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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不信:高校科研经费6成被套现
热度 77 fdc1947 2016-12-29 08:15
你信不信:高校科研经费6成被套现 今天(12月28日)早晨起来,照例浏览新闻。一条消息突入眼帘:《高校科研经费乱象:单位立项靠拼关系 6成被套现》。看到这样的消息,实在是吃了一惊:是不是“搜狐新闻”弄错了,网上搜了一下,还真是大家都这样在说。 仔细一看,这是法制日报记者的一篇文 章, 原标题:“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乱象调查”。 该“调查”由三个小标题,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文章告诉大家“ 不久前复旦大学医学院动物实验部原主任杨萍、医学院动物实验室原正、副主任敖红和黄爱民均以贪污罪分别被判刑”,文章叙述了该案的大致案情和处理结果。“在调查中,有多名高校领导和老师告诉记者,这种案子只是高校关于科研经费管理问题的冰山一角,复旦大学存在的问题也是全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所谓“冰山一角”,那就意味着还有90%的“罪犯”还没有被挖出来,情况还严重得很。 第二部分主要转述了复旦大学一位“刘老师”的三点看法,即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立项申报,不拼实力拼‘关系’”;二是“经费花不完,报销靠造假”,“中国科协曾有过调查,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三是“验收走过场,成果没人管”。 第三部分指出了“ 学校制度有缺陷亟待完善 ”。 我仔细检查了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地方直接提到6成科研经费被套现的说法。提到“套现”地方还是这位“刘老师”所说问题中间的第二点:“经费花不完,报销靠造假”。“复旦大学更是规定,‘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由项目负责人负责’。于是,为了套现,开具假发票、编造假合同、编制假账目等手段应有尽有、防不胜防”。而跟“6成”有关的还是这样一段话“中国科协曾有过调查,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 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用于项目的仅占40%,剩下的“流失”了,那就是“6成套现”了。 很遗憾,科研经费6成流失是一个谣言,6成套现更是无稽之谈。 早在2011年9月9日“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就“ 受权说明 ” : “中国科协于2003年组织开展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并于2004年公开出版《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该报告中有关内容为:‘三、直接用于科研项目的资金比例。调查结果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在40%左右’, 未有所谓‘科研经费流失’的相关内容 。”中国科协的声明说:“ 针对科研经费数据不实报道,要求相关单位尽快采取措施予以澄清,同时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见2011年9月9日《科技日报》)。 事情就是这样,谣言的流播一霎千里,澄清留言可是难上加难。 对于高校科研经费6成被套现的调查报告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我看, 作任何调查,首先要找准调查的对象 。如果调查的对象对事情并不了解,那么就不能得到真正确实的情况,最多只能听到一些道听途说。而“道听途说。德之贼也” 。其次,即使对于事情内情了解的,也应当多听几个人的意见,要听各方面的意见,“兼听则明”。 这样才能够调查得到真实的情况 。 要调查科研的问题,就要找若干位真正在做科学研究的人员。这就首先需要做一些“调查”,虽然文章说“复旦大学刘老师做科研多年,对业内操作了如指掌”。我却很怀疑这位“刘老师”是不是真的是正经做科研的人员,或者“刘老师”的说话是否被记者所正确领会。因为从记者的文章中“刘老师”的很多话都是一个在大学里做教师的人很难理解的。 就拿他所说“ 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这段话来说吧。科研经费用于“项目本身”的部分,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有仪器费、房舍费、水电费、劳务费、差旅费、会议费等等,这些都是为完成科研项目所必需的。作为科研人员。这都是常识,怎么会除去这40%以外都是“流失”了呢? 照理来说,像这种六成科研经费流失的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在真正的科研工作者中是从来不会相信的。然而这位刘老师却认为真是如此。 文章中这段话很有意思:“刘老师以前每年都要负责三到四个科研项目,但近两三年来他几乎不做了。‘ 同事中,除了职称晋升需要,一般都不做科研,这虽是块肥肉,但风险太大了 。’他说,学校虽然在建章立制方面没有进展,但财务规定明显严格了,以前那些可以报销的项目现在几乎被砍光了,科研真的不好做”。 复旦大学的教师现在“除了职称晋升需要,一般都不做科研 ”? 我不知道复旦大学的同仁将怎么看待这样的言论。他们都因为做学校对经费管得紧了就不做科研了 ?不过,如果“刘老师”真的因为“肥肉”没有了而就不做科研,到确实有必要查一查他以前的行为。 需要指出,调查文章的作者似乎对于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基本知识还缺乏了解。例如,文章指责“复旦大学更是规定,‘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由项目负责人负责’”。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不是由项目负责人负责的,也想不出由什么人比项目负责人负责更合适。 我更想指出,传媒也是需要有他们的职业道德的。首先一条我想就应当是尊重事实。《法制日报》的调查虽然有很多缺点,毕竟文章中并没有直接说高校科研经费6成被套现的话。但是,在网站引用文章的时候却又衍生出“高校科研经费6成被套现”这样的辣人眼睛的语言。他们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问题,给广大教师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过死的刻板规定,浪费了教师们大量的宝贵精力,如今在教师中已经近乎“怨声载道”了。 李克强总理今年多次指出要“ 给教学和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权 ”。他说:“ 一流科研机构、一流高校、一流科技成果从不是靠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管出来的 ”。他生动地 比喻说,“政府对科研的管理有时候像‘对小学生’一样,严重束缚了广大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的手脚,影响了创新创造的积极性。 ” “ 不能简单套用针对行政人员的规定和经费管理办法,充分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要求,给教学和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权,更多创新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更好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我希望我们的媒体要为落实中央的正确政策多做宣传工作,不要老是“打横炮”,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谣言惑众” 。中国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我们的传统却缺乏科学思想,我希望我们的媒体人也要有点进步,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出一点力量,不要反其道而行之,一而再、再而三的煽动“反智主义”的情绪。
个人分类: 科教与社会|25167 次阅读|102 个评论
公众参与不是编造谎言和污蔑国家发展的理由与借口
热度 2 zbt92 2014-3-19 10:35
文 / 张博庭 自从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论起, 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家园志愿者等环保组织中的某些人,就经常以公众参与的名义不断的造谣污蔑中国的江河开发。最近由《法制日报》刊发的 水电开发公众参与被指形式大于内容 一文中的所披露的《中国江河的最后报告》就是一些极端环保组织,以公众参与的名义公开的编造谎言,污蔑国家发展建设的典型。既然,该报告声称要参照国外河流保护的法律制度,那我们就不妨也以国外的实际情况作为参照,对这个骗人《中国江河的最后报告》做一些必要剖析。 法制日报的文章认为'水坝建设改变了河流天然的流水生境 , 直接导致了珍稀鱼类的减少和灭绝。洞庭湖、鄱阳湖的干旱就是鲜活的案例'报告说 , 梯级大坝的累计影响 , 使生物灭绝 , 有河无流 , 最终会影响到食物链最上游的人类。。这里的水坝建设改变了河流天然的流水生境几乎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无一例外的现状。然而直接导致了珍稀鱼类的减少和灭绝的情况,我们不仅没有见到,而且某些事实还给我们提供了相反的证明。 上个世纪初,欧洲莱茵河的开发利用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步的,到了上个世纪后期,莱茵河河流的生态一度遭到了严重破坏。不仅导致了珍稀鱼类的减少和灭绝,而且,还一度造成了严重水污染和所有鱼虾的绝迹。一些反水坝组织也曾把莱茵河作为水坝建设改变了河流天然的流水生境 , 直接导致了珍稀鱼类的减少和灭绝的一个典型,大肆宣扬。但是,欧洲的科学工作者,并没有被这些污蔑水坝建设谣言所迷惑,他们在治理莱茵河的过程中,并没有拆除莱茵河上 150 多座水坝中的任何一座,而是通过一系列的防治水污染和生态补偿措施,使得今天的莱茵河的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完全恢复到了二战以前的水平。 这足以说明破坏河流生态的,不是水坝的建设。 总之莱茵河治理的实践已经证明水坝建设改变了河流天然的流水生境 , 直接导致了珍稀鱼类的减少和灭绝完全是反水坝组织所编造的欺人之谈。至于文章中的梯级大坝的累计影响 , 使生物灭绝 , 有河无流 , 最终会影响到食物链最上游的人类的说法,就更可笑了。 众所周知的现实是,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对自己的主要河流实现了梯级水坝建设开发。欧洲著名的多瑙河、莱茵河,美国著名的密西西比河、哥伦比亚河、科罗拉多河等河流,都是早就完成了梯级开发的河流。请问,这些河流半个多世纪以来,有没有一条河流发生过使生物灭绝 , 有河无流 , 最终会影响到食物链最上游的人类的情况呢?没有,不仅完全没有,而且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可以说是全世界的成功典型。其中包括一度曾出现严重的水污染问题,最后得到科学治理的莱茵河。所有的发达国家的历史,都证明了梯级水坝是一项社会现代化发展和进步不可或缺河流开发利用措施。 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分明是:没有梯级水坝的河流开发就没有社会现代化的可能。而一些反水坝组织还坚持要危言耸听的编造梯级大坝的累计影响 , 使生物灭绝 , 有河无流 , 最终会影响到食物链最上游的人类的谎言骗人。 关于目前洞庭湖、鄱阳湖出现的季节性水位下降,只不过是三峡建成后长江下游防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好转后所出现的一种暂时现象。我国长江和黄河的严重的泥沙淤积所造成的地上悬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治理长江、黄河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减少淤积消除不断增高的地上悬河。通过三峡等工程的建设,目前我国的这一防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长江的河道目前正在由逐年淤积,转向逐年降低。然而,由于长江河道过去多年的淤积,已经把大量的泥沙带给了两湖,造成了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湖底抬高。相对于长江河道的地上悬河的改变,两湖的改变需要有一定的适应时间或者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 所谓水电站的生态补偿形同虚设,也是《中国江河的最后报告》编造出的一个谎言。欧洲莱茵河的成功治理,很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生态补偿。我国的三峡实行生态调度实施 3 年之后,坝下的四大家鱼鱼苗量已经由蓄水后的骤减了 90% 多,恢复到了蓄水初期水平。( 三峡水库蓄水后,坝下卵苗径流量由2003年的4余亿尾,逐年下降到2009年的0.42亿尾。而(2013.09.05)《中国科学报》在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报告直指水电谋杀生态一文披露2011~2013年,三峡集团实施了3年生态调度试验,检测结果显示,四大家鱼卵苗径流量从2009年的0.42亿尾回升至4亿多尾。 )这些活生生的现实,难道是一句形同虚设,就能够否认的吗? 关于 世界上一共有 45000 多个大坝 , 而中国所占的比例最大 , 超过了 22000 个。 的数据,是有一些具体原因的。从统计数字上看似乎中国的大坝数量已经接近全球的一半。但是,事实上大坝所应该产生的作用,却完全不是这样。以中美两国的比较为例,中国的大坝数量总数约为 8.7 万座,而美国的大坝为 8.2. 万多座。从数字上看中国的大坝比美国要稍多一些,但美国的水库蓄水总量却远远高于我国。特别美国可调节的有效库容,更是高出我国一倍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水坝数量与水坝的作用严重脱节的现象呢?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足,江河开发严重的滞后,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水资源调控需求。在上个世纪的大跃进时期,为了满足当时水资源的急切需求,我国各地建设了大量的蓄水塘坝。这些小、土、群的水坝,数量虽多,但作用却十分有限。目前,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实施科学的江河规划,用高效率的梯级水坝取代这些小、土、群的蓄水塘坝。 目前美国的各个主要河流的梯级水库蓄水能力,普遍都在河流年径流量的一倍到几倍。而我国除了完成梯级开发的黄河的水库蓄水能力超过了径流量,其它的河流都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最为重要的长江,目前的水库总蓄水能力仅为年径流量的 20% ,距离我国长江流域所规划的蓄水能力超过 60% 还有两倍左右的差距。最近几年,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加强,但是,由国外势力操纵的极端环保组织,总是不断编造各种谎言,污蔑我国的江河开发,阻挠和破坏我国的水坝建设和社会现代化进程。 以至于与我国的水利水电开发程度至今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 联合国在 2007 年的统计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总是与这个国家的水库蓄水能立成正比的。以梯级水坝的建设为标志的江河开发,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重要指标。目前,国内外的反华势力阻碍我国现代化发展一个主要手段,就是编造水坝建设破坏生态的谎言,阻碍或者延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一个被谎言搁置的怒江水电,就几乎抵消我们国家的这些年在风能、太阳能方面的所有努力。为什么当我国的风力发电已经在全球取得了绝对第一的同时,我们却成了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自己遭遇到了全国大面积的雾霾污染?这就是因为我国最有效率的清洁能源 ( 水电 ) 的开发利用,被国外操纵的伪环保所阻碍,而我们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得不大量增加煤炭的燃烧。 关于报告所指责的'公众参与'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我们不妨就以极端环保势力耿耿于怀的小南海水电站来加以说明。一个在长江上在普通也不过的小南海水电站,被国外的环保组织确定为攻击目标之后,就成为国内极端环保组织的眼中钉、肉中刺。一开始在国外资金的支持下,众多的极端环保组织所的编造各种谣言确实误导了很多公众,甚至包括一些不大了解实际情况的专业人士。例如,什么长江 300 多种珍稀鱼类的最后栖息地?绝对是明目张胆的欺骗。根据有关部门在小南海区域的鱼类资源调查,目前只能捕捉到 18 种鱼类。因为小南海地处重庆市的主城区内,城镇的污水排放和大面积的农药化肥污染,让小南海地区的长江河段的水质和鱼类生存状况,要比长江其它河段和上游金沙江差得多。把这样一个虚假的保护区,实事求是调整出去,是所有参会的专家一致通过决定。而一些除了从国外组织哪里拿钱、造谣炒作之外,什么都不懂的极端环保组织,还要否定所有到会专家的一致意见,坚持说什么 小南海水电站 对侵犯江河生态红线的示坏作用。 在我国立法确保野生自然的江河形态的河段也并不是没有,例如,长江的支流赤水河,在那里无论是我国的河流规划还是水电开发的实践,都会坚守生态红线一票否决的标准。。然而,立法的依据是客观事实,而不可能根据某些组织策划和刻意编造出来的某些欺骗宣传。这就是小南海问题的实质。 在小南海水电站的开发问题上,我们至今仍然积极提倡公众参与,如果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家园志愿者等环保组织觉得国家的规划和各级政府的决策不够合理,认为你们关于小南海的一系列评价、看法是客观的、有根据、而且应该坚持的,我们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作为一个比较了解情况的学术组织,愿意提供一个机会与你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或者说是辩论交锋。 如同当初关于怒江水电开发的现场辩论一样, 你们如果不怕被当面揭穿以往所编造的各种谣言,沟通和辩论的过程还可以让各种媒体现场直播。总之,公众参与的前提是,承认事实、尊重科学、遵守法律。无论如何,公众参与都不能变成某些组织编造谎言,污蔑国家发展的一种理由和借口。 对照文章:《 水电开发公众参与被指形式大于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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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期刊业者 姚远纵论中国学术期刊前世今生
热度 1 kexuechuanbo 2012-9-12 18:33
《法制日报•法治周末》记者刘惠生以QQ形式采访三行家 姚远纵论中国学术期刊前世今生 头条 学术期刊编辑部的故事 !--img src = "/Public/Uploads/1347356852.jpg" alt = "/Public/Uploads/1347356852.jpg"/-- 学术期刊编辑部的故事 9月3日,北京某重点大学下属学术期刊编辑部的编辑纪晨(化名)盯着电脑屏幕忙碌着,但是近期他经常关注的不仅是杂志的稿件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刘惠生 最后更新:2012-09-1121:10:40 来源:法治周末 新闻出版总署对不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学术期刊编辑部进行取消和转企改制工作 9月3日,北京某重点大学下属学术期刊编辑部的编辑纪晨(化名)盯着电脑屏幕忙碌着,但是近期他经常关注的不仅是杂志的稿件,还有其他学术期刊编辑们的博客。因为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着。 一个月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提出,所有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从事报刊出版活动、获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报刊编辑部,原则上不再保留报刊编辑部体制,对现有报刊编辑部,区别不同情况实施不同改革办法——转企、并入、注销和转内部资料。 《办法》还说明:“原则上不再保留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所以,如果取消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体制,编辑们将何去何从一下成为他们在网络上讨论的热点。 8月中下旬,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京举行工作座谈会。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蒋建国强调,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是报刊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推动产业发展、解决小散滥问题的必由之路。 法治周末记者从中国知网的数据获悉,截至2012年8月30日,其收录的学术期刊总数已达7058家。转企改制,是摆在这些学术期刊杂志社面前的一条路。而依托高校发展起来的学术期刊杂志与高校出版社的关系一直处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状态。在上个世纪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高校学报纳入高校出版社管理;后来又大多纷纷分离出来,学报成为独立的一个部门(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近些年来,只有少数一些学报在高校出版社管理之下。如今,《办法》颁布后,高校学报和高校出版社又要并到一起。但这个过程中没能解决好的一些问题依然留存,所以《办法》出台后,各方都仍在观望、等待。 老编辑的小变化 纪晨的编辑工作,并不算特别忙。 学术期刊编辑的工作被按照月份划分了主要负责的刊数,只有在自己担任主要责任编辑任务的几个月里,纪晨需要整天的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与作者沟通有关信息、与审稿专家就相关的问题进行联系、进行文字编辑工作、设计版面并交付印刷。而在自己不承担主要编辑工作的月份里,编辑部并不强制要求坐班,所以纪晨在日常工作之外,会有相对宽裕的个人时间。 这样的工作节奏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因此纪晨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编辑部的人员流动并不大,尽管编辑队伍中硕士、博士的比例很大,也确实有一些同事会考虑未来的发展空间,在职业生涯出现瓶颈时离开,但更多的人会稳定地工作很久。 当然,纪晨也毫不讳言同行中很多人更看重的是与这个职位相伴的事业单位编制。有了编制,编辑们可以同等享受学校提供的福利待遇,这些待遇所意味的不仅仅是学校食堂的就餐卡、稳定的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还有子女将来受教育的便利。 而现在《办法》出台后,想到如果身份转换成企业工作人员,上面的一切恐怕都将改变,纪晨的同事就有人拍桌子表示不想干了。 不过在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副主编赵大良看来,除了工作压力会增大,《办法》倒不会对现有编辑造成太大影响。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配套政策和之前出版社改革的经验来看,应该会继续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进行改革,赵大良说。 按照这个方法,现有的编辑应该会保留原本的事业单位编制身份,档案也依然留在学校,退休后也依然按照原事业单位规定计算养老金和待遇。只是在工作期间,到企业工作,服从企业要求,工作期间薪酬待遇按照企业标准计算,但企业的薪酬标准比照事业单位一般是会有所提高的。只是以后入职的新编辑,会按照新的企业标准来确定。 赵大良在自己单位的会议上讲了自己的观点,很多编辑听后表示心里踏实多了。 但是,问题并未就此结束。 新编辑的大变化 即便是“老人老办法”,也有些变化无可避免地会发生,何况还有“新人新办法”。 纪晨比较庆幸,他所属的院校在完成出版社的改制工作后,很有远见地尝试对学术期刊编辑部采取了企业管理的方式。出于核算人力成本的考虑,纪晨现在的同事已经比原来减少了一半,因此每个编辑的工作量都翻了一倍。虽然工作压力变大了,但按照企业标准考核后,效率确实提高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行业评比中拿了好几个奖项。 有一点或许可以为此佐证,相比不少期刊杂志社类似于老事业单位办公室的办公环境,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纪晨的办公室非常的企业化:磨砂玻璃门、桌子底下的交换机、隔断式办公桌……都颇有现代企业的气息。 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国外出版企业对国内的冲击,纪晨对这一目标表示认同,他同样认同的,还有总署多次提到的国内出版行业面对国际巨头如同“小舢板”的比喻。有些国际巨头一年的营业额甚至超过国内全行业的营业额,纪晨说,而且爱思唯尔、斯普林格等跨国出版企业的经验也表明,学术期刊集团化发展是可以盈利的。 但市场行为需要主体具有法人资质,而目前学术期刊编辑部是非法人,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出版署的《办法》,学术期刊界已经看到,‘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要改企,要推动产业发展。”《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分析道,“我认为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有无独立法人资格,不在于改成什么企业,而是首先要搞清楚学术期刊能不能像企业一样生存,形成一种产业,甚至带来经济效益。” 学术期刊从一开始就挂靠院校和科研院所。这样学术期刊就类似学校下属的院系,学术期刊办理广告、工商、互联网、公安等业务时全都需要先到学校办理手续,不仅降低效率,学校也不胜其烦。所以,纪晨觉得要实现市场化,改革是必要的。 但北京某211重点高校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苏航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们高校出版社的工作与纪晨他们学术期刊的工作存在不少差别,比如说,出版社的编辑现在是要每天坐班,工作绩效是按全年出书的码洋甚至单品种计算,而非按负责月份计算的。当然,相应的,工资肯定会高,随着工作年限的提高加薪幅度也会更值得期待,苏航强调。 作为一名老编辑,纪晨对这些倒不是太过忧虑,因为他所属的大学非常重视学术期刊的发展,他相信学校肯定会有适当的安排。 但是编辑队伍将来的发展,纪晨确实有些担心。因为目前学术期刊新进编辑每月三四千元的薪酬在北京并不太具有竞争力。能够每年吸引到高素质人才的加盟,事业编制和户口是主要因素。而改制后,这两个要素都会严重削弱。 这种忧虑并非来源于空想,因为已经先一步开始了转制的尝试,因此今年他们招聘到的一位具有海外硕士学历、素质非常优秀的年轻编辑工作半年后,在没有事业编制、户口问题也未能落实、收入又不高的情形下,选择了跳槽外企。 所以,尽管当前以硕士、博士为主的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暂时依然让纪晨骄傲,但想到未来纪晨深感无力。赵大良则表示:“这个(情况)是肯定的。你看现在大学要招人很容易,但出版社就比较难,原因之一就在于事业单位身份隐藏的福利。” “虽然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觉得这次《办法》的出台,事前还是缺少了一个试点环节。”纪晨说。 权责归属尚待细化 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正式编辑,纪晨其实很理解这次改革。 从2002年开始,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出版、发行、影视、演艺、广电网络、新闻网站、非时政类报刊等经营性文化单位,按照要求要逐步转制为企业。 “所以,改革是大势所趋。2010年的时候,出版社已经完成了改制,接下来非法人报刊编辑部从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就在意料之中。”纪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尽管纪晨言谈中对改革不但理解,而且总体上支持,但他还是表示他个人觉得这次改革在方式上有点不太合适。 这基本代表了网上大多数参与讨论的编辑的观点,认为不应当改革的几乎为零,但是对于改革的方式,如何确定编辑部的归属,成了热议的焦点。 赵大良认为,参考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最终不会是只有“所有编辑部全部转到企业去,由企业组织学术专家来搞学术出版”这一种模式。 目前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体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学科教师为主、编辑为辅配合,编辑人数少,主要负责学术评价及其组织,围绕主编进行工作,出版和发行分别交给印刷厂、邮局和网络公司。这种模式下,改制对其冲击并不大,因为把它本来就不太重视的出版发行部分交给企业,出版发行会做得更强。受影响的主要是以编辑部为核心运作的期刊,对市场考虑的少,而改革的方向是确立市场的主体地位,从市场的角度来经营、来集约化、来拓展,编辑的地位随改革会产生“向上”和“向下”的分化——留在事业单位组织学术评价或者转到企业从事编辑加工和发行。 “国际上也有出版企业没有学术编辑部,但这个工作是交给学术共同体去做了。但我国有个特殊情况,国内的专家、学者缺乏这种传统,在自愿自觉投身学术出版方面的意识比较弱一些,所以国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配备了一批专职的编辑来协助沟通学术和出版,高校也觉得需要配备一批专职的编辑帮助出版企业来从事一些成本很高、但经济效益不确定的工作。”赵大良说。 赵虹非常看重学术共同体的作用。赵虹认为,学术共同体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学术期刊难以像国外一样筹措经费,造成经费困难;一方面导致论文的学术评价多数要由学术期刊编辑部来代劳,从而造成一篇论文的评价高低,不是主要看文章质量,而是主要看所发表的刊物办得好坏的怪现象。如此,一边是学术期刊版面有限,一边是评职称、做课题都依赖论文发表,这种不对称也是国内学术期刊版面乱收费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万东升也认为期刊改制办法没有广泛征求业界人士的意见,忽略了西方的经验得失与教训。 赵大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学术期刊能否市场化已经争论了好多年,这里面他认为有一个概念被搞混了:那就是,学术期刊是否能等同于学术。 赵大良进一步解释说,学术期刊出版是由学术、期刊、出版三个要素整合形成的。这固然与学术有紧密的联系,但也不能排除其商品属性。学术研究形成学术信息,经过评价和筛选通过期刊发布,信息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商品来经营。所以,学术期刊是一个载体,它有可经营的部分,但也有学术的部分。 什么样的稿子可以发表、具有创新以及确立什么样评价标准,这个部分与学术紧密相连,不能考虑经济效益。所以,关键在于这一决定权的归属。如果这部分决定权能够交给专家和学术编辑去决定,那么筛选、形成后的信息交由出版商去经营,无疑有利于扩大学术的影响力。但如果将学术评价和决定权归于出版商,就可能产生多数编辑所担心的,出版商会出于生存或谋利的考虑改变了学术应有的评价标准。 与别人不同的是,赵大良并不担心出版企业能否担负学术的职责,而担心的是出版企业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一职责所需要的成本。“让一个商业企业来做这样一个成本很高、效益不大的带有公益性质的工作,企业愿不愿意?还有,它是否背得起?”赵大良反问道。 “为了名而为更有利于学术,还是为了利而为更有利于学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国际上的出版巨头也会考虑他的学术品牌,只要能保障其自身的生存,一个正规的出版商也会通过提升学术影响力来换取更高的经济利益。”赵大良补充说。 鉴于学术期刊难以在短期内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赵大良认为国家、社会和高校也应当帮助出版企业分担一部分经济压力。这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给钱,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二是代工,帮助其承担一部分不具有经济效益、纯学术的工作。 如何划分学术出版这一流程,以及如何限制不规范的、突破底线的行为出现,赵大良希望能以法规的方式有个明确规定。但是,《办法》出台至今,尚无进一步的细则。按照之前高校出版社改革的经验,教育部还应该会有一个文件,因为现在学术期刊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高等院校的定位尚未明确。因此大家都还在观望、等待教育部的说法。纪晨说。 与此相应,苏航颇为诧异记者的询问,他说:“关于此事,出版社这边尚未收到任何消息。” 参考以往的改革经验,赵大良对改革的进展还是保持乐观。因为《办法》的影响不仅因学校的地位、类型和个人价值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且还要由改革的最终方案来确定,《办法》也并没有说只有一种方案。 而赵虹则有些忧虑:“中国的学术现状远不能使人满意,学术鲜有创新,教育行政化、学术权力化现象十分严重。改变这一现状,要从制度着手,要加大投入,而不是把它们推向市场。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改革学术期刊,要从形成的原因上入手,要有相配套的措施。简单地组合打包、产业化、市场化,就如同当年搞的大学合并,大是大了,是肥大、肿大,而不是强大。前车之鉴,当慎重。” 中国学术期刊的前世今生 姚远(中国期刊史研究专家、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光绪15年(1889年),圣约翰大学(1905年)的前身圣约翰书院在上海首创我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约翰声》双月刊;清光绪23年(1897年)1月,浙江瑞安利济学堂(中国最早的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了我国高校第一份侧重中医、兼顾农学的科技期刊——《利济学堂报》。到2008年,我国1917所高等学校共主办有期刊2712种,其中科技期刊1494种,哲学社会科学期刊1218种。科研院所系统、高等学校系统和科协系统已成为中国科技期刊的三大主办者。 我国学术期刊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挂靠在院校之下,不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情况?我国学术期刊的诞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很相似,那就是学术期刊从它诞生开始就与大学、科研院所共生共存。中国学术类期刊、包括中文期刊的鼻祖——《吴医汇讲》(清乾隆57年,1792年),或者传教士所办的西式中文期刊鼻祖——《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均起源于教育实践,要么是源于书院,要么源于中大专学校、大学,后来才衍生出大学学术期刊和其他行业各种类型的期刊。 在晚清与民国初期,尚无中央研究院或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时,一切学术研究活动均归学部(类同教育部)。由于它与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密不可分,故形成了今天这种挂靠在院校之下,不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情况。 长久以来,大学学术期刊在高等教育中、在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创新、累积、继承作用方面、在高校知识创新的传播交流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彰显了其强大的育人功能、学科培育功能和窗口效应。纯粹意义上的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是生产知识和思想的场所,而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必须写成文字经由媒介发表才会作用于社会和传之后世,这就是大学学术期刊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学术期刊就是大学师生精神家园的一部分,是知识和思想生产链条最重要的终端。 目前,大学学报这种特种类型的期刊已经融入或固化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的有机部分,成为一种特有模式,与校报(新闻报纸)、出版社等构成一个一报、一刊、一社的整体,融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当前很多学术期刊靠版面费来维持运营,出现收费乱象。如何看待学术期刊的版面费问题呢?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这种情况源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直到现在,国外科技学术期刊对特约稿件以外、达到发表水准的自然投稿收取版面费的几乎在半数以上。在我国则滥觞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版面费+拨款”,逐渐成为维系学术期刊生存的一种重要办刊模式,尤其是985、211工程一类的大学学术期刊,版面费已经占到总收入和总支出的70%至80%。但是,由于国家从未在法规制度上给予版面费收取以合法地位,或规范收取行为,造成了实际上的泛滥和收取标准的极大差异。 由此可见,我国期刊发展从未形成独立于社会组织之外的独立经营体制,即使有附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社办期刊,亦非一级法人,因此今日的期刊改企换制,必须考虑到这种历史原因。在考虑期刊改制时,必须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学术社团的改革,也就是国家科学技术体制、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建立联动机制,否则就会成为空谈。 这是网站的链接 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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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重大工程招标:又怎么了?
热度 1 陈龙珠 2012-9-5 12:47
以经济发达地区早年的教训,在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监理委托或招标中的潜规则越严重,为工程质量乃至安全埋下隐患的风险会越高。但愿那个调查报告一时难产的匝道桥坍塌事故,不跟这点扯上关系。 来源:法制日报(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20905/Articel04002GN.htm ) 哈尔滨大剧院1.5亿招标项目被指暗箱操作 评标组长曾因受贿被刑事处罚且年龄超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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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答记者采访观点整理
热度 5 zhaodl 2012-9-3 11:55
最近常常收到同行后辈的留言和邮件,求问和表达自己的关注与焦虑,我不能一一单独回复,所以就拟了一个模版:“对你的焦虑我很理解,我最近的博文和近日法制日报周末版 的访谈,我已经分析了。可以按我的分析方法思考出路,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迷茫。我认为:办法改革的是出版体制不是编辑部的全部、学术与出版如何结合是进一步方案需要明 确的、现有编辑部面临定位的重新选择、有为则有位。”在此发出来,也供大家思考问题时参考。   另外,8月30日,《法制日报》周末版记者电话采访后,形成的稿件中涉及我的 部分观点和言论,未征得同意所以不能原文照发,我整理一下附后:   (1)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配套政策和之前出版社改革的经验来看,应该会继续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进行改革,现有的编辑应该会保留原本的事业单位编制身 份,档案也依然留在学校,退休后也依然按照原事业单位规定计算养老金和待遇。在工作期间,到企业工作,服从企业要求,工作期间薪酬待遇按照企业标准计算,但企业的薪酬 标准比照事业单位一般是会有所提高的。只是以后入职的新编辑,会按照新的企业标准来确定。在出版单位以后的招聘中困难这个情况是肯定的。你看现在大学要招人很容 易,但出版社就比较难,原因之一就在于事业单位身份隐藏的福利。   (2)参考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最终不会是只有“所有编辑部全部转到企业去,由企业组织学术专家来搞学术出版”这一种模式。目前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体制主要有两种,一种 是以学科教师为主、编辑为辅配合,编辑人数少,主要负责学术评价及其组织,围绕主编进行工作,出版和发行分别交给印刷厂、邮局和网络公司,那么改制对其冲击并不大,把 它本来就不太重视的出版发行部分交给企业,出版发行会做得更强;受影响的主要是以编辑部为核心运作的期刊,对市场考虑的少,而改革的方向是确立市场的主体地位,从市场 的角度来经营、来集约化、来拓展,编辑的地位随改革会产生“向上”和“向下”的分化——留在事业单位组织学术评价或者转到企业从事编辑加工和复制发行。国际上也有出版 企业没有学术编辑部,但这个工作是交给学术共同体去做了。但我国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国内的专家、学者缺乏这种传统,在自愿自觉投身学术出版方面的意识比较弱一些,所以 国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配备了一批专职的编辑来协助沟通学术和出版,高校也觉得需要配备一批专职的编辑帮助出版企业来从事一些成本很高、但经济效益不确定的工作。   (3)学术期刊能否市场化已经争论了好多年,这里面有一个概念被搞混了:那就是,学术期刊是否能等同于学术。学术期刊出版是由学术、期刊、 出版三个要素整合形成的。这固然与学术有紧密的联系,但也不能排除其商品属性。学术研究形成学术信息,经过评价和筛选通过期刊发布,信息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商品来经营。 学术期刊是一个载体,它有可经营的部分,但也有学术的部分。什么样的稿子可以发表、具有创新以及确立什么样评价标准,这个部分与学术紧密相连,不能考虑经济效益。关键 在于这一决定权的归属。如果这部分决定权能够交给专家和学术编辑去决定,那么筛选、形成后的信息交由出版商去经营,无疑有利于扩大学术的影响力。但如果将学术评价和决 定权归于出版商,就可能产生多数编辑所担心的,出版商会出于生存或牟利的考虑改变了学术应有的评价标准。   (4)我并不担心出版企业能否担负学术的职责,而担心的是出版企业是否能 负担得起 这一职责所需要的成本。让一个商业企业来做这样一个成本很高、效益不大的带有公益性质 的工作,企业愿不愿意?还有,它是否背得起?“为了名而为更有利于学术,还是为了利而为更有利于学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国际上的出版巨头也会考虑他的学术品牌 ,只要能保障其自身的生存,一个正规的出版商也会通过提升学术影响力来换取更高的经济利益。鉴于学术期刊难以在短期内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国家、社会和高校 也应当帮助出版企业分担一部分经济压力。这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是给钱 ,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 二是代工 ,帮助其承担一部分不具有经济效益、纯学术的工作。如何划分学术出 版这一流程,以及如何限制不规范的、突破底线的行为出现,希望能以法规的方式有个明确规定。   (5)参考以往的改革经验,对改革的进展还是保持乐观。因为《办法》的影响不仅因学校的地位、类型和个人价值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且还要由改革的最终方案来确定,《 办法》也并没有说只有一种方案。未来一定是在明确出版单位主体地位的同时,会有各种形式的“合作出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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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曝光美国让中国儿童“试吃”转基因大米
zhanghuatian 2012-8-31 15:33
农业部出来走两步吧 环保组织呼吁审核试验合法性 2012年08月31日07:02 来源: 法制日报 手机看新闻 打印 网摘 纠错 商城 分享 推荐 字号   本报北京8月30日讯 记者郄建荣 国际 环保组织 绿色和平30日向媒体表示,近日,美国一科研机构发布了其对24名中国湖南省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结果。对此,绿色和平表示强烈谴责。   据 绿色和平 介绍,该项研究旨在检验美国先正达公司研制的转基因“黄金大米”对补充人体维生素A的作用。这项研究共选取了72名6到8岁的健康儿童,受试儿童全部是湖南省衡阳市一所小学的学生。研究者令其中24名儿童在21天的时间里每日午餐进食60克黄金大米,并对其体内维生素A含量进行检测。绿色和平认为,用中国儿童作为转基因大米的实验对象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希望中国政府审核该研究的合法性,并对受到影响的儿童提供医疗和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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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期刊体制改革的深层思考
热度 5 zhaodl 2012-8-31 12:29
关于期刊体制改革的深层思考
  前天,将计划去重庆报告的问题,列了一个提纲,提出了五个问题。本来希望与大家一起回答,看来只有我自己回答了。我昨天展开,试图自己回答,也开始整理幻灯,越来越清晰了。今天上午,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电话采访的过程中,我感觉阐述的比较完整。看他在最后的稿件中能体现多少吧。我现在简单列出几个观点,与大家分享,其他留待重庆临场发挥。自我认为:方向和思路更加清晰了。我又说这话——应该会是这样一个方向。   第一个观点:《改革办法》改革的是出版体制,是编辑部体制或者叫编辑部出版体制,而不是编辑部。编辑部具有出版职能,还有学术职能。《办法》并没有涉及也不会越权涉及学术职能。学术职能是学术共同体的范围,或者说是主办单位可以“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观点,学术期刊出版的学术是什么?不是学术活动本身,而是学术活动的延伸——学术评价和学术评价组织。这里边的关键问题是评价的决定权归属问题或者说是“把门人”是谁,在哪? 学术出版=内容(学术+出版)=主体(学术共同体+出版单位)。   第三个观点,不愁吃穿的以学术图名者,与没有生存压力或有长远投资意识的以学术谋利者,那个更加“体贴、呵护”学术?都应该是学术的守护者,不管是为名还是为利,只有维护了学术,才能实现名利的最大化和长久化。但是,如果走向极端,为名者浮躁、为利者求生存,那么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都会背离学术。所以,结论是:出版商不是能不能承担学术职责,而是其是否能够承担 得起 学术的成本而不影响生存。   第四个观点,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选择,不在于现实编辑的现有利益,而是如何保障学术出版的健康运转。那么,社会就应该扶持或者帮助、制约出版商,帮助出版商分担学术的成本,无非是两种途径:一个是给钱,一个是帮着干活。那么,因此就会形成多种出版的运行模式。   第五个观点,现在编辑的焦虑,一部分是对学术的担忧,担忧是对出版商的不信任和对出版的学术属性认识局限,另外一部分也许是对现状打破的恐惧,想象的危险所致。但是,现实生存的法则是“适者生存”,适应就是选择,选择就是重新定位。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看清大势,调整自我,面对现实从容选择。 最后,面对改革以一首五绝概括: 五绝:无题闲吟 今天勿自忧,明日在人谋。 坐看风云起,行歌名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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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媒体:过度质疑周克华未被毙折射出民众对权力不信任
胡业生 2012-8-21 12:09
2012年08月20日 07:31 来源: 法制日报 作者: 王石川 ?段姓警官的工作照 近日, 有网友发帖质疑周克华未死 ,8月19日上午,重庆网警通过微博回应:重庆市沙坪坝公安分局正在组织民警,深入排查、搜查周克华曾经的藏身之地,请市民理解予以支持。对于网上质疑周克华未被击毙的信息纯属误解与造谣,悍匪周克华已被击毙毫无疑问(8月19日华龙网)。 《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曾直言,“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诚然,这是一个怀疑无处不在的时代,“我疑故我在”。如果说当初人们关注周克华之死,属于高度怀疑,那么当警方已经辟谣仍有人固执地坚信周克华未必击毙,则有过度怀疑之嫌。 怀疑不是坏事,每个公民都有怀疑的权利,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怀疑,将来还会怀疑。怀疑是因为关心,怀疑是因为有疑,怀疑是因为疑问没有及时解答。“周克华未被击毙”的说法,在网络上流行好几天了,特别是微博上一些大V的加入,不仅“炒”热了这个话题,也使“周克华未被击毙”的说法仿佛有了较高的可信度。此后,“被击毙的是一名便衣警察”的说法,更是被传得有鼻子有眼,使更多的人加入到质疑的队伍中。按照常理,警方在此事中不能也不敢造假,因为造假成本太高,还因为这是全国关注、舆论紧盯的公共事件,一旦造假太容易被指斥出来。 那么,为何有人偏偏相信“周克华未被击毙”?一方面是相关细节暧昧不清,比如击毙周克华的两名警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穿的警服,与此后穿的警服上的警号不一致,警察接受采访时说不清具体击中了周克华身体的哪些部位,警方没有公布周克华被击毙的正面照;周克华被击毙时穿着干净,不像惶惶不可终日的逃犯,周克华的打扮像是便衣警察的装扮等等。另一方面则是警方回应不够及时、释疑不够有力。从14日晨周克华被击毙到19日上午微博辟谣,已经过去5天多时间了,动作有些迟缓,而且只是简单地一辟了之,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坐实。 从更深层次看,周克华被击毙之所以成为坊间的过度质疑,折射出民众有强大的焦虑、不安全感和对权力的不信任感 。中青报的一项调查显示,71.8%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习惯性质疑者,41.1%的人坦言自己就有“习惯性质疑症”。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变得多疑,疑神疑鬼,疑人疑己,疑权力也疑权利,在所有的质疑中,对权力尤其不相信。有官员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学,认为这是作秀;清华毕业生焦三牛扎根西部被提拔,认为有猫腻;有市民申请到了北京“77元 廉租房 ”,认为权力在造假,是演戏给人看;连周其凤为其母祝寿,也被质疑为惺惺作态、哗众取宠…… 对权力就质疑,在纷繁芜杂的质疑之中,难免出现过度质疑,这需要理解。但无论官员公布的是不是真相,都要怀疑;无论政府推出的是不是善政,都要怀疑,这种怀疑固然说明了一些人对相关官员的成见,但也说明曾经有不少官员太爱作秀、太喜欢说假话、太善于演戏,以致今天你说了实话,人们还是不相信,这就是说假话的代价。要修复公众对权力的信任,不能单纯依赖于公众的改变,更需要权力的自我修复,比如绝不可再造假,不可再愚弄民众。 有人说,信任就如同1岁小孩的感觉,当你将他扔向天空的时候,他会笑,因为他知道你会接住他,这就是信任!公民与权力的关系,当然不是婴儿与扔他的人之间的关系,但权力要赢得信任,就应该尊重民意,善待民意。面对质疑,哪怕是过度怀疑,也要有耐心回应,并且第一时间准确回应。当然,再也不做伤害公义和民众的事情,否则信任就会透支,再想修复就很难很难了。而对于公民而言,要保持质疑的精神,要盯紧权力,权力与权利建立稳固而互相信任的关系,社会才能更好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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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转基因食品在美国被喊打
热度 9 蒋高明 2012-3-7 23:13
【本博按】两会期间,关于转基因的话题重新被提了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罗援少将发出警惕转基因生物武器战略打击的警告,指出转基因可作为最凶猛的生物武器。目前全球暴露的各种转基因危害,已经说明,转基因不是什么存在潜在风险,而是实实在是的危害了。针对罗将军的言论,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亲自披挂上阵,说他不惧怕转基因食品;黄大肪依然高唱转基因监管严格,不存在风险的老调子。今天,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翟振元也沉不住气了,意思要国家马上给转基因一个好名声。 主流媒体不是给了转基因很多美丽光环了吗?媒体红人方舟子早就说转基因很安全更环保,怎么身为中国农业最高学府的中国农业大学一把手还嫌不够美化转基因吗? 可是,不给面子的是,作为转基因发源地美国,目前对转基因是一片喊打声。中国的一些技术官员与转基因科学家最崇拜的孟山都,在美国面临的是打不完的官司。转基因在美国,在欧洲,在日韩,在澳洲,真的很不得人心。 在中国呢?转基因问题为什么不让公众知道,让大众参与讨论呢? 事件回放: 罗援:警惕以转基因物种为武器的新型战略打击 http://www.mod.gov.cn/wqzb/2012-03/04/content_4350321.htm 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我不恐惧转基因食品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306/100011523159.shtml 政协委员:农业部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应有鲜明态度 http://www.cnstock.com/index/gdbb/201203/1889066.htm 转基因好不好,让中国老百姓看看下面的文章不就清楚了。转基因安不安全,农业官员和转基因科学家一日三餐带头吃不就说明一切问题了么?如果再有能量,动员欧盟、美国、日本老百姓吃专家,你们不是更加功德无量吗? 美国对转基因的态度 《法制日报》3月7日   法制日报记者邹 强 发自美国华盛顿   美国是转基因食品研发和消费大国。上世纪90年代早期,在政府“有利出口”的政策鼓励下,转基因食品获得飞速发展。   但随着转基因食品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争议, 美国民众也愈发担忧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不少专家和组织呼呼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科学研究鉴定,并对美国转基因种子公司巨头提起大规模诉讼。   然而,由于受到专利权的保护,人们始终无法一窥转基因食品的“真容”,只能在 漠然无奈或不安中 继续消费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品引领风潮   在美国超市琳琅满目的食品中,你很难发现有“转基因食品”的标签,多数民众对这种食品也缺少足够的认识。但事实上,民众每天都以大量的转基因食品作为盘中大餐。统计显示,美国人在过去10年总共消费了3万亿份转基因食品。   美国从里根时代就开始研发转基因食品,老布什时期转基因食品获得重要发展基础。上世纪90年代之后,转基因食品在美国市场开始大行其道。   1992年5月,时任副总统奎尔领导的“竞争力委员会”将转基因作物确立为促进美国出口的新兴产业。奎尔宣布“改革并简化”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的程序,以便 绕开 “繁冗复杂的 监管 ”。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随即出台相对宽松有利于转基因食品发展的政策。该机构宣称,只要转基因食品 生产商确认产品是安全的, 那么这些转基因食品就可以被视作“公认安全”。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没有对转基因食品提出安全性评估的要求,对产品是否应该贴上“转基因食品”的标签也未作硬性规定。  然而,人们对转基因食品这一“新鲜事物”多少有些不安。支持转基因食品的专家们为此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向世人描绘了转基因食品的种种好处:   在全球人口突破60亿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转基因食品有利于缓解全球粮食需求;转基因作物有较强的抗病害虫性能,能适应灭草剂的环境,其产量能得到有效提高;某些转基因作物还具有高强的抗冻性,把从一种深水鱼体内提取的抗冻基因注入烟草和土豆作物中,它们在低温条件下的损害率大为降低;等等。   1997年至1999年是美国转基因食品发展的“黄金时期”,3年内美国近四分之一的农业用地转向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7000万到8000万英亩,全国三分之二的加工食品由此成为转基因食品。   从1996年到2000年,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的种植面积也从430万英亩大幅扩展到1.09亿英亩,现在更达到1.67亿英亩,比两个英国的领土面积还要大。   到2000年,美国在全球转基因食品领域独领风骚。在13个对转基因作物进行市场化种植的国家中,美国的产量占到68%,阿根延加拿大和中国的产量分别只有23%7%和1%。   大豆和玉米是美国种植最广的转基因作物,二者在所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比重中一度占到82%。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美种植的70%的玉米和95%的甜菜都是转基因作物,美国和加拿大两地90%的油菜也都是转基因作物。    专利权“华丽面具”   纷纷扰扰中,转基因食品对公众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人们始终无法一窥其究竟,因为转基因食品有专利权作为“华丽面具”。   在美国要进行转基因食品的科学研究,必须从转基因种子公司获得转基因种子和研究许可,但这些公司 哪里会容许对其不利的科学报告出炉呢?   转基因公司以专利权决定转基因食品命运的做法, 引起美国不少专家的质疑和不满。2009年,曾有26名农作物科学家联合向美国环保署状告此事。   “如果一个公司可以控制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它就可以减少任何研究可能得出的对其不利的负面结果。”明尼苏达大学的昆虫学家肯·奥斯特里当时说。但为了避免得罪转基因产业的公司巨头,影响到今后的研究机会,上书的绝大多数专家采用了匿名方式,奥斯特里是 3个勇敢署名的专家之一。   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公司的确不可小觑,孟山都公司即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孟山都公司生产的转基因农作物种子,在全球市场占有额达到70%到100%,美国本土市场90%的转基因种子都出自该公司。   转基因种子能成为专利申请的对象,源于美国最高法院20多年前的一个判决。美国人沙克拉巴提当时发明了一种可以溶解原油的转基因细菌,并为此申请专利,但申请被美国专利局驳回。   专利局认为依据美国宪法第101条,“活着的生物”不能作为专利申请对象。这一结果随后被关税和专利上诉法庭推翻。   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局长戴尔蒙德将沙克拉巴提告上了最高法院。   1980年6月16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支持上诉法庭作出的判决。这是美国首次对出于商业化目的为“有生命的物体”申请专利作出的法律仲裁。    孟山都面临打不完的官司   美国孟山都公司虽在转基因食品领域风光无限,却也有无尽的烦恼, 反对转基因食品的民众和组织屡屡提起诉讼,矛头都指向孟山都公司。    2011年3月,由农场主种子公司和有机农业组织组成的60名原告集体控告孟山都公司 ,对其享有的转基因种子专利权提出质疑,并要求孟山都公司将所有的转基因产品贴上标签,此案由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庭受理。    到了6月,原告方扩大到83名,他们声称要组织百万人声讨孟山都公司 。孟山都公司则轻描淡写地回应说,如果你想拒绝转基因食品,就去吃有机食品好了。   原告之一的唐·帕特森日前撰文称,这是一起首次针对“转基因农业科技”的诉讼,原告方将向公众证明, 转基因农业除了能创造短期利益和提供政治献金外,并不能发挥公共效能 。   帕特森称, 转基因农业在专利权名下被大公司垄断 ,这些拥有专利的公司可以“合法地”决定开展什么样的研究由什么人来进行研究以及研究结果是否要公诸于众等。   帕特森列举了转基因食品的种种危害。他说,英国研究员阿帕德研究发现, 吃过转基因食品的动物会发生变异,而美国还没有就此展开正式的研究。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可能不会立即显现,但不容忽视。欧洲的研究表明,仓鼠和老鼠在转基因食品的作用下,第三代的寿命明显缩短。   帕特森表示,在转基因作物不断增多的情况下, 有机作物无法对转基因“绝缘”和“免疫 ”。譬如,苜蓿是全美继玉米大豆和小麦之后的第四大作物,苜蓿通过蜜蜂来传授花粉, 有植物病理学家发出警告,如果转基因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美国的苜蓿大约在5年内都会变成转基因作物。   然而,转基因食品的支持者却指出,当前并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会造成“切实危害”,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大可不必过于担心。  官司还没有了结,不过人们相信,法庭难以作出澄清公众疑惑的判决。只要争议依然存在,孟山都等公司就有打不完的官司。   美政府持支持态度   “你会吃转基因食品吗?”这是美国民调中的一个新鲜话题,对此60%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转基因的蔬菜水果和谷类,而对于转基因的肉类和鱼类,则只有30%的人愿意尝试。   为确保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民众也期待政府的说法。美国环保署作为职能部门之一,要求农场主至少种植20%非转基因的玉米,以尽可能降低基因遗传带来的病虫害风险。   而早在1999年10月,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生物技术协调官员詹姆斯·马里延斯基在众议院基础科学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上就表示,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将采取严肃措施保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该机构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估程序是可以令公众“放心的”。   1992年的政策也表明,如果转基因食品所含的物质与其他食品有显著不同,或者 转基因食品包含潜在的变异源, 那 么 这些转基因食品将被贴上标签。   马里延斯基还说,转基因技术能让生产者向公众提供“更好的产品”,也能让公众有更多的食品选择。   目前,美国政府对转基因食品总体上持支持态度。2011年,奥巴马政府准许一批新的转基因作物进入市场,包括一种转基因牧草和乙醇玉米。    但反对转基因食品的声音依然不绝,有人甚至发起“阻止转基因入侵”的网站。这些反对者称转基因食品存在50种危害,从50年来生化污染对环境和人体造成的危害可见一斑,现在41%的美国人在有生之年都有患上癌症的潜在风险。   专家为此对民众支招,称如果要食用转基因食品,对西红柿土豆大豆和玉米等8种食品要“精心挑选”。或者尽可能地选择有机食品,特别是日常食用的苹果芹菜草莓桃菠菜和葡萄等。不过,美国的 有机食品通常比非有机食品贵出3倍 ,在经济依然不景气的今天,大多民众将无法“拒绝”转基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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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加强食品分类分级监管,转基因食品或列为高风险级
蒋高明 2012-1-7 01:53
蒋高明 2012年元月4日,《法制日报》报道了下面的消息: http://www.fawan.com/Article/zhxx/2012/01/04/123602141835.html 文章指出,北京市将建统一食品监管分类分级标准 严重违法经营行为实行退出机制,其中对于争议较大的转基因食品,因其未知性较高,可能分级为高风险食品。对于北京工商部 门的这一决定,笔者认为这是对消费者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客观的做法。实际上,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各种争议,包括有关部门对进行的转基因食品消费信心调查,都充分显示出:转基 因食品作为新食品,作为人类进化史上充满不确定的食品,理应严格加以标注,让消费者自行选择,这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 同时,对于欧盟退回的转基因大米,有关部门也必须作为,按照转基因食品管理的办法进行处理,不能轻易进入食物链。而有关部门不承认中国种植的水稻,建议由他们及其信誓 旦旦宣传转基因食品无害的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食用欧盟退回的中国转基因大米,这样才能对国人有个合理的交代。 转基因食品 或列入高风险级 本报讯(记者孙宇)记者上午从市工商局2011年度工作报告会议上获悉,2012年本市将建统一食品监管分类分级标准,对违法生产经营者实行联合惩戒,严重违法经营行为实 行退出机制。 2011年曝光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使食品安全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记者上午从市工商局了解到,2012年本市将根据食品经营主体信息、食品抽检信息、案件查办信息和日 常巡查监管信息等为基础的信用监管体系,研究制定全市统一的食品监管分类分级标准。 北京市工商局食品质量监督管理处处长冀玮告诉记者,食品监管分类分级标准,是工商部门在食品流通领域监管中首次提出,预计今年出台。 具体为对经营主体进行分类,以及对食品风险进行分级。经营主体会根据规模,比如超大型、小型;品种,比如经营单一食品、复杂食品;类型,比如经营高风险食品、低风 险食品等不同的行为特点进行分类。 食品风险分级则是动态的,将参考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分级,但是由于食品安全存在未知性,所以分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具体监管情况进行调整,“比如2008年以 前,没有人认为乳品是高风险食品,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就要把乳品调整为高风险食品。” 冀玮解释道, 像转基因这样的食品,它的未知性比较高,就可能分级为高风险食品 。 在完成经营主体分类和食品风险分级后,将会产生叠加的效果,工商部门将根据最终的分类分级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比如超大型复杂经营主体,它还经营高风险食品,那么 就将是重点监管对象。 此外,本市将在企业信用信息监管平台下构建食品安全信用信息子平台,对违法生产经营者实行联合惩戒。实现乳制品、畜禽产品、水产品全程追溯。建立食品流通许可后续 监督制度,对严重违法经营行为强制其退出。 在日常食品安全抽检中,工商部门将优化食品抽样检验程序、检验方式和手段,从而缩短不合格食品下架周期,以便及时准确地发布警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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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黑洞:逃避带动共同富裕的责任
热度 3 杨学祥 2011-12-15 05:54
移民黑洞:富起来的人们在干什么? 杨学祥   法制报讯 (记者李莎)2011年,中国公民申请赴美签证的数量首次突破100万,中国公民申请美国签证的成功率已近90%,创下新的历史纪录! 中国无偿输血,美国坐享其成。中国富起来的人们在干什么?出国留学,投资移民,财源滚滚流向美国,接济美国的超前消费。剩下的中国穷人等到何时能富?我国的财富管理者忘记了移民黑洞。 富人在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在德班气候大会上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富人的心是相通的。 相关新闻: 中国公民申请赴美签证数量超百万 成功率近90%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14日13:32 法制日报   中国公民申请赴美签证数量首破百万 成功率近90%创历史纪录 美将在华推签证新政 赴美签证提速在京将增8窗口   本报讯 (记者李莎)2011年,中国公民申请赴美签证的数量首次突破100万,中国公民申请美国签证的成功率已近90%,创下新的历史纪录!   为此,今天下午,美国驻华使馆(微博)会举办一次特殊的签证颁发仪式,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将“客串”签证官,在仪式上向部分获得签证的中国申请人颁发签证。   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2011财年,美国在华的签证申请量比上一财年增长了34%。   美国国务院表示,正在采取措施以应对中国公民对美国签证不断增长的需求。在下午的仪式上,美国驻华使馆负责领事事务的公使衔参赞白智理,将介绍为中国申请人加快和简化签证发放而计划推出的新政。   《法制晚报》记者提前获悉了新政内容,现在为您抢先进行解读。   ●新政解读   1.面谈等待时间有望缩短至少于一周(目前美国驻华各使领馆签证面谈等待时间不超过8天)   2.计划增设签证办理窗口:北京增开8个(目前设有14个);广州增开22个;上海增开20个;成都增开8个   3.计划延长签证有效期   白智理指出,美国愿向中国游客和商人提供更长有效期的签证,比如多于一年期限的多次往返签证。   4.增派50名签证官(目前美国在华签证官不到100人)   签证申请流程(含新变化)   第一部分:面谈之前   1.交纳签证申请费,非移民签证费为910元   2.通过4008-872-333或021—38814611预约面谈时间。使馆新增加急预约面谈服务,申请人本人发送电子邮件至 Bei-jingExpediteRequest@state.gov 说明加急理由   3.在线填写DS-160申请表   4.按要求准备材料   5.等候面谈,时间有望缩短至少于一周(新)   第二部分:面谈   1.面谈当日申请人携材料到使领馆,先在签证处外排队,然后过安检   2.进入签证大厅,到签证办理窗口递交材料。北京原设14个窗口,包括“递交申请材料窗口”、“指纹扫描窗口”和“面谈窗口”。计划新增8个窗口,可能用于递交申请材料和面谈(新)   3.指纹扫描,接受签证官面谈。等候指纹扫描和面谈的时间约为3小时   第三部分:面谈之后   如果签证申请得到批准,使馆将会把印有签证的申请人护照在面谈后的5个工作日内(并不包括行政审理签证的时间,行政审理时间一般为3-4周)邮寄给申请人。   如申请需要补充支持材料等可能会影响签证申请的审理速度,推迟签发签证的时间。   按照计划,美国在明年向驻华使领馆增派50名签证官之后,签证行政审理的时间将有望缩短至少于3周。(新)   ●计划   2013年将在华受理220万个签证申请   据美国国务院签证事务负责人拉莫托夫斯基透露,为了能够促进就业,吸引更多来自越来越富裕国家的访问者来到美国,美国计划2013年在中国和巴西两个国家共处理400万签证申请,其中中国220万,巴西180万。   这个数字是现在的两倍还要多,而为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国务院将在上述两国采取增派签证官、增加受理窗口、延长受理时间等多种办法提高签证受理能力。   拉莫托夫斯基还表示,懂中文和葡萄牙语的人员不足是美国满足中国和巴西的签证需求的主要挑战之一。文/记者李莎 http://news.sina.com.cn/c/2011-12-14/133223631295.shtml 白领移民时代悄然来临 集体焦虑选择出走 2011年12月09日17:10中国证券网我要评论(1) 字号:T|T 不仅是富人,高薪白领中的移民倾向也一直未曾冷却。某论坛曾有过“现在年薪十二万以上的人士几乎全都想移民”的帖子,虽然言过其实,但后出走时代正在悄悄来临。 4月20日,招商银行 (600036估值,测评,行情,资讯,主力买卖)与贝恩管理咨询公司联合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有50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受访的亿万富翁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周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千万富豪中有超过60%的人希望移民国外。不仅是富人,高薪白领中的移民倾向也一直未曾冷却。某论坛曾有过“现在年薪十二万以上的人士几乎全都想移民”的帖子,虽然言过其实,但后出走时代正在悄悄来临。 富人出走:给财产加份保险 招商银行最近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中国有50万人的资产超过千万元,其中广东的千万富翁最多,以7万人之数占全国千万富翁的15%。富翁们的投资移民意愿十分强烈,在千万富翁级别,将近60%受访者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在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级别,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靳先生决定全家移民。2008年,在信息产业中挣到第三个亿的靳先生第一次萌生“出走”的念头,“一个朋友谈到一个合作项目,纯粹从商业投资角度出发,考虑是不是要出去试试看。”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靳先生对商业机会一直都保持敏锐嗅觉。 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打消,原因是靳先生察觉到那时候房地产“会再起来”。他果断地将资产投入高端豪宅市场,先后出手买进卖出几套公寓,随后又以5000万入手两套位于 上海 市中心黄金地段的江景公寓。 靳先生的房产投资在2010年戛然而止。“已经到了高位,各种政策的倾向性也模糊不清。”他开始为自己的资产寻求新的投资方向。“赚钱快当然是在国内,但什么事情都是两面性的,风险当然也会高。”真正促使他下决心出走的,是长期合作的两位官员离职。“我们想让组建的公司在国外上市。”靳先生含糊其辞。 近年来,中国富豪移民海外成风,很多国家大幅提高移民门槛。2010年,各国移民政策发生巨大调整,加拿大投资移民五年返还本金的投资额从40万加币增加到80万加币,一次性投资无返还的投资额从12万加币增加到了22万加币。新加坡投资移民的投资额从150万新币增加到250万新币。这些国家投资额的增幅几乎都超过一倍。只有美国,由于现行移民法要到2012年9月30日结束,所以投资额暂时未上调,还保持原来的50万美金,受到了广大投资人的热捧。 但这样的严格调控也无法阻拦移民潮。即使加拿大政府将每年移民配额都给中国,仅北京香港两地的申请,也需要13年半才能“清空存货”。 靳先生的第一站是香港。在九龙入手一套2千万宅邸后,他计划先让妻子和两个孩子定居香港,随后谋求移民美国或加拿大,最终全家移民定居。 有数据表明,2009年千万富翁投资性房产配置的比重是17.6%,今年初降到13.7%,而投资移民的比重不断攀升,这个群体的投资热情逐渐转到移民领域。据了解,促使这一人群考虑移民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为未来养老做准备。 生活环境:集体焦虑 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毒豆芽……食品安全事件接踵而至,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直言,“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小说《屠场》中描绘了食品加工工厂中令人作呕的场景,传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边吃早餐边看这本小说,结果读到这一段顿时将口中的食物吐了出来,随后立刻责令美国农业部着手调查。同年6月,美国国会即通过了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 而现在,普通市民面对各类食品负面报道已经习以为常。当四周充满类似的问题,似乎除了出走别无他法。“再怎么有钱,就算吃的喝的全都买进口的,但总不能把每时每刻呼吸的空气全都换一遍吧?”有网友如是评论。 无论是富人阶层、高薪白领、普通打工者、还是去海外寻求发展的留学 (微博) 生,对于“出走”和“留下”两者的生活环境比较几乎高度一致。 网上曾有张对比图,美国华盛顿的天空碧蓝,但当地政府警告说今天的空气污染不适合大多人生活;另一张是北京雾蒙蒙的景色,图片说明则是“轻微污染”。位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上有个空气质量监测器,每天报出的污染指数都高于当地预告,而北京的使馆区已经算是当地空气良好的区域了。 2010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忙于商务的靳先生开始将重心放在女儿身上,也是这时,他开始关注食品安全。“以前朋友聚会也会说到,但是那时候没什么感觉,就当新闻一样听听。”主动关注之后,靳先生不禁吓一跳,“有钱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是对于整个环境来说是无能为力的。”现在,靳先生的女儿一岁,儿子相继出生,“我小时候还没那么多这个毒那个毒,大家吃的东西虽然品种比较少,但至少是安全的。现在怎么办?难道我自己种菜给小孩吃啊?!”两个孩子让靳先生加快移民脚步,“今年年底应该就能办妥香港定居了。”他说。 高薪白领:后代、养老、安全感 相对于靳先生这样的投资移民,陶念想走的则是技术移民这条路。出生于1980年的陶念结婚两年,小夫妻正在考虑要个宝宝。与此同时,移民的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我姐姐在加拿大,8年前移民的。”对于陶念而言,移民的优劣一目了然。“要看去的目的是什么,上一辈人移民都是去打工洗盘子,只要合法留在那里就可以。但是我们现在考虑的东西更多。” 上世纪70年代末及90年代初,中国先后出现过分别以底层劳工和海外华人亲属为主的“移民潮”,而这一拨,自新世纪元年始,移民主力转向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对应方式主要为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加拿大强烈吸引陶念的地方和其他人没有太大出入环境良好、福利优厚、教育资源丰富。“我和太太都是独生子女,我们两个人要照顾四个老人,如果我们移民,间接来说他们的晚年也会比较有保障。”考虑完老人,自然还要考虑孩子,“如果准备好要宝宝,出生在那里很多事情都会比较方便。” 但移民并非 完美 无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过去,基本上可以看到以后几十年都是同样的生活。除非特别特别优秀,否则职业上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同时也不属于那里的主流人群。”陶念大学读的是建筑专业,目前从事的也是相关职业。通过和姐姐充分沟通,陶念清楚认识到移民后的负面效应。“换句话说,我们过去就是为了小孩为了老人,自己的发展机会就只能牺牲掉了。”陶念如是说。 澳大利亚移民部日前公布了技术移民打分系统的新政策,并于2011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据了解,最新的移民计分系统与现行政策最明显的区别,是那些拥有高等学历、语言能力优秀且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优秀白领在移民方面更具优势。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业也因此正式揭开“白领移民时代”的序幕。 http://edu.qq.com/a/20111209/0002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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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并没有缓解,全国都一样
热度 1 xupeiyang 2011-10-10 13:33
我得给陈部长说说,他承诺过的。 国庆节去浙江老家,看了考察了几家医院,门诊、急诊看病的人,相当的多,都在叫看病难,挂号难。 说是医保提高了,大家爱看病了。 北京的大医院看病更难,有家大医院每天等住院的有400多人。 看病、住院必须找关系。 解放以来,这个局面从来没有改变。 如果说“看病难”如同横亘在百姓面前的多道山梁隘口,那么第一道“关口”就是挂号。近年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相继推行的预约挂号、实名看病等缓解“看病难”的措施,受到患者及家属的欢迎。这些措施能否解决 “看病难”中的“第一难”——挂号难 ?《法制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10/c_122135663.htm 英国医改方案抗议者阻断威斯敏斯特桥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1-10/10/c_122136460_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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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当拆迁已让人“望风而死””发表一年了,社会有进步吗?
wangql 2011-9-5 17:18
去年5月18日《东方早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让人读后凄然泪下。一年了,社会有进步吗? 当拆迁已让人“望风而死” 杨耕身 没有暴虐的强拆,没有自焚的惨烈,没有激烈的诉求,也没有强硬的对峙。在拆迁大限将至之际,只默默地死去。 5 月 10 日 晚,福建省永春县 91 岁老人刘线,疑因害怕拆迁后拖累子女、无处可去,在家里喝农药自杀。“她身体一直很健康。”二女儿说。 5 月 17 日 《法制日报》报道说,按照当地政府的计划,刘线的老房子及儿女所居住的房屋都将被拆迁。根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村民的房屋被拆迁三年后安置房才能建成,期间村民们只能租房住。村里知情的老人表示,死前三四天,刘线一直在抹眼泪,时不时地念叨着“没地方去了”。 一种底层生活的真实与逼仄,需要怎样才能让更多人了解?当地村民表示:“对于有老人的家庭来说,租房太难了。因为担心老人死在自家的房子里,所以没有人会租房子给年纪大的人。”据悉,村子里几十个老人都在为这个事情发愁。这样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又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 西塞罗说:“人无论怎样老,总是以为自己还可以再活一年。”但是对于这位 91 岁的刘线老人来说,她已经失去了“再活一年”的勇气。这个活过了近一个世纪、历尽无数苦难与动荡的老人,选择在拆迁前夜独自饮下现实的毒药。 当被强拆的命运已不可逃避,则刘线老人的服毒自尽,正是一种“望风而死”。这得是多么虚弱的权利与内心,其对应的得是多么强大并所向披靡的权力与意志?相对于连云港市在铲车下自焚的 92 岁老人陶兴尧及其 68 岁的儿子陶会西,刘线老人显然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抗。如果说,当汽油当头浇下,陶氏父子心中还残存着以生命的名义可阻挡强拆暴戾之幻想,那么刘线老人无疑连这一点点幻想都没有了。 回天已经无力,只剩死路一条。然而刘线老人竟然还可以选择自己的死法。她可以不必遭受陶氏父子那样惨烈的自焚,可以不像安徽省利辛县八旬老人孙仲学那样在家中被活活砸死,不必像武汉一名 70 岁的老妇那样被人殴打摔入沟内活埋而死。当然,她也免于被地方官员指斥为“暴力抗法”,不会被认为是“勒索政府”。 我不知道,刘线老人之死,究竟算不算是一种幸运呢?或者竟可谓是一种有尊严的死? 也有人开始感慨了:这是多好的老百姓,宁愿选择在拆迁之前默默地死去,来为拆迁让路,也不给人以批评政府的口实。当地政府的确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报道显示,此前已有官员大呼冤枉说,仅仅贴了拆迁公告,没有动手动铲,死了人却怪拆迁,难道老人的自杀就不会是因为婆媳不睦或其他原因吗? 刘线老人已不能再说什么了,而我们早已不再指望,一些地方政府能够拥有反躬自省的能力。只是为何总是在一些事关拆迁与人命的问题上,政府与民众双方说法表现得如此大相径庭? 一个总念叨着“没地方去了”的老人,最终选择了默默死去。而媒体检索近期由拆迁引发的事故发现,老人受伤、死亡的比例极高。并在调查福州市目前存在冲突的多处拆迁小区后,发现抵制拆迁最强烈的正是老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人最难接受拆迁后的生活变迁。然而在锐意的拆迁之下,没人愿意去倾听这个群体的诉求。暴力的铲车一再铲除了他们颐养天年的渴望,不得不以老迈之躯被权力随波逐流。 一个社会如何对待那些处于弱势的老年公民,总是最能见出社会的道德与良知来的。波斯王子昂苏尔•玛阿里曾经说过 : “到了老年,要尽量使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仍旧到处流浪是不明智的。因为衰老和贫困是人的两大敌人。” 当拆迁已让人“望风而死”,我们该怎样去找到拆迁的正义?唐福珍自焚事件背后那位著名的“强拆局长”钟昌林,在官复原职后曾理直气壮地表白过:“我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我是执法者,应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那么面对一群日益凸显于强拆大军之前的那个沉默的老年群像,我们又将向何处寻找一个社会及制度的歉意? 文章来源 :东方早报 2010 年 05 月 18 日A23版“观察.分析”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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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拍案49:药家鑫被判死刑不单考虑法律效果???
热度 8 QFL 2011-7-4 10:40
当今拍案49:药家鑫被判死刑不单考虑法律效果???
据法制日报爆料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10704/Articel04002GN.htm) ,某政法委书记认为 :“ … 药家鑫案的案情比较明确,先是交通肇事,然后故意杀人,且法院依法认定有自首 情节 。 最后为什么判处药家鑫死刑? 就是从法律、政治、社会三个效果考虑的,不是单从法律效果一个方面考虑,也不是迫于所谓的“ 舆论压力” 。 …… , 虽然有自首情节,但被害人家属不予谅解,社会反映强烈,如果不判处死刑可能会对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造成负面影响 。 …” 本博认为: 这种说法很是不恰当的,与“依法治国”精神不符合。 任何犯罪行为的被处罚,都必须从法律考虑 ,而且只能从法律考虑 ;除“法律”之外,从任何其他方面的考虑,例如政治、社会、道德等,都是要不得的,都是“人治”的体现。总之一句话: 法律应该至高无上,法律凌驾于一切政治规则等;任何人、任何官员、任何富豪、任何政党等都必须严格遵守之 。 当然了,至于法律该如何制定、某些规定是否合适等,那则是另外的一码事! 图片来自网络,仅欣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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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这个剂那个剂为什么要用它
热度 1 蒋高明 2011-5-27 23:19
今天的法制日报刊登记者韩乐悟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文章,这是记者在笔者在上周三(5月18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沙龙学术报告基础上撰写的稿件。特转录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白色污染农膜降解问题,不是塑料膜经140年不能降解,而是农民在低温燃烧(850度)塑料膜产生的二噁英致癌物质约经过7代人不能降解,约需140年。 这个剂那个剂为什么用它 韩乐悟 来源: 新民晚报·新民网 2011年05月27日19:10 http://roll.sohu.com/20110527/n308758889.shtml    不使用大量的外部资源就成功地保持了土壤肥力和健康。这是一百年前西方农学家发现的中国农业最令人称奇之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农业正在工业化之路上被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裹挟着一路狂奔。   如今我们已深陷食品安全困境不得自拔。专家提醒,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    “白色恐怖”    对“白色污染”,人们往往较关注城市中一次性塑料餐盒及购物袋等的使用。但记者获悉,目前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农膜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使用而并不考虑其降解问题,令我国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速了耕地的“死亡”。   “我实地考察过几十个国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大张旗鼓地推广、应用农膜,弄得全国山河一片"白"。”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如是说。   长期致力于退化生态系统与退化农田修复的蒋高明,日前对记者讲起他在一些农村看到的几乎被清一白色塑料膜覆盖的农田、山坡的景象时,用“白色恐怖”来形容。   据蒋高明介绍,大量残留在土壤里的农膜,在15-20厘米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有人研究了其寿命后得出结论:大概要七代人、140多年还降解不掉。   在蒋高明看来,农膜是现代农业最垃圾的发明。人们利用它得到一部分增产后产生依赖。在脱离了传统锄地做法,不用有机肥、秸秆等养地,覆盖一层农膜就实现了保温、保水、除草、杀虫等目的,表面看是再好不过的事,但实际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在加速耕地“死亡”。无异于“杀鸡取卵。”    “红线”濒危    记者被告知,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短短几十年,我国耕地肥力出现了明显下降,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不到1%。而与此同时,我国化肥用量及其增长速度也令人吃惊。   据蒋高明介绍,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顷,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   从其提供的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变化图上看出,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公顷(15亩)土地施用化肥8斤多,现在是868斤。以百倍速度增加。   “但这些化肥的利用率仅为40%左右。没用完,都变成了污染。”蒋高明说。   蒋高明认为,保持目前粮食产量,就农药化肥而言,施用量减半足矣。   还有一个数字让蒋高明耿耿于怀:我国工厂化养殖动物每年产生27亿吨动物粪便,约为工业固体废料的3.5倍。但因养殖业与种植业分离等原因,这些本可成为很好肥料的动物粪便并未用到应该用的地方。结果“一方面造成农田面源污染,一方面大量制造化肥。两者都因趋利。受害的是耕地与消费者。”蒋高明说。   其实,即使没有化肥农药等造成的直接污染,工矿企业废水污灌等对耕地的间接污染已经使之不堪重负。据调查,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几乎占到了中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为此有识之士呼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仅是守住其数量,还要守住其健康、洁净之“红线”。 往何处去?    在蒋高明看来,农业依赖大量化学物质投入堪称所谓现代农业的突出特点,危害甚多,不可持续。它不仅需要开采大量矿山、石油等,使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加剧,大量化学品被投入耕地,造成耕地污染,“但危害绝不仅于此,耕地污染还严重威胁到食品、粮食安全。”   蒋高明说,“绕一个圈子,耕地中的有毒物质最终要回到人体安营扎寨。”前不久报道的“镉米”就是例子。   当“锄禾日当午”式的传统耕作方式被取代,农药、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成为现代农业的“常规武器”时,蒋高明认为“工业化农业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的农业之本。”   当引起西瓜“爆炸”的膨大剂被公众知晓后,人们困惑的是“为什么要用它”,因为很显然,此举是违背植物生长规律的。   但类似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在农业生产中比比皆是,正像蒋高明所列举:反季节果蔬生产,加剧了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动物“速成班”将鸡、鸭、鹅等禽类的生命周期缩短至28-45天,猪缩短至2.5-4个月。“这些严重违背生物学规律的种植和养殖模式大量泛滥,令各种农药、激素和添加剂充斥城乡食品。”   人们困惑:我们的食品之源初级农产品,已经在生产中经受了如此化学化、工业化的“洗礼”,怎敢再在食品加工、运输或保存中不加节制地添加各种化学制剂甚至是非食用的有毒有害物质?我们究竟要往何处去?   作者:韩乐悟为法制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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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转基因粮食还是应当慎重(法制日报访谈录)
蒋高明 2010-8-8 19:04
【观点1+1】 本文出处: http://www.legaldaily.com.cn/zmbm/content/2010-08/05/content_2222303.htm?node=7572    ■背景:    据多家媒体报道,由中粮集团进口的6万多吨美国转基因大米运抵深圳,从现在到9月份,预计还将有超过30万吨的转基因玉米进入中国。7月30日,国家发改委对我国大量进口转基因玉米的问题作出解释,目前进口玉米仅用在饲料上,事先确定加工企业,且为全封闭运行,对国内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不会造成危害。但仍然无法消弭人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忧虑。本期《观点1+1》邀请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此分析评论。    主持人:吴晓锋 法治周末记者    嘉宾:蒋高明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主持人 : 就在不久前媒体激烈争论农业部为转基因水稻发放许可证的问题时,我国又大量进口来自美国的转基因玉米。转基因粮食因为价格便宜而长驱直入中国,对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蒋高明 :养殖业是中国的耗粮大户,目前中国有近14亿人口,尚有几亿头牲畜,其中仅养猪每年就消耗了1亿多吨粮食(以玉米为主),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20%。农民养牛、鸡、鸭、鹅、鱼等均需要玉米。市场需求是这次大量进口转基因玉米的外部条件。   国际市场上,只有美国等国有玉米富余。但由于国情限制,美国严重缺乏劳动力,为了提高劳动效率,他们生产的玉米,多为转基因玉米。这就是中国目前大量进口转基因玉米的根本原因。    主持人 : 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戒备心理丝毫没有放松,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够保证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健康没有任何危害,或者说它对人类的潜在威胁是我们目前无法认知的。    蒋高明 :国际上对转基因农作物最大的争议是对这种人工改变的食物不信任。那些转基因科学家当年拍着胸脯承诺,作物转基因后可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后来证明都是骗局。转基因作物生产诱发了超级害虫、超级杂草、次要害虫变主要害虫、基因污染、土壤因过量使用专用除草剂、杀虫剂、化肥而污染、耕地退化,这是转基因技术拥护者都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至于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目前也只能用动物作为实验对象。越来越多的动物实验结果表明,转基因粮食对实验动物有害。如俄罗斯科学家所做的小白鼠实验证实,喂养转基因食物的小鼠组2至3代后无生育能力,同时发现生育的子鼠死亡率极高或胎儿畸形。   鉴于此,美国医生告诫病人远离转基因食品。前不久美国20万人呼吁农业部禁止将转基因苜蓿用于饲料,今年3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和农业部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先后大规模召回疑似转基因成分(添加剂)的食品。美国人连牲口吃的牧草都拒绝转基因,可见全球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存在多大的疑虑。    主持人 : 我国此次批准大批量进口美国转基因玉米,虽然强调这只是用于饲料,而且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检验,但问题似乎不是这么简单。除了可能带来的现实危险外,还间接反映了我们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美国人自己视为瘟神的转基因食品,我们却对它敞开大门,这种短视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贸易问题,而是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    蒋高明 :尽管有关部门强调,中国进口的转基因玉米只允许用于饲料加工,并全封闭运行;进口玉米不仅要通过农业和检验检疫部门严格的审查和检验,还要在其全程监管下储存、运输和定点加工,加工剩余的下脚料都要进行销毁处理,并严格禁止原粮在市场上流通。这样的要求是很难做到的,由此带来的潜在危险就是转基因粮食进入食物链,直接作为人类主食或食品加工的原料。   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大举进入中国已经很多年,现在又开始大批量进口转基因玉米,将来自己还要推广转基因水稻,怎么指望农业检验检疫部门的那几个人为全民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呢?再说,即便是作为饲料,吃转基因玉米的动物产品如肉、蛋、奶也会被污染上转基因成分。如果市场上的转基因玉米比非转基因玉米便宜,我们大量进口这种粮食,就有可能直接进入人的食物中,其风险不可轻视。    主持人 :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粮食生产始终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我们并不缺少粮食,不能因为便宜就为杀机四伏的转基因粮食大开绿灯。    蒋高明 :我国应当严格监控,逐步停止转基因粮食进口。目前,全球转基因玉米有20多个品种,中国允许进口其中11种转基因玉米,这个条件太宽泛了。中国应当以保护国民健康为由,拒绝转基因粮食进口。美国人花中国人的钱发展转基因作物,反过来打压中国的非转基因粮食生产,大量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使中国本土大豆产业毁于一旦。这样的教训就在眼前。   目前中国正在研究与开发的转基因植物约47种,我们对转基因植物的狂热乃至失控局面,其后果异常危险。我们不能为了少数科学家的利益而牺牲国民利益。决定粮食产量的因素不在转基因,中国政府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主权的重要性,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是上策,大量进口有严重争议的转基因粮食无异于饮鸩止渴。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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