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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风调雨顺夺高产？
热度 1 ninglz 2012-9-7 13:43
现在是风调雨顺夺高产？ 我国的农业生产组织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生产队形式，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个人承包制度。粮食产量也逐年提高。在生产队时代，农业大力平整土地，兴修水库，打机井，发展水利灌溉事业。但农民每年到头还不够吃。难道说大量粮食上交国库保存了？与生产队时代相比，到改革开放的个人承包制度时代。收割与播种的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节省了劳动力，化肥产量增加质量提高有利于生产，但水库破坏，机井成为垃圾井，基层水利设施几乎全部破坏没能影响粮食产量增加，国家也不收交国库保存。现在农业粮食富余。没有水利设施的农业，应该是风调雨顺夺高产吧。
个人分类: 思索|1762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哀牢山林区年蒸发总量呈上升趋势（积累）
lishuangshuang 2012-8-16 08:47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博士生游广永在导师张一平研究员的指导下发现，具有云雾林性质的云南哀牢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即使年降水量较大，干季也会出现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水分亏缺现象，并且干季水分亏缺程度呈加强趋势。该研究对区域农业生产、森林幼苗更新和森林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并于近日刊登在国际SCI收录刊物《水文研究》上。 据张一平介绍，一般认为，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蒸发也会呈现出增强的趋势。但观测数据显示，全球大部分地区蒸发量普遍呈下降的趋势，一些研究推测工业生产活动造成的大气颗粒物的增加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同时，农田灌溉、土地利用变化和城市化等人类活动因素也可能通过影响气象要素的观测值，误导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 “ 关于蒸发量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数侧重于相关分析等统计学手段，用水分蒸发的物理基础来解释蒸发量变化趋势的研究较少。 ”张一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选择未受人类活动干扰的地区，开展蒸发量变化趋势的观测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区域水平衡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变化规律。 通过分析哀牢山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的长期气象观测资料，游广永等人扩展了基于水分蒸发物理基础的模型，并通过模型运算发现，哀牢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年蒸发总量呈上升的趋势，以干季蒸发量的增强为主要组成部分。从蒸发量增加的组成来看，总体上扩散分量的增加要大于辐射分量的增加。其中，干季蒸发的扩散分量的增加大于辐射分量的增加，而雨季则相反。 研究人员指出，值得注意的是， 与多数研究结果不同，该研究区域的风速和日照时数长期变化呈上升趋势，是造成林区蒸发量上升的主要原因。 其中，风速的增强对蒸发量增加的贡献最大，其次为日照时数的增加。（来源：中国科学报 张雯雯）( PS:确实在其他区域风速和日照是在减少的， 降水在增多， 蒸发在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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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土壤根部的微生物群落
oryzameng 2012-8-2 21:09
一种陆地植物与其根部微生物组中的土壤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对这种植物的生长状态很重要。更深入了解这些微生物群落，将为控制植物生长和对病原体的易感性提供机会，尤其是在可持续性农业生产体系中。两个单独工作、但并行探索最佳实践的研究小组，对模型植物拟南芥的根部微生物群落进行了定性。这两个小组分别在两个大洲、用五种不同土壤类型进行研究，但却得出了相似的总体结论。每个“根腔”（根周围紧挨着根的“根围”及存在于“根内”的内生腔）中的菌落受土壤类型影响最大，受宿主基因型的影响较小。在自然土壤中，拟南芥植物优先被放线菌、变形菌、拟杆菌和绿弯菌建立菌落。而且对于未来研究工作来说重要的一点是，拟南芥的根在受控环境条件下对土壤细菌的选择性，会模仿那些在某种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对土壤细菌的选择性）。 原文下载： nature112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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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an feed all Chinese on her water and land resources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2-7-21 16:06
China can feed all Chinese on the water and land resources of her own, unless every Chinese is getting fatter and fatter 1.中国人口不再快速增长 未来人口峰值不会达到15亿，至多14.5亿。2030年以后中国人口将进入漫长的下滑通道。 2.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接近需求峰值 中国国民饮食结构与农业生产模式具有结构性节粮的特点。在人均综合粮食消费不足400kg的水平下，成年人体重超标发生率已超过30%。即使按人均400kg粮食需求计算，14亿人需要5.6亿吨，15亿人需要6亿吨，最终中国的粮食消费的峰值应该维持在5.7-5.8亿吨之间，而2011年中国粮食总产已经达到5.7亿吨，接近需求峰值。 3. 中国食品生产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 （1）随着人口增长结束，单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会造成耕地面积减少，由于城镇居民人均基本建设用地小于农民，旧村整理还会增加耕地。 （2）南水北调工程将为北方缺水地区的城市与工业供水，以置换当地的廉价水资源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可化解华北平原水源枯竭对农业生产的威胁。 （3）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是油料和蛋白饲料。充分发挥林地与草原的生产能力，对进口油料与蛋白饲料具有很强的替代作用。世界三大食用油——橄榄油、棕榈油、椰油皆源于森林。中国也有油茶、文冠果等木本油料，但目前油料林基本处于荒芜状态，单产很低，当然潜力也很大。草原畜牧业及农牧、林牧结合也有很大的商品生产潜力，在不增加粮食消耗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肉蛋奶
个人分类: 农业、食品与农村发展|4075 次阅读|2 个评论
浅说自动化
热度 6 xiaoyanghe 2012-7-17 10:19
千百年来，用机器来代替人的工作，是人类的一个梦想。人们总是试图制造各种机器来为自己工作。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人们发明了蒸汽机，而后更多的动力机械被发明出来。例如，发动机、电动机以及用这些动力机械驱动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这些动力机械，放大了人类的体力，当然也就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我们可以将这些动力机械代替人的体力劳动的方式，称为机械化。如果工作装置不仅能替代人的体力，同时还能替代（至少是部分替代）人的脑力，则可以称之为自动化了。 一提起自动化，许多人的脑海里可能出现的，就是机器人、自动生产线等。实际上，自动化的范畴非常广泛；已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工业生产需要自动化，农业生产需要自动化；通信、信息、军事、交通、医学、商业、金融、教育等行业都需要自动化；就连现代家庭也离不开自动化。 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 例子一，我们每天使用的自来水，一般是将水源水（江水、河水、水库水、地下水等）经过沉降、过滤、消毒等几个工序处理变成合格的生活用水。以上几个工序都离不开自动化控制设备。就拿最后一道消毒工序来说吧，为了确保水的干净、清洁，必须添加各种化学药品进行消毒。药品添加少了，达不到消毒效果；药品添加得太多，一是浪费，二来也可能对人的身体有害。如何确保药品添加刚好合适，则需要自动控制设备显身手了。 例子二，为了使自来水能够输送到各个家庭，就要确保出厂的水压力保持稳定。压力太高，水管容易爆裂，压力太低，又无法将自来水输送到住在高层的住户。因此同样需要自动控制设备保持出厂水压力稳定。 例子三，如今，许多城市里的家庭都会有几样家用电器。比如说，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器、微波炉、电热水器等等。不用说，这些电器设备中都有自动化的身影。 例子四，我们许多的家庭每天都要使用交流电，如果供电部门提供的交流电不能保证电压是220伏、频率是每秒50周波、电压的波形是正弦波，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电压的不稳定，会使电灯闪烁不说，更重要的是会损害很多家用电器。如果频率不能维持在50周波，波形不是正弦波，也会使很多家用电器的效率降低，因为这些电器都是按照工作在50周波频率、电压波形为正弦波而设计的，为此，必须使用自动控制技术来保证供电电压的稳定。 下面，我们就以室温控制为例子，说明其中的自动控制原理。 先考虑室温的人工控制。可以在房间的某一个地方放置一个温度计，让一个人用眼睛盯着这个温度计（当然，不必时时刻刻都盯着，例如不妨规定每5分钟看一次）；如果室温和他大脑中预先设定的温度值（例如26℃）相比太低，则加大热蒸汽的阀门，让更多的热量进入房间，从而提高房间内的温度；如果温度太高，则关小热蒸汽的阀门，减少热量进入房间，从而降低房间内的温度。 在以上的控制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实施控制的人主要使用了三个器官。第一个是眼睛，用来看（专业术语为“测量”）室温。控制者的眼睛和温度计合称为传感器，其作用是将要控制的室温测量出来。第二个是大脑，用来比较测量值和设定值的差别并决定采取何种动作。我们把对测量值和给定值进行比较并发出控制信号的装置（器官）称为控制器。第三个是手，用来转动阀门。控制者的手和阀门合称为执行器。概括地说，人的作用有三个：测量、比较、动作。 测量并比较温度的过程，我们称为“反馈”。反馈原理是自动控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原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其日常生活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反馈原理。在许多的自然现象中，都有反馈的机理。比如，人体的许多生理参数，体温、血压、心跳、血糖、胰岛素分泌等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反馈”的存在，功不可抹。又比如，在一个生态环境中，捕食者（比如说，狼）和被捕食者（比如说，鹿）的数量能够维持相对稳定，也是靠着“反馈”。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自动控制实际上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一个模拟。同时，自动控制系统，往往又称为反馈控制系统。 我们可以使用下图表示室温的人工控制原理。图中的被控制过程（从阀门的开度变化到室温变化的过程）也称为被控对象。室温的变化经过温度计和眼睛送回了大脑（控制器），从而构成了信号的反馈。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如果使用一个（或者一些）设备（装置）替代人的 测量、比较、动作 工作，就可以实现自动控制了。下图表示室温的自动控制原理，和上图相比较，使用了设备来代替人的工作。控制器、执行器、传感器再加上被控对象就构成了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你可能会说，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一定会很复杂吧。其实，如果控制要求不是很高，被控对象不是很复杂；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实现自动控制。下图是一个古代的水钟工作的示意图。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如果能够保持中水箱液位的稳定，就能保证其流出的水流量的稳定；因而，下水箱的液位上升就会稳定；这样一来，指针就会稳定上升了。读者可以自己分析一下，通过浮动的水塞（红色部分）来保持中间的水箱液位稳定，是不是十分简单呀？当然，现代的自动控制系统都是基于计算机的了，称为计算机控制系统。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自动化”和“自动控制”的关系是怎样的呀？简单地说，“自动控制”是自动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来讲，自动控制的作用是使某个装置（系统）的参数稳定或者按某种规律变化；或者，使某台机器（设备）“自动地”工作。大多数的自动控制都使用了反馈控制方式。当然也有例外的，例如，洗衣机的洗衣过程就没有使用反馈控制，而是使用程序（定时）控制的方式。我们把这种控制方式称为“开环控制”。之所以这样，主要是我们很难检测衣物的洁净程度。你也不妨自己分析一下，采用开环控制有什么好处；同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机器不仅能替代人的体力，同时还能替代（至少是部分替代）人的脑力，则可以称之为自动化。因此，现在很多的信息处理工作（数据的产生、传输、接收、存储、统计、查询、加工、识别等），都可以使用机器（计算机）来代替人 。例如，今天的银行已经使用计算机（网络）来存储客户的各种信息，使用各类设备来“自动地”为客户服务；我们把它称为“金融自动化”。又例如，很多的超市都使用计算机来存储和管理货物信息、客户信息、供应商信息等，我们把它称为“商业自动化”。人的指纹、虹膜、面部、字迹等的机器识别，称为“模式识别”；也是自动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人分类: 科普|5814 次阅读|7 个评论
最早商人是“氓”的可能性分析
热度 1 tarimriver 2012-6-1 11:10
春秋时期一个叫氓的年轻人是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商人。 诗经.氓 第一句这样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拿着布匹去换蚕丝，这不像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模式。也就是说，这个小伙子家不是专职干农活的，而是拿别人生产出来的布（他或许是用丝换来的）来美女这里叫唤蚕丝。下一步他有可能用丝或布换粮食蔬菜和生活用品。 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后面说到小伙子和姑娘结婚后，自顾经商冷落了老婆。琵琶行也说商人重利轻别离，一去两三年，使得自己的老婆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使得老婆抱怨连连。如果是一同种地的，二人同甘共苦，老婆是不会抱怨的。如果氓一直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过得窘迫，也不会有条件移情别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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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用农药中国肯定会出现饥荒吗？
热度 23 蒋高明 2012-5-19 21:19
蒋高明 最近，看到下面的报道： 农业部：如果不使用农药 中国肯定会出现饥荒 http://news.cnwest.com/content/2012-05/18/content_6522427.htm 据农业部网站消息，农业部日前就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及安全问题进行解读。文章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紧张的国家，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而使用农药控制病虫草害从而减少粮食减产是必要的技术措施， 如果不用农药，中国肯定会出现饥荒 。 答问指出，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有些老百姓会有“能不能不使用农药”的疑问？其实世界使用农药也就200多年的历史，但在这期间农药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这是 因为人口增长需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保障粮食的安全供给；同时现代农业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农药的使用。 有研究指出，农作物病虫草害引起的损失最多可达70% ，通过正确使用农药可以挽回40%左右的损失。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紧张的国家，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而使用农药控制病虫草害从而减少粮食减产是必要的技术措施，如果不用农药，我国肯定会出现饥荒！ 农业部指出， 农药对植物来说，犹如医药对人类一样重要，且必不可少 。但也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减少农药残留，一是全面开展病虫害综合防治，减少农药使用量；二是正确规范使用农药，减少农药残留量；三是大力推广生物农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不断降低农药残留水平。农业部门一直在致力于开展这些工作。 上文强调了农药从重要性，将其抬到与医药对于人类一样重要的地位，甚至吓唬不同意见者：“如果不用农药，中国肯定会出现饥荒”。这不仅是为了为农产品超标寻找强硬的理 由，甚至是为过度使用农药开脱，客观上将造成农药的进一步泛滥。 不用农药就会减产吗，甚至不采用化学农业方法，病虫草害会引起70%减产吗？我们五年的实验证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自从2007年以来，我们在山东平邑建立的弘毅生态农场，一滴农药没用，一粒化肥没用，也没用覆盖一片农膜，而将秸秆过腹并堆肥后还田；用物理+生物措施控制虫害，结果将低 产田(小麦玉米两季600公斤/亩以下)变成了吨粮田(小麦玉米两季1000公斤/亩以上)。 我的几届研究生冯素飞、乌云塔娜、李静、李霄、博文静、唐海龙、郭立月等开展的连续多年实验，揭开了有机农业可增产这一迷底，即不用化肥农业的生态耕作方式能 够养活更多的人。 “如果不用农药，中国肯定就会出现饥荒”，正如当年他们反对生态农业的理由如出一辙——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 我们不使用化肥后的产量变化：“2009-2010年玉米产量增加了4.05 t/hm2，2010-2011年玉米产量保持稳定。2009-2011年小麦产量增加了2.57 t/hm2”。 我们不使用农药后虫害的变化（一只诱虫灯）：“2009-2011年，频振式杀虫灯日捕获量显著下降，年捕获总量降低了85.9%，日均捕获量从0.45kg下降到0.04kg，降低了10倍。其 中金龟甲类捕获量下降较为显著，总捕获量从31.87kg下降至1.28kg，蛾类捕获量变化不显著”。 不打农药，一只诱虫灯生长季节日捕获害虫生物量下降了10倍。不打农药，害虫为什么不能成灾了呢？这是因为：交配后雌虫不能回到地里产卵，从虫子的奶奶辈就开始计划生育了， 二，农田生态平衡建立起来了，益虫益鸟多了，害虫一出现，就会变成它们的食物。 我们也期望一种减产70%(不知道此数据从何得来)的情景，即除对土壤进行有机改良外，病虫草害一概不管理，其产量作为农业增产的背景值，这样来观察粮食产量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寻找生态农业努力的方向。不久前 ，进行该实验的研究生丁娜有些犯愁了，即使我们没有打农药、施用化肥和化学除草，可小麦的长势依然没有想象的那样差，杂草根本就不多。 我们有些怀疑，被农学家和农业官员信奉了几十年的所谓现代农业理论基础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还是回到上面的话题。如果继续打农药、施加化肥，甚至转基因，依然出现了饥荒，那会是什么原因引起呢？据笔者的观察，造成中国粮食产量下降的真正原因，一是农民种粮积 极性严重下降，谷贱伤农；二是地力严重下降，化学农业和环境污染造成了耕地质量下降；三是进口粮食尤其转基因粮食与豆类更压制了农民种粮积极性。我们将粮食安全太轻易 地交给了人家；我们太轻信现代农业技术的威力，蔑视自然生态平衡，小看了物种的力量。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8597 次阅读|40 个评论
中国未来农业向哪里去——“生态农业：试验与前景”专栏主持人语
热度 5 蒋高明 2012-3-24 10:57
中国未来农业向哪里去——“生态农业：试验与前景”专栏主持人语
蒋高明 本文于2012年3月15日发表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文章编号: 1674-4969(2012)01-0007-03 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经历过的农业生产模式主要有三类：混林农业、有机农业和石化农业。混林农业产生并应用于非洲和印度西部，非洲自1万年前即采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靠 天吃饭，很少依赖地下水，即使在现代也极少使用价格较高的化石能源和石化肥料、杀虫剂，其优点是“投入低、产出高”，基本不需政府补贴，缺点是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即 需要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种生产模式基本做到自给自足，并略有盈余。有机农业以中国的模式为典型，这种模式也不使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禽饲料添加 剂，而采用有机肥或有机饲料满足作物或畜禽的营养需求，是中国沿用了5000年之久、为历史所证明了的、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形态。石化农业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 ，主要盛行于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该模式大量依赖化石能源、肥料、杀虫剂及农膜，需要从业的人口比例很小，但因高成本需要政府大量补贴才能够生存。其优点是 劳动生产率高，缺点是不可持续，长期应用会使耕地退化、环境污染。中国的石化农业始于20世纪60年代，政府有一定的价格补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所需从业农民减少，使部 分农民游离于城乡之间。随着城市化加剧，中国的这种农业模式呈现出集约化趋势。 曾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嘲笑当代非洲人的有机农业模式，认为是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并呼吁用高新技术提高非洲耕地的生产力，进而解决那里的饥饿问题。然而 ，无情的现实是，20世纪60年代以石化技术的应用为标志的农业“绿色革命”，尽管使当时世界平均粮食产量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全世界人口的需要量，却几乎对非洲的粮食状况 的改善没有任何帮助。从粮食消耗量指标来看，今天，世界人均粮食消耗量比“绿色革命”时期增长了25%，而非洲只增长了不到10%。这说明，非洲的粮食产量仍大大低于世界其 他地区，并未因石化技术的应用而得到大幅提高。相形之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24个非洲国家的114个农业项目的分析表明，有机化农业或者施用有机肥可以使产量提高一倍以上 。在东非实行有机农业，其产量猛然增长了128%。因此，在解决人类吃饭问题上，现代石化农业模式和传统的有机农业模式孰优孰劣，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很快就有结论。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掌握了改造自然的强大武器，农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农业以无机能的大量投入为标志，使用着成千上万的化学合成物质。生命科学的尖端成果， 如转基因技术，也“入侵”着农业。当前，“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转基因育种构成了现代农业的六大要素。然而，人类在通过上述技术提高粮食产量 的同时，也面临了一系列问题：土壤、地下水和空气被污染，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六要素”变成现代农业的“六大害”。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的粮食作物获得了大幅度增产。但是，农民并未从中获得更多收益，相反，他们的利益所得呈现了下降势头。“六要素”的高成本和进口粮食正强 力挤压着中国农业的利润空间。中国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农民们纷纷弃耕进城务工；而源自美国等地的进口粮食，受益于国家的高额补贴而更便于进入中国粮食市场。如 此循环，中国的粮食安全前景堪忧。 过去的三十多年内，城市居民的平均工资收入增加了约100倍，而付出同量劳动的农民的劳动价值却未按相同比例提高。加之农民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增加的投入，从地里“ 刨食”模式的原本微薄的农业劳动价值再次发生了缩水。长此以往，农民怎会对粮食生产保持积极性？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要使农民有种粮积极性，就要使农业劳动的价值与 其他劳动形式的价值同步提升。 要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政府必须重新审视依赖美国等国家廉价粮食（充满风险的转基因粮食）供应的做法，发展适度的合作化模式，将农业补贴资金直接与粮食产量挂钩，提 高粮食收购价格，并完善监管机制，让耕者有其利，从而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技术上，除保留少量的化肥外，抛弃或限制“六大害”技术的应用，转为依赖应用生态农作技 术来提高粮食产量。 农业生产应尊崇生态学原理。换一个角度思考农业，将上述被“六要素”夺走的利润追回并还给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土地升值，结果会怎么样呢？据笔者调查，早在20世纪80 年代，山东局部地区的小麦亩产就已超过500 公斤，而当时的“六大害”远没有今天这样肆虐。这说明，生态农业完全可以达到良性循环并满足人类的粮食需求。 2006年，为了寻找可持续的农业发展出路，笔者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在山东省平邑县建立了弘毅生态农场。该农场先后彻底告别了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和添加剂，并且坚持 不使用转基因技术。目前，该生态农场已有土地104亩，其中种植有机粮食16亩、有机蔬菜5亩，年均养牛103头（其中基础母畜11头）、养鸡2 000只、养鹅1 200只。 实验开展5年来，研究团队已带动农场所在地蒋家庄村10户农民利用秸秆养牛60头，最多的一户养牛24头；带动蒋家庄以及周围村、乡镇等发展林下养鸡30 000只；带动4户农民发 展有机粮食12亩；带动蒋家庄建设户用沼气130户；带动蒋家庄村容整治街道900米。此外，还带动广东、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古、甘肃、浙江、江苏等省的企业家、农民及某 部队的军人从事有机农业，在全国累计推广有机种植面积约4 000亩，充分展示了科研示范作用。农业部、环保部、国务院参事室、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农业厅等，多次组织专家 到现场考察指导。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以及路透社、德国《镜报》、Chinadialogue、SciDev等30多家国内外媒体，对弘毅生态农场 的做法也进行了报道或评论。 本期专栏发表的几篇论文，其所述研究内容或是本研究团队在弘毅生态农场进行，或由我们指导在全国其他地方开展生态农业的实践结果。我们试图从生态科学角度，探索生态循 环农业在产量维持、经济效益提高、环境质量改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发展中国未来的生态农庄提供理论依据。现就本期专栏里几篇相关文章介绍如下： 山东农业大学冯素飞的文章——《农业生物质资源在生态农业中的应用：秸秆转化效率研究》，首次揭示了农作物秸秆转化为肉牛的效益，从理论上证明了作物秸秆与草原草一样 ，可成为大型食草动物的优质饲料，并能产生有机肥和生物能源。作者选择了15头夏洛莱肉牛，随机分成3组，研究经不同方法处理的秸秆饲料（微储鲜秸草+花生糠，干秸秆+花生 糠，微储鲜秸草）饲喂肉牛后的效果；分析了肉牛采食效率、生长指标（体重、体长、体高）以及秸秆饲料与动物鲜重之间的转化效率。研究结果表明，生产1kg肉牛消耗的纯粮食 为1.6 kg，其中玉米面用量最多仅占20%左右，肉牛大量食用的是秸秆。该项研究的成果，秸秆转化为动物肉质的指标——秸秆：动物鲜重比在全国首次发表，为解决秸秆出路探索 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甄珍的论文——《有机肥对土壤地力和作物产量的影响及应用示例》，介绍了有机肥对农田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应用现状及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并以河南 贞德有机农场农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计算了在有机农业管理措施下，此农田生态系统的氮素收支情况。计算结果发现，为保持农田生态系统氮素的平衡，最少施用的有机肥量 应为25.5 t/hm2。此结果为综合评价农田生态系统氮素的平衡状况、在保障产量的前提下减少可代替化肥所施用的有机肥量、科学使用有机肥、提高氮素利用率、发展可持续生态 农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东农业大学唐海龙的论文——《生态农业模式下耕地固碳潜力分析——以弘毅生态农场冬小麦-夏玉米轮作体系为例》，分析了冬小麦—夏玉米轮作体系在不同施肥方式下，有机 质、全氮、碳氮比的动态变化。传统的知识认为，提高有机质含量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几十年才能够提高1%，而唐海龙的实验数据说明，只要加大有机肥还田的数量和频率，在短 时间内照样可提高有机质含量。该研究为生态农业耕地固碳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为实现碳减排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希望本专栏的几篇文章，对于中国生态农业技术的发展有所助益、有所启发。 蒋高明简介 蒋高明，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SUMAMAD计划国际咨询专 家、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植物学报副主编、植物生态学报编委、生态学报编委。从事生态草业与生态农 业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110篇，其中SCI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8部。提出了恢复草原和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畜南下、禽北上”思路，并带领研究团队在生产第一线亲自实 践。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5797 次阅读|7 个评论
[转载]建立农业用水红线制度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姜文来 2012-3-24 09:13
农业用水是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同时也是人畜生存不可替代的生活资料。“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毛泽东同志形象地说明了农业与水的关系。农业用水关系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水资源安全，确保农业用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维护粮食安全，我国划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为保护我国耕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水作为生产粮食的命脉，有必要像严格保护耕地那样保护农业用水，划定农业用水红线是现实和未来的需求。所谓农业用水红线是指为了保障国家农产品安全所需要的最低农业用水的数量，划定农业用水红线具有迫切性。 　　 一、划定农业用水红线必要性 　　我国农业用水形势严峻，划定农业用水红线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国农业用水供需矛盾长期处于尖锐状态，不同程度地威胁了国家粮食安全，也给农业的健康发展蒙上了阴影。我国农业用水每年缺水量300亿立方米。据统计，1991-2009年我国农作物因旱受灾面积平均为3.8亿亩，成灾面积平均为2亿亩，因旱减少粮食平均286亿公斤/年，约占同期粮食平均产量的3%，其中2000年高达600亿公斤，占当年粮食产量13%。可见足够的农业用水对于维护我国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划定农业用水红线具有战略地位。 　　其次，我国农业用水虽然整体数量趋于稳定，但局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下降明显。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用水数量经历了“持续增长-缓慢下降-缓慢上升-基本稳定”的历程，1949年我国农业用水总量为1001亿立方米，2010年为3689亿立方米。1949-1996农业用水持续增长，1997-2010年农业用水呈现波动，从1997年的3920亿立方米一直缓慢下降到2003年3433亿立方米，2004年后农业用水又缓慢上升，2010年为3689亿立方米，从总体来看，农业用水基本维持在3700亿立方米左右，1997-2010年农业用水每年下降速度为0.45%。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用水下降速度更为明显，如广东省2003年农业灌溉用水为210.83亿立方米，到2010年下降到189.3亿立方米，年均下降速度为1.45%。 　　第三，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总量的比例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发达地区下降速度快。1949年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为97%，2010年农业用水只占总用水量的61.3%，年均下降0.59%，也即每10年下降接近6%。根据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2015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6350亿立方米以内，农业灌溉用水总量基本不增长，此时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58%左右。从区域角度来看，农业用水所占比例下降并不均衡，但存在一个规律，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用水比例下降明显高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如广东省2000年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60.1%，2010年为49.5%，年均下降速度为1%，每10年下降为10%，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下降水平。北京市2010年农业用水量只占总用水量的32%。 　　 二、农业用水红线划定基本原则 　　影响农业用水红线划定的因素很多，其中要着重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首先，农业基础性战略地位。农业是我国基础性战略性行业，尽管其在GDP所占的比重不高，甚至呈现下降的趋势，但农业对于养活13亿人口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依赖本国的农业供给自己，寄希望于世界不仅充满太大的风险，而且也是不现实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素在划定农业用水红线的时候必须将其农业放在战略位置进行重点考虑，提供足够的支撑农业发展的农业用水不仅具有现实性，更具有战略性。 　　其次，农业用水未来的需求。合理地确定农业用水未来的需求，是划定农业用水红线基础性工作。农业用水未来的需求要考虑人口的增长、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特别是作物结构、灌溉规模、节水等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确定未来一段时间内农业用水的需求量，然后根据水资源供给情况进行农业用水供需平衡。 　　第三，农业用水节水潜力与现实节水能力。目前我国农业用水基本保持不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节水技术的提高，我国农业用水效率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较低，我国农业节水还有一定的潜力可挖，通过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减少农业用水量势在必行。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业节水技术的提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我们农业节水技术储备完全能满足节水挖潜的需求，但受资金、管理和成本等诸多因素限制，农业用水效率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是不现实的，必须考虑可实现的农业节水能力。农业用水红线划定时不能将农业节水能力夸大，否则会出现农业用水红线偏低，导致不良的后果。 　　考虑到上述因素，农业用水红线划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农业用水的划定要满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因地制宜原则，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划定区域性农业用水红线；生态保护原则，农业用水红线的划定要考虑生态保护，特别是在局部地区农业用水更富有生态功能的地区，更要予以高度关注；可操作性原则，划定的农业用水红线在技术可实现范围内进行，具有可操作性。 　　 三、农业用水红线粗略判断 　　农业用水红线的划定技术性很强，涉及到因素众多，特别是涉及到多方的利益，导致农业用水红线划定很复杂。作者根据农业用水历史现状和未来农业用水的需求，结合自己的经验，对农业用水红线进行了粗略估算。 　　目前我国农业每年缺水300亿立方米，1997年以来农业用水基本稳定在3700亿立方米左右，考虑到未来节水潜能和水资源供给情况，作者粗略地估算农业用水红线为3700-3900亿立方米，平均为3800亿立方米，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 　　 四、结束语 　　划定建立农业用水红线是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措施，也是从制度层面实现“藏粮于水”的需要，建立农业用水红线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家应该早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 （责任编辑：秦华，陈叶军） 　 　　 原文发表人民网—理论频道，网址：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7/17462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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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关键是吸引农业劳动力，而非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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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拜读了蒋继平老师的“我对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建议”（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03132do=blogid=534962 ）一文，深有感触。毫无疑问，蒋老师从技术角度对增强我国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分析非常精彩，也很到位，基本总结了我国农业现存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然而，从我的个人感受和观察看，尽管技术在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方面很重要，但当务之急应该提高农民增收的保障能力。为什么如此呢？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低廉，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越老越少。 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扬，农业生产基本无利可图（农产品实际价格增幅不大），甚至亏本经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已伤害到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如果是过去，在农产品价格低廉的情况下，农民只要自给自足就可以了。但现在不行，因为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几乎都市场化了。为了维持日常的家庭开销，必须要有现金收入保障。否则，举步维艰。有些家庭的成年男子，因为高额的婚娶费用，也是一“女”难求，从而成为“剩男”。一旦某个家庭出现剩男，这个家庭原本安宁的日子将从此不再太平。 上面提到，谷贱伤农，农民必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恰在这时，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劳动力市场日益坚挺，这为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目前，农民工的日平均工资为100元左右。在这种工资水平下，谁愿意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呢？这几年，我们农村老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基本是老人和中年妇女，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全部外出务工。面对这样的农业生产群体，我们还能奢谈科技兴农吗？一些用于农业生产的简单机器，在无男子操作的情况下，老人和妇女只能望“器”兴叹！由于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力有限，所以出现了耕地的大面积撂荒，进而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 鉴于此，要增强农产品供给的保障能力，我认为应从提供农产品价格（比如，一斤小麦上涨到5元），吸引农业劳动力入手，而不是缘木求鱼，舍本求末。不管怎样，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如果不把这些主力军固定到土地上，一切措施都将收效甚微。在耕地大面积弃耕的情况下，何谈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教育科技培训、设施装备条件和市场流通效率？以人文本的发展理念，就应该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了“人”，还愁农业科技不创新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实践中、在热情中和在公平中，我们才能进行创造。若离开人，一起都是空谈。现阶段的农产品供给，也得从“人”入手，即从如何留住农民入手。至于其它，只是水到渠成的问题。别小看水到渠成，这里面有个重要的辩证法思想，那就是牵牛要牵牛鼻子，抓“农业”就得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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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国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研究评析与补充
whyhoo 2012-1-9 15:32
收入分配;城乡收入差距;差距治理;对策 　　目前，有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状况、成因以及对策问题的研究很多，其中对差距状况和成因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已经很深入，但对于治理对策的研究在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却略显不足。本文将对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所提出的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进行梳理和评价，并进行政策建议的补充，以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平台。 　　一、治理城乡收入差距对策研究概述 　　（一）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针对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许多学者认为要根据农业资源条件，发挥特色比较优势，面向市场需求安排产业进退，调整产品结构。如杨宜勇（2005）、刘文勇（2004）等认为，应大力发展有市场、有潜力和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初加工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推广应用优质、高产、高效技术，提高农产品品质，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贾小玫、周瑛(2006)认为，要采取“扶持、扶强、扶大”的政策，培育一批规模较大、实力雄厚、带动力强的支柱型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建立一大批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实体，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联系起来。 　　（二）给予财政和税收支持 　　1.完善农产品价格政策和农业补贴措施。曾国安(2007)认为，首先要稳定或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政府可利用行政或法律手段直接规定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及波动幅度或采用经济手段调节农产品价格水平。其次，要继续提高农业补贴，改进补贴办法。根据入世协议，我国对农业的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因此有必要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马晓河等（2005）认为，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现阶段农业补贴的目标主要是以保障粮食安全为主，并以安全目标带动农民收入目标。补贴力度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有重点地逐步增加。 　　2.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刘书明（2001）等认为，农民除了承担各项农业税收以外，还负担大量的“暗税”，而各种“暗税”才是农民负担的主体。在以农业税为代表的各种“明税”被免除后，要严防以集体、乡镇政府名义征收的各种集资和摊派费用或以工代费的兴起，从而变相加重农民负担，抵消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3.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樊胜根、张林秀（2002）认为，改善乡村道路、灌溉、电力、供水和市场等基础设施，可以降低生产、运输、储藏、销售和风险决策等成本在内的农产品总成本，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孵化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部门和产业部门，促进社会分工。彭代彦（2002）认为乡村道路建设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林毅夫（2003）认为，由于农村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较小，施工期短，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农村廉价劳动力为主，能够创造出许多就业和收入机会，形成良性循环。 　　4.加大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邹薇、张芬（2006）指出农村地区间收入差别的扩大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扩大，而工资性收入的获得与农民的教育状况密切相关，因而要大力发展农村基础义务教育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颜平建（2008）认为职业教育是农民脱贫致富、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在搞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要改善教育结构，注重职业技术培训，培养农村实用专业人才。这些都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持。林毅夫(2003)认为，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完全可以由中央财政来承担，这既体现了义务教育的精神，也可以减轻农民负担。 　　（三）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刘文勇（2004）认为当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不平等的就业政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应逐步剥离传统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等。杨宜勇（2005）认为要统筹推进城乡就业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税收制度等，逐步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新形势。刘传江、李雪（2006）认为要引导和加快产业升级换代，改善工作环境，抛弃对农民工的歧视政策，逐步形成统一、公平的劳动竞争和报酬机制，吸引第二代农民工的转移。钱忠好（2007）认为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允许和鼓励外出经商务工和离土离乡的农民依法转让、转租、入股、抵押土地承包权，消除离开土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把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四）加大金融创新，提高金融的农业支持力度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认为，中国金融的特殊“二元结构”使得金融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相反还具有抑制作用，直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章奇等（2004)认为政府对农村经济和金融体制的管制，导致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组织不完善，无法为农村提供较好的金融服务。尹希果等（2007）进一步指出，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抑制是导致中国扭曲的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减少政府对金融部门的干预，培育新生金融市场主体，大力发展针对广大农户和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从而释放被扭曲的金融发展所抑制的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力，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措施。 　　（五）其他治理对策 　　陈宗胜、周云波（2001）认为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非正常扩大”的基本因素，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制度缺陷”是体制转轨时期我国非法非正常收入滋生蔓延的根本原因。由于制度性缺陷使城镇居民中某些群体获取非法非正常收入的机会和途径远多于农村居民，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进行治理和规范，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蔡昉（2003）认为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提高农民组织程度，强化农民话语权，可改变城乡之间游说机制和谈判地位的不平衡，从而减少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农民的歧视，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二、对治理城乡收入差距对策的评析 　　上述建议有助于解决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但限于所研究问题的角度，这些对策建议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地区类型的治理对策研究不足 　　国内关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分析，提出的对策建议更多的是一些宏观性的一般原则，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缺乏，政策的优先次序未能阐明，因而对于解决我国多种多样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针对性较差，使治理效果受到影响。其原因主要是现有研究主要从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总体城乡收入差距角度展开研究，而未能从全国角度就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类型结构进行研究。 　　首先，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来看，有的地区城乡扭曲程度加剧，有的地区缓解，有的地区时而扭曲加剧、时而扭曲缓解。就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而言，有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差距较小，城乡发展比较协调，有的地区如云南、贵州、陕西等差距过大，城乡发展高度扭曲，其他地区则介于二者之间。其次，从城乡居民收入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这四分项收入构成来源的影响来看，尽管在各地区均表现出以下特征，即工资性收入是导致城乡差距过大的最主要因素，转移性收入也起着“差距促增”的作用，而经营性收入则发挥了主要的“差距促减”作用，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很小。但各分项收入对于不同地区的单位“促增”或“促减”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再次，从主辅收入角度看，主要收入在所有各类地区的差距贡献率都最高，而且在大多数地区，主要收入发挥了“差距促增”功能，辅助收入发挥了“差距促减”功能，但在吉林、内蒙古这两个地区则相反，在甘肃和云南也存在前后相反的变化。最后，各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也应处于不同的阶段，进而影响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合理的判断。如果某地区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存在着资源剩余，那么必然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即选择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为了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选择优先发展城镇的政策。这样，在一定时期，经济改革在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但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是建立在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均较快提高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城乡收入差距的治理就不需要加大政策力度。而有的地区经济发展到工业化的中后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一方面会产生较大的负外部性（包括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超过临界限度），另一方面又受到资源瓶颈的约束。此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成为必然选择。如果继续以城镇改革为重点，使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将会造成城乡间要素配置效率的降低，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就变得不合理，这时就需要政府加大治理的政策力度。因此，将我国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划分为不同的地区类型，并由此按不同类型地区进行影响因素主次程度、收入来源分项构成影响程度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地区所处发展阶段，进行治理对策的研究，这样所提出的城乡收入差距治理对策会更具有实施有效性。 　　（二）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规模适度角度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研究缺乏 　　现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策的研究，对农村劳动力城乡间的合理有序流动可以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基本形成了共识，但对城市化规模的适度问题研究偏弱，与此相对应的适应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多少或达到什么程度才可称为适度转移还没有相关论述。另外，针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适度转移问题的研究同样需要关注地区的结构差异。就我国总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说，近年来一直保持在3.2左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的各项补贴和隐性收入，这一差距会更大。如此高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然会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过度迁移和整体经济效率的下降。但就地区农村劳动力城乡迁移来看，又存在有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流入的农村劳动力过度，大大超过了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城市承载力的现象，而有的二线城市如石家庄、长沙等以及三线城市，流入的农村劳动力不足，不利于城市功能的优化和聚集经济效应的发挥。乡城劳动力迁移的过度和不足都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治理产生制约。因此，应针对不同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地区结构制定相应的城乡收入差距治理对策。 　　（三）对如何解决初次分配领域的城乡分配差距问题缺乏关注 　　现有研究成果提出的治理对策大多集中于再分配政策，如增加政府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减少税负、增加公共物品供给等等，对于缩小初次分配领域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对策缺乏，而初次分配的城乡差异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初次分配的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城乡居民对生产要素占有数量和质量的差异，而这种生产要素占有上的差异又取决于财富起点差异、个人禀赋差异和城乡居民扩张生产要素占有的机会差异，而在这三个方面由于政府政策和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以及权力的不当参与，使得城乡居民初次收入分配出现较大的不公平成分。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重视初次分配的城乡公平，就要通过完善政策和法规来调整城乡居民生产要素占有上的不合理差距。 　　三、对治理城乡收入差距对策的补充 　　针对当前有关治理城乡收入差距对策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不足，提出一些补充对策： 　　（一）依据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确定治理对策的优先级次序 　　王少国（2009）的研究表明，从全国来看，按照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为：第一是人均资本；第二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有职工占全部职工比例；第三是非农业人口比重、农村抚养系数偏离；第四是固定资产投资；第五是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第六是外商直接投资。另外，从地区之间城乡收入差距差异的角度来看，促增因素主要是各地区抚养系数，其次是国有职工占全部职工比例；促减因素主要是二元对比系数、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资本、非农业人口比重，其次是外商直接投资，再次是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其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内在原因。当前中央政府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重点显然在于推进落后地区即城乡收入差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推进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重点在于落后地区的农村。从促增因素角度看，要更好地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落后地区的人口增长，以降低抚养系数；其次要出台更优惠的政策，鼓励落后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从促减因素角度看，重点在于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这一方面要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靠提高现有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率。对于具有旅游资源的落后地区农村，应积极开发这些资源，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其次，应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重点应放在乡土教育上，使农民掌握更多的乡土生产技能。再次，推进落后地区的对外、对内开放，促进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资源向落后地区的转移，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最后，在发展落后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同时，应注意保护好耕地，防止耕地被滥用，造成稀缺耕地资源的浪费。 　　在重点促进落后地区农村发展的同时，还应兼顾非落后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治理。另外，同样需对这些地区农村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以降低抚养系数，并保护好耕地。 　　（二）初次分配政策角度的治理 　　从初次分配政策角度治理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在于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兼顾城乡公平。要继续深化当前各项惠农政策，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应通过提高农民的农产品价格，对农业生产资料给予价格补贴，逐步建立农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想办法通过金融创新帮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创造更多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措施，推进初次分配的城乡均等化。另外，应以公平普惠原则促进制度创新，赋予农民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和平等的国民待遇，促进城乡居民在就业信息、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受益的均等化。只有消除当前各种城市倾向性的产业政策、金融投资政策、就业政策等存在的城乡壁垒，引导城乡间各种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逐步实现城乡之间在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才能真正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更好地实现城乡初次分配收入的均等化。 　　（三）城乡居民收入构成来源角度的治理 　　按照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程度的高低，政府应首先致力于缩小工资性收入的城乡差距。一方面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尤其是向中小型城镇的转移，另一方面应给予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更多地鼓励，尤其是农牧产品加工业，鼓励其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其次是治理转移性收入的城乡差距。第三是治理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虽然目前该分项收入的差距贡献率很低，但由于城镇居民的财产规模大大高于农村居民，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发展所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主要由城镇居民获得，使得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因此，政府应借助于现有金融系统，进行金融创新，吸纳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使其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第四是治理经营性收入的城乡差距。虽然经营性收入一直发挥着促减功能，但其促减能力在下降。对此，政府可通过改善农业经营结构，依靠生物技术进步，发展特色农业等来增加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 　　对于不同城乡收入差距类型的地区，四分项收入差距贡献率的影响主次顺序是一致的，因此，各地区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优先次序与全国并无不同。但由于各分项收入的促增或促减能力的高低及其变化在不同类型地区之间存在差异，这要求各类地区治理城乡差距要有不同的政策力度。 　　此外，从主辅收入构成角度来看，当前城乡居民的主要收入分别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二者的差距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因此，政策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重点在于缩小主要收入的差距，即要促进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提高。从不同类型地区来看，对于城乡协调程度下降和恶化的吉林、内蒙地区以及城乡高度扭曲持续的云南，更应关注辅助收入城乡差距扩大的治理。另外，从政策力度来看，主要收入城乡差距的治理，应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协调程度的降低或扭曲程度的提高来加大治理力度。 　　（四）城乡相机权衡的基础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的城乡分配可以对城市最适度人口规模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规模和速度产生影响。由于在一定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下，城市存在最适度人口规模，所以城市的基础投资强度必须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规模相适应。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使得城市人口越接近于城市最适度人口规模时，政府对于城市部门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度应该越大，否则就会抑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会降低经济效率，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治理。另外，随着城市基础投资的增加，城市规模扩大，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用于居住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化费用日益高昂，也会制约乡城劳动力迁移，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治理。 　　基于上述情况，治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必须考虑不同地区的城乡差距状况和城市化费用，进而确定基础投资在城乡间的合理分配。对于城市部门的基础投资，城市部门所包括的众多城市应该根据自己的现有城市人口规模（指常住人口）与最适度人口规模的差异来确定政府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领域的分配。这样，对于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一线城市，由于人口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最适度人口规模，再进行城市化的费用高昂，其基础投资应该倾向其农村地区，在农村建立新城镇，走分散城市化道路。对于地区省会如太原、石家庄、长沙等二线城市，由于其人口规模接近于最适度人口规模，且其城市化费用相对较低，所以应该一方面加大城市基础投资的力度，以避免经济效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应逐步提高劳动力进入门坎，使劳动力向三线城市转移。对于三线城市，各级政府应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产业向这些城镇集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三线城市的转移，促进其生产率的提高。通过以上措施，将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五）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大小经济循环体系 　　1.大小经济循环体系的构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统筹城乡发展，要在城乡之间形成合理的要素流动机制，既包括要素流动方向的合理化，也包括要素流动强度的合理化。如图1所示，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主要是资本和劳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发展的统筹协调，要素的净流动方向应该是农村劳动力净流入城镇，城镇的资本净流入农村，以此促进城乡两种要素的合理结合，缩小城乡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使城乡形成良性要素流动循环和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循环。另外，城乡之间在通过要素的良性循环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还需要在城乡之间形成“阶梯型”区域发展循环模式，城乡之间应存在“农村增长点→小城镇→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的区域结构和梯次上升发展模式，即农村增长点要逐渐发展成为小城镇，小城镇要逐渐发展成为中型城市，中型城市要逐渐发展成为大型城市。由此可以看出，在城乡之间存在着多个经济循环体系，既存在城乡之间的大循环，也存在农村增长点与小城镇之间、小城镇与中型城市、中型城市与大型城市之间的小循环，还存在某一区域与其它多个区域之间的循环等。只有这多个经济循环要素顺畅流动，发展相互促进，才能实现城乡经济发展的协调，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果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的净流动方向表现为由农村流向城镇，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正如刘易斯模型所描述的转折点之前的状况。 　　我国目前许多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各地区可以从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循环角度，检验本地区大小经济循环系统的循环状况，采取措施解决各层次循环中的“梗阻”，使循环能够顺畅起来，这将有助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合理化。具体来看，对于城乡高度协调的京、津、沪地区，其城乡经济循环体系运行良好，政策的重点是注重与区域外地区构建更大的经济循环体；城乡中度协调的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但城市发展的进一步提升能力差，致使城乡协调程度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因此，应注重资本的引入，激活原有良好的城乡经济循环体系，使其恢复活力；对于城乡低度协调和城乡低度扭曲的内蒙、江苏等地区，应该注重中型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发挥其承上启下的功能，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协调；对于城乡中高度扭曲的陕西、甘肃、青海、云南等地区，由于城乡之间的经济循环运转问题很大，构建困难，应该着重于培育农村的经济增长点和小城镇建设，首先促进农村区域的小循环的构建，由小循环的良性发展，推进大循环的建设，最终使城乡经济相对协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区域联合治理对策。从图1还可以看出，城乡之间梯次结构的两端即大中城市和农村，往往与外部区域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要素流动关系，与区域外要素流动的规模可能要大于与区域内。这样的情况往往不利于本区域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治理。对此，相关区域（不同行政区划）之间要素流动密切的地区在行政机构设置上应该成立区域经济联合发展机构，统筹规划不同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规模和流向，密切经济联系，促进共同发展，最终起到促进城乡经济协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3.构建平稳的人口迁移体制。受城市化规律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城市部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波动性特征，因而导致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波动，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规模和速度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在我国，由于农民仍然保留自己的土地，失业“农民工”一般会选择回到土地，这样形成了一个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自动调整机制。在短期内，这种机制显然有利于城乡社会的稳定。但在长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向城镇转移，农业生产方式也必然告别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因而必须使“农民工”脱离农民身份，真正成为产业工人。所以，政府应考虑逐步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消除其与所在城市居民的身份差别。另外，在这一过程中，应该继续贯彻差别化城市进入政策，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进入障碍应该越大，以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小型城市的合理流动。 　　参考文献： 　　蔡昉，2003：“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中国社会科学》，2003，5。 　　陈宗胜、周云波，2001：“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4。 　　樊胜根、张林秀，2002：《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贾小玫、周瑛，2006：“对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财经科学》，2006，4。 　　林毅夫、刘明兴，2003：“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世界经济》，2003，8。 　　刘传江、李雪，2006：“农民工流转与缩小城乡差距”，《中国统计》，2006，5。 　　刘书明，2001：“统一城乡税制与调整分配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新论”，《经济研究》，2001，2。 　　刘文勇，2004：“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原因与政策调整”，《农业经济问题》，2004，3。 　　马晓河等，2005：“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调整思路”，《管理世界》，2005，7。 　　彭代彦，2002：“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解困”，《经济学家》，2002，5。 　　钱忠好，2007：“我国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垄断、分割与整合”，《管理世界》，2007，6。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经济研究》，2005，9。 　　尹希果、陈刚、程世骑，2007：“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再检验——基于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估计”，《当代经济科学》，2007，1。 　　颜平建，2008：“关于拓展农村高等职业教育培育新农民开发人力资源的思考”，《农业经济》，2008，10。 　　杨宜勇，2005：《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攻坚》，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曾国安，2007：“论工业化过程中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自然因素与制度因素”，《经济评论》，2007，3。 　　章奇、刘明兴、陶然，2004：“中国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中国金融学》，2004，1。 　　邹薇、张芬，2006：“农村地区收入差异与人力资本积累”，《中国社会科学》，2006，2。 　　（王少国，经济学博士，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jj/jsshzyxnc/201108/t20110829_1060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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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民日报：农民科学家离院士有多远
dongzg101 2011-12-29 16:21
人民日报：农民科学家离院士有多远 两院增选院士结果日前公布，农民科学家李登海落选，引发公众对农民科学家这个群体的关注：农民科学家离院士有多远？ 在我国，农民不光是农业生产和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农民科学家，是一支重要的创新力量—— 只有小学文化的山西农民王衡经过几十年的潜心钻研，研制的“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农民。专家估算，他的发明至少为国家节约资金超过10亿元。 山东省莱州市农民李登海，30多年来培育出100多个优良玉米杂交种，实现了玉米单产从100多公斤到1400多公斤的突破，多次刷新了夏玉米高产纪录。 河南温县农民吕平安，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潜心研究小麦育种近30年，先后培育出10多个小麦高产优质新品种（系），成为千里黄淮麦区小麦领航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1.84亿亩，增产小麦148亿斤。 仅有高中文化的河南滑县农民李官奇，从榨过油的豆粕中提取人造纤维，实现了把大豆拉丝成线、纺纱成布、染色成衣，结束了世界人造纤维发明史上没有中国人名字的历史。凭借这个原创性发明，李官奇不仅荣获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颁发的中国专利金奖，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让我们来看看中科院院士的标准：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工程院院士标准为：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做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品行端正，具有中国国籍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或具有同等职称的专家，可被提名并当选为院士。 对照这些院士标准，像李登海、王衡、吕平安、李官奇这样的农民科学家，其成就和实际贡献不见得比其他候选人差。然而，由于这些农民科学家大多没有一个正规的科研或教学机构作依托，很难评上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等职称，从而难以跨越参评院士的职称门槛。 与科班出身的科学家、工程师相比，农民科学家是有一些“先天不足”，如缺乏系统的科学训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撰写国际论文的能力等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自学成才、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农民科学家，在提高现实生产力方面的实际贡献，也是不容否认的。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院士作为最高学术荣誉，是否也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拘一格选院士呢？这无疑将会大大提高“土专家”们的创新积极性，激励更多人投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更多阅读 李登海唐启升获山东省科技最高奖 每人奖金100万 李登海：超级玉米研发推广应列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 相关专题： 2011年院士增选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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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民日报：农民科学家离院士有多远
热度 3 jiangming800403 2011-12-22 10:54
人民日报：农民科学家离院士有多远 两院增选院士结果日前公布，农民科学家李登海落选，引发公众对农民科学家这个群体的关注：农民科学家离院士有多远？ 在我国，农民不光是农业生产和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农民科学家，是一支重要的创新力量—— 只有小学文化的山西农民王衡经过几十年的潜心钻研，研制的“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农民。专家估算，他的发明至少为国家节约资金超过10亿元。 山东省莱州市农民李登海，30多年来培育出100多个优良玉米杂交种，实现了玉米单产从100多公斤到1400多公斤的突破，多次刷新了夏玉米高产纪录。 河南温县农民吕平安，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潜心研究小麦育种近30年，先后培育出10多个小麦高产优质新品种（系），成为千里黄淮麦区小麦领航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1.84亿亩，增产小麦148亿斤。 仅有高中文化的河南滑县农民李官奇，从榨过油的豆粕中提取人造纤维，实现了把大豆拉丝成线、纺纱成布、染色成衣，结束了世界人造纤维发明史上没有中国人名字的历史。凭借这个原创性发明，李官奇不仅荣获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颁发的中国专利金奖，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让我们来看看中科院院士的标准：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工程院院士标准为：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做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品行端正，具有中国国籍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或具有同等职称的专家，可被提名并当选为院士。 对照这些院士标准，像李登海、王衡、吕平安、李官奇这样的农民科学家，其成就和实际贡献不见得比其他候选人差。然而，由于这些农民科学家大多没有一个正规的科研或教学机构作依托，很难评上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等职称，从而难以跨越参评院士的职称门槛。 与科班出身的科学家、工程师相比，农民科学家是有一些“先天不足”，如缺乏系统的科学训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撰写国际论文的能力等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自学成才、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农民科学家，在提高现实生产力方面的实际贡献，也是不容否认的。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院士作为最高学术荣誉，是否也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拘一格选院士呢？这无疑将会大大提高“土专家”们的创新积极性，激励更多人投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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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基因生物知识100问》争议点之九：有没有“超级害虫”
蒋高明 2011-11-17 22:35
蒋高明 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农业转基因生物知识100问》第39问有下面的问答： 39. 种植转基因抗虫作物会产生“超级害虫”吗？ 答：在农业生产中，长期持续应用同一种农药，害虫往往会产生抗药性，导致农药使用效果下降甚至失去作用，产生该农药难以防治的害虫。实际上，可以利用更换农药、作物品 种，改变栽培制度等方法有效控制这种害虫，不会产生所谓的“超级害虫”。 转基因抗虫作物和农药类似，理论上害虫也会产生抗性。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生产当中已经采用了多种针对性措施：一是庇护所策略，即在Bt作物周围种植一定量的非Bt作物作 为敏感昆虫的庇护所，通过它们与抗性昆虫交配而延缓害虫抗性的发展；二是双基因/多基因策略，研发并推动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转双价或多价基因的抗虫植物；三是严禁低剂量 表达的转Bt基因植物进入市场；四是加强害虫对转Bt基因植物抗性演变的监测。 上述描述的固然很好，可残酷的现实再次将科学家美梦打破了。即转基因诱发了超级杂草后，又诱发了他们说不愿见到的所谓的‘超级害虫’。 针对害虫对转基因作物抗性的演变，他们提出的理论上的控制措施，在实际中却难以应用，如中国非法种植的转基因稻米就没有庇护所。研发并推动更毒的转基因作物，让虫子变 得更超级吗？超级害虫出现了，靠加强监测用处是不大的。再者说，前面说不会产生所谓的超级害虫，后面有在对策中提出“加强害虫对转Bt基因植物抗性的监测”，前后不是矛 盾吗？ 在美国，经过十多年实践，BT转基因作物出现普遍规模失效现象，即不但不再抗虫，而且，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超级害虫”和生态破坏等危害作用，而目前人类还没有足够科技 手段予以防治和弥补。这也说明，所谓“避难所”措施不过是延缓了转基因作物的危害之来临和爆发，并不能防治其危害。不管转基因的“人定胜天”的吹牛有多大，事实正如俗 话所说：“自然是最终胜利者。” 下面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转基因农作物超级害虫出现，易受某种新型超级甲虫危害 文章链接：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41008/217376 以前，我只知道有一些强耐药性的超级细菌，比如说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可昨天，我却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超级害虫。 调查表明，不能简单的将这次的虫害视为尽在这片区域发生的孤立事件，就比如如果你家厨房出现了蟑螂，绝不可能是单独的一只跑来你家串串门，这可能预示着你整个家都 将遭到蟑螂大军的大举侵袭。不能简单的将这次的虫害视为尽在这片区域发生的孤立事件，就比如如果你家厨房出现了蟑螂，绝不可能是单独的 一只跑来你家串串门，这可能预示着你整个家都将遭到蟑螂大军的大举侵袭。果真， 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科学家已经确认，爱荷华州的四片区域已经遭受了新型玉米根虫的侵袭。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孟山都公司开发出了一种具有转Bt蛋白基因，使得这种玉米根虫不得再肆虐的转基因玉米。 但据农户的反映，这些玉米根虫不久之后就会对Bt蛋白产生耐药性 ，继续在这些玉米作物上为所欲为 。 伊利诺斯州种植山都公司转基因玉米的农户们也遭受了变异甲虫的袭击。 面对这次新型的虫害，种植孟山都公司转基因农作物的农民们该怎么办？答案并没有多么出乎意料——换一种其他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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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黄大昉研究员 撰文：什么是 转基因
dongzg101 2011-10-20 01:22
黄大昉研究员撰文：什么是转基因 转基因，从字面上不难理解，指的就是基因的转移。实际上，转基因有广义和特定的两种含义。广义的转基因就是泛指生物间基因转移。自然界中物种间的天然杂交和自然选择、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杂交育种，都发生了基因的重新组合，都经过了转基因。例如，我们现在种植的绝大部分作物、吃的几乎所有的食品，并不是自然进化而生的野生品种，而是经过千百年的人工选育，就是转移基因所创造的新物种或新品种。从这种意义上讲，转基因与生物进化和遗传改良相随，古已有之，并不新奇。 人们现在常说的转基因却有特定的含义，它专指利用现代基因工程（又称遗传工程）技术，将人们期望的目标基因，经人工分离和遗传修饰，重新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能够改善生物体原有性状或赋予其新的优良性状。利用上述手段获得的生物就是转基因生物，国际上普遍称作“遗传修饰生物”（GMO）。我国现已习用“转基因”一词，其实后一种表述比前者更为贴切，更有针对性。 转基因技术自上世纪70年代问世后便成为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引发了包括农业在内的生命科学领域的深刻技术革命。以农作物为例，转基因育种突破了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遗传障碍，能够更有效地改造作物的遗传特性，从而培育出更加高产、优质、多抗、高效的新品种；能够降低农药、化肥使用，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缓解资源约束、拓展农业功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国是人口大国，解决13亿人口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要想突破耕地、水、能源等资源约束，保障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归根结底要靠科技创新及其应用。因此，抓住转基因技术发展机遇，推进现代农业科技革命，就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提升农业科技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从全球范围来看，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实现产业化以来始终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整年发布的统计资料，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到了1.48亿公顷（折合22.2亿亩，是我国耕地面积的1.2倍），是1996年应用面积的87倍，创造了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奇迹。目前已有涉及抗病虫、抗除草剂、品质改良等13类目标性状、24种转基因作物在世界各地田间种植或投放市场销售。全世界81%的大豆、64%的棉花、29%的玉米、23%的油菜都是转基因品种。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有美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加拿大、中国等29个，其中也包括8个欧盟成员国；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未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但允许转基因产品进口用作饲料和食品加工。 另据不完全统计，1996—2009年，全球因种植转基因作物创造了65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其中增产优质占56%，节约工本占44%）、增加或挽回产量损失2.29亿吨、减少农药用量39.3万吨。发展中国家1440万农户因种植转基因作物而增加收益和摆脱贫困。由于效益显著，许多发展中国家急起直追，大力推进转基因产品的开发和应用。自2009年起，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速度已超过发达国家。 我国转基因研究已有2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现已初步建成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品种选育、安全评价、产品开发、应用推广等各环节在内的比较完整的转基因育种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虽然研究开发的整体实力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但已拥有一批抗病虫、抗除草剂、优质、抗旱等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取得了转基因抗虫棉花、抗虫水稻、植酸酶玉米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如我国独立研制的抗虫棉，推广12年来创造了超过330亿元的经济效益，对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发挥了巨大作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转基因育种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已在国内外进一步显现，其推广应用速度之快更令世人瞩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是在时起时伏的“安全”的争议中取得的，更说明转基因技术的强大生命力；转基因已是大势所趋，成为农业科技发展的必然。可以预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基因产品不仅为广大农民所欢迎，也将为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转基因育种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作者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更多阅读 黄大昉：转基因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黄大昉委员：推进转基因作物新品种产业化 黄大昉：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可安全食用 黄大昉专访：转基因技术事关粮食安全 黄大昉：粮食问题绝不能靠进口来解决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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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委内瑞拉希望与中国开展农业生产合作，创造“南大荒”
jiangming800403 2011-10-9 17:06
http://bbs.xzqh.info/read.php?tid=81584 查韦斯：中国造就了一个世界农业奇迹 来源： 人民 网 摘要：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3月5日表示，中国造就了一个世界农业奇迹。 　　人民网加拉加斯3月5日 （记者 张卫中）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今天表示，中国造就了一个世界农业奇迹。 　　查韦斯是在会见我一农业技术考察团时做上述表示的。查韦斯说，中国已经解决了13亿人口的食品供应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更是一个世界奇迹。委内瑞拉希望与中国开展农业生产合作，在委内瑞拉创造一个“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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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亿供养两亿到五亿供养八亿
热度 25 fanxiaoyingz 2011-8-10 21:52
从八亿供养两亿到五亿供养八亿 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总人口突破十亿人，其中城市人口 2.2 亿，农村人口 7.8 亿。而到了 2009 年，人口总数突破 13 亿，我国人口在这一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达到了 6.5 亿。然而，如果加进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数量，再加上农村失去劳动力的、不劳动的人口数量，那么我们中国人从 1980 年的八亿农村人口供养两亿城镇人口改为了五亿农村人口供养八亿在城市人口。由过去四个农村人供养一个城镇人，变过来成为一个农村人供养两个城镇人（至少从表面看早在 2009 年是一个农村人供养一个城镇人），谁来供养中国人的问题再次抬头，而且非常尖锐。 从 2009 年这种数量比例颠倒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农业怪事。首先，大豆、小豆、小米、大蒜、猪肉等农副产品出现了大幅度价格动荡和攀升。其次，大商人囤货居奇，把许多农业商品作为炒作对象，包括今年的食盐，也包括猪肉、棉花等，是中国多年来首次出现大资金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现身。第三，转基因食品危险抬头，相继出现食用油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最近又爆出山西吉林等地种植先玉 335 玉米事件，令人后怕。第四，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例如三鹿奶粉事件，金龙鱼食用油事件，最近发生的山西陈醋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上海染色馒头，万能牛肉膏，回炉面包，三年不烂的月饼，面粉添加剂等等事件。 可以说，从 2009 年以来进入了食品安全事件的高发期。而恰恰就是这个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首次持平，并且随后超过了农村人口。也许这种相遇不是偶然，而是存在必然性。这也许就是“谁来供养中国人的问题”的波段性爆发而已。 到了 2010 年，全国的大中型水库也许多到了危险期，各地水利设施荒废严重，农业土地面积也被一再突破，南涝北旱或者北涝南旱问题一再凸显，农业基础问题也突然爆发出来了。 与此同时，农村老龄化问题比城市更加严重了，农村留守人员多数是老人，农村生产力被进一步削弱。 在过去，我们是四个农村人供养一个城镇人，现在变过来成为一个农村人供养两个城镇人，那么能够养活得起吗？如何养活呢？ 也许能够。但是有一个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问题。如何转变呢？比如过去，在八十年代初期，农村重新进入千家万户各自为家，各自生产的时代，那时候重新回到了“小农经济”时代，每一户农民大概 4 ～ 6 人，每家养殖一只猪供给城市人，那么一家人就能供养一口人，四户农村人就能供养一户城市人的粮食、猪肉、鸡肉等。就是说小农经济比较适应这种人口比例，农村人四户过去养四头猪能够供养一户城市人（包括农民自己）。但是现在不同了，按照过去的供养比例和生产方式，现在四户农村人人要供养八户城市人，那么客观要求该户人家必须饲养 10 头猪才能满足基本需求（包括农民自己）。也就是说，八十年代初我国每年生产 2 亿头猪供给 10 亿人吃，每人平均拥有猪肉 20 公斤（按照平均 100 公斤每头猪计算）；按照过去的生产方式，我国现在每年只能生产 1.5 亿头猪，要供给 13 亿人吃，每人只能拥有 11.5 公斤猪肉。其它农产品类似。如果按照过去的生产方式来进行养殖，那么我国平均每人拥有的农产品量在下降。 这就是从 2009 年以来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农副产品质量突出爆发的根本原因。 中国从客观要求来讲，要求农村人每家每户的实际生产量要提高两倍以上。也就是说，客观上要求农民进行规模化养殖（这是本文的核心）。 客观上要求农民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小农生产模式，告别单打独斗式生产模式，进行社会化生产，进行规模化生产。同时要求大资金、大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 所以，中国进入了资本和小农经济的激烈交锋期，进入了工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分散生产方式的严重交锋期。进入了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攻坚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交锋期将产生三种新生事物：第一，规模化社会化生产技术；第二，规模化生产的管理体系，造成新的社会分工；第三，新的利益分配体系。至于新的利益分配体系我是没有看到，甚至是遥遥无期之事。但是新的生产体系和技术我已经触摸到了——那就是设施农业。 设施农业是代替大田农业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现在在农村初步起步了。例如，农村奶牛养殖小区：有专门的挤奶区，有喂养区，有统一的兽医医院，有饲料加工厂，有专门的运奶车队，有奶粉厂，有种牛场配种站等等。养牛产业已经实现了专业化、规模化、社会化。 但是在蔬菜种植，养鸡等等领域还在做初步的探索。蔬菜种植现在有大田种植，大棚种植两种方式，但是育苗还没有专门化社会化，育种工作正在被一些技术性大公司垄断，加工还没有专门化社会化，灌溉还没有专门化社会化。又比如养鸡，养鸡需要饲料厂、育种场、孵化场、饲养场、屠宰厂、兽医所、散养场等社会分工，但是依然不够健全。 每一个专业化的生产单位必须具有独特的技术，专门的设备，健全的设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模化、社会化养殖。而用这些专门的设备设施搞农业养殖、种植就是“设施农业”。 所以，中国人要养活中国人，必须搞大规模地搞“设施农业”，告别“手工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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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控制科学研究与食品安全的关系
chilo36 2010-10-14 13:50
人类统治地球上的生物由来已久，并逐步发展了种植业、畜牧业及水产养殖等。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农业生产总量上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质量既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高等生物都出现了性别的分化，这是一个有趣的科学现象。而雌雄的分化规律也早已被人们所了解，但是并不完全透彻。 早期，植物生理学家就发现植物激素GA3可以促进黄瓜雄性花的增多，而IAA可以促进黄瓜雌花的增加，并在生产上顺利应用。 在水产养殖上，对于雌、雄鱼生长速度不一样的鱼类，通过性别控制，实行单性养殖将会提高群体生长率进而提高产量，降低成本，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再如河蟹，因雌蟹具蟹黄，营养价值高，而市场价格高与雄蟹。因此，人为控制螃蟹性别分化一直颇有市场。 广西大学卢克焕教授团队成功实现了牛和猪的X、Y精子的分离并成功培育出性别控制仔猪。内蒙古蒙牛繁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奶牛性别控制繁育技术获国家专利,实施15万余例人工授精，情期受胎率达到55%至60%，母犊性控准确率为94%以上。 性别如何分化？如何控制性别的分化？这分别是一个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无数生物学家在研究这些问题。 在采用人工饲料饲养昆虫的过程中，常常可以发现：饲养出来存活的昆虫性别比例往往不是1：1。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常常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其一，昆虫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雌雄二者原本的发育进度不等，不同阶段的存活率误差导致了最终雌雄存活率累积的差异现象。其二，在人工饲料中添加的物质或饲料成分含有的物质，对于雌雄二者有性选择的作用。如，维生素E（生育酚）不仅对饲料具有有抗氧化的作用，还有促进雌性个体生存和保存的作用。 在农业生产上，性别控制的要求尽管只是一些特例，即使是这仅有的一点点雕虫小技，也常常被人们使用发挥到极致。于是，菜市场上便有了所谓避孕药饲养的黄鳝和螃蟹，有了所谓避孕药2号培育出来的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农资市场上有各种神秘的没有标识成分的激素类产品出现，以满足农业生产者所需。 生产厂家地下活动，农民对这些激素类产品讳莫如深，记者对这些话题的报道常常是趋之若骛却只能无功而返，专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往往是莫衷一是，政府对这些不闻不问，偶尔关心食品安全和农业技术的草根代表在网络上发表一些牢骚：顶花带刺的黄瓜是不是真的不能给小孩吃？肥胖的黄鳝吃了是不是真的会停经？ 很有必要作一些科普宣传。例如，什么是植物激素，什么是动物激素，什么是性激素，什么是生长调节剂，什么是催长素，动物吃了植物激素会不会有反应？ 有些砖家凭空认为植物激素或者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动物没有作用。其实，生命过程的分子本质即是化学反应，生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一个化学反应在植物细胞内有效，很可能对动物细胞同样有效。例如，赤霉素（前面提到的GA3是其中一种）可以显著促进植物细胞分化和增长，促进农作物增产，最显著的拉长甘蔗的节间和芹菜的茎杆。这一现象（或科学原理）也可延伸到动物身上，即对动物生长有促进作用。 昨天下午开始写保存为草稿，今天中午接着写，感觉挺乱。无非是想抛砖引玉。让我们在逛超市或菜市场看到新鲜的黄瓜、黄鳝、螃蟹、牛奶的时候，是不是该想想，怎么能让我们的农产品和食品更加安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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