学者提出关于科学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李 约瑟第一次听到有关科学与生产实践、社会经济背景及其他意识形态关系的论点。他开始发表一些科学史方面的文章，并结合自己的专业，于1932年发表《胚胎 学史》（History of Embryology），成为这门学科历史的奠基之作。 　　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 　　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 　　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 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在内史与外史结合 研究时，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 　　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西方所经历过的 封建主义和中国、印度的封建主义，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经历过的是军事和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中国所经历过的却是官僚封建主义。西方的军事封建主义貌似 强大，事实上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更强大，更能防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西方现代科学的崛起是和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是改革运动，第二件是资本主义的 兴起。资产阶级取得国家领导权，近代科学也就同时崛起。资产阶级在十六、七世纪确实是一股进步的力量，他们确实在发动科学革命方面起到了作用。 　　他说：我们不接受任何先人之见，然而我们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已经普遍为西方史学家所接受。即使他们发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六 国际大合作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六个方法是：重视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发挥各自专业特长，合 作撰写学科史，而且卓有成效。他一再强调：没有一个单独的欧洲人或中国人有足够广泛的知识能在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业上取得成功，没有一个人能够单枪匹马地完 成这项任务；即使我们自己能活到马士撒拉（Methuselah-《圣经创世纪》中的族长，活了969岁）或彭祖的岁数，我们也完不成所有应做的工作。 从第五卷起，李约瑟无法亲自一一执笔，开始另请专家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体例及指导思想去研究和撰写各分卷分册，最后由他亲自过目审定。 　　王铃是李约瑟博士第一个主要合作者。抗日战争时期，李约瑟在傅思年和陶梦和的主持下，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结识了当时正在研究火药史的年轻中国学者王铃（号静宁）。1947-1957年，王铃在剑桥与李约瑟合作了九年。 　　王铃去澳大利亚后，李约瑟劝说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工作了九年的鲁桂珍回剑桥做他的助手，改行成为医药史、医学科学史和生物科学史的专家。 　　何丙郁教授在布里斯班格里菲思大学当汉语教授（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负责炼丹术历史和早期化学史。 　　钱存训过去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过，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是造纸史和印刷史方面的权威，负责中国造纸史和印刷史卷。 　　弗朗赛斯卡白瑞（Francesca Bray），汉文名白馥兰，曾在马拉西亚住过，亲自种过水稻，知道农时农活安排，专攻中国农业史，负责中国农业史卷。 　　德国的狄特库恩（Dieter Kuhn）负责中国纺织技术史卷。中国纺织技术史是最难写的课题。李约瑟对库恩的合作极为赞赏。他说：我认识不少工程师，他们都说宁愿退避三舍，也不愿 和纺织机械打交道。有趣的是：库恩在开始学汉语和日语以前，早就是合格的纺织工程师了。他搞中国纺织技术史，就把早年所学的知识很好地使用上了。 　　黄兴宗是抗战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的第一批合作者之一，负责植物学史卷。他研究的是植物杀虫剂和生物植保的起源。 　　第七卷用来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合作者不少。黄仁宇在美国任教多年，在 剖析欧洲资本主义的起因和妨碍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的种种社会条件方面做了出色的研究工作。美国的卜德（Derk Bodde）写过许多有关历代中国文人学士世界观的文章和书。美国人卜鲁（Gregory Blue）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专论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传统社会。加拿大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探讨现代中国自己的社会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意见。波兰学者雅诺什梅里亚斯基（Yarnosch Meliasky）研究中国逻辑史。 　　肯尼斯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原来在联邦德国汉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工作，负责物理声学方面。 　　李约瑟与上述学者合作完成的各卷分册如下： 　　 李约瑟博士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 1949年 　　第一卷总论，首先介绍全书总的计划，考察汉语及汉字结构，论述中国地理概况和中国的历史，最后阐述几个世纪的中西科学技术交流， 1954年出版， 　　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二卷论中国科学思想史和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各流派（如儒家、道家、法 家、墨家、名家、释家及宋明理学）和科学思想的演变发展，讨论了有关自然的有机论哲学概念和自然法思想的地位，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给予高度评 价，1956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三卷论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地学，1959年出版，仍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四卷论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分三个分册。第一分册详细论述了物理学的基础声学、光学和磁学在中 国的发展，1962年出版，由李约瑟与肯尼斯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执笔。第二分册论述了中国传统机械工程的发展历史，探讨了畜力、水力及风力在机械中的开发与应用，并论述航空的史前时期、水运机械钟在 六百年间的发展，1961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第三分册论述中国古代的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航海和远洋航行技术，1971年出版，由李 约瑟与鲁桂珍执笔。 　　第五卷论化学及相关科学技术，是全书最大的一卷，共有13个分册。第一分册讲造纸术及印刷术， 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钱存训执笔，1985年出版。第二分册讲炼丹术的起源，讨论中国的长生不老思想，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74年出版。第三分册研究 炼丹术（外丹）的发展与早期化学史，从古代的丹砂一直讲到合成胰岛素，由李约瑟、何丙郁与鲁桂珍执笔，1976年出版。第四分册比较研究中西化学仪器的发 展、中国炼丹术的理论基础及其在阿拉伯、拜占庭及欧洲的传播，以及对文艺复兴时期斯帕拉塞斯（Paracelsus）药化学学派的影响，由李约瑟、何丙 郁、鲁桂珍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Nathan Sivin）执笔，1980年出版。第五分册讲生理炼丹术（内丹）、原始生物化学及中世纪性激素的制备，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84年出版。第六分册 讲军事技术，由李约瑟、王铃、果里柯夫斯基（K. Gawlikowski）与叶山（Robin Yates）共同执笔，1994年出版。第七分册研究火药与火器史，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和王铃共同执笔，1984年出版。第八分册为军事技术的续 篇，由耶茨迪安（Albert Dien）和美国加州大学的罗荣邦执笔。第九分册研究纺织技术，包括纺纱与纺车技术，由德国的库恩执笔，还包括制盐及深钻技术，由李约瑟与罗荣邦执笔。第 十分册讨论织造与织机技术，由库恩执笔。第十一分册为有色金属及冶炼，由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与贝思朗（John Berthrong）执笔。第十二分册讲钢铁冶炼，由瓦格纳（Donald Wagner）执笔。第十三分册讲陶瓷，由台北屈志仁执笔。 　　第六卷是生物科学及相关技术，包括农业和医学。第一分册谈植物学及古代进化思想，由李约瑟与鲁 桂珍执笔。第二分册讲农业，讨论了农业区、古农书、大田系统、农具及技术、谷物系统，最后讨论农业变化与社会的关系，由白馥兰女士执笔，1984年出版； 针灸分册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79年出版；动物学和医学其他分册正在准备中。 　　第七卷分析传统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特殊思想体系的作用，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最后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这一卷的合作者有卜德、卜鲁、卜正民等人。 　　 重识中华文明--解读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了西方汉学界。这本书引用大量详实的资料，来证明中国的文明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当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世界上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完备、最深刻、最具特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 　　天与地的科学，在中国来讲是最早被认识和发现以及被重现的。中国人虽然对天文现象有时候不能理解，但是他们把它记下来，留给我们今天一个丰富的天象记录的遗产，发掘这些天象记录，是有现代意义的。而中国古代关于地震、关于一些自然灾害的历史记载也颇有现代价值。 　　大哉言数，数理精微 　　中国古代的算学，今天叫数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里讲到了数学，而且他把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和西方的近代数学相比较，证明中国的同等算法现先于欧洲。数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人文科学的基础，还是思维科学的基础。 　　以农为本，国脉水系 　　中国的农作物种植，从文字记载的确有三千年到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从考古发掘可以找到距今七千年至八千年前的一些农作物的遗存，所以中国的农业可以有七千年以上的历史。农业的发展需要很多大的水利工程服务，所以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是很伟大的。 　　岐黄医术，造福百世 　　中医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文化的产物，中医中药也是一种文化。中国的医学是仁术，体现了我们中华的文明和文化。在漫长的实践当中，中国的医学展示出了它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在未来的岁月当中，中国医学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宝库，为全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的四大发明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不仅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对于这种作用和影响，李约瑟有一段精辟的论断：如果没有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中国的二十六项发明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非常繁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把中国一些著名的技术发 明由A到Z列到26项。李约瑟说，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和图画见证，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科学创始精神、 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关于思考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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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科学起源于中国……”——析李约瑟假设

热度 1 lvnaiji 2009-5-3 10:32

除了通常所知的李约瑟悖论外，李约瑟还有这样一个假设：如果科学起源于中国的话，那么一开始就不是力学，可能是电磁学。 思路一：量纲。 在科学史上，按现在的标准，称得上是科学的最早的学科是几何学和力学。几何学的量纲是 L ，长度，还有弧度，运动学加上时间 T ，力学再加上质量 m ，阿基米德时代可能是重量。接着电磁学、化学，还要加 I 电流强度和 n ，参加反应的物质的量，等等。生物学的量纲多到数不清。于是，随着研究的对象由简单到复杂，相应学科，知识体系的量纲就越来越多。研究人的人学有多少个量纲？西方的科学从什么地方开始，首先几何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从最简单的东西开始。譬如丈量土地，不需要其它的量纲，只涉及到长度、角度。科学从最简单地方的开始，这就是古希腊的科学为什么只有力学、几何学、天文学的原因。看看天文学本身发展的过程，天文学从哪里开始？从星体的相对位置开始，也就是几何学天文学，然后到了牛顿时代，才有了力，它什么会运动？可以称为力学天文学。到了 19 世纪，天体的能量从何而来，也就是天体的产能机制，等等。量纲逐步增加。从量纲的角度，科学可能从电磁学开始吗？固然，中国有雷公雷婆，那是神话；中国发明了指南针，那是技术。 思路二：然而，真的如此吗？ 上述思路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根据现有科学的发展，来推这种可能性，这种思路的本身就受到了已有东西的限制。如果科学先从电磁学开始的话，它一定就换一种思路，避开量纲。为什么一定得从量纲开始讨论问题？这值得探讨。文化的量纲呢？文化需要量纲吗？量纲由简到繁的思路，是一条过于简单、线性和机械的思路。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和发展路径，文化是如此复杂多变，可能此刻我们还等候在量纲铺就的阶梯的某处，等候科学的量纲之车快快来到，更可能的是，我们将永远没有文化。文化可能根本没法用量纲来堆砌。由科学到文化不是一条逻辑的渐进的可以推理的路，在这条路上充满了分岔、河流和山峰。 量纲，所标志的是编码知识。编码知识未必都有量纲，但有量纲的一定是编码知识。科学，至少其中的大部分是编码知识，文化能像科学一样编码？能还原为一连串的量纲吗？科学未必是唯一的标准，或者说，只是给出了一半的标准，另一半呢？文化！实际上，科学在西方的发展沉浸于特定的文化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中才会有由简到繁的路径。量纲之路并不超然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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