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弃不离 师 生 情深 蒋继平 2012 年 2 月 12 日 最近科学网博客园地兴起了一股讨论师生关系的热潮。 这股热潮首先由王德华博主的［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常有一个痛苦的结局 ? ］引起，然后就出现了一些相关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757do=blogid=534237 文章，如徐长庆的［ 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完全可以搞好］，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9051do=blogid=534333 ， 和马欣然的［ 吾爱吾师 - 为何我遇见的都是好导师］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76085do=blogid=534496 。 我一般不喜欢凑热闹， 但是， 这些文章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尤其是对我的恩师和研究生生涯的追忆。 借用这篇博文， 把自己的那些难忘的人生经历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以作纪念。 1986 年一月初， 我单枪匹马地来到了美国的加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当时语言不通， 环境不同， 生活上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导师就像一位慈父， 到机场接我， 帮我安排旅馆， 开车接送我，生活和学习上都给我及时的帮助和关怀。 其中的一些细节， 我在［我与恩师的一些趣事］一文中已经有所描述。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03132do=blogid=531907 当时， 因为语言上的障碍， 我在学习上的表现不如人意， 而且生活上也很穷困。 在这种情况下， 恩师仍然没有对我失去希望， 他并没有借一些理由将我赶走。 而是耐心引导和鼓励， 处处关心和体贴。 在我顺利获得硕士学位， 但是对前途的选择举棋不定时， 恩师一定要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并且尽他最大努力为我成功地申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 对于恩师的这种仁爱， 我虽然表面上不多说， 可是心里是感激不尽的。 当时，我已经获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 而且也在国际一流专业期刊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论文。 更为重要的是， 我非常喜欢做研究，整天在实验室做实验， 同一个系的教授们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当时， 我的恩师因为年龄的关系， 已经要退休。 在这种情况下， 系里的一些教授就要我到他们的实验室读博士。 当时的系主任， 一位从事生物生化研究的资深教授， 一直劝我到他那里去。 另一位我隔壁实验室的教授， 也要我到他的实验室作他的研究生。 他一次次地跟我说： “ Your adviser will retire soon. When he retires, you still cannot get your degree. Therefore, you should come to my lab now.” (“ 你的导师马上要退休了， 他退休时， 你还不能毕业， 所以， 你应该现在就到我这里来。 ”） 我跟他说：“ I won't leave my adviser unless he advives me to do so.” (“ 我不会离开我的导师的， 除非他首先提出来。” ) 那位教授听了我的话， 就找机会跟我的导师商量。 有一天， 导师和我正在导师的办公室讨论有关事情， 那位教授突然跑进来跟我的导师说 ：“ Dan( 我导师的昵称 ), I would like to have the 5 people in my lab to exchange with Jiping. In another word, the 5 people in my lab come to your lab for your students and postdoctor and let Jiping come to my lab to become my student. ”( 丹，我想用我实验室的五个人来跟您交换继平。 换句话说， 我让我实验室的五个人到您的实验室来做您的学生和博士后，您让继平到我的实验室来做我的学生。 ) 当时， 那位教授一共有三位读博士的研究生，其中两位来自加拿大，一位是美国本土的，都是白人男性；一位来自德国的白人女性博士后，还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白人女性硕士研究生。 我的导师听了后，立即问道：“ Why? What is the matter?” ( 为什么？怎么回事？ ) 那位教授接着说：“ This is because although I have 5 people in my lab, no one is working in the lab after 9:00 PM and my lab becomes dark after 9:00 PM; whereas, you only have Jiping alone, but the lights in your lab are usually still on and Jiping is still working in the lab after 10:00 PM. Therefore, in order to use my lab more efficiently, I would like to have Jiping come to my lab.” ( 这是因为尽管我名下有五个人，但是我的实验室在晚上九点以后就漆黑一团，没有任何人在里面做实验， 而您只有继平一个人，但是， 您的实验室在晚上 10 点以后通常仍然灯火通明， 继平仍然在做实验。 因而，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好我的实验室，我想要继平到我的实验室来。 ) 当然，这位教授这么说的目的主要是告许我的导师一个信息，那就是他非常喜欢我，希望我的导师在退休后把我交给他来做我的导师。 我的导师听了那位教授的话， 对我说：“ Jiping,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me and go to Dr. Coffey’s lab?( 继平，你愿意离开我到科菲博士的实验室去吗？ ) 我立即回答：“ No, I don’t. I want to stay with you. But if you want me to do so, I will.” ( 不， 我不想去， 我要跟您在一起，不过，假如您要我如此做， 我听您的。 ) 在我进行博士资格考试，因为听力问题而面临极大的困难时， 恩师又千方百计地与一位医治过我耳朵的医生联系， 要求他出具医疗证明和病史记录，拿着这些文件到校董事会 强烈要求校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专门为我的听力问题用特殊的方式进行博士考试。 当时，加州大学的博士资格考试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笔试， 第二部分是口试。 我在顺利通过笔试后，面对口试， 由于听力的严重损伤， 不能听清五位教授的各种问题， 所以，面临被淘汰的格局。 导师知道我的痛苦，因而，要求校董事会修改现有的校规， 在口试时， 为我提供视频，让我可以知道教授们提的问题。导师和医生在校董事会上申辩的主要理由是，继平不能正确地回答教授们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而是因为他听不到问题。校董事会后来修改了校规，对于听力受损的学生，在口试时提供视频辅助设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是洛克菲勒奖学金的获得者， 许多知名教授或明或暗地要我到他们的名下做博士研究生， 但是， 都被我拒绝。 我的导师退休后一直在指导我， 从来也不放弃。 我和导师的关系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不弃不离， 师生情深。 这也是本博文的题目。
我与恩师的一些趣事 蒋继平 2012 年 1 月 26 日 一．得罪师母。 1986 年一月初， 我乘坐波音 747 从北京飞往美国洛杉矶（ Los Angeles ），在飞机快要到洛杉矶的时候， 由于天气原因， 飞机不能在洛杉矶降落， 必须改飞旧金山（ San Francisco ）。 这样一来， 原来导师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接我的计划也得改变。在旧金山国际机场， 在朋友的帮助下， 我用很差劲的英语跟导师说明情况， 问他如何才能到达 Riverside. 导师要我飞往靠近 Riverside 最近的一个具有大型机场的城市， 那个城市叫 Ontario 。 导师说等我办好转机手续后， 告许他航班号码，他会到机场来接我的。 我按照导师的要求， 跟机场服务员说明我要去的城市， 服务员为我办好当天的专机手续。这些转机手续和等待下班班机的时间是很长的。 我当时从北京出发，经停上海虹桥机场，飞往洛杉矶又改旧金山， 这中间已经有十几个小时， 加上转机， 到达 Ontario 已经是晚上 11 点多。 到那时， 我已经整整有 48 个小时没有好好睡觉了， 除了在飞行途中在飞机上吃点东西， 一直没有吃个饱餐。 真是又饿又累又困，实在是精疲力尽，苦苦地支撑着。 下了飞机后， 在行李提取处，遇见了导师和师母， 一对标准的美国白人老夫妇。我随身带着两个箱子，其中的一个箱子很沉重。 当我提起这个箱子的时候，身体失去平衡， 一脚踩在师母的脚上，并且撞到了她的身体。 她痛得叫了一声。 我当时的英语很差，连赔礼道歉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说， 真是尴尬之极。 从此以后， 师母对我的印象很差，很少出席我的重要典礼。 二．银行风波。 到达学校大约一个月后， 有一天， 导师坐在办公室， 看到我从走廊走过去， 就叫住我，问我：“ Do you know how to rob a bank ( 你知道如何抢银行吗 ) ？ 我当时好吃惊， 心想导师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因为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以为导师没事寻开心， 就实事求是地回答， 不知道（ No, I do not know ）。 不过，过了几天， 导师又问同样的问题。 这次我感觉有些不一样， 我觉得导师比较严肃。 我想肯定有什么原因使他连续问这样的不着边际的问题。 于是我跟他说：“ No, I don’t know. Should I take this class? Does it relate to my major （不，我不知道， 我是否应该上这门课？ 这跟我的专业有关吗）？”导师听了我的回答，也不再说什么，只是笑笑， 让我走了。 很长一段时间， 我老在想为什么导师会问这个问题， 但是，就是想不起任何理由。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电视上看到好莱坞大片中抢银行的镜头，才恍然大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刚到美国时，除了身上随身携带的一百多美元现金外，就是一张 2000 美元的旅行支票。 这是国家给我的半年的生活费，当时这笔钱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数字，生平也第一次有这么多钱，而且我也必须依靠它来生活半年时间。 再加上第一次到美国大银行存钱，英语很差，听力不好， 自然心里很紧张。 在我排队等待办手续时，后面来了两位年轻人， 他们背着包，头上带着帽子，帽子把他们的脸挡了一部分。这跟好莱坞电影中抢银行的罪犯很像。 我想银行服务员看到我如此紧张，又看到后面这两个年轻人的模样，一定认为我们是同伙，是来抢银行的。 所以，他们看了我的证件，通知学校，怀疑我是嫌疑犯。 当然，在银行里，他们当着我的面没有如此说。 因为，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抢银行的行动和动机。 三． 药品误会。 大约在 1987 年夏的某一天（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导师怒气冲冲地问我：“ Why were the chemicals used so quickly? Where did they go?( 为什么化学品用得这么快？它们到哪里去了？ ) 。 我听了后，不知所以乃？ 就对他说：“ You should ask Zaineb( 您应该去问 Zaineb) 。 导师听了后，急忙对我说：“ She went back to Egypt( 她已经回埃及去了 ) 。 听了导师的话，我突然想起前几天晚上 11 点左右从图书馆回实验室的时候，看到我的师姐，一位美丽的埃及女人在实验室用几个大瓶子装化学药品的情景。 当时已经是深夜，师姐一个人在实验室装药品，看到我突然来到实验室，很是吃惊。 不过她马上笑容满面地跟我打招呼，我当时也没有多在意她的行为，认为她做实验要用。 这位师姐在几年前已经取得博士学位，这个春天她来实验室作临时访问学者。我不知道她在什么时候回埃及。 得知她已经回埃及， 我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 所以，我对导师说：“ Now I know that the chemicals went to Egypt ( 现在我知道化学品可能去了埃及！ ) 。 导师听了以后有些不解。 我就把我看到的情景跟导师说了。 与此同时，我对导师说：“ These chemicals cannot be eaten, right ( 这些化学品不可吃， 是不是 ) ？”导师听了后从我的语气中感到我有些生气了，就对我说：“ O.K, Never mind( 好了，别在意 ) 。 四．关门弟子。 1986 年一月份， 我向导师报到时，他只有我一个研究生。 后来又陆续来了两位女研究生，都是典型的美国白人女孩。 不过她们两位只读了硕士学位就比我早离开了导师。 从两位师妹离开导师后，导师也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从此退休在家，但是仍然担任我的博士导师，所以，我是他的关门弟子。 但是，是不是他的得意门生，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管怎么说，导师对我是从不喜欢到十分舍不得。 今年，恩师已经 90 华寿。 即使这样的高龄，每年都是他老人家首先在圣诞节前的 10 多天给我发贺卡，从来没有任何例外。 由此， 我也在内心中觉得有些愧疚。 不过，我心里是记着他老人家的，恩师的情义我是会一辈子记在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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