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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疫病学源流》札记(27):思维能力或心智
fqng1008 2020-6-9 16:49
思维能力包括理解力、分析力、综合力、比较力、概括力、抽象力、推理力、论证力、判断力等能力。它是整个智慧的核心,参与、支配着一切智力活动。一个人聪明不聪明,有没有智慧,主要就看他的思维能力强不强。要使自己聪明起来,智慧起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培养思维能力。 研究证实,人类从一出生即开始累积庞大且复杂的数据库,包括各种文字、数字、符码、味道、食物、线条、颜色、公式、声音等,大脑惊人的储存能力使我们累积了海量的资料,这么多杂乱无章的信息如何提取出来呢 ? 就像电脑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很科学的检索系统,很容易导致数据无法读取,甚至系统崩溃。 而如果以类似牛顿、达芬奇等人的辅助记忆方法来看,他们将数据依据彼此间的关联性进行分层分类管理,使资料的储存、管理及应用因更有系统化而增加大脑运作的效率,同时藉由颜色、图像、符码等的使用,将庞大的信息量汇聚到一张图上,极大的提高了记忆效果。经过现代科学反复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将不同元素融合到一张图上,不但能提升记忆力,改善思维,还能协调左右脑的功能,因此,这张图被科学家称为 “ 思维导图 ” 。 从现代很多的认知心理学角度来说,分类的能力也是衡量婴幼儿智力的一个标准。所以,区分类别对于婴幼儿的思维发展甚是重要。无论是从小孩长大之后学习推理能力、辩论能力或者是数学学习能力来说,从小掌握分类都是对这些影响很大的。因此,在婴幼儿早期教育阶段如果让孩子们学会正确的分类,其实在一定的角度说是可以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的。 思维看上去很神秘,看不见,摸不着,来无影,去无踪,但它却是实实在在存在,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无论是儿童的学习生活,还是其长大成人后的工作活动,都离不开思维,思维能力是儿童学习能力的核心,提高儿童的思维能力应注重以下方面 : ( 1 ) 创造性 : 指思维活动的创造意识和创新精神,不墨守成规,奇异、求变,能够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突出表现在 : 一独立性、二分散性、三是新颖性。金海豚给出的思维训练小贴士是 : 一,加强学习的独立性,保持应有的好奇心 ; 二,增强问题意识,在课堂听讲和读书学习中,注意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 三,注重思维的发散,在解题练习中进行多解、多变 。 ( 2 ) 系统性 : 指善于抓住问题的各个方面,又不忽视其重要细节的思维品质。考虑问题,总是要从整体出发,能够很好地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系统思维 ,可以使一个人变得非常理智,而且统筹能力及预见能力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而系统思维能力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 3 ) 深刻性 : 指思维活动的抽象和逻辑推理水平,表现为能深刻理解概念,分析问题周密,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家长要鼓励孩子,一是鼓励孩子追根究底,凡事都要去问为什么,坚决摈弃死记硬背,不但要 “ 知其然 ” ,更要 “ 知其所以然 ” 。二是鼓励孩子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养成深钻细研的习惯。每当遇到问题时,尽可能地寻求其规律性,或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变换观察同一问题,以免被假象所迷惑。 ( 4 ) 敏捷性 : 敏捷性是指思维活动的反应速度和熟练程度,表现为思考问题时的快速灵活,善于迅速和准确地作出决定、解决问题。专家建议 : 孩子要熟练掌握适宜阶段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熟能生巧,不要一味图进度快、难度高。在课堂上,要争取超前思维,在老师抛出问题后主动思考,把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变成主动思维训练的过程。而且要限时完成学习任务,有意识地限定时间,培养思维的敏捷性。 ( 5 ) 灵活性 : 一是思维起点的灵活性,即能否从不同的角度、方向、方面按照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 二是思维过程的灵活性,即能否从分析到综合,从综合到分析,灵活地进行综合分析 ; 三是概括和迁移能力,是否愿意和善于运用规律,能否触类旁通 ; 四是思维的结果是不是多种合理而灵活的答案。 就心理学而言, 一个人的 “ 心智 ” 指的是他各项思维能力的总和,用以感受、观察、理解、判断、选择、记忆、想像、假设、推理,而后根据指导其行为。乔治 · 博瑞 ( C . George Boeree ) 博士的定义 : 心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能力 : ① 获得知识 ; ② 应用知识 ; ③ 抽象推理。博瑞博士认为,一个人一生的幸福与他的心智直接相关。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智力的差异,即每个人心智的力量强弱不一 ; 且这方面的差异可能相互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因此,心智的定义是:指人们对已知事物的沉淀和储存,通过生物反应而实现动因的一种能力总和。它涵盖了“哲学”对已知事物的积累和储存,结合了“ 生物学 ”的大脑信息处理,即“生物反应”,运用了为实现某种欲需(动因)而从事的“心理”活动,从而达到为实现动因结果而必须产生的智能力和“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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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作分析技术哲学的系统性研究纲领的报告
ssglwu 2018-2-8 23:21
应邀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作分析技术哲学的系统性研究纲领的报告 吴国林 2017 年 11 月 5 日晚 应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的邀请作“ 分析技术哲学的系统性研究纲领 ”的学术报告。报告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董春雨教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主任雷瑞鹏教授、万小龙教授及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不足,需要从分析哲学角度来研究技术。 分析技术哲学的原有研究纲领是技术人工物的二重性研究纲领,该纲领把技术人工物所具有的物理的和意向的两种性质,转变为结构与功能的二重性。然而该研究纲领存在着“本体论难问题”,也没有建立形式化的从结构到功能的逻辑推理。 为克服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 难问题”,需要从技术人工物的二重性转向系统性。要素、结构、功能和意向构成了技术人工物的四因素系统模型。 核心要素、核心结构和专有功能构成了技术人工物的内在性质。 当技术人工物的内在性质相同,它就具有全同性。 除了非充 分决定标准和实现限制标准之外,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标准还须增加要素限制标准和环境限制标准,以便使结构与功能之间有更大的确定性。 报告了技术陈述的研究现状。提出技术陈述的意义(实践意义)与意谓(有效值)统一于有效性。 在技术人工物的下向分解中,分到不能再分的要素,就是技术原子,它是原子结构与原子功能的统一。基于技术原子和技术人工物的系统模型,可以建立结构陈述与功能陈述之间的技术逻辑,并实现形式化。 报告后,与教授和研究生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附记 :分析技术哲学的系统性研究纲领是近年笔者在技术人工物二重性的基础上的新推进,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积极评价。 有关内容详见:吴国林,《 论分析技术哲学的可能进路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10 期。 董 春雨,雷瑞鹏教授 博主在此 万小龙,吴国林,董春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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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Model的三个系统性
热度 1 Greg66 2017-9-29 22:50
24Model 的三个系统性 1. 是一个组织内的行为系统 2. 是一个以组织为边界的系统 3. 是一个系统化的管理体系(组织内) 关键词:24Model,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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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模型的系统性和社会技术系统性(20170504略改)
Greg66 2017-4-23 14:47
“2-4”模型的系统性和社会技术系统性 系统性(系统工程)的含义:据 Wikipedia,系统工程 方法最典型的特点是系统考虑系统全生命周期的、所有可能的问题,并结构化(formulize)它们,使用多学科的各种方法,逐次解决。好处是不会遗漏、且不会或少产生矛盾。 系统特性的关键词是:边界完整性、全生命周期、结构化(层次性?)、动态性、多学科等 社会技术系统性:系统中的人、组织、物质与设备及其运行状况,相互影响,必须综合考虑,不能割裂开来。 “2-4”模型在解决安全问题时,将组织当做系统,组织其实就完全是一个社 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 ,为组织所有安全问题的同时解决建立长远预期(vision或者叫做安全文化),用建立管理体系(按照体系标准建立体系才具有系统性)的方法建立解决方案,为处理组织内的技术问题、人与组织的行为问题、两者的关系问题等做准备,可采用来自多学科的各种方法(肯定包括自然科学方和社会科学方法),其表现形式基本是管理程序procedure,是社会技术系统内问题的系统化解决方案。方案的作用或者运行结果是形成组织成员的个人能力(习惯性行为),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操作动作和物态。 组织是一个社会技术系统,建立管理体系的方法是系统化方法,与系统工程方法相近。运行的结果是个人行为与物态。 反过来,如果组织已经出现了问题(事故),则从个人行为和物态开始,采用系统工程方法,逐次查找组织即社会技术系统的问题。 所以说,“2-4”模型具有系统性特点,当然也具有社会技术系统性特点。 补充: 其实“2-4“模型的最大特点就是简单。无非是把引发事故的不安全动作(9种)和不安全物态(3种)找出来,再把对应的知识、意识、习惯、生理、心理、因素共五个找出 来,再把造成这些原因的制度(procedure)找出来,就完成了事故分析。再把这些招出来的原因注意改善,就可以预防事故了。 难的是使用大样本,持续地分析某个行业、某种事故,得到该类事故的原因及其统计规律性,然人们熟悉、熟知这些原因,这样才能加以有效避免。 参考: 24Model 的社会技术系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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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和纯洁性不是我撰写书籍的追求
热度 12 lionbin 2015-1-27 21:39
一个月前,电子工业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关注我在科学网上的博文,邀请我写作一本有关生态学大数据方面书籍。我潜意识中其实也有这个打算,但并非特别明确,这样的邮件倒让任务明朗了。我回信说:“ 我很喜欢blog这种形式,没有任何任务的压力,自己想写也能抽出空的时候就写。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儿,认真撰写每一篇文章,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虽然大多数时候费力不讨好,但我仍然乐在其中。坦率地说,一说到写书,就有一个潜在的任务压力在那儿了。 我不算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有一个事儿没有做完,总是惦记着,因此现在一般我都不会主动招惹这样的活儿来干了。 但是,一般对于约稿,我还是重视的,而且您给的这个选题,实话说也是我非常有兴趣的,因此,我现在倾向于答应您的约稿 。” 随即,编辑发过来一个选题申报表,这个申报表真是有些复杂。我只好硬着头皮填写了,非常忐忑地发给了编辑,居然收到了编辑的好评:“选题表收到了,谢谢您!其实之前有老师跟我建议就让作者填大纲和个人信息就好,可是我总觉得我对选题背景和选题特色不如作者了解更深刻,所以我总会在发选题表的时候潜意识里忘记提“无法填的内容就留给我”这句话,所以抱歉:)不过,看了您的选题表之后,觉得选题特色和选题背景您写得真动人,我忘记加这句话也是值得的......” 我再次看了一下表格中的文字,突然发现今天灵机一动写出的东西,还有些价值,那就顺便撰写一篇博文,分享部分文字(选题特色、编写思路、报选优势,包括独到之处和卖点): 说起大科学,让人联想到的是火箭、天文望远镜和粒子加速器等需要大量资金支撑的研究。而 生态学,研究区虽然是真正被人类占领的区域,却一直游离于大科学之外 。而如今,生态学家们正试图乘坐大数据的飞船,进入大科学范畴。新一代的生态学家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本书力求用融合当前技术到生态学研究中的最新案例来说明,现代生态学与传统生态学的具体区别是什么。 未来世界90%的东西现在还未看到,这就更加敦促我们要以最新的资料和进展来讨论这些话题,力求缩小这种差距。 生态学大数据是一个发展中的新领域,还未形成系统的框架。纵观历史上系统性很强的教科书,也并非是传递知识和面向未来的最佳选择。回顾一下我们的教材,其实都是非常有系统性的,这导致我们在看国外的教材的时候,感觉他们写得很凌乱。 我们的教材的确有系统性,告诉读者的东西太干净了,似乎全部是真理,往往缺乏启发性和探讨性了。 比如,就我熟悉的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来说,从我开始接触这些学科开始,觉得这些学科非常完美了,几乎用系统性贯穿了所有,可以解释自然界几乎所有的现象和联系。由于逻辑严密,我都从来没有怀疑过。但现在发现,这里面其实是漏洞百出。 许多问题,其实在历史上一致没有得到解决,但编写教材的人,估计也是花费了脑筋,有意无意将这些未解之谜淡化了,或者以讹传讹地用一些猜测代替事实。表面上看,学科保持了纯洁性和系统性,但其实这样的教材传递的可能是一个错误。 因此,本书将会不刻意去追求知识的系统性,我希望强调 没有“失败”的实践,我们得出的结果都是特定条件下的“正确”值 ,应该去理解每一个输出结果的原因,去实现自己希望的条件,这才是探索精神,而不是简单“重复”一个过程。 大数据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混杂”。只有混杂,才能得出更精确,更真实的数据。 往往系统化,纯净的数据更具有欺骗性,更容易造假。而混杂的,来自多源的、多维的数据,从不同角度和状态看同一个问题,就减少了这种风险。因此,作为一本与大数据有关的书籍,我将尽力采用大数据思维来诠释一些基本原理和概念。留下必要的存疑,让读者思考和发挥,这其实也正是面向未来的探讨模式。 总之,作为一本定位为未来生态学发展提供创新思维人才的读本,将力求以面向未来的角度来讨论这个时髦的话题,并以大数据思维贯穿本书的文字。 未来的生态学和地球科学的研究,需要更多复合型人才的储备,更多的年轻生态学家除了需要掌握生态学知识,还需要掌握计算机知识和电子工程方面的技术,至少需要知道未来如何与计算机科学家和电子工程师们如何合作;同样,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其发展也需要寻求新的社会应用,至少目前的大生态学研究为大数据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式。本书可能是跨越两个差异巨大的学科的工作,但这恰好是我的特长。关于学科分界,恰好我非常赞同我校哲学学院刚过世的俞吾金先生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跨学科的,因为世界本身是没有边缘的,我们先put into了一些学科。那我们跨学科,只是去对自己原来放进去的东西做了一些改变。世界本来就是交叉的。......但是我们搞得自己发现了新学科,其实只不过是改变了之前自己设定的分类方式。......学科分类是17世纪人类自己做的,对于学科壁垒,我们没有必要看得那么重。 ” 说到系统性的问题,突然想到了之前听过的罗辑思维中罗胖的一段话,找出来了。也许我上面的想法就受了他这段话的影响。“ 最近我在准备一些罗辑思维的视频节目,是关于数据造假的。资料看得越多就越是发现数据扭曲和造假现象实在是太严重了!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哈!很多人都在说大数据时代马上就到了,那如果这些基础数据都是假的,会不会堆积起来的大数据也是镜花水月呀?其实大数据的大不在于数据的总量大,而在于数据的维度多吧!一个城市的市长要搞GDP造假,但是用电量他就很难造假啊!如果再加上什么海关的进出口数据啊、大宗消费品的销售增长等等,最后数据的造假就不难识破,这就牵扯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就是在数据世界里面有秩序其实未必是好事,因为有秩序的数据就越方便造假?越多越乱,得出来的结论反而越准确。 ” 再补充一张照片,说明这个问题。看这幅图片,只在一个角度看,似乎人手捧着宝塔,稍微换一个角度,就看出了破绽。如果我们刚开始认定是人手捧着宝塔(类似纯净的教科书内容),就认为其他的数据是不精确的,是错误的。我是想说,在特定条件下创造的纯净数据和结论,并不可靠。但我们的许多知识建立在这么干净的特定条件下。这就是我们前面强调的要建立多源的、多维的数据。我们观测世界,大多时候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维度。 继续分享我的新书柜。搬迁到新江湾校区,有了新办公室,购置了新书架。恰好上学期的新生研讨课《大科学、大数据、大生态》有一些课程建设费,我正好就用这些经费购买以下新书来撑满我的新书架。 看这层,挺生态学的吧。 再看这层呢,俨然是一名大数据专家或者数据科学家吧,呵呵。
个人分类: 生态研究|6329 次阅读|33 个评论
科研:系统思维的缺失
热度 42 stone1971111 2014-3-18 09:42
最近讲课,准备给学生讲讲笛卡尔,因为笛卡尔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 ”,同时也是 “近代科学的始祖” 。我们以前大多数只知道笛卡尔的解析几何,但是解析几何的贡献远不如他的哲学带给世界的影响大。 他在《谈谈方法》中说了四句话,这也是他的思维方法, “ 一、凡是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 二、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三、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 四、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的考察,尽量普遍的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 ” 笛卡尔开辟了理性思考的先河,同时他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也是科学的方法。有些东西我们的文化中有所涉及,但是很多东西正是我们所欠缺的。 除了理性思考和逻辑分析,我们还缺少系统看问题的习惯和方法,缺少所谓系统思想。 遍观中国哲学,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春秋时期的哲学流派特色鲜明,自成体系。后来者除了在注疏或者解读或者思想史哲学史中偶尔加入自己的想法外,很少见到成体系的思想,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系统性的缺失。系统性缺失有几个原因。 原因一、喜欢完美,不喜欢缺陷; 中国人看人一般喜欢完美的人,如果不完美,也要变成完美。 实际上,这是不切实际的, 真正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觉得某个人完美,那只能说明我们了解的还太少。真正完美的思想也是没有的,如果我们觉得完美,那是我们还没有理解。 我们看别人的文章,也喜欢抓别人的缺陷,而不去关注其真正的优点。在这个思想下,只有那些模棱两可的说法可以保留,因为这些说法无论如何都可以有看似正确的解释,都是完美的。同时,磨轮两可的说法大都是只有几句话,缺少完整的论证和实例进行深入的说明。后世凡是做注疏的,都被诟病过, 因为只要深入的解读,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所谓的反例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这是史记中的经典一句话。但是中国人很少去这么做。往往是两个极端, 一种是把做了大行的人的细节错误进行美化,让他们没有细谨可抓,或者是把一个做了大行的人进行批判,抓住细枝末节不妨,彻底打入地狱。 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没有真正的真相,都是文人或者精英进行加工的结果。可是这样的历史有价值吗? 这使得我们很难真正学到完整而真实的思想。系统性从这个地方开始被破坏 。 原因二、善于攻击,不善于建立; 文人相轻是中国文化人常见的现象,当然百家争鸣,互相争论是好事,但是在中国, 争论往往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辩论,而是攻击,甚至人身攻击 。见到别人提出一个观点,在没有认真思考的情况下,就进行攻击,尤其是使用转移话题,转移视线等恶劣的攻击手段。这些无疑对于思想的继承、改进和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破坏对手的想法,但是实际上自己没有想法。一个没有想法的人理论上最好是多学习,多思考。 在欧洲古典哲学中,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没有纯粹的批判,往往是批判之后,拿出自己的观点, 更不是拿着前人的几句话进行误导式的借用。这样的结果是一个想法在其萌芽阶段就被扼杀,后续可能就没有机会进一步产生。 系统思想之所以难以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反对的意见太多,刚开始就煞了尾 。笛卡尔很聪明,他为了避免争议,避免被宗教迫害,自己跑到荷兰的一个乡下隐居20年,这二十年是他全部思想呈现的二十年。 中国人如果想产生想法,那就不要在庙堂之上,因为当很多人都看着你的时候,很难不进入无谓的争议。 原因三、重视细节,不重视整体; 中国的文化讨论整体的是不多的,道德经和庄子等,是少见的整体思想的讨论,但是由于其细节的匮乏,多数仍然有争议。大 多数时候,我们喜欢像孔乙己一样,更在于回字的多少种写法。 盲人摸象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每天似乎都在盲人摸象。我 们做科研,似乎更在于细节的推导,不在乎整个学科的发展路线图,不在乎整个课题的规划,走到哪里算哪里。 我们还喜欢在细节上炫耀自己,不喜欢那些所谓的空想家。但是如果没有整体,细节怎么发展?如果没有宏伟的蓝图,怎么施工?有个专家经常去电视评论,也经常说些错误的语言,但是很多人纠结于那些细节,不关注他的整体思路是否值得借鉴。每一个人都不是百科全书,我们不是通过这样的节目去学习知识,而是看整体的思路是否有借鉴意义。 关键不是说多了多少,而是说出了多少有意义的东西。 目的性太强就可能导致我们对于细节知识的过度关注。这也是系统性思维缺失的另一个原因。 原因四、重视技能,不重视思想 我们往往对于一个把事情做好的人更加看重,而忽视提出问题并指明了方向的人。 在不少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都可以听到某些华人科学家说,某某大牛一开始做某个课题的时候,数学基础不太好,结果做的很粗糙。对了, 他们数学是不好,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架构。我们的数学基础看似很好,但是我们只能做别人的习题,我们没有自己的思想。 我们更喜欢一幅画的细节和一个字的漂亮写法,而很少关注其风格的创新和思想。 系统思维更多的体现思想,技能往往只是熟练工人 。这两者有巨大的差别。工人可以培养,而思想家只能可遇而不可求。 有人说,我们现在需要安静,实际上,不安静的是我们自己,不是环境 。笛卡尔所在的时代还处于宗教势力非常强大的时代,他还不能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思考,也并不妨碍他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供别人批判和参考。我们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接受笛卡尔这样的哲学家,而是抓住他的哲学中一些可以被引入陷阱的想法进行批判。但是这些看似可能有陷阱的地方并不妨碍笛卡尔的伟大。 中国人喜欢一些 模棱 两可的说法, 因为这些说法永远都不会被攻击,但是也正 因为不会错误,我们才没有所有可能的正确。也正为没有所有可能的正确,原来不会错误的思想就可以被随意的使用, 不管是正方还是反方。 我们的学生也更加喜欢技能型的熟练,而不会欣赏思想的巧妙。 这样的文化氛围导致我们的学生往往都是技工,我们缺少思想,可能正因为我们缺少系统思维。 尽管中医是一种系统治疗的想法,但是在学术界,我们并没有类似的做法。我们很多大项目做的不好,也是因为系统性人才的欠缺。 silong.peng@ia.ac.cn 2014.03.18
个人分类: 科研随想|17085 次阅读|49 个评论
读书与收入的统计研究
热度 2 caojun 2014-2-14 17:33
前不久,我很兴奋地读了一篇报道:《如何理解「由于使用燃煤取暖,中国5亿北方居民预期寿命将缩短5.5年」?》( http://daily.zhihu.com/story/2775293 )文中举了两个有清晰结论的例子,一个如题,另一个是上“一本”将增加月收入1000元。 读书是否有用,有很多反例。但以个案或小部分挑选后的样本为依据,难免会以偏概全,得出错误结论。何况念完大学,再上研究生,评价的标准便不能以收入为依据。越读越穷才算正常。站在不上研究生的那些人的角度看,我都舍弃专业追求的享受了,还不能让我挣点钱享受舒适的生活? 让我兴奋的原因当然不是文中的结论,而是发现经济学家所用的分析方法,虽然所用名词不同,怎样从复杂的数据样本中抽取清晰可靠结论的基本思想,与高能物理的数据分析方法几乎一样。 大亚湾实验每天产生250GB数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SIII实验是大亚湾的10倍,发现Higgs的ATLAS实验是BESIII的3倍。对一个特定的物理目标而言,绝大部分数据都是不相干的。一项分析往往需要几十人或几百人参与,是因为对分析中的每一项要素,都需要如文中方法一样,先进行刻度或修正(文中的“回归”),再挑选合适的、无偏的样本,去掉噪声,让真实的信息显露出来(文中的“断点回归”)。这是需要洞察力与创造力的地方。 文中最后提出了一些质疑,因为不可避免地用到了一些假定、近似等,而这些可能对结论带来影响。给出一个无比精确的结论一般是不可能的。从我们的角度看,经济学家的分析缺了最后一环:误差分析。高能物理的经验,得到一个数字往往只花了20%的工作量,剩下80%的工作量在做误差分析。 统计误差一般是简单的,因此误差分析往往也称为系统性分析。诚然,我们在上述分析中使用了我们认为最合适的回归曲线,但如果某个回归变量不是这么大,而是偏一些,会对结论有什么影响?这称为误差传递,一般可以通过解析公式或蒙特卡罗模拟来比较可靠地完成。困惑很多研究生的问题是传递之前,怎么估计回归变量本身的合理偏差范围,即原始的一倍标准偏差是多少。这也是需要创造力,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地方。一般通过设计多种独立测量方法或分析方法,通过冗余测量的自洽程度来估计。系统性分析也有助于检查分析中有没有漏掉重要的因素。 做完系统性分析,我们才能有把握地约束那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例如说,上“一本”将增加月收入1000+-400元,即承认1000元这个数字有不确定度,但是我们有把握说,有68%的几率,这个增加量落在600到1400元之间;而上大学后会变穷的概率是2.5倍标准偏差,即1%的可能(这里假定了符合理想的高斯分布)。
个人分类: 我的物理|4946 次阅读|4 个评论
开始写点系统性知识积累的博文
热度 4 outcrop 2013-12-9 10:53
越来越发觉得在科学网聊务虚的话题没什么意思;比如社会、科研、体制等等观念性的东西。 一方面基础的哲学、伦理等东西,前人基本已经探讨的很成熟,只有学习的份,以至于实在是给我感觉太阳底下没新鲜事,自我感觉也是越来越渺小狭隘;先闭嘴一年,乖乖学习。 另一方面有些人也缺乏最基本的相关知识和态度,实在是没什么交流的欲望和动力。 因此,打算接下来的一年里,还是系统性的整理一些纯技术博文以及新技术相关的哲学或社会话题。 初步打算先整理一份关于各种计算机操作系统介绍性的东西,虽然有osdata以及wiki之类的网站,但一来缺乏中文版本,二来知识的呈现也不够理想。 这件事比较浩大,希望一年的空闲里能初步完成。
个人分类: 科学网大学|3605 次阅读|8 个评论
科研方向闲谈
热度 54 weijia2009 2013-10-22 06:18
科研方向闲谈 贾伟 两年前在上海交大当副教授的一个同事(也是我以前的学生)跟我说她想换方向,因为学院请了一些专家帮青年学者“把脉”,专家说她从事的人参抗抑郁的研究没有新意,建议换方向。她跟我说要去做线虫,这样更容易发文章。我苦笑了,建议她不必听那些专家而轻易改变方向。此中道理很简单,人参类天然产物在疾病治疗上的功效始终没有搞明白,而这个“ knowledge gap”就是科研立项的前提。这种“没搞明白”的局面是因为我们过去采用单一指标和简单模型来表征这类复杂系统,忽视了很多关键的作用环节(譬如其代谢产物以及和肠道细菌的相互作用过程)。用线虫这类更简单的模型研究人参或抑郁,路子反了。 前不久跟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讨论,他是做人参抗肿瘤的,因为机制不明,需要了解体内代谢过程和肠道菌群的作用关系,于是我们双方想开展点合作。近两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发布的研究指南中都有人参皂苷体内代谢及疾病预防机制的研究。当然,在国内那些专家牛人的眼里,人参这种东西了无新意,是不该立项的,纯属浪费米国纳税人的钱财! 让我老人家苦笑的一个原因是我心里很清楚那些专家的潜台词:这年头你还在做人参,能做出 CNS的文章?我那个学生在这个领域发过几篇影响因子五点几的文章,自己的“研究系统”正在逐步成型,但显然远达不到专家眼里的“点数”,因此得改方向才行! 科学网博主王鸿飞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冒泡了。在最近的 博文 里,他谈到了近年的工作连续发表在业内杂志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上(JCP的影响因子好像3-4的样子)。我不懂他的领域,估计在讲究数数的国内研究机构,他的国内同行们更愿意不惜代价发些JACS或更高的综合类刊物,尽管这个代价有时意味着换材料、换方法、甚至换方向。鸿飞是个成熟的研究者,我想他这么甘于寂寞的道理很简单 – 学术地位的形成须有清晰的主题和方向,须建立在系统、扎实的工作基础上的,不能够东一榔头西一棒。 不太想多谈科研,因为科学网上高屋建瓴并喜好传经送道的高人很多,各种的经验“乱花渐欲迷人眼”。总结一下这些“高论”,主旋律是要敢于走新路子 – 要敢于“千里走单骑“,勇于在万军之中取上将之首,千万不要干低层次的“搬砖头”的活,这种说法听来是很提气的!不过,象我们这种在科研领域混饭吃的普通学者,还是要对自己的学生轻声嘱咐一番:继续搬砖头吧!尤其是在你还没有练就扎实的基本功,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自己的研究体系和学术地位时!科研立项的实质就是在你感兴趣的领域所问出的问题!术有专攻,学会问一些清晰的、聚焦的、critical的问题,并设计出实验来潜心地求证,才是科研的正道!
23407 次阅读|102 个评论
科技体制的系统性与系统性科技体制改革
sf941125 2011-1-10 08:58
科技体制是指科技系统的存在与运动方式。或者说 , 是指科技系统的形式方面 , 是科技系统的存在结构与运动形态。而科技系统乃是由科技生产力、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构成的辨证统一体。作为科技系统表现形式的科技体制必然呈现出系统的一般特征或特性笔者称之为科技体制的系统性。其基本内容包括:整体性、结构功能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以及动态开放性等。本文拟在揭示科技体制的上述特性基础上 , 提出系统的科技体制改革观。 1 、科技体制的整体性与整体性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体制的整体性是指科技体制从科技系统的要素、子系统的有机结合或整合方面呈现着科技系统的存在。科技系统由科技生产力、科技生产关系和科技上层建筑三个子系统构成 , 每个子系统又有自己的构成要素。如科技生产力由科技劳动者、科技生产资料等要素构成;科技生产关系由科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 科技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诸环节构成;科技上层建筑由各类科技行政权力机关、管理组织、以及各类科技政策法律制度等要素构成。科技体制呈现的并不是上述个别要素、个别子系统 , 而是上述要素和子系统的整合或整体。对于科技体制的界定在理论上或改革实践中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就理论而言 , 或把科技体制理解为 科学技术的组织形式、管理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 , 或理解为 科学技术研究与管理机构设置、职责权限、领导关系和管理方式的结构体系,等等。显然 , 这些释义都忽视了科技体制的整体性特征。就改革实践而言 , 科技体制改革多局限于科研体系内部(至多涉及到流通领域) , 改革内容被机械地划分为调整科研组织结构、开拓技术市场、改革拔款方式、改革人事制度等等几块 , 块与块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这些内容都是从传统体制存在的弊端出发设定的 , 明显存在着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思维特征。如针对科研机构吃国家大锅饭、活力不强的状况 , 削减事业费 , 针对科研机构与生产企业脱节状况 , 推动科研机构进入企业 , 针对技术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的状况 , 开拓技术市场等)。由此改革也只能停留在微观上或表面的修修补补。 正确认识和把握科技体制的整体性特征 , 就要求我们树立整体性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体制作为科技系统的存在与运动方式 , 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科技生产力、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的结构形态及其矛盾运动规律。科技体制改革从本质上说 , 是改革科技体制所反映的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科技生产力(进而也不适应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和环节 , 重构出适应科技系统的基本规律 , 从而能够有效地推动科技进步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科技体制。为此必须从科技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全过程以及对该过程的宏观调控所涉及的科技生产力、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综合的全面的把握。 2 、科技体制的结构功能性与结构功能性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体制的结构功能性是指科技体制所呈现的科技系统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科技系统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方式。科技体制所呈现的科技系统不仅其内部诸要素或子系统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必然联系(即依照一定的时一空规则排列组合) , 而且还与周围环境(如经济系统、教育系统等)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必然联系(即作功)。在此我们说 , 科技体制本身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 同时又是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方面 , 一个子系统。科技体制的结构不同 , 造成科技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的整体性质和功能的差异。也就是说 , 结构的改变 , 必然导致科技系统功能的增强或衰弱。例如 , 我国传统科技体制的重要弊端在于其结构不合理:在科技生产力层次 , 科技生产要素过于独立于企业之外 , 而且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诸环节布局比例失调 , 等等;在科技生产关系层次 , 科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单一 , 科技产品生产、流通与消费诸环节不畅通 , 等等;在科技上层建筑层次 , 行政权力相互分割 , 以知识产权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法律制度不健全 , 等等。这种体制结构的不合理状况造成科技系统的功能严重衰弱:如科技系统的运行效率低下 , 科技投入与产出比例不高 , 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及其对生产的适应性低 , 等等。经过 七五 以来的科技体制改革 , 使得科技体制的局部结构得到调整或改善 , 如通过发展民营科研机构和厂办科研机构 , 使得科技组织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得到完善 , 通过开拓技术市场 , 扩宽了科技产品的流通渠道 , 健全和完善了各项科技法律制度 , 等等。从而使得科技系统的功能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 揭示科技体制的结构功能性 , 就要求我们树立结构功能性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优化科技系统结构 , 以获得最佳的科技系统的功能。为此必须运用结构一功能分析方法 , 系统地剖析我国现行体制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 并依照科技系统的基本规律构造适宜的科技体制的目标结构模式 , 进而制订切实可行的改革战略、措施和步骤。由于科技体制只是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方面 , 其本身与社会体制的其它方面存在着关联性和渗透性 , 因此 , 在确定科技体制的目标结构和制订改革战略、措施和步骤时 , 还必须注意与其它体制之间的协同配套。从这一意义上说 , 如果科技体制整体性的揭示为我们界定科技体制改革的内容与范围提供了认识论基础的话 , 那么科技体制结构功能性的揭示则为我们确定科技体制的战略和措施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3 、科技体制的层次性与层次性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体制的层次性是指科技体制所呈现的科技系统的诸要素 , 按照一定的 能级 规则或 等级 秩序进行排列组合 , 分布在科技系统内在的不同层次 , 而分布子同一层次的要素便构成科技体制所标志的系统的某一层面。并且不同层面的子系统在其结构功能方面存在着质的差异。具体地说 , 科技体制所呈现的科技系统其构成子系统科技生产力、科技生产关系和科技上层建筑不是同一层次的三个板块系统 , 而是沿纵向展开分布子三个不同层次或层面 , 每个层面在其结构功能方面存在着质的区别 , 如科技生产力层是由科技劳动者和科技生产资料组成的技术关系结构 , 其功能在于通过现实地组织科技生产过程 , 以输出一定的有效科技劳动成果 , 科技生产关系层则是由科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科技活动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结构 , 其功能在于自发地调节科技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关系 , 以促使科技劳动者和科技劳动资料的合理流动和配置 , 而科技上层建筑如是由硬件形态的权力机关和软件形态的法律制度组成的体系结构 , 其功能在于以国家或社会形态从宏观总体上调节、控制和干预科技产品生产过程 , 以克服科技生产的盲目性。在上述科技体制所呈现的三个层面中 , 科技生产力居于下层层次 , 构成科技系统的基础 , 科技生产关系居于中层层次 , 构成科技系统的主体 , 科技上层建筑居子上层层次 , 构成科技系统的调控中枢。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便是笔者曾揭示的科技生产力、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 正确认识和把握科技体制的层次性对于指导科技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传统科技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就在于国家对社会科技生产要素的组织、调节、控制和干预 , 不是通过调整和变革科技生产关系来进行 , 而是由科技上层建筑层超越科技生产关系层 , 直接渗入到科技生产力层面对科技生产要素进行调控 , 从而消解了科技生产关系的功能。其具体表现是:( 1 )整个社会的科技生产要素(科技资金、科研仪器设备乃至科技工作者)由国家或其各类权力机关掌管和支配 , ( 2 )国家或其权力机关运用计划手段把科技生产要素层层 分解或分配到各个科研单位 , ( 3 )科研单位组织研制的科研成果又统归 国家所有 , 国家或其权力机关运用计划手段对科研成果进行再分配(指定生产单位或企业推广应用) , (4 ) 作为科技产品生产者主体的科研单位和作为科技产品消费者主体的生产单位(企业)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和经济利益 , 因而也缺乏研究和消化吸收科研成果的内在动力 , ( 5 )作为科研活动主体的科技工作者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 , 其收益不与劳动贡献大小相联系 , 而是由国家工资计划规定(干多干少一个样) , 从而也缺乏科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种调控方式与调控对象的错位使得本来十分复杂的科技产品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以及分配关系变得十分简单(仅仅归为政府与科研单位或企业之间的纵向关系)。 我们揭示科技体制的层次性就要求树立层次性科技体制改革观:新型科技体制的构建必须按照科技体制固有的层次规则或层次秩序进行。在微观基础方面 , 遵循科技生产关系所固有的运行规律(包括生产规律、交换规律、分配规律和消费规律)自发地调节社会科技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 , 从而促进科技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 , 在宏观管理方面 , 科技上层建筑层要自觉地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科技生产关系进行调节、控制和干预 , 以减少科技活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 保证科技活动与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一致。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 , 就使得整个体制的功能得到了完善。从而避免了单方面产生的功能性缺陷。 4 、科技体制的相对稳定性与相对稳定性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是指科技体制所反映的科技系统的结构总是趋于保持某种状态 , 构成科技体制的诸要素或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联系。但由于不同层面的 能级 或层次性质不同 , 其稳定性程度存在着递阶性差异:科技生产力层面的要素和结构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 , 而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下科技生产关系层面具有相对稳定性 , 相对于科技生产关系层面的科技上层建筑层面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正是这种不同层面的稳定性差异表征着科技生产力 , 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之间不断地从适应到不适应 , 再到新的适应的矛盾运动过程。 揭示科技体制的相对稳定性特征为我们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如下方法论:其一 , 由于体制的各个层面具有相对稳定性 , 因此不能随意地进行调整和变革。任何层面的随意调整和变革都会对其它层面造成破坏或扭曲 , 越是上层层面 , 其破坏作用越大。例如 , 过去在科技层建筑层存在着 朝令夕改 现象 , 科技政策法令和权力机构缺乏稳定性 , 从而使得作为科技生产关系主体的科研机构或科技人员无所适从 , 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科研积极性 , 最终也制约了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其二 , 由于不同层面的稳定性存在差异 , 因此 , 当作下层层面发展变化到一定程度 , 超出了居于相对上层层面所能容纳的限度时 , 居于相对上层层面就会对它产生阻碍或破坏作用。因此必须适时对相对上层层面进行变革和调整。否则 , 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 同样也会对相对下层的健康发展产生阻碍和破坏作用。例如 ,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 民营科研机构迅速崛起使得科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结构客观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 但由于在科技上层建筑层知识产权制度和相应的财产权制度还没有及时建立 , 使得民营科研机构的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得不到法律保护 , 从而又制约了民营科技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其三 , 保持科技体制的相对稳定性与对科技体制进行适时变革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在特定的社会形式下 , 相对上层层面对相对下层层面的变革和稳定具有主导作用。尤其是作为科技活动 调控器 的科技上层建筑层面 , 对整个科技活动具有强烈的主导作用。这就对上层建筑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表现在:( 1 )信息反馈的高度灵敏性 , 能够及时掌握科技生产力层面和科技生产关系层面的结构变化及其矛盾状态;( 2 )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严肃性 , 从而保证体制的一定稳定性和可靠性;( 3 )运行的高效率、高效能 , 为 此 , 必须提高科技权力机构公务人员的素质、优化科技权力机构的结构和合理界定科技权力机构的职能。其四 , 科技上层建筑层面不仅具有调节科技生产关系层面的功能 , 还存在着自身的调整问题。由于科技上层建筑层面最稳定 , 因此 , 改革的难度最大 , 改革的任务也最艰巨。 5 、科技体制的动态开放性与动态开放性科技体制改革 非平衡系统理论认为 , 一个封闭的系统(即与外界不交换或只有少量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系统) , 其 嫡值 将不断增大 , 系统将从有序走向无序 , 最终趋于死亡,只有动态开放的系统 , 由于与外界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 才可能产生负嫡流 , 从而促使系统内各子系统产生相互作用的协同力 , 推动系统的无序因素不断向有序转化 , 呈现出动态有序结构(耗散结构)。 科技体制所呈现的系统原本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 , 其内部诸要素、诸层次之间 , 及其整体与所居环境之间总以各种方式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变换。而体制结构、层次的形成以及功能的发挥 , 在本质上都可以归为这种变换过程。这就是科技体制的动态开放性。我国传统体制的重要弊端在于忽视了科技体制所固有的动态开放性特征。社会的科技系统简单地归为由具有不同行政隶属关系、不同层次的分门别类的科研机构形成的科研体系。在这一体系内部各类科研机构之间在自己的 象芽塔下搞科研、写论文 , 科研成果停留在 展品、样品、礼品 阶段。在科研体系与生产体系之间 , 科研机构与企业也缺乏有效的物质、能量 与信息的沟通与交换 , 双方联系的唯一纽带是彼此共同隶属的某一政府权力机关(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经上级机关认同由上级机关指定某一生产企业实施)。但由于行政机构本身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 , 使得这一沟通渠道又常常受阻。科技体制的这种封闭性特征使得系统内的 嫡值 (内耗)不断增大 , 科研机构内部人员之间收入平均、工作无选择性、相互嫉妒、缺乏竞争 , 科技人员的智慧受到压抑 , 从而形成一种均匀分布的静态 死 结构。在这种情况下 , 为了维持科研机构(子系统)的生存 , 政府必须从外界输入巨大的负嫡流一物质、资金、人员。物质、资金被大量的 内耗 所吞并 , 人员由于只进不出 , 也很快被同化 , 由此造成在更大规模上的混乱和无序 , 使科研机构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 近几年来 , 科技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体制的静态封闭结构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说 , 改革是权力、利益的重新分配。对科技体制的改革主要是改革拨款制度 , 开拓技术市场 , 推进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联合 , 放宽、放活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改革拨款制度实质上是改变 负嫡流 的输入方式 , 迫使科研单位由过去惰性地吞噬负嫡流变为主动地将负嫡流转化为自我发展的动力;开拓技术市场和推进科研单位与企亚联合是为了给科研单位创造开放的政策和环境、疏通开放的渠道;放宽、放活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是为了增强他们的开放活力和内在动力。经过几年来的努力 , 初步出现了新的体制框架的生长点:科研生产联合体的产生 , 科研单位进入企业或企亚集团 , 科技人员承办、承包企业 , 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企业等都是其表现形式。 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传统体制的静态、封闭结构 , 构建一种动态开放的科技体制。这种体制必须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 , 体制的各子系统之间以及体制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 , 第二 , 体制的各子系统之向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 , 从而能够产生整体协同功能。而这却有赖于从科技体制的整体性、结构功能性、层次性、稳定性以及动态开放性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地改革和重构。 原载《科学学研究》 1995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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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刚刚合脚——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32)
newniu 2010-10-27 23:55
王经理是我国北方一大型企业集团的负责人。从开始只生产电视机的小厂,经过多年打拼,形成现在的集团规模,资产扩大了200倍。现在,集团以电视机为主打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到37%,每年向外出口1300万台。为什么能够成功?他总结了两条经验,到什么阶段做什么事和培养合作者。许多同行在开始阶段做得很好,却很容易犯追求高技术的错误,把技术当成一切,走技术主义路线。他们常常被高技术名片所吸引,花高价引进高端、高技术生产线。还有一些企业贪大求全,连普通的螺丝钉都要自己做,总想着多吃产业链上的收益,不会放弃不擅长的部分。 当王经理开始担任厂长时,企业效益很差,刚刚够发工资。他上台后,重点研究了企业的优劣态势。经过一年多熟悉情况,他发现重点问题是零部件成本较高。由于企业地处北方,大量配件需要从南方采购,时间和成本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由是鼓励一部分员工出去创业,生产企业所需要的小部件。后来他又淘汰了一些技术层次低的部件生产线,由自己生产转为购买,把资金专门用于销售和技术含量高的部分。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企业不再单单是一家电视机生产企业,而是成了产业群的头领,领导大量小企业共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降低了资金需求,减少了成本。 随着改革深入,社会发展,社会消费能力增强,达到小康水平。企业也面临着发展难题,产能要扩大,产品要升级,技术也要升级。当时许多同行企业根据GDP的增长来估算全国未来电视的拥有率和淘汰率、人力成本增长率。话说起来挺好,不过王经理发现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的那么简单。国内GDP与国外GDP并不相同,根据国外的经验来推论必然会水土不服。许多企业在获得初期发展后,都在规划产品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准备大干一番。他决定小步快走,跟在别人后面,继续从国外购进自认合适的低档生产线,扩大产能。随后,利用规模效应,他的企业在全国不停打价格战。许多企业刚刚购买了先进生产线,还没有开始生产,本想利用原有产品的利润进行后续的投资,还贷款。价格战使这些先进企业痛苦不堪,高档产品只有预期销售的十分之一,原有产品利润又被大大压低。大量企业资不抵债,被迫破产或者等待被收购。王经理当然是收购主力,许多企业甚至是零成本获得,当然以接收工人作为交换。 王经理的成功依赖于两点与环境相适应、与自身实力相适应和以团体方式获取竞争力。从国家经济的发展来看,同样需要与环境相适应,与自身实力相适应。即到什么阶段做什么事,不搞大跃进。在建国初期,我国曾经超越自身实力,实行赶超战略,力图毕功于一役,一举超越美国、英国。最后,赶英超美不但没有实现超越,反而被对方越落越远。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努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如服务业发达、大学生人数比重高等。最终是东施效颦,不仅没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反而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为发达国家打工,人民生活始终原地踏步。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规划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多次犯了冒进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没有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反而在比较劣势上发力。在全球市场上,我国有一个定位,它也决定了我国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不考虑这些因素,盲目追求表面的东西,必然要失败。实际上,不仅中国,包括印度、南美洲的阿根廷等国都与我国一样,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他们全部希望能通过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结果全部失败。 建国初期,我国人民收入水平低,劳动力便宜,但是缺少技术和外汇。那么我国的优势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对技术和资金需求较少的产业,如纺织、轻工业。那个时代,我国的策略是全面学习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当时情况下,我国的重工业产品没有竞争力,难以利用自身积累实现发展。轻工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却长期受到压制,产量上不去,只能少量出口。宝贵的外汇被重工业所占用,轻工业,农业得不到支持。重工业不能创造外汇,却大量消耗外汇。轻工业出口能够换取一定外汇,但是不能获得扶持。轻工业赚得钱全被重工业吸走了,而重工业自身并不能自我造血,完全依赖轻工业。当然,在当时来分析,政府希望重工业在轻工业的支持下,能够快速追上发达国家,实现自然造血,渐渐减少对轻工业的依赖。显然,目标并没有实现。 人们希望重工业能像襁褓的婴儿,能够慢慢走向独立。重工业的独立问题即是林毅夫提到的经济内生性问题。他认为某一产业的发展要依赖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赖政策优惠或垄断实现生存。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企业要融入到社会大生产中去,从市场获取资源,而不是依靠政府的输血。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建国后我国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重工业依赖军事和航天得到快速发展。然而重工业过于依赖军事应用,不能反哺轻工业、农业。重工业产品价格高昂,轻工业所需要的设备、农业机械只能以非常高的价格来购买或从国外进口。对于一个刚刚解放的羸弱民族来说,单纯的军事应用实在是一笔太大的负担。显然,政府也希望重工业能够在民用领域做出贡献,事与愿违,他们却越来越依赖政府。不仅没有从婴儿走向独立,反而成为骄生贯养的儿子。 与我国现状不同的是美国、日本,他们的重工业主要依赖民用。波音一边生产民用飞机,一边生产轰炸机、战斗机、预警机。日本的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样的企业,主要是民用产品,对军品的依存程度很低,基本在15%以下。美国、日本等国的大企业可以一边为军队生产,一边在民用领域生产。由于在两个领域同步发展,他们自然有更多的资金保证。政府用于研发的军费同时增加了企业在民用领域的竞争力,如波音的客机,三菱的汽车等。这们实现了军工与民用的结合,大大减轻了军事研发的开支。最近几年来,我国的军费开支增长速度很快,航天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人们在庆贺成功之余,也时常有人批评政府浪费钱财。假设我们的军工和航天像美国一样,能够把技术转化为民用,人们一定会欢喜跳跃。建国初期发展重工业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企业内生性。重工业不是通过为轻工业、农民提供产品来自我发展,而是使用计划方式占用其它产业的发展资金,以致于窒息了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强占式发展方式自然不会有光明前途。 最近几年来,扶持服务业的论调又犯了类似的错误。许多人发现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所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多,由此而鼓动着政府支持服务业。从表面看,服务业对环境污染少,投资少,见效快。从表面上看,地方政府鼓励、扶持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例如最近北京的服务业GDP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占GDP比重达到了71%。北京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服务业发达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放眼全国,我国有60%多的农民,劳动力素质不高。我们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然而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谁来接受我们的服务,谁来提供服务。樊纲(某经济学家)曾经对此做过总结: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3万到4万美元,90%以上的人口在城市,这种经济发达程度决定了以下三点:第一,大量家庭生活社会化,从而对一般服务业的需求大大提高。而我们城市化率还不到50%,70%的人属于低收入阶层,只能自己洗衣做饭;第二,制造业发达了,产业的分工充分,生产性服务业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还处在制造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对物流、贸易、财会、法律、研发等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本身相对较少;第三,收入高,财富多,金融资产多,对金融、投资服务的需求才会大,而我们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美元,居民人均金融资产才1万多元人民币,能有多大的金融服务市场?我国同样缺少高端服务人才。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重达到了50%以上,有大量的金融、保险、法律的高端人才,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比?实际上,我们即不需要大量的此类服务,也没有大量的人才。日本和韩国算是比较发达的国家了,前者的服务业比重还不到70%,后者还不到60%。服务业不能代表国家发达程度。 社会需求决定了未来产业的发展,单纯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比例是没有意义的。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林毅夫先生以为建国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是不合适的,不过支持重工业发展仍是必要的。当时中国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缺少设备和机械,重工业完全有支持的必要。重工业发展了,才能为农业生产提供拖拉机、电力、灌溉设备等,为工业提供生产机械。解放初期,优先战略失败的原因在于重工业脱离了农业和轻工业,只为军事服务,窒息了其它产业。日本和韩国同样支持本国汽车、造船等企业的发展,不过他们的支持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不是照搬美国,比如日本人就没有学习美国人的汽车发展思路。美国人喜欢大车、有气势,而日本车则小巧,灵活。日本和韩国也没有着重支持过服务业,他们属于发达国家,但前者的服务业比重还不到70%,后者还不到60%。 不能因为我国重工业赶超战略出了问题,我们就不需要赶超,只能跟随。在经济发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赶超,需要政府的支持,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科研计划等。汽车、钢铁等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建设,而它们自身的积累有限,有时会跟不上快速的经济发展,比如日本、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的60-70年代。为了防止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政府及时对他们做针对性扶持,为他们建设新厂、提高产能提供必要的支持。显然,这种支持是从市场来考虑,政府支持了他们以后,随后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受到汽车缺乏,钢铁缺乏的痛苦。这种支持类似于基础设施建设,从表面上看便宜了那些企业,实际上社会受益更多。前几年,我国限制高耗能企业发展,随后发生了各省的电荒,钢铁荒。原因在于错误估计了经济发展形式。 在河水向前流动时候,小石头很容易被冲走,而大些的石块则会留在原地。我们在河流的上游看到的竟是鹅卵石,大石块,下游则是一些细沙和泥土。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也会出现类似问题。一些小企业很容易成立,然而一些大型、高技术企业由于资金、技术密集,成立却很困难,比如钢铁厂,大型化工厂。在市场中,这些企业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产业。如果任由市场来决定如何发展,必须出现小企业过剩,大型、高技术企业缺乏的局面。这就需要政府来扶持此类企业建立。如韩国、日本就采用类似策略。因此、政府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的样子来支持某一行业的发展,而是从市场实际需求出发支持某一行业的发展,促使经济和谐,避免大起大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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