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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56年、异年同日生、生消连的生命树-乔布斯、邓正来、杨小凯: hillside 2013-2-14 21:37; 新浪网2011年10月06日( http://tech.sina.com.cn/it/2011-10-06/13256143674.shtml )转引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消息称: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是一个天才，一个巨人，他影响了多个行业和数十亿人的生活。自从他今年8月卸任苹果CEO以来，这些话已经被重复过多次。他是一个足以比肩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历史性的人物，并为多个行业的许多企业领导人树立了榜样。出生于1955年2月24日的乔布斯的人生旅程在北京时间2011年10月6日划上句号。所谓“异年同日生”说的是最近离开尘世、再度闭关（“闭关”是邓正来用来形容自己的闭门读书的状态）的邓正来先生。他往往被称做法学家、政治学家。我对邓先生的直接了解不多，仅是多年前在南京大学听过他的一次讲座，可谓纵横捭阖、神采飞扬。我不知道邓先生喜欢的头衔是什么，我更愿意将其称为社会科学思想家。看了生平介绍发现,他（生于1956年2月24日，卒于2013年1月24日）竟与乔布斯生于同一天，乔布斯先他一年（乔布斯是生父母不详的被领养者，不知是否有出生证，出生日期是否有水分。奥巴马由于生父不愿领情，连累得奥巴马的出生证也一直处在质疑与调查之中）。除了生于历史上的同一天，两个人的生命历程也有类似之处，都是56年（都接近而未满56年），邓正来略多3个月有余。邓正来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并于同年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曾被媒体报道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两个人在离世之前，都以罹患癌症多年（都在2003年发现），但都以笑傲江湖的姿态一笑置之。以胆气之豪，邓正来似乎并不让于乔布斯，尽管在社会评价上未必如此。所谓“生消连”说的是杨小凯先生。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的生命树历程与自命不凡、又确实不凡的乔布斯、邓正来一样，也是56载，而杨小凯的生命树的萌发时刻竟与乔布斯的落叶时刻有如此巧合。杨小凯的英气与豪气不输群雄，经济学圈的朋友们比我了解。杨小凯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学，曾被目为最为冲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在宗教信仰上，乔布斯告别了基督进入佛祖的世界，杨小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皈依了基督的怀抱，两人呈现不同的心灵走向（2001年9月24日，杨小凯被确诊肺癌，精神上转向天主与此有关）。三位谱写了56年(严格说来，他们的生命轨迹离56个整年头都有一段不等的距离，尚未超过终点，可称失之交臂。他们永远行进在大路上？)生命华章的天纵之才，在历史长河的一瞬都绽放了夺目的光彩。五六年华（文学语耳，或可云七八年华），无论对于科技家还是学者，都是才思与精力良好、还能大有作为的时刻。可惜天不假年，引世人叹息。附1：百度百科对于邓正来的介绍摘录： ◆21世纪初以来，致力于中国法律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工作，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创造了“自民国以降法学界集中评论一位学者某部著作的最大盛况”（林来梵语）；据不完全统计，仅2006－2007年，相关评论文章达近百篇。 ◆ 创办中国最大的学术网站之一“正来学堂”。这是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个以学者命名的学术网站，截止到2010年2月初，点击率已逾一千万人次。 ◆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2000-2004)》，邓正来教授在2000-2004年总共21个学科的论文引证率中，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法学第1、政治学第2、社会学第5、马克思主义第30、新闻学与传播学第36、哲学第44，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附2：一篇新浪博客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49470010002yl.html ）摘录邓正来印象几乎已经忘却了当初为何会关注起这个带着点传奇色彩的学者。仔细想想，那是不久前的事，当我对法学界的学术研究充满了疑问的时候，偶然看到了《政法论坛》连续四期刊登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基本奠定了邓正来在我心中大师级的地位。这篇恢宏的论著让我想起另外一位大师级人物——已故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杨小凯在十七岁的时候，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因此被困坐牢十年，而该文曾经被翻译为十九种文字。把邓正来称作大师不光我是我的看法，学术界似乎都这么认为。对于许多年轻的法律学子来说，知道邓正来恐怕更多源于博登海默那本几经成为中国法科学生的入门必读《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本邓正来1987年翻译的西方法理学著作二十年来一版再版，被法学界奉为经典。; 个人分类: 人物沧桑|3097 次阅读|0 个评论

痛悼英年早逝独立治学人邓正来: 热度 2 黄安年 2013-1-28 10:46; 痛悼英年早逝独立治学人邓正来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3 年 1 月 28 日发布我国学术思想界独立治学人邓正来先生 , 四天前匆匆地离开了我们，走得那么突然 , 令学界毫无思想准备。还不到 57 岁他，正在走向他的学术思想的巅峰期。他在体制内外不懈地传播自主学术见解，令人难忘而敬佩。这样个性张扬、见解独特的学者在当下我国少之又少，他过早离开学界实在是很大的损失。我和邓正来直接联系不多 ,但有过几次同会，他的发言给我非同一般的深刻印象。他的离开思想界，让我感到很痛心和无语。＊＊＊＊＊＊＊＊＊＊＊＊＊＊＊＊＊邓正来求助编辑百科名片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邓正来，男，（ 1956 年 2 月 -2013 年1 月24 日）生于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指示社会学，侧重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查看精彩图册姓名：邓正来国籍：中国出生地：上海出生日期： 1956 年 2 月逝世日期： 2013 年 1 月 24 日职业：教授，博士生导师，独立治学人毕业院校：北京外交学院主要成就：翻译出版了大量学术名著代表作品：《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人物简介邓正来，男，（ 1956 年 2 月 -2013 年1 月24 日）生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Fudan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及《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等。邓正来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逝世，享年 56 岁。人物生平　　 1982 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并于同年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 1985 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被媒体报道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1998 － 1999 年，受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03 － 2008 年，受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　　 2008 年加盟复旦大学，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主编，吉林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大学特聘教授、江西财经大学“赣江学者”讲座教授，澳门大学资深访问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兼职教授。　　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学家，杰出的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翻译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邓正来先生因患胃癌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 6 时 50 分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不幸离世，享年 56 岁。研究领域　　社会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侧重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研究。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学术影响　　◆ 长期致力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经典著作的汉译工作，组织、策划并独立翻译出版了大量学术名著，是“我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张文显语）　　◆ 系中国学术规范化和社会科学自主性运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和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领航者，开启并推动了 199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三大运动（即初期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研究运动、中期的学术规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大讨论，以及晚期的自由主义大讨论）　　◆ 长期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研究，为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做出了持久的贡献　　◆ 21 世纪初以来，致力于中国法律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工作，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创造了“自民国以降法学界集中评论一位学者某部著作的最大盛况”（林来梵语）；据不完全统计，仅 2006 － 2007 年，相关评论文章达近百篇　　◆ 创办中国最大的学术网站之一“正来学堂”。这是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个以学者命名的学术网站，截止到 2010 年 2 月初，点击率已逾一千万人次　　◆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 (2000-2004) 》，邓正来教授在 2000-2004 年总共 21 个学科的论文引证率中，在 6 个学科中位居前 50 名：法学第 1 、政治学第 2 、社会学第 5 、马克思主义第 30 、新闻学与传播学第 36 、哲学第 44 ，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主要作品个人专著　　 1. 《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法律出版社 1987 年版；　　 2. 《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3. 《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4. 《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5.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6. 《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7. 《市民社会》，台湾扬智文化出版公司 2001 年版；　　 8. 《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9. 《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0. 《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11. 《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12. 《规则·秩序·无知 :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13. 《寂寞的欢愉》，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14. 《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5. 《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16. 《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7.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18. 《小路上的思与语》，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译校论著　　 1. 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校，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2. 埃斯特林、格兰德著 , 《市场社会主义》，邓正来等译，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　　 3. 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4. 路易斯·亨金：《民主、宪政、对外事务》，邓正来译，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5.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6.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7.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年版；　　 8. 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 / 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9.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10. 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年版；　　 11. 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2.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3. 布迪厄、华康德 :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邓正来校，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　　 14. 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二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15.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邓正来、乔娅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主编书刊 1.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译本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2. 《中国书评》（季刊）（ 1994-1998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3.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2-1998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4. 《中国书评选集》，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5. 《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与亚力山大联合主编），中央编译出　　版社 1999 年版；　　 6. 《王铁崖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　　 7. 《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季刊）（ 2002 －），香港社会科学评论出版社；　　 8. 《王铁崖文选》 ( 新版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9 《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季刊），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10. 《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11. 《法律与中国：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四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2. 《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季刊），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 ；　　 13. 《中国书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4. 《中国书评》（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5. 《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季刊），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16. 《知识与法律：“小南湖读书小组”文选》（第一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7. 《中国书评》（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8. 《中国法律哲学临界丛书》（ 7 本），法律出版社 2006 、 2007 年版；　　 19. 《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20. 《中国书评》（第四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21. 《法律与中国：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五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22. 《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 2006 总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23. 《中国书评》（第五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　　 24. 《中国书评》（第六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　　 25. 《知识与法律：“小南湖读书小组”文选》（第二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6. 《法律与中国：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六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7. 《知识与法律：小南湖读书小组文选》（第二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8. 《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对外交流　　 1993 年应邀参加“国际社会科学发展研讨会”（香港）； 1994 年应邀参加“中美关系国际政治学大会”（美国）；　　 1994 年应邀参加“人权与发展学术讨论会”（马来西亚）；　　 1995 年应邀参加“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学术研讨会”（法国）；　　 1996 年应邀开设“澳门经济与社会发展”系列讲座（澳门、香港）；　　 1997 年应邀参加国际会议（法国）；　　 1997 年应邀参加“人权与生命”国际学术会议（巴西）；　　 1998 年应邀参加联合国社科文组织的国际会议（法国）；　　 2004 年应邀开设“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讲座（澳门）；承担课题　　 200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法学” 。主要论文 1. 《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与景跃进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2 年创刊号。　　 2. 《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3 年第 3 卷。　　 3. 《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3 年第 5 卷。　　 4. 《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4 年第 8 卷。　　 5. 《学术研究与学术纪律：评〈南极政治与法律〉》，《中国书评》 1994 年创刊号。　　 6. 《学术研究与论证方法：评崔之元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 1994 年第 10 期。　　 7. 《社会科学与知识类型：兼评荷曼斯的〈社会科学的本质〉》，《中国书评》 1994 年第 2 期。　　 8. 《化解整体的社会科学观：“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讨论的讨论》，《中国书评》 1995 年第 6 期。　　 9. 《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序〈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书评》 1995 年第 7 期。　　 10. 《中国人权利发展研究的理想与现实：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书评》 1995 年第 8 期。　　 11. 《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6 年第 15 卷。　　 12.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学人》 1996 年总第 9 期。　　 13. 《探寻澳门研究的理论意义：序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澳门研究》 1996 年第 4 期。　　 14. 《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7 年第 20 期。　　 15. 《〈自由秩序原理〉抑或〈自由的宪章〉：哈耶克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书名辨》，《读书》， 1997 年第 8 期。　　 16. 《中国近代史中的国家与社会：序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17. 《深度研究与自主发展：以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为个案》，《学术思想评论》 1997 年第 2 期。　　 18. 《中国与世界：国际法──〈王铁崖学术文化随笔〉跋文》，《中国法学》 1997 年第 6 期。　　 19. 《一谈学科的迷思》，《读书》 1998 年第 2 期。　　 20. 《再谈学科的迷思》，《读书》 1998 年第 3 期。　　 21. 《否思社会科学：国家的迷思》，《读书》 1998 年第 5 期。　　 22. 《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研究与反思〉自序》，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23. 《“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建构与限度：对中国乡土社会研究的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24. 《澳门政治发展与宏观政治研究：序吴志良〈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研究》 1998 年第 7 期。　　 25. 《哈耶克思想研究与相关问题：〈自由与秩序〉自序》，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26. 《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上），《社会理论学报》（香港） 1998 年秋季卷。　　 27. 《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下），《社会理论学报》（香港） 1999 年春季卷。　　 28. 《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中外法学》 2000 年第 1 期。　　 29. 《中国社会科学的再思考：学科与国家的迷思》，《南方文坛》 2000 年第 2 期。　　 30. 《市民社会与国家知识治理制度的重构：民间传播机制的生长与作用》，《开放时代》 2000 年第 3 期。　　 31. 《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开放时代》 2001 年第 1 期。　　 32. 《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的答问录》，《奥尔多投资评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　　 33.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答问录》，《法大评论》 2001 年第一卷第 1 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4. 《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评论》　　 35. 《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环球法律评论》 2002 年第 2 期。　　 36. 《中国法学教育的方向：谁的问题？》，《法学家茶座》 2002 年第 1 期。　　 37. 《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过程：哈耶克法律理论研究的补论》（未刊稿）。　　 38. 《社会学法理学的“社会神”》，《中外法学》 2003 年第 3 期。　　 39. 《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 2003 年第一卷。　　 40. 《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与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年第 5 期。　　 41. 《邓正来先生话中国法学的重建》，《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3 年第 5 期。　　 42. 《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准备》，《读书》 2003 年第 3 期。　　 43. 《中国法制的建构者：律师》，《律师文摘 ( 卷首语 ) 》 2003 年第 5 辑。　　 44. 《中国与世界的王铁崖先生》，《王铁崖文选》新版序。　　 45. 《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4 年第 2 期。　　 46. 《迈向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庞德《法理学》 ( 五卷本 ) 译序。 47. 《信与中国传统医学》，《读书》 2004 年第 9 期。　　 48. 《社会哲学法学派》，《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4 年第 1 期。　　 49. 《逼问学术腐败的体制性原因》，《文汇读书周报》 2004 年 11 月 19 日第三版新观察。　　 50. 《我翻译的这几本书》，《南方周末》 2004 年 8 月 19 日 A6 版。　　 51. 《对一种被遮蔽的制度性“共谋”的追究》，《社会科学论坛》 2004 年第 9 期。　　 52. 《学术规范化与学术环境的建构论文》，《开放时代》 2004 年第 6 期。　　 53. 《理论法学前沿与中国法学的发展》，《法学家茶座》 2004 年第 7 期。　　 54. 《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天津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6 期。　　 55. 《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法学家茶座》 2004 年第 2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04 年 6 期全文转载。　　 56. 《中国博士招生制度必须改革》，《社会科学论坛》 2004 年第 9 期。　　 57. 《我们对社会生活“言说”的正当性》，《社会科学论坛》 2004 年第 9 期；　　 58.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一），《政法论坛》 2005 年第 1 期；　　 59.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二），《政法论坛》 2005 年第 2 期；　　 60.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三），《政法论坛》 2005 年第 3 期；　　 61.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四） , 《政法论坛》 2005 年第 4 期；　　 62. 《对“法制与社会发展”之判准的反思：贺〈法制与社会发展〉出版十周年》，《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5 年第 1 期；　　 63. 《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年第 1 期；　　 64. 《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与学术为本》，《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年第 4 期；　　 65. 《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中国书评〉主编邓正来先生访谈》（邓正来、杜悦），《学术界》 2005 年第 4 期；　　 66. 《迈向自主的澳门社会科学研究》，《澳门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67. 《中国法学研究中“中国”的缺位》，《中国改革》 2005 年第 9 期；　　 68. 《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社会科学论坛》 2005 年第 10 期；　　 69. 《批判与回应：寻求中国法学的主体性》，《浙江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1 期；　　 70. 《全球化时代与中国法学》，《学习与探索》 2006 年第 1 期；　　 71. 《临界：中国青年学者的使命与担当》，《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2 期；　　 72. 《历史描述中的意识与问题》，《学术界》 2006 年第 2 期；　　 73.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jurisprudence---building the concept of “ subjective China ” , in 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Vol. 1, Numb.2, April 2006 ；　　 74. 《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的反思和批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 年第 3 期；　　 75. 《在体制中拒绝主流》， . 《直面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四大弊病》，载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第四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76. 《法学研究中‘以小见大’的个案》，《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6 年第 4 期；　　 77. 《在日常教学中践行学术理想：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教学方法访谈录》，《中国法学教育研究》 2006 年第 3 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78. 《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法学研究》 2006 年第 5 期；　　 79. 《‘学在民间’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学术界》 2006 年第 5 期；　　 80. 《以学术为本，办出学术期刊的品位》，《学习与探索》 2006 年第 5 期；　　 66.Criticism on the urbanized trend of Chinese law research, in 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Vol. 1, Numb.4, October 2006 ；　　 81. 《回归经典个别阅读—— 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总序》，《学术界》 2007 年第 1 期；　　 82. 《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中国法学》 2007 年第 2 期；　　 83. 《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问题》，《厦门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2 期；　　 84. 《学术自主性与中国法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 2007 年第 4 期；　　 85. 《后形而上时代的“沟通主义法律观”》，《社会科学》 2007 年第 10 期；　　 86.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石川英昭译，载日本鹿德岛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研究科《地域政策科学研究》（第 5 号），第 183-211 页， 2008 年 2 月；　　 87. 《全球化、文化政治与法律哲学》，《东方法学》 2008 年第 1 期；　　 88. 《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的论纲》，《河北法学》 2008 年第 1 期；　　 89. 《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河北法学》 2008 年第 2 期；　　 90. 《作为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河北法学》 2008 年第 3 期；　　 91. 《作为一种矛盾且多元进程的全球化》，《河北法学》 2008 年第 4 期；　　 92. 《作为一种主观且可变进程的全球化》，《河北法学》 2008 年第 5 期；　　 93. 《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河北法学》 2008 年第 6 期；　　 94. 《哈耶克关于自由的研究》，《哲学研究》 2008 年第 4 期；　　 95. 《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7 期。不幸逝世 2013 年 01 月 24 日上午，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将哈耶克著作引进中国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上午 6 时 50 分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逝世，享年 56 岁。参考资料 1 ．邓正来教授出席“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2 ．西南政法大学聘任邓正来为教授、博导． 3 ．邓正来：走自己的路，不被“伪西方化”支配．成都日报． 2012-08-24 ． 4 ．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邓正来教授逝世．复旦新闻文化网． 2013-01-24 ． 5 ．著名学者邓正来今晨因胃癌去世曾将哈耶克引进中国．凤凰网． 2013-01-24 ． 6 ．邓正来． 7 ．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邓正来教授逝世．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 8 ．邓正来教授应邀出席美国“中国政治研究会”国际学术年会． 9 ．邓正来落叶归根到复旦． 10 ．邓正来教授主讲如何读书和学习． 11 ．邓正来：高等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12 ．法学家邓正来病逝被称“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搜狐． 2013--01-25 ．扩展阅读： 1 邓正来网上公益馆（族谱录纪念网）： http://jinian.zupulu.com/memorial/?mid=50161 2 邓正来纪念馆 :http://www.huaien.com/t10021/g1000523/index.html 3 http://www.ccwlawyer.com/particular.asp?idd=1581 4 http://202.202.80.60/one/view3j.aspx?pid=6nid=72wid=1000cid=21 5 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3_01_24_122755.shtml 6 邓正来：书房里有我寂寞的欢愉 http://www.huaien.com/t10021/g1000523/articleshow.html?id=952 http://baike.baidu.com/view/91739.htm ＊＊＊＊＊＊＊＊＊＊＊＊＊＊＊＊＊＊＊＊８邓正来：英年早逝的“学术猛牛” ( 组图 ) 2013-01-26 15:43:47 　来源 : 羊城晚报 ( 广州 ) 　有 0 人参与讲学中的邓正来邓正来在书房中邓正来和到医院探视他的周国平（微博）邓正来和女儿邓嘟子 1 月 3 日，邓正来教授在微博上传了这张照片说：“在病房抖擞下精神。” 羊城晚报记者何砚华　　 1 月 24 日上午 6 时 50 分，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邓正来，因患晚期胃癌病逝，享年 56 岁。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是首位将哈耶克著作引进中国的学者。　　他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研究领域，均有独创性研究，被许多学科的学术群体所认同，影响广泛，以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翻译家等多种身份活跃在学术舞台。　　 1 女儿微博发布父亲去世的消息　　 2013 年元旦以来，邓正来和女儿邓嘟子的微博都一直在发布着邓正来住院的状况。 2013 年的第一天，邓正来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在病房和女儿的合影说：“和女儿邓嘟子在病房，感觉气色不错。” 　　次日，他又发布了“重生公告”说：“我这次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根治癌症，而是延长有质量的生存，因此，需要对这一个过程当中发生的波动现象有一种更从容更包容的心态，以维稳的方式携瘤生存。” 　　 1 月 4 日，邓正来开始了第一次服用药物化疗。 1 月 10 日，他进行了第一次针剂化疗，他说：“当天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想到第二天开始难受，连正常的午休都没办法，更是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1 月 15 日中午 12:10 ，邓正来在微博中还 @ 周国平说：“国平兄今日下午返京。他专程来看我已数日，只是我身体太虚，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深聊，好在我与他惺惺相惜，有很多基本问题是清楚的，期望以后有更好的时间和他多聊聊。” 　　 1 月 21 日，邓正来转载了女儿邓嘟子“有木有人了解北京武警第二医院的癌症细胞免疫疗法啊？”的微博，并说：“希望专业人士对此疗法给些意见，尤其针对是否有副作用和风险方面，感谢！”这是邓正来教授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微博。　　然而， 1 月 24 日上午 7:30 ，邓嘟子的微博突然说：“从查出来住院到离开，一个月，才一个月……”后面是连续四个哭泣的表情。 7:42 ，邓嘟子情绪稍稍稳定之后，用邓正来的微博和自己的微博发出了这样的消息：“我爸爸邓正来于 1 月 24 日 5:40 心跳停止，抢救一小时，于 6:50 宣布死亡。” 　　一时间，这条微博引来了无数表示哀悼的跟帖。邓嘟子因此在 8:57 在微博中说：“幸与不幸，都是注定了的。他睡着走的算是安详，没受太多罪，我已经感恩上苍。后面的事还好多，慢慢来，只是下个月 2 月 24 日就是他 57 岁生日……愿爸爸在那边好过！” 　　随后，复旦大学在本部光华楼东主楼 2810 室、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办公室为邓正来设立了灵堂，并发布讣告。邓正来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定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在上海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　　 2 周国平、许纪霖（微博）等纷纷致悼　　邓正来去世后，众多的学者学人通过微博表达了哀悼和痛惜。从中也可见邓正来离世前那些日子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当天，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法学院教授孙笑侠在微博说：　　“邓正来教授于今天（ 1 月 24 日）早晨 5 点 41 分因病于复旦肿瘤医院不幸离世。 20 天前还在病床上谈笑风生， 24 天前还约上海朋友一起过元旦， 25 天前还在主持高研院年会， 26 天前还在光华楼办公室兼书房看书写作， 27 天前还相约到新居为我暖房……一位热爱学术、热爱生活、热爱朋友的人，天妒其才。痛悼！”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更是在微博中表达了自己对邓正来离世的沉痛心情，他在 1 月 24 日上午 9:16 和 9:17 连发了两条微博：　　“正来今早走了。昨晚获悉病危，今天赶去上海，竟不能见最后一面。从确诊至今不足一月，实在太快了，多少憾恨！十天前他对我说，生命不在活多长，在它的精神维度。当时他虚弱，我俩约定他稍好时深谈，不可能了。正来安息，你心我知。”“白浪滔天，逝者如斯夫！” 　　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教授则在微博中沉痛地说：“复旦、上海和中国都失去了一位知识界难得的领袖。哀悼！” 　　随后，许纪霖写下了《上海学术界的“猛牛”》一文，详细地讲述了去年 12 月 22 日邓正来在主持复旦高研院的论坛，以及元旦过后去医院看望邓正来时的情景。在论坛上，许纪霖看到的邓正来，“精神状态就像一个战士一样，活跃在学术战场上”。　　“当时去看望他，我很少看到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像他那样的状态，目光炯炯，给我的感觉他就是在战场上，和一个新的敌人搏斗，非常亢奋。”“住院后的邓正来开微博了，他说他要把同癌症搏斗记录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转发邓嘟子的微博时说：“老邓安息！朋友通讯录里又一个号码无法通话了。哀悼！但愿天堂里有哈耶克和五粮液。” 　　而邓正来教授的学术助理孙国东则回忆说，三天前，邓老师做了一个 CT 和核磁共振。邓老师有嗝肌痉挛的病症，就是每秒钟都要打嗝。而在检查的过程当中需要他屏住呼吸，非常痛苦。　　回来之后，他专门跟我们讲，从鬼门关走了一趟，他屏住呼吸 15 秒钟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但是他神志还很清楚。在那一刻，他“想到了我的爱情和亲情”，“想到了我一大帮学术界的朋友”，正是对于这两类人的那种想念支撑了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在转发邓嘟子的微博时也说：“太可惜了。这是今年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一个正当壮年且那么能干的人，天妒英才！”并说：　　“邓正来教授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但凡这个时代能有的故事，好像邓正来教授都有经历，有尝试。他是一个成功者，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太可惜了。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将他的著作整理出来，做一个详尽的传记或年谱。” 　　 3 邓正来终生难忘的那个“老右派” 　　熟悉邓正来的人大多知道他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但也有很多人并不了解邓正来。之前曾经有人在网上搜索邓正来的相关经历，几乎无所获。一直以来，邓正来非常低调，甚至会连续几年“闭关”，断绝与外界联系进行学术研究。　　他 1956 年出生， 1982 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后进入外交学院。 1985 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 1998 年 -1999 年，受聘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03 年 -2008 年，受聘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 2008 年，他加盟复旦大学，生前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所创办并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均被认为是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刊物之一。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和《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等刊物的主编。　　他是国内哈耶克研究的顶尖学者，他著作等身。此外，他还是《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主编兼主译，翻译了共 220 万字的哈耶克著作以及《法理学》等多部经典著作。　　邓正来酷爱读书，与他少年时的经历不无关系。他曾经讲述过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老右派”的故事。　　他出生于上海，小学是在上海读的。 1969 年年底，他就随着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到了四川。为了不用“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他 14 岁那年，通过关系进了内江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了工人。　　每逢周日，他都会到内江人民公园里去，表面上是去喝茶，暗地里是为了去公园里那个被封起来的藏书屋偷书看。每次他都是爬窗进去，一次偷 5 本书出来，看完再如数放还原处。　　偷回来看的书，有像《罗曼·罗兰文钞》那样的外国经典名著，也有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版的人物传记和学术著作。偷书的事情，他谁也不敢告诉。因为在“文革”期间，这些书绝对属于“反动”的书。　　可后来在一次“行窃”时，他被专门看管那些图书的一个“老右派”现场活捉了。被逮的时候，他非常恐惧，他跟“老右派”解释说，每次看完的书，都还回来了。　　“老右派”不相信他的话。他于是跟“老右派”说，什么书在第几排书架上了，什么书里面折了页码，折页码的方式是怎样的，哪些地方又是我拿铅笔画的。　　“老右派”一看，他说的全是真的，就对他说，以后你不能再爬窗子了，你把书看完后从正门还回来，我帮你悄悄放进去，但是这件事谁都不能说。事隔多年，邓正来一直也无从知晓这位老人的姓名，但一直心存感激。　　从偷书看到逃学去听政法学院的课　　 4 这种看书的方式，一直延续到 1978 年邓正来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入学后，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在大学里应该学的东西全学完了。从大二开始，他就开始逃课，为的是到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听课。　　 1982 年，邓正来考上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影响最大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论著《昨天·今天·明天》，同时还撰写了《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后来也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　　 1985 年毕业后，他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 1987 年，《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称他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当时的邓正来属于“三无人员”：没户口，没住房，也没收入。　　刚毕业那个冬天，他整天背着书包到处跑，书包里全是他要看的书。他的铺盖就放在一个同学的办公室里，同学下班之后，他就拿过办公室的钥匙，在里面看书睡觉。一大早就得起来把铺盖卷好，然后离开。　　有时候与同学聊天聊得晚了回不去，他就只好跑到地铁站去跑步取暖。跑暖和了，就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起来跑。在严寒的冬夜，他唯一盼着的就是地铁头班车赶紧来，因为进了地铁车厢，就很暖和了。　　那时候，没有身份的人常常被人瞧不起。邓正来没有身份，没有证件，就更无法到图书馆借书看。他想看书，只有请好朋友帮忙借。他甚至有过在路上被警察拦住查证件的经历，最终谎称是某学校的学生而得以脱身。　　据邓正来说，他慢慢有了一点收入。 1987 年，他与好友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法理学译著，给他带来了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一笔稿费。　　此外， 1986 年，北京开始有私人办的外语学校了，学外语出身的邓正来常兼职去当外语教师，每周两次课，每月也能有一部分的收入。　　后来，他也不再在同学的办公室住了，但出去住的都是地下室。在邓正来的记忆中，那几年他住过的地下室有七八处，有的还紧挨着臭水沟。他念念不忘的是，在他最艰苦的时候，那些好朋友给予他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5 创办无稿费的杂志和“二不原则” 　　 1989 年，他与学界的同仁开始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主编过程中，他发现，中国学术界连匿名评审制度都不了解，而且大多数学术论文甚至满篇都是议论，既没论证，也没注释，剽窃抄袭现象也令人担忧。　　他深刻地意识到，这意味着知识生产和学术规范在中国学术传统建构过程中的严重缺失。因此，他觉得有必要掀起一场关于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严肃讨论。于是，又在 1994 年主编了《中国书评》。　　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出版的最初几年，所有的编委都不拿编辑费，所有的作者也都不拿稿费。但这些作者却把他们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学术论文贡献给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后来，一位企业家允诺每年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编委会 10 万元。编委们最后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创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并规定编委都不得申报这一项目。徐友渔就是受此项目资助的学者之一。但这项资助只延续了两年。　　 1996 年，《中国书评》出版了 10 期之后，刊物停办了。之后，邓正来致力于翻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 220 万字的著作，对其理论进行全面的研究。　　 2003 年年初，邓正来完成了一本研究哈耶克理论的著作后，他的好友、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文显教授，邀请他到吉林大学做客小憩。在吉大期间，张文显提出请他到吉林大学去工作。　　邓正来当时并不忍心拂张文显的面子，于是提两个原则想把他难住：第一，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第二，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的工作。　　没想到张文显对他的这个“二不原则”一概应允。他于是结束了长达 18 年的“学术个体户”的身份，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但吉林大学给他的条件也很宽松：每个学期只去一次，每次上 7 天至 10 天的课就够了。　　但是，仅 2004 年他就去了 13 次，几乎每个月都给学生上课。 2003 年下半年，他身患喉癌的时候，他还是上课最多的博导。吉林大学的网页在对这位博导的介绍中，至今还有这么一段话：　　“邓教授不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却一年四季有众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的青年学人跟着他读书，他以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思想为每个人制订了学习方案；他在自己的家里举办学术沙龙，用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方法教书育人，使一批又一批才思敏捷的研究生在学术上根深叶茂。” 　　而在邓正来的副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看来，邓正来有几大特点：　　第一是海纳百川。各种学术观点，各种各样的学者、学人他都可以接受；第二是知人善用，什么样的人有水平，谁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会看得非常准；第三是大学术活动家，有学术战略眼光，国内外有哪些学术生长点，他很快会看出来；第四是做事就一定要做实，不是简单讲一讲。　　邓正来去世前，被南京大学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称为中国唯一一位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　　何砚华本文来源：金羊网 - 羊城晚报＊ http://news.163.com/13/0126/15/8M5HC6I600014AED.html ＊＊＊＊＊＊＊＊＊＊＊＊＊＊＊＊＊＊＊８邓正来执持现实关怀启以学术正本 2013 年 01 月 25 日 02:28 来源：新京报手机看新闻　　人生讲什么？讲气象、讲境界。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大学问。学术讲什么？四个字：追比先贤。不是追比你的同学，也不是追比你的老师，要追比千百年来的历代先贤。　　当人们要求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时，我总是很为难。我的名片上只有三个字，邓正来，除此别无他物，什么教授、博导我觉得都不重要。　　我最享受的时光是一人一水一世界，特别是在这样的秋天的黄昏，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我所在的小区门前，有很多鱼塘，看那一汪水，我之所以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这个鱼塘何其有限，这一汪水何其有限，我们短暂的人生何其有限，这个世界则是何其无限。所有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我的心足够大。在一个寂寞静谧的时刻，足可容纳一个无穷无限的思维的世界。　　——摘自 2007 年邓正来先生的一次名为“学术与人生”的演讲　　【人物简介】　　邓正来（ 1956 年 2 月 -2013 年1 月24 日），著名法学家、翻译家。1982 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曾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曾任复旦大学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浙江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西方自由主义的研究。　　个性一颗感恩的心　　 1970 ， 14 岁的邓正来进了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上了工人，避开了“上山下乡”。　　内江的人民公园有一间被封着的屋子，里面有很多藏书。邓正来发现之后，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从工厂徒步走到人民公园。除了喝茶，主要是从那间屋子的后窗爬进去偷书。一般，他每次偷 5 本，看完后如数还回。他偷回来看的，主要是外国文学名著如《罗曼·罗兰文钞》等，还有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版的一些思想类学术著作及西方人物传记。　　在一次“行窃”时，邓正来被看管的一个老“右派”现场活捉。得知他每次都把偷走的书还回之后，老“右派”对他说，以后你把书看完后从正门还回来，我帮你悄悄放进去，但是这件事谁都不能告诉别人。　　邓正来一直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姓名，但一直对他心存感激。　　感恩，是邓正来为人处世的一个重要特点，直到他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并娶妻生女之后，他还曾带着女儿嘟儿（邓嘟子）去上海探望自己车工技术的工人师傅顾明达先生。他告诉女儿，因为自己 14 岁到 22 岁跟顾爷爷学技术，这八年正是自己的性格形成的时期，“顾爷爷工作认真守时、为人正直仗义和生活本分耐劳等品格潜移默化地给了爸爸很大的影响。” 　　 1978 年，邓正来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 1982 年，他又考上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并在“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论著《昨天·今天·明天》，同时还撰写了专著《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　　 1985 年，特立独行的邓正来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中国青年报》曾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则报道，称其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在北京，邓正来属于“三无人员”——无户口，无住房，无收入。最初那年的冬天，邓正来背着要看的书到处“流窜”。他把铺盖卷放在一个同学的办公室里，同学下班后，他就把铺盖卷打开，看书、睡觉，一大早，又把铺盖卷收好出去。遇上朋友在外面回不去单位，邓正来就在地铁站里跑步，跑热了，就坐下来看书。　　而他当时的收入来源，一是稿费。 1987 年，他与好友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另外，他就去私人创办的外语学校兼职教外语，每周上两次课。　　邓正来住过的地下室有七八处，有的紧挨着臭水沟。让他欣慰的是，许多好朋友在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他无私的帮助。到 1990 年，邓正来的生活逐渐有了好转，他也迎来了自己在学术上的黄金时代。　　转折将学者团结在自己周围　　按照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的划分，在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中国文化界共有五大派别：以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为首的一批人，建立了中国文化书院；以王元化为首的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为主的一些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邓正来正是编委之一。　　在 90 年代初，中国学术界的格局有了很大改变，学人四分五裂，学界士气低沉。而邓正来却凭借创办学术刊物等方式，将大批学者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　　更重要的是，经过他和一批学者的努力，学术界渐渐形成了一种被学人们称之为“学在民间”的路向。徐友渔记得，“他曾经举办过多次大型的学术活动，参加的学者人数很多，我自己就去过好几次。” 　　 1992 年，邓正来与学界的同仁一起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他自己担任主编。他发现，中国学术界连匿名评审制度都不了解，大多数学术论文很空泛，既无论证，也无注释。同时，还有剽窃抄袭。　　对此现状，邓正来认为，有必要掀起一场严肃讨论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运动。 1994 年，他又创办了《中国书评》，并任主编。学者徐友渔记得，“这两个刊物开启了中国学术规范化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大讨论，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此之外，邓正来在国内率先启动了‘市民社会’的理论研究。” 　　邓正来接触到一位企业家，他愿意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们，允诺每年给编委会赞助 10 万元。编委经过讨论后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创设并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并且明确规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任何一位编委都不得申报这一项目。　　徐友渔就是受此项目资助的学者。他利用这笔资助在北大图书馆查阅资料，完成了自己学术上最为重要的“文革”研究。他还记得，“这个项目资助了很多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 　　在翻译方面，邓正来组织翻译了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西方政治学百科全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并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 220 万字的著作，同时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创业创办复旦高等研究院　　 2003 年 3 月，应好友、吉林大学张文显的盛情邀请，邓正来结束了 18 年的“学术个体户”的身份，进入体制，成为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但是，他并没有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学在民间”的理念。本报记者曾经应邀，参加他在吉林大学举办的学术活动，著名学者秦晖也曾与会。　　在吉大任教，学校给他的规定是：每个学期只需要去一次，每次上 7 至 10 天的课就够了。但是，仅在 2004 年，邓正来就往返于北京和长春之间，去学校 13 次，几乎每个月都给学生上课。　　由于他是给学生上课最多的博导， 2004 年底，吉林大学法学院授予他“特殊贡献奖”。 2008 年，邓正来加盟复旦大学，被复旦大学聘为特聘教授，创建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并任院长。　　在此期间，邓正来聘请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汤一介、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张仲礼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等人为学术顾问；世界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担任名誉院长；迈克尔·桑德尔、托马斯·鲍格、乌尔里希·贝克、弗朗西斯·福山、吴敬琏、张文显、姜义华、童世骏、张维迎、林毓生和许倬云等 30 余位著名学者担任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聘请孙周兴、许纪霖、周国平、林尚立和陈平原等十余名学者担任双聘教授；聘请张曙光、陈来、王铭铭、郭齐勇、杨念群等 20 名学者担任兼职教授。　　高等研究院常设的“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已邀请迈克尔·桑德尔、约瑟夫·拉兹、乌尔里希·贝克、弗朗西斯·福山等数十位国内外著名学者担任主讲嘉宾，“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论坛”已邀请秦晖、张维迎、李银河、王铭铭、许纪霖、赵汀阳等数十位学者担任主讲嘉宾。　　 2009 年，创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并任主任。　　而他的翻译工作也并未停止。由他翻译的厚厚的上下两卷本《政治学说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不久，由他翻译的桑德尔著作《金钱不能买什么》面世。　　遗憾的是，这可能是他最后的译作。　　学术影响　　邓正来先生长期致力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经典著作的汉译工作，组织、策划并独立翻译出版了大量学术名著，是“我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学术规范化和社会科学自主性运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和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领航者，开启并推动了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三大运动（即初期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研究运动、中期的学术规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大讨论，以及晚期的自由主义大讨论）　　 21 世纪初以来，邓正来致力于中国法律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工作，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创造了“自民国以降法学界集中评论一位学者某部著作的最大盛况”；据不完全统计，仅 2006 － 2007 年，发表在 CSSCI 刊源上的相关评论文章有近百篇。　　邓正来率先提出并从学理上系统论证了“根据中国、走向世界”和“重新发现中国”等学术论题，并根据这种学术理念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以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和开展对当下中国问题的深度理论探究为己任的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他所创办的“正来学堂”，则是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个以学者命名的学术网站。　　本版采写 / 新京报记者张弘 ( 来源 : 新京报 )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25/c70731-20318348.html ＊＊＊＊＊＊＊＊＊＊＊＊＊＊＊＊＊＊８８邓正来告别学术江湖作者：责任编辑：汪锦坤来源：东方早报更新日期： 2013-01-25 ( 1 ) 图为邓正来与周国平。邓正来入院后，好友周国平从北京赶到上海，在医院陪了他 5 天。　　 2013 年 1 月 24 日上午 6 时 50 分，学者邓正来因胃癌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逝世，享年 56 岁。邓正来遗体告别仪式定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　　谁能想到当年在北京“北漂”住地下室做学问的邓正来， 20 多年后，在复旦大学光华楼 28 楼主管着一个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机构。邓正来的学术生涯，体制外打拼 18 年，进入学院整 10 年，无论体制内外，不变的是他的学术豪情。除了他的翻译和研究，他在学术江湖上把各路英杰招揽过来，坐在一起讨论、争论。从 1990 年代以来，他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非常重要的组织者，直到去世前，他还在策划一个大型学术论坛，计划在今年把一群经济学家召集到复旦大学，就中国经济问题做系列讲座。　　学术从翻译起步　　 2008 年 6 月，邓正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报到，他即将出任新组建的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早报记者在邓正来还未装修好的公寓里采访了他。当时，他在中国学术界成名已久，但长期在北方工作的他，对上海学术圈并不熟悉。而实际上他却是个上海人， 1956 年出生在上海，儿时随父母前往四川支援三线建设。用他当时的话说， 2008 年来到复旦大学工作，“也算是叶落归根，但我现在对上海非常陌生，一个人出去都怕丢了。” 　　 1978 年，高考制度刚刚恢复，邓正来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考取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研究生。 1985 年，研究生没有毕业，邓正来便决定离开体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从此他开始没有“户口”的学术生涯，没有收入、没有住房，背着装满书的包睡过同学办公室和地铁，那时他的收入就是靠稿费和在外语学习班教外语。邓正来的学术起步是翻译，他把自己的学术翻译工作称之为“研究型翻译”，“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阅读经典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努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些著作当中，这些大师的思想当中，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提出问题的假设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结论解答的过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大师在文字背后最基本的、对知识的那种热爱。” 1987 年，他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接着翻译了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著名的宪政学家亨金所写的《民主、宪政、对外事务》、著名政治学家米勒的《市场社会主义》。他在 1990 年代翻译的哈耶克作品，现在成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无法绕开的作品。尽管有人不无鄙夷地称他为“邓高翻”，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学术翻译工作的一种肯定，而这些翻译作品持续影响着现在的中国学术界。　　办刊办读书会聚拢学者　　从 1990 年代开始，还在“北漂”的邓正来，开始围绕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这个问题展开研究。邓正来认为，无论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还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关键之所在，在于它们必须是出自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自觉，它们必须是我们和你们、学者们共同建构的。它不能来自于任何上层和外部的因素。”基于这个认识，邓正来在 1992 年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4 年为了倡导严肃学术批评，创办并主编了《中国书评》。这两份刊物掀起了市民社会讨论的运动和中国学术规范化、本土化的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和作者群当中，有着当代中国 80% 以上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　　香港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郑戈要比邓正来小一辈， 1993 年他还在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在梁治平教授主持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遇到了邓正来。“当时梁老师每周末都会在北大或社科院组织各种讨论会，他是中心里很活跃的一位年轻学者，几乎每次讨论他都会来。跟其他与会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和苏力两个人言语非常锋利，在讨论时经常做一些批判性的评价，也因此得罪了不少知识分子。” 　　这个在法学界影响很大的中心一直办到了 1996 年，那个时候的邓正来在北京是没有户口的人，租在北京郊外六郎庄一栋农民房里，就是在那里，郑戈回忆说，“他把我们召集起来办读书会，主要读一些法律社会学的书。从‘中心’到读书小组，这段时期的邓正来还办了两个重要学术刊物《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当年也是梁治平“法律文化研究中心”、邓正来的读书会的积极分子，那个时候他还在北京读博士，“在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上，大家都进行着一种席明纳式讨论研究方式，那个时候还是很新鲜的学术平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非常密切。到了他办的读书会，那又是另外一种新鲜学术讨论方式。” 　　无论是“法律文化研究中心”，还是邓正来的读书会，尽管不处于学院内，甚至没有一个博士头衔，但他已经显示了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建立了广泛的学术网。　　跨界的法学学者　　在组织学术活动同时， 1992 年他撰写了《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一文，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进行了研究，对此前以国家为本位的各种分析框架进行批判，由此建构出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么一个分析框架。 1994 年，在创办《中国书评》的时候，他提出了学术规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理论。邓正来强调知识生产领域同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必须明确地区分开来。他说：“知识生产必须根据它自身的逻辑，而不能采用经济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和日常生活的逻辑。” 　　从 1995 年起，邓正来一直在对休谟到哈耶克这么一个自由主义脉络进行清理和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邓正来翻译了大概 220 万字哈耶克的著作，撰写了大概 60 万字的论文，发表了《国家与社会》、《研究与反思》、《自由与秩序》以及《规则·秩序·无知》几本论著。学术界在回顾 1990 年代社会科学三大运动，即 1990 年代早期的市民社会运动、 1990 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 1990 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运动时，都认为邓正来是肇始先驱。　　所以邓正来自己也承认，“我自己的学术道路，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本人确实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确确实实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是我们所高兴的事。” 　　所以很难用学科标签给邓正来归类，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对很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有研究。北大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说：“学科的划分有专业的必要，但对问题的研究，不一定要有严格的学科界限。邓正来的背景是国际法研究，但他对社会理论有很大兴趣，包括政治哲学，他始终没有忘记对法学的关注。他对法学的关注主要在法哲学和法理学，早期翻译了很多这方面的西方著作，后来还写了《中国法学往何处去》等文章，他这些年的研究依然在法理学和法哲学方面。但他的研究和视角又不局限在法学这个领域，是更宽泛意义上的法学。” 郑戈也认为，邓正来这个学者是不能用传统学科来划分和约束的，“他是一种类似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家，而不是某个学科的专家。他在研究时，不会局限于既有的学术概念框架，放弃已有的学术模式成本很高，但他不会考虑这些。所以他是一个思想者。” 　　 2003 年进入体制　　 1990 年代是邓正来最风光的岁月。直到 2003 年，邓正来在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的邀请下，成为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结束了 18 年自由学者的身份。当时，邓正来的家并不在长春，所以他不能总待在吉大，但他给每个学生规定了读书任务，固定的时间考察每一个人的读书近况。入学的初期，邓正来会尽量确定好每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在哪，然后才会有针对性地指导读书。每个人读得不一样，然后通过讨论达到互补的功效。　　 2008 年起开始担任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努力在这个高等研究院做的一件事情是“去建构中国自己独有的一套社会哲学科学和西方对话”。这几年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招募的学者，他们的知识结构多元，跨学科、跨国籍，在那里举办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都有，他甚至会请文博系的学者去高研院讲关于文物的知识，请自然科学家来讲环保，请出版界的编辑谈学术看法等等。在很多学者看来，这样一种高研院建制方式跟当年他办读书会何其像。　　有一次，邓正来专门向早报记者介绍了他这几年在复旦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高级研究院开的年度论坛，学术讨论的问题都是最前沿的问题，。我们搞过关于中国社会科学怎么走向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如何面对日益变化的问题等。来参加过我们讨论的人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更强调的是讨论、交流和批评，而不是简单的每个人跑到这里来说一通话就完了。” 　　用邓正来自己的话说，他来复旦创立高等研究院，是以期以“高等研究”的建制超越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误区与现行体制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进而引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走向世界的“知识转型”。所谓中国学术界的“知识转型”，邓正来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 　　翻开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过去几年的活动记录，从那些名字和数字，你能感受到邓正来的能量和庞大人脉。只是 20 年前的读书会成了高等研究院这个大平台，一大批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文社科学者和世界知名学者接踵受邀来到复旦。梁治平的“中心”是一个席明纳式的学术讨论方式，邓正来到了复旦后沿用了这个方式，创办了“世界社会科学前沿席明纳”和“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　　讲义气的“学界豪杰” 　　有人将邓正来称为“学界豪杰”。这个标签标志着邓正来与其他学者不一样的几个特征。他是自学成才，虽然接受过研究生教育，但没有获得研究生学位，没有接受过博士学位。他本科是外语，硕士是国际私法，然后博士没读，但他的学术影响力横跨好几个学科。邓正来在吉林大学的博士生孙国东说：“这完全是他凭着对学术的热爱，一路打拼出来的，不是那种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以做到的。” 　　称他为“学界豪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非常重要的组织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个领导者。从 2008 年底复旦高等研究院正式成立至今，复旦高研院共举办了约 300 场活动，几乎每星期一场。强世功也认为，邓正来很好地扮演了学术组织者角色，对很多学术思想问题研究有重要推动，“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研究，国家与社会范式的讨论都与他有关，他也写了很多这方面文章与翻译。这个范式的研究对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在他创办的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和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左右不同意识形态的学者罕见地共聚一堂讨论同一个问题，这在以意识形态画圈的国内学术界，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邓正来用他的智慧和方法把这些人笼络在一起。常年游离在学术体制之外，他并不理会那些学术规则和交往规则。走在江湖上的他，有自己的方法让这些人坐在一起，真正地超越左右。复旦高研院的讲坛上有各种立场和倾向的学者，成为国内少有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平台。他重义气讲交情，但绝不是没有原则上的是非标准。学术上的平庸和虚假是他最大的敌人。在这方面，他可以放任自己智识上的优越感，从不掩饰对学界人事的臧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说。　　在很多人看来，邓正来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喜欢热闹，但在孙国东看来，这恰恰是他遵循了一种学术原则的“学术包容”，“在邓老师主持的学术活动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其他地方见不到的情况，一般来讲新左派开会，自由主义者是不参加的，自由主义开会，新左派也是不参加的。但是在邓老师组织的会议当中，他们都可以坐在一起。” 　　纳日碧力戈是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他是邓正来于 2009 年从美国引进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学者。纳日碧力戈说，邓正来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这个魅力是一般人不具备的。“我跟他见面是 1996 年，我在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发了一篇文章《种族与民族概念互生与演进》，从那时起再没联系。 2008 年我想回来，给邓老师打了一个电话，邓老师说你回来吧，我了解你。他把我的那些学术情况摸得很准，这么多年没见，他还相信我。” 　　在生病期间，邓正来的好友学者周国平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在上海肿瘤医院对面住了 9 天，在医院陪了邓正来 5 天。邓正来有很多朋友，但孙国东说，他们平常基本上没有联系，但有很深的默契，“有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就来了。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义。”所以，邓正来一直说，他生前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不是他拥有什么知识，拥有多少书本，而是拥有一帮学术界的朋友，而且这帮朋友都能在关键的时候，对他从事的学术事业给予非常大的支持。　　最后的时光　　去年 12 月 24 日，邓正来到医院做胃镜检查确诊胃癌，到昨天 1 月 24 过世整整一个月，下个月的 24 日恰恰又是他 57 岁生日。孙国东说：“在他做胃镜检查的前几天， 2012 年 12 月 21 日我们一起打乒乓球都还好好的，历历在目。直到昨天（ 1 月 23 日，编者注）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神志还很清楚。昨天下午 5 点多，他的病情缓和了之后，他就撵我和师妹走。我就跟他讲，明天一大早来看你，他一听说‘一大早’就惊了，他就说，你怎么一大早来？我最后想，他这个问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他可能觉得我们一大早来，他的病情是不是很严重，对他自己有个暗示。第二个他需要休息，因为我们一般人探望是上午 10 点钟以后，所以我就最后补充，我说的一大早是指上午 10 点钟以后，他说那好，都好好的。” 　　孙国东昨天对早报记者说，邓正来在过世之前神志非常清楚，求生欲望也很强烈，走得非常突然，所以没有留下任何遗嘱。“邓老师在生命的后期，其实还在想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现在成了他的遗愿了，我们希望把它给完成。他在生命的后期，还准备在 2013 年 3 月邀请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林毅夫先生、张维迎先生加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任院长周其仁先生，让这一些经济学家就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复旦大学高研院做一个系列讲座。这件事情是他在生命中最后还在推动的，大概 1 月 10 日左右，他还在写邮件推动这件事情。” 　　孙国东说，“作为学生，我不仅仅是他学术事业的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我自己也可以定位为一个观察者。”孙国东向早报记者回忆了老师过世前发生的一个故事，“三天前，邓老师当时要做一个 CT 和核磁共振检查，当天下午检查了一个多小时。因为邓老师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身体的消化机能受到严重损伤。有个检查需要他屏住呼吸 15 秒钟，邓老师回来之后专门跟我们讲，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因为屏住呼吸 15 秒钟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但神志还很清楚。他说在那一刻，想到了两点，他的原话是‘想到了我的爱情和亲情’，因为当时既有师母，也有他的女儿和姐姐在身边。他特别强调‘还想到了我一大帮学术界的朋友’。这些名字他一一列举，他说正是对于这两类人的那种想念支撑了他，让他度过了那艰难的 15 秒钟。他说这是一种信念，他觉得我们这些人需要他。” 　　邓正来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当我面对一个鱼塘，我坐在它边上，在秋天的黄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一水一人一世界的状态。对知识也是如此，就是那份爱。”邓正来的书斋叫“三一斋”，即“一水一人一世界”之意。 http://neunews.neu.edu.cn/campus/news/2013-01/25-1542254225.html; 6119 次阅读|2 个评论

我和邓正来的一面之交: 热度 15 liuxuxia126 2013-1-24 11:00; 科学网吴锦宇博主，曾经在中南政法开的学术会议上见过一面。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时他还在意大利留学吧。没想到他也在科学网上开了博客。今日在他的博客里得知邓正来先生因癌症去世的消息，破为惊讶。与邓正来先生也只是一面之交，但知道他的名字却很早。除了读过他那篇有名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文章外，还有他翻译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当然，他还翻译了大量哈耶克的作品。据说他闭关多年也是为哈耶克。但以前读书时有个坏毛病，是只注意作者，没有关注译者。读了几本邓先生翻译的书，却不知道是他翻译的。真正注意到他的名字，是他上世纪开始就办的一个网站，叫正来学堂，那里经常有一些文章，也有一些读书的讨论。和关注老行者之家网站的时间差不多。但真正引我对他特别注意的，是朱甘事件，在北大的朱教授明确表示不会招甘同学为博士，也有人妄言中国没有一个博导敢招甘同学为博士生时，邓先生在他的网站发出信息，说愿意招甘德怀同学为博士生。当然，是在甘同学自己考取吉大的博士的情况下。后来果然，在正来学堂里，读到了甘同学的读书笔记，果然身体力行。和邓先生的亲密接触，是因为我校有一个学生社团叫齐民学社，不知道当时的负责人是采取什么方法，打听到邓先生要来武汉讲学，就和邓先生联系，邀他也为我们学校的学生讲一场。他们就联系到我，问我能否和邓先生一起吃午饭。因为讲座是安排在下午。我问他们谁去接邓先生来校，是否派了车。因为学生社团没有什么经费，他们打算派个学生打车去接邓先生过来，吃饭也安排得极其简陋。我说这样不行。刚好那天我没有课，我就说我自己开车去接，吃饭也安排在学校的学术交流中心，我出面请好了。约好11点准时去接邓先生，他当时住在武大医学院对面滨临东湖和双湖桥的那个酒店。我去的有点早，担心路上堵车，那时候还在修高架和隧道，堵车是家常便饭。也许因为即将见到邓先生本人太激动，在酒店停车场停车时不小心还擦了一辆停在那里的轿车，车主不在，保安不依。我留下自己的名片，告诉保安如果车主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因为早到，给他的助手打电话，要我在大厅等候，说邓先生还在读书，读书时是不能打扰的。说好几点会准时下来的。果然11点钟邓先生依约下来。他穿一袭长褂长裤，脚蹬平底布鞋，很有知识分子的飘逸。我介绍了自己，引邓先生去停车场上车。一路上，果然堵车，并尘土飞扬。仿佛我是市政施工人做了错事一般，我向邓先生道歉。并没话找话，向邓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和学校法学学科的发展。谈及对先生打扮之欣赏，他说了大实话：因为脚是平底足，不能穿皮鞋，只能布鞋，为配鞋，才穿中式长褂长裤的。呵呵，原来如此啊。不过这样妆扮倒合适他的风格。在人人西装皮鞋的现代，中式妆扮更显与众不同，这恰和他虽大量翻译国外名著，却依然希望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走自己的道路一致，独立，独行。中午简单一起就餐，齐民学社有两个学生作陪，我又叫了我的同事张老师一起。本想叫喜欢读书的萧教授作陪的，忘记他有何事不能前来。我因为知道这个学社每次请老师来做讲座，是没有报酬的。邓先生这样的大家，肯屈驾前来，也是为了传播思想及学术的目的，并不为钱财。但我心里愧疚不安，就自己出钱买了一条武汉产的黄鹤楼香烟送给邓先生。我看他是有烟瘾的，也许，读书乏了，烟能除乏提神？没有抽过烟，也没有体验。下午的讲座我是听了的。也许因为组织问题，学生考虑太简单，下午本来很多人上课，讲座安排在晚上可能人多些。他们找了一个大大的教室，可以容纳四五百人的，讲坛上的话筒效果也不好，听众去得也很少。听说邓先生晚上要去华科做讲座的，我可以想象邓先生的失落，不知道他是否后悔答应这次讲座。可以说他讲得很好。但对华农这样的人文社科弱之又弱的学校来说，听众听起来未免吃力了些。但对我，却是大有裨益的。我记得他说，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分割问题，只用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来解决问题，是不够的。现在的问题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我是非常赞同的。最后一起合影留念。因为发送合影照片给他写过一封EMAIL，他回复说，我应该订阅他主编的那本刊物。我是一个在学校没有话语权的人，订阅那本刊物，我没有决定权。但我说，我会去找来读读，学习学习。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虽然只是一面之交，但留下的都印象还是很好的。我很敬佩读书的人。我读书不多不深，尤其是对那些外文的书籍，看着就头疼。但书中确实有不同的思想。在学校混的人或者想活得明白的人，多读点书总是好的。我记得他在吃饭时对学生说：别参加那么多社会活动，害人的!有空多多读书吧。这句话，对很多人还是有益的。邓先生英年早逝，令人惋惜！愿他安息！相关：傅国涌和范忠信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21287-317762.html; 个人分类: 家人朋友|7057 次阅读|27 个评论

[转载]学术与人生-邓正来: zhanglin9099 2010-11-11 10:38; 邓正来教授上财讲座题目：学术与人生：如何学习法学演讲人：邓正来（复旦大学高研院）时间：2007年10月10日地点：证券期货楼一楼报告厅讲座要点整理：东方木匠 1、人生讲气象，讲境界；学术要追比先贤。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与我自己相关的题目，源出于我个人生活经验。我不讲教条、空洞、套话的东西。两个主题，人生和学术。人生讲什么？讲气象、讲境界。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大学问。如果每个人日常生活都在偷鸡摸狗，那么也不可能做出大学问来。学术讲什么？四个字：追比先贤。不是追比你的同学，也不是追比你的老师，要追比千百年来的历代先贤。当人们要求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时，我总是很为难，包括你们今天对我的这个称谓。我的名片上只有三个字，邓正来，除此别无他物，什么教授、博导我觉得都不重要。我最享受的时光是一人一水一世界，特别是在这样的秋天的黄昏，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我所在的小区门前，有很多鱼塘，看那一汪水，我之所以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这个鱼塘何其有限，这一汪水何其有限，我们短暂的人生何其有限，这个世界则是何其无限。我告诉朋友们，我不喜欢玩，不是我不喜欢自然，不是我不喜欢大海、大江、大山，当人们把它作为对象欣赏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我的心足够大。在那样一个寂寞静谧的时刻，足可容纳一个无穷无限的思维的世界。 2、我的生活脉络我是1978年的大学生，我当年实在四川外语学院读书，1982年考入北京外交学院，但我的硕士却还没读完就当了学术的个体户。说的难听点，就是盲流。1998年，我依旧在体制外。坚持三项原则：第一，拒绝接受国外任何讲学、访问的邀请。忙于读书，没时间。第二，拒绝参加国内任何学术会议。中国的学术会议，上午讲的是那些东西，下午还是那些，然后就是旅游，这怎么能叫学术会议。第三，拒绝接受任何杂志社、出版社的约稿。没有空写他们布置的作业，我只发表我自己爱写的东西、感兴趣的东西。 2003年，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打电话问我：神仙，你在干什么？当时我正写完一本书，应他的邀请，第一次去了东北，到了长春，与老师和学生们做了很好的交流。临别之时，我问我的老朋友张文显，你请我来到底有什么要求？他邀请我加入吉林大学。我说你胆子太大了吧？北大、清华请我我也没去，你有什么本钱请我？他是一个懂学问、尊重学问的老师，他就很开诚布公地给我讲了吉林大学哪里哪里不好，有哪些不足，讲到最后我听得都不好意思了，我就提出我的条件：如果要我加入吉林大学，第一，我终身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第二，我终身不参加事务性的学术活动，只带学生。我本意是想以这两个苛刻条件刁难他，但他召集老师全体投赞成票，对我说：别人提的条件都是讲条件，你提的这两不条件其实是无条件。你是真正的体制外人士。这就是我发展至今的三阶段。我和你们一样年轻过，你们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同时你们也是社会中的人，是现实中的人。你们必须考虑你们个人同这个教育体制、同这个学术体制、同这个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在考虑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如何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养成独立品格。大家一定要记住，品格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构，浩然正气是养出来的，没有独立之品格，一定是fashionable，是时尚的，跟风的，今天刮东风你就说东风，明天刮西风你就说西风，后天是和谐社会你就和谐社会。人的品格不是到了我这把年纪才能培养出来的，而是从小就做起的。没有独立品格，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个人的学问。 3、我的学术研究脉络自从1987年翻译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后，后来又读了很多政治哲学方面的书，逐渐发现需要人类学知识的给养，便转战人类学，后来又发现离不开社会学、经济学，就又向这两个领域进军。直到1991年之后，逐渐在下面四个领域中做了一些研究：第一，市民社会与国家。我提出这一研究范式之后，在国内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出现了一批研究者，当然我对此感到高兴。90年代以前，我们有一种思维定势，都是从上往下。国家好个人才好，进一步地，有了明君国家才能好，于是小平、耀邦、紫阳、泽民、锦涛等等，都成为我们企盼的明君。我们恰恰忽略了另一条路径，一个自下而上的进程，忽略了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意义和影响。第二，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本质意义上就是一个舶来品，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我们在引进介绍的过程中却丢失了我们自己，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本可以进行学术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今天的教科书中充斥着对西方理论框架的照搬、误用和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强调学术自主性。人类社会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学术生产，日常生活，政治实践与经济实践。这四个领域各自都有着自己严密的规则。比如经济，什么是成功的企业家？利润最大化，20万就是小打小闹的小老板，200万不够，2000万才好。政治的逻辑，则是杀人的逻辑，生死的逻辑，这一刻说你是亲密战友，下一刻就说你是叛徒敌人。学术的逻辑则在于一种奠基于历史传承之上的恒久积淀，在于一种在传统边际上的创新，不在于数量，不在于多，不在于每天制造数以万计的学术垃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贡献，全在两篇文章，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就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解释了别人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学术的逻辑，它容不得政治和经济的逻辑染指。今天你们也能够看到很多高校的很多学术会议，第一个发言的都是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但是他们可能并不是这些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并没有发言权。这就不是学术的逻辑，而是学术行政化、学术党政化、学术政治化的逻辑。第三，自苏格兰启蒙学者、斯密、休谟至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研究。哈耶克的全部著作我都通读了，仅只我翻译的哈耶克的著作的文字总量就达到220万字。从事自由主义研究，除了有我个人的经历之外，也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有关。自由主义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西方有三大脉络，有柏拉图到卢梭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也有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非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有传统中间道路的英美自由主义。如果我们不去认真研究，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这些区别，因而也就出现各种行为大相径庭的人士都竞相自称自由主义的这种混乱局面。第四，法学的研究。自从莫名其妙地去了吉林大学法学院，就被扣上了一顶法学家的帽子，我从来不接受这个称号。2005年写了篇论文，《中国政法大学学报》连载4期，每期15000字，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年重印，现又重印。这是我对中国法学界整个三十年发展的一个反思和批判。当然这三十年中国法学研究是有很大的成就的，但这不是阻止我们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由，需要重新认识。这四个领域各不相关，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这也是鄙人之所以能够继续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动力源，这个问题就是，社会秩序的性质及其建构的合法性问题。这与人生何干呢？这来源于我活生生的生命中的困惑。我出生在上海，当时就在上海外语学校附小，当时就在你们369校区的旁边，我经常爬过竹篱笆来这抓蟋蟀。当时老师灌输给我的道理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人民承受着无穷的奴役，瘦小的孩子还没成人就要悲惨地去给大肚子资本家做童工干活，受尽剥削和虐待。但1970年，我14岁的时候，我也去当了童工。我当时的疑惑就是，为什么人民站立起来的新中国里，我还是逃脱不掉当童工的命运？后来我到四川当工人，每星期天都到资料室偷书看，每次投五本，下次再偷之前把上次的五本还回去。终于有一次被看护资料室的一个老右派抓住了，右派大多是知识分子，听了我的解释，告诫我下次不要再从后门来了，直接从前门进来就好了，实际上还是帮助我偷。在一个不正常社会中的这段成长的经历，迫使我逐渐产生了一些朦胧的理论追问：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现在的你们一样拥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这个问题再提升一步，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几亿中国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不仅把几亿中国人而且把他们的下一代人也强制性地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我们绝不是在谈论一个概念性的问题，不是虚无的问题。真正的学术关切、学术问题一定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从来没有一位大师会出于生活无关的动机而做出让人尊敬的成果，从来没有。柏拉图写《理想国》，是对当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城邦制度的无可容忍以及由此所激发的现实批判。你们都是读书人，在做学问，如果你们所思考的问题与自身的生活不相关，一定不会留下来，一定是过眼云烟。学术一定对现实有着责任，对生命要有担当，否则是做不下去的。 4、我的学术活动脉络我只参加过三个比较重大的学术活动。一是学在民间运动。任何真正的学术一定不在官方，一定在民间、在个人，学术一定是个人在自由状态下思考而成。在此期间我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等，获得好评。二是学术规范化运动。你们可以看《政治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国内期刊，在1995年以前几乎都没有注释。一篇一万余字的论文居然除了马恩全集之外再无其他注释与参考文献。当时学术界好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匿名评审制，还不清楚学术价值需要同行、同道的评议，还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奖项而沾沾自喜。我可以告诉大家，真正的学问，没有一个会依靠官方奖项而留存于世。大家都知道西南联大，知道陈寅恪、费孝通、陈岱孙，但告诉你们，当时叱诧风云的教授中没有他们，当时国民党奖励的教授一大把，今天那些人的学问并没有留下来，只是过眼云烟。为什么政府奖励的学术留不下来，因为留下来的都是同行、同道的严格评议的产物，而政府扶持的东西很难通过这样的考验。三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传统的重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是舶来品，目前教科书般的照搬，它的进步意义在于普及，在于平面上的一种拓展，但缺乏纵深的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着一个紧要关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诸位，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千万不要为高分而高兴，高分等于零，对于认识、了解乃至改变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每一个读书人都有一个天然的使命，维护和建构祖国的学术传统、知识传统，在此基础上将新的学术生产和再生产进行下去。 5、我的教学方法我有两类学生，一是通过考试报到门下的，硕士博士加起来60多个吧。还有一类学生，私塾弟子，从本科生到博导，都有。我给学生上三门课，这些课名听起来很怪。第一门叫《原典精读》，读西方原典、原著。我家在北京，每月去吉林给学生们集中上一周课，这次我带学生读卡多佐美国***官的一个片段。这种方法你们可以尝试，完全可以自己去做，用十年时间认真读书，你们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上这门课，课堂上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商量，可以查字典，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在哪里。这门课人再多也无妨，凡是抱怨人多而教不好的老师，实际上都是以此为借口掩盖自身低水平的老师。我上课什么学生都可以来听，有老师好心劝我不能这样，应该点名。我问为什么？言道，如果下学期才上你的课的学生现在都旁听过了，怎么办？诸位明白此公的意思了吧？这就是我们目前大学教学中的一大问题，很多老学究们今年是这些内容，明年还是这些内容，一本发黄的讲义十年不变。我这门课要求他们一句一句地阐释原意，第二个同学如果不同意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同意则继续进行，最后由我点评。这门课不是翻译课，但它训练的是一种品格，一种一个字都不能混的品格。in a sense，在某种意义上，邓正来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文字上的细节。我有三字真经：慢慢来。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我所呼吸的空气，就是我所饮用的水。有谁能有这么大本事，一天呼吸七天的空气，一天喝掉七天的水？学问之道在恒久，在雕琢，慢慢来，时时刻刻，天天月月，不为考试突击复习旋即抛诸脑后。我们读原典，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分析大师是如何提出他的问题、如何明确化地展开他的研究思路、如何得出他的结论的？总之是大师的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要掌握这个过程。中国的法学界，细枝末节上吵吵闹闹从未决断。但在规则体的法律根本定义这个问题上却出奇的一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论调长期主导。但凡读过一些法学原典的人，都该清楚法律定义至少有三种，除了规则体还有法律秩序、法律过程两种切入角度。规则体一定和国家、主权、强制力量联系在一起。规则体是国家法，看不到民间法、习惯法。法律就是可见的正义，如果法律不能兑现现实中的公平和正义，法律就不是法律。第二门课叫《大师思想讨论课》。seminar这个词，费孝通先生最早翻译为中文是席明纳，每个人席地而坐，探讨问题，明细事理。我要求我的学生，每个人只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三年硕士、四年博士，七年时间都做一个人，把他搞清楚，大师是怎样生产知识的。我让我的一个学生做关于哈特的40分钟的演讲，结果研究德沃金的、研究边沁的学生在他讲完之后展开论战，一场乱战之后我来收尾。上这个课的目的何在？我是要启示我的学生，每个大师的思想都不是孤立的，绝非自说自话，学术、学科之间并不是一个个的孤岛，而是存在着紧密的勾连，是有脉络、有层次、有体系的。我要让我的学生从小、从一进校门开始，就不能站在凹坑里，而要站在高山上，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在前人的辉煌成就基础上成长自己的思想。没有这样的传承与了解，进行无知者无畏的评判，那是毫无意义的。第三门课叫《小南湖读书小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我每次去吉林，学校安排我住在附近的南湖酒店，我一般在那里上这门课。同学们建议叫南湖读书小组，我说那绝对不可。南湖在中国是有着特殊含义的，那是伟大的中国***的专有名词，我们谦虚一点，就叫小南湖。在这门课上，不许读法学的书籍。我带他们读知识社会学、读经济学、读政治学、读人类学、读哲学，我明天离开上海飞长春，我们马上要讨论的主题就是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同学们，你们这一代法学学生太可怜了，你们的知识基础太窄了。学校里教很多课，有一样却不教，对于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反思和批判的学问，也就是知识社会学。这非常可悲。这门课，每次一个主报告人，其余人参加讨论和提问。你们学校有什么湖没有，也可以组建一个什么湖读书小组。或者五角场读书小组，或者提篮桥读书小组。这门课是非常累的，我的学生12点之前是很少睡觉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愉快的，有不少同学告诉我，他们从没有想到读书还能够获得如此大的幸福感。接下来讲讲我给学生布置的作业。第一个作业叫做双周一书，读翻译过来的法学书籍，读过之后把学术报告发在网站论坛上。我办了一个网站，正来学堂，专门发到这里。这样可以让别人知道你究竟读了没有，读懂了没有，你的阅读和体会得到别人的认可，人家就会跟贴赞同，否则就会回帖砸你，这是网络平台提供的开放性阅读的好处。第二个作业是每周读两篇文章，只读中国人写的。我会推荐一些中国的好的学者比如刘小枫等人写的文章。这个作业不用写阅读报告，只要发个email告诉我你读了什么文章。第三个作业是你推荐给我一篇好文章。这是考查你的鉴赏力和品味的一关，我的学生们都很怕这个环节。我认为学习的重点就是看文章和著作，而如果不能在经年的阅读中陶冶出自己的情趣，锻炼出高雅的品味，则将来遇到一本大部头就足以吓死你，比如厚厚的一本法哲学原理，其实可能完全是不知所云，垃圾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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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学术与人生——邓正来: zhanglin9099 2010-10-10 20:44; 邓正来：学术与人生（转帖）虽然，读邓先生的著作不多，体会也不深，然邓正来先生为学、为师的态度和气象深深感染了我。我想，不论是老师、学生、抑或如我般在实务界工作的人，读了此文后，都会有一种感受，即若按照邓先生文中所写的那般，认真而又洒脱地对待自己的学问和人生，那么，我们必然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得一种超越。不是吗？　邓正来教授上财讲座十点题目：学术与人生：如何学习法学演讲人：邓正来（复旦大学高研院）时间： 2007 年 10 月 10 日地点：证券期货楼一楼报告厅讲座要点整理：东方木匠 1 、人生讲气象，讲境界；学术要追比先贤。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与我自己相关的题目，源出于我个人生活经验。我不讲教条、空洞、套话的东西。两个主题，人生和学术。人生讲什么？讲气象、讲境界。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大学问。如果每个人日常生活都在偷鸡摸狗，那么也不可能做出大学问来。学术讲什么？四个字：追比先贤。不是追比你的同学，也不是追比你的老师，要追比千百年来的历代先贤。当人们要求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时，我总是很为难，包括你们今天对我的这个称谓。我的名片上只有三个字，邓正来，除此别无他物，什么教授、博导我觉得都不重要。我最享受的时光是一人一水一世界，特别是在这样的秋天的黄昏，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我所在的小区门前，有很多鱼塘，看那一汪水，我之所以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这个鱼塘何其有限，这一汪水何其有限，我们短暂的人生何其有限，这个世界则是何其无限。我告诉朋友们，我不喜欢玩，不是我不喜欢自然，不是我不喜欢大海、大江、大山，当人们把它作为对象欣赏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我的心足够大。在那样一个寂寞静谧的时刻，足可容纳一个无穷无限的思维的世界。 2 、我的生活脉络我是 1978 年的大学生，我当年实在四川外语学院读书， 1982 年考入北京外交学院，但我的硕士却还没读完就当了学术的个体户。说的难听点，就是盲流。 1998 年，我依旧在体制外。坚持三项原则：第一，拒绝接受国外任何讲学、访问的邀请。忙于读书，没时间。第二，拒绝参加国内任何学术会议。中国的学术会议，上午讲的是那些东西，下午还是那些，然后就是旅游，这怎么能叫学术会议。第三，拒绝接受任何杂志社、出版社的约稿。没有空写他们布置的作业，我只发表我自己爱写的东西、感兴趣的东西。 2003 年，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打电话问我：神仙，你在干什么？当时我正写完一本书，应他的邀请，第一次去了东北，到了长春，与老师和学生们做了很好的交流。临别之时，我问我的老朋友张文显，你请我来到底有什么要求？他邀请我加入吉林大学。我说你胆子太大了吧？北大、清华请我我也没去，你有什么本钱请我？他是一个懂学问、尊重学问的老师，他就很开诚布公地给我讲了吉林大学哪里哪里不好，有哪些不足，讲到最后我听得都不好意思了，我就提出我的条件：如果要我加入吉林大学，第一，我终身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第二，我终身不参加事务性的学术活动，只带学生。我本意是想以这两个苛刻条件刁难他，但他召集老师全体投赞成票，对我说：别人提的条件都是讲条件，你提的这两不条件其实是无条件。你是真正的体制外人士。这就是我发展至今的三阶段。我和你们一样年轻过，你们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同时你们也是社会中的人，是现实中的人。你们必须考虑你们个人同这个教育体制、同这个学术体制、同这个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在考虑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如何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养成独立品格。大家一定要记住，品格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构，浩然正气是养出来的，没有独立之品格，一定是 fashionable ，是时尚的，跟风的，今天刮东风你就说东风，明天刮西风你就说西风，后天是和谐社会你就和谐社会。人的品格不是到了我这把年纪才能培养出来的，而是从小就做起的。没有独立品格，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个人的学问。 3 、我的学术研究脉络自从 1987 年翻译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 :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后，后来又读了很多政治哲学方面的书，逐渐发现需要人类学知识的给养，便转战人类学，后来又发现离不开社会学、经济学，就又向这两个领域进军。直到 1991 年之后，逐渐在下面四个领域中做了一些研究：第一，市民社会与国家。我提出这一研究范式之后，在国内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出现了一批研究者，当然我对此感到高兴。 90 年代以前，我们有一种思维定势，都是从上往下。国家好个人才好，进一步地，有了明君国家才能好，于是小平、耀邦、紫阳、泽民、锦涛等等，都成为我们企盼的明君。我们恰恰忽略了另一条路径，一个自下而上的进程，忽略了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意义和影响。第二，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本质意义上就是一个舶来品，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我们在引进介绍的过程中却丢失了我们自己，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本可以进行学术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今天的教科书中充斥着对西方理论框架的照搬、误用和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强调学术自主性。人类社会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学术生产，日常生活，政治实践与经济实践。这四个领域各自都有着自己严密的规则。比如经济，什么是成功的企业家？利润最大化， 20 万就是小打小闹的小老板， 200 万不够， 2000 万才好。政治的逻辑，则是杀人的逻辑，生死的逻辑，这一刻说你是亲密战友，下一刻就说你是叛徒敌人。学术的逻辑则在于一种奠基于历史传承之上的恒久积淀，在于一种在传统边际上的创新，不在于数量，不在于多，不在于每天制造数以万计的学术垃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贡献，全在两篇文章，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就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解释了别人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学术的逻辑，它容不得政治和经济的逻辑染指。今天你们也能够看到很多高校的很多学术会议，第一个发言的都是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但是他们可能并不是这些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并没有发言权。这就不是学术的逻辑，而是学术行政化、学术党政化、学术政治化的逻辑。第三，自苏格兰启蒙学者、斯密、休谟至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研究。哈耶克的全部著作我都通读了，仅只我翻译的哈耶克的著作的文字总量就达到 220 万字。从事自由主义研究，除了有我个人的经历之外，也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有关。自由主义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西方有三大脉络，有柏拉图到卢梭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也有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非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有传统中间道路的英美自由主义。如果我们不去认真研究，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这些区别，因而也就出现各种行为大相径庭的人士都竞相自称自由主义的这种混乱局面。第四，法学的研究。自从莫名其妙地去了吉林大学法学院，就被扣上了一顶法学家的帽子，我从来不接受这个称号。 2005 年写了篇论文，《中国政法大学学报》连载 4 期，每期 15000 字，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年重印，现又重印。这是我对中国法学界整个三十年发展的一个反思和批判。当然这三十年中国法学研究是有很大的成就的，但这不是阻止我们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由，需要重新认识。这四个领域各不相关，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这也是鄙人之所以能够继续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动力源，这个问题就是，社会秩序的性质及其建构的合法性问题。这与人生何干呢？这来源于我活生生的生命中的困惑。我出生在上海，当时就在上海外语学校附小，当时就在你们 369 校区的旁边，我经常爬过竹篱笆来这抓蟋蟀。当时老师灌输给我的道理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人民承受着无穷的奴役，瘦小的孩子还没成人就要悲惨地去给大肚子资本家做童工干活，受尽剥削和虐待。但 1970 年，我 14 岁的时候，我也去当了童工。我当时的疑惑就是，为什么人民站立起来的新中国里，我还是逃脱不掉当童工的命运？后来我到四川当工人，每星期天都到资料室偷书看，每次投五本，下次再偷之前把上次的五本还回去。终于有一次被看护资料室的一个老右派抓住了，右派大多是知识分子，听了我的解释，告诫我下次不要再从后门来了，直接从前门进来就好了，实际上还是帮助我偷。在一个不正常社会中的这段成长的经历，迫使我逐渐产生了一些朦胧的理论追问：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现在的你们一样拥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这个问题再提升一步，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几亿中国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不仅把几亿中国人而且把他们的下一代人也强制性地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我们绝不是在谈论一个概念性的问题，不是虚无的问题。真正的学术关切、学术问题一定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从来没有一位大师会出于生活无关的动机而做出让人尊敬的成果，从来没有。柏拉图写《理想国》，是对当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城邦制度的无可容忍以及由此所激发的现实批判。你们都是读书人，在做学问，如果你们所思考的问题与自身的生活不相关，一定不会留下来，一定是过眼云烟。学术一定对现实有着责任，对生命要有担当，否则是做不下去的。 4 、我的学术活动脉络我只参加过三个比较重大的学术活动。一是学在民间运动。任何真正的学术一定不在官方，一定在民间、在个人，学术一定是个人在自由状态下思考而成。在此期间我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等，获得好评。二是学术规范化运动。你们可以看《政治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国内期刊，在 1995 年以前几乎都没有注释。一篇一万余字的论文居然除了马恩全集之外再无其他注释与参考文献。当时学术界好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匿名评审制，还不清楚学术价值需要同行、同道的评议，还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奖项而沾沾自喜。我可以告诉大家，真正的学问，没有一个会依靠官方奖项而留存于世。大家都知道西南联大，知道陈寅恪、费孝通、陈岱孙，但告诉你们，当时叱诧风云的教授中没有他们，当时国民党奖励的教授一大把，今天那些人的学问并没有留下来，只是过眼云烟。为什么政府奖励的学术留不下来，因为留下来的都是同行、同道的严格评议的产物，而政府扶持的东西很难通过这样的考验。三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传统的重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是舶来品，目前教科书般的照搬，它的进步意义在于普及，在于平面上的一种拓展，但缺乏纵深的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着一个紧要关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诸位，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千万不要为高分而高兴，高分等于零，对于认识、了解乃至改变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每一个读书人都有一个天然的使命，维护和建构祖国的学术传统、知识传统，在此基础上将新的学术生产和再生产进行下去。 5 、我的教学方法我有两类学生，一是通过考试报到门下的，硕士博士加起来 60 多个吧。还有一类学生，私塾弟子，从本科生到博导，都有。我给学生上三门课，这些课名听起来很怪。第一门叫《原典精读》，读西方原典、原著。我家在北京，每月去吉林给学生们集中上一周课，这次我带学生读卡多佐美国大法官的一个片段。这种方法你们可以尝试，完全可以自己去做，用十年时间认真读书，你们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上这门课，课堂上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商量，可以查字典，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在哪里。这门课人再多也无妨，凡是抱怨人多而教不好的老师，实际上都是以此为借口掩盖自身低水平的老师。我上课什么学生都可以来听，有老师好心劝我不能这样，应该点名。我问为什么？言道，如果下学期才上你的课的学生现在都旁听过了，怎么办？诸位明白此公的意思了吧？这就是我们目前大学教学中的一大问题，很多老学究们今年是这些内容，明年还是这些内容，一本发黄的讲义十年不变。我这门课要求他们一句一句地阐释原意，第二个同学如果不同意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同意则继续进行，最后由我点评。这门课不是翻译课，但它训练的是一种品格，一种一个字都不能混的品格。 inasense ，在某种意义上，邓正来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文字上的细节。我有三字真经：慢慢来。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我所呼吸的空气，就是我所饮用的水。有谁能有这么大本事，一天呼吸七天的空气，一天喝掉七天的水？学问之道在恒久，在雕琢，慢慢来，时时刻刻，天天月月，不为考试突击复习旋即抛诸脑后。我们读原典，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分析大师是如何提出他的问题、如何明确化地展开他的研究思路、如何得出他的结论的？总之是大师的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要掌握这个过程。中国的法学界，细枝末节上吵吵闹闹从未决断。但在规则体的法律根本定义这个问题上却出奇的一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论调长期主导。但凡读过一些法学原典的人，都该清楚法律定义至少有三种，除了规则体还有法律秩序、法律过程两种切入角度。规则体一定和国家、主权、强制力量联系在一起。规则体是国家法，看不到民间法、习惯法。法律就是可见的正义，如果法律不能兑现现实中的公平和正义，法律就不是法律。第二门课叫《大师思想讨论课》。 seminar 这个词，费孝通先生最早翻译为中文是席明纳，每个人席地而坐，探讨问题，明细事理。我要求我的学生，每个人只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三年硕士、四年博士，七年时间都做一个人，把他搞清楚，大师是怎样生产知识的。我让我的一个学生做关于哈特的 40 分钟的演讲，结果研究德沃金的、研究边沁的学生在他讲完之后展开论战，一场乱战之后我来收尾。上这个课的目的何在？我是要启示我的学生，每个大师的思想都不是孤立的，绝非自说自话，学术、学科之间并不是一个个的孤岛，而是存在着紧密的勾连，是有脉络、有层次、有体系的。我要让我的学生从小、从一进校门开始，就不能站在凹坑里，而要站在高山上，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在前人的辉煌成就基础上成长自己的思想。没有这样的传承与了解，进行无知者无畏的评判，那是毫无意义的。第三门课叫《小南湖读书小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我每次去吉林，学校安排我住在附近的南湖酒店，我一般在那里上这门课。同学们建议叫南湖读书小组，我说那绝对不可。南湖在中国是有着特殊含义的，那是伟大的中国 *** 的专有名词，我们谦虚一点，就叫小南湖。在这门课上，不许读法学的书籍。我带他们读知识社会学、读经济学、读政治学、读人类学、读哲学，我明天离开上海飞长春，我们马上要讨论的主题就是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同学们，你们这一代法学学生太可怜了，你们的知识基础太窄了。学校里教很多课，有一样却不教，对于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反思和批判的学问，也就是知识社会学。这非常可悲。这门课，每次一个主报告人，其余人参加讨论和提问。你们学校有什么湖没有，也可以组建一个什么湖读书小组。或者五角场读书小组，或者提篮桥读书小组。这门课是非常累的，我的学生 12 点之前是很少睡觉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愉快的，有不少同学告诉我，他们从没有想到读书还能够获得如此大的幸福感。接下来讲讲我给学生布置的作业。第一个作业叫做双周一书，读翻译过来的法学书籍，读过之后把学术报告发在网站论坛上。我办了一个网站，正来学堂，专门发到这里。这样可以让别人知道你究竟读了没有，读懂了没有，你的阅读和体会得到别人的认可，人家就会跟贴赞同，否则就会回帖砸你，这是网络平台提供的开放性阅读的好处。第二个作业是每周读两篇文章，只读中国人写的。我会推荐一些中国的好的学者比如刘小枫等人写的文章。这个作业不用写阅读报告，只要发个 email 告诉我你读了什么文章。第三个作业是你推荐给我一篇好文章。这是考查你的鉴赏力和品味的一关，我的学生们都很怕这个环节。我认为学习的重点就是看文章和著作，而如果不能在经年的阅读中陶冶出自己的情趣，锻炼出高雅的品味，则将来遇到一本大部头就足以吓死你，比如厚厚的一本法哲学原理，其实可能完全是不知所云，垃圾一部。; 个人分类: 未分类|1768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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