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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生态草业特区”的追梦之旅
蒋高明 2013-11-6 14:09
【中国科学报】“生态草业特区”的追梦之旅 http://www.cas.cn/xw/cmsm/201310/t20131009_3945283.shtml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丁佳 发布时间:2013-10-09 【字号: 小 中 大 】    ○2012年初,白春礼要求集合全院相关领域的优势力量,积极推进生态草业特区建设。   ○今年,中科院“生态草业特区建设关键技术集成示范与理论构建”重点项目正式启动。   ○中国的60亿亩草原,13亿亩在内蒙古;内蒙古正急需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升级。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很多人梦中的草原盛景。那里不但生态环境优美,而且配套有发达的现代草原牧业,牧民生活富足,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这个草原梦,也打动了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2012年初,白春礼就要求集合全院相关领域的优势力量,积极联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合适的时机推进生态草业特区建设。   同样拥有这样一个草原梦的,还有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从事草原研究的科研人员。   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建设生态草业特区”高层研讨会上获悉,今年,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生态草业特区建设关键技术集成示范与理论构建”已正式启动。植物所科学家及胸怀同样梦想的人们心中的那个理想国度,终于有了一个科学的落脚点。    草原之痛   中国拥有60亿亩草地,约占国土面积的41%,是耕地面积的3.2倍,林地面积的2.5倍,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畜牧业基地、生态环境屏障、江河发源地及战略资源接续地。   可与广阔的面积不相称的是,目前60亿亩草地仅承载了1.6亿人口,而18亿亩耕地却承载着近8亿人口,并为近4亿城市人口提供了绝大多数的粮食、蔬菜、蛋类及肉类。   “换言之,草地的生活供给能力仅相当于耕地的1/25~1/20。”中科院植物所所长、中科院院士方精云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什么不能在辽阔的草原地区也建立类似的草业经济技术试验区呢?”   植物所科学家也许没想到,当初这个看上去有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竟很快得到了中科院、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广大草原科研人员的响应和支持。    在内蒙古再建一个“深圳”   生态草业特区,指在一个独立的旗(县)或国家划定的特定区域内,充分运用生态学原理,借鉴现代化农业理念,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精细管理、集成现代科技成果,建立以发展草牧业为主、多种生物产业为补充的多功能示范园区,以及牧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试验区。   这块大“试验田”将首先在内蒙古自治区得到实践。中国的60亿亩草原,13亿亩在内蒙古。而作为中国传统畜牧业基地,内蒙古也正急需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升级。   以苜蓿为例,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该产业的发展,将其视为“绿色黄金”甚至“立国之本”。作为重要的叶蛋白原料植物,苜蓿不仅是很好的饲料,在医药、食品、饮料、化妆品、洗涤用品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   当前,人工草地特别是苜蓿人工草地的种植规模和生产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畜牧业发达程度的标志。可在中国,人工草地的发展却仍处于量少、质劣的阶段。正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王玉明坦言:“内蒙古人工草场发展很慢,还不到我们草原面积的2%。”   但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李凌浩也深知内蒙古的潜力。他们计划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12个乡镇开展一项示范工程,将研究所几十年来积累的关键技术集成在一起,最终让“绿色黄金”铺满这片土地。   “中科院在内蒙设有一个草业研究中心,两个国家野外台站和4个所级野外台站,内蒙古与中科院的优势合力已经形成,相信我们可以做好这件事。”他说。    正蓝旗的另一条路   位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部边缘的正蓝旗,是蒙元文化的发源地,元世祖忽必烈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草原城市——元上都,历史学家将其奉为与意大利庞贝古城齐名的人类文明遗址。   但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却在畜牧业方面遇到了瓶颈。“比如在草原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着多头管理、责权不清等问题。”   在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看来,正蓝旗需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他们的规划中,新的正蓝旗生态草业示范特区将在生态环境良好、生产潜力大的地方重振天然草地产业,将其生产力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0%~100%,同时控制草地载畜量,让广阔的草地休养生息。科学家还计划在一些农牧交错地区发展精细草业,采用现代农业手段,使人工草地的生产力提高到天然草地的10~20倍。此外,生物制药、草原养禽、有机食品、生态旅游等产业也都将得到配套发展。   根据测算,特区建成后,牧民人均收入将从目前的不足7000元增长到14000元左右。项目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将达17.1亿元,通过提高生态服务功能效益将达16.4亿元,总效益高达33.5亿元。“我们的目标是要多途径增加牧民的收入来源,同时有效减少生态压力,保障在少量土地上大幅度增加经济附加值。”蒋高明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3-10-09 第1版 要闻)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2099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采访生态文明决策者丛书主编:站在文明的转折点上
蒋高明 2013-10-24 23:49
站在文明的转折点上 http://www.yogeev.com/article/38400.html 2013/08/20 @ Sunny “我想当我们每得到一个蓝天都要生出无尽赞美的时候,我们已不再需要论证生态文明是否必需了。但生态文明还只是一个概括性极强的概念,如何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去完善和丰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的这句话是他和一批学者参与编著“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的目标。 近日,该丛书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了前两本:清华大学卢风教授执笔的《生态文明新论》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所著的《生态农场纪实》。 《生态文明新论》和《生态农场纪实》封面 《中国科学报》 :你主编的这套丛书名为“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目标读者是“决策者”,又言“必读”,为什么会起这么“霸气”的丛书名? 田松 :丛书名是出版社定的,大概是出于营销上的考虑,但我也比较认同这个定位。一方面,生态文明的顺利推行,需要由决策者自上而下地推进。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已写入了执政党的十八大报告,作为决策者需要对什么是生态文明、如何实现生态文明,有更清醒、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中国科学报》 :参与这套丛书写作的作者队伍如何? 田松 :这套丛书源自2010年和2011年我在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支持下,在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两届“生态文明建设系列讲座”。讲座主讲人来自哲学、历史、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不同领域,有书斋里的学者,也有从事实践活动的社会活动家,包括中国环境史开拓者之一梅雪芹、中国早期从事环境哲学的学者卢风、具体从事生态农业实践的科学家蒋高明和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等等。 对生态文明的观点我们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趋向是一致的,我们希望通过讲座和著书让生态文明的概念逐渐丰富和清晰。 丛书是开放的,会有更多关心生态文明问题的学者加入进来。 《中国科学报》 :你在丛书总跋中提到,“生态文明必是与工业文明迥然不同的一种文明形态。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对工业文明进行彻底批判,包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需要全方位地反思”。这是一种很激烈的观点,要实现生态文明,必须要和工业文明彻底决裂吗? 田松 :有些人相信,保留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在文明的内部做技术性的改造,比如用所谓的“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来替换传统技术,就可以把工业文明改造成生态文明。这也是当下最容易接受的生态文明的建设方案。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幻觉,非但不能解决既有的问题,还会产生新的隐患。这最多是工业文明的最后阶段。 《中国科学报》 :为什么工业文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 田松 :工业文明是单一的社会进步观,把获取物质作为考察指标。这导致上游掠夺下游,人类掠夺自然。大自然既为人类提供能源和资源,又要承担一切问题。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会首先恶化,然后扩展到上游,进而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地球环境遭到毁灭,人类面临灾难。 我们的生态早就不足以支撑当下的文明方式。今年上半年国内大量雾霾天的出现正说明了我们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如今,我们站在了文明的转折点上。 《中国科学报》 :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能解决目前的问题,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田松 :这正是工业文明给人的一种假象,似乎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限的,认为科技的无限可以突破地球的有限。这是错误的。 另外,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有利就有弊。只是我们更容易看到科学技术的利,而忽略科学技术带来的弊。首先,科学技术带来的利是立竿见影的,弊却相对隐性而复杂。其次,享受科学技术带来好处的人不一定会承担其带来的后果。再次,有些科学技术产生的负面后果的承担者不仅仅是人类,而是生态圈。第四,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通常在很多年以后才会出现。 《中国科学报》 :那生态文明会是什么样的?该如何建设? 田松 :生态文明是个概括性极强的概念,我们也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已出版的《生态文明新论》中,卢风提到的生态文明是这样的,人类生产和消费的物品应该是亲近环境、亲近自然的绿色物品;生态文明的制度不仅要鼓励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更要激励人们进行非物质消费和非商业交往;生态文明的科技将不再妄言征服自然,而是力图与自然对话,倾听自然的“言说”,尽力维护地球生物圈的健康,成为真正以人为本的科技;生态文明的主流观念应以生态学为基本知识背景,力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其他学者可能会有自己的定义,在细节上一定会有所不同,但是整体理念我想是大致相同的。 在我看来,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对工业文明从技术支持方式、社会制度、对文明的理解以及整个意识形态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其次,要从传统的文明形态中汲取资源,传统文化一直延续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是未来的生态文明唯一可以借鉴的对象。 《中国科学报》 :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实现生态文明的可能性又如何? 田松 :丛书中蒋高明的《生态农场纪实》就是关于生态文明实践的一部著作。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生态学家,他在家乡山东从事生态农业,不仅在理论上,也通过实践活动否定工业化农业。在他的实践中,工业农业的代价土壤盐碱化、土地板结、地下水污染等问题都得到了改善,而且用数据证明了生态农业产量高、成本低。 现在生态文明的实践在农业领域比较多,在中国还有相当数量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生态文明试验场所。这些实践活动,必定对更大范围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榜样与借鉴的作用。我们也会把这样实践成果纳入“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中。 记者手记:前方50米是悬崖 田松 田松一直是悲观的。10年前他就有“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的论调。 10年前这个说法当然少有人赞同。但2009年,中国的垃圾问题全面爆发,愈演愈烈。前段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新闻: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田松的“危言耸听”正在变为现实。 可是当我们还在谈“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垃圾焚烧如何监管到位”时,我想我们没有理解田松的本意。 在田松看来,垃圾问题正如污染问题、环境问题一样,是工业文明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垃圾问题是工业文明自带的,是在工业文明的形态下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也是他批判工业文明、批判现代化的原因。 他说,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无论把它们想象得多么严重,都不会比现实更加过分。工业文明就像一架轰隆隆的列车,越开越快,但是前方50米,就是悬崖! 他说,这一轮的文明必将灭绝,就像曾经存在过且辉煌过的雅典、玛雅、吴哥等文明一样。不同的是,这一轮将更加惨烈。因为这一轮的毁灭,是整个生物圈作为陪葬。 听起来好像好莱坞的科幻灾难片。学物理出身的田松,其判断依据很基础:从能量守恒来看,科技的无限永远不能突破地球的有限;从物质不灭看,工业文明创造的垃圾永远不会消失。 有解决办法吗?生态文明。但是,“我们享受工业文明的便利太多了,工业文明的惯性太大了。生态文明能否建设,取决于人类整体能否觉醒,能否及时转向”。实际上,田松对生态文明的实现并不乐观。 明知不可为,为何还要设坛著书立说?田松笑言,螳臂当车,不能让工业文明这驾列车停下来,但或许能让它到悬崖的时间更长一点。 真心希望田松在杞人忧天。听听悲观主义论调也好,就像田松建议的,每个公民都应该去参观一次垃圾处理厂。只有在那如山的垃圾、刺鼻的气味下,我们才会对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生出更多的思考。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记者:李芸、实习生、马玥浩 图片来源:网络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3356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伴我成长
热度 10 Wuyishan 2013-10-19 07:16
(博主按: 2013 年 10 月 17 日下午,我参加了“中国科协成为《中国科学报》主办单位之一读者座谈会”,下面是我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大致内容。) 《中国科学报》伴我成长 武夷山 我最早在中国科学报发表的文章,是 1989 年 2 月 17 日发表的《如何处理科学研究中的欺诈行为》,当时我在驻美使馆科技处工作,尚未获得中级职称。我在驻美使馆工作期间自发地关注了科研诚信问题,搜集研读了一些资料,发表了这篇短文。 从那时以来,我在中国科学报陆陆续续发表的东西(不说“文章”)大概有 200 篇了,包括短文、书评、给中学生推荐中英文对照的科学家名言(在曾经有过的《中学生周刊》上发表)、推荐介绍外文科技新书,等等。由于《中国科学报》的影响力,我的这些发表物发生了不同的、有时是意想不到的作用。例如, 2003 年 3 - 4 月间,我在该报连续发表了几篇小品文,题目是《科学与戏剧》(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5207.html )、《科学与诗》 (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4321 ) 、《科学与幽默(上)》(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2906.html ),《科学与幽默(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2951.html )。当时 CCTV 科教频道有个谈话节目叫《历程》,其编导认为这几个题目适合成为有意思的谈话节目的主题,就邀请我作为访谈嘉宾,我又邀请了清华大学刘兵教授也作为访谈嘉宾,共同参与了访谈节目的录制。访谈节目于 2003 年 12 月间分为好几集播出。另外,没有想到,在报纸发表的这些短文也有一些被期刊论文所引用,《科学与打赌》(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3066.html )一文还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著名比较文学专家叶舒宪教授所引用。当然,这些文章被各种网站所转载的就不计其数了。 我发表文章的渠道是多样化的。通过比较,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科学报》的编辑、主编们都是思想上比较开放的,敢于给不同的声音提供管道。例如, 2004 年,我起草了《多样性强于单一性》(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4783 )一文,首先向某报投稿,这家报纸也有我熟悉的朋友,但最后,朋友告诉我:主编认为观点似乎有失偏颇,不敢发表。于是,我转投《中国科学报》,稿件迅速被接受并于 8 月 6 日发表。从那以后,《中国科学报》成了我投稿的第一优先。 多年来,由于经常投稿,也经常参加《中国科学报》读书周刊每年举办的“优秀科学传播与科普图书推荐”活动,我与读书周刊编辑部的很多人都成了好朋友,比如当年《读书周刊》主编杨虚杰和目前文化周刊主编李芸,还有今天在座的钟华,等等,这些好朋友的名字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温暖。有时候,我同时受到各种活动的邀请,分身乏术,但是,我一定把《中国科学报》朋友的邀请放在优先地位。 科协本来就是科技工作者之家,我自己与科协的工作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科协加入主办单位行列,将更加有助于反映科技工作者的心声。这里,我有一个小建议:过去,由于中科院的定位,由于《中国科学报》名称中有科学而没有技术,可以明显看出,报纸的科学报道较多、较强,技术报道相对较少、较弱。既然,科协也成为主办单位,而科协所代表的不仅有广大科学家,还有人数更多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今后,报纸的报道面可能需要做适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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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大融合、大视野 ——有感于中国科学报“四家联办”
jxz1963 2013-10-18 10:39
2013年10月17日,中国科学报召开读者座谈会,经批准,中国科学报主办单位由3家正式变更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4家。 这样,中国科学报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国科学报”。中国科学报也可以成为继科技日报后的又一个以科技为导向的、向“大报、名报”进军的报纸传媒。 通过变更主办单位,促进中国科技事业和科学发现的“ 大科学、大融合、大视野 ”,进而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大发展。 附: 中国科协成为本报主办单位之一 本报召开读者座谈会吸众智纳箴言 本报北京10月17日讯(记者潘希、陆琦) 今天下午,中国科协成为《中国科学报》主办单位之一读者座谈会在京召开。经批准,本报主办单位由3家正式变更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4家。与会读者纷纷祝贺并表示,《中国科学报》致力打造中国第一科学传媒,增加中国科协为主办单位,将进一步集纳科技界顶尖的科技管理、科技研究和科技社团等资源,扩大宣传阵地,更好地发挥科学传播引领者和排头兵作用。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局长周德进、中国工程院办公厅主任董庆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韩宇代表主办单位发言。中科院院士林群、曹春晓,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辑陆小华等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座谈。 中国科学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陈鹏在致辞时说,中国科协成为我们的主办单位之一,将为我们打造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科学传媒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大的机遇。科学报人始终铭记要做有良知的报人,与国家同行,与科学并肩,为经济发展支招,为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尽职尽责。 王春法表示,《中国科学报》是社会公众了解科技界的一个窗口,和科技工作者之间有天然、紧密的联系。他希望,中国科协加入后能带来新鲜空气,反映基层科技和科普工作者的声音。“我们愿为此努力,也愿为《中国科学报》的发展繁荣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基金委的代表欢迎中国科协成为《中国科学报》主办单位之一,并表示未来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报社发展,进一步增进互信交流,发挥各方优势,不断扩展并丰富报纸的新视野、新内涵。 会上,读者代表踊跃发言。林群表示,《中国科学报》的内容很有启发性,但还应该更加重视科普问题。 曹春晓对《中国科学报》的定位提出建议:传播科学的前沿;普及科学知识;发扬科学精神;孕育科学人才。 陆小华建议《中国科学报》借四个主办单位之力设计几件大事,拓展科学界外的影响,把跨界思维作为办报方针和新闻价值观,在新媒体领域有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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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研评价不能迷信刊物的国际性----《中国科学报》 (2013-02-26
吴亚生 2013-10-15 11:22
科研评价不能迷信刊物的国际性 ​ ■吴亚生 科研成果评价是对科研工作者研究工作的肯定与否定,被当成科研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之一。当前大多数单位科研成果评价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科学引文索引(SCI)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统计,统计的方法各个单位有所不同。一些单位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也算成果;一些单位SCI刊物上的文章才算成果;还有一些单位只有国际著名SCI刊物上的文章才算成果,还要比较SCI影响因子的大小。 这种科技政策的出发点可能就是为了增加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一切的事情走过头了就会有负面作用。 根据我的了解,SCI刊物的入选标准包括:1.刊登的文章不限于本国作者;2.文章的审稿人不限于本国学者;3.文章的作者最好是SCI作者库中的;4.刊物的编辑质量是高水平的。 而文章的影响因子是由近几年其他SCI刊物引用本刊发表文章的数量计算出来的,影响因子越高,说明引用率越高。文章被引用一般代表两种情况,一是文章中的观点或数据我认同,二是文章中的观点或数据我怀疑或者质疑。所以,引用并不总是表示认同。 我们如果认为自己的某个研究成果意义很大,一般会在国内学报级别的或者身份很高的刊物上刊登。例如地质学成果以在《地质学报》上发表为荣,古生物学的成果以在《古生物学报》上发表为荣。古生物学成果专业性强,一般只能在《古生物学报》上发表,但《古生物学报》不是SCI刊物,只是核心期刊。为了让外国人知道,在英语水平比较好的情况下会考虑向国外刊物投稿。当然国外刊物的难度要大些,因为首先你的语言要过关;其次,你的观点不能与外国人冲突,否则要么你处理好关系,要么被拒稿。 国外刊物投稿难度更大,影响也更大,所以自国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在成果评价时候应当给予更高的权重。但是,如果把这种思路走得太远,就变得不合理了。 我们知道,任何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都是要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一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经过若干年后很多的结论将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而这不足为怪,因为科学本身常常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步的。我也很关注国外著名刊物上发表的与我的专业相关的文章,数年下来,我形成了这样的看法:这些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有的缺乏有价值的发现,有的一发表就被发现有错误,还有的发表时候很风光,但被后来一个又一个的研究证否。 所以,刊登到著名刊物看上去很美丽,的确比较难进,但是其内容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不可神化,不能认为国外著名刊物上的文章都是高水平的、都表达了正确的观点。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成果评价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成果的对与错比影响因子更加重要。你在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一个错误的成果,肯定没有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一个正确的成果更加有意义。 外国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有很多是错误的。 钟南山院士说:“Nature杂志刊登的论文80%是没用的。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多少论文,并不能代表一个作者的水平。”我也有同感:Nature上发表的古生物学方面文章数量本来就不多,为数不多的文章还很多没有价值。古生态学领域的著名刊物《三古》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能迷信刊物的国际性和影响因子。 毕竟,刊物只是文章的载体,文章也只是成果的一个载体。重要的是成果本身的正确性,及其科学和社会价值,而不在于文章是怎么写的以及发表在什么刊物上。 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不能根据刊物的国别和级别来判断,必须根据其正确性及科学和社会价值来判断。正确性判断只能由实践来检验。但实践检验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包括读者读到、读者重复研究验证、验证结果的发表这个周期。 在重复验证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只能假定所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都是正确的,都要被一视同仁地对待。正确的科研成果都是科研人员辛勤劳动的成果,都应当得到人们的尊重。如果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必须在国外发表,但受到某种因素的阻碍不能及时发表,就会因为时间的拖延丧失成果的时效性。 就数量而言,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要远远多于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如果所有的成果都在国外发表,那么国内的刊物将要关门。如果科研人员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成果在现有成果评价体系中得不到承认,其辛勤劳动就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相继缺乏后续研究资源的补充,其研究的积极性可能受到挫折,这对国家科研事业的正常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如果说以国际SCI论文作为成果评价的依据是一种国际水平的标准,本文主张的根据成果正确性的评价标准可以说是科学的标准。国际标准是一道很美丽的风景线,但是离我们有点远、让人感觉有点冷。相反,科学的标准更接近我们,更接近客观实际。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评价系统要尽量使用科学的评价标准。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3-02-26 第5版 创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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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迷外”如何创新?---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4-2 8:18:56
吴亚生 2013-10-15 11:16
中国科学报:“ 迷外 ” 如何创新 ? ​ ■ 吴亚生 对于一个已有的研究领域,如果你的研究证明了前人成果的正确性,那么你的工作不算创新。 只有当你的研究纠正前人的认识,或者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过的现象或规律,那么你的研究才算是创新。 创新意味着超越:超越前人、超越一切外国权威和中国权威。所以,对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对前人的工作要崇敬,但不可迷信;迷信有违科学创新的本质属性。 但是,中国科技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了一种“ 迷外 ”的风气。文章以发表在外国刊物上为高人一等;水平以与洋人凑到一起为国际水平;不少大学和研究所都在翘首企盼洋人的加盟以提高政绩或身价。 少数人“ 迷外 ”不要紧,要命的是很大一部分高校和研究所的科技管理人员,甚至企业的管理人员、社会部门的管理人员,都将洋人高看一等。 例如,不少大学和研究所的招聘条件特别强调对外国专家或海外背景人士的优先考虑。如此,科技工作者被人为地分了三六九等。一等一的是洋人;一等的是海外留学的或有海外背景的;二等的是院士;三等的是“973”首席科学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百千万工程获得者;四等、五等、六等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这不正常。 首先,外国人不一定比国人水平高。这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亲身感受。别的领域我不知道情况怎样,但我研究的领域肯定如此。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证明白皮肤人的IQ一定比黄皮肤人的要高。外国人能够发现的东西,我们也能够发现;一些领域外国人做得好些,那是因为他们开始得早。如果同时做、同样的条件下做,中国人的研究不会比外国人差。 一些管理人员不了解这个情况,制定了一些“ 迷外 ”的政策。这不仅造成了科研资源的浪费,而且实际上是逼着国人将研究成果白白与外国人分享。 “ 迷外 ” 的第二个危害是打击了本土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科研人员,2010年总数超过300万。这是何其庞大的科技力量!但他们的积极性必须得到充分发挥,必须人尽其才,否则就是巨大的人才浪费。 如果把有限的科研经费集中到少数人身上,撇开了大多数,那么中国科研总体水平的提高是困难的,科技强国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 平心而论,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一定会认同,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如果科技体制能够理顺,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所有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那么,拿个诺贝尔奖也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 反之,如果当前的科技体制不进行正确的改革,资源一直得不到合理分配,科研资源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科研人员人心越来越散失,那么,除了用大量的钱制造一些表面的繁荣以外,科技对国家发展应该起的作用殊难实现。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他在《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中还说过: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科技的事业是千万人的事业,不是区区百人、千人的事情。 把千千万万人的事业当成百人、千人的事情是简单化的做法,是实现不了要达到的目标的。 作为一个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60后”科研工作者,我深深地怀念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的激动心情。 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的声音在广播里响起: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力地拥抱这个春天吧!那个时候的我们热血沸腾,每个人愿自己的每分钟心跳都是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奉献和力量。 可是,经过2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之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作为大多数土生土长、埋头苦干的科技工作者不断被某些科技政策冷落的时候,当我们因为不走关系、不施粉饰而为科研经费窘迫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专心作研究?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人,但我能够代表大多数土生土长或漂洋过海的普通科技工作者,要大声说:请不要忘记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做科技强国的一分子!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3-04-02 第5版 创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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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研投入如何推动创新---中国科学报 2013-07-02
吴亚生 2013-10-15 11:04
吴亚生:科研投入如何推动创新 ​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07-02 【字号: 小 中 大 】 国家的科研投入多了,这是好事。但如何使用才能推动创新,这是个很大的事情,一个好像很深奥的事情,一个引人高度关注的事情,一个事关国家科技发展与未来命运的事情。 相信很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有话想说,但怕人轻言微,所以没有发声。最近我偶看了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小传,发现这两个伟人给出了答案。 牛顿上中学时,因家庭困难曾经两次辍学回家务农养家。大学毕业后因为伦敦闹瘟疫,只得寄居亲戚家,在家中从事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爱因斯坦中学时也曾经辍学,22岁时大学毕业想留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教却未能如愿,只好回家当家教维持生活。两年之后在别人帮助下,他在瑞士专利局谋了一个技术员的差,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物理学研究。就是在这三年的业余研究中,他取得了包括狭义相对论和光量子说在内的几大科学成果。这些成果在他27岁这年以6篇论文发表。 伟人的启示之一:伟大的科学家,或者伟大的科研成果都不是人为“培养”出来的,而是他们本身有天质,加之有必要的外在条件,然后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大科学家的天质是对探索自然的极大兴趣,对所从事研究工作的极大专注,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必要的外在条件指基本的生活保障,没有太多引起分心的事情的困扰。如果温饱没有解决,相信再牛的科学家也会饿死,而不能有所创造。牛顿寄人篱下,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当差,都因此解决了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不过时代不同了,当今社会生活压力之大、科研文献之浩瀚,使得科研人员再不能靠寄人篱下或边打工边研究来取得科学创造了。只能靠国家提供稳定的工资来维持生活和科研。但是我国现行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的工资仍然采用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的政策。基本工资部分只够你一个人租房、吃饭、简单日用穿衣。所以你必须去“挣课题”来获得绩效工资的那一部分收入,否则养活不了孩子和老人。 大家都知道,“挣课题”不是单纯靠科研水平就能够做到的事情。一些人科研水平一般,但挣课题的水平特别高,所以经费花不完。另外有不少的人科研水平很高,但是不会挣课题,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挣课题,所以科研经费不足制约了科研工作。 或许你会说,爱因斯坦没有科研经费支持也出了大成果。但是,时代和领域不同。理论物理在那个时候可以独树一帜,其他的学科未必行得通。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建立在环球旅行取得的观察资料上。 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的科研投入也不断加大。但是这些加大的投入明显地集中到少数人身上,没有使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普遍受益。最突出的体现是他们还需要靠“挣课题”来获得自己的绩效工资部分。他们的工资水平还是偏低:就北京近两年的情况看,中央事业单位具高级职称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部分只相当于民工月收入的一半。他们的科研经费来源还是十分有限:他们可以自由申请他们认为最有希望的科研经费途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获批率最高,但也只有25%。 相反,国家增加的科研投入更多地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方式分配给了少数人。科技界越来越表现为,少数人的经费花不完与大多数人的经费不足并存的局面。 或许你会说这样分配经费是要有的放矢。但是,我们的科技管理工作者都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不可能一定能看准谁一定会出成果,所以把宝押在少数人身上的做法势必取得不了好效果,并且会带来机会不平等的感觉并因此打击大多数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最好的办法还是尊重所有科研人员的创新才能,调动所有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给所有科研人员提供稳定的、应有的生活和科研条件,营造公平积极的科研软环境,让他们可以无忧地、潜心做科研工作,让重大成果和顶级大家在千百万人中自然而然地产生。 在有人问到政府如何用钱来促进科研创新的秘诀时,爱因斯坦总结了如下公式: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A)=科研投入的正确分配方法(X)+科研投入的总量(Y)+减少无谓的浪费(Z)。就当前中国而言,X=增加自由申请基金的覆盖面和支持强度,以及成果奖励的覆盖面和力度;Z=减少非自由申请经费的额度。这个公式不复杂,但只有有公心的人才愿理解、接受、践行它。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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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85%SCI论文是垃圾”一辩---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8-27
吴亚生 2013-10-15 11:00
为“85%SCI论文是垃圾”一辩 ​ ■吴亚生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钟世镇曾有“我国发表在SCI上的论文85%是垃圾”的言论,并且该言论引起一些读者的意见反弹。一些读者批评钟院士说话随意。更有读者要求钟院士拿出“85%是垃圾”的定量数据来源。 在我看来,钟院士的话乍听突兀,似乎伤人,但实际上是有一定认识基础的。根据我对自己熟悉学科在国外SCI刊物上发文的了解,科学论文的数量与科学真理的揭示之间是有一些数量关系的。 最常见的现象是,某个学者就前人未曾注意到的某种现象进行研究,形成自己的看法,并将看法发表为SCI论文。由于对这一现象本身感兴趣,其后很多学者也去采集相同或相似的材料,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并且得出各不相同的看法。这些观点写成论文投到SCI刊物后,大多被第一学者审稿,并且大多得到发表,直到有一天,有一位学者的研究彻底揭示了这一现象的真正本质,也就是达到了真理的彼岸,于是围绕这一现象的研究终结了。 我们暂且把第一篇研究某一现象的文章叫做引子文章,把最后那篇文章叫做终结文章。它们之间的文章叫做中间文章。这样的一系列文章构成了发现一个自然现象的自然过程。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文章的关系,如何评价它们的重要性。最后一篇文章是真正揭示真理的,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前面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或揭示了现象的某些局部特征,或者发表了不正确的认识。如果简单化地或有些偏激地讲:只有最后一篇文章是创新成果,其他的大部分价值不大,甚至观点错误。 但是,如果辩证地看,这些文章也有其存在的价值。首先,没有第一篇文章的发表,最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可能不会从事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其他的中间文章,尽管包含的创新成分不多,但是毕竟起到了激发研究兴趣、增加学术氛围、增加认识维数的作用,可能给终结文章的作者起到一些激发和启发作用。 根据真实情况构建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下:一位英国学者在山东即墨马山考察时发现了一块动物角化石,经研究后他认为属于梅花鹿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以《中国山东马山的梅花鹿角化石》在《自然》杂志上报道了这一发现。见到这一报道后,一位美国学者也到马山去挖掘,并且幸运地找到一块动物蹄子的化石,研究后认为他可能是一种牛的蹄子,于是以《中国山东马山的牛蹄化石》在《科学》杂志上报道了这一发现。再后来,一位德国学者也到马山去挖掘,并幸运地发现了一条动物尾巴化石,经研究后认为是一种毛驴的化石,于是他以《中国山东马山的毛驴尾巴化石》为题,在SCI刊物Journal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发表了这一成果。随后,一位法国专家也去马山挖掘,并幸运地挖到一块动物头颅化石,经过研究后认为是一种马的头颅化石,于是他以《中国山东马山的马头颅化石》为题,发表了一篇SCI论文。 最后,一位中国学者在江苏大丰一带见到了一种叫麋鹿的动物,其角如鹿、面如马、蹄似牛、尾巴如驴。他猜测发现于山东马山的鹿角、牛蹄、驴尾、马头化石可能实际上都是麋鹿的化石。为了验证这一想法,他雇佣一批民工,挖掘了一个月,终于挖掘到一具完整的麋鹿化石。于是他以《中国山东马山的麋鹿化石》为题,在中国的SCI刊物Acta Geologica Sinica上发表了这一成果。他的文章终于给马山化石的研究画上了句号。 围绕马山化石的研究共计发表5篇SCI论文,特别是在《自然》杂志和《科学》杂志就发了两篇文章。但只有最后一篇在中国的SCI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才真正揭示了真理。 所以,如果简单化地说,前面80%的SCI论文是垃圾,也有不妥:因为人家也是在搞研究,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揭示科学真理而已。退一步说,没有第一位学者的偶然发现,后面的学者不一定会到马山去做化石挖掘和研究啊。 我的理解是,钟院士之所以说出80%的SCI论文是垃圾这样的话,只是想表达对时下科技成果评价的唯SCI之风的不满而已。 SCI 的存在没有错,在SCI刊物上发文章也没错。但有问题的是唯SCI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只有真正搞科研的人理解SCI的真正含义,才明白这个道理: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未必是大成果;普通刊物上发表的未必不是大成果。唯SCI评价是简单化的做法,危害大而深远。 其实,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说过类似的话:《自然》杂志刊登的论文80%是没用的。就是否揭示科学真理而言,钟院士的话也并不夸张。但这样说必然会引起已经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和喜欢发表SCI文章的学者的意见反弹。无论如何,就医学这个学科来说,顶尖的医生应该是具有顶尖的医疗技术,而不是以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章为标准。顶尖的医疗技术可以救死扶伤。能够在《自然》上发表文章并不一定意味着有顶尖的医疗技术。所以,在医学这样的行业,唯SCI论文的评价体系是难以被大家接受的,估计明白个中利害关系的普通百姓也会觉得,不管发什么文章,治好病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3-08-27 第6版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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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种不唯SCI的科研成果评价系统(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7-9
吴亚生 2013-10-15 10:55
一种不唯SCI的科研成果评价系统 拙文《摈弃唯SCI评价体系的呼声与思考》在《中国科学报》刊登(编者注:见2013年6月4日5版)后,不少同仁关注和发表意见。部分同仁认为SCI应当放弃,但更多的人认为用SCI评价科研成果是当前国情决定的不得已的选择:如果没有了这个不科学的评价体系,就会落入权力、关系主宰的更加不堪的境地。所以宁愿忍受这个不科学的评价体系。这种认识不无道理。为此我借此文提出一个不排斥SCI但又不唯SCI的科研成果评价系统。 汇总国内的刊物分为核心期刊(CSCD)和非核心期刊,根据2012版的CSCD名录,核心期刊多达1124种。CSCD按照学科对核心期刊进行了排名,地学类刊物中,《地质学报》、《地质论评》、《中国科学》、《矿床地质》、《地层学杂志》分别列第1、2、3、4、35名。《古生物学报》和《微体古生物学报》被放在生物类,分列第30、16名。这两个排序都不符合古生物学领域专家的感知,所以,CSCD的排名不能直接用于成果评价统计。 本文提出将CSCD刊物分成三区。一区的是国家级学会和国家科学院的刊物,如中国古生物学会的会刊《古生物学报》、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刊《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学》中文版和《科学通报》中文版。发表在一区刊物上的文章,在成果统计时每篇赋值1。 二区的是著名科研机构或著名高校主办的刊物,如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主办的《地质科学》、中国地质科学院主办的《地球学报》、中国地质大学主办的《地球科学》、南京大学主办的《高校地质学报》等。发表在二区刊物上的文章在成果统计时可以赋值0.8。 三区的刊物是非著名高校或机构的刊物,如新疆石油学会主办的《新疆石油地质》。发表在三区刊物上的文章在统计时每篇赋值0.6。至于非CSCD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可以赋值0.4。通过这个系统可以把国内所有刊物发表的文章都包括进来,同时对不同刊物的发表难度或水平差异又有比较合理的反映。 国外的刊物分为SCI和非SCI的。对于SCI刊物(包括国内SCI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其赋值可以直接以影响因子加1。例如,法国的Geobios的影响因子是1.0,统计时就赋值2;美国地质学会的Geology的影响因子是4.1,统计时就赋值5.1。这样赋值意味着在Geology上发表1篇文章相当于在国内《地质学报》上发5篇文章。这个换算关系既对前者有利,也没有忽略后者。国外非SCI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可参照国内CSCD刊物上的文章统计方法进行赋值,国家级学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每篇赋值1。 还有两类文章也不能完全不计,文集上的文章和会议摘要,就分别赋值0.4和0.1吧。专著如何统计?单一作者的中文专著写个稿子也要1年吧。1年如果写文章也许能写3~5篇吧。所以,单一作者的中文专著在统计时赋值5。单一作者的英文版专著还要加上英语写作的辛苦,所以统计时赋值7吧。这个系统没有包括非文章形式的创新成果,非文章形式成果的统计要另行设计。 通过以上系统可以对科研人员文章形式的成果进行比较合理的统计。既没有唯SCI,也没有不考虑SCI影响因子。设计一个评价系统的总原则是既要反映不同刊物之间的差别,又要尊重所有人的成果。 这个评价系统暂且称为“含SCI全衡系统”。在使用这个系统进行成果评价时特别要注意四点:第一,只有同专业内部具有可比性。因为美国古生物学会会刊Journal of Paleontology2013年的影响因子才1.1,而细胞生物学刊物Cell2013年的影响因子是32.0。搞细胞生物学的人发1篇文章的统计得分相当于搞古生物学的人发表29篇文章的统计得分。第二,比较的是文章,不是成果。文章是成果的近似反映,但不直接等同于成果。例如,陈景润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成果,如果发表在《中国科学》中文版上,只能得1分;如果发表在美国的Science上,可以得32分。同样一个科研成果,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会有不同的得分。第三,多作者的文章,由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决定该文得分的分享方式,不可重复积分或溢出计分。可以采用九一制分配,即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享其得分80%~90%,其余作者分享该文得分的10%~20%。第四,涉及保密的重大技术发明或科学发现是不可以公开发表的,故不能在该系统中反映,例如景泰蓝的制作方法。 成果评价是科技人员职称晋升、成果奖励的主要依据。做好了,会促进科技创新;做不好,会起反作用。唯SCI的成果评价方法搞得科技界怨声载道,但又苦于没有好的办法替代它。本文提出的方法是一种初步解决之道,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当我们有了比较合理、比较科学的成果评价方法之后,科研人员深恶的权力和关系之手就难行其道。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3-07-09 第6版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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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一下《中国科学报》
热度 2 wangdh 2013-10-10 13:21
批评一下《中国科学报》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 2013-10-9 9:43:43 : 学术评价勿以刊物代替观点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10/283498.shtm 这几年《中国科学报》的编辑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尤其在一些学术成果的介绍方面,不专业说外行话的现象少了,但还是时而会读到一些感觉不靠谱的文字。 虽然对一件事情发表任何观点和看法都是正常的,也仅仅是代表个人的观点。如果发表在个人博客等个人空间里,无可厚非。但正规媒体应该是有水准的,也是有职业要求的,不是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更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发表的。 这篇文章《中有些描述,我感觉好像不是很靠谱。科学网上有不少美国的教授副教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感觉不靠谱的文字如: “( 美国大学教授们)他们认为在美国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如果 没有获得终身教职,那么学者可以关注一下本专业的学术刊物 ,以便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所谓的“核心权威刊物”只不过是学术界习惯于发表文章的刊物, 如果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刊物上发表文章 ,那么,文章的观点很可能会被别人忽视。因此,青年学者应当在学术界广泛阅读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只有这样,才能够引起他人的关注。这是一个学术交流的过程,同时也是学术成长的过程。” “可是, 等到获得终身教授职称之后,学者在什么刊物上发表文章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其学术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学术界关心的只是教授发表的学术观点而不是发表的刊物。如果教授在相对冷僻的刊物上发表比较新颖的观点,那么,即使学术界没有发现,经过新闻媒体报道之后,学术界也会主动搜集阅读。” “还有一些 取得终身教职的教授甚至根本不发表文章 ,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成为名副其实的“教授”。对于这样的终身教授,许多大学也给予尊重,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学术的高度,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教书育人 。” 我的疑问: 这些描述是真的吗?如果有,这种现象普遍吗? 获得终身教职就可以不关注专业期刊了吗? 获得终身教职后,在什么刊物发论文都不重要了吗? (一些)取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根本不发表文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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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鲁花压榨花生油在中国科学报的广告想到的
热度 1 jxz1963 2013-9-12 17:15
近一个时期,我仔细注意了一下,特别是进入九月份后的《中国科学报》和“科学网”上的产品广告并不多,除了一些科技会议和大学招聘广告以外,只有山东鲁花集团的 5S 压榨花生油产品广告一家。 我就有些纳闷了:作为中国科学院的权威报纸和网络,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广告应该是很多的,而为什么只有一家油脂产品广告呢? 仔细观看鲁花压榨花生油广告,我发现这则广告其实不是在推销它的花生油产品,而是在中国的顶级科学报纸上宣传它的科技创新成果—— 5S 压榨花生油的加工工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它还宣传一个健康理念:花生油里富含油酸、维生素 E ,不含胆固醇和黄曲霉毒素,纯物理压榨。 另外还有一张牌:花生油是非转基因产品,这在转基因大豆产品安全性的是非争论漩涡中,无疑是给消费者的一剂“强心针”。 我以为,山东鲁花的营销策划是成功的,营销人员的行为是聪明的,给中国科学报纸和科学网上投入的广告费用也是值得的,科技创新的成果就是要首先让国内的顶级科学家们明白,然后再进一步向全世界宣告:科技创新成果在花生油加工领域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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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学报采访实录】“博士僧”的科普缘
Penrose 2013-8-30 16:46
“博士僧”的科普缘 ​ 罗会仟在办公室。 郝俊摄 罗会仟说自己不会放弃科普,他期待对某个角落里不曾相识、求知若渴的同学产生影响。他认为,“科普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公益活动,只有公众了解科学是什么,科学家在做什么,才有更多的人乐意投入到科学研究中来,让科学更快、更多地造福人类。” ■本报记者 郝俊 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以下简称《十万》)的正式发布,成为近期中国科普界的一桩盛事。青少年时期深受这套科普经典丛书影响,从而爱上科学、以科学为事业的有志之士并不在少数,一句“我是读着《十万个为什么》长大的”,便已道出他们共同的心声。 然而,在《十万》陪伴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少年中,日后有机会亲身参与编写新版《十万》者却并不多见。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80后”副研究员罗会仟,成为让理想照进现实的“幸运儿”之一。 当年因《十万》而走上科学道路的青涩少年,在科学世界遨游十多年之后,如今亲自参与了第六版《十万》物理卷的编写工作。罗会仟将其视为一份荣耀,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十万》之缘 在中科院物理所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间办公室内,记者如约见到了匆忙从实验室赶来的罗会仟。这位“80后”身上有着人们印象中“理科男”的某些共有特质——思维严谨、条理清晰,谈吐间略显腼腆。 出乎记者意料,参与最新版《十万》物理卷编写工作的罗会仟同大多数普通读者一样,至今仍未有缘先睹为快。但即便是在第一时间拿到样书,罗会仟说他也不会太过激动,因为对于自己最感兴趣的那部分内容,一字一句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早已熟知。 从问题筛选到写出初稿,再到排版过程中的反复讨论修改直至最终定稿,作为物理卷凝聚态物理专题的编写召集人,罗会仟从科学网博客的博主和他的科普朋友圈中召集到诸多同行,按照各自擅长的研究领域分工,共同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严格限制的篇幅内,如何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平易近人的叙述,对每一个“为什么”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是科研人员编写《十万》时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罗会仟记得,在讨论初稿校样过程中,一位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编写者看到一些稿件较为粗糙,错别字、文句不通等瑕疵,这让他格外生气,以致引起作者和编辑间“大吵一顿”。结果是,不少作者又一次重新审阅了所有稿件,发现了文稿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逐一修正。物理卷的副主编封东来教授更是在出版前的最后关头发现了几处科学表述不严谨之处,及时和作者讨论并修改,确保了最终出版物的质量。 “这说明在大家心目中,《十万》这本书有着很高的地位。”而对于罗会仟本人,《十万》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小学时,罗会仟无意间从堂兄放书的纸箱里翻出整整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文革”版),每一本都用书皮精心包装过。这让从来没有拥有过、也买不起课外书的罗会仟如获至宝,尽管并不认得几个字,对书中所讲的科学知识更是不甚了了,他却开始好奇地一边翻着《新华字典》一边读起了《十万》。 “我幸运地在科普知识匮乏的年代接触到了少量且珍贵的科普书,从而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一直到高中,那套“文革”版《十万》仍是罗会仟主要的阅读材料,就连书中所印的“文革”口号,他都留有深刻印象。 年岁渐长,罗会仟开始理解《十万》中所阐述的科学奥秘,由此激发出对科学的热情。除此之外,他说“最明显的影响,就是让你发现自己喜欢看书了,这本身就很重要”。这让他养成了保留至今的阅读习惯,并且涉猎广泛。 “活生生的典型案例” “从前有座村,村叫中关村。村里有座寺,寺叫保福寺。寺里住着一群老和尚,他们号称自己为‘老衲’。老和尚养着一群小和尚,他们自称为‘贫僧’。” 走进位于中关村保福寺的中科院物理所,罗会仟开始了读研生活,并利用刚刚兴起的博客平台记录生活感悟和成长经历。他在《博士僧日记(序)》中,写下了上面这段话。诙谐幽默的笔触,肆意挥洒的文采,让他的博客很快有了不少拥趸。 《博士僧日记》之外,罗会仟开始在博客中涉猎科普内容,开辟“物理学家小传”系列。而当他看到民众对自己所从事超导专业的陌生和无知,深感“科普做得远远不够”。 “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科研人员,为什么不能利用自己的写作能力写一些简单的科普文章呢?”罗会仟头脑中萌生出不少通过博客做科普的想法。恰巧此时,科学院组织的青年博客大赛以及首届全国青年科学博客大赛先后举办,这让他有动力去实现那些由来已久的想法。 借着博客大赛的契机,罗会仟开始撰写《水煮物理》系列,试图以浅显幽默的语言讲述物理发展进程中的趣闻轶事、典故秘史、奇人怪谈等,兼具趣味性和知识性。 所谓“水煮”,意味着简单与实惠,但罗会仟强调这并不代表没有营养,关键在于“煮的内容”。他延用了自己使用多年的笔名“Penrose”,一是向自己的偶像、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彭罗斯(R. Penrose)致敬,再则寓意“妙笔生花”。 出乎罗会仟意料,《水煮物理》系列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厚爱,一位“粉丝”留言道:“非常喜欢您的文章,让人一下子对物理这个学科亲近了许多。”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该系列文章一路将他送上了全国青年科学博客大赛的最高奖项——最佳科学博客奖的领奖台。 “从此,我正式开始了我的科普生涯,从一个科普受益者转变为科普实践者。”写作科普文章所获得的成就感,让与生俱来有“天马行空般联想能力”的罗会仟体会到与科研工作全然不同的乐趣。而来自各个领域、各个年龄层读者的热情反馈,让他更加意识到科普对于民众所能产生的积极价值——科普不光为了好玩,更是科学家的责任。 博士毕业后,罗会仟留所工作,从事他所钟爱的超导领域的实验科学研究。尽管因繁忙的科研工作影响了不少科普文章的写作进度,但他仍在继续努力,计划要完成《水煮物理》系列一百篇的写作,也开始和一些出版社合作编写科普读物,还有其他多个科普系列正在酝酿中。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到各种科普讲座、展览乃至宣传片的拍摄活动中,努力为中国的科普贡献一份哪怕是微小的力量。 “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们疲于应付各种项目申请、论文、会议等事务,没有几个人乐意来做科普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回忆自己科普历程的一篇文章中,罗会仟曾这样写道。 然而罗会仟说他不会放弃科普,他期待自己的努力会对某个角落里不曾相识、求知若渴的同学产生影响,激发出他们对阅读和科学的真正兴趣,并由此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科普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公益活动,只有公众了解科学是什么,科学家在做什么,才有更多的人乐意投入到科学研究中来,让科学更快更多地造福人类。” “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罗会仟以切身经历告诉我们,当年那个因为《十万个为什么》而走上科学道路的小孩,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案例”。 《中国科学报》 (2013-08-30 第7版 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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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科学报:交叉学科人员更需身份认同
jysjkx 2013-8-15 12:34
中国科学报:交叉学科人员更需身份认同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8/280647.shtm ■本报记者 甘晓 最近,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王昌燧出版了新书《科技考古进展》。初看书名,大多数读者容易将其理解为一部富含精美文物照片的考古学著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书中展示了少许文物,但其主要内容却是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考古遗存获得的丰硕成果。毫无疑问,这是一本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交叉领域的专著。 科技考古究竟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尽管许多事例表明,科学发展到今天,重大成果常常产生于交叉学科,但基于传统学科的相关政策几乎看不到丝毫向交叉学科的倾斜。在这一大背景下,科技考古研究者与其他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一样,长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窘境。 对此,王昌燧呼吁:“科技政策制定者应当站在战略高度关注具有发展前景的交叉学科生长点,给予切实的支持。” 社会科学VS自然科学 对于科技考古领域的科研人员而言,科技考古究竟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争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 申请经费是科学研究的前提。王昌燧回忆:“我刚开始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时,研究领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而到社会科学领域申请基金,又被认为是自然科学。”这样的尴尬境遇几乎在每一个科技考古研究人员身上都发生过。 王昌燧告诉记者,基于科技考古前沿领域的预测,更考虑到中国科学院资环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的相对宽容,他在调至北京后,毅然将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转变为环境考古、生物考古和农业考古。 几年后,事实表明,该团队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成员都获得了基金的资助,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相应成果的产出。 即使如此,王昌燧仍然感到,和传统的地学研究人员相比,科技考古研究人员要想获得地学领域的经费资助,难度还是要大很多。“这很大程度依赖于专家个人对某项研究的认识。”他说,“这不是政策性的支持,具有偶然性,很难保障科技考古学科的长期、稳定发展。” 令王昌燧感到欣慰的是,从去年开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门设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重大项目。“每个项目80万元,虽然经费不多,但都列为‘重大’项目,反映了对交叉学科的高度重视。” 有关“交叉”的蝴蝶效应 在大多数科研人员看来,获得国家科研经费的资助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是衡量科研水平的指标,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发表论文。这在当今的中国科研界,已经成为一个不成文的标准。 延续到申请国家科研经费上,便是蝴蝶效应的开端。 周科(化名)自2006年起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从事科研工作。他的工作是利用X射线、同步辐射等物理技术检测古代材料,至今已经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SCI论文。 然而,正是由于身处交叉学科,周科一直没能获得国家科研项目的资助,也迟迟未能在职称上获得晋升。“没有项目,职称上不去;没有职称,又增加了经费申请的困难。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周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困惑和无奈。 这个关于“交叉”的“蝴蝶效应”不仅成为科研人员职业生涯的障碍,还有可能成为阻碍学科发展的“拦路虎”。 国产科研仪器的低迷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下,中科院化学所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实验室在国内率先研制出原子力显微镜。不过,在该实验室副研究员袁景和看来,如果没有财政支持,则没有人愿意接手仪器研发的任务。 “仪器研发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还涉及转化应用,牵涉的精力远比发表论文要多。”袁景和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科研人员可以半年发表一篇论文,但可能三年未必能研制出一台仪器,没有成果根本待不下去。” 领军人物也烦恼 交叉学科的尴尬有时也在科技领军人物身上发生。 我国航天医学工程领域领军人物陈善广是一名在本领域声名显赫的研究人员,曾于2011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陈善广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航天医学工程是一门以航天医学和航天环控生保工程为主线的医工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 令不少航天医学领域研究人员感到遗憾的是,陈善广两次参评院士均遇到“领域不合适”的尴尬。当时,曾有媒体评论“培养出航天员却选不出院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交叉学科发展的艰难处境。 陈善广解释,他在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参评,但自己的研究对象又不是火车、飞机、火箭,而是飞行中人的医学与工程问题,“差距实在太大”。 无独有偶,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中国第一位文物保护科学博士李最雄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他所从事的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在当年被划进了土木工程领域,最终,20多个评委只有7人给他投了票。 无论是普通科研人员还是领军人物,都遇到了交叉学科发展中的尴尬境况。他们呼吁,顶层设计中应当看准交叉学科的创新增长点,并为这些交叉学科设立长效发展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科学报》 (2013-08-01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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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生态农业是对现代农业的“拨乱反正”
热度 1 蒋高明 2013-8-12 09:40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8/281125.shtm 蒋高明:生态农业是对现代农业的“拨乱反正” 生态农业 图片来源:昵图网 如果中国放弃了自身农业优势,一味学美国,长期下去是非常危险的。发展美国式现代农业能够预见的后果必然是:农业生态环境持续出现退化,大量小农户破产倒闭;越来越多的农民弃农经商、进城谋生;中国吃饭问题要靠国际市场满足;社会将在食物链供应环节出现动荡危机。 ■蒋高明 今天,一提到农业,很多人必然想到美国,想到现代化的大型农场:一个农民可以耕作上千亩土地;用飞机喷洒农药;用转基因技术解决病虫草害问题;在一个县乃至一个州都种植单一的作物,然后通过长途运输将所生产的农产品调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上述规模化、机械化、化学化、生物技术化的农业,被很多学者乃至决策者奉为农业的最高境界,被冠以现代农业的美称。殊不知,那种现代农业是不持续的短视农业。如果中国放弃了自身农业优势,一味学美国,长期下去是非常危险的。发展美国式现代农业能够预见的后果必然是:农业生态环境持续出现退化,大量小农户破产倒闭;越来越多的农民弃农经商、进城谋生;中国吃饭问题要靠国际市场满足;社会将在食物链供应环节出现动荡危机。 出现农业生态问题的原因 自古到今,农业是最基础的产业,人类社会要想可持续发展下去,首先要满足食物需求。历史时期从事农业的人群,远高于经商或其他产业人群。之所以现在用很少的劳动力,就能够生产出许多人吃的食物,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然而,由于一些基本原理严重违背了生态学规律,现代农业不可避免地导致农田生态系统退化,主要表现在地力下降,环境污染,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出现,蜜蜂消失,生物多样性下降,食品营养不均衡,食品受到污染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农业生态问题呢?这是因为,农业的特点注定了人类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才导致其稳定性。如用除草剂替代人工锄草,其后果就是促进杂草进化。为消灭杂草,就需要喷洒更多更毒的除草剂,这样,作物就会受到影响;为保护作物搞转基因,作物保住了,但喷洒除草剂的数量和剂量都增加了,最终导致超级杂草出现。害虫防控也一样,在农业生态系统中,有害虫,也有益虫,还有益鸟。大量农药不仅灭杀了害虫,还误杀了益鸟益虫。更严重的是,害虫也对农药产生了顽强的抵抗力,这是因为物种繁衍是一切生物最根本的规律,害虫不会轻易放弃其生存权。为了继续替代昂贵的人工,就需要将抗虫基因转移到作物体内,继续喷洒农药,内外夹击害虫,导致超级害虫出现。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让动物们提前发育,但这样的代价是,食品中抗生素、重金属、激素含量升高,消费者为此要付出健康的代价。 现代农业与资本结合密切,最终绑架了农业,还绑架了政府。没有政府的高额补贴,现代农业是没有能力生存下去的。看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美国农场主收入中的40%来自政府补贴。美国用中国耕地的193%,才生产了相当于中国52%的粮食,而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动用了多于中国农民近十倍的政策补贴。从这些数据来看,美国的现代农业还有哪些优势呢? 让越来越少的人养活骄奢淫逸的现代人,且农场主还要自身享受,没有政府补贴他们就不种地,要吃饭就必须看农场主的脸色。在以资本驱动的现代农业模式下,粮食安全越来越被少数人控制,甚至波及到粮食曾自给自足的中国。美国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要依靠政府补贴,还将环境代价转移到他国,如化肥、农药、农膜等高污染的行业是在中国生产的。在美国本土,搞转基因那样的懒人农业,已造成了农药、化肥居高不下,并出现了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基因污染,蜜蜂也因此面临灭绝危险。目前,美国人搞的现代农业,已不是满足自身需求的为农民利益考虑的农业,而是赔钱还在干。美国人为什么赔钱种地来养活中国人呢?其中深层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 生态农业对现代农业的影响和作用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美国地多人少,从事农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只能发展所谓的现代农业;我国人多地少,有悠久的农业历史,适合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将对现代农业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拨乱反正”: 一是化肥用量减少。生态农业强调元素循环,仅将被城市消费者带走的营养通过化肥、绿肥或生物菌肥的方式弥补。大量研究证实,发展生态农业,化肥用量在现有基础上减少一半并不影响产量。 二是农药用量大大减少。生态农业对害虫防控以预防为主,不是待害虫暴发后靠化学物质灭杀,强调生态平衡。在生态农业模式下,农药相当于灭火器——仅出现火灾时才派上用场。根据我们的前期研究,农药用量可在现有基础上减少70%~80%而基本不影响产量。因发展生态农业而关闭一半的化肥厂和70%以上的农药厂,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三是消除农膜污染。前期使用农膜可提高地表温度、湿度兼有抑制杂草作用,但后期农膜是有害的。全球变暖后,生长季节延长了,完全可以不使用农膜。生态农业可根据作物生长习性,在不使用农膜的前提下,保证产量与质量双赢,从源头杜绝二恶英等致癌物质向环境释放。 四是消除转基因技术的负面影响。生态农业不采取与自然对抗的办法而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保护生态平衡,杜绝基因污染,保护消费者健康。 五是生态农业及其下游产业带动更多的就业,吸引更多的农民在家乡,转变为农业职业工人,就地城镇化,将城镇建设成为有生气的养人之地。这对满足13亿人食品的持续安全供应,促进城乡和谐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具备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利条件,如再加上适度的合作化,搞就地城镇化,将大量人口稳定在广大的乡村或城镇,则对国家食物供应、环境保护、社会稳定功莫大焉。建议国家在全国不同生态类型地区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区,作为对照,同时建立现代农业包括生物技术的示范区,从而筛选符合中国特殊的农业模式,用中国人的智慧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作者简介: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3-08-12 第8版 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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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为无人驾驶作铺垫
tansuozhoukan 2013-7-30 12:18
■本报记者 童岱 前方的车刹车时,你不再需要看对方车尾的红灯,车内的语音设备就会自动予以提示;当你驾车面对分岔路时,车内显示屏会告知选择哪条路会更接近目的地;因为分神,驾驶汽车偏离车道时,车内设备会发出警报予以提示…… 近几年来,车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正在让司机更安全、更高效地驶向目的地,而这也为无人驾驶技术的完善打下了基础。 智能判别规避拥堵 在智能交通系统专家、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教授史其信眼中,我国机动车发展飞速,而路网有限,交通拥堵难以避免,智能汽车或许是解围方式之一。 在他看来,物联网时代的智能交通,有可能是以车为对象的管理模式。建立以车为节点的信息系统,是新一代智能交通的发展方向,也是智慧城市中智能交通建设的重要内容。 新一代智能交通系统可以称之为“车联网”,是将现代通信技术、网络传感技术、云端和移动计算技术、智能终端和车路协同技术、智能时空网络控制技术等高新技术应用于整个交通管理体系,实现人车路更加全面的感知、更深度和更灵活的信息共享,对交通流实施动态监管和网络化智能控制,从而建立起一种和谐、平安、高效的节能环境,实现不堵车、不撞车的新一代智能交通系统。而这也将为将来的无人驾驶汽车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比如说,未来智能汽车一上路,就由指挥中心进行控制,每辆车都安装有传感器,相当于车的“大脑”,能自动对突发情况作出判断。 史其信曾在日本亲身体验过无人驾驶汽车,在试验路段,地下埋有很多传感器,每辆车都携带很多传感设备,后备箱几乎全是计算机。 实验平台展现智能交通 早在2011年,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就成立了全国首个智能驾驶与车联网实验室。该实验室主任韩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车联网是让汽车智能化的方式之一,联网后的汽车就好比一个信息载体,既是接受器,又是发射源,可以实现车与车、车与其他基础设施之间的信息交流”。 韩鹏谈到,他们建立的实验平台占地65平方米,与真实路段的比例为1∶12。在这个平台中,具备了重庆道路弯多坡陡、桥梁较多、上下坡多的特点,另外还设置了十字路口和立交桥等多种道路场景。 而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数据来源对象,就是行驶在这些道路上的多辆微缩智能车。这些车辆会自由穿行在实验平台中的大街小巷,无论是上下坡,还是转弯都应对自如,当遇到禁行标志时,还会自动减速停车。 韩鹏告诉记者,每辆微缩智能车内,都装载了嵌入式主板、红外超精度摄像头以及传感器。这就让这些车具备了“思考能力”,摄像头会实时采集路面信息,如果行驶到转弯、十字路口等路段,主板会将这些行驶信息上传到车辆信息管理平台,从而让车辆合理控制车速,并选择最优路线行驶。传感器的作用在于,一旦车与车、车与建筑之间小于安全距离,就会“报警”。 车联网的产业链正在形成 “我们目前在微缩智能车上所做的实验和相关设备,将来会用在真车上。”韩鹏说,他们正在与荷兰国家应用技术研究院合作,在真车上进行相关实验,并进行产业化方面的一些研究。 荷兰国家应用技术研究院曾做过一项试验,在列队行驶的车辆当中(都装载了车联网相关设备系统),最前面的第一辆车踩了刹车之后,会给后面的车辆发出一个提示信号,后面的车辆就能立刻通过该系统得知前方的车辆有刹车行为,这时司机就能立刻有所反应。而一旦前方的车开始启动行驶,同样也会立刻让后方的车得知,这样一来,列队式的车辆就好比一辆行驶的火车能够合理控制车速保持行进,从而提高道路的使用率。 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学院院长、中科院院士何积丰曾在《智能交通与车联网》的报告中谈到,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在协商打造车联网,并在上海浦东新区的3万辆公交车上进行试验。另外,着手先期在危险化学品运输车上进行试运行。这是基于北斗卫星的GPS高精度定位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以及远程监控技术、车辆诊断技术、无线通信技术、传感器技术以及危险品运输事故模型技术,建立一套危险化学品运输智能检测平台。对危险品车辆装车、在途运输和客户库区卸货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何积丰强调,这是对车、对人、对路的整体监控。 何积丰还谈到,车联网一旦形成,所产生和带动的产业价值也极其可观。车联网信息服务产业链上,不仅有汽车制造商、远程服务提供商、移动服务提供商、网络设备提供商、IT平台提供商等,还有与之相关联的交通指挥、医疗、消防、警务等社会公共服务部门。 美国一家市场调查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车联网的产业链产值已经从2000年的56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000亿美元。 但是车联网的打造,一方面需要解决一系列技术问题,比如有些传感器的灵敏度和准确性还有待提高。另外,涉及部门、行业较多,由谁来负责、如何规范运行等管理问题,还需要磨合解决。 《中国科学报》 (2013-01-18 第9版 探索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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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计算:理论和实践相长(07-23科学报创新周刊8版头条)
chuangxin 2013-7-23 09:39
科学计算:理论和实践相长 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正以解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科学计算问题为目标,凝练新的数学模型、发展新的计算方法,在推动科学计算基础研究的同时,将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落实到促进国家发展的实际应用中。 文章详见: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3/7/275695.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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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神笔”点亮文化产业(07-23科学报创新周刊7版头条)
chuangxin 2013-7-23 09:37
CG“神笔”点亮文化产业 虚拟影像技术的大幅发展与交互技术相融合,促使立体视觉产业大潮已经来临,这不仅是科学传播事业,对于整个文化产业发展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正专注于这一产业。 文章详见: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3/7/275690.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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