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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三月下武大——致谢: 热度 2 zhangqifeng0504 2013-3-15 11:50; 樱花三月下武大——致谢中国科学报感谢《中国科学报》采纳了我拍摄的武大樱花，并见刊于2013-03-15 第17版生活周刊参看链接樱花三月下武大参看链接武汉大学的樱花开了感谢《中国科学报》牟一记者给图片加注说明; 4027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名士黄秉维: wind 2013-3-15 10:29; 【中国科学报】名士黄秉维 2013-03-15 | 编辑： | 【大中小】【打印】【关闭】访问次数 24 来源：中国科学报记者：郝俊发布时间：2013-3-15 黄秉维（1913年2月1日～2000年12月8日）广东惠阳淡水人。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所）专员、研究委员、专门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科院地学部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本报记者郝俊 2013年2月1日，是中国现代地理学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秉维先生的百年诞辰。对地理学界之外的大多数人而言，黄秉维并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今日校园中修习地理专业的年轻学子，恐怕也只会在课本中与这位前辈偶尔相遇，其人其事则不甚了了。幸而人们保留着一种特别的习惯，总会于诸如十年、百年为周期的时间节点，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之外，唤醒自己去回望历史深处的记忆。在诸多纪念文字中，黄秉维被誉为“一代宗师”、“泰斗巨星”，是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地理学的“一面旗帜”。然而，在黄秉维生前自述中，他却说自己“本应有尺寸之成，事实上竟如衔石填海，徒劳无功”，“60多年勤勤匪懈，而碌碌鲜成，又由于偶然机会，忝负虚名。偶念及此，常深感不安”。无怪乎，亲人、友朋、弟子、同事等曾与黄秉维相伴相处之人，皆赞其“虚怀若谷”、“高山仰止”，甚至说他“给人白云仙鹤”之感，后辈难有企及者。两相对照，其实并非黄秉维过分自谦，也非后人追星捧月，而是正如另一位地理学大师任美锷“忆秉维同志”时所言，他是有些“名士”派风度之人。探大地之理受五四运动“科学救国”思想之感召，幼时饱读孔孟之书的黄秉维于15岁考入中山大学理科预科，本打算毕业后专攻化学。当时的中国，内乱外侮不断，看到报载国外科学家在中华大地考察探险，采集大量标本等消息，黄秉维痛感国人失职于祖国河山，遂放弃化学，本科改入中山大学新建地理学系，从此在地理学园地耕耘一生。地理是一门古老学科，以《水经注》、《山海经》、《徐霞客游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地理知识，曾成为世界地理文化之瑰宝。尽管中国地学早已自成体系，但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地学也只是一种描述性理论，与科学之范式相去甚远。中科院院士刘东生曾回忆，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他第一次听到黄秉维的名字，得知其写过一篇文章记录《徐霞客游记》中所记的植物学问题，深感惊奇。本以为徐霞客只是个善写风景的文学家，怎会涉及科学问题？他隐隐感觉到，这是一项从近代西方地球科学出发，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科学的新奇工作。其实，黄秉维所思并不仅限于此：“我国幅员广大……地理未经研究之面积，实尤甚多。吾人即此研修，宜可根据所得之客观事实，于地理思想与地理方法，别有发明，别有创立，欧美之精华固可撷采，但不必囿于成说，自沮进步。” 不囿于成说，是黄秉维入科学之门所秉承的真谛。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与当时已声名卓著的李四光一起考察庐山冰川地貌，两人“几无一致见解”。面对后生的反对和怀疑，李四光依然非常客气，容得百家之言的气度令黄秉维深感敬佩，对他产生极大影响。 1934年，黄秉维写出《山东海岸地形初步研究报告》和《山东海岸地形研究》，对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 Richthofen）关于中国长江以北海岸属上升性质的主流观点提出质疑，首次给出山东海岸下沉的证据。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否定外国人的学术思想。”作为黄秉维的学术秘书，曾跟随其工作三十余载的杨勤业评价道。这也并非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黄秉维所坚持一生的学术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当时对森林作用的片面认识，“森林万能”说一度甚嚣尘上，甚至有西南某省要员提出大搞“绿色水库”。黄秉维秉笔直书《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和《再谈森林的作用》等文，呼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认识森林对自然环境的作用，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国家重视。晚年谈及此事，黄秉维说：“确切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往往可以离开这个‘确切’。因为知识有限，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到的一切东西都当做真理，这样的话要犯错误。”这一席话，今日听来仍振聋发聩。筑学科基业基于“科学救国”的思想，黄秉维早期的地理工作多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自然区划标准在全球范围得到较多沿用，然而它并不适合中国复杂的气候地理条件。基于多次实地勘测，黄秉维编著而成的《中国地理》，对我国气候、土壤、植被、地貌等相互关系，首次作出较为系统、详尽的介绍。此后，黄秉维发表的《中国之植被区域》和《中国之气候区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自然区划重要成果。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问题始终在黄秉维头脑中挥之不去。国际学界已经认识到“地理学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不能耕得深又耕得广”，那么地理学究竟前景如何？新中国成立后，因国家建设需要，我国地理学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邀黄秉维筹建地理研究所，出任所长一职。他则在最初的复信中表示“断然”不予考虑，在此背后，黄秉维经历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思想斗争。当时，黄秉维意识到地理学需要“扬弃肤浅的东西”走向综合，改变传统地理学偏重于描述、无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弱点，但“没有物理、化学、生物学的知识，没有一定的数学基础”便难有发展前景。然而，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界而言，无疑困难重重。竺可桢却认为，除黄秉维之外，“另外物色极不易”。他首推黄秉维的理由有三：一是要有较深厚的学术造诣，有较高的学术威望；二是不涉及当时地理学界的宗派纷争，科学院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火车头，一个所长必须是众望所归，能被南北的地理学家所接受；三是和国民党没有干系。在地理所筹委会委员众推之下，黄秉维最终同意离开当时所任职的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到地理所就职迎接挑战。 “综合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黄秉维的这句名言道出了他的核心学术思想。面对地理学落后和地理研究所如何解决国家社会经济问题的困难，他开始了构筑学科发展基础的工作。 1956年～1959年期间，黄秉维提出自然地理学的三个研究方向，即：地表热量和水分平衡；化学元素迁移和转换；生物群落与环境间的物质、能量交换。 “中国地理学界沿着黄先生设定的研究方向，走在了世界相关科技领域的前沿。上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上相继出现了国际水文十年、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全球变化、荒漠化等重大科学计划或热门议题，中国地理学界并不陌生，而是能从容应对，始终在中国的生态、资源、环境、发展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黄秉维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唐登银说。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则评价道：“这些学术思想对我国自然地理学深化过程研究，建立地理过程观测研究野外台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开展的地理格局—过程—尺度相互作用的耦合研究就是对黄先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1984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委员会向国际科学联合会提出的报告曾指出：要了解全球变化中的主要问题，必须将互相联系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综合起来。无疑，这与1956年黄秉维提出的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三个方向不谋而合。我国地理学界相关研究比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变化中开展类似的研究早了近30年。然而在晚年，黄秉维谈起这“早30年”之说却不无遗憾，感到自己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工作“进展很慢”，说“时间花了，力量花了，最后却没有结果，这个责任在我”。 “假使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他应该能够望风使舵，知道水流的深浅，鱼网应该撒向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一贯苛责自己的黄秉维说，“书生气十足的人真正创业是很困难的。” 今日的地理学界同仁，却将永远铭记并感谢黄秉维的奠基性贡献。唐登银相信：“如果自然地理学停留在事实和现象的机械叠加，停留在肤浅的定性描述，面对复杂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将束手无策，那么与相关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将处于弱势。” 留一世风范黄秉维自称书生气十足，在旁人眼中，他也是公认的嗜书如命之人。博览群书，广闻天下，这与他的综合地理学思想一脉相承。古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也恰是对黄秉维一生酷爱书卷的真实写照。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述彭生前与黄秉维共事六十余年，两人经常在凌晨四五点钟通电话，所不同的是，陈述彭有早睡早起的习惯，而黄秉维则是彻夜看书至天明。真可谓“万卷古今消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青灯黄卷，黄秉维习惯于通宵达旦地读书，且走到哪儿读到哪儿，无论出差、开会还是野外考察，总要随身背着一包书。他也由此得了一个雅号，叫做“两条腿的书架子”。如黄秉维儿女所言，这一幽默的“尊称”中还有另一层含义：“父亲知识渊博，德高望重，在与他的交往中，仿佛可以漫步在广阔的知识海洋，从中获取知识和人生的真谛。” 黄秉维讲求博学深研，也并不讳言自己“好学多思，勤奋不懈，寻求真理，锲而不舍”，然而回望来路，却总称自己“劳而无功”。作为黄秉维的第一代门徒，地理学家施雅风将恩师所谓的“劳而无功”，归结为他幼年读书时形成的“不慕名利”的“隐逸”思想，并且认为他对“详尽、彻底、系统、深入”的极端追求，多少影响了他著书立说之效率。 1989年夏，地理所成立《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拟将其学术论著结集出版。然而黄秉维本人却对文集的编辑不大积极，一再说过去的文章有不足和缺陷，多次推辞。几经同事劝说，文集之事才最终得到黄秉维的默许。即将付梓之际，黄秉维为文集写就3万余字的“自述”和“自序”，并希望在书名中加入“教训与体会”几个字。编辑组坚持认为，这几个字不宜用作书名，提出可在书中加以说明后，黄秉维才勉强同意。除了自始至终对待学问的严谨和认真，黄秉维的这些选择，也的确是他人生观的现实体现。改革开放之初，黄秉维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数年后，他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 “有很多事是我不了解也不懂的，我怎么去支持和反对？”黄秉维向儿女们道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在黄秉维儿女的心中，虽然也曾历经了知识分子改造之磨难，但他们的父亲没有成为“政治脸谱式”的人物，而是始终保持了学者的良知和求实的风范。这或许也是任美锷先生所言，黄秉维颇具“名士”派风度的原因之一吧。 “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生于民国初，历经家国罹难、世事动荡，献毕生心血于学问然不求闻达，黄秉维的身上，有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后的魏晋风骨。人物短评黄秉维先生曾手书:“行所当然而不惑于偶然”，这生动地体现在他本人的科研生涯中。他学识渊博，善于独立思考；他一丝不苟，治学严谨；他营造宽松氛围，鼓励学术争鸣；他启发引导，提携后学；他探索求是，坚持真理；他结合实践，服务国家建设。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度黄秉维院士是我国地学、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研究的伟大思想家与设计大师。他孜孜不倦、博览群书，深思熟虑地指点学科方向，在学科发展上是我们的舵手。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由于长时期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大规模城市化，我国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向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问题和实际问题。紧紧把握黄先生的教导，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我在先生身边工作愈37载。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记忆是为国家、为人民的崇高信念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血液中，体现在他所主持的每一项任务中，他所完成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一切为了国家的发展，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 ——黄秉维生前学术秘书杨勤业师从黄先生40多年，先生的爱国敬业、尽职尽责，博学多思、高瞻远瞩，学理深究、学术创新，以及宽厚待人、勤勉淡泊之精神一直激励着我辈奋勇前进，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遗产。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谭见安 “生态环境”一词是黄先生提出的，曾被引入政府工作报告，后来他一再讲生态和环境两个专业名词不宜叠加使用。但是如果我们不从科学名词出发，而是当做“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那样更广泛的理解，那么“生态环境”一词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了。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丕远《中国科学报》 (2013-03-15 第6版印刻); 191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潘云鹤：把握大数据科技变革机遇: libing 2013-3-13 20:53; 潘云鹤：把握大数据科技变革机遇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我建议国家要及时把握大数据科技变革的重大机遇。”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为此，潘云鹤专门提出了“建立我国数字知识技术方面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提案。潘云鹤认为，大数据的发展趋势是对大数据进行广泛会聚和智能分析，形成“浓缩”的“数字知识”，并实现知识服务。因此，大数据时代的核心技术是从大数据中理出关系，综合成系统，以供应用。其也被称为数字知识技术。数字知识技术是解决如何从大数据中形成、传播和应用知识的技术，能够实现从“数字化万物”到“数字知识”的转变，其工程化的研究与应用不仅会深刻改变当前人类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模式，还会使科学研究、企业创新、教育培训等产生突破性的变革。 “我们现在都在提‘大数据’，但真正理解大数据核心问题的人并不多。”潘云鹤向记者介绍，中国工程院已启动关于中国工程科技方面的大数据研究，但他更希望国家能启动相关研究。潘云鹤指出，把握大数据科技变革重大机遇的关键在于，一方面研发具有自主创新性的数字知识技术，另一方面形成一批有特色的工程化应用，加快数字技术相关产业的形成。因此，建立我国数字知识技术方面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正当其时。《中国科学报》 (2013-03-13 第1版要闻); 个人分类: 科学问题|2399 次阅读|0 个评论

YN同学：Brains and beauty go together: liuli66 2013-3-8 08:10; 见：中国科学报20130308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3/3/270317.shtm "The prejudice that brains and beauty never go together" must be changed. 相关：智慧与美貌可以得兼象限论 http://bbs.sciencenet.cn/blog-71079-652378.html BTW:YN同学的照片（photo by LL)比报纸上的那几张，还要漂亮。 YN同学博客： http://blog.sciencenet.cn/u/nyouyou; 个人分类: 杂感|118 次阅读|4 个评论

真高兴，开学竟接连收到三份礼物！: 热度 22 zhangyuxiu 2013-3-6 12:31; 一份是《中国科学报》给我发表的第一篇博文《你把赌注下到哪儿？》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3/1/268170.shtm?id=268170 的稿费90元；一份是《中国科学报》给我邮寄的样报，发了我的博文《应多花气培养女学生》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3/2/269587.shtm?id=269587 ；还有一份礼物，还是《中国科学报》邮寄的样报，发表了我的博文《你怎样对待人生的所谓隐患？》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3/2/269308.shtm?id=269308 。开学之初，且是三八妇女节前收到这三样礼物，真开心啊！赶紧行动起来学徐耀,用第一笔博文的稿费去买水果谢谢科学网! 谢谢《中国科学报》 ! 特别要谢谢《中国科学报》俺素未谋面的可敬的王剑编辑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26489 ! 祝你们工作顺心，节日愉快！; 4907 次阅读|65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报：科研评价不能迷信刊物的国际性: Fangjinqin 2013-2-27 09:17; 中国科学报：科研评价不能迷信刊物的国际性 ■吴亚生科研成果评价是对科研工作者研究工作的肯定与否定，被当成科研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之一。当前大多数单位科研成果评价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科学引文索引（SCI）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统计，统计的方法各个单位有所不同。一些单位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也算成果；一些单位SCI刊物上的文章才算成果；还有一些单位只有国际著名SCI刊物上的文章才算成果，还要比较SCI影响因子的大小。这种科技政策的出发点可能就是为了增加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一切的事情走过头了就会有负面作用。根据我的了解，SCI刊物的入选标准包括：1.刊登的文章不限于本国作者；2.文章的审稿人不限于本国学者；3.文章的作者最好是SCI作者库中的；4.刊物的编辑质量是高水平的。而文章的影响因子是由近几年其他SCI刊物引用本刊发表文章的数量计算出来的，影响因子越高，说明引用率越高。文章被引用一般代表两种情况，一是文章中的观点或数据我认同，二是文章中的观点或数据我怀疑或者质疑。所以，引用并不总是表示认同。我们如果认为自己的某个研究成果意义很大，一般会在国内学报级别的或者身份很高的刊物上刊登。例如地质学成果以在《地质学报》上发表为荣，古生物学的成果以在《古生物学报》上发表为荣。古生物学成果专业性强，一般只能在《古生物学报》上发表，但《古生物学报》不是SCI刊物，只是核心期刊。为了让外国人知道，在英语水平比较好的情况下会考虑向国外刊物投稿。当然国外刊物的难度要大些，因为首先你的语言要过关；其次，你的观点不能与外国人冲突，否则要么你处理好关系，要么被拒稿。国外刊物投稿难度更大，影响也更大，所以自国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在成果评价时候应当给予更高的权重。但是，如果把这种思路走得太远，就变得不合理了。我们知道，任何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都是要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一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经过若干年后很多的结论将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而这不足为怪，因为科学本身常常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步的。我也很关注国外著名刊物上发表的与我的专业相关的文章，数年下来，我形成了这样的看法：这些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有的缺乏有价值的发现，有的一发表就被发现有错误，还有的发表时候很风光，但被后来一个又一个的研究证否。所以，刊登到著名刊物看上去很美丽，的确比较难进，但是其内容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不可神化，不能认为国外著名刊物上的文章都是高水平的、都表达了正确的观点。由此我想到了一个成果评价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成果的对与错比影响因子更加重要。你在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一个错误的成果，肯定没有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一个正确的成果更加有意义。外国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有很多是错误的。上世纪70年代，一位叫做克拉克的外国人在浙江长兴煤山的2.5亿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铱异常，被认为是外星或陨石撞击地球的证据。这一成果发表在Nature上。然而，此后数十年，多批中外科学家从煤山采集样品进行再研究，都没有能够验证克拉克的发现。所以，克拉克的发现就是个乌龙。钟南山院士说：“Nature杂志刊登的论文80%是没用的。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多少论文，并不能代表一个作者的水平。”我也有同感：Nature上发表的古生物学方面文章数量本来就不多，为数不多的文章还很多没有价值。古生态学领域的著名刊物《三古》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能迷信刊物的国际性和影响因子。毕竟，刊物只是文章的载体，文章也只是成果的一个载体。重要的是成果本身的正确性，及其科学和社会价值，而不在于文章是怎么写的以及发表在什么刊物上。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不能根据刊物的国别和级别来判断，必须根据其正确性及科学和社会价值来判断。正确性判断只能由实践来检验。但实践检验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包括读者读到、读者重复研究验证、验证结果的发表这个周期。在重复验证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只能假定所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都是正确的，都要被一视同仁地对待。正确的科研成果都是科研人员辛勤劳动的成果，都应当得到人们的尊重。如果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必须在国外发表，但受到某种因素的阻碍不能及时发表，就会因为时间的拖延丧失成果的时效性。就数量而言，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要远远多于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如果所有的成果都在国外发表，那么国内的刊物将要关门。如果科研人员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成果在现有成果评价体系中得不到承认，其辛勤劳动就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相继缺乏后续研究资源的补充，其研究的积极性可能受到挫折，这对国家科研事业的正常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如果说以国际SCI论文作为成果评价的依据是一种国际水平的标准，本文主张的根据成果正确性的评价标准可以说是科学的标准。国际标准是一道很美丽的风景线，但是离我们有点远、让人感觉有点冷。相反，科学的标准更接近我们，更接近客观实际。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评价系统要尽量使用科学的评价标准。（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报》 (2013-02-26 第5版创新周刊); 个人分类: 杂谈评论|1784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报报道曾在科学网时常发表评论的吴光恒老师: 热度 1 Wuyishan 2013-2-26 11:27; 中科院物理所助理研究员刘恩克谈导师吴光恒： “他总在关键时刻帮我指明方向” ■本报记者彭科峰作为一个“80后”，中科院物理所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恩克已是新型磁相变功能材料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近日，在一次采访中，他告诉记者，自己能够在六角结构磁相变材料研究中有所收获，和导师吴光恒的悉心指导分不开。“他总能在关键时刻帮我指明研究方向。” 刘恩克和吴光恒的结识实属巧合。读硕士时，刘恩克曾精选材料科学的有价值资料，并自己出钱购买服务器空间建立了资料站，取名“多元化材料学科精品库”，这开始引起吴光恒的注意。而在建立资料站的同时，刘恩克还在清华大学的材料科学论坛上当版主，“经常和同好交流专业问题”。而吴光恒在这个论坛也属于活跃分子，一来二去，两人结缘成为朋友。第一次来物理所和吴光恒面对面交流，对方的谦和给还是硕士生的刘恩克留下了深刻印象，“完全没有威严的感觉”。吴光恒特意把刘恩克叫到旁边的办公室，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后来的一次聊天中，刘恩克提到，合金材料在深过冷条件下的快速凝固会产生不一样的组织，物性也可能会有差别。吴光恒随即采用了这一材料制备技术，用在自己的磁性形状记忆合金单晶研究中，获得了意外发现，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支持。 “我特别感慨，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吴老师已经很有名了，没想到他会非常重视我的想法。”刘恩克说。硕士毕业后，刘恩克选择到吴光恒门下读博。他认为，在材料和物理的结合部，从物理的角度去深入关注材料的本质，不同专业在这里交叉，可能会有更多创新。但是，从材料学转向凝聚态物理磁学，有较大的跨度。这期间，吴光恒给了刘恩克很大的支持，他认为，实验室就需要来自不同专业的新鲜力量加入。 “2008年暑假，我花四五个月时间调研和阅读磁相变的历史文献，并没有选定课题方向。”刘恩克说，他希望在系统阅读的基础上，体验科研选题的过程。在吴老师和组内王文洪老师的建议下，他选择MM’X磁性形状记忆合金作为自己的课题。通过不懈努力，刘恩克最终解决了MM’X合金的磁场驱动相变问题，获得了具有优异物性的新型磁相变材料，并且最终在《自然—通讯》上发表了相关论文。他也因为这一研究成果获得中科院院长特别奖。在刘恩克看来，吴光恒具有很强的问题分析能力，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实验数据面前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提升实验结果的质量，为自己指明下一步研究的方向。除了科研上的辅导，吴光恒也注意为学生提供最好的环境，尽力为学生免除科研的各种后顾之忧。“导师总能为我们考虑得很完善。”如果学生的家人亲戚来北京办事、看病或者探亲，吴光恒毫不犹豫地支持学生出去陪家人。在研究生的补助方面，他也总是给所有学生都发放最高等级的津贴。刘恩克表示，自己很庆幸能师从吴光恒，并选择磁相变研究这条路。《中国科学报》 (2013-02-26 第3版国际); 个人分类: 科林散叶|4787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报今天报道了吕乃基博主: 热度 2 Wuyishan 2013-2-22 13:37; “我有一双挑剔的耳朵” 在音乐中徜徉的同时，吕乃基还从音乐中悟出了跟他专业研究相关的一些思维方法。东南大学教授吕乃基是个西方音乐的“狂热分子”，欣赏音乐是他业余生活中的第一大乐趣。而且，他的“欣赏”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 ■本报见习记者于思奇各种偏好吕乃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喜欢音乐，正是受到家庭的良好熏陶，幼年时，吕乃基就接触了钢琴、小提琴。虽然吕乃基说自己“当时只是学习了一些皮毛”，但这也激发出他对音乐，特别是对西方音乐的浓厚兴趣。工作以后，吕乃基就很少“玩”乐器了，但他对音乐的喜爱却与日俱增。不过，吕乃基喜欢的音乐范围很窄。“我只喜欢从‘音乐神童’莫扎特时期的古典主义音乐起，经‘乐圣’贝多芬到19世纪末的浪漫主义音乐。”而对于之后的现代音乐、之前巴赫及中世纪时期盛行的宗教音乐等，吕乃基却自感听不懂或“听不习惯”。例如，很多人喜欢的巴赫的曲子，吕乃基觉得除了个别作品外，在总体上显得平淡和单调；有的人觉得瓦格纳的作品不错，吕乃基又说它似乎太满，没有回旋的余地，如同一幅画作没有留白。吕乃基所钟爱的是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作品，尤其是后者。吕乃基的自我感觉是，这一点或许正与他骨子里的理性加浪漫，并且偏向浪漫相吻合。吕乃基还对欣赏的音乐的时长略有所好。“我一般都喜欢听介于‘大部头’作品和短小曲目之间的作品。像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那种创作构思宏伟、篇幅庞大的曲子，我可能欣赏起来会比较吃力。”有趣的是，吕乃基觉得这一点似乎与他的研究成果有相通之处。与有些大家动辄洋洋万言不同，他发表的一百多篇论文没有几篇过万，出版的几本专著也都在30万字以下。对吕乃基而言，他欣赏西方音乐除了音乐类型、乐曲时长还有音乐体裁上的偏好。相比于声乐体裁，他更喜欢器乐体裁，特别是器乐协奏曲。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单簧管协奏曲等等都是他常常欣赏的。吕乃基认为协奏曲中独奏部分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高度的技巧性，同时又与乐队部分有机地联系，共同实现交响性的发展，而这也是最吸引他的地方。中等篇幅以及协奏曲，这两个特点或许与吕乃基的专业有关。“我从事的是科学技术哲学，既不是如纯哲学那么抽象难懂，也不是直接面对各种自然现象。所以，音乐也是喜欢中等时长、有主奏乐器的。” 音乐中的情感认同与多数人听音乐能够从音乐中得到情感认同，将音乐和自己的人生、心情联系起来一样，吕乃基也能从音乐中听到自己的心境。冬日的午后，漫步在南京玄武湖边的长廊，吹起莫扎特单簧管协奏曲的慢板或者是理查德的《黄昏鸟鸣》的口哨，心情就会非常愉悦。用吕乃基的话说，就是“听着安详的音乐，听着听着就会让躁动的内心平静下来。” 而当听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时，虽然音域不宽，但却这般悠长和深远。“他的曲子附点音符用得比较多，所以曲子有一种内在的张力。除此以外，他的曲子调性之间的转变也非常自如，所以听起来就很有空间感。” 除了能在音乐中进行思想上的徜徉，吕乃基还从音乐中悟出了跟他专业研究相关的一些思维方法。比如说，作研究时思绪要松弛有度。“当看别人的东西时，你就要思绪紧绷，用自己严密的思维标尺去衡量这其中有价值，找到能够给你带来启发、为我所用的部分。而如果你没有紧绷的思绪，这时候可能就会被别人的言论牵着走。”吕乃基解释说，“思绪松弛则是指随时能接受新的东西，不固守自己的一些东西，要不断地吸收新的养分，有所变化和创新。” “有段时间我听维尼亚夫斯基的某支变奏曲，其中的一段就非常发散，大概也就一分多钟，接着又回到他自己惯常的套路上。听这段我就觉得整个身心罩着的外壳都去掉似的，格外松弛自由。”吕乃基说。 “挑食”的背后吕乃基独爱西方古典主义音乐和浪漫主义音乐，不但对音乐如此，对于文学等其他艺术亦是最为钟爱这一时期作品。这种“挑食”的背后，吕乃基有他的取舍之道。在他看来，人类知识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意会知识”阶段，在那一时期，古人限于当时的各方面条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知识逐渐从意会知识衍生出了编码知识。“比如早期的勾三股四弦五的特例演变成勾股定理的概念和欧氏几何，就是从意会知识演变成编码知识的过程。” “编码知识超越个性，超越时空，所以不同时代，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性别的人都能从中有自己的体会。而编码知识的全盛时期所形成发展的音乐，就正是我所喜欢的古典主义音乐和浪漫主义音乐，虽然这段时期的音乐像‘高山’一样‘曲高和寡’，但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听听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回荡在高墙内外的莫扎特歌剧中的女高音吧。这样的经典音乐，不仅穿透高墙，而且唤醒灵魂。 “音乐，就像是作用力，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吕乃基说，“所以，你用多大的感悟去聆听音乐，就会得到多大的收获。” 《中国科学报》 (2013-02-22 第16版雅趣); 个人分类: 科林散叶|3406 次阅读|3 个评论

感谢科学网,拙文再次被《中国科学报》转载: 热度 16 zhangyuxiu 2013-2-19 21:24; 去广州四天,开车去的,今天下午4点才上岸,回到家打开科学网博客,又收到一个短消息:张玉秀老师您好，您的《应多花力气培养女学生》博文已于2013年2月18日刊发在《中国科学报》博客版上，链接为 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16685 请点击查阅。样报我将于近日寄出请注意查收；稿费将于下月中下旬由我报财务部门统一发放，请耐心等候并届时注意查收。感谢您的支持，也欢迎您继续自荐或推荐发表在科学网上的优秀博文。顺致春安！《中国科学报》博客版编辑王剑再次感谢科学网!祝科学网全体编辑人员新春愉快!衷心感谢中国科学报编辑王剑MM,祝新春愉快,事业更上一层楼!; 4600 次阅读|45 个评论

[转载]朱兆良院士：规模化经营将促进农技推广: dongzg101 2013-2-19 02:08; 作者：周熙檀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3-2-18 8:05:16 选择字号：小中大朱兆良院士：规模化经营将促进农技推广朱兆良 ■本报记者周熙檀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村征地，强调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的农民生产合作组织，是鼓励把分散在各处的农民联合起来，提高生产效率。对此，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朱兆良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将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 朱兆良一直从事土壤氮素化学研究，对于提高现有氮肥的利用率，他曾提出过一些建议，但将相关理念和技术用于生产实践却并不容易。 “当前农技研究成果要大面积推广应用存在很多困难。”朱兆良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农业经营太过分散。再加上具有一些知识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只留下老年人种地务农。一家一户几亩、十几亩地，多施点肥料不过多投入几十块钱，没有使用新技术提升氮肥利用率的动力，更不会考虑氮肥损失带来的环境问题。如果是种粮大户，就会仔细算笔经济账：即使每亩效益增加10元，1000亩的收益就是1万元。朱兆良认为：“要使好的农业技术广泛应用在生产上，需要规模化经营。”其规模化经营是技术推广前提的观点，契合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一号文件指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朱兆良认为这适逢其时。分散经营的农户不大关心种植的经济效益，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外出打工，这样会导致农业技术含量越来越低。 “从分散经营转变为规模经营，将大大降低农技推广的难度，提高技术推广的效果。”朱兆良说。此外，农技推广力量不足的问题也会因为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得到改善。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激发了农村生产要素潜能，农业技术需求将会大大增加。而学科交叉与合作的趋势，也让朱兆良感到农技研究进展可期。 “现在越来越多的课题本身就列出集成要求。”朱兆良说，目前有个“973”课题——“主要粮食作物高产栽培与资源高效利用的基础研究”，充分体现了学科合作研究的趋势，以及国家和研究单位对交流与合作的重视。氮肥高效利用技术的研究，一直被朱兆良称为高产栽培技术中的“零件”。 “提高氮肥利用率的研究作为农业科学中的基础工作，我们并不提供直接的栽培技术，而是为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提供‘零件’，由栽培学家进行‘组装’。”为此，朱兆良曾召开全国性的氮素工作会议，分享氮肥使用的经验和心得，以此推动“组装”工作。会议上，除了土壤学会，还邀请作物学会等与肥料相关的学科专家，聚焦氮肥利用率的话题，进行大范围的学科交流和讨论。朱兆良认为，学术上的问题必须充分沟通和了解，然后消化、使用，靠行政命令是很难实现的。 “不同学科分享研究心得或成就，围绕同一个目标相互学习和结合，这个过程会产生创新。”朱兆良说。《中国科学报》 (2013-02-18 第1版要闻)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2/274800.shtm; 1225 次阅读|0 个评论

回答《中国科学报》的采访问题: 热度 1 lujiangxiao 2013-2-10 13:50; 冯老师过年好：　　下面回答一下您的采访问题： Q: 作为新旧交替的特定节点，春节是中国人盛大的节日。2013年的春节又快到了，请问您和家人、朋友打算怎样过今年的春节？ A: 我这个地区过春节气氛并不浓．除夕我还在教课,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对全班讲祝大家"中国新年快乐" 同时我看班上东方面孔很多,就问班上谁是中国人, 请举手. 结果只有一个女生举手. 但是这里的华人社会年味还是很浓的. 附近的中国超市里面非常拥挤,我们去朋友家吃饭,本来想在附近的上海菜馆定一个本店名菜"八宝鸭". 结果饭店说早几星期前已经订满了. 本地的华人社区还组织了各种团体的"村晚", 庙会,和演出等等. 总之大家都尽量想把年味搞得浓浓的. Q: 这是您第多少次在国外过春节？与往年相比，这次过年方式有何不同之处？ A: 这是我在国外过的第27次春节. 与去年相比, 过年的方式基本一样, 朋友们凑在一起,吃饭,打排,看看春晚,畅谈一下"国内外大好形势". 今年谈了赵红霞和中国军舰瞄准日本. 基本上是个愉快的长周末. Q: 每个人中国人的心底深处都有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年”字，您在博文中写到2012年回国见闻及儿时追忆，不知儿时的“年”留在您心中的印象是怎样的？ A: 儿时的过年的印象和现在过年有本质不同. 那时过年就象在天堂里过几天. 现在过年,不论是圣诞,新年,还是春节,都是人间里的一个普通的日子. Q: 请问老师哪一年出的国？从国内成长到在国外求学与工作，这些年来您过春节的方式与小时候有哪些不同？您觉得“年”对您的意义有变化吗？ A: 我1986年出国,虽然每年都回国,但没有在国内过过春节. 主要的变化是年味越来越淡了. 就象小时候吃一根糖葫芦和今天吃一根糖葫芦虽然一样的甜,一样的酸,但主观的感受是有天壤之别的. 这种变化是逐渐的, 就象年年看春晚, 但感觉是每年越来越差. Q: 您如何看待国内生命科学发展现状？ A: 过年谈这个未免过于严肃. 我的看法和国内大多数人类似,一方面感叹世风日下,腐败进入科研象牙塔. 另一方面又感谢中国的国家经费资助还是逐年增加, 比美国国家经费不断下降要好多了. 今天过年, 我更能看到杯子半满的一面. 说句套话, 祝中国的科学事业取得更令人瞩目的进展. Q: 在新的一年里，您对国内同领域科学发展有何寄语？我想大多数的同行们经费是不足的,是怀才不遇的,是不受领导青睐的, 是被大老板压迫的. 我对他们的寄语是,不要因为眼前的恶略条件和环境而屈服. 最好的科研成果来自灵机一动. 这种灵机一动是不容易会被上述恶略条件扼杀的. 也不是钱能买来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坚持一下,把自己心灵中最好的想法贡献给科学. 史上有无数在恶劣环境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实例.所以我相信你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果很可能会超过经费千万的首席科学家. Q: 最后想请老师谈一谈您在新年中的期望与打算。 A:我最大的期望是申请到一份NIH或NSF的基金,以维持实验室的正常运转. 我的打算是把去年的一些好结果发表出来, 并尽最大努力去申请各种渠道的资助.; 326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思维缺席: 热度 1 胡业生 2013-2-8 13:44; 科学报：思辨缺席，高校如何亡羊补牢图片来源： www.quanjing.com ●中国学生缺乏的不是提出反对意见的能力，而是分析问题的能力。阴阳五行相克、对立统一等辩证思维在强调中国人思想的灵活性上收到了充分效果，但是从文化传统上来看，国人历来缺少分析理性的训练。 ●想整体提高中国学生的分析性思维，更重要的是考试改革——把测试专业知识的考试，改为测试思维能力。 ■本报记者温才妃 “说一下，你应聘HR（人力资源）岗位有哪几个优势？” “我认为，HR是一个服务性的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我可以接触许多应聘者，从他们身上我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 “我们问的是你和岗位的匹配度。” “哦……我觉得我很适合。” “完了？” “……” 这样一头雾水的求职对话，北京某科技公司人力资源部王磊早就习以为常。只是，最让他想不通的是，当中不乏“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大学生，为什么就连他们在回答问题时也毫无逻辑可言？通过测试66所高校、123个专业的2万多名中国高校大学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文秋芳教授指出“思辨缺席”是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她的研究中，思辨能力与critical thinking skills（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内涵吻合，意为依据标准对事物或看法作出有目的、有理据的判断的能力。回过头来反思，简单的交流尚且答非所问、无法可说，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大学生的逻辑思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思辨缺席”症候群 “我在课上问某某同学，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是怎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奋荣说，学生们通常会接一句：“我认为这个事情是错的……”或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按照思维惯例，接下来学生们至少要举出一两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可是时间一秒秒地过去，答题的学生却没了后话。 “谈吐中缺乏有意识的论证是不少大学生思维习惯中的一大问题。” 刘奋荣说，中国学生普遍善于作断言，却不善于论证。事实上，“思辨缺席”不仅体现在大学生的谈吐上，就连在作文、考试、论文等要求思维缜密的书面表达形式上也十分明显。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专业研究生曾佳宁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写作文没有内容是外语专业学生的一大毛病，“观点论证中要求的知识面广，而同学们普遍对本专业了解，只有少数人关注其他学科的知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不久前组织了研究生心理学统考改卷，她在微博中表达了两点忧虑：一是很难见到字写得好的试卷，一是逻辑思维与表达能力差，论述题答成了概念题和简答题。 “很多卷子只写了概念，再将题目抄一遍。有的虽然写满了一页，但却不知道考生要表达什么。”许燕如是说。如果说写应付作文、到点收卷造成了学生的思维混乱，按理来说，同样的问题在时间宽裕的论文写作中可以规避。然而，刘奋荣发现学生论文中想要论证一个问题，却“总是堆砌了一大堆材料，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有效组织这些材料论证自己的观点”，“句与句之间关系模糊，上一句推不出下一句”，“第一步论证结束后，感觉不到下一步观点的提升” …… 分析能力哪里去了当“思辨缺席”同时指向一个表现——缺少论证之时，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大学生真正缺少的思维能力到底是什么？ “中国学生缺乏的不是提出反对意见的能力，而是分析问题的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慕泽说，阴阳五行相克、对立统一等辩证思维在强调中国人思想的灵活性上收到了充分效果，但是从文化传统上来看，国人历来缺少分析理性的训练。陈慕泽指出，现代化最主要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民主法制现代化两方面，它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支撑，要求“丁是丁，卯是卯”的答案，而非“既是……又是……”的答案。刘奋荣对此表示赞同，她同时指出，中国学生不会有意识地利用逻辑推理以及基本的论证技巧。而在国外论文写作中大有不同，除了刚学作论文的大学生，英文论文中段与段之间、甚至句与句之间的逻辑结构异常清晰。清华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曾发表一篇长文《优秀博士如何养成》，其中有一句话：“跟着逻辑走！跟着逻辑走，这是我在实验室里注定会重复强调的一句话，每天至少要对不同的学生讲5遍以上。” 这背后的原因是，从应试教育考场上走出来的中国学生，其分析能力被刻意地忽视掉了。刘奋荣告诉记者，中国小孩从小养成了不能随便表达想法的思维惯性，上课要注意课堂纪律，有问题必须要先举手。进入初中、高中的最终目标是考大学，高考题多背诵少思考，答题中稍微发挥便会与标准答案不符。斯坦福大学教授星智浩（Tomohiro Hoshi）曾带着一门针对高中生的逻辑学网络课程“科学的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ce）来到中国，在美国这门课颇受欢迎，其结课证书在申请名校中亦有帮助。谁想这样一门逻辑课在中国竟“遇冷”，在与广东一些高校的短暂合作之后，星智浩无奈地表示：“这门课程在中国没有那么成功，也没有那么容易。” 中国大学生的分析能力就是这样逐渐消失的，可怕的问题还在轮回。陈慕泽提醒，只有思辨没有分析，或思辨没有遵守逻辑和分析的规则，都会给诡辩留下余地。中国历史上没少吃这方面的亏。哪些学生要补逻辑课到了大学再补逻辑课，似乎有些亡羊补牢的味道。但是，大学不得不这么做。文秋芳在“思辨技能现状研究”中调查发现，在“分析与计算”上，外语类学生不如理工科学生，但好于其他文科生；在“判断性评价”、“解释性/真实度评价”、“关系判断”上，其他文科生、理工科生却低于外语类学生。而在陈慕泽、刘奋荣的印象中，逻辑课成绩最好的通常是理工科学生，因为其专业课程中运用的就是分析的逻辑方法；相反，语言类学生大量记忆、重述的训练，显然不是培养分析性思维的最佳途径。陈慕泽表示，大学生最需要补充的是分析理性的训练，尤其是文科专业，包括语言类的大学生。 “精确、严密的数理逻辑与日常中的逻辑思维关系不大，让文科生学习意义不大。”陈慕泽说，“我们主张开全校公选的逻辑学通识课，把日常中的逻辑思维的训练变成素养。” 一些大学给学生开的逻辑学课程，充其量不过是逻辑学导论课，学生应付完考试之后就忘了，并未内化到生活当中。而陈慕泽的逻辑学通识课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学习逻辑知识体系，第二步是结合日常思维的训练，将其转换为直觉层面的素养。陈慕泽解释，逻辑推理时，先想这道题与哪个知识有关，这只是一种技能；素养就是一看便知道这道题对不对，这个假设是否有问题。“就像过马路时红灯一亮，想都不想就停下来。” 与文科生不同，理科生每天都在接受分析和计算的训练，还有必要专门学习逻辑学课吗？事实上，刘奋荣的逻辑学课堂上就有许多物理系、数学系和工科院系的学生。在她看来，理工科学生虽然有大量数理训练，但缺乏逻辑推理的意识。她举例，逻辑学的一个内容是教授公理化方法。当学生们了解到一个定理的产生，要么用公理代出，要么用MP规则（分离规则）得出结论，除此之外绝对不能干别的事情，常会发出“哦，我学的就是这样一个公理化结构”的感慨。“如果只是学物理，也许只知道我推理了一些定理，却从未思考过理论背后的逻辑系统和规则。这样也会促使他们反思更多学过的知识。” 找回分析能力的那些改革然而，改善一门逻辑学课程，不过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不是上完一门逻辑课，你就有分析能力。”刘奋荣说，逻辑思维的培养是一个分阶段逐步深入的过程。刘奋荣曾在全球逻辑学最强的阿姆斯特丹大学中，接触到一门跨学科的核心逻辑学课程。这门课把语言分析作为主讲内容，逻辑学、语言学、哲学大三学生都可以选修，是学生们最欢迎的课程之一。任课老师一再强调，“这门课的成功不是一个课程的成功，而是学生在大一、大二时学习了两门逻辑学基础课作铺垫，他们会觉得学习第三门课很自然”。 “除了进阶，还要考虑怎样与专业学习相结合。” 刘奋荣举例，最典型的学科是法学，法律逻辑在国外高校是一门很火的课程，而国内只有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极少数高校开课。而国外，逻辑学与经济学、逻辑学与博弈论等的交叉，已经发展到运用逻辑的模型分析相关学科的程度。在陈慕泽看来，要想整体提高中国学生的分析性思维，更重要的是考试改革——把测试专业知识的考试，改为测试思维能力。美国GM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当中的综合能力考试就是这样的考试。 “为什么美国GMAT不考高等数学，只考初等数学？” 陈慕泽解释，一考高等数学，有充分的复习时间但并不聪明的人上去了，看起来很忙但聪明的人却落败了；与之不同，初等数学出题灵活，直接考查的不是知识点是否掌握，而是依据知识点涉及到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事实上，在背诵记忆裹挟的众多考试中，思维能力的考试已在中国小范围出现了。国内工商管理、工程管理、公共管理等专业硕士考试中，综合能力考试分为数学、写作、逻辑三部分，就是借鉴了GMAT的思路。 “目前情况下，中国只有GMAT，没有GRE、SAT。” 陈慕泽不无遗憾地说，面向高中生层面的中国SAT、研究生层面的中国GRE还没有出现，而我们的考试中最忌讳选拔只知道背诵，却没有思考分析能力的学生。; 个人分类: 人文荟萃|130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为何有些人控制着杂志不给发表文章？: pikeliu 2013-2-5 19:47; 作者：吴亚生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3-2-5 8:40:40 选择字号：小中大吴亚生副研究员：我的科研之痛吴亚生在四川盘龙洞进行地质考察。 ■吴亚生对于一个科学研究者而言，创新就是发现前人没有发现过的自然现象，例如发现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发现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或者创立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理论，如创立勾股定理、创立万有引力的计算公式。揭示和认识未知现象以求有所发现，是我们每天工作的基本目的，是一种本能！我是一个从事古生物学、沉积学研究的学者，1994年被特批为中科院的副研究员。在至今的18年中，我一直探索，在洒下汗水的同时，也有所收获。亿年前“沧海桑田”的定量计算我得到的第一个值得记忆的成果，是建立定量计算亿年前全球海平面变化幅度的方法。地质学家发现，从地球上有海水以来的几十亿年里，全球海平面一直在升升降降地变化着，正所谓“沧海桑田”。恢复这种变化的历史，特别是定量确定某个时期全球海平面变化的幅度，自然成为地质学家的兴趣和使命。遍查文献，你会发现人们找到了定量确定新生代全球海平面变化幅度的一些方法，但一直没有找到定量计算亿年前全球海平面变化幅度的方法。在我找到的方法中，公式不复杂，原理也简单。最好理解的情形是，当珊瑚礁生长到海平面附近时会追踪海平面生长，即海平面上升多高，珊瑚礁就向上生长多高，不会超出海平面。在这种情况下，珊瑚礁的厚度就是海平面上升的幅度。当然这是最简单的情况。该成果于2002年发表在《中国科学》上。因为不是国际SCI刊物，这个成果在评职称时是不被统计的。海平面下降事件的沉浮我的第二个创新成果是发现了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存在大型海平面下降事件。这个发现的故事略显悲壮。古生物学家已经确定，二叠纪末到三叠纪初（至今大约2.5亿年前），地球上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95%的陆地和海洋物种原因不明地突然消失了。对这次大灭绝原因的探索，特别是对这个时期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遂成为地学界热点。英国学者魏格纳于1996年首先提出，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全球海平面是持续上升的，并由此引起海洋缺氧，导致了上述生物大灭绝事件。文章发表于著名的《三古》杂志。但我在1999年对贵州二叠纪生物礁的研究中，在礁顶部发现存在一次大的全球海平面下降的证据，包括剥蚀面、干裂缝等。2000年我将成果写成论文投《三古》杂志，但审稿人是魏格纳及其支持者。他们提出只要我放弃存在全球海平面下降的结论，就可以发表。但我明确拒绝了，而且我相信，《三古》的编辑们会秉公办事，允许不同观点的发表。但现实是残酷的：我4次修改文章，4次被拒。这篇文章直到8年后才在一份也算有名的国外刊物上发表。这时其发表的意义已经大大下降。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发现的类似证据已陆续在国内核心或SCI刊物上发表。 2006年，曾两次枪毙我《三古》投稿的那位英国人来我这里，给我看了国内某同行采自广西的标本和薄片，其上有海平面下降的证据。他表示认同我的观点，并让我把贵州的材料给他一起合作写文章，遭到我的拒绝。后来这个英国人以他学生为第一作者把广西的材料成文发表了。一种形态诡异的囊状化石我的第三个算得上是创新的成果是微生物岩研究方面的。 1999年，一个英国人在重庆附近发现了一种树枝状的岩石，他认为与现代的泉华相似，所以提出可能是微生物岩。同年，一个美国人在贵州发现了类似的岩石，提出是肾形藻形成了这种岩石。2003年，日本人与北大学者合作对重庆的这种岩石进行研究，提出树枝状构造是小球状蓝藻粘结灰泥形成的凝块石。此后的各种研究再没有明显进展。我们于2006年从重庆采集同样的标本研究后，发现所谓的肾形藻的鉴定是不正确的；也不具备泉华的结构；小球状蓝藻化石数量少，只是岩石中的次要成分。事实上，树枝状构造的形成与一种形态诡异的囊状化石有关。这种化石形态变化大，以及受成岩作用改造严重，所以一直没有被识别出来。我们提出这种化石可能属于某种菌落；正是这种化石的富集，以及倾向于沿着这种化石富集区发生的多种成岩作用的改造，共同形成了树枝状的构造。2006年我们将这一成果发表在国内SCI刊物上。2009年我将进一步研究成果的论文投给国际SCI刊物《亚洲地质》，被审稿的日本人扼杀了。 2012年起，我们对这种岩石中的囊状化石开展再研究，并再获突破，将这种化石鉴定到属，属于一种现代尚存的菌类群体的化石。在与国内外现代微生物学权威交流后，这个鉴定已得到认可。围绕这种奇怪的岩石，多国专家开展研究，在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了若干文章，但都没有到达科学的彼岸。我们取得了正确的认识，但由于观点与他们不一致，或者因为没有主动与他们分享成果，所以未能在国际SCI刊物上发表文章。很多人劝我：为了解决问题，你为什么不向他们妥协一下呢。而我内心反问：科学王国为什么不是可以自由表达学术思想的一方净土？由于国内SCI论文和核心期刊论文在职称评定时都不算成果，所以我这些年来在形式上几乎等同于没有成果。我的创新之路在使我获得傲视洋人的自信的同时，也使我陷入了18年提不了职称的窘境。幸好，中科院开始了政策调整，今后的成果评价将不再过分强调刊物的国外属性和影响因子大小，而更加重视成果的实际价值。这将为科研创新提供更加有利的软环境。（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报》 (2013-02-05 第5版创新周刊) 分享到：打印发E-mail给：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2013-2-5 14:27:27 shfulj 你不觉得你是单位里最牛的副研吗，宁愿当大将，不当元帅，哈哈 2013-2-5 11:36:41 chenhaohong 个人觉得，越专业的期刊，被权威霸占的可能性越大，而追求热门、爆炸性新闻的期刊，才更可能有百花齐放。在目前物理期刊发表发光材料，科学期刊出现赛事评论的大前提下，为什么要死守这一两本期刊，而不是以发表为重？！就算这两本期刊很重要，但是让权威屈服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而其他国外学者几乎不看中国的SCI，因此也不会成为你的支持者。但是，如果你发表到国外其余SCI期刊，几个权威能再继续压制吗？建议吴老师有空了解下波尔等创立的量子理论的发表和论战过程，当时压制的权威可是爱因斯坦！总之，发表才是硬道理！只要科学还要发展，权威的压制就只能局限于少数的一些地盘！ 2013-2-5 11:35:39 feike0220 我感觉您需要坚守自己的主见，我有一个敬重的老师跟您差不多，他的研究成果不被很多人接受，如果你能活下去就不要折中，坚持自己的主见，只要他是对的，加油！！！ 2013-2-5 11:11:35 mountainwind1 被大牛压制，是科学家最常遇到的问题，唉 2013-2-5 9:46:58 smart0art 中国的悲哀，真滴是SCI=Stupid Chinese Idea！; 154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报：雾霾走了，责任重了: jiaguangjia 2013-2-4 09:46; ■本报记者潘希从2月1日起，一股冷空气终于驱散了笼罩在13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持续多日的雾霾。虽然雾霾暂时散去，但在这个寒冬里，全国各地关于雾霾成因及应对措施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其中，最重要的疑惑之一便是如此大面积的雾霾究竟从何而来？污染物成分复杂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大气成分研究所副所长王亚强介绍，总体上，气溶胶构成了雾霾的来源，且其成分很复杂。气溶胶，也就是颗粒物，其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次排放和二次生成。一次排放是指污染源直接向大气中排放颗粒物；二次生成是指污染源排放的气态化合物，在大气中经过大气化学的反应过程转化为颗粒物，比如二氧化硫气体转化为硫酸盐颗粒物。气溶胶里最有害的物质来源于工业污染，包括重金属和部分有机物等，它们对人体的危害很大。不过，王亚强说，目前关于气溶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研究，还不是特别充分。在气溶胶里，受到更广泛关注的是PM2.5。王亚强告诉记者，PM2.5的主要来源是人类的燃烧活动，从工业生产燃煤、汽车尾气排放、秸秆燃烧，到烹饪做饭、抽烟，甚至使用发胶，都会产生PM2.5。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大气成分研究所所长孙俊英表示，目前霾的主要成分是污染物，取暖、燃煤、燃气等都会造成污染，汽车尾气也是主要来源之一。“如果油品好，燃烧充分，排放肯定少一些。但我认为，目前的霾不仅仅是燃油一方面造成的，还有其他原因。除了PM2.5，粒径在2.5～10微米之间的颗粒浓度也挺高的。” 不断扩大的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环境污染的持续加剧，在不利气象条件的“助力”下，雾霾变成了“毒气”。不过，王亚强说，北京的情况并没有当年的雾都伦敦那么严重。“现在政府和公众的环保意识都有所加强，目前已在积极控制，尽管难度很大，但应该尽最大的努力。” 区域联动共同减排孙俊英介绍说，虽然PM2.5在地球大气成分中的含量很少，但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着重要的影响。而造成雾霾的污染物，除了来自本地的排放外，有一些也是远距离输送过来的，比如河北等地的污染物也可能传输到北京。同时，城市所在区域的地理因素也不容忽视。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于建华表示，北京的污染物排放量本身就大，三面环山又导致地理条件先天不足，一遇无风静稳或大雾天气，空气中的各项污染物肯定超标。逃不过地理环境影响的，还有西安。西安地处中国大陆腹地、黄河流域的关中盆地，受秦岭山脉、黄土高原的影响，全年静风和沙尘天气约占34%，是国内特大型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难度最大的城市之一。 “因此，PM2.5等污染物的治理，难就难在需要采取综合手段，实现多项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我们一定要认识到PM2.5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如果措施到位，在‘十二五’末PM2.5会有所降低，但要明显改善空气质量，还有很大难度，需要很长时间。”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说。孙俊英也表示，虽然北京的霾主要来自本地污染物的排放，但区域贡献也不容忽视，“所以，在防治雾霾时应加强区域联动，共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精确预报难在哪 “气象部门通过能见度、人工和器测手段都能监测雾霾天气。现在，全国2000多个气象站都开展了包括雾霾等天气现象的监测，以供气象台统计雾霾的强度和范围。”王亚强介绍说。目前，我国已开发出中国雾霾数值预报系统，并在国家气象中心进行业务化试运行。该系统在2012年的秋冬雾霾预报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科学家们也正在继续对这个系统的预报性能进行评估。不过，数值预报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要在预报出颗粒物浓度的基础上计算颗粒物和水汽导致的能见度变化。但由于气溶胶的化学组分非常复杂、粒径分布不同，模拟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对计算机的运算和存储能力要求相当高。 “污染物排放和气象条件是雾霾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气象部门对于气象条件的预报更加专业、准确，而环保部门在排放源和污染监测方面积累了大量关键数据。”王亚强表示，双方加强合作有利于促进雾霾天气的监测、预报。; 149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今天《中国科学报》报道李泳博主，这个必须转！: 热度 13 Wuyishan 2013-2-1 14:31; 这个玩家不寻常 ■朱子峡李泳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李泳是个才子。虽然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从事泥石流的系统动力学特征问题研究，但他的文科功底也颇深。业余时间，他是一个科普作家，《黑洞与时间弯曲》、《时间、空间和万物》、《宇宙的琴弦》、《终极理论之梦》、《未来50年》等都是他翻译的科普读物。李泳在生活中有着诸多爱好，他对东西方文化都颇有研究，西方的古典音乐和中国的古诗词是他的最爱。来了激情，他还会写诗赋词。不过，李泳“最正式的业余”爱好还是书法和篆刻。跳级习书法学习书法，不寻常的李泳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众人皆知，习书法，楷书是基础，只有楷书底基打牢后方可学习隶书、行书、篆书等。但李泳在书法起步时偏偏省去了楷书这一关，直接跳级到篆书。之所以不按常理出牌，李泳自有他的“小九九”：“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我怕楷书写不好被人指指点点，有点伤自尊。而篆书很多人不认识，甚至觉得像天书，不但不会被指手画脚，反而会投来敬佩的目光。” 实际上，李泳直接从篆书练起，也和他古典文学的功底不无关系，对古文字和《说文解字》的精通，使他具备了从篆书写起的“可行性”。十多年演练下来，如今的李泳在篆书方面可谓颇有建树，在他看来：“篆书才是最简单的书体，比楷书的所谓‘永字八法’简单多了。它只有一种线条——就像把一根铁丝绕来绕去。” 李泳临写的第一个样本是《石鼓文》，然后才学的《说文部首》。“即使不学篆书，认识了《说文部首》就等于认识了篆书。” 接着他又学了李阳冰的《三坟记》、《峄山碑》、《泰山刻石》，后来陆续是清人诸篆书名家的墨迹本，有邓石如、杨沂孙、吴熙载、赵之谦、吴大澂、吴昌硕等。这算是小篆一路，用李阳冰的话说，正是“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乐此不疲的李泳一鼓作气，从小篆上溯吉金和甲骨文字。这方面，他临写较多的是《散氏盘铭》和《毛公鼎》两篇“鸿篇巨著”以及一些可爱的“小品”。“甲金文字即使单拿来看，也令人激动。我偶尔翻阅《三代吉金文存》或《殷周金文集成》，会生出一些奇妙的感觉，联想起中国的文化之源，当然也不免想到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是不是与它有关……”话到此，李泳忍不住又要诗情澎湃了。挑战方寸间学了篆书之后，有了一定书法基础的李泳又手痒，开始尝试进入“方寸之间”——篆刻。拿他的话便是：“我做过几年的西泠过客，也感染了一点儿孤山的‘烟霞痼疾’。” 众所周知，篆刻可不是一般人能为之的，但李泳绝非一般人。凡事爱琢磨，这是李泳最大的特点。“开始篆刻时，以为刀法很重要，总想着像武侠小说那样偷大师们的刀法秘籍来学，什么切刀冲刀钝刀的，琢磨过好久。后见赵之谦在‘钜鹿魏氏’一印的边款说，‘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大悟篆刻的精神在书法而不在刀法。而沙孟海在《沙村印话》里更是指出，治印三要在于‘识字、辨体、本学’，而‘刀法不与焉’。” 这不，李泳终于悟出“匠”与“艺”的不同。正如沙孟海为况周颐（蕙风）刻过一块孔夫子学音乐的感悟“有殷勤之意者好丽” 所说的那样，学习书法亦是如此。悟通之后，李泳便少走弯路，接下来的实践也便快捷许多。因为热爱，李泳孜孜不倦钻研于这一复杂的劳作。时间一久，自然刻出灵动流畅的作品来。每每看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喜悦之情便油然而生，甚至还会拍案叫绝一番。 “井界”里的境界李泳笑言自己“学艺”多年，技艺长进不大，但“境界”却提高不少，甚至高得有点儿偏，几乎不看当代书家的作品。“换一种方式说也许更准确：我分不清它们的好坏，连起码的鉴赏力都没有，说‘境界’不过是井蛙的‘井界’。” 无论是“境界”，还是“井界”，或者说，是“井界”中的境界，李泳对此是如此描述的：“手低不要紧，我们不靠它换粮食；眼一定要高，否则就白学了。眼光关乎性灵。” 这独特的“艺术的眼光”，在李泳看来，与他看待科学的眼光是一样的。“不能说艺术影响了我的科学观，因为我从来就认为科学，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本来就是艺术，都是在创造美的东西。所以，在我看来，‘不美’的科学，我是不会去学也更不会去做的。正如为了利益的艺术，多半儿不会是好艺术，为了用的科学，也不会是好科学。至于什么是‘用’、怎么算‘好’，我说不清楚，也许可以用感受艺术的感觉去感受它。” 如今已届不惑之年的李泳还将继续他那非同寻常的人生，但可以预见的是，不寻常的人总会越活越精彩。《中国科学报》 (2013-02-01 第16版雅趣); 个人分类: 科林散叶|4005 次阅读|13 个评论

[转载]海大师德之光: wyc 2013-1-31 12:19; 一个实验室的创新梦想《中国科学报2013年1月31日》添加时间:2013-01-31 09:44:11 阅读次数： 19 ■本报通讯员苏澜昕记者陈彬一个实验创作室，一名指导教师，三个非专业的学生，一年的艰苦努力，就是这样普通的组合，在日前参加“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电磁组的比赛中，经过与包括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大学等强队的全国57支参赛队的激烈角逐，取得东北赛区一等奖、全国赛区二等奖，优秀论文奖的好成绩，创下大连海事大学参加“飞思卡尔杯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究竟是怎样的创作室，怎样的指导教师，又是怎样的学生团队，可以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呢？一个充满温暖的地方大连海事大学轮机楼的107室——电路与电子系统创作室（简称DCS实验室）是由一间轮机楼的变电所和一个交流学院仓库改造而成的。办公室里整齐地摆放着三张办公桌，实验室的四周陈列着各种模型，都是这个团队历届学生的优秀作品。实验室中间合并的4张桌子上摆满了各种电子仪器，这便是学生们的操作台。这个实验室就是这个团队学习、讨论、实际操作的地方，有了这个平台，才有了取得佳绩的基础。它的主人就是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学院教授冯惠，以及对电子科技有着浓厚兴趣的海大学生。这个实验室是冯惠亲自筹备建立的，大到仪器设备，小到零部件都蕴涵着他的心血。遇到经济困难，冯惠就毫不吝啬地自己掏腰包，满足学生的需要。“因为缺少一个电阻无法完成实验，冯老师就不辞辛苦地驱车30分钟带我们去电子城购买，使我们顺利地完成实验。”学生们对冯惠无私地帮助他们取得实验成果充满感激。所以，来到这个实验室的每一个学生经常废寝忘食地操作实验，他们想用自己的成绩回报冯惠的无私奉献。这个DCS实验室，不仅有冷冰冰的仪器设备，更有着指导教师冯惠无私的奉献和关爱及学生执著的坚持和辛勤的努力，是个充满温暖的地方。一位慈父般的教师作为DCS实验室的组建者和指导教师，冯惠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付出了很多。他认为大学老师应该扮演“导演”的角色，只在黑板上讲知识，就使理论与实践脱离了，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只有一条路——理论结合实践。正是有了这样的理念，才有了DCS实验室的组建和发展，才有了学生的优异成绩。冯惠在学生的眼里除了是一名教师，更像是一个慈父。他不仅在学习上对学生负责，在生活中也是关爱有加。在他的团队里有一名学生，因为家庭原因，性格有些孤僻，与父母的关系不好。一次，他凭借优异成绩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又用这笔钱报名参加了一个假期英语培训班。但报名后，家庭经济困难的他觉得这样用钱有点浪费，想退班，但是这个英语班是不能退的。万般无奈下，他找到了冯惠，冯惠亲自与培训班进行沟通，几经努力，终于帮助他要回了这笔钱，并委婉地劝说他把这笔钱寄回家里，多跟父母沟通。他接受了老师的建议，把钱寄回家里，他的父亲随即打来电话激动地说：“这孩子懂事了，我们父子的关系也改善了。” 这样的事情在冯惠的团队里是数不胜数的，每一个学生除了在实验操作上得到过冯惠的指导，在生活上也得到过他的关心。正因为如此，才使学生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在实验上全身投入取得进步。一项“意外”而来的项目做实验操作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经常有学生半途而废，所以冯惠规定每一个加入DCS团队的学生都必须写一份保证书，保证自己不中途放弃。以此激励学生，坚定他们的信心。 “参加这个实验室以后，除了上课以外的时间都在这个实验室里操作，如果有比赛，时间就更紧迫。”DCS团队成员就是这样牺牲掉自己的时间，不断努力才取得佳绩的。有一次，一位农民到大连电子城想买能解决他家樱桃温室大棚的棚温自动控制仪，卖电气的老板说没有这种东西，但他提出建议，说经常带学生来电子城的冯老师也许能帮上忙。于是老农登门拜访。冯惠当即就提出要积极帮助研发樱桃大棚棚温控制器。随后就在实验室组建了温室大棚项目研发小组。在冯惠的指导下，经过与樱桃果农的多次沟通，组员们很快了解了温室大棚樱桃生长的规律，进而对温控器几经改造升级，从一代到二代，再到三代过渡，最终完成了温控器的设计，现在已经投入生产了。这个项目也成为了国家级大学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业项目。就是这样一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这样一名无私奉献的指导教师，这样一组对电子科技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才有了团结的DCS团队，才有了他们在电子科技方面取得的佳绩。这个电子实验室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提高了学生实际动手的能力，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使学生的梦想成为现实。《中国科学报》 (2013-01-31 第6版动态); 个人分类: 未分类|1484 次阅读|0 个评论

关于《中国科学报》的一组微博: 热度 2 王铮 2013-1-30 11:21; @中国科学报一面是科学家们的“力挺”，另一面是“反转”人士的大声疾呼。在“冰火两重天”的包围下，转基因技术何去何从? http://t.cn/zYLlvrS 王铮-鹿鸣于野中国科学报这个说法有问题，把“科学家”和“反转”人士对称。实际上反转人士很多是科学家。力挺的更多是商人。《中国科学报》不科学。王铮-鹿鸣于野《中国科学报》的第二个问题是，混淆“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技术”。绝大多数“反转人士”反对的是转基因食品，不是转基因技术。我不是“反转人士”，我提倡支持研究转基因技术，但是《中国科学报》这种断章取义的报道，使我怀疑它的科学良心。个别记者耍赖骂人，丧失了职业道德。; 个人分类: 微博|2277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是党报还是民报？: 热度 4 cosismine 2013-1-28 11:50; 这么一份重要的报纸，为什么没有被CNKI收录？或许只是因为这份报纸可以网络获取因而没有商业价值？谁能解释一下？; 个人分类: 我美丽的秃瓢岁月|3576 次阅读|4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对团队评价信息: keylabteam 2013-1-16 17:45; 偶然发现报纸对我们团队的评价信息，收集后保存。科学基金资助下预防医学现场和人群研究进展学术成果据对部分基金获得者的不完全统计，通过科学基金的资助，现场与人群研究工作者共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8项、三等奖2项。培养人才通过科学基金的资助，在该领域还形成了许多具有特色的研究队伍，这些团队在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中国科技大学阮迪云团队（儿童铅中毒）、贵阳医学院张爱华团队（地方性氟中毒）、军事医学科学院曹务春团队（传染病流行病学）和高志贤团队（食品卫生学）、华中科技大学邬堂春团队（环境医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郑玉新团队（职业医学）、南京医科大学沈洪兵团队（肿瘤流行病学）、广州医学院化学致癌研究所团队、中山大学凌文华团队（营养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孙殿军团队（地方病学）等。体系建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年来在预防医学学科方向上始终坚持公共卫生现场和人群研究的导向，鼓励开展现场人群与实验室相结合的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使我国的预防医学现场和人群研究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人才队伍明显扩大。无论是在传染病现场流行病学研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人群防治，以及地方病的现场人群研究等研究方向上均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在环境因素和重大疾病的人群易感性研究方面在国际上已具有一席之地；同时，通过科学基金的资助，使我国预防医学的学科建设上了新台阶，近年在原有重点学科（山东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哈尔滨医科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华中科技大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北京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等）的基础上，全国新增预防医学类国家级重点学科5个（复旦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四川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南京医科大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中国医科大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中山大学—卫生毒理学）。2005年以来，新增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3个。新增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0多个（数据掌握不全），为预防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国际合作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现场人群流行病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在传染病流行病学和现场人群防治，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病因和人群防治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如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负责的血吸虫病现场人群防治研究，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牵头负责的全国十多个地区的心血管病人群防治队列研究，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全国肿瘤防办）负责的全国肿瘤登记报告系统等等。但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现场人群研究大多属于横断面研究（如全国性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死因调查等）或病例对照研究，真正由国家资助的现场人群队列研究非常少且不完善，严重制约了相关疾病防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际合作方面，在我国人群中进行的比较知名的现场人群队列研究包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教授顾东风与美国合作的中国人群心血管病队列随访研究以及中国人群高血压盐敏感性研究（NIH资助）；上海肿瘤研究所教授高玉堂和项永兵与美国合作的中国人群乳腺癌队列研究和前列腺癌队列研究（NIH资助）；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李立明与英国合作的中国50万人群遗传流行病学队列研究以及中国人群双生子研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授游伟程与美国合作的中国山东人群的胃癌干预研究（美国NCI资助）。还有以往一些国际资助课题：如美国资助的河南林县的食管癌高危人群干预研究，美国资助的江苏启东肝癌高发区高危人群黄曲霉毒素干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国际资助的人群研究。（本报资料）《中国科学报》 (2012-07-04 A3 基金); 3146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发表了一篇我的博文: 热度 24 zhangyuxiu 2013-1-7 15:37; 今天再次收到中国科学报王剑编辑的来函：张玉秀老师您好，您的《你把赌注下到哪儿？》博文已于2013年1月7日在《中国科学报》博客版见报，链接为： 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16381 ，供您点击查阅。请尽快提供您的电话、通信地址、邮编以便给您邮寄样报和稿费。感谢您的支持，也欢迎您随时以短消息方式自荐您在科学网上发表的优秀博文。《中国科学报》博客版编辑王剑。衷心感谢《中国科学报》！我写博客本是抱着喝茶的心态信笔写来的，没成想承蒙贵报厚爱，还被转载了，下一步我要更认真些写作业了。值此新年到来之际，祝科学网越办越好！祝《中国科学报》越办越好！祝《中国科学报》编辑王剑MM永远美丽健康！; 4848 次阅读|6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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