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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科研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热度 1 jiangjiping 2018-9-12 08:18
警惕科研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蒋继平 2018年9月12日 我前不久在本网发表了【科研工作中该不该使用“小聪明”】一文，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表达能力问题， 还是其他原因， 有些读者认为我的这个观点和做法是不应该的。他们的观点是必须将实验中的数据如实记录下来， 保存在案。今天， 我以一个在本专业工作了30多年的专业人士的经验， 与读者们进一步讨论在科研工作中如何有效地解决遇到的问题。我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提醒同行们在科研工作中尽量避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为了使我的讨论具有说服力， 我用自己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具体的例子。 我是植物病理学家， 负责为公司鉴定植物的抗病能力。 一个蕃茄育种家将10个蕃茄样本交给我， 要我为他进行蕃茄镰刀菌枯萎病三号生理小种的抗性检测。 我们（我和育种家）都知道蕃茄镰刀菌枯萎病的抗性属于单显性。 这个抗性的特点是：杂交第一代全部是抗病的。 杂交第二代出现分离。 分离的理论分布概率是：25%同质抗性， 50%属于异质抗性， 25%属于感病。用符号来表述： 杂交亲本和代次 基因（%） 抗性表达（%） 父本 RR（100 ） R (100 抗病） 母本 rr（100） S（100 感病） 杂交第一代 Rr（100） R （100） 杂交第二代 RR（25），Rr(50), rr(25) R(75), s(25) 育种家告许我这10个样本是杂交第二代，是由杂交第一代通过单株繁育而来的。 我对每个样本接种21株苗，接种获得的实际结果如下： Sample No. No. of S No. of R Total No, % of R Rating Comment 1 4 17 21 80.9 D D= Segregation 2 6 15 21 71.4 D 3 0 21 21 100.0 R R = Resistance 4 21 0 21 0.0 S S = Susceptible 5 5 16 21 76.2 D 6 0 21 21 100.0 R 7 7 14 21 66.7 D 8 18 3 21 14.3 ? 9 19 2 21 9.5 ? 10 5 16 21 76.2 D R check 0 21 21 100.0 R S check 21 0 21 0.0 S 育种家要求我在测试报表上注明一共有多少R 植株。从上表可以看出， 我在这个测试中一共从10个样本中获得了125个 R植株。 要是我把这个实际数据如实记录下来， 并且上报给育种家， 那么第8号的三个R和第9号样本的两个R也一定在统计数据内。 但是， 这5个R植株实际上属于S植株。 它们没有死亡是因为人工接种的误差造成的， 而不是因为它们具有真正的抗性。这是由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决定了的， 也是我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反复证明了的。假如我按照科研教条， 如实地记录所有的数据，把这125个R植株提交给育种家，他用它们繁育第三代。 那么由第8号样本的三个R和第9号样本的两个R植株繁育出来的后代一定是感病植株。凡事在育种领域搞科研的人一定会有切身体会， 农业是一个周期性的产业，一季农作物需要几个月才能有结果。花了几个月时间， 得到的是错误的结果，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我在做记录时，就把第八号样本和第九号样本的数据记录为：S 21， R 0。 下面是我的实际报表： Sample No. No. of S No. of R Total No, % of R Rating Comment 1 4 17 21 80.9 D D= Segregation 2 6 15 21 71.4 D 3 0 21 21 100.0 R R = Resistance 4 21 0 21 0.0 S S = Susceptible 5 5 16 21 76.2 D 6 0 21 21 100.0 R 7 7 14 21 66.7 D 8 21 0 21 0.0 S 9 21 0 21 0.0 S 10 5 16 21 76.2 D R check 0 21 21 100.0 R S check 21 0 21 0.0 S 这样一来， 在报表中只有120个R植株。 这个报表简单明瞭， 而且也更符合遗传规律。 在实际工作中， 育种家们希望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报告， 而不是死背教条的一套数据。
个人分类: 经验交流|2987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的科技创新也要谨防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zhouxinli68 2016-6-5 16:56
再谈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心得体会 2016 年 5 月 30 日习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新理念、新设计、新战略。”并强调， “ 抓科技创新，不能等待观望，不可亦步亦趋，当有只争朝夕的劲头。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及时确立发展战略，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我国科技界要坚定创新自信，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结合习总书记在 2012 年 5 月 16 日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和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我个人的领会是要真正实现科技创新的战略目标，重要的一条准则就是要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我们知道，科技的内涵就是将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有机的结合起来，也就是将发现真理和运用真理有机的结合起来，而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兹曾把真理划分为推理真理和事实真理，认为推理真理就是借助逻辑思维和理性推导出来的，例如，“ 1+1=2 ” 就是推理真理，它不可能有反面的情况，因此这种真理具有必然性 ；而事实真理则是借助科学实验和经验归纳产生的，例如，“白天过后是黑夜”就是事实真理，它的反面情况是可能存在的，因此这种真理就具有偶然性。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们通过我们的眼、耳、口、鼻、手脚等各个感觉和触觉器官所感触到的经验和实验的结果其实就是一些代表局部或某一方面的外在表现的事实真理， 这种真理往往是人类感性上的认识，因此具有经验性、相对性、局限性、区域性、孤立性、个别性和可变性等；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大脑这一知觉 器官所意识到的系统的理论和综合分析结果则通常是代表一个整体或普遍的内在本质的推理真理， 这种真理一般是人类理性上的认识，因此具有先验性、绝对性、整体性、总体性、联系性、一般性和永恒性等。显然， 我们既不能绝对地把实践观察和科学实验的可能结果来证伪或推翻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也不能绝对地拿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来推断或预测实践观察和科学实验的可能结果。例如，我们通过实验将一滴水的量加到另一滴水的量中，结果并没有得到两滴水的量，那么，我们是不是由此推翻 “ 1+1=2 ”这个推理真理了呢？显然不是！反过来，我们根据“ 1+1=2 ”这个推理真理是不是一定可以预测到如果 我们将一滴水的量加到另一滴水的量中，结果必定会得到两滴水的量呢？ 显然也不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通过实验发现某一平面并不平直或者空间是弯曲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就由此推翻 “ 平面 的平直性 或者 空间 是平直的 ”这个概念真理了呢？显然不行！反过来，我们根据“ 平面 的平直性 或者 空间 是平直的 ”这个概念真理是不是也一定可以预测到如果在空间 某一直线方向上有一颗星体，那么我们的视线沿着这一直线方向就必然可以看到这颗星体呢？ 显然也不行！因为，作为普遍的推理真理一般是理想状态下成立的，而作为局部的事实真理则是有条件的情况下成立的，换句话说，当事实真理不符合推理真理时，肯定是有原因的。比如，“ 平面 的平直性 或者 空间 是平直的 ”这个概念真理代表是理想状态下的，而“ 某一平面并不平直或者空间是弯曲的”则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 “ 某一平面确实不平直或者空间确实是弯曲的”这一事实真理，但你不可以因此把它作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来对待，因为实验并不能告诉你 “ 某一平面为什么不平直或者空间为什么是弯曲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待科技，我们既不能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生搬硬套僵化的教条和本本；也不能一切以实践为标准，盲目迷信狭隘的经验和实验；要坚持科学实验和逻辑推理相结合，坚持实践观察和理论分析相结合。 这也意味着，科技创新的内涵其实就是要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有机的结合起来，或者可以说是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有机的结合起来。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既要反对割裂两者关系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要反对孤立两者关系的先验论和直观反映论。因此， 现在中国搞科技创新，如果不敢于正视现有的以相对论和量子论所发展起来的整个西方理论体系在预设前提上的逻辑问题，盲目地迷信这些理论的实验验证的结果，并且，一味地在别人的理论框架下或以别人的理论为前提，照搬别人的科学研究的实践经验；或者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依赖别人的核心技术，做别人还未做成的后续的发展和完善其理论体系的所谓精细化的技术研究，那么，科技创新将无从谈起！
个人分类: 时事政治|824 次阅读|0 个评论
种种荒谬理由，种种怪诞后果——陈丹青之痛陈
热度 45 bianyi1 2012-12-23 01:52
种种荒谬理由，种种怪诞后果——陈丹青之痛陈
【毛毛按】 末日后的第一天，中国各地 938万 学生大军在寒风中进发，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上午，毛毛也负责了学校四级的监考任务。从教室窗口俯瞰，望着滚滚人流如过江之鲫般涌入考场，心中不禁感慨。 每年两次，这样的场景不断重复着，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 中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之规模，冠绝世界上所有的单科考试。 而不久后的明年1月5日，类似情景在考研的战场上又将再现。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外语教育与考评的重视程度和实施力度逐年加大，不少人凭借外语的优势获利匪浅，一跃龙门，还成就了俞敏洪胡敏等审时度势借东风而平步青云的当代中国精英人物。 但蓦然回首，可曾看见这些年来在外语长征中艰难跋涉而最终尸横路上的累累白骨？有多少天才少年因不擅外语的缘故而最终被挡门外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又有多少敏慧学子在他们创造力最鼎盛的黄金年龄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啃外语上而徒令禀赋磨褪才智蹉跎？ 当初毛毛上大学伊始，在得知过四级是任何专业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时，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理工科或新闻传媒国际关系等专业的学生，学好外语是应该的，因为很多前沿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情报是用外语书写的，外语是这些领域中沟通交流的重要武器。 但是，对于诸如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文献学、中国古代史以及绘画音乐雕塑等等人文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难道必须强迫他们用一纸外语分数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 看过毛毛一年前开博之初文章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在一篇里提过自己大学的首段感情是和大一英语老师的“师生姐弟恋”。她在第一堂英语课上“反其道而行之”的开宗明义毛毛至今言犹在耳：“ 可能受你们学长学姐影响吧，你们或许认为大学课程中英语是最重要的，但我希望大家千万别这么想。对于你们理工科学生，英语只是辅助不是目的。如果你对英语有兴趣，那课下多读些你们喜欢的英语吧，而不仅是这课本上的英语；如果你对英语没兴趣，那最终只要达到将来能读写专业论文的水平就足够了。你们千万不要被英语拖累了，它只是个工具只是根拐棍，你们的专业才是最重要的 ！ ”她的声音纤细绵软，一如她的人，但这段话当时在我耳边却金石作响。她当时只是个24岁娇小柔弱的女子，却有这般见识，并敢冒大不韪语重心长地把它告诉给学生，确实让毛毛钦佩不已。她这话表达的意思，和我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异类”陈丹青慷慨痛陈背后的内涵，何其相似乃尔。 是的，陈丹青，这个飘零海外时已蜚声国际的著名艺术家，这个落叶归根后却与母邦“主流”格格不入的孤独边缘人。 当他客居纽约十八年后重返故土，来到清华大学设帐授徒，却发现眼前的一切已经天翻地覆，他恍若隔世，懵了傻了，茫然不知所措。 1978年，陈丹青自己曾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而他回国传道时，“专业前3名的永远考不进来，由于外语达不到那个分数，因此他们的画形同废纸。我们不能单凭英语分数就把一个孩子粗暴地拒绝在门外！” 但个人才华与魅力再大，也无法与体制机器相抗衡，陈丹青累了，“不想再玩儿下去了”，他选择辞职作为最后的抗争：“ 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 ” 可几次请辞都相继被校方驳回，他成了扬州城头欲自杀而不得的史可法。终于在2004年末，陈丹青辞职获准，他如愿离开了，解脱了。“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挂冠而去的陈丹青将一腔郁垒化作一篇 《种种荒谬之理由，种种怪诞之后果》 ，对人文艺术学科以外语设卡之弊端进行了一字一血的痛陈。 这篇肺腑之言写得那么全面，那么深刻，那么直击要害，那么剀切淋漓，以至于毛毛觉得不必再补充一句话。陈丹青辞职至今已有八年，可这篇陈词在今天仍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陈丹青“炮轰”的是国内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但读罢深思，文中提到的现象与问题，文章的外延与弦外之音，难道仅止人文艺术教育一隅吗？ 种种荒谬之理由，种种怪诞之后果 陈丹青 当今艺术教育的诸多顽疾，罄竹难书。 仅就招收新生、录用才俊、晋升教职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考核外语并作裁判依据这一制度论，便是艺术教育的死症 ——其根由，与什么外语、知识、学问、教育，均不相干。自回国教学以来，我的感受是：九十年代艺术学院的教育，远不如八十年代，远不如“文革”前十七年。 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许多人士，许多专著，都在诊断中国当代教育的大病，去年北京教育学家杨东平先生送我一本他所编辑的书《我们有话要说》，所有篇幅均对当代教育的种种错失与斑斑恶果，剀切痛陈。然而大病既久，仿佛无病：我确定，那些文字在目下空前“繁荣”，高叫“改革”的教育大局面前，只是风中的杂音。我猜，杨先生的书，应该更名为《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无话可说。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倘若活在今天，正当就学年龄，将会怎样挣扎？—— 天生下湖南安徽的齐白石、黄宾虹，必须在今日“考前班”通过愚蠢的石膏素描与水粉画测试才能获得“国画”本科生准考证；天生下我们的徐悲鸿林风眠，必须呈交超过所谓四级或六级外语考试分数，才能在中国境内报考油画专业 ——且慢，连潘天寿、傅抱石、梅兰芳、于是之、刘诗昆、侯宝林、常香玉、李连杰之流要是在今天想要求师收徒，好！ 管你是画国画唱京戏演话剧弹钢琴，还是说相声敲大鼓翻筋斗，统统必须考外语！ 他们的朝气、性情、才华与想象力，是在就学期间不断填满各种学时学分，预备日后的“考研”、“考博”，否则不可能以本科学历换饭吃。 徐悲鸿著名的人生信条不是“一意孤行”吗，我们且看他将怎样被今天的现实击得头破血流：这一切仅仅是开始， 他们必须交付至少五到十年的青春，编一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专业履历，明里暗里疏通无数关节人事，有心无心耍弄许多实出无奈的上策下策，才可能混到个“助理”、“副高”、“正高”，所谓“量化管理”要的是表格，不是艺术。 所幸都是假设：这些前辈从未身受这等奇罪，别说他们，今天，凡在艺术圈混得开，坐得稳，多多少少有点成就的艺术家，扪心自问，仔细算算，没有一位是九十年代艺术学院荒谬森严的教条钳制下出了道而成了功。可怜今天十七八岁的少年儿郎，校门在前，关卡重重，怎么办？！此处余皆不论，单来看看考核外语此一死症的怪谬与后果： 据说，推行外语教育是为便于同所谓国际“接轨”。以人文艺术学科论，此乃大谬，不值细说。 日本与中国，均普及外语教育，日本的“国际地位”有目共睹，然据留日十余年归国任教的设计家陆志诚介绍，日本已经废除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再看天津美院青年教师马树清一例，他说，十年前投考慕尼黑艺术学院时，教授问及德语程度，他只能用德语回答一句：“我不会说德语。”语出，遂当即录取。 相似案例，在出国艺术学生中不胜枚举。而英美德法诸国青年若是投考本国艺术学院而非得通过“中文”考核尔后始得录取，将成何体统？ 据说，掌握外语将有利于同“世界先进学术信息”进行“交流”。此说于理工医科等专业迄无疑义，但证之艺术专业的知识结构与修习规律，则纯属神话，迹近谎言。 各门类艺术自有丰富的专业“交流”方式，天生其才，即便文盲或聋哑也竟无妨。古今中外，未曾接受学院教育，甚至丧失某种官能而卓然有成的大艺术家，多不胜数。音韵旋律造型色彩形体舞姿等等，根本就是无国界的“世界语言”；此乃常识，个别艺术家或可借外语略尽辅助之效，但仅属极次要的工具之一，殊不足道。 才思敏锐言语犀利如毕加索，毕生不能背全26个字母；而在欧陆各大语系中，通晓数国语言原为常态，并非异能。俄国人纳博科夫以英语写作，捷克人昆德拉以法语写作，钢琴家鲁宾斯坦可说五国语言， 但其成就必在文才超迈技艺过人，不在掌握语种的多寡，因天下没有一位艺术家凭借外语而能全其天分，成其业绩，此亦毋庸置言的常识。 理工医科等专项外语的语意和语义，规范精确，通行世界，各国学生习而用之，其必要，其效能，无可置疑。然文、史、哲及艺术门类词语，在各国母语中最是难以把握，仅以“艺术”（ART）一词为例，即在欧陆各语系中，因地因时有过多种定义、歧义与变化，译成他国词语后，迄今误解不止，争论不休。 　　 　　中国语文深奥精微，无论文言文白话文还是当今翻译体文字的传授与应用，也以文史哲及艺术类词语为最难，莫说从事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生，便是文史专家怕也错谬累累，殊难精而通之，如此，竟苛求千千万万艺术学生以外语作“学术研究”之用，岂非说梦？而国外艺术的大量信息，自有国家高等外语专才专事译介，外语教育若假设艺术家可凭修习外语而直接解读浩如烟海的外语文本，其昧于常理，尤甚于政策制定者的无知。 　　 　　 外语教育制的另一理由倒是出于纯粹“中国国情”。据说国内教育界“关系学”猖獗，有鉴于此，乃特设外语难关遏止之，以正“学术尊严”云。惜乎此举貌似上策，实属下策：如所周知，“国情”历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语考试制的严厉实施，无非继续催生更恶劣更精致的应景对付与弄虚作假，亦必先为教条之辈、功利之徒所舞弄。 最近北大教授揭一丑闻：该校外语试题制定者的苛酷，达于病态，以至于测试美国学生，也竟难倒，译成中文，同样无法解答…… 而因外语分数是艺术学院考研、考博的最佳敲门砖，全程通行证，多少年纪轻轻的机会主义者索性与外语巧修“关系学”，独以外语高分昂然入学翩然毕业者，在艺术学院司空见惯：“学术”既因“关系学”贬值，又遭投机者公然戏耍，何“尊严”之有？ 要之：人文艺术学科外语考试制流弊，非在外语教育，而在政策的依据与制定。 回看外语教育的历史，清末民国实属正常而优异，惟尔后独尊俄语，继之一概废除，再是八十年代三令五申全面推广，此一矫枉过正的恶性循环，乃发为我们民族忽亢忽卑或拒或从的文化心理并发症。 我们且旁看奉英语为“国文”的美国，尚且因各族裔团体持续反对“英语霸权”，至今未敢在国会悍然通过全国统一的英语教材。未来，中国的中小学生却可能拜普及外语教育之赐而朗朗上口说外语，其“学贯中西”之状，或犹胜于殖民时期吧，然而殖民者何曾稍作语言同化之梦，以外语教育作教育大纲之一，强加中国人文艺术学院的炎黄子孙？ 　　 　　 外语教育的定位，终取决于人文教育的整体，中国人文教育百年劫难，已有公论，而今外语教育的政策思路，依然是人文教育迭遭污损的后遗症综合征之一端，其病根，即行政掌管学术，罔顾教育规律，其恶果，是人文状况将继续承受压抑，难以振拔。 　　 　　外语教育不等于人文水准，已如上述，而艺术学院外语教育的酷政实施有年，贻害众生，实已积重难返： 其一， 十多年前，教育界人士即直指我们的考试制度是一项“汰优制度”，人文艺术学科外语教育制尤使此一“劣胜优败”的过程行之有效 ：前三名前五名优秀考生因外语落榜者，届届有之，无校无之，“择优录取”既难落实，“精英培育”自亦空谈，在校生专业品质连年下降，“博”不如“硕”，“硕”不如“本”，已是各院校公认的事态； 　　 　　 其二， 可造之才别无出路，惟搁置专业苦攻外语，及至通过，艺技荒疏。 我认识几位投考五至八九次而因外语分数落榜的“老生”，其境遇较之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尤为可哀，因范进毕竟考的是中文； 　　 　　 其三，为外语考试制所逼，硕士博士名额索性听任外语学院次等生滥竽充数、顶替冒充者，无校无之，此亦中国式“政策”与“对策”闹剧的绝佳双簧。 然以上症状虽也难堪，尚可维持各校门面，其遗患艺术教育致深且巨者，犹在以下方面： 　　 　　 其一，为外语过关，学生从成年到而立之岁，光阴耗费，精力涣散，智能受挫，内心惧憎，学院的办学宗旨，学生的求学意志，为之不伦不类：艺术，已削弱为艺术学院次要而暖昧的点缀。 　　 　　 其二，外语教育贻误殃及的学业之一，正是外语。当初制定政策的那点刚愎之心与良好目标，为之淹没，因外语的工具性蜕变为升学的工具，外语，不折不扣成为交还校方以备上报的一纸学分。至于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文化修养究竟是否因此提升，无人过问，因所有教条的实质，无非向上负责。 　　 　　 其三，尤有甚者，不少院校对外语落榜者网开一面的筹码，是交付数倍的高额学费，近年已蹿升到五六万元之谱：既是收钱，何谈考试权威？收钱，又何必非考外语？教育产业与学术招牌造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使“外语”早就沦为“应试”和“过关”的同义词。 　　 　　 其四，中国种种考试积弊久已生成畸形的“考试文化”、“考试人格”。在我到过的十多所全国或各省市重点艺术学院，不曾遇到一位外语和艺术相得益彰，同样优异，并对二者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学生，满目所见，是不知所从而不得不从的集体表情，那是被考试怪兽过度强奸后的“无表情”。 说来也是常识，外语水准的高下，必取决于中文的良好根基，我在各校讲演中收到的数百张字条，十之八九文理不通，随处出现常用词语的错别字，无论是书写还是言说中文，正在大专院校全面沦丧，中文教育，才是迫在眉睫而追之已晚的头等大事 ！ （这一段也是毛毛极为担心的问题！） 　　 　　外语考试制还想继续盘剥、离间、侵蚀新青年起码的中国思维与表达方式么？有一天，这外语考试制阳谋若是果然逼出艺术学生普遍的外语水准——天晓得那是怎样的怪物：一群在中国本土满口英文或日语的中国艺术家？那绝不是中国文化的福音，而是一场荒诞剧。 　　 　　但我不相信那是可能实现的胜景： 教条的果实，只能是教条，今之国家的专业中文与外文本尚且错误百出，艺术学生的外语水准可想而知，至于怎样对付四方八面包围而来的“世界”，希望或在于中小学乃至幼稚园的外语教育，艺术学院，则招生规模倒是越来越大，收取学费越来越高，更兼以上教条的捆绑勒紧之效，艺术学院的学位，艺术学院的艺术，艺术学院的声誉，已经大幅度贬值，并将继续贬值。 　　 　　一位学生在长达四页的信中最后问道： “ 我爱一切的美，我该如何自学？” 说实话：我不知道，空话倒有一句，但也是大实话： “美”不收你银钱，不考你外语，你“爱一切的美”，这“爱”就会激励并引导你如何自学。 我们古代的大画家王冕少年时穷得只能放牛，有一天，他在牛背上看见雨后美丽的晚霞，大为感动，从此画起画来—— 在我们五千年艺术史灿烂辉煌的记忆中，根本没有今天这样的所谓“艺术学院”。 　　 　　以上所说，只是当今教育机体的局部“溃疡”：何必认真！我们的国家正在富强，国运，真是挡不住的好。人文教育艺术教育怎么办呢，不必惊怪：那是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今日的所谓人文艺术学科，只是国家教育事业的摆设与点缀，竞起高楼的艺术学院，说破了，只是众人的饭碗。惭愧，我也正在混这碗饭吃，我该时常提醒自己：何必认真。 陈丹青——旷野中一棵孤独的树 【毛毛跋】 自从陈丹青回国后，他就一直被视为文化知识界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毛毛读过他的大部分著述，虽然对他的看法观点并不全盘肯定，但我总觉得这个“异类”却道出了我们遗忘丢弃已久的很多本该如是的常识规律与价值观念。 或许在一个社会整体被扭曲异化的年代里，头脑清醒敢说真话并为之践行的健全正常人反倒成了“异类”。 陈丹青在上文最后一段里自嘲道：“惭愧，我也正在混这碗饭吃，我该时常提醒自己：何必认真。”想毛毛现在也尚未离开体制独自起灶，看来也该抱着“难得糊涂”的心态吧，呵呵～不过我庆幸自己并没有麻木，心底的信念与美好依旧未曾泯灭，我对未来仍然充满着希望。即使我们这代人智竭力穷，还可以寄望于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就像《罗生门》的最后，雨过天晴，砍柴人决定收养下那个哭泣的婴孩，抱着他往夕阳深处走去；就像《1942》的结尾，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老东家拉起妮儿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 话题有些沉重，最后我们放松一下吧。这次四六级考试严打作弊，采取了多题多卷的形式，考前“搜身盘查”也挺毛骨悚然。 毛毛不禁想起了许多因考四级作弊被抓而结局悲惨的前辈们，比如汤唯同学和王力宏同学。在当年的四级考试中，他们在“四级不可怕，只要主义真，大家一起抄，必过六十分”的方针指导下，展开作弊大行动，无奈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巡考员曾志伟，教务处黄秋生与刘德华等人的联合剿杀下，东窗事发，锒铛落网。经校长梁朝伟审判，将汤唯王力宏等人明正典刑，开除学籍。下面便是那次事件始末的视频实录，殷鉴在前，望以后考四级的同学引以为戒～
个人分类: 书生仗剑|11018 次阅读|80 个评论
[转载]毛泽东选集-选读-39
sunapple 2012-9-22 12:58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象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象托洛茨基那种人，象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象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 　　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象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96--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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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泽东选集-选读-25
sunapple 2012-9-22 12:30
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⑴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⑵，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⑷。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注　　释 　　〔1〕 富县在延安南面约八十公里。 　　〔2〕 边币是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在本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4〕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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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泽东选集-选读-18
sunapple 2012-9-22 12:18
矛盾论 （一九三七年八月） 　　*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⑴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⑵。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⑶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一　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⑷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⑸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⑹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⑺。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⑻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⑼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⑽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⑾。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⑿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⒀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⒁，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⒂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⒃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⒄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⒅），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⒆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⒇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21），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22），一九○○年的义和团战争（23）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24）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着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5）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26）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27），《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28），《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29）和《聊斋志异》（30）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31）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32）（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末，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33）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34）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35）。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36）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37）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七　结　　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注　　释 　　〔1〕 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2〕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或特征）。”并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关于“辩证法的要素”部分：“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192页） 　　〔3〕 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苏联哲学家。一九二九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 　　〔4〕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5〕 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四）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曾经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通用语，它的意义是“道路”或“道理”，可作“法则”或“规律”解说。 　　〔6〕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7〕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8〕 以上所引恩格斯的三段话，均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其中第二段“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反杜林论》中的原文是：“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页） 　　〔9〕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页）。 　　〔10〕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11〕 参见本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11〕。 　　〔12〕 见《孙子·谋攻》。 　　〔13〕 魏徵（五八○——六四三），唐代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本文引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14〕 《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宋江是这部小说中农民武装的主要领袖。祝家庄在农民武装根据地梁山泊的附近，这个庄的统治者祝朝奉，是一个大恶霸地主。 　　〔15〕 木马计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著名故事。据传说，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来。后来，他们伪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地夺取了特洛伊城。 　　〔16〕 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新的译文是：“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17〕 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8〕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19〕 参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20〕 见本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1〕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22〕 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继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在战争中，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了可耻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三千万两“赎还”该半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23〕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24〕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25〕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26〕 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27〕 《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其中记载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夸父是《山海经·海外北经》上记载的一个神人。据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28〕 羿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射日”是关于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据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二世纪人）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一书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豸、凿齿、九婴、大风、封狶、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豸。……万民皆喜。”东汉著作家王逸（公元二世纪人）关于屈原诗篇《天问》的注释说：“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日。” 　　〔29〕 《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著的一部神话小说。孙悟空是书中的主角。他是一个神猴，有七十二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成各式各样的鸟兽虫鱼草木器物或者人形。 　　〔30〕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著的短篇小说集，大部分是叙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3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32〕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33〕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34〕 见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三二——九二）所著《汉书·艺文志》，原文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35〕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相对中有绝对。”（《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36〕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37〕 见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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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泽东选集-选集-15
sunapple 2012-9-22 12:16
实践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月）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⑵。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⑷，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⑸。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⑹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⑺。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⑻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⑼，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⑽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⑾。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注　　释 　　〔1〕 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3〕 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4〕 里手，湖南方言，内行的意思。 　　〔5〕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6〕 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7〕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8〕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9〕 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10〕 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1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五节。原文是：“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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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研人生：挖掘隐性条件-认识论和方法论
williammilo 2012-4-28 14:09
博主按：认识论的具体化措施之一~看待和处理问题的角度选择方向的问题 我们在科研和生活中会学到很多做法或者理论，这些做法或者理论很多都是沿用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有人都在无意识当中遵照这些条条框框走下去，即便我们认真思考这些方法，也未必一下子觉得有什么不妥，其中很多已经变成了常识。比如，一个算法在某个领域一直在用，并且没有人对这些算法提出疑问。在生活中，我们有一些社会约束和习俗，这些也都渗透到了我们的肌肉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 即便我们完全采用这些常识性的方法，我们发现，我们仍然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 。 我们的工程依然不能让人满意，我们在生活中依然有很多烦恼 。 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在于我们仅仅在使用那些常识，而没有真正理解过这些常识，更没有真正改进过这些常识。 为什么没有理解，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我们没有分析清楚这些常识的隐性条件。 不知道这些方法的条件，自然可能就理解的不正确，使用的不正确，往往是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 以下几条似乎值得关注。 一、任何方法或者规则都是有前提的。 我们学习图像处理等工科课程的时候，会学习到大量的算法，这些算法很多都是启发性的或者尝试性的算法，都是某个大牛在灵感中产生的，看上去很好，效果也不错。给我们一个假象就是这些东西很完美。随着科研的深入，我们会发现原来认为天经地义的理论或者方法，其实只是在某种条件下成立，离开了那个条件，这个方法就不是最好的，甚至是错误的。包括我们在社会中需要遵从的一些理念，这些理念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在相应条件下是必须的，但是换了条件就成了累赘。记得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就有类似的感觉。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行为实际上背后隐含着大量的社会条件假设。费孝通从一个“土”字入手，详细的阐述了中国社会各种大量习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让人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问题在于，这些习俗存在于中国社会长达几千年，费孝通则是第一个采用逻辑分析的方式进行剖析的人。 二、任何方法或者规则的前提大多数是隐性的。我们遇到的很多算法，除了有严格的数学定理保证，大多数情况下，前提条件并没有直接的指明，往往都是说了一些简单的条件，深层的条件并没有触及到 。比如现在比较热门的很多方法也都有类似的现象。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即便是 创造者本人在创造的时候，也使用了一些潜意识中默认的规则，那些隐性条件顺着发明者的思路进入了新的算法，就此隐藏下来。 比如，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听说有人尝试从单张二维图像建立三维场景，这在当时是个可笑的想法，因为从数学上来看，这个问题是个严重病态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唯一解。可是这个看法在现在就不那么可笑，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所谓的3D电视，数据源并不是3D的，还是普通的数据源。这个例子说明， 我们在肯定或者否定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无意识中使用了某种假设 。这个例子我们是认为一个问题必须是良态的，从数学上需要有解，并且是稳定和唯一的。但是我们忘了数学有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考虑的问题过于广泛，而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对象在所有可能的数学范围内是微乎其微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在设定了恰当的条件之后，上述问题就变得可行。还有一个例子，即便是病态问题，也有严重程度不同。比如，一个图像模糊了，我们要变清楚，使用锐化或者去模糊的手段，早期是需要知道模糊机理和具体模糊参数，否则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解。这也和上面的问题类似，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的清晰图像其实在数学世界里是非常特殊的，只要我们把我们需要的图像描述足够明白，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三、认识隐性条件是对人自身的一个严重挑战。 打破常规，挖掘前提，这些话说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在实际面对常识性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些话的重要性。这 里面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人类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于一些知识，并且由于人的精力的有限，总是希望把一些知识固化，成为自明的知识，作为思考其他问题的基础。 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我们的知识基础内部有不少的缺陷。笛卡尔在他的思考中，认真审视了他的所有知识，认识到他学习并掌握的几乎所有的知识可能都靠不住，能靠得住的东西非常有限，正是这种回头审视自我知识的行为使得笛卡尔成为西方现代科学的哲学奠基人的地位。康德也同样对自己的知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从其中找到了一些我们熟视无睹的缺陷。在《失败的逻辑》一书中也谈到，我们的失败就是源于我们条件有限， 我们一方面需要固化，一面还需要填补自己的漏洞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够做到拥有很多的知识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还需要花时间深入的弥补现有知识的漏洞就更为艰难。但是， 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可能随时随地在做错误的决定和行为 。 四、每一个重大隐性条件的明朗化都是人类的进步。 人类的知识能够积累，这是人类的最高明之处。 但是积累不是简单的堆积，必须是螺旋式递进的，我 们不能躺在老祖宗的功劳簿上睡大觉， 我们需要明白几乎所有老祖宗留下的理论或者方法都有其缺陷，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其缺陷，并给出我们的观点和看法，使之更加完善， 让人类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实际上，在科研中，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发明或者发现，都是把我们熟知的东西背后隐藏的东西揭示了出来。比如，牛顿之前的很多人对力的规律比较痴迷，看看在比萨做的两个铁球的实验，看看好多马拉着两个真空半球的图片， 我们不能嘲笑我们祖先的愚昧，实际上，我们比他们可能更愚昧， 他们有勇气去质疑常识，有勇气去探索已知中的重大缺陷和误区。为什么两个铁球能同时落地，是因为我们常见的很多天空落下的物体大多数是密度较低的物体。空气阻力和物体的形状、密度之间的关系没有在常识中进行深入的思考。 我们看到的规律背后可能隐含着重要的差异。同样两个类似的行为，解释起来需要不同的知识 。一样的，我们现在学习或者正在使用或者遵从的很多方法或者社会规则，实际上可能需要做重要的思考和调整。 因为人类需要进步，需要找到真正适合人类的路。 五、认识隐性条件的唯一方法就是放弃迷信。 即便我们认识到任何方法或者理论都有缺陷，但是我们要认识这些隐性条件依然非常困难，但是办法不是没有 ，唯一办法就是放弃迷信 。笛卡尔放弃了迷信，重新分析了自己的知识，产生了了不起的哲学。数学领域在19世纪的公理化体系，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数学的基础问题，但是数学大厦的基础显然已经更加的稳固。能做到这些， 就是后来者不再迷信现有的东西，而是用科学的方法，用严密的逻辑进行重新分析 。我们的眼睛之所以迷茫，之所以象瞎子一样看不到有意义的路，就在于我们在内心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迷信，我们甚至认为放弃对自己是有害的。实际上，在一行禅师的书《心力》中，特别强调， 不管是创造，还是想收获快乐，唯一要做的就是弃舍。 放弃迷信是最大的弃舍，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在知识的海洋中看到自己。不然，我们仅仅是知识的传承的载体。 当我们遇到困惑的时候，那一定是我们的认识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最大的来源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让我们困惑的那些矛盾条件背后还有隐形的条件。 当我们希望有自己独有的创造力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找到已知中的未知，放弃内心的所有迷信，只从逻辑和有限的几个简单假设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知识，包括重新认识自我。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一切都需要思考。当然，由于人类自身条件所限，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人类的进步是必须的，总需要有人来做。而且，如果想获得快乐，也同样需要这样做，必须的。 silong.peng@ia.ac.cn 2012.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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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建立和完善中医药文化价值观尤为迫切
热度 6 Wuyishan 2012-1-12 11:18
建立和完善中医药文化价值观尤为迫切 本报记者罗朝淑 （科技日报，2012，1月12日） 中医视窗 2011年11月23日，《参考消息》刊登了一则来自西班牙拉美新闻网站的文章，题目叫《中国年轻一代缺乏文化认同感》。文章指出，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缺少传承者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之所以难以传承下去，关键在于文化传承上，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问题非常严重，不能与时俱进和博采众长。正是由于文化传承者本身的格局越来越小，因此，他们所能影响的人群也就越来越小，由此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喜欢乃至能够接触到中国优秀文化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从而在客观上表现为中国年轻一代越来越远离中国文化。 撰写这则新闻的西班牙记者在中国采访了五个星期，五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在中国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西方的东西，当他问及一些他所遇到的青年认不认同中国的阴阳医学，认不认同中国的哲学道理时，这些年轻人竟然回答说这是“迷信”。 当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演变成年轻一代人口中的“迷信”，这样的现实是何等的悲哀。 “文化是一种价值文化，是一种行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这种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基石。”若是一个民族最具希望的一代人把一个民族的灵魂都丢了，未来，我们还能奢望什么？ 在2011年12月26日举行的“北京2011庐山杏林论坛上”，围绕着“道以医显”的主题，来自哲学、社会学以及中医药学等领域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就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展开了热烈讨论。 以“道”展示中医之魂 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立教授说：“‘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属于哲学的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源、本体，以及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和规则。但最能体现和阐释‘道’的莫过于中医，它借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道’的核心观念，将中医理论化和哲学化。”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科学实践成果的凝结，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人们常常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现在，许多人连我国传统中医药的知识和技能方法是不是巨人都在怀疑，对于正确去学习和理解，进而掌握运用都没有勇气，没有决心，你又怎么知道这个巨人的肩膀在哪里，有多高？！” 正确认识中医与科技的关系 来自社会科学院的陈其广教授近年来一直承担着“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的重大项目，他认为，一方面，人的认识能力在历史任何阶段都是有局限的，从医药角度来讲，从西药发明到现在，其淘汰的比例很大，足以说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局限的。另一方面，人们认为物质是万物之本源的认识可能过于狭隘。“中医一定要找出它的所谓有效性”这种观念其实是一种物质化思维，中药的作用和精神意识的作用相互之间的一种配合，不是单纯从物质角度就可以认识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文化和科技的作用，要妥善的解决文化和科技之间的一个布局，格局的问题。”陈其广说，“从统计学上西医药是大样本理论，中医药是小样本理论，这个大小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因为大样本理论更多关注的是共性。所以它可以在短时期内用人为控制环境的方法，人为设定目标，进行对比实验，任何人只要按照这样的方法条件进行实验，结果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小样本理论更多认可个体差异性，所以个体差异性导致样本之间的可比性减弱了。” 陈其广认为，很多人批评中医中药的研究方法可重复性很差，其实是没有搞清楚大样本理论和小样本理论之间的关系。“西医西药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工业化、标准化、系列化的那种思路。对于中医药而言，观测者个人的体验、感悟、个人的意识很关键，差异就会很大。所以走掉一个老中医，可能一种方法一种思想就丢失了。因此，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非常紧迫。” 中医理念是我国医学创新之源 “中国科技走向世界冀望于中医药，中医药的许多理念也将是我国医学创新的源泉。”针对当前我国中医药界普遍缺乏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局面，建立和完善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理念显得尤为迫切。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几次提出“要研究探索中医药文化传统的价值观，构建和完善中医药核心价值观体系”。这个体系既包含了过去传统的中医药价值体系，也有体现现代从事中医药行业人员所应该遵循的核心价值观。 “通过全国文化价值观的建设和中医药的核心体系建设，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来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强研究中医药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探索建立中医药传承保护发扬的体制机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刚认为，“特别是全面传承中医药的文化精神，挖掘其价值是非常有意义的。” 业界认为，由中国中医药古籍出版社日前出版的《道以医显——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一书，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医药从业人员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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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泽东《矛盾论》
wmy9039 2012-1-8 21:28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一　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辨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著)。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著和互相影响著。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的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条件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著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著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到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著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著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著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著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著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著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著矛盾。......”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著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著，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著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而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著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著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它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著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著，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著。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著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著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于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著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著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去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其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性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著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著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与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合作，或者造成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都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个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著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破出来之后，同时也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述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著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了俄国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著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联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它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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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泽东《实践论》
wmy9039 2012-1-8 21:23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 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 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⑵。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 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 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 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 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资料，加上他们“想了 一想”之后，他们就能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 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 末他们就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 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 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 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 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 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 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 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辨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 前期，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辨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 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 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 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 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 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的阶段。 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 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 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 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 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 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 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 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 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 以实现这些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 “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 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 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各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 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是有些 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 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 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 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 子的组成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 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 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 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 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 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 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 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 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 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 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 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 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 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 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 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 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 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 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并 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 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 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 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战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 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 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 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 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 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 了一个时期，他就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 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 勇气也就可以大大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 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 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 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 。第二步，是 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 （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 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 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 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 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本， 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 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 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 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 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 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 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 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 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 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 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 不可靠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 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 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 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 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 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 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 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 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 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 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 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 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 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 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 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 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 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 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 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 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运动过程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 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 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 说的时侯，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 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侯，而且在于为尔 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侯。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 过无论任何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 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 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 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 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 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 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 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 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 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想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 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 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 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 目的。然而一般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 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许 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到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 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 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 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 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 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 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 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 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 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 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 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 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 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 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 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 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 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 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 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 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 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 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 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 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 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 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 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 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 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 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 道理。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 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 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 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 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 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 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 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 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 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 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 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 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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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tianyalang 2011-12-21 15:38
路径和方式必须为目的服务。执著于路径，就会陷入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争论需要有理、有利、有节。是的，有价值的争论，需要高度、格局和气量。 反观今天左翼的争论，焦点局限在组织人事问题上。是推倒重来，还是在体制内寻找代理人，这是一个问题。其实，这也仅仅是一个路径和方式问题。 社会上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这是左翼必须深化的现实问题，但是，左翼说清楚了吗？除了喊一些陈旧的口号，是否能够结合中国现实提出具有任受性和可操作性的思路呢？不在史学和哲学上下功夫，思想路线缺乏理论高度并不能得到群众广泛认同，讨论方法问题有意义吗？ 想一想看，左翼做群众工作的力度如何？我们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具体的工作？身处苦难中的老百姓是否得到了具体的帮助？老百姓为甚麽要追随左翼？右翼都知道介入典型事件之中，为老百姓寻求一个说法。可是，左翼却在脱离群众的具体生活，抽象地讨论暴力改变或和平长入之类抽象的方法问题。天下大乱好吗？寄望明君行吗？新的三座大山压在老百姓身上，是压在很具体的一个一个人的身上，左翼必须回到一件一件的小事上面，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否则，义和团和戊戌六君子的悲剧将会重演，人民群众并不理解你们要干甚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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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国有企业也应该“外圆内方”
sunapple 2011-7-12 22:51
要有效反击妖魔化国有企业的声音，就必须对改革进行改革 　　“外圆内方”是著名的红色亿元村南街村的生存诀窍，简言之就是对外一切和市场接轨，对内则坚持按照社会主义的管理原则和分配原则行事，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南街村30年如一日,一路走到了今天，不仅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总资产从不足70万元发展到十几个亿，而且在其内部消除了贫富差距，建立了一个堪称和谐的小社会。南街村的成就，就连极端敌视南街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这些年来，妖魔化国企的声音可谓一浪高过一浪。都是哪些人在妖魔化国企？有一部分人应该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他们从西方经济学一个偏狭的小流派的教条出发，武断地认定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不能兼容；还有一部分人则只能说是居心叵测了，他们在觊觎瓜分国有资产最后的盛宴；另有一些人也许用“为王前驱”来形容比较合适，因为总量达几十万亿元的国有资产绝不是国内民营资本能够消化得了的，假如央企“改制”，能够将其鲸吞的也就只能是跨国资本了。 　　这些妖魔化国企的人，各有各的动机，但是为什么他们逻辑混乱的言论往往还能够忽悠不少善良的民众？除了这些忽悠者对话语权的掌控之外，如果从国企自身来找原因的话，则应该和国企在改革中没有坚持外圆内方的原则有关。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只是管理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灵活性，因此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这无疑是对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对国企进行放权让利改革的同时，又在国企内部推行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等改革，淡化甚至完全排斥了企业党组织对企业管理层的领导以及工人群众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这就使得国家放出“权”，“利”没有落到企业手里，而大部分落到了企业管理层手里，这导致了今天国有企业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企业内部的腐败、收入差距巨大以及企业单纯追求利润，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等等。 　　为今之计，要有效反击妖魔化国有企业的声音，就必须对改革进行改革，国有企业也应该按照外圆内方的原则，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国有企业为什么必须外圆？这是因为，今天的国有企业，必须在市场上生存，不仅要在国内市场上生存，还必须在国际市场上生存；不仅要和国内的企业打交道，还必须和跨国公司打交道；不仅要遵循国内的 法律 、法规，还必须遵循WTO的规则⋯⋯凡此种种，决定了国企不圆不行。 　　那么，国企为什么必须内方？这是因为，我们搞的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很大一部分要靠国有企业的“内方”来体现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要宪法依然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只要依旧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实践者的角色就不可替代。 　　在我看来，国有企业的“内方”，主要应该体现为两个方面—— 　　在企业的内部管理方面，应该加强党的领导，以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开辟渠道让职工群众能够有效地参与对企业的管理，至少能够有效地管理权进行监督。在这一领域，我们有包括鞍钢宪法在内的丰富历史遗产可以继承，有大庆“三老四严”等精神可以学习；在分配方面，国企还是应该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应该过分强调拉开差距，更不应该走“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员工奴隶化”的路子。 　　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则必须明确国有企业不能简单地把利润作为唯一追求，而应该把国家利益和社会效益置于企业利润之上。事实上，在西方，很多国家国有企业的设立也为了政治目的，既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权，抵御外敌入侵或实施对外侵略，由国家直接来控制某些经济要害部门，同时也便于通过国家直接投资经营，调节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和协调发展。 　　具体到中国而言，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更是应该主动为国家分忧，为人民服务，担当起国家安全的守护者，经济调控的执行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干净财富的创造者等重任，扮演好“共和国长子”的角色。 　　令人欣慰的是，许多大型央企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2006年，国家电网公司在央企中率先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7年到2008年，有33家央企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远集团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还被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评为典范报告。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得到了国际、国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民企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2008年国务院 国资委 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明确对央企提出了“国家经济的栋梁和全社会企业榜样”的先进性要求。在笔者看来，只要国企沿着“外圆内方”的路子走下去，总有一天会重新赢得公众信任，让那些热衷于妖魔化国企的人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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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喜闻CCTV1：高扬的旗帜——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热度 3 bmzy 2011-5-23 09:29
　2011年5月22日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新闻联播）：《伟大历程》今天播出《高扬的旗帜——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在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前的照壁上，镌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为中央党校题写的。 　　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党内仍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为此，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号召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而实事求是从此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当年是刻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墙壁上的。1947年的时候，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延安中央党校的大礼堂被炸弹给炸毁了。到1948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的时候，在废墟里面发现了这四块青石板，上面的字还完好无损。现在这四块石板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在延安整风时，王稼祥就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而实事求是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杨家岭的这座中央大礼堂召开，会议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必然选择。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七大之后，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努力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原文地址： http://news.cntv.cn/program/xwlb/20110522/1042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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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书证的优先权限定是教条主义
热度 2 胡业生 2011-5-16 08:24
有机会被小人诬告一次，小人设计害我，把我写给他的欠条当成证据告我欠钱，小人自然不敢出庭，委托别人代理。哪个傻逼代理被问的大汗淋漓，狼狈不堪。那一刻，我突然觉的社会也许真的要崩溃了。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书证的效力大于其他效力，这是神马逻辑？教条主义难道真的成了弱智民族的专利不成？我对中国的司法感到悲凉，为不良律师有的是冒充律师，司法考试不易通过的，感到可耻。中国司法割裂了经验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就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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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热度 2 白荷飘香 2011-5-4 21:01
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奎元 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立党立国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建设，重视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和人民。我们提倡解放思想，不搞教条主义，但是不能丢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在学习借鉴的名义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多元化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一向标榜信仰自由的美国，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反对多元化的，他们的主流文化、他们崇尚的美国精神是不容置疑的。美国国会曾多次讨论双语教学的问题，但时至今日始终没有通过把西班牙语作为第二种全国通用语言的议案。最近，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领导人宣布，在他们的国家“多元化已经结束”，甚至说“多元化已经死亡”。德国政府要求加入本国的移民要讲德语，融入德国的主流文化，接受他们的价值观。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提出了差不多同样的要求。这个现象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多元化的立场及其政策。　　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同时主张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种尊重和包容的内涵和外延有没有边际？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可以包容的，哪些是必须反对的，应当有明确的界限，有所界定。包容多样是为了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包容”的含义一个是“包涵”，一个是“容纳”。包容的精义是发扬民主，博采众长，但不能允许挑战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和根本制度。“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因此，“包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掉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自己的灵魂。我们常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这个语言，这主要是指国际政治和社会制度而言。其实美国与西方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并非是浑然一体，美国文化也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化。我们提防西化的侵蚀，着眼点并不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化传承，而是图谋重建世界秩序的当代美国的政治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是抵御西化图谋的根本保障，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首要问题。　　一、信仰马克思主义　　从发表《共产党宣言》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人间一百六十多年。当今世界与马克思在世时已有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过时了还是没有过时？我们党是否依然信仰、坚持和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及其理论体系？我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是探索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灭亡基本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如何实现自身解放，进而解放全人类规律的科学。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还存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思想武器和工具，也是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理论指南和方法。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其他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先进分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　　马克思主义又叫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还没有实现真正公平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没有完结。目前，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俱在，马克思主义是认识这两种社会制度本质的理论指南。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矛盾，如何解决基本矛盾中的对立方面既互相适应又互相矛盾的问题，如何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需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就不能清楚地认识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也解决不好反映基本矛盾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基本矛盾的认识和把握，应当注意矛盾的运动和变化，防止认识的停顿和偏于一隅。例如：关于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这个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贡献极大。但不能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唯一需要关心和致力的事业。发展生产力与建立、完善生产关系是不能分割的。发展生产力与关怀生产者、劳动者的利益都是须臾不可松懈、不可脱节的要务。又如：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只要管好上层建筑，只要保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无论发生何种变化，出现什么偏差，只要下个决心就可以纠正。实践证明这是办不到的。靠行政命令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不可能改变市场经济某些固有的规则、关系及其后果，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我国的经济基础三十多年来发生了巨变，从所有制、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到分配关系，都发生了甚大的变化。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界限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看不清这种变化，就难以了解和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种说法：上层建筑要顺其自然、被动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矛盾的统一体，既相互适应又有不适应。一般地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同时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的反作用，它不但在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时候具有巩固和保护经济基础的属性，还有对经济基础中不相适应的部分、不相适应的状况进行修正和改善的功能。这就是国家政权、政府通过制定和实行适当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保护和扩展自己的经济基础的职能。在发生社会革命的时期，上层建筑还有扫除旧的经济基础、确立新经济基础主导地位的使命和作用。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什么变化，面对经济基础发生的变化，上层建筑应当如何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如果只讲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漠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甚至于转弯抹角地削弱它，社会主义的事业只能落败而不可能成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站在忧党忧国的立场上，认真研究上述问题。　　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及其社会制度压不倒马克思主义，也压不倒社会主义。为什么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一些人觉得世界趋同的时代已经到来，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历史的终点”，即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这种思想回到了黑格尔、杜林、欧洲启蒙思想家曾经宣扬的“历史终点”、“终极社会”、“理性王国”的窠臼，说来说去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历史车轮没有在20世纪停止转动，美苏冷战结束不过10年的时间，美国便从单边霸权的高峰跌落。曾经发表“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幡然省悟，声明历史并没有走到终点，美国制度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前不久，福山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社会主义是前程无量的事业，没有哪一种资产阶级理论和资产阶级学派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历经一百五六十年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历史理论等各个领域都站在时代的高峰，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当初，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没有任何权力强制别人信仰自己的思想，就是靠真理的力量，他们的声音才传播到全世界，极大地影响了人类世界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　　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站在了社会科学的制高点上，虽然这个制高点并非不可逾越，但是迄今为止它依然是社会科学的高峰。同时，马克思主义也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资产阶级的学者在科学上扳不倒马克思主义，就在道义上做文章，诋毁马克思主义只讲斗争不讲人道主义，而他们自诩是不加区别地爱天下所有的人。马克思主义是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光明正大的理论，是启迪工人阶级认识自己历史地位，寻求社会公平的思想武器，它反对用空洞的“博爱”、“人道”掩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追求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解放。这种理论与那些粉饰剥削制度、麻痹劳动人民自觉意识的理论究竟孰善孰恶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主义不讲抽象的人权，主张建立实现人人权利平等的现实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人权”就不可能是公正、平等的权利。我们党进行革命斗争就是为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的中国劳动人民争人权，在全世界为中国人民争人权。正因为我们党的理想和信仰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才能心甘情愿地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和家庭。许多人知道自己没有机会看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但是，他们相信人类最终会实现共产主义，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之奋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今天的共产党员要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二、学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系统的科学理论，是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下功夫学习才能理解它的真谛，才能应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实践基础。但是，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克敌制胜，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实践。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广大党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不用学习就能够自发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有真正学好马克思主义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全党开展学习运动，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现在我们党执政了几十年，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人员就有成千上万人。按常理来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领域应当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力，但在事实上，并不能这样乐观，在世纪之交，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陷入低潮之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被淡化、边缘化的情景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现在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不下功夫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我们的党是执政六十多年的党，大量的党员既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又不读马列著作，说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就没有根据。自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讲些什么道理，听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心里没有底，就可能随声附和；当别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没有过时；当有人搬用西方当代的某些理论观点，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你也分不清楚它是篡改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怎样解决？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我们有时听到一些干部、学者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言或报告，感觉似是而非，追根溯源就在于讲话者自身底气不足。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下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打下扎实的理论根基。只有这样，才能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才能打退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魅力，让真理的力量战胜谬误。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欧洲晚了半个多世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间隔7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候，全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立志为之奋斗的人，不过几十人，正是在那几十个先知先觉的革命家带领下，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武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革命队伍，在短短几十年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又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说明：不学习、不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吴邦国同志前不久在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他还郑重表明，“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他还讲了“六个确保”。吴邦国同志的讲话，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鲜明立场，大家应当认真学习研究。　　社会主义中国经常面临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必须常怀忧患意识。2008年7月31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国防战略》中讲到，“美国将继续对中国施压”，“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来影响中国的选择”。美国针对中国的全面战略从来没有间断。我国改革、发展、安全各个领域遇到的坎坷和麻烦，背后常常都有美国的影子。中国要走几代人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国家的根本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利的思想武器，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护自己、抵制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理论武器。在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差一点被挤出了世界舞台。在我国的思想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贬低与排斥。在各种讲坛、媒介和出版、刊物中，颂扬西方理论体系、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暗流非常强劲。中央适时地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项英明的决策，扭转了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的趋势。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遭受严重的挫折与厄运，关键在于原来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队伍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带头宣扬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导致苏共在组织上瓦解，在思想上放下武器，丧失了凝聚党心、人心的精神力量，最终失去执政的基础和能力，走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党的队伍已经不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原班人马。我们党有近8000万党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但是真正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党员，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很长时期内，各级基层党组织对党员或者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没有下功夫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许多共产党员，包括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者，没有认真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什么地方不好？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是什么？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有些同志将着眼点放在与业务相关的知识上，我认为，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着重点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在宣传、普及、推广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下功夫。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我们这样庞大的执政党，如果不用先进的理论统一思想，确立共同的信仰，很难经得起西方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冲击。　　现在西方文化、宗教在我国城乡广泛地传播，对我们的冲击极大。前不久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一些文艺界委员的发言观点鲜明，体现出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对中国文化被西方庸俗文化冲击，传统文化遭到败坏，非常担忧。利用西方主流文化冲击我国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威胁，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抵制它、批判它。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全党学习、学习、再学习，我认为，这抓住了党自身建设的关键。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好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局新近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两套文集是精心选编、精心翻译的最优版本，翻译的水平很高，书也很好看，希望大家认真地读。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新中国建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我们的不足或者失误，都是因为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所造成的。　　我国在发展中出现了较多的社会矛盾，这并不奇怪，也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思路和有力的措施去及时解决。当前一个涉及全局的矛盾是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收入在各种要素中的回报率过低，穷人和富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公平的理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没有足够的重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较长时期强调效率优先，将公平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没有同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是当前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有一部分劳动人民在改革发展中获益较少，被称之为弱势群体，在思想上有失落感，再加上时而发生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人民群众中易于滋生不满情绪。在国内外有人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决不能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无须关注的议论。　　我们常说要有忧患意识，忧患在哪里？除了来自外国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上的威胁，社会主义中国自身的危险在哪里？用什么思想、理论、政策去应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党中央适时地强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保障水平，把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要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个着重点至关重要，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生吴邦国同志报告中指出的情况：已有的成果会丧失，而且国家也可能陷入混乱的泥潭。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党和国家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坚决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在思想领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的理论工作者没有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听到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非议，想用一点附加的东西、时髦的语言给马克思主义挣面子，这是不可取的。应该首先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并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才是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坚持。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深陷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帝国霸权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去年12月18日，亨利·基辛格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的衰落》，他在文中写到，“最后一个剩余的超级大国——不久前欧洲政治家还这样形容美国，今天已经不能这样说了。①美国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它不能再单独进行政治领导，它只是一个复杂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引力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 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并且会继续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是它已经从冷战时期的高峰跌落，不可逆转地失去了独领世界潮流的能力。世界多极化不会一帆风顺，但是由多极化取代单极世界的潮流不可阻挡。　　当前的经济危机和美国霸权的衰落，世界格局的变动和调整非常明显、非常深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抓住机会，展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现在是对马克思主义加深认识、加强传播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也是被世界人民瞩目的时期。希望中国的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　　① 《参考消息》2011年1月6日。（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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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教育是无用的？
jinybao 2011-4-19 08:27
【导读】 曾经读了一本书叫《教育是无用的》，一开始觉得是为了吸引眼球，才这样命名！后来还是禁不住诱惑，买了，还认真看了。确实说的有道理！列举了部分观点： ·教育无用，因为它然我们脱离实用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脱离理想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丧失人性以外的东西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的心变得麻木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的个性变得沉闷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沦为奴隶 ·教育无用，因为它导致教条主义 ······ 有时候的确我们被分数绑架了，被学位绑架了，被权威绑架了······ 教育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有时候你会发现在学校的优等生会给差等生工作。 其实标题应该改为：教育有时候是无用的。为了吸引眼球，还是保留！！来个反问：为何教育是无用的？更好！ 下面这篇文章会让你学到更多。我的观点是： 学校里，你学了很多知识，然后很多都忘了，因为只考一次。而你做了很多事情，特别是那种让你震撼的。形成了经历，津津乐道！这才是你受用的。 原文作者：史考特•亚当斯（Scott Adams） 原载2011年4月17日，译言 如何在大学里获得真正的教育？ 我理解为什么美国的顶尖学生学习物理，化学，微积分和古典文学。那些在这个学习小组内的孩子们是未来的教授，科学家，思想家和工程师，他们将推动文明向前。但我们为什么把 “B” 类学生也放在这样的教室里呢？那好比训练你的猫去研究税收 —— 浪费时间和钱。难道教 “B” 类学生一些实用的东西（如创业）不会更理智吗？ 我是从个人经验来说的，因为我在哈特威克大学的 Oneonta, N.Y. Technically 主修创业，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在小型大学就读的潜在好处就是能以任何你想要的方式形成经验。 在我们的一个叫做 The Coffe H ouse 的校园里有一种小生意，那儿提供啤酒和小吃和有特色的现场表演。这是由学生主导的，而且是一个受学校补贴的糟糕的亏本生意。我以为自己不一般，于是申请了一个所谓的 “ 财政部长 ” 的开拓。我得到了工作，这要感谢我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面试技能，我的 “ 能动性 ” 的态度和在这个太阳系的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有趣计划。 那 些日子的酗酒年龄是在 18 ，还有那些给 The CoffeeHouse 经理的装有全部赔偿金的包裹都是免费啤酒。解释那个由七个学生（他们试图记住所有的钱流向何处）组成的会计系统并不简单，我认为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向我的会计教授提议为了三学分我要建立并管理一个商业性的合适的会计系统。我做了。那是一个极好的经历。同时，我的一些同辈正在进修艺术历史，所以他们得记住某某艺术品的模样，以此应对当有人询问时的情况。 有一天， The Coffee House 的管理员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两个主题。一，我们的职业部长推荐我们开除一个酒保，而这个酒保恰恰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小组选出一个领导人。关于第一个问题取得了普遍的共识，说是我的朋友缺少意志和潜能去主管酒保艺术。我不情愿地投票支持了多数人开除他的决定。 但是，当我们开始讨论谁应该成为我们的新领带人的时候，我指出了一个我的朋友 —— 那个即将被开除的酒保 —— 他长得高，帅气并有商业天赋，所以是一个完美人选。会议末段，我已经说服了小组开除那个前所未有的最糟糕的酒保 …… 还有问他是否考虑成为我们的领袖。我的朋友抓住了面试机会，成为我们的 “ 行政长官 “ 。他起程开始了一个极好的工作。正是那一年我学会了关于管理的一切。 几乎是与此同时，这个 “ 酒保朋友 ” ，与我的室友和我，孵出了成为我们集体宿舍的学生总管并且领有薪水的计划。这个想法还包含把所有的专业职员（包括居民助理，保安，甚至是清洁工）替换为学生，并给学生们薪水让他们做这些工作。我们设想组建一个宿舍政府来管理安排各种工作的选举，制定针对违规的惩罚性条例和普遍爱护生意的氛围。成了空想家的我们三个还想象这样的构想会操纵局势。 我们把想法告诉了院长和他的职员们。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院长说如果我们能在明年获得宿舍全体多数人员对我们构想的支持，学院也将那么做。 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有漏洞的东西更容易扫除。我们只需要那些说他们 打算 在明年住在宿舍的多数学生的支持。而且我们有许多乐意长久地计划关于所有东西并在日后改变主意的哥们。正是那一年让我学得 “ 如果那儿有一个漏洞，驾卡车要驶过它的人会得到比在漏洞下的人更多的钱 ” 。 院长在秋季给我们的第一个商业订单是要求我们写一部宿舍宪法并得到批准。筹办起来简直就是噩梦。为了节约时间，我花了一个夏天 “ 写宪法 ” ，而且直到开学才提到这个事情。我们举行了制宪会议来以充分反映民意，还花了两个小时听取不同意见。会议结束后，我自愿肩负了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是起草一份能够反映 “ 求同存异 ” 的文件。我等待了一个星期，复制了好多我在夏天写的文档，将其作为个人想法上交给了院长，然后看到它被以压倒性投票获得通过。正是那一年我学会了所有关于 “ 补仓 ” 的知识。 “ 为什么我们还把 B 类学生也放在这样的教室里呢？那好比训练你的猫去研究税收 —— 浪费时间和钱。难道教 “B” 类学生一些实用的东西（如创业）不会更理智吗？ ” 到了第二年，我和我的朋友们免费获得了一个私人房间，还有一份基薪和管理宿舍的经验。在一些夜晚，我还带薪做了通宵的安全工作，还做了支付薪酬的清理洗衣房的工作。安全工作结束后，我回到 The Coffee House 平衡功课。 我的大学生活充满了关于这种类型的创业故事。当我和我的朋友们无法让体育馆为我们腾出空间来进行室内足球的非正式比赛，我们会考虑我们的选项。体育场规定只有班子才能预定。过了几天，我们做了另一项尝试，但这次我们成了足球俱乐部的班子，而我是主席。我的职责有填写表格来注册这个俱乐部和记住把球带来。 毕业后，我已掌握了将 “ 无东西 ” 转化为 “ 一些东西 ” 的奇怪艺术。在作为一名成年人的我身上所发生的好事可以追溯到那个训练。几年后，我在伯克利分校的哈斯商学院成功攻读了 MBA 学位。那是一个我需要的调整，以通过一个创业者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 如果你还处在想象一个企业家精神教育应该包括什么的困境当中，请允许我列出我一路走来得到的教训。 把技艺结合在一起： 你在创业中要学的第一件东西是怎么去让你变得有价值。让每一个普通的学生都在一个特定领域中发展出世界一流的技能不太现实。但是，学会怎样把一些不同的事情做好来却简单得多。我以微不足道的艺术天赋成功地成为动漫家，一些基本的耍笔杆子的能力，外加普通的幽默感和一些在商界的经验。呆伯特漫画（ Dilbert Comic ）就是这四种技能结合的产物。这个世界有好多更优秀的艺术家，更聪明的作家，更有趣的幽默家和更有经验的商业人士，而真正稀少的部分是对每一种技能的适当掌握。那正是创造价值。 不要害怕失败： 如果你正在冒险，而你大概会这么做，你会发现自己 90% 都失败了。技巧是失败的时候还能得到报酬并使用这个经历去获得那些不久后很有用的技能。我的职业生涯始于银行业，却是失败的。第二次，我在电话企业的工作也失败了。但你一定会对我在那些几乎属于任何领域的职业中所得到的技能感到惊奇，其中创作漫画。学生应该知道失败是过程，而不是障碍。 行动起来：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问了指导老师关于我如何实现成为银行家的目标的问题。他告诉我要弄清楚金融业发生的最具革新意义的是什么，然后就动身去那儿。我做了。但是，我不适合这个行业，而那个建议仍具有意义：移到有行动的地方。距离是你的敌人。 我正在寻找一个运用了我在周期表中的掌握几个元素的知识的职位。 吸引运气： 你不能直接管理运气，但你能使你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幸运之神的更多青睐。为了成功，你首先必须 做 一些事情 。 如果那不奏效（几率是 90% ），就去做其他的事情。运气青睐实干家。刊物的读者会发现这些是明显的，而对于青少年，这并不明显。 克服心中的恐惧： 我在大学和工作期间时参加了公开演讲的课业，那些训练对如何学会在公共场合伪饰紧张非常有效。之后我选择了戴尔 · 卡耐基课程。那改变了人生。戴尔 · 卡耐基的方法完全不重视说话技能的训练，反而是训练你去享受和群众说话的经历。一旦你在人们面前变得轻松自在，技艺自动来临。过了几年，我已经给数百的观众做了许多次的演讲，并且享受在台上的每一分钟。但这并不是为戴尔 · 卡耐基做宣传，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在接受训练后以热情替代恐惧和羞赧。每一个企业家都可以用那个技艺。 以简洁的风格书写： 我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关于商业书写的课程，这教会了我怎样写出直白的句子并避免额外的文字。简约给想法力量。想要例子吗？读一些史蒂夫 · 乔布斯或沃伦 · 巴菲特写的书吧。 学会说服人的本事： 学创业的学生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劝说方式的艺术，包括心理学，销售，市场，商谈，分析，甚至是设计。这些技艺通常分散在一些学科上。至于创业，给他们一揽子的训练是有意义的。 这是我为“ B ”类学生列出的实用的初级列表。这个列表不求完整。显而易见的，一个企业家会从金融，管理和其他更多的课程中受益。 记住，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他们多数属于 “B” 类学生。如果那还不足以吓醒你，大概会的。 —— 亚当先生是 “ 呆伯特 ” 漫画的作者 欢迎关注我的微博： http://t.sina.com.cn/blovelin 【“ 鲍”来问题，点石成“金” 】每天至少回答一个关于职业生涯发展的咨询，@鲍金勇+问题 我的更多文章： 求职西药处方 (2011-04-13 21:44:31) TOP10:大学生就业十大“死里逃生” (2011-03-31 23:28:32) 迈向职场的一小步和一大步 (2011-03-28 23:55:16) 没考上研究生带来职业更多的可能性 (2011-03-24 23:37:52) 做自己还是演自己？ (2011-03-15 00:39:05)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应改成“天下兴亡，我的责任 (2008-12-09 10:14:21) 好像一个名人 (2008-11-02 22:20:08) 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 (2008-09-15 00:55:57) 给一个学生的简单回信 (2008-08-19 11:58:15) 解读中低温 (2008-08-06 22: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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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老死就学死：再答/问meta
Eucommia 2010-12-23 06:34
我在《 活到老，学到老- 答meta 》一文中回答了meta先生对刘实 DNA 半保留复制的细胞生物学意义的疑问，并向全科学网的网友发出了今后会著名的崔克明之问：DNA半保留复制是什么意思，它在细胞生物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meta 先生/女士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方法和理论不联系实际的做法，因为他（她）只相信书本上说的，可见其受应试教育的毒之深。我对我的学生一直说，老师说什么就干什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仅靠课本说话的就更不是好学生。 他/她/它（中性人）在我《 活到老，学到老- 答meta 》一文下首先答道或批到： 教科书关于半保留复制的过程： 半保留复制产生的子代DNA中，一条链来自于亲本链、另一条链是新合成的，DNA复制产生两条一样的DNA分子，然后分别进入到各自的细胞，所以在细胞分裂时，不管是母细胞，还是子细胞，其中的基因组DNA一条链是老的，一条链是新链。 教科书关于半保留复制的意义： DNA 半保留复制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保证遗传物质的稳定性。 meta 先生（女士）所抄袭的这些 教科书经典论述我老朽还是知道的，不然怎能在还算是或者说按我们新院长来后外国排名已示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生科院当教授到光荣退休？那岂不是误人子弟？ 可 meta 先生的疑问我过去是想都没想过的： 怎么会有母细胞保留老DNA模板链，子细胞得到新DNA模板链的说法。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世界上还有一个（自称）超一流的生命科学家名叫刘实，才知道那 教科书上传承了几百年的观点可能是错的。我说可能是错的是因为我拿不准这 刘实是传说中的高人呢（见方舟子《新语丝》的 说了白说 ）还是《Nature》都认可的疯人（见Nature关于Madman评论，吃了刘实的官司后被藏起来了）。 所以，我厚着脸皮向刘实求教，要他给我他发表的有关论文看看。本来是想找个大假打打，然后也像方舟子那样出个大名。可一看刘文还中了刘毒。我倒被他的细胞生殖说给忽悠住了，一时间也想从细胞分裂的主流流出，还发表了一些吹刘的博文。 幸亏有人及时拉我一把，让我远离牛屎。所以我又立场坚定地回到领导的身边，并借有人给JBC写信告方舟子论文造假而我们的院长都说JBC给他去信说方舟子没造假之机把造假诬告的屎猜到了刘头上（见《 我知道谁造假- 答饶毅《猜猜谁造假》 》）。而那篇文章竟也成了我老朽在科学网开博以来荣誉最高的一篇，不仅被编辑部精选，还登了榜首，有一阵点击数还高过了科学网的贵博、我们的院长的同期博文。 当时我还真兴奋，并借机随风而飘，发表了刘实是否是大科学骗子一文（见《 刘实是 大科学骗子吗？ 》），旨在邀请更多的人（当然最好是方舟子）出来批驳刘实的细胞生殖说、保卫传统的细胞分裂论。 可让我不解的是，不仅主流的大腕科学家在这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言语，就连把刘实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的方舟子也不参战。一个打假皇帝敢摘王储的博士帽（真的）却不敢打他专业领域（DNA应是生化的吧）的世界级大假（《中国科学》发表的但却是在世界主流索引有记录的）。这就让我老朽纳闷了。难道这刘实还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高人、一个真的超了一流一大截的生命科学家？ 所以，我退而不休地把更多的刘文给通读了一遍，这下就到中了刘毒而不能自拔的程度。并趁着《Science》杂志提 年度突破 的机会，把刘实给提了进去，并得到一些实迷不悟的跟进（见《 SCIENCE 的 10 天民主 》）。虽然《Science》杂志最后选的年度突破与生命无关，当然也就不会与刘实关于生命本质的最基本发现有关，但《Science》杂志编辑还是感谢我提了很好的意见。 因此，当看到科学网征求 2010 年中国科学年度人物提名 ，我就把刘实也提了上去。科学网编辑部 一开始不批 ，但 后来还是批了 。这说明 刘实还应当是过硬的 。 而最让我佩服的是最近 刘实把砷基生命给治死了 。这砷基生命可是被媒体（包括科学网的一些博文）描绘成生命科学的伟大发现并要改写教科书的，而且论文是经过 最严格的同行评审发表在最顶尖的《Science》杂志上，可刘实一读该论文后就立马发表评论这是 NASA 又在忽悠 。还给《Science》杂志 发正式的技术评论 批驳，而《Science》杂志还一本正经地 要审议刘实等的批评后再让砷基生命创造者答复 。被刘实等这样一胡闹，本来应被《Science》杂志选为年度突破的砷基生命竟上不了榜。这下还真让我看到了刘实确是一个超一流的生命科学家的 厉害 。 写跑题了，本应是再答/问 meta 。却吹了一大篇的刘。还是言归正传。 开头是答了meta，现在再问meta：你读了刘实的论文吗？如果没读的话，那就好好地读一下。读完后再来发评好吗？ 其实， 读不读得懂刘实的发现是个水平的问题 ，但 读不读刘实的发现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如果 不读人家的论文就要怀疑人家的发现，那更是一个学风不正的问题 。而 这一点不正是中国科学界受西方污染所发生的现代病吗 ？ 而刘实对中国乃至世界科学的伟大贡献不仅是他有了众多的世界第一、国际仍领先的 超一流发现 ，更是他以一个科学出版革命先行者的胆识发动和实际领导了一场 全球性的科学反腐斗争 。他是通过 纠正世界高端学腐启迪中国科学发展 。 附： 发表在我〈 活到老 ，学到老 - 答 meta 〉一文下的评论： 标题： 发表评论人： 实在是不值得说 ip:113.57.129.* 上次热议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指出崔老教师的学识实在是给北大丢脸，无奈老教师还一点听不进去，而且和那无人理睬的高人搞到一起，也不想想世界上多少万科学家都是傻瓜？ 标题： 发表评论人： meta ip:210.36.17.* 可能说重了，但基于你的新博文及你一贯支持徐荣祥的克隆学说，只能说明你对其他研究方向的基本辨别能力还有所欠缺，对您老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就不知道了。 标题： 发表评论人： meta ip:210.36.17.* 我不知道为什么崔老先生您不去查一查教科书关于半保留复制的过程及意义，而要发这么一篇没有什么意义的文章。只说一点半保留复制产生的子代 DNA 中，一条链来自于亲本链、另一条链是新合成的， DNA 复制产生两条一样的 DNA 分子，然后分别进入到各自的细胞，所以在细胞分裂时，不管是母细胞，还是子细胞，其中的基因组 DNA 一条链是老的，一条链是新链，怎么会有母细胞保留老 DNA 模板链，子细胞得到新 DNA 模板链的说法。 DNA 半保留复制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保证遗传物质的稳定性。如果你要力挺刘实的话，就有必要说说两条母链怎么会进入到一个细胞的，如果不能说明，那还是歇歇菜吧。从你的很多博文可以看出，如果你的课题组不被和谐的话，那就太对不起北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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