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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无锡与苏州（3）历史与文化的力量: 热度 14 fdc1947 2016-8-10 08:07; 闲说无锡与苏州（3）历史与文化的力量无锡和苏州是兄弟城市，虽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20世纪中叶，无锡在经济上似乎能够压苏州一头，但是毕竟还是兄弟，是兄弟就有类似的命运和经历。 20 世纪中叶，国家政权变革。新政权认为，经济建设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想法当然有当政者的考虑，多年的战争使领导人认识到重工业对武器亦即“枪杆子”的重要意义，而“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他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而且，北方的老大哥就是以重工业为建国之本的，当时我们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国家优先发展的就是重工业。无锡虽然有一定工业基础，但是很遗憾，不是老大哥能够看得上的，是属于“妇女的头发卡子”一类的。苏州则更没有多少可以发展的东西，有的只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陈旧腐朽”。所以，在那个年代，两兄弟的发展都没有能够摆到国家重大或重点的“盘子”里面来。而在计划经济下，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你努力了，就能够发展的，而是要看在不在“计划之中”。不在重大或重点“盘子”里的苏州和无锡只能以很慢的步伐跟在队伍的后面。在计划经济下，城市人口和经济发展是相关的。我们只需对照一下几个城市人口的发展，就可以看出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1949年，苏州、无锡的人口分别为46.85万和48.67万，到1959年，分别增长到56.04和60.88万，10年增长了19.6%和25.1%，显然这主要只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同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划内的“重工业城市”和“工业比重较大的城市”例如太原、兰州、鞍山、齐齐哈尔的城市人口分别以平均每年31%、19%、19%和20%的速度在增加。两类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之比几乎是1：10。直到1976年，苏州和无锡的城市人口还只有54.35万（竟然少于17年前的1959年）和62.81万（比1959年只增加不到2万人），与“解放前”的1949年相比，只分别增加了16%和27%（这里有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江南城市居民被下放苏北农村的原因）。而与此同时，北方的重工业城市唐山和抚顺的人口则分别从1949年的十五万和不到二十万迅速发展到1976年的一百多万。即使是与苏州、无锡同一个省的徐州市，也因为有煤铁之类的重工业，其人口从1949年的不到30万（大约是无锡的五分之三），增加到1976年的63.33万，基本上与无锡一样了。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下，城市建设的偏向程度。情况在二十世纪的80年代开始了变化，改革开放给了无锡和苏州的发展插上了翅膀。与1949年后的前30年完全不同，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以后，苏州和无锡的发展把上面所说的那些城市远远地甩在了后头。最近十年来，从城市的GDP排名看，苏州一直在第五到第七位，无锡也在第九到第十三位之间。可以与这两个城市的GDP相比的只有上海、北京等几个直辖市、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以及个别几个“副省级城市”，而苏、锡的人均GDP则超过了除深圳以外的所有这些城市。套用如今时兴的“几无”头衔，苏州和无锡是GDP排名稳定在前十二、三名之中仅有的两个“三无”城市，即“无直辖市地位”、“无副省级资格”和“无经济特区政策优待”。无锡和苏州的快速发展，与其他规模类似的城市拉开发展距离，其发端在上世纪80年代，其初始的推动是“乡镇企业”和“民企”。这是他们的“第一桶金”。乡镇企业和民企，在哪里都可以搞，任何省市都有做的条件，为什么就在苏南才能够大面积地做得好？所谓苏南模式为什么只有在苏南才能够产生和发展？乡镇企业也罢，民企也好，要想做好，总需要三个条件：有好的带头人；有好的技术干部队伍；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而真正做到这“三好”，最重要的是有好的文化素质。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三类人都基本上是“本地人”（当时各地的人员流动尚很少），而在80年代的中国，三类人中间最难得的是有好的技术干部队伍。只有有了好的技术干部队伍才能够使企业生产出适合于市场的产品。这是企业是否站得住脚的关键。经过十年的浩劫，我们哪里有现成的好的技术干部队伍？原来的技术干部，十年里大多在“干革命”、读报纸。大学基本上十年没有招生，中小学十年在学语录。技术干部大致有这三类人：文革前的理工科毕业生，有一定的经验；文革中的大学毕业生即所谓老五届（66-70），他们比前一类人缺乏经验，但是略年轻，干劲更大些；77届以后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更年轻，大多数下过乡，懂得农村，缺点是许多人的人文基础知识较差。文化大革命之前，苏南就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地。文化革命中的“老五届”大学生，更是遍布全国城乡。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知识分子往往不得重视，无法从事专业工作，在天涯海角、穷乡僻壤里，他们并不都被当作“宝”，很多人只是当作“杂草”甚至“毒草”，所以，他们中很多人想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即使到不了自己的家乡，到附近的小城市甚至乡镇也可，即使不能从事专业的工作，至少可以接触熟悉和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起，给这些知识分子以相对宽松一点的政策环境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乡镇企业、民企的技术干部或者技术顾问甚至负责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他们为企业付出了辛苦，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大大地改善自己的生活。苏南，更确切地说，苏州和无锡，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教育和文化。这里的教育主要是指初等和中等教育。千百年的集聚，留下了发达的文化教育。在我小的时候，在那里真正的文盲似乎就不很多，而据说1949年之前，全国的文盲率大概达60%。苏南的教育，从来就不是培养仅仅能够应付考试的“背书机器”。50年代江南（苏、锡和上海等城市）就有很多“支援北方”、“支援东北”、“开发大西北”的中青年人，他们在江南好像普普通通，并没有高的学历，可是到了被支援的地区却都是“个顶个”的有知识的能人。我在上中小学的时候，真是自由的很，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学习成绩排名次之类的事情，那时候没有素质教育这个名词，但实际上就是要培养学生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所以那里的大学生极少成为“考试机器”。我的一位同学，高中毕业后并没有考上大学，招工在电厂当工人，成为一位技术骨干，后来去支援西藏建设，竟然能够独自负责在那曲地区筹建起一座现代化发电厂。这就是教育的“素质”。只有高素质的人，才是国家有用的人才，考试机器对于国家只是一种浪费。正是历史上苏南地区有中国最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才能从那里走出来最多的高水平的各方面专业人才，当然，其中包括最多的两院院士。也正是这种高水平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给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和民企配备了精良的技术干部和技术骨干。更需要强调的是，也正是广泛良好的中小学教育，使得那里的普通农民和普通居民，也就是那些乡镇企业或民企的普通职工，普遍的聪明能干、遵纪守法而肯动脑筋，这是我国有些地方很难有的强大资源。总之，是以苏州和无锡地区为代表的苏南教育，给这个地区的经济起飞，插上了最有力的翅膀。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力量，是那里最可宝贵的资源。我们还可以看得更远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什么被炸成一片废墟的德国和日本能够迅速地恢复他们的经济实力，又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一个被人们公认的原因是他们的教育，他们的国民文化素质。同样，为什么聪明而有些狡猾的新加坡领导人选择了苏州来建立中新合作的“工业园区”？当时他们在我国的好几个地方进行了考察，选择的结果是苏州或无锡，这里就有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直到最后才敲定了苏州。据说苏州精巧的园林艺术、刺绣技艺、丝绸产品等给这位新加坡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可以说，在苏州和无锡的发展进程中，其历史和文化注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历史和文化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无刻不在对一个地方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苏州和无锡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应当感谢他们的祖先，给他们留下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相信，在那里将来的发展中，历史和文化还将继续体现出巨大的力量。; 个人分类: 闲说苏州|9194 次阅读|25 个评论

房地产崩盘的实质: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5-11-27 22:06; 95+已经二十岁了，而95+每年不过1500万人左右，目前每年13亿平方米的房地产开发面积根本不可能持续。房地产崩盘不是指大规模抛售现房，实际上可供出售的现房并不多，而是指住房新开工面积的急剧下降，连带重工业和国民经济陷入收缩。不动产背后的产业链很长，从钢铁有色、建材化工，到能源、交通运输，甚至机电设备制造，可以推动几十个部门的发展。没有基本建设的狂飙突进，也不会有煤铁油运的大跃进，更不会有最近十年中国重卡和重型装备制造业的突变。当然载重量200来吨的北方奔驰，本来就是用作洲际导弹载体和坦克运输车的。如果没有民用需求作为支持，军事工业单兵突进的机会成本太大；所以，美国的造舰成本非常高，动则几十亿美元；但是，没办法，世界船舶工业已经基本转移到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 个人分类: 经济时评|1998 次阅读|2 个评论

《穹顶之下》是西方扼杀中国重工业的阴谋吗？: 热度 3 jiangming800403 2015-3-11 18:07; 即使共济会要摧毁中国的重工业，罗斯柴尔德银行也不会同意，BHBP、RT、英美资源等大的西方垄断资源企业都等着中国市场复苏呢！现在大宗资源价格已经腰斩，几大矿业巨头都挣扎在亏损边缘。中国消耗了世界大宗资源性产品的将近50%。如果中国经济崩溃，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的那些矿山企业都要破产，国际油价也要下跌到一个灾难性的水平，这些企业的幕后老板是谁？都是英美的大财团。; 个人分类: 经济时评|3242 次阅读|3 个评论

房地产景气崩溃造成的风险仍然是有限的: 热度 2 jiangming800403 2014-8-26 08:27; 截止2013年末，全部设房贷款不过15万亿元，占金融机构存款中的比例远小于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大部分是抵押贷款，因此，即使房地产景气崩溃，所带来金融风险的敞口也是有限的。房地产危机的实质是房地产景气一旦泡沫，势必会连带建筑业，钢铁、冶金、建材、重型机械等重工业，乃至交通运输业陷入萧条，甚至巴西、澳大利亚以及沙特都会因此颤抖。; 个人分类: 经济时评|2242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雾霾，煤炭，重工业，房地产，城镇化，人口: libing 2013-12-22 12:07; 某NGO组织发布报告称，燃煤发电占京津冀地区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总排放量分别为约七成和五成，是京津冀最大的污染源。我国能源禀赋的突出特点是“富煤缺油少气”，正是煤炭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全国煤炭产量上，去年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数字是36.5亿吨，净进口2.8亿，消费约39亿吨，分别占我国一次能源的70%左右。2012年中国煤炭产量占世界煤炭生产和消费总量分别是47.5%和50.2%，中国消费了世界50%以上煤炭。我国煤炭一半用于发电，其余大部分用于钢铁、建材、化工等重工业行业。生产这些重工业产品，除直接消耗大量煤炭外，还要消耗大量电力。2003年至2011年，我国重工业累计用电量占全社会累计用电量的60.5%，其用电量增量占全部用电量增量的64%，80%以上的发电量为燃煤发电。在所有建设集群中，对重工业及能源产业拉动力度最大的是房地产开发，其次是重工业本身的投资建设。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快速增长在2001年至2011年的11年间一直持续，年均增长25.7%。受此拉动，重工业自2001年开始回暖，行业投资额也开始较快增长，2001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33.7%。这是煤炭需求旺盛的主要原因。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伴随着大规模投资建设。城市化意味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以城市为中心的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这会派生出巨大的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建设需求。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城市化较快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率由40%提升到70%的过程中，能源需求会较快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市化率自1996年开始快速提升，当年达30.5%，2002年升至39.1%，但能源消费量增速并未加快，能源消费量和人均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速分别为2.8%和1.9%。当城市化率在2003年达到40.5%之后，能源消费量进入较快增长阶段。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3%，2003年至2011年的城市化率年均上升1.35个百分点，能源消费量和人均能源消费量年均分别增长9.1%和8.5%。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其城市化率多在75%以上，2009年世界城市化率平均为50%。由此可见，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处在中期。据专业机构预计，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5%左右，未来几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大约上升1.5个百分点。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经历了第一波人口出生高峰，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是第二波人口出生高峰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很差。进入21世纪以后，由住房体制改革所引发的第一波出生高峰期人群的改善性住房需求、第二波出生高峰期人群的新增住房需求和城市化加快发展所带来的新增住房需求，这三者叠加，致使刚性住房需求持续了10年的快速增长，并形成房价上涨的一致预期，局部地区形成了较为严重的泡沫，致使房地产开发这一终端投资需求不断膨胀，进而引发重工业及相关能源产业的膨胀发展，投资建设规模超常扩张。上世纪末，我国出生人口明显减少，2020年以后适婚青年群体的新增住房需求将会因此下降，并且承接父辈现有住房的情况将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同时，城市化的速度将明显放缓，部分城市将因水资源或其他资源严重短缺而不得不进行“去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进而带来一些新增住房需求，但总体上由城市化带来的新增住房需求将呈小幅下降态势。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特征的日渐明显，2020年以后，改善性住房需求将滑坡且主要在住房存量中调剂、交换。如果未来几年未能有效挤压房地产泡沫，2020年前后，刚性住房需求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将被彻底挤出。上述情况决定了2020年前后，房地产开发规模将趋于萎缩，建设规模的扩张速度将明显减慢，进而也决定了煤炭产需规模将在这一时期达到峰值。除投资建设减速外，能源结构变化也是未来10年煤炭需求增势减弱并达到峰值的重要原因。我国政府已对国际社会作出承诺：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至45%，非化石能源所占比重达到15%。; 个人分类: 观察思考|2812 次阅读|0 个评论

气候变化与水汽,农田灌溉是否导致了气候变化?: 热度 1 starboy 2012-5-8 11:08; 蒸发最近搞定很热,尤其是全球尺度的ET估算, 但是文章表现出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去年看了几乎所有的互补的文章. 今年又重新思考了penman 公式. 问题如下: 大气中由自然或人为产生的能够吸收长波辐射的气体成分。如水汽(H2O)、二氧化碳(CO2)、氧化亚氮(N2O)、甲烷(CH4)、臭氧(O3)和氯氟烃(CFC)是地球大气中的主要温室气体。水汽从来都好像没有被重视过.而二氧化碳往往背上了罪名. 第二产业,重工业一直背上罪名. 蒸发悖论的争论还在喋喋不休,关键是谁也没有可靠的数据来计算出可靠的ET结果. 此外,不同模型之中的误差也难以确定. 人口从18世纪以来增加了多少呢?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9086727.html 需要喂饱这些人,就需要更多的粮食产量. FAO好像有个农田灌溉的统计,那天扫了一下那个图. 干旱或者半干旱地区的农田数量又有多少? 或者简而言之吧. 由于人的生活所造成的水的重新分配比率可能巨大. 广阔的农田,需要更多的水去灌溉,这种大面积的灌溉也许比局地的降雨量数据更为庞大了... 这种人为造成的水循环格局的变化,导致的蒸散格局的巨大变化,是否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巨大作用. 空气中水汽含量增多...导致太阳辐射的变化,能量的改变.. 也许第一产业,农业造成的气候变化更甚于第二产业吧.... --- 仅是一个想法... 欢迎批判; 2733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我国重工业行业的外资并购形势: sunapple 2012-3-4 01:53; 我国重工业中，矿山、能源（煤油气）、电力、钢铁、石化、铁路装备等大规模、集中度高的“国家命脉”类行业，仍在中央企业旗下。而其他非中央直属企业所在的化工、建材、矿山勘探、装备制造行业，则因缺乏统一的行业规划，在地方大力吸引外资（包括并购性质的投资）的情况下，呈国有、民营、外资激烈竞争的局面。如化工类各行业（化工材料、化纤、塑料、橡胶），虽名义外资比重在28—35%之间，但由于各地大上化工产业园，国外化工巨头实际上已占据产业主导地位，橡胶、建材（水泥、玻璃）行业的龙头企业早就由跨国公司占据。而处于工业核心位置的装备制造业，更是跨国公司梦寐以求的吞并对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保护技术相对弱势的民族工业，必须有明智的适度的产业政策：既不能坐视外资挤垮吞并民族工业，又不能过度保护使其丧失竞争力。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基础与核心，是综合国力的标志。装备制造门类繁多，在统计中分为7大类、38个子类。由于生产资料行业对经济衰退的敏感度高于一般消费品，在前一轮宏观调控中，以国企为主干的装备制造业受到较大市场冲击，在国企“改制、退市”中首当其冲，一度成为外资并购的首选。工程机械：凯雷收购徐工案的大讨论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扩张，国内工程机械制造业发展迅速，成长起一批骨干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产品技术含量和品质显著提高。同时也招致国际巨头的垂涎。美国卡特彼勒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工程机械公司，但在华销售额仅占中国工程机械产量的5%。工程机械门类众多，国内挖掘机市场已被小松、现代、大宇、卡特彼勒等占领，中国企业则在装载机、压路机领域占优势。卡特比勒处心积虑想“拿下”中国一流装载机企业未得手，以200万人民币收购山工机械（国内装载机行业排名第7）40%的股份，又图谋兼并厦工，如并购成功则可在中国装载机领域形成垄断。由于此举提前见报引起舆论反对未果。之后又试图并购徐工集团之核心企业徐工机械，引起轩然大波。徐工集团（国有企业）是国内工程机械中的老大，当年产值估计200亿元，70余种产品中有20种居国内销售前三名，两大主导产品（汽车起重机、压路机）占国内市场50%。2006年奉上级“限期改制”硬性规定，徐工集团与美国凯雷谈判，同意凯雷用20亿元人民币，购买其核心全资子公司—徐工机械82%股权。凯雷是基金没有工业管理能力，有证据表明凯雷就是卡特比勒的替身。徐工集团2005年纯利润3亿多元，且占有国内市场1/3份额和品牌价值均不算，但据徐工改革方案，仅改制成本就需要20多亿，“卖徐工”等于零收益。另外，还有涉嫌违规暗箱操作（私下议定标底、财务顾问来历不明）、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等种种问题。此案引起舆论的强烈关注，并引发理论界关于“必须对外资并购行为进行产业安全审查”的大争论。中央令商务、国资、外汇等部门组织重新审查。美国高官曾来华为此案说情、施加压力，国内有学者呼应“这是市场行为、不要怕徐工被外资收购”。此案成为中央制定“产业安全审查机制”的契机。电机：大连两家电机厂被“做空”的惨痛教训大连电机厂曾是国内最大的电机企业，大连第二电机厂曾是机械部所属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企业管理样板。两厂在国内电机行业技术进步中都曾承担重要任务。1996、1998年，两厂分别与新加坡和英国企业合资，被外方控制经营权。此后连年亏损，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外资掏空合资企业后，收购中方全部股权，仅3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合资不仅没有达到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下岗，给政府造成沉重负担。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技术骨干流失。基础件：历经数次被收购危机轴承：洛阳、哈尔滨、瓦房店三大轴承厂是行业龙头，合计产量占国内15％，技术力量雄厚，是国内自主技术的主要研发平台，基本包揽了军工、铁路车辆、重大机械装备配套生产研发任务。其中，洛轴占国内铁路轴承市场的30%，品牌在国内享有盛誉。90年代，由于国企经营普遍滑坡、人心浮动、管理涣散，陷入困境。“十五”时期，三大轴承厂都曾有被地方政府卖与外资的经历，后经轴承协会力争而中止。2006年洛阳政府欲将洛轴卖给德国舍弗勒，国家五部委组成联合调研组调研洛轴问题，明确禁止外资整体收购和控股洛轴，后与永城合资。轴协希望将哈、瓦、洛三大轴承厂联合重组，并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齿轮：杭州齿轮厂（杭州市萧山区为大股东）：在全国齿轮业排第二，生产船用齿轮箱和工程机械变速箱的技术国内第一，掌握多项国家行业技术标准，承担舰船、装甲车等国防科研任务。2002年，某外商要与杭齿核心部分合资，被拒。外方称“不让控股就不来杭州投资”，萧山区迫于压力同意外方控股70%。后因中央干预叫停。合资如实现，杭齿将失去最具优势的产品和研发力量，且不得自主开发与自身三大产品相关的技术。企业的著名品牌将销声匿迹，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将尽数落入他人囊中。杭齿所承担的特殊研制任务将立即面临危机。发动机部件：无锡威孚失去核心技术和研发主导权无锡威孚是国内生产柴油燃油喷射系统产品的最大厂商。在国家出台提高汽车排放标准的法规后，2004年，德国博世与威孚成立合资公司，博世占2/3股权，生产欧Ⅲ及以上柴油机电喷系统（共轨喷油器、电控VE泵及共轨油嘴），而威孚只能生产欧Ⅱ以下产品，欧Ⅲ及以上产品全部由合资企业生产。国家投巨资长期培养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技术人员全部被收进合资企业，威孚失去了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主导权，使我国原本就不强、但尚能与跨国公司较量的技术队伍少了一支主力，行业内只剩下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还在坚持自主研发同类产品。低压电器：跨国企业步步紧逼温州柳市镇是中国低压电器第一、第二大生产企业所在地。90年代德国施耐德（全球最大低压电器厂商）曾用多种不正当手段向正泰集团（私营，国内低压电器第一）施压，要求控股未果。2006年，施耐德与德力西（私营，国内第二）合资，各持股50%，以利于德方利用中方营销网。其锋芒指向正泰集团，意图垄断国内低压电器市场。这一合资案意味着民族品牌的网络、低价等本土优势将失去。过去是柳市镇的民营小企业打败比他们规模更大的国有企业，现在是更强大的跨国企业打到家门口。合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土地、行业准入、项目申报等特殊待遇，这势必削弱民营企业竞争力。化工设备：因合资锦西化机失去核心竞争力锦西化机是中国著名的化工设备生产基地，其透平机械分厂的石化装置维修能力很强，拥有一支通晓各国装置的技术型、专家型队伍，属国内独家、国外少有，曾多次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2004年在葫芦岛市政府主持下，锦西化机被迫拿出其透平分厂与西门子合资，外方占70%股权，锦西化机失去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国内同类产品企业——陕西和沈阳鼓风机集团，也受到很大影响。工业锅炉：武锅集团成为政治任务牺牲品武锅集团是从事工业锅炉业务的大型国企，曾承担我国某战略武器核心设备的配套研制生产任务，其主要核心子公司是武锅股份（武锅B）。2007年，上级单位转让与法国阿尔斯通股权。据报道法方要价十分苛刻，为完成所谓改制的“政治任务”，最后仅以3.4亿元的成交价将武锅股份51%股权出让给法方，使得阿尔斯通获得“全球市场最重要的锅炉生产基地之一，对其巩固在华锅炉领域的领先位置很有帮助”。新武锅名义上还保留军工业务，但实际上技术人才和生产设施已无法控制。工业汽轮机：武汉长江动力和杭州汽轮机工业汽轮机是石化电力等行业的关键驱动设备。杭汽轮是国内最大的工业汽轮机企业，具备年300台/350万KW设计制造能力，产品覆盖我国应用工业汽轮机所有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65%—75%，配套自给率90%。该公司在70年代引进西门子技术后自主吸收消化，掌握全套设计、制造技术，跻身于该领域国际先进行列。2000年西门子要求购买杭汽轮国有股或与杭汽轮合资未果。 2005年，长江动力（工业汽轮机）被西门子以3.4亿人民币控股（西门子占75%）。此合资公司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汽轮机制造基地。此举意在利用我国相关企业的分散格局打压竞争对手。如果形成外资垄断，受到损伤的将不仅是杭汽轮，还将包括上下游相关企业。其他行业水泥：中国前5大水泥企业中，除了浙江三狮外，其他4家大型水泥企业（海螺、华新、山水、亚泰）均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外资”的烙印。铸铁管：法国圣戈班控制50%市场。徐州钢铁总厂成立于1958年，是国内球墨铸铁管、铸件的专业化生产厂家。2006年，徐州市以5.37亿元将徐钢资产100%转让给法国圣戈班，还搭上徐钢在徐州光大新兴铸管公司中的全部股份，总价值7亿元。这使圣戈班在中国的管道市场占有率超过50%。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圣戈班的管道业务将拥有巨大的市场机会。轮胎：新中国橡胶工业是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的。1993年以来，众多跨国公司争相涌入中国橡胶行业，国家定点的年产100万套以上的重点轮胎企业陆续被外资控股。到90年代末，被外商控股的企业合计超过全国2/3以上的产能，其中很多是行业骨干，包括为国防工业配套生产轮胎的企业。矿山： 1993年后我国在部分地方试点开放矿山勘察开采，至2003年，七十多家外商来华，已获云南播卡、潞西、辽宁猫岭、贵州烂泥沟等多处金矿的独家合作“勘探权”或绝对控股。其中播卡、烂泥沟为百吨以上世界级金矿。（作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2066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国崛起没有重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扯淡: 热度 3 jiangming800403 2012-2-14 20:48; 大国崛起没有重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扯淡; 个人分类: 经济时评|3063 次阅读|12 个评论

鞋刚刚合脚——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32）: newniu 2010-10-27 23:55; 王经理是我国北方一大型企业集团的负责人。从开始只生产电视机的小厂，经过多年打拼，形成现在的集团规模，资产扩大了200倍。现在，集团以电视机为主打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到37%，每年向外出口1300万台。为什么能够成功？他总结了两条经验，到什么阶段做什么事和培养合作者。许多同行在开始阶段做得很好，却很容易犯追求高技术的错误，把技术当成一切，走技术主义路线。他们常常被高技术名片所吸引，花高价引进高端、高技术生产线。还有一些企业贪大求全，连普通的螺丝钉都要自己做，总想着多吃产业链上的收益，不会放弃不擅长的部分。当王经理开始担任厂长时，企业效益很差，刚刚够发工资。他上台后，重点研究了企业的优劣态势。经过一年多熟悉情况，他发现重点问题是零部件成本较高。由于企业地处北方，大量配件需要从南方采购，时间和成本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由是鼓励一部分员工出去创业，生产企业所需要的小部件。后来他又淘汰了一些技术层次低的部件生产线，由自己生产转为购买，把资金专门用于销售和技术含量高的部分。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企业不再单单是一家电视机生产企业，而是成了产业群的头领，领导大量小企业共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降低了资金需求，减少了成本。随着改革深入，社会发展，社会消费能力增强，达到小康水平。企业也面临着发展难题，产能要扩大，产品要升级，技术也要升级。当时许多同行企业根据GDP的增长来估算全国未来电视的拥有率和淘汰率、人力成本增长率。话说起来挺好，不过王经理发现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的那么简单。国内GDP与国外GDP并不相同，根据国外的经验来推论必然会水土不服。许多企业在获得初期发展后，都在规划产品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准备大干一番。他决定小步快走，跟在别人后面，继续从国外购进自认合适的低档生产线，扩大产能。随后，利用规模效应，他的企业在全国不停打价格战。许多企业刚刚购买了先进生产线，还没有开始生产，本想利用原有产品的利润进行后续的投资，还贷款。价格战使这些先进企业痛苦不堪，高档产品只有预期销售的十分之一，原有产品利润又被大大压低。大量企业资不抵债，被迫破产或者等待被收购。王经理当然是收购主力，许多企业甚至是零成本获得，当然以接收工人作为交换。王经理的成功依赖于两点与环境相适应、与自身实力相适应和以团体方式获取竞争力。从国家经济的发展来看，同样需要与环境相适应，与自身实力相适应。即到什么阶段做什么事，不搞大跃进。在建国初期，我国曾经超越自身实力，实行赶超战略，力图毕功于一役，一举超越美国、英国。最后，赶英超美不但没有实现超越，反而被对方越落越远。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努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如服务业发达、大学生人数比重高等。最终是东施效颦，不仅没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反而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为发达国家打工，人民生活始终原地踏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规划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多次犯了冒进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没有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反而在比较劣势上发力。在全球市场上，我国有一个定位，它也决定了我国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不考虑这些因素，盲目追求表面的东西，必然要失败。实际上，不仅中国，包括印度、南美洲的阿根廷等国都与我国一样，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他们全部希望能通过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结果全部失败。建国初期，我国人民收入水平低，劳动力便宜，但是缺少技术和外汇。那么我国的优势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对技术和资金需求较少的产业，如纺织、轻工业。那个时代，我国的策略是全面学习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当时情况下，我国的重工业产品没有竞争力，难以利用自身积累实现发展。轻工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却长期受到压制，产量上不去，只能少量出口。宝贵的外汇被重工业所占用，轻工业，农业得不到支持。重工业不能创造外汇，却大量消耗外汇。轻工业出口能够换取一定外汇，但是不能获得扶持。轻工业赚得钱全被重工业吸走了，而重工业自身并不能自我造血，完全依赖轻工业。当然，在当时来分析，政府希望重工业在轻工业的支持下，能够快速追上发达国家，实现自然造血，渐渐减少对轻工业的依赖。显然，目标并没有实现。人们希望重工业能像襁褓的婴儿，能够慢慢走向独立。重工业的独立问题即是林毅夫提到的经济内生性问题。他认为某一产业的发展要依赖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赖政策优惠或垄断实现生存。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企业要融入到社会大生产中去，从市场获取资源，而不是依靠政府的输血。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建国后我国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重工业依赖军事和航天得到快速发展。然而重工业过于依赖军事应用，不能反哺轻工业、农业。重工业产品价格高昂，轻工业所需要的设备、农业机械只能以非常高的价格来购买或从国外进口。对于一个刚刚解放的羸弱民族来说，单纯的军事应用实在是一笔太大的负担。显然，政府也希望重工业能够在民用领域做出贡献，事与愿违，他们却越来越依赖政府。不仅没有从婴儿走向独立，反而成为骄生贯养的儿子。与我国现状不同的是美国、日本，他们的重工业主要依赖民用。波音一边生产民用飞机，一边生产轰炸机、战斗机、预警机。日本的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样的企业，主要是民用产品，对军品的依存程度很低，基本在15%以下。美国、日本等国的大企业可以一边为军队生产，一边在民用领域生产。由于在两个领域同步发展，他们自然有更多的资金保证。政府用于研发的军费同时增加了企业在民用领域的竞争力，如波音的客机，三菱的汽车等。这们实现了军工与民用的结合，大大减轻了军事研发的开支。最近几年来，我国的军费开支增长速度很快，航天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人们在庆贺成功之余，也时常有人批评政府浪费钱财。假设我们的军工和航天像美国一样，能够把技术转化为民用，人们一定会欢喜跳跃。建国初期发展重工业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企业内生性。重工业不是通过为轻工业、农民提供产品来自我发展，而是使用计划方式占用其它产业的发展资金，以致于窒息了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强占式发展方式自然不会有光明前途。最近几年来，扶持服务业的论调又犯了类似的错误。许多人发现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所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多，由此而鼓动着政府支持服务业。从表面看，服务业对环境污染少，投资少，见效快。从表面上看，地方政府鼓励、扶持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例如最近北京的服务业GDP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占GDP比重达到了71%。北京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服务业发达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放眼全国，我国有60%多的农民，劳动力素质不高。我们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然而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谁来接受我们的服务，谁来提供服务。樊纲（某经济学家）曾经对此做过总结：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3万到4万美元，90%以上的人口在城市，这种经济发达程度决定了以下三点：第一，大量家庭生活社会化，从而对一般服务业的需求大大提高。而我们城市化率还不到50%，70%的人属于低收入阶层，只能自己洗衣做饭；第二，制造业发达了，产业的分工充分，生产性服务业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还处在制造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对物流、贸易、财会、法律、研发等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本身相对较少；第三，收入高，财富多，金融资产多，对金融、投资服务的需求才会大，而我们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美元，居民人均金融资产才1万多元人民币，能有多大的金融服务市场？我国同样缺少高端服务人才。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重达到了50%以上，有大量的金融、保险、法律的高端人才，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比？实际上，我们即不需要大量的此类服务，也没有大量的人才。日本和韩国算是比较发达的国家了，前者的服务业比重还不到70%，后者还不到60%。服务业不能代表国家发达程度。社会需求决定了未来产业的发展，单纯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比例是没有意义的。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林毅夫先生以为建国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是不合适的，不过支持重工业发展仍是必要的。当时中国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缺少设备和机械，重工业完全有支持的必要。重工业发展了，才能为农业生产提供拖拉机、电力、灌溉设备等，为工业提供生产机械。解放初期，优先战略失败的原因在于重工业脱离了农业和轻工业，只为军事服务，窒息了其它产业。日本和韩国同样支持本国汽车、造船等企业的发展，不过他们的支持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不是照搬美国，比如日本人就没有学习美国人的汽车发展思路。美国人喜欢大车、有气势，而日本车则小巧，灵活。日本和韩国也没有着重支持过服务业，他们属于发达国家，但前者的服务业比重还不到70%，后者还不到60%。不能因为我国重工业赶超战略出了问题，我们就不需要赶超，只能跟随。在经济发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赶超，需要政府的支持，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科研计划等。汽车、钢铁等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建设，而它们自身的积累有限，有时会跟不上快速的经济发展，比如日本、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的60-70年代。为了防止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政府及时对他们做针对性扶持，为他们建设新厂、提高产能提供必要的支持。显然，这种支持是从市场来考虑，政府支持了他们以后，随后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受到汽车缺乏，钢铁缺乏的痛苦。这种支持类似于基础设施建设，从表面上看便宜了那些企业，实际上社会受益更多。前几年，我国限制高耗能企业发展，随后发生了各省的电荒，钢铁荒。原因在于错误估计了经济发展形式。在河水向前流动时候，小石头很容易被冲走，而大些的石块则会留在原地。我们在河流的上游看到的竟是鹅卵石，大石块，下游则是一些细沙和泥土。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也会出现类似问题。一些小企业很容易成立，然而一些大型、高技术企业由于资金、技术密集，成立却很困难，比如钢铁厂，大型化工厂。在市场中，这些企业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产业。如果任由市场来决定如何发展，必须出现小企业过剩，大型、高技术企业缺乏的局面。这就需要政府来扶持此类企业建立。如韩国、日本就采用类似策略。因此、政府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的样子来支持某一行业的发展，而是从市场实际需求出发支持某一行业的发展，促使经济和谐，避免大起大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个人分类: 经济真相|322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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