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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不该被忘却的中国植物学研究史
热度 10 周浙昆 2018-4-15 12:01
一段不该被忘却的中国植物学研究史 “ 1941 年，在昆明西北郊的大普吉坝子里的陈家营东边小河旁，有一座破烂不堪的土主庙，那大殿里土主神像旁也就容得下一台石印机和一张看标本、绘图的大方桌。绕着这台石印机，经常有三或四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忙乎”、“转悠”着，转了三年到 1943 终于“转”出了一本自写、自画、自印而成的《滇南本草图谱》” 这段文字摘自于吴征镒院士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 2005 年）纪念日为《滇南本草图谱》重新刊印而做的跋文 。这段文字道出了在抗战时期从事植物学研究的艰辛和老一辈科学家为科学救国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 也是一段中国植物学研究的苦难史。 “本草”是记载中药的书籍，堪称古代中国人最早的植物学文献，自汉迄清，有上百种之多，其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为有名，本草是中国人利用植物治疗疾病的开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重要的植物学文献。从黄花蒿中提取青蒿素或多或少是受了“本草”的启发和影响的。然而，在“本草”中，同所记载的植物学名称到底对应现代植物学那一种拉丁学名？另一方面，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本草中又会有不同的名字，而同样的名字在不同的本草中可能会代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植物。比如大家所熟悉南瓜在《本草纲目》和《滇南本草》中叫“南瓜”，在《群芳谱》中又叫做“番南瓜”，在《滇南本草》叫“麦瓜”，各地也还有“番瓜”、“倭瓜”、“红南瓜”、“饭瓜”等不同的名称，经考证这些名称都对于现代拉丁学名 Cucubiia moschata 。在要想知道本草所记载的植物到达为何物，就需要既通古文又知晓现代植物学知识的学者对其进行考证。《滇南本草图谱》就是本草考证的开山之作。 抗战期间陈立夫主管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下令成立了一个“中国医药研究所”，试图利用中草药解决抗战期间大后方缺医少药的困难，于是就有了对《滇南本草》的考证。这个任务落到了经利彬、吴征镒、匡可任和蔡德惠等人身上。经利彬早年留学法国，获里昂大学理学和医学两个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所长， 1946 年去了台湾， 1958 年在台逝世 。匡可任 1935 年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攻读林学， 1937 年抗战一起，第二个月就毅然回国，参加了战区教师贵州服务团，又到云南腾冲中学教生物，后辗转到“昆明黑龙潭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工作，在黑龙潭认识吴先生及其业师吴韫珍先生遂转到中国医药研究所，参与了《图谱》的工作，绘制了很多精美的插图 。蔡德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与两弹元勋邓嫁先同届，毕业时登榜第二名，因师从吴韫珍先生，也参与了《图谱》的工作 。蔡德惠喜好植物分类学 写字很娟秀，读书极勤，工作认真细致。曾在西南联大的标本馆外墙上立一土制日规以自励。不想天妒英才，蔡德惠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英年早逝 。这件事在著名作家汪曾褀 1947 年 3 月 7 日发布于大公报题为：《蔡德惠》的散文有记述 。吴韫珍先生是吴征镒院士的老师，吴征镒先生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做吴韫珍先生的助教，抗战期间随校转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当时的医药研究所邀请吴韫珍先生来创办药用植物组，是该所的先行。吴韫珍先生不幸因病早世，药物研究所尚未开展的工作全部留给了吴征镒先生来料理 。 这部耗时 3 年才完成的图谱，考证了二十六种在《滇南本草》中记载的植物，其中包括了金铁锁、滇常山、白芨和臭灵丹等常见中草药。作者对每个物种都进行了考证，包括学名考订，中名考订，分布、文献并收集了已知的药理等，每个种都绘制的外形图和解剖图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图谱》描述了一个新属——金铁锁属（ Psammosilene ）。金铁锁是云南白药的一种重要配方，又叫“昆明沙参”和“土人生参”等名。外形略似蝇子草属 (Silene) 植物，英国植物采集人 G.Forrest 曾在云南采得过标本。德国柏林植物园的 L.Diels 将其为 Silene cryptantha ，殊不知 cryptantha 在 Silene 中已被使用，这个名字就成了异名（ Synonyms ） 。吴氏师徒二人经过详细的解剖发现，种子盾状着生，种脐在种子的背面中部，胚珠退化等特征与蝇子草属不符，应建立新属 。 《图谱》从标本采集、考证、绘图和文献查阅到刻制和印刷全部由作者自行完成。在今天要出版一本仅包含 26 种植物的图谱，也许不是难事，但是烽火连篇的抗战期间，经费短缺，资料不足，甚至连基本安全都没有保障，几位当时仅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凭一己之力出版这么一本专著，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这部《图谱》还发表了一个新属。搞植物分类学的都知道，发表过新属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在今天也是屈指可数的。《图谱》原计划是分册出版，未曾想第一册出版以后，药物研究所即解散了。印制好的《图谱》吴征镒院士留下 5 本图册后，全部交给了“教育部”而未能对外发行，后均不知下落 。严格说，按着命名法规，《图谱》未能公开发行，也为送达图书馆和同行，金铁锁新属就不能算做有效发表。吴征镒院士在文革后访问“邱园”见到了 Silene cryptantha 的模式标本，为了保证金铁锁属的合格有效发表，把两本《图谱》分别赠予了“邱园”和科学院北京植物所图书馆，自己留下了三本，见过这本《图谱》的人应该是屈指可数。 2005 年在抗战胜利 60 周年的纪念日，吴征镒院士重印了《滇南本草图谱》。如今《图谱》的作者均已仙世，这是一段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历史不该被忘却，故记录之。 附件 金铁锁属 * Psammosilene W. C. Wu et C. Y. Wu W. C. Wu et C. Y. Wu in L. P. King. et al. Icon. Pl. Medic. eLibro Tien-Nan-Pen-Tsao Lanmaoano 1: 1-2. tab. 1. 1945. 1. 金铁锁（滇南本草） 昆明沙参（植物名实图考），独钉子（昆明），土人参、金丝矮坨坨 （滇南本草） 图版 117 ： 1-10 Psammosilene tunicoides W. C. Wu et C. Y. Wu in L. P. King et al. Icon. Pl. Medic. e Libro Tien-Nan-Pen-Tsao Lanmaoano 1: 1-2. tab. 1. 1945;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1: 646. 图 1291. 1972.——Silene cryptantha Diels in Not. Bot. Gard. Edinb. 5: 180. 1912; Hand. -Mazz., Symb. Sin. 7: 203. 1929, non Viviani (1824). 参考文献 吴征镒， 2005. 跋。在经利彬、吴征镒、匡可任，蔡德惠，滇南本草图谱 2005 年重印本，云南科技出版社，昆明 汪曾褀， 1947 。 蔡德惠。大公报 经利彬、吴征镒、匡可任，蔡德惠，滇南本草图谱 2005 年重印本，云南科技出版社，昆明 图1. 2005重印的《滇南本草图谱》 图2. 1943年印制的滇南本草图谱 图3. 龙云为《滇南本草图谱》提的字 � � 图4. 《滇南本草图谱》的插图—金铁锁 � � 图5. 《滇南本草图谱》中金铁锁的描述 � � 图6. 《滇南本草图谱》中关于金铁锁的考证
个人分类: 人生感悟|14991 次阅读|20 个评论
吴征镒：我与植物学
热度 10 sciencepress 2014-6-26 08:16
1940 年带学生赴昆明西山三清阁留影，有黄浙、朱宁生、毕列舜、简焯坡等。 幼时，我对植物有天生的稚趣，“梦中竹林”春来发笋，节节上长让我惊奇。经过中学、大学，稚趣渐变成志趣，志趣在演变成终生志向。在颠沛流离的生涯中，我逐步树立起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了吃苦耐劳的体魄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也锻炼了坚实的生物学、地学和化学等方面的基本功。我奉行凡事实践为先，科学实践中产生的创造性思维，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人独立形成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持续攀登的结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我一生依此立身行事。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我参与大规模资源调查，与罗宗洛、李庆逵、马溶之、刘崇乐和蔡希陶等学者共事，相互学习，又与前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林学家合作考察和研究，开始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热带种植业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植物与土壤、小气候间的相互联系、植物群落中上层树种和中下层树种（甚至地被）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矛盾统一问题，逐渐建立起生态系统的概念。在查明我国种植橡胶的宜林条件后，解决在我国北纬18°～24°地区开辟橡胶宜林地的难题，促成我国海南、云南橡胶种植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提出在我国宝贵的热带地区发展多层、多种经营建议（混交林和复层林），以适应自然规律，满足各方需要。 1976 年，西藏考察，在亚东垭口 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的长期观察和试验研究，为推进我国自然保护事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海南推广胶茶人工群落的成功，取得合理利用热带资源的经验。 自然保护与研究人工生态系统的实践，使我在“人类生态、植物资源和近代农业”问题上形成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自然保护事业必须与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密切结合，否则很难“有效”。因为人愈多，地愈少，必然对山林和湿地自然生态系统继续破坏甚至掠夺，从而促使我萌生应作某些前瞻性部署的设想，故而向国家领导人提出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议。 绿色高等植物是一切生态系统中的第一生产者，作为持双面刃的主宰者，人类要保护其种质资源并提高增殖能力，才能使绿色高等植物在一切生态系统中起协调作用，才能解决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也就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矛盾，也为今后人类上天的大工程进行某种准备。 1984 年， 在湘西考察 退居二线，我集中折节读书，国内、国外的都读，以增阅历。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只要有可能，都争取多一些实地考察，眼见为实嘛。在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上多下点功夫，得来的认识或许更符合科学规律。 从一天真稚童走到一古稀学者，我一直都与植物学息息相伴。能有今天的微薄成就，也是在自己的爱好和志向引领下，在老师们不断启发和殷切教导下，沿着这条道路不断探索、不断钻研的结果。正所谓“为人学，学为人，先立志，后献身。有三立，德言功。三尊重：事实遵；抓矛盾，苦追寻，学巨人，勤攀登，用‘五之’，三境经，从求实，求创新；尊师友，乃成人”，这段简短的“新编三字经”，就代表了我做人与问学的基本思想。 有人问：您的人生格言是什么？我说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再问：您的治学名言是什么？我说：中国历史学家王国维曾借用宋词来表达取得科学成就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他比拟的这三个彼此关联的境界，我认为这也可作为搞科学研究的三个境界——（1）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的过程）；（2）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殚精竭虑，百折不挠）；（3）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上下求索，终有所得）。又问：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我回答：昆曲、摄影、收集贝壳、阅读古诗词。四问：对您影响最大书是那一部？我答：清朝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五问：促使您走上科学之路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我答：志趣和应用相结合。 本文摘编自吴征镒述、吕春朝记录整理的《 吴征镒自传 》一书。同书文摘《 吴征镒：我的昆曲情缘 》也在“ 科学出版社   ”   微信公众号发布，敬请关注： 一起 阅读 科学 ! 搜索 微信ID ： sciencepress-cspm 或 “ 科学出版社 ” 公众号
个人分类: 科学人物|7893 次阅读|23 个评论
[转载]吴征镒:平生风谊兼师友--胡秀英博士素描
livingfossil 2013-9-9 04:26
吴征镒 : 平生风谊兼师友 -- 胡秀英博士素描 Dr S Y Hu by Wu Zheng-yi.doc Dr S Y Hu by Wu Zheng-yi.pdf ...... 机缘终会有的。在十年动乱刚结束 , “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之后不久 , 美国植物学会 ( 当时该学会主席就是今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 Peter H. Raven) 派出了以哈佛大学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学者 Bogorod （ 请查汤佩松回忆录 ）教授为首的美国植物学会十人代表团 , 来中国各大城市参观访问 , 也到了昆明。团中有阿诺德树木园园长 P. A.Howard, 还有美藉华人戴威廉 、 孔宪铎和后是该团团员 、 古植物学家 J.William Schopf 夫人的沈育培女士。记得在学术交流时 , 我为他们放映了当时科普协会拍摄的在青藏高原上工作的生物学家 , 其中有我在希夏邦马峰半山采集标本和教学生的活动 , 后又在介绍中国植物的幻灯片中见到我在定日所摄的以珠穆朗玛 、 卓奥友诸高峰为背景的个人野外工作照片 , 大约都给这批也是第一批建国后访问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美国朋友以较深刻的印象 , 从此 , 小同乡戴威廉就称呼我为“吴老” , 我那时已是六十开外。 第二年即 1979 年 5 月间 , 中国科学院也以中国植物学会名义 , 回敬了一个十人代表团 , 团长由生理 、 生化学家汤佩松院士担任 , 我任副团长 , 团员有分类学家北京植物园的俞德浚院士 、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殷宏章院士 、 形态和古生物学家徐仁 ( 代表北京 ) 、 古生物学家李星学 ( 代表南京 ) 两位院士 , 还有南京中山植物园盛诚桂教授 , 和最年轻的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方圣鼎 , 及外事局官员苏凤林。时到 2005 年 , 我和李星学成为硕果仅存的二人 , 方君后来则留学美国未归。我们经巴黎略停数日 , 跨大西洋的飞机到达的不是纽约 , 而是华盛顿 , 自然是需要在政治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要和使馆接头的缘故。在此参观美国科学院并到白宫 , 全体团员曾经在爱因斯坦大胸像前合影。而后第二 、 三站是马里兰大学和耶鲁大学 , 在前者我结识了 J.F. Reveal 教授 , 一位植物系统学家 , 在他主持的生物馆前种着正开花的北美东部的 Halesia macgregorii Chun( 安息香科 Styracaceae 的银钟花 , 中国华东 ( 浙江 ) 至粤北散生的种 , 正是哈佛校友陈焕镛先生发现的。 Reveal 大约对我的工作已有所知 , 他请我在有着扶手椅的教室里初次报告了“东亚 - 北美东北区系的关系”。耶鲁大学是我老师李继侗院士的母校 , 他的优秀的博士论文至今还留在该校档案中。我们去访问 , 主要是在十多层的新生理学大楼。那里有 Galstone （ 请查汤佩松回忆录 ）教授 , 他是对中国友好的生理学家 , 早已访问过汤 、 殷俩院士。但我和徐 、 李俩院士却访问了在楼里的 Osborn Laboratory, 看到他们正开始研究煤核中的古化石果实的种子。第四站才轮到波士顿 , 当然是 Bogorod 教授和 Howard 园长出面接待 , 在该城主要参观访问了这两处。哈佛大学标本室由原有的格雷标本室 (GrayHerbarium) 和阿诺德树木园 (Arnold Arboretum) 标本室联合组成 , 国际代号为 AA, 设哈佛大学内。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文字之交已达 10 余年 , 渴望会面的胡博士。原来她是一位看上去非常善良朴素 , 像是从农村刚出来的小老太太。当时她年逾古稀 , 已退休 , 但哈佛为她在标本室内专留下一小间工作室。她特地在中国餐馆宴请了我和俞院士二人 , 由 Howard 作陪。闲谈间我才知道她也是江苏人 , 生在徐州 , 和郑万钧是小同乡 , 奇怪的是她那时的容颜和以后数次聚晤 , 都是差仿不多 , 看来她真是驻颜有术。 直到九十四岁那次会面还是如此。那次初见面时间过于短促 , 但印象极深 , 相见恨晚。交谈中不但知道“中国的冬青”就是她的博士论文 , 还知道她曾有雄心 , 独立进行中国植物志的研究 , 并就两个疑难度最大的菊科和兰科收集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次会见促使她将这两大箱文献全部无偿赠与北京植物所 , 因为那时俞老正在为《中国植物志》掌舵。这时我心中的疑团终于消失 ---- 原来并不是“美帝”要和我们竞赛出《中国植物志》。我们在 Howard 和 S. A. Spongberg 陪同下 , 于参观阿诺德树木园之后 , 代表团还同到 Illinois 的 Ann Arber 以后就一分为二了。汤老率领殷宏章 、 方圣鼎二人 , 由孔宪铎相陪 , 往北到 Minnesota, 我率其他六人 , 由戴威廉和沈女士陪同 , 经纽约郊外向南到 North Carolina 去了。 ...... ===================================================================== 相关资料: 古植物学的故事 (75) ： 中国与美国古植物学交流与合作的大门是如何被打开的？ Storyof Palaeobotany of Series (75): How was the door to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palaeobotanists re-opened in the1970s? (in Chinese)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78602 发表于 2010-10-30 11:36:36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两国关系开始朝着正常化的历史方向发展。尽管中美两国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美两国在植物学领域（包括农业应用的植物生物学）很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术友好往来。 1974年8月27日至9月23日“美国植物研究代表团”（The U.S. Plant Studies Delegation）访问中国。美国科学院等机构的“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组织了这个代表团。该代表团由12人组成，其中有10名植物科学家，1名来自美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和1名精通中国历史的教授。代表团名单如下： Richard L. Bernard (development of soybean varieties of commercial production) Research Geneticist 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s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 Regional Soybean Lab. Urbana, Illinois, 61801 Norman E. Borlaug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in 1970, plant breeding methodology, etc.)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Wheat Improvement Program International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 Center Londes 40, Mexico 6, D.F. Mexico Nyle C. Brady (rice breeding and culture, plant nutrition, etc.)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Manila, Philippines Glenn W. Burton (breeding, genetics and management of forage and turf grass, etc ) Research Geneticist and Leader ARS, USDA and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Tifton, Georgia 31794 John L. Creech (Vice Chairman) (plant introduction, etc.) Director of National Arboretum Washington, D.C. 20002 Jack R. Harlan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d cultivated plants) Crop Evolution Lab. Department of Agronomy University of Illinoise Urbana, Illinois 61801 Arthur Kelman (Plant pathologist) Professor and Chairman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1630 Linden Driv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Wisconsin 53706 Henry M. Munger (horticultural scientist) Department of Plant Breeding and Vegetable Crops New York Stat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14850 George F. Sprague (basic genetics and plant breedi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gronomy University of Illinoise Urbana, Illinois 61801 Sterling Wortman (Chairman) (Genetic improvement of rice, maize, etc.) Vice President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11 West 50 th St. New York, New York 10020 Alexander P. Deangelis (Secretary and translator for the Committee) Professional Associat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101 Constitution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418 Philip A. Kuhn (Asian specialist, translator for the Committee)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60637 美国植物研究代表团依次访问了北京、吉林、辽宁、陕西、江苏、上海和广东的植物学与农业研究的有关学术机构及其研究人员。例如，该代表团在北京访问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分类学家林榕先生和植物生理学家崔澂先生；在陕西西北农学院访问了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先生；在上海访问了中科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殷宏章先生和沈允钢先生；在广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访问了陈封怀先生。关于这次访华，美国科学院于1975年出版了一份详细的访问报告(Trip Report)。 1974年11月15日—12月15日中科院组织了“植物光合作用考察组” 赴美考察访问。考察组由8人组成，包括中科院植物所的匡廷云、李良璧和张其德先生。 1975年8月5日，供职于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的美籍华裔植物分类学家胡秀英博士访问北京。 三、 1978 年美国植物学代表团访问中国 ---- 古植物学家 Dr. J. William Schopf 来访 1978年5月20日—6月18日，美国植物学代表团访问中国。该代表团共有10名成员，由美国植物学会组织。名单如下： Dr. Arthur W. Galston (Leader), Department of Biology,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06520 (Physiology) Dr. Bruce Bartholomew, Department of Botan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94720 (Systematics) Dr. Lawrence Bogarad, Department of B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6 Divinity Aveneu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Physiology) Dr. R. H. Hageman, Department of Agronom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Illinois 61801 (Physiology) Dr. Richard A. Howard, Arnold Arboretum, The Arborway, Jamaica Plain, Massachusetts 02130 (Systematics) Dr. J. William Schopf, Department of Earth Space Sciences, 3806 Geology Build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24 (Paleobotany) Dr. Jane Shen-Miller, Metabolic Biology Program,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550 (Physiology) Dr. Richard C. Starr, Department of Botany,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Texas 78712 (Phycology) Dr. William Tai, Department of Botany and Plant Patholog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 Michigan 48824 (Cytogenetics) Dr. Anitra Thorhaug,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Miami, 10 Rickenbacker Causeway, Miami, Florida 33149 (Marine botany) 上述10名成员中有一位古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 Dr. James William Schopf。“Schopf家族”在国际古生物学界赫赫有名。James William Schopf的父亲James Morton Schopf (1911--1978)和哥哥（Thomas James Morton Schopf (1939--1984)都是才华横溢的古植物学家。James William Schopf供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James William Schopf在1978年的访华期间访问了中国的主要古植物学机构和研究人员。例如，他访问过中科院南京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的李星学先生等，访问过中科院北京植物所的徐仁先生等。James William Schopf回美国后专门撰写了一份很详细的访华报告---“On Palaeobotany, Palynology and Related Studies in China, 1978” 。 四、 1979 年中国植物学代表团访问美国 --- 古植物学家徐仁和李星学回访 ...... 古植物学的故事 (75) 附件资料 Supplementalmaterials for the 75 th issue of the Story of Palaeobotany Series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0195 发表于 2010-11-4 0:12:56
个人分类: 杂集Others|2488 次阅读|0 个评论
[反思]钱学森之问与吴征镒之惑
热度 1 冯用军 2013-7-25 16:47
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老与中国杰出植物学家吴征镒老，先后驾鹤西去。斯人已逝，功劳流于当时，而其问其惑影响深远，关乎中国江山社稷亦不为过... 钱学森之问 2005 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认为： “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 ‘ 冒 ’ 不出杰出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 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吴征镒之惑 记得在一次会议之上，有人曾经谈过吴老曾经的一个困惑。他曾经带几个日本人去五台山考察（记忆模糊，地点可能有误）发现一新种，离开后日本人又回去采样，将其发表，以及英国人在云南大量采种，运回欧洲培育成世界性的的园艺品种。他说，外国人发表研发吧有些不甘心，自己人又搞不出来，真是麻烦。确实，自己不争气，又不想让别人介入，这就是中国科研界普遍存在的恶俗心理。几十年来，中国境内成功培养，且推向市场的花卉屈指可数，就连吴老灵堂前面的花卉都没一个是我们中国人研发培育出来的（是不是有点要求过高，不过作为）。几十年来，在中国植物保护事业中，据小弟所知，也尚未有过一个保护成功的例子。 云南坐拥如此丰富的资源，几十年却难有成效，难怪政府要丢掉以生态为主的大方针，另寻它法，重走重工路线。这也就怪不得 昆明和云南政府要选择PX项目 了 。植物界中，如此种种困境，种种囧态，种种困惑，作为领军人物的吴老，估计也是极为不解的吧。 -转引自：刘光裕《 吴征镒之惑 》
个人分类: 国家教育科学院|1450 次阅读|2 个评论
吴征镒之惑
热度 38 ecoliugy 2013-7-23 10:57
六月是个草木生长旺盛的季节，绿意盎然，万物生机勃勃，呈现出一种无比的生命力，一颗幼苗、一朵小花，或是一片森林都让人陶醉。可是，美丽自然有时却让人不敢亲近，光鲜亮丽的繁荣背后，总觉得无法面对她的殇逝。每每面对，总是有种担惊受怕之感。四季轮转，气候变迁和生命轮回之中，因个人的无力，必然存在着一种失去后的剧痛，难以割舍，难以忘怀。 六月也是个让植物学人惋惜的季节。草木知音，植物学先辈的离世，让今年本来葱荣的六月蒙上了一层阴影。耄耋之人，死本无所惧，只怕自此之后无人识得草木，花草亦无友。作物植物爱好者，一直想采访一下吴老，让他撇开社会贡献和学术地位，说说他对草木的感情，喜欢哪种植物，为什么喜欢它们。后生们怎样才能做到和他一样地热爱这些静生之物。乃或留下一段感情真挚的影像，诚恳地谈谈中国植物学的未来，或者过失，让草木后生也能像田间杂草，疯狂生长，铺满田间山野，结出累累硕果。 吴老离世令人惋惜，可是生老病死也是自然，能活到九十七高龄也算高寿。老人离世，相信政界也会借机“击鼓而歌”，这个自是不消多说。我所关注的却是学界是否会借机好好思考中国植物学现状和未来，推进植物文化。吴老前几年写一下一文《九十自述》，文中回忆了自己投身植物学的一生，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植物的强烈情感。结合吴老的一些奇闻轶事，以及当下的植物学现状，可做一番剖析。 先讲吴老一辈子的境遇，说说他所受的植物学启蒙、教育和学术生涯。 《九十自述》一文中清晰写到，吴征镒儿时家中有个芜园，老墙荫处的小草叶下珠激发了他对植物的兴趣，此外，家里有本字画书《植物名实图考》可翻阅查询，使他对植物的兴趣越发浓厚，并最终选择了清华生物系。考入清华后，师从李继侗，所用教材乃英文国际教材，内容却是香山、西山、大觉寺的内容，理论与国际接轨，内容贴近生活，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清华生物系图书馆有7000册图书，各类名书材料丰富。年轻的吴征镒尚未毕业便参加了“西北考察团”，有机会出野外，“万里巡行”，采标本，做卡片，以自然为师。虽是“走马观花”，但几乎跑遍了全中国，积累了大量感性认识。科研上，吴老算是个“小土鳖”，有“海龟”竺可桢带队，对中国自然资源进行科考。机遇十分的好，在云南蹲稳之后，已有所成，期间还受聘于云大，给学生上课。到了80岁方才写出自己极为重要的学术著作《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生逢乱世，实乃不易。 与其它一些植物学家（如胡先骕、蔡希陶等）相比，吴老重学术，轻运用。也许因为是领导的缘故，说话比较温和，除学术著作之外，言论不多。然而，草木的重要性不止在于学术。于普通大众而言，植物如何开花结果、传宗接代，如何起源分布和适应进化意义并不大，其重要价值在于人格塑造和心性的培养。在古代，先哲首先鼓励读书人该做的便是“多识虫鱼鸟兽”，熟读《本草》，认识天地万物，通过认识草木，学习草药，锻炼读书人刚正不阿的意志，悟到草木医者的“仁心仁术”。这种朴素的博物精神，持续了几千年，亘古亘今，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哪怕今日，民间依然盛行。 若梳理中国人对植物的态度与情感，现代植物学作用微乎其微。西学之前的植物学著作，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救荒草本》、《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的作者均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角度，方才著书立说。古人的逻辑自然不能与西方植物学相比，现代植物学更加深刻、更加系统，但西方的植物学发展是建立在西方博物学之上，辈分之间、学科分支之间环环相扣，很少有断层。而中国自引入植物学之后，虽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断层明显，植物运用于赏析极为落后，人才培养也长期无门。如今的中国很难界定植物学的地位，我感觉基本是名存实亡了。《九十自述》中吴老只回顾了自己的故事，并未对学科现状和未来进行评价。不知吴老在世时作何感想，有何远虑，是否也感到迷惑不解。 昔日的科学院，在竺可桢的带领之下，完成了中国气候、地理、水文、土壤、植被、动物、海洋等各大自然地理调查，各模块均功勋卓著，成绩斐然。植物也在其列，经过若干人的努力，完成了浩大的志书，虽然各章节良莠不齐，内容优劣不等，但毕竟是完成了国家到省级别的植物志，基本摸清了家底。这些工作做完之后，中国植物学似乎没有什么明晰的道路，基本上是各占山头，胡乱打鸟，已经没有太多的系统性可言。下面我们再逐一分析各个问题。 首先是当下的植物科学在哪？因现代西方自然类学术的问题推进很快，且手段多元化，我们在后面猛追，中国植物学慢慢与生态学融为一体，动物所与植物所也没太大差别。还因学术传统承接不上，各所的专家基本不认识植物，也不认识动物，老一辈被晾在一边，没啥发言权，故此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以云南（或者西南）的植物学为例，真的很难界定我们到底是在做哪一类科学，长远的价值在哪里等等。 第二个植物学（或可推广到自然类科学）科普匮乏。老一辈志书描绘植物的格式都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抄袭，极为枯燥，不利于外人学习。国内具有科普性质的地方化的彩色图鉴远远不够，就连版纳植物园现在尚未做出一本版纳植物的彩色图鉴来，只有一些无趣的名录，你说这叫哪门子植物科学。有趣精美的植物，不能展现给世人，何谈造福人民，美化城市呢。植物学人应该多出生态图鉴，图鉴是学生入门植物学最好的帮手，也是公众学习查阅植物最易行的方式。认植物好比认人，多看日常的形态特征即可，何需在意有几斤几两，几根毛，几个手指呢？这一点，我们与西方相去甚远。当今网络社会之中，我们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还需植物人们深思植物科普或植物教育之事，多培养后备人才，引导广大的植物爱好者，培养中国自己的植物文化。 第三是植物学人才培养无方。以云南为例，现在真正懂植物的人屈指可数，能称之为专家的，绝对没有我的脚趾头多。我们拥有最丰富的资源和素材，却没有像样的教材。云大、林业大学和科学院所之间也未能相互很好的沟通，通过教书育人培养植物学新星，甚至相互挤兑，抢夺友人生存空间，导致区域性人才缺乏，这恐怕是吴老所没想到的恶果。那么多的院所与学校，植物学会除了开会吃饭喝酒，还真没看到他们干出什么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来。 第四是植物学文化的建设很差。平心而论，植物园（所）有多少研究员、博士硕士和工作人员是喜欢自然喜欢植物的，估计不到五分之一。内部植物文化不好，自然导致效率低下，积极性不高等等。我问过一些准植物分类者，在他们眼里是否有一本自认为经典的植物学书籍或科普书，答案都是否定的。植物图鉴或图书对新手的作用无需多言，植物图书馆建设便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真心希望各单位都重视起来，重新构建植物学科。静生生物所胡先骕所写《交心》中便对植物所植物图书收集不多表示极为不满，华南园陈焕镛1930年去英国开会还偷印邱园古板植物学书刊，几十年前的不满情绪和偷印的精神如今安在乎？可叹呐。 最后的另一窘境是，我们植物丰富但运用不多。记得在一次会议之上，有人曾经谈过吴老曾经的一个困惑。他曾经带几个日本人去五台山考察（记忆模糊，地点可能有误）发现一新种，离开后日本人又回去采样，将其发表，以及英国人在云南大量采种，运回欧洲培育成世界性的的园艺品种。他说，外国人发表研发吧有些不甘心，自己人又搞不出来，真是麻烦。确实，自己不争气，又不想让别人介入，这就是中国科研界普遍存在的恶俗心理。几十年来，中国境内成功培养，且推向市场的花卉屈指可数，就连吴老灵堂前面的花卉都没一个是我们中国人研发培育出来的（是不是有点要求过高，不过作为）。几十年来，在中国植物保护事业中，据小弟所知，也尚未有过一个保护成功的例子。云南坐拥如此丰富的资源，几十年却难有成效，难怪政府要丢掉以生态为主的大方针，另寻它法，重走重工路线。这也就怪不得昆明和云南政府要选择PX项目了。植物界中，如此种种困境，种种囧态，种种困惑，作为领军人物的吴老，估计也是极为不解的吧。 （ 本文为一个月前的纪念 文字， 删节版现已发表在 科技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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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发：展山川之博大，集草木之精髓——纪念恩师吴征镒院士
kifir 2013-6-27 19:24
展山川之博大，集草木之精髓——纪念恩师吴征镒院士 （弟子 孙航） 博文摘自：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网站 无论我是怎样的不舍，恩师吴征镒先生还是永远的离开了。那是6月20日凌晨，在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抢救吴老时，我的心一直都吊在嗓子眼，我渴望着奇迹的出现，但恩师还是走了。我默默地站在吴老的遗体旁，轻轻的用双手握住吴老的手，说“吴先生，我下周就要给研究生们讲您的被子植物八纲系统了”，我真的希望吴老能听见。直到现在我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耳朵里还回荡着先生洪亮的声音。 先生博学多才，被誉为植物学泰斗，在国内外有着崇高的威望，为中国植物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成为了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能师从先生是我人生中最荣幸的事，先生不仅传授给了我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的知识，同时也教给了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科学家，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终生受益。 记得在1991年春，我听说先生又要招博士了，我去拜见先生，忐忑不安的问“吴先生，我想考您的博士”，先生很爽快的说“好呀”。吴老的回答给了我极大的动力，要知道成为先生的博士，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我很幸运，从那以后我成为了先生正式的学生，开始了“植物区系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我今后的科研目标和人生道路。跟着先生，我不仅系统和深入的学到了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地理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深刻领悟了吴老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使我对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 先生有植物学活字典之称，除了先生非凡的才智，过人的记忆力，雄厚的功底外，更有先生独创的“系统发生-区系地理”的研究方法。运用这一方法，先生能很快准确的鉴定出他从来没见过的植物和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区的植物种类或是预见植物种类的出现。有一次，我在请教先生问题时提到我们在墨脱考察时发现有高山松的分布，先生听完后说那不是高山松应该是喀西松，我心想先生没有见到标本，也没有到实地看过，怎么就那么肯定？后来，仔细比较了标本，发现吴老是对的。还有一次在同先生讨论金沙江植物区系时，先生提到地涌金莲，这个分布在滇中高原及金沙江的奇特的芭蕉科植物，是属于古南大陆成分。我问先生原因时，先生说道芭蕉科的发生上是古南大陆的，这充分说明了云南高原植物区系同古南大陆有联系，在当时植物学家对芭蕉科植物的研究是非常有限，先生能推测是非常超前的，近期分子系统的研究确实证明了先生当时的推论是正确的。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我们从西藏考察回来，我给先生看张冬麻豆的照片，先生说金沙江河谷保留了很多古老的物种，这是一个古地中海残遗下来的特有属，你们在这一地区的河谷再仔细调查可能还能找到第二个种或其它古老的类型。果不其然，在20多年后的2012年我们在雅砻江河谷又发现了冬麻豆属的另一个新种。这些都是先生运用他的“系统发生-区系地理”的研究方法及理论准确鉴定很好的实例。 先生在研究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时，成功地运用“历史发生-现代分布”的方法将中国的种子植物地理分布格局划分成了十五大成分，客观的揭示了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的发生发展，使得植物区系地理的研究有了统一的标准和法则。创立了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学派，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生物地理学的研究。被子植物的起源是植物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先生运用“历史发生-现代分布”全面深入的分析了中国种子植物区系，提出东亚富有被子植物古老和系列完整的类群并具有古老的地质历史，应该是被子植物的起源地。但当时国际上对被子植物的起源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先生被子植物起源的假说由于缺乏古植物学上的证据，并未得到支持。无独有偶，1998年及2002年，我国学者孙革在中国东北发现了被子植物最早的化石证明了先生的假说。 跟着先生有学不完的知识，特别是领会先生学术思想的精髓，每次请教先生问题，都能领悟到先生学术思想的深奥。我在整理先生的《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以及《中国自然地理-植物地理》著作时，每次的修改和资料的补充，都有新的感受，特别在论述中国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形成演化时，融入了他最新提出的“被子植物起源”的八纲系统，从全球被子植物进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发生发展；使我的视野大开。我曾就“八纲系统”请教先生提出的被子植物“多域”的概念，先生点了一句“地球上不同区域中的区系，有相对独立的进化历史”，我顿时明白了先生是在被子植物系统发育的基础上，更注重其空间上的进化，这是先生“被子植物八纲系统”的核心基础，进而使得我对先生“八纲系统”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先生平时很忙，在担任《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云南植物志》等主编以及繁重的植物区系研究同时，还时常关心学生的科研进展，常常问他的助手“孙航现在做什么？”“有什么问题吗？”。在他95岁高龄时还关心着我们的发展和科研方向，当我告诉吴老我们在从分子水平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植物区系时，先生语重心长的说“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特别要同现代分子生物学和计算机技术结合”。 恩师走了，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和科学精神。我们深深缅怀吴征镒先生，并将继承恩师的意志，让吴征镒先生的科学精神和知识财富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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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香 — 献给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
热度 12 saraca 2013-6-25 17:06
图1：朵朵雅致洁白的安息香，构成了一串总状花序，垂于枝头，状如玉铃。 夏至前夕，出差在野外，耳闻吴征镒先生辞世的消息。沉默中，脑海里浮现出满树白花的安息香。 安息香是一类生长于东亚和北美等地的灌木或乔木，在我国长江流域一带较为常见。每当夏天来临，一朵朵洁白素雅的小花聚生枝头，排成一串，构成一总状、圆锥或聚伞花序。安息香的花朵，多为合瓣花，呈钟状，如一串风铃，故有“银铃花”或“玉铃花”之称。同时，由于其花盛开时，略带芬芳，也有人称之为“野茉莉”。 第一次听说安息香，是十余年前在吴征镒先生的办公室。那是考研后，导师让我去取资料的地方。当我敲开门，惊喜地看到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俯身于一堆满标本的工作台上，在仔细查阅标本；旁边的助手在一旁安静地整理着标本。我先简单地向老先生问好，并说明来意，随后紧张而略显拘谨地站在一旁静静观摩。老先生一份一份地迅速翻看，每看一份，都会说一声：Styrax（安息香属）。在我等导师的几分钟内，竟然听老先生说了10多次的“Styrax”。原来，这是吴老先生在查阅安息香属的植物标本呢！就这样，我亲耳学会了安息香属的拉丁学名发音，并牢记于心。虽然以后并没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老先生的指点，但这一次短暂的见面，似乎可算作是老先生给我的一份珍贵“见面礼”了。 吴先生间接地传给我安息香属的拉丁学名。他的弟子，也就是我的导师，在野外耐心地传授给我安息香的识别特征。记得次年夏天，有机会随导师一行人出差在滇中无量山。行至山坡，导师伸手摘了一根安息香的枝条，告诉我安息香无论是叶片还是花朵或果实，几乎全身遍布星状柔毛。看着阳光下泛白的叶片和叶柄，即使没有用放大镜，我也能感觉到那些白色星状柔毛在解剖镜下将是何等的一种美丽！ 在我博士论文答辩时，导师有幸请到吴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老先生穿戴整齐，一脸慈祥。他利用助听器耐心地听完我的论文工作报告，末了，声音洪亮而清晰地提了几个专业问题，少不更事的我斗胆地做了相应的回答。答辩结束后，托导师的福，我们几个师弟妹有幸得到了与老先生合影留念的机会，这似乎进一步激励着作为晚辈的我们更加热爱植物学。 吴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学研究。从1959年起，先生带领四代植物学家，不畏野外植物考察工作的艰辛，耐得住室内标本鉴定的寂寞，做了45年的“冷板凳”，摸清了中国植物种类的家底，构建了我国植物的“户口薄”。2004年，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该著作一共收录了我国301科、3409属、31155种植物，并于2009年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外，吴先生对于中国植物的地理分布特点和类型，也做了详细的归纳和总结，提出了《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系统》，修订了《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为后人研究中国植物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研究方向和重点。2006年，进入90高龄的吴先生，带领已成为植物学家的弟子们先后着手整理我国清代著名的植物学专著《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开启了中国植物考据学研究的新篇。紧接着，2007年，吴先生不顾眼疾等健康状况，接受了中华大典主编的委托，担任国家编纂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并且兼任《植物学分典》主编。目前，该工作顺利进行。 如今，听到先生驾鹤西归的消息，脑海里又一次浮现出先生和蔼可亲的形象，耳畔再一次想起了那熟悉的“Styrax”。尽管Styrax有很多中文译名，然而，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安息香”这个名儿！听到它，似乎受到了莫名的威慑与震撼：安息了，竟然还有丝丝余香！这是何方高人韵士，有如此之魅力？换言之，这与“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道理也不乏异曲同工之妙：唯有内心高尚的人，才能有如此之余香！ 朵朵洁白雅致的安息香，谨献给为中国植物学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人：吴征镒先生。 图2：落花朵朵，洁白芬芳。 图3：洁白素雅安息香，状如风铃送清香。 注：本文在《祈福雅安-安息香》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34526-682708.html 博文的基础上完成，略有修改和增加。 本文于2013年7月8日发表于《中国科学报-博客版》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3/7/275047.shtm 。 附上：朵朵洁白的花儿，表达对远去的植物学大师的缅怀与敬佩。 图4：挺水而出的睡莲，有着荷花一般出污泥而不染之品质。 图3：盛开的睡莲，美丽芬芳。 图4：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素洁。 图6：白花羊蹄甲，素颜也美丽。 图7：夜香木兰，凝固的雅致。 图8：凝香一朵。 图9：朵朵轮状素雅的云南萝芙木，洁白雅致，还具有降高血压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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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吴韫珍（1899--1941）
livingfossil 2013-6-25 05:00
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吴韫珍（ Wen-Chen Wu, 1899--1941 ） 吴韫珍（ Wen-Chen,Wu, 1899--1941 ）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可歌可泣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家。他是已故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院士（ 1916--2013 ）的专业老师，对吴征镒的学术成长有重要影响。 目前，有关吴韫珍的详细资料不甚丰富。吴韫珍于 1899 年生于上海。 1922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 1927 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博士学位。通过文献检索我们获得吴韫珍的博士论文的基本信息如下： Title ： Some Studies in Catalase Activity of Apple Leaf-tissue Author ： Wen Chen Wu Publisher: Cornell Univ., 1927 Dissertation: Thesis (Ph. D.) -Cornell Univ., Sept. 1927. Edition/Format: Thesis/dissertation :Thesis/dissertation : English OCLC Number: 63607010 Description: 86 l. illus., diagrs.(part fold.) tables. 28 cm. 显然，吴韫珍在康乃尔大学所开展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主要是植物生理学。吴韫珍回国后供职于清华大学生物系，致力于植物分类学研究。 根据吴征镒院士回忆，吴韫珍于 1941 年 6 月病逝于昆明。 孙启高 2013 年 6 月 24 日整理于美东 ----------------------- 有关吴韫珍生平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899410.htm （百度百科） 英年早逝的植物分类学家吴韫珍画像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2-272825.html （刘华杰 -- 科学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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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在昆逝世
jinhejiang 2013-6-24 20:41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六、七届代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6月20日1时31分在昆明逝世，享年97岁。 吴征镒院士生于1916年6月13日。1937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46年2月在西南联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兼机关党支部书记，1950年2月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55年5月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1981年5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主席团成员，1983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吴征镒院士从事植物学研究和教学七十余年，是我国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他为《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做出了特殊贡献。该志是表征我国高等植物特征与分布最完整的著作，也是三代植物学家集体工作的结晶。 他多次参加并领导植物资源重大考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四大洲。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1766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学者命名的历史。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中国现有植物的种类和分布问题，摸清了中国植物资源的基本家底，提出被子植物“八纲系统”的新观点。 他划分了中国植物属和科的分布区类型并阐明了其历史来源，形成了独创性的区系地理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提出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完善中国植物区系区划，修订了世界陆地植物分区高级阶元，为资源保护和国土整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建国之初，吴征镒院士负责橡胶宜林地考察，与其他科学家一道解决了我国橡胶种植的关键技术难题，缓解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需求；推动了我国植物资源的寻找、开发利用以及引种驯化等工作。他提出的建立“自然保护区”和“野生种质资源库”的建议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实施，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做出了前瞻性的部署。 吴征镒院士编著了《中国植物志》（包括英文版）、《云南植物志》和《中国植被》等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SCI收录75篇；2007年1月还出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晚年仍在发表重要学术论著。先后获得国家科技奖7项、国际奖1项及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他扎根边疆，淡泊名利，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远见卓识，为我国植物科学事业鞠躬尽瘁。他的逝世，使我国科学界失去一位大师，植物学界失去一位巨匠。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以吴征镒先生为榜样，继续完成其未竟的科学事业。 吴征镒先生永垂不朽！ 吴征镒先生精神永存！ http://www.kib.ac.cn/xwzx/zhxw/201306/t20130621_3879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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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敬爱的校友、国际著名的植物学泰斗吴征镒院士仙逝
生态人 2013-6-23 10:28
我们敬爱的校友、国际著名的植物学泰斗吴征镒院士仙逝 吴老是国际著名的植物学家，是我国植物学、生态学及地植物学等众多领域的开创人之一，为世界和我国植物学等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他曾在云南大学担任教职，在云南大学生物标本室入党，我们荣幸吴老的事业与云南大学结缘。他长期在云南工作，指导并见证了我校生物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与我校老一辈生物学家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和深厚的个人友谊，指导和帮助了我校教师的发展。即使在晚年，还应邀担任我校创立的《生态科学进展》书刊的顾问，并深得吴老的无私帮助和指导，为我校生态学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高屋建瓴的建议。 我们永远缅怀和感激吴老作为校友旗帜、作为前贤巨匠、作为泰斗恩师为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他的事迹、他的品格不仅赢得了我们的衷心爱戴和敬仰，也将永远激励我们学院全体师生和后人继承他的未竟事业，把生命科学进一步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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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科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20日在昆明逝世
jinhejiang 2013-6-22 22:12
记者 杨峥 摄 曾经有人说：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这是多么崇高的褒奖！ “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是一位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着广博知识的真正学者。” ——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样评价吴征镒 吴征镒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江西九江 出生日期：1916年6月13日（丙辰年） 逝世日期：2013年6月20日 籍贯：原籍安徽歙县，寄籍江苏仪征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职业：植物学家 常住地：云南昆明市 主要成就：1999年获得考斯莫斯国际奖（成为世界第七位，亚洲第二位获得该奖学者）、2008年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7年） 代表作品：《中国植物志》 2013年6月20日凌晨1点30分，一位能听得懂植物语言的人走了——中国植物学界泰斗吴征镒院士离开了人世。 这个悲痛的消息，是中国科学院官方微博于昨日16点44分发布的：“中科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于6月20日去世。吴征镒院士曾获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院士从事植物学研究和教学七十年，是我国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著名学者。” “辰山汪远”在微博上也发消息说：“我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于6月20日凌晨1点30分在昆明不幸逝世，享年97岁。”“辰山汪远”是上海植物园科研助理。 吴征镒，与植物结缘一辈子，幼年时就对植物产生浓厚兴趣。一生三下云南，最后定居云南。 他一直恪守母亲“五之堂”的家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值得一提的是，吴家六兄弟中出了3位院士。 近一个甲子的岁月，他和草木相亲，与云南同行，用一个植物学家广博的胸襟和执着的坚守关注着云南，让云南的植物为天下所知，让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从云南走向全世界。 他享有“植物电脑”、“活字典”、“草木知音”等美誉。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他就是其中一个。 而后，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位听懂植物语言的人了，但是，那颗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行星依然会在天际，他也依然会在人们的记忆中。 一年又一年，年轻学子来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探求知识时，他们会看到写着“原本山川，极命草木”8个大字的石碑，他们会记得这是吴征镒院士亲笔书写的，他的精神也将一直鼓舞着后来人。 人物生平 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7年本科毕业； 1940年~1942年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理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师从生物系张景钺教授（张景钺教授是我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 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79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1979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院长。后曾任云南省科委副主任，云南省科协主席；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兼研究员，《中国植物志》（中、英文版）主编； 自1980年后任美国植物学会终身外籍会员，瑞典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前苏联植物学会通迅会员。1997年当选世界自然保护协会ISCN理事。 同事悼念：他去世是全球生物学界的巨大损失 “刘老师，你休息了没？”晚上10点35分，晚报记者拨通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刘培贵研究员的电话。 “还没呢。你是小杨啊！”电话中，刘培贵和蔼地说。 “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你，吴征镒院士今天去世了……”记者说。 “啊！吴院士去世了，我还不知道呢。这几天我在外面出差。” “是凌晨1点30分过世的。” “97岁啦！吴先生是中国植物学的开拓者，对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贡献巨大。吴先生过去也搞过蘑菇的研究，后来转到了植物学。”刘培贵说，“吴先生有个愿望，不知道该不该说。那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情，记得不太清楚了。我去医院拿化验报告，顺道去看望吴先生。他视力不大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就问是哪位。一说名字，他就记起来了。他说，他的愿望是活到100岁，希望能够做更多的工作。尽管已是高龄，但这几年吴先生还有一些大部头的著作出版。应该说，他是工作了一辈子。” “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的去世是全球生物学界的巨大损失。” “他很关心年轻人，不管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2003年我检查出心脏不好，他知道了就说：你心脏不好，要好好休息，不要太劳累。听到这些关心话的时候，真的让人很感动。” 杨质高 网友悼念：老院士，一路走好！ 时光者的旅行：吴征镒老先生是我国植物学的泰斗之一，连我这个90后都听说过他的大名！默哀，致敬。 Im-soFAN：曾经使用过吴先生那套绿皮的《云南植物志》，翻阅过一本《Flora of China》，所有的内容都是半个世纪以上的积攒，深感一整套知识体系建立之不易。吴先生的出版物与中科院那套中国植物志相比，过之千里。 李卫涛-IonBeam：我写文章的时候引用过你编的《中国植物志》，谢谢你给我们留下的那么多知识财富，老院士，一路走好！ 王媛BME：默哀。吴征镒先生是江苏省扬州中学的杰出校友之一。吴家在扬州的老宅——吴道台宅第，走出吴征铠、吴征鉴、吴征镒3位院士，书香门第，学术世家。本报记者 杨质高 他摸清了中国植物家底 主要成就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植物伟人一路留给中国乃至世界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的财富吧： ●组织编纂《中国植物志》 吴征镒参与组织领导《中国植物志》的编纂，为中国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建立了户口本。在这部历时45年完成的植物学巨著中，他担任了17年的主编，完成了全套著作2/3以上的编研任务。尤其是第一卷要概括已出版的前79卷成就，最难写，是他亲自承担。他还主编完成了《西藏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 ●3种植物以他命名 资料显示，以吴征镒名字命名的植物有3种，分别为“征镒冬青”、“征镒卫矛”和“征镒麻”。前两种植物为中国的特有植物，分布于云南山区，已收录于《中国植物志》。后一种植物是在神农架地区本底资源综合调查工作中首次发现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植物，这一科研成果今年已在国际最权威的植物分类学杂志《Taxon》上发表。 ●天上还有“吴征镒星” 2011年12月10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第77508号公报，将第175718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吴征镒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小行星，表达了人们对卓越科学家的尊重和爱戴。 ●制作3万余张中国植物卡片 人们常用“纸”来形容物体之轻，可你知道3万张纸放在一起有多重？吴征镒10年里制作了一套3万余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放满了整整80个标准卡片盒，重达300公斤！这就是被我国著名土壤学家李庆逵院士称为“足够两个学部委员”的卡片！ ●改变中国植物由外国人命名历史 迄今为止，他己发表140多篇各类论文，并主编或编写了数十部学术专著。吴征镒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66个，涵盖94科334属，是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荣获“考斯莫斯国际奖” 鉴于他对中国和世界植物学和其他有关研究领域做出的伟大贡献，1999年，吴征镒荣获号称“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日本花卉绿地博鉴会纪仿协会“考斯莫斯国际奖”，成为世界第七位，亚洲第二位获得该奖的学者。 http://society.yunnan.cn/html/2013-06/21/content_27757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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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镒：九十自述
热度 3 sciencepress 2013-6-21 17:00
【编者按】 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吴征镒文集》一书 收载了 吴征镒院士的《九十自述》， 该文 从他自幼寄兴于植物，到后来把植物学作为一生执著追求的志向，学术上追本溯源，成就斐然，其中的为人治学之道给人以启迪和教益。 现将 吴征镒院士的《九十自述》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 并以此寄托我们对 吴 老的无穷哀思。 古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极言行程的最后艰辛境界。我今忽忽九十年矣。这才体会到九十以后恐怕也是人生历程的艰辛阶段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我在九十岁时作半生总结时的目的，应该如此吧！？我没有想到，我能活达九十，看来这是因为我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少而壮，又逢二战，中间先是军阀混战，十一岁还在家塾又遇到第一次大革命，十五岁（ 1931 ）“九·一八”事变又起， 1937 年我二十一岁时，即遇八年抗战，而后三年内战，好不容易在 1949 年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却戴着“乌龟壳”（石膏背心）在清华校医院中躺着，时年三十三岁，还是独身。这以后，又有抗美援朝，加上列强长期的封锁；“树欲静而风不止”，国内的政治运动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我幼年多病，虽在成年以后，因逃难、调查考察和四处奔走，身体反倒好了，但又在六十七岁时左股股骨颈骨折，而又带下了陈伤和各种疾病，七十二岁又因胆结石诱发急性胰腺炎几死，次年做“摘胆”手术，而后双目因白内障等换晶体，耳聋又戴上助听器，以致于到了“主机尚未坏，零件已多不灵”的“多病所需唯药物”的老年境界。八十二岁结束国内外考察工作，以六年时间折节读书，到 2006 年完成四种自主创新著作。总之可以说：我是患难余生，幸逢盛世！但愿能再多活几年。 回想九十年来，约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叙述。 童年和少年时代（一岁至十七岁） 我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吴筠孙（竹楼）曾是清朝光绪甲午年（ 1895 ）恩科传胪（总第四名），和张骞（季直）同科，游宦到 1911 年，在湖北荆宜兵备道任上放弃对黎元洪、汤化龙等起义的抵抗，被当地人民以“万民伞”欢送返里，又于民初加入汤化龙、梁启超组织的进步党，重新做了江西省秘书长，而后简任为浔阳道尹。我于民国五年（ 1916 年）出生在九江衙内，次年祖父大约因进步党退出北洋政府内阁，党魁又在加拿大遇刺身死，而激发脑溢血不治。我童年时家道中落，“屡遭大故”，到八岁时，父吴启贤（佑人）又因政府欠薪，从北洋政府农商部主事辞官返家，我才入家塾。塾师黄吉甫，是堂房外公，在塾中于读“四书五经”之外，又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自读《袁王纲鉴易知录》，打下了中国文字和文学、历史的基础，同时先后师从张德明、茅以仁、张彭瑜，读英文和数学。至十一岁而遇第一次大革命，家中“测海楼”藏书中的善本遭国民党军官盗走。十三岁以同等学力入江都县中，读了两年，又以同等学力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直到 1933 年毕业。至十七岁考入国立清华大学。从此，七十多年间回扬州时间不足一年，其余大部分时间在北京（解放前为北平）和昆明度过。所以我是出生在九江，长大在扬州，成人在北京，终生在昆明的一个典型的“三门”干部。仪征只是祖父应科举时的寄籍，安徽歙县才是曾祖以上的祖籍。 这一期间，虽处于中学学龄，但在家塾时，已因“强记”，“于书无所不读”，从父亲的小书房中得见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 1848 年的新版， 1919 年商务版）和牧野富大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图鉴》，“看图识字”地在家中对面的“芜园”中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特喜吃栽种的新鲜豌豆，采金花菜和看竹笋生长等等，初步奠定了日后专攻植物学的思想基础和志趣。 1929 年（初中一年级）得唐寿（叔眉）先生的启发，学会了采集制作标本和解剖花果的植物学入门技术。 1931 年高一时又受到唐耀（曙东）先生的鼓励，并课外读了邹秉文、钱崇澍和胡先 的《高等植物学》和彭世芳的《植物形态学》（实为外部形态）。从商务版《自然界》杂志中体会到“边采集，边思考”的优良习惯和初步对植物地理概念的认识。唐老师选用的课本是陈桢（席山）先生的名著《高中生物学》。他见我在前一二年来所采标本，乃在班上开了一个展览会，予以展出，以资鼓励。这批标本约有 100 多种都由我参阅《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写上中名和学名，并由我二哥征鉴请其同事焦启源先生正式鉴定过，那时他们同在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这件事对我幼稚的心灵自然很有影响，使我坚定了立志投考大学生物系，而不去考交通大学去学当工程师。入高中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接着又是“一二·八”之战，一时爱国心奋起，在扬州四乡奔走呼吁，三日之后赋“救亡歌”古风一首，道出了一个无党派的未成年人对于长期内战不停，人民困苦，却还渴望和平和建设国家，一致对外的幼稚呼声，这时我只有十五岁。但在 1932 年暑假中还由体育教师王小商率领，去苏州天平山、无锡太湖旅行。 1937 年 7 月间终于考入了国立清华大学生物系，列全榜十三名。那时华北已成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下一目标。 大学时期（十七岁至二十一岁） 　 　 从 1933 年至 1937 年，我正在“弱冠之年”，得五哥征铠以半薪资助，又靠清寒奖学金才得以完成学业。那时华北实已岌岌可危，地下火已在运行。 1935 年何应钦和梅津签订了“何梅协定”，实已出卖了华北。志士仁人（民族解放先锋队）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 1935 年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学生运动，到次年又有了张学良的“兵谏”——西安事变，事实上日本的亡我之心已经不可遏止，而蒋介石被迫抗日之势已成。我的大学时期处于战乱中，只是由于坚持“读书效国”、“科学救国”，而更加奋发努力。那时清华推行“通才教育”，一则为将来深造打好基础，二来也为了学生就业多些门路。大学一年级不分科，国文由朱自清系主任教授，英文由外文系名教授叶公超担任，其余除通史必修外，理学院的学生必须学普通化学（高崇熙）、普通物理（萨本栋）、文学院学生则必读普通生物（陈桢）。就是这样的必修课扎扎实实读了一年，使来自四面八方程度不齐的青年学得“整齐划一”一些。二年级我得入生物系，但不分组，无脊椎动物学也属必修。在植物形态学班上初识吴韫珍（振声）教授，他所授的课在上课前三十分钟，已将黑板写满，学生必须先去半点钟，才能完成笔记。植物形态学在当时世界上正在开展藻、菌、地衣、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的个体发育、世代交替的研究，他所用的课本是美国大学课本，为张景钺教授的老师所写，还要参考欧洲的课本 Strassburg 所写的教科书。他讲课时并不“照本宣科”，而是随时将发表在 BotanicalGazette ， Annals of Batany 等英、美名刊物上的内容详细介绍给学生。沈同时任助教，实验则是用自制的形态学切片。由于如此教，所以我的“师兄”们中有后来早期研究藻类的江燕杰（汪振儒），完成美白生活史的石磊，和早期从事苔藓研究的王启无、杨承元，还有后来以形态学研究古植物的徐仁等，无疑都是当时的名师高徒。三年级时我又得分入植物组，从吴师习植物分类学和本地植物。后者的教材虽是由刘汝强所编《华北植物》英文版，但分类学课上他都系统地介绍 Engler 系统、 Wettstein 系统，并参考 Bessey 的上位、周位、下位花的演化，和那时刚出现不久的 Hutchinson 系统，实已将假花说和真花说作为被子植物系统发育的对立面全面介绍出来，跟上世界发展的形势。他的这门课，由我后来做他的助教三年，而得见其发展。他后来直接选用 Hutchinson 一元二系的系统讲授，除运用自己亲绘的花果解剖精图，结合当地实物讲授外，特别重视各科或科以上的大类群的系统演化趋势（ evdutionary tendences ），将 Hutchinson 所绘单、双子叶系统演化树，从“条条”结合“块块”（大类群）来讲活，现在回想起来，这无疑是我们直接或间接受业弟子们后来发展的八纲系统，及其“多系—多期—多域”发育的假说实源于先生的学术思想，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笔之于书”。 1935 年，李继侗教授于年前赴荷兰进修植物生理学回国，他为植物组开设了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必修课。记得那时国际上初创植物生长素 (auxin ）的研究，他用 Maximov 的植物生理的主要原理和实验方法，给学生们所设计的小而简单易行的实验，足以使他在课堂上讲得更加鲜活起来。植物生态学记得是四年级植物组必修，他选用 Schimper 、 Warming 、 Haberland 、 Raeunkiar 等名著作参考，而讲授时则用历年清华师生在北平，远达小五台山、易县等处森林群落的实际调查作为材料，系统介绍了群落学和植物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野外观察方法，尤其是以植物地理分布的观察由个体而群落组合，循序渐进的入门方法，使我终生受用不尽。特别是他惯用的简易的由远及近、远近结合的讲授方式，首先掌握特定地区的植被类型和气候顶极，尤其是应用记名样方或样带，将生态学的野外基础建立在认识植物生境和其地理分异的基础上。总之，在入系分组的三年中，打下了我今后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到了 1936 年夏天，植物组学生又在吴师和杨承元助教的率领下，亲赴小五台山作野外考察采集，并搜集四年级毕业论文材料。此时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已定为“华北的莎草科——薹草亚科的分类学研究”，为的是选一个疑难较多的类群，从切实的囊果（ utricle ）和果颖的精确对比入手，先从优势类群入手，而后再选点深入的方法，解决薹草亚科两个属的分类问题，使之成为华北植物志的组成部分。此外，在此形势危急的四年中，除了将所开的必修课（含严楚江先生开设的植物解剖学）和选修的动物组课，包括比较解剖和动物生理全部修完以外，又读了化学系的定量分析、有机化学和地学系地质古生物、自然地理等课，从而更扩大了基础。至于陈桢先生的遗传学和生物学史，那是动植物两组的共同必修课，就更不用说了。陈师和吴师实际上从动物和植物两个方面，用达尔文进化论及其遗传、变异基础连贯起来，使学生对生物学有了全面理解，在毕业后，能走上各种有关生物的岗位。可惜那时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还没有发展起来，如果有，那系里是会设法开设的。三四年级时有大半年参加学生运动就过去了，但我既没有加入“民先”，仍然抱着“读书救国”论，于“七七事变”前一天，以第一个月任助教的八十元大洋的工资，参加段绳武发起和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去了大西北、内蒙古和宁夏。从此，所有的童年至青年的学习笔记、实验报告以及毕业论文所附的自绘精图便一扫而光。 抗战八年（二十二岁至三十岁） 我步入社会和步入机关是从抗战八年开始，“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目的原是运用晏阳初、陶行知等人的思想“移民实边”，是段绳武打算把河北省中部农民引去“河套”开荒的，团员由于自费，成分很杂，除他请的土水利专家外，调查植物的只有我一个，其余历史（有回族白寿彝教授）、法律、社会、新闻，乃至党务都有一些，我在其中倒显得异样。一个多月后通过调查采集，我初步认识了草原半荒漠和荒漠，每天在“朝穿皮袄午穿纱”的气候下工作。但等到我们过了贺兰山缺，在蒙古王公（达王）府中时，已是 8 月 23 日，闻北平沦陷，回不去了，于是团里发放剩余旅费、伙食余款给各人，无结果而散。所有梦想都成泡影。我和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一位卜姓同学，乘最便宜的黄河船，一个漏底的“方舟”下河曲，到包头，又乘火车转大同、太原、石家庄，辗转到家，分文不名，就此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刚上扬州震旦中学教生物一堂课，就接到李师来电，叫我速去长沙，参加长沙临时大学行列。旋即又与张澜庆等先到南京，时正值日寇第一次大轰炸，中央大学大礼堂后墙成一大窟窿，旋登舟去武汉转长沙。从此离家达九年之久。 三校初合，助教人浮于事，李师叫我参加清华农科所做调查研究工作。于是和周家炽、王清和、朱宝（弘复）、毛应斗、郭海峰等七八人在岳麓山后左家垅，工作并住在清华农学院工地小院中，除在岳麓和衡山采集标本以外，谈不上研究，日唯读剑南诗抄。从衡山归来，长沙小吴门东站遭第一次轰炸，我所在圣经学院只数百米见墙侧飞来人头，面目如生，乃知近代战争的残酷。 12 月底，大哥（吴白 ）和七弟由南京辗转逃难到长沙，始悉家中一切。大约 12 月中，长沙临大酝酿迁昆明，仍由三校合组西南联合大学。次年 1 月中，我遂随李师，并毛应斗、郭海峰参加湘、黔、滇旅行团步行，直至 1938 年的 4 月 28 日，清华校庆日抵昆明，此次逃难有日记载于《笳吹弦诵在昆明》一书中。联大虽只有八年的实体存在，却与国同运，而这八年，正是我在清华毕业后初尝人生酸甜苦辣的八年。 1938 年，初到昆明，那时的日子还好过，这一年 6 月至 7 月和熊秉信（熊庆来先生长子）在昆明四郊调查采集，他研究地质、古生物，我则采集植物和记载植被，一个月已大体认识到昆明一个县就有比河北一省还多的植物区系，不同海拔、不同岩性上有不同的植物和植被。喘息甫定，接着又随张景钺、吴韫珍二师和周家炽、杨承元、姚荷生等共 6 人组成一个小的综合考察队，到大理（苍山）、宾川（鸡足山）采集调查，目的是寻找实验材料，因此藻、菌、地衣、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一应俱全，不但亲受二师指点，亲身体会，也得诸位师兼友的切磋琢磨。初次见到海拔三千米以上的植物和植被，使我眼界大开。归来两个月后又随李继侗师参加一个更大规模的滇西南考察团，目的是为赈济委员会选择一片荒地，以便迁移难民。此团为社会调查（李景汉）和团长林×、民族（江应梁）、地质（王嘉荫）、地磁（张丙吉）、林业与森林（李师）、动物（北平研究院陆鼎恒）等二十多人的“综考队”，沿着第一次开通的滇缅公路，从大理下关，经漾濞、永平，过两座尚被常绿阔叶林覆盖着的山顶（太平埔和黄连埔），过澜沧江功果桥，下保山坝，然后又下怒江桥，经六库到芒市、遮放、勐卯（瑞丽）这三个以傣族和景颇族为主的地区。这条公路横跨过三大峡谷区的中下部，我们师生在刚取得的亚高山针叶林、高山草甸灌丛五彩缤纷的印象后，又看到亚热带山顶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和各式各样的次生植被（包括河岸林、稀树灌丛和有刺灌丛）等等。这一年来的横贯云南之行，向刚二十二岁的我提出了弄清楚云南植物分类，从而弄清楚全国植物种类的问题，为日后致力于《云南植物志》和全国植物志的课题打下了思想认识基础。又从“大西北”沿长江西上华中和湘、黔、滇一路的除人生以外的植物学感受，进一步提出了弄清植物的时空发展规律，弄清全国植物区系发生发展的变化规律问题，更加坚定了我的终身志向，一定要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考察也是各自有些收获，但无综合结果而散。这一块边陲宝地于几年后随珍珠港事变也被日寇侵占，但我还是系统鉴定，写成了我的第一篇论文——《瑞丽地区植被的初步研究，附植物采集名录入》。因为其中有一鸭跖草科植物，采于景颇山上，当时缺少文献资料，无法确定，遂被搁置。直到 1945 年，联大生物系标本室的右邻——清华农科所昆虫组的陆近仁教授怂恿我投华西边疆学会汇报，才于 1946 年刊出，但只列出前半部分，即含椴树科扁担杆新种二个，植物采集名录的后半部分又由于联大复员和三年内战，尘封至今。 好景不长，到 1939 年，杨承元因三年助教期满，举家去四川灌县空军幼年学校教书，那里的待遇优厚一些，这一年我就无法再做野外工作，眼见朱宝和姚荷生赴车里（今景洪）。 1940 年后即物价上涨，中间思普茶场（今勐海南糯山）的白孟愚（回族，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相识），首邀我去西双版纳，因生物系无经费出外考察采集，只得困守昆明。我在用“洋油箱”堆成的标本室内，将没上标本台纸的标本，对照仅有的文献和秦仁昌氏所摄的模式标本照片，将几年所积的昆明、滇西南等处标本系统整理和鉴定。 1940 年夏我也三年助教期满，李师认为我还应扩大基础，劝我投考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进修，由简焯坡接替助教，是年我同逃难来滇的八级生物系同学王伏雄同时考取导师张景钺教授的硕士生，王做裸子植物胚胎学研究，我做杜鹃花属花部维管束结构的研究，这都是当时形态学的前沿。可惜入学不久，又是日机九架轰炸西南联大，新校舍南院有两三幢土墙洋铁皮盖顶的实验室被毁，标本室幸未中弹。但从此就开始了逃空袭生活，一直到美军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来昆。我和王伏雄于是被疏散到大普吉清华农科所，一边上戴芳澜先生初开真菌学课，一边做硕士论文，一边继续做文献和模式照片的整理工作，所有主要文献系吴师在赴奥京向研究中国植物的权威韩马迪（ H ． Handel － Mazzetti ）要来的中国植物名录，从此一直做了十年。除了蕨类以外，凡秦氏所拍 Kew ， Wien ， Uppsola 的 Thunberg 标本室的 Thunberg 模式都做了。如果文献有而照片没有，就随手用各种纸张如上有青天白日旗的废旧文凭，也和照片卡片一样写上去，意欲编写一部“中国植物名汇”，这一些卡片先后达三万张，对我日后从事植物分类学工作很有用，从而也促进了编写植物志的专科工作者的查阅，其所写国内外植物分布记录也是我以后钻研植物地理的基础。 特别是由于精读标本上陈年记录，使我既熟悉了采集家和研究学者，也熟悉了该植物的各种小生境，和各种植物地理考察记录相结合，各种各自在群落中的位置，也就了如指掌。大约在 1950 年以前的中国植物的有关记载不致太短缺。其后，“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植物所的王文采、崔鸿宾、汤彦承等在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时发挥了一些作用。 更为不幸的是由于后方民众生活日益困难，吴韫珍师只身留在昆明，贫病交加，又因新接受经利彬的聘请，在教育部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兼差，决心要将胃病治好，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动手术，不幸病未能愈，却因在缺药情况下，内外伤崩裂，转腹膜炎不治，而于 1941 年 6 月英年早逝。他的一切教学任务和新待开辟的《滇南本草图谱》工作不得不由我承担。以后数年，由于昆明缺乏植物分类学师资，而个人生活也日益困难，所以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学也由我兼课，但我主要住在大普吉清华农科所院中，而在附近的陈家营中国医药研究所内，与匡可任、蔡德惠在 1941 — 1945 年前后一年，实只三年中，自写、自画、自印（石印）、考证完成了《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计 25 种 26 幅图，印成于 1945 年 4 月，但未能公开发行，该所即停办。这本书是在 1939 年中与吴师共同考证《植物名实图考》中云南植物，尤其是云南的草药和野生花卉开始，而以此书告终的“植物考据学”工作的成果，且也是中国“植物考据学”的滥觞之作。 1945 — 1946 年间，迁回昆明，从此主要精力集中在办私立五华中学和参加学生运动，除继续写卡片外，业务了无进展。然而闻一多师于 1946 年惨遭国民党反动派刺杀，以及蔡德惠于书成后早夭，又都进一步促使我在政治上觉醒，决心投身革命， 1944 年入民盟， 1946 年入党乃是必然结果。 三年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科学院接管和整理时期（ 1946 年 8 月起至 1952 年，时年三十一岁至三十六岁） 1949 年 5 月，受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 抗战胜利，内战旋开， 1946 年 8 — 9 月，复员回北平，立即参加多次学生运动，和在新诗社、剧艺社活动，在讲师以下阶层中组织成“讲助教联合会”和“职员联合会”，后者由吴师长子吴人勉和王志诚牵头，外则参加民盟北京市委历次发起的签名运动。至 1948 年，“八·一九”大逮捕后， 9 月党即让我疏散到冀中解放区泊头镇， 10 月又经河间、保定、涿县、房山门头沟回到北京外围青龙桥，参加接管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工作。 1949 年初北京和平解放后，参加北京市军管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工作，接管市内大专院校、各系统研究所和文物单位的工作，后文化单位和普通教育分出，成立高等教育委员会，我任高教处副处长。 5 月参加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受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此后因触电跌伤腰椎，须疗养半年，而调回清华生物系，在校医室内度过当年 10 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初在系里认识段金玉。至 12 月，刚卸掉石膏背心，即调入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恽子强、丁瓒任正副党委书记，我与汪志华任党支部正副书记，但全院党员共只七人组成党组管理一切，北京各所都无党员。 1950 年初，国民党留下相互对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生物学方面还有两个私立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和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为了消除它们之间的“门户之见”，组织了以钱崇澍为主任，我为副主任的静生所整理委员会，实质上是科学研究系统整理、合并、新建、重建工作的试点。经过一个月的工作，终于较完满地将静生所、北研院植物所合并，而改名植物分类研究所，钱为所长，我副之。从而也解决了科学院办公室房屋问题。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分因已无研究人员，乃将北研动物所改建昆虫研究所，而将其余动物标本请陈桢先生主持成立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以后扩建为动物研究所，又将昆虫所并回。 我从 1950 年 2 月起任北京植物所研究员兼副所长，至次年在当时西区（即今动物园）内各所包括北研历史所建立民盟组织，吸收北研的林镕和静生所的张肇骞入盟，俱由科学院任命为副所长，自己退居第四位。初时所中只有北研和静生人员，均为植物分类学方面人才，至次年侯学煜自美归国，俞德浚、钟补求自英归国，中央研究院系统的王伏雄、喻诚鸿、段续川等自愿来北京，乃分别建立了植物生态、植物形态（初包括细胞学）和植物园，由科学院决定扩建植物分类所为北京植物研究所。至 4 月间随原北研动物所所长张玺赴青岛，为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定所址，遂与童第周、曾呈奎、王家楫（时任中研动物所所长）共商，选好所址，同时确定了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建所轮廓。同年，与朱弘复（即朱宝）随竺可桢副院长组织的科学考察团赴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参观日、俄、伪留下的各种研究机构，实为以后建立东北分院各所探路，武衡始加入科学院的领导行列。此行我和朱弘复还考察东北各省的自然状况，在伊春的原始红松和落叶阔叶林中考察，并初次见到大兴安岭的落叶松林。归来不久至 8 月间，参加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与汪志华、曹日昌、黄宗甄等为大会主席梁希教授致闭幕词的起草和执笔工作。自此以后，全国各种学会联合成“科联”，而科学社、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包括在国外建立的）、工程师协会和科学时代社等民间组织、群众团体，合并为科学普及协会（简称科普），这两个组织以后又合并而成全国科协。 11 月又由农业部、高教部借调，与农业部三位中国专家（陈芳济、孙××等）和两部工作人员杨明华等 14 人，组成工作团驻北京农业大学调查“乐天宇事件”，这是由于乐天宇同志的工作作风问题和强制推行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引起校务委员会各党外老专家，如汤佩松、戴芳澜等的不满，以及李景钧教授出走香港引起的。事件真相大致清楚，教授情绪初步稳定工作尚未结束，又奉科学院命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地区栽培植物起源”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此行有三重使命，首先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又是在二战后新兴国家印度召开的，所以临行前我和侯学煜由周总理亲自接见指示：“多交朋友，多了解情况”；第二重使命是在过香港时争取李景钧返国；第三重使命是争取陈焕镛回到科学院，争取当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供职的殷宏章和在印度 Sahni 古植物研究所任所长的徐仁归国。该团由陈焕镛任团长，我和侯由北京出发到广州与陈会合，徐仁则在印度参加。过香港时找到李景钧教授，告诉他国内情况，但他不肯回来，其余任务都顺利完成，于 2 月间返国。写成报告回国内宣传考察印度、历时两个月的结果，是我解放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这一年的一个星期天（ 4 月 22 日）与段金玉结婚。两个月后，在所内酝酿编写《河北植物志》，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了植物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初次将钱崇澎、陈焕镛、胡先骕三老以讲笑话的方式为《中国植物志》促进了一下。 同年 7 — 9 月，由于抗美援朝开始，我国遭受以美国为首列强的封锁，而工业的恢复与振兴又需要橡胶种植业和橡胶工业，此时蔡希陶已在云南南部展开野生橡胶藤的调查，颇多种类被发现。上海时已由罗宗洛将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生理部分集中扩建；所中罗士苇建议种植橡胶草，而海南、云南方面在接管时，前已有华侨引种巴西橡胶树成功的报告。于是由陈云副总理亲自抓，我和原任华东农业部长的何康同志都参与其事，这是我们参与开创橡胶种植业的开始。研究橡胶种植业的发展，并由陈云副总理做战略决策，认为橡胶草和橡胶藤的提取工艺，一时难以解决，决定在我国南方的常年无霜地区，如海南那大原私人胶园已有成年大树，云南瑞丽也有种胶树成功的片段，乃定出组织大规模在海南、广东、广西进行的宜林地调查，并继而调集退伍军人，大规模开荒种植。自此以后直到 1958 年，六年间我的重点工作都和橡胶发展有关。旋又由农业部借调与该部王司长、陈仁、马 XX 和农业科学院董玉琛、黄玉珉等 5 人，陪同苏联捷米里亚采夫农业科学院伊凡诺夫院士赴华北、东北、华中、华东、华南考察，遍及全国农业和农业科学研究机构。此行遍历了中国从东北到广东的东南半壁的农业地区，加强了实地考察和受到与大农业有关的思想认识教育，受到与农学有关各科学家的启发，特别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浙江萧山集约农业，以及广东顺德的“桑基鱼塘”式的循环农业经济，很受启发。是年 10 月，原从华北解放区入城的由乐天宇领导的遗传实验馆也并入北京植物所，由我去接管，馆中有胡含等研究人员，以后逐渐扩建形成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约略同时，属于北京农业大学，以戴芳澜为首的真菌学部分，曾一度归植物所领导，以后与方心芳为首的曾在黄海工业研究所的细菌学部分合并成立为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这一年中，还和杨森（当时刚从部队调入科研机关）一起赴南京接管中山植物园，并将原中央研究院和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部分人员，以裴鉴（钱老女婿）、单人骅为首的植物分类学部分合并为植物研究所华东工作站，以后又独立为南京中山植物园。这解放后三年，我所以如此匆忙奔走，一则反映当时在科学界党的力量非常薄弱，二则反映生物学在解放前虽属仅次于地质学的强项，但中青年力量断档，植物学界更不例外。 一波三折时期（ 1953 — 1965 年，时年三十七岁至五十岁） 雷州半岛“斩岜烧岜”，是我亲身实践热带林业和橡胶种植的第一次 1953 年初，由于科学院将派遣访苏代表团，各个学科都在做准备，我就选读了中国自 1916 年钱崇澍在国外发表的分类、生理、生态三篇文章，就以后的主要论文精读，并摘要写成《中国植物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现状》（即植物学者专科报告）一文，以备向苏联学者交流。同时着重学习胡先骕、刘慎谔和黄秉维等有关中国植物地理分区的问题，初步形成中国区系和植被分区以兰州为中心的三大片的轮廓概念，并以青藏高原作为屋脊，向北、向东、向南降低的系列，整理我十年名录工作中所得印象，将各区的特有属作了初步的归入，这就是我后来作植被类型分类和中国植物分区的草创。此团在 2 月底组成，以钱三强和张稼夫（时任副院长兼党组书记）为正副团长，科学院内有华罗庚、赵九章、张钰哲、冯德培、贝时璋、朱冼等，院外有梁思成、吕叔湘、沈其震、张文佑等共 26 人，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亚欧，于斯大林逝世的第二天到达莫斯科。以后又访问了列宁格勒（后改回为彼得堡）、基辅、新西伯利亚和塔什干，在柯马罗夫植物研究所会见了苏方的许多院士，但我们以学习为主，并未用到前述的两项准备。至 5 月原路回国， 6 月在长春进行各科的总结。在苏联参观学习期间，我多和马溶之（土壤）、李 XX （农业）在一起，故而除植物学研究所外，也参观了不少农业科学研究机构，还见到了李森科院士。我们的俄文都只在识字阶段，幸得在苏联读博士生的汪向明同志的全力协助。当时正值向苏联一边倒的高峰中，苏联科学、教育各方面也确实比我已看到的我国和印度的科学研究先进得多，学习真是做到“有闻必录”（华罗庚讥我之辞）。故而写成的报告除内部者外，共发表了三篇，《科学通报》和《植物学报》都予以刊载，虽不免有些“教条”、几乎连苏方介绍者的原话一字不漏地宣扬，但始终是客观介绍，没有联系国情分析批判，更没有随便给中外学者扣帽子，故而虽然会见到李森科，用他的观点和原话宣扬他，但并未使国内学者反感或攻击，以理服人，综合分析不厌其洋。当然在以后看来，当时苏方的“个人崇拜”和“阶级偏见”，对作为生物遗传本性和环境条件之间的矛盾，过于偏向环境条件，甚至无视孟德尔 - 摩尔根学说，并用行政强制推行一个学派的论点还是随处可见的，今仍其旧，一并刊出，以供读者分析和批评。此行所学的积极方面是在竺副院长领导下，“遗貌取神”地展开了全国范围的有重点的大规模综合考察，于是下半年开始北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综合考察，在南方则以橡胶北移和其他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为重点分别组成综合考察。另一个则是由竺副院长领导地理、气候、土壤、水文、动植物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进行我国自然条件和自然区划、经济区划的工作。两者都可以认为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贯彻。前者是我在 1953 年冬季开始研究橡胶宜林地北移，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共同工作参与热带植物区系植被调查研究的开始，后者则是我在解放后写出第一篇论文《中国植被的类型》和我国第一张植被图（实系植被类型复原的植被图）的张本。 正在这些调整、调查、新建生物学各有关所的工作将近结束之际，粤西、海南和广西南部的橡胶种植业，已在李继侗师于 1952 年初领导全国院校生物系师生开展这三处自然环境大调查后的基础上，由退伍解放军开辟而建立的橡胶种植场，由于遍地开花，上得过猛，加之用拖拉机开垦，挖出热带杂木林树根而发生严重水土流失和橡胶生长不良的问题。新成立的农垦部由王震领导，何康时任司长，向科学院求助。院部随即派我和新成立的南京土壤研究所（从地质调查所分出）的马溶之所长、李庆逵研究员以及新由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扩充转化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罗宗洛所长一行四人，赴琼、粤等地考察，我们在广州与广东农垦局局长李嘉人接头后即赴现场，与农垦部派许成文、郑学勤二人，以及当地农垦部门领导和技术人员先到海南西部考察两株老胶树（王牌树）的生态和土壤环境，然后赴海南岛东西部和雷州半岛的新建橡胶种植场。考察后，经过我们三人对植被、土壤的考察，和罗所长对于橡胶树营养生理条件的调查研究，经相互讨论，终于确定放弃粤西、桂东沿海、海南西南干旱沙地以及龙州一带石灰岩土上的种植橡胶场的计划，放弃拖拉机农业措施，改用马来一带的“斩岜烧岜”（即刀耕火种，但不再游耕），“大苗壮苗定植”，以及用本地树种栽培和营造防护林，在未选好林下覆盖植物之前，先尽量利用林下次生植被等防护措施，从而初步稳定了华南的橡胶种植业。总之，这次考察是我向罗、李、马等学习的一次机会，也是我亲身实践热带林业和橡胶种植的第一次。由此将解放后，我自学卢鋈的《中国的气候》和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自然地理》、《植物地理学》（阿略兴），以及 Richards 的《热带雨林》等书，理论联系实际，使我在脑海中首次形成自然生态系统的粗浅轮廓，实际感觉到植物、土壤、气候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从而为以后要致力的热带生物地理群落，实即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打下了思想认识基础。 就此，这一年冬季我就和朱太平参加了海南岛西部，以那大为中心的植被和土壤调查，与南京土壤所张佑民、赵其国等，共三处同时进行综合考察，徐闻队由焦启源、曲仲湘领队，海南东路由林英、黄成就领队，复旦大学刚毕业的七名女生（陈灵芝、胡嘉琪等）分别参加粤西（徐闻、海康）和海南东路，华南植物所派何绍颐、周远瑞、王铸豪三人参加，都是新手，这个阵容已经是当年植被和区系及土壤综合调查的主力。 从 1953 — 1955 年三年中，每年率综合考察队赴海南，而最后一年又从粤西到信宜一带，并经北海一带到广西、西南的龙州、友谊关，时法国和越南已开战，旋又到南宁、桂林总结工作，从而初步结束了华南热带资源考察队的工作。这几年中我开始认识华南热带季雨林，特别对其次生林和灌草丛等热带植被的分布、演替等规律有所了解，其他稀少的为原始雨林、海岸林、红树林等则是走马观花，未能深入。但对热带北缘的特点，季风、台风、寒潮和石灰岩区干旱仍有切身体验。在此基础上重写了植被初步分区中有关热带植被的部分。 1956 年苏联科学院提出和我国合作，研究解决紫胶虫北移至苏联的寄主问题，初由科学院派刘崇乐率队，蔡希陶在云南就地参加，赴保山、龙陵、德宏等地，苏方则由 Popov （动物）及其女弟子、 Fedorov 等三个植物学家来华，当他们一行到大理专区时，院计划局又派我和简焯坡二人赶去。至次年乃由刘为正队长、我和蔡副之，正式组成西南生物区系及资源综合考察队，实以橡胶宜林地和紫胶寄主国两项重点，苏联专家的任务只是动植物区系调查和采集。 此行既先到德宏一带，于我是旧地重游，植物区系和植被都比较熟悉，遂受苏联学者给我以“植物电脑”的谑称。到第二年由我陪同植物学家三人转移至屏边、金平一带，适逢大雨初至，未能完成在大围山搭草屋采集的任务，又有北京动物所调查蝴蝶的李传隆坠马受伤的惊险，只好提前下山，并顺便考察了引种金鸡纳的种植场。有此两年经验，第三年队伍大为扩大，并集中在西双版纳一带，刘队长则率有关专家和人员赴景东筹划建紫胶虫工作站。在西双版纳调查了两年，至 1959 年，在普文一带与侯学煜、曲仲湘陪同下的苏卡乔夫院士的队伍会合，筹划在西双版纳建立热带生态地理群落定位研究站的工作。我和 Fedorov 等三个植物学家则到大勐龙，但找到了较普文龙山更为典型的热带雨林片段，那时勐养还未通勐仑、勐腊，更没有发现望天树林 Parashorea ，大勐龙小街的曼仰广龙山其实仍是次生雨林。大约 1957 年，在滇东南工作结束后，曾和 dorov 等三人首登峨眉山，上下各三日，次年去青岛。至第三年（ 1959 ），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但植物学家之间的合作尚在高潮中，是年我和 Lavrenko 、 A ． Takhtaian 、 Sokolov 院士等三人正在大动力之际，当时从小勐养到勐仑和勐腊的公路始通，柯马罗夫植物研究所所长 Baranov （形态学家）又由王伏雄等陪同，到了西双版纳，于是我们合流，同到勐仑的葫芦岛勘查热带植物园址，从而为现在的西双版纳植物园确定了园址，随即分去昆明植物园的主要力量创办此园。到 1960 年，仍由苏卡乔夫派遣森林土壤学家 Zonn 和森林生态学家 Delis 为大勐龙群落站调查和设计实验项目，主要是森林土壤和残落物、凋落物关系的观察实验。我方旋即由李庆逵和我亲去为简陋的站址奠基动土，而北京植物所的赵世祥同志也由于雨后两次过河，被浪卷走。 从 1953 年至 1960 年，是学习苏联经验，并和苏联学者合作的始末。 1958 年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一年，也是我一生的最大转折点，是这一个“一波三折”的转折点。是年初的一天，忽然周总理办公室的罗青长同志到我在中关村时我和汤佩松为邻的宿舍来找我，他说，总理要到广东新会视察野生经济植物利用和废物利用等问题，要我作随身工作人员，接着由总理办公室童小鹏主任接见和安排。此行约一月，亲见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在这两方面的出色工作以及葵扇工厂、葵筋牙签就是在总理视察时的指示下作废物利用制成的。此行听了总理大报告，和他在来回的专用船上的亲切讲话，最使人感动的是他只身只由我和罗青长陪同，视察江门新由波兰援建的糖厂。年终在云南继续考察后，回到北京时姜纪五同志已调植物所任书记和副所长，他热心于亲自抓植物资源组的工作。我已年逾不惑，亟思寻一安身立命的场所有所创树，才对得起这一“学部委员”头衔。时张肇骞已先一年调往华南，协助陈焕镛工作，我遂毅然请示调往云南昆明，与蔡希陶合作建一新所，在植物学研究上了结我的夙愿。得科学院党政领导首肯，乃正式调往当时新设立的由刘希玲领导的云南分院，该年浦代英已先调昆明，我去后就形成了领导班子。从此，是我先参加领导植被调查工作四年，而后又领导植物资源组工作四年，至此又回到分类区系工作上来，从而完成了“一波三折”的我一生中的大转折时期。此时我就体会到研究植被和植物资源必须先过植物区系这一关，说白了就是如果不认识植物，其他一切就无从谈起。自此而后，乃以主力承担《中国植物志》这一巨大历史任务，并创始了《云南植物名录》和《云南植物志》的工作。我实际上不是“跃进”，而是“跃退”到区系关前，尽力搜寻各科、属的最晚近的专著，将要鉴定的全部种类摊开，进行对比研究，尽力“取法乎上”，使鉴定比较准确，不致重复。同时也可见各属下的系统演化趋势，各种间较可靠的划分，以及其地理分化的规律。自 1959 年 11 月以后，逢开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必出席，在俞德浚主编病逝后，还任主持，先后达四十年。 1961 年 2 月随竺可桢副院长在广州开热带资源开发利用会议，实即从 1953 — 1961 年，先后八年间，有关热作综合调查研究的总结，此行记得有顾准参加。我在会上首次提出“开发热带作物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自然保护区，以保存和继续观察自然环境的发展变化”，这一建议后由钱老、陈老等在全国人代会上正式提出议案。我又和寿振黄在云南省提出建立全省 24 个自然保护区的具体建议，并在热带勐龙、小勐养，首先由曲仲湘率队进行本底调查，这可是我涉足保护生物学的开始，现我国自然保护区已成为一大事业。在这个会上还讨论了橡胶、油料代用品，以及热带红壤的严重水土保持问题。此次会议的同年 9 月后又向新成立的综合考察委员会漆克昌主任汇报云南综考队的工作张本。云南橡胶宜林地的选择标准问题自此初步结束，以后就转入西双版纳的热作开发建设等工作；同时，小勐养、勐仑和勐醒等三处的自然保护区也予以划定，因橡胶宜林地属保密性质，故云南综考队没有对外公开的工作总结报告和论文发表。 1961 年在姜纪五同志的领导下，北京植物所与国家商业部合作，开展了 1958 至 1959 年的全国性的经济植物大普查，国务院并发表了全国进行“小秋收”的指导性文件。在此基础上集体写作了两卷本的《中国经济植物志》，此书原由内部发行，以后逐渐公开。从业务上讲，我是该书的主编。 1962 年，在郭沫若院长和文化部夏衍同志赴古巴考察之后，他们归国时曾参观昆明植物分所，郭老写下了四言诗一首。 5 — 6 月间院部又组织我率华南所两年轻同志赴古巴作热带植物考察，我们取道苏联，重访莫斯科，乘火车至捷克斯洛伐克京城布拉格，然后乘捷机经爱尔兰越大西洋，达加拿大的东北海岸，再循北美大西洋岸南下，经佛罗里达领海上空，直达古巴京城哈瓦那，随即被接待至“猪滩”（吉龙湾），并从古巴中部由东而西，后由北而南，遍历了古巴全国至海外松岛。这是我首次到新世界，并见到加勒比海植物区系，虽然只采了少数植物标本，但却在其南岸原为 Arnoldarboretum 的热带分园内，采得各种树木种子共一大柳条包，托时在古巴作外交访问的卫生部长李德全带回国。这批种子是当时在美国封锁条件下漏网的首批热带植物，有酒椰子 Raphia 、香果 Casimiroa （芸香科）、猴面包树、轻木、象耳豆等等，均分给西双版纳植物园和海南那大的热作学院植物园种植，其中有些至今已成大树。此行得我国驻古巴大使申健的大力协助，申是旧相识， 12 年前他在印度使馆任一秘。不但如此，此行也为后来赵其国（土壤学）、郝诒纯（微古生物学）赴古巴作援助专家作了铺垫。 从古巴归国不久， 8 月又和云南大学生物系朱彦丞教授，北京植物所研究生陈艺林等赴丽江、中甸进行植被和植物区系调查，历时约两个月，开始作进藏的准备，并学习法瑞学派的原理和调查方法，朱则也要植物分类学者和他合作，因而以后被邀在云南大学首开植物地理课。此行正值雨季搭帐篷，生活艰苦备尝，但能见到大片高山草甸、亚高山针叶林和多在阳坡的高山栎林，心情也大为开畅。中甸之行在次年又举行了一次，并到了德钦，且登上哈巴雪山海拔 5400 米的山顶，也见到了中甸白水台的钙华景观。 在大勐龙的生物地理群落定位观察实验站，自 1959 年开始工作，已历时五年，乃于 1963 年 3 月在景洪召开四年（ 1959 — 1962 年）实验工作总结，除李庆逵和我外，还有竺副院长和北京植物所汤佩松所长。四年来的实验记录已可见群落下土壤中矿物质的流转情况，但由于林中小气候梯度观察一直未能进行，待到 1964 年而终于夭折，甚为可惜。此站如工作至今，当为世界上在热带林内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先例之一。当所内议决将此站并入勐仑植物园时，我不禁下泪。从此，结束了我对热带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研究的可能，也从此杜绝了我踏入实验室的脚步。至“十年动乱”后而将所中的土壤、微生物等部分一律划出，微生物部分后归云南大学，于土壤中的放射菌颇有创获，这是后话。 1964 年 1 — 4 月，与北京植物所汤彦承、张永田组队赴越南北方，和越方合作进行植物区系考察，在越南度过新旧两个“乙巳年”。名为合作，但越方只有年轻人，由阮 X 率领。此行几乎足迹踏遍黄连山、凉山，北至 3000 米的 Phansipan 以下，南达清义，北越和南越的界河，东北达下龙湾和汪必，但西北的莱州和东北的石灰岩区高平未到，举凡沙坝（ Chapa ）、三位山（ Bavi ）、三岛（ Tamdao ）等法国采点都有所涉猎，见到不少以喙核桃 Annamocarya 、马蹄参 Diplopanax 为标帜的原始林段，也漫游于有福建柏 Fokenia 为大树的林海残迹。但所采标本 2000 余号，至“十年动乱”期间，才由李锡文整理成名录付与越南。此行收获在于肯定了越南北方至我国南方的区系相似性，及其从第三纪以来共同的历史发展背景，这些都充实了随后我发表的《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一文的内容。归途经老街过红河桥到河口，而返昆。接着准备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非拉科学讨论会，我将该年 C · G · deDallaTorre ＆ H ． Harms 发表的 Genera Siphonogamarum ad Systema Englerianum Conscripta 1907 ）所载的世界植物属的分布记录，结合我在 1940 — 1950 年间，据秦仁昌摄的模式标本照片所做卡片的国内外分布记录进行了系统分析，按照自创的地理成分和历史成分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将当时我国已有记录的 1998 属加以分析，归纳为 15 个大分布区类型和三十几个变型，起草成《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一文，作为大会交流的八篇论文之一，在新建成的北京科学会堂上向亚非拉三洲百多位学者宣读，会后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简报，全文后纳入《中国自然地理·植物地理》中。这是我解放后又一篇比较有质量的论文，文中提及“中国植物区系与东南亚热带区系尤其是印度支那半岛之间，有着一个较长的和更相似的历史背景。居于北纬 20 °一 40 °的中国南部与西南部与印度支那的广袤地区，是最富于特有的古老的科、属的。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带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核心，而这一地区正是这一区系的摇篮。更广泛地说，它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出生地。这乃是我多年来研究的创见。 会后（ 9 月）又赴庐山开第一次植物引种驯化学术会议，实系中国植物园在解放后相继恢复和创建后，在科学院中的第一次展示。与俞德浚、陈封怀等同游含鄱口并照相。 1964 年 10 月，又奉院外事局派，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肖培根及华南植物园年轻同志等四人组队赴柬埔寨考察，时还值西哈努克亲王和我国开始友好合作。我们从金边，东南至白马，南至象山，北至吴哥窟，西经大湖至柬泰边境西梳风，几遍历全国，只是未上“长山”的胡志明小道。所见原始林区甚少，但也见到稀树草原中的龙脑香林，和吉里隆的热带松林。柬埔寨若和越南相比，显然热带性更强，更带有印度色彩。此行原拟了解胖大海和白豆蔻的原产地并引种，则未能如愿。 1965 年 1 月，在北京参加国家大地图集的自然地图集编辑委员会，我与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同住一房，始识黄，但此后未能有更多交往。在此次，我承担了云南南部和海南的植被与植物资源的地图编制，至“文化大革命”后始得交卷。 “十年动乱”期间（ 1966 — 1976 年，时五十岁至六十岁） 参加体力劳动如搬砖砌防空洞是家常便饭。 1966 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当权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毫无例外地被批斗和进“牛棚”，参加体力劳动如搬砖砌防空洞是家常便饭。无止境地交待“造反派”要求的各种材料。这一期间，大约是 1970 年，全国兴起大搞中草药运动，我的历史问题也基本弄清楚，但还未“解放”，被分配去烧开水炉，劳动之余为云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展出的中草药进行学名订正，始与杨永康相识。利用同志们为我搜来的各地中草药手册，包括云南省内所有专区，省外如四川、贵州和广西等，对各地民间常用的中草药植物进行订正，或许对各地在认识和采集中草药植物过程中还有些用处，虽然时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干扰，但利用机会发挥一技之长，做了一点有用的事。至 1972 年，整理记录了各地中草药植物的四大本笔记，后来成为编辑《新华本草纲要》的基础和基本上可靠的依据。这也使我对植物分类的工作不致间断。后来本人的历史调查和审查初步结束，恢复到所革委会业务组工作。期间，我共写了各种交待材料有四大袋，在“十年动乱”结束时，都如数退回了。当年，还与张敖罗等赴蒙自草坝的“五七”干校学习锻炼，也在嵩明一带“拉练”，但总在所内，没有下到边区，大概因为我是经常出入边区的吧！ 1974 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贯彻“调整、整顿”方针，各方面有所起色。年初，参加了中科院在广州召开的“三志”会议（即《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和《中国抱子植物志》）。从此，《中国植物志》唇形科的编研又陆续恢复。会后即回昆明，与云南大学的朱彦丞教授一同接待来访的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人这是当时少有的外事活动。是年，又随院部秦力生秘书长、石山等领导赴菲律宾访问，到马尼拉和吕宋岛考察，参观了世界水稻研究所、碧瑶市的养蚕研究所等，初见当时菲律宾有关部门用遥感了解资源和环境的设施，我国还没有，直到科学大会后才有地理方面的试用工作。 次年，中科院组织青藏高原考察， 5 月启程进藏，随行的有陈书坤、西北高原生物所的杜庆等，走的是青藏线，达藏西至南的日喀则、聂拉木和吉隆，最西到萨噶，主要考察喜马拉雅山北坡的植被和青藏高原高原面的植物区系，包括森林、灌丛、草甸、草原和高寒荒漠等，首次进藏历时 3 个月。回想起上世纪 50 年代初，我曾两次组织科学家随解放大军进藏，在我年近花甲之时，终又能实现进藏考察的夙愿，大概由于“十年动乱”中锻炼了身心的综合反应吧，出藏后尚有余力，乃与李文华、武素功同游黄山诸峰，并下西海。 1976 年 6 月，又二次进藏，随行者为臧穆、杨崇仁和管开云，由昆明出发，走滇藏线进藏，横穿三江大峡谷，主要考察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和东南坡植被，即西藏山南地区，并从雅安转红军长征路回所。此次亲睹横断山脉地区植被的垂直分布带，考察金（沙江）、澜（沧江）分水岭和澜（沧江）、怒（江）分水岭植物垂直带的分异，以及与西藏高原面上的，还有雅鲁藏布江沿岸的河谷柏树林和大片的原始云杉林等，对高原植物区系的多样性有印象深刻的差异和联系，对三江河谷的干热、干暖及干冷河谷的植被的递变更有直观的感受，对横断山地区和西藏高原植物区系有比较详尽的了解和认识，收获颇丰。此行在易贡的原始林中，从广播听到毛主席逝世。回所后的第三天，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欣喜若狂，以此结束了“十年动乱”，其中花甲之年是在林芝度过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历时十年，至 1986 年获国家特等奖。 从科学的春天到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时代（ 1976 — 2006 年，从六十岁至九十岁） 最后十年中，基本完成了四本以我为主的专著 。 从 1976 年科学春天到来后，至今已有三十个年头了。在头二十年里，身体尚可，但遭两次打击，一在骨骼，一在胆胰，且各种行政事务和外事考察繁多，还不能坐下来折节读书和深入思考。连续三届（五、六、七）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曾任过中共云南省省委委员（ 1979 年起一届），又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1981 — 1991 年），兼任中科院昆明分院院长（ 1980 — 1984 年）和云南省科委副主任（ 1975 — 1980 年），当选过云南省科协主席（ 1987 — 1992 年）。从解放初期参与大量的生物学改组和建所的工作，到后来幸逢盛世的诸多工作，我办事都不忘“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警句，总算在惊涛骇浪中免于犯大错误。尽管有各种事务缠身，而在这来之不易的宝贵年华里抓紧进行科研是至关要紧的事情。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是有关中国植物学发展的头等大事，包括全国植物志和一些关键地区的植物志在内，《中国植物志》从 1959 年起，由钱崇澍、陈焕镛、林镕、俞德浚诸老和我任过主编，但他们都工作不久就逝去，独我经历最长，目睹其成，亦是承前启后的一个，何其幸也。虽云好事多磨，终得国家连续而得力的支持，至 2004 年其第一卷问世，含 80 卷 126 册的《中国植物志》巨著终究大功告成。在十年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的基础上，《西藏植物志》五卷已于 1987 年全部问世。《云南植物志》在云南省科技厅的持续支持下，得省内外植物学工作者的通力协作，全书也即将完成。随之各省区的植物志也都陆续出版，“过区系关”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我担任主编的《中国植被》在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下，则于 1980 年即已出版，成为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在我们国家步入科技创新时代之时，要利用好这来之不易的时光，在与我有不解之缘的植物学研究中有所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至 90 年代，我有机会对国内外植物区系进行考察。对国内植物的考察，我再进东北、内蒙古，上大兴安岭、长白山和千山，对我国北方的温带针叶林、落叶林和草原植被作了进一步考察，加深了对我国北方植物区系的感性认识。接着是二次入疆，一次是从西宁越祁连山， 6 月中进山还遇漫天大雪，穿河西走廊入新疆，实睹戈壁荒漠及其中天山、阿尔泰的旱生草甸、草原植被，以及特有的春雨和夏雨短命植物，还到新源的野果子沟看原生的苹果属 Malus 的自然林；二次是直访天山阿尔泰，直观云杉植被和其他林带分布。稍后又对华中的梵净山、张家界、天平山、神农架，华西的灌县卧龙、九寨沟、黄龙寺等地，乃至东南的武夷山、天目山、千岛湖等，直至宝岛台湾，从台北、台中到台南直至最南端海岸（ 1998 ），从而结束了国内的植物考察工作。 此间再入粤海总结热带人工群落的工作，这样使我对我国的植被类型和植物区系，特别从热带、亚热带到温带的植物区系分布的替代性和过渡性有了更为直接的感性认识。加上 20 世纪 70 年代两次进藏的考察和对中南半岛诸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和泰国）的考察， 使我对青藏高原的各种垂直植被带分布以及喜马拉雅与横断山脉的联系与区别，还有对中国南部热带季雨林与中南半岛的热带雨林的联系和分异等问题有比以往更为清晰的认识。 对国外的考察，从“小球推动大球”美国代表团访华开始， 1979 — 1996 年间，我有机会到除了非洲大陆的各大洲诸国都作了考察、访问或交流讲学。我访问美国，东起纽约，西达夏威夷，到哈佛大学标本馆和密苏里植物园都非一次。四访英伦，两进法国、德国、瑞典，查阅了欧洲各大著名标本馆的馆藏标本（包括重访柯马罗夫植物研究所），并对欧亚大陆上的水青冈属 Fagus 和栎属 Quercus 落叶阔叶林群区获得较深的印象。五到日本，遍历诸岛，与诸多日本朋友相识，并得到植物化学和药学方面对我所的协助。在日本植物学家的陪同下，还在京都、熊本分别进行了野外考察，使我对中国—日本植物区系的分异和联系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对北美洲的考察，北起加拿大，从西至东曾到美国的佛罗里达作了考察，使我阅历大增，对中国—北美的区系分异与联系以及植物的太平洋洲际间断分布的意义深有感悟。在南美洲，从北到南经委内瑞拉、巴西，达阿根廷进行了访问和考察，对三国在南半球的植被分布和区系组成有了基本的感受，同时还亲睹了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的丰富和壮观，只是无机会直达南美大陆的最南端，稍有遗憾，但已在阿根廷登上安底斯山尾端。在与世界各国科学家的交流中，特别是召开的第十三次（澳大利亚悉尼）、十四次（德国柏林）、十五次（日本横滨）世界植物学大会，扩充了我的学识眼界，得益匪浅，也让各国科学家对我国植物学研究有所了解。特别是大洋洲之行，北达布列斯班 Brisbane ，使我既见到了大洋洲本土区系的特殊性，也见到了亚澳之间的联系，尽管分居南北半球。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先后被选为美国植物学会外籍终身会员，瑞典皇家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世界自然保护协会（ ISCN ）理事，以及苏联植物学会通讯会员。与各国植物学家的交往有新的发展。 最后十年中，我才折节读书，并随读随写，系统读，系统写，基本完成了四本以我为主的专著。从对国内外的实际考察而有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又上升到理性探索与思考，在各方面积累的基础上，使我对中国的植物区系的分布特点、起源、演化以及在世界植物区系大背景下的地位和意义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在高等植物系统发育中，我主要通过多年的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学知识的积累，深入认识到时至今日，首先应掌握这样一个真理：生物的系统发育深受地球发生、发展的制约，地球演化的规律又深受天体演化规律的制约。认识到生命系统从一开始就形成绿色植物、动物和广义的微生物三者同源而又三位一体的生态系统，其中绿色植物一直占居第一生产者的地位发展至今。它们的演化并非单系、单期、单域方式发生和沿着上升而逐渐扩大的螺旋曲线演化，而是从一开始就多系、多期、多域地发生，并有节律地历经多次渐变和突变矛盾的解决，在地球的历次大事件、大变动中通过多次大爆发，愈喷发而愈大愈复杂的爆发式前进。进化的动力是地球上各类生物自身运动（遗传与环境是主要矛盾），由持续的矛盾的解决而不断爆发式上升，因而创立了三维节律演化和被子植物种类多系、多期、多域发生的理论。在世界植物区系的大背景上，具体分析了我国 350 多科， 3100 多属， 3 万多种种子植物（有花植物），发展了系统演化发育和区系地理分化相结合，种系发育和区系发生、发展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逐科属（有些到种）分析，从而确认被子植物起源于两亿年以前（侏罗纪），太平洋作为泛古大洋从当时泛古大陆中在北半球东北部的一个海沟，经过海底扩张而蜕变为现今的太平洋，其后才有古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出现，最后才是大西洋的完全形成和现今地中海的形成。这一理论有其地质、地史根据，而且是和绿色高等植物，以及与其协同进化的昆虫、鸟兽的生物地理分布规律相符的。澳大利亚、印度板块和非洲大陆各在南太平洋、印度洋中徘徊，分别形成的古南大陆和古北大陆之间的最近两次分合，而形成与被子植物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两次泛古大陆。海陆的不同组合和以后在旧世界兴起的基本东西向的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和新世界的基本南北向的落基山、安第斯山造山运动，都分别影响了白垩—老第三纪以来第二次大爆发后高等植物各类群的分布及分布区的形成。我在世界植物科属和区系地理的分异背景上所掌握的中国植物种属和区系地理的分异，构成了我对高等植物系统发育、世界科属区系的发生，和近代西方有关学者所拟的图景有了许多基本不同，更加明确了上述演化方式和种属、区系的发生发展方式，初步创立了有关这些方面的东方人的认识系统。 在植物地理学方面自觉运用唯物辩证分析的结果，使我发展了对许多对立统一范畴的具体认识，如连续分布和间断分布，新特有和古特有，洲际间断分布和洲际、洲内的对应科属种，区系发生、分布、发展等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和发展，使我能够探索到科属种和区系地理学能向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方向，有可能进一步了解种的具体演化过程，或者能对宏观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微观的基因形成及基因表达相结合方面有所启发和贡献，并使人类可能进一步控制绿色高等植物，使其在适应自然、影响自然、改造自然中能进一步解放其第一生产力，而使人类生产能够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人类生存环境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 在世界植物园协会（ 1993 ）上以及大阪五人（中、英、美、日首席学者）座谈会上一再提出的“人类生态、植物资源和近代农业”问题，其间我反复强调并提出：人在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措施的双刃性问题，即人既可以成为最高级的生产者，也可以成为最大的破坏者。从而提出：人类利用植物资源的历史发展过程问题，以及近代农业不但要有微观上利用和改造植物遗传特性的一面，还要有在热带至温带以多层多种经营为核心的生态农业工程。认识到这些统一对立观点，是我在保护生物学和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工作中的根本思路和发展过程，也是我获得国际大奖“ COSMOS ”奖的主要依据。到现在，我还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即自然保护事业与当地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密切结合，否则很难达到“有效”，因为人愈多，地愈少，必然对山林和湿地自然生态系统继续破坏，甚至掠夺。从这一当代严重任务才引发出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设想和建议（ 1999 ）。从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到设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实施，或许是解决“人类生态、植物资源和近代农业”问题的必要措施。 几十年来，我有机缘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研究生。近年来我与诸弟子协作，完成了《论木兰植物门的一级分类——一个被子植物八纲的新方案》（ 1998 ）、《被子植物的一个“多系—多期—多域”新分类系统总览》（ 2002 ）、《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 2003 ）、《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 2003 ）、《中国植物区系中的特有性及其起源分化》（ 2005 ）和《种子植物的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 2006 ）等新论著，这可代表我们集体的自主创新性科学研究的探索吧！这只有在后人具体实践和认识中评议，才可以否定或充分肯定吧！我愿作引玉之抛砖。 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我母亲家的堂名“五之堂”的由来，是《大学》中的一句儒家的话。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 吴征镒 2006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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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先生！
热度 35 sciencepress 2013-6-21 15:04
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6月20日在昆明逝世，享年97岁。 吴征镒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在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植物区系地理学等诸多领域均建树至伟，他用一生践行着“原本山川，极命草木”的信条。 吴征镒先生生前作为主编、作者，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多部精品力作，《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中国植被》、《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百兼杂感随忆》等，吴先生的离世，是我国植物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科技出版事业的重大损失。 我们衷心地祈祷：吴老，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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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老校友一路走好
热度 1 tctx880315 2013-6-21 01:27
​  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逝世 ​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据 中国科学院官方微博 消息，中科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 吴征镒 于6月20日去世。吴征镒院士曾获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院士从事植物学研究和教学七十年，是我国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著名学者。 附：吴征镒简介 植物学家。原籍江苏仪征，1916年6月13日生于江西九江。1933年毕业于江苏省扬州中学，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论证了我国植物区系的三大历史来源和15种地理成分，提出了北纬20°-40°间的中国南部、西南部是古南大陆、古北大陆和古地中海植物区系的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地区的观点主编的200万字《中国植被》是植物学有关学科及农、林、牧业生产的一部重要科学资料组织领导了全国，特别是云南植物资源的调查，并指出植物的有用物质的形成和植物种原分布区及形成历史有一定相关性主编了若干全国性和地区性植物志。最近，提出了“东亚植物区”的概念，认为是一最古老的植物区还提出了被子植物起源“多系—多期—多域”的理论。（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附：有关母校扬州中学的回忆： 我于1931—1933年在扬州中学读高中，是从江都县中初二，以同等学力跳考22级普通科的。省扬中是由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和第八中学合并而成的，第八中学(原在扬州府衙门)作初中部，第五师范(大汪边)作高中部，校长周厚枢是从美国“海归”的扬州本地人，学校师资力量很强，“省扬中”在全国都很有名。 当时，扬州中学分普通科和师范科两轨，普通科又分22普甲(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和22普乙两班，我分在22普乙班。全班有50多位同学，年龄有大有小，大的23岁，小的才13岁整，大多是旧扬州府所属8个县的人。我属于年龄小的，刚刚15岁。 那时，扬州中学老师阵容非常强，比较偏重数理化。数理化念得好，一个优势是“会考”可得高分，另一个是将来可考取交通大学当工程师、有好出路，可以搞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电气工程等等。我们那时数理化课本采用的全部是外文原版的，如三角是Granville，大代数是Fine……我数学学得还可以，但本性不太喜欢数理化，这是我后来为什么不考交大，偏不当工程师，也不管“走遍天下都不怕”而考清华，立志学植物学的主要原因。 我对植物学发生兴趣最先是从初中开始的，初一教我们植物的老师名叫唐寿。他也在省扬中初中部教植物学，是他最先启发了我，带我们观察植物，到野外采集标本。进入高中时，我已积累起200多号植物标本，就学着用《植物名实图考》自己鉴定。 进入扬州中学，担任生物课的先后有三位老师，其中一位是唐耀，号曙东，解放后他在林业科学院当副院长；另一位也姓唐，还有一位是吴遐伯。唐耀老师只教了我一年，不但讲课认真，而且重视课外实验。唐耀老师知道我的事情后，为了鼓励学生对生物学发生兴趣，专门找时间为我在班上举办了一次展览会，把我的200多号标本全部展出，这对我热爱植物学产生了极大的鼓舞。 1933年6月，我从扬州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 　 ——摘自吴征镒《百兼杂感随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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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逝世
tarimriver 2013-6-20 19:52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植物学家 吴征镒 于 6 月 20 日 去世，享年 97 岁。 吴征镒 原籍江苏仪征，1916年6月13日生于江西九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大学毕业后就开始 从 事以 中国 植物为中心的东亚植被和区系研究，潜心研究生物多样性，编著了大量宝贵文献，为人类认识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5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学部委员），2007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论证了中国植物区系的三大历史来源和 15 种地理成分，提出了北纬 20 °～ 40 °之间的中国南部、西南部是古南大陆、古北大陆和古地中海植物区系的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地区的观点；他主编的 200 万字巨著《中国植被》是植物学有关学科及农、林、牧业生产的一部颇为重要的科学资料，同时也是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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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植物学家 吴征镒 的采访
yxsci 2011-10-14 09:33
转载于http://www.planta.cn/forum/viewtopic.php?t=28155highlight= 植物学家 吴征镒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RSS.aspx?uid=267448 抗战时期，10年手工做了3万多张卡片。。。 1958年离开北京植物所到云南的原因：1）云南是研究植物的宝地，2）北京植物所有更老的专家，能统筹，且认为这边的责任已尽到 哈哈，摔一跤还顺便发现俩腐寄生植物。。。 自评： 中国植物区系来龙去脉弄清 中国植物种类基本查清 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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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一帧历史性照片的拍摄时间
livingfossil 2011-3-9 21:47
更正一帧历史性照片的拍摄时间
《古植物学的故事》 (104) 更正一帧历史性照片的拍摄时间 孙启高 2011 年 3 月 9 日 北京 我在第 78 期《古植物学的故事》（主题内容是“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 ! ” ----- 简谈吴征镒的古植物学情结）提到吴征镒先生曾在美国密苏里植物园为演讲中的古植物学家徐仁先生拍摄了一帧历史性照片。该照片的拍摄时间不是 1979 年，而是 1982 年，现对这一差错给予纠正。考虑到这张照片涉及的历史很重要，我将第 8 次“资料补充与更正”纳入第 104 期《古植物学的故事》内容。 古植物学的故事（ 78 ） 吴征镒与《百兼杂感随忆》：“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 ! ” ----- 简谈吴征镒的古植物学情结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0582 发表于 2010-11-5 9:27:55 关于 1979 年中国植物学代表团访问美国的历史背景、成员名单、基本行程等情况，我在第 75 期 《古植物学的故事》已作记述。 1979 年 5 月 1 日 — 6 月 1 日 中国植物学代表团对美国进行回访，该代表团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名单如下： 汤佩松（团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所长（植物光合生理学家） 殷宏章（副团长）：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所长 （植物生理学家） 吴征镒（副团长）：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 （植物分类学家） 徐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古植物学家、古孢粉学家） 俞德浚：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分类学家、植物园、植物引种驯化） 盛诚桂：中科院 / 江苏省南京中山植物园主任 （植物园、植物引种驯化） 李星学：中科院南京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 （古植物学家、地层学家） 方圣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植物化学家） 苏凤林：中科院外事局 （负责“北美与大洋洲”科学交流事务） 邱秉钧：翻译 古植物学的故事 (75) ： 中国与美国古植物学交流与合作的大门是如何被打开的？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78602 发表于 2010-10-30 11:36:36 中国和美国植物学及古植物学的交流与合作大门被打开之后，两国直接人员往来明显增加。根据有关史料记载， 1982 年 9 月 23 日 ，汤佩松 (1903--2001) 、徐仁 (1910--1992) 、侯学煜 (1912--1991) 和吴征镒 (1916--) 赴美国 密苏里植物园（ 圣路易斯）参加在“东亚温带植物和北美植物的来源关系”学术讨论会。徐仁先生在此次会议上作了一个重要学术报告，主要利用化石植物（包括化石孢粉）探讨东亚和北美植物间断分布问题。 吴征镒 先生为演讲中的徐仁先生拍摄了一张照片以作留念。 1983 年，徐仁先生将报告内容撰写成论文，在 密苏里植物园 主办的学术期刊发表 ] 。这篇论文已成为研究东亚和北美植物地理学关系的经典文献之一。 近日，在翻阅《徐仁著作选集》时，我注意到上述历史性照片刊印在该书显要位置，被错误地注解为“ 1979 年随中国植物学会访美代表团在 密苏里植物园作学术报告。 ”请读者们阅读时注意这个错误。 照片来源：《徐仁著作选集》 摄影者：吴征镒；时间： 1982 年；地点：美国 密苏里植物园 《徐仁著作选集》第 5—8 页发表了吴征镒先生撰写的回忆性文章《怀念我的求学保证人 — 徐仁院士》（代序）。在第 7 页、顺数第 2 段，吴征镒先生首先回忆了他与徐仁等 10 人于 1979 年组成中国植物学会代表团第一次赴美国考察的基本情况。接着，吴征镒先生写到： “此后我们二人和侯学煜还同时被邀请到圣路易斯（美国密西西比河中游） 密苏里植物园内参加太平洋两岸洲际间断分布学术讨论会，与会的有长期和中科院外籍院士（当时尚未被选） Peter Raven 合作的 California 大学的地质界名宿 Axelrod 。徐公在会上以丰富的中国材料作了题为 ’ Late Cretaceous and Cenozoic vegetation in China, emphasizing their connections with North America’ 的报告，我为他抓拍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讲坛即景 ….. ” 虽然吴征镒先生在上述文字中没有指明在 密苏里植物园召开的 “ 太平洋两岸洲际间断分布学术讨论会”的具体时间，但是有关史料记载此次会议时间为 1982 年。 相关资料和文献： 古植物学的故事（ 78 ） 吴征镒与《百兼杂感随忆》：“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 ! ” ----- 简谈吴征镒的古植物学情结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0582 发表于 2010-11-5 9:27:55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志》编纂委员会， 2008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70 （ p.795 ） 徐仁， 2000 ，徐仁著作选集，北京：地震出版社， 1-323 《古植物学的故事》资料补充与更正（第 7 次） 1978 年美国植物学会代表团访华报告（ by J. W. Schopf ） 报告原题：“ On Palaeobotany, Palynology and Related Studies in China, 1978 ”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97972 发表于 2010-12-27 13:37:15 《古植物学的故事》资料补充与更正（第 6 次） 1978 年美国植物学会代表团访华报告（ by Dr. A. Thorhaug ） 报告原题： Report on the Botanical Society of America Delega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and June, 1978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97948 发表于 2010-12-27 12:31:35 古植物学的故事 (75) 附件资料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0195 发表于 2010-11-4 0:12:56 古植物学的故事 (75) ： 中国与美国古植物学交流与合作的大门是如何被打开的？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78602 发表于 2010-10-30 11: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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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肩膀
saraca 2010-12-4 17:01
记得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无论哪个学科领域里的大师或名人，他们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皆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换言之，人类对自然，对自我的认识，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积累获得的。 在植物学领域，吴征镒先生高瞻远瞩的学术思想是令人佩服的。吴先生带领四代中国植物学家，跨越半个世纪，对地大物博的中国到底有多少种植物种类向世人提交了答卷。他培养了一批中国植物学家，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清清楚楚地告诉世人，中国有31142种植物，隶属于301个科和3408个属。每种植物的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经济用途、物候特征等都详尽地罗列在80卷、126册、5000万字的巨著 ——《中国植物志》里。此外，吴先生的《中国植物区系划分》，《被子植物的八纲系统》《云南植物志》《云南种子植物名录》等植物分类学专著的学术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植物学研究。 吴先生的学术成就改写了中国植物研究的历史。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以后，洋人到中国疯狂地抢夺自然资源，其中不乏植物资源。大批外国传教士带走了中国大量的植物资源，一半以上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存放于欧美，中国的杜鹃花和月季等植物成了欧美园艺水平的一个标准 —— 无中国植物则不成欧洲花园。然则，《中国植物志》中英文版的问世，中国植物区系的划分，东亚植物区系的理论，中国西南种子资源库的建立，为中国植物学研究在本国的发展壮大和中国植物学研究逐渐走向国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众多的获奖或赞誉之词，被称为植物“活电脑”的吴先生极为谦和，常提及自己的植物学启蒙老师 —— 扬州中学的唐耀先生和清华大学的吴韫珍先生。 在昆明植物所圈子里，耳熟能详的是唐耀先生（1905-1998）。名师出高徒，唐耀先生下为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1894-1968）的学生，上为吴先生在扬州中学的生物学老师。1935-1938年，唐先生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完成了博士论文《金缕梅科木材解剖学的系统研究》（Systematic anatomy of the woods of the Hamamelidaceae）。回国后编著出版《中国木材学》，记载了我国300余种，217属木材的分类及材性。后来又陆续出版了《云南热带亚热带木材》等专著和多篇论文，培养了一批木材形态学专家学者。 杰出的成就来自于名人的勤奋和努力，来自于对专业的执着和热爱。在伟人的心目中，如果能为后人铺砖设路，成为后人的一个肩膀，那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千千万万后来者的梦想里，如果能攀到前人的肩膀上，能看得远一些，那么，此生足矣！ 后记：看了科学网孙启高先生的博文《耶鲁大学博士-中国著名木材解剖学家唐耀》深受启发，一直在思索“名师出高徒”说法，故记录片刻遐思（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8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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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78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简谈吴征镒的古植物学情结
livingfossil 2010-11-5 09:27
古植物学的故事（78） Story of Palaeobotany Series (No.78)--SPS78 吴征镒与《百兼杂感随忆》：“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 ! ” ----- 简谈吴征镒的古植物学情结 关键词：吴征镒；植物分类学；古植物学 孙启高 2010 年 11 月 4 日完稿于美国康州 尽管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植物 (recent plants) ，而古植物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埋藏在岩石中的化石植物 (fossil plants) （包括孢子与花粉），但是植物分类学和古植物学的最根本与最重要的科学意义是相同的，即认识自然和理解自然，它们最基本的共同任务是认识和理解植物多样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进而为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植物世界提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自然分类系统。当然，化石植物涉及的科学问题还很多，如 地层层序的对比和地质年代的厘定以及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古生态学等。 我在《走近古植物学 ---- 掀开古植物学的神秘面纱》一文中谈到古植物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上与植物分类学的内在联系，强调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纵观学术发展历史，博古通今是造就学术大师的必由之路。例如，法国植物分类学家 Adolphe-Théodore Brongniart （1801--1876）不仅是现代植物分类学大师，而且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著名古植物学家，被世人尊称为 “古植物学之父”。 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透视 20 世纪中国植物分类学所走过的曲折而艰难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 一些绕不过去的代表人物，如： 钟观光（ 1868--1940 ）、 胡先骕（1894—1968）、钱崇澍（1883--1965）、陈焕镛（1890--1971）、刘慎谔（1897--1975）、秦仁昌（1898--1986）、李继侗（1897--1961） 、郑万钧(1904--1983)、俞德浚(1908--1986)、蔡希陶（1911--1981）、吴征镒（1916---）、张宏达（1914--）等。在这些学术前辈的带领下，以植物分类学为先导，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研究的国家体系已逐步确立起来。标志性成果为 80卷126册《中国植物志》（中文版）的出版， 体现了中国现代植物标本积累及自主研究的综合实力。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研究国家体系的全面确立为中国古植物学研究国家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发展空间。 在中国植物分类学家中，有些学者非常重视古植物学研究，如： 胡先骕、吴征镒和张宏达等。胡先骕是古今结合的典范，他认为 “演化是分类的基础”。胡先骕和美国著名古植物学家 R. W. Chaney（1890--1971）合作研究了山东山旺中新世（距今约1500万年）植物群，这项研究属于中国新生代植物研究的经典之作。 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先生不仅是中国植物学界的奇人，也是国际植物学界的奇人。也许有人会问：奇人奇在何处？我的回答是：迄今为止，吴征镒先生是认识植物种类最多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家，他是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2008 年，吴征镒先生出版了他的著作《百兼杂感随忆》，这是一部奇书，也是一本好书。我相信，它必将成为一部传世之作。我认为，它值得青年朋友们尤其是致力于中国植物学与古植物学事业的青年学生们认真阅读。书中有篇文章，题为《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我理解，吴老期望大家努力做有长期影响的研究工作。该书还收录了一篇文章 --- 《怀念我的求学保证人 ---- 徐仁院士》。在这篇文章中，吴征镒回忆了他和著名古植物学家徐仁先生的交往与友谊，也表达了他对古植物学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1929--1933 年，徐仁先生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毕业后到北京大学跟随著名植物形态与解剖学家 张景钺教授（1895--1975）当助教。 1933 年，吴征镒先生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他的入学保证人是徐仁先生。 1937年，吴征镒从清华大学毕业并留在该校生物系任助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征镒随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进行千里大转移，从长沙徒步转移到昆明，进入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的云南。后来，吴征镒专文记述这次千里徒步大转移---《“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1940--1942年吴征镒在西南联合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该校生物系张景钺教授。 1950年春，吴征镒受命在北京组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学研究所 ，被任命为该所副所长。1951年1月，吴征镒先生率团访问印度，受高层委托协调徐仁先生回国服务。当时，徐仁在位于印度Lucknow的Birbal Sahni古植物学研究所工作。1952年5月初徐仁先生从印度回南京工作，后到北京工作。 1956年春，国务院召开编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参加会议的植物学家一致同意把国家植物标本馆列入科学规划。该“规划”指定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领导下筹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于1957年3月曾致函中科院生物地学部，请准增设“古植物研究组”。据吴征镒先生2008年夏的回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筹建古植物学研究室的主要目的是实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因为该规划涉及到植物的系统发育重建，需要植物化石证据。 1958年夏，已过不惑之年、事业有成的吴征镒告别北京，偕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举家迁往中国的西南边陲---云南昆明。这种选择确实是吴征镒先生的过人之处，体现了吴征镒恪守“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之信念，也体现了吴征镒 践行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之理念。“彩云之南”是个好地方，不仅拥有丰富的现代植物，而且拥有丰富的化石植物。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地形地貌和立体气候耦合作用所构成的特殊生境和地理单元，是植物分类学家和古植物学家非常向往的天然实验室。 1979年夏，作为中国植物学代表团副团长吴征镒与植物分类学家俞德浚、古植物学家徐仁和李星学等中国同仁一起访问美国有关学术机构和同行。 2011 年 3 月 9 日 补充： 1982 年 9 月 23 日 ，汤佩松 (1903--2001) 、徐仁 (1910--1992) 、侯学煜 (1912--1991) 和吴征镒 (1916--) 赴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圣路易斯）参加在“东亚温带植物和北美植物的来源关系”学术讨论会。 在密苏里植物园，徐仁先生作了一个重要学术报告，主要利用化石植物（包括化石孢粉）探讨东亚和北美植物间断分布问题。吴征镒先生为演讲中的徐仁先生拍摄了纪念照片。后来，应密苏里植物园主任Peter Raven的邀请，徐仁先生将报告内容撰写成论文，在该园主办的学术期刊发表 。这篇论文已成为研究东亚和北美植物地理学关系的经典文献之一。 在实际工作中，吴征镒先生一直重视古植物学的人才培养和实际研究。在他的学生中，周浙昆博士既有扎实的古植物学专业训练又有系统的现代植物学专业训练，他已成为扎根云南且有成就的古植物学家。 “八五”期间，吴征镒先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古今结合是该课题的特色之一，项目包含了古植物学研究内容，联合北京、南京和云南的古植物学研究人员共同努力。1997年夏，项目总结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吴征镒先生和张宏达先生主持了报告会，会议报告了古植物学研究的进展。 2000年夏，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在中国秦皇岛市举行。吴征镒先生欣然为该大会题词：“大力推进生物从海登陆和在陆地上演化的古生物学的研究，为人类上天所必须开展的生命系统演化工程提供参考。”吴老的题词十分有趣而特别，流露了他仰望星空之情怀。该题词刊印于《植物学通报》（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专辑）。同年春，为迎接大会召开和纪念徐仁先生诞辰90周年，朱为庆、李承森和徐竺声三位先生共同编辑出版《徐仁著作选集》。吴征镒先生应邀为这本著作作序----即 《怀念我的求学保证人 ---- 徐仁院士》。 附件是吴征镒先生的《百兼杂感随忆》目录，不是我的原创内容。为了方便阅读，我把它附在文后。 ---------------------------- 附件 吴征镒著述的《百兼杂感随忆》内容简介与目录 出处： http://www.rain.net.cn/books/686527/ 《百兼杂感随忆》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吴征镒除专业学术论文以外的文著共128篇，主要包括吴征镒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对师友、同学、同事的深切回忆，各种学术考察的专题报告，植物科普和学术专著的序与跋，治学求真的心得体会，业余爱好——对音乐戏曲的欣赏文等。 在了解吴征镒科学研究方面的所为、所成后，又从其历史经历、待人接物、师友同事、修养情操和业余爱好等方面对其加深了解。本书对后人，特别是植物学的后学者会有所启迪。 作者： 吴征镒 著 出 版 社： 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9-1 字数： 843000 版次： 1 页数： 594 印刷时间： 2008-9-1 开本： 16开 印次： 1 纸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030226532 包装： 精装 -------------------------------------- 《百兼杂感随忆》 目录 前言 吴征镒自定年谱 九十自述 一 专题报告、发言和科普文字 植物社会的变迁（又名：生态系统的改朝换代） 参加印度“南亚栽培植物之起源及分布”讨论会经过 美军飞机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撒布两种朝鲜南部特产树叶的报告 中国植物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现况 苏联植物学研究工作概况 苏联植物学家在改造自然与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工作 苏联植物学研究与农业生产的结合 为什么云南植物会那样丰富复杂？ 关于热作问题及植物资源综合利用 在张家界的讲话 中国植物资源的研究和利用 采取切实措施解脱“三志”困境 人类生态和植物资源 继承发扬“一二·一”运动的光荣传统，为实现“科技兴滇”而努力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 对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的意见 《中国植物志》新闻发布会发言 我与植物学研究 在《云南植物志》验收会上的发言 在昆明分院召开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学习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竣工典礼上的发言 学古文习古字与编典一略谈小学、选学、朴学、汉学 二 历史的回忆、永恒的情谊 “ 长征 ” 日记 —— 由长沙到昆明 哭浠水闻一多师五章 历尽沧桑话今昔 西南联大侧忆 历史的足迹 也是迟来的怀念 六十年前的清华生物馆 《殷宏章论文选集》题词 回忆张景钺老师 怀念陈焕镛先生 悠长的怀念 怀念亡友汪志华 怀念杨石先老师 深切怀念吴中伦院士（代序） 抚今追昔话春秋 深切怀念浠水闻一多师 深切怀念业师吴韫珍先生 怀念我的求学保证人 —— 徐仁院士 九级生物系、化学系师友小忆 忆我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党的活动 我与童第周先生的一次接触 遥远的怀念——我记忆中的北村四郎先生 缅怀朱自清老师 纪念殷宏章先生 纪念扬州中学建校一百周年 我和程侃声先生的几次相遇 怀念张玺先生的几件事 怀念朱弘复 缅怀汤佩松先生 我所认识的大普吉人 踏遍青山人未老——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访谈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五十周年感赋 我在步行团的科学考察 平生风谊兼师友——胡秀英博士素描 纪念“一二—·”运动60周年——缅怀闻一多先烈和先师 深切缅怀周恩来总理 内蒙古补游记曲 先生学生是一家——记北平高校教职工的战斗 我的童年 凭吊老友冯国楣——中国植物园工作者的实际先驱之一 三 序言、跋 《云南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研究》自序 《台湾植被》序 《雪胆属的系统与进化》序 《云南竹类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序一 《云南名木古树》序 《中国一日本槭树资源与园林》序 《高黎贡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序 《黄山植物》序 《湖北植物志》序一 《难忘联大岁月》前言 《梅里雪山及其附近地区维管束植物））出版推荐意见 《李博文集》序 《中国植被图集》序 《元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干热河谷植被》序 《社会协同学》序 《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种子植物》序 《观赏棕榈》序 《中国原料植物药》序一 《菊花赏鉴与培育））序． 《热带雨林保护的数字信息技术））序 《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自序 《滇川干热河谷与干暖河谷植物区系特征》序 《滇东南红河地区种子植物》序 《云南松》序一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序 《中国苔藓植物图鉴》序 《云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序 《中国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序 《中国木兰》序 《蜘蛛抱蛋属植物））序 《湖南树木志》序 《壳斗科植物花粉形态及生物地理》序 《森林生态研究与应用》序 《长白山植物图谱》序 《植物园学》评论 《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自序 《中国喀斯特地区种子植物》序 《西双版纳龙脑香热带雨林生态学与生物地理学研究》序 《观赏竹类》小引 《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自序 《中国竹类图志》序 《走向宏观生态学》序 《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跋 《中国资源植物》序 《生态文明论》序 《新疆经济植物及其利用》序 四 诗词与兴致 救亡歌 失题 我和中国音乐戏曲——杂忆大多作古的有关诸师友 戏说说戏——雅志府与麻衣县 出游小诗（七首） 杂忆往事（四首） 诗词杂记（五首） 寄给五哥（吴征镒院士）的诗词（三首） 比目和同 《后秋兴之十三》读后感 清诗选译赏析 曹操《短歌行》别解 学海拾贝之一——竹 学海拾贝之二——豆 学海拾贝之三——葵菜是什么？ 学海拾贝之四——荇与蕃 学海拾贝之五——红桃、绿柳垂答向 病中吟 仿千字文（一章一韵） 后记 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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