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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作《诺奖与中微子》迎新年讲座有感: 热度 7 wozaikx 2015-12-31 15:11; Wir müssen wissen,wir werden wissen. - David Hilbert 七律·作《诺奖与中微子》迎新年讲座有感陈晨星原子核出贝塔线，守恒律晃惊众魂。飞鸿泡利创微子，走马淦昌投妙文。质渺如光行有速，群繁似雨落无痕。三味性类迷何许，四奖功成待后人。前作年末科普讲座，题为《2015诺贝尔物理奖与中微子漫谈》云云。是日，阶梯教室佳朋云集、座无虚席，有甚者塞门站立旁听，徒增鄙人惶恐。是故竭诚倾囊，忝为科学传播尽绵薄之力，后有感而赋小诗，博方家莞尔。注释也科普： 1、 β 射线的能谱连续与量子理论有矛盾，玻尔认为能量守恒、动量守恒可能不再成立。一九三零年 12 月 4 日泡利在给迈特纳等人的信中大胆提出“中微子”假说，古有鸿雁传书，在此比作飞鸿 … 可见本人前一篇博文《一封开启未来的信》 2、 1930 年王淦昌考取官费留学，在叶企孙的鼓励下，到德国柏林大学读研，师从女核物理学家迈特纳 …1941 年，王淦昌随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期间，在乡间艰苦的环境中完成《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论文。由于浙大西迁四易校址，如同文军长征，故称为“走马”。在文中他提出一种创造性实验方法，即通过轻原子核俘获 K 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 1942 年发表于《物理评论》，后获第二届范旭东先生纪念奖。1942年6月，该刊发表了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根据王淦昌方案作的实验结果，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应该说这是那年中世界物理学界的一件大事，尽管是一种间接验证。当时的实验也不是非常成功，直到1952年，艾伦与罗德巴克合作，才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了实验，同一年，戴维斯也实现了王淦昌论文中的建议，成功测量了在 K层俘获实验中的反冲能量，说明放出中微子的数量。 3、中微子，是费米子中的轻子一种，是组成自然界的最基本的粒子之一，用希腊字母 ν 表示。中微子电中性，自旋为 1/2 ，质量非常小，以接近光速运动。可自由穿过地球、太阳、甚至是一光年厚的铅板，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十分微弱。 2015 年诺奖授予超级神冈探测器团队的梶田隆章和加拿大萨德伯里中微子观测站的阿瑟 · 麦克唐纳。他们分别在 1998 年和 2001 年观察到大气中微子振荡和解释太阳中微子消失之谜，并得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结论：中微子是有质量的。由于标准模型理论中中微子没有质量，而且现在三种味道的中微子质量还没有被准确测定，所以这个突破很可能诞生新的发现和新的物理学。2012年我国的大亚湾中微子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4、中微子领域目前已得到四次诺贝尔物理奖，除去今年的分别还有： 1956 年，美国莱因斯和柯万在核反应堆实验中直接观测到中微子，莱因斯获 1995 年诺贝尔奖。 1962 年，美国莱德曼、舒瓦茨、斯坦伯格发现第二种中微子 ——μ 中微子，共获 1988 年诺贝尔奖。 1968 年，美国戴维斯发现太阳中微子失踪，并持续实验近三十年； 1987 年日本小柴昌俊神岗实验观测到十六多万光年外超新星爆发射来的中微子。二人共同获 2002 年诺贝尔奖。; 5997 次阅读|13 个评论

[转载]王淦昌78载爱情路令人感动: Fangjinqin 2011-3-6 19:35;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78载爱情路令人感动清华校友网发布日期：2011-02-12 孟红　王淦昌 (1907 — 1998) ，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在长达 70 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1999 年 9 月 18 日，在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 23 名科技专家，并授予或追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淦昌荣列其中。在事业上，王淦昌无疑是一个成功者，成就辉煌，声名显赫，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身后那位伟大的女性——他的妻子吴月琴，以及他们共同走过的风雨人生路。　　王淦昌懵懂依“父母之命”，却不敢掀起新娘的红盖头　　 1907 年 5 月 28 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父亲王以仁自幼学医，深得医道，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一名中医。王淦昌 4 岁时，父亲突然英年早逝，把一个家族的重担扔给了两个已经成年、在常熟县里谋生的哥哥。他 13 岁那年，母亲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肺病，一病不起，也撒手人寰。父母去世后，王淦昌的外婆来到邻村一个大户人家——老中医世家的吴家，替王淦昌提迎娶的事情。原来，吴家与王家是世交，在王淦昌 3 岁的时候，父亲就为他与吴家大他 3 岁的女孩月琴订下了娃娃亲。此时，吴月琴 16 岁，按照当时的习俗，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女孩上过私塾，知书达理，与王淦昌可以说门当户对。尽管王家父母双亡，但是崇尚礼义、诚信的吴家毫不犹豫地兑现了当年的诺言。孝顺单纯的王淦昌不敢有所违抗，懵懵懂懂地依了外婆。　　 1920 年夏天，一队送亲的队伍踏着乡间石板小路朝小镇上王氏老屋缓缓走来。 13 岁的王淦昌胸前挂着一朵红绸结成的大花，头戴瓜皮小帽，脸上挂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喜悦，一蹦一跳地在大花轿前嬉戏玩耍，一点儿也没有当新郎的老成和庄重。　　送亲的队伍刚走近王家大门，一串喜庆热闹的鞭炮就“噼噼叭叭”炸响了。头上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吴月琴，颤颤悠悠地挪动着三寸金莲，婀娜多姿地出现在王淦昌面前。洞房花烛夜，吴月琴羞涩地等着小丈夫掀开她的红盖头，可王淦昌窘迫得连抬头看新娘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根本不敢上前掀开红盖头。他战战兢兢地坐在床沿上祈盼着早一点儿天亮，后来困得实在挺不住了，便横在床沿上睡着了。在未省人间风月之情的少年王淦昌最初的感情世界里，对这位比他大 3 岁的新娘，与其说是将她作为大媳妇，不如说是当作大姐姐来对待的。　　吴月琴嫁到王家后，乖巧贤惠，极守妇道，不仅精心细致地料理家务，而且还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丈夫睡觉前，她端来烧热的洗脚水；丈夫起床后，她端来亲手做的可口早饭；丈夫的衣服她亲手缝制和浆洗，夏有单冬有棉地样样齐全。渐渐地，吴月琴用无言的爱、细腻的体贴和温暖融化了丈夫的心，他们日渐情深。　　还未等王淦昌充分地感受到外婆帮他筑的香巢的暖意时，他就随一位远房亲戚匆匆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考进了素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称的上海著名中学——浦东中学。王淦昌在小学的时候，就对解趣味数学题着迷。在中学时，他最感兴趣的课程仍然是数学。在周培老师的指导下，王淦昌在中学里就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　　这期间，五四运动之后的“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运动使王淦昌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似乎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不敢在同学面前提及他已娶妻子，也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运动，矛盾、困惑一时向他袭来。　　尽管新思想的风起云涌波及了年仅十七八岁的王淦昌的内心，但他为祖国富强而努力学习的抱负始终不变。经过 4 年苦读后， 1925 年，王淦昌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　　当王淦昌坐着故乡的乌篷船与亲人挥手告别时，站在长堤上的吴月琴在悄悄地抹泪，此时的吴月琴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却不忍告诉她的小丈夫，怕他分心耽误学业。放寒假了，王淦昌一如往常一样回家过年。　　王淦昌刚进家门，吴月琴就欣喜若狂地抱着刚出世不久的女儿来到王淦昌面前，对他说：“你学问高，就给咱们的孩子取个好名字吧！” 　　“孩子？谁的孩子啊？”王淦昌对这个突然到来的惊喜感到不知所措，他还没有做父亲的思想准备。他的事业在清华，他的理想在清华，他要和身边的那些有志青年一起，为中华的崛起和腾飞而奋斗。早早地结婚生子，背着沉重的生活负担，如何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整个寒假，他都为不能兼顾学业和家庭而烦恼。可到开学时，妻子照样为他收拾行装，依然是那句话：“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在他上大学 4 年期间，妻子先后为他生下 3 个儿女。　　想到默默撑起全家重担的妻子，出国留学的王淦昌感到的只是内疚　　大学毕业后，为中国物理学界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的王淦昌在导师的鼓励下，未与家人商量，便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可当他回到家乡把金榜题名的好消息告诉家人并郑重提出决计赴德留学时，家里几乎没有人表示支持和赞同，连一向开明、用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资助他念中学、大学，帮助他维持家庭生计的大哥也禁不住摇了摇头：“淦昌啊，你已是 3 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支撑，你已在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糊口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两个孩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再看看忙里忙外愁肠百结的妻子，王淦昌不由得犹豫动摇了。如果自己出国，谁来抚养 3 个孩子？他对得起妻儿吗？　　入夜，孩子们已经进入恬静的梦乡。昏黄的油灯下，王淦昌倚靠在床上，看着妻子长叹了一声，不由自主地说：“月琴，我仔细地想过，不去留学啦，就守着你们娘儿四个过日子吧。” 　　然而，吴月琴却深深读懂了丈夫的心思，深明大义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不许再说‘不去’两个字！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而且出国留学机会难得，你要做好自己的选择，我和孩子决不拖你的后腿……淦昌，我只想说一句话，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支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眼见妻子如此理解支持他自己，王淦昌感动了，他走过去深情地紧紧拥抱着妻子，发自肺腑地给妻子以金子般的承诺：“我永远不会忘记！” 　　 1930 年秋天，怀揣一份德国柏林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王淦昌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发展时期，是现代物理学最活跃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发展，是公认的物理学黄金时代。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迈特内、盖革等物理学界的顶尖人物都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王淦昌师从被爱因斯坦评价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犹太籍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特内。这位女教授对这位年轻的东方弟子所显露出来的非凡智慧和才气颇为赏识，遂将王淦昌留在身边做实验助手，时时加以指导和点化。在迈特内教授的引领下，王淦昌登上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学术高台。在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度过的 4 年中，王淦昌心无旁骛，刻苦钻研，每天在那里闭门苦读，潜心于课堂和实验室。实验室的大门每天晚上 22 点就关闭了，他常常要翻围墙回自己的宿舍。 4 年后的 1934 年 4 月，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的王淦昌谢绝恩师迈特内女士的极力挽留，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从 1934 年到 1949 年全国解放，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讲授物理课。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王淦昌一家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　　由于抗战中杭州沦陷，浙江大学被迫向大后方转移，最后落足于贵州。在贵州省的小山城湄潭，王淦昌和吴月琴又生下了小女儿王遵明。由于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吴月琴产后奶水不足，襁褓中的小女儿又干又瘦，几近夭折。这时，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好几个月发不出薪水，一家 7 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　几天之后，吴月琴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 3 只奶羊，满山遍野地赶着去放牧。远望着妻子在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苦吟一曲凄怆的田园牧歌，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热血沸腾起来。傍晚时分，当妻子牵着羊回到家门口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你？”妻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就是当羊倌吗？”王淦昌很干脆地说，“我上课那座寺庙前长满绿绿的青草，明天牵一只羊上去保准吃个饱。”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沿着弯弯的山道到学校上课。一代赫赫有名的核物理学大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牧羊鞭，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这段艰苦的岁月也给他留下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王淦昌时而为生计奔波，时而被战乱所惊扰，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华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科学家。而那段颇富传奇韵味的王淦昌牵着羊儿去教书做实验的故事，便成了广为流传的浙大佳话。不仅如此，他们夫妻心相连共患难的这段经历，更让两人永远难忘。　　王淦昌被派往异国忙于搞科研，爱妻万里情相随，当好贤内助　　新中国的诞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会流离失所，再也不会妻离子散。他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把妻子和儿女接到身边共享天伦之乐。正当他安心教学科研准备大展宏图之时，一纸调令，把他调往北京。原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战略眼光的新政府就决定成立中科院并开展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工作。建国伊始，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学的人在国内屈指可数，王淦昌自然是其中的中坚。 1950 年 2 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邀请王淦昌到科学院工作。王淦昌只身来到北京，在中科院，他结识了钱三强、严济慈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他们一起确定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主要领域的科研方向，为中国的核物理发展奠定了伟大的基础。　　 1956 年秋，王淦昌作为被派往苏联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与物理学界的后起之秀周光召、丁大钊等一起前往苏联著名的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并担任了这个著名核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们要利用联合所的先进设备寻找新奇粒子的研究。　　王淦昌出国后不久，妻子带着孩子突然万里迢迢从中国来到了王淦昌身边照顾他的起居生活。王淦昌既意外又惊喜：“月琴，你怎么来了？” 　　吴月琴以问作答巧妙地说道：“没想到吧？” 　　原来这是周恩来的贴心安排。而更让王淦昌刮目相看的是妻子勇敢出国和日后的不凡“壮举”：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中国妇女，竟然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这一行动在那尚属封闭的 20 世纪 50 年代需要具有多大的勇气啊！吴月琴来到杜布纳后，一如既往地给予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她勇敢而认真地向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学习俄语，从最简单的单词开始学起，最后居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上街购买物品，回来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 　　妻子这份特殊的关爱，愈加激发起了王淦昌的创造激情。此后仅用了短短 3 年的时间，他和周光召、丁大钊等一批年轻学者一起，使用研究所的高能加速器，于 1959 年 3 月 9 日，发现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西格马负超子，这是世界范围内实验史上第一次发现荷电反超子。 1959 年 9 月，王淦昌小组宣布了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这项伟大的发现，使他获得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王淦昌神秘“消失” 17 年潜心搞“两弹”，妻子大力支持为夫筑后盾　　在功成名就后，王淦昌却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1961 年 4 月 1 日，王淦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这项伟大事业，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国防工业，成为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拓者。为中国的“两弹”，王淦昌甘当无名英雄 17 年之久。　　 1960 年，正当苏联的《真理报》和权威刊物《自然》杂志隆重庆祝中国科学家取得成功时，一封来自北京的绝密电报传到研究所，通知王淦昌“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　　回国后，王淦昌被召进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老朋友钱三强也在那里。刘杰和蔼地微笑着，开门见山地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我们也要研制原子弹。已决定启动中国原子弹工程，现在有人想卡我们，我们要争口气，造出自己的争气弹！今天请您出山，就是要请您参与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我们也要造原子弹了？！”听了刘杰的话，王淦昌心里好一阵激动，心头骤然升起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感。他感谢刘杰的知人善任，也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跃跃欲试。　　刘杰点了点头严肃地说：“主席特意将此命名为‘ 596 工程’。总理将此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交代要绝对保密，所有参加的人员都要隐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断绝一切来往和关系，这些你能做到吗？”刘部长用殷切的目光等待回答。（ 1959 年 6 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削减其他一些科研项目和常规武器的生产，集中一切力量把“两弹”研制出来，为了牢记 1959 年 6 月，中国的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定名为“ 596 ”工程。）　　王淦昌不假思索地作了一字千金的承诺：“没问题。坚决按组织的规定办。” 　　“您是海内外知名的大科学家，西方一直在追踪您的行踪。”刘杰若有所思地说，“为了安全起见，今后您不能再用真名出入公开场所，而且必须改个名。” 　　“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脱口而出。　　“这个名字好。就这么定了。”刘杰走过来与王淦昌紧紧握手。王淦昌从中感受到了祖国的重托、信任、期待和支持。　　受领任务回来，王淦昌才想到妻子儿女们还在杜布纳，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受领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回苏联了。　　先不管那么多，一向以祖国事业为重的王淦昌隐姓埋名开始了托起中国神火的工作。他走西部，进罗布泊，具体指挥“ 596 工程”的各项工作，加快中国迈向世界核俱乐部的历史进程。每当夜幕悄悄降临，忙碌了一整天后稍能喘口气的他最牵挂的，仍然是远在苏联的爱妻吴月琴，自从自己回国后就没有了她的消息。此时，身处异国的吴月琴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丈夫临走时说“过几天就回来”，然而，却一去不见返，撇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当时中苏关系趋向紧张，当地居民的态度已经大大不如从前，她度日如年，苦熬了半年多，才登上了回国的列车。吴月琴从苏联回到家里后，第一个感觉是丈夫变了，好像换了一个人，总是神秘兮兮的，到外地出差也不告诉她行程和最终目的地，回家后很少说话，来去匆匆；问他，他却遮遮掩掩地不说实话；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居然改换了名字。吴月琴觉得丈夫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可当王淦昌告诉她自己从事的是绝对保密的工作，连家里人都不能知道之后，她就再也不追问。了后来，为了工作需要，王淦昌只身前往中国西部戈壁滩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吴月琴问他 : “到哪儿去？”他给老伴留下一句话：“挨冻，执行任务。”从此，吴月琴只知道他在“信箱”里，可连这个“信箱”的具体方位都说不清楚…… 　　就这样，王淦昌在远离尘嚣的戈壁荒滩上潜心研究他的原子弹事业，这一去就是十多年。直到数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 年 10 月 16 日，寂静的罗布泊荒原上爆出了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腾。不久，王淦昌终于回到了北京。一天晚上，他陪妻子去看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吴月琴在银幕上见到了丈夫的身影，不解地问：“淦昌，你怎么会在上边？” 　　“我从苏联回来后就参与这项工作。”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关于核实验的事情，他连邓颖超同志都不告诉哩。” 　　“你改名也是为了这个？” 　　“嗯！”王淦昌点了点头。　　吴月琴轻轻舒一口气道：“你呀你，害得我为这件事几乎得了心病。” 　　时光如梭，世事多变。 1969 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角落，王淦昌也未能幸免，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随核实验队一起被放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边斗私批修边进行实验。　　已有 60 多岁的吴月琴听说丈夫要离开北京，也毫不犹豫地办了离京手续，跟随丈夫去了人烟稀少、条件极差的荒原之地，用女人特有的细致关爱与丈夫同甘共苦，携手风雨。　　在王淦昌 90 岁寿辰的时候，得意门生李政道博士从美国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席间，李政道问恩师：“您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核聚变。”的确，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 5 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真是母爱深深，教子有方。　　王淦昌的儿女们也非常热爱自己的父母，尤其尊重文化不高的母亲，他们无不带着骄傲的神情说：“我们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我们母亲的一份功劳。”儿女们都很清楚，母亲最读得懂父亲身上所表现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因为她始终认一个最朴实的理儿——人就应该这样有所作为地活着。　　 1997 年 7 月的一天傍晚，王淦昌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在林阴道上散步，却不幸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莽撞年轻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 90 岁高龄的王淦昌经过 5 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又能在院子里散步了。他住院期间，吴月琴隔三差五地到医院看望他，试着为他做点什么。然而，当王淦昌刚刚能丢掉双拐下地时， 94 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住院治疗。期间，王淦昌拖着并未彻底痊愈的病体经常前来看望老伴。 1998 年 7 月，吴月琴仙逝。王淦昌悲痛至极，坐着轮椅前来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行。与此同时，极度消瘦的王淦昌也被查出患胃癌且已到了晚期。半年之后的 1998 年 12 月 10 日，一代科学巨匠王淦昌无怨无悔地追随着和他相伴了 78 年的爱妻同赴天国，走完了他 91 载漫漫人生路，他在给世人留下丰硕的科研成果与举世成就的同时，还留下了一曲荡气回肠、牵手百年的爱情绝唱。转自《党史纵览》 2011 年第 1 期; 个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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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惕碚院士：我心目中的王淦昌先生: 热度 1 UniPHY 2011-2-16 14:57; 作者：李惕碚来源：中华读书报发布时间：2011-1-24 15:53:04 选择字号：小中大李惕碚院士：我心目中的王淦昌先生编者按：2010年12月2日，《纪念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文集》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李惕碚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深切缅怀了王淦昌的巨大科学贡献和崇高品格，也讲述了王淦昌对后学的真诚关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的深深忧虑。在此，我们约请李惕碚院士根据发言内容撰成此文，既作为对王淦昌先生的一个纪念，也是对科学创新环境的一个呼吁。王淦昌先生是清华大学引以为骄傲的杰出校友。我和王先生是相差32年的同学，现在是清华的教师；我想先生如果健在，是不会在意什么职位和头衔的。1963年从清华工程物理系毕业时，我只填了“二机部”（当时的核工业部）一个工作志愿；看见分配通知上的单位是“二机部311工程处”时，高兴地以为实现了参加核武器研制的愿望。其实，311是原子能研究所云南高山宇宙线观测站的代号，同原子弹没有关系。云南高山站是王淦昌和肖健先生于1950年代初领导建设的核物理和宇宙线物理研究的实验基地。我到原子能所工作时，王先生已经“以身许国”，更名王京到青海领导研制原子弹去了；但宇宙线室的老同志还经常“王公”长“王公”短地讲述着他的故事：如何在中关村福利楼为去高山站观测的年轻人饯行；如何在学术讨论中激烈指称对方“胡说八道”后，经过争论改变了看法，又立刻高兴地伸出大拇指：“了不起，年青人，真聪明！”……这些故事使得从未见过面的王先生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慨叹吾生也晚，虽有幸参与王公开创的高山宇宙线研究，却无缘目睹他令人衷心向往的学者风范。 1992年，我和吴枚提出对象重建的直接解调方法，采用直接解调技术设计的空间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用非成像的探测器扫描观测得到高分辨像，有希望实现人类首次硬X射线成像巡天。由于直接解调是国外没有用过的新方法，HXMT项目难以立项。1995年，中国物理学会学术年会要我作“宇宙线物理”的综述报告，我把报告主题改为“高能天体物理”，借机介绍了国际天文学界和美国宇航局把实现硬X射线巡天作为高能天体物理发展的首要目标，直接解调方法为我国提供的科学机遇，以及HXMT项目面临的困境。王先生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仍然到会听报告。几天后，学会秘书汪雪瑛同志通知我，王公有事要我去他家里。来到三里河王先生家时，核工业部的几位领导正在看望他，同他商讨什么事情；王先生见我来了，立即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以后再讨论，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把几位领导给请走了。王先生对我说，他在年会上才得知我们的工作，要我再仔细谈谈。他拿着一个小本，上面写了对直接解调方法原理、应用以及HXMT项目状况的几个问题，一条一条地要我解释并同我讨论。随着我的讲述，王先生对方法的新颖之处以及我们用气球飞行和国外数据得到的新结果兴奋不已；听到项目的困境，又难过地连连叹息；最后，他问我：“我能帮什么忙，能做点什么吗？”先生诚挚的关切使我深为感动，但事情涉及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复杂的管理体制，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先生的询问。王公约谈的次年，我在香港召开的“21世纪华人天文学会议”上介绍了HXMT项目。报告结束语说：“由于在硬X波段具有前所未有的灵敏度和成像能力，HXMT卫星将对空间天文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对于中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去实现人类首次硬X射线高灵敏度和高分辨率巡天，这也是对于中国科学界及其领导者的判断力、自信心与勇气的一个挑战。”我刚讲完，美国NASA戈达特中心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中微子天文的一个奠基者丘宏义教授从头排的座位站了起来，兴奋地挥动着手臂说：“太好了，我们可以把美国人给毙了！”2001年，我因对象重建的直接解调方法获中国物理学会首届王淦昌物理奖，其时先生已去世三年。能与王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深感荣幸；但王先生生前为之叹息和让海外的丘宏义教授如此兴奋的项目却仍无头绪，又格外令人遗憾和惶惑。2004年美国发射了采用传统成像技术的硬X射线巡天卫星SWIFT，虽然其灵敏度、空间分辨和曝光均匀性比HXMT差，但中国已丧失了实现首次硬X射线巡天的机会。又历经多年的呼吁、评审、再评审，HXMT终于被遴选为“十一五”科学卫星项目。2007年向全世界发布了我国《“十一五”空间科学发展规划》，宣布要“自主研制硬Ｘ射线调制望远镜，计划2010年发射上天，实现我国空间天文卫星零的突破”。国务院批发的《航天发展“十一五”规划》，也明确“优先支持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自主创新项目，研制硬X射线望远镜”。至此，用了近两个八年抗战的时间，一个基于国人自创方法的空间科学实验总算有了实施的时间表。 1940年，王淦昌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实验方法但无法在中国实现。他曾回忆：“我对探测中微子的实验充满信心，还建议我的学生许良英和我一起，从事这项研究。但是在战争时期，条件不具备，很多事情都做不下去。没有光电倍增管，也无法亲自做这个实验，只能让别人去做。我就把自己想出来的验证中微子存在的简单方法，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短文……先寄到《中国物理学报》，不知何故他们没有采用。1941年10月13日，我又把这篇短文寄到美国《物理评论》”。《物理评论》于次年1月发表该文，6月就发表了美国物理学家阿伦用王淦昌的方法取得的结果《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1946年王淦昌因提出探测中微子的方法获中华文化基金会范旭东奖。战后的1950年代，探测中微子的实验被美国学者精确地完成，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先生生前曾几次在谈话和文章中用平实的语言淡定地提到这件事情，那是在国家贫弱、国土沦丧的时期，只能无奈地选择“让别人去做”。但是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者，一个爱国者，先生的心底一定留有难以言说的遗憾。半个世纪以后，当我被先生对他并不熟悉的一个后学的工作如此地关切和兴奋所深深地感动时，也从他对科学机遇面临丧失的局面连连难过地摇头叹息中真切地感受到先生内心深处的遗憾。 2007年5月我去常熟参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到常熟，才知道抗战时“沙家浜”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芦苇荡也在这里。那时，王淦昌在贵州的偏远山区为浙大的学子们传道授业。《王淦昌年表》（吴水清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载：“（1940年）冬，一天夜晚，王淦昌在遵义老城小学一间教室作学术报告，内容是原子核的裂变及其和平利用。两盏煤油灯下，王淦昌从卢瑟福α粒子散射，讲到人工核反应、现代炼金术，最后讲到核裂变，并且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当时尽管教室又暗又冷，但在场的学生听了王淦昌的预言，‘看到了人类的未来和物理的未来，却兴奋不已’。”也在那时，王淦昌为开创中微子物理做出了奠基性的成就。在我心目中，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岁月里，常熟芦荡里的抗日军民和在核物理最前沿开拓的王淦昌，都是我们民族的不屈精神的代表。在先生墓前，我默默地向先生报告了他所关切和担忧的项目已经得到国家认可的好消息，望先生安心。然而，（HXMT卫星）项目的落实又陷入了有关部门职责、权力和利益的复杂的扯皮过程中；现在，“十一五”已经过去，而卫星的工程立项仍然没有实现。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呼吁，又过去了三年，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再一个八年？这一状况甚至引起国际科学界的注意。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谁为中国的X射线卫星买单？”的调查，文章刊登的地面样机大幅照片的图题为“创新的高能望远镜……永远在地上？”，记者请多位欧美学者谈对直接解调方法以及一再拖延后的卫星科学意义的判断。尽管学者们一致地给予积极评价和热心敦促尽早发放HXMT卫星，作为一个中国学人我深感耻辱。王公1995年为一个有新意的科学项目的处境忧虑地叹息以来，“创新”已日益成为时代的口号和舆论的时尚。我们不断地听领导们要求我们努力创新的教导，和上下舆论对缺乏创新能力的指责。似乎在中国，既缺少意愿又没有本事创新的就是这批科学工作者了；他们还同时担负着培养新人的任务，需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国家危亡的年代，前辈学人曾在贵州山乡、在云南昆明、在四川李庄、在重庆北碚等西南边陲，为民族为科学不屈地奋斗和创造，也留下了他们的遗憾和伤痛。现在，我们的头上已经没有日本飞机的威胁，国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了。昨天，我骑车经过王先生在清华求学时所在的“科学馆”，看见附近二教楼门口悬挂着一个公司招聘会的海报，上书“百万年薪”四个瞩目的大字。是的，同科学的发展一样，国家和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面临新的使命和新的困难，我们需要传承前辈们不懈的科学追求和纯真的爱国情怀。我在课堂上和报告中对学生讲中微子和数据分析方面的内容时，总要演示从网上找到的浙江大学西迁贵州遵义湄潭的照片，希望学生们能同我一起，在脑海里再现70年前青年王淦昌沿着乡间小道去邮寄中微子论文的传奇般的情景。现在，《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纪念文集》提供了百余幅精美的历史图片和王先生同事、学生和亲友的百余篇感人的回忆和纪念文章，我们要感谢中国科协、科学普及出版社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感谢《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纪念文集》编委会，为科学和教育工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原材料和精神食粮。更多阅读中国科技界出版文集纪念物理学家王淦昌辞世12年《王淦昌全集》：纪念先贤最好读其书一代先驱激励后人科学时报纪念王淦昌诞辰100周年特别报道中科院纪念“两弹一星”功臣王淦昌院士百年诞辰; 2422 次阅读|0 个评论

物理学家王淦昌的灿烂人生（据网络材料改编）: baolintan 2011-2-16 10:38; 辉煌成就，光照华夏王淦昌(1907—1998)，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家、宇宙线及基本粒子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的主要奠基人，激光核聚变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1925-1929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师从吴有训教授；1930-1934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师从犹太籍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特内教授， 1934 年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4-1949年先后担任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副所长、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即“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院长等职。由于他对中国科学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荣获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奖励。1999年9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淦昌先生的主要科学成就： 1、1941年，34岁，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后来的实验所证实； 2、1959年，52岁，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3、1964年，57岁，提出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4、1984年，77岁，开辟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新领域。王淦昌先生对中国国防建设的主要贡献： 1、1959-1964年，直接参与组织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研究并取得了关键性突破，组织领导了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是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 2、1964开始，开创了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领域，是“中国激光核聚变之父”，同时推动我国大型激光器的研发水平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3、1986年，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领域开创了新局面。上述每一项成就都是具有世界级别的，而且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少年有成的科学家不同，王先生的重要科学成就取得时的年龄跨越了从青年、中年到老年的漫长岁月，在长达60余年的科研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科研激情和创造力，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王先生的一生经历，也告诉人们，只要你静下心来努力去拼搏去探索，成功的机会总是有的。王淦昌先生浪漫人生王先生成就辉煌，声名显赫。同时，他从13岁起开始和比他大3岁的结发妻子吴月琴一起共同走过了78年风雨同舟，相扶相携，相濡以沫的人生路，给世人留下了一曲荡气回肠爱情绝唱。; 4092 次阅读|0 个评论

第六个是伊朗？！: 热度 12 等离子体科学 2011-2-15 09:23; 那中国呢？ ——新华网发了这么一条新华社电讯，央视也播了新闻：伊朗原子能组织宣布已掌握核聚变技术伊朗原子能组织 10 日宣布，伊朗已经掌握核聚变技术。这一机构官方网站当天说，借助激光惯性约束法，伊朗在核聚变领域成功开展了意义重大的研究。伊朗原子能组织没有说明是否成功开展核聚变实验，但称 “ 这一机构的科技团队制造出一种激光核聚变装置 ” 。 “ 制出这一装置 …… 伊朗成为继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和韩国之后，第六个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 ” 核聚变指由质量小的原子，主要是氘或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原子核互相聚合作用，生成新的、质量更重的原子核并伴随巨大能量释放的一种核反应形式。现阶段，核电站通过重金属元素原子核发生裂变反应获得巨大能量，而核聚变反应主要借助氢同位素。这种原料在地球上取之不尽，且核聚变反应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少、环境污染小，因而核聚变被认为是今后解决世界能源和环境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据新华社电）前面几段是“新闻”。后面两段是“解说”。既然有“解说”，但是“解说文”中又没有对“ 伊朗成为继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和韩国之后，第六个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 ”的说法给以任何评论，让人觉得就是“默认”了！更没有提到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淦昌先生（正在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朋友都应该熟悉他）在 1960 年代与苏联科学家几乎同时独立地首先提出激光核聚变的思想（比美国人早，当然美国人也是独立提出的），且我国也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国家之一。所谓“前五名”里的澳大利亚和韩国，或者只是进行了一些强激光的研究，或者仅仅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刚刚提出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既然前面五个里面都有“假”，何来“第六”之说？新华社记者显然没有 do their homework ——连中国自己科学家这样重要的原创性工作都不知道。 CCTV 也是同样——在新闻里照抄新华社的电讯稿。事实上，说到“掌握激光核聚变技术”，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上目前最大的激光核聚变装置 NIF （在美国的 LLNL ）也只是在去年 9 月进行了第一次“点火”（ ignition ）。而计划建造的与 NIF 相同规模的装置，只有欧盟的 HiPER 和中国的“国家点火装置”。（在这之前，我们的“神光 III ”很快就会建成。）实际上，在激光核聚变研究方面领先的确实只有“五家”——美、中、欧、俄、日。其中前四家都是核国家（欧盟主要的装置是法国的 LMJ ）。没有经过热核武器研究阶段，想独立掌握激光核聚变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日本。激光核聚变是 90 年代中期才“解密”的——记得那年美国物理学会等离子体物理分会（ APS/DDP ）年会上，来了一群 LLNL 的科学家，主题报告的副题是： Declassified but Still PG-13 （ PG-13 是美国电影的分级之一： Parent Guidance, 13 or older ）——尽管“解密”，“父母”还要控制。但是核心机密之一：“靶”的形状，确实解密了。 “传说”是：日本人一看，别人的都是圆柱壳形的，而他们的是球壳形！问为什么？大家说：你们没搞过武器，不懂！照着做就是了！ P.S.: 去年底日本激光核聚变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阪大的 A 教授到我们这里访问，提到：因为经济问题，日本政府要停止支持他们的研究了。欧洲恐怕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将来在激光核聚变领域笑傲江湖的，可能就是中美两家了。; 个人分类: 古往今来|6511 次阅读|27 个评论

[转载]“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爱情路: 王汉森 2011-2-1 12:55; 本文选自《党史纵览》，作者：孟红王淦昌(1907—1998)，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在长达7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1999年9月18日，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名科技专家，并授予或追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淦昌荣列其中。在事业上，王淦昌无疑是一个成功者，成就辉煌，声名显赫，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身后那位伟大的女性——他的妻子吴月琴，以及他们共同走过的风雨人生路。王淦昌懵懂依“父母之命”，却不敢掀起新娘的红盖头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父亲王以仁自幼学医，深得医道，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一名中医。王淦昌4岁时，父亲突然英年早逝，把一个家族的重担扔给了两个已经成年、在常熟县里谋生的哥哥。他13岁那年，母亲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肺病，一病不起，也撒手人寰。父母去世后，王淦昌的外婆来到邻村一个大户人家——老中医世家的吴家，替王淦昌提迎娶的事情。原来，吴家与王家是世交，在王淦昌3岁的时候，父亲就为他与吴家大他3岁的女孩月琴订下了娃娃亲。此时，吴月琴16岁，按照当时的习俗，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女孩上过私塾，知书达理，与王淦昌可以说门当户对。尽管王家父母双亡，但是崇尚礼义、诚信的吴家毫不犹豫地兑现了当年的诺言。孝顺单纯的王淦昌不敢有所违抗，懵懵懂懂地依了外婆。 1920年夏天，一队送亲的队伍踏着乡间石板小路朝小镇上王氏老屋缓缓走来。13岁的王淦昌胸前挂着一朵红绸结成的大花，头戴瓜皮小帽，脸上挂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喜悦，一蹦一跳地在大花轿前嬉戏玩耍，一点儿也没有当新郎的老成和庄重。送亲的队伍刚走近王家大门，一串喜庆热闹的鞭炮就“噼噼叭叭”炸响了。头上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吴月琴，颤颤悠悠地挪动着三寸金莲，婀娜多姿地出现在王淦昌面前。洞房花烛夜，吴月琴羞涩地等着小丈夫掀开她的红盖头，可王淦昌窘迫得连抬头看新娘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根本不敢上前掀开红盖头。他战战兢兢地坐在床沿上祈盼着早一点儿天亮，后来困得实在挺不住了，便横在床沿上睡着了。在未省人间风月之情的少年王淦昌最初的感情世界里，对这位比他大3岁的新娘，与其说是将她作为大媳妇，不如说是当作大姐姐来对待的。吴月琴嫁到王家后，乖巧贤惠，极守妇道，不仅精心细致地料理家务，而且还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丈夫睡觉前，她端来烧热的洗脚水；丈夫起床后，她端来亲手做的可口早饭；丈夫的衣服她亲手缝制和浆洗，夏有单冬有棉地样样齐全。渐渐地，吴月琴用无言的爱、细腻的体贴和温暖融化了丈夫的心，他们日渐情深。还未等王淦昌充分地感受到外婆帮他筑的香巢的暖意时，他就随一位远房亲戚匆匆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考进了素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称的上海著名中学——浦东中学。王淦昌在小学的时候，就对解趣味数学题着迷。在中学时，他最感兴趣的课程仍然是数学。在周培老师的指导下，王淦昌在中学里就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这期间，五四运动之后的“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运动使王淦昌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似乎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不敢在同学面前提及他已娶妻子，也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运动，矛盾、困惑一时向他袭来。尽管新思想的风起云涌波及了年仅十七八岁的王淦昌的内心，但他为祖国富强而努力学习的抱负始终不变。经过4年苦读后，1925年，王淦昌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当王淦昌坐着故乡的乌篷船与亲人挥手告别时，站在长堤上的吴月琴在悄悄地抹泪，此时的吴月琴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却不忍告诉她的小丈夫，怕他分心耽误学业。放寒假了，王淦昌一如往常一样回家过年。王淦昌刚进家门，吴月琴就欣喜若狂地抱着刚出世不久的女儿来到王淦昌面前，对他说：“你学问高，就给咱们的孩子取个好名字吧！” “孩子？谁的孩子啊？”王淦昌对这个突然到来的惊喜感到不知所措，他还没有做父亲的思想准备。他的事业在清华，他的理想在清华，他要和身边的那些有志青年一起，为中华的崛起和腾飞而奋斗。早早地结婚生子，背着沉重的生活负担，如何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整个寒假，他都为不能兼顾学业和家庭而烦恼。可到开学时，妻子照样为他收拾行装，依然是那句话：“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在他上大学4年期间，妻子先后为他生下3个儿女。想到默默撑起全家重担的妻子，出国留学的王淦昌感到的只是内疚大学毕业后，为中国物理学界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的王淦昌在导师的鼓励下，未与家人商量，便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可当他回到家乡把金榜题名的好消息告诉家人并郑重提出决计赴德留学时，家里几乎没有人表示支持和赞同，连一向开明、用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资助他念中学、大学，帮助他维持家庭生计的大哥也禁不住摇了摇头：“淦昌啊，你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支撑，你已在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糊口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两个孩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再看看忙里忙外愁肠百结的妻子，王淦昌不由得犹豫动摇了。如果自己出国，谁来抚养3个孩子？他对得起妻儿吗？入夜，孩子们已经进入恬静的梦乡。昏黄的油灯下，王淦昌倚靠在床上，看着妻子长叹了一声，不由自主地说：“月琴，我仔细地想过，不去留学啦，就守着你们娘儿四个过日子吧。” 然而，吴月琴却深深读懂了丈夫的心思，深明大义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不许再说‘不去’两个字！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而且出国留学机会难得，你要做好自己的选择，我和孩子决不拖你的后腿……淦昌，我只想说一句话，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支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眼见妻子如此理解支持他自己，王淦昌感动了，他走过去深情地紧紧拥抱着妻子，发自肺腑地给妻子以金子般的承诺：“我永远不会忘记！” 1930年秋天，怀揣一份德国柏林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王淦昌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发展时期，是现代物理学最活跃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发展，是公认的物理学黄金时代。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迈特内、盖革等物理学界的顶尖人物都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王淦昌师从被爱因斯坦评价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犹太籍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特内。这位女教授对这位年轻的东方弟子所显露出来的非凡智慧和才气颇为赏识，遂将王淦昌留在身边做实验助手，时时加以指导和点化。在迈特内教授的引领下，王淦昌登上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学术高台。在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度过的4年中，王淦昌心无旁骛，刻苦钻研，每天在那里闭门苦读，潜心于课堂和实验室。实验室的大门每天晚上22点就关闭了，他常常要翻围墙回自己的宿舍。4年后的1934年4月，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的王淦昌谢绝恩师迈特内女士的极力挽留，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从1934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讲授物理课。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王淦昌一家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由于抗战中杭州沦陷，浙江大学被迫向大后方转移，最后落足于贵州。在贵州省的小山城湄潭，王淦昌和吴月琴又生下了小女儿王遵明。由于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吴月琴产后奶水不足，襁褓中的小女儿又干又瘦，几近夭折。这时，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好几个月发不出薪水，一家7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几天之后，吴月琴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3只奶羊，满山遍野地赶着去放牧。远望着妻子在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苦吟一曲凄怆的田园牧歌，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热血沸腾起来。傍晚时分，当妻子牵着羊回到家门口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你？”妻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就是当羊倌吗？”王淦昌很干脆地说，“我上课那座寺庙前长满绿绿的青草，明天牵一只羊上去保准吃个饱。”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沿着弯弯的山道到学校上课。一代赫赫有名的核物理学大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牧羊鞭，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这段艰苦的岁月也给他留下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王淦昌时而为生计奔波，时而被战乱所惊扰，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华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科学家。而那段颇富传奇韵味的王淦昌牵着羊儿去教书做实验的故事，便成了广为流传的浙大佳话。不仅如此，他们夫妻心相连共患难的这段经历，更让两人永远难忘。王淦昌被派往异国忙于搞科研，爱妻万里情相随，当好贤内助新中国的诞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会流离失所，再也不会妻离子散。他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把妻子和儿女接到身边共享天伦之乐。正当他安心教学科研准备大展宏图之时，一纸调令，把他调往北京。原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战略眼光的新政府就决定成立中科院并开展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工作。建国伊始，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学的人在国内屈指可数，王淦昌自然是其中的中坚。1950年2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邀请王淦昌到科学院工作。王淦昌只身来到北京，在中科院，他结识了钱三强、严济慈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他们一起确定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主要领域的科研方向，为中国的核物理发展奠定了伟大的基础。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被派往苏联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与物理学界的后起之秀周光召、丁大钊等一起前往苏联著名的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并担任了这个著名核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们要利用联合所的先进设备寻找新奇粒子的研究。王淦昌出国后不久，妻子带着孩子突然万里迢迢从中国来到了王淦昌身边照顾他的起居生活。王淦昌既意外又惊喜：“月琴，你怎么来了？” 吴月琴以问作答巧妙地说道：“没想到吧？” 原来这是周恩来的贴心安排。而更让王淦昌刮目相看的是妻子勇敢出国和日后的不凡“壮举”：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中国妇女，竟然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这一行动在那尚属封闭的20世纪50年代需要具有多大的勇气啊！吴月琴来到杜布纳后，一如既往地给予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她勇敢而认真地向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学习俄语，从最简单的单词开始学起，最后居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上街购买物品，回来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 妻子这份特殊的关爱，愈加激发起了王淦昌的创造激情。此后仅用了短短3年的时间，他和周光召、丁大钊等一批年轻学者一起，使用研究所的高能加速器，于1959年3月9日，发现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西格马负超子，这是世界范围内实验史上第一次发现荷电反超子。1959年9月，王淦昌小组宣布了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这项伟大的发现，使他获得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王淦昌神秘“消失”17年潜心搞“两弹”，妻子大力支持为夫筑后盾在功成名就后，王淦昌却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1961年4月1日，王淦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这项伟大事业，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国防工业，成为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拓者。为中国的“两弹”，王淦昌甘当无名英雄17年之久。 1960年，正当苏联的《真理报》和权威刊物《自然》杂志隆重庆祝中国科学家取得成功时，一封来自北京的绝密电报传到研究所，通知王淦昌“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回国后，王淦昌被召进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老朋友钱三强也在那里。刘杰和蔼地微笑着，开门见山地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我们也要研制原子弹。已决定启动中国原子弹工程，现在有人想卡我们，我们要争口气，造出自己的争气弹！今天请您出山，就是要请您参与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我们也要造原子弹了？！”听了刘杰的话，王淦昌心里好一阵激动，心头骤然升起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感。他感谢刘杰的知人善任，也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跃跃欲试。刘杰点了点头严肃地说：“主席特意将此命名为‘596工程’。总理将此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交代要绝对保密，所有参加的人员都要隐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断绝一切来往和关系，这些你能做到吗？”刘部长用殷切的目光等待回答。（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削减其他一些科研项目和常规武器的生产，集中一切力量把“两弹”研制出来，为了牢记1959年6月，中国的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定名为“596”工程。）王淦昌不假思索地作了一字千金的承诺：“没问题。坚决按组织的规定办。” “您是海内外知名的大科学家，西方一直在追踪您的行踪。”刘杰若有所思地说，“为了安全起见，今后您不能再用真名出入公开场所，而且必须改个名。” “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脱口而出。 “这个名字好。就这么定了。”刘杰走过来与王淦昌紧紧握手。王淦昌从中感受到了祖国的重托、信任、期待和支持。受领任务回来，王淦昌才想到妻子儿女们还在杜布纳，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受领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回苏联了。先不管那么多，一向以祖国事业为重的王淦昌隐姓埋名开始了托起中国神火的工作。他走西部，进罗布泊，具体指挥“596工程”的各项工作，加快中国迈向世界核俱乐部的历史进程。每当夜幕悄悄降临，忙碌了一整天后稍能喘口气的他最牵挂的，仍然是远在苏联的爱妻吴月琴，自从自己回国后就没有了她的消息。此时，身处异国的吴月琴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丈夫临走时说“过几天就回来”，然而，却一去不见返，撇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当时中苏关系趋向紧张，当地居民的态度已经大大不如从前，她度日如年，苦熬了半年多，才登上了回国的列车。吴月琴从苏联回到家里后，第一个感觉是丈夫变了，好像换了一个人，总是神秘兮兮的，到外地出差也不告诉她行程和最终目的地，回家后很少说话，来去匆匆；问他，他却遮遮掩掩地不说实话；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居然改换了名字。吴月琴觉得丈夫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可当王淦昌告诉她自己从事的是绝对保密的工作，连家里人都不能知道之后，她就再也不追问。了后来，为了工作需要，王淦昌只身前往中国西部戈壁滩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吴月琴问他:“到哪儿去？”他给老伴留下一句话：“挨冻，执行任务。”从此，吴月琴只知道他在“信箱”里，可连这个“信箱”的具体方位都说不清楚…… 就这样，王淦昌在远离尘嚣的戈壁荒滩上潜心研究他的原子弹事业，这一去就是十多年。直到数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寂静的罗布泊荒原上爆出了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腾。不久，王淦昌终于回到了北京。一天晚上，他陪妻子去看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吴月琴在银幕上见到了丈夫的身影，不解地问：“淦昌，你怎么会在上边？” “我从苏联回来后就参与这项工作。”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关于核实验的事情，他连邓颖超同志都不告诉哩。” “你改名也是为了这个？” “嗯！”王淦昌点了点头。吴月琴轻轻舒一口气道：“你呀你，害得我为这件事几乎得了心病。” 时光如梭，世事多变。1969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角落，王淦昌也未能幸免，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随核实验队一起被放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边斗私批修边进行实验。已有60多岁的吴月琴听说丈夫要离开北京，也毫不犹豫地办了离京手续，跟随丈夫去了人烟稀少、条件极差的荒原之地，用女人特有的细致关爱与丈夫同甘共苦，携手风雨。在王淦昌90岁寿辰的时候，得意门生李政道博士从美国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席间，李政道问恩师：“您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核聚变。”的确，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5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真是母爱深深，教子有方。王淦昌的儿女们也非常热爱自己的父母，尤其尊重文化不高的母亲，他们无不带着骄傲的神情说：“我们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我们母亲的一份功劳。”儿女们都很清楚，母亲最读得懂父亲身上所表现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因为她始终认一个最朴实的理儿——人就应该这样有所作为地活着。 1997年7月的一天傍晚，王淦昌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在林阴道上散步，却不幸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莽撞年轻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90岁高龄的王淦昌经过5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又能在院子里散步了。他住院期间，吴月琴隔三差五地到医院看望他，试着为他做点什么。然而，当王淦昌刚刚能丢掉双拐下地时，94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住院治疗。期间，王淦昌拖着并未彻底痊愈的病体经常前来看望老伴。1998年7月，吴月琴仙逝。王淦昌悲痛至极，坐着轮椅前来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行。与此同时，极度消瘦的王淦昌也被查出患胃癌且已到了晚期。半年之后的1998年10月12日，一代科学巨匠王淦昌无怨无悔地追随着和他相伴了78年的爱妻同赴天国，走完了他91载漫漫人生路，他在给世人留下丰硕的科研成果与举世成就的同时，还留下了一曲荡气回肠、牵手百年的爱情绝唱。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个人分类: 科学人物|1852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们为什么出版《纪念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文集》: suqing1961 2010-12-2 14:18; 再过 8 天，也就是 12 月 10 日，将是王淦昌先生逝世 12 周年纪念日。今天，科学普及出版社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大家一起在这里举行《纪念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文集》（以下简称《文集》）首发式暨捐赠仪式，旨在缅怀王淦昌先生对中国核事业发展所建立的历史功勋，弘扬他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和崇高品德，教育并激励后人以他为榜样，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努力创新，为实现繁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强盛的祖国现代化目标而不懈奋斗。《文集》按时间段划分，围绕祝贺王淦昌先生 80 寿辰、 90 华诞和纪念王老百年诞辰、悼念王老辞世收录了约 150 篇纪念文章，以及反映王老生平的图片 130 幅，作为对王淦昌先生的永久纪念。我们希望通过《文集》的出版，使社会公众对王淦昌先生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教育家，有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立体、更加真切的了解。作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王淦昌先生终身醉心于自己所钟情的科学事业。青年时期，仅仅通过在理论上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发现世界上第一个荷电负超子反西格玛负超子，王淦昌先生就奠定了自己在物理学领域的地位。晚年，他最早提出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概念的雏形，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共同提出了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更是彰显了他作为战略科学家的审时度势和远见卓识。《文集》收录的《中国核工业报》副总编辑常甲辰的文章科学研究是硬碰硬的事情，讲述了王淦昌先生作为一名科学家坚持实事求是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有关变子的故事：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期，王淦昌在与苏联科学家合作时，对对方仅凭一个电信号就断言发现了一种新粒子变子提出了质疑，并明确表示这样的发现靠不住。实事最终也证明了王老的这一科学判断。在当时中国正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的情形下，王淦昌先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超人的政治勇气，实在令人钦佩。第二个是有关第一粒子的故事。还是和苏联科学家合作探测基本粒子，两国科学家在一张胶片上发现有一个很长的粒子的轨迹，于是，苏联科学家急于宣布发现了新的粒子，甚至打算命名为第一粒子。王淦昌则非常冷静，他认为发现新粒子的证据不充分，这一现象存有两种可能：一是有可能为一新粒子，另外也可能是某种介子的反应，需要进一步分析、计算。最后证明这确实是一种介子的反应。今天，包括科技界在内的中国社会，四处弥漫着浮躁的气氛，随处可见急功近利的行为，发生在王淦昌先生身上的这两个小故事，给予了我们太多的思索、回味和反思。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王淦昌先生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奉献终生，他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折射出一颗拳拳爱国的赤子之心。 1933 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次年他随即回到祖国。 1961 年 3 月，受命开展核武器研制工作，他毫不犹豫表示我愿以身许国，并隐姓埋名 17 年，战斗在青海高原、新疆荒漠，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以及地下核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晚年，针对我国经济大发展、能源日益短缺的形势，王淦昌先生率先提出和平利用核能，积极推动我国核电建设，为我国核电事业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王淦昌先生曾说过：爱国主义是对我最大的鞭策。从王老身上，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诚如吴阶平院士所言：王淦昌先生是中国科学家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的光辉典范。作为一个卓越的教育家，王淦昌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教书育人、扶掖后进，我国许多优秀的科学家都曾师从于他，深受他的教诲，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师表传万世。叶笃正院士在他的纪念文章我的论文启蒙老师王淦昌先生中就感慨道：我的第一篇可供发表的论文，也是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王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 1940 年底，叶笃正考取浙大研究生，研究中国的大气电学。导师涂长望把王淦昌介绍给了他，王淦昌随即帮助他给出了研究课题湄潭近地层大气电位的观测研究，同时给他找来损坏的电位计并指导修复，还帮他建立了观测场地，现场指导观测；教他查阅文献、分析材料和写科学论文。如此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动不已。图书出版是人类文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图书出版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渠道，承担着文化服务、文化教育和文化建构的历史责任。王淦昌先生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和崇高品德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出版社有责任把王老的这些精神财富通过图书出版凝固成形、传播开来、传承下去。正因如此，《纪念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文集》得以面世。《文集》的出版工作由此得到了中国科协的大力支持、主编杜祥琬院士的鼎力相助和编者李瑞芝、常甲辰、袁之尚、王遵明老师的倾心投入，受到了包括王淦昌先生的同事、学生、亲朋好友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情鼓励。借此机会，我谨代表科学普及出版社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也正因如此，我社决定向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捐赠《文集》第一版全部图书，向主编杜祥琬院士所领导的北京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王淦昌先生曾经工作过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捐赠《文集》新版图书各 50 册，以便更好地弘扬、更大范围地传播王淦昌先生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和崇高品德。最后请允许我用自己写的一首小诗作为今天讲话的结束语，并以此来表达我对王淦昌先生的景仰之情。王淦昌颂王老功德驻千秋，淦星闪耀照寰球。昌业强军兴国日，颂歌同贺君愿酬。（注：1997年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1997WG1编号14558，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被正式命名为王淦昌星。）与《文集》主编杜祥琬院士合影陈佳洱院士（左一）、中国原子能科学院万钢院长（左二）、聂力将军（左三）、胡仁宇院士（左四）、杜祥琬院士（左五）出席首发式聂力将军和杜祥琬院士为《文集》出版揭幕王乃彦院士讲话李惕培院士讲话; 个人分类: 编辑心得|5505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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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王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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