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知，废偶像 许靖华著 陈道元译 许靖华简介： 华裔瑞士籍地质学家 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1978年任国际沉积学协会会长 1980年任国际海洋地质学委员会主席 1984年荣获了伦敦地质学会乌拉斯坦勋章（地质学界的相当于诺贝尔奖） 1988年任联合国海底核废料处理研究小组专家 2001年荣获美国地质学会彭罗斯地质奖 成长 1929年6月28日，我出生于南京。父亲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负责江苏北部的一个大工程，工作地点在淮阴，我们很少见他。母亲带着我们孩子住在扬州，她常出去串门或打牌，让我总想她。 1933年我入小学。每天放学后，我感受不到感情的温暖。我的几个姐姐有自己的天地，不管我，我又不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只有一个同学曾来我家找我玩过一次。我实在非常孤独。 父亲回来的一个星期天，带着我们和他的朋友一起去扬州瘦西湖玩。大人们谈论着西班牙的内战，但他们一点儿也不给我们说什么。看来父亲想把孩子们保留在纯真状态，少知道一些当时的事情，除了要我们痛恨日本鬼子以外。 抗日战争改变了我。我们的将士在上海对那些野蛮的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抵抗。我每天在家里给不识字的仆人们读报。当时我们很乐观，其实是无知。不久，日本军队就要占领南京，我们必须背井离乡。我们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后来又去了重庆。 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有五个家庭，其中小孩有15个。我必须为社交而调整自己心态，这是一场令人很不愉快的经历。我不善于说话，这对我有些困难，因为我说的话是扬州口音。在上海，扬州话是从苏北过去的劳动者江北佬说的话，就象一个英国工人的小孩说伦敦土话一样。我被那些孩子们瞧不起，被他们拒绝，我简直无可奈何。但是，这场孩提时代的噩梦使我清醒起来。 我曾是学校中一个不怎么样的学生，因为我连家庭作业都不作。小学四年级时，我考试不及格。1937年底，我们到了重庆。那时没有学校可去，只有姐姐丽霞在家里为姐姐丽雯和我补习一些功课。第二年秋天。我们都考取了巴蜀学校。我惊奇地发现，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中的一个。从那时起，我一直受到父母、亲戚和朋友们的赞扬。我保持着明星学生的荣誉直到我获得博士学位。 我在年轻时代读过很多书，包括中国和欧洲的文学作品。我信守的是传统的准则，例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十年寒窗本身并不是快乐。我完全相信斯宾诺莎（Spinosa）的话：幸福不是一种稳定状态，而只是暂时没有痛苦。作为一个孩子，或一个井底之蛙，当时我还不懂得伟大的意义。老师说，科学是最高尚的事业；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科学家中最高尚的人。这种说法决定了我当时的唯一目标：要学物理，要获得诺贝尔奖。父亲不同意我这些出于虚荣心的观点，他认为我应该作些有用的事，要我去学地质，成为一名地质学家，为新中国的建设去探寻需要的自然资源。于是，作为一个不违父命的儿子，我成了一名地质系的学生。 地质学曾起过重要作用，它把欧洲的知识分子从关于人类起源和诺亚洪水的圣经式迷信里解放出来。赫顿（Scott James Hutton, 地质学创建者之一）取得了突破，他用常识来解释自然现象。但是，在地质学家开始只用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语言说话时，地质学就停滞不前了。他们成为特殊学科的教首，不和别人交流。他们沉迷于无关紧要的学究式争论中，就象争论在钢笔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一样。我对地质学习不感兴趣，我将大学几年里绝大部分时间用在看小说和打扑克上。我成了国立中央大学当时最年轻、分数又很高的毕业生。我掌握了这样的诀窍：我的记忆力很好，可以将教授们在课堂上讲的逐字逐句地写下来。1950年我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发现我在大学学得实在不够。面对着学了地质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现实，自杀的念头不断在脑海中浮现。后来我没有干这样的傻事，只因为我不想给我深爱着的母亲带来永远的痛苦。 我在孤独与追寻中失落了。在我研究生学习的第三年，我没有作别的事，只是一本一本地读完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里所有的欧洲文学作品。最后我发现了自己痛苦的根源：即使是一个有大志的人，也有很多阴暗小人的一面。1）生命的本质是由爱和同情组成的。突然间，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开始结交朋友，不再感到孤独。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我发现了地质学大师们教义中精髓。我对学习着迷了，我开始了野外工作，并仔细进行观测。 写学位论文的一个目的是证实自己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我努力去做，但这种努力更象是在集邮，而不是在搞科学研究。如果说科学的进步就在于修正谬误的话，那我的确是取得了进步。我发现了在传统的构造地质学中的一个错误，即往往把复杂的构造归因于一组应力作用的结果；我在野外的研究中发现，那些复杂的构造形态是几期变形叠加的结果（op. 3）。物理学可以不考虑时间因素，但地质学者却不能忽视它。 学习要适应工业需求 1952年春天，朝鲜战争白热化，美国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在美国的我们这些中国科学家不能离开美国。那时我已写完博士论文，这项命令使得我必须在美国找工作。我不是美国公民，不能在美国政府所属单位工作。由于一口外国口音，我又不可能在大学里当教师。作为一个亚洲人，我也不能在工业部门找到工作。那时还没有颁布机会均等法案（Equal Opportunity Act），象我这样资质的人总被告知没有适合的职务。最后，我的导师建议我不忙完成博士论文，这样我就可以保留研究生资格，继续拿半工的职位工资。他还为我申请到一笔研究经费，对圣伯纳迪诺山区（San Bernardino Mountains）基底岩石填图。我在那里工作了6个月。11月，那里下雪了，我在圣伯纳迪诺国家森林里找到一个空的小木屋，借住在那里躲避风寒。由于年轻，粗心大意，发生了一场火灾，小木屋烧光了，我失去全部家当，包括半年心血的结晶我画的所有地质图。我意志消沉，失魂落魄，甚至不想干地质了。我想或许我应该去一边写作，当个作家，一边去找个洗碗工的差事，挣一点生活费。但是，奇迹出现了。纽法曼先生（Leo Newfarmer）为我在休士顿的壳牌石油开发公司找到一个实习岗位。这样，我开始了一个职业的地质学者的生涯。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研究墨西湾海岸的全新世沙。这是个理论问题：研究沙子的矿物成分究竟是反映了它的源区性质抑或是它的沉积环境。我的研究表明，它与源区的气候状况相关（op. 8）。这一结论看起来有些微不足道，但它是一幅地质宏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的第二个项目是研究文图拉盆地（Ventura Basin）的含油砂岩。一种新的理论说这些砂岩是由深海里的浊流（turbidity current）沉积的。我的任务是确定砂岩的几何形状。人们本来都认为该砂岩应是席状体（sheet-like body），而我却发现它们是线状几何体，大家都惊奇了（op. 127）。其实这不值得惊奇。我们应该明白，浊流从一个发源点向下流出，应能产生鞋带状的砂体。这属于常识范畴。 为不让它的雇员向它讨价还价，壳牌公司不大允许它的科学家发表研究结果。因为发表了论文就会使他们进入学术研究者的行列。我在业余时间里尽情地进行着理论研究。一个我很喜欢的消遣是探讨地槽的起源。地质学者发现了古代沉积形成了很厚的堆积层，但不明白为什么堆积层这样厚。为了掩盖无知，他们采取创造新名词的方法，术语地槽就这样产生了。我采用赫顿的常识方式将这问题明白地说出来。我写了一系列论文，用地壳均衡理论，也就是地壳各部分因重力作用而形成的均衡，去解释那些不同的沉积层序 (op. 4, 12, 18)。我加入了使地质学成为物理科学的同时代学者的行列。1970年发生地球科学革命以后，地槽概念终于不再必要了。 1957年秋天，壳牌公司准许我留职停薪一年，去瑞士见我的未婚妻露芙（Ruth）。她是一个小学教师。每天她去学校后，我在那里就没有什么事情做。阿尔卑斯山下雪了，而我只能在山脚下研究复理石。复理石这个词又是一个代替无知的创造。其实很简单，这些复理石就是深海盆底的浊流沉积(op. 7)。 结婚以后，我们回到休士顿，公司让我进行白云岩形成过程的化学研究。白云岩是多孔隙的，在很多地方含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气。我们壳牌公司的地质学者的任务是预测它们的分布。对石灰岩转变为白云岩的过程已经研究了一个多世纪，到底白云岩化的原因是什么还在争论中，因为地质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化学范畴的问题。是的，白云岩是通过对碳酸钙的化学交代形成的，水溶液中的镁取代了岩石中的钙。这里有化学问题。但是即使有了化学方面的知识，也不能帮助我们预测白云岩的分布。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水溶液的性质以及它的流动路径。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人注意，因为很多地质学者是地球化学的专家，但他们对地下水却知之甚少。我在这方面也懂得不多，但我不怕学习。经过一年的理论分析，我建议应着力寻找白云岩化过程与地下水循环的水动力学之间的关系（op. 14）。我的同事不赞成我的看法，有人诋毁我的努力。这是我一生中很不愉快的时期。终于，壳牌公司给我换了任务。不过，在我后来去苏黎世后，又回过头来解决了这个白云岩化问题（op. 25, 121, 169）。 我在壳牌公司的工作受到赞赏。管理层相信我总能作一些有用的工作，给了我一张可以自选研究题目的空白支票。我选择了研究加州海岸山脉的弗兰西斯科（Franciscan）岩石，因为露芙喜欢那里的美丽山景。人们告诉我这个题目不好干，因为野外填图的标准方法在这里用不上。作为一个填图单位的岩石地层组，它必须是侧向连续的（op. 311），但显然那里没有这种连续性。各种岩石都破碎成大块小块，混杂在一起，而这些岩块的分布又无法在地质图中表示。当地质专业的学生对无法填图的弗兰西斯科杂岩进行填图时，他们必须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实际看到的东西。他们假定那里有实际不存在的侧向连续性，画出的是与实际不同的地质图。这次我又成功了。因为我不回避现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见到混杂岩就叫它混杂岩。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不再进行不可能完成的地质填图工作，而努力寻找产生这种混杂岩的原因。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混杂只能在巨大的剪切作用下才能形成（op. 19），这样巨大的剪切力量是在地球上一个板块逆冲到另一个板块上面时产生的。我对混杂岩的鉴别为板块构造理论提供了地质学的实证（op. 20）。我的诚实使我在1984年获得伦敦地质学会授予的乌拉斯坦勋章（Wollaston Modal）。 不做只会从研究资助中拿钱的职业科学家 1963年的秋天。我的妻子因车祸在美国去世了。她生前一直希望将孩子们带回瑞士，现在我应该实现她的遗愿。在瑞士，地质学者难以找到工作，我打算开一家中国人的洗衣店。又一个奇迹发生了。杜伦佩（Rudolf Trumpy）写信告诉我，苏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新设立了一个教授职位。我说我可以讲授岩石学、地球化学、沉积学、构造学或地球物理，但他们希望要一个实验地质的教授。我急于拿到这个职位，就告诉他们，我会努力教好实验地质的。我曾在格里格斯（Dave Griggs）教授门下学过实验地质学，也曾在壳牌公司作过一台高压溶解性的实验设备。现在，我可以在一个博士后的协助下建一个高压岩石变形实验室。我请美国的朋友们帮助。有人向我推荐日本星野（Hoshino）先生。他很愿意来瑞士，以两年时间建立实验室。因为在日本不象在美国、欧洲那样，面对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后来，布里格（Ueli Briegel）和缪勒（Walter Muller）在星野研制的三轴设备上进行了蠕变实验，我们首次发现了岩石的超塑性（op. 123）。 在苏黎世的第一年，我参加了一次构造地质学的讨论会。我们讨论了休伯特（M. King Hubbert）和鲁贝（William Rubey）在1959年发表的有关重力滑动的论文。两位备受尊敬的地质学家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如果滑动面上的流体压力等于静岩压力，岩层就可以在几乎水平的坡面上滑动。这篇文章刚好发表在地球科学革命的前夕，那时重力被认为是唯一能使岩石变形的动力。他们的观点很快被大家接受了。我需要在课堂上介绍这一观点，因此不得不仔细地去阅读该文。但我惊奇地发现，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们错误地忽略了岩石的内聚强度（op. 20, 24, 68）。在我进入壳牌公司实习时休伯特已经是那里的首席科学家，是一个能给人以鼓舞的伟大人物，没有他的教导就没有我的现在。即使我发现他的这个错误，我也不认为他这个偶像倒下了。但是，这件事让我清醒，使我认识到即使伟大的科学家也不是圣人。休伯特出了错，鲁贝出了同样的错，可能连爱因斯坦也会出错。 到苏黎世以后，我知道了在苏黎世理工大学里没有开设沉积学课程。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见到埃默里（Ken Emery）。他建议我研究瑞士湖（Swiss Lakes）的沉积物，以了解进行中的地质过程。这样，我开始了一项湖泊学研究计划。凯茨（Kerry Kelts）是从加州来的研究生，他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博士学位，成为湖泊地质学研究的先行者和他的同代学者们的老师。另一个美国人克西（Dave Kersey）做了一个水槽，我们用它进行浊流的水动力学的研究（op. 81）。第三个美国人麦肯绮（Judith McKenzie）在大学时学习地球化学，她建起了质谱实验室，去研究同位素沉积学（op. 191）。瑞士籍研究生希根撒勒（Christoph Siegenthaler）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去证实由于蒸发引起的水力运动（op. 25）。另一个瑞士籍研究生施奈德（John Schneider）完成了他的论文研究，说明近代潮坪上的白云岩是由蒸发泵作用形成的。 苏黎世的头几年使我很高兴。我刚刚三十几岁，年轻，有理想。学生到我这里来是因为他们希望学习新东西。学校的管理部门支持我的工作，我要求什么他们就给我什么。我们是理想主义者，虽不确切地知道我们做的是否恰当，但我们确信我们干的是好科学，是有用的科学，而不是只会拿钱。当然，有时我们也产生过一些疑惑。那是1969年圣诞节假期中，凯茨、施奈德和我聚在一起商定一项研究计划，准备向美国石油研究所申请一大笔研究经费。大楼里空无一人，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似乎我们是聚在阴暗角落里阴谋策划去抢劫银行。当然，事实并非如此，那不是抢劫银行，而是一项我从没有干过的非常有用的研究项目（op. 121），我从中获得了有关地下水文学的知识，我在过去十年中的创造发明就来自于这些知识的启发（op. 412, 413, 414）。 伟大科学的业余爱好者 感谢在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工作的朋友温特勒（Jerry Winterer），他邀请我参加深海钻探远征的第三航次。这工作对我是全新的，我是队长，而我的研究队只有两名航海地质学家。当工作重负不堪忍受时，我的队友罢工了。首席科学家麦克斯威（Art Maxwell）不得不来帮我处理岩心。这些岩心很重要，它为证实海底扩张理论（Seafloor Spreading Theory）提供了证据。我们在一次地球科学革命的决定性战役中赢得了胜利（op. 28）。我们的报告将成为经典，但我在阐述深海海底方解石溶解时犯了一个错误。几年以后，人们问我在发表的文章里是否有过错误，我回想到这个错误。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我随从了当时已有的看法。对我说来这个错误当时难以避免，因为我必须交出并发表我们的航行报告，而当时在这领域我还是一个新手。 海洋学者常将地质学者比作海军舰艇上的骑兵军官，意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外行。但麦克斯威同意我的观点，认为在海上的钻探航行中很多事都需要地质学者和海洋学者结合在一起。麦克斯威是联合海洋机构地球深部采样计划（JOIDES乔地斯）的主席。这个计划成立了一个地中海小组。小组主席赫希（Brackett Hersey）太忙，就让雷恩（William B.F. Ryan）和我担任深海钻探计划的共同主持人。那时，乔地斯还是一项美国计划，但地中海的探测工作主要是在欧洲做。在欧洲同事们的帮助下，雷恩和我召集了两次乔地斯之友会议。 1970年8月，第13航次由里斯本出发，领队的是学生雷恩和业余爱好者我。在格洛玛挑战者号钻探船上共有69人，要共度两个月时间。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都为伟大的科学工作着。船上有钻机工、水手、航海技师、业务经理和船长。他们要干的工作都不容易，他们以此自豪，但他们不管工作是否有用。其次，还有随船的科学家。我们中几个解码的人不时地为我们的工作而激动，常发生意见不同、妥协、抱怨以及误解等各种情况，也常流露出一些幽默。在激烈的战斗中，我在钻探船的船舱里随手写下《古海荒漠》（op.145）的初稿，记下我们瞬间的喜悦、恼怒乃至没能实现的雄心壮志。我们的感情激动看来远不如钻探工作重要。实在的，多少年来，我在分享他们的智慧中成长。我们有些争论没有什么关系，而挑战者号船上那段生活仍然保持为美好的记忆。在那里，我们都那么富有同情心，那么平常，成为远离现实和疯狂人群的一小块绿洲上的一个快乐的、争论的大家庭。有时，空闲时候，我想起父亲，感谢他让我作了一个地质专业的学生。 地中海曾是干涸的荒漠！这成了轰动公众的大事。雷恩和我在纽约、巴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我们的发现成了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拍电视、拍照片。人们请我写文章挑战者号在海上地球科学的革命，这倒不单是为宣传深海钻探计划，更多的是在讲水手的故事，记录下我们与无知的战斗经历 (op. 140. 140a, 140b, 140c）。 我们大胆冒险的描述并不到处受到欢迎。1972年我在耶鲁大学讲演，一个年轻人站起来抗议道： 你在胡说！你的说法违背了地质学的基本原理！ 我胡说？年轻人提到莱伊尔（Charles Lyell，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的假设。莱伊尔认为巨大的岩盐层是由小型泻湖沉积物合并形成的。莱伊尔是地质学之父，当我年青时，他在我心中是个英雄。但是莱伊尔也会有错，或者我们应该重新看看他的基本假设吧。于是，我去研究了有关盐的成因，发现莱伊尔的均变论确实是错的（op.44, 47），他认为是内陆海的重复干枯形成了巨大岩盐层（op. 428）。莱伊尔错了。 作为一个海洋研究的业余爱好者，在后来二十多年里我成了一个科学政客。我担任了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海洋地质委员会的主席和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在乔地斯的专门小组和委员会中担任了几项职务，还担任了深海钻探计划另外三个航次的首席科学家：第42A航次赴地中海，第42B航次赴黑海，第73航次赴南大西洋。在晚期的航次中，我们勤奋工作，一如既往(op. 99A, 118A, 161)。 在我不围着乔地斯转的时候，我还要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工作。那时正赶上1968年学生革命。我们教授被称为傻瓜专家，面临着地球科学研究所课程的改革和重组。我们参加很多会议。事情在逐渐改变着，但当时的印象是令人沮丧的。 我在夏季学期开了一门两个学分的课程－沉积学中的物理学原理（op. 265），在冬季学期我选择了其他题目进行讨论。流言很快传开了，说我是个坏老师。我问我的学生凯茨，为什么我的名声不好。他开导我说： 这里的学生到班上上课是为了考试。好教授会让他们抄好课堂笔记，为考试作准备。学生不上你的课，因为你讲的不是要考的。此外，你还是一个出了名的让人迷糊的老师。学生听你讲课可能很着迷，但是，一下课，他们发现什么也没写下来，这课就白上了。 我到底是好老师还是坏老师，这无关紧要，问题是学生不愿为选修课花时间。在学期开始时可能有十几二十个学生来上课，最后听课的可能只有几位助教，或什么人都没有。我不是牛顿，我不愿对着空教室讲课。一次，这门课的助教病了，教室里空无一人。我决定停课，以后几年不再开沉积学课程。过了一些日子，大学生们体会到他们为写论文需要有关知识，他们去巴塞尔我过去的学生那里听课。于是，有人向管理部门抱怨说，国际沉积学协会的主席太傲慢，连自己的学生都不愿教。我解释说，两个学分的课程对我说来是义不容辞的，但是我不愿在空着的教室里讲课。从这以后，我就不缺学生了，虽然我还是一个让人迷糊的老师：不是告诉学生如何如何，而是启发他们如何如何。我的同事杜伦佩（Trmpy）1987年退休后，我开了课程瑞士地质（op. 305. 338），我很高兴有好多人来听课。有个说法教室应该小一些，这说法其实是个迷信。 我将阿尔卑斯-地中海的构造和古海洋学选择为讨论会的题目（op. 37, 74, 250, 338）。学生们完成了有关复理石、磨拉石，白云岩化、混杂岩成因的论文。他们研究第四纪地质学和古气候学。他们通过研究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的地中海蒸发岩说明墨西拿期盐化危机的历史。他们在岩石变形实验室或质谱仪实验室里工作。我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的28年活跃的教学工作中，给学生和助教面对面地讲授，担任了许多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导师。 故国之行 我的同事杜伦佩在25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主席。在那次会上接受北京的中国地质学会参加这个联盟。其中，我起了建立联系的桥梁作用，并作为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十人代表团的一个成员，于1977年访问了中国，回到长期离别的生养我的土地。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得以为国效力，例如，以大地构造相的新概念和造山作用的多岛海模型重新解释中国的地质（op. 240, 253, 410）。 1979年我在中国休假。此前，沙克顿（Nick Shackleton）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作了一个讲演，说到大洋温度在第三纪持续下降，终于导致最后那次冰期来临。他偶然地提到在6500万年前第三纪开始时，曾出现异常现象：在白垩纪-第三纪界线时期海洋的温度高了5度，而恐龙突然灭绝。在我的记忆里有类似的印象。我回想起劳本费尔（De Laubenfels）的文章，他好象写过一篇讽刺作品，说恐龙是死于彗星撞击地球时引发的热空气。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化学家尤里（Harold Urey）也同意这个观点。这样，这说法就不显得滑稽可笑了。我在中国空闲时想到这些事，但没有为此干点什么。那年11月，我看到克鲁布（Vic Clubb）和纳皮尔（Bill Napier）关于彗星撞击的文章。我随便地写个稿子寄给《自然》杂志，推测恐龙是在彗星撞击后因心力衰竭死亡的，菊石是因彗星的毒性消失的。没想到，编辑居然告诉我接受这篇稿子，还要我等着和另一篇由史密特（Jan Smit）和赫脱庚（Jan Hertogen）合写的文章一起发表。大约同时，阿佛雷兹（Walter Alvarez）寄给我一篇印好的《科学》杂志的关于白垩纪-第三纪界线时期铱的异常现象文章，是他与父亲路易（Luis）及其他人合写的。 1980年4月，《自然》杂志发表了我的文章（op. 132）。我将复制的校样带到格洛玛挑战者号船上，并说服了我的船友和乔地斯管理者把第一候选的南大西洋钻探场地换成第三候选场地，以便研究白垩纪-第三纪界线。在那次远征中我们获得了很好的岩心，发现了铱的异常（op. 164）。彗星是撞击了地球，但真正的灾难是全球性的动植物栖息地的毁坏。沙克顿注意到的温度升高不是星体落下时与空气摩擦发热的结果，而是与喜光生物和其他含碳生物灭绝引起的温室效应的改变（op. 151）。我给由于浮游生物消失而几乎没有生命的海洋造了一个戏剧化名字：绝命洋（Strangelove Ocean）（op. 182）。 学习原著 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最后几年里，我和古生物学家来往。我得知过去有过的99.9 %以上的物种现在已经灭绝了。进化是生命的历史。有生就有死，有关进化的理论不应该只解释物种的起源，也应该说明物种灭亡的原因。关于生物灭绝达尔文向我们说了些什么？通过阅读原著我得知他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他没有考虑地质记录，因为他认为记录不完备。他凭直觉结论说，在激烈的竞争中不适应者要被与它最接近的种族灭亡，适应者可以保存下来。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理论没有对灭绝加以解释（op. 212, 304, 318, 321, 326）。现代生态学家根本不理睬达尔文。他们都认为种族的灭绝来自原来生存环境的消失，不论生存环境是由于什么原因被破坏的。 1990年英国科学进步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of Advancement of Sciences）要我讲一次地球生命的历史。要作这样需要实际数据和有意义的45分钟讲演，我必须有个好主题。由于没有达尔文教条的束缚，我可以畅谈生物进化和气候改变的关系。这种气候改变是生存环境被破坏的根本原因。 地球上没有象金星那样失去温室效应，也没有象火星那样被深度冰冻。地球的气候显然被生物进化过程改善了。占优势的生命群体起着加热器或空调降温的作用，它们的生态耐受程度就是盖娅女神的自动调温器（op. 314, 407）。地球过热时，生物就从大气抽出一些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使其降温。地球太冷时，空调生物就灭绝了，让位于那些加热物种。盖娅似乎具有超凡的力量。当然，她只是一个象征，用以借喻生物适应性的自然规律。 我对温室加热效应的认识使我赢得了新朋友，但当我大肆宣传核工业会带来温室灾难时，我遭到了反对（op. 406, 409）。我反对燃烧矿物燃料，因为这是在浪费自然资源；我反对大气污染，因为它对人体有害。但是，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不愿为政治原因放弃真理。温室效应带来的是地质上的长周期的改变，不是历史上的千年间的变化（op. 411, 421）。最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变暖，可能是一种自然变化趋势，但也可能不是。因此，它可能是一场灾难，但也不一定（(op. 394)。 探索时间的物理意义时的偶然发现 当我第一次提出白垩纪-第三纪界线时期的流星可与哈雷彗星相比拟时，一位天文学家生气了。他肯定哈雷彗星从没有撞击过地球。 从来没有过？ 小行星的撞击约每千万年一次，彗星的撞击约每亿年一次。地球已有45亿年的历史了，类似彗星的撞击的痕迹是会有的。 我们谈论这十年里的最大风暴，谈论这世纪的最大地震。时间是事件发生频度的量度。非常事件不以它的种类为特征，而以它的规模巨大为特征。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每种可能发生的事件都会发生。画出自然事件发生的频度（f）和事件的规模大小（M）的曲线，我发现f与M的d次方之间有反比关系（op. 163）： f = c / Md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个式子是时间在分形几何中的表达式。c是常数，d是分数维。 1991年．我被邀请去加州技术学院讲沉积学，但只有一个学生注册我的课。我不愿在一个空的教室里讲课，利用这个机会举行了有关时间的物理意义的研讨会。 李白，中国的大诗人，将时间的消逝比作水的流淌。牛顿（Issac Newton）也有类似的看法。水流是水分子的流动。时间的消逝是否也是一种时间的基本粒子的流动？希腊的原子（atom）学家这样想过。他们用原子（atom）这个字表示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时间单位，后来这个字被近代物理学的原子占用了。我建议以chronon作为时间的最小单元，可将它译为时子2）。时间是时子的流动，而时子只能向前不能向后流动。 牛顿学说中的时间概念与现代物理中的时间概念是不同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在通常的时间-空间的概念中，时间的视在的向前流逝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 我尊敬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是物理学界的英雄。如果说他们中只有一位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谁错了呢？我向我的数学朋友恩格勒（Erwin Engeler）请教这个问题。 恩格勒的高中物理教师是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他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时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老师教育恩格勒要从基本原理上分析问题。在物理中，真理是用最完美的数学式表述的。但，数学是什么？数学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明的？ 据说记载着上帝智慧的金片是史密斯（Joseph Smith）在他的花园中发现的。凡人往往认为摩门教的经书（Book of Mormon）是史密斯的创造性天才的产物。爱因斯坦是有关空间-时间和质量-能量转换的相对论的发现者或发明者吗？ 有的物理学家认为真理只能用数学式表达，是爱因斯坦发现了真理。但恩格勒不这样想。他认为数学概念是一种光辉的、了不起的、有用的创造，但数学概念可能却不一定对应于物理事实。例如。虚数i在实用电工计算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很难说清楚它的物理概念是什么。 数学是一种符号语言。著名的爱因斯坦公式E = mc2用这种语言表述了一个真理。爱因斯坦提出了理论推导，而原子弹提供了实证。这种符号关系翻译成日常生活语言是表述质量和能量的互换性。在原子裂变时，非常少的质量的消失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 这是一种正确的翻译吗？我们是否能不用牛顿的表述方式来说明爱因斯坦的公式？为什么我们能说原子能是由微小质量的分解而产生的光子的动能呢？如能这样，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就可以保住了。 不，质量还是不守恒的，因为光子没有质量。 这是不是将符号语言译成英文时发生的问题？符号0既表示zero（零）也表示nothing（无，什么都没有）。光子的质量是0，但零并不是无，零是一个定数，只是它很小，小到用目前的技术无法测量的程度。实验的结果也可以被解释为，光子的质量等于可测量到的消失的质量除以在原子裂变中产生的光子的总数。事实上，以无代替零是物理中极常见的错误。这也导致了数学中的一种病态性质――奇点，将一个特殊变量的值称为无穷。 从1968年起，我就成了一个传统叛逆者。那时我发现我心目中的英雄休伯特（M. King Hubbert）由于忽略了岩石表面看来很小的内聚强度这样一个小错导致一个很错误的观念：重力滑动能够是一种重要的岩石变形过程。我们在地中海发现很厚的岩盐层以后，莱伊尔（Charles Lyell）这个偶像也倒下了。达尔文也有错误。我还能肯定爱因斯坦一贯正确吗？ 爱因斯坦发现了光电现象，这是天才的杰作。但是，他的相对论也许出于对光的本性的一种误解。爱因斯坦的这个理论基于以下的假设：如果光由行进着的移动物体上发出，将它看作粒子，它的速度是光速与移动物体的速度的和： c' = c + v 现代实验已确立了波和粒子的二象性。如光是作为移动物体产生的波的能量传播的，则它的速度等于波长（?）和频率（?r）的乘积，在各方向都是常数，不论移动物体的速度如何。 c = c' = ?r?r = ?b?b 麦克斯威（Maxwell）考虑过光作为电磁波在以太里传播。据说以太的存在已被迈克逊-摩勒（Michelson-Morley）的实验所证伪，但这一证伪只是假设光子在空间平移的一种解释而已。光是光子产生的波的能量，就象地震波那样在弹性介质中传播。如果弹性介质以太只是光子的一个点阵，迈克逊-摩勒实验就无关紧要了。引发了光波运动的那个光子与后来产生光电现象的那个光子并不是同一个粒子（op. 401）。光子传播的麦克斯威模型可以解释哈勃效应（Hubbler Effect）。这里并不是象爱因斯坦假设的那样，时间在膨胀，而是空间在缩短。无论是由于弹性压缩的原因致使空间缩短，从而产生趋近光源时的蓝移现象，抑或是空间伸长，从而使膨胀宇宙中的一个后退的星体产生红移现象，光的速度都是不变的。 c = c' = ?r?r = ?b?b 这样，我可以放弃时间-空间的现代教条了。时间的视在的向前流逝不是没有意义的概念。我继续进行我对时子的物理意义的探索。 地质学者用视自发放射现象，或、、放射性的衰变来量度地质时间。衰变作为一种物理现象，是一种作用，或动能的时间积分。例如，衰变的动能的时间积分是量子作用的倍数。光电的动能是量子作用的另一种时间积分。如果说所有作用都是量子作用的时间积分，那只是同义的重复。宇宙的历史是由作用组成的，或由量子作用的时间积分组成的。物理学家曾建议用quanton表述量子作用。我选择时子（chronon）作为其缩略语。时子是作用的最小单位。放射由时子组成，光子引发的电由时子组成，视觉行为由时子组成，宇宙的每种作用都由时子组成。因此，可以认为时子是空间及时间的基本组成成分。 在唯物世界中，基本粒子是没有时间性的物体。但在现实的有活力的世界里，没有时间性的实体是找不到的。宇宙的历史是事件。宇宙是作用的连续序列。粒子作用不仅可以用质量、电荷和自旋定义，也可以用有时间性的术语定义。量子作用代表的时间是量子能量被普朗克常数h去除。时间不仅是用以平衡能量、动量等等的数学约定，而且是作用的真实的分量。正像中国谚语所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对于一个作用有它的等待时间。时间可以用放射现象量度，因为在连续的放射性衰变的等待时间中有其规律性。 为什么放射性原子会衰变？ 自发放射性衰变的概念是一种假设，已成为一种让人们想起完美观念的天主教教条的神话。有思想的物理学家，追随着笛卡尔，相信所有力量以及所有作用都是交互的。如果这样，什么样的作用会导致放射性衰变？ 作为地质学者，我们知道埋藏在深部的放射性矿物有衰变。换句话说，引发衰变的粒子必然具有穿透很深地层的能力。 为什么它们会这样？ 我们知道中微子可以从地球的这一边进去，那一边出来。中微子的作用可以是引发放射性的时子吗？我以下面的式子向一位微中子的国际专家请教， no + ?????? p+ + e-?? 他看不出这式子有什么错，但建议考虑到由衰变引起的反中微子的放射，将式子改写为 no + ?????? p+ + e- + 2? 如果一个中微子可以产生两个，或两个可以产生四个，就可能发生中微子的连锁反应。回想到地震与由中微子连锁反应引发的原子裂变的相似性，我推测了中微子连锁反应的后果（op. 376）。我向美国地质勘测局局长伊顿（Gordon Eaton）建议进行含钾的岩石暴露在强微中子束中浓度减少的实验。伊顿让我给地震学家们讲一讲，但我这想法看来还远没有被认真接受。后来，我又建议进行衰变与微中子流量的关系的实验。陈明鹏（译音）和我发现了衰变率与宇宙线强度的确切关系。这个实验结果与衰变由宇宙射线中的中微子激发的假设是一致的（op. 430）。 奋斗中的发明家 在我退休的前一年，获得想得到的所有荣誉后，一天，我感到气愤和焦虑，在家里抱怨道： 我们的科学处于十分槽糕的境地。地质学曾经是绅士们和业余爱好者的工作。当前为研究经费的竞争将年轻的愚人变成恶意的坏人。他们刚刚又拒绝了我写的关于察尔汗盐湖的稿子。 这又怎么样呢？我的儿子彼得（Peter）说。 这是我的中国学生Y.C.从中国带来的一个问题。中国需要钾肥。唯一的一家商业生产的钾来自西北青海的一个盐湖。Y.C.从他们30年的研究中带来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我研究了这些数据，得出的意见是这些含钾的卤水是昆仑山上融化的冰水经过化学变化形成的。 你已证明你的理论吗？ 科学理论不是证明的，它们解释现象。我解释了所有内容，包括每一个科学数据。 你怎么会认为这些卤水来自冰川水？ 中国西北地下水来自冰川融化的水。地下水流经沙漠，经过稳定的蒸发。在钙、钠、重碳酸盐和硫酸盐等成分沉淀后，剩下的就是氯化钾和氯化镁的卤水了。 但是，地下水和地下卤水怎么会向上流入湖里呢？由于重力的作用，水不都是向下流吗？ 你问这样的错误问题是因为你是学法律而不是学地质的学生，地质学者是应该知道的。不幸的是，近来过于专业化，有些年轻人自称为地球化学家，却也会问同样的错误问题。 地下水怎么会上升呢？彼得希望能知道。 地下水并不总向下流。水的势能有两种，一种来自重力，一种来自压力。喷泉的水向上喷出，因为它受到来自山上的地下水的压力。 哦，我明白了。为什么编者不将你的稿子给一些水文学家看看呢？ 是的，他给他们看了。在我告诉他有的地球化学家不懂多少后，他将稿子给两位水文学家看了。他们知道地下水可以向上流，但不相信可以饮用的地下水会变成苦的卤水。 你将Y.C.的化学数据写在稿子里了吗？ 当然我写了。但那些人是另一个专业的专家，他们不懂化学。 彼得想了一会，然后脱口而出： 发表这稿子有什么用呢？ 我完全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我的职责是教学和研究。我们的研究项目得到批准，我们培养学生。我们收集数据，写文章，发表文章，然后，不断重复地这样做。 写这些稿子有什么用？彼得不想放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察尔汗盐湖的卤水来自昆仑山脉还是来自地球的中心？这样的知识有实用价值吗？ 当然可能有点用。如果我们正确地了解了自然过程，我们可以模拟自然，从地下水或海水中生产更多卤水，为中国农业制造更多的钾肥。 如果你认为可以这样做，你应该申请专利。为什么你们教授就不作一些有用的事呢？ 我面临着挑战。在彼得的帮助下，找到一个专利律师。经过几次商讨，他为我起草了专利申请。那是1994年。到现在，我申请了16项专利，其中有几项已获得批准（412, 413, 414, 415, 417）。 我着手研究一种方法利用太阳能和重力从卤水中提取金属。然后我致力于复杂的溶液采矿和提高石油采收率研究。我认为工业会对新技术感兴趣，然而我错了。我转而进行拯救行星和与水有关的技术研究工作。在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孟加拉、香港、台湾等地受到一些挫折后，我来到中国。2001年3月，国务院参事室请我在院士和总工程师参加的一个座谈会上介绍我发明的集成水路(integrated hydrologic circuit)。专家们一致同意我的理论和我的水转换器（aquitransistors）发明。参事室的王秉成（译音）教授陪我去拜访几个省市的政府部门。我了解了实际问题，有了想法： 解决城市里用水危机问题，防止过分开采地下水； 防止半干旱的中国西北荒漠化； 通过抽取地下水发电； 研制控制洪水的措施； 使污染的湖水净化，并恢复向城市供水。 感谢在中国的同事们和很多热心的志愿者们的帮助，2003年在中国的进展很好。为了帮助我那有点唐吉诃德式的努力，熟悉的和陌生的朋友们不仅付出了他们的时间，甚至有时还付出了他们的积蓄。 唐吉诃德式的改革者 我在退休前醒悟了。瑞士不是一个由明白人管理的国家。我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付出了很多。但我的理想被当作妄想。25年以后，我渐渐放弃了，我也开始问自己，我这样作为了什么。 我在工业行业里工作的时候，我常想我为壳牌公司找到了多少桶石油。我加入学术行业后，享受到新贵族阶层的特权。我们的教学任务可以少到每周只上两小时的课。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里有些教授就是这样作的，但更多人是进行研究工作。科学家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去为社会做好事。我在一生为基础研究工作花了不知多少百万美元。但是，儿子问我是否作了些有用的事，我简直难以回答。是的，发表文章可以让我保持职位，得到提升，获得各种奖励和荣誉，当选为院士等等，但是，那些纳税的老百姓能为此得到什么？ 1997年．我给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新闻通讯投寄了一篇文章，建议进行地质教育改革，要培养出更多的地质工程师来（op. 398）。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样的改革已经开始了。地质工程系、环境科学系等象雨后春笋一般地建立了起来。但是，事物本身并没有多少变化。研究经费花掉了，解决的问题并不多。看来在当前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组织体制上还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项目经过同行评议（peer reviews）后发给经费。但这样的办法却阻碍科学进步。因为所谓同行评议实际上常压制了好的创意。真正的创新者，顾名思义，是同行所不及（peerless）的。这样的体制以花钱买成果为前提，鼓励那些值得资助的研究工作。工程题目，例如制造原子弹，确实需要财力和人力资源的高度结合。科学题目，例如癌症治疗、爱滋病疫苗则需要好的科学假设，或 诸事通理（a theory of everything）。但是，现代科学培养出来的专家却是诸事不通，他们只知道要钱买仪器，供养研究生，挣差旅费，还要出名。往往是钱花了，却没有人问为什么要花这些钱。 几年前我介入与湖水污染的斗争，我面临了挑战。一位同事带我去昆明，看那里的滇池的污染。象其它温带湖泊一样，滇池被绿藻的生长严重污染。十多年的努力来已花了几十亿元，主导理论认为污染主要来自湖水的过营养化，已有千百篇文章发表，但没有文章提出如何有效治理绿藻的侵入。看来污染问题已成为一个研究馅饼，甚至有人靠它去昆明旅游，发国难财。 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湖水污染问题，在这方面是外行。但我想起20年前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告诉我的情况：营养物使浮游生物得到养分而生长，浮游生物有好的（对人有益的），也有坏的（对人有害的）。硅藻是好的浮游生物，因为它是鱼的食物。波罗的海的污染是由于海中硅藻停止生长了。硅藻所以停止生长是因为挪威和瑞典之间的水电站大坝在春天阻挡河水下流，而那时硅藻正需要营养。8月河水带着营养物流下时，已经太迟，硅藻已经不能再生，腰鞭毛虫得到这些营养而生长起来。它们死亡后腐烂，使波罗的海营养过于丰富。情况清楚了，营养物不是主要问题，滇池的污染来自有害的浮游生物，即绿藻的生长。绿藻所以在滇池里生长与那里的pＨ值过高有关。只要找到一种方法能消灭有害的、培养有益的浮游生物，就可以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退休教授。我有主意，但没有实验室，没有人，也没有资金。我的一个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从前的学生给了我一万美元经费和一个年轻人作助手。我用二氧化碳中和湖水，使pH值降到6.5以下。绿藻死亡了，不再生长了。他们死亡后的残渣可以用我发明的水转换器滤除。我的实验证实，我的方法是经济可行的，可以将污染的滇池改变为清洁的滇池，每天向市区供水150万吨。目前我们正在协商签定合同并将实施承诺。政府愿意这样作，因为这是一项值得投资的事业。在恢复了滇池生态，昆明有了清洁的湖水和空气后，可以获得上百亿元的效益。 英国议会在辩论大学教授的最高薪金，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试图平衡教育预算。问题不在于短缺资金，而在于用过多的钱喂养了过多肥猫。用了很多钱又没有治好滇池也是一个例子。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这话常是骗纳税人的。科学研究成了一只圣牛，不会遭到主流政治新闻媒体或学术机构的批评。科学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成了有特权者保持职位、获得提升、荣誉和奖金的机构。我们现在已进入一个新世纪，应该重新审视一下目前科学家的自我满足状况，制止一下公众不加区别的英雄崇拜行为了。 许靖华著作 地质 3. 1955 Granulites and Mylonites of the Region about Cucamonga an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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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对华裔科学家陈刚突破百年黑体辐射定律的一些粗浅介绍和认识 近百年来，几乎未有重大进展的传热学终于在新世纪初萌发了新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已于 7 月 30 日 宣布 ，该校动力工程学 华裔教授陈刚及其团队用实验证实了物体极度近距时的热力传导能力，打破了辐射传热的基本法则 普朗克 黑体辐射定律。该成果发布在 Nano letters 上，题名为 Surface Phonon Polaritons Mediated Energy Transfer betweenNano scale Gaps 。 背景介绍 黑体辐射定律由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 普朗克于 1900 年提出的，描述辐射传热的基本法则。为解决经典力学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普朗克在提出这一定律时把电磁波量子化。受其启发，爱因斯坦后来提出了光的波粒二象性。因此，可以说普朗克定律为现代物理学打开了大门。不过科学界一直怀疑此定律在物体极度接近时并不成立。普朗克本人曾于 1905 年表示，在 物体距离与波长处于同一量级 时，该定律可能并不适用。 此后建立波动电动力学理论基础上的近场辐射理论预测，支持 表面声子极化激元( surface phonon polariton， 不知我的中文翻译合适否，工科的理论物理基础还是差些 )的介电材料间的近场辐射，可能会比 普朗克黑体辐射定律所预测的高出几个数量级。几十年来，不少科学家力图通过实验证实普朗克定律的局限性，但一直未取得突破。 早期实验设计及难点 实验中设置两个平行 板，使它们的间距为纳米级是非常困难的。 陈刚团队实验设计及创新 在陈刚团队设计的实验中，使用了微球 (SiO 2 ) 和衬底平板，这样，即便微球与平板接触，也只有一个接触点，从这一点开始，微球与平板分开，从而构成所需的纳米级间距。 微球直径为 50 或 100 微米。选择二氧化硅制作微球的原因有两点： 1. 可以在较大直径范围内具有很好的球状； 2. 它支持表面声子极化激元。 衬底平板被平整地固定在压电式运动控制器上，能使微球和衬底平板的间距降至 10 nm 以下。 测量技术、装置创新应用 陈刚团队改进了双金属 (Si 3 N 4 /Au) 原子力显微镜 (AFM) 悬臂梁技术，用来测量微球和 衬底 平板间的近场辐射传热，这种技术非常灵敏和新颖。 原子力显微镜的悬臂梁有两层，一层是金属，另一层是氮化硅薄膜。即使温度变化轻微，二者的热膨胀和所产生的应力也不一样，悬臂梁就会偏转，此时利用激光测试偏转的角度，便可测算出辐射的大小。 A diagram of the setup, including a cantilever from an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used to measure the heat transfer between objects separated by nanoscale distances.(转自MIT网站) 提高测量精度的措施 1) 安装方式 ：微球被连接在双金属 AFM 悬臂梁的一端。悬臂梁垂直于衬底平板安装，这样可以减少实验过程中 Casimir 力和静电力造成的悬臂梁弯曲。 2) 空气传热 ：整个核心实验装置被放置于真空室内，当真空室内气压低于 10 -3 Pa 时，可忽略微球与衬底平板间的空气导热。 Professor Gang Chen with the vacuum chamber used in this research.(转自MIT网站) 3) 远场热辐射 ：实验中，由于微球处于很大的真空室，且真空室的温度维持恒温，所以微球的远场热辐射损失是一常数。当微球温度改变 10 -2 K 时，测量的近场热辐射量约改变 100 nW ，而相应的远场热辐射量约改变 1 nW 。因此，这种测温技术只对近场热辐射灵敏有效。 4) 激光功率： 为定量测量和修正 Casimir 力和静电力效应对测量的影响，实验中使用了一个低功率非常的激光，从而最小化微球和衬底平板间的温差 (1 K) 和近场热辐射。 实验巧妙的创造了当前技术条件下可实现的纳米间距；新测量技术和装置以及四条提高测量精度的措施保证了整个实验的完整、严谨和精确。我认为以上此文的精髓。陈刚团队的实验结果表明： The corresponding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s at nanoscale gaps are 3 orders of magnitude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blackbody radiation limit ！ 我对这篇文章非常欣赏，一方面，它的巧妙设计和技术集成都非常优秀；另一方面，虽然它几乎未涉及一点所谓的理论创新，也没有技术或装置的发明和改进，仅仅是一个实验报道，但却正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实验报道，将扎实、实在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实在，在当前我国所发文章中，太稀罕了！ 此文刊登于 Nano Letters. 2009,Vol.9,No.8 MIT 网站的相关报道链接： http://web.mit.edu/newsoffice/2009/heat-0729.html 中文较好的报道链接： http://www.edu.cn/zhuan_jia_ping_shu_1113/20090806/t20090806_396650.shtml http://news.hustonline.net/html/2009-8-2/64483.shtml 陈刚简历 1984年 华中工学院学士 ( 现华中科技大学 ) 1985年 华中工学院硕士 ( 现华中科技大学 ) 1987年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导师田甘霖 ( 美国名校中的第一任华裔校长 ) 先后任美国杜克大学和普渡大学教授， 2000 年起任 MIT 教授。现担任 ASME 先进纳米协会主席，数十次担任美国权威刊物编委和学术会议主席。在纳米热发电、制冷材料和太阳能发电材料方面获得美国专利多项，先后获美国国家和宇宙航行局， ASME 最佳论文奖，学术成果卓著。 个人主页 http://meche.mit.edu/people/?id=15 关于近场辐射等方面的研究可参见： Polder, D.; Van Hove, M. Phys. Re V . B 1971 , 4 , 3303. Mulet, J. P.; Joulain, K.; Carminati, R.; Greffet, J. J. MicroscaleThermophys. Eng. 2002 , 6 , 209. Volokitin, A. I.; Persson, B. N. Re V . Mod. Phys. 2007 , 79 , 1291. Pendry, J. B. J. Phys.: Condens. Matte r 1999 , 11 , 6621. Fu, C. J.; Zhang, Z. M. Int. J. Heat Mass Transfer 2006 , 49 , 1703. 关于双金属原子力显微镜悬臂梁的研究可参见： Barnes, J. R.; Stephenson, R. J.; Welland, M. E.; Gerber, C.; Gimzewski, J. K. Nature 1994 , 372 , 79. Majumdar, A. Annu. Re V . Mater. Sci. 1999 , 29 , 505. 关于陈刚团队的实验装置的报道可参见： Narayanaswamy, A.; Shen, S.; Chen, G. Phys. Re V . B 2008 , 78 ,115303. Shen, S.; Narayanaswamy, A.; Goh, S.; Chen, G. Appl. Phys. Lett. 2008 , 92 , 63509. 以上内容为转载： http://user.qzone.qq.com/342421061/blog/125034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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