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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一度想把自己变成《北方粥沫》来着: 热度 2 陈安博士 2013-1-4 23:49; 　　好像是2003年左右，具体年份记不清楚了。但是时间很短，大概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拉倒了。　　其实，科学网的博主们目前完全可以支撑《中国科学报》成为《北方粥沫》，内容上肯定没问题，不过，打死《中国科学报》它也不会这么选择了。　　对于《南方粥沫》一直有种困扰，为什么一个骗子韩2竟然把这么个知识分子遍布的报纸塑造成了傻子？后来仔细考虑，觉得《南方粥沫》其实需要一个汉献帝，而怎么解释汉献帝当然主要有《南方粥沫》来负责。为了自己的目的实现而绝对不在乎扶起来的是不是一个小丑，这大概就是它的如意算盘吧。　　糟糕的是，这么份报纸在韩2的画皮被揭开以后，还想抱着不放，且变本加厉地维护韩2，枉顾真相与事实，也就直接蔑视了读者的智商。　　最近，《南方粥沫》开始吵吵宪政的事情，看着无穷宏大的叙事风格，再联系报纸处处对韩2的具体维护保护呵护，觉得这份报纸也挺悲哀的。　　; 个人分类: 物论|2510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报：让协商成为大学管理基本方式: chowLamWah 2013-1-3 21:33; 中国科学报：让协商成为大学管理基本方式 ■尤小立当下中国大学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是各种数据和进展着实惊人，另一方面，现代大学制度却迟迟得不到落实。现代大学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一样，不见得会保障数据的持续高速地增长，但一定可以将数据转化成福祉，嘉惠于每一位大学师生，并且在保障其尊严和权利的同时，切实地增强幸福感。现代大学制度虽然是“舶来品”，但从上世纪初进入中国以后，就已经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实践相结合了。像蔡元培、蒋梦麟时期的北大和梅贻琦时期的清华，都是移植和消化外来体制的典范，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传统和中国式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的管理方式就是实行协商制度。协商既是一种管理方式，也是一种管理态度。现代大学体制，自产生以来，就是讲求共同治理的，而体现共同治理最好的方式即民主协商。对大学的领导者而言，相信自己可以主导一切，或者担心自己不能处于主导地位，都会影响协商的正常开展，此时，协商就是一种管理态度，这种态度考验的不是领导者的行政能力，而是他们的人生境界。就协商本身看，作为一种比较容易实行的渐进改革，它并不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现有大学制度，也不需要多少先决条件。具体地说，在有关学校、学院的重大或次重大问题以及在相关机制、政策、规章的制定上，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和协商，得到一个共识或解决办法，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实际上，它主要取决于领导者的一种“态度”，即他愿意或不愿意这样去做。笔者以前曾讨论过大学管理中协商民主的优先性和合理性。在笔者看来，协商民主不仅能够体现大学的精神，而且能够增强师生对学校的责任心和认同感。就可行性上言，大学师生是社会中相对最有知识的群体，也最有条件实行协商制度。当然，“知书”也不必然“达理”，但如果“知书”者都不能向“达理”的方向靠拢，那么，又如何要求社会上不“知书”或少“知书”者去努力“达理”呢？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协商意识并非理论灌输就能建立起来的。“知书”者和大学管理者只有通过共同协商的实践，在具体参与协商操作的过程中，才可能培养和建立起自身的协商意识，进而明白协商的规则，抑或受益于协商。而作为“知书”者之一的大学教师，一旦具有了协商意识，即可通过教学的行为（“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个中的意义就不仅限于知识传授，而是名实相符的教书兼及育人了。其实，当下中国大学不是没有协商机制，但之所以给人以协商机制缺失的印象，是因为现有协商机制要么停留在文字上，要么就是由于机制不健全而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机制不健全和不完善，主要是过于笼统，缺乏真正的“制度化”的考虑和落实机制的具体规范，不仅使“不协商”的行政陋习得以延续，也助长了形式化协商的出现。所谓形式化协商的表现形式有三：选择性协商、限制性协商和保密化的协商。选择性协商是指专门选择利益一致的人员进行协商，其结果是所协商的政策偏向一方，使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面无限扩充；限制性协商包括级别性地限制、机构性的限制。以机构性限制为例，本来一个政策涉及到几个院系或部门，理应是几个院系或部门共同协商，但实际却是在几个部门中再选择。而保密性的选择更是显示出随意性。比如政策本身就不够公正，故担心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就遮掩过关。由此看来，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缺乏代表性和广泛性。当然，对于大学内的协商过分理想化的预期也是危险的。因为从理论上说，协商只是现代大学体制的一种初步的形式，它本身既受到旧机制的制约，自身也需要有良好的机制作保证，它的适用范围也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只能一个一个地解决。从实际操作看，因为各人专业背景不同，看问题的方式上有差异，协商中难免有观点的交锋、言辞的对立。而由于大多数人过去很少有机会经历真正平等的民主协商，初涉协商场合，不习惯氛围、不明白规则、不知如何恰当地表达意见，都有可能影响协商的气氛，甚至吹胡子瞪眼睛也在所难免。因此，以务实的态度，将这些不甚“和谐”的情况视作协商机制运行初期的正常现象，包容其言行，不仅是完善和发展大学协商制度的必要步骤，也是建立现代大学体制的开始。《中国科学报》 (2013-01-03 第5版大学周刊); 个人分类: “学习”-“莫言”|99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刘苏里：一辈子坚守在人文书店: 热度 5 Wuyishan 2013-1-2 09:26; （博主按：1月1日的《中国科学报》发了44版，下面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值得转载。两幅照片不是报纸上的，是我自己在网上找的。）万圣书园内不折不扣的学者型老板刘苏里刘苏里：一辈子坚守在人文书店 ■本报记者温新红北京海淀区成府路59-1号，原址向东198步。这是万圣书园的新地址，2012年12月9日重张。这也是万圣书园第4次搬家。万圣书园曾历经西北三环中国人民大学附近、北京大学东门外的成府街巷内、北大西门附近、成府路123号和现址。开始搬家时，许多读者加入了搬家志愿者的队伍。重新营业时，更多的读者第一时间到新万圣书园去体验。一位新浪微博网友说：“万圣重张，充满菠萝的甜味。无数本书藏身其中，等待与惦记它们的人重逢。格局迥异从前，有点儿迷失，花两个小时方才基本攻克新万圣的地理学。长长的空间，犹如交叉小径的花园。各位慢慢逛。” 重张的第二天，知名学者止庵也来到万圣书园，一是为他的新书《旦暮帖》签名，二是买书，这次他买了《仲夏之死》、《耶稣之子》、《巴尔蒂斯情书集》、《脆弱的幸福》等共18本之多。一方面被称为北京的文化地标，被学者、爱书人推崇，另一方面，万圣书园又不得不一次次“被迫”迁址。从1993年创始至今19年的坚持，作为一家民营书店、独立书店、学术书店，或者人文书店，在爱书人眼中就愈发弥足珍贵。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民营书店兴起之时，在万圣书园创办后，风入松、国林风以及席殊书屋等书店都相继开张，本世纪初又有了光合作用等书店，让爱书人很是兴奋——有了这么多的去处。不过，近年来，这些书店倒闭的消息也接踵而至。在北京，让爱书人津津乐道的民营书店也只余下不多的几家。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早在2001年前后，民营书店看似辉煌的时刻，就已经遭遇到了危机。2002年前后，万圣也遭遇到了危机，刘苏里经过认真的思考，“我最终想明白了两件事，渡过了难关”，这两件事就是：愿意一辈子从事这件事，并接受微利。刘苏里表示，万圣书园每年7万多种图书，一年下来，其中20%的品种一本没卖出去，30%左右图书只能卖出一本。“知道卖不出去，也应该保持品种数量。”与其他人文书店相比，万圣书园的图书品种更集中于思想性，且学术性极强。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王强曾说：“我1996年从美国回来做新东方，回国以后也一直在买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凡是我脑袋里想读的著作，基本都能在刘苏里那儿找到，他选的书基本像我的预订书单一样，就这样渐渐认识了万圣书园。” 作为万圣书园经营者，刘苏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观察者。万圣书园是最早设“三农”问题专架的，对称架是城市专架。万圣书园的专架和公共读物台上，放的是他们选择出来的必读书和最近关注的社会话题书。在万圣醒客咖啡曾挂着一幅由《阁楼上的光》中插图做成的画，并旁注了一句诗：“是谁传下了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其中意味不言而喻。《中国科学报》 (2013-01-01 第35版文化周刊); 个人分类: 东鳞西爪|4422 次阅读|7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报：生态农业是未来农业的重要方向: 蒋高明 2012-12-22 13:35; 蒋高明：生态农业，未来的重要方向 http://www.cas.cn/xw/zjsd/201212/t20121217_3708746.shtml 中国科学院网“专家视点”同时转载了该文 http://www.cas.cn/xw/zjsd/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12-17 【字号：小中大】蒋高明不久前，有专家对我们在山东弘毅生态农场的科学实验进行点评，其要点为：一是用灯诱、网捕等恢复生态平衡是“土办法”；二是那么多“973”、“863”课题资助“生物农药”立项，到头来换回老祖宗那套老掉牙的办法，是科技退步；三是除非用防虫网把作物全部罩起来，否则农田必然变成害虫取食的“乐园”；四是让农民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是祖宗十八代没有任何科学知识都知道如何做的事，连农民都瞧不起；五是学者只关心申请项目、拿经费、发论文，又有谁关心科研成果变成农民丰产的利器？其实，正如“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不打农药会颗粒无收”一样，上述言论多数为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不实之词。第一，作物不打农药就颗粒无收吗？我们做过不用任何处理的生态农业实验，包括极端实验，即不用化肥、农药甚至不用有机肥，在这样的环境下庄稼竞争不过杂草，但并非颗粒无收，害虫不是主要矛盾而是杂草。当然，这是生态学的极端实验，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通过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改用有机肥，不杀害虫改用生态平衡的办法恢复生态与养分平衡，已将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田。即使不同农药、化肥、农膜、转基因，产量的变化并不是像有些专家说的那样“颗粒无收”。在河南安阳，我们有1万亩的大面积有机农业推广田。我们不用有害技术灭杀生物多样性，恢复已经严重退化的土地，保障食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健康，这样的做法是可持续的。生态农业这么好，“973”、“863”为什么不立项资助？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生态学的办法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样的成果如果推广开来，许多环节将赚不到钱，农药商、化肥商、农膜商、转基因公司、医院、制药厂、医院、火葬场、墓地经营者、科学基金使用者和管理者，我们的科研思路要断送那么多人的财路，不被立项是可想而知的。许多人在实验室里提高作物产量，他们拿到了巨额研究资金，我们在农村用环保的方法提高产量和质量得不到资金，该被讽刺的不应当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者。第三，至于用防虫网将农田罩起来，更是一种对生态学常识的无知。农田是人类改变自然生态系统而来的，在人类开辟农田之前，昆虫早就在那里了，有多少种害虫，相应地也就有多少种益虫，同时还有许多益鸟，现在人类给某些次级消费者安上“害”的罪名，用大量农药乃至转基因技术对其灭杀，逼迫害虫进化，同时灭杀大量的益虫与益鸟，农田环境能不越来越恶化吗？恢复生态平衡，请那些能够吃害虫的天敌回来，而不是引进它们其中的某个基因，同时用物理+生物的办法，对害虫种群进行低密度控制，是事半功倍的办法。用防虫网驱除害虫是很笨的，我们从未考虑过用这样的办法。第四，关于生态农业的科技含量问题。国家的确在农业上花了大量的钱，农业科技工作者也作了各种努力，农业大学培养了大量人才，但严酷的现实是：搞植保的都去卖农药，搞育种的都去卖种子，搞土壤营养的都去卖化肥，搞园艺栽培的都去卖农膜，或者学农毕业后到大公司去卖转基因仪器、试剂，要么待业在家；农业大学教授们要么开公司，要么与公司联手，都去赚农业的钱了。中央对农业投入近来有逐步增长趋势，每年国拨经费1万亿元，地方匹配经费1.5万亿元，但这些钱都用在了化肥、农药、种子、农膜的各项补贴上，用在了转基因研究上。如果将同样的钱用于发展生态农业，国人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气，喝的水肯定要好得多，国民身体也会更健康。第五，很多学者只关心申请项目、拿经费、发论文，又有谁关心科研成果变成农民丰产的利器？这些指责显然扣不到我们头上，笔者正是痛恨该教授指出的那些现象，才带领课题组搞生态农业科学研究。即使国家用有限的财力集中资助农村急需人才的培养，这依然解决不了问题。国家的大量投资经费要有合理的用途才行。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生态农业多给予一些关注，在全国不同区域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区进行试验，将惠农资金多朝种粮农民头上倾斜，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减少乃至逐渐告别有害化学品使用，在健康的环境下，用健康的办法，生产健康的食品。（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209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沈国舫院士：植树造林无悖生态建设（大家之言）: 热度 2 zzllxx5168 2012-12-19 09:00; 沈国舫院士信息来源：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2/272977.shtm ■本报记者冯丽妃伴随着2013年的到来，开展了12年的京津风沙源一期治理工程将要结束，二期工程即将展开。 “从京津风沙源一期工程‘染绿’上千万公顷荒山沙地的治理效果来看，未来二期工程将为京津一直到陕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道生态防线，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他同时表示，当前有些人质疑植树造林的功用并不科学。防护林建设与环保之间的“遭遇战”不应发生，因为防护林建设也是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一部分。荒山沙地变成旅游胜地 “风是大气候的问题，人力难以改变。但土地退化和风沙可以治理，防护林就是增加植被覆盖、降低风速、减少起沙量的重要屏障。”沈国舫告诉记者。据了解，到2012年，国家在京津风沙治理工程上累计投资479亿元，完成退耕还林与造林752.61万公顷、草地治理364.88万公顷、小流域综合治理1.54万平方公里，使工程区森林覆盖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达到15%。以工程区北京延庆百里山水长廊治理为例，通过封山育林和风沙治理相结合，这里的风沙区已开发成旅游区，生态恢复得非常好。沈国舫表示，京津风沙主要有北源、西源和西北源三个源头。其中，北源沙尘约占30%；西北源的风沙量最大，达40%以上；西源的影响力较弱，比10%多一些。“一期工程主要治理北源。从明年起，二期工程把包括陕北和内蒙古地区的西北源纳入进来，将为京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生态屏障。” 植树造林依然势在必行对于“防护林竭泽而树”等质疑植树造林作用的观点，沈国舫认为，其存在片面性。在当前减少水土流失的方法中，其一是搞工程，修梯田、淤地坝；其二便是植树造林。沈国舫认为，标本兼治关键靠植被恢复。但增加植被覆盖率必然要耗水。2001年，沈国舫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把整个黄土高原全覆盖上植被，年耗水量要增加20亿～30亿立方米，为黄河年径流量的1/30或1/20。尽管如此，沈国舫仍然认为，建设各类防护林势在必行。“这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否则，水带着泥沙都流失了。” 据了解，为节省水资源，当前防护林建设中“林”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大乔木为主发展到乔灌、灌草结合，在干旱地带尤其慎用乔木、大量使用草和灌木，仅在水源比较充足的地方或防护急需的地方种植乔木。 “植被用水要有科学观念。对水的问题认识不足是我们曾经犯过的毛病，这些问题已经被纠正了。”沈国舫说，当前在生活与工农业用水之外，必须留出充分的生态用水，保持河流的基本流量。而之所以要求各地留出适当的生态用水，一方面要维持现有植被生长，另一方面用来还超采的“旧账”。林业发展不能坐等其然 “现在，北方的问题是生态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沈国舫认为，当前森林与草地恢复程度依然不够，仍需兼顾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他介绍说，林业有供给、调节、文化、支持（即支持整个生物圈的运转）四大功能，同时具有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是真正的绿色产业，森林植被增加意味着碳汇的增多。同时，还可以发展与林业相关的各种产业，包括木材和各种林产品加工、纸浆造纸及林下经济等。但是，现在我国木材自供能力仅达到50%，还有大量木材需要进口。同时，方兴未艾的生物质能源产业也对林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人与自然和谐不等于什么都不干。如果坐等其然，人口增长对自然发展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只会造成森林植被破坏加速。因为人要生存，必然要向自然索取。”沈国舫表示。《中国科学报》 (2012-12-19 第1版要闻) 本博主认为：沈院士的有些观点我是赞同的，但也不尽然。例如，他对封山育林这种最有效、最轻简、最廉价的植被恢复措施的重视程度似乎不是很够，总认为这是“坐等其然”。事实上，就有些立地条件而言，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就足够了，而且效果出奇的好。问题的关键是要“合理划分类型”：哪些是用于发展商品林的，哪些是用来生产生态产品的，等等。博主简介：张连翔（1959-），大学文化，学士学位，无党派人士，辽宁省喀左县人。现任北方林业新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研发中心教授级高工（3级教授），学术委员会成员，兼任《辽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和《辽宁林业科技》两刊编委，《新农业》杂志园艺版编委，《中国林业网》和《新农村商网》林业科技（在线）咨询专家，中国林学会灌木分会委员，全国林业科技特派员。曾任辽宁省林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委会成员（1993-1995年）。主要从事应用生态及种群生态和数学生态学、森林有害生物可持续控制、抗旱保水造林、困难立地植被恢复与重建、林下经济、园林绿化、生物质能源林、经济林全生态经营和有机果业等的研究。取得科研成果13项，发明专利3项（2项正在申请中），编制辽宁省地方标准2项，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翻译和发表日文林业科技资料数十万字，主编专著2部、参编著作1部、参编论文集1部。联系方式： zzllxx5168@126.com；13942112010； http://hi.baidu.com/zzllxx5168/home ； http://blog.sciencenet.cn/u/zzllxx5168; 个人分类: 学术论坛与争鸣|1663 次阅读|6 个评论

[转载]同窗王跃明: sunset78 2012-12-16 15:48; 无意翻出科学报去年的一篇旧文，记录的竟然是旧日同窗王跃明。至今记得这个东西整理得特别干净、喜欢从床上跳下来和人争辩、喜欢在寝室练书法的家伙，他的笑容总能给人正能量。好样的王跃明，你在上海还好吗？没有逃离科研，快乐吗？一起传承的，还有载人航天精神 □齐时颜昌翔和王跃明，一个是东北人，一个是南方人；一个在长春工作，一个在上海打拼。可这两个看似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一见面却是称兄道弟，情同手足。他们的相识，都是因为天宫一号。此次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空间应用系统中的高光谱成像仪，是由颜昌翔所在的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和王跃明所在的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合作研制而成的。与神舟系列飞船上的光谱仪相比，这次高光谱成像仪的分辨率更加精细，能够分成100多个通道，分辨率达到了原来的7~8倍，已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但对颜昌翔和王跃明及他们背后的研究所来说，在合作过程中得到的，却远远不止技术上的突飞猛进。 3年要来5公斤天宫一号上的高光谱成像仪现在的体重是80公斤，能够对地面景物进行十分精密的光谱探测。地物的光谱图像展开之后，通过对光谱曲线的判别，还能对地表的物质特性作更细致的研究。可是，载人航天工程首要的任务是载人，给空间应用系统的资源配置就相当紧张。因此，最初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分配给高光谱成像仪的重量只有75公斤。 “我们就为了这5公斤，磨了整整3年。” 高光谱成像仪分系统主任设计师、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一部副主任颜昌翔说，“那时候，每次开会都要为这5公斤讨价还价，到初样设计阶段还没定下来。” 他们的这台高光谱成像仪，首次使用了适合航天的、重量轻刚度好的新材料，在设计、工艺等方面都做了最优化的考虑。 “我们已经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了极致，仪器确实没法再轻了。” 高光谱成像仪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王跃明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从75公斤到80公斤，高光谱成像仪经历了无数专家的“严刑拷打”。 “每个零件的重量都拿出来计算，每块板子都要问是不是太厚了。后来专家们发现确确实实没有‘油水’可榨了，才给了我们这5公斤。” 但他们也理解，总体部的这种“抠门”，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来说，在很多时候是必须的。 “对空间科学实验而言，8公斤、10公斤可能就能安排一项实验，这项实验可能代表了一个领域，可能能够产出重要的科学成果。我们这样不近人情，都是为了大局考虑。” 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助理、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总体室主任吕从民说。其实，吕从民自己也是被“严刑拷打”出来的。一面要在确保载荷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尽可能控制资源配置，一面还要向任务大总体打报告，尽量为空间应用系统多争取一些资源。 “王院士没把我们当外人” 在光学仪器领域，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已经有了60多年的积累，是这一领域的“老大哥”，而上海技物所则在上海后起直追，也具备了雄厚的实力。 “两个研究所强强联合进行单台航天仪器研发的模式，在中科院乃至整个中国都很少见。”长春光机所和上海技物所合作的历史比较悠久，但在航天领域如此大规模的合作，确实还是第一次。从2006年初开始，两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制定了两周碰一次头的协调机制。这次光机所去上海，下次技物所来长春。“几年下来，我们都混成航空公司的VIP了，连我们所长都没有这待遇。”颜昌翔开玩笑说。而最让王跃明感动的是，颜昌翔的导师、中科院院士王家骐。天宫一号任务开始后，中科院副院长给王家骐下了一道“委任状”，邀请他给项目组当技术质量顾问。虽然是义务劳动，但70多岁高龄的王家骐还是尽心尽力。当时，上海技物所负责研制的高光谱成像仪指向镜遇到了一些难题，王家骐就帮助他们把关设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议。 “王院士没把我们当外人，他把我们都当做自己的亲学生，毫无保留地指导我们。”王跃明说，“他真正是站在国家的层面，一切都是以确保完成任务为出发点的。” 2005年博士毕业后，28岁的王跃明就接手了天宫一号空间应用系统重要载荷的研制任务，而颜昌翔也是在博士后出站一年多后就走上了这个岗位。 “我们两人虽然都很年轻，但我们背后有两个实力雄厚的研究所，还有许许多多经验丰富的专家给我们帮助和指导，才让我们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 而老一辈航天人传承给他们的，除了知识和经验，还有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实验室的灯半个月没关过在这次高光谱成像仪的研制中，长春光机所负责可见光部分的研发和仪器的最后集成，上海技物所负责短波红外部分的研发。 2009年，上海技物所一个仪器组件的研制进度受到了影响，从4月16日到30日，实验室里的灯就没有关过。“不光是我们，其他部门也是24小时待命。当时我们那一个装配师傅，半夜10点把他从家里叫来，一直干到3点多。然后师傅回家睡觉，下一道工序马上跟进。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经过半个月的昼夜攻关，进度终于赶上了。5月1日，王跃明带着最新研制的仪器组件，到长春和颜昌翔胜利会师。不仅在中科院内，这种大力协作的精神在高光谱成像仪项目的几十家外协单位中也十分普遍。当时，负责高光谱成像仪感应同步器的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下属的一个公司，为了让部件满足航天要求，也进行了大量的攻关。这件事让颜昌翔非常感动：“他们做这些是不赚钱的，但还是开足马力配合我们。” 这样的精神也延伸到了他们的家庭里。王跃明的小孩只有1岁，但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更多时间帮助妻子照看小孩。“说家里人没有怨言是假的。不过，他们虽然嘴上有怨言，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在内心深处是支持我们的。” 神舟六号发射的时候，颜昌翔的儿子在幼儿园，到处跟小朋友说“我的爸爸是发明神舟飞船的”。对这个总是不在家的东北汉子来说，儿子发自内心的自豪让他动容；对这些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献给了载人航天事业的人来说，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就是他们最大的宽慰。《科学时报》 (2011-09-30 A2 中科院助力天宫寻梦专题报道); 279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报报海大新闻: wyc 2012-12-9 06:43; 大连海事大学千万元奖励优秀学生《中国科学报2012年12月5日》添加时间:2012-12-05 11:28:03 阅读次数： 857 本报讯（通讯员杨莉）日前，大连海事大学举行 2011~2012学年度学生表彰大会。据悉，今年在该校设立奖助学金的单位共计50家，奖助学金总额共计2045万元，受奖励集体及个人共计9500余人次，获奖面达50%。最为耀眼的当属从全校1.6万余名本科生中评选出来的“十佳大学生”奖励金额最高，每人达一万元。　　据了解，“十佳大学生”从全校1.6万本科生中脱颖而出。除了学年成绩要排在专业前5%外，综合素质也要相当过硬。据大连海事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赵宝刚介绍，一年一度的优秀学生表彰，是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一环。该校逐年加大奖学金等各种先进典型的评选力度，逐步扩大了助学金的资助范围，促使越来越多的同学可以得到奖励和资助; 个人分类: 未分类|1438 次阅读|2 个评论

是让学生拥有充实而正确的信仰，还是教育要向政治屈服？: jlugang 2012-12-4 08:55; 《中国科学报》 (2012-12-03 第 1 版要闻 )“让学生拥有充实而正确的信仰”主要内容如下： “十八大报告把先进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在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表示，作为思想的策源地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守望者和担当者，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大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应该是我们培养一代新人的基本要求。”郑南宁说，“我们现在如何培养大学生的价值观，实际上决定了 20 年后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可以说，现在培养了什么样的人，就把什么样的世界留给了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大学人才培养中，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郑南宁表示，近年来，国内高校在人才培养工作中一直在反思和追问学生的人格养成、价值观、独立思考、创业精神等教育方面的问题。应该说，我们的大学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些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据介绍，目前国内大学对于学生的思想教育，最基础的体现依然是在思想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基本课程中。 “在这些课程的教学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套针对当代年轻人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指导思想。”郑南宁说，思想政治工作要解惑，而不是空洞地讲我要培养怎样的接班人。“必须通过我们的教育，让学生拥有一个充实而正确的信仰。” 郑南宁认为，我们并不缺乏对学生的信仰教育，比如从小学到大学，思想教育始终在帮助学生树立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教育固然没有问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确实应贯穿教育始终，但对于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学生而言，共产主义说教式的教育太过抽象。 “新时期的大学生需要在追求共产主义的大背景下，找到既适合于自己，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追求，并为之努力。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帮助学生找到这样的理想信仰，并帮助他们树立为之奋斗的决心。”郑南宁表示。与此同时，他认为，大学要坚持正确的思想引导，并在学生的教育中加以体现。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是抽象的，更不应该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从现实中国内外的背景出发，给学生明确而又贴近生活的内容。很明显，这样的目标依靠课堂上照本宣科的‘满堂灌’是不可能实现的。” 郑南宁表示，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相关教师真正融入学生群体，与学生真正“零距离接触”，在点滴中关心学生、引导学生，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这需要教师转变对原有思想教育的理解，同时适当调整自身定位。与取得的效果相比，这样的转变是值得的。 “我们曾经在大学生中作过一次调查，当问及你的理想是什么、今后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专业选择和今后的发展道路时，很多学生都答不出来。”郑南宁告诉记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渗透到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太多，诱惑也太多。同时，这也说明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仍面临很重的任务，尤其是在十八大为中国发展树立新航向的今天，高校的这一工作将更加任重而道远。《中国科学报》教育工作任重道远，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当前教育制度弊大于利，当前教育观念鼠目寸光。在市场及经济下首先屈服的是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在理念之都变迁的前提下学生很难学到真正的大学精髓。但是在思教育改革的同时，大学思想的核心不容丢失。教育要走在前沿，不光是学术的前沿还有思想的前沿。自德先生和赛先生起始，大学关于思想的教育就被上升为了大学教育的灵魂，被代代传颂。没一个时代的发展教育的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教育也不能永远的在某一种大的体制下被束缚，被固化，被绑住手脚。民主科学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灵魂。当灵魂缺失的时候教育只能成为附庸，成为奴役，成为死尸，成为死水。教育先进人才空谈，获得先进奖励妄想。现在的教育中学生缺乏的就是教育的灵魂，不是体制的信仰。我们爱国家，我们爱人民，我们爱民族，但是更应该爱有教育灵魂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制度。大学者非政治之学，非行政之学，非为官之学，非附庸世俗之学。在为科学之学，在为经济发展之学，在为民族强盛之学。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对于学生的作用需要在社会中得到更多的体现，教师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与照本宣科无异，教师的身教言传用在学生的政治信仰树立，是教育的资源浪费。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不在于教育要屈服于制度之下，谁控制谁，谁为谁服务，在于有灵魂的教育在社会制度中发挥更佳的社会，经济，制度等等效果。这是教育的实至名归。中国式的教育带有中国的是的文化传统，但是不否这些传统中有一些弊端，注重后天塑造，不注重因材施教，不注重天分的培养，很多方面违背自然，这是中外教育的区别，也是难以有惊世骇俗的成果的主要原因。教育屈服于政治之后的信仰式教育只会是教育成为手段，成为附庸，教育一板一眼亦步亦趋安于现状只会使教育丧失自我，缺乏创新。教育只有灵魂在，目标在，才可以有所发展。与其说让教师更好地理解思想教育，来教育学生。不如说让制度还给教育灵魂。让你更有灵魂的教育给学生插上腾飞的翅膀，腾飞于科学创新，经济发展之学，民族强盛的广大空间之下。民族复兴，应该教育先行。任何政治都是一时的，只有有灵魂的教育才会源远流长。; 个人分类: 社会现象|1724 次阅读|0 个评论

［e-笔记］中国科学报：“速成鸡”是一种错误说法: liuli66 2012-12-4 08:43; 全文见：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2/12/266640.shtm; 1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张巧玲:文献情报服务上演“大手”拉“小手”: liuwenlidavid 2012-12-2 23:05; 根据自身“一三五”规划，国科图积极推进中科院文献情报服务的开放共享—— ■本报记者张巧玲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国科图”）与河南省科学院文献情报服务站正式挂牌；国科图与贵州科学院文献信息共享服务站正式挂牌……“这是国科图在‘十二五’新时期，根据我们‘一三五’规划，实施‘面向决策一线、科研工作一线、区域发展一线’文献情报创新战略，服务国家和地方科技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国科图馆长张晓林日前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近年来，国科图主动发挥国家级文献情报平台的核心作用，推进中科院文献情报服务的开放共享，“大手”拉“小手”，积极支持省级科学院共享中科院文献情报服务。助解地方院所“心头病” 10月中旬，贵州科学院与国科图签订了共享文献情报服务合作协议并挂牌成立文献信息共享服务站后，贵州省科学院希望借此机会打开文献情报工作方面的新局面。贵州科学院副院长林昌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上世纪末，全国开始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大幅缩减地方科研机构的人员编制，为了保留科研队伍，地方科研机构不得不削减“外围”服务人员，文献情报工作也因此受到重挫。但随着地方科研机构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文献情报工作的方法、手段、人员无法满足需求却成了他们的“心头病”。 2010年和今年3月，中科院先后与贵州省签订支持贵州省科学院的合作协议及《共同推进贵州区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合作协议》，国科图借机推进国家科学图书馆与贵州科学院共享文献情报服务。 “帮助很大，我们又重建了文献情报中心。”林昌虎介绍。国科图副馆长刘细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支持省科学院文献情报事业发展，一直是国科图发挥国家级科技文献情报机构作用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从2010年开始，国科图分赴广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密切协同服务关系。2012年3月至6月，按照中科院与各省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安排，国科图再次主动出击，组织专业人员赴陕西、甘肃、江西、贵州、河北、河南等省科学院调研。刘细文介绍，针对各个省科学院所面临的文献情报工作的整体性缺失，国科图联合各个省科学院，采取加强战略协作，共建文献情报工作站，培训文献情报服务队伍，延伸和拓展国科图文献情报服务链，建设文献情报共享服务平台等系列措施，提升各个省科学院文献信息保障能力。积极探索合作机制根据国科图“一三五”提出的三个“重点突破”，着力提高针对国家科技信息服务及其发展的支撑推动能力，建立引领示范国家科技信息服务战略发展的核心平台，建立支撑区域科技战略信息需求的网络化服务机制，成为国科图的又一重要使命。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因前身为中科院广州分院图书馆，而与国科图有着较为密切的合作渊源。2011年，国科图正式与广东省科学院签署合作框架，重点支持广东科技图书馆开展情报研究与科技查新服务，并将其情报研究部纳入国科图情报研究团队的一体化管理。 “目前我们正与国科图共建‘企业产业科技创新态势监测分析研究特色分馆’。”广东省科技图书馆馆长李宏荣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除广东外，国科图在2010年6月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石河子大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科学院、塔里木大学的文献信息服务体系协同，共享中科院文献情报服务，建立快速满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文献服务需求的工作机制。同时，国科图还委派“科技特派员”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文献信息支撑体系建设。今年8月，国科图与江西省科学院等多个省科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联合服务体系和机制。刘细文介绍，国科图积极探索各种合作机制，使其面向省科学院的文献情报方面的合作更加深化，“建立国科图—省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联席会议，加强共享文献情报服务管理，形成协同服务机制”。国科图还为每个省科学院指派一名专职学科馆员，组织面向科研人员和科研团队的文献获取能力培训，开展嵌入科研项目与科研团队的文献情报服务，建立文献情报服务与科研文献信息需求协同联动的服务机制。为应对省科学院外文文献信息严重短缺的局面，国科图努力创造条件，为6个省科学院开通Web of Knowledge综合性数据库和评价工具，支持科研人员的科技文献评价与查询。此外，国科图还为各省科学院建立个性化的文献信息服务集成门户，为各省科学院科研人员建立了共享国家科技文献保障体系资源与服务的建制化便捷渠道。突破人才瓶颈 “半年来，我们已有6名员工参加国科图的人员培训。”林昌虎告诉记者。刘细文告诉记者，利用国科图专业队伍建设和培训机制，系统组织面向省科学院图书馆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并纳入中科院文献情报人员长期培训计划，是国科图面向省科学院开展文献情报服务的又一重要内容。国科图组织文献信息服务骨干人员多次赴新疆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农垦科学院开展服务培训，提升科研人员获取文献能力。 2012年，国科图组织专业人员赴江西省科学院、贵州科学院、河北省科学院、陕西省科学院，带领省科学院文献情报人员开展文献检索与利用培训。 5月，国科图对首批来自江西、甘肃、贵州和陕西的10名文献情报人员和科研人员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培训，覆盖文献资源体系、文献传递服务、科技信息动态监测、科研一线学科化服务方式与案例等，并纳入国科图专业培训体系中。国科图还将协助各省科学院提升情报跟踪研究能力，组织专门开展情报分析培训，协助省科学院建立情报分析队伍，合作建立支持区域科技决策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情报研究服务机制，支持省科学院提高对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服务。《中国科学报》 (2012-12-01 第7版创新周刊) 根据自身“一三五”规划，国科图积极推进中科院文献情报服务的开放共享—— ■本报记者张巧玲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国科图”）与河南省科学院文献情报服务站正式挂牌；国科图与贵州科学院文献信息共享服务站正式挂牌……“这是国科图在‘十二五’新时期，根据我们‘一三五’规划，实施‘面向决策一线、科研工作一线、区域发展一线’文献情报创新战略，服务国家和地方科技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国科图馆长张晓林日前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近年来，国科图主动发挥国家级文献情报平台的核心作用，推进中科院文献情报服务的开放共享，“大手”拉“小手”，积极支持省级科学院共享中科院文献情报服务。助解地方院所“心头病” 10月中旬，贵州科学院与国科图签订了共享文献情报服务合作协议并挂牌成立文献信息共享服务站后，贵州省科学院希望借此机会打开文献情报工作方面的新局面。贵州科学院副院长林昌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上世纪末，全国开始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大幅缩减地方科研机构的人员编制，为了保留科研队伍，地方科研机构不得不削减“外围”服务人员，文献情报工作也因此受到重挫。但随着地方科研机构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文献情报工作的方法、手段、人员无法满足需求却成了他们的“心头病”。 2010年和今年3月，中科院先后与贵州省签订支持贵州省科学院的合作协议及《共同推进贵州区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合作协议》，国科图借机推进国家科学图书馆与贵州科学院共享文献情报服务。 “帮助很大，我们又重建了文献情报中心。”林昌虎介绍。国科图副馆长刘细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支持省科学院文献情报事业发展，一直是国科图发挥国家级科技文献情报机构作用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从2010年开始，国科图分赴广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密切协同服务关系。2012年3月至6月，按照中科院与各省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安排，国科图再次主动出击，组织专业人员赴陕西、甘肃、江西、贵州、河北、河南等省科学院调研。刘细文介绍，针对各个省科学院所面临的文献情报工作的整体性缺失，国科图联合各个省科学院，采取加强战略协作，共建文献情报工作站，培训文献情报服务队伍，延伸和拓展国科图文献情报服务链，建设文献情报共享服务平台等系列措施，提升各个省科学院文献信息保障能力。积极探索合作机制根据国科图“一三五”提出的三个“重点突破”，着力提高针对国家科技信息服务及其发展的支撑推动能力，建立引领示范国家科技信息服务战略发展的核心平台，建立支撑区域科技战略信息需求的网络化服务机制，成为国科图的又一重要使命。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因前身为中科院广州分院图书馆，而与国科图有着较为密切的合作渊源。2011年，国科图正式与广东省科学院签署合作框架，重点支持广东科技图书馆开展情报研究与科技查新服务，并将其情报研究部纳入国科图情报研究团队的一体化管理。 “目前我们正与国科图共建‘企业产业科技创新态势监测分析研究特色分馆’。”广东省科技图书馆馆长李宏荣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除广东外，国科图在2010年6月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石河子大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科学院、塔里木大学的文献信息服务体系协同，共享中科院文献情报服务，建立快速满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文献服务需求的工作机制。同时，国科图还委派“科技特派员”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文献信息支撑体系建设。今年8月，国科图与江西省科学院等多个省科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联合服务体系和机制。刘细文介绍，国科图积极探索各种合作机制，使其面向省科学院的文献情报方面的合作更加深化，“建立国科图—省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联席会议，加强共享文献情报服务管理，形成协同服务机制”。国科图还为每个省科学院指派一名专职学科馆员，组织面向科研人员和科研团队的文献获取能力培训，开展嵌入科研项目与科研团队的文献情报服务，建立文献情报服务与科研文献信息需求协同联动的服务机制。为应对省科学院外文文献信息严重短缺的局面，国科图努力创造条件，为6个省科学院开通Web of Knowledge综合性数据库和评价工具，支持科研人员的科技文献评价与查询。此外，国科图还为各省科学院建立个性化的文献信息服务集成门户，为各省科学院科研人员建立了共享国家科技文献保障体系资源与服务的建制化便捷渠道。突破人才瓶颈 “半年来，我们已有6名员工参加国科图的人员培训。”林昌虎告诉记者。刘细文告诉记者，利用国科图专业队伍建设和培训机制，系统组织面向省科学院图书馆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并纳入中科院文献情报人员长期培训计划，是国科图面向省科学院开展文献情报服务的又一重要内容。国科图组织文献信息服务骨干人员多次赴新疆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农垦科学院开展服务培训，提升科研人员获取文献能力。 2012年，国科图组织专业人员赴江西省科学院、贵州科学院、河北省科学院、陕西省科学院，带领省科学院文献情报人员开展文献检索与利用培训。 5月，国科图对首批来自江西、甘肃、贵州和陕西的10名文献情报人员和科研人员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培训，覆盖文献资源体系、文献传递服务、科技信息动态监测、科研一线学科化服务方式与案例等，并纳入国科图专业培训体系中。国科图还将协助各省科学院提升情报跟踪研究能力，组织专门开展情报分析培训，协助省科学院建立情报分析队伍，合作建立支持区域科技决策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情报研究服务机制，支持省科学院提高对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服务。《中国科学报》 (2012-12-01 第7版创新周刊) 原文地址：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2/12/266565.shtm?id=266565; 136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欧阳自远院士：深空探测应明确科学目标: 热度 1 Fangjinqin 2012-11-29 09:11; 作者：张巧玲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11-29 7:46:33 选择字号：小中大欧阳自远院士：深空探测应明确科学目标欧阳自远张巧玲摄 ■本报记者张巧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马兴瑞日前表示，明年下半年我国将实施“嫦娥三号”发射和落月任务。此消息一出，有关中国深空探测问题立即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目前，各项工作都在有序进行，能够确保‘嫦娥三号’明年下半年发射。”中国探月工程领导小组高级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嫦娥三号’将首次开展着陆器和月球车的联合探测。” 欧阳自远表示，下一步的深空探测主要是开展月球、火星、金星、小行星、木卫及太阳和太阳系空间的探测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开展月球与火星探测。人类开展火星探测，一是希望证实火星是否有生命存在；二是对火星本体进行研究，从磁层、大气层、火星环境、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化学成分、矿物组成、内部结构和演化历史等方面与地球进行对比研究，探讨行星与太阳系的起源与演化。在各国开展的火星探测任务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开展的一系列火星探测计划。“他们的火星探测计划最为系统，目标明确且在不断深入。”欧阳自远说。 1961年，美国开展火星轨道器探测；1975年8月和9月，美国首次发射火星软着陆探测器“海盗1号”、“海盗2号”，之后又于2007年8月发射“凤凰”号火星着陆探测器；自“火星探路者”号火星车探测器发射后，又相继发射了“机遇”号和“勇气”号火星车。这些发射任务使美国实现了对火星的飞越、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获得了大量探测成果，并证实火星现在没有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此后，火星大气中微量水蒸气和极微量甲烷气体的发现，又燃起了火星存在生命活动的希望。但此时，火星大气中甲烷气体无法判别是有机成因还是无机成因，即是由生命活动释放或由生物裂解成因还是无机的C、H合成成因。 “探测火星上的甲烷从何而来成为美国新时期火星探测的重要目标之一。”欧阳自远表示。然而，在深空探测活动中，对甲烷的成因进行判别并非易事，美国为此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2006年3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美国科学家的文章。该文详细论述了如何判别甲烷是由生命活动还是非生命成因的C、H合成成因。 “这说明美国已解决这一难题，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研制相应的科学探测仪器。”欧阳自远表示。今年8月6日，美国“好奇”号火星车成功着陆火星，将开展1个火星年（约合两个地球年）的探测任务，使命是寻找火星在远古时代适合生存的环境。 “这是比较‘谦虚’的说法。”欧阳自远认为。据悉，“好奇”号共搭载了10类有效载荷，包括桅杆相机、火星降落成像仪、火星样本分析仪、火星手持透镜成像仪、化学与矿物学分析仪、化学摄像机、阿尔法粒子X射线分光计、中子反照率动态探测器、辐射评估探测器以及火星车环境监测站。欧阳自远分析说，这十类科学仪器其实要实现三大科学使命。其中，被誉为“好奇”号“心脏”的火星样本分析仪负责搜寻构成生命的要素——碳化合物（甲烷和二氧化碳）。 “这正是‘好奇’号最受瞩目的一部分，也是它的核心。”欧阳自远认为。其他仪器有的用来探测火星一般科学数据，了解火星的现代环境与载人登陆火星的可行性；还有的用来探测火星土壤的矿物成分，主要了解火星的历史环境。欧阳自远介绍说，“好奇”号是人类有史以来设备最齐全的火星探测器，“火星是人类对太阳系探测的重点，美国对火星的探测活动系统而有步骤，且目标十分明确，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学习”。目前，我国也在计划对火星等开展探测。《201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明确指出，我国将开展深空探测活动，以火星探测为切入点，统筹开展太阳、小行星、金星、木星系统等的探测。欧阳自远建议，我国开展深空探测，首先要提出比较长远的、富有前瞻性和创新意义的科学问题；其次，要具有大视域，选择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突破；三是综合考虑国家深空探测的技术能力及技术水平，将科学目标与其紧密结合，同时推动我国相关技术能力的提升。 “最重要的是要明确每一次深空探测的科学目标，既有创新性又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坚持科学发展。”欧阳自远表示。《中国科学报》 (2012-11-29 第1版要闻) 作者：张巧玲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11-29 7:46:33 选择字号：小中大欧阳自远院士：深空探测应明确科学目标欧阳自远张巧玲摄 ■本报记者张巧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马兴瑞日前表示，明年下半年我国将实施“嫦娥三号”发射和落月任务。此消息一出，有关中国深空探测问题立即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目前，各项工作都在有序进行，能够确保‘嫦娥三号’明年下半年发射。”中国探月工程领导小组高级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嫦娥三号’将首次开展着陆器和月球车的联合探测。” 欧阳自远表示，下一步的深空探测主要是开展月球、火星、金星、小行星、木卫及太阳和太阳系空间的探测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开展月球与火星探测。人类开展火星探测，一是希望证实火星是否有生命存在；二是对火星本体进行研究，从磁层、大气层、火星环境、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化学成分、矿物组成、内部结构和演化历史等方面与地球进行对比研究，探讨行星与太阳系的起源与演化。在各国开展的火星探测任务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开展的一系列火星探测计划。“他们的火星探测计划最为系统，目标明确且在不断深入。”欧阳自远说。 1961年，美国开展火星轨道器探测；1975年8月和9月，美国首次发射火星软着陆探测器“海盗1号”、“海盗2号”，之后又于2007年8月发射“凤凰”号火星着陆探测器；自“火星探路者”号火星车探测器发射后，又相继发射了“机遇”号和“勇气”号火星车。这些发射任务使美国实现了对火星的飞越、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获得了大量探测成果，并证实火星现在没有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此后，火星大气中微量水蒸气和极微量甲烷气体的发现，又燃起了火星存在生命活动的希望。但此时，火星大气中甲烷气体无法判别是有机成因还是无机成因，即是由生命活动释放或由生物裂解成因还是无机的C、H合成成因。 “探测火星上的甲烷从何而来成为美国新时期火星探测的重要目标之一。”欧阳自远表示。然而，在深空探测活动中，对甲烷的成因进行判别并非易事，美国为此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2006年3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美国科学家的文章。该文详细论述了如何判别甲烷是由生命活动还是非生命成因的C、H合成成因。 “这说明美国已解决这一难题，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研制相应的科学探测仪器。”欧阳自远表示。今年8月6日，美国“好奇”号火星车成功着陆火星，将开展1个火星年（约合两个地球年）的探测任务，使命是寻找火星在远古时代适合生存的环境。 “这是比较‘谦虚’的说法。”欧阳自远认为。据悉，“好奇”号共搭载了10类有效载荷，包括桅杆相机、火星降落成像仪、火星样本分析仪、火星手持透镜成像仪、化学与矿物学分析仪、化学摄像机、阿尔法粒子X射线分光计、中子反照率动态探测器、辐射评估探测器以及火星车环境监测站。欧阳自远分析说，这十类科学仪器其实要实现三大科学使命。其中，被誉为“好奇”号“心脏”的火星样本分析仪负责搜寻构成生命的要素——碳化合物（甲烷和二氧化碳）。 “这正是‘好奇’号最受瞩目的一部分，也是它的核心。”欧阳自远认为。其他仪器有的用来探测火星一般科学数据，了解火星的现代环境与载人登陆火星的可行性；还有的用来探测火星土壤的矿物成分，主要了解火星的历史环境。欧阳自远介绍说，“好奇”号是人类有史以来设备最齐全的火星探测器，“火星是人类对太阳系探测的重点，美国对火星的探测活动系统而有步骤，且目标十分明确，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学习”。目前，我国也在计划对火星等开展探测。《201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明确指出，我国将开展深空探测活动，以火星探测为切入点，统筹开展太阳、小行星、金星、木星系统等的探测。欧阳自远建议，我国开展深空探测，首先要提出比较长远的、富有前瞻性和创新意义的科学问题；其次，要具有大视域，选择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突破；三是综合考虑国家深空探测的技术能力及技术水平，将科学目标与其紧密结合，同时推动我国相关技术能力的提升。 “最重要的是要明确每一次深空探测的科学目标，既有创新性又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坚持科学发展。”欧阳自远表示。《中国科学报》 (2012-11-29 第1版要闻) 作者：张巧玲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11-29 7:46:33 选择字号：小中大欧阳自远院士：深空探测应明确科学目标欧阳自远张巧玲摄 ■本报记者张巧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马兴瑞日前表示，明年下半年我国将实施“嫦娥三号”发射和落月任务。此消息一出，有关中国深空探测问题立即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目前，各项工作都在有序进行，能够确保‘嫦娥三号’明年下半年发射。”中国探月工程领导小组高级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嫦娥三号’将首次开展着陆器和月球车的联合探测。” 欧阳自远表示，下一步的深空探测主要是开展月球、火星、金星、小行星、木卫及太阳和太阳系空间的探测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开展月球与火星探测。人类开展火星探测，一是希望证实火星是否有生命存在；二是对火星本体进行研究，从磁层、大气层、火星环境、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化学成分、矿物组成、内部结构和演化历史等方面与地球进行对比研究，探讨行星与太阳系的起源与演化。在各国开展的火星探测任务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开展的一系列火星探测计划。“他们的火星探测计划最为系统，目标明确且在不断深入。”欧阳自远说。 1961年，美国开展火星轨道器探测；1975年8月和9月，美国首次发射火星软着陆探测器“海盗1号”、“海盗2号”，之后又于2007年8月发射“凤凰”号火星着陆探测器；自“火星探路者”号火星车探测器发射后，又相继发射了“机遇”号和“勇气”号火星车。这些发射任务使美国实现了对火星的飞越、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获得了大量探测成果，并证实火星现在没有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此后，火星大气中微量水蒸气和极微量甲烷气体的发现，又燃起了火星存在生命活动的希望。但此时，火星大气中甲烷气体无法判别是有机成因还是无机成因，即是由生命活动释放或由生物裂解成因还是无机的C、H合成成因。 “探测火星上的甲烷从何而来成为美国新时期火星探测的重要目标之一。”欧阳自远表示。然而，在深空探测活动中，对甲烷的成因进行判别并非易事，美国为此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2006年3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美国科学家的文章。该文详细论述了如何判别甲烷是由生命活动还是非生命成因的C、H合成成因。 “这说明美国已解决这一难题，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研制相应的科学探测仪器。”欧阳自远表示。今年8月6日，美国“好奇”号火星车成功着陆火星，将开展1个火星年（约合两个地球年）的探测任务，使命是寻找火星在远古时代适合生存的环境。 “这是比较‘谦虚’的说法。”欧阳自远认为。据悉，“好奇”号共搭载了10类有效载荷，包括桅杆相机、火星降落成像仪、火星样本分析仪、火星手持透镜成像仪、化学与矿物学分析仪、化学摄像机、阿尔法粒子X射线分光计、中子反照率动态探测器、辐射评估探测器以及火星车环境监测站。欧阳自远分析说，这十类科学仪器其实要实现三大科学使命。其中，被誉为“好奇”号“心脏”的火星样本分析仪负责搜寻构成生命的要素——碳化合物（甲烷和二氧化碳）。 “这正是‘好奇’号最受瞩目的一部分，也是它的核心。”欧阳自远认为。其他仪器有的用来探测火星一般科学数据，了解火星的现代环境与载人登陆火星的可行性；还有的用来探测火星土壤的矿物成分，主要了解火星的历史环境。欧阳自远介绍说，“好奇”号是人类有史以来设备最齐全的火星探测器，“火星是人类对太阳系探测的重点，美国对火星的探测活动系统而有步骤，且目标十分明确，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学习”。目前，我国也在计划对火星等开展探测。《201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明确指出，我国将开展深空探测活动，以火星探测为切入点，统筹开展太阳、小行星、金星、木星系统等的探测。欧阳自远建议，我国开展深空探测，首先要提出比较长远的、富有前瞻性和创新意义的科学问题；其次，要具有大视域，选择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突破；三是综合考虑国家深空探测的技术能力及技术水平，将科学目标与其紧密结合，同时推动我国相关技术能力的提升。 “最重要的是要明确每一次深空探测的科学目标，既有创新性又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坚持科学发展。”欧阳自远表示。《中国科学报》 (2012-11-29 第1版要闻) 作者：张巧玲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11-29 7:46:33 选择字号：小中大欧阳自远院士：深空探测应明确科学目标作者：张巧玲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11-29 7:46:33 选择字号：小中大我们期待我国深空探测进军作者：张巧玲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11-29 7:46:33 选择字号：小中大欧阳自远院士：深空探测应明确科学目标作者：张巧玲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11-29 7:46:33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1/272235.shtm zp 欧阳自远院士：深空探测应明确科学目标我们期待我国向深空探测进军; 个人分类: 科学论坛|2125 次阅读|2 个评论

基因治疗产品首度叩开欧洲大门: qpzeng 2012-11-20 06:00; 【新闻背景】早在今年7月20日，英国《自然》杂志就曾透露，欧盟即将批准荷兰UniQure公司的基因治疗产品Glybera上市。近日，欧盟正式通知UniQure公司，批准该产品在欧盟27个成员国使用，此举首度开启欧洲基因治疗临床应用的先河。之后，在11月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2012年491卷7423期）的“七天热点”（Seven days）栏目又对此进行了背景性介绍。据报道，这款基因治疗产品是一种携带脂蛋白酯酶基因（LPL）的腺（病毒）相关病毒（AAV）载体，可用于治疗家族性高乳糜微粒血症——因缺乏有功能的LPL基因而不能代谢血液中脂肪颗粒，并引起严重剧痛、致死胰腺炎的遗传病。该病在全球的发病率约为1/106~2/106。专家认为，尽管欧盟已首开先例放行该基因治疗产品，但它仍属特例，基因治疗产品还应继续观察，短期内不宜全面放开。围绕基因治疗产品安全的争论已经持续多年，美国至今没有批准任何基因治疗产品用于临床。但是，中国早在2004年初就为“今又生”（Gendicine）颁发了世界上第一张基因治疗新药证书，而欧盟此次正式批准首个基因治疗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也给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经过审慎评价和严格审查的基因治疗产品是安全的。【点评】人类的某些疾病可以归因于人体自身基因的缺陷或病原基因产物与人体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这些疾病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基因有关，或者说它们属于基因功能疾病。其中，内源性基因病可称为“原发性基因病”，如遗传病；外源性基因病可称为“继发性”或“获得性基因病”，如艾滋病等。因此，基因功能疾病最终都可以通过对基因的人工操纵达到治愈目的。不过，目前还只能对单个缺陷基因进行人工改良，若有朝一日能把艾滋病毒整合基因组从人的染色体上切割下来，则将是人类最终战胜艾滋病的庆功时刻。堪称“分子微手术” 开展基因治疗必须备齐一整套工具，包括基因“剪刀”，即限制性内切核酸酶，可用来“剪裁”基因片段；基因“浆糊”，即连接酶，可用来“嫁接”基因片段；基因“车”（载体），如良性病毒或转座子等，可用来把基因“搬运”到待修补的位置。一般来说，基因治疗药物是一种预先构建好了的基因载体复合结构，只要它进入细胞后随机插入或定点整合（基因打靶）到染色体上，就能合成出该基因编码的正常蛋白质（酶），从而矫正原有突变基因合成的异常蛋白质（酶）所导致的功能缺陷。随着人类功能基因组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越来越多疾病的相关基因被发现，并且很多已被分离出来，这无疑推动了基因治疗研究的迅速发展。其次，基因治疗策略多种多样，而且日益成熟，其中利用正常基因代替缺陷基因的“基因修复”策略一直是探索的重点。近年来，开展了基于“基因钝化”与“基因活化”策略的反义核酸封闭有害基因表达与核酶剪切有害基因的研究，以及自杀基因的应用。另外，基因治疗产品的给药方式不断创新，既有纳米颗粒包裹药物或基因枪轰击的“活体”给药法，又有先提取骨髓细胞后导入治疗基因再输入体内的“离体加活体”给药法。成功与风险并存基因治疗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即体细胞基因治疗和性细胞（精子或卵子）基因治疗，后者面临更多的伦理道德问题，反对呼声很高，阻力也很大。例如，著名的“魏斯曼壁垒”主张，遗传信息只能从基因到细胞，而不是相反。同时，基因载体选择与基因表达控制技术作为基因治疗的难点仍未取得突破，其中利用基因修饰病毒作为基因载体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例如，1999年9月，年仅18岁的美国高中生因患腺苷脱氨酶（ADA）缺陷症而接受重组腺病毒介导基因治疗后死亡（“杰辛格事件”）；2002年10月4日，法国卫生产品安全管理局宣布停止先天性免疫功能缺陷症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因为治疗中使用的逆转录病毒载体激活了细胞癌基因（LM02），使其中一位受试者出现血癌样疾病。事实上，Glybera最初从人用医药产品委员会（CHMP）和欧洲医药机构（EMA）先进治疗委员会（CAT）所获得的都是负面评价，但他们通过对27位病人3次治疗的疗效再评价，终于在今年6月获得CAT认可，随后也得到CHMP的背书。然而，基因治疗产品投资大、风险高、市场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基因治疗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比如，最初涉足Glybera产品研发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分子治疗药物公司就未能坚持到最后，而改由UniQure注资继续开发，才得以最终获准上市。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1972年Friedmann和Roblin首次提出基因治疗的设想以来，人们对基因治疗的认识经历了从禁锢到狂热再到逐渐理性的过程，基因治疗研究也从盲目到规范，再到开始尝试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1990年9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FDA）批准首例人类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此后全世界共实施了1700多项基因治疗临床试验，累计超过数千人接受过各种形式的基因治疗。2006~2011年间，成功实施基因治疗的病例包括：视网膜疾病Leber氏先天性黑蒙症、X染色体连锁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症、腺苷脱氨酶—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症、肾上腺脑白质失养症、慢性髓细胞白血病和帕金森病等。近几年，西方大众传媒推出了多部以基因治疗为题材的科幻片，如电视系列剧《末世黑天使》（2000）、电影《猩球崛起》（2011）、小说《下一次》（2006）等，它们对基因治疗大多持想象、杜撰、讥讽、嘲弄的态度。尽管如此，随着人们更深入和更科学地开展基因治疗的基础研究与临床试验，基因治疗无疑将成为攻克各类难治性遗传性疾病的有力武器。原载《中国科学报》2012年11月20日5版; 个人分类: 科普集萃|3351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大学之所以为“大”: 热度 5 蒋高明 2012-11-14 18:09; 大学之所以为“大” ■蒋高明 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15896 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南京大学简称南大，天津大学简称天大，中国地质大学简称地大，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山东大学简称山大，四川大学简称川大，北京师范大学简称北师大，等等。清华大学不称自己清大，而谦称自己为清华，尽管如此，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当然，在国际上，清华与名校还有距离，因此，清华的谦虚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清华不称自己为大，就有公司注册了清大的商标。在商人的心目中，清华那是一个好大学，其名声肯定可以卖好价钱。现在的大学，糟糕就糟糕在与铜臭结合得太密切了。以前的大学向前看，现在向钱看。大学之大，不是自封的，是社会送给它们的，是社会对知识的一种尊重。过去年代，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人们认为大学就是很有学问的地方，那里的教授一定非常了得。笔者上大学的时候，农民们天真地认为，大学教授一定是有“小包车”（轿车）的，怎么也得像县长书记那样，车接车送的。当我在校园里第一次见到骑破旧自行车的周光裕教授时，还怀疑人家介绍错了人。因为当时身为中国生态学家的周先生，没有坐“小包车”。毛泽东当年认为小学教员就应当是知识分子，那样的话，大学教员就是大知识分子了。大知识分子，当然得有大知识分子的待遇嘛。大学之大，是学问之大。大学是比学问的地方。那里的知识是被人尊重的，研究知识、传播知识、接受知识的人是得到尊重的。学官们如果不是做学问者，是对有学问的人恭敬有加的，从来不会像今天那样教授向处长、副处长甚至科长点头哈腰，对校长书记简直就是卑躬屈膝了。人们形容大学是象牙塔，那是对大学的充分尊敬。“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对大学里知识传播者给予的最高期待。大学之大，是思想之大。是大学知识传播者与接受者思想之自由，“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那里有清新的空气，有优美的环境，那里有包容，有谦虚，有同情，有正义，也有拍案而起，也有弃笔从戎。没有北大，便没有今天的执政党，便没有今天的社会制度。而当年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闻一多、吴晗，要按照今天的学术评价标准，第一他们不务正业；第二他们没有学问，因为他们不会写SCI；第三他们得下岗，因为，他们没有给学校当局挣来大笔的研究经费。大学之所以称得起大学者，须有“三老”。这三老乃是：其一是大师，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是大学之宝，他们见证了社会变迁历史；第二乃是大树，号称大学有百年历史者，但无百年大树，显然让人怀疑百年名校的含金量（植物寿命中，唯树木寿命长，树木见证了大学变迁历史，有关信息存在于年轮中）；第三乃是有老房子、老的教学楼。我在西方的大学中见到的百年、数百年的大学楼房，那真叫人服气。中国大学有老房子者，多夷为平地而起大楼，管他历史不历史呢。中国大学校长者，乃与帝王心理一样，新官上任，必先否定前任。否定最彻底的办法，乃是一把火烧掉前人建造的宫殿，大树也恨不能换上他喜欢的。今天的大学，说不客气点，“985工程”者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有大学称谓的学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也；号“211工程”者，乃“985工程”外，再加上当年能够称得上学院的，如师范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地质学院而已。今天，这两类学校全部称为大学，都自封为“大”。发展最快的，乃是当年的中专、大专，几乎一夜之间自封为“大”。大学的地盘大了，人数多了，然而，大学的内涵少了。中国大学走向何处去呢？（ http://blog.sciencenet.cn/u /蒋高明）; 个人分类: 教书育人|2629 次阅读|6 个评论

[转载]王铮：别让中国创新的有生力量集体消失: xjs 2012-11-13 09:43;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11-10 【字号：小中大】从高校到研究院所，谈起学生的学习和就业，不能不让人感受到一个具有危机性的问题——中国的博士生教育还能存在几年？为什么这么问？因为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获得博士学位后找不到适当的工作。不是国家不需要，以我们政策模拟研究来说，很缺人。问题出在哪里？中国博士研究生找不到工作，首先是因为高校和研究所存在强烈的对“土鳖”博士就业的歧视。国内高校和研究单位，特别是号称要进世界一流的“985工程”大学和研究单位，几乎一律只要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就是不要国内培养的。其实这先有一个道德问题，看不起“土鳖”博士，你招收博士研究生干什么？说实用的，政策模拟是新兴学科，国外的容易就业他们也就回不来了，国内培养的又因为没有外国学历找不到工作。作为普遍现象，结果导致国际上新兴什么，我们就停止发展什么了，因为后继无人。其实“土鳖”博士不一定比留学生差多少。好几位美国教授发现笔者的学生能建模，还能编写程序，都表示在美国也难于找到。究其原因，因为美国人有钱买软件，反而只会围绕成型软件建模了。可是笔者的学生就因为没有留学经历被有关学校拒绝了。有的被拒绝后，到境外做博士后。这或多或少有点讽刺。在这种对“土鳖”博士歧视的情况下，学生不读中国博士学位了。去年到今年，笔者已经有3名学生退学出国了。其中一名学生，曾承担“973”项目的一个核心模块开发，但后来不让她走都不行，她理直气壮地说：“某某师姐发表11篇文章都留不了校！” 而大多数学者感受到，有不少留学生英文好，SCI文章多一些，但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比国内博士强，而且国内学生更知道在研究领域去艰苦奋斗。 SCI成为标准以来，有言论表示中国院士水平不如国外助理教授，也有笔者一朋友在“科学网”博客发文说中国博士99%不合格。面对这些说法，笔者都跳出来反对，因为这样否定中国科学家就会破坏中国文化自信力，就会使得我们没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居里夫人说，首先是自信力，其次是恒心——这是一个当时被灭了国的波兰人的深刻感受。中国发展的恒心是有的，可是自信力就这样被破坏了。北京政府出台政策对“海龟”博士入北京户口予以特批，“土鳖”博士的户口则卡得严，结果“海龟”趾高气扬，“土鳖”忿忿不平，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分裂。这样的歧视政策，比比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德意志人，甚至比比日本人，我们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这种自信力丧失，就集中表现在对“土鳖”博士的就业歧视上，从大学到政府一律搞歧视，所以法国人看不起你，俄国人看不起你，日本人也看不起你。说到底，把中国博士与外国博士放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平等竞争，让专家内行评价他们的创新能力而让官僚主义者看指标体系。这样我们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歧视“土鳖”博士的情况下，中国博士研究生找不到合适工作单位，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在大城市？问得好。因为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依靠仪器设备、越来越离不开学术团体合作，离开了具有这些条件的大城市学校，他们将英雄无用武之地。笔者两个学习计算管理科学与政策模拟的学生，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后坚持回到了家乡，结果单位要求他们教会计学。人们自然会说，你们培养的人不适合市场需要。市场是什么？市场是一种鼠目寸光的东西，它的每次选择，依靠 “边际效益”这把尺子。社会需要两方面人才：面向边际效益的和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即应用技术（广义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及技术创新人才。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的，要讲长远眼光，讲跨期效益。一个国家的教育，不能吹糠见米。要考虑市场需要，也要考虑长期发展。大学、研究生院不是短训班。有长远观点的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有人可能说：“可是大城市人口实在太多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接受大城市还会发展的现实。这也是一种市场选择，只有把人力物力首先集中到大城市，我们才有力量发展。其次是城市化政策问题。长期以来，说起城市化政策就是指人口聚集。实际上，聚集和专业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城市化还在于引导城市的专业化分工。中国目前的科研教育需要发展一些专业化的知识城市。比如郑州，那是河南省政治、经济中心，现在高校都忙着往那里集中，因为各种设施投资都往那里跑，结果城市功能全面化了，反而创新能力不足了。老牌的河南大学因为在开封，本来当地政府可以依托河南大学将开封建设为知识城市，国外许多名牌大学就是在小城市。在规模中等的城市建设知识城市、建设好的大学，有利于解决基础研究、创新探索的博士的户口问题，也有利于避开强烈的商业气氛推进知识创新。可是在官本位结构下，每省只能有一个“211工程”高校，河南大学连“211工程”都进不了。事实上河南省人口是海南省、青海省的多少倍？人口多，更需要多几个创新源地。总之，歧视“土鳖”博士、限制户口，必将终结中国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国创新的有生力量集体消失，亦将终结中国文化，使得中华民族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178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别让创新的有生力量集体消失：看不起“土鳖”，你为何招生: liyibo666 2012-11-11 23:59; 中国科学报：别让中国创新的有生力量集体消失 ■王铮从高校到研究院所，谈起学生的学习和就业，不能不让人感受到一个具有危机性的问题——中国的博士生教育还能存在几年？为什么这么问？因为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获得博士学位后找不到适当的工作。不是国家不需要，以我们政策模拟研究来说，很缺人。问题出在哪里？中国博士研究生找不到工作，首先是因为高校和研究所存在强烈的对“土鳖”博士就业的歧视。国内高校和研究单位，特别是号称要进世界一流的“985工程”大学和研究单位，几乎一律只要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就是不要国内培养的。其实这先有一个道德问题，看不起“土鳖”博士，你招收博士研究生干什么？说实用的，政策模拟是新兴学科，国外的容易就业他们也就回不来了，国内培养的又因为没有外国学历找不到工作。作为普遍现象，结果导致国际上新兴什么，我们就停止发展什么了，因为后继无人。其实“土鳖”博士不一定比留学生差多少。好几位美国教授发现笔者的学生能建模，还能编写程序，都表示在美国也难于找到。究其原因，因为美国人有钱买软件，反而只会围绕成型软件建模了。可是笔者的学生就因为没有留学经历被有关学校拒绝了。有的被拒绝后，到境外做博士后。这或多或少有点讽刺。在这种对“土鳖”博士歧视的情况下，学生不读中国博士学位了。去年到今年，笔者已经有3名学生退学出国了。其中一名学生，曾承担“973”项目的一个核心模块开发，但后来不让她走都不行，她理直气壮地说：“某某师姐发表11篇文章都留不了校！” 而大多数学者感受到，有不少留学生英文好，SCI文章多一些，但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比国内博士强，而且国内学生更知道在研究领域去艰苦奋斗。 SCI成为标准以来，有言论表示中国院士水平不如国外助理教授，也有笔者一朋友在“科学网”博客发文说中国博士99%不合格。面对这些说法，笔者都跳出来反对，因为这样否定中国科学家就会破坏中国文化自信力，就会使得我们没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居里夫人说，首先是自信力，其次是恒心——这是一个当时被灭了国的波兰人的深刻感受。中国发展的恒心是有的，可是自信力就这样被破坏了。北京政府出台政策对“海龟”博士入北京户口予以特批，“土鳖”博士的户口则卡得严，结果“海龟”趾高气扬，“土鳖”忿忿不平，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分裂。这样的歧视政策，比比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德意志人，甚至比比日本人，我们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这种自信力丧失，就集中表现在对“土鳖”博士的就业歧视上，从大学到政府一律搞歧视，所以法国人看不起你，俄国人看不起你，日本人也看不起你。说到底，把中国博士与外国博士放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平等竞争，让专家内行评价他们的创新能力而让官僚主义者看指标体系。这样我们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歧视“土鳖”博士的情况下，中国博士研究生找不到合适工作单位，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在大城市？问得好。因为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依靠仪器设备、越来越离不开学术团体合作，离开了具有这些条件的大城市学校，他们将英雄无用武之地。笔者两个学习计算管理科学与政策模拟的学生，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后坚持回到了家乡，结果单位要求他们教会计学。人们自然会说，你们培养的人不适合市场需要。市场是什么？市场是一种鼠目寸光的东西，它的每次选择，依靠 “边际效益”这把尺子。社会需要两方面人才：面向边际效益的和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即应用技术（广义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及技术创新人才。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的，要讲长远眼光，讲跨期效益。一个国家的教育，不能吹糠见米。要考虑市场需要，也要考虑长期发展。大学、研究生院不是短训班。有长远观点的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有人可能说：“可是大城市人口实在太多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接受大城市还会发展的现实。这也是一种市场选择，只有把人力物力首先集中到大城市，我们才有力量发展。其次是城市化政策问题。长期以来，说起城市化政策就是指人口聚集。实际上，聚集和专业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城市化还在于引导城市的专业化分工。中国目前的科研教育需要发展一些专业化的知识城市。比如郑州，那是河南省政治、经济中心，现在高校都忙着往那里集中，因为各种设施投资都往那里跑，结果城市功能全面化了，反而创新能力不足了。老牌的河南大学因为在开封，本来当地政府可以依托河南大学将开封建设为知识城市，国外许多名牌大学就是在小城市。在规模中等的城市建设知识城市、建设好的大学，有利于解决基础研究、创新探索的博士的户口问题，也有利于避开强烈的商业气氛推进知识创新。可是在官本位结构下，每省只能有一个“211工程”高校，河南大学连“211工程”都进不了。事实上河南省人口是海南省、青海省的多少倍？人口多，更需要多几个创新源地。总之，歧视“土鳖”博士、限制户口，必将终结中国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国创新的有生力量集体消失，亦将终结中国文化，使得中华民族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18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报：别让中国创新的有生力量集体消失: yangcbxue 2012-11-10 20:30; 中国科学报：别让中国创新的有生力量集体消失中国科学报：别让中国创新的有生力量集体消失 ■王铮从高校到研究院所，谈起学生的学习和就业，不能不让人感受到一个具有危机性的问题——中国的博士生教育还能存在几年？为什么这么问？因为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获得博士学位后找不到适当的工作。不是国家不需要，以我们政策模拟研究来说，很缺人。问题出在哪里？中国博士研究生找不到工作，首先是因为高校和研究所存在强烈的对“土鳖”博士就业的歧视。国内高校和研究单位，特别是号称要进世界一流的“985工程”大学和研究单位，几乎一律只要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就是不要国内培养的。其实这先有一个道德问题，看不起“土鳖”博士，你招收博士研究生干什么？说实用的，政策模拟是新兴学科，国外的容易就业他们也就回不来了，国内培养的又因为没有外国学历找不到工作。作为普遍现象，结果导致国际上新兴什么，我们就停止发展什么了，因为后继无人。其实“土鳖”博士不一定比留学生差多少。好几位美国教授发现笔者的学生能建模，还能编写程序，都表示在美国也难于找到。究其原因，因为美国人有钱买软件，反而只会围绕成型软件建模了。可是笔者的学生就因为没有留学经历被有关学校拒绝了。有的被拒绝后，到境外做博士后。这或多或少有点讽刺。在这种对“土鳖”博士歧视的情况下，学生不读中国博士学位了。去年到今年，笔者已经有3名学生退学出国了。其中一名学生，曾承担“973”项目的一个核心模块开发，但后来不让她走都不行，她理直气壮地说：“某某师姐发表11篇文章都留不了校！” 而大多数学者感受到，有不少留学生英文好，SCI文章多一些，但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比国内博士强，而且国内学生更知道在研究领域去艰苦奋斗。 SCI成为标准以来，有言论表示中国院士水平不如国外助理教授，也有笔者一朋友在“科学网”博客发文说中国博士99%不合格。面对这些说法，笔者都跳出来反对，因为这样否定中国科学家就会破坏中国文化自信力，就会使得我们没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居里夫人说，首先是自信力，其次是恒心——这是一个当时被灭了国的波兰人的深刻感受。中国发展的恒心是有的，可是自信力就这样被破坏了。北京政府出台政策对“海龟”博士入北京户口予以特批，“土鳖”博士的户口则卡得严，结果“海龟”趾高气扬，“土鳖”忿忿不平，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分裂。这样的歧视政策，比比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德意志人，甚至比比日本人，我们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这种自信力丧失，就集中表现在对“土鳖”博士的就业歧视上，从大学到政府一律搞歧视，所以法国人看不起你，俄国人看不起你，日本人也看不起你。说到底，把中国博士与外国博士放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平等竞争，让专家内行评价他们的创新能力而让官僚主义者看指标体系。这样我们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歧视“土鳖”博士的情况下，中国博士研究生找不到合适工作单位，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在大城市？问得好。因为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依靠仪器设备、越来越离不开学术团体合作，离开了具有这些条件的大城市学校，他们将英雄无用武之地。笔者两个学习计算管理科学与政策模拟的学生，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后坚持回到了家乡，结果单位要求他们教会计学。人们自然会说，你们培养的人不适合市场需要。市场是什么？市场是一种鼠目寸光的东西，它的每次选择，依靠 “边际效益”这把尺子。社会需要两方面人才：面向边际效益的和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即应用技术（广义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及技术创新人才。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的，要讲长远眼光，讲跨期效益。一个国家的教育，不能吹糠见米。要考虑市场需要，也要考虑长期发展。大学、研究生院不是短训班。有长远观点的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有人可能说：“可是大城市人口实在太多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接受大城市还会发展的现实。这也是一种市场选择，只有把人力物力首先集中到大城市，我们才有力量发展。其次是城市化政策问题。长期以来，说起城市化政策就是指人口聚集。实际上，聚集和专业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城市化还在于引导城市的专业化分工。中国目前的科研教育需要发展一些专业化的知识城市。比如郑州，那是河南省政治、经济中心，现在高校都忙着往那里集中，因为各种设施投资都往那里跑，结果城市功能全面化了，反而创新能力不足了。老牌的河南大学因为在开封，本来当地政府可以依托河南大学将开封建设为知识城市，国外许多名牌大学就是在小城市。在规模中等的城市建设知识城市、建设好的大学，有利于解决基础研究、创新探索的博士的户口问题，也有利于避开强烈的商业气氛推进知识创新。可是在官本位结构下，每省只能有一个“211工程”高校，河南大学连“211工程”都进不了。事实上河南省人口是海南省、青海省的多少倍？人口多，更需要多几个创新源地。总之，歧视“土鳖”博士、限制户口，必将终结中国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国创新的有生力量集体消失，亦将终结中国文化，使得中华民族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报》 (2012-11-10 第7版创新周刊) 作者：王铮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1/271510.shtm 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11-10 15:54:00; 1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科技期刊大国面临质的挑战: wlh3939 2012-11-5 16:02; 作者：陆琦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10-27 选择字号：小中大我国共有科技期刊近5000种，数量仅次于美国；然而，其国际影响力却普遍不足科技期刊大国面临质的挑战 ■本报记者陆琦 “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迅速，但一想到‘两头在外’（仪器买进来，文章发出去）的问题，心就凉下来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担忧，如果没有自己的仪器创新、没有自己的科学交流平台作为支撑，中国科技发展的辉煌将很难持续。目前中国共有科技期刊近5000种，从数量上看，仅次于美国，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科技期刊大国。然而，从质量上看，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却普遍不足。中国如何办出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期刊似乎依旧是个无法破解的难题。不可或缺却成短板 10月23日~24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武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科技期刊界的知名专家学者400余人，围绕“竞争·合作·创新——科技期刊未来发展之路”的主题展开充分探讨。 “科技期刊是中国科技体系中突出的短板。”朱作言直言。在他看来，科技期刊目前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另一方面，受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国内优秀论文大量流向国外。优秀论文的外流，给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带来了难以突破的困境，一些低端的学术刊物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只能维持低质量的“生存”。身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透露：“前几年，我曾建议取消学报！” 原来，在和教授们的交流中，李培根发现，真正优秀的论文并没有在自己学校的学报上发表，学报逐渐由“为读者服务”的平台，转为“为作者服务”的工具。 “当期刊不能真正为读者服务的时候，应该是走到尽头了。”李培根说，高校科技期刊是我国科技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上述问题的普遍存在，值得反思。转型不等于转企改制 “把期刊作为部门小利益或满足部分人发表论文的工具，是很危险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中国科技期刊要发展必须深化改革，必须把期刊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去生产，融入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大潮中。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认为，首先要从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入手，使科技期刊出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有人担心，科技期刊是高端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一旦市场化就会质量下降。对此，邬书林表示，必须对科技期刊的本质功能有深刻的认识。“科技期刊是科技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文化产业发展最核心、最具竞争力的重要部分。” “科技期刊改革一定要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把体制机制问题解决好。”邬书林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也认为，这是对当前科技期刊小、散、乱结构性弊端的根本解决之道。“要‘断奶’，取消一切形式的行政保护、单位保护、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关系网保护，由社会效益和市场法则来决定其优胜劣汰。这也是让学术回归学术，避免和利益挂钩，纯洁学术风气的一条正道。”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是长期的，伴随科技期刊转型的全过程。”石峰指出，目前正在进行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是其中一项改革，绝非改革的全部。“转型的最终目的是使科技期刊重塑竞争优势，提升社会价值，达到新的期刊业形态。” 并非英文就是国际化当中国科技期刊还在低谷中徘徊、困境中摸索的时候，国际科技出版集团已经开始在中国市场“抢滩登陆”，国际期刊的质量精品化、运行集群化、出版细分化和竞争全球化给中国出版业带来了巨大冲击。面对压力与挑战，集团化、数字化、网络化、国际化的科技期刊发展之路，逐渐成为共识。 “中国科技期刊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靠一个个单干还有很长的距离。”邬书林说，国际出版经验证明，国际重要出版集团无一例外通过并购完成。刘经南则认为，数字化和网络化，是我国“弯道超车”成为科技期刊强国的好方法。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程东红表示，中国科技期刊出版要获得与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就要顺应世界科技期刊发展潮流，大力实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战略，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期刊出版竞争与合作，培育一批优秀国际科技期刊。英文科技期刊对于推动国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科技期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不过，朱作言指出：“不是英文就是国际化，忽视中文期刊就走偏了。” 《中国科学报》 (202-10-27 A1 要闻) 作者：陆琦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10-27; 个人分类: 中国科技期刊|1332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博客版邀您自荐和推荐博文: 热度 7 ywj0518 2012-11-1 18:56; 各位博友：大家好！《中国科学报》自2011年8月起推出的博客版，从2012年11月起，改在每周一第六版见报。博客版将选取科学网博客中适合刊发的原创文章及图片在《中国科学报》上刊发，所设栏目如下：科研ing——科学研究的酸甜苦辣，对科学本身的感悟和思考。科普吧——科普文章。 i视点——对科教领域公共问题的探讨。网罗天下——社会话题。书生e见——对公共话题的个性化表达。键下生花——随笔、散文。巭学人——科教人物。博友cool图对所发博文，我们会在刊发之前征得作者出版许可；由于版面容量有限，我们会对超过2000字的博文进行删减，对博文中不符合报纸出版规定的内容也会进行编辑加工。欢迎各位围观、自荐和推荐。博客版编辑：王剑邮箱：jianwang@stimes.cn; 2382 次阅读|9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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