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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文化的认识与建议: 热度 3 gxfycyyhang 2017-4-22 17:13; 对科学文化的认识与建议高　峡摘要：科学文化与科学体制机制改革、学术环境优化甚至与当前社会文化建设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今年又一次受到中国科协及科学界人士的重视。中国科学文化建设首先需要解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为此不仅需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需要认识历史上中西文化长期相互交流、互相影响被遮掩的事实。本文初步探讨了科学文化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家深度溶入科学体制与政策、当前注重学术环境与社会氛围的特点，当代中国科学文化精神代表 ―― 中国科学家精神，重点探讨了学术文化、学术交流文化概念与意义并提出建议。关键词：科学文化学术文化学术交流文化由于科学文化与科学体制机制改革、学术环境优化甚至与当前社会文化建设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今年又一次受到中国科协及一些科学界人士的重视。从科学品味说起。科学文化概念比较抽象，本文想先引入品味一词，再来简述科学文化概念。我们说一个人的品味，主要看一个人的情趣与素养。科学品味，简单说就是人们的科学观念与态度。比如说，同样是做科研，有的人在探索自然世界奥秘中激发出巨大兴趣、品味到奉献的快乐，然而有的人为追名逐利不惜实验数据造假。对科研不同的感受与态度体现出一个人科学品味的高低，人们的科学品味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们的科学文化状态。当然，科学文化除了精神、思想、观念这一层次之外，还包括器物、制度另外二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加在一起称为科学文化。通俗地讲，科学是如何做的叫科学技术，科学是如何想的或科学的精神状态如何叫科学文化。科学文化的基本理念是理性、质疑、批判、创新，核心观念是科学的价值观。本文科学文化指向科学的精神、思想、观念这一层次，因为这一层次不仅是科学文化的基础，而且对科学文化器物、制度二个层次也有重大影响。当我们用科学的精神、思想、观念来分析当前我们的科学文化状态时，就会发现我们的科学文化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相比滞后了。比如当前社会意识中为什么有过渡功利倾向，为什么将财富看得太重而找不到自己的幸福归属，为什么有学术造假和科学道德失衡现象，为什么明星效应遮掩了青少年对当科学家理想的追求，不是科学少了，而是科学品味不高，科学文化供给严重不足，或者说科学与文化严重脱节，造成科技一头重文化一头轻。科学与文化自 400 年前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就逐渐溶合、密不可分了。比如，哥白尼发现的日心说、牛顿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这些科学发现的过程及最后的结论中，都包含着丰富的科学观念、思想与精神。当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如果只记住上述那一、两个知识点已经没有多少用途了，重要的在于了解这些科学经典背后的科学过程及体现出的科学精神，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就是说了解科学家们在科研过程中的科学观念、思想、精神，远比记住个别知识与结论意义大的多。这就涉及到科学文化了。对个人而言，可以用科学素质来代替科学文化，国家的科学素质，可以用科学文化来表征。科学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与科学体制机制改革、学术环境优化甚至与当前社会文化建设都有密切关系。今天我们再提科学文化建设，意在补上这一短板。科学文化建设短板需要补上。说到科学与文化分开，我们发现在一些网站中，科学栏目与文化栏目是分开的，而科学栏目只讲科学的器物层次，没有科学思想、观念这一层次；有的在讲科学时只讲科学知识与实际应用，少有科学思想、观念与态度，这可能是许多人不清楚科学文化为何物的原因之一。人民大众不清楚，科技人员清楚吗？可能也是个问题。所以现在科学界把科学文化建设重新提出来，呼吁社会重视，这是很有必要的？比如 2017 年 2 月中国科协组织专家召开科学文化建设研讨会。（1）我们发现，科学后进国家在发展科学时，往往是先搞科学的器物，然后才注重科学文化建设。虽说它有合理性，但要掌握度。而近代科学产生的科学发达国家，它的科学与科学文化自然溶合，因而它的科学文化与科学一样同步发展，相对来说科学文化发展比较充分，比如科学理性比较强，科学制度与学术规范在许多方面先进一步，科学社团发育良好，学术交流等科学机制得到较好运用等。当前，我国科技迅猛发展，经济突飞猛进，国力强盛，但社会矛盾凸显，短板较多，虽然在所难免，但须适时补上短板。当前科学文化就是需要迅速跟进的领域。因为上述社会问题的解决，仅仅靠科技器物的快速发展是不够的，甚至于事无补，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科学文化整体的提高。缺乏科学文化的科学就会丧失驱动力，科学发展就可能出现畸形，价值观就缺乏正确导向。当今作为科学观念、思想与精神层次的科学文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顺理成章。在此科学转型之际，作为科学文化主力军的科技群团理应担当先锋模范角色，身体力行加快推进我国科学文化建设。中国科学文化建设需要解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科学文化是科学与文化的结合，现在的突出问题是科学与文化如何结合？有人将科学只与西方文化结合，而回避与中华文化结合，或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只起负面作用。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人文文化，但也不乏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辟论述。我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文化完全拒斥，使这两者之间有着互不理解的鸿沟，也不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就使中华传统文化对科学的影响没有正解。与一些持负面作用认识的中国学者不同，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说过，“中国文化是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欧洲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飞跃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输入有直接关系。”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盛赞古代中国是“世界发明的摇篮”。（2）举例，有人认为儒家文化历来缺乏质疑之声，怀疑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质疑的“基因”。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指出，“像对所有的自然知识一样，怀疑的态度是中国思想的要素之一。（3）他同时认为，中国怀疑论传统的主要倡导者――王充，就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王充在《论衡》中的“论述充满理性并且以一种彻底的批判态度对待他的研究。” （4） “王充所强调的怀疑论的教义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代表了中国诸多文化成就。因为怀疑论的存在，儒学家采取嘲讽鬼神信仰的态度。” （5）李约瑟还指出，在王充之后，还有范缜以及天文学家、占卜家刘基纯等怀疑论的典型。虽然质疑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一些特定时期削弱甚至消失了，但这并不能否认质疑“基因”的存在，不能否认中国百家争鸣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持续传承。难道延安文化中就没有百家争鸣文化要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没有百家争鸣文化要素？科技体制改革 30 多年了我们还在不断地破除科学体制障碍，难道不是百家争鸣？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科学文化建设的现实立足点。科学文化要在中国落地，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确切地说，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部分中国文化体系相结合，非如此不能建设真正的中国科学文化。科学文化在“大科学”时代加剧科学家深度溶入科学体制与政策，科学文化进入“科学全文化”时代。之所以产生中华传统文化只对科学起负面作用的认识，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全面认识，以及中西文化长期相互交流、互相影响这一历史事实被遮掩之外，我认为还与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完全或部分排除在科学文化之外有关。就是说，科学文化不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后两层面关系，在“大科学”时代尤其突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化即人化”。“大科学”时代较“小科学”时代不仅是科学项目、仪器、设施、经费量的扩张，它更使科学家深度溶入科学体制与政策，科学发展进一步受制于学术环境与社会氛围。简言之，“大科学”时代是科学与政治、经济、社会的高度协调与溶合。有人言，“大科学”时代是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是与传统文化、人文文化相互融合、更加丰富多彩的时代，其本质就在于科学与政治、经济、社会高度的融合与渗透。当今，科研主流模式――产学研协同创新及国家科技战略创新体系的出现，就是这种科学资源与全社会资源高度融合的体现，它促使科学文化进一步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文化是一种“科学全文化”，科学与政治、经济、社会高度的融合与渗透，为这种“科学全文化”提供了内动力，成为新时期科学文化的特点之一。认识“大科学”时代科学文化内含与特点，对搞好科学文化建设很重要。那种将科学文化约束在人与自然这一层关系之中，是“小科学”时代过时之见，不利于科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大科学”时代在我国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举国科学体制，主要在这种体制下生长的科学文化产生一种被称为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文化产品，它是中国科学文化精神的代表，并为建设中国科学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中国经验，值得总结。中国科学文化的精神代表―中国科学家精神。近年来党和国家及领导人多次提到中国科学家精神。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指出：“大力宣传广大科技工作者爱国奉献、勇攀高峰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造、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推动创新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6）李源潮在《深化科协系统改革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出新贡献》讲话中要求“树立当代中国优秀科学家榜样，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 （7）中国科学家精神是中国科学文化的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从根本上来说，应当体现出当代中国科学精神生活的客观本质和发展趋势，具有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构成人们科学活动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中国科学家精神在理想信念、科学思想、品德风尚、治学风范上遵循的爱国、奉献、求实、创新、包容、提携精神，代表了当代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具有时代特征。例如爱国精神，在中国科学家身上表现的鲜明突出。中国科学家向来有爱国主义传统，中国的科学就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科学救国”是中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们的动力。可以说，从中国科学家身上映射出的以爱国为核心的科学精神与观念已经并且正在不断丰富着中国科学文化的内含。中国科学家精神是中国科学文化的民族精神。科学文化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状态。中国科学家精神溶入了中华文化一贯倡导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和群体高于个人的价值观，及人民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目标为目标，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中国科学家精神可概述为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开拓奋进的理想信念，勇于创新、不懈探索的科学精神，严谨求实、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甘为人梯、提携后学的大家风范”。（8）简言之中国科学家精神是爱国精神与个人兴趣相结合，国家至上、时代需求第一的精神，这是中国科学迅猛发展最重要的精神动力，比如“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这种精神的突出特点是爱国、奉献、团结、合作，这对中国科学发展起到战略支撑作用。从科学文化视角看，中国科学家精神所包含的精神、观念，作为中国科学文化的核心理念应当毫无悬念地纳入中国科学文化理念之中。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内含是丰富的，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和许多科技工作者在中国科学家传记、回忆的文章中，往往有深入细微的记述与传承，它们是中国科学文化精神的代表。挖掘整理中国科学家精神，成为中国科学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学术文化——科学文化的源头和主体。学术文化听起来有点“高大上”，但作为科学文化的源头和主体，实应着重加强研究。所谓学术文化，就是在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中体现出的社会制度与人们的精神与观念。 2016 年 1 月 13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是我国学术文化建设的醒目坐标，它充实协调了科学机制，使创新驱动的工具箱增加了学术文化这一新工具，开创了以优化学术环境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文化建设新局面。加强学术文化建设的任务之一就在推动该文件的落实。学术文化建设是个大尺度量。目前学术文化建设主要内容有：政府科技宏观政策制定、科研院校科研管理与办校模式、学术团体自主性发挥、学术交流学术民主氛围培育、学术诚信制度建设、人才成长模式的转型等方面。学术文化作为一种机制，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陌生，学术文化机制是一种新型的科学激励、纠错机制，它与传统的项目、奖励、经费、基金等“硬”机制不同，它是一种文化型、自我激励、自我纠错型的非功利性的“软”机制，建立这种“软”机制需要一种文化思维，这种文化思维主要不是靠政府外部强力，更多地是靠科学共同体的自律与规范。实现这个文化思维方式转变，是加强学术文化建设，优化学术环境的迫切需要。学术文化与科研文化两个概念大体相同。那为什么这里不用科研文化而用比较少见的学术文化一词？这就需要提一下学术交流问题。可能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学术交流作为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与载体，在 2014 年有了一个静悄悄的变化，这一年学术交流首次被权威机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列入科研环境 8 大要素之一，写入一篇重要的调查报告，刊登在 2014 年 4 月 1 日的《光明日报》，这是我国对学术交流地位、作用认识的一次大的提升。到了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将学术交流学术民主氛围培育列入优化学术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件为学术文化、学术交流文化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学术交流是学术文化独特的载体，是“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机制”。改变我国学术研究由项目导向转变为问题导向，转机之一在学术交流。学术交流是“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机制”，其中又以质疑、批判为学术交流的核心动力。“科学就是不断提出不同的问号”。科学的质疑、批判，对科学发展具有促进和先导性作用，成为科学自我纠错机制的核心，也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优秀的科学家，必须以怀疑态度和良好的批判性思维作为研究的起点。学术交流作为我国科学体制机制改革中的一个短板，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的科技，似乎在学术交流领域并不被看重。到了 2009 年，终于爆发出了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从我国学术交流中负面问题如“人云亦云”、不敢质疑等问题切入，提出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培养模式问题，引起科学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为优化学术环境的问题导向。在钱学森看来，学术交流的质疑、批判是“ 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 ”，在学术讨论中勇于“提问题，发表不同意见，作补充，提新看法”，是充分利用学术交流资源最有效的方式，也是培养 “ 非凡创造能力人才 ” 必不可少的！鉴于当前科学机制运用上存在重视传统的项目、经费、奖励、基金等“硬”机制，轻视学术交流“软”机制现象，导致广大科技人员科研的被动及难以持续，甚至出现学术不端等问题，建议：加强学术交流机制及学术交流质疑、批判机制的研究，制定细则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中 “鼓励学术争鸣和质疑批判”条款，强化学术文化发展。参考文献：（1）中国科协“加强科学文化建设研讨会召开” http://www.cast.org.cn/n17040442/n17136067/17605549.html （2） “西方科学家如何评价中国文化” - 道德根文化 - http://guoxue.centv.cn/index.php?a=showc=indexcatid=12id=42m=content （3）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第 198 页（4）同上第 205 页（5）同上第 213 页（6）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9/c_1118898033.htm （7）李源潮：深化科协系统改革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贡献 http://www.cast.org.cn/n17040442/n17135960/n17136006/17510788.html （8） ―― 刘延东在“ 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的讲话 -- 人民网 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4/0124/c131715-24216486.html 高峡 2017年4月22日; 948 次阅读|5 个评论

科学纠错机制在实验检验还是质疑批判: 热度 2 gxfycyyhang 2017-3-19 15:54; 近日看到科学网，标题为“容错纠错，对科技创新意味着什么”的文章，作者认为“建立以实验检验为核心的“纠错机制”？ —科学网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3/370564.shtm 。笔者认为。实验检验作为“纠错机制”核心的提法值得讨论。实验检验不仅为科学所独特，实践、求实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科学的“纠错机制”核心在质疑、批判，这是科学自我纠错的精髓，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所在。“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老就是从我们的培养模式上存在不鼓励质疑批判，不敢于提问题，而是人云亦云入手。破解“钱学森之问”，就要改革创新科学体制机制，优化学术环境，建立质疑、批判、创新的学术文化。高峡; 3605 次阅读|2 个评论

我国学术文化寻根: yangwenzhi 2010-10-27 12:15; 杨文志我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先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此外，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学术传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这就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科技史学界仍在围绕这个所谓难题深思，其实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从我国学术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我国学术历史传统主要有以下主要特征。（一）致用而治学我国历史上一直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标准，我国治学传统的主流是为致用而治学。许倬云指出：在古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以研究与追求知识为目的的学者。读书人读圣贤书是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知识分子不以求知识为做学问的目标。西欧的知识分子则是另一类型，教士求学问的目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分。教士之外，还有一批专业教书的教书匠，他们与木匠、石匠一样构成专业团体。一大群教书匠联合为一家大学，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知识是会增长的，于是教书匠也必须兼办专业研究。教书匠的工作是追寻、累积与传授知识。换言之，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单纯地追寻知识，即为学术而学术；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学以致用，即用以所学来经世济民。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批评我国学者治学的问题在于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王国维则指出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亦即古代的学术包括实用的学问，而现代的学术不包括实用的学问。因此他强调为了发展学术，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为致用而治学（即学以致用），从正面来说是一件好事，因此经世致用一向被视为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也未尝不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弱点。学术探索是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不以求利为目标，排除干扰，全力以赴地投入研究，才有可能作出真正的学术成果。过分注重知识的功利性，必然影响到对抽象学理的追求。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作学术不能全力以赴，那么在真正的学术竞争中自然也就不会有位置。更何况有些人本来就是把学术当作敲门砖，作为争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对于他们来说，要想作出可以称为学术成果的东西，恐怕是不可能的。这种为致用而治学的风气发展到极端，就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风。而在这种学风下，也就没有什么学术可言了。（二）学术的非理性我国古代的四大科学，即天文、农学、中医、数学，它们在最初都含有现代科学的基本成分，但它们最终都没有发展成现代科学。我国古代天文知识发达，但其主要成就领域限于天象观测、历法、及观测仪器的制造，除天圆地方这样的猜测之外，很少有超出实际应用范围之外的探讨和研究。而与制造浑天地动仪的张衡几乎同时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则以数学为核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文学知识体系。不仅如此，我国古代的农学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上，而我国古代的数学仅仅是精于计算，在知识上升为理论这一关键时刻停步不前。中医学本来具备一些科学的因素，并且是我国唯一系统化的知识，但它却与具有玄学性质的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学说结合，最终成为集经验、知识、哲学为一体的浑沌知识系统。而与中医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阿拉伯医学，却通过与西方科学合流，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我国的炼金术与道家学说结合，发展成迷信神仙的道教，而阿拉伯人的炼金术却最终发展成了化学。实际上，不仅是李约瑟，也不仅是梁启超，西方有很多人对我国文化都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并且从中总结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如，19世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博士(E.Faber，1839-1899)就曾总结出儒家学说中很多与我国没有能够产生科学有关的论点。如，儒学没有区分人的灵魂与肉体。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生理上，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清楚的定义；儒学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是圣人，有的人却生来就是凡人；据称，人人都有到达道德完美所必需的才情和力量，却没解释与此断言相对立的事实；尽管不断强调诚信，但却从未被鼓励过说话诚实这一前提，事实也正相反；孔子体系的最终结论，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即崇尚贤人，例如人的神化等等。这其中指出的，恰恰是中国人喜欢下论断，但却不屑于用事实和逻辑来证明，我国文化中缺乏理性和理性思维。我国历史上虽然也发生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但中国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虚心地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而是把它们统统改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曾有这么一段论述：凡是对西方科学已经有某些知识的中国学者士绅都爱说，欧洲物理学的电、光、热以及其他学科的全部真理都已包含在八卦之中了。可是当问到为什么他们和他们的同胞对这些真理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无所知时，他们就说，他们必须先从西方书籍里学到这些，然后再查对《易经》，这时他们发现在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已经懂得所有这些了。这样表现出来的虚荣和傲慢是幼稚的。梁启超在有名的《劝学篇》里面讲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他还认为，我国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中国人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观念，它导致人们对自然现象缺乏兴趣。所以，尽管中国自洋务运动起就引进西学，但结果是仅学得西方学术的皮毛末技，这正如翁文灏所言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只知读他人之书，不知自己研究，根本就没有得到科学的真谛。这一学术历史传统，至今仍在继续，也不断在对现在学术交流产生影响。（三）学而优则仕自古以来，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当官从政，也就是学而优则仕。其实，按照朱熹的解释，这个优并非优秀之优，而是优裕之优，即：在学习之余，还有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去当官。是乎孔子认为学者应该以学为主，从政为次。但实际上中国的传统观点是学习就是为了当官，所以在中国学者的血液中，一直流淌着对权力和名利的渴望，而对学问的探讨和钻研放在次要位置。即使是一些官僚学者，他们研究的也多是资治通鉴之类的学问。我国学者存在动手能力差，轻视实验和技术，崇尚清谈和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思想。近现代科技发展在于理论与实验结合，实验是理论的基础、依据和检验标准。正如开尔文（LondKelvin）所说的那样：当你不能测量你所说的，当你不能用数字表述它时，你的知识属于匮乏的和不令人满意的那种：这只能是知识的起步，但在思想上你难以进入科学王国。学而优则仕使我国止步在传统科学技术。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陪臣侍从的角色。即使在历朝历代的造反派中，知识分子也只能充当军师和谋士，所以我国的学者总是需要依附于某种势力。这也就是所谓的奴性，而奴才的特点就是只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来博得主子的欢心，但是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辛亥革命之后，尽管中国在形式上共和了，但实际上极权政治却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极权政治的必然后果就是腐败，因此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政治的旋涡之中。所以，即使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也摆脱不了自身命运的束缚，他们与政治的渊源无法割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同类的显著差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不需要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分心。参考文献： 1．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2．许倬云: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3．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收于《王国维遗书》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刘效仁，让学术的归学术，让官场的归官场（转载）2007年3月.21日，学海泛舟 5．德]花之安，自西徂东，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6．转引自：席泽宗：李约瑟论《周易》对科学的影响。 7．转引自杨振宁教授论中国文化与科学问题，http://www.cnbuddhism.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0171。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9．阎康年，中外科技创新文化环境对比研究初探，创新文化，2005年第20卷第2期; 个人分类: 学术共同体|2769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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