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标签 - 政策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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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王铮 2018-10-26 13:55

【按】我有一个师妹，现在和我反着过季节，在网上碰到了我，问我现在这些年在做什么，我只好告诉她，身无一官半职，好一个困字了得。具体的，我告诉她，我在搞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政策模拟。作为自然科学家的她，现在搞流域水资源模拟，或多或少不熟悉政策模拟，她让我讲讲自己的故事，这样我就写了下面的文字。哎，人老了，喜欢回忆。给师妹书和师妹，你好！很高兴见到你，虽然是在网上。你知道我本来是学地貌学的，随严钦尚、许世远老师搞地貌和沉积模拟，模拟评估过东海油气田，模拟的就是春晓-天外天那块。博士毕业我来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当时主要是为了把我妻子调出云南化油器厂，我没有什么抱负，主要为了孩子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小时候我上的幼儿园差，6岁了，第一次见到白砂糖不知为何物。当时我到科学院地理所随黄秉维、张丕远先生做历史气候变化博士后研究。准确讲合作导师还有左大康、杨吾扬老师，不过严钦尚先生说公开称他们为导师乱了辈分。老一辈是很讲将辈分的，比如他认为我要像尊重师兄那样尊重某个局长，要不卑不亢，不吹不捧；因为从叶良辅先生数起；Q先生或Q局长（我过来科学院时Q是科学院专业局的一个局长），是我广义大师兄；大学者叶良辅由于抗战时颠簸和战后的内战，害了肺病，解放军进杭州，他却病逝了，想到这一点，我们就该互相敬重。所以你叫我师兄，你师兄我的资格，也是广义的，不过，我喜欢，因为我们都是张超老师教出来的，我们又同样是爨人的后代。左先生、杨先生就是我的老师，虽然他们曾经是严先生的学生晚辈。 2002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兼任重点实验室主任，与我的学生胡倩立和康松万老师发表了名为《气候保护支出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模拟》的文章。文章可能是中国第一篇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论文，也可能不是，反正百度上这样显示。文章没有明显的创新，它以德国学者 Leimbach建立的气候保护支出模型为基础 ,我们对模型和参数作了一些适合中国的修改 ,在假设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的前提下 ,模拟分析了不同削减水平下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影响。这就是我开始的第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政策模拟工作。为什么是政策模拟的第一个呢？因为在1995年我研究过历史气候变化对历史上粮食农业的影响模拟。我这个人特笨，除了模拟，还真做不来考证分析的工作，历史学的功底不够。我的博士后老师张丕远先生是搞历史气候变化的，我没他的历史学水平。因此我也认识了张德二、王绍武、丁一汇这些气候变化的研究名家，间接学了不少东西。比如符宗斌先生，他启发我把模拟结果与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我主要随张丕远老师做历史气候变化与当时社会经济影响的关系。随我一起做的学生是刘啸雷、胡大鹏，他们都是比我聪明的学生。现在都在另一个大洋彼岸了。由于研究气候变化，我开始了解到气候变化经济学和Nordhaus这样的大学者，我认真学了Nordhaus与他的学生杨自力的RICE模型。开始自己动手建模和写程序，这仅仅因买不起商业软件，倒不是要自主创新，我没那么忧国忧民。比如我做的CGE就是自己写的程序，从头边学边干，为什么？因为商业软件要1万多。那年我来澳大利亚就是了解CGE的。协助我做这个工作的主要是我的学生崔丽丽、蒋轶红、郑一萍和吴兵。另外两个学生到你们那个国家了，在那里安家了；不知道是否能天天听歌剧，不过孩子吃白糖喝牛奶没问题。再说到我们团队第一步的工作，是在经典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模型中引进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因为当时我相信只有技术进步才能解决碳排放问题。为此在DICE基础上发展了技术进步干中学的模型，它仿效一个德国人的做法，实际上是卢卡斯体系的，用了模拟气候变化经济影响。进一步，我觉得RICE 模型中各个国家经济独立运行，我这个学地理的人特别不能接受，所以我和学生龚轶、黎华群后来用Mundell-Fleming的GDP溢出机制来关联各个经济体。那时苏联解体不久，我们的国家划分，学着Nordhaus和杨自力路线，包含了一个国家集团，叫前苏联，可见模仿RICE的痕迹。不过用Mundell-Fleming把国家间经济关联起来是创新了，我们试探着用它研究了中美两国合作减排二氧化碳，没想到发现合作与不合作的影响颇大，我和我学生吴静就把RICE改进为MRICE，意为多区域联系的气候政策评估模型，这里的M，就是要强调多国经济有联系。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发现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各国一定要合作；独自行动，谁也不能独善其身。【石老师，回答你的问题，这个合作应对的思想，也可能是我的学术思想吗？虽然除某个总统外的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了。】 2007年，温家宝总理向中科院提出两个问题：1确定中国有没有碳高峰，如果有，在哪里？2.欧洲提出要控制本世纪升温不超过2°C，能不能实现，如果要去实现，中国的会付出什么经济代价？中科院资环局局长傅伯杰向我传达了总理的任务和白春礼院长的指示。这样我就带着我的学生吴静、刘筱、孙翊、朱永彬、薛俊波，特别是约上了我的同学，你的嫡系师兄王远飞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开始以为用统计其他国家碳排放发展情况，比较一下外国经验就可以完成，我的学生薛俊波却给出了个反例，说明用统计方法不行，非得要用动力学模型不可，因为问题的非线性太强；比较方法的出来的结果，会误国误民的！后来有一个加拿大学者问我，中国政府突然在在减排问题上积极起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我回答我真不知道，我就一个拉车的。2012年，带着温家宝总理的任务，我和王远飞又组织大家申报了973项目“气候变化经济学集成评估的模型与政策模拟平台”，合作申请的有北京大学李国平、薛领，河南大学的秦耀辰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一些同道，这样就开始了我和我的团队研究气候变化经济政策模拟的生涯，我们的目标就是开发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政策模拟平台。不，应该说研发，因为这个平台有许多基础科学模型，又有技术问题，我们证明碳排放的峰值点在索罗平稳增长轨道上唯一稳定存在的论证，用数学语言写了64页，后来压缩为48页。以你的经历，相信你懂这个研发的难点；我们选用的软件平台是C#，常用的MATLAB，GAMS我也买不起。项目就要开始了，用中国的话说，攻关就要开始了，科技部的领导同志徐冠华院士专门约我和吴静谈了话，希望我们把经济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有机结合起来，特别强调了自主创新问题。我告诉徐部长，著名的RICE模型，关键是耦合了地球形态碳循环系统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增长系统，我向他保证我们会避免其他人把气候变化模型与经济模型没有联系的拼凑到一起的毛病。因为我认为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ling的integrated是集成，是要形成主体，翻译为综合不合适。他要求我们一定要抓住自主创新。于是我给气候变化的IAM的研究大师W.Nordhaus写了封信，请求去请教他，他热情地表示欢迎。于是我带着学生我的学生孙翊、刘筱去了耶鲁，那时我的助手吴静结婚怀了孕，去不了。见到了Nordhaus，没想到他是一个有儒者风度的人，他显然有准备地等着我们，因为专门叫一个中国留学生来帮助沟通。我们在耶鲁的一栋小楼里见了面。耶鲁的环境很好，到处是树，这点像我们的母校华东师大，我有一种亲切感。加上Nordhaus的和蔼，我很享受。我首先向Nordhaus请教了气温升高对经济产出量的影响的关系，他告诉我那是一个经验曲线，并且画了张图给我讲解，我当时想既然是经验曲线，就可能改进。（后来我的学生刘昌新、张海玲就结合中国情况改进了这一曲线），我还问到他的气候模型的问题，感到他的碳循环模型是单层线性的过于简单，他告诉我们他正在改为多层模型，后来他把它改进的模型公开发表的成果发给了我，所以我们的模型一开始就是多层的，另外还请教斯坦福全球生态研究所专家，记不得名字了。吴静参考一个从拼音上看一个斯拉夫人的模型做了一个新的还有非线性环境的碳循环模型，模拟结果更加接近观测值，比当时的RICE进了一步。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与 Nordhaus 见面时，作为见面礼我出示了我们研究的一个结果：中国碳排放强度（单位GDP排放量）大，但是我们强度下降得快，我认为只要让我们经济发展就可以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我们一定能把碳排放降下来。用中国俗语叫“给点阳光就灿烂”，他肯定我们的做法，他还推荐我采用ROMER的技术进步的内生经济学模型，可是我的听力从小受损，没有搞清楚这个ROMER是宏观经济学大师D. Romer，还是后来与他同时获诺贝尔奖的P. Romer。后来，歪打正着，我们碰巧用了P.Romer的内生经济模型，这是后话，也是对2018年经济学诺奖的“鸭先知”。我们还谈到应该让中国、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有发展机会，这样我们就有钱去搞技术进步。他说这有一个气候伦理学问题。我们当场决定让刘筱研究气候伦理学，因为只有她才听懂了伦理学的一些名词。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总之，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政策模拟研究是在Nordhaus的指引下前进的。离开耶鲁，我们还去加州的一个大学访问了V. Smith教授，一个诺奖获得者，我试图用实验经济学方法解决气候伦理问题。当我柱着一个树枝拐杖走出洛杉矶机场时，来接我的表哥抱着我就哭了：“你怎么混的，不是科学家吗？怎么成这样了？”他马上给我买了根鋁手杖，“这个轻，也是中国造的。便宜。”，大约特朗普一加税，美国东西现在也不便宜了。美国人民是否因此福利增长了，评价标准涉及宏观经济学的不同流派，我不妄议。表哥的一个儿子在加州理工，他一直以为我搞气候变化是地球物理系的，“怎么会是geogranphy的”？表哥开车把我们送到切普曼大学，V.L.Smith先生热情而友好地接待了我们，而且高兴地用我送他的我们家乡云南乐器葫芦丝吹了个小曲。我的学生翟石艳、顾高翔、魏梅等后来就了这方面的研究，翟石艳后来到他在乔治梅森创立的实验室去进修过。刘筱没有批准到美国进修，去了英国，只好换另一个学生黄蕊去跟Nordhaus的学生杨自力学习，而黄蕊从杨自力那里进修回来，主要从事气候变化伦理学和碳税的研究。 Nordhaus 是主张征收碳税的，因为他认为划分碳排放权有违发展伦理学。所以我的学生马晓哲后来主要研究碳税的国际政策模拟。顺便说一句，我们实验的结果是中美不合作，减排不可能，这是我们模拟和实施的结果。不知这算不算学术思想。不过我的另一个学生吴乐英用CGE模拟的结果显示，如果中国把碳税征收了超过100元人民币，河南农民的经济就会破产。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之一，我们得探索着来。这也算是我的学术思想。回国后我们的973任务正式下达，丁一汇先生被指定为我们的指导专家，徐冠华院士作为我们的顾问，由于政策模拟涉及计算，我们又邀请数学家林群作为顾问，以及许世远老师，他指导我们研究灾害影响。后来我的学生论文答辩，徐冠华院士每次都参加，审听、指导。所以我们的工作真的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我的助手吴静最初是学软件工程的，我们探索着用软件工程的面向对象的方法设计了这个政策模拟系统，以每个核心概念为对象，连接，把经济增长模块、碳循环模块和技术创新模块封装起来，然后用数据流连接系统。为什么受这些技术性内容，因为我的朋友石敏俊教授昨天在这里问我这个工作的学术思想。石教授，要说学术思想，第一就是黄秉维先生教我的“地球系统科学思想”，影响气候变化的各单元连接为一个系统；第二是随严钦尚先生学环境演变树立的系统进化思想，环境经济演变的过程有进化（evolution）选择；第三，就是这个面向对象的方法，这个方法特别适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引入Romer理论研究技术进步影响后，我们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进步如何在产业经济学水平上预测，因为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且有偶然性；另一个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仅用Mundell-Fleming关联世界经济不尽合理，特别是全球经济系统不平衡可能引起经济危机，就这样我的学生吴静、龚轶集中力量研究技术进步的问题，顾高翔、刘昌新研究全球平衡问题。我提出了一个进化经济学模型，逼近产业的工艺进步逼近技术进步过程。2014年，我发现AER上一篇文章是K Jin写的研究全球投资、贸易平衡的，适合我们的模型结构。当时，估计K. Jin是个中国人，后来知道她是亚投行行长金立群的女儿，叫金刻羽，这使得我很高兴，就像当年我知道RICE模型的提出者之一Z. Yang是中国人杨自力一样。说明我们中国人有能力自主创新。祝愿他们将来也能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鼓励了我实现徐部长要求的自主创新的信心。接着，吴静、龚轶用这个进化经济学模型模拟了中国产业结构演化和碳排放分布时间的概率，发现出现碳排放高峰的最可几时间是2029年，顾高翔在金刻羽经济学模型基础上改进了一般均衡全球平衡模型，其中还用到了我早年用统计物理学研究空间相互作用推出的模型，和邓峰、杨云彦合作那篇的，就是改进Wilson模型，你还记得这篇文章吗？张老师说是我做的最重要的文章。总之，我们的政策模型就这样完成了。也许就因为这篇顾高翔-龚轶的学位出来，徐部长看到我们实现了他的希望的可能性，就不再坚持每年参加我学生的论文答辩了，他毕竟忙；我们也有些遗憾。我们的模型是他和丁一汇先生、林群先生、许世远老师扶持着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总结一下，我们的模型由于引进了进化经济学机制，可以算出主要国家的碳排放峰值时间，这是线性模型不可能实现的。另外由于考虑了一般均衡计算的结果不会引向全球经济危机，由于采用了非线性的碳循环结构（据吴静后来查的，这个改进模型的最初提出者是个德国人，可能还是个女性；当然为解决参数传递问题，还请教了斯坦福全球生态研究所的一个学者，算法的最后解决是我的一个叫刘昌新的学生，他是山东大学学工业工程的，一个农民的儿子；据他说，他妈妈当年因为是个女性，家庭又困难，不得不放弃了上高中。改革开放真好！）。新结构的模型更接近实测数据。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的创新所在，这个模型叫CINCIA即资本流动和创新驱动下的气候变化经济学集成评估模型。也许因此Springer约我写了一本气候变化经济学政策模拟的书。这是我出的第一版英文著作，现在吴静用它作为科学院大学研究生课程教材。对了，真是老了，说起事来挂一漏万。在我们的研发中，还发生了两件对我来说的大事。第一件是在我们刚刚依托RICE模型发展时，有人发表文章，即一个伯克利的学者认为，RICE模型把气候系统和经济系统耦合起来的算法由于是差分算法，存在不相容问题。算法不相容，你应该记得，当年你和我就是发现灰色系统建模算法不相容才合作起来的。这是个大事，它把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的许多工作基础被动摇了。我忙把这事写信告诉Nordhaus，他立即表示邀请我去讨论。我也把这个问题请教林群先生，他让他的学生张书华与我们合作来研究这个问题。万万没有想到，由于连续开会，检查各单位的成果化脑汁，我在我们的项目阶段总结会上，发生了脑出血。那天我感到头疼，不想出席会议，王远飞说：“你好意思吗？你是项目负责人，你不出席是工作不负责。”我硬着头皮开会了。说起来有点怪，我的博士后刘筱那天在深圳，突然感到心慌，发短信问我的另一个学生李山，让他问一问：“王老师是不是有什么事了。”李山一看我脸色不对，赶忙把我送到普陀区医院，与你在时不同，普陀区区医院现在是大医院了，急诊医生发现我脑出血，立即通知住院，下病危通知书。当王远飞把这个信息告诉我妻后，她还说：“你别开玩笑，他来上海时好好的，而且到复旦开会的。”王远飞说：“谁与你开玩笑，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妻晚上赶来了。就这样陪着我在上海住了3个月的院了。最初我在华东师大的学生邓吉祥、于洪洋和陈志健熬夜守着我渡过了危险期，接着我两个北京学生顾高翔、石莹来上海在一边讨论论文，一边在上海照顾我，后来他们恋爱了。这也算不幸中的大幸。我出院时，因为我级别不够，有些药要自费，吴必虎和我的学生乐群分别送了我1万元和2千元，我才顺利出了院。吴，不是我，现在不是原来的穷酸了，他自己创业开办了旅游区设计院。他当年开设计院，我还埋怨他不做学问了。他才是我们这个变革时代的英雄。早知道他能援助我一下，我就该按医生建议的进高压氧仓治一下，免得现在看英文文献速度慢了要死。我脑出血了，自然去不了美国，只好让张书华先生和吴静代我去，这时张老师已经请教了世界计算数学的权威，好像是一个数学组织的会长，一个捷克人，证明伯克利那个学生的证明有错。我们都放心了。没想到张老师和吴静去了纽约，Nordhaus教授未见他们，不知道是因为忙还是有什么误会。所以我们最后完成的系统未能与Nordhaus交流过，只是托杨自力教授给他带来本我们最后的书，但没有回音。没有得到高手的最后指点，这是我终身遗憾。这件事还使我与王远飞决定长期与张书华合作，以补充我们的不足，他们两个还策划申请另一个课题。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王远飞也脑出血了，至今在休养。昏迷的王远飞忘记了我交代的办理张书华课题组参加研究的申请，我们又离不开张书华，为了研究深入，我不能不给他们课题组拨经费。张书华课题组的一个叫严明的女生，林群先生的学生，她和刘昌新与张书华老师合作，共同证明了我们最后使用的算法是相容的，那时我已经做不了数学分析了。结果项目检查时认定我们向计划外单位拨了经费，项目结论是整改后通过验收。我真笨，运气也真不好，我和王远飞都脑出血，后来我们项目的顾问吕院士也发生脑出血，他退出了课题。后来我的学生乐群、刘昌新代替我和王远飞实际指挥这个项目。他们两个年轻人因为我留下的事情多，事务性工作太多，SCI论文写少了，至今未成功获提升职称，我真对不起他们。哎~，作这个项目，我不知道有什么冲了哪洞神仙？ 2018年10月24日星期三，那天我从上海还北京，有些晕机，所以没有及时给你写信，对不起。没想到在项目验收后两年，发生一件让人难于理解事。事情起因课题结题后的两年内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不得不继续研究：第一是我国领导人进一步承诺，中国的碳排放高峰将控制在2030年左右，并且力争提前；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宣布支持控制全球升温不超过1.5°C。可控制碳高峰2030年左右的根据，是我们当年我们建议的，现在要提前，该用什么政策，我们有责任回答呀；第二，我们项目验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议》，这样连2°C都保不住，别说1.5°C的阈值了。为了模拟发现合适政策，我们的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情景下的政策模拟模型需要重做，也不得不继续研究了。本来验收通过后，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地歇一歇，全怪我太把自己当棵葱了。昨天我的学生丁冠群告诉我，最近Nordhaus也在AER上发表文章讨论1.5°C阈值实现的可能性，我们面临新挑战，不过我得到一点安慰。对于第一个问题，相对好解决一些，我们的前期研究完成的课题报告提出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和技术进步速度，我国控制在2030年左右是可以实现的，准确讲，课题正常运行获得的这个峰值的是在在2029年到2032年间。现在要提前了，会导致经济危机吗？毕竟世界各国刚刚走出经济危机。我们自己清楚前期我和于洪洋证明这个点是平稳增长轨道上唯一稳定平衡点，而且是个焦点，你学数学，你懂，焦点就是过程会起起伏伏。现在承诺“力争提前”，我们必须模拟出一条平稳的控制路线，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新要求。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醉卧沙场君莫笑，毕竟我是中国人，减排能不能实现关系我们的生活。结果经近1年的计算，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我们找到了，经过供应侧改革，增加核能代替煤炭能量的投入，2025年，我国可以达到碳排放高峰。为国家的政策承诺做了科学论证。国内发表不了，只好发表在国外，等着这个信息传递到到国内。这个过程当然需要一些时间和费用。对于第二个问题，由刘昌新和我现在在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中心工作的学生吴乐英改进了CINCIA模型结构，为此她推迟了婚期。新模型放弃了保持全球经济一般均衡的约束，让各国各顾各，自己均衡，这样就重新写出了新系统EMRICES，即增强的多区域联系集成气候变化评估系统。用它计算控制在1.5°C内，中国能不能承受？世界经济会怎么样？新的政策模拟在国家新承诺条件下开始的。经顾高翔、刘昌新、吴乐英和我的模拟计算，1.5°C，这个阈值实现有一定困难，但实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与Nordhaus的结论差不多。其中一部分发表在《地理学报》上了。2018年7月的世界经济建模大会邀请我们出席报告有关成果。现在准备到另一个会场去报告这个结果。希望世界听到这个声音。说完故事我要补充一下，准确讲我们完成的第二个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模型是我学生崔丽丽、刘杨和我完成的一个基于State- contingent模型的系统，我们认为是个CGE的，发表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嵩龄教授发现我们没有实现一般均衡，我错了。所以后来顾高翔、马晓哲、唐钦能同学在保证系统实现经济一般均衡方面做了不少探索。当时流行的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是追求全球减排量最大下，全球经济增长最多，叫优化模型。后来我的学生张焕波、薛俊波发现，由于发达国家的单位产值利用的能源最小，这个思想得到的全球减排方案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到的排放权减少，发达国家得到的排放权应该增加，这显然违背了发展伦理学原则。所以我们的模型做了修改，刘昌新、田园、刘筱和我最后用博弈论分析提出了一个“帕累托改进”方案。用帕累托改进，即保障每个国家都不回因为减排在目标年受损，作为推荐的全球减排方案的伦理学控制。石老师，放弃有违伦理学公平的“最优模型”，代之以“帕累托改进”，可能算是我的学术思想；当然许多人都会这么想。但是我们用模型探索了模型的政策结果。师妹，星期三发生的情况，有苦难言，你在国外，我不便多说，我也有点生病了。其实听到这个消息我连跳楼的心都有了，主要是某种绝望。怨自己太负责？怨特朗普太没谱？丁金宏劝慰了我以后，我心情好多了。我妻子唯一能做的是送年近九旬的父母回昆明的妹妹家，所以我会问起你父母、公婆安在，你妹妹在哪里工作。昨天我女儿突然问我：“爸爸，你爱我吗？我怎么感觉不到。”我还真回答不了。我可能对她关心少了。我有些悲哀。和师妹呀，你在国外生了两个孩子，不会有我们这些独生子女父母的种种体会的。祝你幸福！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6050 次阅读|13 个评论

欢迎参加2011年政策模拟理论与技术学术研讨会

王铮 2011-10-22 22:55

2011 年政策模拟理论与技术学术研讨会政策模拟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当前，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和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政策已经成为国际性的核心议题，政策模拟方法及其分析工具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充分交流政策模拟研究在国家经济安全和应对全球变化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决定在杭州举行“ 2011 年政策模拟理论与技术学术研讨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会议主题：政策模拟理论、技术及实践二、会议组织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政策模拟研究中心承办三、会议学术委员会（略）二、会议论题： 1) 政策模拟的理论前沿及分析工具 2) 国家经济问题与经济危机的监测与控制政策模拟 3) 气候变化经济问题的政策模拟 4) 资源环境问题的政策模拟 5) 防灾减灾的政策模拟 6) 人口问题的政策模拟 7) 社会保障问题的政策模拟 8) 区域经济政策模拟 9) 产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模拟 10) 新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模拟 11) 金融市场的建模与政策模拟 12) 计算经济学理论与方法 13) 计算管理学理论与方法 14) 计算地理学理论与方法 15) 社会计算理论与方法三、会议地点：浙江大学，杭州四、会议时间： 2011 年 10 月 29-30 日；五、会务费：一般研究人员 500 元，研究生 200 元。会务组统一安排食宿，交通费及住宿费用自理。会议秘书处 2. 联系人：李芬博士，孙翊博士； 3. 电子邮件： lifen_0304@126.com, lifen0304@gmail.com ， sunyi@casipm.ac.cn 4. 联系电话： 0571-88981199 ， 13067787753 ， 010-59358523 会议地点临近的西溪湿地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3762 次阅读|0 个评论

欢迎参加“政策模拟”学术会议，特别是研究生

王铮 2010-11-10 07:04

经济与环境分析中的政策模拟理论与技术学术研讨会 More Science, Better Decision （第三号通知）近年来，政策模拟逐渐成为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随之发展起来的政策模拟分析工具也已广泛用于决策部门，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当前，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和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政策已经成为国际性的核心议题，政策模拟方法及其分析工具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充分交流政策模拟研究在国家经济安全和应对全球变化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决定组织召开经济与环境分析中的政策模拟理论与技术学术研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会议主题：经济与环境分析中的政策模拟理论、技术及实践二、会议学术委员会主席：林群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新研究员（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刘燕华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委员：（略）三、程序委员会主席王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梁怡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副主席胡兆光研究员（国家电网公司）石敏俊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委员：（略）四、会议专题： 1) 政策模拟的理论前沿及分析工具 2) 地理计算的理论前沿及分析工具 3) 全球变化经济应对的政策模拟 4) 国家经济安全政策模拟 5) 产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模拟 6) 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模拟与空间运筹 7) 新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模拟 8) 政策模拟中的地理信息科学问题五、主办单位：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协办单位：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政策模拟专业委员会中国地理学会数量与计算地理专业委员会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政策模拟研究中心六、会议地点：北京七、会议时间： 2010 年 11 月 28 30 日； 11 8 ： 00 月 28 日上午 9 ： 00 会议注册。八、会务费用：会务费：教师 900 元 / 人，含会议资料、通讯录、会场等，学生持有效学生证免费。会务组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会务费用于会议注册时收取九、研讨论文征集： 1. 论文需报送讨论稿，讨论稿以全文、摘要或 PPT 方式提交。全文提交字数不超过 6000 字。 2. 请作者确保论文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文责自负。 3. 征文截止日期：于 2010 年 11 月 20 日前将论文讨论稿发送至 jbxue@casipm.ac.cn 或 sunyi@casipm.ac.cn 信箱。报名截止时间： 2010 年 11 月 17 日十、会议秘书处 1.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55 号思源楼 1215 房间，邮政编码： 100190 2. 会议联系人：薛俊波副研究员 jbxue@casipm.ac.cn 孙翊博士 sunyi@casipm.ac.cn 黄叶芳博士（香港中文大学） 4. 联系电话： 010-82622848 传真： 010-82622848 经济与环境分析中的政策模拟理论与技术学术研讨会单位名称详细地址联系人邮编电话传真 /Email 姓名性别职务手机 / 联系电话 /Email 住宿是否需要单间：是○ 否○ 是否参加会议发言：是○ 否○ 是否提交论文：是○ 否○ 备注：研究生免收会议注册费，都需要持有有效的研究生身份证件联系电话 / 传真： 010- 82622848 联系人：薛俊波，孙翊电子邮件： j bxue@casipm.ac.cn ， sunyi@casipm.ac.cn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7071 次阅读|0 个评论

靠合理的产业政策拉动内需

王铮 2009-2-2 00:46

靠合理的产业政策拉动内需载《科学时报》2009年2月2日按：这是我给上级有关部门的适合公开的报告一部分。我的思想很清楚，金融危机为中国带来破坏也带来机会。目前不仅要通过刺激消费拉动经济，更需要对产业提供供应，通过产业改造来拉动经济。中国的机会在于，完成产业创新。工作是我的研究生肖小文主要动手作的，我的女儿王勔追参加了金融产业的分析。她做得内容没有基本上不适合写在这里。她的工作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不是整个经济危机的主要部分。文章的题目是编辑部加的。加得好，确实反映了我的意见：第一是产业供应，第二是消费拉动。不过不是所有部门都需要产业供应，例如房地产就需要刺激消费。房地产市场能不能通过退税启动，对第一次购买住房的，按一定比例退税？这是我的一个问题。现在房地产跌价了，但是仍然没有跌倒需要房子的劳动者可以承受的范围，所以二手房好买。中国房地产消费市场难于启动的一个原因是国民收入差距拉得太大。奥巴马刚刚骂了华尔街高官仍然高收入，我们中国人文雅，不骂人。《科学时报》文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将是有效的手段。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政策模拟中心通过政策模拟，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些内部特征、产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及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内部联系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如何扩大内需和如何确定行业振兴的优先度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高技术产业是首要选择政策模拟的核心是计算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它们是揭示产业部门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的指标。影响力系数反映了国民经济某一部门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感应度系数是反映当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产出值时，某一个部门由此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通过需求能够拉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部门依次是：1.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3.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5.金属制品业；6.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7.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8.建筑业；9.纺织业；10.化学工业；11.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换言之，这12个产业是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最具有拉动需求功能的产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产业中，首要的3个均为我国发改委认定的高技术产业，而排列第7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排列第10的化学工业包含了高技术产业目录中的专用设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产品制造业。换言之，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发展生产，首要的是要发展高技术产业。除了高技术产业，重工业的设备、材料制造业也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在第4、第5排名的产业中得到了体现，这也是我国作为制造大国的产业基础。为拉动内需需要发展这种制造业，也包括发展汽车产业。在拉动内需的产业类型中，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产业部门，如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其主要内容是日用消费品。计算结果表明，我国最近几年用于拉动经济增长的房地产业和大型交通设施建设隶属的建筑业，虽然位于第8位，但已经不具有突出的地位了。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优先扶持高技术产业，支持机械、化工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中档居民消费品的产业具有比发展房地产开发更重要的意义。在早期模拟中，我们也发现房地产适当跌价，有助于启动其他消费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科学研究事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对产业经济的拉动略高于各部门平均水平。模拟计算得到感应度系数最大的10个产业部门为：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农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所以，为了保障经济稳定发展，应该保证这几个产业的稳定发展，如果这几个产业发展不足，将影响和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值得强调的是，这里位居前几位的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都进入了拉动内需的行业。因此，无论是从需求拉动还是从供应支持角度，我国政府扩大内需的投资都应该给这些产业以特别关注。特别要强调的是，作为感应系数高的产业，它们容易受到其他产业需求的干扰，从而在经济危机压力下成为弱质产业。因此这三个产业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和经典制造业，特别需要政府给予关注。另外，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以及农业这三个部门虽然影响力系数不高，但其感应度系数却很高，说明社会其他产业部门对其有很强的依赖性，应在政策层面保障这些产业的发展，这对保障整个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同产业类型需相应的扶持方式我们的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是当前拉动我国产业发展的主要产业。武汉、重庆近年高技术产业的兴起，与当地建立了支撑设施密集的科技园区（实际上是边缘城市）关系密切。因此，建立高技术产业发展基金，投资高技术产业设施建设，是政府扶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企业，其产业主要集中在设备和材料制造业以及某些高技术产业领域。研究发现，这些产业对拉动国民经济发展处于第二的地位，对维持产业的供应基础高居第一位。由于企业性质的国有性和产业性质的后向性，这些产业不能完全依靠基金运作，需要国家某种形式的直接投入。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应该重点支持这些产业，特别要投资扶持那些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制造业。对于高技术产业和基于高技术的制造业，要扶持高技术产业与制造业结合的产业链。众所周之，最近珠三角的企业纷纷外逃而长三角的企业却在危机中发展。我们的初步调查表明，长三角的企业产业链相对长，高技术产业与我国原有的制造业联系密切，当地的外资企业迁移东南亚难于得到相关产业链支持。因此，扶持高技术产业与制造业结合的产业链，是克服危机的基础，也是把危机转变为机遇的突破点。在政府重点投资扶持高技术产业与制造业结合的产业链的前提下，西部原来工业基础好的地区，可以利用中央政府投资和有技术的农民工返乡，发展基于高技术的制造业和化工等，把经济危机转化为一次接受产业转移的机遇。作为拉动内需第三位作用的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以及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等日用消费品产业，是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产业部门，直接面向市场消费。因此需要提升对这些日用消费品最有消费欲望的群体。这个群体主要是农民和高等院校学生，而他们同时又是我国收入的弱势群体，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他们的收入会更低。针对这种情况，政府要下决心给农民发放生活补助，并且给大学生、研究生提高学习津贴，才能更好地启动这部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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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给奥巴马的一封信

王铮 2009-1-28 12:35

王铮按：这是 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封公开信， 2 009 年 1 月 18 日发表在《滚石杂志》。凤凰编者按说：这就是美国的精英，其拳拳爱国爱民之意，让人泪下。反观我国，仍有差距。这个按有失公允。因为中国大陆学者大抵难于发表给 President 的公开信。中国是爱国者常有的。关于克鲁格曼的信对中国的意义，我还需要理解。初步读了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参考： 1. 对现代金融工具的应用需要一个新的评估。这也是我认为中国现在急着要引进 300 个高级金融人才有些不妥，因为他们要在迷茫中。也许这个数额控制在 100 名以下忽视。 2. 经济政策不一定立即有效。如克鲁格曼说的沃克尔把通货膨胀给截断了，付出了经济停滞的代价，所以要有耐心。实际上经济过程是个非线性过程，那种用线性理论支撑的政策在面对大的经济危机的事情是行不通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图形提供的药方子往往要不得。基于非线性理论的政策模拟往往是必要的。 3. 政府经济学是实用经济学。刺激消费是经济发动的龙头，提供供应也是必要的经济政策。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在金融政策上，中国政府应该有明显政策。中国宪法本来就写道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又：王铮对产业政策写了篇文章，《科学时报》可能在 2 月 2 日登出。为了不影响报纸的新闻性，我就不过多讨论这里的第三点问题。克鲁格曼教授的信（据凤凰网）亲爱的总统先生 , 就像 4/3 个世纪以前的法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面临的一样，你即将在这个信念和传统智慧土崩瓦解的时刻走马上任。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不是你或任何人可以想象的。很多总统面临过各种危机，但很少有总统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就要被迫处理如此空前绝后的目前美国眼下的危机。所以，你应当怎么做呢 ? 我不想在这封信中针对各种问题提出建议。绝大部分我就紧扣着经济和和它有关的问题。我也要集中提出在你第一年任内你能而且应该做的事情。你这一任的成功失败，很大一部分就决定在你的第一年 - 特别是你能否紧抓住现在的经济危机做出决断。经济危机现在经济的前景有多糟糕 ? 它几乎比任何人想得都恶劣。布什执政的经济成长，就像它所表现出来的一样，是由私人的贷款的膨胀所激发出来的 ; 现在信用市场呈现出一片纷乱，商业和消费者都裹足不前，经济是一泄千里。我们所面临的说穿了就是一个就业的大缺口。美国的经济每年应该创造一百万个工作机会，才跟得上它的人口成长。危机前，布什当局每年只能有 80 万个工作机会 - 就在去年，我们不但没有创造百万的工作，反而减少了两百万个。我们现在继续着每个月 50 万个工作的丢失。从现在的资料和既有状况来看，就业前景的持续恶化没有逐渐缓和的迹象，也就是说，年底时我们可能有 1000 万以上的工作缺口。换句话说，我们的失业率可能会高达百分之九，如果把那些干最低工资以下工作的人和那些只找到零工的人计算在内，真正的失业率应该高达百分之十五 - 超过 2000 万的人苦于失业。这么严重的衰退让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预算和优先政策中心是一个分析政府政策的非党派性的研究机构，最近发表失业率会发展到百分之 9- 最坏的情况现在似乎离我们不远了。失业率真的到那或超过了该怎么办 ? 多达 1000 万的中产阶级会被推向贫穷的境地，另外会有 600 万会变成极度贫穷，严重的损失使得他们的收入比贫穷的水平还要减半。失去工作的人同时没有了医药保险，使得艰难前行的美国医疗更是雪上加霜，走投无路的病人挤满了医院的紧急病房。同时，数百万计的人们会失去他们的房子。州和地方政府因为失去了许多的财源，会把许多重要的福利删减了。如果事情就沿着这样的轨道发展下去，总统先生，我们很快地就会站在全国的大灾难之前了。但是以你的职务 - 自从二战以后没有第二个总统面临这样的工作挑战，可以转移这样的灾难。你可能问，且慢，不会其他的总统没有碰过经济危机吧 ? 是的，他们是碰过，但是谈到经济政策，你的前任们并不是决策者。上半个世纪，美联储 - 多少算是一个独立机构，由专业人士组成，有意地设计成不管什么人当上总统，都可独立作业 - 事实上管理着每天的同时长期的经济事务。你的同行只要跟着走就是。还记得 1984 年的美国经济复苏，当时的总统里根还得意地说出他的名言 : 美国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吗 ? 事实上经济复苏和里根毫无关系。他只是跟着政策走而已。真正的工作是由保尔 . 沃克尔完成的，他是 1979 年卡特时期任用的美联储主席 ( 现在你任他主掌你的经济咨询团队 ) 。首先，沃克尔把通货膨胀给截断了，虽然付出了经济停滞的代价，因此可能断送了 1980 年卡特想再入主白宫的路。沃克尔一手策划了经济复苏。里根穿上了飞行装，装扮成一位要翱翔的飞行员，沃克尔才是真正把飞机飞上天而又安全降落的人。你，换个角度来看，自己得充当这架往下坠的飞机的飞行员，因为现在美联储已经丧失了它的魔力了。拿现在的情况和沃克尔力转经济狂澜的 1980 年代相比。美联储当时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印了很多美元 ( 把这些美元贷给了私有银行的账户 ) ，然后用这些美元买很多美国国债。这样就把利率降下来了 : 沃克尔看出了经济需要提升，他很快地做到了把 T-Bill 从百分之 13 降至百分之 9 。政府债卷的利息下降，很快地房产贷款和商业贷款的利率也跟着降了。人们开始消费，不到几个月，经济就从低谷而活跃起来了。经济学家把这个 ' 美联储 ' 发动印刷机到消费，工作和收入的兴起整个的过程叫做 ' 货币转换机制 ' 。 1980 年代，这个机制运行无误。而这一次，此转换的机制断裂了。首先，美联储仍然可以再印钞票，但它无法将利率给降下来。为什么呢 ? 因为利率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就在我写此信的时刻， T-Bill 的率是百分之 0 。 005- 等于是零了。根本是无从再降了。有人可能认为零利率应该会激起贷款的高潮。但事实是政府本身可以自由借贷，其他人办不到。恐惧操纵着金融市场，过去的一年半，虽然政府的债卷利率跌了大跟斗，但是它之外的世界的贷款的利率还是上升了。特别是，很多商业贷款比一年半美联储还没降息以前还需要付出更高的利率。拿到贷款的商家还暗自庆幸。还有，就是即使很多的人可以贷到款，他们真的愿意消费吗 ? 市场上有那么多的房子无法出清，房产贷款利息再低，商家根本没有意愿再建新房。生意的投资也是一样 : 有那么多的办公室都空着，商场找不到房客，工厂空置着，谁还会想增加新的设备 ? 每个地方的有工作的人都担心失业，大家蜂拥到那些廉价商品店，只想节省下几块钱，那些真正能帮助经济恢复的如汽车那样的大物件买卖，基本是无人问津的。所以我说美联储已经丧失了它的魔力了。伯南克和他的同事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暖化已经冻结的信用市场。那么多的贷款机构使人眼花缭乱，无从记起。很快的就会闹出笑话，我们大家的信用卡上会有美联储的标志。所有这些可以阻止情况的恶化，更准确地说，没人看得见它能把经济从这种下坠中拉出来。所以，我们期待着你。解救经济曾经面对过类似的一团糟经济的一位总统是罗斯福总统，你可以从他的范例中学到很多。但并不是说你要照着画符。相反地，你要重复他成功的地方，但要避开他的错误。关于他成功的部分 : 罗斯福处理他的时代的经济困境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和现在一样，那时候政府也要运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金融体系。特别是那时的重建金融公司起初扮演的角色，就和布什现在的问题资产解救方案一样 ( 每个人都知道那 7000 亿的救市金 ) 。像后者一样，前者把那些有资金问题的银行的现金捆绑一起，然后用公众的基金去买那些银行的股票。罗斯福总统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金融业和布什当局的做法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 : 挑明的讲，罗斯福明确地要求公众的钱应该照顾到公众的利益。 1935 年，美政府拥有 1/3 的银行股权，罗斯福当局利用这样的所有权位置，坚持银行得帮助经济，迫使银行把它们从政府拿到的钱借贷出去。超乎之上，新出炉的 ' 新政 ' 把很多的钱贷给了商业界，也贷给购屋者以及那些已经拥有房屋的人 - 让他们重新贷款以减轻负担，从而能保住他们的房子。今天你能够做同样的事吗 ? 是的，你做得到的。布什当局可能拒绝了任何对银行救助的附加条件，但是，你可以改变这一切。如果银行需要联邦的钱来度过难关，你可以提供给他们，但要要求银行一方也要做到把它们拿到的钱为经济注水加热。给房屋所有者提供帮助。藉房利美和房贷美这两个放贷机构把政府贷来的钱以低价申请转给那些有偿还能力的买屋者。 ( 这俩房去年 9 月由联邦接管，但是布什当局却很荒唐地不愿意宣布这俩房是以纳税人的信任和信用做担保的，致使向其贷款的门槛太昂贵。 ) 保守派可能会指控你想要国有化金融体系，甚至有人会叫你是马克思主义者。 ( 这经常发生在我身上。 ) 事实是你在名义上，搞得是一种暂时的国有化。这是可行的 : 长久来说，我们不愿意政府来主持金融业，但目前我们得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得借贷市场重新活跃起来。这么做会有所帮助，但还是远远不够。你应该竭尽一切地想法解决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问题。但要把这下滑的经济拉回来，只是给银行和金融界注资是有限的。你必须给关乎工作和薪资的实体经济打一剂强心针。换句话说，你必须好好地把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这件事办好 - 这一点，罗斯福总统从来没有做好。我这么说听起来好像很奇怪。毕竟，我们都记得 1930 年代，工作推广局在它最高峰的时期，雇用了数百万的人修桥，建学校和水灞。但 ' 新政 ' 的创建工作的工程虽然很有用，但要结束大萧条，其规模远远不够而且持续性也相差甚远。当经济是如此低迷，我们要把对预算赤字的正常考虑抛到一边 ; 罗斯福从来没做到这一点。结果，他是太顾虑了 :1933 至 1936 他对经济的扶助力，足以使当时的失业率下降，但不能回到大萧条以前的水平。到了 1937 年，对赤字的担忧紧紧地扼死了他 : 虽然经济还是很弱，他接受了加税和节制开支的做法。如此随后造成的严重衰退把他过去数年的成绩都打消了。是那个巨大的称为 ' 二战 ' 的公众就业工程把大萧条终止的，也让那些絮絮叨叨于小钱的人闭嘴了。从罗斯福那时在就业战场上的只有局部成功的教训，就是要你必须放开手来大胆地进行你的就业工程。基本情势是商业和消费者都把他们的支出封住了，使得经济在 ' 需求 ' 上出现了大缺口，这就会造出就业上的锐减 - 除非由你来停止这个循环。要停止这些，你就要加大支出来填补这个非官方领域的减缩的大窟窿。。我们所指的是多大的支出呢 ? 在我告诉你之前，希望你能坐下来听。是这样的，所谓的全民就业是指失业率不超过百分之五，也可能更少些。但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把失业率推向百分之九或者更高。最乐观的估计也认为，政府要支出 2000 亿一年才能将失业率降一个百分点。你算算看 - 你可能需要一年支出 8000 亿才能保证经济的复苏。任何少于 5000 亿的年支出都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大的转机。在经济如此衰弱，很多税收都拿不到的时候，政府这么大规模的支出会使得政府赤字变得吓人。但是太小心翼翼的后果 - 你这一方面缩手缩脚未能停止这快速下落的经济所造成的失败 - 可能比那一片红墨来的更让人心惊胆跳。事实上，就拯救经济而言，你即将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能否找到足够的创造工作的计划，而且马上付诸实施。传统工作创建工程 - 如筑路，建政府楼，港口和其它基础设施 - 是一个创造就业机会很好的办法。但是美国现在有大约不到 1500 亿等值的建设等着开工动土，它们可以在不到 6 个月的时间内开动。所以，你必须非常有创造力地 - 赶快找到许多其它方式把政府的资金注入经济。尽可能的，你应该把钱花在能带来长久利益的，比如像造桥筑路，会使我们富裕的地方。上升网络的基础设施 ; 升级电网 ; 改善任何医疗体系的关键核心，也就是医疗服务领域的信息科技。给地方政府提供援助，避免它们在这关键的时刻错误地减缩该有的投资。但你这么做的同时，一定要记住，所有你这些花费有双重的责任 : 它造福于未来，但也同时给当下的急剧下跌的经济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和人民的收入。你在做好事的同时，也做了成功的事。经济的暴跌伤害人民最深 - 长期失业的，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 - 这些人最有可能把他们收到的经济帮助花费出去的，这对整体经济有着起死回生的功效。所以，帮助这些受苦的人 - 增加失业救济金，免费食物卷和医疗保险的补助 - 不光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而且是你短期经济计划的激动人心的一部分。但就是你都做到了这些，在个人支出上还是无法力挽狂澜。所以，是的，你可以暂时地降税。减税的对象应该是低收入和中产的阶级 - 这不仅是一件正当的该做的事，还有的原因就是他们比富裕的人更需要支出这从天而降的支援。在你竞选时所描绘的对工薪阶层的减税是很合理的手段。但我们要表明的是 : 对付经济下滑，减税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不如基础建设钱花的有效，因为我们保证不了消费者拿到退税后会花掉。结果是你得用 3000 亿来减税以保证减少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那还不如花上 2000 亿于基础建设上来的实惠。更且，长远来看，你需要更多的税收来进行医疗改革。所以，减税不应该是你的经济复苏计划的核心。它应该是你的创造就业计划捆绑在一起的一部分，要不然，这计划的力道就不够。现在我诚实地告诉你，就是这些都做到了，你还是免不了看到 2009 年是很糟糕的一年。如果你能够将失业率降到百分之 8 ，我就认为你成功了一大半。到了 2010 年。你就会看到经济朝复苏的路上走了。但在那个复苏之前，你要准备些什么呢 ? 超越危机危机处理是一回事，而美国需要的不仅是它。罗斯福重建美国。并不止是带领大家渡过了大萧条和战争而已，主要是把我们变成一个比较公正和安全的社会。一方面，他创造了社会安全制度，尤其是，直到今天，社会安全金制度还在保护着劳工大众。另一方面，他预见地创造一个公平多了的经济，建立了一个延续数十年的中产阶级社会，一直到保守的经济政策取代，形成新世纪的不平等，一路延续至今。你有一个和罗斯福的伟大成就相比美的选择，而对你的任内最终的判断将在于你是否抓紧了这个选择。你能给这国家的最伟大的而且是最重要的遗产就是最终你能给我们大家，如同其它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 - 保证全民医疗。目前的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客观的教训，在两方面，我们需要一个全民医疗保障。它凸显了和那么容易消失的工作岗位联系在一起的医疗保险是多么的脆弱。大家看的很请楚，目前体制对商业也是不利的 - 那三家汽车公司不会弄到那么悲惨的境地，如果它们不需要为它的退休和现在的员工缴纳那么高额的医疗费用。你得下令改变这些了 ; 经济危机正好显现了我们的体制需要多大的改变。所以，现在就是时候，通过一个立法，设立一个能照顾每一个人的医疗体制。新制应该是什么内容呢 ? 一些进步人士坚持我们应该马上采用一套单一付款的制度 - 全民医健卡。虽然这不失为一个最公平和简便的方法，保证全民得到医疗。但坦白说 : 单一付费目前在政治上是很难办得到的，简单的说，就是它得动太大的手术。至少在一开始，现在享有很好的私人保险的人是不愿意和这个全民保险交换的，即使将来证明全民保险会是更好。所以你任内第一年你只要通过一个妥协的方案 - 一个史上第一个全民医疗保险的原则。你竞选时已提出一个蓝图了。那些有私人保险的人可以选择保留，对低收入的人补助保险，每一个儿童都应该有保险，让每个人都有买入政府保险的选择 - 一个最终可能会比私人的更便宜而高质量的保险。通过立法去实施，到你任内结束，我们这个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就运行无恙了。这样的成就就像罗斯福创立了 ' 社会安全 ' 制度，会永久的造福于美国。所有这些都需要钱，主要是要付给低收入人的补助，有些人会告诉你，在经济复苏大需支出的时候，国家付不起这么庞大的医疗改革费用。我来告诉你，你该把这些当耳边风的原因。首先让我们来好好看看经济复苏计划的花费。在你任内，很可能得花上一兆来搞活经济。但是布什却至少浪费了两倍的钱去打那场不必要的战争和为富人们减税。复原计划会很紧凑但暂时，在将来的预算上不会增加太多负担。就这么算吧 : 长期国债在 50 年内交付低利，新的国债的一兆元的每年利息大约是 300 亿，大约是现在联邦预算的 1 。 2% 。其次，我们十分相信医疗改革长远来说会节省费用。我们的旧系统不仅是缺陷百出，它同时是极端没有效率，花费巨额的行政费用 - 比方说，保险公司投入很多资源来防止那些最需要保险的人拿到它。但在全民医疗体制下，医疗费就会花在它该花的地方，有效地医疗措施才会采用。因为医疗费用的高涨一直是联邦预算中最难处理的一部分，事实告诉我们，医疗改革是势在必行。但是我们不要低估了长期的政治效应。 1993 年，克林顿想搞一个全民保健而失败之后，共和党的策略家如威廉。克里斯多夫 ( 现在是我纽约时报的同事 ) 就鼓捣他们的党拒绝任何政治层面的改革 ; 他们争辩说一个成功的医改计划会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政府确实能照顾到公众的利益，这样就会把美国大众根本地转向进步的方向。他们是对的 - 但使保守派们极力反对医改的同样的理由，应该让你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它。在你拯救了经济之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全民医保。你这一任做到给每个国人提供医保，就可和新政的建立社会安全体制相提并论。但新政还完成了另外一个使命 - 它造就了一个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罗斯福治下，美国经历了劳工历史学家所称的 ' 大压缩 ' ，使得一般劳工阶层的薪资大大地提高，很大的缩减了收入的不平等。在 ' 大压缩 ' 之前，美国是一个贫富两级的社会 ; 在那之后，其中的大多数人坦承自己是 ' 中产阶级 ' 。今天，这样的成就是很难达成的，但至少你可努力地朝那个方向前进。大压缩是怎么造成的 ? 细说起来太复杂，但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 组织化的劳工 ' 的兴起 :1935 年到了 1945 年，工会成员的数目 3 倍的成长。工会不光是为它的会员们争取较高的工资，它还提高了工人在经济中的谈判力量。那时候。保守派警告薪资的增加会给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 工会的兴起会夭折就业和经济的成长。事实上，大压缩之后，紧接着战后的大繁荣，把一代的美国人民生活水平翻了一倍。很不幸地， 1970 年代把大压缩给逆转了，造成美国工人再次失去他们大部分的谈判权利。这个损失主要是世界经济的大环境的改变，因为主要的美制造商面临了很剧烈的国际竞争。但也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政治造成的，首先是里根，然后是布什，他们竭尽所能地破坏工人们组织起来。你可以把这个过程整个翻转过来。显然地，你不会马上看到工会的会员名额一下子变成 3 倍。但你可以多方面地维护工人的权益。主要一点就是马上着手准备通过一个雇员自由选择法案，这会使的雇主不易刁难想要成立工会的工人。我知道第一年你可能办不到这些，但你做的那一天，这立法会是美国跨出的一大步，将会使我们的中产阶级社会失而复得。真相与调和当然还有许多其它需要应对的问题。比方我还没有提到环境政策，它该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那是因为我怀疑你的第一年不太可能通过一个全面的计划来应对温度变暖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尽量多投入一些对环境有帮助的经费 - 像对能源效率提升的投资 - 应包括在最初步的经济复苏的计划中，但我想 2009 年是弄不出一个全面减少暖室瓦斯效应的计划的。如果我错了，那就更好 - 我不看好大的环境政策的立即出现，我也还没谈到外交政策。你的团队非常明白得把伊拉克的战争做个了结 - 顺便告诉你，每年花在上面的钱就够我们建立全面医疗中所需要的补助费用。你也明白我们也需要把阿富汗的烂摊子好好收拾一下。另外，我简直不愿意谈到巴基斯坦 - 但你必须，祝好运。还有的就是一个我必须打破我的专业训练来谈的领域。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我也是一个美国公民 - 就像很多公民一样，过去的 8 年里，我一直惊恐地看着布什当局背叛美国的理想。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年所发生的事理清楚，我们怎么也不能把它抛诸脑后。我知道很多你的圈内人士劝你让过去的就过去吧，就像当年他们劝克林顿把里根 - 布什时代的丑闻特别是伊朗的反武装事件隐而不露，但我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20 年前以国家安全名义滥用权力的同样一批人又回炉在布什二世手下，干下规模更大的勾当。这活生生地印证了哲学家桑塔耶拿所说的 : 那些不在过去的错误里反省过来的人注定了要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把账算清楚。不是要像中世纪的猎巫，也不是要搞迫害，而是要像当年南非的真相与协调委员会追究种族隔离罪行那样。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打了一场要消灭根本不存在的武器的战争，酷刑变成惯例怎么成为美国政策的，司法部怎么成为政治迫害的工具，为什么无耻的腐败不仅在伊拉克蔓延，同时也在国会和白宫盛行。我们知道这些罪恶绝对不是一些辩护者说的是一时的错误，或者只是一小部分害群之马 : 白宫创造了一种氛围，使得虐俘稀松化，很多地方还可能唆使这样的恶行。把这些说成是每个人都知道的的范畴是很不够的 - 因为很快地，人们就会否认或者忘却，那整个虐俘又有死灰复燃的可能，那些肮脏的故事得放到阳光之下来检视一番。由国会来检视布什时代的问题可能比较妥当，但你的政府也可在一边，一方面不要用你的影响力来左右它的调查，一方面可以帮助阻止布什当局的阻扰。让国会能收集资料和证人，真相一定要大白。有个老话，最在意的事物就形成了未来。这个月，我们庆祝你入主白宫 ; 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你给大家一个较好的未来的期盼。现在，就要看你能否落实那个期盼。颁布一个比新政还要大胆和全面的复苏方案，你不但能扭转经济危机 - 你还能使美国的未来走上一条更高品质的大道。尊敬的保尔克鲁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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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2008：王铮课题组的政策模拟结果

王铮 2009-1-17 09:33

3 月模拟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明显偏离最优增长轨道，增长速度高于平稳增长率 1 个多百分点，应该通过房地产降价降下来。以上海为例，如果降下 20% ，可以让城市居民消费支出解放 22% 左右，其中最有可能拉动的是汽车消费。因为没有专门课题，没有作全国的。主要由朱永彬、利果与我合作完成。 5 月模拟分析中国节能减排需要征收燃料税，征收燃料税应该征收生产税而不是消费税。在对能源消费部门征收碳税后，农村居民收入下降，而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了；对能源生产部门征收碳税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都增加了；两种不同的情景中，政府的收入和储蓄均下降了；在对能源消费部门征收碳税后， GDP 下降（下降了 0.15%-0.78% ），而对能源生产部门征收碳税后， GDP 却有小幅增加（ 0.03% ）。因此，如果中国采取征收碳税的政策，那么应采取对能源部门征收碳税的政策。主要有吕作奎与我合作完成。 5 月份模拟得到如果保持现有的技术进步速度能源替代速率，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在平稳增长轨道上，中国碳排放高峰出现在 2038 年，能源消费高峰出现在 2040 年左右。 09 年 1 月份得到，如果按照中国的自然增长趋势，在同样的技术进步水平下，不考虑中国的碳排放高峰同时也是能源高峰，出现在 2045 年左右。这个结果是与朱永彬、吴静合作研究得到的。 10 月模拟得到我国金融政策已在当前动荡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应，而在下一阶段，保持人民币汇率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较有效途径，降低汇率有可能把国际经济危机引进中国。其次，降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能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但是对于 GDP 增长作用甚微；而加大货币发行量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若要实施该政策必须将增幅控制在 3.3% ，否则将使我国 GDP 出现负的增长。这是我与吴静合作得到的。 10 月模拟得到，拉动内需，需要启动研究生和农民工这两支消费大军，需要给研究生增加津贴，给农民工给农民工发钱。而且坚持扶房地产不利于拉动消费。 11 月模拟得到，全球减排二氧化碳保护气候的流行方案中， Stern 方案对发展中国家甚为不公平，中国可以接受其对发达国家要求的部分，要求降低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实际上考虑技术进步的存在， Stern 方案过于严厉。这个结论是与吴静、李刚强合作得到的。 11 月总结了从 2007 年到现在的模拟结果发现：北京适合建立研发枢纽城市，而且政策上需要： 1 扶持独立、半独立企业研发企业； 2 推进合作网络，强化标准研究，建设品牌城市； 3 推进支撑研发产业的服务性企业灯塔企业发展。模拟揭示最初的创新者不一定在后来能创新发展，因此北京要保住研发产业龙头地位必须扶持几个企业。这个结论是与李兵、戴霄晔、杨念和刘丽等合作研究得到的。 12 月模拟得到关于拉动内需的产业政策： 1 作为需要投资扶持的产业方向，排在第一位的是高技术产业，排在第二位是设备和原材料制造业。在当前情况下要重点投资扶持高技术产业与制造业结合的产业链，特别要扶持基于高技术的设备与材料制造业和依赖于传统产业产品的高技术产业。 2 日用消费品工业是排在产业拉动效应第三位的产业。这个产业产品的消费群体表现自费欲望最强烈的是农民的大学生、研究生，因此，政府要下决心给农民发放生活补助，并且给大学生、研究生提高学习津贴。 3 无论全国还是北京、社会，金融业的影响不大，所以只要没有冒进的金融政策，金融业本身问题不至于导致我国经济危机。扶持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仍然是重要的。这一点与布什政府从重金融转变为重产业是一致的。这个结果是与肖小文、王勔追合作研究得到的。由于政策模拟器的项目立项一直停顿不前，许多东西没有深入。有人说电影是门遗憾的艺术，科研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希望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研究生是政策模拟工作的主体。对于政策模拟，我只能想出问题，想出模型进步结构，算法问题，程序设计，都是研究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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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政策模拟的一次学术发言

王铮 2009-1-16 07:36

关于基于系统动力学仿真开展政策模拟的一次发言 2008 年 1 月 15 日 20 参加了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组织的《首都经济、能源、环境、安全系统模拟和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研究》专家研讨会，这个项目是有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陈安副研究员负责的。下面的内容是我会上的发言，这个项目，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模拟，在 2 个月内取得成果，我认为很不容易。好话不多说了，反正是研讨会，不是灶君老爷上天，说点改进课题的话。第一、系统动力学仿真，原理上是线性系统，所以对模拟的结果长期演变预测有问题，早些年我与一个师妹搞过这个东西，历史拟合行，预测有些问题。现在我想通了，可以给速率一个变化估计，把某些非线性环节反映出来。实际上，技术进步了、能源结构变化了，能源缺口、能源与 GDP 的关系就不是一个固定速率量可以表征的。给出随着状态量变化速率参数的变化估计，就相当于引入非线性环节。而这些参数的变化可以先离线算好。第二、刚才几位教授指出，环境治理增加了 GDP ，你们系统的环境却是扣除 GDP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在计算投资时，扣除了用于环境保护的去年产生的 GDP ，在在计算最终 GDP 时，进入环境治理产出。这是一个容易理解的问题，在其他的产出计算中也有类似问题，也可能要分清各种环节不同情况下的耦合特征，这可能设计两个计算过程的轮流调用。第三、对于这个模型，我看最大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变化，所以要就系统动力学以外的东西做些研究，估计出产业结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然后作为系统模拟的参数集合，用于调整模拟框架。所以最终的模拟系统是个以系统动力学为核心配合其他分析的计算环境。第四、刚才张金水教授建议你们考虑优化，系统动力学不是一个运筹方法，怎么办？这个问题我看可以这样解决。实现围绕安全性定义个目标函数，比如社会福利公平性，然后给出一组政策变量通过系统动力学模拟得到目标值。再改变政策参数或者产业结构等，再得到新的目标值，按照某种寻优算法来需求最优。在在这里，系统动力学模拟就是一个政策到目标值的算子，这个办法把系统动力学用活了，产业结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的问题也有希望通过对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的反复调用来实现。当然怎样寻优，是值得探讨的。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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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碳减排的可行性问题：气候保护科学问题3

王铮 2008-11-10 07:37

当前对于各主要经济体都在研究如何制定一个 . 全球碳排放的可接受配额方案。要提出这样方案，涉及如碳的循环、温室效应的气候效应、经济增长过程及其能源消费，人口控制，以及人类的潜在适应能力和技术进步的因素等等，这就需要建模和模拟美国经济学家 Nordhus （ 1991 ）的 DICE 模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模型。 DICE （ 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 ）是将不同国家合并成一个全球尺度的模型，从而具有相同水平的产出、资本、技术以及排放量。其优势是可以比较可信地获知宏观变量（如温度、碳排放量及其它一些经济变量）的基本趋势，以及经济和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DICE 是将全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此不能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合作减排配额方案进行模拟。而事实上减排政策也是在国家层面上制订的，而非全球层面上。因此，为克服这一不足， Nordhaus 与 Yang （ 1996 ）开发了一套多区域 DICE 模型，即 RICE （ Regional Integrated model for Climate and the Economy ）模型。与 DICE 模型方程体系类似， RICE 模型仍由经济系统和气候系统构成。通过对 RICE 模型的构建， Nordhaus 与 Yang （ 1996 ）通过设定不同的减排控制率以及碳税对全球合作与非合作的情景进行模拟发现，合作情景下能够非常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且不同的控制水平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但合作总会给高收入国家带来一定的损失。这一成果成为了一些西方国家配额方案的基础。然而， Nordhaus 的模型有两个弱点，第一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第二没有考虑各国的 GDP 溢出。这两个缺陷导致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因为发展中国家是技术追赶型国家，在发达国家向他们低价转让技术时，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会更大。其次考虑到 GDP 溢出，也就从经济机制上追溯了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转移问题。对中国有利的研究必须考虑这两个问题。对于技术进步问题， van der Zwaan et al （ 2002 ）的 Demeter 模型构建了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 CO2 减排影响模型。其中，技术进步被看作为一个累积生产量的函数。模型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来展开的，首先考察不包含干中学的部分，其次再考察包含干中学的部分。王铮，蒋轶红，张焕波等（ 2006 ， 2007 ）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对原有的气候保护模型作了以下四个改进：（ 1 ）改写传统的 Cobb － Douglas 生产函数，将资本存量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项，这样可以衡量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 ）研究了人力资本和教育投资、国民产出之间的关系，将人力资本内生到模型中，构造人力资本内生化方程。（ 3 ）通过考察发生在能源系统中的干中学过程，从而发现技术进步的另一个影响作用。（ 4 ）发现能源需求与其它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构造能源需求预测方程，从而建立起能源需求与国民产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模型技术进步不是完全内生化的，对于减排技术多样性、海洋的反馈机制、城市化的作用以及多国博弈行为都有明显不足。需要进一步突破。这个模型得到的结果是即使在自由排放条件下碳排放比预期的要降低。张焕波，王铮（2007）还设计了一个控制全球减排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如果控制全球温度本世纪不超过2.5C，全球的碳减排努力可以明显降低。对于各国 GDP 溢出问题， 2002 年开始受到重视（ Grubb ， Hope. ， Fouquet. ， 2002 ）， Delling 等（ 2004 ）采用动态 CGE 模拟有溢出关系的各国减排问题，但是仍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王铮，黎华群（ 2007 ）结合 Mundell-Fleming 修正模型与 Pizer （ 1999 ）的连贯状态型（ State-contingent ）模型和 Van der Zwaan 的 Demeter （ 2002 ）模型，王铮，蒋轶红，吴静（ 2006 ）接合起来构建了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 CO2 减排影响模型，就对中美气候保护的 GDP 溢出建立了两国模型。模拟发现，无论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加大生产性减排，对对方均有负面影响，但是均不减排又面临对长期发展的威胁。在中科院项目支持下，我们已经初步开发出一个包括中国、美国、欧美、日本、俄罗斯之间存在溢出，并且包含世界其他地区的 Nordhaus- van der Zwaan et al- 王铮结构的模型，目前不能解决的仍然是减排技术多样性、海洋的反馈机制、城市化的作用以及多国博弈行为和所有国家的溢出。基于目前的面向全球经济的配额问题，我们的模拟发现，如果保持目前的技术进步速度的 2/3 ，国际合作，适当减排， 2100 年，把全球温度控制在 2 ℃ 内是不会引起全球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衰退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发达国家廉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节能技术，不然发展中国家因为技术进步投资而大大增加经济风险。当然，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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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中的碳排放规律：气候保护科学问题1

王铮 2008-11-6 07:24

1992 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重点且详细地研究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的主题，发现有的环境指标随经济发展进程开始好转，如安全饮用水和城市卫生，有的呈现倒 U 型曲线关系，如 SO2 和 NO2 ，但碳排放却在不断地增多加重。 1997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会议之后， CO2 被认定为主要的温室气体，碳排放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这时在科学上提出两个问题：碳排放的增长趋势与碳排放是否存在 EKC 曲线（ Schmalensee,et al 1998 ）。关于碳排放趋势，首先是作为能源使用产生的碳排放。各种能源燃烧释放碳的机制已经清楚，现在的问题是能源结构如何改变，以及碳排放的变化。对于能源结构的演变，通常采用马氏链预测，因为能源设施一旦使用，符合马氏链特点。根据陈少峰（ 2008 ）预测中国的能源结构变化趋势估计， 2050 年，中国的能源结构分别为煤 47.3% ，油 19.0% ，气 13.1% ，非碳能源 20.6% 。但是，这个趋势没有考虑到到达一定时间资源供应和保障就业的需求，会影响能源结构。如一般认为，中国的煤炭消费不能低于总能源的 40% ，关于能源结构演化的这种复杂性，构成了未来 5 年的研究问题。影响碳排放速度的还有产业结构变化和城市化速度变化。关于城市化率变化对碳排放速度的影响，陈锐（ 2008 ）发现存在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但影响的不确定性因子很多，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规律。 Mart nez-zarzoso （ 2008 ）同样采用了随机 IPAT 模型，基于 95 个国家 1975-2003 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人口增长与排放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城市化率与排放之间的关系则并不单一，可以看到当城市化率较低时城市化率与排放量具有正相关性，而当城市化率较高时表现为负相关性，且这个分界点大约在城市化率 60% 左右。然而问题还不是仅仅存在一个转变点的问题，在这些城市化比较高的国家，他们实际上使用了节能产品，而节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生产节能产品产生了碳排放，因此需要就人口城市化过程碳排放的发生学机理进行研究，而且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看，显然这个问题具有复杂性。碳排放趋势还决定于技术进步的速率。王铮，王丽娟，吴静（ 2008 ）研究发现，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降低都是以指数形式下降，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下降速度是否稳定，特别是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查国内外相关文献，我们还没有发现关于技术进步与碳排放的定量分析结果与模型，实际上由于创新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和涌现特征，我们需要在复杂性框架里研究这一问题，所幸的是，戴霄晔，刘涛、王铮（ 2006 ， 2008 ）对创新的涌现问题发展了一个自主体模拟的模型，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在这些变化中，最不确定的是经济冲击。 Moomaw 和 Unruh （ 1997 ）以 16 个 OECD 成员国为研究对象，对碳排放强度和 GDP 进行图形显示，发现 1974-1975 年间，由于石油危机，导致了各国节能潮流，很多成员国出现了倒 U 型趋势。因此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问题，需要在更为复杂的经济背景下研究。另外，不仅是能源使用，一些生产过程也产生碳排放，例如水泥生产。这个问题涉及生产环节，分析不复杂，但是特别烦。中国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研究。王铮、马晓哲计算发现，如果如果仅仅考虑能源的碳排放，人均碳排放最多的是山西省，如果同时考虑水泥生产等，人均碳排放最多的是山东省。由此可见，并非能源使用就可以说明碳排放问题。关于碳排放趋势，其次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碳排放的环境库茨涅兹曲线（ EKC ） . Moomaw 和 Unruh （ 1997 ）对能源使用产生的碳排放和人均收入数据进行三次拟合发现在，对应排放高峰的人均 GDP 为 12813 美元出现碳排放高峰。它似乎揭示 EKC 存在。何琼，王铮（ 2007 ）证明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只要投入环境治理， EKC 曲线存在。 Moon(1997) ，破除以往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 EKC ，转而从最优增长理论分析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王铮，朱永彬等（ 2008 ）进一步给出在经济平衡增长条件下的模型与模拟形式，按目前的能源结构变化趋势和技术进步速度，中国 2040 年左右达到碳排放高峰。 Coondooa, Dindab(2008) 则通过计量经济方法估计了各个大洲创新 EKC 的可能性。不过问题仍然存在复杂性， Roberts 和 Grimes （ 1997 ）同样在 EKC 假设上研究碳排放强度。他们选取了 147 个国家 25 年间（ 5 年为间隔， 1965 ， 1970 ， 1975 ， 1980 ， 1985 ， 1990 ）的碳排放强度和 GDP 数据，取对数并进行散点图和最小二乘法检验。通过按人均收入将被研究国家分为三组，发现高收入国家存在 EKC 曲线关系，中低收入国家不存在，由此推断 EKC 是高收入国家将高排放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污染避难导致的， Roca 和 Alcantara （ 2001 ）对西班牙进行研究，没有发现能源强度降低的趋势。不过按照何琼，王铮（ 2007 ）的工作，技术进步条件下，只要投入环境治理，全球 EKC 曲线是存在。 Friedl 和 Getzner （ 2003 ）认为线性和二次模型不适用于奥地利，而三次模型更适用。结果发现 1960-1999 年间碳排放和 GDP 之间呈大写伽马型曲线。实际上在最近几年某些国家利用中国大陆没有碳税的政策，纷纷把碳排放高的企业搬到中国，导致中国碳排放飙升。王铮，陈邵峰等的研究发现美国、法国的碳排放高峰表现有大写伽马型特征，因此对 EKC 的研究需要深入，在理论上需要突破，对具体国家需要进一步分析。特别是要研究，在存在国际经济贸易和产业化分工的条件下，中国和主要国家是否存在 EKC ，这个 EKC 的峰值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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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旬流水账

王铮 2008-9-19 00:25

2008-9-10 今天到兰州参加中国 GIS 协会理论与方法作业委员会学术会议，吴静同来。寒旱所的派车到机场接了我们。住西北宾馆，蔡砥也来了。晚上，我，吴静、蔡砥开会讨论了《地理计算概论》写作计划，感到地理计算目前体系还不清楚。 2008-9-11 今天是大会报告，大会的水平不错。黎夏和岳天祥的报告优秀，不过他们分别把地理模拟限于非数值算法和数据拟合，有些偏颇。我作了题为《地理计算的模型及建模问题》的报告。提出地计算模型包括： l 数据模型：最常见的 GIS 形式，由大量数据系列构成，它的模型形式有两种类型： 1 、以数据关系为基础的数字模型，如狭义的数字地球； 2 、以数据信息提取为目标的时空数据挖掘。 l 数值模型：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的面向模拟的模型类型，如日本的地球模拟器。 l 非数值模型：以算法规则为基础的面向模拟的模型类型，流行的包括细胞自动机、以自主体为基础的模拟 l 计算模式模型：以网络计算模式为对象的模型报告中，我批评了数据挖掘的形式化，也质疑了地球模拟器。会上就数据同化定义与寒旱所李新发生争论。他认为数据同化就是根据观察值估计初值，从而得到更多的计算结果，是状态估计。我认为这样对一般地学没有意义，因为地学方程不清楚。为了使得同化有更广泛的地学意义，应该定义同化为根据观察值估计参数与初值，但是不包括方程的结构估计，从控制论看都是状态估计，换到泛函分析的观点，就是结构给定下的参数估计了。 2008-9-12 上午主持了个会场，吴静做了结合 GIS 的自主体模拟平台开发。下午开始中山大学张新长的同学，现甘肃省测绘局某处长带我们看了兰州的黄河，接着赶回会场，听了几个报告。晚上西北大学赵军老师及其研究生带我游览城市夜景。腿痛，没有走远。 2008-9-13 本来计划去武威，路上说天水市长已经安排好了，改去天水。这次考察除了旅游业我有个猜想，夏娃，就是夏的娲，娲是最初的女性领袖，也许是线粒体母亲。中国史书的夏不存在，而是一个时间更漫长的夏。来到天水才知道天水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我过去认识不足了。 2008-9-14 中秋节，考察，作慰问信：大漠边城人未归，万里河山共清辉。虽难中秋同追月，为君三举夜光杯。按妻的要求，晚上，返回北京。北京雨，未能见到月亮，不过毕竟赶回家了。朱永彬电话汇报了他的动态CGE文献阅读的结果。 2008-9-15 修改李兵起草的报告，报告文字就有问题，内容是问题不突出，关键是要论证 RD 活动为什么现在需要也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中间产业。。给天水市写了其旅游业发展的三点意见。对天水的考察发现经济圈与旅游圈不重合，虽然给出了一种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关于心理距离的想法可以作为模拟基础。 2008-9-16 上班第一天，上午参加了研究所基金评审。下午就国家经济安全政策模拟器问题，开展了讨论，现在的基础是动力学分析不够，投入产出表的外推方法不足。对于我提出的外推法，王帅提出了疑问，我题的方法，对于第一产业分析失效。晚上接着改李兵报告。收到上海教委就我给韩正市长写的信的答复，仅仅给出了数据，没有回答关键性政策问题。我给上海领导人的信，每信必回，上海的行政管理水平就是高 2008-9-17 计算机又出问题，折腾一天。孙翊发现杨念编制的4区域投入产出表似有问题。下午 16 ： 00 许， W 处长来电，告诉我说与有关人员谈彻底崩了。其人对 W 处长找了上级领导司长很不满意。 W 说，赶快叫院长找部长吧，你们别自己找了。我感到把我们逼到绝路上了。美国已经宣布救市，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已经迫在眉梢，我准备为课题一搏。同时时不待人，同意孙翊换论文题目，模拟可能的冲击对各区域收入和社会平等的压力。趁今年还有些课题费，能够维持。 2008-9-18 今天是918，注意到奶业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前兆，真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我们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意见呢，凭猜不行。加拿大已经把政策模拟器提高到1第16版了。思考了一夜，决定就政策模拟器问题，给万钢部长写封信。经济危机有可能来了，国家太需要政策模拟器了。我只有最后挣扎了，希望部长能理解。国际上六大银行行动了，国内也托市了。见了中山大学的申请研究生的吕，人很好，有自信，可惜就是我们专业差距偏大，推荐给了陈锐。吴静代表我去郑州作气候保护方案模拟结果报告。高林送来他们得CCS技术成本的估计，我们讨论了些问题。决定10月6日项目组开会讨论下一步的气候保护方案。不过现在最担心的是，金融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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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碳排放量

王铮 2008-9-10 00:55

最近我的课题组计算完成了 1985-2005 年的各国碳排放量， 1985 年人类开始认识到二氧化碳的增温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 20 年，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国的 9 倍。中国在气候保护谈判中，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发达国家承担损失责任和更多减排义务。中国 2004 年的人均碳排放量 0.99 吨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均碳排放量 1.16 吨碳。其中美国 2004 年人均碳排放 5.5 吨碳，计算表明，不实行减排，到 2015 年左右而不是现在我国的碳总排放量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排放国，到 2100 年中国将达到 5.22GtC ，相比 2005 年增长了 245.34% ，总排放量占世界排放量的 26.14% 。但是从人均碳排放量来看， 2100 年中国的人均碳排量仅仅比日本和世界其他地方高，人均累计碳排放（ 2005-2100 年）只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处于六个国家（地区）的倒数第二。从这点看，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有必要更积极地投入碳减排。尽管在在过去的 25 年中，我国单位 GDP 的 CO2 排放强度年下降率达 5.4% ，能源增长均为 GDP 增长的对数函数，为全球减缓 CO2 排放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发表此文也回答了黄庆先生上次对我提出的问题。 1985-2005 每年人均排放量（吨碳 / 年）中国 0.554 前苏联 2.807 美国 4.803 日本 2.218 欧盟 2.657 其他国家与地区 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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