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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锂电人物记之陈立泉
jinjutao 2012-10-15 16:33
●1979年国外提出锂离子电池的概念,陈立泉的实验室也在那时候成立。 ●1997年9月,陈立泉建成中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由于没有经验可资借鉴,在这条生产线上,陈立泉当了一年多“工人”。 ●2001年,陈立泉专门到上海拜访了时任“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负责人万钢:希望能给锂离子电池一个机会。 ■本报记者 郭勉愈 陈立泉是我国锂电池事业的带头人。今年一月的一天,《中国科学报》记者在中科院物理所见到了这位著名的功能材料学家。让记者微感惊讶的是,这位盛名之下的科学家,给人的印象却十分的平和、朴素。今年72岁的陈立泉个子不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沐浴着冬日的阳光,陈立泉微微眯着眼睛,回忆他几十年来的科研生涯,语调和神情都透露出一种淡泊和宁静。 从他的讲述中,记者发现,陈立泉的传奇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他推动了我国的锂电池事业,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领域都成绩斐然的科学家,这样的科学家并不多见。 中国锂电研究第一人 陈立泉与锂离子电池结缘始于1976年。这一年,中科院物理所派陈立泉赴德国马普学会固体所进修。有一次,马普学会斯图加特固体所在对外开放日上展示了未来的锂电池,只有纽扣大小。研究人员拿着这粒“纽扣”,指着旁边大块头的铅酸电池说,别轻看这粒小小的“纽扣”,它的能量比铅酸电池大得多。这给陈立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起在四川家乡上初中时,学校做物理实验,所需的铅酸电池要到南充市去购买,然后从南充一路背回学校。学校位于三县交界之处,只有羊肠小道可通,背着沉重的电池走路十分费力。有一次,电池里的溶液泄漏,搬运工人的衣服被烧坏。回想到这一点,陈立泉顿觉这小小的“纽扣”魅力无穷。他于是写信给物理所的领导,申请转换研究方向。所里同意了他的要求。他花了5个月完成原定的晶体研究任务,随即转向去作超离子导体研究。没想到,这一转就是30余载。 1978年回国后,陈立泉继续从事与锂电池有关的固体离子学及其在能源中的应用研究工作。两年后,在陈立泉主持下,中科院物理所成立了该领域的第一个实验室——固体离子学实验室。“1979年国外提出锂离子电池的概念,我们的实验室也是在那时候成立的。因此我们开始研究锂离子电池的时间和国外差不了多少。”陈立泉说。 1987年,我国启动了“863”计划“七五”储能材料(聚合物锂电池)项目,由陈立泉担任总负责人,下设11个课题组。这11个课题组的科研成果,奠定了今天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的科学和技术基础。而车用锂离子电池能有今天的大发展,和陈立泉的积极争取与“游说”分不开。 车用锂离子电池在发展的初期,不仅没得到足够的政策扶持,甚至一度被边缘化。2000年,我国启动“十五”“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锂离子电池几乎被排除在这一项目之外。陈立泉为此十分忧虑。2001年,他专门到上海拜访了时任“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负责人万钢教授,恳切地对万钢说:“希望能给锂离子电池一个机会。”万钢采纳了陈立泉的意见,将车用锂离子电池项目纳入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课题之内。在当时,陈立泉敢于去争取这个机会,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份勇气来源于他多年扎实的研究和对锂离子电池产业化的坚定信心。陈立泉至今十分感谢万钢:“在当时,这个机会太宝贵了。” 产业化之思 从1997年开始,陈立泉开始着眼于锂离子电池的产业化。这年9月,陈立泉建成中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由于没有经验可资借鉴,在这条生产线上,陈立泉当了一年多“工人”,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有一次,为了抢时间,陈立泉带着几名科研人员自己去搬运设备。没想到,拉设备的粗钢绳突然断了一根,几吨重的设备顺着楼梯往下滑。幸好偏了方向撞到墙上,所有的科研人员一起扑上去用力顶住,才没有酿成事故。 回想起这段经历,陈立泉认为对自己是非常有益的:“在此之前,我只有理论和实验室研究经验,没有实践。当了一年多‘工人’,基本了解了锂离子电池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这对研究非常有帮助,让我的研究更符合产业需求。” 1999年,陈立泉牵头成立了北京星恒电源有限公司,完成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转变。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与日本、韩国并列为世界三大锂离子电池生产国。这和陈立泉几十年来在锂离子电池领域的研究和产业化努力密不可分。 正是因为陈立泉有亲身参加工厂生产的经验,他与一般科研人员相比,对具体的生产情况多了一层了解,他常常思索科研成果如何实现产业化的问题。 陈立泉最大的体会之一是:好的技术不一定有好的产品。从自己10多年的产业化经验出发,陈立泉认识到:“好的文章不一定有好的技术,好的技术不一定有好的产品,好的产品不一定有好的市场。”陈立泉说,文章与技术不是一个概念,有很多文章质量很高,但它们并不等同于好的技术,就像科学与技术不是一回事一样。也有很多好的技术成不了好的产品。“但是好的项目一定需要时间,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基础研究与产业化之间如何产生联系的问题,陈立泉认为,机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基础研究的角度看,不断有新成果需要转化;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迫切需要注入新技术,以增强竞争力,这对高新技术公司来说尤其重要。然而,如何将一个产品推向市场,并将这个市场做大做好,并不是科研人员的强项:“市场营销对我们科研院所的人来说是弱项。中科院自己要想管好一个公司是很困难的,这与科研院所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科研院所还是擅长技术研究。”陈立泉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问题:“我们适合做孵化器的工作,小鸡孵出来以后交给公司,由公司去运作,这是最好的模式。”正因为如此,2004年当苏州星恒公司成立之后,陈立泉不再担任技术总监。 另外,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还存在一个导向上的问题。陈立泉认为,科研院所往往太强调文章而不重视成果转化,因此在科研院所,搞产业化的人往往都比较边缘。陈立泉以思索的语气说:“是任务带动学科还是学科带动任务这个问题,已讨论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没辩论清楚。”在他看来,当前应该是“以任务带动学科”为主。也就是说,把国家的战略需求放在首位。陈立泉解释说,这并不是不重视文章,高质量的技术不能少,高质量的文章也不能少,“物理所的一位老领导曾经笑我是‘脚踏两条船’,我的确是强调技术,但我也很重视论文”。 高温超导传奇 陈立泉的过人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他是我国锂电池事业的第一代领头人。大多数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位花了近20年工夫去做电池的人,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同样成果卓著,曾因其在高温超导领域的研究成果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立泉告诉记者,当年的高温超导研究是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 高温超导研究始于1986年。当时,做超导研究的赵忠贤建议陈立泉与他合作开展高温超导方面的研究。陈立泉和夫人黄玉珍与赵忠贤都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学。对于老同学的提议,陈立泉和黄玉珍欣然同意:由赵忠贤组织测试,陈立泉和黄玉珍负责超导材料研制。 当年12月的一天,陈立泉在黄玉珍合成的样品中观察到70K超导迹象。第二天物理所领导组织几位专家讨论后,决定通过媒体发布这一消息。 说到这里,陈立泉笑着说,当时本来是决定在《中国科学报》(时名《科学报》)发消息的,但《中国科学报》那时是每周两期,上一期刚刚印发。物理所科技处一位同志就联系了新华社。 很快《人民日报》也转发了这条新闻。正在外地调研的赵忠贤在火车上听到广播电台的消息,后来他对陈立泉说,该消息的冲击力“就像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消息发布后,外国同行包括许多著名的大科学家,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此事,索要数据。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测试设备落后,实验记录的数据不完整,导致这一超导现象难以重复。陈立泉他们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 当年12月底,物理所领导给陈立泉下达任务:限3个月做出液氮温区超导体。于是陈立泉在巨大的精神和舆论压力下,开始了被他称为一生中最艰苦的实验工作。陈立泉和黄玉珍重新制定了周密、系统的研究方案。与之相配合,赵忠贤成立了第二测试组,以加快实验工作的进展。 陈立泉记得十分清楚,在超导研究最困难的时期,1987年1月30日(大年初二),当时的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到物理所视察,作了三点指示,这对陈立泉及其同事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没过多久,传来美国华人科学家朱经武研制出98K超导体的消息。这对于陈立泉又是一重压力。 事情的转机似乎是很偶然的。1987年2月的一天,陈立泉和黄玉珍讨论工作时决定,为加快样品的筛选速度,不必等到第二次烧结后才送去测试,而是将第一次合成的样品直接送去作抗磁性测量。没想到正是从第一次合成的钇钡铜氧化物样品中发现了液氮温区超导现象,而经过第二次烧结的样品反而不具备超导性。陈立泉赶忙从垃圾筐中找出第一次烧结的几小块样品再去检测,发现每一块都是超导的。他们很快确定是样品的氧含量差异所致。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又先后制备了三批样品,结果三批样品全部超导,临界温度也都在液氮温度以上。直到这时,陈立泉才算松了一口气。 正是由于“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的发现”这一成果,陈立泉获得了1989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总结此事,陈立泉说:科学研究是十分曲折复杂的,其中往往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而偶然性中又隐含着必然性。 难忘402楼 陈立泉的科研成果,包括高温超导和锂离子电池技术,大部分是在物理所402楼做出来的。因此,他对402楼怀有深厚的感情。陈立泉告诉记者,402楼的旧址就在中国科学报社的东边,如今这里是一栋刚刚完工的砖红色新楼。 曾经的402楼不为人所知,不少在物理所工作多年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此楼是上世纪60年代初所建。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楼的质量不大好。地下室渗水,修了数次,越修越漏。稍有大雨,室内水深尺余。由于终年积水,夏天蚊子成群。 就是这样一栋老楼,陈立泉却对其怀有深厚的感情。2010年,物理所决定拆除402楼,在原址建一座10层高的新楼。陈立泉心中十分不舍,这位一生从事科研、并不擅长文辞的人情不自禁写下一篇《402楼祭》。在文章中,陈立泉写道:“我在物理所待了44年,大约40年是在402楼度过的。对402楼,我有很深的感受,颇多怀念……402楼对物理所的贡献是很大的,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甚至是创纪录的。我国第一台固体激光器所用的红宝石就诞生于402楼东厢房。我国高质量的用于光学仪器和谐振器的大块优质水晶就出自西厢房的高压釜中。有人统计过,从402楼的109房间走出了至少6位院士。”由此可见,402楼作为陈立泉一生科研事业的“主战场”,在他心中的分量之重。 采访结束的时候,陈立泉微笑着对记者说,今年令他特别高兴的事情是,他终于可以彻底退休了。因为他所培养的团队已经成长起来,实验室中的人才梯队也已经形成,每人各司其职,都能独当一面。其实在15年以前,他已经在尝试着慢慢退出工作岗位,不再管具体的事情,放手让学生们去做。他笑称,今后自己的作用就是不定期地请科研团队喝喝茶,聚一聚,联络联络感情就行了。 他平和的语气中,有一种朴素、安静的气质,正如他所怀念的那座402老楼:也许它并不风光,并不摩登,但它为中国科学发展所作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人物介绍: 陈立泉,1940年生于四川南充。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曾获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1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固态离子学的研究,是我国固态离子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国际固态离子学及可持续能源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现担任中国固态离子学会名誉理事长,曾任中国固态离子学学会理事长、国际固态离子学会委员和亚洲固态离子学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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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转基因玉米”书面采访(全文)
热度 6 qpzeng 2012-10-11 07:35
《中国科学报》“转基因玉米”书面采访(全文)
今天出版的《中国科学报》第3版“深度”专栏刊载了由该报记者彭科峰撰写的有关法国人转基因玉米致癌实验的“焦点访谈”——“转基因安全之争应止于公开实验”,包括我在内的众多被采访者都发表了个人对该事件的看法,记者也客观地呈现了他们的观点。请有兴趣的关注者前往该专栏阅读(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2/10/264242.shtm )。 由于受到版面限制,本人的书面采访内容(包括图表)未能完整呈现。为此,本人将全文内容贴在下面,供有兴趣者参考。呵呵,可惜它已经不是“焦点”和“热点”了! 转基因玉米致癌试验:谬误还是颠覆? 1、在您的博文中,对于法国科学家的这个试验的严谨性和可靠性存在疑问。请问根据您的了解,这个试验具体存在哪些问题让人对结果存在质疑? 转基因玉米致癌?这是一个非同小可、触目惊心的结论!它不仅直接左右很多国家对转基因技术的国策和民众对转基因产品的态度,而且严重动摇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信念。不论转基因玉米致癌试验是谬误还是颠覆,它必将成为转基因产品研究和开发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大事件! 客观地说,法国科学家从事的这项研究的可取之处在于首次将转基因作物毒性评价的时间从规定的3个月延长到24个月,充分考虑了肿瘤发生和发展所需要的长期孕育这个时间因素。但是,由于实验动物选择失当,实验设计不严谨,导致所得出的结论存疑。 首先是SD大鼠自发性肿瘤发生率太高。如论文的图二中的GMO组所示,吃普通玉米的雄鼠出现肿瘤的比例为13/30个,而吃普通玉米的雌鼠出现肿瘤的比例为19/30个。相比之下,吃11%、22%、33%转基因玉米饲料的雄鼠出现肿瘤的比例分别是14/30、19/30、16/30个,而吃11%、22%、33%转基因玉米饲料的雌鼠出现肿瘤的比例分别是26/30、19/30、25/30个。吃普通玉米喝自来水的雄鼠长出8个肿瘤,雌鼠则长出26个肿瘤,比喝0.09%农达饮水的雄鼠或雌鼠的肿瘤还多(图二中的R组)。从统计学上看,对照组与处理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或0.01),但作者并未就上述数据做任何统计学分析。 其次是SD大鼠寿命太短。Wistar白化大鼠在良好饲养条件及健康状态下,寿命可达2.5-3年,但因其易患慢性呼吸道疾病,通常寿命仅为1.5-2年。用Wistar大鼠培育而成的SD白化大鼠可抵御慢性呼吸道疾病,在SPF环境中可以生存3年(极限寿命)。本研究持续时间为2年,相当于人类从中青年到老年,老龄鼠长肿瘤难以排除自然衰老致瘤的可能性。从图二也可看出,雌鼠乳腺肿瘤高发期出现在400天以后,恰好是SD大鼠进入老龄的临界期,暗示衰老的出现可能与肿瘤的发生同步。另外,无论是对照组还是处理组,雄鼠乳腺肿瘤发病率远低于雌鼠,这与人类中的情形完全相同。 从试验设计方面来看,也存在很大问题。正如伦敦国王学院营养学院Tom Sanders所说:(论文)“没有提供食物摄入量或生长数据。如果摄入量没有限制,这种大鼠很容易出现乳腺肿瘤”。根据常识,过度摄食导致肥胖可引起慢性炎症,长期炎症刺激就能诱发肿瘤。可是,文中清楚地显示大鼠是“自由取食和饮水”。 从表二的数据看,对照组检查2只雄鼠中有2只肝脏病变、检查6只雄鼠中有5只肝消化道(肝、胃、小肠)病变、检查3只雄鼠中有3只肾脏病变;对照组检查8只雌鼠有5只出现乳腺肿瘤、检查10只雌鼠有5只乳腺病变、检查9只雌鼠有6只垂体病变。如果吃普通玉米也会出现高频率病变,就难免让人怀疑普通玉米及转基因玉米是否存在污染(如混入黄曲霉素或其他化学诱变剂)。 从图二的数据还可看出,作者仅用两组对照数据作为雄鼠组和雌鼠组中6个实验的对照,对照大鼠的数目太少(各10只),所获得的数据远远不够,难以做出准确的统计学差异分析。 综上所述,吃转基因玉米饲料并未使大鼠肿瘤发生率明显增高,而乳腺肿瘤在老龄期高发的现象表明可能是因衰老而致瘤,否则不能圆满地解释为何吃普通玉米的大鼠也能长肿瘤?吃转基因玉米多的大鼠竟然比吃转基因玉米少的大鼠肿瘤数目更少?吃转基因玉米的大鼠甚至比吃普通玉米的大鼠肿瘤还少?吃完全一样的转基因玉米却出现雌鼠肿瘤多于雄鼠的奇特现象?这就如同在老人身上做致癌剂的试验,当老人身上长出肿瘤后却无法区分究竟是致癌剂的作用还是因衰老所致。因此,该试验关于转基因玉米致瘤的结论不可靠! 2、根据您的了解,目前国内科学研究人员有无做过类似试验,显示的结果是怎样?您在文中提到的中国科学家短期内的试验结果(博文中),请问您觉得造成这两个结果的差异原因是什么? 正如你提到的,中国学者已经完成耐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玉米的90天毒性试验,而且报告研究结果的学术论文与法国学者的两年毒性评价结果几乎同时在线发表于《食品与化学毒物学》杂志上。两者的重要差别有两点:一是试验时限不一(3个月与两年),二是结论完全不同(无毒与有毒)。 按照以往转基因食品的审批规定,只要求做3个月的毒性试验就可以了。因此,这次法国学者的两年毒性试验首次突破了这个规定的期限。一般来说,只有新药审批要求做致癌试验,大鼠的给药时间应在24个月以上,小鼠、地鼠的给药时间应在18个月以上。也就是说,法国人的毒性试验是按药物毒理学评价标准来做的,并不是食品及转基因食品的评价标准。目前世界上针对转基因食品还没有这样的评价标准。 应该说,中国学者经过3个月的毒性试验没有观察到转基因玉米的致癌现象,而法国学者用不适当的实验动物得出了转基因玉米可能致癌的初步结论。两者实验结果的差异源于评价的时限,尽管他们都使用SD大鼠作为实验材料。之所以转基因食品毒性评价沿用国际通行的3个月标准,是因为此前按该标准审批并未发现任何问题。如果此次法国人的研究结果得到重复验证,预料今后转基因食品的毒性评价试验可能要延长。 我本人是主张做转基因食品(尤其含有毒蛋白)的致癌试验的,但由于该试验的周期长,建议在完成小鼠或大鼠初步评价的基础上,改用寿命更接近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如恒河猴、黑猩猩等)来做,这样可以避免自然衰老的影响。虽然这样做投入的成本会大幅度增加,但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考虑还是值得的。 3、您觉得2年的时间对于一个严谨的科学试验是否太长?太短?还是正好合适?一个让人信服的试验结果应该具备哪些因素? 中国学者发表的90天试验结果,仅仅是按照过去的规定行事。用药物毒性试验类比,只能算作“亚急性或亚慢性毒性试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把给药90天以上的试验划为“慢性毒性试验”;世界卫生组织(WHO)把“慢性毒性试验”定义为3-6个月的试验。因此,法国人的毒性试验期限已远远超过90天以上甚至6个月的标准。 我认为,如果两年毒性试验结果被证明属实,那么当务之急是转基因食品审批部门立即修改审批规则,把转基因食品的审批标准从食品提高到药品或类似于药品,强制性规定转基因食品必须做完基因毒性试验(致癌实验)和生殖毒性试验后才能进入审批程序。 相反,如果这项试验经不起反复验证,加之多年来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结论,转基因食品的毒性试验就没有必要延长到两年,也没有必要将转基因食品审批标准提高到药品审批标准。至于是否对转基因食品进行超过3个月的长期毒性评价,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维持或修订现行标准的决定。 我虽然不认可对法国人这项试验的“阴谋论”或“利益论”指控,但确实有外国专家指责法国人正在玩“垂钓航行”游戏。这是个有趣的钓鱼游戏,不论爱好钓鱼或从没钓过鱼的人都会很喜欢。你要做的就是在规定时间内钓到尽可能多的鱼,你把钓到的鱼出售后换来的钱可以购买更好的钓鱼装备,有了这些装备,你就可以钓到更多更大的鱼! 一项令人信服的实验研究应该设计合理,方法正确,结果可以重复,论文经过同行评议并正式发表,随后不会因为众多专家和读者的质疑而出现作者认错和撤稿的情形,最后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4、针对转基因发展的前景,你在博文中提出了两个策略(“政策”和“市场”),能具体谈一下这两方面么? 转基因阵营与反转基因阵营之间形成“僵局”的历史久远,也许彼此的矛盾永远不可调和,由此而来的是政府的暧昧和民众的疑惑以及科学家的进退两难。解开转基因的“结”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但可以找到妥协方案,那就是一靠政策,二靠市场。 先谈谈怎么靠政策呢?为了杜绝某些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的生态危害,政府部门应该对目前大田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重新核查,一旦发现可能破坏生态环境的转基因作物,应该立即禁止或限制这些转基因作物的大田种植。当然,最保险的方法是将一部分生产高附加值食品、药品、能源和材料的转基因植物改用试管苗快繁技术进行工厂化生产。转基因药品的审批必须走严格的新药审批途径,而转基因食品的审批标准可以从食品上升到药品。同时,为了消除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隐患,研究人员最好不要开发直接食用的含毒蛋白的转基因主粮、蔬菜和水果,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更不要急于颁发转基因主粮、蔬菜和水果的种植和生产许可证。 显然,靠政府监管的许多措施有时可能形同虚设,有时也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转基因作物与普通作物在外观上毫无区别,监管部门逐一查处大田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难上加难。又如,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也不能用肉眼分辨,政府很难阻挡转基因食品流向市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效仿欧盟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严格管制,一要控制转基因产品的进口,二要控制转基因种子的生产和销售。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再谈谈怎么靠市场呢?不管有没有政府监管,也不管监管到不到位,唯一决定转基因产品命运的还是市场。只要政府强制性规定生产厂家必须在转基因产品的外包装上明确标识“转基因产品”字样,民众就拥有了知情权和选择权,买还是不买,完全看他们自己喜不喜欢,不需要其他任何理由。我相信,如果民众不能广泛接受转基因产品,加之转基因产品在温室种植以及审批标准大幅度提高而造成生产成本过高,那么即使它们生产出来并且上市,也会因价格上不具有竞争优势而在市场上只能占很小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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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全球最大巡天望远镜(LSST)上马在即 2012-7-19
yshimp 2012-9-13 08:07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7/267137.shtm 作者:赵路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7-19 大型综合巡天望远镜每3个晚上便会扫描一次天空。图片来源:《自然》 本报讯(记者赵路) 过去的几年对于修建天文台来说并不是最佳时机。然而在这个预算紧缩、工期延误的世界中,大型综合巡天望远镜(LSST)却要逆流而上。以美国为首的这项建造全球最强大天空绘图机的计划,如今已经敲定了为项目运作投钱的国际合作伙伴——该项目计划于2022年启动。这些承诺将有助于确保该计划获得来自一个最关键机构的最终祝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一个委员会本周正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对此展开讨论。 在其坐落的智利帕切翁山上,这架拟建的直径8.36米的望远镜每3个晚上便会对整个南方天空进行绘图,从而生成大量瞬时事件的数据,例如超新星和掠过地球的小行星,同时还将有助于天文学家摸清暗能量的本质,而后者正在加速宇宙的膨胀。大规模的计算中心将能够存储这些数据,并让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可以远程访问它们。部分天空的快照将会每分钟发布,而更详细的地图则会每年出版一次。 这一项目反映了天文学正在从单个天体的研究向大数据和全面观测进行转移。它具有广泛的吸引力——2010年,该计划名列美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领域十年际资金优先支持的第一名。这架望远镜预计将比斯隆数字巡天计划——一个高产的北方天空调查项目——产生更多的数据。事实上,用不了两个晚上,LSST便能够覆盖“斯隆”在8年中管理的相同数量的天空。 组织者相信他们将能够筹措到建设望远镜所用的资金。在慈善家比尔·盖茨和查尔斯·西蒙尼共同出资3000万美元的帮助下,该项目已经开始安装它的主镜。美国能源部(DOE)已经承诺将为32亿像素的照相机出资1.6亿美元,而NSF则希望可以提供4.66亿美元用于望远镜其余部分的建设。 但组织者更关心的是数据中心运作所需的高成本——这些中心需要处理望远镜每晚所产生的13太字节的数据。LSST项目主管、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物理学家Anthony Tyson表示,NSF在2011年告诉他,将国际筹款努力的重点从建设转向操作。 该项目开拓了创新的合作模式。在大部分天文学合作中,各成员获得的望远镜使用时间份额与其投入的金钱是成正比的。但是就LSST而言,机构可以购买数据:每年2万美元的支出可以确保一位首席调查员、两个博士后研究人员和无限量研究生的使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非营利的LSST公司董事长Sidney Wolff就说:“这是一项很好的交易,不是吗?” Tyson发现招募合作伙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说,这件事已经在各国的天文学家之间流传,很多机构很快便要求加入其中。“就像雨后春笋般。”Tyson说,“我可以保持清醒的是,这是纯粹的小时数的限制。”截至今年4月,他便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来自26个国家的研究机构递交了68份意向书,足以覆盖3700万年度运营费用的1/3。然而第一轮融资已经对新的合作伙伴关上了大门,Tyson表示,一些国家,例如法国的天文学家对于他们错过了这样一个机会感到非常失望。(来自美国和项目所在国智利的天文学家可以无限量地免费使用数据。) 国际上的支持让NSF感到放心——评审委员会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8日批准该项计划,而这将使得NSF能够向国会申请2014年的建设经费。LSST项目副主任、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市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物理学家Steven Kahn表示:“我们相当有信心。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有许多障碍,但都已被我们克服了。” 加拿大物理学家Andy Woodsworth认为,LSST已经找到立足点。他说:“进行这项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中国科学报》 (2012-07-19 A2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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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科学报:青年教师职称评定之痛
songhaiyu 2012-9-3 19:47
围绕着职称晋升与学术良知,近期的中国高校学术圈并不平静。 教育专家认为,当前的职称评定标准除了行政化的问题,还体现在高度的简单化。如果不改变行政化的大环境,在目前的体制下,只能从道德角度强调行政人员、学术人员自律。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湖南高校职称评委开房收钱,被称为“已是公开的秘密”。西北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谌洪果对媒体表态:“这辈子坚决不再参评什么教授职称了。”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江南,专注教学忽略科研,被学院停止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 想要晋升,不少人就要蹚利益这片浑水;想要专注,一些人又要被标准驱除。如何处理“锦绣前程”与“内心坚守”,一些年轻的高校教师“被陷入”尴尬境地。 论文看口袋,课题看人情,职称看运气 “论文看口袋,课题看人情,职称看运气”,安徽一家省级院校讲师夏言的一句顺口溜,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青年教师评职称的辛酸。 “可不是嘛,论文的版面费触目惊心。”辽宁某“211工程”高校讲师李青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一位朋友为了评职称,在社科院一个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光版面费就花去了2万元,“这还是认识里头的人,不然还不给发”。 花钱,还不是让夏言最纠心的问题。“论文投稿与职称挂钩,核心期刊一看论文署名处是讲师,不管质量好坏,直接就搁到一边。”夏言坦言,身边同事发论文常遇到这个问题。 而让李青“最痛苦的事”是课题怎样也申请不下来。“我工作后申请了五六次课题,每年申请两三次,均未成功,甚至在学校这关就过不去。” 曾有一段时间,李青一度怀疑自己的科研水平。但是,“我不敢说我的课题比同事们的好,但他们的并不比我的好”。懊恼之际,她请教了一个外专业的审核人,对方明白无误地告诉她这样一个情况——“我还不清楚次日要去担任课题评审组的评委,可当晚就有很多人打电话来拜托投票”。 博士并非就读于该校,且与学校学术圈里的人不熟识。李青叹言:“课题这关,我是过不去了。” 北京某市属高校讲师方李告诉记者,评职称难的趋势,已开始向下蔓延。去年,他的两位同事各项条件齐全,但受到名额限制,连讲师也没评上。“这在过去,或是在一些‘211工程’、‘985工程’高校不可能发生的。” 方李本人也具备了申请副教授的资格,当记者问到今年是否有申请,方李哈哈大笑,说:“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学校都是快到40岁才能评上副教授。”记者追问原因,方李说:“没有为什么,这就是惯例。我们有年轻同事今年申请,但是大家都觉得他评不上,也许他只是在碰运气。” 被赶进角落里的教学质量 上午刚上完4节课,下午马上要参加学生活动,晚上就得写出活动总结。李青像一个陀螺,一天到晚忙得很无奈。她一个星期要上20节课,还要为本科生、研究生备课。教改后需要备课、做教案的新课,学校里的一些活动,像她这样的年轻老师就必须上。 李青忙碌的原因并不复杂。一节课几十块钱,一个课题几十万元,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们,一旦有了课题资源,大多不愿意上课。 她所在的大学评职称,主要考查论文、课题、教学质量、课时量。四者缺一不可,各自权重为25%。如果科研好,学校还有破格的机制。但是,她从未听说过,哪位老师教学好,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教授。 据她介绍,在教学指标上学校主要参考课时量、督导团及同行评价。课时量有一个基本要求,会参考教学对象、基础课程。教学督导团由退休的老教师组成,听课后打分。此外,再由一位同事进行打分。 “课时量是比较好操作的。”李青解释,教授没时间上课,依然把名字上报到教务处,然后请不差课时的年轻老师来上,或是商量商量“今年你替我上,明年我替你上”。同事之间的评价,攸关彼此利益和人情,自然分数不会低。换而言之,真正有意义的仅为分值占教学质量20%左右的督导团评分。 与李青所在的大学大同小异,方李学校多了一项学生评分。该校大三学生小周告诉记者,得分最高的老师,往往是跟同学关系最好的老师,“教学质量如何还真不好说”。 在教师考核上,一些高校并没有明确划分教学型、教学科研型岗位,这种情况下大多数老师被自动归类为教学科研型,甚至在一些以“教学型”为主的地方院校,在职称评定问题上仍然对科研设高门槛。 “都做科研去了,教学质量怎么保证?”私底下,夏言和同事们都有这样的疑问。 评聘分开不是治本的办法 评上教授、副教授后,不思进取者依然大有人在。 原则上来说,李青作为讲师,不具备给研究生上课的资格,“但是教授不去上课,只能让我去”。即便一些教授去上课,一年也只是象征性地上一门课,并且没花多少心思去更新教案。“这个现象在高校里很普遍”。 方李告诉记者,自己所在院校岗位每三年一聘,如完不成任务,来年只能聘更差的岗位。“虽然设有条框,但所定标准并不高,接近100%的人都能完成。” 在他的印象中,只有一名教师因科研不足,被调离至学校特设的一个实验室岗位。“我所理解的‘聘’是‘评’完之后大家择优竞争上岗,但是在学校领导看来不可以。” 在中国高校职称评聘结合的大环境下,评聘分离被视为一种“更科学”的办法,但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 “评聘分开、高职低聘都是行政化的产物。”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打了一个比方,在现行的体制下,评职称让一个人战斗了一回合,聘岗位又得让这个人战斗另一回合。 “高职低聘或低职高聘,它都是对评审制度的一种讽刺。有了职称评审制度,再去高职低聘或低职高聘,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吗?”别敦荣说。 他解释道,评聘分开实质是设置了两道行政程序,而后面的一道程序似乎是用来纠正前一道程序的弊端。“在人治体制下,如果评还有所谓的标准,那么聘并非以标准衡量,聘的标准是有什么岗聘什么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又给行政提供了‘寻租’的机会,逼得教师们去公关、走关系,而且这次公关很明显就是对本校领导。” 别敦荣认为,如果不改变行政化的大环境,在目前的体制下,只能从道德角度强调行政人员、学术人员自律。 职称评定的“理想国” 工作年限用手指就可以数出来,课时量仅体现上课数量,发论文只看数量、刊物级别,搞科研只看课题级别、获奖情况。 “所有的标准都是行政标准,并不能与质量相对应。”别敦荣说,“说句不好听的,参照这些指标,学会加减法的小学生就能判断谁能评上教授。” “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让职称评定回归本位。”这不只是别敦荣的声音,也是中国教育专家、高校教师共同的呼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要实现职称评定合理化,首先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年薪制。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对于教师的评价、考核这类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应由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负责,行政只是执行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决策。纵使获得千万元的课题,科研提成也应有所限制,规定教师年收入不得超过确定的年薪额,不可以创收无止境。从而避免教师受绩效考核而急功近利,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重视科研而怠慢教学。 别敦荣对此表示赞同,在他看来,学术权力如回归到学校,学校应该拿出空余岗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本校、外校教师参加竞争必须一视同仁,“从而在优胜劣汰中保障优中选优,而不是矮子里面拔将军”。 “当前的职称评定标准除了行政化的问题,还体现在高度的简单化。”别敦荣说,“学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高度简单化带来的问题是每个人看似都有评判教授的权力,而且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判断谁能当教授。” 他解释说,学术领域最重要的是同领域专家的评定,而如今的学术评审多是非同行评审,职称评审的材料送到参评专家手中,往往只有一两位专家了解该领域,因此只好看谁的影响因子高让谁上,而忽略了学术实际的水平。“应该选择最能代表申请人学术水平的作品,让同行专家去判断。” 《中国科学报》 (2012-05-30 B1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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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动态与评议
热度 3 zhaodl 2012-8-24 20:03
《关于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发布以后,在期刊出版界,特别是在高校期刊界反映激烈,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恐慌、有的愤恨、有的观望、有的迷茫、有的惋惜、有的准备逃亡、有的慷慨陈词、也有的漠不关心。我也因此发表了一些看法。同时,在后台,研究会乃至高校主管部门也都没有等闲视之。   在第一时间,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通过网站( www.cujs.com )、QQ群,转发相关文件和大家从不同角度发表的言论。理事长颜帅,也在个人博客( http://blog.sina.com.cn/yersin2727 )上发文讨论。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也通过邮件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借助借乌鲁木齐会议、上海会议的机会,专门安排时间听取大家意见。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在哈尔滨培训班上也有安排。   8月22日,教育部社科司徐维凡副司长、出版处田敬诚处长,在北京,借中国期刊学会换届会议期间,专门召集高校期刊界的代表召开座谈会,听取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和科技期刊研究会的意见。   文科学报研究会和科技期刊研究会,分别将各自收集整理的意见和建议,报送了主管部门。   据我了解,高校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事宜已经上到主管部门的议程,并且有明确态度:要探讨如何改革,如何改的更有利于发展,而不是质疑和否定。   我认为:改革涉及面广、量大,纷纷扬扬的议论过后,关键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措施上。为此,主管部门的下一步任务应该是具体在《办法》的框架下——在《办法》允许的或没有明确的范围内,结合高校期刊的性质和定位,拿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或者说是可选择的方案。其中,明确一些具体的问题——大家关心的具体问题。   因此,现在的任务不是“泛泛而谈”,不是制造氛围,改革大局一定,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如何改革才可以:既搞活“经营”,又保持学术发展;既规范出版单位,又不会造成大的动荡。我认为:目前我们讨论的方向有些偏离——对立!对立的原因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将学术和出版分开!将学术工作和出版工作混在一起,将个人和编辑部混在一起。《办法》针对的是编辑部体制,或者叫编辑部出版体制,而不是编辑部所承担的全部任务;是确立期刊出版主体,而不是全部编辑部的人员转企! 为此,我建议大家在“出版单位”和“学术组织”,两个方面分别提一些“需要”主管部门明确的问题——出版单位主管部门没有太大的权限,而对于学校如何对待“学术组织”还是有建议权的。   还是提一下有建设性的意见有用,否则,主管部门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避免”学术的荒废不是!   刚才有朋友给我通报:中南某省局吹风会透露出“可能推迟到十八大后启动”的讯息。我认为这是早晚的事,不会改变大局。无论以后的人事是否变化,出版单位改革的方向不会变化——因为这是“出版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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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海辉博主被《中国科学报》报道
热度 2 Wuyishan 2012-8-10 11:09
享受美食 烘焙生活 ■本报实习生 贡晓丽 一杯香气氤氲的巧克力加热之后,散发着浓郁的甜柔味道,还未尝,表层浮起的一圈褐色泡沫绕杯铺展开来,已经勾起了味蕾的无限欲望。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应用数学系副教授王海辉的办公室,我有幸尝到了王海辉煮的巧克力饮品。据她说,这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只给几个学生喝过,一般人是喝不到的”。 做饭,享受过程 浏览王海辉的科学网博客,蛋糕、蛋挞、曲奇、葱油饼、锅贴、剁椒鱼头、炖排骨……从甜点小吃到家常主食再到宴请菜品,琳琅满目的吃食,都是王海辉自己在家制作出来的。喜欢美食者众,为了美食不辞辛苦亲自实践者少,王海辉就属于少数人当中的一个。 2010年2月,王海辉在美国交流访问一年之后回国,做饭的兴趣也是在这一年的国外生活中培养起来的。“在国外的时候,都是自己做饭。去华人超市买很多材料回来,大家还交流做饭的菜谱和经验。”之前她对做饭并没有太大兴趣,但是西餐吃久了总会觉得单调,不如自己倒饬点吃的来得自在。 在国外做的最多的是中餐,可是口味还是会不自觉受到西餐的熏染。回国之后的王海辉带着对蛋糕、面包等甜点的想念开始自己寻找制作途径。由于家附近当时没有卖烘焙材料的商店,买不到现成的,她就带着女儿跑了很远的路买回做蛋糕的工具、模子。 “我喜欢做饭的过程,有家人在等待品尝你做的美食,想想心里就很幸福。”耳濡目染之下,王海辉8岁的女儿也能够帮着妈妈做些家常菜了。“我俩一起在厨房准备工具,清洗食材,这本身就是对她动手能力的锻炼,她也很喜欢做饭呢。” 自己做的食物一个好处就是实惠、放心、绝无添加剂。王海辉认为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有很多乐趣和创意在里面,可以加自己喜欢的材料,更有营养。 Apple,家乡情怀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王海辉也不例外,已近不惑之年的她,仍然会为了保持身材穿上减肥衣,在操场跑步锻炼。减肥只是个由头,学生时代的王海辉就是校队的篮球队员,还擅长羽毛球和长跑。 喜欢运动的王海辉自然不会错过近日的奥运比赛,晚上的宵夜就是自己烤的面包,“减肥的意志这时候最薄弱了。”王海辉笑道。喜欢美食,也不放弃锻炼的机会,王海辉现在一直坚持的运动是游泳和长跑。 爱好和专业并不矛盾,说不定还能互相促进,触类旁通。“大师级的人物总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在美国访问期间,王海辉的导师,一位70多岁的外国老人,每天中午游泳一个小时,从不间断,“他精力非常充沛,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我有时交论文都要在线等他到半夜”。 作为一个山东烟台人,除了喜欢面食,王海辉更是将家乡的特产——苹果用到了所有的网络名称当中。她的邮箱或者博客,“Apple”随处可见,“这是种家乡的情怀吧,跟乔布斯的苹果没有关系哦”。 幸福,无关文凭 作为一名老师,王海辉深切地感到很多学生的压抑与无奈。每年9月份她都要带大一新生的课程,“很多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报各种各样的学习班,为了加分,为了升学,被逼得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一上大学就突然没有压力了,不会自主学习了”。因此,王海辉给自己女儿报名的学习班都是女儿自己感兴趣,愿意参与的“玩乐”项目,“她喜欢画画、唱歌,都是学习之外的,现在报了个游泳课,天天就是玩儿”。 王海辉认为文凭的高低其实跟今后的幸福程度关系不大,她更希望女儿保持健康的身心,愉快地长大。在王海辉放羊式的教育理念下,她的女儿学习成绩很好,“她经常在枕头下给我放些她画的漫画,写上‘妈妈辛苦了’的话,很懂事,我也很开心。”谈起女儿,王海辉禁不住流露出了作为母亲的欣慰和幸福。 尊重,赢得信任 北航每年都会对老师的教学质量在学生当中开展评调,2011~2012学年,169个老师、平均分95,王海辉获得了98分,排名第一。“我跟学生的关系特别融洽,大家一块讨论问题,互相比着写论文,我从来不会训斥他们,互相尊重,才能赢得信任。” 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就来北航做老师,从拿奖学金、生活自在的学生到有了房子、职称压力的老师,“以前我总是以悲观的眼光看待事情,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感觉很累”。带着北大优秀毕业生的光环,傲气未脱的王海辉确实吃了不少苦头。“人总是要经历一个艰难的阶段,原来是方的,现在成了一个圆,方形是走不动的,圆形轻轻一推就走很远……” 生活教会王海辉豁达和睿智,也让她最大程度地优化了自己的生活。“工作要认真、尽力地完成,不用太在乎能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只要努力了就不会没有结果的,只是结果大小和早晚的事情。” 《中国科学报》 (2012-08-10 B3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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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快报——博文《情陷泼水结》在《中国科学报》博客版发表
hillside 2012-7-30 16:43
我前几日有感于北京暴雨,写了一篇博文《情陷泼水结》挂在科学网上,蒙《中国科学报》驻《科学网》 张其瑶 编辑留意,希望发表。我当然乐于从命。 其实,这个话题有些沉重。我希望城市暴雨造成的灾害来得越少越好。北京尚且造成如此大的人员伤亡,其它城市未雨绸缪事不宜迟。 看得出,张编辑是位敬业的编辑,我的博文《情陷泼水结》在科学网并未受到关注,推荐者只有1人。然而她依然进入了张编辑的法眼,在此一并向张编辑表示感谢。 现附上张编辑的两次短信: 张其瑶 6 天前 陈老师您好!我是中国科学报编辑张其瑶,我们开了一个博客版,想刊发一下您的《情陷泼水结——城市排污与城市排水的两难困境》一文,希望得到您的许可。详情您可以在这个网址看到: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 ... =blogid=470336 张其瑶 3 小时前 陈老师好!您的文章已经在本报7月27日刊发, 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15034 ,您可以在这个网址看到电子版,谢谢您的支持!还请您告知通讯地址和邮编,我们会为您寄送样报和稿费。 陈老师好!您的文章已经在本报7月27日刊发, 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15034 ,您可以在这个网址看到电子版,谢谢您的支持! 补注:样报和稿费均已收到。感谢张编辑对蜗居科学网一角、蜘蛛爬网般所发感想的一份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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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公共卫生全球化
jiaguangjia 2012-7-29 12:43
中国科学报:公共卫生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 胡玉坤 因全球化进程引发或加速的宏观社会经济变迁,其中包括经济一体化、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迁徙、贫富两极分化、环境退化乃至全球气候变暖等等,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地球村”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势不可挡的全球化也无可规避地制造、催生并加剧了大量公共卫生问题,并戏剧性地改变了全球疾病谱。当前,无论是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抑或对大众健康的其他威胁,正逐渐变成越来越复杂化且多样化的全球性挑战。 遭遇疾病全球化威胁 全世界正面临日趋严重的非传染性疾病的威胁。在20世纪,由于抗生素和疫苗的发明和普遍使用,加之其他公共卫生干预等,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传染性疾病的发病和死亡负担已大为降低。伴随全球化的推进,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转变。诸如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症、恶性肿瘤、中风、糖尿病等原先被视为富裕社会独有现象的非传染性慢性病也开始侵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死于非传染病和伤损的人数也迅速上升,并超过传染病带来的疾病和死亡负担。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2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1/3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1/10的人患有糖尿病,12%的人患有肥胖症。仅2008年,全球约有3600万人死于非传染疾病,约占当年世界死亡总人口的63%。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趋势会不断加剧,未来死于非传染疾病的人数还将继续增多。该统计报告预计,到2030年,全球死于非传染疾病的人口将增至5500万。 与此同时,各种新旧传染病仍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急剧变迁,像肺结核、疟疾、梅毒等死灰复燃。其中,结核病是全世界传染病中的最大杀手,每年夺去约200万~300万人的生命。值得关注的是,大流感、疟疾、结核病等传统疾病不断产生变种,并增强了抗药性,从而使这些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变得更加繁复。更令人担忧的是,艾滋病、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和禽流感等具有更强传播性与更大威胁性的一些新型传染病,也开始滋生和蔓延。这些传染病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演变为跨国越界的全球性危机,因而对全球公共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过程使病媒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将疾病和死亡风险带到地球各个角落。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便是疾病全球化的一个典型例子。自1981年美国发现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不管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如何,迄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将艾滋病阻挡在国门之外。尽管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作了不懈的努力,但艾滋病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 公共卫生危机愈发不可控 在如今全球化的世界里,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也变得难以预料,并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动态模式。2003年SARS的暴发和传播便是一个明证。该疫情源于广东,但很快沿国际航线在半年之间迅速蔓延到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8000多人发病,700多人死亡。SARS时疫不仅对人类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而且对一些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乃至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亚洲各国总的花销和商业损失估计高达600亿美元。继SARS之后,禽流感、甲型H1N1等在全球传播的传染性疾病也接踵而至。这类传染病引发的全球性危机不仅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而且还影响到全球安全。诸如此类的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还有可能在“地球村”不断上演。 当代的全球化进程无疑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挑战。人员、货物、资本、技术及思想文化往往以超乎人们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食品生产、制造和销售全球化了,旅游业全球化了,因广告和营销策略的全球传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全球化了。全球航空公司每年运载的乘客高达20亿人次,在人类和货物快速流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同时,也有可能使传染性疾病随之在短短数小时之内由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 一些时疫不但会传播得更遥远,而且有可能扩散到地球每一个角落,从而对全球每个人构成威胁。全球化有可能使来自异域的地方性瘟疫演变成为全球性灾难。公共卫生问题的跨国化意味着人类健康的决定因素已不再局限于本国的地理疆界之内,而且充满了未知数和不确定性。这导致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难以孤军抗击一些全球性疾病的入侵和蔓延。 公共卫生全球化的考验 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全球化时代,地区和国家之间以及一国之内不同人口群体之间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也日益体现为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由于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穷人与富人以及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发展鸿沟越来越大,不同人群在医疗保健服务利用上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放眼全球,因全球化过程而扩大的健康不公平大大加剧了弱势人群的健康风险和脆弱性。迄今全世界每年仍有1000多万儿童和孕妇死于可以预防或医治的疾病。国与国之间的预期寿命之差高达近50岁,一国之内有的也相差20岁以上。这显然都是全球和地方各级权力失衡和社会极度不公平的产物。单靠各国各自为战显然是难以战胜的。 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很多公共卫生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更多的则是因全球化过程而变复杂化了,或因全球化冲击而前所未有地被凸显和放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化使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变得十分迫切且极其必要。世界各国的依存性和脆弱性因此成为刺激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一个助推器。 公共卫生问题的跨国化也促进了公共卫生干预的全球化。鉴于公共卫生干预对于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福祉的巨大潜力,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介入其中并进行了大量干预。公共卫生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国际发展议程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下,联合国系统对健康与发展采取了以人权为本的整合性探讨。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及据此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将健康置于发展议程的核心位置。最初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八大目标中有三大项、18项具体目标中有8项、48个指标中有18项都同健康有关。这三大目标分别是: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健康、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这是国际社会迄今所作出的最雄心勃勃的发展承诺,也可以说是公共卫生干预方面国际合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近年来,有关健康与发展的国际政策与立法措施不断推出,而且愈来愈关注全球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例如2005年第六届健康促进国际大会通过的《关于在全球化世界中健康促进的曼谷宪章》。同时,各国在加强全球防范并应对共同挑战上也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其中,《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3年)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是国际公共卫生政策新发展的两个标志性成果。 概言之,全球化既导致或加剧了大量跨国化和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也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干预提供了各种新机遇。在这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时代,全球重构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不可回避的重大政策问题。作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很高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显然不能对健康风险和疾病的全球化掉以轻心。利用全球变迁提供的机会在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撞击中寻找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的创新战略,无疑已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严峻挑战。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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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国科学报》基金调查问题
热度 13 max 2012-7-18 11:47
1. 在您的评审中,申请书中出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请注明评审的项目类型) 本来基金的灵魂是“创新”,但是当所有的申请书创新性都不足时,只能退而求其次——“研究基础”。而研究基础的重要体现就是“论文”,不一定追求高,只要你暂时开展工作即可。 尤其,某些年轻人,认为他们是做大事情的,是国家栋梁,对细节根本就不重视,即使我们自己人当面指出,很多也是不改,并且百般辩解。而在正式评审阶段是没有辩解的机会,所以有时也许思路不错,但是多个细节破坏了申请书的整体印象,只能给一个“创新性”不足。 2. 在您的评审中,申请书中出现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青年基金,一般格式凌乱,细节总能找到很多错误,还没有到审查“创新性”时,就先失一局。 面上项目,一般细节注意的不错,但是研究基础是其致命弱点,导致“研究目标”总是强调一个看得见的“设备”。 3. 您认为申请书中最容易出现的错误是哪些? 格式,尤其是参考文献的格式,这个完全可以看出申请者的基本素质。 4. 今年评审中,申请书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有什么变化? 本人去年是第一年评审,今年是第二年评审。感觉水平基本稳定,青年基金水平明显上升,所以评审 5份 ,同意资助 4 份。 5. 您认为,今年申请书总体水平怎样? 面上项目与去年持平,青年基金水平提升很快。可以看出,年轻人是未来科研的主力军。尤其,高校的博士如果在学生时代不是完全混文凭者,一般三 年内中基金是没问题的,对年轻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6. 您对申请者有那些意见建议? 创新,是“灵魂”,但是创新不是空穴来风,一定要在某一高度上创新。 目标,一定要具有理论性,不能仅是做“设备”和“实验”,这是工科容易犯的错误。当然,“理论”不是那么容易研究的。本来,自然基金就不是让全国人民都来做的一件事情。毫不夸张地说,就是一部分人的专利。 研究内容,一定要有章可循。 格式和细节,不能为你加分,但是一定是个“减分项”,争取让减分项为零。 7. 其他您认为重要的。 申请基金只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多和同行交流,一般三 年之内一定能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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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评价大学教师
pikeliu 2012-7-13 11:10
作者:何士刚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1-4 7:16:46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也谈评价大学教师 ■何士刚 在写了《科学不应该成为职业》后,自然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教师,如何评价医生,因为有难度,所以目前大家都很弱智地用并不合适评价研究的方法来评价所有的事。今天YC(指曾泳春——编者注)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来试图回答下。 YC已经指出,教师的责任有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不好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有点额外的感觉,做了当然好,不做可能也并不妨碍成为好老师。 现有的科研评价制度已经比较健全了,用得对不对是问题。总体来说,同行评议是国际通用的方式。比如,评价我本人也许可以给做视网膜研究的科学家发个问卷,问在视网膜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十个人是谁?交集部分可能是大家公认的权威了。然后请这些人来评价下我的工作,应该可以得到比较可靠的评价。据说耶鲁的教授“天牛”(指tenure track制度)时就这么做的。当然,这样做费时费力,在国内很少有人做。再说了,你去问别人说不定还懒得理你。所以大家就用小学生都会的方法,加影响因子。其实这是很荒唐的。但我们却乐此不疲。 评价教学虽然比较难,但依然是有办法的。YC提到的问题当然都存在,像考试的难度等等,还比如我以前在讲香港教课感受的文章里也提到,香港的教授不太敢批评学生,因为学生的评价对他们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只是简单地总结学生的评价也是不可取的。但学生是教学的对象,评价教学效果不听受众的意见肯定也有问题。我是永远有解决方案的,是否会被采用是问题。 要认真评价教学,应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学生的评价。当然不是全部学生打分的平均,这样极少数学生报复性的低分会影响对教师的评价,而应该学习体操比赛的办法,去掉10%的最高分,去掉10%的最低分,然后再平均。只要相信大多数学生对老师教学的水平,包括备课的认真程度、讲解的清晰程度能有公正的评价,那么这样的分数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老师的教学水平。此外,还可以组织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不定期地抽查被评价老师的教学情况,汇总这两方面的评估,应该能够比较公正、全面地获得教学水平的评价。 按照一定比例来考查这两方面的成绩,就能得出对一个教师的评价。当然,标准应该一致,但比例也不应该一成不变。主要从事教学的教师,教学分也许能占70%,而主要从事研究的老师,教学成绩的比例可以稍微低些。 当然这样的评价在实施过程中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考虑,比如,抽查的老师如何组成、是否应该请校外的老师参评以避免人情的因素等等。 扔一块砖,希望能引出玉! (http://blog.sciencenet.cn/u/shiganghe) zengfeng 师生双方完全自主互相选择,可以优胜劣汰。 博主回复:您讲的对研究生是可以的,但本科教学也许并不可行,对每一门课要开多少让学生选呢?总不能在同一时间由10个老师同时讲细胞生物学吧。 limeng1973 不过国内的人际关系搞得实在是太厉害,只怕什么方法都逃不过被人际关系弄得一塌糊涂的厄运! 博主回复:可以想办法避免问题。只要方向正确,做比不做好。 sulihong 同行评议应当占最大比重,然后才是其他。有时候,有的问题很复杂或者专业性强,老实做事反而不如做表面功夫风光,这时需要的是同行专业人士的慧眼才可洞察。但是不懂专业评价者也只能数字量化,因为来得简单,小学生就能看懂。 qiongjiaoshou 你的科研评估可行,但在全世界范围找10个同行专家成本太高。少数名校可能可以,推广到全国那会让全世界专家累死。教学评估好像不能简单,因为学生的私利夹杂其中。为了公平起见,可以对学生按成绩进行分类,不同类别的学生评价权值不同,比如说,优异生和差生权值各为0.2,中间为0.8,学生总的评价=(优异生评价均值+差生评价均值)×0.2+中间评价均值×0.8。学生的考试应由独立的第三方命题和阅卷。 《中国科学报》 (2012-01-04 A3 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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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大学教师
pikeliu 2012-7-13 11:07
作者:曾泳春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1-4 7:16:46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如何评价一个大学教师 本期关键词:评价大学教师 大学教师能用业绩来评价吗?那么业绩所支撑的是什么,是培养学生的多少,科研做得多少,还是培养学生的好坏,科研做得好坏?从企业走到大学,这是我一直困惑的问题。 造成这样的困境的原因在于我们将评价方式固定在了总结性评价这一种方式上。其实更重要的发展性评价,则是我们在评价大学教师的时候应该采用的最主要的方式。 ■曾泳春 对一个企业的评价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企业有一个比较单一的目标:盈利。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因此,对企业员工的评价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业绩,而业绩所支撑的就是盈利。 但是对一个大学的评价就不那么容易了,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培养人才、促进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我还有疑问,不知有没有更专业的说法)。利润肯定不可以用来评价大学,为公众做了哪些服务,也不适合用来评价大学。同理,评价一个大学教师,也是不容易操作的。大学教师能用业绩来评价吗?那么业绩所支撑的是什么,是培养学生的多少,科研做得多少,还是培养学生的好坏,科研做得好坏?从企业走到大学,这是我一直困惑的问题。 大学教师有三个职责: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服务先不谈,有活就干,没活也不能抢。而对于教学和科研,我一直困惑的是如何评价。就教学来说,如何评价一个大学教师课上得好呢?我曾经以不经意的方式询问过学生:你们如何决定选哪个老师的课?学生的回答是这样的:大部分学生选课看这个老师给的分高不高,因为要评奖学金,分数很重要;再有一部分学生看上这个老师的课轻松不轻松,比如考试前划重点,上课一直就像考试辅导,这样上完这门课考试时轻松就能拿高分;再后才有少部分学生看老师课讲得好不好。也就是说,看学生的选课情况,是很难判断一个老师课上得好不好的。况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教师还算负责认真的话,大学教师上课是很难分出伯仲的,各有各的特点,除非有特别好和特别差的。上课不是一个特别考验大学教师才能的东西,只要够认真负责,大多数大学教师都能胜任上课。所以,用上课来评价大学教师,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那么只有科研了,虽然用科研考核大学教师的骂声很大,但我觉得也只能用科研来评价。大学教师的科研在为社会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包括了培养研究生,因此责任重大。那么如何评价一个大学教师的科研水平呢?这真是一个难题,目前我们通常是以发表文章和专利,以及获得科研经费资助的数量来评价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数数,数文章数、数点数、数科研经费数。这个就引发了N多的口水战,有人说华丽丽滴SCI不能作为评价的唯一依据,有人就反驳说基础研究就只能看华丽丽滴SCI,而且我不保证我这些华丽丽滴SCI有任何应用的价值。做技术的就又叫起来,你做不知有没有应用价值的研究,就不能要大笔的经费;你用大笔的钱,做你不关心也不知道有没有应用价值的科学研究,然后获得极高的评价,这样三赢的事情,是不合理的。做科学的又反驳说,我们做的是揭示自然规律的阳春白雪的科学,而你们总用下里巴人的技术眼光来看我们,鼠目寸光,中国的科研落到你们手里,真是悲哀。 好吧,就这么吵来吵去,搞得导师和研究生也吵起来了。研究生说:导师必须以培养学生为最重要的目标,以为学生考虑为最重要的事情。教授说:亲,我要培养你们,我还要为受众面更广的本科生上好课,我还有自己的研究计划,毕竟我的科研也不能只停留在培养研究生的花拳绣腿上,还要促进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啊! 所以,究竟如何评价一个大学教师,我算不算一个优秀的大学教师?仰望星空,我发现依然无解。还是,低头泡茶吧! (http://blog.sciencenet.cn/u/YC2011) relaxation 本博文所言之事没有简单解。大学的主要产品是学生,评价学校和老师离不开产品的合格率。因此评价涉及“师”、“生”两个方面,既有客观指标/主观指标,又有直接指标/间接指标。大学教师中有一定比例的人还是研究生导师,前者侧重“教”,传授已知的知识;后者侧重“导”,探索未知的领域,评价指标也会有差异。 评价研究生导师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学生与导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容易找到客观和直接的指标来评价。而大学教师与学生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不容易找出客观和直接的评价指标,主观和间接的评价指标受许多不定因素影响,导致评价结果的合理性难以预测。 可以用是否合格作为评价的基准,这个应该是刚性的。优秀和杰出是弹性的,不同的学校很难统一标准。评价指标还可以分为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应该包括诚实、善良、正派、敬业、真心为学生着想等,能够为人师表。充分条件很难列全,作为合格教师的要求至少应包括胜任一线的教学工作、通过科研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得到所教学生中多数人的合理认可(“考试前划重点,上课一直就像考试辅导”所得到的认可就属于不合理的认可)等,能够正确地引导学生。 现今流行于大学中的记工分式的评价方法是十分不合理的,把授课、项目、经费、文章、专利等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折合量化后给出综合分,能反映什么问题呢?如果一个教师其他方面得分都不错,但就是对授课不上心,能说他是一个合格的教师吗? 其实你不必困惑,做到合格就可以问心无愧。至于是否优秀是见仁见智的事,不必太在意。 zuobuli 这个问题很大,困惑很正常。老夫想这应该跟从哪嘎达来发出的评价有关。 博文所说的应该是学校、院系方面的系统内部评价,当然也会被其他多数院校所认同,因为在高校中基本评价方式是一致的。但这个“多系统”不等同于社会甚至国家(即便教育科研系统都认可,老夫这里的国家指的不是政府部门的组合,而是公众利益上的社会需求)。 总体上,当前高校对教师的评价原则是以“系统内部需求”方式来衡量教师,它要求教师满足“经费”获取、名声的提高(文章、奖励等,包括认可甚至鼓励各种非常方式、制造泡沫手段)。因此教师很大程度是系统内被操纵的键盘。而整个教育系统似乎也被“政绩”工程、“脸面”工程所驱动。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院系的评价与学校是一致的,甚至来自学生的评价也是一致的——那些严重追星情结的无厘头们,名气、经费等也是他们评价教师的主要“科学”依据。 总之,来自于本质科学立场方面的评价很少,大学教师的教育事业被死死地拴上“经费、课题、文章”。而评价科研用的是缺乏科研精神的态度和方式…… Huarong1940 其实,对一个大学教师准确、公平的评价是客观存在的,都藏在学生和其他教师的心里。但是,按照当今的环境和制度,是无法将它挖掘并综合出来的。 最可笑又最可悲的,是目前通行的“量化”的评价指标!普通物理学里有个“量纲”的概念,最笨的学生都知道“不同量纲的东西是不能相加的”。3只乌龟+2只狗+1个月亮+5块石头=几何???可是,当今大学的管理者偏偏要做这样的蠢事,他们说,把风、马、牛分别“加权”后,就可以相加——奈之何?! fanchunlong 师德第一,水平和能力可以在授课过程、教学研讨、工作态度等多方面体现;其次教师水平,可以从论文、出版物、教学工作、科研等各个方面评价。 当前的评价不缺指标和内容,主要是没有处理好教学科研的关系,没有摆正教师的位置,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其根本是没有形成健康的大学体制、没有人真正在办教育! werewolf 十年树木,百年育人,大学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育人的特殊性就在于没有一个特定的指数来衡量。大学应该是一个海纳的机构,其中有科研做得好的,教学做得好的,管理做得好的。现在的极端就是除了管理外太重科研而忽略教学,或者就是要求两头都要硬。另外,现在让学生每学期末评教一次,主观性太强了,他们往往在学期末的时候还不能认清这个老师是好还是劣,我认为远不如让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评教更有价值。从教师个人来看,一定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看到过很多大学教师,做人都不配,我以跟他们为伍为耻。 qiongjiaoshou 评价一个老师肯定是有办法的,不然,怎么人们普遍感受到美国的师资力量比中国强。在一个理性的社会里,是有办法评价一个老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的。在一个权力主导下带有很强功利色彩的人情社会里,很容易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来评价一个老师,因为评价一个事物往往依赖于主观感受,而不是客观量化。比如说,一个女孩是否漂亮,是以每一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评价的,不是以女孩的长宽高、体重、腰围等量化指标来评价的。任何以用女孩身上的量化指标来评价漂亮程度都会是扭曲的。 《中国科学报》 (2012-01-04 A3 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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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外协经费过程管理亟待加强
pikeliu 2012-7-12 22:46
作者:李菁 万劲波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2-7 7:34:14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科研外协经费过程管理亟待加强 外协,广义上指各部门或单位将自己承担的科研项目或业务中的一部分委托给其他有能力完成的单位承担。目前,随着科研的社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一些专业性工作往往委托给专业机构或企业承担,外协已成为科研项目实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外协经费也成为部门和项目预算及支出的重要内容。科研项目审计中发现,外协经费规模大、数量多、构成复杂,大到数百万元计的工程、设施,小到不足万元的咨询、服务等。虽然国家财务政策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等有试验外协费、对外协作费等相关规定,然而,外协经费的管理相对薄弱,经费使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等方面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外协经费过程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立项预算不合理。近年来,外协经费资金规模越来越大,涉及单位越来越广,财政资金流向大量非预算单位,部分外协已经脱离了委托业务的本质,变成非预算单位申请并获得财政预算、参与财政资金分配的渠道。例如2008年至2009年,某单位申请并获得财政预算专项资金1876万元,预算编制中使用专项资金的单位共60个,实际涉及使用专项资金的单位更加广泛。专项审计中发现,申请单位使用专项资金仅占34.64%,其余65.36%的资金均以外协的形式拨付给其他非预算单位。获得项目资助的单位本应具备完成项目主体的能力,将大部分工作对外委托,说明项目申请立项时就存在问题。在有些情况下,某些单位甚至没有完成科研任务的能力,通过部门垄断获得项目资金后,将项目实际执行委托给其他单位,将收取经费利差作为单位支出的资金来源。 更有甚者,外协经费预算逐渐成为单位预算固定的组成部分,外协单位在经费预算中的位置也逐年“正常化”、“固定化”,摇身一变成了“准预算单位”,以承担外协工作的名义,实质上年年获得固定的财政经费,而外协任务内容的合法性、必要性、真实性、效益性等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因此,许多不必要的外协在立项源头就应予以遏制。 经费使用不规范。以拨代支,做高预算执行率。当前,各个部门普遍对预算执行情况要求很高,甚至预算执行率上不去就要扣减下年预算指标、对主要负责人问责等。在制度尚不健全,预算科学性不高,资金到位晚,执行中遇到种种困难,又面临着预算执行率的高压下,外协经费的拨付成了完成预算执行率指标的“有效工具”。部分单位为了做高预算执行率,在项目尚未开展或并不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将财政资金拨付给外协单位,造成大量经费沉淀在外协单位,对财政资金的安全性造成隐患。预算单位将全额拨付款项直接计作支出,不仅造成多计支出,也增加了审计工作的难度。加之对受托单位缺乏制约机制,难以保证资金支出实际应用于项目研究,将影响整个项目保质保量地完成。 多层转包,脱离监管。委托单位很少监督外协单位合同经费的使用情况,一级外协单位往往并不是最终任务承担单位,其后可能还有二级、三级甚至更多转委托单位。委托项目被一次次分包,层层计提管理费,使得真正用于项目开发的支出减少,造成科研项目管理困难、效益低下。有些同一部门下属事业单位互相委托外协,既把财政预算经费维持在部门预算的大盘子里,又通过外协方式把财政经费变成横向项目经费,脱离监管。更有甚者,通过层层外协转包,以假合同、假外协等名义使财政经费又回到了委托方,套取财政资金。 外协经费大大超过实际需要。外协费指项目研制中由于研制单位自身的技术、工艺和设备等条件的限制,必须由外单位协作所发生的费用。延伸审计发现,外协单位在具体实施外协任务时往往成本很低,有的外协单位使用低成本人力,有的利用已有成果略加改造,有的即便是新项目,财政项目安排的外协资金也普遍比外协单位在市场上承揽类似项目获得的资金高。例如在某科研项目审计调查中,抽查某高校承担的部分课题支出情况发现8个已结题项目账目支出普遍不到一半,有的甚至只是计提了管理费,无其他支出,平均资金剩余率为77%,多余经费要么就挪作他用,要么就用于垫付其他课题支出。 外协成果管理缺位。审计中发现,部分项目成果使用其他科研成果充抵。主要表现为专利、技术标准等成果的申请、形成,或获得时间早于课题承担单位确定时间,或者发明人、起草人不是课题承担单位和课题组成员,论文未按规定标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字样及项目编号,或者直接标注为其他科研项目等。由于缺乏严格的成果验收检查,大量外协任务承担单位的科研成果创新性有限,有的甚至没有外协成果。如2010年审计抽查133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结题验收项目34个,在研项目99个)发现:提供的2221项专利成果中,20%用其他科研成果充抵;提供的554项技术标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成果中,18%用其他科研成果充抵;提供的8011篇论文中,41%用其他科研成果充抵。 此外,项目外协技术业务承担与资金使用流向往往是分离的。至2010年底,审计抽查的8个科技重大专项2246个课题中,有74.68亿元课题经费结存在承担单位,占这些课题2008年启动以来拨款额的36%。外协单位不按期完成外协合同内容的现象很普遍,很多外协项目没有按规定组织项目验收。有的项目在执行过程中随意变更协作单位、未经批准调整预算和扩大开支范围,基本没有任何变更说明。 制度原因分析与对策思考 应当承认,外协经费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从更好的完成项目或业务的角度来说,应鼓励财政资助各高校和科研单位联合企业共同开展科学研究,譬如国外就支持企业参与政府科技计划,鼓励政府外包公共服务。因此,外协制度的设计是为了促进社会化专业分工,使得财政资金能够用更少的投入获得更专业的服务,其初衷是集约利用财政资金,取得较高的效益。但是,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外协经费一旦拨付给受托单位,往往会脱离监管,甚至逐渐成为财政资金违法犯罪的“重灾区”。为此,对外协经费的监管必须健全内外部控制制度,落实全过程动态管理,强化成果评审和绩效考核。 首先,科研项目审计应以内部控制制度的审计为基础。通过制度审计,找出科研项目管理的关键控制点和薄弱环节,如科研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是否规范执行,项目任务书、项目合同、经费预算、阶段性考核及验收资料以及财务会计资料、行为是否真实合法,通过制度规范化,堵塞制度漏洞,减少财务和审计部门的工作量。 其次,从源头保证外协经费的合理性。从申请立项开始就要明确工作内容和承担单位,严格控制预算,着重考察外协经费预算编制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尽量将外协经费安排到真正做事情的单位,保证经费预算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杜绝“人情项目”和虚假项目等情况,克服和纠正因部门利益至上导致项目过多过滥和资源分散重复配置。 第三,加强项目外协经费的全过程管控,确保外协经费的使用与外协任务并行。外协项目完成和结题以后,要进行内部审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符合政府采购的服务和项目,根据要求公开选择外协单位,严格按照财经法规的要求拨付和核算外协支出,加强对外协单位经费使用的监管,杜绝乱支滥用、以拨代支和虚列支出等情况。 第四,尊重科研规律,建立适应科研工作实际需要的预算管理制度,避免片面追求预算执行率。预算的目的是合理配置科技资源,要保证财政经费配置给最合适的单位和科技人员,必须改变以前“重预算执行,轻成果产出”的财政预算管理观念,防止因匆忙分钱而导致项目实施布局过宽、目标避重就轻、力量过于分散,同时要重视科研预算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充分信任研究团体,将科研活动特点、业务需求与预算执行相结合,增加财务透明度,强化内部审计监管。 最后,重视外协项目成果评审和绩效考核。科研经费与项目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当前我国科技评价利益因素多而学术因素少,严重影响创新质量。在我国科技投入大、产出数量多而重大创新少的情况下,更要重视成果评审和绩效考核。科研单位应严格项目招投标管理和成果验收,督促外协单位如实申报成果,强化对外协成果的评审验收和管理,将外协经费和成果纳入整体项目进行投入产出绩效考核。 (李菁为审计署资源环保审计局审计师,万劲波为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2-02-07 A3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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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中医文化为什么只能诞生在中国
zhanghuatian 2012-6-22 18:51
好文章,推荐 。 中医文化为什么只能诞生在中国   林之光   从上世纪90年代始,我在研究了约40年的中国气候之后,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认识到中国气候不仅影响了我国的自然景观、植被、农业和经济建设等物质层面,而且通过影响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最终影响到了文化,即精神层面。   中医和中医养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既然只诞生在中国,必然和中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有着密切联系。本文主要从构成中医骨架的阴阳、四时、五行和六气(六淫)等四个最重要方面,从气象学的角度,讨论为什么中医和中医养生文化只能诞生在我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1.阴阳   阴阳是中医治病的总纲。例如明张介宾说:“医道虽繁,可以一言以蔽之者,惟阴阳而已”; 明张景岳说:“命之所系,惟阴与阳。不识阴阳,焉知医理?”所以可以说,没有阴阳,便没有中医。我国之所以能诞生中医,首先也就是因为这里能诞生“阴阳”的概念。   为什么?   古人概念的形成,一般“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来自自然界和生活。   具体说来,我国古代阴阳概念的产生与太阳有关:向阳为阳,背阳为阴。我国黄河中下游位于温带纬度,大体北纬35°~36°。冬至日中午太阳高度也不到30°,在地平线上不高的地方,阳光强度较弱;而夏至日中午太阳高度78°,视太阳就在天顶,阳光十分灿烂强烈。冬夏间光照和热量的强弱对比都很显著。即温带纬度上的冬阴、夏阳对比,是各纬度带中最鲜明的。   而在温带纬度上,世界上又以我国在人体感觉上最为冬冷夏热。黄河中下游地区冬季中冰雪严寒,夏季中又常热得汗流浃背,冷热对比世所罕见。古人以热为阳,以冷为阴,因此冬冷夏热造成的冬阴夏阳对比,也以我国为最鲜明。例如,在冬季中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房屋南侧地面和房顶南坡上的积雪很快融化完毕,而房屋北侧地面和房顶北坡上常常依然白雪皑皑;山区中南北坡和河流南北岸的冰雪情况对比,更可达到令人惊奇的程度。在日常生活中,人在阳光下和背阴处的阴阳冷暖感觉对比同样十分鲜明,所以人们冬季中特爱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晒太阳。   可以想象,温带以外的赤道、热带地区,太阳终年在天顶光芒四射,四季恒夏;而寒带极地太阳终年斜射,热量微弱,四季恒冬。这些地区的自然界便不可能孕育出鲜明的“阴阳”概念来。   2.四时(四季)   除了阴阳而外,中医的诞生也和四时,即春夏秋冬的鲜明温度变化对人体健康的重要影响有关。因为《黄帝内经》中把四季和阴阳都提到了人的“死生之本”的高度:“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易?系辞上》中也有“变化莫大于四时”之说,可见古人认为四时变化是大自然影响人体健康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人体致病的主要外因。所以“顺四时(季)而适寒暑”才成为我国气候条件下防病、养生的一个总原则。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温带纬度上只有最冬冷夏热的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才能诞生中医的主要原因。   3.五行   我们知道,阴阳是中医治病的纲,五行则是中医治病的主要方法。中医主要就是通过“木、火、土、金、水”五行归类,把人体最重要的“肝、心、脾、肺、肾”五脏,与自然界万事万物(例如一年中“春、夏、长夏、秋、冬”五季,和相应的“风、暑、湿、燥、寒”五种主气)等,联系成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具体再运用五行之间“生、克、乘、侮”等理论辨证论治的。所以说没有五行,也就没有中医。   但是,一年中本只有春夏秋冬四季,这第五季“长夏”又是如何划分出来的呢?   在我国华北、东北地区,夏季中本就有干湿两钟气候。大体7月上半月及以前为干季,7月下半月及以后为雨季。因为自春至夏,从南方副热带高压西侧北上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之间的夏季风锋面雨带一路北推,于后半夏到达这里,造成当地一年一度的夏季风雨季。   有意思的是,长夏季节位于夏和秋季之间。正好对应五脏中余下来的脾脏,而脾又正是恶长夏季节的主气,湿(例如,心对应夏,恶夏季主气热;肾对应冬,恶冬季主气寒等),两者对应匹配十分和谐自然。否则,即使一年中分出了第五季,但匹配不当,岂不仍不能构建成和谐的阴阳五行的中医骨架?   4.六气(六淫)   人们生活在大气之中。在正常情况下,“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多是人们生存的必需气象条件。只是当六气变化过于剧烈,成为致病外因时,才称为“六淫”。古人“莫不为利,莫不为害”,说的正是此事。   在“六淫”中,“寒”、“暑”是温度方面的致病因子,相应冬季和夏季;“湿”和“燥”是湿度方面的致病因子,相应长夏和秋季。可见,即使有了冬冷夏热气候之分,而如果没有雨季和干季之别,中医还是不能诞生,因为“六淫”不全,实际上同时也就是“五行”不全。   总之,从以上“阴阳”、“四时”、“五行”、“六气”看,我国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才能具有这种在气象学中叫做“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独特气候。根据世界季风区划,这种气候世界上只出现在我国华北、东北地区。但是东北地区夏季不热(最北部甚至无夏),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种气候才最鲜明。在世界上,只有美国中西部地区,例如俄克拉何马州和堪萨斯州等部分地区气候条件与之相近,即也冬冷夏热,也属于夏半年比冬半年多雨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可是美国中西部地区没有夏季风雨季,7、8月雨量还不如5、6月多,夏季中也不能划分出先干后湿两个自然季节来。   但是,即使完全具备黄河中下游的气候条件,也还不一定能形成中医。因为中医只能诞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类已有几百万年历史,而中医却只是两千年前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成型之时才形成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诞生内因的话,那么黄河中下游的气候条件就是中医诞生的必要外因。内外因缺一,中医都不会诞生。   (作者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2-06-22 B4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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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科学报:严加安:日常生活中的概率统计
yuxin218 2012-6-17 17:20
作者:严加安  来源于:《中国科学报》 发表时间:2012-06-08 今年3月3日《中国科学报》“新知”专栏发表了我的一篇科普文章《概率破玄机,统计解迷离》。本文是该文的续篇。文章通过若干例子,进一步说明概率统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生日悖论” n个人中至少有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是多少?这是有名的“生日问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随机选取的23人中至少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居然超过50%,50人中至少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居然达到97%!例如,假定一个中学有20个班,每个班平均有50个学生,你可以调查一下,大概有十几个班都有至少两个相同生日的学生。这和人们的直觉是抵触的。因此这一结果被称为“生日悖论”。 其实,有关概率的计算很简单。首先计算50个人生日都不相同的概率。第一个人的生日有365个可能性,第二个人如果生日与第一个人不同,他的生日有364个可能性,依次类推,直到第50个人的生日与前面49个人都不同,有316个可能性,所以50人生日都不同的可能组合方式就是365乘364乘363一直乘到316,但由于每个人的生日是独立的,总的可能组合是365的50次方,这样一来,50个人生日都不相同的概率就等于两个组合数之比,这个概率非常小,约等于3%,至少两个人生日相同的概率约等于1减去3%,约等于97%,这样概率就计算出来了。 注意:如果预先选定一个生日,随机选取125人、250人、500人,出现某人生日正好是选定生日的概率分别大约只有30%、50%、75%,比想象的小得多。 如何理解社会和大自然中出现的奇迹 对单个彩民和单次抽奖来说,中乐透头奖的概率大概是2250万分之一。“纽约乐透”每周三和周六晚间各开奖一次,每年开奖104次,40年间经历约4100次开奖。通常以前中过“纽约乐透”头奖的人还经常买“纽约乐透”彩票,而且每次下的注数都比较大。到2008年,在“纽约乐透”40年中,出现过3次一人中过两次头奖。这一事件发生的概率并不是非常小。 在河北省著名旅游景点野三坡的蚂蚁岭左侧,断崖边缘有一块直径10米、高4米的“风动石”,此石着地面积不足覆盖面积的1/20,尤其基部接触处只有两个支点。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大自然中的奇迹是地壳在亿万年的变迁中偶然发生的,但这种奇迹在历史的长河中最终出现是一种必然现象。正如我在《科学诗:随机与概率》中所言:“情境重复催生稀有事件,历史长河沉淀自然奇迹。” “竞赛规则”藏玄机 假定有甲、乙两个乒乓球运动员参加比赛,已知甲的实力强于乙。现有两个备选的竞赛规则:“3局2胜制”,或“5局3胜制”。试问:哪一种竞赛规则对甲有利? 分组混合血标本检验既省钱又省时 某医院对一群人进行一项关于艾滋病的抗-HIV1/2检验。如果对每个人的血标本单独检验,既费时,成本又高。如果采用“分组混合血标本检验”,可以节省成本和时间。具体做法如下:假定采集到N个血标本,把每个血标本平分成两份,一份留做备用。另一份平均分成M组,将每组的血标本混合在一起进行一次性检验。如果发现某组检测为阳性,再用该组相关人的备用血标本进行逐个检验,筛查出艾滋病患者。 “统计平均”的陷阱 我们曾在《概率破玄机,统计解迷离》一文中举例说明“统计平均”存在陷阱,下面再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假定某大学数学系有教授15人、副教授40人、讲师和助教25人,这三类人的平均年收入分别是15万、12万、8万,该单位职工平均年收入为10万。又假定科学院某研究所有研究员60人、副研究员30人、助研30人,这三类人的平均年收入分别是14万、11万、7万,但该研究所职工平均年收入为11.5万,高出那个系职工平均年收入1.5万。这一例子表明:由于各单位人员构成比例不同,单位职工平均年收入这一指标不能真实反映单位职工的收入状况。 这一例子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有些新闻报道中的统计平均数字没有实际意义。例如,2010年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称,2009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1.5%,这与大城市居民的实际感受完全背离,被网友戏称为“房价被拉低”。接受这次教训,国家统计局于2011年2月16日正式宣布,今后将不再发布全国70个城市房价涨幅平均数,理由是“平均数在个体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往往会削峰填谷,抹平个体间的差异。”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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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法人责任制是否科研管理的良药
热度 1 老李 2012-6-1 11:31
[转载]法人责任制是否科研管理的良药
【博主按】前些日子,在电话里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王卉老师的采访,今天看到来信,告知已经发表,特意转载过来,以示纪念,合作愉快!相信一些微小的努力,也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偶然想到,自己以前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是证人,无处可逃。我们在见证这个时代,不论它的好与坏。既然是证人,就让我们睁开眼睛从各个角度注视它的细枝末节。这就是我所谓的作为证人的责任。 科学报:法人责任制是否科研管理的良药 ■本报记者 王卉 近段时间以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将推行“法人责任制”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科技界对这一暗含着“收权”意味的改革举措,议论颇多:有人认为是大势所趋,也有人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人认为会大幅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比,也有人担心会蹈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法人责任制的意图很明显,即充分发挥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在国家科技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过程管理中的组织、协调、服务和监督作用。对于这一良好愿望,几位科技界人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却不甚领情。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王铮表示,虽尚不了解这一政策的具体情况,但“从理论上讲,科研活动是创新过程,管得太死不好”。 如果是收权管理,王铮比喻说,很可能像毛泽东当年评论秦始皇的话那样,“好处是统一,坏处是统死”。 作为一线科研人员,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于秀波认为,在科研项目实施中,过于复杂的管理过程是有问题的:增加管理环节,对科研人员意味着在事务性工作上要消耗更多精力,从而导致科研时间减少。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有类似担心,多一个环节,可能会滋生新的矛盾和问题,影响项目的完成质量和效率。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李侠则认为,法人责任制真正出台后,意味着PI(课题组长)权力将受到制约。而这一制约,能否提高PI的工作质量,“尚存疑”。相反,“法人责任制”会增大交易成本,为更多的资金“寻租”提供可能。 刘彦随表示,“法人责任制”可能会影响PI的能动性,导致创新力量的衰退。“还是应减少行政力量的过多干预,最应做的是把干预变成服务。”刘彦随建议称,“‘法人责任制’可以在项目咨询、服务、鼓励、协调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风从何处来 毋庸置疑,“法人责任制”所指向的,正是当前科学界普遍实施的“PI制”。 据了解,PI制源于“二战”后美国政府大幅增加科研和工程开发资金投入的年代。其核心不是向每个已有研究单元多增加资金投入,而是向拥有优秀科研想法的个人发放一笔基金。PI制的优势十分明显,小数额、大数量的基金可以优化对科研的总投入,让更多人的创造性思维获得支持。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李侠认为,PI制在国外已经实施几十年,“很成功”,而引入国内刚十多年,就“变了形”。李侠进一步分析指出,最集中的体现就是PI制背后蕴涵的集权模式,“很多大学的PI几乎不听任何人意见,认为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PI制导致了不少科技富翁的出现,并造就“赢者通吃”的局面。李侠称,“有些人大小项目都参与,占用太多资源”。 据李侠分析,法人责任制的目的大概有三:其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十一五”期间,国家投入大项目3000多项,但过去5年,显著成果所占比率并不理想,甚至远远低于社会“风投”的20%;其二,把监督责任分解到PI本身所在单位的法人机构,有分担监督责任的目的;其三,防范PI制导致的其他负面问题。 “法人责任制这一新的策略,是期望至少对所存在的问题有所制衡,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李侠表示。 风向何处去 李侠认为,从长远看,要真正提高中国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应让研究者依靠自身业务水平,通过公平竞争,让学术市场来配置资源。他表示,管理部门的责任除了尽量简化程序,只需制定学术上的规则。作为“巡夜者”,管理部门不能自己来分配资源,否则就成为“设租”者,创造了“寻租”机会。 李侠向记者描述了一个按专业排名优化资源分配的设想:在行业进入前2000名的,可以不选择申报项目,国家每年直接拨付科研资金。其中也可以划分几个档次,排名档次靠前的可以得到更多资助。这样一来,各方面可以节省很多精力,安心做一些持续性的优秀科研题目。当然,如果有些研究者觉得自己很出色,想承担更高风险项目,比如“973”项目,则可以退出这2000名序列,另去申请。 异曲同工的是,于秀波认为,把资源分给法人,实现预算制,肯定是以后的方向。 除了简化项目申报程序,刘彦随认为,还应注重连续、滚动支持。 而对于监督,李侠认为,“公开”是最有力的方式,其他任何方法监督成本都太高。 《中国科学报》 (2012-06-01 A1 要闻)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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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今天《中国科学报》对李学宽博主的报道
热度 15 Wuyishan 2012-6-1 11:06
催化教授的摄影人生 首先,人一辈子应当找一个你热爱的工作,这样你8小时以内就不会觉得累;第二,找一个高尚的业余爱好,这样8小时以外也不会惹事;而剩下的8小时,买张床睡觉就足够了…… ■本报记者 麻晓东 “专业教催化,免费教摄影。”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学宽的研究生们都知道老师的这句“招生”口号。 记者是在科学网博客中发现这位酷爱摄影的研究员的,从2009年5月开博起,李学宽已发布了500余篇博文,点击量已经超过100万次,而几乎每篇博文中,都留下了他的摄影作品。 李学宽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他虽然很早就喜欢拍摄,但摄影真正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大爱好,还是从2004年购买了第一台数码相机开始的。当时,他花费6000余元购买了一台佳能G3相机,虽然还不属于单反,但这台数码相机已具备了光圈优先等单反功能,尤其是不用再考虑昂贵的冲洗费用后,更可以使他随心所欲、精益求精地拍摄出自己满意的照片。 从“菜鸟”到“达人”,李学宽认为自己摄影爱好的成长之路并没有太多可以“八卦”的故事。“首先是自己有兴趣,然后就会去认真琢磨,再去学习、欣赏别人的优秀作品……对我帮助比较大的是,在学习的初期,我在网上结识了两个摄影高手,经常和他们请教交流,渐渐地,自己也就能拍出像样的片子了。” 七八年下来,李学宽也记不清自己已拍了多少幅照片,而摄影装备则从佳能G3升级到单反350D,再到现在的全幅5D mark II,“家当”越攒越多,李学宽说:“现在自己的这些摄影装备加起来已价值5万元左右,就‘业余选手’来说,已经属于不错的了。” 浏览李学宽的博客,你会发现他所拍摄的大多是身边的花鸟景物或四季变换,他说,对于一个摄影爱好者来说,本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很难有时间去捕捉一些独特的风景或社会现象,而身边的景物则不需要你去等,而是它们在等你去拍摄。摄影其实就是一个寻找美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一定会让你感到幸福,人的一辈子很短,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地过呢?这或许也就是他博客的名称——“记录美丽”的由来吧。 现在,李学宽每周都会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去拍摄,而且,每年夏天的高温假时,他也会约上同事或好友自驾出游拍摄,近年来,他们已去过内蒙古、青海等地,每次回来,他都会在博客上发出系列摄影作品,供博友们品评。 李学宽表示,摄影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因为每次出去拍摄都会背着很重的设备走很远的路,“如果平时不摄影,你让我走5公里可能我也不会去,但要出去玩,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走10公里也不会觉得累”。 作为一名从事工业催化剂研发的研究员,李学宽主持开发的系列催化剂及其工艺在二十多个工厂成功应用。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李学宽不但在催化专业上教书育人,他也喜欢把自己爱好摄影的理念传递给他的学生们,“专业教催化,免费教摄影”就是他经常和学生们打趣的一句话,而李学宽对这句玩笑背后的解释则充满了质朴与诚恳,他告诉学生们:首先,人一辈子应当找一个你热爱的工作,这样你8小时以内就不会觉得累;第二,找一个高尚的业余爱好,这样8小时以外也不会惹事;而剩下的8小时,买张床睡觉就足够了…… 受李学宽的影响,不仅他的学生们都买了相机,而且单位里的很多同事也渐渐喜欢上了摄影。李学宽认为,数码相机的普及已经使摄影成为一种门槛很低的艺术爱好,而对他们这些从事化工研究的人来说,一旦退休离开了实验设备,则很难再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因此,能有一项自己喜欢的业余活动,也能很好地充实人生。 为了在单位普及摄影,李学宽每年都要在单位进行几次摄影讲座。通过科学网博客,他在科技界也有了一定知名度,受邀还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和太原理工大学举办了摄影讲座。 现在,煤化所里的摄影爱好者队伍已壮大到七八十人,大家经常聚在一起活动。几年前,经大家提议,在所工会的资助下举办了第一届职工摄影展,而这种形式也很快被接受认可。 由李学宽和其他几位核心成员担任的评委小组负责根据题材分类,在评审中,他们也本着鼓励的原则,让每位投稿者都有作品参加展览,大家参与摄影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至今,煤化所已成功举办了四届摄影展,该项活动也成为研究所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学宽介绍说,今年,所里还打算把前四届摄影展的优秀作品结集成册,制成礼品,向更多人展示科研工作者丰富精彩的业余生活。 《中国科学报》 (2012-06-01 B3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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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科学报:无草业发展 何来乳品安全
zlhua 2012-5-28 15:10
奶牛有了蛋白质含量高的饲草,奶质会明显提升,就不用随意添加添加剂。图为西藏阿里地区一名工人在奶牛养殖场里为奶牛添饲草。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编者按: 本报深度版在今年2月刊发的《耕地农业该改变了》、《“草地农业”民间试水,产业地位尚待提升》系列报道,在受到诸多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一些争议。为此,记者再次采访我国现代草原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就近期收集的读者反馈及相关意见和疑问寻求进一步解答。 近年来,中国乳业一直深陷食品安全事件之中,各界多将之归因于生产及流通环节的纰漏,而忽略了真正的源头——饲草的问题。乳品安全堪忧,恰是草地农业发展滞后的鲜明写照。 ■本报记者 王卉 近日,一则“洋奶粉中国售价全球最高”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为何国外乳制品价格高昂仍深受欢迎?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奶牛产奶量低、质量差,营养成分不够,加上一些不法厂家在饲料或牛奶中加入各种有害添加剂,导致乳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国产乳制品由此失去国人的信任。 拥有全世界第二大的草地面积、世界第一的牧草品种资源,我国乳制品的质量相比国外却不占优势。对此,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委员会主任李毓堂感慨道,从资源角度看,“这岂不是拿着金碗讨饭”,着实让人尴尬。 优质奶牛退化之谜 “国外优质奶牛引入我国以后出现退化,这已经是业界熟知的现象,而且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是这样。”李毓堂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李毓堂介绍,饲草的好坏是影响奶牛及乳品质量的关键因素,他给记者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业部曾在贵阳花溪发展了一批种草养奶牛专业户,种植三叶草(豆科)、黑麦草饲养奶牛。三叶草、黑麦草也是新西兰和欧美等国喂养奶牛的常用草类。 这些专业户的奶牛都是廉价买自附近一家国营奶牛厂。这家国营奶牛厂的奶牛多是进口,每头喂乳期原产奶量都在8吨或者10吨甚至更高。但因为奶牛厂在饲喂中不以优质新鲜牧草为主,达不到国外标准,导致每头平均产奶量仅5吨左右。 相比之下,专业户从国营奶牛场购得的都是产奶量仅为三四吨的大龄奶牛。然而,专业户们用三叶草、黑麦草饲养这些“淘汰”奶牛后,平均每头产奶量达到5吨以上,有的甚至达到六七吨,远超国营奶牛厂。 业内人士表示,即使是现在,我国城市奶牛厂大体还是像这家国营奶牛厂一样,用养鸡养猪的办法养奶牛,使用配合饲料,加上一点枯草、秸秆,新鲜优质牧草很少。许多外国专家来我国考察,进奶牛厂就问“有没有苜蓿等新鲜牧草喂奶牛”,他们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没有”。 李毓堂介绍,他到新西兰、美国考察时发现,我国奶牛普遍产奶量平均不到国外的一半,而且蛋白质等营养成分低。没有营养丰富的蛋白质牧草,相当于人不吃肉,“跟人一样,如果妈妈的营养不良,会影响奶量、奶质”。 据农业部2010年统计的数据表明,我国奶牛饲养头数和总产奶量分别居世界第四和第三位,但每头产奶量排在第58位,平均单产2.9吨,而美国是9.3吨,日本是7.5吨,沙特是11.7吨。“饲养的奶牛数量多,耗费的饲料也多,产出的奶却很低,这岂不是浪费?”李毓堂反问。 牧草加工技术成短板 钱学森曾经强调,农牧业涉及很多系统,除自然生态、种植、养殖系统外,加工、商贸、社会经济管理都是大系统,奶、肉、蛋类的加工技术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李毓堂特别以牧草的加工问题为例,向记者论述了加工技术的重要性。 他说,自己在多次饲料业会议中发现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许多企业家只是把牧草当做粗饲料,认为没有多大营养,起不了多大作用。“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李毓堂认为,企业忽视牧草的根源在于目前国内的牧草加工技术不过关。牧草生长旺盛的收获季节,也是高温多雨季节,由于牧草收割后不易保存,传统的自然晾晒方法往往使牧草中的蛋白质、胡萝卜素和各种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大量流失。比如苜蓿草,号称“牧草之王”,胡萝卜素和17种氨基酸等营养成分齐全,生长状态最好时,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22%~24%。 但由于企业和农户缺乏烘干技术,除一部分鲜草饲喂牲畜外,在晾晒过程中往往由于高温霉烂或叶枯脱落,导致蛋白质含量减少近半,胡萝卜素和各种氨基酸损失殆尽,出现“丰产不丰收,优质变劣质,高值变低值”的现象。 在国际市场中,经快速高温加工的优质苜蓿,每吨售价在2500元以上,我国粗放加工的苜蓿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国外,每吨只在1000元上下。 为发展我国自己的牧草烘干技术,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部派李毓堂去加拿大、美国专门考察烘干技术,回国后通过全国招标,由原国防科工委七院(今中国船舶集团总公司)713所研制成功我国首套牧草(青饲料)快速高温低耗清洁加工机组。这套机组比国外同类设备造价低,能耗少,其烘干加工的苜蓿质量超过国际标准,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在烘干技术的应用上,还有很多关键之处,比如苜蓿的收割期要在它生长营养最好的时候,不能在老化的时候,否则达不到标准。但很多厂家并不了解这一点。 “真正达到标准的牧草,国际饲料市场都会抢着要。”李毓堂说。 乳品安全急需草业配套 李毓堂在农业部主持相关工作时,曾大力提倡推广牧草烘干设备。但使用这样的烘干技术设备需要一定投资,许多企业的实力不够。同时,过去许多企业和农户都是利用小块地种草,成不了规模,也难以使用烘干设备。 更重要的是,过去我国对牧草的质量不太讲究,甚至大学课程讲到牧草时,也不强调烘干技术,加上以前部分企业对牛奶的质量要求不高,所以对优质牧草烘干加工技术应用不重视。因此,烘干技术这些年来一直未能发展壮大。 近几年来,国内乳业出现的一系列安全事件,使得政府和舆论加强了对乳品行业的管理和对添加剂的警觉。在这一背景下,“蝴蝶的翅膀”也影响到乳业的源头——牧草。如今,很多企业也开始重视牧草的相关配套技术和设备。 作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3所副总工程师,岳茂山的工作之一就是草业深加工——通过烘干设备和技术,提高饲草蛋白质含量,同时杀菌消毒,提高产量。岳茂山说:“近些年奶业出事多,有些企业乱加添加剂,危害人体健康,现在国家正在抓此事。要从源头来抓,就要从优质饲草抓起。” 岳茂山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现在有一些企业正试图上马饲草烘干项目,这其实是一项划算的生意,“我们做过实验,如果是苜蓿草,用我们的烘干设备,烘干后蛋白质能保留到百分之二十三四”。 随着形势的发展,牧草烘干设备最近这两年有所发展。各地也出现了种草面积连片达几万亩以至十多万亩的情况,有了必要的投资,种草规模企业采用烘干设备也能很好发挥效用。 岳茂山说,实际上,应用清洁、高温、快速、低耗牧草烘干技术的效益相当可观。据测算,5000亩规模的中等产量苜蓿地(每亩产1吨干草),使用一台烘干加工设备,仅产值增值部分,一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资。 岳茂山认为:“奶牛有了蛋白质含量高的饲草,奶质自然得到很大提升,有了充足的营养饲草,也就不用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了。” 微生物技术提升秸秆饲料品质 “国外畜牧业主要用饲草,营养价值高。我国有特殊情况,饲草比较紧张,市场饲料价格又很贵,促使我们想办法利用秸秆。”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朱宝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朱宝成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多种微生物发酵技术,大幅增加秸秆的粗蛋白含量,提高秸秆作为饲料的营养价值。 李毓堂解释,通过新鲜草,能加工更优质蛋白质饲料,利用废弃草,可以加工成中等饲料。但近年来饲料价格上涨较快,给农户带来很多压力,使用多种微生物处理的秸秆,就可以降低成本。 “一般来说,发黄的秸秆营养较低,有些秸秆只有3%的蛋白质。用我们的技术,如果能上万吨或几万吨规模地做,秸秆的粗蛋白含量能达到12%以上。”朱宝成说,蛋白质含量保持在这一程度,就能满足肉牛、肉羊的蛋白需要,不需要再添加蛋白浓缩料了。 而奶牛对饲料有更高的蛋白质要求,通常要达到16%~17%。对此,朱宝成也表示很有信心,“我们根据不同的需要,用多种微生物复合发酵方式,把秸秆蛋白质含量提高17%~18%都没问题”。 据介绍,这一技术正在产业化过程中,目前已有几家有实力的企业在做。 对于草地农业的尝试以及饲料非粮化的探索,目前很多工作还在民间展开。李毓堂和我国现代草原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都曾向中央领导写过相关报告并得到批示,但现实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不能灰心,还是要一步步向前推动。”李毓堂表示。 草地农业与农区草业 “草地农业,实际上就是钱学森钱老所说的农区草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委员会主任李毓堂解释说。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的理论,提出发展知识密集型农、林、草、沙、海产业的现代大农业概念。李毓堂认为任继周的草地农业是对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农产业的具体化,是发展知识密集型农产业的科学途径之一。 李毓堂从事草业和牧区工作已6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部第一任草原处处长、第一任牧区办主任。曾主持建立中国草地管理建设十大基础体系,主创草地牧业综合发展系统工程基本理论和模式,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作为“草友”,与钱学森有过20年的学术交流。 作为我国第一部《草原法》主笔起草人,李毓堂也是中国草原学会等草原类学会的主要筹建人。他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草业》专著的作者。对于该专著,钱学森曾评说:“真是草业的洋洋大观,好得很!” 本报之前关于草地农业的多篇报道引起他的关注。最近,有关机构发布的中外农业经济水平比较研究,也让李毓堂很受触动。 对此,李毓堂评论说,实际上二战前英国本土农业呈衰落状态。农田退化,牛肉自给率仅仅49%,蛋自给率仅仅61%。上世纪30年代后通过开发“绿色黄金”——草地,广种豆科牧草,振兴了农牧业。到70年代,国民动植物食品均自给有余。“其时,英国发展草地农业不过40年时间。” 李毓堂强调,草地农业可从三方面解决当前农业发展的不足: 其一,广种豆科牧草,经烘干精细加工成为含蛋白质20%以上的蛋白质饲料,用以喂猪、鸡和奶牛,能代替30%~50%的饲料粮,既把粮食节省下来,又适应我国传统的猪、鸡、城镇奶牛养殖业的需求。 其二,通过发展优质牧草饲养草食家畜,产出更多牛羊禽肉,可增加国民动物性食品,减少粮食消费。 其三,在农田闲作、轮作、套作种植豆科牧草,通过牧草根瘤菌固氮和增加有机质改良土壤,可使粮食单产大幅提高。(王十三)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 草地农业是使人吃人粮、畜吃畜“粮” ■本报记者 王卉 近日,就草地农业的发展前景、粮食安全等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 “传统耕地农业不变不行了” 《中国科学报》:提倡草地农业,是不是让少数人吃肉,多数人挨饿呢?而且人的饮食习惯能随便改变吗? 任继周:这不是谁让不让、谁提倡不提倡的问题,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挡不住。我国总说粮食安全,不说食物安全,比如没有把肉蛋奶列入,这是对食物结构的误解。 30年来我们的食物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动物性食物已占据半壁江山。所以,生产食物的农业结构不变不行了!只生产人粮,不生产畜“粮”的传统耕地农业不变不行了。耕地农业变为草地农业是大势所趋。结构改变才能根本解决我国的食物安全问题。 “过分强调籽实性粮食是不全面的” 《中国科学报》:区分粮食和食物的概念有什么意义? 任继周:粮食仅仅是食物的一部分,食物的概念非常丰富。比如盐、碘等矿物性食物,各种水生、陆生的植物性食物,特别是陆生的块根、块茎、籽实、菌类等,此外还有动物性食物。耕地农业只是籽实这一部分,过分强调籽实性粮食是不全面的。 在植物生产中,其营养成分进入籽实的只是一部分,一半以上都存在于茎叶中。即使在籽实中,除去麦麸、米糠、皮壳、豆荚,人们吃到的也只是籽实的一部分。人的食物就用这么一点,当然很不经济。 草食动物可充分利用植物的营养体(即籽实以外的植物体)。植物营养体的营养物质可达粮食生产的3~5倍。这就是美国西部为什么用不多的水资源来浇灌饲用玉米、苜蓿,而不浇小麦的原因。 “有丰富内涵,并非只是种草” 《中国科学报》:草地农业,是否就是种草? 任继周:草地农业系统有四个生产层,即前植物生产层、植物生产层、动物生产层和后生物生产层。 前植物生产层,不以农业产品为主要目标,而是以自然景观作为社会产品,主要价值在生态功能。 植物生产层,是指传统牧草、作物、果蔬、树木、花卉等植物生产,包含中国传统农业内涵。 动物生产层,这是草地农业系统最富特色的生产层次,太阳能产生的有机物,其中75%无法被人类直接利用,须经动物转化。通过草食动物生产肉、奶等畜产品,是人类利用这一部分能量的必要方式。 后生物生产层,是对各个生产层所产出的产品进行加工、流通等的管理过程。过去耕地农业只重视植物生产,而且只注重籽实生产,实际上把一半以上的生产力都丢掉了。 草丛与地境耦合,变为草地;草地与草食动物耦合,形成一个草畜系统;草畜系统与市场耦合,经过社会经济活动,完成草地农业系统全过程。这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条。每个界面都含有很多科学技术,可延伸建成现代产业,吸收大量劳动力,达到富民目的。 “种草实际在促进粮食增产” 《中国科学报》:发展草地农业,人吃什么? 任继周:种草实际在促进粮食增产。通过草田轮作,我们在黄土高原的试验显示:粮食单产增加60%,肥料用量减少1/3,水用量大约节约17%,而整体经济效益大约增加1倍。 苜蓿作为很好的豆科牧草,也有耗水问题。按实际投入产出与种粮相比,种苜蓿等牧草水的效益还是高。一吨水换来的能量和蛋白质都比粮食多。 现在有一个误解,认为人口增加是刚性的,耕地减少是刚性的,口粮会不够吃。实际上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人们吃肉、喝奶的增多,是把口粮节约了下来。作为口粮的谷类消耗量,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正在缓慢下降,而不是上升。 现在我国人直接用口粮不超过2亿吨,2011年不足总产量的1/3,而饲料用“粮”(以食物单位计,即家畜草料的消耗量)已达3亿吨,预计到2020年将达5亿吨,缺口越来越大。真正缺口很大的是饲料粮。 草地农业,可充分利用一切农用土地资源,而不只是现在只占国土面积12%的耕地。还可以增加农田当量约11亿亩。草地农业就是使人吃人粮、畜吃畜“粮”(大部分为牧草等饲用植物,少量饲用籽实)。所谓“粮食安全”的缺口完全可以填平,还略有盈余。 草地农业可充分利用多种生物资源,植物、动物、微生物资源都可纳入其中。比如将籽实生产改为营养体生产,即可提高生物量5倍以上。 耕地农业,使土地越来越贫瘠,加之建设过程中的土地置换政策,新农田不肥,一亩顶不了一亩;而草地农业,可以培肥地力。 “不愁没有种草的地方” 《中国科学报》:我国人多地少,有地方种草吗?连种粮都没人了,怎么会有人种草呢? 任继周:如前所说,草地农业可增加农用土地约11亿亩。其中包含了大量非耕地、休耕地。现在南方农民通常种一季稻就走了,剩余时间耕地空着不种。仅仅在四川,季节性的空地就达3000万亩。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大都只种一季稻,耕地大部分时间就荒着,有些耕地更是一季都不种。 还有河湖涨落带、滩涂都可以种草,面积很大,不下一亿亩。在退耕还林、还草的地方,更要种草。所以说,不愁没有种草的地方。 种草节省劳动力,而且季节性不那么强。种草是种一次,可以收几季,而且收五六年,甚至七八年,是大规模收获。种草病虫害较少,不必大量使用农药,施肥很少,甚至基本不需施肥,可减少面源污染。 草地农业还可增加抗灾能力。例如旱灾,主要在作物籽实发育期雨水不足,就会致灾,而草类植物只要在生长季内,下点雨就能长,很少有旱灾旱得草都长不了的情况。 “可适当进口粮食和饲料” 《中国科学报》:在能通过进口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将这种压力在内部消化?如果一个地方的草质量好且价格便宜就应进口。 任继周:我们不反对充分利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机遇,适当进口粮食和饲料,但是不能依赖。全世界粮食贸易量大约是2.5亿吨,而将来我国口粮和饲料用粮共需7亿吨,把世界贸易量买光也不够。价格就更不用说了。现实情况是,中国人买什么,什么贵。例如苜蓿干草,今年就比去年涨价1/3。我们应该汲取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的教训。何况草的体积太大,占舱位。中国老话就有“百里不运草,千里不运粮”的说法。如果我们力求粮食自给,草的自给应该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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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中国科学报:持久性污染物持久到何时
lisu0802 2012-5-26 21:16
中国科学报:持久性污染物持久到何时 ■本报记者 潘希 每年的5月17日,对一群环境科学工作者来说含义特殊,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特殊意义。 “八年前的这一天,是《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正式生效的日子,我国的POPs减排工作也被正式提上日程。”在第七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学术研讨会的会间,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系主任余刚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近些年,POPs这样一个专有名词不断闯入公众视野,它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简称,剧毒的二恶英就是其中一种。这是一类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长距离迁移能力和高生物毒性的特殊污染物,进入人体多会诱发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病变。 因而,从科学家们在环境中发现它开始,一场持久性战争已经无可避免地打响了。 “尽管我国的减排之路还在探索中,但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减排的困难是有的,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努力下的希望。 在科学与政治间博弈 2009年第四次缔约国大会上的彻夜谈判,让减排清单上的POPs物质从最初的12个增加到21个。而现在,这个清单上的物质已达22个之多。 “未来可能还要增加5种,现正在审议中。”国家POPs履约协调组办公室处长丁琼认为,2009年5月17日,我国按照履约承诺,停止了滴滴涕、氯丹和灭蚁灵等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但鉴于庞大的污染基数和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我国削减、淘汰和控制POPs的形势仍然严峻。 在余刚看来,欧盟是力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削减的“发动机”。 “欧洲国家特别重视环境问题,这些年不断有例如食品二恶英污染等事件的发生,让他们对POPs谈及色变,所以也希望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积极削减。”余刚说。 过去,我国在农业生产上大量使用的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以及工业中大量生产和使用的多氯联苯等,均在《公约》最初削减的12种物质之列。 根据《公约》规定,这些物质不但要停止生产使用,还必须找到所有的残留地点,将物质封存并销毁。这样的难度可想而知,“毕竟发达国家早已停止了这些物质的生产,但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余刚说。 清单上的22种物质中,我国已查明存在的有15种以上,并且分布广泛,“家底”不清,减排和替代技术虽有一定成果,但尚处于研究阶段,距离实际应用于工业生产,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与环境领域另外两个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不同,《斯德哥尔摩公约》在POPs减排问题上,并没有分别给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表。因此,发展中国家没有经验可循。 丁琼表示,公约中涉及的问题大多是发达国家已经解决的问题,因此,国外掌握了成熟的技术,但大多数技术都有专利,使用成本很高。而我国虽然科学研究发展较快,但履约技术的市场还不成体系。目前只能采用引进加国产化和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方式,两条腿走路。 “公约是强制性的,必须按照要求执行,定期接受审查。这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余刚深感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可以设想,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应对这种局面,还是需要科研水平提高和政策制定上的完善。”郑明辉说。 从被动到主动的履约新征途 在今年年初的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国主要行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在此之前,我国还从来没有为一类物质设立过规划。”郑明辉说,这足以看出国家在减排POPs工作上的决心和信心,而且POPs研究的资金在环境科技领域已占有非常大的份额。 与此相对应的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环境科技工作者,近些年已经开始到中国寻求减排经验和学习最新的科研成果。 “过去,欧洲国家处于国际主导地位,我们在减排上比较被动,自己的情况自己都说不清楚。但现在我们主动出击,提早研究未来可能进入清单的这些物质。”余刚认为,我国正按照履约的《国家实施计划》稳步推进这项工作。 用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Donald Cooper的话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POPs减排问题上,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据悉,未来我国还将重点降低二恶英的工业排放,安全处置已查明的POPs废物,逐步开展POPs污染场地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和修复示范。 《中国科学报》 (2012-05-26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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