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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王文轩在山东和寿光党组织恢复过程中和活动
lifeng9038 2020-7-29 09:48
抗战初期王文轩 在山东和寿光党组织恢复过程中的活动 李沣整理 受中央北方局派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说： 山东党在1930～1933年期间，也盲目地执行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不考虑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盲目地发动暴动，使党组织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力量毁于一旦，招致省委组织的破坏，以至于使山东党组织从1933～1935年，与北方局和党中央失去联系。但是，广大党员、团员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勇敢地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时，有的党员自己拿出路费到上海、到北平寻找上级党的关系；也有通过进步的教授教师代为寻找，但几次也没有达到目的，而且险些遭到危险。当时，积极进行活动的有赵健民、王文轩、徐运北、鹿省三、刘盛玉、单昭洪等同志。直到1936年初，山东党组织才通过河北省委同北方局取得了联系。 济南乡师在赵健民、姚 仲明、王文轩等同志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追捕、破坏，保持了支部。他们稳妥谨慎地发展，并且使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既发展了群众组织，又隐蔽在群众之中。他们采取多种形式联系群众，如广泛组织学生读书会，就有大批的党员有计划地引导同学学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的书。济南高中支部，比济南乡师小一点，曾经领导这个支部的有林浩（当时叫尹圭璋）和徐运北等同志，他们对高中支部发展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济南这些学校支部和兵工厂支部的基础上，1934年5月，他们组织了济南市委，由赵健民任书记，王文轩任宣传部长，陈太平任组织部长。 1936 年春夏，山东省委重建起来后，在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的努力，山东各地党组织，又逐渐恢复起来了。我们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的办法是： (1) 动员学校的党员回家找老党员关系。济南乡师支部里有很多学生同志来自山东许多县份，于是我约他们出来个别谈话，如：王文轩、朱春和是寿光县人，白学光是博兴县人，要他们在假期内回家担负找老党员这个任务，并组织抗日救国会、小学教员救国会等。敌人对老区是破坏不完的，总还有些党员在那里。我们想借宣传抗日救国活动来发现。 (2) 就现有的地区关系建立地区特委、工委、县委。 （载《黎玉回忆录》六） 济南网:《追寻红色记忆》载: 1933 年8月18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泺口马家道口杀害了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李春亭、青岛市委书记李伟仁、团省特委书记孙善帅等9名党的领导干部。山东和济南党组织经过几次大挫折后，至1933年10月山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 在这期间，省立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学生党员赵健民、王文轩、姚仲明等，自觉坚持独立斗争，并根据团省特委宋天民留下的线索，向校外发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乡师党支部发展了20多名党员，并联系、恢复和建立了省立济南乡师党支部、新城兵工厂党支部、省立济南高中党支部、省立济南第一师范党支部、省立济南第一中学党支部、惠商职业学校党支部、育英中学党支部、正谊中学党支部、华北中学党支部等9个党支部；还发展恢复了一部分分散零星的党员和党的关系100余人。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加强统一领导，更好地领导全市党的工作，1934年5月初，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中共省立济南乡师支部书记赵健民、支部委员王文轩、新城兵工厂支部委员陈太平在济南北郊五柳闸召开会议，重新组建了中共济南市委，赵健民任市委书记，陈太平任组织部长，王文轩任宣传部长，统一领导全市党的基层组织。此后，市委积极利用各种关系对外联系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不断派党员分赴山东到冠县、阳谷、堂邑、新泰等各地发展了部分党员，还先后恢复建立起来的鲁西特委和寿光、聊城、东阿、临清、莘县、肥城、平原、金乡、郓城、单县、益都、潍县等地党组织并与党员取得联系，为重建全省统一的党组织奠定了基础。中共济南市委重建后还多次派人到北平、上海、泰安、胶东等地，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 。 寿光党组织的恢复与活动 王文轩遗作 我是在济南乡村师范入党的．因此，1933年以前寿光党的情况并不了解，只是听说寿光过去是有基础的。经过1933年的大破坏，有的同志被捕入狱，有的脱险出去，有的暂时隐蔽，有的消极妥协．1934年夏，我受乡师支部和济南市委的委托，回寿光寻找与上级党联系的线索．回到寿光后，寿光党组织已遭严重破坏，一时找不到党的组织．直到1936年夏天，只是找到了些失掉关系的老党员，仍没有找到党的组织．牛头镇起义组织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后，在部队里才听说崔家庄支部、桑家庄支部仍然存在，并继续活动．这真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我接触过曾在一起并肩战斗过的老党员杨广义(1936年考入国民党航空学校去作兵运工作，1943年或1944年在云南驾机撞山牺牲)、郑德卿（后叛变）、陈华章（陈少卿）、陈梅五、陈耀三、林国瑞等，他们都勇于继续革命，在寿光县委重建后，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除杨广义外，都参加了牛头镇起义，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个人能力和对寿光党过去的情况不熟悉，以及敌人造成的创伤等原因，致使有些敢于挺身而出的老党员，如马保三、李瑞林、李廷奎、李文辉等人，当时未联系上．又如崔家庄那样坚强的支部，也未联系上，这是我在寿光的一段工作活动中，感到遗憾和不足的． 1934 年夏，为继续找中央的关系和恢复发展党组织，我受乡师支部和济南市委委托，利用暑假的机会回到寿光．我记得在寿光一小读书时，曾听到孟雪园老师讲过巴黎公社，唱过《国际歌》，对国民党有些指责，据此分析判断，他可能是共产党员．回寿光以前，对孟雪园的情况，支部作了研究，认为这是找上级组织的一条线索．这次回寿光，主要是为找上级组织。 我见到孟老师时，他正患肺病，行动困难．我向他说明我是共产党员，因为和中央失去联系，想通过有关同志找中央的关系，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有无组织关系？他说，他是共产党员，但现在没有组织关系．他给提了另外4个共产党员的名单，要我去问问他们有无组织关系．这4名党员是：杨广义、郑德卿、陈华章、林国瑞，我与杨广义、陈华章是小学的同学．我找到杨广义时，他说自1933年寿光党组织被破坏后即失掉关系，想干也找不到关系了，我对他说，我的组织关系在济南，以后我与你联系，通过他又找到郑德卿．因郑在县政府财政科任科员，即让他负责了解县政府的情况，我同他保持了单线联系，陈华章那时去大连，林国瑞于1937年才找到． 1934 年寒假，我和陈华章联系上．他向我介绍了北台头失掉关系的老党员陈梅五、陈耀三．我到北台头和他们接了头，了解了他们失掉关系后的情况，把他们组织起来，保持了联系．1935年秋到1936年夏，我在寿光教学时，曾多次去北台头和他们联系．1936年春他们又介绍上届县委委员王登瀛．我很想通过他了解城北党组织的情况，但只和他见过一次面，我约定他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他未去，即与他停止了联系．1936年5月底和6月初，因为寿光东城根小学的学生要赶走宋宪章（当时寿光县国民党县长）带来的反动校长牟斐轩、教员郝治中（原博兴县党部执委）、周景南等，将要掀起一场实际上打击县长宋宪章的学潮。为冲淡宋宪章对我的注意，我请赵寄舟替我上课，指挥学潮，我借故去济南，在济南正遇陈华章去考什么训练班，我即带他去当面介绍给白子明，说明我对陈华章有一年多的了解，是很可靠的，已经给他恢复了组织关系，请他接谈后转告省委．自此，寿光党的同志才与省委取上联系． 县委重建时间是在1936年9月或9月以后．1936年8月下旬（在秋季开学前），我接到东城根小学的解聘书后立即到了济南，在东方书社遇到黎玉．我向他说明，在寿光因闹学潮和宋宪章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被学校解聘，我愿暂离寿光．这时黎玉没有和我谈成立寿光县委问题．1936年12月，我由汶上县回济南，见到黎玉．他同我谈到双十二事变后的形势，并告诉寿光县委已成立，我回寿光后，陈华章便向我介绍了县委成立的情况．我即把后王庄支部、寿光城里支部以及我联系的党员报告陈华章，叫他负责联系．他说，你领导的支部和联系的党员，仍由你负责，县委正忙于恢复城西的工作． 寿光县委成立后，为恢复寿光党组织，发展寿光革命形势，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组织牛头镇武装起义中起了很大作用，在寿光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中共寿光县工委的建立经过 朱春和遗作 一九三一年，我在寿光县立第一高级小学读书。一九三三年毕业后，考入济南乡村师范，正值山东党遭受大破坏时期。乡师党组织在赵健民等同志领导下，始终斗争不息，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一九三四年十月，我在赵健民和王文轩同志帮助下，经赵健民和刘加典介绍入党。从此我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三六年五月份，黎玉同志从河北来到山东，重建、主持山东省委工作，开始联系各地党的同志，恢复各地党组织。七、八月份，乡师有位同志告诉我，“大李”（即黎玉同志）约我有要事相谈。并交待我会见的时间、地点和暗号。按照约定，我拿着“世界知识”周刊，在大明湖的北极阁同黎玉见面了。黎玉同志要我先讲了学校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即告诉我，现在寿光县还有些零星党员，急于要组织起来，取得上级党的支持。省委决定，要我以巡视员的身份，到寿光去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建立县工委，具体领导寿光的斗争。黎玉还特别讲到陈华章的情况。当时，我不明白县工委是什么样的组织，黎玉同志解释说，就是县的工作委员会，是县委会的雏型组织。 对于寿光党组织的同志，以前我多少有些零星了解。陈华章、王少白是我在寿光一小的同学，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寿光北部，很早就有党的活动。台头、王高、邢姚一带，一直是我党比较活跃的地区。在乡师，寿光党员也不少，他们是：邢姚村的王英昌、裴家岭的郭玉章、张金奎、齐疃的王福五、范振龙等。他们也向我介绍了些寿光党组织的活动情况。这对完成省委交给的任务，都是有利条件。 几天后，我身负省委委托，从济南洛口乘船沿小清河到了寿光的羊角沟一带，尔后去北台头。在北台头先找到陈华章。他向我介绍了北台头的陈梅五、陈耀三，陈马村的陈章甫，王高的王登盈，邢姚的王龙卿；和当时在外地的褚景塘、马培勋，及张家庄、牛头镇的党员。随即我与陈梅五、陈耀三、王少白先见面了。交谈中，他们还兴高采烈地对我谈起打盐巡的经过，我才知道寿光党还掌有武装，是很坚强的。住北台头两三天后，我基本掌握了部分情况，便叫陈梅五陪我到各村去找未见面的同志。王高镇的王登盈，是个做卖布生意、朴实勤快的同志，给我很好的印象。这期间，我还把乡师同学王文轩、郭玉章、张金奎、王福五等同志一一介绍给他们，希望彼此发生党的联系。这一阶段，我更清楚了寿光北部多数党员的情况，但省委托我来寿光的意图，当时并未立即告诉寿光同志。 此行几天后，在北台头小学，我们召开了会议，仅陈华章·等几个主要同志出席。会议上，我传达了省委对寿光党的指示，研究建立了县工委。陈华章同志任书记，陈梅五同志任组织委员，陈耀三同志任宣传委员；王登盈同志虽未出席会议，但选为工委交通。事后，我们仔细分析了寿光形势，确定了县工委的中心任务。即：立即行动起来，放手开展工作，联络各地同志；恢复党的基层支部组织，发展党的力量，开创新的斗争局面。同志们信心十足。我回到济南后，将此次进行情况汇报黎玉同志。他认为，寿光的党组织是比较好的。 寒假前，黎玉同志又对我说，省委准备乘假期派人去寿光巡视。我离济时，白学光同志也对我谈起这个事，说巡视员这次不带关系信，要我到寿光后先跟那儿的同志讲明。我从尧沟下车，天不作美，下了大雪，只好顺路住到王文轩同志家里。就在这几天里，省委派张天民同志也到了寿光，但他没有带介绍信，他先到了北台头陈华章那儿。因那时党内经常出现叛徒，在彼此不了解的情况下，很难想信一个没有任何证据的同志，张天民同志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寿光同志的怀疑，他们怕出问题，要想活埋他，听说是坑都挖好了。就在这时，我赶到了，这才消除了误会。 寿光县工委建立后，为恢复发展基层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为寿光县委的重新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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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融汇世界的办学思想与实践
kexuechuanbo 2017-3-14 00:55
引用格式：姚远.西北联大融汇世界的办学思想与实践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19（1）：45-54. 西北联大融汇世界的办学思想与实践_姚远.caj 西北联大融汇世界的办学思想与实践_姚远.pdf 西北联大融汇世界的办学思想与实践 姚远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 评论 摘要： 西北联大具有融汇世界教育办学的宽广视野,提出:当本‘天下一家’与‘世界大同’之理想,努力争取人类的互助合作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为世界和平计,为将来大同计,教育家的眼界不能不注射于世界教育;未敢以自满,且以世界学术进步之速,时以落后为惧,俾渐渐走入世界学术之林,肩负挽救国家之重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教育思想,可以充作吾人参考资料及研究方法;研究东西学术,融汇现世界之思想为建国先决条件的思想,等等。而且,黄文弼在推动中西历史考古学融汇、黄国璋在推动中国古地理学与世界新地理学的融汇、黎锦熙在面向世界科学的新趋势,推动地志历史化和历史地志化方面,作了与世界学术融汇的有益尝试,各个后继院校也有着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实践,是为其重要办学成就之一,至今仍有其重大借鉴意义。 更多 还原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ZS087)； 云南省“省院省校人文社科类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合作研究”项目(SYSX201308)； 关键词： 抗战时期; 西北联大; 国际学术交流; 高等教育思想;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7.01.008 分类号：G649.28 文内图片： CAJ下载 PDF下载 移动知网 全球学术快报 页码： 45-54 页数： 10 大小： 193K 热点关注度： 0 （注：最近下载、浏览的数量值）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2017年01期 ISSN：1009-413X 中文核心期刊 欢迎点击阅读： 西北联大融汇世界的办学思想与实践_姚远.caj 西北联大融汇世界的办学思想与实践_姚远.pdf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3077 次阅读|0 个评论
单元庄：凤凰涅槃 弦歌不辍 文长征彪炳千古-姚远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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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庄：凤凰涅槃 弦歌不缀 “文长征”炳赫千古（姚远提供素材和思路） 2015-08-22 09:20来源：光明网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作者：单元庄 　　70多年前，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上抗日是“武长征”，那么，由中国教育界和文化界主导的高校与文物的大迁徙可称是“文长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祖国大好河山被日军铁蹄践踏，一片狼藉。在占领区，日军实行奴化教育，意欲毁我中华文明之根基。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战争中91所遭日军轰炸，25所院校被迫停办，艰难维持的83所中，教职员工和学生数量急剧下降，财产损失高达3360余万元。 　　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当时的国民政府倡导“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严厉批驳战时非常教育“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侵略军破坏我国教育事业的罪行，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倡导采取果断措施，将部分高校迁往内地坚持办学。 　　在此背景下，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创设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与河北工学院)3所院校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后迁陕南汉中，形成战时我国最大的大学联合体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全校共设6院23个系，后分立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此外，浙江大学、中央大学等迁往遵义、重庆等地。1945至1946年，两个联大与内迁高校陆续回归平、津、冀及江浙复校，其中西北师范学院于1944年11月迁往兰州；1945年，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相继迁至西安、咸阳等地。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以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学校成功组织了牵涉70万师生员工、百余高校、200余次，逐渐向大后方西部空前的战略迁徙；以举世卓绝的“文长征”和抗战八年“教育救国”的壮举，传承弘扬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书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1938年2月中旬到同年4月28日，长沙临大(后西南联大)从长沙搬迁到昆明。师生步行主要有三条路线迁入昆明：1、滇香港越南路线，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市，再坐火车到昆明；2、广西越南路线，经过桂林、柳州到南宁，再经过镇南关到越南河内，最后顺滇越铁路到达昆明；3、湘黔滇路线，这是最艰苦的一条迁移路线。师生徒步经过湖南湘西进入贵州，最后抵达云南昆明。 　　在战火硝烟中，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举校西迁，穿越江南六省，行程五千余里，最终抵达遵义湄潭，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批科学文化精英，在沿途播撒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 　　与此同时，华北、东北的高校师生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屡屡遭受敌机轰炸和机枪扫射，在日机逼近山陕交界处的风陵渡后，徒步征服难于上青天的秦蜀故道，翻越秦岭，再迁至秦巴山间盆地的陕南继续办学。最曲折的经北平、天津、越南、云南、重庆、成都，万里迢迢聚集到大后方西安的西北联大。其后，又分支师范师生跋涉千里到兰州办学。 　　在这感泣天地的“文长征”中，最值得铭记的是，时任西北联大生物系教授，我国组织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的开拓者汪堃仁院士，于1939年5月，筹借路费，与妻子携带仅2岁的长女、尚在襁褓中6个月的次女，从塘沽登船，经香港抵越南海防，换乘火车到昆明，再由昆明乘卡车穿过云贵高原，到达山城重庆，已是7月。此时，盛夏酷暑的重庆，敌机不时狂轰滥炸，考虑到内地教学急需要生理仪器，他找到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蔡翘的教学仪器厂，自己筹款买了数套生理实验仪器，合家复由重庆出发，乘江轮溯江而上，经泸州、成都、剑阁、广元，途中多次更换交通工具，不时还得步行，前后历时4个月，行程万余里，历尽艰险，终于在1939年9月到达陕南城固。汪堃仁教授代表着抗日战争中的“文长征”，不仅在中国教育史，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震惊世界浓墨重彩的一笔，彰显了中华知识分子“先天而忧”的天下情怀。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具有无以伦比的地位、作用与贡献。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西南联大的教育与社会功能被教育史家评为“点-线”效用，而较之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则更有其独特而长期鲜为人知的贡献。 您当前的位置 ：青岛网络电视台 新闻 国内 正文 单元庄：凤凰涅槃 弦歌不缀 “文长征”炳赫千古 2015-08-22 09:20来源：光明网 　　在那烽火岁月里，西北联大师生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为救亡图存、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的贡献与建树，被教育史学界公认为具有“面”之辐射力和影响力。战后，与西南联大的几乎全部北归不同，西北联大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回原址复校外，主体永留陕甘办学，在西北留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国立5校。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西北联大造就了150余名教授、1500余人的师资队伍，培养了9000余名学生，成为战时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两所高等学府之一，完整保存了中国最早的法政、师范、女子师范、体育、西医、农业、土木、矿冶、电机、纺织、化工、水利、航空、工业管理、农业等高等教育的火种，形成理、工、农、医、师范、综合等完备的西北高等教育体系，为国族文脉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自然科学方面，西北联大创造了诸多世界与中国第一。例如：曾炯促使中国现代数学进入世界3大前沿领域之一，魏寿昆教授创始中国冶金物理学，张伯声教授创建的世界波浪镶嵌地球构造学派，汪厥明教授创立的中国生物统计学，师昌绪教授开拓的中国高温合金学专业体系，李仪祉教授开创的中国科学治水系统，虞宏正教授发明的胶体化学，汪堃仁开拓的组织化学，林镕教授发展的植物分类学，等等。 　　在文史领域，西北联大同样创造了很多中国的第一，号称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教授，是我国最早和最具影响的两考古人才培养基地——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基地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西北考察楼兰、于阗等，被称为今天考古工作的起点或坐标。他一生曾4次深入新疆考察，行程38300公里，填补了斯坦因的新疆50万分之一地图的空白点；陆懋德教授开辟了我国史学方法研究；王子云教授创立了艺术考古；黎锦熙教授革新汉语言学和现代方志学，修成8部陕西地方志；汪奠基教授发展数理逻辑；沈志远教授潜心马克思主义传播；曹靖华教授潜心俄罗斯文学传播；许兴凯教授潜心日本研究……以上名人和名事，彰显了西北联大依托中华民族文化、融会创新世界学术的首创精神，展现了其立足西北、直达世界科学前沿的殊人风貌。 　　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北联大更是群星灿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师昌绪院士毕业于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西北联大师生中先后成为院士的有50余人，而其直系后继10校(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先后共有160余名院院士。 　　此外，还有著成首部《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和《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为今天捍卫国家领土安全提供重要依据的西北联大-西北大学地理系主任郑资约教授；有在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长任内主持南海划界、主持提出“11段线”(9段线前身)，为今天捍卫国家领土安全提供重要依据的傅角今教授；有毛泽东26个老师之一、我国语言文字改革家黎锦熙教授；有中共隐蔽战线后3杰之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申健；有开国大典和共和国第一位播音员齐越；有在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为我国夺得第一枚田径金牌两项长跑冠军的郭毓彬；有在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篮球冠军的王耀东教授。 　　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凤凰涅槃”，为抗日救亡、民族复兴而进行的中外罕见的高等教育大迁徙，成为我国在战时高等教育布局调整以及融入地方社会文化的典范，是中国高等学校区域分布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演化的历史性转折，它将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整合、保存和光大了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萌芽(北洋大学堂)、中国最早的发证教育(京师大学堂仕学馆、京师法政学堂)、中国最早的农(京师大学堂农科)、医(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师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女子师范(北洋女师范学堂)高等教育，民国最强的高等工程教育(北洋大学)、中国最早的矿冶高等教育(焦作路矿学堂)、中国最成熟的家政教育(北洋女师范学堂)；它从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社会进步，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为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蓄积了宝贵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它凝聚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史中最为烁目的经典与案例。 　　在那艰苦岁月中，西北临大、西南联大和数十所高校数十万师生，以“天下”之情怀、艰苦卓绝的“文长征” ，在山乡林莽茅屋陋巷中，在硝烟与炮火的轰鸣中，既潜心攻读，研治学术，创新科技，又宣传抗日，开发民智，保存了中华文脉、存续了中国高等教育之“根”“魂”与“命脉”。这种壮怀激烈、可歌可泣的“文长征”，与国家民族生命与共、荣辱与共所彰显的“民族魂魄”，为万世立表，为后世楷模，被高等教育大家潘懋元盛赞“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奇迹”。 　　今天，“文长征”昭示天下的一个重大而特殊的意义在于，这一在战火硝烟生死存亡中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凤凰涅槃”，又一次彰显了中华数千年文化文明凝练塑造的以唐宋科举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优秀传统和体质特征，揭示了中华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上层再生产”(布罗代尔)与“社会重器与公器”，以打破政治与教育权力垄断，社会层级间自由流动为制度基础，以培养具有“天下情怀”的治国精英为首要功能，以“公(共)治天下”为核心的“国家社会利益至上”为目标价值的本质属性与特征；“文长征”再一次证明，由其传承、彰显、弘扬、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与优良传统，是数千年中华文化文明的不朽积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最显著的体系特征，是中国高等教育对人类文明、世界高等教育的伟大创举与贡献,是国家民族崛起强盛之本！ 　　这中华文化文明之魂魄、中华教育之特质、人类文明与教育之创举、国族强盛之根本，有两联大校歌为证——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 　　“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 　　　2015.8.15 　　　(鸣谢：本文得到西北大学姚远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任大援教授的大力帮助，特别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介绍： 　　单元庄 　　教授，西安朝华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 　　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新华社《瞭望》国策委员会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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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庄：抗战“文长征”彪炳千古-姚远提供素材和思路
kexuechuanbo 2016-4-4 17:37
单元庄：抗战“文长征”彪炳千古（姚远提供素材和思路） 2015-08-25 11:06光明网 　　“抗战时期，70万师生员工、百余所高校完成了200余次迁徙——也就是‘文长征’。它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西安朝华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单元庄教授近日在光明网撰文《凤凰涅槃 弦歌不缀 “文长征”炳赫千古》时指出。昔日战火纷飞的年代，抗争、迁徙，中国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单元庄所指的“文长征”，是如何让中国高等教育“凤凰涅槃”？这次迁徙缘何意义如此之大？它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与发展有何借鉴？对此，记者专访了单元庄教授。 　　　　记者：您在上文中提出了“文长征”的概念，以前学者对这一说法鲜有提及，我们对它应该如何认识？ 单元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抗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战争中91所遭日军轰炸。危机关头，政府部门提出“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部分高校采取果断措施，迁往内地坚持办学。具体各大高校的迁徙线路在《凤凰涅槃 弦歌不缀 “文长征”炳赫千古》一文已做详细阐述，其中涉及当时西北联大、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为代表的诸多中国高等学校，他们成功组织了涉及70万师生员工、百余高校、200余次的高校迁徙——也就是“文长征”，这次迁徙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记者：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您认为这次“文长征”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单元庄：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教育优秀传统集中体现在两个时间段：一是中华文化文明处于上升期的唐宋科举制度中；另一个就是在近代抗日战争时期近百所高校的“文长征”中。 50元充值卡 等您来领！立即打开 时政频道国内 单元庄：抗战“文长征”彪炳千古 2015-08-25 11:06光明网 　　“抗战时期，70万师生员工、百余所高校完成了200余次迁徙——也就是‘文长征’。它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西安朝华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单元庄教授近日在光明网撰文《凤凰涅槃 弦歌不缀 “文长征”炳赫千古》时指出。 　　昔日战火纷飞的年代，抗争、迁徙，中国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单元庄所指的“文长征”，是如何让中国高等教育“凤凰涅槃”？这次迁徙缘何意义如此之大？它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与发展有何借鉴？对此，记者专访了单元庄教授。 单元庄：抗战“文长征”彪炳千古 （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记者：您在上文中提出了“文长征”的概念，以前学者对这一说法鲜有提及，我们对它应该如何认识？ 　　单元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抗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战争中91所遭日军轰炸。危机关头，政府部门提出“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部分高校采取果断措施，迁往内地坚持办学。具体各大高校的迁徙线路在《凤凰涅槃 弦歌不缀 “文长征”炳赫千古》一文已做详细阐述，其中涉及当时西北联大、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为代表的诸多中国高等学校，他们成功组织了涉及70万师生员工、百余高校、200余次的高校迁徙——也就是“文长征”，这次迁徙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记者：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您认为这次“文长征”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单元庄：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教育优秀传统集中体现在两个时间段：一是中华文化文明处于上升期的唐宋科举制度中；另一个就是在近代抗日战争时期近百所高校的“文长征”中。 　　“文长征”在中国教育史上，甚至在世界教育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也彰显了中华知识分子“先天而忧”的天下情怀。在那艰苦岁月里，数十所高校师生心怀“天下”，在山乡林莽茅屋陋巷中，在硝烟与炮火的轰鸣中，潜心攻读，研治学术，创新科技，宣传抗日，开发民智，保存了中华文脉、存续了中国高等教育之“根”。 　　此外，“文长征”还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完整体系得以保存。这一点当年的西北联大体现颇为明显。当时该校有150多名教授，“文长征”期间又培养了上万名优秀人才，学校教学体系完善，涉及文、史、哲、经、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甚至还设有边政学、妇女教育等学科，这些都为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当时在各方势力混战动荡不安的环境下，中国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依旧得到充分体现，那就是坚持独立办学、专家治校，培育以国家利益至上的治国人才。这些人与国家民族存亡与共，彰显出的“民族魂魄”可堪为后世楷模。 记者：您刚刚提及在中国历史上，教育优秀传统集中在唐宋时期和“文长征”中，这两个时间段教育发展都具备哪些特点和相似之处？ 　　单元庄：我觉得这两个时间段之所以教育能够迅速发展，并为国家建设提供大量优秀人才，均在教育发展的制度基础、首要功能、目标价值、专业形态和专业机制等方面可圈可点。 　　在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基础是打破了政治与教育权力垄断，社会层级间可以自由流动。通过科举取士逐步打破社会森严层级界垒和传统门阀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国家政权向广大寒门庶族开放，体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这样社会层级间形成了一条自由流动的通道。辛亥革命以后，固然出现军阀混战局面，但社会各阶层间流动加大，社会开放了很多，为当时的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这两个时间段教育的首要功能也有一定相似之处，都是培养“先天下而忧”的治国精英。唐宋科举制度首要功能是为国家治理培养具有“天下情怀”的社会精英，一以贯之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意识”和“天下情怀”。而“文长征”中，基于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政府部门依旧提出“战时教育一定像平时教育一样”的理念，着力培养振兴中华的优秀人才。 　　还有，教育首要目标价值应该是“国家社会利益至上”。唐宋科举制度打破传统等级屏障，建立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先天下而忧”的天下情怀和“公（共）治天下”的价值追求，被制度化为科举教育的核心目标价值。同样，在“文长征”中，学生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大批优秀人才投身救亡图存之中，纷纷将自身命运和国家命运密切结合。 在办学职业形态上，不管是唐宋时期还是“文长征”中，都做到了尊重传统，让教育凌越时俗。教育被看做是国家治理的“公器”“重器”，都是服务于国家治理，因此具有超越常规的特殊性，超越到其他功能学科。这种特殊性要求其“产品”具有明确的社会公共意识和独立的思想人格，而不是某一或某些利益集团的附庸。 　　在办学组织运行机制方面，唐宋时期与“文长征”都坚持教育开放，机会平等，学者治校。比如，郑板桥、苏轼等都曾有过为官实践，都是兼有治理思想和实践的“二元人物”，办学中也都是站在实践和理论的高度。 　　记者：基于唐宋时期和“文长征”这两个时间段的分析，能否谈一下它们对于当今社会高等教育的建设与发展，有何借鉴之处？ 　　单元庄：毫无疑问，首先要从根本上破除现实高等教育实际固化和不平等秩序，重建“自由流动机制”，但这显然不是高等教育自身所能够解决的。 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先天下而忧”的治国精英。比如，在现行高校中，培养既具有 “天下情怀”和“公共角色人格素质”，有志于国家经济社会各层次领域管理，又拥有不同专业知识技能的高级管理人才。 　　总之，通过逐步深化改革，应使高等教育与民族国家文化文明的内在关系、 “上层再生产”的首要职能，及其“国家社会利益至上”的目标价值得以恢复和重建，使得高等教育不仅成为“知识科学、理性与自由、公共精神的教化的策源中心”，而真正成为国之“重器及公器”和“社会的心脏”。 　　教育与社会改革虽然并非一日之功，但却孕育奠定于大学之中！ 　　（光明网记者 李政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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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在天津闭幕
热度 1 kexuechuanbo 2015-11-29 07:04
11月28日下午，第四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在天津大学顺利闭幕！全国20余所高校、光明日报等媒体和汉中地方的7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建议设立西北联大研究中心，设立研究基金。会议确定最早发起者西北大学为秘书处所在地，并吸收中国矿业大学为发起单位之一。议决2016年第五届由北京师范大学承办（自西北迁回70周年）；2017年第六届由西安交通大学承办；2018年第七届由西北工业大学承办；2019年第八届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承办；2020年第九届由河北师大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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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在军：武汉大学西迁往事
fqng1008 2015-3-25 10:10
今年11月29日，武汉大学以121周年校庆活动的名义，举行了首届校友珞珈论坛，颇吸引媒体关注。媒体关注的焦点，我想绝非武大校庆本身，而是论坛的几位嘉宾校友，甚至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位——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用我去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武大书中的一句话说：庆典总是热闹的，而历史却是落寞的。我们的高校一方面热衷拉长自己的历史，一方面不太愿意正视自己的历史。 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武汉大学的历史总感觉被湮没一样。当岳南的《南渡北归》再次把北大、清华、南开、同济等大学南渡西迁的往事炒得火热发烫时，当国内老中青学人、新闻出版界热衷炒作民国教育时，武汉大学的辉煌历史，尤其是西迁史更显落寞冷清。 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应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字雪艇）之邀赴珞珈山讲学。事后他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雪艇诸人在几年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胡适日记全编》）胡适后来他还对一位来华访问的美国外交官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 数年之后，郭沫若从1938年4月底到8月底，在这儿住了整整四个月。他在《洪波曲》一书中以诗人的笔调、诚挚的感情赞美武汉大学：“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渺的东湖，湖水清深，山气凉爽，而临湖又还有浴场的设备。离城也不远，坐汽车只消二十分钟左右。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武汉成为了抗战司令台之后，武汉大学疏散到四川我的家乡乐山县城（旧时嘉定府城）去了。” 武汉大学为何疏散呢？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已经升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于8月19日签发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的密令。密令规定，各省市教育厅局如其主管区域辖有战区，应斟酌情况采用以下措置： 1、于其辖境内或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尽量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授课之用，不得延误。 2、受外敌轻微袭击时仍应力持镇定，维持课务，必要时得为短期休课。 3、于战时发生或迫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时归并，或暂时附设于他校。 4、暂时停闭。 1937年11月8日，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专题演讲，“自全面抗战以来，多数大学，因为在战区以内，都受了敌人的直接或间接的摧残，虽有临时联合大学之组织，然而因为种种不便，都不能履行经常教学的规范。武汉大学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图书仪器，都可以照常使用，我们更应当利用这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多求一些专门学识，以备国家之征用。”（《抗战与教育》） 然而一个多月后的12月18日，王星拱发函致武汉警备司令部：“本校现已租定江兴、永平两轮，搬运图书仪器，前往宜昌、长沙等处，拟请贵部派兵四名随轮保护，特托本校事务部主任熊国藻、农学院教员萧洁两名，趋前晋谒，敬祈惠予接洽为荷。”此前，武大曾拟函致宜昌行政专署，称：“日来倭寇侵略未已，武汉方面，人口增加甚速，敝校一切自应照旧进行，惟一部分人员及物品仪器，实有疏散之必要，拟于日内装运来宜安置。” 1938年初，就在武汉市民在空袭警报声中饱受惊恐之际，武大委派法学院院长杨端六和工学院院长邵逸周两位先期前往四川考察迁校地址。 却说当时高校搬迁的方向主要有三个，一是四川，二是云南，三是广西。这些地区都是当时中国的大后方，有利于学校的稳定和发展。但是从后来战争的进程来看，各地有所不同，广西在豫湘桂战役中部分沦陷，云南在日军占领缅甸后也是饱受战争的压力，相对而言四川安全一些。四川之大，选在何处最适宜呢？杨端六和邵逸周两位认为最好是在江边，如果从长江坐船可以通达，这样搬迁最为方便。由于武大到了1938年才考虑搬迁，是大学里面搬迁较晚的，选址十分困难，沿江的重镇如重庆、泸州、宜宾等地已没法落脚。他们两位只得从岷江北上走得更远，最后选定岷江边的小县城乐山作为校址。不过，在经济学者刘涤源的回忆里是这么说的：“他们溯江西上到达重庆，然后兵分两路：一走水路，继续沿长江西行，再由泸州、叙府向北行，到达乐山，沿途对每一较大城镇都实地考察。另一走陆路，由重庆乘汽车到成都，又向南行，乘汽车到乐山也是沿途实地考察，两路胜利会师。他们经过对沿途城镇认真对比分析，最后选定乐山为迁建校址。”（《欣忆乐嘉年华》） 选址乐山的理由，王星拱在呈报教育部的一份文件中归纳了六点： （―）该处尚无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立。 （二）地处成都之南，叙府之西偏北。水陆交通，均称便利。 （三）生物矿物，产蓄丰富，可资研究，以备开发。 （四）民情风俗，颇为朴素，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 （五）公私建筑物颇多，其破旧者加以修理，即能通用。 （六）地方深入内地，不易受敌机之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 后来苏雪林在一篇文章里赞誉乐山，“以商业隆盛，交通便利著称，而风景之优美，尤其脍炙人口。宋范石湖尝言‘天下山水窟二：曰嘉定，曰桂林。’这话也许有点溢美；但这个三角形的小城，两面临江，一面倚山，出门一步，则如画的江光，青苍的岭色，轮囷的老树，缥缈的云烟，到处与你心目相招挑，步履相追逐，城市山林之美，合而为一，在国内一切郡县中确也少见。试问南方炮火喧天，我们还能在这样环境里自自在在的读书求学，难道不是幸福？”（《浮生九四）武大外文系毕业的学生杨静远在回忆中说，乐山“城虽小，却得天独厚，像被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条玉带系着，乌尤山、凌云山两只翡翠镶嵌着的一颗明珠，景色绝佳。城的形状呈锐三角，又长又尖的尾端沿着岷江向北伸出，江边一条公路通向峨眉和成都，水路则直下重庆、三峡、武汉，交通还算方便。城内市容整齐，商业区绿荫夹道，相当繁荣，物价低廉。……1939年夏以前，当重庆、成都等大城市都被敌机骚扰得永无宁日时，这里从未有敌机光顾，是仅有的好读书的清静福地。”（《让庐旧事》） 1938年3月10日，武大第一批办理迁校工作的教职员10余人，从武汉启程前往乐山。经宜昌、巴东、万县、重庆、宜宾，全程水路两千多公里，交通工具紧张，分汉—宜、宜—渝、渝—叙、叙—嘉四段进行，汉宜段大部分由武大租拖轮驳船起运，其余由民生公司轮船包运，宜渝段大部分由民生公司轮运，小部分由武大租木船运输。大水期间，渝嘉段由华懋公司及四川旅行社轮运，枯水季节，在宜宾换成木船再行续运，直至乐山。这一趟行程大概有十几二十来天。 客观地说，武大西迁路线的里程时间和艰难困苦，相对浙大西迁、联大西迁，似乎要好一些。1938年1月上旬，“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即后来的西南联大）开始西迁云南。在68天里，300多名师生，穿越湘黔滇三省，行程1600多公里，徒步688公里，终于抵达“彩云之南”的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迁徙，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浙江大学也是在抗战爆发后被迫西迁，760多名师生先后分别在浙江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青岩等地辗转迁徙，流亡办学。历时2年半，横穿6个省，行程2600多公里，被称之为堪与红军长征相提并论的“文军长征”（彭真语）。 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从一开始就注意捜集资料，专人记录日记，沿途采风问俗，拍摄各种照片，顺便做社会调査及文化考察，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读到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等等。这也是联大故事广为传播、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反，武大的西迁故事为何长期湮没无闻？我至今没发现哪位武大师生写有旅途日记，或者入蜀记一类的文章记述西迁路，只见过一些零星的诗词或回忆片段，又怎么比得上西南联大师生的连篇累牍、声情并茂？ 土木系的学生黄宗干回忆：“我是1938年初乘民生公司轮船从武汉出发，经宜昌过三峡，经万县、丰都等地先到重庆。再由重庆西上。因江宽水浅改乘小型轮船经泸州、宜宾、犍为、五通桥直抵乐山。那时川江水流湍急，又多暗礁，轮船入川后都是昼行夜止。每当夜晚停靠一个码头时，我们都上岸观光。当时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战争初期敌机尚未入川骚扰，因而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我们途径各地虽都是些小县城，但夜市十分热闹，尤其是各种川味小吃摊点特多。四川各地物产丰富，物价也很低。”（《难忘的往事》） 时任武大中文系教授的苏雪林晚年在台湾回忆：“二十七年四月间学校人员器材分作十余批，乘小轮前往。我们在途十余日，渐近三峡。那三峡是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以瞿塘最险，西陵最长，连绵七百里。三峡形势之雄奇壮丽，笔难描绘，两壁之岩石，刀斩斧劈，有如人工所为。”“记得有一夜，同舟某职员的小孩忽然坠水，只是听见做母亲的人号哭而已，谁也不理。听说四川水道之所以危险，因水下都是巑岏错杂的大乱石，水皆绕乱石而转。有时会涌出水面丈许高，东起西灭不定。船碎人死旋入江底，再也不会浮上来。江水是这样的可怕，小孩坠水，当然不能停船援救了。”（《浮生九四》） 这一入川行程是何等的曲折艰辛！他们从武汉乘轮船出发，何曾想到在叙嘉段浅水期间还要换乘木船。汉宜段购买船票较易，船体宽大，师生染病者不多；宜渝段，船少客多，购买船票委实不易，甚至有些师生在宜昌等候轮船达两月之久，加上船小行客拥挤，染病者较多。难怪苏雪林说“一路上经过了唐三藏上西天取经的苦难与波折”，才到达“理想中避难的圣地”——乐山。 刘涤源回忆说：“我4月16日抵乐山时，文庙划作教室用的左厢、右厢，尚在安装板壁、门窗和粉刷墙壁，不到几天就成了焕然一新的系列大小教室，室内课桌，坐凳安排得井然有序，作好了上课的物质准备工作。”（《欣忆乐嘉年华》）效率之高，实属罕见。原来定于5月1日开学，但实际上在4月29日，先头到达乐山的师生，在那些破陋的校舍里，恢复了弦歌之声。 文庙大成殿背后有一处建筑叫崇圣祠。这里就是武大校长、教务长等“长官”们办公的地方。王星拱、周鲠生、曾昭安、朱光潜、杨端六等人都曾在此工作。不过在此时间最长的当数校长王星拱，长达七八年。毕业后曾在教务长室做代理秘书的殷正慈回忆，“那时所谓‘校长办公室’，只是文庙最后进的一排平房。总共三间小室，右首为校长室，左端为教务长室，中间隔着一间厅堂，美其名曰‘会议室’。客人出进，都必须先经过中堂，再揭帘而入左右小室。堂后是一系列更形狭暗的厨、厕、工友室及储藏室等。以如此规模简陋、凑合而成的办公厅，与珞珈山当年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建筑物，自不能相提并论。”虽是陋室，但“往来均为硕学，议论全属鸿儒”。（殷正慈《我所知道的王抚五先生》） 王星拱是国立武汉大学创始人之一，是武大西迁到抗战胜利时期的流亡校长。 王星拱，字抚五。安徽省怀宁人。190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安徽省第一批官费留英名额，被选送伦敦理工大学研习化学。1916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安徽大学任教。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决定筹设国立武汉大学。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王星拱为国立武大筹委会委员；8月，又指派他为武大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与王世杰、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并任化学系教授、理学院院长；1929年3月，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武大校长，在其到任前由王星拱代理；5月，王世杰校长到任，6月，校务会议聘王星拱任副校长；1933年6月，王世杰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王星拱为代理校长；一年后王星拱正式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从1934年5月到1945年7月，王星拱正式担任武大校长11年有余，其任职时间之长，在武大的历史上仅次于后来的李达校长（近14年）；如果算上此前实际主持校务的几年时间，那么王星拱在武大工作并主政前后长达17年之久，堪称空前绝后。 早在担任代校长和副校长之初，王星拱便已提出了“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抱持不管政治的态度”、“努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让武昌变成文昌”的希冀；在教务长任上，他更提出：“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在长期的教学与教育管理工作中，王星拱逐渐形成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办学主张，其中主要包括：办教育要有深远的眼光，学校教育要适应健全社会的需要；学校要养成“研究实学”的风纪，在教学与科研中摆正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学校要注重基础课的教学，传授给学生探求知识的方法等。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武大有了更进一步的长足发展。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进程被打断。此时，王星拱高瞻远瞩，及时而稳妥地做好了迁校的准备工作并有力地贯彻执行。1938年初，通过先期派人前往四川考察校址，最后选定岷江边的小县城乐山。学校将一至三年级的学生先送去，四年级学生留校毕业。当时是在民生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武大办学物品基本完整到达乐山，成为大后方仪器设备最好的大学之一（武大当时拥有一台先进的示波器，这是大后方高校中惟一的一台)，能正常开出实验实习课程。 王星拱将师生全部送走后，才与工学院院长邵逸周两人乘一辆福特1936型小轿车及一辆装载汽油的卡车离开珞珈山。他们一路颠簸，经湖南、贵州奔赴四川。这条路线山高水险，经常出车祸，还有土匪出没。当时王夫人和子女们在重庆等候他们，心情十分焦急，因为前不久王星拱的秘书先行赴川，不幸在湘西翻车身亡。后来王星拱他们总算平安到达乐山。 当时很多武大学生都认为，“在民族危亡的极端苦难中，能在四川乐山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城读大学极为难得。一所著名大学在一个几万人的县城，充分利用了当地的文庙作为校本部及文学院、法学院的教学地址，利用城郊一片建筑作为理学院、工学院的教学地址，利用教会的一些设施作为女生宿舍，利用龙神祠等作为男生宿舍，还修建了一些简易的教室和宿舍。教师们则分散租用民房，共度战争岁月。对比小说《围城》描述的抗战时期某大学学生及教授们逃难的狼狈情景，武大的师生就太幸运了。”（万典武《缅怀恩师杨端六教授》）苏雪林觉得，“虽不如珞珈山原来校舍之壮丽，也颇有气派。”叶圣陶当初来到武大任教也赞叹文庙的教学设施，“以视重庆之中大与复旦，宽舒多矣。”（《嘉沪通信》第一号） 1941年夏天，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和教授罗常培、郑毅生游历蜀地，路过乐山。7月10日上午九点，他们到文庙看望了王星拱、朱光潜等人。当时，王星拱“穿着一件灰色罗衫，头发全白了，脸下还有好些黑痣。”罗常培不由感叹，“回想二十年前，我在北平汉花园的红楼里听他讲科学方法论的时候，他正在革履西装，精神饱满，那是何等少壮英俊!几年没见就变成这样，可见在学校里管行政事务也会让人老的快。”（《蜀道难》） 北大校长蒋梦麟目睹长沙临大窘境后，说过一句大实话：“在苦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武大在西迁乐山之后，经济条件落后，物质匮乏，经费极度困难，但王星拱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使武大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显示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不顾疾病折磨，四处奔波，广揽学者名流，充实教学力量，不问出身、派别，一律兼容并包，从而延聘了不少出类拔萃的教授。为此，他跑遍了大后方的大中城市，而且往往是亲自登门相邀。他继承了蔡元培“自由讲学”、“学术无禁区”的办学思想，礼聘各类知名教授。如外文系既有教英诗的朱光潜，也有教俄语的缪朗山；哲学系既有弘扬儒家中庸之道的胡稼胎，也有讲康德、黑格尔的张颐；中文系既有主讲新文学的苏雪林、叶圣陶，也有传授古典文学的刘永济、刘赜；化学系有留英的徐贤恭、留美的邬保良、留法的黄叔寅、留德的锺兴厚等等，可谓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就连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曾秉钧也不由感叹道：就教师质量而言，清华不如武大。武大继三十年代跻身“民国五大名校”之后，再次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被誉为“四大名校”，还赢得了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高度赞赏。 上世纪四十年代，武汉大学就以培养的学生质量高而受到世界一流大学的青睐。1944年底，经济系毕业的陈文蔚与同榜高中的班友谭崇台作伴出国，飞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他晚年回忆说，“同榜考中并同时入哈佛之武大经济系各期毕业校友，另有刘涤源、陈余年、陈启运、顾谦祥，连同我二人，再加上母校1934届毕业老学长张培刚兄，总共7位校友均同时在哈佛经济系研读，可称‘稀有的盛事’（周鲠生校长）于1945年来哈佛访问时当面说的）。据此一端，即可见证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武汉大学在国际上校誉之隆（牛津和剑桥大学亦同样接受武大毕业生平均成绩在80分者为正式研究生，不需另经入学考试）！”（《毕业母校六十周年有感》）还有这么个流传较广的说法：经济系毕业的陈文蔚1944年进入哈佛大学深造，1946年由哈佛大学转入芝加哥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在其申请就读芝加哥大学的过程中，他的武大“背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美国有关部门曾对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进行过一次评估，芝加哥有关人员据此问他：“你毕业于武汉大学，你知道你们学校在中国是什么地位吗？”陈未即作答。当对方告诉他武大在中国国内处于第二的位置时，陈笑称：“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不是第一？！”当对方告知第一名乃“SouthwestAssociated University”（即西南联合大学）之后，陈文蔚于是释然。这段轶闻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武大的国际声誉。 武大的校友在若干年后的表现充分证明，乐山时期的毕业生虽然不过两千多人，但成才率相当高，仅仅是日后成为院士（学部委员）者就有十数人，比如化学家彭少逸、生理学家张致一、化学家钱保功、金属物理学家张兴钤、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计算机专家张效祥、化学家陈荣悌、物理海洋学家文圣常、理论电工和电子工程专家俞大光、核反应堆及核电工程专家欧阳予、自动控制专家张嗣瀛、金属材料专家崔崑，以及历史学家严耕望（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航天科学家黄孝宗（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各个高校培养的院士数量中，武汉大学排在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之后，居第五位。应该说，这个名次是很了不起了。2008年，在武大纪念西迁乐山70周年大会上，武大校长顾海良说：“近几十年来，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到中国海洋学的奠基；从大型亿次计算机的问世，到秦山核电站的落成；从祖国宝岛台湾的经济腾飞，到人类首次登月壮举的圆满成功，等等，这些轰轰烈烈的壮举，无不浸含着武汉大学乐山时期众多杰出校友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切实地反映了武汉大学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文明进步所尽到的历史责任。”武大乐山时期的辉煌，王星拱当居首功。 2014年12月14日，广州 延伸阅读：《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张在军著，台湾秀威，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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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西北联大丛书座谈会在西北大学举行
kexuechuanbo 2015-1-14 19:43
西大新闻 《发现西北联大丛书》选题策划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近日，《发现西北联大丛书》选题策划座谈会在我校召开。我校名誉校长张岂之、校长方光华、副校长李浩、陕西出版集团总编辑张炜、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宋亚萍，以及来自我校和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理工学院、咸阳师范学院等高校和相关单位的 20 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会议由宋亚萍主持。张炜首先作主旨发言，介绍了《发现西北联大丛书》的缘起、意义和进展情况。我校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姚远和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勇安分别介绍了《发现西北联大丛书》策划的学术理论意义与出版价值、学术研究与成果出版现状、基本框架和思路、拟出版书目计划、体例和总体风格、顾问、编委和主要作者队伍遴选等。随后，与会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张岂之先生认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背景下，策划出版一套与抗日战争密切相关、密切联系的《发现西北联大丛书》，与党中央的步伐一致，政治上过硬，也正当其时。离开抗战背景，就无法谈西北联大。近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七次讲话中提及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提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文化复兴、文化血脉、精神命脉等命题，认为优秀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传承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对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来说，它也有自身的文化血脉、精神命脉，大而言之，这就是优秀文化。抗战中诞生的西北联大在民族存亡之秋、国难当头之际，勇敢地担负起了存续民族文化血脉、延续高等教育火种的历史使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与三年前我们对西北联大的理解相比，我们积淀的理念更多了，思维也更开阔了，因此出版这套丛书与党中央的步调完全吻合，有更强的生命力。 方光华对陕西出版集团策划西北联大丛书表示感谢，指出西北联大精神就是爱国，就是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学术自由、独立自主和思想解放统一起来，这就是西北联大最根本的精神，也是它之所以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西北联大是在践行国家西北战略中致力人才培养理念创新和学术创新，力图搭建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桥梁，并提出了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战后世界和平和中国未来建设的构想。研究西北联大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关系，与后来中国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血脉联系，无疑很有意义。战时联大的大迁徙和战时办学模式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要深入挖掘其精神实质和对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把道理讲清楚，把事实搞清楚，抓住其主要方面深入开展研究，而且要把西北联大精神贯穿全书。 会议就《凤凰涅槃：联大今昔》、《铸造学魂：联大贡献》、《国之栋梁：联大名师》、《桃李满园：联大英才》、《昏晓流年：联大故事》等 5 卷本丛书结构形成一致意见。下一步，将进入遴选作者、撰写提纲和样稿阶段，丛书将于 2016 年西北联大部分回迁平津、部分扎根西北 70 周年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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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秀荣，姚远，李娇娇：《药学季刊》的创刊及其科学史价值
kexuechuanbo 2014-8-21 10:34
谭秀荣，姚远，李娇娇：《药学季刊》的创刊及其科学史价值 ，编辑学报，2014,26（3）：226-230 【摘要】 从科技期刊史与科学传播史视角,采用原始文献考证与文本分析,首次对抗战时期创刊于贵州安顺1942—1945年《药学季刊》的创刊背景、办刊宗旨、科技传播以及科学史价值作系统研究。该刊大量刊载我国著名药学家在药学研究和教育、国药传承、药用植物栽培与药品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参与《中华药典》改版研究工作以及中国药学会建议创设国家药物署等原始史料。《药学季刊》是中国近现代药学的代表性学术期刊,它在抗战和民国废止中医之争岁月中,以传承祖国医药文化,弘扬中医药国粹的强烈责任感,构成了教育、研究、种植、制造与办刊五位一体,相辅相成,优势互补的传播链,使其成为传播科学和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卓越典范,为中国药学教育史、中药发展史、中国制药工业史以及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提供新线索。 更多 还原 【关键词】 《药学季刊》(1942—1945年) ； 抗日战争时期 ； 科学史价值 ； 科技学术期刊史 欢迎点击阅读全文 _药学季刊_的创刊及其科学史价值_谭秀荣.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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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国科学家一项发现发表于Nature
热度 27 xuxihb 2014-8-10 15:11
· 以此小文向当年那些怀揣科学理想、相信科学能够救国的前辈们致敬。 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由南京先后迁往长沙、南岳、广西阳朔，并于 1939 年初到达重庆北碚。在当时那个局势动荡、生活艰苦、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批中国科学家怀着为中国延续科学火种的信念，在重庆坚持科学研究。当时坚持下来的人当中，后来有许多成为新中国科学界的开拓者。科学网张晓良的博文“一张珍贵的老照片”介绍了李约瑟访问动植物研究所时的一张合影，其中人物可窥见一斑。李约瑟还撰文介绍当时在北碚的科学研究工作，其中提到 刘建康 先生研究斗鱼鳃中氯化物分泌细胞问题。刘建康关于硫酸钠诱导斗鱼氯化物分泌细胞发育的研究报告，后来由李约瑟带到英国，于 1944 年在 Nature (153: 252) 作为 Letters to editor 发表 ( 该文链接：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153/n3878/pdf/153252a0.pdf) 。 刘建康 先生 1917 年 9 月 1 日出生于江苏吴江，中学毕业后先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 ， 1937 年又在重庆借读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 1938 年秋毕业。后经老师推荐，于 1939 年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跟随伍献文先生从事鱼类学研究， 1941 年任该所助理研究员。他在伍献文先生指导下开展了鳝鱼用口喉部上皮组织进行呼吸的研究，之后又独立开展了斗鱼的氯化物分泌细胞以及鳝鱼的性别转变等研究。发表于 Nature 的研究报告就是其中的一个研究结果。在此之前，国外有人发现鳗鱼在鳃上形成氯化物分泌细胞以适应海水的高盐度，刘建康也报道了生活于淡水的斗鱼适应食盐浓度升高在鳃上大量形成这种细胞。发表于 Nature 的报告进一步揭示，硫酸钠也能诱导斗鱼形成氯化物分泌细胞。因此，这种细胞的泌盐功能可能不限于氯化钠。有趣的是，刘建康先生在亲自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并没有把这篇 Nature 文章列为自己最重要的代表作。 当时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办有学术刊物 Sinensia ，对内称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丛刊”，该所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于这一份丛刊。刘建康对于生物学最重要的贡献——鳝鱼性别转换的发现就是如此。 刘建康 先生在自述文章中这样介绍对于鳝鱼性别转换的研究：“ 1944 年发表的“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 * ，以及 1951 年发表的“鳝鱼雌雄逆转时生殖腺的组织学改变”等两篇文章，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性别转变在脊椎动物里绝大多数属于畸形状态，但在鳝鱼中则是正常的、规律性地由成熟的雌性转变成为成熟的雄性。 1944 年，文献发表以后，英国皇家学会博洛 (W. S. Bullough) 博士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讲学时就作了介绍，并在 1947 年的英国《自然》杂志 上撰文对此项发现的意义作了评价，以后在日本、美国的有关研究论文和苏联的农学教材中都引用了我 1944 年的那篇文章。” （ * 作者注： Liu CK, 1944. Rudimentary hermaphroditism in the symbranchoid eel, Monopterus javanensis . Sinensia, 15: 1-8 ） 我找到当年博洛在 Nature 专门介绍和讨论刘建康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丛刊》论文的文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句话： By the publication in 1944 of a description of the gonads of Monopterus javanensis Lac. (Symbranchii; Teleostei), Liu has furnished new and interesting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mechanism of sex determination in the lower vertebrates, and has opened a fresh field for research into this subject. ( 该文链接：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160/n4053/pdf/160009a0.pdf) 如今，将至九十七华诞的刘建康先生仍思维清晰，口齿清楚。有后生问起，他会饶有兴致地解说当年在重庆发生的那段科学传奇。 那一代人及其科学成就留给我们许多遐想，他们的选择与我们今天的某些主流观念如此之悬殊。最后，我以刘建康先生治学格言结束本文： “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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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办刊特色及其科学传播意义
kexuechuanbo 2013-12-26 15:14
《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办刊特色及其科学传播意 谭秀荣，姚远，张必胜 1 ) 遵义医学院学报编辑部 , 贵州省遵义市大连路 3075647 ;2 ) 西北大学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 西北大学编辑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所 陕西西安市太白北路 228,710069 摘 要 基于科技期刊史与科学传播史视角 , 采用原始文献考证与文本分析 , 研究创刊于 ? 年《 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的办刊特色及其科学传播意义。该刊多方位、 多层次的栏目划分， 凸显了期刊的风格与特色，适时开设专号、 副页， 及副刊， 承担医学科学研究与人文科学宣传的双重职能， 集学术性、人文性、 科普性与新闻性于一体， 推动医学科技不断前行， 注重发挥期刊的教育功能， 促进高等医学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主动置身于抗战救国的战场，为我国高校学报担负社会责任起到标杆作用。 该刊编者在偏僻的西南地域以及战争艰苦条件下蕴化出的办刊理念、 审美情趣和社会责任感，为今天办刊提供了重要借鉴。 它以严谨的科学性， 强烈的历史性和鲜活的现实性， 为抗战时期生生不息的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 办刊特色 抗战时期 科学传播 期刊演化 欢迎点击阅读全文 谭秀荣，姚远，张必胜.《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办刊特色及其科学传播意义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5（1）：182-186 《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办刊特色及其科学传播意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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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教授列传-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筹备委员、常委
kexuechuanbo 2013-2-3 14:50
西北联大教授列传 ： 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筹备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王世杰 1937 年 9 月 10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字雪艇。湖北省崇阳人。生于 1891 年。 1911 年肄业于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采矿冶金科，后留学英、法。 1917 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 1920 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与胡适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后进入政界。历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海牙公断院公断员、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导员、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曾一度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 1945 年当选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并出任外交部长，赴苏签定“中苏友好条约”，嗣任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 1946 年选任“制宪国代”， 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赴台后，于 1950 年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后因案辞职。 1958 年复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1962 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委。 1970 年受聘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第七至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 1981 年 4 月 21 日病逝台北。 李书华 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北平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代表，北平大学代理校长（未到任）。字润章。河北昌黎人。生于 1889 年。 1913 年留学法国。 1918 年获图卢兹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1922 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在法国从事极化膜渗透性的实验研究。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中法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北平大学副校长兼代理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部长，北平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1937 年被聘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 年 7 月抵达巴黎，曾任巴黎大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负责人。 1951—1952 年间，为德国汉堡大学访问教授，在该校作有关中国语言文字方面的讲演。 1952 年到美国，曾一度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并在该校东亚图书馆从事科学史研究，度过晚年。 1979 年 7 月 5 日在美国纽约逝世。从 20 年代初到 40 年代末，李书华在国内从事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工作，对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科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著有《原子论浅说》《普通物理实验讲义》（第一册）《科学概论》《纸的起源》《李书华游记》等。在《东方杂志》《学艺》等期刊发表《相对论及其产生前后之科学状况》《科学家之特点及其养育》《二十年来物理学之进步》《各国科学家对于物理学之贡献·由牛顿物理学说到电子学的物理学与相对论的物理学》等论文。 童冠贤 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启颜，字冠贤。清直隶省张垣特区（今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人。生于 1894 年。早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后又公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及德国国立大学研究所研究政治与经济学。 1925 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受命返京任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华北分会委员。 1933 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审计部常务次长。 1935 年后，任中央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监察院山西、陕西监察区监察使，司法人员考试监试委员。 1937 年被聘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45 年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署长。 1947 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后任立法院院长。 1949 年移居国外。 1950 年适居香港，在香港崇基学院任教。 1981 年 8 月 7 日于加拿大去世。 辛树帜 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代表，西北农学院院长。字先济。湖南临澧人。生于 1894 年。 1915 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生物系。 1919—1924 年到日本考察一个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长沙明德中学、长郡中学等校任生物教员。 1924 年留学欧洲，自费入英国伦敦大学学习。 1925 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专攻生物学。 1928 年返回国内，任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1932 年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 1933 年教育部编审处扩充为国立编译馆任馆长。 1936 年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 1937 年被聘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 1938 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易名西北农学院，继任院长。 1939 年先后任行政院经济部农本局高等顾问、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导师、川西考察团团长、湖南省参议、湘鄂赣三省特派员等职。 1945 年任湖南省教育会会长。 1946 年创办兰州大学，任校长。 1948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1950 年重回西北农学院，任院长。任院长期间曾任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副团长兼西北分团团长、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第一副主任、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委暨宣传部长。 1957 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称赞他说 “ 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 1977 年 10 月 24 日于西安病逝。辛树帜一生创办两所大学 ——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即西北农学院）和兰州大学。由于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深感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意义，用 10 年以上的时间，整理古代农书及古籍中的农事部分，整理栽培技术和农谚、时令等。著有《农政全书校注》《禹贡新解》《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等。在《西北农学院学报》《历史研究 · 科学史集刊》等期刊发表《禹贡制作年代的分析》《易传的分析》《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的研究》等论文。 臧启芳 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东北大学校长。字哲先，又字哲轩，号蛰轩。辽宁盖平人。生于 1894 年。 1912 年入南京民国大学。 1913 年转读北京国民大学（后易名中国大学）商业预科。 1916 年兼任民大附中英文教员。 1919 年 10 月至北京政府财政部烟酒事处所实习。旋赴美国留学。初入加州大学研究院，研究经济学、财政学。后转伊利诺大学，学习经济学。 1923 年回国任中国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华北大学教席。 1925 年任商务印书馆奉天分馆经理，兼理吉、黑两省支馆业务。 1926 年兼东北大学教授。 1928 年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后调任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机要秘书。 1930 年 9 月任天津市政府社会局局长， 10 月任天津市市长。 1931 年 1 月兼接受天津比利时租界专员， 3 月免市长职务，调任至东北行政长官公署地亩管理局局长。 1932 年 1 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委员。 1934 年任江苏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 1936 年 6 月任江苏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 9 月兼保安司令。 1937 年被聘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39 年 7 月任国立东北大学校长， 9 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 1943 年 2 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会监察。 1946 年 11 月当选为制意国民大会代表。 1947 年 10 月免去东北大学校长职务。 1948 年任财政部顾问、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兼中央大学教授。 1949 年去台湾。 1957 年 9 月任东海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主任。 1961 年 2 月 28 日病逝。著有《经济学》《蛰轩词草》。译有《美国市政府》《经济思想史》。 周伯敏 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陕西泾阳人。生于 189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早年留学苏俄。曾任陕西省立一中训育主任、于右任秘书、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常委、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兰州大学校长等。 1935 年 11 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7 年 2 月至 1939 年 2 月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37 年 10 月 11 日 被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聘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39 年至 1944 年任西北农学院院长。 1944 年调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 1945 年 5 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49 年 6 月在上海参加参加 53 位国民党立法委员起义。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1965 年逝世。他为于右任的外甥，参加于创办的草书社，参与标准草书的整理工作，书法亦得于的嫡传，宗北碑，工楷、行、草书。 徐诵明 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北平大学、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常委 （ 1937-10—1939-08 ） 。字轼游。浙江新昌人。生于 1890 年。 1906 年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 1908 年赴日留学，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毅然归国参加革命军。 1918 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 1919 年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 1928 年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 1932 年任北平大学代理校长等。 1937 年后，历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常委、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委、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沈阳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院长等。 1949 年，拒绝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后，历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全国政协第三、五届委员。 1983 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 1985 年被推举为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 1991 年 8 月 26 日 在北京逝世。抗日战争爆发后，率北平大学西迁入陕，被任命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 4 名常委之一（临大、联大当时不设校长，由常委商决校务）。临大开学之后又兼任西安临时大学法商学院院长、教授。 1938 年国民政府令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徐诵明与其他师生对此持有异议，遂与教育部长陈立夫通电话交涉，但仍强令南迁。 1938 年 3 月 9 日 ，经校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以徐诵明等 17 人为首的 “ 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 ” 。随后，在徐诵明的带领下，于 1938 年 3 月 16 日 由西安乘火车至宝鸡，然后下车徒步翻越秦岭，历时半月，抵达汉中。随后，他又与其他常委一起，亲自勘察寻房，将西安临时大学全校安置在三县六处。 1938 年 4 月 3 日 ，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 350 次会议决定，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徐诵明仍任常务委员。但是，他于 1938 年 9 月第 38 次校常务委员会议之后，被准予辞去所兼法商学院院长职务，并聘请原西安临时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当时的历史系主任许寿裳教授继任。由于教育部对此任命不满，遂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这一任命变动导致了西北联大师生反对解聘部分教授的学潮。他对此表示同情，并立即批准许寿裳的辞职，同时自己也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在由此引发的学潮中， 3 名学生被捕。为此，他曾与黄觉非教授等同去汉中警备司令部找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同乡疏通，后在国民参政员邹韬奋和立法院长孙科等的呼吁、电令之下，才释放了 3 位学生。约于 1939 年 9 月国立西北大学开学前两月，他与许寿裳、沈志远等一批教授一起，被排挤出校。他是我国著名病理学家和教育家，开创了我国病理学科，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我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病理学人才。 1920 年曾主持审定我国病理学中文名词。在日本留学时，曾对寄生虫感染者在血液中有嗜酸性白血球增加的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回国后，又对北京居民粪便中的寄生虫卵进行普查和对照研究。 1930 年在教育部负责起草医学院六年制教学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出版和重版了一批中医经典著作和俄文版高等医学教科书。译著有《病理学》（上、下册，译自日文）《论广岛原子弹爆炸及危害性》（译自英文）等。 李 蒸 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常委 （ 1937-10—1939-07 ） 。字云亭。河北滦县人。生于 1895 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农业大学、民国大学讲师、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副教授、北平大学教育行政院扩充教育处处长兼秘书、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实验部主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2 年起，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 1937 年起，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 1939 年 8 月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 1945 年后，在党政方面，历任河北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副书记长、中央常务干事兼北平支团筹备处主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7 年 9 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9 年任北平和平谈判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院参事、民革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5 年逝世。 1937 年 10 月至 1939 年 7 月，他担任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务委员时，还兼任西安临时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和西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他在 1949 年以前的论著散见有： 20 年代发表在《教育与民众》《教育丛刊》《师大月刊》等刊的《实验部三年计划大纲草案》《美国中学校之体育》《河北省增设社会教育事业计划和预算》《民众教育问题》《民众教育的认识》《积极的社会教育》《国家的出路与教育》《民众教育意义及办法之初步研究》《今后教育建设之路》等。 李书田 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北洋工学院、西北工学院教授、校务委员会常委 （ 1937-10—1938-06 ） 。字耕砚。河北昌黎人。生于 1900 年。 1923 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学门。 1923 年考取清华学校派赴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铁道及水利学。 1926 年获工学博士学位及美国华铁尔博士顾问工程师处副工程师。 1927 年归国后，任北洋大学土木系教授。 1929 年代表国民政府及中国工程学会赴日本出席万国工业会议及世界动力会议，旋由美国铁道工程学会聘为铁道运行经济研究委员会及河工港工研究委员会委员。 1930 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院长。 1932 年任北洋工学院院长。 1935 年创办研究生院。在此期间，兼任或短暂出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教授、天津工商大学教授、永定河工款保管委员会委员、整理海河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建设厅顾问、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委员、东京万国工业会议及世界动力会议建设委员会委员兼中国工程学会代表、国立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 1937 年 10 月至 1938 年 6 月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委，商决校务。 1938 年 8 月至 1939 年 3 月任西北工学院（由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西昌技艺专科学校、贵阳理工学院、贵州大学、北洋西京分院等合组而成）院长。 1939 年 9 月被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 1940 年 5 月任华北水利委员会总务处处长。 1943 年 3 月至 4 月，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9 年赴美，任工程师、教授、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美国土木工程协会会员等。 1988 年在美国去世。著有《农田水利出版物之搜集》《华北水利建设概况》等。在 1929 年出版的《万国工业会议论文集》中，收录有 4 篇论文。今有张立先著《李书田传》（天津大学出版社）。 陈剑翛 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常委 （ 1937-10—1938-06 ） 。名宝锷，字剑修。江西遂川人。生于 189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获硕士学位。 1925 年被派赴爱丁堡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归国之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中国大学教授。 1930 年后，历任中央大学理学院教授、中央大学教务长、院长、武汉大学教授。 1946 年 10 月任广西大学校长等。 1927 年任南京市政府教育局局长。 1928 年 4 月任国民政府大学院社会教育处处长。 1928 年 12 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 1929 年 11 月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次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1931 年任陆海空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党务设计委员。 1931 年 12 月至 1932 年 9 月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38 年 6 月至 1939 年 3 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 1948 年任广西省政府顾问、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抗战初期以教育部特派员身份相继担任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委，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等一起商决校务，并兼任西北联大秘书主任（后改由黎锦熙接替），负责学校的文书工作和出版工作。他还为 1937 年创刊的《西安临大校刊》撰写了发刊辞。 1949 年往香港，与张难先等联名发表对时局的 “ 国是 ” 宣言，退出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厅副厅长。 1953 年去世。他在任内与其他负责人一起完成了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的组建工作，并将校址由西安迁往陕南，经历了较为艰苦的时期。 1938 年夏，他因感联大内各自为政，矛盾重重，遂辞职前往湖北。著有《品性与本能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儿童的梦幻》等。在《西大学报》《教育与民众》等刊发表有《理科学对于近代文化的贡献》《先锋工作及实验在民众教育上之地位》等数十篇论文。 胡庶华 西北联合大学常委、 西北大学教授、校长 （ 1939-11-28—1941-02-14 ） 。字春藻。湖南攸县人。生于 1885 年。清末秀才。 1912 年毕业于北京译学馆。 1913 年公费赴德国留学。 1920 年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并获铁冶金工程师学位，复获德国铁冶金博士学位。 1922 年归国后，历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国立武昌大学总务长、教授、代理校长等。 1925 年 9 月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兼江苏图书馆馆长。 1929 年 6 月 12 日 至 1932 年 9 月 15 日 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工程学会会长。 1933 年， 1941 年 2 月， 1945 年 3 月三度出任湖南大学校长。 1935 年 8 月至 1938 年 7 月任重庆大学校长。 1938 年 10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改西北联大筹备委员会为校务委员会，增聘为校务委员、常务委员（有李蒸、徐诵明、胡庶华三人）。 1939 年 11 月 28 日 至 1941 年 2 月 14 日 任西北大学校长等。 1925 年至 1928 年间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上海炼钢厂筹备处处长、汉阳兵工厂厂长。 1928 年至 1929 年间任烈山煤矿局局长、军政部上海炼钢厂厂长等技术职务。 1928 年 3 月任农矿部农民司司长， 12 月任农矿部技监兼林政司司长。 1939 年 9 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 1942 年 7 月任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3 年 2 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会监察兼副书记长和青年工人管理处处长， 5 月任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5 年 4 月任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5 月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1946 年 11 月任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 1948 年任立法委员。 1949 年在香港通电起义，后历任北京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图书馆馆长、教授，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68 年 6 月 17 日 去世。 1939 年 8 月至 1940 年 8 月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曾一度主持了全校的军训工作，兼任全校军训队队长。他每日清晨坚持参加军训早操和有关仪式，从严要求学生并以身作则。以后由于校内派系之争，而于 1940 年 8 月离校， 1941 年 2 月复任湖南大学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矿冶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主张教育救国，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重，提倡 “ 小学普遍化，中学职业化，大学学术化 ” ，主张 “ 大学教育应注重高深的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并鼓励研究，以促进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 。在教学上重视基础理论与现场实习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办学强调师资队伍素质，引进新教材和开展学术研究。著有《铁冶金学》《冶金工程》《钢铁工业》《中国战时资源问题》等。晚年著有《中国古代矿冶技术史》等。 张北海 1938 年 10 月教育部聘为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 1938 年 11 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曾任教育部督学。 任期与《西北大学校史稿》所载有所不同，此处据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 ( 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9) 。 详见文献： 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学人谱》（第一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第 1-546 页。 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学人谱》（续第二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388 页。 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学人谱》（第三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第 1-560 页。 姚远：《西安历史大词典·民国西安词典·九 - 人物》，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第 433-611 页。 姚远主编：《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第 1-7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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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故事之五：教授从军第一人郁士元
热度 1 kexuechuanbo 2012-10-12 07:19
47：教授从军第一人郁士元-图说西大110年.doc 教授从军第一人郁士元 1944 年秋，国际反法西斯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政府为了在中国战区储备反攻力量，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从军，组建一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高素质、能够操纵飞机、汽车、坦克、大炮等现代武器装备的武装部队 —— 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军。 时年 43 岁的国立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教授郁士元就是在此背景下，做出了放弃教授职务而报名从军的决定的。 他不顾家人和孩子们的阻拦，向汉中师管区提出入伍的正式申请。 同年，由张治中将军引领陪同，郁士元到达重庆，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慰勉，特授予少将军衔，安排在蒋经国中将领导下的重庆青年军总部受训。 一时间，这成为各报的一大新闻。 1944 年 8 月 20 日的《大公报》即报道：“各方闻讯，极表敬崇。先军政部已核定郁氏入驻陕之教导团充任同校级之政治指导员。自知识分子从军运动成为风尚后，大学教授之申请入伍者，此为第一人”。 之后，郁士元被调任驻防汉中的青年军 206 师少将视导，身着军服，负责部队的抗战宣传，随时准备待命开赴前线。因为部队工作不是很多，郁士元一边在军中工作，一边又回西北大学兼课，每周各半。常见他每周乘坐木炭班车往返汉中、城固两地。 1945 年抗战胜利后，郁士元谢辞蒋经国的挽留，复原返校。内战爆发后，他不满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拟申请脱党，恰逢国民党在 1948 年进行重新登记，遂选择不去登记，波澜不惊地退出国民党，并迎来新中国的新西大。 图 1 郁士元正面照（ 1900 — 1985 ） 图 2 郁士元与妻字廖秉珩在北京南池子美丽照相馆 图 3 郁士元与龙凤胎儿女 图 4 蒋介石视察青年远征军 图 5 成书于 1946 年、近 600 页的《中国青年远征军 207 师通讯录》 日前现身于芷江侗族自治县 图 4 蒋介石视察青年远征军 图 5 成书于 1946 年、近 600 页的《中国青年远征军 207 师通讯录》 日前现身于芷江侗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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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北大学
热度 4 kexuechuanbo 2012-9-8 19:39
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北大学
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大 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博士于 1945 年 9 月 15 日上午由南郑抵达城固，开始第一次对西大的访问 。 西北大学教务长杜元载负责全程接待，并邀约理学院院长赵进义（希三）、张贻侗（小涵）、岳劼恒、刘汝强、殷祖英、刘亦珩诸先生与之座谈交流，并交换了中英科学合作的意见。中午，在西北大学礼堂举行宴会，在席间继续交流。杜元载教务长并以一份英文备忘录赠予李约瑟先生。英文备忘录包括西北大学校史、现状，以及理学院各系情形，李约瑟对此一再示谢。下午，李约瑟参观了学校图书馆、各个实验室，并主动提出极愿意对今后标本、仪器的购置、补充予以协助。直至下午四时方才返回驻地南郑。 9 月 18 日下午 5:15 分，李约瑟再至城固，在西北大学大礼堂作了《科学与民主主义》的演讲。教育系高文源（味根）教授作翻译。李约瑟先生对科学与民主之关系、科学研究应具之精神、中国现代科学不发达之原因，以及今后世界科学之展望，均加论列。演讲结束后，以英文书刊数百册赠予西北大学图书馆。 8 时离校遄返汉中。 李约瑟于1972年，1984年第二次、第三次访问西北大学。 （姚 远） 图 1 李约瑟日记中记录访问西大（其中 NWU 即指西大） 图 2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 1945 年 10 月 1 日出版的复刊第 15 期对李约瑟访问的报道 ( 文献照 ) 图 3 李约瑟访问途中 图 4 李约瑟像 图5 李约瑟时在中英科学合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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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俨院士与西北联大
热度 1 kexuechuanbo 2012-9-8 17:57
李俨院士与西北联大
李俨院士与西北联大 李俨，又名乐之、乐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他于 1917 年开始发表数学史论文，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首任掌门人。 早在 1937 年，李俨在陇海铁路局工作时，即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发生联系。据《西安临时大学校刊》报道 :1937 年 12 月 29 日 , 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为适应抗战工程需要，假东北大学礼堂（即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礼堂），“敦请陇海铁路西段工程局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李乐知作《隧道工程》的学术演讲”，并且还拟请李乐知作“铁道定线之实际技术”的演讲。 1938 年 3 月 23 日，西安临时大学翻越秦岭，南迁汉中，途中行李车故障，第二中队队长刘德润前往时驻秦岭隘门关之宝城铁路测量队接洽借车。时任测量队队长的李乐知（李俨）慨然允诺，测量队汽车一直载行李随队 5 天，直到故障于留凤关。 据《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报道： 1938 年 6 月 27 日，李俨以陇海路工程局工程师兼宝城公路测量队队长身份再次应邀访问已经由西安临大改名的西北联大。由理学院院长刘拓教授主持，请其在西北联大礼堂作了《中算故事》的演讲。 李俨于 1950 年在《中国科学》 A 辑：数学，第一期所发表的《中算家之平方零约数》一文的署名单位有两个：一为“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一为“西北大学数学系”。这表明他至少在 1950 年已被聘为西北联大后继学校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并经常参加西北大学举行的学术与教学活动。 1950 年 6 月 30 日李俨致严敦杰的信中就有： “最近西安 西北大学数学系亦拟于暑期添设数学史，并拟约俨帮忙。如路局可以说通，则拟以新编之《中国数学史》作为讲义，每星期说一二小时。” 1956 年开始，还指导西北大学数学系教师李培业研究《算经十书》和宋元数学，并将其 1957 年在《西北大学校刊》发表的《清季陕西数学史料之补充》一文引入其《中国数学史大纲》。 李先生三四十年代在陇海铁路局和西北联大的工作，以及李约瑟访问城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等，也是现在西北地区科学史事业筚路蓝缕，演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姚 远） 图 1 李俨照片 李俨（1892—1963） 图 2 东北大学- 西安临时大学礼堂（今西北大学礼堂，李俨在此作《隧道工程》的演讲） 图 3 秦岭隘门关（李俨任宝城公路测量队队长时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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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淇著《从中立到结盟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提要
黄安年 2010-10-10 07:24
王淇著《从中立到结盟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提要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10 月 10 日发布 书名： 《从中立到结盟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主编： 王淇 系列： 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外交系列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印刷厂 : 广西民族印刷厂 责任编辑 : 郑纳新、江淳 封面设计 : 林胜利、赵子宽 责任校对： 李敏俐 经销 : 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 1996 年 08 月第一版 印刷日期： 199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448000 字 页数 545 页 开本 大 32 开 850x1168 印张 : 17.875 印数 : 2000 册 价格 : 23.00 元 ( 精 ) 18 元 ( 平 ) ISBN: 7-5633-2244-2/K 075 本书研究的重点，是 1931--1945 年间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从中立到结盟的对华政策，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分为 7 章。 本书的明显特点是第一 , 材料翔实 , 系统全面。本书避免了以往某些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通病，即不大重视对于关系国尤其是主要关系国原始外交档案的系统考查。《从中立到结盟》一书系统地研究了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等原始档案资料 , 并和中国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文选相对照。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未能有效利用和研究美国罗斯福图书馆档案所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 第二 , 结构严谨 , 观点务实。本书共分七章，从 30 年代初美国面临远东政策的抉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遏制苏联，扶蒋反共政策，联成一片又各自独立成篇。在前面的序章中还系统概述了从《望厦条约》到本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本书涉及这一时期美中关系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评述 , 见解务实 , 不落俗套 , 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如在序章中，书中认为 : 美国的最大利益在于争夺中国市场 , 而非占领殖民地 (9 页 ) 在一个世纪前的 19 和 20 世纪的这个跨世纪之交 , 美国逐步确立了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清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的是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 1899 年 9 月 6 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鼓吹维护列强在华既得势力范围，美国要求利益均沾。 1900 年 7 月 3 日在美国的第二次门户开放声明中，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在华利益 , 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 , 反对列强独霸中国。 由于在东亚地区出现了另一个正在迅速崛起并妄图称霸东亚和独占中国的日本，虽然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申明 , 并非出于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 , 但是在避免中国沦为殖民地境地时客观上发挥了制约作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从它的提出到具体化有一个过程，如《从中立到结盟》书中所说 : 美国对华政策是在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等总统任内发展和形成的。 在东北面对俄国和日本的争夺，西奥多罗斯福政府与俄国一起均沾了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抛弃了中国完整， 1905 年他在朴茨茅斯调停日俄战争，造成日俄在中国东北牵制的均势局面，并有利于美国在东北的经济利益。而 1908 年 11 月 30 日的罗脱高平协定和 1909 年 11 月 6 日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关于满洲中立化的备忘录，表明美国的门户开放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在此期间，美国的门户却向中国紧闭。由于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连续不断的排华政策，并于 1904 年拒绝修改排华政策 , 直接触发了 1905 年的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并促成了为改善西奥多 . 罗斯福的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不良形象的庚款兴学。在谈到鼓吹新自由的威尔逊总统时，《从中立到结盟》一书指出了美国总统不支持孙中山而支持袁世凯的事实 ，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深入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学者认为美国政界人士对于中国的深刻了解甚少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 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日本的妥协时，面对 1915 年日本覆灭中国的二十一条，美国对日本的进逼作出了让步 ,1917 年 11 月 8 日蓝辛石井协定表明美国以承认日本在华部分地区的特殊利益换取日本信守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 如书中说：美国政府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欧洲，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不得不对日本作一些让步和妥协认为蓝井协定是：美国政府以中国的利益和主权为代价，与日本政府进行的秘密政治交易。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 , 体现了美国的利益，重申门户开放 和机会均等政策，维持了远东地区的均势。但是中国的主权完整受到了损害，中美关系依然处于不平等状态。书中谈到中国回到了受列强共同支配的屈辱地位，并认为美国在会上就中国问题提出的四点原则是门户开放政策老调重弹。 关于 20 年代美中关系，该书比较系统地说明了美国由操纵北洋军阀到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过程，并得出结论说 : 20 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在支持蒋介石，控制国民党政权方面，获得了成功。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美关系史上美国由中立走向结盟继而介入中国内战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从面临远东政策的抉择到由中立走向结盟，并取得太平洋战争的最终胜利，其后美国又面临国共之间的抉择。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由失败走向胜利和振兴的转折的关键时刻，因而美中关系对于两国之间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从九一八事变和史汀生主义、从一二八事变到李顿调查团的活动、涉及麦棉贷款，白银政策和西安事变、从中国全面抗战到日本南进，美日谈判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从美中结盟，重庆军事会议和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到 , 缅甸战役 , 美国对华经济和军事援助 , 《中美平等新约》的签订 及开罗会议、从蒋介石史迪威关系 到美国调停国共关系、从雅尔塔协定到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这一期间 , 美中两国关系始终围绕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美国的太平洋战争展开的。《从中立到结盟》一书集中论述这一时期的各个事件都体现了务实可信的治史态度。 第三 , 注重国情 , 兼及球情。实事求是地把握好这一时期的中国国情和世界的球情的正确判断是能否正确评价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当时远东和世界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是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和反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的矛盾，美日矛盾在主要方面是反对侵略扩张的美国和推行侵略扩张的日本的矛盾而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狗咬狗的斗争。随着这一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中两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结盟。另一方面 , 美国 1929-1933 年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 , 胡佛总统无所事事，丧失了机遇，使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罗斯福受命于危难之机 , 致力于新政 , 大幅度地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同时为对付日益严重的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需要致力于克服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因而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中立问题，往往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点。 在这个敏感问题上，要求美国改变自本世纪以来的中立政策显然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这个中立的实际内涵。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无疑期望美国在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上改变中立态度，积极支持中国抗日。但是在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析双边和多边的互动利益。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欧洲的安全，先欧后亚，避免两线作战，在本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始终美国对外战略中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对华政策从中立到结盟的调整无疑是和这一总战略设想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在考查美国对华政策时一厢情愿地只考虑中国的国情，而不同时考查美国的国情和全世界的球情显然是不完整的。本书的可贵之处 , 正在于较好地处理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了研究中的某些误区。 当然本书也存在某些尚待商榷和不足之处。如序章在论述早期中美关系时过分夸大了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重要性，称在美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的对外贸易中主要得益于对华贸易 , 实际上 , 整个说来美中贸易额在美国早期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有关美国对华文化政策书中论及颇少，在论述 1943 年美国对华关系时 , 书中忽略了对于罗斯福签署废除 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令的法案 , 而这一法案的签署 , 对于美中两国人民间的正常交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目录 前言 序章 1 ．从《望厦条约》到门户开放 2 ．金元外交与秘密政治交易 3 ．由操纵北洋军阀转向支持国民党蒋介石 第一章 美国面临远东政策的抉择 1 ．九一八事变和史汀生主义 2 ．一二八事变，美国介入中日交涉 3 ．围绕李顿调查团的活动 第二章 棉麦贷款、白银政策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1 ．棉麦贷款和因援华而导致的风波 2 ．中美之问关于白银和币改问题的交涉 3 ．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4 ．西安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夕的对华政策 第三章 中立政策与平行行动 1 ．中日全面战争和美国对华、对日态度 2 ．《慕尼黑协定》对远东的影响 3 ．抗战初期美国的对华援助 4 ．美国对华政策的特殊篇章 第四章 援助中国抑制日本 1 ．日本锐意南进，美国改取较强硬步骤 2 ．美日谈判中的中国问题 3 ．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五章 与中国结盟 1 ．重庆军事会议和华盛顿会议的召开 2 ．中、美、英第一次缅甸战役及其失败 3 ．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中国的援助 4 ．空军援华和围绕陈纳德空战计划的争论 5 ．《中美平等新约》的签订 6 ．开罗会议的前前后后 第六章 对蒋史关系和国共关系的调整 1 ．正面战场．的危机和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提出 2 ．赫尔利对史蒋关系的调解及其失败 3 ．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调解及其战略意图 第七章 遏制苏联扶蒋反共 1 ．《雅尔塔协定》与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 2 ．美国由调解国共关系转为扶蒋反共 3 ．美国对中苏谈判的干预 4 ．美蒋勾结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附录一 大事记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附照片 23 张系笔者翻拍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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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璋与抗战时期的《地理教学》
kexuechuanbo 2010-9-11 17:49
黄国璋与抗战时期的《地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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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烈，姚远，韩隽：中韩合作抗战时期韩国在华期刊出版考
kexuechuanbo 2010-9-7 16:01
中韩合作抗战时期韩国在华期刊出版考 中韩合作抗战时期韩国在华期刊出版考
个人分类: 弟子学位论文|2740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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