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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又想起钱先生
热度 4 shhu1961 2020-9-10 14:36
教师节，记几件与我的博士导师钱临照先生相关的往事，以为纪念。 1997年在钱临照先生家过中秋节 1987 年 3 月 2 日，中国物理学会在北京召开“我国物理学界前辈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纪念会”，钱临照、虞福春、钱三强、王淦昌依次代表四位前辈的学生在会上作了纪念各自老师的报告。钱临照提到他的“刚复师”的两件事让人印象深刻。第一，物理学以实验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胡刚复是第一个把真正的物理学引入中国的人。“刚复师”的实验教学别开生面：要测量一根铁丝的磁滞回线，他会让钱临照自己选择一根适当的纸筒，自己计算导线要在纸筒上绕多少圈才能得到需要的磁场强度。还有一次，竟让钱临照把一只有毛病的墙式电流计修好后，再用它来做实验。第二，胡刚复爱才惜才，平素生活简朴，但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任职时，却慷慨解囊，资助一位“极优秀”的学生去法国学习。钱临照说到此处，严济慈大声插话：胡刚复资助的这位学生就是我。钱临照后来露出顽童一般的笑脸告诉我，这件事他是听“严师母”说的：有一次胡刚复忙忘记给严济慈汇钱了，严几断炊。 1982 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 50 周年，饮水思源，学会组织了一批纪念前辈物理学家的文章，叶企孙先生的不少弟子都踊跃撰稿。但受熊大缜案影响，叶企孙的所谓历史问题此时尚留有尾巴（河北省委对熊大缜做出平反决定的时间是 1986 年 8 月），可以理解，学生们的纪念文章中，大都回避了叶企孙爱国抗战的敏感话题（历史贡献），也就难以在更高的层面展现叶企孙的道德人品。钱临照先生对此十分不满，他把王竹溪先生找到自己家里来，用他自己的话说“狠狠地剋了王竹溪一顿”，认为他作为叶企孙的学生，应该更多地为老师伸张正义。钱临照与王竹溪、张文裕、李国鼎四人在英国留学期间结为好友，他后来又与王竹溪先生长期共事，两位老友“一辈子都没有红过脸”，这是第一回。 钱先生对晚辈学生十分关爱，既关心工作，也关心生活。中科大师生们出国深造，他是积极鼓励的，他为此而写的推荐信难以计数，我本人也是受惠者之一。对于当年的人才外流现象，他非常焦心，但他不愿意责怪那些滞留在国外的同志，而是强调我们自己要反省知识分子政策。他指出：对于那些没有回来的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就不爱国，“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人就是为了物质享受”，“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首要的是工作条件和环境，其次才是生活条件”。“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质朴、廉洁、勤奋、爱国而著称。只要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气氛和条件，他们所释放出的活力将是无穷的。” 钱先生去世后，中科大不少中青年骨干教师不约而同地撰文，讲述了他们在国外时，钱先生每每去信，介绍国内校内情况，关怀他们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他们殷切期待，从而坚定了他们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信念。 钱先生那一辈学者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很深，待人接物重情义重礼仪。钱先生十分关怀南京大学物理系一班杰出学者，如冯端、王业宁、闵乃本等等，他也受到南大物理同人的尊敬和爱戴，相互间走动较多。有一次南大物理系蒋树声教授来访，聊得高兴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饭点，钱先生使劲给照顾他生活的小阿姨（小秀）使眼色，意思是留客人午饭，但小秀并未准备客饭，只能任由蒋树声教授空腹辞别。对此钱先生深感愧疚，以后还多次提起，念念不忘。 1998 年 9 月 ，李林、 邹承鲁夫妇应邀去合肥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0 周年校庆 ，期间他们打电话要登门拜访钱先生，当时钱先生已经行动不便，需用轮椅，但还是坚持应该由他去宾馆看望客人。李林先生后来的回忆文章专门提及此节：“ 我们就要求去拜访他 ， 哪知钱先生却要来看我们 ， 真是不好意思 。 那天下午天气很好 ， 钱先生被他的学生推着轮椅来到贵宾招待所 ”。 我就是这个推轮椅的学生。记得那天李林就 像一个在溺爱自己的长辈面前的小姑娘一样，表现得无拘无束、欢快俏皮。 钱先生晚年谈到，他一生受到三位老师的重要影响，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是 刘天华、钱穆和严济慈。一位音乐大师，一位国学大师，最后是物理学家。钱先生的父亲又是钱穆的老师，由于这层关系，钱先生小学毕业前曾有一年的时间与钱穆分住一所房子的里外屋，耳濡目染钱穆的治学和为人，心中景仰。钱穆的影响在钱临照今后的治学态度和做人准则上有明显的体现，比如治史重考据的态度，宽厚待人乃至交绝不出恶声的胸襟等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刘天华当时在常州中学教书，受聘到钱临照就读的鸿模小学兼职，每周往返一次。他周六乘火车到无锡，再换小火轮到荡口，不辞劳苦，尽心尽责。钱临照曾随刘天华学五线谱和小号演奏，虽然后来在音乐方面没有成绩，但是，却从刘天华身上学到了刻苦勤奋，不畏艰难的意志。严济慈则是钱临照物理学研究的领路人。人生得一恩师足矣，钱先生何其幸运。 1997 年中秋节前，我们全家突然受到钱先生邀请去他家月饼茶叙，一同受到邀请的还有我同届同学徐飞全家，原来他要答谢徐飞和我。 1996 年，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为纪念首任理事长钱临照先生九十华诞，编辑出版了《电子显微学新进展》一书，我是该书责任编辑。严济慈先生 1996 年11月2日逝世，钱先生口述徐飞帮助整理了两篇纪念严先生的文章。这就是钱先生招待和致谢我们的 缘由。让我既感到惊喜又过意不去。这样的小事他竟记在心中。 钱先生是一个豁达、幽默、乐观的人，他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他也很含蓄，非常注意把握分寸，很少当面与人争执，很少疾言厉色，让人难堪。 脑海里常出现这样的画面：钱先生用食指指着我，然后发出意味深长的笑声。
个人分类: 人物纪事|8454 次阅读|5 个评论
我在中国科大时的普通物理老师钱临照院士
kd652 2019-6-25 09:35
1965年当我们在中科大入学后，第一学期的普通物理课是由 著名的老一代物理学家钱临照院士担任的，说实在的，刚入科大时见到传说中的华罗庚在校园里拄着拐棍往教学楼走去上课真的‘惊艳“（我自知用词不当，待改）了一番，而刚见钱临照没有那种感觉，钱先生个头不高面带微笑，讲课时驾轻就熟的样子，说话江浙一带口音，后来知道，他这是从科大建校以来第八次给新生开”普通物理“课了，钱先生讲课有”居高临下“的”透视感“，说话幽默，比如讲到流体力学里的“伯努立”方程时说：这方程有点费解，有些同学管它叫”白努力“方程，可这是航天航空”空气动力学“的基础知识，你们一定要学习好呃。 下面是麦汝奇老师在“心系科大”中回忆的内容： 著名的老一代物理学家钱临照院士教过多年的普通物理课，他在课堂上讲授转动惯量时，亲自坐上旋转凳演示的情景，给我们58级技术物理系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3年他专程从中关村来到半导体所参加我们大学毕业论文答辩的情景，更令我们难忘。 爱校如家 钱老在世时，无论是我陪他出差外地，还是他本人出差外地而我到火车站、飞机场接他回校，每当跨进校门，钱老总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说：“到家了!”学校安排钱老到外地疗养，钱老总是坚持陪伴同行的亲属一切费用自理。钱老说：“学校经费有限，不要给学校增加负担。” 1999年初，钱老病重住院，当得知自己病情已不可逆转又不宜回住自己的居室时，他坚决表示：回到中科大校医院也是“回家!”流露出钱老对科大这个家的深深爱恋之情。 回到校医院后，钱老吩咐：“除必需的药品外，其它开支都自理。”结果病房中使用的冰箱、彩电、微波炉、轮椅、充气床垫，包括护理人员的酬金都由他个人出资，连病房门口的拖鞋亦自购。还交待，冰箱、轮椅、充气垫要无偿留给校医院，供其他患者使用。 钱老的93岁生日是在校医院病房中度过的，他一再叮嘱家属要给校医院职工每人送上一个小蛋糕，但不要搞活动，以免影响大家正常工作。钱老临终前，在校医院度过一生的最后100天中折射出爱校如家，高风亮节的情操，令人难忘。 爱讲真话 “文革”中，上级指派我们去“逼供”“隔离审查”中的钱老，令他写交待承认自己是潜伏特务头子的材料。钱老始终坚定地说：“我只会写真实的经历，不会乱编。” 钱老随科大自北京下迁合肥时，多次伤感地说：科大损失太大了，国家的损失更大。面对科大天体物理研究涉及的“宇宙学”、“黑洞”等理论被无知的“四人帮”定性为“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伪科学，并受“四人帮”写作小组公开载文批判时，刚从“反动学术权威”、“特嫌头子”解放出来的钱老挺身而出，不仅大胆参加科大天体研究活动，还在各种场合提出解释与申辩，竭力保护科大天体物理研究人员在政治动荡中奋勇迈进。 粉碎“四人帮”后，在一次全校讨论教育革命的大会上，与会者纷纷提出科大学制应缩短为四年的见解。当大会主持人强调：国家领导人已说过科大的学制是五年了，大家就别再讨论了。钱老断然起立反驳：“领导人说过的话还可以让大家讨论嘛。”一言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钱老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在自己的工作室中始终安放着周总理的画像。总理逝世后，钱老顶着“四人帮”禁止群众悼念的高压，直奔科大师生自发组织的追悼大会，毅然登台发表悼词，追思总理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与关怀，对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期望，还以万分崇敬的心情追述周总理公而忘私的美德。言词恳切，听者动容。钱老还说过，我们要像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一样竭尽全力地办好科大。他自己就是这样实践的。 钱老在病重的最后日子里，仍不断向来探望的师生询问科大有什么新进展，商讨如何办好科大。钱老认为，面对新形势，科大不仅要培养教授、科学家，还应培养企业家、工程技术专家，为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作出切实的贡献。此刻，不由得让人想起唐代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钟爱年轻人 建校初期，钱老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备课精益求精，几易讲稿，面壁试讲。授课力求直观具体，声音宏亮，思路清晰，引人入胜。钱老还亲切指导学生课外开展科研生产小组活动，关心学生的饮食起居，深受大家欢迎。工农兵上大学时，66岁的钱老重登讲台，授大课，大大激发了师生们钻研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热情。钱老力主开办科大回炉进修班，年近七旬的钱老热情地为他们传授基础物理知识，主动让出或寻找校外的各种学术活动的机会，手把手地指导他们积极参与，盼望他们早出成果。这给进修班学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钱老积极支持创办科大少年班，亲任科大少年班研究组组长。他说，少年班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未来的国家栋梁。钱老与少年班学生同堂听课，促膝谈心，鼓励他们经受风浪锻炼。老少亲密无间。1985年，年近八旬的钱老代表学校接见一个外国教授代表团后感叹说：“他们都是三四十岁，是我的孙辈教授了。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培养出三四十岁的教授呢?”钱老把希望寄予少年班。十年后，果然有一位30岁的原科大少年班学生成为科大最年轻的教授，实现了钱老的愿望。 钱老一贯要求年轻人学好外语。“文革”前，他约请年轻教师定时到他家，开展外语学习。“文革”中，被“隔离审查”的钱老仍耐心地辅导身边看管他的青年人学外语。“文革”刚结束，钱老积极组织年轻人翻译国外最新文献，使参加者的外语及专业水平迅速提高。钱老热情地给年轻师生写出国推荐信，为他们争取出国进修和深造的机会。钱老与在国外的师生密切书信往来，及时向他们介绍祖国与科大的新貌，并加盖上“月是故乡明”的印章赠予他们，希望他们早日学成回来报效祖国。每当有师生回国，钱老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讲述出国的收获，共商办好科大。 钱老永远与年轻人同乐。晚年的钱老行动不便，学生们就每天轮流到钱老家看望交谈，亲热地叫钱老为“爷爷”，只要天晴，大家就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钱老在校园内转悠，仔细观察科大日新月异的变化，畅谈科大美好的未来。钱老走了，钱老带着年轻人深深的眷念走了。科大为了满足钱老永远“回家”的心愿，于2000年春，在美丽的校园里安放了钱老的塑像，塑像旁埋有钱老的骨灰。钱临照老师永远留在科大的土地上。（作者系中国科技大学58级学生 麦汝奇）
个人分类: 中国科大|6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钱临照先生的生平
kd652 2019-4-4 22:21
本博主按：钱临照先生是1965年我刚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学习时的“普通物理”课任课老师，后来才知道，他当时已经是中科院院士，钱先生讲课深入浅出，待人和蔼可亲，现在才得知他的生平，转帖如下：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190fbd3db0102yub7.html?type=-1 再看，追忆钱临照： https://mp.weixin.qq.com/s/gTg2JeDREPj_lBRzZKQGyg 怀念我敬爱的，可爱的钱临照先生！
个人分类: 中国科大|2350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在中科大时的物理老师钱临照院士
kd652 2019-1-4 18:28
1965年当我们在中科大入学后，第一学期的普通物理课是由 著名的老一代物理学家钱临照院士担任的，说实在的，刚入科大时见到传说中的华罗庚在校园里拄着拐棍往教学楼走去上课真的‘惊艳“（我自知用词不当，待改）了一番，而刚见钱临照没有那种感觉，钱先生个头不高面带微笑，讲课时驾轻就熟的样子，说话江浙一带口音，后来知道，他这是从科大建校以来第八次给新生开”普通物理“课了，钱先生讲课有”居高临下“的”透视感“，说话幽默，比如讲到流体力学里的“伯努立”方程时说：这方程有点费解，有些同学管它叫”白努力“方程，可这是航天航空”空气动力学“的基础知识，你们一定要学习好呃。 著名的老一代物理学家钱临照院士教过多年的普通物理课，他在课堂上讲授转动惯量时，亲自坐上旋转凳演示的情景，给我们58级技术物理系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3年他专程从中关村来到半导体所参加我们大学毕业论文答辩的情景，更令我们难忘。 爱校如家 钱老在世时，无论是我陪他出差外地，还是他本人出差外地而我到火车站、飞机场接他回校，每当跨进校门，钱老总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说：“到家了!”学校安排钱老到外地疗养，钱老总是坚持陪伴同行的亲属一切费用自理。钱老说：“学校经费有限，不要给学校增加负担。” 1999年初，钱老病重住院，当得知自己病情已不可逆转又不宜回住自己的居室时，他坚决表示：回到中科大校医院也是“回家!”流露出钱老对科大这个家的深深爱恋之情。 回到校医院后，钱老吩咐：“除必需的药品外，其它开支都自理。”结果病房中使用的冰箱、彩电、微波炉、轮椅、充气床垫，包括护理人员的酬金都由他个人出资，连病房门口的拖鞋亦自购。还交待，冰箱、轮椅、充气垫要无偿留给校医院，供其他患者使用。 钱老的93岁生日是在校医院病房中度过的，他一再叮嘱家属要给校医院职工每人送上一个小蛋糕，但不要搞活动，以免影响大家正常工作。钱老临终前，在校医院度过一生的最后100天中折射出爱校如家，高风亮节的情操，令人难忘。 爱讲真话 “文革”中，上级指派我们去“逼供”“隔离审查”中的钱老，令他写交待承认自己是潜伏特务头子的材料。钱老始终坚定地说：“我只会写真实的经历，不会乱编。” 钱老随科大自北京下迁合肥时，多次伤感地说：科大损失太大了，国家的损失更大。面对科大天体物理研究涉及的“宇宙学”、“黑洞”等理论被无知的“四人帮”定性为“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伪科学，并受“四人帮”写作小组公开载文批判时，刚从“反动学术权威”、“特嫌头子”解放出来的钱老挺身而出，不仅大胆参加科大天体研究活动，还在各种场合提出解释与申辩，竭力保护科大天体物理研究人员在政治动荡中奋勇迈进。 粉碎“四人帮”后，在一次全校讨论教育革命的大会上，与会者纷纷提出科大学制应缩短为四年的见解。当大会主持人强调：国家领导人已说过科大的学制是五年了，大家就别再讨论了。钱老断然起立反驳：“领导人说过的话还可以让大家讨论嘛。”一言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钱老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在自己的工作室中始终安放着周总理的画像。总理逝世后，钱老顶着“四人帮”禁止群众悼念的高压，直奔科大师生自发组织的追悼大会，毅然登台发表悼词，追思总理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与关怀，对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期望，还以万分崇敬的心情追述周总理公而忘私的美德。言词恳切，听者动容。钱老还说过，我们要像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一样竭尽全力地办好科大。他自己就是这样实践的。 钱老在病重的最后日子里，仍不断向来探望的师生询问科大有什么新进展，商讨如何办好科大。钱老认为，面对新形势，科大不仅要培养教授、科学家，还应培养企业家、工程技术专家，为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作出切实的贡献。此刻，不由得让人想起唐代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钟爱年轻人 建校初期，钱老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备课精益求精，几易讲稿，面壁试讲。授课力求直观具体，声音宏亮，思路清晰，引人入胜。钱老还亲切指导学生课外开展科研生产小组活动，关心学生的饮食起居，深受大家欢迎。工农兵上大学时，66岁的钱老重登讲台，授大课，大大激发了师生们钻研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热情。钱老力主开办科大回炉进修班，年近七旬的钱老热情地为他们传授基础物理知识，主动让出或寻找校外的各种学术活动的机会，手把手地指导他们积极参与，盼望他们早出成果。这给进修班学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钱老积极支持创办科大少年班，亲任科大少年班研究组组长。他说，少年班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未来的国家栋梁。钱老与少年班学生同堂听课，促膝谈心，鼓励他们经受风浪锻炼。老少亲密无间。1985年，年近八旬的钱老代表学校接见一个外国教授代表团后感叹说：“他们都是三四十岁，是我的孙辈教授了。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培养出三四十岁的教授呢?”钱老把希望寄予少年班。十年后，果然有一位30岁的原科大少年班学生成为科大最年轻的教授，实现了钱老的愿望。 钱老一贯要求年轻人学好外语。“文革”前，他约请年轻教师定时到他家，开展外语学习。“文革”中，被“隔离审查”的钱老仍耐心地辅导身边看管他的青年人学外语。“文革”刚结束，钱老积极组织年轻人翻译国外最新文献，使参加者的外语及专业水平迅速提高。钱老热情地给年轻师生写出国推荐信，为他们争取出国进修和深造的机会。钱老与在国外的师生密切书信往来，及时向他们介绍祖国与科大的新貌，并加盖上“月是故乡明”的印章赠予他们，希望他们早日学成回来报效祖国。每当有师生回国，钱老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讲述出国的收获，共商办好科大。 钱老永远与年轻人同乐。晚年的钱老行动不便，学生们就每天轮流到钱老家看望交谈，亲热地叫钱老为“爷爷”，只要天晴，大家就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钱老在校园内转悠，仔细观察科大日新月异的变化，畅谈科大美好的未来。钱老走了，钱老带着年轻人深深的眷念走了。科大为了满足钱老永远“回家”的心愿，于2000年春，在美丽的校园里安放了钱老的塑像，塑像旁埋有钱老的骨灰。钱临照老师永远留在科大的土地上。（作者系中国科技大学58级学生 麦汝奇）
个人分类: 中国科大|221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我的大学物理老师钱临照茶余饭后评说名人
kd652 2018-10-29 01:20
https://mp.weixin.qq.com/s/55SZaOqz5cwblp_CWdVv4Q
个人分类: 中国科大|720 次阅读|0 个评论
关于叶企孙一一解答柴静受到质疑的问题
热度 11 shhu1961 2018-7-16 20:56
今天是叶企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有写点纪念文字的强烈冲动。下面这段往事十分重要，选这个时间点讲述也许是合适的。 柴静一篇有极高关注度的博文被公众质疑了几个问题， 这段往事也是对这些公众质疑的回复 。 2010年3月，柴静写了一篇博客，《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以名记者的影响力，把叶企孙先生带入了一个广泛的公众视野，这篇博文的点击量超过了30万，据估计，通过各种媒体转载，总阅读量超过千万。柴静博客中下面这段描述触及了公众痛点，其后被各种媒体大量引用：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到他(叶企孙）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柴静这篇博文在受到极大关注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质疑，比较集中的几个点在于： 1.“到底是买苹果还是索要苹果”？ 2.“到底是向熟悉的学生伸手要钱还是向学生模样的人伸手要钱”？ 3.“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在当时的中国普遍的收入状况下，这样说是否妥当？ 柴静回答如下：＂查了一下，这段话的原文出自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登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3期上。＂结果柴静把我推向了始作俑者境地。 最近听说，有严谨的学者也质疑这个场景，我觉得有必要交待一下这个故事的来历，以及我文章本来的说法。 1985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我以叶企孙先生生平为题做硕士论文，这其实是钱临照院士指定的一篇命题论文。拜访叶先生的学生是论文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的釆访笔记记载，1987年9月23日，我在中关村812楼采访了物理学家杨龙生先生，杨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是叶先生熟知的学生之一，关于叶先生＂文革＂中这段痛心往事出自他的讲述：＂我在海淀遇到他（指叶企孙），他穿着破学生装，趿拉着破棉鞋，在一个铺子里买水果，对我说，你有钱给我几个，要得不多，五六元，他不能在饭厅排队，所以在校外买。我告诉陆学善，碰到叶老师带些钱给他，后来我也告诉了吴有训，吴有训告诉了周培源。＂ 杨先生的讲述让我五味杂陈，我于是把叶先生这种境遇写进了文章：＂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此篇昨晚在手机上匆匆完成， 文章没有写好，意犹未尽，今天重新修改完成： 《纪念叶企孙先生兼及柴静受到质疑的几个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b164db0102y7xt.html
个人分类: 人物纪事|20693 次阅读|22 个评论
纪念李荫远先生！
热度 6 shhu1961 2016-8-28 22:46
2012年7月的一天，李荫远先生告诉我，他要写最后一篇博文，谈谈教育收费。他说：“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抗战期间上大学是不交学费的，听说解放后一段时间也不交，不知谁开的头。我很想有机会写最后一篇博文，谈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资料不够。这对教育影响大，网络上有人提三座大山：教育收费、住房、就业。就是抗战前交学费也没有听说有人交不起，而且不交学费也照样可以听课，沈从文就是这样听课的，没有毕业证一样可以是学者。” 我问他，为什么是最后一篇博文？他答：“尽管我写得很委婉，还是有人骂我，说我讨了巧还卖乖。不写也罢。” 几年来，过段时间就去看看李先生的博客，总没有等到他就教育这个话题的“最后一课”，今天出差回来看到的竟然是他的讣告！ 认识李先生有30多年了。1985年我以叶企孙先生生平为题，要完成一篇硕士论文。钱临照先生介绍我拜访了一大批与叶先生熟稔的物理学家，其中也包括李先生。后来李先生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开始我有受宠若惊之感，渐渐了解了李先生的家国情怀和学人风骨后，我才明白，他是透过科学家传记这个小窗口，关注科学家的历史责任、社会道德，并尽己所能，弘扬正义，弘扬中国学者的社会价值观。 李先生2012年在科学网发过一篇博文：《关于科学人的传记》，他写道：“去年我收到过几本名人传记，其中有一本对传主的学术成就写得如实，对其个性和在‘文革’中受的苦难以及 1980 年以后的成就均颇为详尽。我认为这书反映了一个时代和一类人的共同遭遇，有史料的价值。另一本则其传主是一位我熟悉的前辈数学家（五十年代被聘为学部委员，早已辞世）。著者详述其学术成就和其社会地位（系主任、大学校长、人大代表等），而对其私德上的不美之处，一字不提。被略去的不过是抗战时期不算稀有的，原配夫人万里寻夫被抗战夫人拒之门外的事件。其事虽有损于传主的令名，但也是时代的悲剧；作者不妨提到为止，不予评说即可。由于掩盖过多，此书读起来自然会让人觉得其前后有不少的漏洞。”李先生说的两本传记都是我当时负责的部门出版的，被他称作“有史料的价值”的是《陆元九传》，另一本是《柯召传》，李先生博文中还有一段严厉批评出版社编辑的话，令我汗颜，在此就不引用了。 看到李先生的博文后，我专门去了他位于海淀黄庄801楼的家拜访他，接受批评。另外，科学家传记是我研习的一个方向，我趁机就传记的写作请教李先生，他有如下见解： 1. 写传记必须写出历史背景，否则毫无意义； 2. 传记不能拔高，不能把历史写成官书； 3. 传记要写小事，小事能看到人的精神，全部写功成名就就没有传记的味道了。 这三点堪为传记写作之圭臬。 听李荫远先生谈传记（2012年7月11日，李荫远寓所） 方老师去世前一年在一篇回忆文字中提到“ 2010 年圣诞节前，收到李荫远先生的e-短信。云：‘ 多年不通音信。钱先生（指钱临照）辞世不觉已十一年了，我手边只有他指导的科学史学生早年写的传略。我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两篇回忆散文，都是关于大学刚毕业时期的，也许你真该动笔写回忆录了，不是写你正确与否，而是可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 ”方老师过早地在异国他乡逝世，令人唏嘘！还好，他竟然完成了自传！ 李先生本人不想留下自传，也绝不授权他人去写。我追问为什么，他答曰：我很平凡，一生很顺利，又不是右派，没有什么可写的。但他认为：中国科技大学应该出版严济慈、钱临照、杨承宗传。他还追我，为什么硕士论文做好了没有出版叶企孙传？又责问我为什么不写钱临照传（钱先生是我的博士导师）？今天，叶企孙、严济慈、杨承宗都有了传记，钱临照的传记还是付诸阙如，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行笔至此，尤感惭愧，因为，今天是钱临照先生110周年冥诞纪念日（钱先生诞生于1906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九），不过，钱先生的传记今后还是要写的！形式可以多样，独著或师兄弟合著均是选项。今天没有写出钱先生110周年冥诞纪念文章，就发此愿以为纪念吧，也希望能以此告慰李先生！ 李先生的学术成就科学网已有介绍，在此就不赘述，仅谈点他的新诗见解。李先生师出名门，在西南联大曾与杨振宁、黄昆等随吴有训、吴大猷、王竹溪学物理，后来成为中国固体物理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些事知道的人多些，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的文学造诣！他在文学方面深得何其芳、闻一多教益，对诗歌颇有研究。 1995 年以后他辞去《物理学报》执行主编职务，渐渐淡出物理学研究，转入诗歌和社会问题思考。他博览新诗，一册《当代新诗读本》堪称 惊 世 骇俗，他服膺“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理念，看重反映世势坎坷的篇章，他反对古诗的晦涩，反对现代、后现代诗在文字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脱离实际。秉持此论，则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 为数庞大的新诗,能入他法眼的就为数寥寥了。 老一辈物理学家中，颇有一些人青睐杜甫，如叶企孙、钱临照等等，在古诗中，李先生也推崇杜诗。想来，他们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颇为契合。李先生甚至请了他的老乡、川籍著名书法家余兴公为他写了杜甫诗联挂在书房：新松恨不高千尺， 恶竹应须斩万竿。表达了他强烈的爱憎分明的个性！ 李先生在新诗写作上秉持“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理念，最重反映世势坎坷的篇章，由此也容易理解他对人物传记传主的选择标准。李先生一生不为应景之作，他为科学进步和社会进步奉献了毕生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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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的小故事 ——写在教师节
shhu1961 2015-9-10 12:19
1994 年 10 月 28 日，合肥，星期五的黄昏，天有些凉。 记不得什么地方要一个“院士介绍”，钱先生嘱我代拟，这天是来钱临照先生家交卷。 几次写钱先生生平、传记类的文字总觉得不够轰轰烈烈，所以一有机会就挑话头，让钱先生谈自己的工作。这天是谈《墨经》研究。 钱先生《释墨经中之光学、力学诸条》一文，现在已被看作是“《墨经》研究的里程碑”。这篇文章对李约瑟迷上中国科技史也起过很大作用。“1943年李约瑟到昆明访问时，正逢钱老完成他的这篇力作，钱老和他大谈这部世界上最早的系统性很强的光学著作。钱老谈得津津有味；李约瑟听得非常入神，他对中国先哲的成就大为惊讶，从而使他着手筹备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席泽宗语）。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感谢了多名中国科学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钱临照。李约瑟研究所前所长何丙郁先生也曾说：“不可错误地认为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在本世纪前半期，一些中国前辈在这一领域已有相当的贡献，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张资珙、刘仙洲、陈邦贤等，他们在后方，同李约瑟谈话时，自然会提到各学科的科学史问题，他们告诉他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和各门学科史中的关键要领等，这使李约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和指导。” 钱先生这天兴致很好，以他贯有的风趣谈论了他这篇墨经文章的故事，下面用第一人称复述： 1937 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结束后，原打算去柏林一家对口的研究所工作，但抗战爆发了，严老（严济慈）、李书华自法国打电话要我回国，我没有二话，立即启程。 抗战初期我们全家先在昆明城里住，后因空袭租居西山一所二层木屋，房东是回民，一层养牛等牲畜，二楼地板缝隙可容手指，气味很大。严济慈所长见此情况伸出援手，让我们全家搬去黑龙潭一所道观与他家同住一院。直到应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徐旭生所长之约，移居史学所，一家老小才算基本安顿妥当。 翻阅史学所藏书，见《墨经》，读来颇有兴趣，告诉徐旭生研读《墨经》心得，徐促我撰写论文，一开始也没有动笔，只在史学所“总理纪念周”上报告了一次。 1940 年是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60岁华诞（虚岁），研究院同仁相约出版论文集以为纪念，李书华嘱我撰稿，我颇为难，李遂让我把墨经一文写出。 当时居所仅一张方桌，老母亲居一方独自玩麻将消磨时间，妻子居一方缝补，大儿子居一方功课，我居一方撰文，两个幼子睡觉。桐油小灯，灯芯用棉花卷成，光线昏暗，我想把灯芯挑大一些，老母亲便会指责，油贵，开这么大干什么！ 文章以文言文写成，载《李石曾先生六十岁纪念论文集》末尾，西南联大中文系几位教师颇欣赏文言，与李约瑟谈及墨经光学，李大为吃惊，此文当时也并没有什么影响。在昆明第一次见到李约瑟时，他的中文很难懂，据说是跟广东人学的，解放后再见到他，口语就好多了。 50 年代整理国故，杨肇 燫 嘱我改写为白话文在《物理通报》上刊出。 以上故事，钱先生在“ 国破山河在．昆明草木春 ”（科技日报， 1995.11.13,20,27 ）一文中也述及一些，我听他亲口道来，更觉生动传神。 钱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他去世已经 16 年了，在教师节，写出这个故事，谨向老师表示敬意，也向在抗战艰难困苦中仍对学术孜孜以求的老一辈科学工作者表示敬意。 《李石曾先生六十岁纪念论文集》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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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热度 3 hongfei 2011-5-1 09:41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转载】 2011.05.01 又再转载一篇老校友华新民先生的文章。 华新民『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文章』，链接： http://xmhua.blogspot.com/2011/02/blog-post.html ************************************************************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转贴） (2011-03-11 09:54:05)转载 标签： 转载 杂谈 分类： 转载 ·华新民· 一，故乡的背影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老人去世后，在网上读到了他在八十岁那年写的《八十自述》一文。他的叔父钱穆在八十岁时写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台湾发行。钱伟长到八十岁写自述，看来是仿效叔父的做法。 钱 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地方，那是一个钱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他在自述中说：“我４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荡口在 七房桥以东五里路，现在有了公路，无锡、苏州的郊区公共车也就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他在自述中回忆家乡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荡口，这正是笔者出生的地方， 所以，按中国传统规矩，我得称钱伟长是我的“乡贤”，虽然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他关于早年家乡的回忆，加上他的叔父钱穆的回忆，让我对于自己出生前的一、 二代人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增长了不少见识，那是故乡已经远去和消失了的背影。 一，故乡的背影 荡口是以我们华姓 人为主的集镇。我看到一份家族资料上说，在元末的各路汉人造反大军中，那一带属于张士诚的势力范围，等到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我们华氏的祖先因为追随过张 士诚的队伍，站错了队，受到惩罚——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这事我们后代怨不得祖宗，谁叫你不幸错生在了那个地区呢？就像湖南、江西多共和国的开国将 军，而浙江多历史反革命一样，历史的大潮卷过来，谁也不知道卷进了红潮还是黑潮，会被卷到哪里去。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从事商业活动的 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款中多是下海经商的无业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以至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祖 先，大概也是这样，被朱洪武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只能从事当时社会的职业仕农工商之末流：酿酒和酱油的制造和销售。在后来的年代里，同执政者的愿望相 反，荡口的商业繁荣起来，发展成一个方圆几十里农村的中心集镇，也出了一些大户人家和书香门第。这种状况，在我开始记事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残留：那 时家乡还有若干酱油的作坊，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一位名叫华山的小学老师，五十年代还在世，他家就是开酱油作坊的，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工商界的 头面人物。另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碎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以至有些人家的围墙的顶部都是用这种剩余的酱油罐和酒坛子充当砖瓦砌起来的。 钱 伟长号称是所谓“三钱”之一，三人都来自苏浙地区的钱氏宗族，据说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实际上非常悬 殊。钱学森出生于杭州的丝绸富商之家，可谓出身“豪门”；钱三强则称得上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 一；至于钱伟长，家境清贫，而且至少是“贫三代”，不折不扣的出身“寒门”。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他们家“先前也阔过”，有良田十万亩，不过那 是十八世祖宗时代的事。到钱伟长祖父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产。他祖父体弱多病，不胜科举考试的艰难，只能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也作些管理宗族事务、给人 家写状纸一类的事，大致说来，职业就是“塾师”和“讼师”。钱伟长的父亲名钱挚，字声一，短寿，生前一直是乡村小学教师。因此，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 困中度过的，他说：“父亲中年３９岁早逝……，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 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 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钱伟长家无地无房，他 父亲当乡村教师是一家收入的唯一来源，父亲一旦去世就断了生计，不过旧社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也不见得总是像“忆苦思甜”会上说的那样：卖儿卖女，家 破人亡。上面这段自述表明，当时那个社会里穷人也可能得到救济：一个名为华倩朔的人，曾是他父亲和叔父钱穆的小学教师，免费给钱家的孤儿寡母提供了住所。 此人是我们镇上的名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人世，似乎还在中学里教点书，人人都尊称他“倩朔先生”。我那时刚开始识字，以为他名字叫“浅”，不懂为什么不 管什么辈份的人都叫他“浅叔”还要外加“先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在乡间流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他在前清得过功名，曾经到广西、云南一带做过县 官，还从那边带了一个夫人回来，被家乡人称为“广太”。流传最多的是他慷慨助人的故事。有一则说，某陌生人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听了后说：“我手上拿不出 那么多的钱借给你，你去某处把我的旧房拆了，砖瓦木料可以换些钱，够救你的急了。” 倩朔先生不仅有视钱财如浮云的古代侠士之风，还是 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这样记载这位老师：“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倩朔师曾游 学于日本，美丰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曾编写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 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顺便说一句，也是去年逝世的画家华君武虽然出生于杭 州，他的祖居也在倩朔先生居住的黄石弄里，两家可能有相当近的亲族关系。 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 捐供的救济粮，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所谓“义庄”，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普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上世纪 五十年代，义庄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很多地名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还见证 着它们曾经的风光。年轻的时候没有细究，这些年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它们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制度创新”，这位 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政治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概念，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用这 些土地出租或其他方式经营得来的收入接济宗族内的贫困户，一般是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孤寡老弱，有的还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补助宗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 费用。大概因为范仲淹是苏州人，所以义庄在苏州府所辖地区十分普及，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了鼓励这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专门通令给予嘉奖和保护，禁 止宗族公产的转让。在这种政策倾斜鼓励下，义庄的公产只可增不许减，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资料说，我们荡口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 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早逝，其家庭两代人都受惠于义庄的救济。钱穆在他的《八十忆 双亲》中说，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依例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他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 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虽然凄凉，但是同族人的帮助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直到几年后他 的大哥在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有了收入为止。 可见，百年前的故乡，已然有了“集体所有”的公产——虽然那是属于同姓的宗族，有了民 间的慈善组织，还有守护传统道德的士绅，做着扶弱济贫的善事。读者今天读到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那些在困境中受到救助的文字，也会同作者一样感受到人 间的温暖。像这样温情的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还有许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也同样感人——光绪末年（１９０８年），他和 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其兄在四年级毕业班，他还在三年级，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受到老师鼓励，跳级随兄长和其他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 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就在他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的前夕，他就读的小学得到通知说他本人也被录取了，他的体育老 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 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我们镇上的首富， 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并不是到了“新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 如 果说，他们幼年在家乡得到的救助出自于宗族和乡亲的关系，那么随着他们学业的升级，得到的资助来源也就更为广阔。钱穆的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 家乡办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先母即令先兄不再领怀海义庄之抚恤。”但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大哥，薪水微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领取救济粮米的时候，钱穆在 常州读书难以为继，这时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余申请得无锡县城中某恤孤会之奖学金，得不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 “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 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　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超越宗族的界限，而开 始有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氏叔侄在他们回忆中叙述的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印证了近年有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 那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政府管治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例如，钱穆回忆里讲到他的父亲 在世时因为钱氏义庄发放救济的不公，同他的同族长辈打官司，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那时的社会，当然不是莺歌燕舞， 有贫富不均，宗族争斗，天灾人祸，百姓也有当时常见的吸毒、纳妾等陋习——钱穆就不讳言自己父亲长期抽食鸦片。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传统和 习俗，如前文所述的乐善好施，鼓励年轻人读书。而且，人与人交往讲究诚信，如钱穆回忆里讲：“先父在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例不付款，待年终清结。先 父卒后，……一日，上街购酱油，先母令携钱往，随购随付。店铺中人不受。余坚欲付，铺中人坚不纳。谓：‘汝家例可记账，何急为。’不得已，携钱归。其他店 铺亦然。……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先母必令先兄及余 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可见，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靠救济生活，但是店家并不歧视“弱势群体”，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接受他们的赊账，而他们也坚持年 终将赊账结清。这样一种买卖双方的诚信，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靠传统道德维系。假如今天的中国哪怕还保留一点点这样的诚信，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悲 剧发生了。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里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 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信念，无疑同他早年在家乡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他 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和弘扬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中国传统社会。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有正面意义的传统，本来确实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成为新社会 中的积极因素的。即使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义庄，也有着“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演化为惠及整个社区的民间慈善组织。须知，钱穆和钱伟长在荡口 就读的小学，本来是华家有钱人开设的私塾，只招收华姓子弟入学，但是在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它也与时俱进，成了向四乡所有学童开放的新式学堂，钱穆进入那 所小学的时候是刚废除科举的１９０５年，差不多是第一届的学生，从他的回忆中，我们看不到校方对外姓人有什么歧视。宗族办的私塾平稳地演化为新式学堂，并 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族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有教无类”也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坚持的原则。同样的理 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思想在中国也是自古以来深入士大夫人心的普世价值，由不同宗族的义庄联合起 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对全社区开放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信也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义庄和乡村士绅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 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是消灭中国民间社会自治的运动，使得政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 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人出来想起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 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公益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像笔者一样在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读钱氏叔侄的回忆，会觉得他们叙述的旧社会，同当年教科书里和文艺作品中灌输的旧社会形象完全不同。当时的书报刊物、文艺 演出里提到旧社会，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时期，用“万恶”二字就可以概括。旧社会就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还不了债的就要用女儿抵债，就要进刘文彩的水牢。 旧社会里的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南霸天一类的地富反坏，旧社会的“成功人士”都是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在旧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应该是清白的，但 是，如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定要认识自己家庭的剥削本质，如果流露出有丝毫认为自己父母靠勤俭起家的想法，就会有教师、辅导员和同学来帮助你提高认 识，直到你承认“乌鸦没有不黑的，起家没有不靠剥削的”。即使是出身于职员、小业主一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也要检查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革命动摇 性之类的家庭烙印。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就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信他们当年在学校争取入团、入党时，这类思想汇报一定 没有少写。可想而知，对“旧社会”缺少亲身的体验的青少年，在这样的妖魔化教育下成长起来，会对那个时代和来自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有什么样的印象。罗 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里，这样写道：１９６２年，她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们。 “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 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 其 实，旧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像周扒皮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正如旧社会的贫苦农民中也有少数流氓地痞一样。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只是被大大夸张 了的艺术形象。据罗点点说，她的姥爷、姥姥这样的地主分子，“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鱼肉乡里的事情，甚至还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的贡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罗瑞卿夫妇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很多，例如邓小平 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无悔的岁月》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浦在廷——也就是邓小平的岳丈——的发家史：浦在廷是驰名全国的云南宣威 火腿公司的创办人，从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白手起家，他“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他不怕吃苦，敢 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当年的阶级教育是“为富者一定不仁”，但是当年为了抗日和姐妹 一起奔赴延安的浦代英却说：“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 方的个性。……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拮据。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 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 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 可惜，浦代英这些话是在文革过去了二十年之久才讲的。罗点点对自己姥爷、姥姥在旧社会的 真实生活的了解也是她母亲在文革之后才告诉她的。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罗瑞卿都是妖魔化“旧社会”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领导者。位子更 高的周恩来，也是最经常提到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领导人，假如当年有人斗胆问他：你的父辈祖辈人究竟干了哪些欺男霸女、丧尽天良的事情？相信他也回答 不上来。然而，这些“新中国”的执政者，为了证明他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把“旧社会”的真相隐去，在周恩来为实际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 序幕里，他们这样来描写旧社会：“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他们心里明知自己的父母就不是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人，却一定要让全中国的青少 年们接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教。结果就是像罗点点说的那样，她把自己的姥爷和姥姥也当成了周扒皮。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红卫兵拷打她的姥姥，她只是 “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心都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因 为她和这些红卫兵都是吸着同样的乳汁长大的。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人们常常会问：那些平时温良恭谦让的女子中学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把自己的校长 和老师活活打死的暴徒？罗点点的自述至少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钱伟长的自述回忆了 他在１９４８、４９年间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１９４８年１２月 ２４日，“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 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８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３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 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３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 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 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这里的“四叔”，即是钱穆，实际上钱穆在 家里行二，但是因为叔伯堂兄弟联合排行为四，所以取字“宾四”，钱伟长叫他四叔。钱伟长少年丧父，读中学时一直跟随着钱穆，叔侄二人情同父子。可是在对待 “解放”的态度方面，两人完全背道而驰。当时钱穆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创办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钱伟长是否遵照钱俊瑞的叮嘱给叔父写了劝留的信，钱穆是否 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无从了解。不过，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说，他在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后，“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 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 后文告，亦有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这个“族叔孙卿”名钱基厚，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字子泉）的孪生兄弟，也是无锡工商界的头面 人物。钱穆没有听取荣家和钱孙卿的劝告，还是离开了无锡，南下到广州，并最后出境到了香港。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国共两党对于争取学者 教授、社会贤达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国民党方面曾派飞机到即将失守的北平“抢救学人”，但没有多大成果，据钱伟长回忆，“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学校里只 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２６９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共产党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迎接解放，有些重点的知名人士 则由地下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护他们免受国民党胁迫和危害。不过钱穆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任何两党高层人士对他的关照，他似乎不在任何一党的重要人士的名单上。 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主导安排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的是朱家骅、傅斯年这样的“海归”，拥有西方名牌大学的学位，像钱穆这样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自学成材者，在 他们眼中似乎还不够份量。１９４８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里就没有钱穆，或许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和左倾人士的眼里，钱穆则是一个坚 持孔孟之道的守旧分子，据钱穆回忆，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 罪讼之法庭。”钱穆对陈寅恪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诸笔墨而已。”显然，他不会是共产党高层想要花力气争取的对象。 看来，钱俊瑞对于钱伟长的叮嘱，更多是出于他个人对老师礼貌性的问候。 如此看来，１９４９年的钱穆像一叶小舟混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 中，无人问津。那么，为什么到了１９４９年８月，毛泽东要在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钱穆同胡适、傅斯年一起归入受到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去呢？他做了什么事让毛泽东如此愤怒呢？我们没有毛泽东或他的笔杆子起草该文时的内部资 料。不过，钱穆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在那年春天的一番谈话，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败退广州，刚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会晤追随 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人，或许因为阎锡山本人一向崇尚儒家学说，钱穆刚好应聘到广州华侨大学，无党无派的他也一起被请了去。钱穆在会上即席发言，说抗战 时军队在前方保卫后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军队溃败，“恐不可恃。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 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这些话分明是在替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以图东山再起。在毛泽东的眼里，尤其可恶的是，那些深受党国恩泽的名教 授，如国民党员朱光潜、冯友兰等都决定留下同新政权合作，偏偏这个“党不疼国不爱”的钱穆，不识时务，自己跳出来像伯夷、叔齐一样要替旧政权守节。在接下 来的另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里，毛泽东好像余怒未消，已经作古数千年、没有招他惹他的伯夷也受到株连，被骂成了“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 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且是同胡适、傅斯年绑在一起，大概是钱穆自己也没有料到的。 １９５０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道：“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 这确实有点历史的误会。钱穆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物。他说，抗战前“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外，凡属时局国事之 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胡适为校长，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他们没有给钱穆发聘请函。而钱穆本人也不愿意去，他说：“倘 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 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最后，他挑了一个私人新办的无锡江南大学，希望远离政治中心，安静 地做自己的学问。至于说到同国民党的关系，钱穆比胡适、傅斯年要疏远得多，他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担任行政职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胡、傅 二人后来一直是台湾的学界领袖和文化班头，而钱穆在香港一留十几年，始终以办学为生，直到从中文大学退休，而且大陆文革动乱开始后才迁居台湾，此时傅斯年 和胡适已经先后离世。 事实上，钱穆的若干学术观点也同国民党的正统教义相悖。例如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国史大纲》书稿，将太平天国一律 称为“洪杨之乱”，当时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也是“凡是派”，要求他改为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得到过孙中山肯定的。钱穆对此抗辩道：“中山先生排除满清 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 不同。”——信奉“必也正名乎”的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必须正名为“洪杨之乱”，在这件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知道，被毛泽东在反右时 捆绑在一起批判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实际上是民盟里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同样，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等方面有诸多分歧。他曾这样评说 胡适等人：“而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内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 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钱穆的这些论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尽管不为国民党所看重，却仍然要给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进言，而且决定离开大 陆。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比全盘西化还要不能接受的“苏联化”，新中国所尊的共产主义，同“洪杨之乱”尊的耶稣，一样都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他 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以及他们的西化主张，是为后来的“苏联化”开通了道路，也是有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批判钱穆 也不算误会，因为钱穆的反共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历史观。 话说回来，钱穆对共产党政权的看法也不是一开始 就如此绝对，他当时到香港而不去台湾，也有驻足观望的意思，他在回忆中说，“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 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所以他想看一看中共有没有“开国气象”。然而新政权外交上的“一边倒”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证实了他对中 国“苏联化”的担忧：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他以前的同事、友人都作了自我否定或者受到批判斗争。１９５７年，在他培养下长大的侄子钱伟 长被打成右派，在全国报刊上受到声讨。１９５９年开始的大饥荒期间，大量饥民逃港，香港居民纷纷给国内邮寄白糖、猪油一类的食品解救他们的亲属；钱穆的小 兄弟钱文——人称“起八先生”——当时在家乡荡口，也收到了兄长从香港寄来的包裹和港币，是我们镇上少数有“外汇券”的人，持这种外汇券可以到无锡城里 “侨汇商店”购买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可惜起八先生当时失业在家，只能拿外汇券跟别人换了人民币维持起码的生活。据钱伟长回忆，他的这位“八叔”以前 经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在那几年得了浮肿病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去世。到了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开始，曲阜孔 府、孔庙、孔林受到红卫兵的毁坏，这在钱穆这样的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学人看来简直就是“亡天下”的征兆。痛心疾首的他一直到死都把１９４９年的解放“正 名”为“赤化”，而且誓言“赤祸”不除，决不回乡。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当时新政权曾在香港争取那些观望的旧 政权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１９５５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的回归就是他们工作成功的例子。钱穆大概也在统战部门的视野之内。１９５０年，他尊敬的老师吕思 勉曾写信劝他回归，在回信中，钱穆说：“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由于他对于中共政权的这种决绝态度，他至死 没有再踏上故土一步。这就使他和家庭亲属长期相隔两地，发生了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一样的故事。 “左倾教授”钱伟长同他 叔叔在１９４９年分道扬镳，一直到１９８１年才在香港有机会重逢。据钱穆的夫人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后所撰《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一文回忆， 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其前身为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邀请钱伟长到该校“新亚学术讲座”作讲演。钱穆夫妇从台湾赴香港，使叔侄二人在分别三 十多年后相聚。此后两人又相见了几次，在这几次见面中，免不了相互诉说离别之情以及钱伟长向他叔父介绍家乡故人的变迁。除此之外，钱穆每一次见面都叮嘱侄 儿远离政治。１９８３年，钱伟长带同夫人孔祥瑛到香港讲学，钱穆夫妇也为纪念中文大学成立二十周年而在香港。据钱胡美琦在《时代的悲剧》中回忆，双方见面 时，钱穆“当面叫祥瑛要多照顾好伟长，少问政治，把精力多放在学术教育上。以后我和祥瑛通信，宾四总是嘱我在信上写这几句话。有一年，我因事赴港，正巧伟 长同时也要赴港开会。……动身前，我问宾四有什么话要带给伟长，他还是这几句，只加一句‘要多听太太劝告’。伟长年龄比我大一截，我十分为难。但伟长脾气 好，不论宾四把这话重复多少遍，他从不生气。只解释说，两岸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会有分寸的。”——显然，钱穆对于侄儿热衷政治是很不以为然的，他的反复叮 嘱实际上是一种批评，言外之意大概是：当年你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不能翻身，不能参与重大研究项目，荒废了业务，而且连累子女上不了大学。现在总算改正了， 在共产党下面参与政治，你要懂得急流勇退，免得重蹈覆辙啊。 其实钱穆反对钱伟长卷入政治是一贯的，包括当初促使钱伟长进入清华后由文 史科转学理工科。钱伟长在他的自述中说他的“弃文从理”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都重复 类似的说法。然而，他不曾提到在这件事上他四叔的意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荡口，还有不少见过伟长光屁股在河里洗澡的长辈和老人，笔者从他们那里听说 的是，钱穆一直告诫侄儿，他们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缺少社会关系，学习文史不易有好的出路，希望侄儿改学理工科，可以远离人事和政治，凭真本事立足于社会。 可以推想，叔父的意见有相当的份量，对于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影响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他当初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穆对于钱伟长 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毕竟那是侄儿，他对于自己的子女就用不着那么欲言又止了。１９４９年的大江大海，把钱穆同留在大陆的三子二女隔开了三十二 年，１９８０年，当他同五个子女中的四个在香港重逢时，《时代的悲剧》一文中回忆的以下一幕令人们印象深刻：“当晚在旅店吃过晚饭已经九点了，一家人聚在 一起闲话家常。那知宾四正式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座所有的人吓了一跳。他用手指着儿女们问‘你们谁是共产党？’他虽面带笑容，也使刚见面的儿女一时惊得 不知所措。……四个子女迟疑了一下，还是老大钱拙先开了口。他说，‘当年以我们的家庭背景，怎么可能被允许入党呢？’我赶忙接着把话题扯开了……。”“宾 四接着又问起十个孙辈的学名，听了儿女一一报上名字，显得很不开心。他说：这哪象是读书人家取的名字。”——显然，钱穆对于子女是否与受共产党“赤化”是 很在乎的，连孙辈起的名字，想必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息，也让他不快。那次钱穆和子女会面一星期，“前三天，宾四专一批评共产党思想阶级斗争的不适合中国 国情。后三天，他对儿女一再重复讲伦理孝道的重要，要他们回去后多用功读孔子论语。并嘱他们各自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我们的会亲，真像是天天在补课，而且 是密集的方式。”——钱穆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也有若干得意的门生弟子，而自己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传承他的学问和文化历史观，一定是他十分伤心的事。 让 钱穆更加伤心的是，他的儿女没有对他说实话：钱穆回台湾后，从一位新亚校友的口中得知，他的三子钱逊，实际上是共产党员。钱夫人说：“儿子的实况，竟是从 外人口里获知，以宾四的性格，他是难以承受这个事实的。从此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难解的心结。”其实，钱穆对此或许是有预感的，因为钱逊从小就是令他最不 放心的儿子。早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十年代，钱穆在苏州的时候，钱逊还只是中学生，就曾去信苏联使馆索取书籍，被他发现后严厉训斥。在他同子女香港会面的时 候，他被告知钱逊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实际上，清华这样的工科大学当时是没有哲学系科的，也不大会有专讲哲学的教员，所谓“教哲学”，实际上就是给各系学生 讲授政治课，就算是教哲学，也只能是马列主义哲学。如果钱穆熟悉一点大陆的国情，就会对儿子的共产党员身份猜出八九分。从儿子这方面来讲，这样告诉钱穆， 无非是一个善意的“忽悠”，希望可以减少对反共老爸的思想冲击。而父亲这方面，却对此一直纠结于心，钱夫人说，钱穆向她表示，“当年父子思想异途，他独自 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须作何解说。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成了共产主义的试 验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是非对错，事实已摆在了眼前。如今父子重得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交待？……儿女们只谈大陆生活的改善，吃穿都比从前 有进步，这更使他不耐。宾四说，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甚么意义呢？” 钱 穆和他的子侄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道路上的分歧，只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个缩影。从晚清开始，受到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的刺激，在欧风 美雨的冲刷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从中体西用到变法维新，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从科学民主到共产主义，一浪比一浪激进，一直发展 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弃如蔽履。钱穆这样坚守中国传统的文人也随之越来越边缘化，被视为冥顽不灵的守旧分子。年轻 一代人，甚至同代人，大多追逐时髦的西化甚至“苏联化”思潮，没有人理会儒学、传统文化这类无用的“古董”。子女同父母在政治信仰上异途，甚至划清界线、 反戈一击，是上世纪后半叶司空见惯的现象。钱穆个人的遭遇，只是这大的时代悲剧之一例。笔者读钱穆夫人的这一段回忆，觉得钱穆在香港对子女“秋后算账”式 的训话，是他在几十年中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所遭遇的寂寞、磨难和挫折积累起的感伤和激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终于有了无需顾忌地一吐为快的机会。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回 想起来，钱穆及其代表的传统派在１９４９年前虽然受到西化思潮的挤压，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还有一席之地，话语权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占主流地位的是胡 适、傅斯年这样的“西化派”中的欧美派，他们毕竟是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熏陶，而且还保留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君子风度。到了１９４９年后，“西化派”中的 苏联派掌权，传统派的话语权，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于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同事们，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多次提到的“芝生”和“锡予”，即冯友兰和汤用彤等 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检讨，真心或者违心地否定自己过去受过的教育和学术主张，同胡适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学习和服赝马列主义。比较起来，钱 穆在香港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经济上，却是过着流亡者的生活。新亚书院初创的时候，学生不足百人，教学、办公和师生住宿都挤在一栋楼的两层，夜里有的学 生在楼顶上露宿，有的蜷卧楼梯上。那种困境，除了没有饿死，真的跟首阳上的伯夷、叔齐差不多。 此时，他的侄子钱伟长在北京却进入了他 一生中风头最健的高峰期。他在《八十自述》中说，“从此一直到１９５７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 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视察东北高教和厂矿修复工作，出席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参与宪法起草，出国访问缅甸和 印度。他所担任职务，除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外，还兼任种类繁多的跟业务沾边或不沾边职务：如全国青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 会委员，甚至还担任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协会长。当然，这一切风光和忙碌，随着他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嘎然而止，从此走进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低谷，那一 年他四十四岁。 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于自己在反右派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遭遇，只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带过：“我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３１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６月９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６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 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１９５７年６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 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反 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钱伟长在他的回忆里把自己被打 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思想方面的争论。同谁争论呢？他没有说。荡口的父老乡亲，乡下人见识短浅，有的说是无锡人钱伟长斗不过宜兴人蒋南翔，有的说是小户 人家出身的人斗不过大户人家的少爷。替他叹息之余，不免也有埋怨：伟长吃亏就吃亏在一张嘴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钱伟长从小能说会道，得理不让人，有“铁 嘴”的名声——要是他少说几句，要是他听得进阿叔宾四的话：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少问政治，多做学问，何至于会跌这么大的跟斗呵？ 钱伟 长的社会活动极多，尊敬他的人和讥刺他的人都称他为“万能科学家”，鸣放期间的言论也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主张理工合校，对全面学习苏联有保留，宣扬英美的 大学教育等等。不过，依笔者“事后诸葛亮”的看法，以下这段话恐怕是他被打成右派的要害，这是刊载于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７日《人民日报》上的钱伟长发言：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 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 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 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 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 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 线。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 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板板六十四”是我们家乡用来形容一个人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土话，别地方的人大多听不懂，居然 也上了人民日报。这是“引蛇出洞”阶段，需要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同所谓“教育思想方面的论争”比起来，这段话才真的触及了 问题的核心：校务、系务由谁当家？助教和留学生的选拔、教师提级由谁说了算？显然，钱伟长觉得校务委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以及教授是有资格在这些重大问 题上“当家做主”的，而实际上却插不上手，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钱伟长的这些怨言，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说，是很自然的，他在自述中一 再强调自己爱国和革命都不后于人：１９３１年“九一八”后，他为了救国而“弃文学理”；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各次抗日救亡大游行和示威 活动，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不久的１９４６年，他就回国参加了清华大学在北 京的复校工作，比钱学森、郭永怀早回国近十年；在此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他就同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接触，在家中招待地下党人员；在国民党撤退时，反对清华大 学跟随南迁，还代表清华大学护校斗争的师生到京郊解放区同入城工作组和解放军领导联络接管清华大学事宜。既然解放就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自己又有这样一 份光荣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舍我其谁？ 他不知道，他的这些经历，在“另外一条线”的眼里，和蒋南翔的 革命经历相比，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蒋南翔同钱伟长同年出生，而且可以算是同乡：宜兴同无锡是相邻的两个县，历史上都属于常州府、苏州专区，现在都划归无 锡市管辖。蒋１９３２年入清华，比钱晚一年，如果不是钱伟长转学到物理系，他们还是中文系的前后届同学。然而蒋的革命资历确实不是钱能够比的。蒋南翔入学 后第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当钱伟长在大学毕业后留校读研，并随清华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蒋南翔则 在北平、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４１年，对两人都是关键的年份：钱考取庚款留学到了北美，蒋则到了延安。待到１９５０年他们在清华重逢，一个是清华大 学的海归教授，副教务长，自诩为“老清华”；一个是“另外一条线”上派到母校来的新校长。如此同学同乡之谊，为什么蒋要把钱打成右派呢？同是清华校友的韦 君宜也纳闷，她在《思痛录》中问道：“（蒋南翔）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 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 在上面引述的钱伟长发言里：两个老同学，都要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４日，反击右派已经开 始，《人民日报》刊登钱伟长的言论：“……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 明白。”——实际上，两人的恩怨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个明白。右派分子在文革后几乎全部改正，只是在中央保留几个人，以示反右运动的必要性，而钱伟长在清华却 迟迟得不到改正，拖到八十年代才由胡耀邦干预得以改正。因为文革后的清华大学又成了“蒋管区”，钱伟长虽然得到改正也无法施展，只能带着破碎了的在清华当 家作主的梦想，黯然离开了清华。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这位影响自己一生命运至深的学弟连一个字都不提。 当然，钱伟长被打成右派 的原因，也不是用他同蒋南翔两人的个人恩怨就可以概括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黄万里教授和许多师生，甚至连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袁永熙也被定为右派，从党 内清除出去。袁永熙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夫妇都是抗战时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父亲和女儿、女婿两代人走上政治上对立 的异途，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又一例证。他们的结局比钱穆和他的家人要惨烈得多：陈布雷在１９４８年末，看到国民党政权失败之不可挽回，在南京自杀。女婿袁 永熙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在政治压力下，陈琏与其离婚，子女也都随母姓，以划清界线。文革中陈琏因为家庭关系，加上曾有被捕后在父亲活动下被释放的历 史问题而受到审查。１９６７年，不堪精神压力的陈琏在上海跳楼自杀，走上了她父亲十九年前的同一条黄泉路。 袁永熙为什么会被打为右派 呢？据他的儿子陈必大回忆：“蒋（南翔）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 的关系变了。……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 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 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袁永熙就 是因为缺乏“政权意识”，拉不下情面，心慈手软，结果自己也成了右派。蒋南翔的水平就在于他对于政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核心利益”——有着高 度的敏感。文革中清华造反派“井冈山”的“司令”蒯大富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得了蒋校长的真传，他在一张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如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 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 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蒯氏语录”使他一度受到毛泽东和江青的赏识，从而名扬天下。 不能说蒋南翔的看法毫无道理。当年那 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确实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反对国民党，未必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失望，用我们荡口的另外 一位乡贤王莘在“歌唱祖国”这首歌里写下的歌词来说，就是“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钱伟长，还有那位当年在无锡“于共军渡江有深望”，力劝钱穆留下来迎 接解放军的钱孙卿先生，应该都属于这样的“独立自由派”，他们以期盼的心情迎接解放，无非是希望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希望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知识 分子或许还希望能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结果，到１９５７年，钱伟长成了民主同盟的大右派。钱孙卿在新政权成立后担任过江苏省民主建国会副主 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到了１９５７年连同儿子都没有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就是在北平城外叮嘱钱伟长写信让钱穆留下来的老资格共产党员钱俊 瑞，看来也只是党的同路人，他担任过最初的教育部的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位子给了“民主人士”马叙伦。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国务院（当时 称政务院）各部部长如果是民主人士的话，实际当家的是党组书记。所以，钱俊瑞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但是往后却官越做越小，不久就退到学术领 域。老家的乡亲们都看出来了：毛主席不喜欢钱俊瑞。这位老教育部长虽然逃过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没有逃得过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浩劫，十年文革中被监禁了 八年。 按说，蒋南翔对掌权、用权有如此高度的敏感和自觉性，同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十分一致，应当在党内一帆风顺。然而，螳螂捕蝉，黄 雀在后。蒋南翔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沦为被教育、被改造、被斗争的对象。这发生在他把钱伟长、黄万里、袁永熙以及一大批师生打成右派后不到十年 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时的处境同钱伟长在１９５７年的处境颇有雷同：钱伟长当年以为校务委员会、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是应该当家做主的，但是“另外有一条 线”，走在他们的前面把决定都做好了。眼下的蒋南翔，以为自己代表党在清华当家作主理所当然的时候，“另外有一条线”却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入手，揪出了 “三家村”和邓拓，接着把彭真和整个北京市委一锅端。作为当年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彭真的老部下，蒋南翔毫无悬念地在一夜之间成为“黑帮分子”。这时， 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告诉蒋南翔：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清华大学贯彻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当年加入的北平地下党是叛徒刘少奇领导下 的“白区党”。有一度蒋南翔的党籍都成了问题，被认为是假党员。总而言之，不管在清华文革的什么时期，工作组时期也好，造反派掌权时期或工宣队军宣队掌权 时期也好，他都是人人喊打的清华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较起来，早成了“死老虎”的钱伟长虽然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由于毛泽东在“六厂二校经验”中 的批示，得到了“一批二用”的待遇。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钱伟长有机会成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美——他在海外学界有一定的名 声和广泛的关系，又曾被批判为“亲美”和“右派”，让他出国向世界展示知识分子在中国受到的良好待遇，显然比“仇美”的钱学森出国效果更好。荡口的乡亲 们，看到他出国的报道，也庆幸他跌了跟斗总算还有出头之日。有一年，他写信回乡，说在某次国宴上吃到了家乡的银鱼，已经多年没有尝到这样的美味了。乡亲们 赶紧买了几斤上好的银鱼，托进京的人给这位在外面闯了祸的游子带去。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的《八十自述》中对于他在１９８６年末发生的所谓“告密事件”中的作用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不提不等于不重要，笔者相信，这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包括他写自述的时候。 １９８６ 年１１月，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商量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他们联名写了一个开会的通知，散发给了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希望在来年以费用自理的 方式在春节假期里开这么一个会议来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没有料到，两个月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并导致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以 此为发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同时传达了邓小平在当年１２月３０日的讲话：“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 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于是，钱伟长、费孝通告密的传言就在社会上，尤其在士林中不胫而走。有的传言还说，钱伟长在告密的时候， 还说了方励之的坏话，表示自己要同他划清界限，甚至还暗示上边要解决自己的职位问题。到了１９８７年３月，钱伟长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似乎 进一步坐实了他告密求荣的传言。 大概是因为不愿意用最坏的恶意推测这位乡贤，笔者对这些传言一直将信将疑。当事人方励之在钱伟长逝世 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又进一步增加了我对钱伟长“告密”的疑惑。他在文中没有透露事件的真相，因为他有承诺不再 提这件事，不过他在文中所有提到被告密三个字时都加了引号。这让笔者对这一事件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解——许、刘、方三人联名的那封信，是关于召开“反右运动 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倡议和通知，方先生说，信写成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显然他们在发信时不指望所有人都会响应和参加，并没有刻意保密。了解中 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是瞒不过当局的，尤其是收信人多是民主党派人士，而这些党派的高层，布满了有双重身份的党员。所以方先生颇有深意地给被告密三字 加了引号，以表明在发起者方面来说，散发此信不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秘密可言，既然无密，何告之有？所谓“告密”，就像近年里“被增长”、“被就业”等 等词汇中的“增长”、“就业”一样，是由有关部门制造出来的。实情或许是，钱伟长当时确实做了不甚妥当的事，但没想到有心人将这件事炒作为“告密”向社会 上放风。 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件事：八十年代的人们刚从文革这场浩劫中走出来，回顾历史时发现，假如当年能够采纳１９５７年的 右派分子的许多批评意见，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更不至于会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地步。右派分子在“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等文 艺作品被赋予了坚持真理的“受难者”形象。像钱伟长、费孝通这样一些当年受到全国声讨的右派分子，从前的“历史污点”洗刷一清，而且转化成了民众和知识分 子中的崇高声望，一时有成为知识界领袖之势，这显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当年钱伟长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争夺青年学生。他们禁演了另一部称颂右派分子的 电影“苦恋”，期望可以阻止这种势头，却引起相反的效果。“被告密”事件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起到了一石两鸟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反右历史讨论会”这件令 这些人难堪的事，另一方面，又使费、钱等前右派分子成了“告密者”，从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让人们想起蒋南翔的话：“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他们从此可 以高枕无忧了。 本来不是告密的事件，“被”整成了“告密”事件，自己在士林中的清誉毁于一旦，钱伟长的懊恼和无奈，是可以想象的。追 悔莫及之余，他要设法把损害控制到最小程度，于是找到了与方励之同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钱临照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 了’。”钱伟长算是找对了人，根据方先生的回忆，当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因为自己在反右后的“准右派”身份无法发表，钱临照当时是《物理学报》副总编辑， 替他换了一个假名使他的论文得以发表，为此钱临照在文革中还受到了追究。有方的恩师钱临照出面说项，钱伟长的恳请获得了方先生爽快的允诺。因此我们目前还 不能得知这件事的真相，希望将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不致粉碎笔者对乡贤钱伟长的所有温情和敬意。值得一提的是，钱临照教授的父亲，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 那位连夜给钱穆准备好铺盖，使他顺利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念书的小学体育老师。两件相隔八十年的事，钱伟长和他叔父两代人，在困境中竟有同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向 他们伸出援手，历史的巧合如此，不能不使人惊异和慨叹。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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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勾股弦”
等离子体科学 2010-7-31 13:18
陈安老师讲了当年华罗庚先生出的一副对联。华先生出的上联是三强韩赵魏，对的下联则是九章勾股弦。 这一对，高就高在三强暗含科学家钱三强的名字。所以下联也必须对得上。而九章不仅是中国古时的《九章算术》，而且也是中国空间科学的前辈赵九章先生的名字！且以勾股弦来配，暗含着九这个数字因为勾股定理说的是勾股弦的平方之间的关系，所以尽管仍是三个字，却有着九的含义。 陈老师提起这个故事，说的是五、六十年代科学界的三钱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而中科院学部委员中还有另一对钱氏兄弟，知道的可能就不多了曾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钱临照先生和曾任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院长的钱令希先生。 人们很难把这两兄弟联系在一起，因为钱令希先生的名字是后来改的。如果看其原名钱临熙（一说为 钱临熹 ），则与钱临照先生的名字看上去几乎没有区别！：） 这一对兄弟科学家的故事，也是值得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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