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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正使温州经济失去创造力: 热度 1 hxgwzu 2011-9-15 20:14; 最近，郎咸平在其博客中说：“高房价让中国失去创造力”。（参见： http://622009821.qzone.qq.com/ ）。郎先生对此也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个人觉得非常有道理，切中了时弊。温州就是这么一个高房价的地方，曾经进入全国“五强”队列。大连、青岛、厦门、深圳，等等，这些美丽的沿海城市都不如它。一个地市级的城市，虽然也是沿海开放城市，为什么其“业绩”能在众多类似城市中“脱颖而出”呢？一位温州本地的年轻朋友，不到40岁吧，也算是个有几千万甚或上亿资产的“老板”，有一次聚会时与我讲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他一语道破：“现在绝对不想再去做实业，尤其是制造业，因为本大利薄”。那么他眼下在做什么买卖呢？是“金融、投资”。而他所说的“金融、投资”实质又是什么呢？其实是炒房产、炒红木、炒玉石、炒古玩，如此这般，皆与“炒”有关。一个原本应该有那么一些创造力、曾几何时拥有那么一点生机活力的城市，年轻一代富商们要是都这样去考虑问题，这个城市还有什么创造力和活力可言呢？温州市这几年的GDP一直都处于浙江省的下游，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年来温州的大量民间资本，据说有几千亿，已经涌向了与“炒”有关的“行业”。温州实业家们早就开始热衷于“炒”，每言必“炒”，非“炒”必赌。因“炒”、因“赌”而破产的也时有耳闻。最近不是有个号称资产上亿的“企业”老板突然对公众玩起了“失踪”游戏吗？很多早期是一个好好的企业，现在往往被人为当做一个“摆设”，就给不知情的人看看的，冠冕堂皇，其实企业老板早已不把心思放在生产上了，早已改行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温州的高房价也就容易理解了。有人说，温州的高房价不是泡沫，是永远不会破裂的。这毫无疑问是为自己打气，也为某种利益集团打气。当一个城市，包括城市里的人，都变得十分势利而浮夸的时候，这个城市离破落、没落也不远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温州的高房价已严重制约了人才的引进和落户。在温高校、在温企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人才引不进、留不住，这个城市还有什么创造力可言呢？在灯红酒绿的城市夜空下，还有多少人在搞发明创造、搞科技开发呢？温州这些年也搞什么“引进大院名校”，引进一些脚踏两条船的“人才”来服务，给钱给房子，应该花了不少钱吧？可实际效果如何呢？人家往往是看中你口袋中的钱，你给了人家经费，可人家不一定会给你好好做、好好作出回报！引进一个人才，给一套几百万的房子，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人才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对温州这么一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很有地位的沿海城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人才需要千千万，而房子每年只有那么几套是“适用”的，而且房源常常接济不上，代价又大。这不是瓶颈是什么？人才资源绝对是温州发展的最大瓶颈，人才危机绝对是温州发展的最大危机！温州要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必须在治理高房价上作出十分给力的行动！; 3386 次阅读|2 个评论

用可拓学支撑制造业升级——院士支招绿色制造: anley 2011-9-4 08:51; 用可拓学支撑制造业升级 ——院士支招绿色制造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谭建荣教授在刚刚闭幕的全国第 13 届可拓学年会上指出，在节能减排、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势下，制造业正面临转型升级，对低消耗、高效率又面向环保的生产方式的需求十分迫切。因此，设计和制造服务成为关键的环节，利用可拓方法将使设计和制造拓展到一个全新的领域。谭院士在“数字化设计与可拓设计关键技术”的专题报告中，生动地展示了可拓学在制造业升级、绿色制造、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应用成果及其广阔的前景。并指出，把基元可拓展理论应用于创新设计技术和知识推理，可以使再制造的产品性能大于原产品，这表明基元理论对物质循环的利用可以起指导作用。与会代表深受启发，对可拓学在工程领域的应用信心十足。近年来，谭院士所在的浙江大学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有 10 余名博士生、硕士生以可拓学为指导进行可拓配置、模块化开发、利用可拓方法的层次产品信息配置技术及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拓学是中国学者蔡文创立的一门新学科，旨在通过形式化方法解决矛盾问题并用于开拓创新。目前，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学者在研究可拓学，并把基于可拓理论的可拓创新方法应用于设计领域，谭院士的团队在这方面做出开创性的工作。由于谭院士在可拓学应用方面的突出贡献，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聘请他为专业委员会的顾问和可拓学学术委员会的荣誉主任。上图：2011 年 8 月 24 日，谭建荣院士在“全国第 13 届可拓学年会”上作“数字化设计与可拓设计关键技术”的专题报告下图：2011 年8 月24 日，在全国第13 届可拓学年会上，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蔡文研究员向谭院士颁发“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顾问”和“可拓学学术委员会荣誉主任”聘书; 个人分类: 可拓学最新学术交流|202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农村劳动力剩余与转移：理论与问题的反思（讨论稿）: zhao1198 2011-8-20 21:03; 上篇二元经济发展论：从古典向新古典的演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大幅度下降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已经注意到，大部分人口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荷兰的人均国民收入要比当时欧洲大陆其它国家高的多，他指出这种产业间存在的“收入差”将会推动劳动力向更高收入部门转移（威廉·配第，1981/1690）。20世纪，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40）从这种现象出发总结出了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而后进一步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后来，“GNP之父”西蒙·库茨涅茨（Simon Kuznets）进一步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部门结构与劳动力部门结构的变化趋势之间的一致性：农业部门不论在总产值中还是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都趋向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所占的比重则趋向上升（1999/1971）。正是立足于这种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欠发达国家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1、早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由于欠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落后的农业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大），因此解决结构问题（即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成为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经济目标。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加速资本积累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增加资本积累？有人认为必须仰仗技术进步，有人主张必须利用收入分配政策，有人提出必须依赖国外援助，甚至还有人宣扬必须借助通货膨胀。而以刘易斯（W. Arthur Lewis）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们天才地发现，只要能够有效地利用欠发达国家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就足以解决它们的资本积累与工业化问题，由此形成了早期的二元经济发展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刘易斯模型是建立在三个假设基础上：第一，“零值劳动力” 假设，即“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至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的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刘易斯，1989/1954：3）；第二，“工资不变”假设，即“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家部门工资的下限”，“在最低收入水平时，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刘易斯，1989/1954：10）；第三，“资本家剩余”假设，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刘易斯，1989/1954：12）。由此，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1）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2）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3）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奇迹般地从有关不发达的简单命题中引出了典型不发达国家的全部‘运动规律’，以及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赫尔西曼，转引自蔡昉，1990：48）。不过，就这一模型本身而言，它的两阶段划分过于粗糙，而且忽视了农业发展的作用。针对这些缺陷，费景汉（John C. H. Fei）与拉尼斯（Gustav Ranis）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1964）。费景汉—拉尼斯模型首先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这个阶段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 （Disguised Unemployment）。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减缓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的不同在于前者揭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的全过程，而且更重视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增长，强调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本身要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而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问题是，如何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保证“制度工资”水平的不变？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二元地主”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费景汉和拉尼斯所描述的经济的成功发展完全严格依赖于地主所起的作用。他应当热衷于储蓄；应当向工业部门出售他的剩余；应当把他的储蓄转移到工业企业；应当向往改革并不断改进农业技术”（Dixit，1978）。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元地主”是“费—拉”模型的一个薄弱环节。 2、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向新古典主义的演变早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主张通过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其核心是解决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本积累问题。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理论不啻是一本福音书，给他们带来了满怀的希望。事实上，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踏上了刘易斯指引的工业化道路。但是，现实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反而问题丛生、困难重重，尤其是他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了，与此相反，那些在60年代逐渐实行对外开放和引入市场机制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早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对“零值劳动力”假设的批评又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方面，这一假设在早期二元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是前提性、基础性的，如果这一假设被推翻，“工资不变”假设也就无法成立，而整个理论模型也就不攻自破；另一方面，这一假设与新古典主义的主张是直接冲突的，因为这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则相信基于高度弹性和替代可能性的市场价格体系和自由竟争制度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有益的自动调节。批评“零值劳动力”假设最激烈的是与刘易斯同时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在《改造传统农业》（1964）一书中，他对“零值劳动力”假设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分析，并试图以印度 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总量下降的事实为论据证明在传统农业中农业产量的增减与农业人口的增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他由此得出结论：“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舒尔茨，1999/1964：29、54）。对于舒尔茨的批评，一些学者认为舒尔茨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增长的事实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因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而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导致农业总产量下降的事例则可能是一种特殊情况（Sen，1975、1966；黄宗智，2000/1985）。总得来说，经济学家们倾向调和这种矛盾，即一方面强调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中客观上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一定为零。例如，阿马蒂亚·森（A. K. Sen，1975）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人们也许会问，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为零，为什么还使用它们呢？这一点难道不与合理的行为相悖吗？”森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没有把劳动与劳动力区分开来。并不是在生产过程中花费了太多的劳动，而是使用了太多的劳动力，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为零，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实际上也许恰好等于零。……隐蔽失业通常采取每人工作较短的时间的形式”（转引自韩俊，1994：5）。换言之，假定农业工作定额是灵活的，即在最高限额制约下，工作时间长度是可变的，那么农业劳动力的长期收缩并不一定引起产出的减少。贾塔克（S. Ghatak）则从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角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投入量直到边际生产率为零是合理的，但是，即使在自给农业中，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也可能是大于零的正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劳动力可以用于农场外部的补充就业，例如在现代部门受雇，当零工或临时工。二是因为追加劳动时间边际成本为放弃的闲暇，故而追加收入的边际效用与追加劳动的边际无效用的均衡点，很可能甚至通常是在一个比劳动时间的零边际生产率更低的集约水平上达到（贾塔克，1989/1978）。其实，舒尔茨否定“零值劳动力”假说的根本意图是要反对刘易斯等人把传统农业看作是静止的、没有活力的、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的消极农业观，而舒尔茨强调“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建立在这样一种结构主义分析基础上的二元经济政策会导致国民经济中价格偏离边际替代率，进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因此需要重新确立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的主导地位。在这方面贡献比较突出的是乔根森（D. W. Jorgensen，1961、1967）的“农业剩余”模型与托达罗（M. Todaro，1969）强调“预期收入”的劳动力流动模型。乔根森通过将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引入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使之改造成新古典的“农业剩余”理论模型。乔根森认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门的二元性仅仅体现在生产关系或生产函数与组织方式上的不对称性，在这样一种二元结构中，农业部门需要引入资本要素以及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农业的发展，而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才有可能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乔根森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强调通过降低农村人口增长率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剩余的持续增长，而农业剩余的持续增长恰恰是低水平均衡陷阱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分水岭”。乔根森模型的特点是将经济发展的生长点由刘易斯模型的现代工业部门转到了农业发展上，用农业剩余取代了隐蔽失业作为资本积累的源泉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条件，强调了在劳动供给条件发生变化时消费需求对发展进程的重要作用。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主要是针对刘易斯模型中存在的两个问题提出的：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会不顾城市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存在继续向城市转移？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能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掉？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277~285）。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3、理论的反思首先要澄清一点：现有的一些文献往往将各种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统称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结构转换）理论，这种理解容易产生这些理论模型主要是讨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误解。事实上，这些模型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农村劳动力是如何转移的”，而是“现代经济部门是如何扩大的”。例如，刘易斯模型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扩大资本积累，“费—拉”模型讨论的是如何在扩大资本积累的同时保证农业剩余的增加，乔根森模型讨论的则是如何保证农业剩余的持续增长。这些模型假定，只要上述问题得以解决，农村劳动力自然会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向具有更高收入的现代产业部门转移，至于这种“比较利益”究竟是指客观的城乡差距还是主观的“预期收入”，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当然，尽管在对劳动力剩余问题的理解上存在古典与新古典的分歧，但不可否认，这些理论模型都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和环节。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理论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上的区别呢？首先来看刘易斯模型。这一模型将剩余劳动力看作是资本积累的源泉，换言之，将这些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是资本积累的最重要的途径，而“零值劳动力” 假设意味着通过这种途径进行资本积累几乎不用付出任何额外的代价。然而，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样一件几乎是“无本生意”的“大好事”需要什么样的“上帝之手”来推动呢？对于这个问题，刘易斯始终闪烁其词，而是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如何进行并加快资本积累，不过字里行间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些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维持生计的生产者”）的欠发达国家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总想为生产而进行投资的集团”（工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而考虑到这些国家在这方面可能的“先天不足”，刘易斯“热情”地探讨了政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可以使用的手段。可以这样总结《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的前半部分：刘易斯在资本积累问题上的观点完全是“古典”的，而且与马克思保持着高度一致（“资本家有一种积累资本的嗜好”、“劳动创造资本”），而他之所以给那些欠发达国家开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药方，理由也只有一个：既然有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不去“利用”呢？或者说，既然可以如此方便地——甚至都不必等到一个垄断的资本家阶级出现——获得如此高的超额利润，为什么不去赚取呢？再来看“费—拉”模型。费景汉、拉尼斯这两位经济学家虽然向往刘易斯为欠发达国家描绘的“美好前景”，但是却没有刘易斯那么乐观和自信：真有这种“无本生意”的“大好事”吗？最终他们找到了刘易斯模型中的一个“漏洞”来证明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当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而低于“制度工资”水平时，要继续转移劳动力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因为这时将会出现农业总产量的下降甚至粮食短缺，进而导致工业部门工资的上涨和资本家剩余的减少，而这就意味着刘易斯所构想的“无本生意”将无法再维持下去。但是，费景汉、拉尼斯并不愿意放弃刘易斯描绘的“完美蓝图”，于是他们本着“拾遗补缺”的精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既能保证粮食的充足供给又能维持不变的“制度工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对刘易斯模型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修正，即从寄希望于工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转为寄希望于一个既能起到“金融中介”作用又能“循规蹈矩”从事储蓄并投资于农村工业、而且还能以此为动力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最后还能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对整个市场情况变化作出灵活反应的“二元地主”阶层。为什么费景汉、拉尼斯作为经济学家要设想出这样一个能够“指出方向、从事实验和甘冒风险”的阶层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如果“广大的耕种者和经营者”都能从事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也就不存在可以利用的“剩余劳动力”了，所以，这些人注定只能“扮演着模仿者和跟随者的角色”。然而，大概费景汉、拉尼斯也意识到这样一种“全能地主”很难从欠发达国家“贫瘠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因此不得不强调“上述几种必不可少的功能必须用某种方式去代替”，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大类经济代理人的流动，通过一个制度的设计、为他们的参与提供刺激，并为通过一段学习过程去改进他们的效率提供机会”（1989/1964：143）。但是，谁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件复杂艰巨的工作呢？对此，费景汉、拉尼斯除了通过所谓成功的例子（日本）与失败的例子（印度）总结出一系列经验教训之外并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然而，费景汉、拉尼斯对刘易斯模型进行的“修补”终究不是用一个躺在“空中楼阁”里的“二元地主”阶层所能糊弄过去的，反而使其提出的问题更加欲盖弥彰了。这或许正是乔根森模型将分析的重点完全转向农业剩余问题的原因所在。但是，这种重点的转移的“代价”是不菲的，那就是不得不彻底放弃刘易斯关于“无本生意”的幻想。所以，在乔根森那里尽管还保留了一般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概念，但已经彻底放弃了“无限供给”和“制度工资”假设，而把现代部门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农业剩余的增长上了。具体来说，与刘易斯模型和“费—拉”模型展现的“雄心”相比，乔根森模型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明显“低调”和“现实”了：一方面，乔根森模型对经济二元性的理解仅仅是强调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的不同，而对这种部门间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的利用已经不再取决于资本积累的规模而是取决于农业剩余的规模了；另一方面，乔根森模型里已经找不到前两个模型里对某个特定阶层特别寄予厚望的明显痕迹了，农业剩余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农村人口增长率的控制（另一个可以着力的因素是农业技术的改进），而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惟一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能否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乔根森模型可以看作是对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终结。那么，上述三种模型中哪种的理论价值更大呢？一种观点认为，乔根森模型使人们得以摆脱古典主义的框框，在认识和解决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另外，乔根森模型代表了当时发展经济学领域“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潮流，而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依据自由经济原则迅速发展的事实则在客观上支持了这样一种潮流。本文对于这样一种观点深不以为然。姑且不论亚洲“四小龙”兴起与“新古典主义复兴”之间有多大的关系，本文认为，理论模型的价值首先来自于其逻辑的力量，匆忙在现实中寻找有利的证据来论证理论模型的合理性不是一种“可证伪”意义上的科学态度，而比较上述三种理论模型，不难发现，乔根森模型是其中最缺乏逻辑力量的一个。首先，乔根森模型所强调的农业剩余的出现与持续增长只能作为二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换言之，只能由后者推论出前者，而不可以从前者推论出后者，而在刘易斯那里，劳动力剩余构成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其次，乔根森模型忽视了这样一个从其逻辑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为什么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存在大量农业剩余的前提下却没有出现现代部门的发展，例如中国史学界长期讨论的为什么明清之后的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问题；最后，乔根森模型将农业剩余的缺乏简单地理解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也是不严谨的。在这个问题上，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1981）一书中进行的分析是值得借鉴的。与乔根森模型逻辑上的松散相比，刘易斯模型在逻辑上是环环相扣的：“零值劳动力”假设直接构成了“工资不变”假设的充分条件，而“工资不变”假设又构成了 “资本家剩余”假设的充分条件。从刘易斯模型逻辑上的自足性来看，简单地批评这些假设的非现实性对于理论的发展毫无裨益，而只要承认现实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不管现实中这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刘易斯模型的理论意义就是无法忽视的。中篇农村劳动力剩余与转移问题的反思在现有的研究中，对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应用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或者强调模型假设的现实性并由此论证其政策的合理性，或者强调理论模型的非现实性并由此对其政策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客观地说，这种应用的确可以对具体的政策制定起到一定的“解惑”作用。但是，也不能不承认，这种应用往往具有“事后诸葛亮”的特点，所包涵的政策意义往往是有限的，而仅仅将讨论局限于此反而容易被一些表面现象所“遮蔽”，不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究其原因，正如本文所强调的，理论模型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逻辑的力量，而上述应用本身就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相应模型的内在逻辑的合理性。换言之，在没有对理论模型自身的内在逻辑加以辨析的基础上就贸然讨论理论模型所谓的“现实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本文认为，真正科学的解读是在把握理论模型所探讨问题的“支援背景”（Subsidiary Awareness）的基础上对其“话语的隐性逻辑”进行“解蔽”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一种具有逻辑力量的理论模型都是对现实实践的一种抽象，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理论模型是否具有所谓的“现实性”，而在于理论模型是如何“反映”现实的实践的，或者说，要批判一种理论模型，关键在于指出这种理论模型是如何扭曲现实实践的，因此解读的出发点就不应该是理论模型的某个假设，而应该是现实实践中的问题本身。 1、农村劳动力剩余（Rural Labour Surplus）问题：制度性剩余森与贾塔克等人对“零值劳动力”假说的修正似乎结束了劳动力剩余的概念之争，但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历史地看，真正需要解释的并非劳动力长期收缩而农业总产量保持不变的问题，也不是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究竟有多大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在土地资源已经开发殆尽、人地关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传统的小农经济依然能够不断吸收如此大量劳动力的问题。在这方面，恰亚诺夫（A. V. Chayanov）、黄宗智等人的研究为人们理解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视角（恰亚诺夫，1996/1966；黄宗智，2000 /1985）。恰亚诺夫区分了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与依赖家庭劳力的家庭农场对人口压力和剩余劳力的不同反应：大农场可以根据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力，而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因为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力，对于剩余劳力的存在与劳力的不充分使用无能为力。恰亚诺夫指出，在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为多，而且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黄宗智将这样一种分析引入对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业发展状况的研究，证实了人口压力常常使得冀—鲁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的事实。但是，与恰亚诺夫不同的是，黄宗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用“机会成本”和“边际效用”等概念来解释这种微观经济现象，而是深入到社会结构分化与制度变迁的层次来分析小农经济的“内卷化”特征，并得出结论认为20世纪30年代华北小农经济的“内卷化”实际上是生产关系逐渐商品化背景下人口增长与阶级分化的双重压力所导致的结果。恰亚诺夫与黄宗智的研究对“零值劳动力”假设的争论是具有启发意义的。“零值劳动力”假说所关注的仅仅是边际劳动生产率，而忽视了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因为它假设传统农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在没有大的技术改进的情况下是基本不变的。然而，农业“内卷化”的首要特征就表现为土地生产率越高，劳动生产率越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比较边际劳动生产率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在内卷化农业中，每增加一个劳动力的确会带来总产量的上升，但这种上升是以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为代价的，因此并没有带来经济剩余的增长。从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这一点来看，“零值劳动力”假说并不算错，同时又支持了舒尔茨的“向农民投资” 的观点。但是，真正值得重视的并不是用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为“零值劳动力”假设辩护，而是这一事实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黄宗智那里，与其说人多地少导致了小农经济的“内卷化”，母宁说小农经济的“内卷化”进一步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与其说小农选择了“内卷化”的生产方式，母宁说小农越是企图从 “内卷化”的生产方式中挣脱出来（例如冒险进行商品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反而进一步陷入这种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多地少的矛盾并不是如马尔萨斯（T. R. Malthus）所说的那样决定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铁律，而是由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所历史地决定的。换言之，农村劳动力剩余作为一种社会事实，首先是制度性的。对于农村劳动力剩余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内学者也作了大量分析。例如，曹阳在分析传统农业经济中人多地少与贫困落后的关系时就指出，“我不仅不否认，而且还高度重视这种过度人口与中国至今还贫困落后的高度相关性，但是，不能同意一些人把中国的贫困和落后统统归结于过度人口，或者把过度人口作为中国贫困和落后第一位原因的观点。我要问，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总是要高于发达国家？为什么越穷越有‘多生’的刺激和冲动？要回答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也应该归咎于‘制度’，或者说‘生产方式’的区别：传统的农业经济制度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有一种内在的刺激人口‘高生育’的机制；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本质上则要求人口的‘高’素质而非‘高’数量。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1997：2~3）。陈吉元在分析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时也指出，“在以畜力、手工劳动所创造的农户经济效益，比起一个经过教育培训的复杂农业劳动力所创造的农户经济效益，不仅不低，而且还要高；把一笔相当于生养一个简单农业劳动力费用的资金额，直接投入农业生产过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比起一个简单农业劳动力所带来的农户经济收益要低。这样，这种外延投入再生产的手段就是依靠多投入简单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所以，农户愿意以多生儿女的方式，增加简单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来扩大农户的生产规模，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因此，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强劲的推动力” （1993：202）。郭正模、赵巍则从传统农业中劳动力要素对资金或者自然资源的替代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在传统农业中，农户经营决策很少考虑成本与收益比的关系，劳动成本也缺乏社会比较，故只能由生产者自己承担。收益只要能够维持劳动者及家庭人口的再生产过程，这种劳动的扩张就被认可为有意义的。同时，生产者也不愿意劳动要素处于闲置状态和不愿意因土地或资金的短缺而影响它的生产最大能力，故产生了用劳动要素来替代资金、资源的生产动机，使资源配置关系发生变化”（1991：81~82）。上述分析说明，理解农村劳动力剩余概念的关键并不在于抽象地讨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否为零，而在于认识到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剩余，因为归根结底，农村劳动力剩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与社会事实，是深深扎根于传统小农经济制度的土壤之中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小农经济制度下，“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在这里作为直接的生产资料，由它的生产者即农民本人消费，并且只有除此以外的余额，才作为商品进入同城市的贸易”；同时，“只要产品的价格足以补偿他的这个工资，他就会耕种他的土地，并且直到工资下降到身体的最低限度，他往往也这样做”（马克思，1975：907~908）。小农经济制度在根本上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大量积聚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的，因此必然会消亡，而农村劳动力剩余现象作为其衍生物也必然会在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过程中逐渐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劳动力剩余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2、农村劳动力转移（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ur）问题：劳动的社会化从农村劳动力剩余首先是一种制度性剩余这一点来看，关于“零值劳动力”的争论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真正的问题是制度的创新与变迁。在这个问题上，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之间的区别似乎并不大。例如，刘易斯曾指出，现代部门不仅要雇佣从传统部门转移出来的过剩劳动力，还要“使传统部门的观念与制度现代化” （1989/1979：152）；而舒尔茨在分析如何通过引进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的问题时也明确指出“制度上的相应的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Schultz，1980：221）。问题是，这种制度创新与变迁是如何发生的？无论是刘易斯还是舒尔茨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假设，只要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会解决剩下的所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在刘易斯还是在舒尔茨那里，“劳动力转移”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有实质意义的问题。进一步来看，虽然舒尔茨关于“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判断并进而用资本收益率低下解释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原因的确有助于纠正刘易斯等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对传统农业的偏见，但是当舒尔茨讨论通过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使其成为经济增长源泉时，他似乎忘记了对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这种思路本身更象是一种“无米之炊”。关于这一点，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培刚（1945）实际上已经客观地指出来了。在分析农业对中国工业化作用时，张培刚一方面指出，“要估计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单独所发生的作用是困难的，因为按照我们的概念，农业本身就包含在工业化过程之内，并且是这个过程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将只扮演一个重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因为这是“必须以基本机要部门的工业发展为前提的”，而且虽然“农业可以通过输出农产品，帮助发动工业化”，“但是全部输出额，比起要有效地发动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进口来，实嫌太小”（张培刚，1984/1949：206~208）。正因为如此，虽然张培刚在传统农业的作用问题上没有刘易斯等人那样的偏见，但他更倾向于将中国的工业化归结为资本的输入以及贸易条件的改善。显然，这种思路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而这正是刘易斯理论在战后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又回到刘易斯的思路上来。为什么刘易斯等人要强调“零值劳动力”或者“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对于欠发达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其实，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已经给出了答案：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并进而成为其存在的前提。马克思（1867）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原始积累基础上的，“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马克思，1975，第1卷：784）；而这种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又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马克思，1975，第1 卷：702），所以，“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马克思，1975，第1卷：692）。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逻辑来看，刘易斯只是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取代了“过剩的工人人口”，同时对这一逻辑进行了“掐头去尾”的处理：用“零值劳动力”假设掩盖了“现代经济”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破坏所造成的小农的“无产化”，又用“资本家剩余”假设制造出大量就业机会的“幻象”来掩盖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民窟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舒尔茨就显得过于“不明事理”了，也就难怪刘易斯一再在那里“话里有话”地强调“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并不重要”，而不管是费景汉、拉尼斯还是乔根森，他们对刘易斯模型的所谓“修正”或“发展”只能说是一种不知所以的“狗尾续貂”。对于刘易斯模型所扭曲的这一逻辑，经济史学家阿尔利吉（G. Arrighi）曾在“历史视野中的劳动力供给：罗得西亚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研究”（1969）一文中力图还原其真实面目。阿尔利吉的这项研究是针对巴伯（W. J. Barber）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对罗得西亚雇佣劳动大军发展过程的解释（1961）。巴伯的观点是，在1929~1945年间，由于存在大量“周期性隐蔽失业”的劳动力，所以虽然实际工资是下降的，但非洲人的受雇人数一直是上升的；而由于1940年代晚期当地人口进入了“准充分就业”阶段，所以1950 年后非洲人的实际工资开始上升。阿尔利吉首先指出了巴伯的假设中与事实不符之处：在1920年以前，非洲人的劳力供给始终是短缺的，而不是象巴伯所说的是供给过剩，同时，在1896~1903年期间当地的实际工资曾出现过显著的上升。阿尔利吉进而对1903~1922年在劳动力始终短缺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反而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是由于1903年罗得西亚在伦敦的投机性繁荣崩溃所导致的：在那以后，生产不再从属于投机，而之后幸存的企业的生产不再从属于投机，并且形成了非洲人劳动力市场的买方独家垄断组织以及“维持基本生计的工资的传统”。阿尔利吉对在这种“维持基本生计的工资的传统”基础上的劳动力供给的扩大进行了分析，证明了不是自由的市场机制而是强制性的殖民机制采用各种政治手段剥夺了罗得西亚农民的各种生存资料，并使他们逐渐陷于不得不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的地步，同时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罗得西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才导致所谓的“货币经济”对于罗得西亚的农民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状态，并进而进一步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矛盾的扩大。阿尔利吉对罗得西亚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分析说明，在刘易斯那里被“省略”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其实并不象国内一些学者经常强调的那样是由市场按照“比较利益”来调节的，甚至是“反市场”的。事实上，阿尔利吉将罗得西亚的劳动力转移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在1903年以前，劳动力供给是短缺的，但大体上是按照完全竞争的市场原则来进行的；在1903年之后，买方独家垄断组织通过强制性的殖民机制加快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而其基础就是表现为劳动力供给不断扩大的罗得西亚农民的无产化；在19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罗得西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方面，强制性的殖民机制逐渐变得不必要，另方面，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工人斗争意识的增强，都促使了实际工资的上升。由此可见，劳动力转移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可以“省略”的问题，其实质是劳动的社会化，是马克思所说的由“孤立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变的过程，其基础是日益扩大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争议。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这种劳动的社会化。在刘易斯、舒尔茨那里，劳动的社会化被片面地抽象为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即使是在更为客观一点的学者那里，也仅仅是认识到“劳动力从市场移向工厂，绝不是直接的、立即的、畅通无阻的”（张培刚，1984/1949：199），或者是帕森斯（T. Parsons）、斯梅尔瑟（N. Smelser）在一般意义上所讨论的“为生产服务提供劳动力的制度化” ，而忽视了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付出的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什么刘易斯要一方面强调“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一方面又强调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几乎不用付出任何额外的代价？其实，劳动力转移本来就不是以劳动力剩余为前提的，因为即使没有这个前提，资本主义也会制造出这个前提，例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只是这样一个过程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被刘易斯用“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一笔带过了，因为他所考虑的代价仅仅是资本的利益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利吉对刘易斯和巴伯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这两位作者把非洲人的不发达，设想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将逐步予以消除的一种原有状态。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是作为一种最终是有益的和合理化的影响力量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被设想成一种最终是有益的过程，而且还被设想成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其含义是，它完全是或几乎完全是纯粹由‘市场力量’（也就是个人在市场中的自由选择）所诱发的，而种种公开或隐蔽形式的强制，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或只起过微小的作用”（许宝强、渠敬东主编，2001：200）。下篇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中的问题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代，原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巴克（J. L. Buck）在对中国7个省15个地区2542个农户进行了为期五年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出版的《中国的农业经济》（1930）一书中指出，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总根源是农业人口过剩、过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20世纪40年代，张培刚在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时也曾指出“中国农村家庭以‘隐蔽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的方式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张培刚，1984/1949：211）。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50年代后期，政府已经认识到迅速增加的农村人口与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和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性，指出“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几百万人放在农村是出于不得已的办法，以后的情形还要严重。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马寅初，1998/1957：36）。现在看来，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相关的研究并没有能够深入开展，究其原因，固然有着各种历史因素的干扰，但也应该看到，这种观点或者过于强调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过剩，或者是仅仅局限于把农村劳动力剩余视为工业化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农村劳动力剩余本身有利的一面以及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战略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是，能不能说中国前30年发展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在改革前的这30年中，由于国家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而逐渐建立了以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户籍迁移制度以及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了很大阻碍，以至于就业结构的转换大大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村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本文认为，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的重心与刘易斯所关注的问题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这三十年也的确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中国的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实质是一种二元经济发展战略，而且，与那些遵循刘易斯模型而最终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相比，这一战略甚至可以说是成功地实现了其自身确定的目标。但是，与刘易斯开出的“药方”相比，有两点区别需要强调：其一，对于这样一种战略而言，经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不是前提而是结果，而在刘易斯那里，二元结构以及劳动力的大量剩余是被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起点的；其二，这一时期资本的积累主要不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的，而是通过把大量农业剩余以“剪刀差”的形式转移到城市与工业部门以及资本在工业部门内部的自我循环方式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并不在于忽视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在于其自身确定的目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本身就是冲突的。真正意识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进程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是改革的结果。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的迅速增长一举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温饱问题；另方面，使长期积累的人多地少的压力释放出来，农村劳动力剩余成为改革之后的农村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费孝通教授从改革之初就始终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他指出，尽管各地具体情况不同、发展道路不同，但面临的共同问题都在于如何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怎样把农村中潜在的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共同的关键问题”（费孝通，1999，第9卷：603）。这种认识的确立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1982年宋林飞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一文为标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开始兴起，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业已成为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课题。 80年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此产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当以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与乡镇企业就地转移为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需要通过开通城乡走城市化异地转移的道路。现在看来，这种讨论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当时却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即应不应该以及如何支持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这一讨论直到90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大规模“改制”才最终尘埃落定，但留下的经验教训至今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尽管存在政策上的分歧，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依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从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为确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位置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周其仁、杜鹰与邱继成（1987）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扭转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性以及转移的一般机制；郭庆（1989）回顾了建国以来宏观国民经济的六次波动，从转换二元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三大恶性循环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三大矛盾；邓一鸣（1989）分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结构转换之间的关系，指出80年代后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下降是“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同时推进以及产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城乡利益结构向城市倾斜继续执行的结果”；郭书田、刘纯彬（1990）在区分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了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14种制度因素；蔡昉等人分析了传统“赶超战略”与经济结构扭曲之间的关系，阐述了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为取向的“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设想（蔡昉，1990；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进入90年代，农民流动现象日益引起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尽管一直到90年代后期，农村转移劳动力在本乡以外就业的比例才开始超过本乡内就业的比例，但是农民成批外出就业现象早在1984年中央政府出台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政策以后就开始出现，到了80年代后期，农民外出就业已经迅速扩大到千万以上的规模，初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民工潮”。由于“民工潮”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政府最初的政策是强调引导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消化，防止出现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城找活干的局面” 。针对这种将农民流动等同于“盲流”加以严格限制的传统思路，袁亚愚、兰明春、唐平等人（1994）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农民向城市的流动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那种强调农村劳动力“就地消化”的主张的实质是要“限制农民离开农村流入城市谋生和开拓他们的事业”，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他们强调，“民工潮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既反映了我国农民社会流动的困难，又反映了这种流动正在日益加快，同时它也非常生动而具体地体现了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程中的‘生育阵痛’”，而当代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研究真正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时期中的中国农民，将通过哪些形式和经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或途径，实现自身的根本性改造和变化”。在这样一种观点的基础上，再加上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 “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有序流动”的思路，中国农民流动研究全面展开。例如，杜鹰、白南生等人（1994）在对安徽、四川两省4县12村2820个样本户的抽样调查与195个外出户的典型调查基础上围绕“是什么人外出、为什么外出、怎样外出、外出后怎么样、外出对农户和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出对农业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李培林（1996）在对济南市流动民工的抽样调查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外出就业农民的“亲缘关系网络” 对民工的流动、生活和交往的作用。黄平、郭于华、杨宜音（1997）在对分布在中国4个省8个村庄280个农户的入户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农民流动过程中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赵树凯（1997）在上海、苏南农民流动组织调查的基础上对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初次流动、再流动以及回流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流动者内部的非正式组织进行了分类，对政府如何加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管理问题进行了反思。龚维斌（1998）在对安徽省无为县农村的典型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劳动力外出就业对输出地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个人、家庭与社会三个层面的具体体现。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1999）以90年代中期在中国几个大城市的调查为基础分析了进城农民（peasant migrants）、城市政府是如何围绕市民身份（citizenship）展开博弈并进而推动市场化制度变迁的。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逐渐由描述性研究向分析性研究深入，在农民工返乡与资金回流（白南生、何宇鹏，2002；李强，2001）、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王春光，2001；柯兰君、李汉林主编，2001）、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层与竞争（杨云彦、陈金永，2000）、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翟学伟，2003）以及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及其机制的影响（蔡昉，2001；李强，2003）等诸多具体问题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农民流动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也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两种观点的出现：一种观点强调，当代中国农民流动问题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分属于社会学与经济学这两个不同的领域，探讨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袁亚愚主编，1994：4），甚至还有的学者以转移出去的年轻力壮、就业能力强的农民不是农村劳动力中的“剩余部分”以及耕地抛荒现象为理由拒绝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龚维斌，1998：26）；另外一种观点则强调，仅仅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并不能充分解释当代中国农民流动现象，相反，通过对农民流动现象的分析可以解释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新特征（黄平，1999：191~195）。对于第一种观点，本文认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视角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李培林，1996），但是没有必要把这两种视角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因为劳动力流动必然引发诸种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而这样一个过程正是通过农民的社会流动来体现的；而那种强调转移的劳动力不是“剩余”的劳动力的观点则存在学理上的错误，因为经济学是只见“要素”不见“人”的，剩余的是“要素”而不是“人”，从来不存在哪些人是“剩余”哪些人不是“剩余”的说法，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劳动歧视，而劳动力在本质上是同质的，单独的个体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转而从事非农职业是市场的问题而不是劳动力的属性问题，劳动力剩余对于个体或农户来说只不过是他们进行经济决策时的一个变量而已，劳动力剩余度越大，他们自然会更迫切的寻找非农就业机会。对于第二种观点，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是不能不意识到，当代中国农民流动现象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的“流民”现象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这种人口流动恰恰是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规律为基础的，因此如果不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角度出发，对农民流动现象的分析就会因为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而容易误入歧途，或者止于理论上的空谈。当然，上述观点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仅仅从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论证转移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经济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已经远远不够了，更需要立足于农民大规模流动的现实分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社会学者任重而道远。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分析，本文试图通过对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相关问题与观点的讨论加以说明。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系列文献中，孙立平教授多次讨论了当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1）现实问题。孙立平所讨论的现实问题主要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同步的问题：“问题很清楚，在工业处于外延型增长阶段的时候，工业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工业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可以向从农村中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从各个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转移，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社会，都是在外延型增长阶段实现的，而我国却由于种种原因而错失了这个机会。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批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的工业涌来的时候，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样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为困难，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更难于在城市寻找工作”。（2）理论问题。孙立平认为，理论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农村中存在以占有土地不平等为基础形成的高度社会分化，一部分人占有较多的土地，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或失去土地，甚至有的人连农业中的雇佣机会也得不到；第二，在分化的农民中，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与城市的差距不会太大，城乡之间不存在巨大的差距，而那些占有较多土地的人并不具有向城市转移的强烈动机”。在这两个条件下，那些没有土地或者土地不足的家庭与个人——孙立平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向城市迁移，而拥有较多土地的家庭与个人则不会向城市迁移。在这样一种观点的基础上，孙立平教授指出，尽管当代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这样的劳动力剩余不是以部分农民的失业表现出来的，而是以普遍的就业不足或“潜在剩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同时现阶段中国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是处于“厨师困境”的农民对于“由劳动力大量剩余造成的普遍贫困化”做出的合理反应，所以这种人口流动已经是无法区分谁是“剩余”的而谁不是“剩余”的。对于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事实上，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的转变是中国政府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强调的问题。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将更为困难？这里存在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一，能不能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只能依赖于外延型经济增长？恐怕这种理解过于简单。虽然随着经济增长由外延型向内涵型的过渡，工业部门劳动资本比会出现下降，但并不意味着社会总的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会下降，这里还需要考虑工业部门资本的扩张速度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事实上，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例如法国、美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而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益于科技革命的推动。其二，孙立平教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理解可能过于简单了：事实上，中国政府从80年代后期开始鼓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是针对国有工业部门——当然也包括乡镇集体企业——一味追求扩大产值规模的缺陷的，而其首要目的在于强调企业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反对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当然，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在“中国制造”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潜力逐渐缩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吸纳就业能力的下降。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能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过去近30年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简单地归结为经济的外延扩张？这种观点恐怕低估了中国农民在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而没有这种创造性，恐怕也就很难想象会出现乡镇企业的“异军崛起”与如此大规模的“民工潮”。换言之，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本来就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劳动力流动的背后还伴随着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的结构性重组，而体现这种要素资源结构性重组的农民的社会流动的主流是一种向上流动，而不是“农民的无产化”。对于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孙立平教授提到他在农村调查农民外出打工的动机时被访者往往对劳动力剩余问题表现得非常冷漠而只是强调“种田不挣钱”，他由此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其实，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询问农村干部有关劳动力剩余的情况时，他们往往会用“我们这里没有剩余劳动力，种田不挣钱，农民都外出打工了，现在大忙的时候都需要机器，哪里还有剩余劳动力”等等来回答。但是，这里有个细节：当农民说“没有剩余劳动力”的时候，他的本意是指“没有闲置劳动力”，或者说，农民本身并不关心严格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而孙立平教授之所以忽视了这个细节可以这样解释，即他没有意识到农村劳动力剩余不是一种简单的“现象”而是一种超越于主体的结构性的“社会事实”，而这种社会事实是需要通过比较客观存在的劳动生产率在把握的。农民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概念不等于他的行为与这一事实无关。事实上，正是那些劳动力多的农户更迫切的需要转移劳动力，因为同样的剩余度这种家庭的剩余压力更大，虽然在农村劳动力多的家庭却往往是比较富裕的家庭。而这显然与孙立平教授将农民外出就业归结为“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的结论不相一致。进一步来看，孙立平教授之所以没有意识到农村劳动力剩余是一种超越于主体的结构性的“社会事实”，首先是因为他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即农村劳动力剩余是与经济的二元性分不开的，没有经济的二元性就无所谓“剩余”劳动力，也正因为如此，他所理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个基本条件根本就无关宏旨，甚至是错误的。其实，被孙立平教授视为最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本质区别，因为这些国家早期工业化阶段存在的是工业劳动力不足问题而不是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综上所述，本文试图说明的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当下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迫切需要提高对农民的社会流动的解释力，但是又不能就农民流动谈农民流动，既不能盲从于西方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种种理论，也不能一味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国的问题是普遍的，而中国的道路是特殊的。这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 “二元经济”（Dual Economies）概念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勃克（J. H. Boeke）提出的，他在对于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研究中，提出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由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社会的二元主义就是一个引进的社会制度同土生土长的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Boeke，1953：4）。从静态分析的观点来看，二元经济导致经济的缺乏效率，因为国民产出的最大化所要求的是在两个部门中的每一种要素的边际产品相等。参阅R. Kanbur和J. Mcintosh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3）撰写的相关条目：第1卷，第1000~100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第47~4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般认为，早期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是古典意义上的，例如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本文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作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第1页）。王检贵（2002）曾对古典与新古典二元发展理论的特征从7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参阅《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第36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刘—费—拉”模型在现代经济部门中仍然原封不动地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且在隐蔽性失业结束后即转变为新古典模型；第二，相对于刘易斯模型，“费—拉”模型虽然继承了古典模型的基本假设，但是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已经具有新古典主义的特征。纳克斯（Ragnar Nurkse，1953）提出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是这种思想的最典型的代表。纳克斯对“零值劳动力”假设的阐述最直截了当。他在1951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到：“在这些国家中，即使农业技术不予改变，也可以抽走很大一部分从事农业的人口而不致降低农业产量，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国家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纳克斯认为，这些隐蔽失业的存在，同时也就意味着存在着一部分“隐蔽储蓄”，如果能把这部分处于隐蔽失业状态的过剩劳动力转到工业部门去，也就是把隐蔽储蓄变成了资本积累，可以促进工业部门的发展。“实际情况是，在土地上干活的‘不生产’的剩余劳动者是靠‘能生产’的劳动者养活的。能生产的劳动者因此实际上是在进行储蓄，他们生产的比他们消费的多。但是这样储蓄就浪费掉了，这种储蓄是没有效果的。它被那些毫无贡献因而可以裁减的人们不生产的浪费所抵消掉了。如果能生产的农民把他们那些在生产上没有用的亲属（现在同他们住在一起的兄弟侄甥等人）送到资本建设工程中去干活，并且继续提供他们在那里的衣食，那么他们的实际储蓄就会变成有效储蓄，农村剩余人口不生产的消费就可以变成能生产的消费了”（纳克斯，1960/1966：40~41）。参阅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第1~33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隐蔽失业”概念是罗宾逊夫人在1936年针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大批熟练工人不得不从事非熟练工作，其生产率远低于潜在的生产率，因而存在一个隐蔽的劳动潜力现象而提出的。后来这一概念被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在“东欧与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1943）一文中引入发展经济学。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一般都将这一概念与农业剩余劳动力概念同等使用，但后来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指出这一概念的内涵过于狭窄，不宜与农业剩余劳动力概念通用：首先，“隐蔽失业”概念并不反映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特征，因为在传统农业部门并不存在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因此也就谈不上“失业”问题；其次，它体现不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劳动力利用不足问题上的本质区别。参阅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219~22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本文认为，农村“隐蔽失业”现象是存在的，例如中国 60~7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下存在的大量“磨洋工”等机会主义行为、还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农民干活时习惯性地“看天上的飞鸟”，但这些现象不能体现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实质。事实上，传统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剩余现象并不能从劳动潜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的角度来理解，而必须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以及不断投入劳动的内卷化的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理解。相关讨论见后文。参阅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第167~171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参阅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第138~14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例如，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指责刘易斯等人滥用和夸大了罗宾逊夫人提出的“隐蔽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概念，后来，更多的经济学家则对“工资不变”假设提出了怀疑。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尔·巴德汉（P. K. Bardhan）、斯奎尔（L. Squire）等人更是对二元经济模型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刘易斯意义上的过剩劳动。参阅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第 8~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五常在《佃农理论》（1969）一书中也对“零值劳动力”假说提出了质疑。针对由亚洲国家“耕作过于拥挤”判断亚洲国家存在大量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的剩余劳动力的观点，他指出，“在现有资源的条件下，耕作拥挤是财富最大化的结果，而不是‘非理性’的结果”，而由于忽略了土地使用的弹性和相关产权的约束，“无限的劳动供给或劳动剩余的存在是一种实际上没有任何经验根据的主张”。参阅张五常：《佃农理论》，附录A，“对隐性失业和二元经济假说的评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本文认为，张五常对农民行为的解释是合理的，但以此否认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又是不合理的，尤其是他以小农没有广泛地种植经济作物作为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证据是一种想当然的推理，因为他没有注意到正是他所研究的产权形式阻碍了农民把劳动力用于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经营活动，并进而陷入“内卷化”的生产方式而无力自拔。参阅贾塔克：《发展经济学》，第60~61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刘易斯后来也强调“零边际生产率”是劳动力意义上的，而“就每人每小时生产率而言，可以肯定只要农民愿意工作更长的时间，他就能生产更多”（刘易斯，1989/1972：107）。严格地说，“预期收入”假说属于劳动力流动机制研究领域，在理论上属于次一级的问题，但是由于托达罗在此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强调农村发展的发展战略，因此本文将之与前面几种模型并列讨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制问题不重要。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例如，除了“比较利益”假说、“预期收入”假说，近年来国内学者还将“相对贫困”（relative deprivation）假说引入了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分析（蔡昉，都阳，2002）。“相对贫困”假说认为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而所谓的相对收入是指一个人根据一个内在化的期望生活标准对收入做出的评价，或者说是一个社会决定的生存水平（Macunovich，1997）。根据这种假说来解释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农村劳动力是否流动不仅决定于他们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预期收入之差，还决定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贫困，以及迁移之后按照接受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贫困（Stark and Taylor，1991）。另外，除了强调经济因素，社会学者更关注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王春光，2001；李培林，2000）。刘易斯这样阐述这一点：“按新古典模型，只有通过从生产消费品抽出资源才能创造出资本。但是，我们的模型中有剩余劳动力，而且，如果（象我们要假定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同时如果不用从其它用处中抽出稀缺的土地和资本，也能靠劳动创造出资本，则资本可在不减少消费品的情况下创造出来。这第二个附加条件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需要资本或土地去形成资本，那么，尽管有剩余劳动力，我们模型的结果仍和新古典模型的结果一样。……因此，不难想象，不用任何资本，只有最简单的工具，劳动可以创造出资本”（1989/1954：20）。当然，并不是说乔根森不重视某些特定的阶层。例如，乔根森模型和前两个模型一样，都十分强调储蓄份额的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都要求收入分配向储蓄阶级倾斜。参阅王检贵：《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第37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刘易斯模型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都被认为是不利于资本积累的。 “传统农业原有很大的剩余，这从封建地租常占产量的一半可知”（吴承明，2001/1994：57）。 “最近，粮食供给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观点十分流行，不过，支持这一观点的经验性证据却不多见。事实上，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粮食供给的增加已经相当于或者快于人口的增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饥饿已经被彻底消灭了。这是因为，饥饿是交换权利的函数，而不是粮食供给的函数。在实际生活中，一些最严重的饥荒正是在人均粮食供给没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阿马蒂亚·森，2001/1997：13~14）。例如，能不能从当下的“民工荒”现象就匆忙得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的结论？其实，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犯了机械套用模型的错误，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对于认识“民工荒”现象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过了“刘易斯拐点”又当如何？没过“刘易斯拐点”又能怎样？本来“刘易斯拐点”在理论模型中就只是一个标志，何必“刻舟求剑”？再比如，国内学术界在对托达罗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的讨论中曾经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这一模型体现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战略所面临的困境，并由此得出了提高城市就业机会的政策将可能增加城市的失业水平，导致城市陷入“高水平失业均衡陷阱”的结论（高立金，1997）；另一种倾向则对托达罗的预期收入假设提出质疑，认为“托达罗模型不符合二元结构转换的实践，特别不适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情况”，而其政策实践则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乡村人口增长过快、生态环境恶化、发展成本太高、比较劣势无法转化为比较优势等后果（周天勇，2001）。对于这两种倾向所要论证的具体政策——无论是强调加快农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还是强调放开户籍制度加快城市化进程，本文没有异议，问题是，是否一定要从托达罗模型出发来表述这些政策？事实上，一方面，托达罗模型中蕴涵的抑制城市化的政策首先并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那些存在过度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无论是80年代中国强调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政策还是90年代以来中国强调通过加快城市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政策，都不是简单地套用托达罗模型所能解释的。托达罗模型何“罪”之有？何“功”之有？“削足适履”又有何意义？ “支援背景”概念是英国哲学家波兰尼（Micheal Polanyi）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认知主体自觉注意指向背后的隐性支持参照系。笔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受益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一兵教授的著作与授课。“巴什拉曾说，唯有关于隐匿事物的知识才是科学。我挺迷这一断言”（张一兵，1999：3）。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张教授在授课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认识支援背景的重要性：学骑自行车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把注意力从车把上转移到前方，从而获得对平衡的把握，而初学骑自行车的人总是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车把的方向控制上，反会经常跌倒。参阅张一兵：“波兰尼意会认知理论的哲学逻辑构析”，《江海学刊》1991年第4期；《回到马克思》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何景熙（2000：64）曾试图将这种修正加以应用。他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实质和核心是以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他的目的是想用“有效工时”取代“边际生产率”标准来测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程度。本文认为，一方面，这种定义其实与所谓的“隐蔽失业”没有本质区别，而将劳动力剩余的实质界定为劳动力就业不充分恐怕恰恰是把逻辑颠倒了，应该说中国农村就业不充分的实质是劳动力剩余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所谓“有效工时”标准也无助于判断劳动力剩余状况，因为同样的“有效工时”背后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可能存在天壤之别。例如，何景熙教授本人将这一标准应用时得出平原地区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程度高于山区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程度的结论显然无助于认识劳动力剩余问题。当然，许多学者强调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事实上，传统经济的非农业部门人数众多，基本上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在早期它们是与现代化产业并行发展的，并成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的重要力量”（吴承明，2001/1994：52）。又译作“蔡雅诺夫”，本文使用的是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的《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的译称。有的学者用小农的“生存理性”来解释黄宗智所分析的农业内卷化以及当代中国农民流动的机制具有片面性。本文认为，黄宗智所要揭示的绝不是在农业内卷化事实背后的“另类理性”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变迁问题，而无论是农业内卷化问题还是当代中国农民流动机制问题，求诸于农民理性的特殊性无异于舍本逐末，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农民的所谓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因变量，体现了人的现代化问题。这里必须考虑到大农业内部的异质性，一方面，农忙时期与农闲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庭院经济与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独立计算。例如，农民养猪完全扣除了生产成本之后所能获得收入非常少甚至亏本，为什么农民还要养猪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如果不养猪，那么首先农家的泔水就浪费了（农民称养猪是集小钱为大钱），其次劳动力闲置是一种浪费，再次损失了农田的有机肥料，最后的原因是文化上的，例如如果不养猪可能被人评价为 “穷的连猪也养不起”。蔡昉在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劳动力剩余是一种制度现象，即特定的制度所累积起来的产物，以及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2001：30）。这里的小农经济制度特指马克思所论述的以“自己自足”与“自我雇佣”为特征的小块土地所有制。但是，不能认为所有的小块土地所有制都是排斥社会化大生产的，例如东南亚盛行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在农业改造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确的理解是生产方式改变了，但是生产的某些具体形式保留了下来。舒尔茨（1978）同样强调人口自由流动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且强烈反对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但他的这种观点完全是新古典主义的：“在一个停滞的、传统的经济体系中，迁移的经济作用十分微小，但是在经济和人口都在不断增长的地方，这种作用却非常重要。……个人进行迁移的权力的确十分宝贵，正是这种追求环境改善的基本原则，使个人和家庭获得了最好的收益，也正是这种保持开放的高效率经济体制的基本准则，极大地增进着人类的福利”（1990：210）。参阅阿尔利吉：“历史视野中的劳动力供给：罗得西亚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研究”，《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许宝强、渠敬东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帕森斯、斯梅尔瑟（1956）将这种“为生产服务提供劳动力的制度化”描述为6个环节构成的过程：（1）从最一般的社会促动到“一般的行为能力”；（2）从一般的行为能力到“经过训练而形成的能力”；（3）从训练而形成的能力到具备劳动力队伍中的成员资格；（4）从劳动力队伍中的成员资格到被某一工厂所雇佣；（5）从就业到某种具体的工作职业角色的确定；（6）从具体的职业角色到具体的“任务”（1989：107~108）。帕森斯、斯梅尔瑟之所以要进行如此具体的描述是要强调劳动的社会化本身并不仅仅是“经济生产的一种形式”，它本身是经济活动的条件，而所谓的经济活动“是与整个制度化价值系统和社会及其子系统的功能组成的体系有关的最大限度的生产”（1989：21）。除了《中国的农业经济》（1930）一书以外，巴克教授的著作还包括《中国安徽芜湖附近102个农庄的经济和社会调查》（1923）、《中国河北宜山县 150个农庄的经济和社会调查》（1926）、《中国的农业所有制和租佃制》（1927）、《中国的土地利用》（1937）以及《中国的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中国1929—1933年间168个地区的16786个农庄和22个省的38256个农户研究》（1937）。参阅张五常：《经济解释》，第 256页注释1，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本文将在第二章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本文将在第三章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开展的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显示，从1998年开始，农村转移劳动力在本乡以外就业的比例（51.7%）开始超过本乡内就业的比例（48.3%），并且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参阅蔡昉主编：《2002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第6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当然，考虑到统计口径因素以及伴随劳动力流动出现的家庭人口的流动，农村人口流动的规模应该远远大于该调查中转移劳动力的规模。参阅章铮、黄明辉：“论城镇外来农民工的统计”，《统计研究》2000年第7期。 1990年4月27日国务院在“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要引导他们‘离土不离乡’，因地制宜地发展林牧副渔业，沿着正确方向办好乡镇企业，开展多种服务业，搞好农村建设，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和转移，防止出现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城找活干的局面。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要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的手段和搞好宣传教育，实行有效控制，严格管理。确定一个时期内城市使用农村劳动力的规划，由劳动部门本着从严的精神负责统一审批，并建立临时务工许可证和就业登记制度，加强对单位用工的监督检查。对现有计划外用工，要按照国家政策做好清退工作，重点清退来自农村的计划外用工，使他们尽早返回农村劳动。要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把‘农转非’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实行计划指标管理，认真执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审批。对自行规定政策或放宽条件、扩大‘农转非’范围的，要抓紧进行清理整顿”。参阅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2001 年11月30日， http://www1.cei.gov.cn/union/doc/lhhgjj/200202273081.htm 。王毅杰（2004）曾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列举了“社会分层与流动”、“冲突与失范”、“人的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社会网络”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五种理论视角。参阅王毅杰：“国内流动农民研究的理论视角”，《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1期。黄平（1999）提出的问题包括：人多地少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情况，为什么在过去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并没有今天这样如此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外出和转移？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并非始于今日，比较利益低下也可以在分田责任制实施以前就看到，为什么那个时候并无今天之“民工潮”？如果是种种制度框定了行动的规则、分割了资源的配置形式，那么，在这一系列制度、规则颁布和实施之前的时间段里，为什么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外出或转移？历史上，如果有如此严重的人多地少压力，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主要地都选择了过密化或内卷化，而没有想到自己去开辟或创造非农行业里的就业机会？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黄平借鉴了吉登斯（A. Giddens）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提出用农民在一定制度安排下按照“生存理性”的逻辑寻求非农就业机会的行动本身改变了既有的规则并引发了资源的重组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现象。本文认为，黄平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在黄平构建的非农活动的“条件——行动——后果”模型中并没有对农民的行动是如何改变规则并引发资源重组的问题进行充分的分析，有用结果解释原因的嫌疑；其二，虽然黄平提出的上述问题是很富有历史眼光的，但是他思考问题的方向恐怕是“南辕北辙”了，而他试图通过这样简单的比较来分析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本身又说明他在对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缺乏历史的观点。宋林飞（1995）曾经指出，劳动力的单位应当是“人·年”，而非“人”，所强调的恰恰是这种区别。这些论文包括“‘厨师困境’、‘剪刀差’与农民的相对贫困”、“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几点基本看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难窘境”、“‘厨师困境’及有关的几个问题”等。已有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最多的既不是最贫困的地区，也不是最贫困的农户（杜鹰，1997；蔡昉，2001）。黄宗智的研究就指出，正是在劳动力存在大量剩余的小农经济中，即使存在土地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但“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是趋向越来越多的同时束缚于家庭农场和雇佣劳动的半小农、半雇农，而不是越来越多完全脱离家庭农场的无产者”。如果按照孙立平教授给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条件，那么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中国恰恰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结论。孙立平教授为了说明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理解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曾经与一位匈牙利的社会学家讨论过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向城市的转移问题。他介绍说，在匈牙利前些年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在匈牙利的一些家庭中，也存在有的务农，有的进城做工的现象。一般是男的进城打工，女的在家种田和养猪等。这表面上看起来与我国的情形是很相似的。但不同的是，在匈牙利的这些家庭中，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那位务农者，来自他们种田和养猪的收入，而那位打工者的收入只是家中的一种补充。在一个农村家庭中，之所以有人要到城市中做工，是因为农村中用不了那么多的人。这些到城市中打工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本文认为，孙立平教授介绍的匈牙利的这个家庭中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严格地说应该称作是富余劳动力（marginal labour)，而不是剩余劳动力。; 个人分类: 中国_农业|291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三十三：三角洲湿地污染: 蒋高明 2011-8-18 23:35; 蒋高明我国除了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面积；陆地上以草原、森林、荒漠、农田为主，其颜色为绿色或者黄色，而海洋是海水的世界，原本是蓝色的。然而，遗憾的是，由于陆地上发生的严重环境污染，那些来自通过河流搬运来的污染物正使得海洋改变颜色，三角洲地区呈现黄色，近海因赤潮爆发呈现红色，而远海出因漏油事故呈现黑色。海洋污染，除了漏油是偶发的事件外，而赤潮爆发则几乎成了常态。在自然地理上，三角洲地区是内陆来的河水与海洋里的海水交汇的地方；在经济上，三角洲地区是内陆的农业文明与舶来的工业文件发生强烈融合的地方，相对于内地，制造业发达，环境污染也最严重，再加上江河将上游携带的化学污染在这里集中入海，因此，三角洲地区就成了环境污染的集散地，从这里，污染物排排入大海。然而，在污染大海之前，先污染了自己。 2009年10月，中国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解“毒”珠江》报告称，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企业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造成了严重污染。他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8个城市、53个乡镇和超过60家工厂的走访后，于2009年6月在大珠三角地区的五家工厂或工业区外的排污点，收集了共25个样本，包括排污管道及其临近区域的水样品和沉积物样本。所有样本都送往绿色和平位于英国的University of Exeter的研究实验室，对金属和一系列挥发性有机化学物（VOCs）进行量化分析，以及对其它可溶解和萃取的半挥发性有机化学物作定性分析。调查结果显示：五个工厂设施排放的重金属和可能有害的有机化学物正对珠江流域的水环境造成污染危害，是主要的污染源头。珠三角素有“世界工厂”之称，是中国出口制造业的枢纽；中国改革开放后，珠三角的经济增长超过国内所有其它的地区，却在环境方面付出沉重代价。长江三角洲地区号称中国现代经济的摇篮，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那么，这里的水环境污染状况如何呢？上海这座位于长江和黄浦江入海口的大都会，竟因水污染成了一个缺水城市。上海的水质既受上游长江水污染影响，又受本地污染源的危害，是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有关部门对上海主要河道的监测表明，该市符合饮用水水源国家标准的地表水只剩下1%，68%的水质劣于第五类标准，而作为上海市民80%饮用水来源的黄浦江，水质终年只能维持在三类到五类之间。不仅是上海，拥有众多河道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很多城市都已经进入缺水城市的行列。早在2001和2002年，长三角15个城市的一多半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指标恶化，有14个城市属于酸雨控制区，也就是说，几乎整个长三角都处于酸雨的威胁中。由于缺水，浙江省不得不过度开采地下水，这直接导致地面下沉。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公里，整个市区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洼地。据该市政府估算，几十年的地面下沉已造成40亿元的经济损失。拥有近3.7万平方公里流域面积和3600多万环湖人口的太湖流域只占中国幅员的0.38%，但各种污水排放量却高达每年32亿吨，为全国的10%。今年5月的水质监测结果表明，太湖各湖区水质均劣于五类标准，国家考核的8条入湖河流有4条水质劣于五类标准。在黄河三角洲，上演着与长三角、珠三角一样的“黑幕剧”。从1989年到1995年，黄河三角洲的东南部逐渐变长、变窄。1996年，中国的工程师封锁了此航道，迫使黄河从东北方向入海，将泥沙沉积到一个新的位置。尽管防洪堤、码头、海堤等建筑工程降低了河水的侵蚀速度，并使得河道截弯取直，但是保护三角洲的自然湿地和工农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其他挑战。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降雨量减少，上有城市和农业用水量增加，排放的污染物增加，然而流到下游三角洲来的水量和泥沙已经急剧减少。在90年代，河水经常在到达三角洲之前已经干涸。黄河这个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摇篮，从她诞生那天起，就从来没有遭遇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环境污染。如今，沿黄河排放的污染物不断向下游集中，在入海前集中在黄河三角洲湿地。 1999年，在黄河流域的114个重点监测断面上，V类和劣V类水体分别为70%和56.2%，黄河主要支流的污染更为严重，而且黄河的污染主要来自支流。目前，黄河水量少，自净能力弱，水环境处于危机之中。如火如荼的西部大开发中，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较快增长时期。黄河的水污染必然使沿岸的水资源短缺“雪上加霜”。;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229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制造业倒闭潮一定会来到: 热度 2 geoallan 2011-7-20 10:20; 制造业倒闭潮一定会来到 2011-07-19 09:17:07 浏览 8267 次 | 评论 12 条制造业倒闭潮一定会来到徐明天东莞又现企业倒闭潮，有玩具、纺织、家具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拿不到工资。中国经济前景堪忧。一段时间来，我一直呼吁国家重视和扶持制造业，国家要减轻企业赋税，要大力度调控房地产，将资金、资源向制造业转移，否则中国的经济危机已经迫近。但尽管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提出四个危机，利益集团仍然我行我素，要掠夺走最后的晚餐。今年财政每月税收已经超过1万亿，达到历史最高纪录。政府官员仍然花天酒地，中央要求公布“三公支出”的时限又过，7成中央部门公开抵制，至今不愿晒晒自己的帐本。还有，房地产调控根本就是“空调”，这是人民都知道的事情，官员们死了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至死也要“搜刮民膏”，房地产调控受到了全国官员的集体抵抗，中国科以上官员每个都会有几套房，他们怎么能愿意房价下跌呢？因此，现在公布的上半年数据，只有个别城市房价下降，全国房地产还是一片涨声。中央紧缩争根，目的是调控房地产和地方项目投资。但官员们总是变着法子想出对策，只要官员和公务员买房，银行贷款照常不误，坚决支持，房地产收入少了，就让企业来补，对制造业企业挖地三尺。而银行收缩资金，首先压缩的就是制造业企业信贷，因为制造业的贷款回报实在比不过房地产。政府官员不会放弃高消费，所有的负担都通过各种方式转嫁到制造业企业和人民身上。其实，中小企业的倒闭关门已经很长时间。我有很多制造业的朋友近几年陆续“上岸”，转入房地产和股市或投资。他们说制造业的环境太差了，工人要涨工资，政府增加税收，不断有官员来骚扰要钱，并且没有人为制造业说话，政府官员整天说制造业企业是低端产业，要转移转型。好吧，我们也转移做房地产吧。中国自称是制造业大国，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制造业，出口的产品多是国外投资企业做的，内需迟迟不能启动，沿海制造业就只能依靠国外订单。特别是中小企业，环境最为恶劣，已经很难坚持。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危机所在。也好，全国人民都做房地产吧！中国除了房地产已经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需要了。;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1332 次阅读|2 个评论

办了个加工制造业科研学者学术论坛: begtostudy 2011-5-31 19:24; 现在的论坛要么是外行办的，要么是工业人士办的技术型论坛。进去后都不怎么如鱼得水。所以办了个行业性质的学术型论坛，当然，并不限制在行业内。广交天下朋友嘛！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坛地址： http://mirc.uueasy.com/ 才刚刚起步，还希望各位多支持~~~ 特别是广大的研究生朋友，你们可是科研的希望~~ 要说论坛的定位吗？看看版块分布就大概了解了。至于论坛的特色？就是所有版块的版主均是博士（生/后）。也算是以学术为主吧。 PS： safe技术 12:25:32 很多群里都是一堆企业顾问 safe技术 12:25:48 就是乙方的售前 safe技术 12:26:09 一说点什么，马上好多拉生意的 ★白途思·Begtostudy(TM) 12:27:39 对的，这也是我办论坛和QQ群的目的那些都是企业人士办的 safe技术 12:27:51 缺少技术分析和思考，都是官样文章，没什么新内容 ★白途思·Begtostudy(TM) 12:28:02 所以我努力办个学术型的论坛和QQ群！ safe技术 12:28:16 我的所知有限 ★白途思·Begtostudy(TM) 12:28:36 大家努力！交流使人进步！ safe技术 12:28:45 好; 个人分类: 纪念帖|4156 次阅读|0 个评论

现场制造业: 热度 2 huailu49 2011-5-29 10:37; 在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制造业被按行业细分为食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 32 个子类。日前突发奇想，那就是能否换一个角度，根据生产场所的不同将制造业简单地分为两类：工厂制造业和现场制造业。人们通常理解的制造过程都是在一个专门、固定的生产场所内完成的，在该生产场所内集中了制造过程所需的物料、能源、设备、工具、技术、人力等必备要素，所制造出来的产品通常是有形的或是可以包装赋形的（如液态、气态产品）。由于生产场所往往远离销售商和产品用户，因此其产品必须是便于搬运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不少现场制造，即生产场所与产品用户同在一处的案例：案例一：餐饮业。招徕产品用户（食客）前往生产场所（餐馆）实现现场消费（外卖除外）。（关于餐饮业的产业属性打算专文讨论）案例二：分体式空调器生产。商场中摆放的分体式空调器并不能算是买回去就可使用的最终产品，只有当安装工前往用户家中安装室内外机、连接管路，直到安装完毕，才可以说制造过程全部完成。因此可以认为其制造过程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在使用现场完成的。案例三：拼装板式家具生产。为了便于搬运，其组件全部在工厂生产，但最后拼装成型则是在用户家中。因此也可以说它的制造过程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在使用现场完成的。案例四：房屋工业化生产。房屋的立柱、横梁、楼梯、楼板、外墙等构件均在工厂预制，再运到施工现场组装成可以居住和使用的房屋。上述的案例四确实可以提高房屋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房屋的整体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物耗、能耗。将其视为现场制造的案例估计不会引发争议，然而如果推广到整个建筑行业呢？在我国现行的产业分类中，建筑业和制造业虽然同属第二产业，但通常将前者视为独立于后者的、可以并列的产业子门类。当然建筑产品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工业产品的特点，如：扎根于地面而不可轻易移动，形体庞大且不便于拆卸，造型设计各异而不倾向于批量生产。但现代建筑业中的许多生产环节已经具备工业生产的特征，与普通制造业最大的差异，不过是“现场制造”——需要在未来用户的居住地或其指定的其他地点现场制造而已。然而话又要说回来，如果此议成立，那将意味着“制造业”门下会大幅扩编，“建筑业”也将在产业分类中降格，估计这种结果是许多人难以接受的。从广义的角度略作探讨也许还行，权作一家之言吧。; 个人分类: 旧作盘点|2738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我国再制造业进入全面提速阶段: zidiao 2011-5-22 12:22; 　新华网北京5月21日电(记者王立彬)由于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以机电产品回收再利用为主要内容的再制造业,将在我国“ 十二五 ”期间全面提速。　　在21日举行的2011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循环经济将在工程机械机床、汽车业及新兴产业的再制造上大力发展。目前发改委在一汽、二汽、上海大众等14家国营大企业及其他大企业的试点,工信部在工程机械机床方面35家企业的试点显示,再制造业在质量性能不低于新品情况下,成本只有新品50%,节能60%以上,节材70%以上,环境不良影响显著下降。随着“十二五”规划把再制造业列入节能环保产业 ,我国再制造业进入全面提速阶段。推荐阅读　　中国工程院院士、装甲兵工程学院装备再制造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主任徐滨说,把废旧装备集中起来,拆解后进行毛坯修复,重新服役,就是再制造,也就是废旧机电产品高技术修复改造产业化。目前美国再制造业年产值1000亿美元,100万人就业,是美国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机械装备时效取决于薄弱零件,薄弱零件性能恢复提升,装备整体性能就能提升,寿命还可以延长。“解决磨损、腐蚀问题至关重要。据调查,2002年我国因机械产品腐蚀损失近600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5%。根据中国工程院摩擦学调查报告,2006年我国机械产品因摩擦磨损损失9500亿元,占当年GDP的4.5%,加起来接近GDP的9.5%。而发达国家二者相加损失仅占GDP的4%至5%。只要解决10%的损失,全国每年可节约1550亿元。” 　　第十届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毛如柏说,目前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铜矿石超过60%,铁矿石接近70%。与此同时,我国每年产生大量报废或废弃产品。2009年,全国废旧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和电脑废弃量近9千万台。手机近2亿部。“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对经济发展、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都是一种理念创新、路径创新、模式创新。循环经济促进法已于2009年1月1日实施以来,配套法规还不够健全,有关部门在加大执法力度同时,要加快完善循环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建设。”; 个人分类: 杂七杂八|108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罗军：全球制造业重新起航: zidiao 2011-3-5 12:24; 最近，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制造业开始了新的扩张，预示着全球制造业开始了重新起航。那么，美国经济是否开始了全面复苏？全球金融危机是否已经结束？谁将引领全球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国制造业在能源和资源的双重压力下，将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　　美国经济缓慢复苏金融危机并未结束　　美国2010年12月份新屋销售年化月率上升17.5%，总数年化为32.9万套，大幅好于经济学家预期的30.0万户。房地产业开始回暖、对外投资明显增加、就业形势有所改变，经济出现缓慢复苏的迹象，美国制造业也开始重新活跃在世界经济的舞台，这是令人鼓舞的事情。但是，由此判断金融危机是否已经结束，以及美国经济全面复苏，还为时过早，应该说2011年底美国经济的各项指标就能够基本反映出美国是否已经全面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美国商务部2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10年12月贸易收支赤字增长5.9%至406亿美元，低于早前预期，其中12月的进口增速超过出口。　　目前，美国各州糟糕的财政赤字还在继续蔓延，会否导致美国经济再次探底，以及出现严重的连锁反应，欧洲债务危机是否再次爆发，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观察。客观地讲，目前美国经济、欧洲经济的状况还不是很稳定。也许最困难的时候正在慢慢过去。　　金融危机虽然源于美国，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但是并没有达到使美国经济跌下去就爬不起来的地步，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制造业依然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实力的经济体。除了美国的金融、汽车、房地产等少数产业被重新洗牌外，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技术、生物科技、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领域仍然具备非常强大的竞争优势。　　美国经济具备了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重要的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使美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话语权”优势。而最近几年，美国一直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其他国家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各国的财富开始重新回流到美国本土。　　中美制造业差距明显互补优势大于正面竞争　　我们非常乐意看到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也希望美国制造业重新活跃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中美之间贸易比重非常大，彼此互为最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美国经济全面复苏无疑为中美经济的深入合作带来更多福音。　　美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在智能制造、科技研发等领域处于绝对优势，在中低端领域由于受到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制约，优势明显下降。而中国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正是重化工业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空间非常巨大，加上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稳定的金融市场、巨大的消费空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制造业稳定发展的态势将不会因为国际经济形式的改变而发生大的变化。虽然中国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便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路程，但是高速度的发展模式往往需要一个不断加强自我修复（结构调整和转型）的过程，当前我们正处于这个过程中。同时，这个过程也容易带来比较严重的高通胀。　　当前，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在飞速提高，但是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还将以劳动力成本优势赢取市场，虽然目前中国在高铁、航空、深海装备等高端制造业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但中国制造业与美国制造业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　　美国重回制造业时代 “低碳技术”意欲填补贸易平衡　　虽然美国的传统产业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优势已经不再。但是，美国不会自动放弃统领全球经济的地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反省金融危机问题时，认为“美国要重回制造业时代”；在规划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时，他说“今后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　　其实，美国重回制造业时代，提出再工业化、再制造化的思路，是重点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失去制造业强国的地位。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就一直引领全球制造业的发展，不过那时美国也非常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因为华尔街资本家的“资本魔术”从来都没有失手过，而且屡屡得逞，成果丰硕。　　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贸易赤字总额为4978亿美元，较2009年的3749亿美元扩大了32.8%。美国2010年12月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从上年同期的181亿美元扩大至207亿美元。美国2010年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升至2731亿美元的创记录高点。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出口，实现贸易平衡。　　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着力倡导“低碳经济”，如果世界各国都行动起来了，都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低碳经济，无疑对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巨大的贡献。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讲，自然是一件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好事情。原因很简单：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就完成了工业化革命，早就掌握了“低碳技术”、“核心技术”，“碳关税”、“碳排放标准”，他们制定的非常严格苛刻。他们当然能够实现，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吗？我们肯定实现不了，实现不了就要逼迫购买他们的技术、指标。　　按照这个逻辑，美国推动大量出口，实现贸易平衡的目标就很容易实现。　　新兴经济体继续工业化进程引领全球新一轮增长　　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就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金融危机之后，不但没有遭受重创，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于新兴经济体是依靠实体经济取胜，而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都比较稳定，持续成长的贸易顺差支撑了新兴经济的强势增长。　　由于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升级和调整的空间非常巨大，劳动力优势明显，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新兴经济体都将继续活跃在世界经济的舞台。　　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形态和所处的产业环境决定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因此，新兴经济体尽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但不会对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发生正面的冲击或者威胁。可能在某些领域，某些产品上，新兴经济体占有绝对优势，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中国制造业“黄金十年” 告白“世界工厂” 　　中国制造业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机，取决于几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国政治稳定，成熟的政治结构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淀了非常丰富的治国理念和驾驭经济的实力，为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中国庞大的外汇筹备为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未来企业竞争的实力一方面是科技的竞争，这是企业自身所具备的，另外方面的竞争是资本实力的竞争，并购重组是最好的竞争策略；三是中国工业化所处的现有阶段为中国制造业的无限发展提供了若干动力和发展空间。美国和日本也在呼吁转型和调整，为什么进展缓慢，关键就在于美国和日本已经跃居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超越自我往往是最艰难的事情，也圆了中国一句古话“创业虽然也难，但是守业更难”；四是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华丽转身，虽然也面临不少困难，但是总体看来，机遇大于挑战。　　去年，国务院在推动经济转型和升级方面提出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尽管任务非常艰巨，但是这七大产业符合了世界经济未来发展方向，遵循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如果我们这次转型的目标任务能够得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实力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制造业如何迎来未来“黄金十年”，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和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水平。如何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是中国经济能否转型成功的关键。经过黄金十年的转型升级，中国制造业将正式告白“世界工厂”，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按照中国制造业现有的发展速度和转型调整模式推进下去，未来十年，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目标将很有希望实现。; 个人分类: 专家视点|1397 次阅读|0 个评论

三秦学者计划: kejidaobao 2011-2-28 15:59; 为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2009年起，陕西省实施“三秦学者”计划，在西安交通大学等14所高校设置26个特聘教授岗位，在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等24家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设置28个特聘专家岗位，面向海内外公开特聘“三秦学者”。　　“三秦学者”计划主要围绕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大项目实施需要进行，重在促进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能源化工、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环保节能和生态建设、医药卫生、交通运输、城镇建设、公共安全、金融、现代服务业、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三秦学者”应聘者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主持过国家级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或重大建设工程，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省部级一等奖以上或国家二等奖以上奖励），同时要求年龄一般在50周岁以下，聘期内每年在受聘岗位工作9个月以上。每位“三秦学者”岗位任期为5年，陕西省每年将给予每位“三秦学者”人民币10万元、所带科研团队人民币10万元岗位津贴。设岗单位每年给予每位“三秦学者”所带科研团队提供不少于5万元的岗位津贴配套经费，每年为每位自然科学类“三秦学者”提供不少于15万元、每位人文社会科学类“三秦学者”提供不少于5万元科研配套经费，5年间为自然科学类岗位提供不少于100万元、人文社会科学类岗位提供不少于50万元的岗位建设经费。目前，“三秦学者”计划已招聘3批共计53名特聘教授、特聘专家。（责任编辑朱崇开（实习生），陈广仁）; 个人分类: 栏目：科学共同体介绍|3034 次阅读|0 个评论

高速铁路--地面飞行轨道建设是一个可以让中国腾飞的巨大产业: zbouyang 2010-12-8 11:14; 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能抓住一个或数个产业做大做强，则可以实现国家的腾飞。英国是抓住蒸汽机产业成就了第一个工业文明霸主，德国是抓住内燃机及汽车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美国是抓住军事工业、航空工业和半导体产业取得了经济霸主的地位，日本是依靠集成电路产业、液晶手表、显示产业等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当前，一个巨大的机遇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就是高速铁路产业！这里给一个粗略的估算：设想一下，全球有100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建设规模，每公里投资按1.5亿人民币计算的话（将来的磁悬浮真空管道高速铁路会略高），则有150万亿元的产值规模。按5倍的产业带动效应计算，则可以带动750万亿的产业，如果中国能占据其中1/10的话，则有一个75万亿元的产业规模，这个要比美国现今的GDP要高。目前，我国在高铁建设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需要利用这一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发展高铁产业，促使我国尽快获取经济霸主的地位。当然，不是说除了高铁工业，其它工业就不重要了。由于中国人力资源巨大，经济总量已经据世界第二，中国有能力在数个产业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这里想说的是，中国需要像重视电子工业、光电产业、物联网产业、生物基因工程、医药、能源等产业那样重视高铁产业。在发展高铁产业方面，既要重视高速轮轨铁路技术，也要重视真空管道磁悬浮高速铁路技术，这样才能始终引领世界高铁技术潮流。事实上，真空管道磁悬浮高速铁路技术已经不存在原则上的困难，是可以迅速开发并加以实现的技术。真空管道磁悬浮高铁耗能低、环保、低噪音、速度高、效率高是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普及推广的技术，需要引起政府高层官员和铁路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高度的重视，特别是科技部和铁道部领导需要对此加以高度重视，需要设立大力度的专项资金、组建大规模的人才队伍和相应的机构（如铁道部高铁局、高铁研究院）来开展有关技术开发工作，组建高铁建设集团、高铁技术开发公司等上市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快速融资加快高速铁路建设，推动高铁技术的快速发展。本人极力推荐积极发展1/10～1/50个大气压的低真空环境下的真空管道磁悬浮高铁技术。这样的低真空环境利用现有的技术非常容易实现，造价低廉（其造价应为现今高铁的建设成本的1.2~2倍）。在这样的低真空环境下，只需用当今高铁同样的能耗，就可以实现1200～2800公里的时速(在这样高速的情况下，轮轨方式是行不通的，因为轮子与铁轨之间的高速摩擦极易引发电火花熔解损坏轮轨并导致事故发生。而磁悬浮列车完全避免了摩擦，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到时，航空工业将主要服务于军事、国防、抢险救灾等领域，而所有的民用航空业将全部被高铁取代。;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792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我国技术力状况: sunapple 2010-11-12 11:45;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材料，分析了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肯定科学对生产的推动作用，并提出生产力里面有科学的力量，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等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技术作为知识形态时，是一般社会生产力，或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当科学知识、科技成果变成劳动者的技能或体现在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中，就物化为直接生产力。凡是真心实意要发展生产力，除随时关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状况外，无不大力振兴科学技术。拿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来说，战后一直重视振兴科学技术事业，开展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职工教育，注意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熟练工人。这样，日本的高中生成为企业工人的主要来源，占工厂职工总数一半以上，大学生占三分之一。日本凭借大批科技人材、熟练工人，结果只花了20年的时间，就在科学技术上与美国拉平了差距，劳动生产率跃居世界前列。而我们很少办有技师和熟练工人学校，而著名大学和一些重点中学只是为外国输送优秀留学生的预科班，剩余学生只能和亿万农民工一起争夺手工操作的体力劳动岗位，还往往败下阵来。韩国在60年代，人均GDP与我国相当，那时我国有了红旗轿车、解放轿车，韩国什么都没有。75年韩国才开始干，于今韩国现代汽车跑遍中国，跑遍全世界。60年代，韩国还没有计算机和半导体，我们已经有了，现在韩国的闪存数码手机也是在全世界销售。60年代，我们的万吨巨轮下水，韩国连小船都造不了，80年代开始造船，现在韩国的造船业占世界第一，全世界35%的柴油发动机是由韩国生产的。核电技术，也远远落后于我国，韩国现在开始出技术成果。韩国用了30年的时间，人均GDP从一千美元达到了1.2万美元，韩国只有4700万人口，占中国的4%，但GDP总值相当于中国的40%。原因就是把自主创新作为头条发展战略来考虑。可是，那些唯生产力论者这30多年来干什么了？他们不是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师发展科技来大大提高生产力吗？他们真的在振兴科学技术吗？掌握了数量可观的核心技术了吗？他们真的在把科学知识、科技成果变成劳动者的技能或体现在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中，物化为直接生产力了吗？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升了吗？没有！我们亿万工人在搞房地产，在出口制造业代工厂加班，全是低端技术！那么唯生产力论者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走捷径：以市场换技术哩！换到了技术吗？科技部长刘燕华在人民大会堂的演讲说：在殖民主义时代，争夺的对象主要是土地，因为有了土地就占有了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征服的主要对象可能就是市场，市场成为利润的主要资源。有一种说法，叫做以市场换技术，他们认为，只要市场开放了，技术也会随之而来，通过招商引资来大批引进技术。可是事实的情况怎样呢？事实证明这种路子根本就走不通，这种说法有些自欺欺人。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了，夺回来十分的艰辛；第二，让了市场并不见得会得到技术；第三，让了市场则废掉了自己的技术；第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的国家，最后受制于人。我们来看看现实罢：在中国科协2005年乌鲁木齐会议上，许多专家认为：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至多算世界工厂的一个车间。有报告显示，虽然中国的制造业规模排世界前列，但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为8％，远低于发达国家40%；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90％是三资企业实现的；我国几乎100%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80%的石油化工制造装备、70%的数控机床、95％的医疗设备等都依赖进口。同时产品出口大多靠贴牌生产销售。在世界100个名牌中，还没有一个是中国的。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生产。中国制造业出口基本是卖资源、卖劳力、卖血汗,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是卖标准、卖专利、卖品牌。2000年，美国拥有世界生物专利的59%、药物的51％、人类基因的40％。这一年IBM获得利润 81亿美元，其中知识产权许可、转让为 17亿美元，占总额的21％。2001年，美国通用公司销售额为1773亿美元，其中靠品牌销售约占70%。据商务部去年公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辉瑞、德国大众等8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每年以30％速度增长，这说明他们高度重视自己的核心技术保护。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专利权不仅仅作为法律手段运用，而且还要作为一种有效的市场策略。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上有三个目的：一是靠专利从中方手中分取一部分利润；二是通过收缴专利费，提高中国企业的成本，限制中国企业向高端产品发展；三是打压中国竞争对手，降低中国企业品牌的荚誉度等。我们再来看看制造业出口商品的惨状罢：据国际市场机构调查，在国际大分工全球价值U形链中，处于U形底端制造环节的收益极少，大头全归处于U形两高端的研发环节、原料供应、品牌标志和营销环节。如我国生产世界服装约10个名牌产品，每件挣加工费约10多美元，而销售商及品牌拥有者卖到100美元以上。一套在欧洲市场上卖100欧元的女装，中国企业只拿到3-4欧元加工费。改良版解放鞋国外76美元一双，我加工费只有10美元左右。南非喇叭呜呜祖拉出厂价0.6元到2.5元人民币一个，国外售价约合53.1元人民币。德国吉祥物狮子格列奥，国外每个售价人民币近200元，国内加工费约15元人民币。我国制造地球仪，出口价为5美元，而美国商家卖到85美元。中国制造的鼠标，在美国市场上卖24美元，而我国制造商仅挣0．3美元。芭比娃娃在美国卖10美元，中国制造商仅拿到所得利润中的0．35美元。其它如鞋帽、衣裤、箱包、玩具莫不如此。还有DVD，我国出口一台卖30美元，但每台向日本、欧洲交10美元以上的专利费。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一鸣指出：国际化大生产是一条微笑性的曲线，处于两个高端的是品牌和技术，处于低端的是加工组装。由于决定品牌价值的往往是技术含量，所以没有核心技术，就意味着只能停留在国际大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他还说：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倪光南院士更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全球化，不是免费的午餐，缺乏核心技术，就很难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这是什么样的微笑性的曲线！对于欧美大垄断资本家，确实经常不自觉地露出狰狞的微笑，对于我国生产这些产品的包括富士康跳楼惨死者在内的亿万手工操作的青年工人，这条U形微笑曲线，无疑是一条倒U形的哭泣曲线！所以，唯生产力论者大力鼓吹发展生产力是假，大行诡道疯狂改变生产关系搞私有化是真。他们根本不考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和生产资料的潜力发展生产力。他们也根本想不到要搞集约型生产，他们只大搞粗放型生产，依靠亿万青年农民工手工操作，以扩大生产规模，不顾劳动力大量消耗、原材料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消耗、环境生态极度恶化，仅以GDP增长为唯一目标，靠牺牲后代利益加速眼前的发展。这就是唯生产力论者极端丑恶的真面目！;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2599 次阅读|0 个评论

机会成本: zls111 2010-7-22 19:30; 前几天看的文章进化生态学家Spencer Barrett和学生在一起文章最后Spencer说：我大概有10-15%的时间用来教学,30-40%的时间从新写学生的文章，虽然他们的母语是英语，但是文章还是很烂。我觉得你们的难点就是语言，换了我，活下来都难。学生必须心存高远、脚踏实地的练习写文章，多写多练。当然是说对于做科研来说会写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大家知道，但明白过来的人不是很多，还在忙活着科研。。我们实验室有人常年不看文献，是多大的笑话。我看的多认真看的也不多。这是一方面，接着还有重要的意思从他话里体现出来，机会成本。Spencer说：我觉得你们的难点就是语言，换了我，活下来都难。我们做科研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语言这关真的要付出很多，可能有这些付出我们能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些都有可能毁了很多人。但是在我们面前有没有比做科研更好的机会？对于读了博士的人来说应该很少。这种机会是跟着国家的导向走的。比如国家现在在大力发展制造业，就不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做制造业只要初中生就行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大学生难就业，多少是有关系的。国家没有提供更多的就业给大学生，却招了这么多。有这么多的大学生，国家就应该向人才密集性工业发展，那是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对于科研也一样的道理。以SCI来引导科研，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首先是语言上搞不过人家。美国以SCI为导向（美国佬还是很重视SCI，并且他们也有多少钱出多少影响因子的报告）他们有相应的产业支持，能很好的转化。而我们呢？对于我们国家现在貌似这些成果出来对于我们眼前的发展是没有多大的用处，相反是为他人做贡献。我们缺的是整体民众素质的提高，那么多人还读不起书，那么多人在从事底下的工作。这些导向就无形的把我们摆在不好的位置，作为个人机会少，相应的机会成本高，对于国家机会成本也高。有时就在想做什么能收获多，能对他人更有益，想不到呀，不是我不努力，是没有机会。这是怎么样的境界呀！哎。。。; 个人分类: 转载和评述|3453 次阅读|0 个评论

儿子的作文与中国的科技水平: zhangjiuqing 2009-12-16 11:40; 下面是读二年级的儿子的一篇作文（我只改了几个错别字），题目是《雪》：今天，我看见外面阴沉沉的，妈妈告诉我：今天要下雪。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因为我最喜欢雪了。过了一会儿，果然下雪了，但是雪下得依稀可数，雪缓缓地从空中落到地上，顿时，雪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雪应该是融化了。渐渐地雪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雪花，有的像小精灵在空中自由自在的玩耍，有的像雨蝶在空中翩翩起舞，还有的像柳絮水风飘扬，多美啊！转眼间，天地之间一片雪白，房顶如同戴上一顶雪白的帽子，可爱极了。有的树被雪压弯了腰，有的树枝上挂着晶莹剔透的冰柱，还有的树像开了花。这时，我想起一句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雪停了，我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和雪来了一个亲密的拥抱。我和小伙伴们堆雪人，打雪仗，我们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看着这场大雪，我猜测明年一定是个丰收年，因为瑞雪兆丰年。怎么样，感觉不错吧。虽然只有360多字，但过程描写完整，从雪前、雪中到雪后；有细节描写，特别是雪下的过程比喻迭出；使用了诗句，使用了谚语。老师给了这篇作文优+，我也特别高兴，儿子比我强多了。我在三年级的时候，为给父亲写一封100来字的信，被母亲关了5个小时才完成。那么我是似乎可以到处去炫耀，我的儿子的作文水平就真的就很高了呢？在我知道了这篇作文怎么写出来的，就不那么兴奋了。在作文前，老师不但对写作思路进行了讲解，还在黑板上列出了写作步骤和关键词汇、诗词和谚语：下雪前，下雪中，下雪后，阴沉沉，依稀可数，精灵，柳絮，纷纷扬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迫不及待，亲密拥抱，瑞雪兆丰年。我儿子要做的，就是按照老师的思路，把这些黑板上的这些词汇串连起来，成为一篇可读的文章。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我儿子做的就是简单的集成工作。这让我想到了中国的科技水平特别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例如，北京大街上跑着400万辆汽车，大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但是中国很多汽车厂（尤其是所谓的行业老大龙头企业）所做的，其实给我儿子所做的差不多，无非是把别人的关键设计或者关键零部件拼装起来，贴上中国造的标签而已。这当然也是技术进步，只是别到处吹嘘夸大。（同时发于中国科技战略研究网）;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522 次阅读|3 个评论

制造业中牛者恒牛！: strphosphor 2009-10-20 12:51; 以前有个博士朋友，他经常说牛者恒牛，他坚持努力钻研，关注产业，磨练基本功，后来他成为了一家大型高科技公司的CTO，同样是读博士，我的很多同学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这是为什么？在中国从事制造业的科研人员是可悲的，因为制造业基础太差了，从原料，设备，到经验都很差，同时制造业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积累的，这不是资本所能立刻买的，制造业虽然很传统，但是制造业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所在，是真正的生产力！这是那些玩金融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从事制造业，尤其是从事非垄断性制造业的科研人员不但工资低，地位也低，但是可以温饱，比较稳定，这也就是很多农村出来的孩子从事制造业的原因，它不要求你的气质，你的口才，你的外貌，你的背景，但是要求你的学历，你的吃苦耐劳，你的委屈求全。我就是以上所说的农村孩子的典型，从小努力学习，大学，硕士，博士都读完了，发现自己只能从事没人愿意做的制造业了。干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却喜欢上了制造业，面对机器的轰鸣声和快速运行，我感到兴奋！我认为战乱年代，真正的男人应该做军人，和平年代，真正的男人应该从事制造业！我认为就目前中国的现状，从事制造业也同样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同样可以致富！谈几点体会：1.首先通过信息文献资料的充分调研你所研究的课题，尤其是外文的资料，可信度为：外文书籍外文文献中文书籍外文专利中文文献中文专利，中文的专利就是吓唬人的！ 2. 在充分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要严格选择自己所要用的装备，原材料。装备太重要了，选不好会前功尽弃！ 3.不断实验，充分总结，细致分析 4. 要稳扎稳打，不要做表面的工作，要尽量的研究隐藏在背后的机理。如果能提高到理论深度，那将是影响巨大的。今天就写这些，在信息异常发达和国际化程度越来越快的今天，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钻研，细致品味，充满信念，肯定能做出另老外们惊讶的成绩的！为了民族，为了自己！努力吧！; 个人分类: 未分类|3870 次阅读|1 个评论

2009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转帖): sunapple 2009-2-9 09:45; 2009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郎咸平首先想给各位讲两个资料，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从08年11月份开始，我们深圳和广东地区对外的贸易，或者出口订单大幅下跌，为什么是11月？另外，1月7号联想开始重组，你认为联想只是一个简单的重组吗？这是这一家公司进入09年之后一个极其悲观的信号，或者叫做一叶知秋。　　2006年开始股市泡沫、楼市泡沫什么原因？你真的以为是由于我们经济发展更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所以我们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就造成泡沫吗？这个说法就是流动性过剩的解释，而且也是由于垄断性过剩的解释，促发了这几年宏观经济的调控。但你们在2006年所看到的泡沫现象根本就不是由于经济发展更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所以有更多的钱炒股、炒楼，也就是说不是流动性过剩.怎么办？那我可以告诉你，这几年宏观调控基本都是存在缺憾的。　　从2008年8月份开始，中央政府做了180度大转弯，推出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其实中国经济这几年从来没有过热，一些部门是过热的，就是和地方推动政府GDP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其他的部门尤其是民营经济基本过冷。我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2006年之前，我国制造业已经陷入危机，这就反映在了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我认为2006年股市、楼市泡沫的原因，是因为我国投资营商环境05年急剧恶化，这样大量做制造业的不做了，就炒股、炒楼，所以我跟他们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是流动性过剩，我认为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　　我们中国的问题是除了我们所面临的金融海啸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第二个危机，叫做制造业危机。而制造业危机最佳的表现，就是2006年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本质就是告诉你制造业出了最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整个市场一片火热，对危机我们是缺乏认识的。金融海啸是因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灵魂　　很久很久以前的美国充满信托，那个时刻掌握了资本主义的灵魂，有一群信用卓越的借款人去借款买房子，这些人不但信用卓著，更主要是他有信托责任。如果他还不起钱他不会借，这就是他的信托责任，他找到了中介，中介也充分发挥信托责任努力收集他的材料，包括税单、收入证明等等的。这个审核通过之后再交给银行做审核，银行继续审核，也是发挥自己的信托责任，等到一切都通过以后，就把一万美金借给这个人买房子。我们中国很多银行就到此结束，每个月等着坐收利息，可是美国不一样，美国的金融活动，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也就是从银行开始所延伸出来的所有金融工具，我们就把它称为衍生性的金融工具。　　他把一万块债券卖出去，卖给美国政府的事业单位，包括房地美跟房利美，他们就是通过证券化帮美国老百姓买房子，或者卖给美国的证券公司，这些机构买到一万块债券之后会做什么？房地美跟房利美为例，他们就切成市场证券，就叫做证券化，每张是一千美元，加在一起就是一万美元，这些机构买了一万块债券之后，就把它转换成为10张债券加在一起还是一万块，这个债券就是衍生性的金融工具。　　所以请注意，原先只是1万块债权，后来就变成10张债券，再加上10张保单，一下多了20张衍生性金融工具，还不止如此，这些证券公司还把这些债券和其他的金融工具挂钩，包括美国的股市，或者国债，或者公司债一起挂钩。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怎么挂钩，你和股票市场挂钩，假如今天估值是1万点，如果明天涨到1万5千点，他就给你50%的回报，当然扣很高的手续费，如果跌了，你不用付钱出来，他就把债券利息给你，这种方式很容易做到，就是利用所谓的看涨跌捆绑方式。捆绑之后又创造出一倍、两倍、五倍、十倍、五十倍、上百倍的衍生金融工具，因此创建出一个伟大繁荣的美国金融市场，产品种类非常丰富，不但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市场，同时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华尔街，创造了华尔街神话。　　请各位注意，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那一个人按时付利息，整个链条都不会产生问题，而维系整个链条的基础就是信托责任。可当你这个体系缺乏信托责任之后的结果,就是从此以后，次级债给这么庞大的美国金融市场加上了一个可怕的因素，叫做三聚氰氨。由于丧失信托责任，而给整个金融体系加上了三聚氰氨，这就是金融海啸.根本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次级债，你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了。当你碰到三聚氰氨的时候，你怎么想？你根本就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种人呢？为了赚钱而害死婴儿的，在人类历史是上绝无仅有的。　　所以你就对牛奶开始丧失信心，就不喝牛奶了，牛奶工业全线崩溃.同理可推当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发现他们的牛奶里面也有三聚氰氨，所以他们也不喝牛奶，他们的牛奶工业从此以后完全崩溃,他们的牛奶就是这个庞大的美国金融市场。当他们发现他们庞大的金融市场当中有三聚氰氨之后，他们就对他们的金融体系，对他们的牛奶丧失信心，结果他们不喝牛奶，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将像我们牛奶工业一样全线崩溃，而金融体系崩溃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灵魂。破坏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所以事情才会这么严重。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　　什么叫做工商链条？简单的讲所谓的工商链条就是，当一个部门发生危机以后，如果这个政府不帮助这个部门，那就一定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这个话讲的不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个链条套在美国身上，我相信你就理解了。如果美国政府这一次不出面救市，是什么结果？那就是第一张骨牌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如果你不救市，那么将冲击第二张骨牌，造成美国人信心的丧失，再冲击第三张骨牌，消费全面下降，再冲击第四张骨牌，企业破产，再冲击第五张骨牌，失业，再冲击第六张骨牌，消费下降，从而形成消费下降的恶性循环。　　我们在06年所碰到的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其实就是工商链条的第二张骨牌。第一张骨牌是什么？那就是从05年到06年所开始的，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大量资金不做制造业，拿出来炒楼、炒股了，从而冲击第二张骨牌，形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 2、3年之前政府误判,使得第二张骨牌倒下，形成股市泡沫。那么由于制造业回光返照，就造成了第三张骨牌，就是楼价下跌，就造成09年的全面停顿。由于是回光返照，所以第四张骨牌一定倒下，那就是08年你们所见证的一切，就是制造业的倒闭。第五张工商链条就是失业，如果第五张还不斩断，那第六张出来了。　　当把这一切换成工商链条之后，你发现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三个误判，第一张骨牌是政府的误判，误判的结果造成整个工商链条的全面崩塌。而第二张骨牌倒下，使得中小股民误判，使得地产商误判，误判的结果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一切都可以避免，你设想一下2、3年之前我们政府就能运用现在的四大手段，还有电器的以旧换新，渠道的强化，等等这些政策，如果在三年之前推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第二张骨牌也不会倒下，就不会有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既然第二张不倒下，第三就不会倒下，这一切都可以避免，只是三个误判，是误判就一定要付代价。　　国有化是什么意思？只是一个手段，目的就是为了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而国有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我请每一位回到我们的国企改革，一直到现在的银行改革，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吗？那是我们把手段当目的,为了民营化而民营化，这就是错误的。其实民营化也好，国营化也好，这只是手段，你要选择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我不管你是国营，或者是民营，都无所谓，目的是什么？目的就一定要为老百姓创造财富，目的要藏富与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汲取这一次教训，要了解国企改革本身是对的，问题是你的目的是什么？银行改革本身也是对的，问题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千万不要把手段当目的，这就是我要透过这个演讲所呼吁的，这一次透过国有化成功地斩断了工商链条，设立了防火墙非常好。四个泡沫　　我今天要讲四个泡沫，四个泡沫给我们整个经济冲击之大，我们从09年开始会一一享受到，第一个泡沫是股市泡沫，第二个泡沫是楼市泡沫，第三个泡沫就是泡沫消费，我相信你是第一个听到有人这么说，吸收掉我们35%的过剩产能竟然是泡沫消费，你知道其中危机有多大吗？因为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破裂，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谓的泡沫消费简单讲，借钱来做的消费全部都是泡沫消费。美国人靠借钱从事泡沫消费，请你们猜一下美国人借钱来消费，这个钱借了多少，占GDP的比重多少？美国人借钱占GDP的比重高达95%，你能相信吗？这么可怕。　　相对而言，我们中国人借的钱少得多，我们中国是一个有传统美德的民族。我们只借了13%，美国人是我们的7倍，高负债消费，为什么借钱消费叫做泡沫消费？我们中国人很多很富裕，还可以用现金买汽车，这在美国人看来是疯狂的，难以想象的，我们看他傻，他们看我们更傻。因为美国人穷，他没有现金，他都花了，借钱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现金，因此要把未来很多薪水都透过借钱的方式拿到今天来花，就是泡沫消费，泡沫消费的本质意义就是把未来该花的钱都在今年花了，所以就叫做泡沫消费。　　美国人如何从事泡沫消费？美国银行接给A去买汽车，所以这是泡沫消费，因为他借钱买汽车，然后美国银行把一期债券卖给投资人取出一千块，再借一千块给B去投资买冰箱，再拿一千块债券借给债权人，然后又拿这个债券借给第三个人买电脑，所以他唯一的功用就是从投资里那里取回三千块钱，借给A和B、C进行泡沫消费。而中国透过政府的两项政策，第一就是拉动GDP，使得消费比例达到35%，第二个政策由于招商引资，使产能扩大到GDP的30%，就是我们一半的产能靠着三千的泡沫所吸收的。那么你慢慢看出危机了，就是我们全国对于出口的误判，误判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三千块的泡沫消费，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常态，我们甚至简单认为美国、欧洲的消费需求上升，所以我们拼命建仓，拼命扩仓，错误是一样的，因为泡沫消费一旦爆破，就像楼市跟股市一样很难起来了。　　当银行借一千块给A去买汽车以后，他们把这个债权拿在手里不想借给其他人了，为什么不想借呢？因为有三聚氰氨，他就一千块钱抠在手上坐收利息，所以到11月份美国政府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美国的泡沫消费由过去三千块跌到了11月份的一千块。美国政府希望拿出8千亿美金里面一千亿借给投资人，请投资人拿一千亿里面的一千块钱向银行收购汽车债权，然后希望银行拿这一千块借给B买冰箱，然后拿一千块冰箱的债权卖给投资人，投资人拿美国政府一千亿里面的一千块钱给银行。希望透过这种借款借给投资人一千亿的方式激活消费市场，否则就冻结了，激活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有一千块的泡沫消费变成三千块的泡沫消费。你只要跟从事出口有关的行业，10月份你的出口订单大幅下滑，原因就是中国工商链条透过35%的过剩产能跟美国的工商链条紧密的挂钩在一起了。　　我在08年年初就说过10月份之后情况急转直下，这是我当时的言论，我当时判定到年底的时候这就是结果。所以这两个管道一旦遇到三聚氰氨使得泡沫消费从三千块变成一千块，第二道防火墙漏水，原因是因为三大汽车公司问题，就像一刀插在我国工商链条的第一张骨牌。这就是你所见到的2009年的开始。　　所以为什么1月7日联想开始重组，本身已经不是联想是不是要重组了，而且联想现象要使得各位来宾值得警惕，因为他是必然结果，懂得我的意思嘛，这就是我们学到的第三个泡沫。　　后面还有第四个泡沫， 05年、06年开始，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从而冲击第二张骨牌.按照分析，有四大重要原因，以及无数小原因，四大重要原因，第一国家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成本上升；第二个原因，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第三个原因劳动合同法；第四个原因宏观调控的误判，再加上其他一些小原因都是误判，但是太多了，所以我挑四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成本问题，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谈的第四个泡沫。　　我透过这个场合告诉你一个新的思维，那就是国际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操作。国际金融资本这20、30年给亚洲各国造成灭顶式的冲击，而且我觉得我们对它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毛泽东说的一句话是对的，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今天的帝国主义是以国际化为前导，金融为后盾，他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听很多人讲说，我们的经济马上会复苏，我希望他来听听我的演讲，看看日本人，看看亚洲这些国家，看看越南，你再来发言也不迟，请大家多学习一些别国的经验，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认识，请你注意，日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多少倍，你知不知道，他都扛不住金融海啸。　　一个真正以赚钱为目的的国际金融炒家，他赚钱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比如建行最大股东是谁？外资股东是谁？美国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在07年下半年声明，说次贷危机他们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建行的上市让他们赚到1300亿，也就是我们全国13亿老百姓每一个人都付出了100块.因为建行上市的定价权是由国际金融资本所掌控的，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你千万注意。一旦取得定价权，它的目的就是石油价格从70块涨到147块，这是算计中国，然后跌到35，这是算计俄罗斯。2009年，普京跟他们还有一场博弈，鹿死谁手，我的水平有限，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如何博弈，在这次炒作之下，中国应该损失几千亿美金，俄罗斯也损失5千亿美金，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给上海宝钢上课，我就告诉宝钢，你不要把泡沫当成常态，这是第四个泡沫，叫做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我请各位注意，今天讲了四个泡沫，你一定要铭记在心，不要用正常的供需原理做判断. 　　第一个泡沫，股市泡沫使得中产阶级倒掉；第二个楼市泡沫使得我们地产行业从09年真正走入冬天，09年开始如果没有大量新建楼盘，你能想象他的冲击多大；第三个是消费泡沫，使得我们占了35%有关的GDP出口制造业陷入全面的困境；第四个泡沫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使得我国和能源相关的产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冬天，请你注意这四个泡沫的冲击有多大，大部分的产业都被冲击到了，假设一种情况，如果事先我们就能够有判断，不要误判的话，我们今年情况不至于如此之被动。如何理解中国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恶化　　我告诉各位如何理解中国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恶化，第一个叫做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第二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第三是《劳动合同法》的误判；第四是宏观调控的误判，连续误判。　　通货膨胀，叫做国际金融资本，或者叫做国际金融炒家的操纵.我们企业家目前还停留在产业资本的水平.请你记住我一句话，产业资本的思维碰到金融资本所设下的金融战之后，你唯一的可能就是全败。你总认为第一要确保原材料来源，第二要确保你的市场能够销售出去，这就是我们产业资本的简单思维。如果你还停留在产业资本的水平，那你的下场就很凄惨，如果你的对手是金融资本的话，你会被杀的体无完肤。　　我们这个国家有35%的过剩产能要靠出口来吸收，既然是过剩产能要靠出口吸收，所以出口减掉进口，那一定是贸易顺差，是常态，而且很多工厂进口原材料以后简单加工出口，所以在这种结构之下成为一种必然，就像在去年11月份跟12月份，我们经济已经走下坡之后，出口大跌，比如说11月份出口下跌2%，12月份出口下跌接近3%，而进口11月份下跌17%，12月份下跌21%，进口下跌的速度远远大于出口下跌的速度，这就是35%过剩产能必然的结果。那是什么结果，人民币就升值，到12月份还升值，我佩服你的勇气，是什么时代，你还敢让人民币升值，我们前一阵子连续贬值5天，被美国一吓不敢贬了。各位懂我的意思吧，有些事是只能说不能做的。而且我们出口这么衰退了，你没有想到人民币现在是全世界最强势的货币，你知道吗？美金在涨，人民币涨的还多，最强势的货币就是人民币，我们出口这么衰退了，你还保持这么强势的增值，我不知道该说你什么，我只有四个字，无话可说。　　第三个《劳动合同法》又是误判，《劳动合同法》本身意义我觉得是很重大的，这点我们凭良心讲确实是，因为透过国家的立法，透过人大的立法来保护弱势群体本身是值得钦佩的，问题是你错了，到最后形成三输的局面，企业输、劳工输，政府最后买单跟着输，因为第一缺乏论证，第二缺乏试点。　　第四个宏观调控的误判，这个请大家注意，我这几年就我一个人到处呼吁宏观调控是错的，当然没人听，一直到08年8月份才整个转过来，对中央政府这种态度转变我也给予正面的评价，至少转过来了,政府最近也提出很多的检讨，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为什么会误判？误判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认定中国所看到的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通货膨胀他们发生的原因就是认为日本当时是一样的.从表现现象来看，日本当时和我们06年、07年是一样的，可那是日本，他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银行信贷太过泛滥，但是我们中国不是，我们中国就是我讲的工商链条的第一张骨牌，他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可是当政府误判之后。认为是流动性过剩，因此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收回流动性，方法之一提高利率，收回流动性；之二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而且进行了几年。到了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宣布两防，当时我那时候还是比较不成熟，我心急如焚，我到处演讲，到处呼吁政府不能两防，一定要帮助制造业，当然没人听，想自己也多事。你看看到最后还是改过来了，为什么呢？这一切都来源于两个字误判。误判的结果透过三个管道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大家注意听。　　第一个管道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银行从民营企业部门大量收回流动性，打给地方政府从事基础建设去了，就是GDP工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四五年宏观调控下来，我国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和信贷规模增长率依然维持在1618%的高峰，依然没有减少，这是为什么？因为钱都去了公共建设部门，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高的信贷规模增长率，而在座各位民营企业家享受不到实惠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社会流动性产生了逆流转现象，从民营企业转到了公共建设部门，因此根本就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流动性移转的问题，从而使得民营经济开始萧条，而公共建设部门开始膨胀，这就是我所说的二元经济，和公共建设有关部门是过热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过冷的，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二元经济。　　第二个管道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配合上了前面的成本、汇率、《劳动合同法》等等压力，使得民营经济部门更不想干了，结果就是从民营制造业拿出大量应该投资在制造业钱不投资，打到过热部门炒楼、炒股去了，从而造成第二个管道流动性由过冷部门逆流转到过热的部门，而使得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　　请你注意，这三个管道毫无例外的都使得这个社会的流动性，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这就是07年当政府提高利率，或者存款准备金率，当天的股价都是上升的，而且从无例外，一般都不能解释，一般宏观调控股价应该下跌，为什么上升呢？而且每一次都是上升的，原因就是提高利率的结果，使得更多民营制造业资金进入股票市场，造成股价上升，所以二元经济才能解释这种奇怪特殊的现象. 　　我们的楼市也是二元经济的产物，根据一些学者做的研究，发现深圳资金炒地产资金7%是外资，其中6%是港澳台资金，只有1%是真正的外资，93%都是内资，什么意思？那就是我07年所说的，深圳房价为什么上升这么快？因为深圳企业倒闭数目应该是越来越多。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奇怪推论，也就是深圳房价翻几翻的缘故。制造业资金流入楼市的结果通常是进入高档楼盘，所以高档楼盘价格拉高之后，附近中低档楼盘随之水涨船高。所以真正有泡沫的是中低档楼盘，而不是高档楼盘，这种现象就很可怕，由于高档楼盘拉抬速度过快，使得后续大量资金竟然慢慢进入了整个结构错乱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以中高档收盘为主，这个现象是非常让人遗憾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演讲的，这种楼价上涨的后果使我们地产商产生误判，误判的结果，是大量资源被这种高档楼盘，或者中高档楼盘所锁定，大量资源进入这种楼盘，一旦萧条之后，使这种楼盘产生严重的供过于求的现象，而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根本买不起，你再怎么跌还是买不起，因为我们整个房地产资源就误导到了结构性的扭曲上面去了，那就是以中高档为主，加上政府提倡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物，这样造成的差距就更大，实际上真正的农民工还是买不起。这就是绝对扭曲式的超额供给，这种超额供给更可怕。11月份开始的金融海啸威胁，使得地产商的资金链变得非常紧张，结果就是09年开始由于误导到这个行业，使得09年开始的地产没有大面积的新楼盘推出，没有大面积的新楼盘重新开始构建，这个就非常危险，现在不是楼价跌不跌的因素，而是09年政府要如何刺激大面积的构建地产。否则这个冲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09年的地产危机。地产危机来源就是我刚才讲的，这里是超额供给，这里是超额需求，两个没有连在一起。如果你这么理解房地产市场跟股票市场，你会发现这两个市场的驱动因素就是二元经济，你只要把二元经济彻底理解了，未来的股价、楼市走势非常容易判断。　　对于2009年政府的4万亿救市工程我想从目的、行动跟手段三方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首先看一看4万亿的资金用途，你们都知道大部分是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对于这个用途，我是赞同的，因为它讲的非常明确，目的是为了增加中西部人口的就业量，如果达到这个目的，那在中西部投资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你认为这个目的可以达得到，如果为了这个目的保8也可以做得到，但是我要提醒的是，你的副作用是什么？如果要在中西部创造8%的GDP增长需求，同时大量雇佣中西部人口这个我相信做得到，可是我要提醒的是，你能不能够承受副作用，因为金额太大了， 2009年之后能不能筹到4万亿都是未定之数，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比较怀疑，除非你印钞票，由于9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和欧美工商链条挂钩，所以从今年开始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将大幅下滑，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你如何筹集4万亿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可是按照原先规划，中央政府出一万多亿，地方政府出一万亿以及银行融资两万亿，我对于地方政府能够出一万亿我本身就表示怀疑，中央政府能不能出一万亿我也表示怀疑，但是对于银行挪出两万亿我不太怀疑。宏观调控的第一个管道就是在银行的运作之下，它将从民营经济收回大量流动性打给地方政府，从事基础建设。因此它的结果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这就是代价。同理可推，如果你要从银行拿出两万亿融资，或者是政府直接发债卖给银行，其必然结果就像刚刚讲的第一个管道一样，从民营经济抽出两万亿资金打给地方政府从事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那么你的代价就很清楚了，你要维持保8，以及中西部就业量所付出的副作用，以及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倒闭更多，失业更严重。　　我认为目前保8本身都是错的.我国是一个根本不该看GDP增长的国家，真正看GDP的是美国，因为美国都是民营企业.我们呢？我们保8是什么结果？那就是透过钢筋、水泥硬堆起来保8，而且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更贫穷.这就是我们保8，保10的代价，保8，保10的应该是美国。所以目前你问我郎教授具体怎么做？这个不用操心，首先把资源用做于民生相关的民营经济，就是放弃保8，藏富于民。　　如果我把4万亿投资基础建设，是一锤子买卖，建完了就失业了，那怎么办？再建第二台，再就业，建完以后又失业了，那怎么办？做回头拆第一条，一拆又就业了，拆完以后又失业了，又拆第二条，所以搞了半天你建了两条，拆了两条，老百姓是全民就业，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干，结果啥事都没有干，这就是基础建设。　　4万亿投资在民营经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滚雪球，如果你能把民营经济投资营商环境改善了，你大量投资他，他赚的利润是最重要，当企业赚了利润之后会进行转投资，这样赚更多的钱聘更多的劳工，给他们更多的薪水，然后再进行转投资，从而产生所谓滚雪球的效应。一个国家的富裕，我告诉各位，是靠利润，而不是高GDP的增长率。怎样面对2009年　　我前面已经跟各位谈了很多09年中国经济的现况跟展望,我们09年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我跟各位做一个提醒，我们的企业家只有个人的辛勤奋斗历程，我们普遍缺乏萧条的洗礼，而且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管怎么讲还是比较成功的，因此你们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大萧条。这就是各位长期保持乐观的原因，我就想拿各位的心态和香港的四大天王做一个比较，香港四大天王，包括李嘉诚、李兆基等，他们除了和你们一样有个人奋斗历程之外，他们还经历过各种形势的中小萧条，当然他们也没有经历这么大萧条，就凭这一点差别，就使得这四家上市公司，和我们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很多都是做地产的，他们应该是我国大型地产公司的几十倍，上百倍那么多而资本负债比率我们是100300%，他们只有20%。而且不是平均20%，每一家都是20%，这个特别难能可贵。　　我曾经私下问过四大天王里面的一位，我说你这个人这一生有成就的哲学思想是什么？他告诉我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保守，保守是这个人成功的关键。我又问他第二句话，我说你手下这么多公司，不可能每家公司都看，到底注重什么呢？他回答的是这样子，他最重视稳定的现金流，什么叫做稳定的现金流？按照我们对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他们透过两个方法做到的，而且四大天王一模一样，这一点我感到万分震惊，第一叫现金打底，第二叫做项目对冲，透过这两个办法达到稳定的现金流。　　什么叫做现金打底呢？举一个例子。我以李兆基的地产公司为例，我把恒基兆业公司过去20、30年资料做了分析，我发现恒基地产公司在过去五年是负现金流，也就是5年他的资金链是断裂的，但是他没有倒闭，请问各位如果你的资金链断裂的话，你能够支撑多长时间？而他为什么可以撑过五年，我分析的结果是他手上有两个资产非常有意思，一家叫做煤气，一家叫做租赁，这个煤气跟租赁的现金流都是稳定上升，所以虽然地产开发的现金流有5年是负的，可是当我把地产开发的现金流加上煤气的现金流，加上租赁的现金流，加在一起之后，过去20、30年没有一年是负的，统统是正的，这叫做现金流打底。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场合，能够把这两个心态一个是保守，一个是稳定的现金流这两个金玉良言送给在座各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稳定的现金流来不及了，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项目的对冲，也很难创造出所谓现金流的打底，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守心态下的三大指标，低负债，高现金流，停止投资，至少这是目前李嘉诚做的. 　　中长期你应该做什么？以我们广东为例，你想想中国工商链条第一张骨牌碰到了四大国内冲击之后，为什么这么不抗压，比如成本汇率，《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等等的，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提升价格呢？你提升价格不是卖的更好嘛，为什么我们广东省制造业从去年开始一大片倒闭，而你不能提高价格？　　这也是我跟各位讲的第二个观点：定价.在很久以前，当中国经济要发展的时候，美国已经决定了未来的战略，那就是进入了产业链的战争时代。也就是09年开始你们所面临的这一切不是产品对产品，也不是公司对公司，更不是行业对行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对产业链的战争.你真的认为我们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吗？我告诉你，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不是中国，是美国.而美国产业链战争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把整条产业链一切为二，把价值最低的放在了中国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国家.而制造有三大特色，第一破坏环境，第二浪费资源，第三剥削劳工，他不想要。他要的是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六大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订单规划，商品运输、产品零售、终端，六加一就是整条产业链。　　为什么你不能提价呢？因为产业链当中定价权是掌握在六，而不是一，所过欧美各国依然掌握着定价权，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我们这些产业资本的水平走到今天，被金融资本市场给算了，你和美国资本市场相比，还缺了定价权，所以你是做什么败什么.在这种产业链的战争之下，再加上金融战，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企业遭受多大的压力。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大学生失业，因为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六，一是不需要大学生的.因为你是六加一的一，他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我们连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就搞教改，扩招，结果让很多大学生失业，为什么失业呢？因为搞不清楚六加一. 　　所以我认同政府所谓的产业转型，可是政府所谓的专业转型不是在一里面下工夫，像联想一样，为什么今天演讲告诉你1月7号联想已经宣布要重组，因为联想收购IBM本身我在三年前就批判过他，那就是错的，为什么错？你还是在一里面下工夫，到最后一定回付出代价，他1月7号已经付了。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一里面下工夫。而真正该提高生产力的方法，包括传统行业，包括高科技不是抛弃传统行业，而是希望传统行业以及高科技行业都能够从一进入到六加一的整合，这样子你才能提高生产力。你要走上六加一高效整合之路，就是你目前短期之内保有元气，而中长期走入六加一的最高战略指导思想。那么在金融方面有没有可能？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中国人没有机会，但是产业方面的定价权我认为我们从中国开始做还有这个机会。　　今天已经不再是所谓的金融危机的问题，而是已经严重的波及到实体经济，在这个时刻我建议你，你在短期之内要保留元气，在一定时期之内求生存，留下大量以现金为主的资源，准备一两年之后再出发，而再出发的目的，不是叫你炒楼、炒股，而希望各位以产品为中心，做六加一的整合，而且以龙头企业为推动力量，这是你两年之后做的事情。　;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2362 次阅读|0 个评论

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转贴）: 热度 1 sunapple 2008-12-19 17:25; 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王文假如因为台湾、朝鲜、印度、南海、钓鱼岛、苏岩礁、蒙古、西藏等问题与西方交恶，想象一下西方再次封锁中国的情形吧。中国国民党高层警告中共,马英九上台后国民党将压制台独,大陆最佳发展机遇期只有四年，下一次不知国民党还能不能当选。四年后的台海局势不好说。因此假设很有必要。一、中国所有民航飞机将在三年内停飞，因为没有维护配件，全国只有一款国产运七改型飞机在进行商业运行，但发动机与航电是进口的。二、中国所有高速铁路将在三年内停运，因为没有配件保障安全，高速铁路列车的常用配件铁轮子、电控系统软件硬件全部需购买。中国完全不能生产。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铁道部在高速动车组的引进、消化、吸收上采取了1、2、7模式，即10%整车引进，20%散件组装，70%实现国产化。可以说，在高速铁路这一领域，我国的科研成果几乎为零。谢维达表示，因此，实现这70%的国产化，对我国自行研制高速轮轨有着很大的帮助。同济大学教授谢维达强调：高铁的研究涉及很多学科，在这方面我国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许多部件目前都无法生产。比如高速轮轨经常使用的道岔，目前就需要国外进口。目前我国尚不能制造的高速列车部件只有三种----车轮、车轴及IDBC芯片。当列车的时速达到300公里时，高速列车车轮的杂质含量必须严格控制。在钢铁冶炼的时候，就必须要求车轮钢杂质含量极低且分布均匀。由于车轮不过关，曾经导致德国高速列车脱轨，人员伤亡。车轴是空心轴，列车所有的重量都压在车轴上，技术虽然不是特别尖端，但批量生产的时候单件产品质量控制必须非常严格。目前铁道部正在和马鞍山的生产厂家合作，争取用两年时间生产出200 公里/小时级别的车轮，用四年的时间生产出400公里/小时级别的车轮。而铁道部也在和生产炮管的军工企业合作攻关车轴技术，预计任务完成时间和车轮同步。三、中国所有轿车全部停产，因为轿车发动机的电控系统、电控喷嘴、活塞环、ABS、安全气囊、自动变速箱及变速箱、小到高档汽车钢板、螺丝中国完全不能生产。不是说上汽、一汽、二汽学会了集成创新吗？所谓集成，就是拼凑的意思，如果封锁了，也就找不到拼凑或集成的基本元件。詹樟松说，，在对内燃机动力性能、燃油经济性以及噪声等指标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国内大部分汽车企业在这一领域的表现还不尽如人意，内燃机的核心技术还是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詹樟松告诉记者，他们现在行的内燃机开发都是采用全球招标方式，因为国内供应商大多处在照图加工的水平。这一方面说明很多供应商没有自主开发意识；另一方面，目前国内零部件企业很难找到学习提升的机会。许敏告诉记者，目前零部件企业对于真正的核心技术产品开发，还缺乏充分理解和认识，产品开发缺乏科学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法国人从广州撤离、广州就不能生产标致汽车了，同理、日本人从广州撤离，广州就不能生产本田汽车了。四、中国所有彩电业全军覆没，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表示,虽然我国彩电业年产能已达8660万台,实际销量占全球销量的55%,但以往这些彩电中却没有一颗中国芯，海信集团推出了我国彩电业第一块视频媒体处理芯片，电子行业资深专家安永成说,虽然信芯打破了中国彩电的芯片之困,但在我国上亿台电子产品中,中国芯使用的比例还很小。中国家电产业，由于核心技术缺失的短板，尤其是目前发展如火如荼的平板电视市场，严重受制于上游面板提供厂商的尴尬局面，中国所有彩电业所用芯片全靠进口。中国完全不能生产。五、手机业全军覆没，信产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司负责人一语道破了国产手机的缺陷：无核心技术、产品更新速度慢、品种少、缺少差异化及精细化和服务创新。中国所有手机业所用芯片全靠进口，目前，阿尔卡特、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及西门子等公司在中国手持设备市场上占据了80-90%的份额。以手机基带芯片为例，2006年国产手机基带芯片基本被德州仪器、高通和摩托罗拉等国际巨头所垄断，市场份额超过90％。在通信行业，缺芯曾经一直是中国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尤其在终端方面，中国手机生产企业，因不掌握处于产业链上端的芯片核心技术，无法获取手机产业链中利润最丰厚的一环，也一直无法成为国际领先企业。路透社甚至作出了这样的悲观预测。中国80余家国内手机厂商，被指数量过多、核心技术缺失、产业盈利能力下降、国产品牌全球化进展缓慢等问题、未来几年，中国手机企业大多将在竞争中消失。六、液晶显示业全军覆没，有关专家指出，海外企业在我国设立的液晶工厂偏重于组装技术、人才及集聚度不高。我国液晶面板98%依赖进口，加快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TFT-LCD已成当务之急。一句话，中国电子业全军覆没。不是有一些合资企业在中国生产芯片吗？确有其事，但中国人完全不掌握技术，技术与研发完全被外资掌握。中国人只负责装配、也就是集成。普华永道在《中国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2008年》年度报告中称，在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的推动下，2007年中国消耗了价值约880亿美元的芯片，同比增长了23%，连续三年居全球之首。中国市场上的芯片供应商多是跨国巨头，但在70家全球性芯片厂商中，32家厂商的市场份额低于平均水平。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消耗芯片的采购决策通常不是在中国作出的，企业通常在中国台湾和日本采购芯片。七、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也不必修高楼了，因为没有电梯，中国电梯业全被外资控制。技术与研发完全被外资掌握。中国人只负责装配、也就是集成。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陈凤旺就此表示，2006年13家大型外企已占据我国电梯市场80%的份额。对于中国的电梯市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国内企业如何开拓市场，而是这些外资巨头在中国的圈地运动中如何具体瓜分市场的问题，一位业内人士说。八、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造船业全面崩溃，一艘船60%的东西要进口。造一艘船可能只是最后的组装在中国，船的各个组织架构和零部件都来自全球各地的厂商，。而在中国，虽然中国的船厂已经能够生产出各种船型，同时自主研发的船舶也不少，但生产的船舶所需要的配套产品能力有待提高。据郜笙介绍，中国远洋船舶的导航、通信、舱室、自动化设备以及电机、电器等关键部件中国不能生产，仍然依赖国外进口。目前中国国产设备装船率不足40％，远低于日、韩的85％以上。进口船用低速机、中速机、船用发电机组占中国市场的比例(按马力计)分别为50%、50%和70%。而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部分船用设备产品，主要只能为沿海小型船舶和内河船舶配套。我们将来要造那么多船，不落实配套，怎么敢接单？尤其是地方造船企业，没有自己的配套资源，将来拿什么给船舶配套？九、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将造不出一台洗衣机、电冰箱，因为洗衣机、电冰箱上的集成电路、芯片，中国完全不能生产。十、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玩具业将全面崩溃、因为玩具上的集成电路、芯片，中国完全不能生产。十一、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全面崩溃、中国绝大部分工程机械企业关键零部件生产依然受制于人。据湖南省机械工程协会统计，湖南29家规模以上工程机械企业生产的主机产品中，零部件等进口成本占制造成本的40%以上。而徐工集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2007年，徐工出口创汇5亿美元，而购买国外零部件就花费约3亿美元，外国零部件占出口产品销售额的40%，但却占了利润的70～80%。中国工程机械协会理事长韩学松称，为了获取相关零部件，有的企业不得不派出专门的采购人员，守在国外供给商的工厂里等候。十二、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风电将全面崩溃、风电核心技术都由外国掌握。张希良告诉记者，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风电研究人员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几乎所有外资企业都会制造技术壁垒。而目前，外资已不仅满足占据中国的风电设备市场，已经对投资兴建风电厂表示了兴趣。我国整机研发和生产企业已超过４０家，生产几十个型号机型，需要大批高质量的零部件与之配套，目前关键的零部件，如轴承、液压件，电控等部分关键零部件还需大量进口，成为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瓶颈。十三、从中国此次抗震救灾出现的直升机来看，型号较多，且几乎全部来自国外。比如米系列是俄罗斯的，黑鹰是美国的，超级美洲豹是法国的，其实国产的直－8也只是法国超黄蜂的仿制品，直－9则是从法国引进的技术。中国直升机队伍目前还属于万国牌。万国牌反映了一个现实：中国直升机产业比大飞机产业的情势更严峻。十四、高档数控系统机床及刀具、沈阳计算公司董事长林浒曾对记者介绍说：近年来，国际上已实现由普通机床市场向数控机床市场的转化，而我国仍处于以普通机床为主的低水平阶段。先进的数控技术被发达国家所垄断，我国尚没有形成数控产业优势和规模。从2002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机床消费第一大国、机床进口第一大国，进出口逆差严重。中高档与大型数控机床以及数控系统的进口依赖程度更加明显，2005年，中高档与大型数控机床进口达到了52亿美元，2006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64亿美元。而且即使国产的中高档数控机床，其80%以上采用的也是进口的数控系统。高档机床也需要基础元器件的支撑，比如传感器、高速精密主轴、齿轮等，在这方面，我国相关企业与国外也存在差距，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近日呼吁，我国应加快数控机床功能部件产业化。他指出，重主机，轻部件----机械行业这一通病在数控机床制造业也未能幸免，其症状表现为：国产功能部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明显大于国产数控机床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数控系统、电主轴、刀架刀库、滚珠丝杠、直线导轨一台数控机床三分之二的利润来自这些功能部件，其中仅数控系统的利润就占到整个机床利润的３０％。实际研究成果不多，社会向功能部件产业转移的资金不多，致使我国功能部件产业始终未真正兴旺起来。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说。他指出，功能部件上无所作为，很难使我国的机床产业上一个台阶。对于功能部件产业化的滞后对机床产业的制约，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姜怀胜深有体会。他说，买不到能用的功能部件是集团长期以来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国产的质量和性能跟不上；进口的不仅价格高，而且功能和性能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造成极大浪费，增加了整机成本。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于成廷介绍，目前国产数控机床所用电主轴８０％以上依赖进口；滚珠丝杠、直线导轨等功能部件国内都有生产，但都未成规模。随着目前国产数控机床的发展速度加快，缺乏国产配套刀具这一缺陷也就暴露得愈发明显，数控机床配不到先进的国产刀具，不得不配洋刀。中国刀具行业几十年如一日的产品结构，在新的发展时期终于暴露出严重缺陷，拖了制造业现代化的后腿。据了解，目前我国机床刀具工业呈现出高精度、高效率、高可靠性的刀具 80%依赖进口。十五、核电、芯片制造设备、医疗用设备、石油化工等技术核心设备，中国完全不能生产。一些人认为中国仿制能力强，但高科技的东西是仿不了的，比如液晶显示、芯片、航空发动机，仿制不了工艺、材料处理、加工方法。中国应对制造业大规模投资了。十六、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摩托车业将全面崩溃、因为核心配件必须进口。由于国产摩托车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发动机核心研发能力的缺失，出口方式主要以贴牌生产为主，据中汽协会摩托车分会理事长龚兵介绍，这是因为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中小排量、中低端产品的生产能力，但我国摩托车企业却不具备自主研发大排量、低排放、高性能、高技术含量摩托车发动机的能力，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却最需要大排量的摩托车，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导致了我国摩托车很少进入高利润的大排量摩托车市场。诸位,我知道我写的东西深深的伤害了你们脆弱的自尊心,先不要急着反对,我说的是事实。事实是,诸位现在正在使用的电脑,99.99999%使用的是外国芯片。你们不服气吗?请先把自己的电脑砸掉! 当然了,我们的神经足够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我们维护主权的意志；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毛泽东曾经说过: 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问题都解决了。　;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6808 次阅读|3 个评论

黄卫东：与郎咸平教授商榷我国经济问题应对之策: huangwd99 2008-9-14 21:31;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郎咸平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具体介绍见（ http://www.cnr.cn/jy/msfc/200804/t20080415_504762724.html ）。郎教授针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严厉批判，受到广大网民的好评，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郎教授对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很好的分析，提出了应对之策。笔者对国家如何发展经济也进行了思考，希望与郎教授交流探讨。郎教授认为，制造业低迷是经济失调的主因，制造业低迷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推动的房产等行业过热，投资利润高，吸走了制造业投资，造成投资环境恶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20db8b0100ai6n.html ）；制造业本身对产业链定位也有问题，只做1个制造，不做设计、运输、储存、采购、订单处理和批发等6个方面，销售到国外，10元价值，只拿到1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20db8b010086gh.html ）。另外，郎教授也提到了国内消费过低的问题（我国低于GDP35％，国外70％），认为缺少社会保障导致低消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20db8b0100aj3g.html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第一个问题，郎教授呼吁我们的专家学者或者是经济学家，政府金融部门的执行官员，要从过去简单的宏观调控向宏观思维继续努力。我们要通过一个以微观经济学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20db8b010086gh.html ）。郎教授说得很含蓄，我的理解是应抑制楼市股市炒作产生高利润空间，从而避免吸引其他行业，包括制造业资本，笔者赞同此观点，这是解决我国当前经济问题必须要做的事（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162 ）。现在我国股市楼市低迷，郎教授极力主张政府救市，认为美国救市是应该的，方式比较先进，中国也应学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20db8b0100aj3g.html ）。但是，马克思认为，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股票市场股价的高低涨落，与整个国家财富的总量变化没有关系，而象一个赌场，股民下赌希望股价上涨而盈利（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7536 ，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162 ），然而，资金雄厚者控制股市，在我国股市时有发生，将股民部分收入卷走，使整个国家消费能力下降，对经济的作用是负面为主。应制定政策从根本上控制人们炒作，从而不在需要救市，例如，规定股票必须购置一年以后才准出售，否则利润归国家或放入养老金帐户，损失归自己。楼市应恢复原有功能，使普通老百姓能买得起。应制定政策限制打击炒房活动，例如在贷款方面，禁止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制定税收政策，家庭第二套住房加重收税等。或学习新加坡，对房地产转让征收100%的资本利得税。对第二个问题，郎教授认为国内企业应加强产业链整合；笔者非常赞同加强产业链整合，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制造业利润空间是由市场价格和成本共同决定的，产业链中6个是由市场决定的，对国内市场，我们的制造业企业可以整合整个产业链，但是市场价格低，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美国市场利润大，但是我们出口产品的价格是由国内市场价格和其他国家批量生产成本决定的。我们也难以直接进入美国市场，精明的美国人有种种办法对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0bli2.html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很多企业大肆进军美国，最后大都亏损而归。联想购IBM电脑部，美国政府就将IBM计算机排除出政府采购名单中，从而降低联想所购IBM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这与我们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企业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大量投入，不会有好的回报。郎教授举例华为的产业链整合做得好（ http://www.p5w.net/news/xwpl/200808/t1865227.htm ），笔者认同郎教授观点，但是，华为产品在国外销售利润较好的关键原因是国内价格高，其他非西方国家做不了，而西方发达国家成本高。国内通信行业是少数几个垄断行业，华为向他们销售时，利润空间大，另外，这个行业技术高，进入门槛较高，领头企业华为中兴阻止了类似其他行业的低价竞争，其他行业难以复制。华为的例子也说明了我国企业能够做好高技术产品，关键是国内要有利润空间较大的市场。由于我国自身还需要投资，投资美国市场，为美国人服务是不应该的。在我国当前国籍政策下，很多经营较好的国内资本家都成为外国人。向国外进军，最终这些企业将变成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与我国经济发展也没有什么关系。国内资本家这样做，虽然这会带来他们资本的增加，但是资本家也是有民族和国家的，二战时犹太人对这点理解最深刻。国家强大，才是对个人的最大保障，国内很多退出国籍，跑到国外的资本家，现在可能感受不到，一旦中国没有了，就会感受到。笔者没有看到郎教授如何解决所提到的第三个问题，也许问题找到了，怎么解决就很清楚了，应该是建设社会保障系统。笔者非常赞同，而且认为我国有能力，应加快建设。但是，国内的高储蓄主要来自富人，即使建设了社会保障系统，并不能解决消费能力过低问题。普通劳动者收入太低，是消费过低的主要原因。我国劳动者报酬仅相当于GDP41％（ http://news.xm.soufun.com/2007-11-24/1356100.htm ），远远低于西方国家70%以上比例。农民进城打工，数量超过城市工人，工资十几年不变，始终无法在城市定居，大部分农村居民买不起日用家电。提高普通劳动者特别是民工收入，减小收入差距（高收入者增加收入，将增加投资和储蓄，不增加消费），才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7282 ）。目前我国内需远远低于自己的生产能力已经非常明显，例如，2007年外汇储备在2006年基础上又增加4619亿美元，等于人民币约35000亿元，占GDP 246619亿元约14％，超过了给全国人民发的工资总额（近年来一般占11－12％）。外汇储备增加实际是将生产的实物财富换回美元白条。而国内普通老百姓无钱消费，这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增加老百姓收入，使生产出来的产品能销售给自己的老百姓，为国内人民服务。可以这样理解上述应对方案：想象整个中国是一个大家庭，现在生产系统能力很大，但是大部分闲置，因为即使生产出来，大部分人无权使用，相当于现实中穷人没有钱买，只能成为滞销产品，已经生产出来的还有部分产品出口送给洋人换回了一些白条（现在已积累近2万亿美元白条）。解决的办法是开动生产系统，将产品分配给大家，现实中则需要给普通老百姓增加收入，使他们能有钱购买产品，从而提高生产系统开工率，实现经济增长。同时消费能力升高，会促进商品价格增长，利润空间加大，从而使制造业有更大利润空间发展。总结：郎教授对中国危机有精辟的分析，这对人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何解决问题更重要，否则，我们只不过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产生另一个问题。如何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笔者与郎教授有不同的看法，希望能得到郎教授的回应。后记：本文曾于九月十四日email给郎教授，未得回应。后在措词上做了一些修改。由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不同学者观点相差较大。然而，国家需要正确的对策。很多人对我国经济问题很关心，发了很多文章对我们的经济问题做了非常深入分析，但在应对之策方面，讨论较少，希望本文的讨论能起到一点作用。欢迎对本文观点进行批评。; 个人分类: 经济|1976 次阅读|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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