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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2014,迎接新的一年
热度 1 yuwang911 2015-2-2 23:26
毕业一年半,科研仍处于艰难起步阶段 倒比当时做的最坏打算要好 我过去一向是如果工作搞不好 其他各个方面都要受影响的人 但是这么一段时间 我内心却很平静 发现了一些意外的好 对于一个人来说 自由太关键了 思想自由,你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尽管条件很有限 很多实验都开展不起来 时常和自己的同事拿学校的实验条件开涮 但并不停留在抱怨的层面 大家都在保持自主性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可能的合作 没有沉沦 我总觉得,不断进步就是好的 科研这东西 水平都是相对的嘛 要说贡献 很难去评价 拿了三千万的项目跟拿了三十万的项目 最后看起来前者的成果要多很多 但仔细调查一下 还真未必 如果再算一下投入产出比 。。。 与工作上的自由相比 时间上的自由也许更难能可贵 我个人是自我驱动型的 不喜欢被人看着管着 尽管现在自制力不是很强 也时常会拖延 但成人总是不喜欢还像小学生一样被人束缚 过去总觉得时间不是自己的 出门一趟总怕“被抓” 其实一天守在电脑前十五六个小时 效率极低 还会导致各种心理问题 现在时间完全自由 甚至没有研究组 院里也不干预上课以外的时间 大把大把的时间归自己支配 反倒觉得时间真宝贵 想尽一切办法戒掉拖延症 想踏实做点事情 加上所在城市房价低消费低导致生活压力的减小 刚毕业就能有财务上的相对自由 让我觉得自由真好 好像过去从来没有过尊严 只有在沮丧时体会到的一些脆弱的自尊 因为不需要背负多大的生活压力 所以不需要做急躁的科研 不需要处处迎合规则 苦恼往往是野心得不到满足 欲望太多 不是吗? 努力工作 不为金钱名利地位 甚至不为让别人看到自己 只为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只为享受生活、工作和解决问题的乐趣 很庆幸 在当今仍能找到这么一个安身的地方 除了好运气 还得谢谢爱人的支持和理解 一切都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2015 加油 ^O^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260 次阅读|1 个评论
为什么爬得高的往往是腹中空空的家伙
热度 28 Majorite 2014-9-3 00:48
为什么爬得高的往往是腹中空空的家伙 此情此景,人们不免思考:升得快、爬得高的家伙往往腹中空空、轻飘浮躁, 本事就是能吹会吹。 但是,一旦吹破了皮,泄尽了气,就摔得最惨、甚至性命不保。
个人分类: 海外生活|4052 次阅读|31 个评论
曾经说我眼里透露出善意的陌生人,感谢你
热度 1 liuna198507 2014-4-24 21:59
不知道是年岁渐长,还是真的离善良越来越远 我越发的觉得现在的自己自私了许多,上午非常有冲动写一篇名为,“朋友,如果我怠慢了你,请原谅我”的博文 有许多次实验室的人凑到跟前想要跟我闲聊会的时候,我总有许多事情做也做不完 所以每每都以冷漠对待 QQ隐身状态下,想念我的好友同事发来消息问候 我也总是在忙我计划中的事情 草草回复几句便无下文 给家里打电话算是我的手机唯一重要的用途了 却也每每超过半小时后,我都会心里发慌 进入2014后,我总是忙!忙!忙的状态 其实,说真心的真没有那么忙 但我却习惯了一样 总以忙为借口,推掉那些想要跟我亲近一些的好友们 是的,我不是忙,我真真的是变的自私了 不是吗? 我不在像以前一样热心的给好友的困惑出主意了 我不像以前那样见人就说去健身吧,跑步多好。。。 我也不像以前那样,见到好友无聊没有斗志的时候,劝她多读一本书,多行几步路 。。。 。。。 是的,我真的离善良越来越远了 我对所有的身边人开始报以冷漠了。。。 直到前些天,一个网友给我的评论 说我眼里透出的善意让他倍感亲切 虽然我没有给予任何回复 但我开始思考 是什么让我变了? 今晚,健身归来 身心疲惫,几近崩溃的我看到了实验室小妮子帮我DIY的收纳盒 这个带里子的盒子花费了她晚上2个小时的时间 我看到那么漂亮精心制作的盒子摆在我桌上的时候 我很难过 我很惭愧 我很感动 我很温暖 我为她的无私所折服 并再次为我的自私而脸红 曾经说我眼里透露出善意的陌生人,感谢你 所有我曾怠慢过的好友们,对不起 我想我心底里残留的善良还在 一切怠慢,只因我的无知和错觉 一切的一切 都对不起,请原谅!
个人分类: 我的生活|3112 次阅读|2 个评论
那个在TED演讲的中国女孩
liuna198507 2014-4-17 10:49
关注她的微博应该是因为关注了她那位出了一本关于英语学习书籍的好友——考拉小巫 所以,对她的信息知道的没那么多 一个辞去中国工作重新回到学校的女孩儿,一直隐藏在好友光辉后面的女孩儿,一个曾经很胖但减肥成功的女孩儿,嗯,好像也就这么多信息,剩下的就是为数不多的看过几次她的微博 一直忙,所以单独刷新她微博的次数也不多 今天偶然发现 她被选中参加TED演讲了(演讲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2ODkwMDEy.html ) 第一感觉当然是震惊之余带着惊讶;但转瞬间又想到,这对于优秀的人来说其实早就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了 TED演讲 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很高大上的演讲 其创办理念也非常好 我也曾从其中学到过许多我所没有的理念。。。 文笔太差 写不出太多的赞美之词 只想说 不管在地球的哪个地方 优秀的人一直都在努力着 努力坚持下去 成功未必立刻显现 但却绝对可以铸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她是个例子 豆瓣上的meiya也是个例子 我能想到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她们曾经是平凡的女孩儿 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低调的努力着 实践着自己的梦想 只要梦想还在 一切都还来得及 不是吗? 拿她的微博签名做个结尾吧,希望自己也同样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 现在的我还没有事业,有的是梦想,需要的是踏实的去落实,所以未来数十年在我面前最大的课题是,坚守梦想,踏实实践 ”
个人分类: 我的生活|3161 次阅读|0 个评论
时间都去哪了?
热度 1 liuna198507 2014-4-16 22:06
是否感觉春节才刚过去? 可今天已经是2014年的第106天了,掰指头算算,2014还剩下多少? 自从过年回来到现在就一直忙。。。 各种事情交错在一起,尤其是这个乍暖还寒的四月 三月底的苏州半程马拉松 这周末四月二十号的扬州半程马拉松 上周末的西塘行 。。。 除去周一到周六的正常上班时间外 这三个紧凑的周日导致我最近一直在追着时间跑 时间都去哪儿了? 其实都是从我的指缝中在我的眼前慢慢溜走了 因为keep fit晚饭有两周不去食堂吃了 自以为这段时间好闲 有时看书 有时电影 有时闲聊 偶尔用来背单词 其实,时间真的好快 我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一到晚上八点钟就开始心慌 因为到八点钟这一天基本就快接近尾声了 这种恐慌慢慢导致我开始注意晚饭后到八点钟的时间 因为这段时间对于我的时间日志来说是一段黑洞时间 我从未记录过这段时间 总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认为自己很努力,不玩游戏,很偶尔看电影,不爱好聊天,手机甚至也开始飞行模式,学习时间关掉一切社交软件。。。 但其实我的时间日志一直在赤裸裸的告诉我,我有多么天真的在欺骗自己! 早上八点多起床,晚上十一点才回宿舍 中午午休半个小时 嗯,貌似忙碌的时间,可其实呢? 我的时间日志很少有超过八个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 所以,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每天固定的任务中首当其冲的肯定是科研;还有背单词 读书,看推送的文章 隔天的锻炼 如果不能够合理安排任务,不能够高效率的学习 时间真心是不够用的。。。
个人分类: 我的生活|2311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幸福的密码」
solina 2013-7-30 11:43
1988 年 4 月, 24 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博士霍华德金森对 121 名自称非常幸福的人进行调查, 得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幸福:一种是淡泊宁静的平凡人;一种是功成名就的杰出者。 二十年后,他回访了这 121 人,结果却让他陷入了深思 ..... 人的幸福感取决于什么? 1988 年 4 月,霍华德金森 24 岁,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博士。他毕业论文的课题是《人的幸福感取决于什么》。为了完成这一课题,他向市民随机派发出了一万份问卷。问卷中,有详细的个人资料登记,还有五个选项: A 非常幸福。 B 幸福。 C 一般。 D 痛苦。 E 非常痛苦。历时两个多月,他最终收回了五千二百余张有效问卷。经过统计,仅仅只有 121 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 接下来,霍华德金森对这 121 人做了详细地调查分析。他发现,这 121 人当中有 50 人,是这座城市的成功人士,他们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事业的成功。而另外的 71 人, 有的是普通的家庭主妇,有的是卖菜的农民,有的是公司里的小职员,还有的甚至是领取救济金的流浪汉。这些职业平凡生涯黯淡的人,为什么也会拥有如此高的幸 福感呢?通过与这些人的多次接触交流,霍华德金森发现,这些人虽然职业多样性格迥然,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对物质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平 淡自守,安贫乐道,很能享受柴米油盐的寻常生活。 这样的调查结果让霍华德金森很受启发。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论文总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幸福。一种是淡泊宁静的平凡人,一种是功成名就的杰出者。如果 你是平凡人,你可以通过修炼内心、减少欲望来获得幸福。如果你是杰出者,你可以通过进取拼搏,获得事业的成功,进而,获得更高层次的幸福。 他的导师看了他的论文后,十分欣赏,批了一个大大的“优”! 毕业后,霍华德金森留校任教。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霍华德金森也由当年的意气青年成长为美国一位知名终身教授。 2009 年 6 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翻出了当年的那篇毕业论文。他很好奇,当年那 121 名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现在怎么样呢?他们的幸福感还像当年那么强烈吗? 他把那 121 人的联系方式又找了出来,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对他们又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反馈回来了。当年那 71 名平凡者,除了两人去世以外,共收回 69 份调查表。这些年来,这 69 人的生活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他们有的已经跻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有的一直过着平凡的日子;也有的人由于疾病和意外,生活十分拮据。),但是他们的选项都没变,仍然觉得自己“非常幸福”。而那 50 名成功者的选项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有 9 人事业一帆风顺,仍然坚持的当年的选择——非常幸福。 23 人选择了“一般”。有 16 人因为事业受挫,或破产或降职,选择了“痛苦”。另有 2 人选择了“非常痛苦”。 看着这样的调查结果,霍华德金森陷入了深思,一连数日,霍华德金森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 两周后,霍华德金森以《幸福的密码》为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霍华德金森详细叙述了这两次问卷调查的过程与结果。论文结尾,他总 结说: 所有靠物质支撑的幸福感,都不能持久,都会随着物质的离去而离去。只有心灵的淡定宁静,继而产生的身心愉悦,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 无数读者读了这篇论文之后,都纷纷惊呼:“霍华德金森破译了幸福的密码!”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华盛顿邮报》一天之内六次加印!
个人分类: 生活感悟|1402 次阅读|0 个评论
生活感悟
pengfei818 2011-5-10 10:44
上周末母亲节,早上和老公去完医院产检就去给妈妈买衣服,结果她前天看中的那套衣服卖掉了,其它款的颜色我估计她不喜欢就没买,想着下次还是带着她来重新挑吧。然后给老公买了夏天的凉鞋和裤子,又去还书,一上午就过去了。下午老公回了广州。于是我干脆带妈妈重新出来逛,看看能不能买套合身的衣服,也让她高兴高兴。 妈妈一辈子就俩爱好,打麻将和逛街买衣服。所以一听要去买衣服,很高兴。我们去了天虹商场,从一楼逛到了4楼,她挑了一下午,居然一件也没挑中。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带她来挑衣服或许错了。她试了所有她感兴趣的衣服,每一件都会问服务员价格,问得人家都开始烦躁了。便宜点的,她认为质量太差,不够档次;贵点的,她又认为太贵了不值;花俏点的她又嫌太妖艳了;朴素点的吧她又嫌太土了。最大的问题是,她经常当着服务员的面大声说这件衣服的缺点,一会说太贵不值这个钱,一会说质量太差。我在店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每到一个地方只好跟服务员好言好语,让她们别跟我妈计较。最后她还是惹怒了一位,jjyy开始数落起来,我听得实在是内伤,赶紧拉了妈妈离开那家店。一直逛到了下午6点了,我肚子饿了,想回家吃饭了,她也差不多把这家商场里她看得上的都试穿了一遍,不过还是没有满意的,我跟她说没关系,今天你过节,钱不是问题,看中了咱就买,她说:不要紧,今天看不中,下次再来逛,等看中了再买。我简直气结,我想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拖着6个多月的身孕陪她逛街了。 晚上躺在床上,摸着肚子里不断闹腾的小宝宝,不仅很悲惨的想,以后我的生活要彻底颠覆了。我居然逛了一整天没给自己买一样东西,还特好脾气的陪着老公老妈买,为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等宝宝出来了,我还要再多顾着一个人了,更没什么心情给自己买了。很害怕这样的日子,要顾及全家人的吃穿还有心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以前好像都是他们照顾我的比较多,我这样的转变意味着我变成贤妻良母啦?可是当贤妻良母的我并不开心,我觉得我要失去自我了。每天工作完就只想跟老公打打电话,跟妈妈散步,再回去给宝宝胎教,时间长了觉得日子过得好闷啊,我也不懂,以前不就向往这样的日子么?但是老公会嫌我每天都打电话,像查岗一样觉得烦;妈妈喜欢看戏打麻将,还喜欢说谎,喜欢去输赢较大的茶馆打大牌,还骗我说只是跟老头老太太打小牌;我确实不知道她是赢了还是输了,但是她会抱怨我给她的生活费不够。可是我知道了她自己出去买衣服不告诉我,自己去打大牌骗我的时候,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其实讨厌打牌的人,但是妈妈年纪大了娱乐一下我是赞成的,但她说话不诚实让我很头疼。以后她说生活费不够的时候,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我想我和哥哥都这么老实,怎么会有这么爱说谎的妈妈。我要是有能力,我愿意多给她一些钱攒在手里,让她心里更舒坦,让她可以买自己喜欢的衣服,买喜欢吃的东西,但是我不愿意放纵她打麻将的习惯,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跟她之间的经济关系了。我以前是只要她要,我就给,我想即便花不完,让她攒着她也心里舒坦,现在我不知道该不该给了,我真的不会跟打麻将的人打交道,我觉得我一个头两个大,我不相信在牌桌上输赢好几百的人能精打细算的过好日子,我妈妈是愿意把所有钱攒着去打牌的人。 以前觉得爸爸不留零花钱给妈妈很不讲道理,现在大概知道原因了。爸爸小气了一辈子,遇到妈妈这样性格的人,大概只想到了这个办法来避免她去打大牌吧。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零花钱,这样才有自由,以前很为妈妈抱不平,现在才知道当初她跟我抱怨零花钱的事,都只是一面之词,大概我还冤枉爸爸了。还有老公也不让人省心,爱打麻将爱喝酒,我不在广州,他总是出去喝醉了不能开车回家,到处流浪,有时候去桑拿房过一晚,有时候去朋友家住一晚,有时候住宾馆,我说很多次他也不听,他总是有喝醉的理由。 我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实在是窝囊,不知道我怎么就把生活搞成了这样。难道我是因为孕期抑郁,所以把事情想得比较悲观吗?不知道,我现在只是盼望宝宝健康的出生,等我有精力来处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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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感悟
zhangxuemei 2011-4-29 19:44
这是一个充满物欲与浮躁的时代,没有人在意你想什么,也没有人留心你做什么。在你做出成就之前,你要忍受拷问心灵的寂寞孤独,端正愤世嫉俗的倾斜心态,抵御时常袭来的诱惑冷箭。如果没有功成名就,就不要过分强调你的自尊,失去了成功的保护光环,自尊只是一张薄薄的纸,谁都可以轻易地捅破它。
179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读乡贤《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tangminqian 2011-3-7 14:00
人生记忆——亲历见闻 生活感悟 说出真话 留下真相 http://shilongt.blog.163.com/blog/static/9382771120111199939559/ 华新民: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一,故乡的背影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老人去世后,在网上读到了他在八十岁那年写的《八十自述》一文。他的叔父钱穆在八十岁时写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台湾发行。钱伟长到八十岁写自述,看来是仿效叔父的做法。 钱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地方,那是一个钱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他在自述中说:“我4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荡口在七房桥以东五里路,现在有了公路,无锡、苏州的郊区公共车也就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他在自述中回忆家乡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荡口,这正是笔者出生的地方,所以,按中国传统规矩,我得称钱伟长是我的“乡贤”,虽然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他关于早年家乡的回忆,加上他的叔父钱穆的回忆,让我对于自己出生前的一、二代人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增长了不少见识,那是故乡已经远去和消失了的背影。 一,故乡的背影 荡口是以我们华姓人为主的集镇。我看到一份家族资料上说,在元末的各路汉人造反大军中,那一带属于张士诚的势力范围,等到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我们华氏的祖先因为追随过张士诚的队伍,站错了队,受到惩罚——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这事我们后代怨不得祖宗,谁叫你不幸错生在了那个地区呢?就像湖南、江西多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浙江多历史反革命一样,历史的大潮卷过来,谁也不知道卷进了红潮还是黑潮,会被卷到哪里去。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款中多是下海经商的无业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以至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祖先,大概也是这样,被朱洪武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只能从事当时社会的职业仕农工商之末流:酿酒和酱油的制造和销售。在后来的年代里,同执政者的愿望相反,荡口的商业繁荣起来,发展成一个方圆几十里农村的中心集镇,也出了一些大户人家和书香门第。这种状况,在我开始记事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残留:那时家乡还有若干酱油的作坊,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一位名叫华山的小学老师,五十年代还在世,他家就是开酱油作坊的,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另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碎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以至有些人家的围墙的顶部都是用这种剩余的酱油罐和酒坛子充当砖瓦砌起来的。 钱伟长号称是所谓“三钱”之一,三人都来自苏浙地区的钱氏宗族,据说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实际上非常悬殊。钱学森出生于杭州的丝绸富商之家,可谓出身“豪门”;钱三强则称得上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至于钱伟长,家境清贫,而且至少是“贫三代”,不折不扣的出身“寒门”。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他们家“先前也阔过”,有良田十万亩,不过那是十八世祖宗时代的事。到钱伟长祖父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产。他祖父体弱多病,不胜科举考试的艰难,只能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也作些管理宗族事务、给人家写状纸一类的事,大致说来,职业就是“塾师”和“讼师”。钱伟长的父亲名钱挚,字声一,短寿,生前一直是乡村小学教师。因此,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说:“父亲中年39岁早逝……,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钱伟长家无地无房,他父亲当乡村教师是一家收入的唯一来源,父亲一旦去世就断了生计,不过旧社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也不见得总是像“忆苦思甜”会上说的那样: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上面这段自述表明,当时那个社会里穷人也可能得到救济:一个名为华倩朔的人,曾是他父亲和叔父钱穆的小学教师,免费给钱家的孤儿寡母提供了住所。此人是我们镇上的名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人世,似乎还在中学里教点书,人人都尊称他“倩朔先生”。我那时刚开始识字,以为他名字叫“浅”,不懂为什么不管什么辈份的人都叫他“浅叔”还要外加“先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在乡间流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他在前清得过功名,曾经到广西、云南一带做过县官,还从那边带了一个夫人回来,被家乡人称为“广太”。流传最多的是他慷慨助人的故事。有一则说,某陌生人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听了后说:“我手上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借给你,你去某处把我的旧房拆了,砖瓦木料可以换些钱,够救你的急了。” 倩朔先生不仅有视钱财如浮云的古代侠士之风,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这样记载这位老师:“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倩朔师曾游学于日本,美丰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曾编写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顺便说一句,也是去年逝世的画家华君武虽然出生于杭州,他的祖居也在倩朔先生居住的黄石弄里,两家可能有相当近的亲族关系。 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的救济粮,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所谓“义庄”,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普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义庄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很多地名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还见证着它们曾经的风光。年轻的时候没有细究,这些年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它们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制度创新”,这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政治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概念,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用这些土地出租或其他方式经营得来的收入接济宗族内的贫困户,一般是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孤寡老弱,有的还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补助宗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费用。大概因为范仲淹是苏州人,所以义庄在苏州府所辖地区十分普及,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了鼓励这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专门通令给予嘉奖和保护,禁止宗族公产的转让。在这种政策倾斜鼓励下,义庄的公产只可增不许减,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资料说,我们荡口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早逝,其家庭两代人都受惠于义庄的救济。钱穆在他的《八十忆双亲》中说,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依例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他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虽然凄凉,但是同族人的帮助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直到几年后他的大哥在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有了收入为止。 可见,百年前的故乡,已然有了“集体所有”的公产——虽然那是属于同姓的宗族,有了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有守护传统道德的士绅,做着扶弱济贫的善事。读者今天读到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那些在困境中受到救助的文字,也会同作者一样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像这样温情的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还有许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也同样感人——光绪末年(1908年),他和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其兄在四年级毕业班,他还在三年级,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受到老师鼓励,跳级随兄长和其他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就在他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的前夕,他就读的小学得到通知说他本人也被录取了,他的体育老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我们镇上的首富,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并不是到了“新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 如果说,他们幼年在家乡得到的救助出自于宗族和乡亲的关系,那么随着他们学业的升级,得到的资助来源也就更为广阔。钱穆的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家乡办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先母即令先兄不再领怀海义庄之抚恤。”但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大哥,薪水微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领取救济粮米的时候,钱穆在常州读书难以为继,这时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余申请得无锡县城中某恤孤会之奖学金,得不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 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超越宗族的界限,而开始有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氏叔侄在他们回忆中叙述的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印证了近年有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那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政府管治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例如,钱穆回忆里讲到他的父亲在世时因为钱氏义庄发放救济的不公,同他的同族长辈打官司,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那时的社会,当然不是莺歌燕舞,有贫富不均,宗族争斗,天灾人祸,百姓也有当时常见的吸毒、纳妾等陋习——钱穆就不讳言自己父亲长期抽食鸦片。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传统和习俗,如前文所述的乐善好施,鼓励年轻人读书。而且,人与人交往讲究诚信,如钱穆回忆里讲:“先父在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例不付款,待年终清结。先父卒后,……一日,上街购酱油,先母令携钱往,随购随付。店铺中人不受。余坚欲付,铺中人坚不纳。谓:‘汝家例可记账,何急为。’不得已,携钱归。其他店铺亦然。……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先母必令先兄及余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可见,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靠救济生活,但是店家并不歧视“弱势群体”,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接受他们的赊账,而他们也坚持年终将赊账结清。这样一种买卖双方的诚信,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靠传统道德维系。假如今天的中国哪怕还保留一点点这样的诚信,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悲剧发生了。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里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信念,无疑同他早年在家乡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他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和弘扬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中国传统社会。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有正面意义的传统,本来确实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成为新社会中的积极因素的。即使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义庄,也有着“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演化为惠及整个社区的民间慈善组织。须知,钱穆和钱伟长在荡口就读的小学,本来是华家有钱人开设的私塾,只招收华姓子弟入学,但是在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它也与时俱进,成了向四乡所有学童开放的新式学堂,钱穆进入那所小学的时候是刚废除科举的1905年,差不多是第一届的学生,从他的回忆中,我们看不到校方对外姓人有什么歧视。宗族办的私塾平稳地演化为新式学堂,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族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有教无类”也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坚持的原则。同样的理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思想在中国也是自古以来深入士大夫人心的普世价值,由不同宗族的义庄联合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对全社区开放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信也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义庄和乡村士绅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是消灭中国民间社会自治的运动,使得政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人出来想起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公益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像笔者一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读钱氏叔侄的回忆,会觉得他们叙述的旧社会,同当年教科书里和文艺作品中灌输的旧社会形象完全不同。当时的书报刊物、文艺演出里提到旧社会,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时期,用“万恶”二字就可以概括。旧社会就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还不了债的就要用女儿抵债,就要进刘文彩的水牢。旧社会里的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南霸天一类的地富反坏,旧社会的“成功人士”都是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在旧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应该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定要认识自己家庭的剥削本质,如果流露出有丝毫认为自己父母靠勤俭起家的想法,就会有教师、辅导员和同学来帮助你提高认识,直到你承认“乌鸦没有不黑的,起家没有不靠剥削的”。即使是出身于职员、小业主一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也要检查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革命动摇性之类的家庭烙印。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就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信他们当年在学校争取入团、入党时,这类思想汇报一定没有少写。可想而知,对“旧社会”缺少亲身的体验的青少年,在这样的妖魔化教育下成长起来,会对那个时代和来自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有什么样的印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里,这样写道:1962年,她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们。“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 其实,旧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像周扒皮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正如旧社会的贫苦农民中也有少数流氓地痞一样。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只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艺术形象。据罗点点说,她的姥爷、姥姥这样的地主分子,“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鱼肉乡里的事情,甚至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的贡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罗瑞卿夫妇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很多,例如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无悔的岁月》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浦在廷——也就是邓小平的岳丈——的发家史:浦在廷是驰名全国的云南宣威火腿公司的创办人,从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白手起家,他“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他不怕吃苦,敢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当年的阶级教育是“为富者一定不仁”,但是当年为了抗日和姐妹一起奔赴延安的浦代英却说:“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方的个性。……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拮据。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 可惜,浦代英这些话是在文革过去了二十年之久才讲的。罗点点对自己姥爷、姥姥在旧社会的真实生活的了解也是她母亲在文革之后才告诉她的。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罗瑞卿都是妖魔化“旧社会”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领导者。位子更高的周恩来,也是最经常提到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领导人,假如当年有人斗胆问他:你的父辈祖辈人究竟干了哪些欺男霸女、丧尽天良的事情?相信他也回答不上来。然而,这些“新中国”的执政者,为了证明他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把“旧社会”的真相隐去,在周恩来为实际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里,他们这样来描写旧社会:“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他们心里明知自己的父母就不是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人,却一定要让全中国的青少年们接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教。结果就是像罗点点说的那样,她把自己的姥爷和姥姥也当成了周扒皮。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红卫兵拷打她的姥姥,她只是“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心都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和这些红卫兵都是吸着同样的乳汁长大的。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人们常常会问:那些平时温良恭谦让的女子中学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把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的暴徒?罗点点的自述至少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钱伟长的自述回忆了他在1948、49年间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1948年12月24日,“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8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3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3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这里的“四叔”,即是钱穆,实际上钱穆在家里行二,但是因为叔伯堂兄弟联合排行为四,所以取字“宾四”,钱伟长叫他四叔。钱伟长少年丧父,读中学时一直跟随着钱穆,叔侄二人情同父子。可是在对待“解放”的态度方面,两人完全背道而驰。当时钱穆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创办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钱伟长是否遵照钱俊瑞的叮嘱给叔父写了劝留的信,钱穆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无从了解。不过,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说,他在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后,“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这个“族叔孙卿”名钱基厚,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字子泉)的孪生兄弟,也是无锡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钱穆没有听取荣家和钱孙卿的劝告,还是离开了无锡,南下到广州,并最后出境到了香港。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国共两党对于争取学者教授、社会贤达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国民党方面曾派飞机到即将失守的北平“抢救学人”,但没有多大成果,据钱伟长回忆,“到1948年12月18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269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共产党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迎接解放,有些重点的知名人士则由地下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护他们免受国民党胁迫和危害。不过钱穆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任何两党高层人士对他的关照,他似乎不在任何一党的重要人士的名单上。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主导安排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的是朱家骅、傅斯年这样的“海归”,拥有西方名牌大学的学位,像钱穆这样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自学成材者,在他们眼中似乎还不够份量。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里就没有钱穆,或许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和左倾人士的眼里,钱穆则是一个坚持孔孟之道的守旧分子,据钱穆回忆,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钱穆对陈寅恪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诸笔墨而已。”显然,他不会是共产党高层想要花力气争取的对象。看来,钱俊瑞对于钱伟长的叮嘱,更多是出于他个人对老师礼貌性的问候。 如此看来,1949年的钱穆像一叶小舟混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中,无人问津。那么,为什么到了1949年8月,毛泽东要在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钱穆同胡适、傅斯年一起归入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去呢?他做了什么事让毛泽东如此愤怒呢?我们没有毛泽东或他的笔杆子起草该文时的内部资料。不过,钱穆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在那年春天的一番谈话,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败退广州,刚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会晤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人,或许因为阎锡山本人一向崇尚儒家学说,钱穆刚好应聘到广州华侨大学,无党无派的他也一起被请了去。钱穆在会上即席发言,说抗战时军队在前方保卫后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军队溃败,“恐不可恃。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这些话分明是在替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以图东山再起。在毛泽东的眼里,尤其可恶的是,那些深受党国恩泽的名教授,如国民党员朱光潜、冯友兰等都决定留下同新政权合作,偏偏这个“党不疼国不爱”的钱穆,不识时务,自己跳出来像伯夷、叔齐一样要替旧政权守节。在接下来的另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里,毛泽东好像余怒未消,已经作古数千年、没有招他惹他的伯夷也受到株连,被骂成了“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且是同胡适、傅斯年绑在一起,大概是钱穆自己也没有料到的。1950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道:“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这确实有点历史的误会。钱穆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物。他说,抗战前“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胡适为校长,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他们没有给钱穆发聘请函。而钱穆本人也不愿意去,他说:“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最后,他挑了一个私人新办的无锡江南大学,希望远离政治中心,安静地做自己的学问。至于说到同国民党的关系,钱穆比胡适、傅斯年要疏远得多,他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担任行政职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胡、傅二人后来一直是台湾的学界领袖和文化班头,而钱穆在香港一留十几年,始终以办学为生,直到从中文大学退休,而且大陆文革动乱开始后才迁居台湾,此时傅斯年和胡适已经先后离世。 事实上,钱穆的若干学术观点也同国民党的正统教义相悖。例如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国史大纲》书稿,将太平天国一律称为“洪杨之乱”,当时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也是“凡是派”,要求他改为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得到过孙中山肯定的。钱穆对此抗辩道:“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信奉“必也正名乎”的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必须正名为“洪杨之乱”,在这件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知道,被毛泽东在反右时捆绑在一起批判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实际上是民盟里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同样,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等方面有诸多分歧。他曾这样评说胡适等人:“而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内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钱穆的这些论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尽管不为国民党所看重,却仍然要给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进言,而且决定离开大陆。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比全盘西化还要不能接受的“苏联化”,新中国所尊的共产主义,同“洪杨之乱”尊的耶稣,一样都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他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以及他们的西化主张,是为后来的 “苏联化”开通了道路,也是有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批判钱穆也不算误会,因为钱穆的反共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历史观。 话说回来,钱穆对共产党政权的看法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绝对,他当时到香港而不去台湾,也有驻足观望的意思,他在回忆中说,“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所以他想看一看中共有没有“开国气象”。然而新政权外交上的“一边倒”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证实了他对中国“苏联化”的担忧: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他以前的同事、友人都作了自我否定或者受到批判斗争。1957年,在他培养下长大的侄子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在全国报刊上受到声讨。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期间,大量饥民逃港,香港居民纷纷给国内邮寄白糖、猪油一类的食品解救他们的亲属;钱穆的小兄弟钱文——人称“起八先生”——当时在家乡荡口,也收到了兄长从香港寄来的包裹和港币,是我们镇上少数有“外汇券”的人,持这种外汇券可以到无锡城里“侨汇商店”购买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可惜起八先生当时失业在家,只能拿外汇券跟别人换了人民币维持起码的生活。据钱伟长回忆,他的这位“八叔”以前经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在那几年得了浮肿病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去世。到了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受到红卫兵的毁坏,这在钱穆这样的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学人看来简直就是“亡天下”的征兆。痛心疾首的他一直到死都把1949年的解放“正名”为“赤化”,而且誓言“赤祸”不除,决不回乡。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当时新政权曾在香港争取那些观望的旧政权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1955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的回归就是他们工作成功的例子。钱穆大概也在统战部门的视野之内。1950年,他尊敬的老师吕思勉曾写信劝他回归,在回信中,钱穆说:“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由于他对于中共政权的这种决绝态度,他至死没有再踏上故土一步。这就使他和家庭亲属长期相隔两地,发生了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一样的故事。 “左倾教授”钱伟长同他叔叔在1949年分道扬镳,一直到1981年才在香港有机会重逢。据钱穆的夫人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后所撰《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一文回忆,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其前身为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邀请钱伟长到该校“新亚学术讲座”作讲演。钱穆夫妇从台湾赴香港,使叔侄二人在分别三十多年后相聚。此后两人又相见了几次,在这几次见面中,免不了相互诉说离别之情以及钱伟长向他叔父介绍家乡故人的变迁。除此之外,钱穆每一次见面都叮嘱侄儿远离政治。1983年,钱伟长带同夫人孔祥瑛到香港讲学,钱穆夫妇也为纪念中文大学成立二十周年而在香港。据钱胡美琦在《时代的悲剧》中回忆,双方见面时,钱穆“当面叫祥瑛要多照顾好伟长,少问政治,把精力多放在学术教育上。以后我和祥瑛通信,宾四总是嘱我在信上写这几句话。有一年,我因事赴港,正巧伟长同时也要赴港开会。……动身前,我问宾四有什么话要带给伟长,他还是这几句,只加一句‘要多听太太劝告’。伟长年龄比我大一截,我十分为难。但伟长脾气好,不论宾四把这话重复多少遍,他从不生气。只解释说,两岸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会有分寸的。”——显然,钱穆对于侄儿热衷政治是很不以为然的,他的反复叮嘱实际上是一种批评,言外之意大概是:当年你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不能翻身,不能参与重大研究项目,荒废了业务,而且连累子女上不了大学。现在总算改正了,在共产党下面参与政治,你要懂得急流勇退,免得重蹈覆辙啊。 其实钱穆反对钱伟长卷入政治是一贯的,包括当初促使钱伟长进入清华后由文史科转学理工科。钱伟长在他的自述中说他的“弃文从理”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都重复类似的说法。然而,他不曾提到在这件事上他四叔的意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荡口,还有不少见过伟长光屁股在河里洗澡的长辈和老人,笔者从他们那里听说的是,钱穆一直告诫侄儿,他们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缺少社会关系,学习文史不易有好的出路,希望侄儿改学理工科,可以远离人事和政治,凭真本事立足于社会。可以推想,叔父的意见有相当的份量,对于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影响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他当初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穆对于钱伟长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毕竟那是侄儿,他对于自己的子女就用不着那么欲言又止了。1949年的大江大海,把钱穆同留在大陆的三子二女隔开了三十二年,1980年,当他同五个子女中的四个在香港重逢时,《时代的悲剧》一文中回忆的以下一幕令人们印象深刻:“当晚在旅店吃过晚饭已经九点了,一家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那知宾四正式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座所有的人吓了一跳。他用手指着儿女们问‘你们谁是共产党?’他虽面带笑容,也使刚见面的儿女一时惊得不知所措。……四个子女迟疑了一下,还是老大钱拙先开了口。他说,‘当年以我们的家庭背景,怎么可能被允许入党呢?’我赶忙接着把话题扯开了……。” “宾四接着又问起十个孙辈的学名,听了儿女一一报上名字,显得很不开心。他说:这哪象是读书人家取的名字。”——显然,钱穆对于子女是否与受共产党“赤化”是很在乎的,连孙辈起的名字,想必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息,也让他不快。那次钱穆和子女会面一星期,“前三天,宾四专一批评共产党思想阶级斗争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后三天,他对儿女一再重复讲伦理孝道的重要,要他们回去后多用功读孔子论语。并嘱他们各自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我们的会亲,真像是天天在补课,而且是密集的方式。”——钱穆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也有若干得意的门生弟子,而自己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传承他的学问和文化历史观,一定是他十分伤心的事。 让钱穆更加伤心的是,他的儿女没有对他说实话:钱穆回台湾后,从一位新亚校友的口中得知,他的三子钱逊,实际上是共产党员。钱夫人说:“儿子的实况,竟是从外人口里获知,以宾四的性格,他是难以承受这个事实的。从此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难解的心结。”其实,钱穆对此或许是有预感的,因为钱逊从小就是令他最不放心的儿子。早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十年代,钱穆在苏州的时候,钱逊还只是中学生,就曾去信苏联使馆索取书籍,被他发现后严厉训斥。在他同子女香港会面的时候,他被告知钱逊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实际上,清华这样的工科大学当时是没有哲学系科的,也不大会有专讲哲学的教员,所谓“教哲学”,实际上就是给各系学生讲授政治课,就算是教哲学,也只能是马列主义哲学。如果钱穆熟悉一点大陆的国情,就会对儿子的共产党员身份猜出八九分。从儿子这方面来讲,这样告诉钱穆,无非是一个善意的“忽悠”,希望可以减少对反共老爸的思想冲击。而父亲这方面,却对此一直纠结于心,钱夫人说,钱穆向她表示, “当年父子思想异途,他独自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须作何解说。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成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是非对错,事实已摆在了眼前。如今父子重得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交待?……儿女们只谈大陆生活的改善,吃穿都比从前有进步,这更使他不耐。宾四说,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甚么意义呢?” 钱穆和他的子侄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道路上的分歧,只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个缩影。从晚清开始,受到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的刺激,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从中体西用到变法维新,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从科学民主到共产主义,一浪比一浪激进,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弃如蔽履。钱穆这样坚守中国传统的文人也随之越来越边缘化,被视为冥顽不灵的守旧分子。年轻一代人,甚至同代人,大多追逐时髦的西化甚至“苏联化”思潮,没有人理会儒学、传统文化这类无用的“古董”。子女同父母在政治信仰上异途,甚至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是上世纪后半叶司空见惯的现象。钱穆个人的遭遇,只是这大的时代悲剧之一例。笔者读钱穆夫人的这一段回忆,觉得钱穆在香港对子女“秋后算账”式的训话,是他在几十年中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所遭遇的寂寞、磨难和挫折积累起的感伤和激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终于有了无需顾忌地一吐为快的机会。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回想起来,钱穆及其代表的传统派在1949年前虽然受到西化思潮的挤压,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还有一席之地,话语权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占主流地位的是胡适、傅斯年这样的“西化派”中的欧美派,他们毕竟是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熏陶,而且还保留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君子风度。到了1949年后,“西化派”中的苏联派掌权,传统派的话语权,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于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同事们,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多次提到的“芝生”和“锡予”,即冯友兰和汤用彤等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检讨,真心或者违心地否定自己过去受过的教育和学术主张,同胡适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学习和服赝马列主义。比较起来,钱穆在香港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经济上,却是过着流亡者的生活。新亚书院初创的时候,学生不足百人,教学、办公和师生住宿都挤在一栋楼的两层,夜里有的学生在楼顶上露宿,有的蜷卧楼梯上。那种困境,除了没有饿死,真的跟首阳上的伯夷、叔齐差不多。 此时,他的侄子钱伟长在北京却进入了他一生中风头最健的高峰期。他在《八十自述》中说,“从此一直到1957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视察东北高教和厂矿修复工作,出席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参与宪法起草,出国访问缅甸和印度。他所担任职务,除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外,还兼任种类繁多的跟业务沾边或不沾边职务:如全国青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甚至还担任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协会长。当然,这一切风光和忙碌,随着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嘎然而止,从此走进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低谷,那一年他四十四岁。 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于自己在反右派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遭遇,只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带过:“我在1957年1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6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1957年6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钱伟长在他的回忆里把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思想方面的争论。同谁争论呢?他没有说。荡口的父老乡亲,乡下人见识短浅,有的说是无锡人钱伟长斗不过宜兴人蒋南翔,有的说是小户人家出身的人斗不过大户人家的少爷。替他叹息之余,不免也有埋怨:伟长吃亏就吃亏在一张嘴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钱伟长从小能说会道,得理不让人,有“铁嘴”的名声——要是他少说几句,要是他听得进阿叔宾四的话: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少问政治,多做学问,何至于会跌这么大的跟斗呵? 钱伟长的社会活动极多,尊敬他的人和讥刺他的人都称他为“万能科学家”,鸣放期间的言论也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主张理工合校,对全面学习苏联有保留,宣扬英美的大学教育等等。不过,依笔者“事后诸葛亮”的看法,以下这段话恐怕是他被打成右派的要害,这是刊载于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上的钱伟长发言:“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板板六十四”是我们家乡用来形容一个人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土话,别地方的人大多听不懂,居然也上了人民日报。这是“引蛇出洞”阶段,需要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同所谓“教育思想方面的论争”比起来,这段话才真的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校务、系务由谁当家?助教和留学生的选拔、教师提级由谁说了算?显然,钱伟长觉得校务委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以及教授是有资格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当家做主”的,而实际上却插不上手,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钱伟长的这些怨言,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说,是很自然的,他在自述中一再强调自己爱国和革命都不后于人:1931年“九一八”后,他为了救国而“弃文学理”;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各次抗日救亡大游行和示威活动,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他就回国参加了清华大学在北京的复校工作,比钱学森、郭永怀早回国近十年;在此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他就同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接触,在家中招待地下党人员;在国民党撤退时,反对清华大学跟随南迁,还代表清华大学护校斗争的师生到京郊解放区同入城工作组和解放军领导联络接管清华大学事宜。既然解放就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自己又有这样一份光荣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舍我其谁? 他不知道,他的这些经历,在“另外一条线”的眼里,和蒋南翔的革命经历相比,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蒋南翔同钱伟长同年出生,而且可以算是同乡:宜兴同无锡是相邻的两个县,历史上都属于常州府、苏州专区,现在都划归无锡市管辖。蒋1932年入清华,比钱晚一年,如果不是钱伟长转学到物理系,他们还是中文系的前后届同学。然而蒋的革命资历确实不是钱能够比的。蒋南翔入学后第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是 “一二九”运动领导人。当钱伟长在大学毕业后留校读研,并随清华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蒋南翔则在北平、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对两人都是关键的年份:钱考取庚款留学到了北美,蒋则到了延安。待到1950年他们在清华重逢,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海归教授,副教务长,自诩为“老清华”;一个是“另外一条线”上派到母校来的新校长。如此同学同乡之谊,为什么蒋要把钱打成右派呢?同是清华校友的韦君宜也纳闷,她在《思痛录》中问道:“(蒋南翔)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上面引述的钱伟长发言里:两个老同学,都要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57年7月14日,反击右派已经开始,《人民日报》刊登钱伟长的言论:“……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实际上,两人的恩怨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个明白。右派分子在文革后几乎全部改正,只是在中央保留几个人,以示反右运动的必要性,而钱伟长在清华却迟迟得不到改正,拖到八十年代才由胡耀邦干预得以改正。因为文革后的清华大学又成了“蒋管区”,钱伟长虽然得到改正也无法施展,只能带着破碎了的在清华当家作主的梦想,黯然离开了清华。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这位影响自己一生命运至深的学弟连一个字都不提。 当然,钱伟长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也不是用他同蒋南翔两人的个人恩怨就可以概括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黄万里教授和许多师生,甚至连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袁永熙也被定为右派,从党内清除出去。袁永熙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夫妇都是抗战时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父亲和女儿、女婿两代人走上政治上对立的异途,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又一例证。他们的结局比钱穆和他的家人要惨烈得多:陈布雷在1948年末,看到国民党政权失败之不可挽回,在南京自杀。女婿袁永熙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政治压力下,陈琏与其离婚,子女也都随母姓,以划清界线。文革中陈琏因为家庭关系,加上曾有被捕后在父亲活动下被释放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审查。1967年,不堪精神压力的陈琏在上海跳楼自杀,走上了她父亲十九年前的同一条黄泉路。 袁永熙为什么会被打为右派呢?据他的儿子陈必大回忆:“蒋(南翔)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变了。……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袁永熙就是因为缺乏“政权意识”,拉不下情面,心慈手软,结果自己也成了右派。蒋南翔的水平就在于他对于政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核心利益”——有着高度的敏感。文革中清华造反派“井冈山”的“司令”蒯大富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得了蒋校长的真传,他在一张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如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蒯氏语录”使他一度受到毛泽东和江青的赏识,从而名扬天下。 不能说蒋南翔的看法毫无道理。当年那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确实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反对国民党,未必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失望,用我们荡口的另外一位乡贤王莘在“歌唱祖国”这首歌里写下的歌词来说,就是 “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钱伟长,还有那位当年在无锡“于共军渡江有深望”,力劝钱穆留下来迎接解放军的钱孙卿先生,应该都属于这样的“独立自由派”,他们以期盼的心情迎接解放,无非是希望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希望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知识分子或许还希望能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结果,到1957年,钱伟长成了民主同盟的大右派。钱孙卿在新政权成立后担任过江苏省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到了1957年连同儿子都没有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就是在北平城外叮嘱钱伟长写信让钱穆留下来的老资格共产党员钱俊瑞,看来也只是党的同路人,他担任过最初的教育部的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位子给了“民主人士”马叙伦。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国务院(当时称政务院)各部部长如果是民主人士的话,实际当家的是党组书记。所以,钱俊瑞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但是往后却官越做越小,不久就退到学术领域。老家的乡亲们都看出来了:毛主席不喜欢钱俊瑞。这位老教育部长虽然逃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逃得过1966年开始的浩劫,十年文革中被监禁了八年。 按说,蒋南翔对掌权、用权有如此高度的敏感和自觉性,同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十分一致,应当在党内一帆风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南翔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沦为被教育、被改造、被斗争的对象。这发生在他把钱伟长、黄万里、袁永熙以及一大批师生打成右派后不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时的处境同钱伟长在1957年的处境颇有雷同:钱伟长当年以为校务委员会、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是应该当家做主的,但是“另外有一条线”,走在他们的前面把决定都做好了。眼下的蒋南翔,以为自己代表党在清华当家作主理所当然的时候,“另外有一条线”却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入手,揪出了“三家村”和邓拓,接着把彭真和整个北京市委一锅端。作为当年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彭真的老部下,蒋南翔毫无悬念地在一夜之间成为“黑帮分子”。这时,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告诉蒋南翔: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清华大学贯彻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当年加入的北平地下党是叛徒刘少奇领导下的“白区党”。有一度蒋南翔的党籍都成了问题,被认为是假党员。总而言之,不管在清华文革的什么时期,工作组时期也好,造反派掌权时期或工宣队军宣队掌权时期也好,他都是人人喊打的清华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较起来,早成了“死老虎”的钱伟长虽然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由于毛泽东在“六厂二校经验”中的批示,得到了“一批二用”的待遇。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钱伟长有机会成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美——他在海外学界有一定的名声和广泛的关系,又曾被批判为“亲美”和“右派”,让他出国向世界展示知识分子在中国受到的良好待遇,显然比“仇美”的钱学森出国效果更好。荡口的乡亲们,看到他出国的报道,也庆幸他跌了跟斗总算还有出头之日。有一年,他写信回乡,说在某次国宴上吃到了家乡的银鱼,已经多年没有尝到这样的美味了。乡亲们赶紧买了几斤上好的银鱼,托进京的人给这位在外面闯了祸的游子带去。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的《八十自述》中对于他在1986年末发生的所谓“告密事件”中的作用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不提不等于不重要,笔者相信,这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包括他写自述的时候。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商量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他们联名写了一个开会的通知,散发给了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希望在来年以费用自理的方式在春节假期里开这么一个会议来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没有料到,两个月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并导致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以此为发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同时传达了邓小平在当年12月30日的讲话:“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于是,钱伟长、费孝通告密的传言就在社会上,尤其在士林中不胫而走。有的传言还说,钱伟长在告密的时候,还说了方励之的坏话,表示自己要同他划清界限,甚至还暗示上边要解决自己的职位问题。到了1987年3月,钱伟长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他告密求荣的传言。 大概是因为不愿意用最坏的恶意推测这位乡贤,笔者对这些传言一直将信将疑。当事人方励之在钱伟长逝世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又进一步增加了我对钱伟长“告密”的疑惑。他在文中没有透露事件的真相,因为他有承诺不再提这件事,不过他在文中所有提到被告密三个字时都加了引号。这让笔者对这一事件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解——许、刘、方三人联名的那封信,是关于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倡议和通知,方先生说,信写成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显然他们在发信时不指望所有人都会响应和参加,并没有刻意保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是瞒不过当局的,尤其是收信人多是民主党派人士,而这些党派的高层,布满了有双重身份的党员。所以方先生颇有深意地给被告密三字加了引号,以表明在发起者方面来说,散发此信不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秘密可言,既然无密,何告之有?所谓“告密”,就像近年里“被增长”、“被就业”等等词汇中的“增长”、“就业”一样,是由有关部门制造出来的。实情或许是,钱伟长当时确实做了不甚妥当的事,但没想到有心人将这件事炒作为“告密”向社会上放风。 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件事:八十年代的人们刚从文革这场浩劫中走出来,回顾历史时发现,假如当年能够采纳1957年的右派分子的许多批评意见,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更不至于会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地步。右派分子在“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等文艺作品被赋予了坚持真理的“受难者”形象。像钱伟长、费孝通这样一些当年受到全国声讨的右派分子,从前的“历史污点”洗刷一清,而且转化成了民众和知识分子中的崇高声望,一时有成为知识界领袖之势,这显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当年钱伟长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争夺青年学生。他们禁演了另一部称颂右派分子的电影 “苦恋”,期望可以阻止这种势头,却引起相反的效果。“被告密”事件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起到了一石两鸟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反右历史讨论会”这件令这些人难堪的事,另一方面,又使费、钱等前右派分子成了“告密者”,从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让人们想起蒋南翔的话:“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他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本来不是告密的事件,“被”整成了“告密”事件,自己在士林中的清誉毁于一旦,钱伟长的懊恼和无奈,是可以想象的。追悔莫及之余,他要设法把损害控制到最小程度,于是找到了与方励之同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钱临照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钱伟长算是找对了人,根据方先生的回忆,当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因为自己在反右后的“准右派”身份无法发表,钱临照当时是《物理学报》副总编辑,替他换了一个假名使他的论文得以发表,为此钱临照在文革中还受到了追究。有方的恩师钱临照出面说项,钱伟长的恳请获得了方先生爽快的允诺。因此我们目前还不能得知这件事的真相,希望将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不致粉碎笔者对乡贤钱伟长的所有温情和敬意。值得一提的是,钱临照教授的父亲,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位连夜给钱穆准备好铺盖,使他顺利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念书的小学体育老师。两件相隔八十年的事,钱伟长和他叔父两代人,在困境中竟有同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历史的巧合如此,不能不使人惊异和慨叹。 2011年2月16日 □ 读者投稿 原载《华夏文摘》 (以下为读者评论) lel 2011-02-22 15:03 写的太深刻了!知道了很多事件背后的曲曲拆折,我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了。周恩来是《东方红》的真实导演,教给了中国人一个什么时样历史观?宾四先生是在信仰和道德层面的“固执”和“坚守”,钱伟老是在名利层面上的务实和追求,“识时务者为俊杰”为其人生底线。这都是撼人心魄之言,震聋发馈!
个人分类: 社会思想文化|1975 次阅读|0 个评论
天气预报与亲情
flowerofmay 2010-11-6 17:01
今天电视上看对中国气象先生宋英杰的访问节目,也不禁感叹,二十年多年来,我每天就是伴着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和父母的亲情在远离他们的异乡生活和成长到现在的。 我的父母生活在济南,我上大学时在杭州,每天晚上7点半我的父亲是不允许任何人转换频道的,必须等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节目报完杭州的天气以后才可以,父亲固执的坚持让全家人都养成了习惯。那时候没有电话,父亲看了杭州的天气预报信息也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告知我,他只是要了解的一个信息,这个消息虽然跟他本身没有关系,但是却是他所能了解到的跟他的女儿最关切的信息。他那时候给我写很多信,信纸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上下左右都不留边白),密密麻麻,每次肯定有让我注意天气变化并保暖的内容。 后来我来到了北京,父母每天晚上改关注北京的天气预报了,因此他们从来比我自己都了解我所在的这座城市的风霜雪雨的变化。 再后来,我到美国去了半年时间,他们又开始关注国际城市的天气预报,我所在的华盛顿的天气预报一般中央台不报道,他们就关注纽约的。我偶尔会打电话回家,他们说看天气预报纽约下大雪,你那里怎么样。我那时候眼眶中是满含泪水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又回到了北京,他们的关注点又转回了北京。这时候打电话比较方便了,他们跟我谈的最多的还是北京的天气。 再后来,我们去了法国,一待就是四五年时间。这时候网络发达了,父母也学会了用电脑,我们几乎天天在网上通过MSN见面。他们经常问我巴黎今天是不是下雨了,等等。巴黎成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关心的城市,CCTV4的国际城市天气预报,也是他们最关注的电视节目里。 小的时候因为不懂事,我常常感到父母罗嗦。记忆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次,父亲一定要我带上雨衣去上学,我不喜欢那雨衣,死活不想带,但父亲坚持,我离开家后就偷偷丢在了附近。由于爱美,中学时常常因为穿衣服跟父母闹矛盾。现在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只要不在跟前,父母的心就永远为你担着呢。 以前总是因为由于忙我们自己很少关注天气预报,更别说父母所在城市的天气预报了。宋英杰说,往往都是父母关心子女所在城市的天气,很少有反过来的,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关心都是从上而下的,我们习以为常。对天气预报的关注代表着亲情的传递,然而,亲情的传递应是双向的。 我的父母现在都已过了古稀之年。我现在有时候看天气预报节目,就会想到父母,想到他们肯定正在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我也会着意等到济南的天气预报后再转台父母现在更需要我们做儿女的关心天气预报,是一种亲情传递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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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qianjun 2010-6-7 22:17
我小时候上学时,物质生活十分匮乏,除了课本外,几乎没有什么课外读物,结果导致语文水平一直很差。现在我会经常买点儿童读物给外甥女,可是她似乎一点兴趣都没有,反而热衷于电脑游戏。我不禁感叹不同年代的人的思维方式差别太大。 不过想想自己,除了看专业书籍外,又花了多少时间在看课外书上,反而是经常光顾网络BBS。听说看纸质书籍的时间少,将会导致阅读能力下降,所以我目前的状况并不是好事。我有一位朋友喜欢在晚上休息前看书,我对其这一爱好特别欣赏。事实上,很多传统的学习生活方式是很健康的,并且不会因为科技进步而被代替。通过书籍学习他人的智慧,还可以提升自己。 刚刚看到刘墉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自己喜欢的座右铭—— “每个人都应当从小就看重自己!在别人肯定你之前,你先要肯定自己!” 看到这里,我想到自己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几乎一直是被打压,再加上后来求学屡遭挫折,自信心丧失殆尽。 肯定自己,找回自信。爱好读书,从现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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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曲子《灵魂的故乡》
qianjun 2010-6-6 15:02
写博文是我的昔日恩师生前的一大爱好,他将自己一生的感悟和收获通过博客传授给网友和学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与恩师相比,我自然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和很好的悟性,所以与其说自己打算写博文,不如说是信手涂鸦好了。 最近看到一位天涯网友写的关于西藏风光的贴子,背景音乐叫《灵魂的故乡》,我十分喜欢。提到西藏,我一下子就联想到雪域高原的蓝天白云和清洁的空气,以及当地牧民淳朴的笑容。最令我神往的是那一片片雪山,在阳光的照射下,透露出与众不同的圣洁。我想,白雪一定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可惜现在冬天能够看到下雪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我们不得不忙着赶路,结果不小心丢掉了自己的灵魂。听了这首曲子后,我想灵魂一定也有自己的故乡,那就趁着自己还年轻,找回自己的灵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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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青枝绿叶
陈龙珠 2009-4-12 11:49
上午走进办公室,一眼看到办公桌边那盆多叶植物出现了枯萎和叶尖黄焦的迹象。是啊,时间又过去一周,近日竟然忘记浇点水了。 说起来也很惭愧,对办公室里陪伴我许久的这几盆青枝绿叶,至今我还不能确切地叫全各自的名字,也就更谈不上做到得体地给予呵护了。 感触不如行动,坐下来之后,我便打开了google和baidu,平时第一次用心地检索查对着过去2年来由家属、毕业研究生和同事送到我身边的这几盆植物的名称和习性。 令我感叹的是,长时以来,我只是隔三岔五地为其浇上些纯净水而未曾施过点滴肥料,但这些吊兰、君子兰、燕子掌、绿萝、发财树、万年青等,却大多凭借自身顽强的生命力,抑或再依托着春天无形的力量,现在仍能枝繁叶茂的生活着。 (图片于2009-4-29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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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人生失败的20个原因
xuechunxiang 2009-4-1 20:26
看了一个帖子,关于人生成败的,觉得有些观点很多,特别放在博客中,以备查用。 这个帖子是转载再转载,已找不到最原始的出处了,只能发个转载地址了: http://myzj.com.cn/viewthread.php?tid=72874 成功者成功的秘密被无数励志书争先传颂着,人们似乎都乐意从这些成功者身上找到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但是,在人的一生中,成功的秘密是相似的,失败的原因却各有不同。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那些整天捧着励志书研读的人)是以失败终其一生的。如果能找到失败的原因,或许,你会离失败更远些。 有学者曾对两千多自认为是失败者的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结果表明,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有20个。这20个失败的原因就是: 1.缺乏人生目标。在研究过的人们中,9.98%的人没有人生目标,这恐怕是人们失败的最大原因。 2.自学能力不足。历史上所谓掌握最高教育的人,几乎都是自学型的。所谓有教育的人,不能只看成是有学历或是有文凭,而应是那些一边努力工作,一边运用自己的知识逐步实现愿望的人。 3.自我训练不够。训练自己的第一步是管理自己。首先必须改善自己的消极性格,在支配别人前学会支配自己。但是,支配自己并非易事,因为每个人身上同时存在着积极的自我和消极的自我。只有努力克服消极的自我,才会不断进步。 4.缺乏决断力。成功者下决心果断,没有特别的原因是不会改变的。失败者则优柔寡断,动不动就改变计划;并且,优柔寡断和拖延是孪生兄弟,只要拥有一个,另一个也会紧紧相随,所以应在被这对孪生恶魔缚住之前将它们狠狠甩掉。 5.选错工作。假如你始终无法喜欢上自己的工作,那么成功是很难的。因此,最重要的事是选择能够让自己投入全部精力、全部身心的工作。 6.选错朋友。在事业成败的各种原因中,这是最常见到的一个。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必须和有干劲、有智慧的成功者做朋友。在工作中,应该选择能够竞争的朋友。 7.选错配偶。结婚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亲密、最重要的。因此,夫妻任何一方有事,说两方都失败也不为过。婚姻触礁对这些失败者来说是最惨、最不幸、最绝望的。 8.惰性。打太极,推脱,明日复明日这种潜在的惰性会如癌细胞一样扩散到整个肌体,破坏成功的机会。 9.缺乏忍耐力。多数情况,那些优秀的创始者会成为悲哀的终结者,哪怕是暂时性的,只要一次失败,他们就会丧失希望,陷入绝望。 10.排他性格。任何人都知道,众叛亲离的人是不会成功的。为了成功,必须得到他人的协力,而排他性格的人是绝不会得到人们的帮助。 11.幼年时代的坏影响。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有不少是幼年时期处于恶劣的环境或人际关系中造成的。这种坏影响往往终其一生挥之不去。由此,人们也就不仅理解孟母三迁的英明,理解了她为什么不厌其烦地一再搬家。 12.欠缺上进心。对上进漠不关心的人或吝惜努力的人,谁也无法帮助他,只能等着本人醒悟。所谓扶不起的阿斗烂泥扶不上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13.过于执著。过于执著或不执著都不好,关键是要识时务。人应从不同的机会中得到满足。 14.精力不集中。什么都想伸一手的人,往往是什么都抓不到。把人生的最终目标收拢为一,做个集中精力奋斗的人是很重要的。 15.心胸狭窄。无论在任何领域,心胸狭窄的人都不能成为领导者。 16.欠缺协作精神。喜欢单枪匹马的人往往得不到成功,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不需要和他人协作的。 17.欠缺热情。没有热情的人很难成功,因为缺乏热情,他会很容易在关键时刻选择放弃。 18.有浪费习惯。败家子不会成功。养成积累财富的习惯很重要。有积蓄时,在一些特殊时候,如需要时间寻找工作或退休以后有特殊需求时,就会有勇气和安全感了。在一定情形下,没有钱,就没有了选择的自由。无论别人出什么条件,都只能摇尾乞怜和顺从。 19.有疾病。再怎么成功,如果没有健康,也就没有幸福。但是,造成疾病的最大原因往往首先是缺乏自我管理。如糖尿病之所以被称为习惯病,就是因为人们平时不注意节制而造成的。 20.得到太容易。不经过努力得到的权力或太过于容易到手的东西,比贫困更危险。 算下来,自己占了一大半了,难怪至今仍旧处于失败状态呢!这些失败的原因反过来其实就是帮助你获取人生成功的一些经验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聊以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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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一列伴行的列车
JYH64J98Y99H 2008-12-31 14:02
2007 年初夏,我赴四川成都、黄龙九寨沟一带参加会议及文化考察活动。不愿招惹飞机,便选择了软卧。时值客运淡季,几节软卧车厢一度只有本人一位乘客,简直享受了专列待遇。点了菜,要了酒,我在餐车上摆谱了一回。列车急驰在秦岭山脉,风驰电掣般地昼夜兼程。山峦叠嶂,绵延起伏,溪水欢腾,瀑布飞流,壮观的场面令人兴奋感慨不已,特命笔写意,以为纪念。 列车—— 风驰电掣 像脱僵的野马 在一望无垠的 旷野 在山峦叠嶂的 山脉 不知疲倦 纵情奔驰 茂密的原始森林 烂漫的山花野草 山涧的奔流溪水 奏响生命的欢歌 在撞击中 点燃激情 在奔流中 传递梦想 晚霞深情地 依偎着山脉 白云献上了 轻柔的飞吻 苍茫暮色中 列车 只因选择了远方 便奋不顾身地 穿山越岭 驱动的力量 有如神助 归鸟、晚霞 列车、瀑布 一齐在飞 车在诗里行 人在画中吟 传说中的蜀道难 尽在眼前穿越 连峰去天兮 不盈尺 枯松倒挂兮 倚绝壁 瀑布之飞流 像条条悬河 竞相而下 千山万谷 轰鸣声声 红彤彤的 霞光万道 白茫茫的 飞流直下 蓝湛湛的 碧水云天 我啊—— 遭遇此时 感悟其间 陶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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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hnhuizi 2008-10-27 21:46
最近一直迷茫, 看了张诗忠老师的博文 (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index.aspx?typeid=731userid=1073 ) 之后体会颇多, 只所以郁闷,是我受到了外面的人的影响, 看到外面绚丽的世界, 看到自己物质方面不能得到满足, 每天书籍,电脑为伴, 自己就总是想着要摆脱这种生活, 于是就开始厌倦, 于是就失眠, 于是就头脑不清清醒, 身体感觉不适, 心情不好, 形成恶性循环, 鲁迅说: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所以以后不管自己做什么,只要自己喜欢,只要自己能获得快乐就好。 要想天天要有好心情,就应该好做好现在改做的事,让自己从工作学习变成一种兴趣,获得快乐,得到解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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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悲伤来敲门
wbxu08 2008-10-24 10:41
有人说:人在快乐中生活,却在悲伤中成长。当我们历数流行歌曲时,十之八九都是为情所唱,十之八九都有人为情所伤。人固然可以从悲伤中学习把握感情、走向成熟,但若是悲伤过度,令我们感到痛苦不说,还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层面分成超我、自我、本我,当以追求快乐为目的的本我、同传统和道德与我们自身结合而形成的理想映像超我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时,自我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去平衡两者而难以从事其它精神活动,最终会导致我们无法快乐地生活。这篇文章里,想与大家、特别是关心这方面的博友一起,探讨如何可以处理好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情景一 打电话对方没有接】 很容易令人怀疑对方正在跟别的异性在一起,而且几乎很多时候这是事实。不过,也有一些时候,是因为公车、地铁、商场等地方不适合接电话,或者对方在沐浴或做其它一些不太适合带电话在身边的情况。初接触者一般都会发狂似地不停打电话、直到发现自己最不想见到的成为事实,然后陷入深深痛苦而不能自拔。 首先最好停止打电话,停止去揭开那也许只会让人痛苦的谜底。调低自己的期望,并假定自己最不希望发生的是既成事实,起码这样你不会再恐慌,因为这已经是最坏的情况。我们不能控制所有的事情,尤其不能控制别人的思想,因为我们不是上帝。但我们可以尝试控制自己。有一句话对于这个情景和以下的情景、也许都能管点用:我是真心的;但如果她选择了别人,我相信她选择的应该是一条她认为更加幸福的,我祝他们幸福,就像我祝愿自己一样;在这一点上,我对得住自己,也没有对不住她,这不一定就是比较坏的结果,对于自己,一段结束,同时也意味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迫切需要的,是尽快令自己恢复快乐的心态!毕竟,我还需要继续生活下去。也只有这样,我才不会犯更多的错误、从而给竞争对手更多的机会。逐渐平静下来后,可以多想想自己有什么优点,并试着相信这条道理:人生而不同,各有所长。假使真的无法赢得这份感情,要相信大度、优雅,也是难得的个人品质。 作为接到电话、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接电话的那方,从人情世故的角度考虑,就算不喜欢对方,也应该有个合情合理的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有一份别人的感情摆在面前,就算再怎么不济,那也是一份真心,一份也许某天你会想起并有所怀念的情怀。适当地缓解对方,也可能避免对方做出过激的行为,对双方造成伤害。可以事后回个电话,简单聊几句等等。我曾经打过半天的电话,都没法联系到曾经动心的那位。当时自己还把握不住自己的情感,明显感觉心在等待中倍受煎熬。后来,她仅仅发了个简单的短信。虽然有了回音,我还是觉得很失望,我觉得自己的情感没有找到合适的出口。我后来就慢慢放弃了,我想,也许我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情景二 送东西被退回】 馈赠礼品,其实也是一门学问。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就算人家接下了,也很有可能弃而不用,最终导致内心受挫。最好的礼品是别人最需要、而且很多时候是精致而不很贵重的。最好的馈赠不会给对方带来心理压力;如果当时强迫对方当时收下,事后也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来缓解对方的压力,不要让对方内心不安。以前我接到过一份礼物,当时惴惴地接下了,回到寝室后才发现包装上面印有送给最爱的人云云。我准备把礼物还给人家,因为觉得不合适心里有点不安;对方看出了我的顾虑,笑着解释给我听,说是觉得好就买下了,没有什么,而后我就没有再坚持了。我也送过别人礼物,当时对方正要上火车,我正带着礼物赶过去。我发短信说我有份礼物给她,她说来送送可以,就不要送东西了,反正已经请过吃饭了。我听后觉得有点难受,于是发短信过去说:这些天工作不顺利,本来就不太舒服。我也不是想求些什么,难不成你非得让个大老爷们哭了你才肯甘心?。送完后,又好言跟她解释了很久才算完成预先的想法。 过年过节过生日馈赠时机还好找点,如果是平时,一定需要创造性的思维才可以实施成功。如果你不能做到以上这几点,就不用送了,就算送了也有可能被退回。如果真的被退回了,自己也不需要太难过,知道了这些规律,下次可以准备充分点,机会就大了。 【情景三 跟别的异性有说有笑】 世界上最美的情感是男女之情,但同时它也是最自私的,自私到不允许别的异性与自己的意中人接触,哪怕这份感情其实并没有到达所期望的那种高度,甚至是单方面的。当意中人与别的异性有说有笑时,会让自己内心感到煎熬,尤其是在心情起先就不是特别开朗的情形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导致个体表现下降,很可能最终直接导致求偶失败。 首先要意识到,最需要调整的是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心态,是赢得对方之心必须要完成的一步。除了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外,还可以做些事情、减少内心的痛苦感。比如说可以参与谈话中去,与他们一起欢笑、顺便看一下他们的交流情况如何,以便做进一步判断。有时候,可能不适合介入谈话,比如说他们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里谈话,这时候直接介入就有些司马昭之心了,给大家和自己不好的感觉。可以通过与其它异性聊天来间接缓解。或者,当工作确实比较忙的时候,不妨这样想想,我现在忙,没有太多时间陪她,找个人陪她聊聊天,免得她闷。根本一点是不要让自己消极地沉沦在煎熬中。 【情景四 难以约到对方赴会】 这个事情比较难说。不太相识的情况下,直接相约,肯定会失败。所以,直接的方法是先通过聊天相对熟悉之后,然后间接地夸赞景点或吃饭的地点,然后看对方的反应,直接对方表现出兴趣时再直接相邀,成功率较大。这是一个朋友向我推荐的经验,我觉得很有道理。 当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方式、可以约会的成功率判断是否有戏。朋友说,如果成功率低于50%,则可以放弃。不过也难说,有时候,也需要一点耐心。特别是比较理性的女性,会看重对方的性格,耐心与坚持,可能是最终赢得芳心的重要一点。一对已经结婚的夫妇,男方苦苦追求了三年才成。 这次没约到,别难过,约对方赴会同馈赠礼品一样、也是一门艺术。 【情景五 自己正在被挑选】 如果不是一见钟情,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大,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达到情感交融的境界是很难的,所以,对方必定会有其它的判断准则,也必然会带来挑选。女方挑选男方的情形多了去了,也不必去小肚鸡肠、老把这件事往心里头放。不过也不要忽视,敏感时期,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尽善尽美,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相信她跟着自己会幸福。当然,作为男方,也有挑选其它女性的权利,从公平的角度讲,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如果可能的话,不要这么做:一方面,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仍然是弱者,她们挑选合适的对象,是上天赋予她们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男性形成负责任、一心一意的心理,再说了,精力集中些,更容易达成自己的理想。选一个真正值得自己追求的女性,然后尽全力去尝试,我认为才是男人应该走的正道。 【情景六 对方在欺骗自己】 这个情景很普遍,包括已经成家的人。当然,如果是开开玩笑就没有什么了,也有许多情况是表面上是为了避免对方被伤害,其实是为自己的私心。我虽然没有被欺骗过,但从个人的观点出发,我宁愿让自己的心去承受任何残酷事实的煎熬,也不愿意被欺骗。对于一般人来讲,如何处理好这种情况,其实就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情感修养了。质问对方为何欺骗自己,或者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都可以被对方简单的一句你凭什么说我这样那样?你有什么证据?顶得有气无处发。在网上看到许多贴子,都是说出轨的一方起先都不承认,直到另一方拿出了证据才软下来求饶,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有时候,切实的证据是必要的,免得自己吃哑巴亏。当然,对关系一般的男女来讲,质问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连这样的权利都没有。不论怎样,首先一点是确认并让对方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了事实。接下来的这部分非常重要,那就是情感沟通。质问不是目的、生气也不能解决问题,内心其实是想复好如初、或者维护真诚的交往关系,尽管有时候这不现实。通过聊天,确认是否有挽救的可能,如果不可能,应当断即断,绝不可优柔寡断。如果还有可能,说清利害关系,希望对方也能够理智地对待这个问题。如果是还处在有潜力的朋友关系上,则起码可以问对方一句是否还在乎自己这个朋友等等。 【结束语】 赢得爱情不仅需要勇敢、坚定和执着,还需要爱的智慧。这个智慧,无法在一个人悲伤的时候展现充分。在着手解决问题前,尽量平静自己的心情,是首要之务,而不要让自己失去理智。有空独自神伤的时候,强迫自己想些幸福的事情,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办法。当悲伤来敲门,我们可以用真情、坚持、耐心与大度来感化。只有经历了悲伤的人,才会更加珍惜它、珍惜生活、珍惜自己、关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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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人在一起的十二条理由
wbxu08 2008-10-20 21:10
1.不用老为担心晚饭上哪里吃而发愁,老妈的饭菜自是赶不上外面大厨的手艺,但也已经过老爸三十多年的磨练,而且菜里面没有太多的八角、辣椒、葱姜蒜和味精;偶尔有面条、米饭、青菜、米粑混在一起的晚餐,外面吃不着 2.上班时间想给家里通通风时,不用担心雨会吹进屋把地板弄湿,不用担心晒在阳台的被褥会被淋着 3.网上购物或买书,不用再写单位地址或者让周末才送货 4.小偷会发现家里常常有人,想要光临自然得更加小心 5.父母身体还好时,不用单独请个保姆照顾孩子,每个月省下的1500块,给他们买点得体的衣服,也可以用来改善一下伙食 6.不用担心生下的孩子看见父母像看见陌生人一样,把头往自己怀里撇 7.在孩子面前树立了个好榜样,爷爷奶奶被照顾得比较好,将来也会照顾好我们 8.不会常常想念老家,不会常常感到孤单 9.两人闹小矛盾的时候,有他们来调解,不用等到心里的恨意淡了才从书房搬回来 10.在老人面前,自己永远都是孩子,可以时常保有一份童真 11.不用再思考人生在世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时间多陪他们聊聊天,不用怀疑自己是否是个贪图享受、自私自利的人 12.不用定期往家里寄钱,老人最需要的其实不是这个;不用定期往家里打电话,让双亲老是跑着来拿话筒、而一开口就是比较急促的声音;不用在爸妈要走的时候,才后悔让他们辛苦一辈子、到老都没享着啥福;也让自己啼哭着来到世上、微笑着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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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能重来!
金镇 2008-10-14 11:23
我经常和学生说:人生不能重来,知识也不一定必须要经过实践才能获得!不要幻想什么都要经历了以后我才懂,才会。人哪有那么多时间什么都亲身体验。只要你开始行动了,无论是思想的形成,还是知识经验的获得,也或是经历某一件事情,都是你新一步的迈出!我不并反对实践、实验、经历过后明白事理,获得知识。但我们应该更好借鉴先人、他人的经验和知识,并依靠自己想象、分析和判断,对自己未来要做的事情,对未来的认识做出自己行动和抉择。我们知道马克思并没有完全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却写出了资本论,而且让世界上无数人学习和并以此来指导实践。试想一下,如果让马克思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践以后再写资本论,也许资本论就不会产生了。学习是这样,创新思想是这样,人生更是不能重来。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经验,我没有经历过。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此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好象一个演员没有排练就上了舞台。如果生命的初次排练就已经成了生命本身,那么生命到底会有什么价值?正因为这样,生命才总是象一张草图。但“草图”这个词还不确切,因为草图总是某件事物的雏形,比如一副画的草稿,而我们生命的草图却不是任何东西的草稿,它是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 布坎南在《自由、市场与国家》中说:“事实是我们没有机会去试验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结构;在一个多种产品、多种劳务的竞争经济中,无法对选择过程进行任何近似模拟。在这种经济中,人们面对的是同时被观察和评价的各种可以互相替代的制度结构,选择是通过以较好替代较坏进行的。相比之下,在一种制度范围内,人们在某一时间只能面对一种结构;对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结构只能去想象,不能去品尝;各种可供选择的规则描绘与其说是什么,不如说可能是什么。” 让我们乐观坦然,并利用一切有意的东西开始每一个新的行动。我们的人生从出生开始就都经历着选择、判断、实践,而且并不断完善丰富着。无论怎么做,我们都不能期望人生什么事都重新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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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轻与重
金镇 2008-10-11 10:13
在人的生命中总有人必须经历和解决的对立而统一的矛盾,其中“轻与重”的选择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轻与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也有自己的选择。在这里我们还是看米兰·昆德拉的阐述吧。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写到: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在这里我问一下朋友,在你的生命中,你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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