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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何新：２０１５年初的一封信: bfzhao2001 2016-7-6 23:46; 何新2015年的一封通信 (2016-07-06 22:39:01) 转载 ▼ 何新：２０１５年初的一封信关于时局的几点思考（2015-2.15）【博主按语】此文是2015年初新春，何新养病时候发出的一封重要信件。我连续重病后，脑力已残，只能想些片断问题，只能写些只言片语了。 1、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必须重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应当注意，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当前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现实严重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例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资本家掌控资源的现实矛盾，社会主义经济与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矛盾等。）因此，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转型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国家主义学说。但是，无法继续沿袭照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专政理论。这一学说需要重建。意识形态问题如果不解决，所谓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都是空话。 2、经济问题大可注意。当前实体经济已深陷危机，涉及千家万户，主要是未来社会就业问题会极严重。会影响社会安定。共济会制度的根子是一个跨国超级金融组织体。据我观察，它的根子已经扎进中国，因此已能在股票、证券、汇率、银行、期货及互联网经济等方面左右影响中国经济。 3、此外还应当注意第四个自信即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百年以来西方文化势力扭曲丑化中国历史文明。同时伪造和鼓吹莫须有的西方历史文明。说其莫须有，是因为西方鼓吹的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以及罗马的历史都是假的。（卢浮宫中的希腊雕塑基本是近代的伪造品。）［ 1835年麦考利勋爵在英国议会说： “ 我曾经走遍了印度的大江南北，未看到过一名乞丐，也未看到过一名小偷。那里拥有巨大的黄金及财富，人们自尊且有崇高的道德观、水准如此之高，我不觉得我们能够彻底征服这个国家。除非我们打断这个国家的脊梁，也就是毁灭她的精神和文化遗产。因此，我提议必须替换掉他们古老的教育系统和文化。如果未来的印度人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英语比他们的母语好，那么他们就会逐渐失去自尊，失去他们自身的文化，他们就会变成我们希望的样子，即成为一个真正被我们所主宰的国家。” 西方对中国一直正在实施同样的文化和历史战略。］我近年出版的书《希腊伪史考》由于是病中编写，显然不够完备和严谨。但该书的基本结论：被西方广泛吹嘘的所谓古希腊文明是假的，是张冠李戴的。这个断论我坚信其颠扑不破，确凿无疑。这方面问题，自然需要有后继者进一步研究。中国人需要全面地重新审视世界历史，重新审视古代中国的世界历史地位。这对于中国人自信地走向未来至关重要。 4、钱学森晚年的社会科学研究值得关注和高度评价（见于《钱学森文集》）。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有独特的观点和设想。他认为人类未来会有一个全球化新秩序的时代，而后的时代是资源共有和共享的共产主义时代。 5、现在近似世界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所谓中国梦，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果不与中国设计的世界未来之梦——即全球新秩序的设计配合，则这个主观之梦是难以实现的。一代一路的设计适逢其时，意义深远伟大！当前国家现状貌似稳定，实际上问题很多，危机潜伏。我们当前很难设想15年以及50年以后的历史未来局面，但是历史进程的发展和变革节奏明显在加快。何新　　　 2015年2月15日; 863 次阅读|0 个评论

读博札记：国运进退，匹夫有份: fqng1008 2014-4-26 10:29; 开博以来，就有了“写博强迫症”，每天都要完成作业才算踏实。这可能与个人习惯有关，有了“前30年写日记”，“后30年写博客”也就不可避免。对于这个习惯，妻也习以为常，不过有时候还是要讽刺几句：你们这些人忧国忧民（或关心国家大事），不像我们成天“油盐柴米酱醋茶”。其实一介平民，哪有资格忧国忧民，正如《曹刿论战》中“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也许，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篇的那段话还是有道理的，“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老百姓关心的是“民生”，但民生与国运休戚相关，于是就有了“爱国”之嫌。基于此，我将梁启超断章取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改为“国运进退，匹夫有份”，也为自己迷恋于网络找点借口。以下是最近读到的几篇与此相关的博文札记： 1. 李银河：社会进步的平行四边形原理社会的进步是一步步艰难推进的，欲速则不达。社会上各种极端的主张五花八门，左派、右派、改革派、保守派，每个人都向不同的方向撕扯，结果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原理：扯向不同方向的力最终形成合力，就像平行四边形两条扯向两端的线，最终在一个二者中间的点汇合。这些扯向不同方向的力的汇合点就是社会进步的方向。其实，所谓进步有时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往前走而已，不一定是有实质意义的进步，中国历代王朝的改朝换代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从社会生活的内容来看，我们很难认定明朝比元朝进步，清朝比明朝进步。它们只不过是换了一批人统治而已，从上到下，从统治方式到社会生活方式，几乎丝毫没变。真正的社会进步应当包含社会生活的进步，统治方式的进步，整个社会向着自由、平等、和谐、民主、人权的更高指标有实质的提高。按照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理论，我们可以制定出社会进步的硬指标：生存需求的满足；安全需求的满足；归属需求的满足；尊重需求的满足；最终的需求是每一个个人的自我实现。人们是否能满足起码的生存需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硬指标，如果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那就无论多么民主也不是真正的进步。就像非洲那些小国的状况。安全是第二个指标。如果国家发生动乱，不断发生爆炸和破坏，甚至出现人群之间的相互仇杀，像非洲那些种族仇杀那样，那自由就沦为自由地杀戮和伤害，人们也就丧失了平静的生活，更谈不上社会的进步。归属是第三个指标。人要归属于某个社会群体，例如家庭、家族、同事、朋友，如果人得不到群体的认同，例如由于肤色或者民族或者与众不同的性倾向而受到排斥和歧视，他也无法满意地生活。即使衣食无忧，能够生活在安全的环境，如果人们归属的需求不得满足，这个社会仍旧是一个不够文明的社会。尊重是第四个指标。人有获得尊重的需求。如果社会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追求他人尊重的需求，这个社会才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它必定已经拥有比较合理的制度，不仅对所有的人来说是机会均等的，而且使社会中人的才干可以充分发挥出来，从而获得他人的尊重。自我实现是第五个目标。人有获得自我实现的需求。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提供足够的保障，使每个人都能够实现他的自我，使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都感觉到快乐，那才是一个真正完美的社会，其运行制度和规则才是最合理的制度和规则。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 2. 江濡山：要清醒判定当前改革局势我个人认为，真正的改革还没有开始，或者说现在只是摆了个改革的架势，等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年初，几个改革领导小组的顶层设计出炉后，才能定论“中国后改革开放”这出大戏如何上演；现阶段只是打打老虎、割割韭菜，除除杂草、试试深浅的阶段。现在的问题在于必须研究清楚，真改革先从哪里开口，后从哪里收口，不能稀里糊涂动刀子。说“大气”一些就是：改革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说小气一些就是：改革不能把自己玩进去。这种思维有什么错吗？只有唯恐天下不乱者巴不得改革玩砸、推到重来。稍微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以幸灾乐祸的态度旁观。其实，“既得利益者”这个标签不会贴在任何人脑门上让你辨识，很多既得利益者还在高喊“反对既得利益集团”。如果笼统地说，掌握改革主动权的大都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凡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在各个领域获得较大成功并牢牢占据着权力及利益优势地位、且有足够能量稳住自身优势地位者，都是既得利益者。比如体制内各级拥有封闭运行权力之部门的实权人物（如组织人事任免权、公务人员配备权、经济发展资源配置权及项目审批权等），以及与上述权势人物有先天或后天密切关系的关联受益者。具有这些特征的既得利益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比比皆是，也就是说，我们身边到处都是既得利益者，包括大学里的很多著名学者也是既得利益者 --- 因为有学问有能耐的学人很多，为啥你名利双收，不就因为你也善于玩弄权术和运筹关系资源么？总体来看，处于既得利益地位者，分为“开明派”和“保守派”两大类，前者面对经济社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表示赞同和拥护，并顺势而为，毕竟在这样的体制及制度环境下，他们是“被迫”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他们不担心会失去既得利益；后者则相反，因为担心失去既得地位和利益，而设法采取或明或暗的策略和手段，阻碍和打压改革创新势力，但只能偷偷摸摸地整。因此，既得利益群体当中，会产生支持创新改革的开明派和阻碍改革的保守派之间的冲突，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有效的改革还得寄希望于开明民主的、且占据强势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一是改革大戏需要清扫垃圾、试试深浅。新一届执政集团“履新”一年多来，最主要的工作时打扫垃圾、清理场子，比如：强势反腐败，就是清除积累已久、臭气熏天的制度腐败垃圾，简政放权和废除诸多审批事务，实际上是在清理政策垃圾和清扫整理早已经乱七八糟的改革“舞台和场子”。与此同时，在一些领域、一些关键点进行改革试水，测试风险。二是真改革需要有充足的准备。说实话，现在中国改革发展这盘棋，是几代领导者没有玩转或者说没想玩转的残局，实在不好继续玩下去，很多招数都是死招，而活招又伴随着极大的风险，如何玩，当然需要充分的酝酿和充足的准备，梳理改革思路、深度度调研、成立改革小组、调整人事安排等等，都是在做准备。如果准备期太短，失误的风险会大一些，但是准备期太长，人民的浮躁心态会升温，而且各种矛盾会恶化加剧。这正是高层很难拿捏之处。所以安抚民众情绪，征得民众理解和支持，是当下高层最最希望的。三是完成“顶层设计”需要时间。自 2012 年以来，从学者到最高决策层，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进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改革必须首先做好“顶层设计”。正是在这一思维引导下，中央成立了 4 个以总书记为首的改革领导小组（安全、经济、军事、信息），其主要任务就是求同存异、搞好改革顶层设计。据悉，这四个改革小组的成员，正在夜以继日地调研分析，加快顶层设计。这种改革策略是否有效，尚不得而知，只有最后亮相后，才能辨识雌雄。上述三点决定了，真正啃硬骨头的实质性的改革并没有开始。其实，在我看来，改革只有一根硬骨头，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各种矛盾的总根源，这根硬骨头上有几根骨刺：一是执政党的职责、使命及权限范围必须有明确的边际；二是干部任用制度必须引入透明公平的机制；三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实权和责任必须合理划分。 3. 马勇：从领导集团知识背景看未来十年中国政治走向　　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新的领导集团已经开始工作很久了，国内外对这一届新班子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看涨的以为这是中国百年来最好的班底，看衰的以为中国还将在十字路口徘徊，中国极有可能错失十年机遇。　　对于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不准备评论，我只是希望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研读新领导集团的“阅读史”，从他们已有的知识背景、知识储备，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观察视角。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届领导集团是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特殊形态，甚至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也没有见过的特殊形态，进一步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特殊时代，一个过渡期。　　今天的中国，当然不能直接了当地说成是帝制中国的延续，中国共产党确实给这个国家注入了若干新的因素，但就国家基本形态而言，今天的中国是“党天下”，共产党不仅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且负责这个国家一切日常事务，是比帝制中国“家天下”更集权的体制，因而正像这几年在谈论“中国模式”时突然领悟的那样，中国在经历了向西方学习一百多年后，竟然还有那么多“中国特色”。这些特色，无疑就是帝制中国的遗产。这种说法只是一个事实描述，并不涉及价值观。　　帝制中国历代开国君主无一例外精明过人，智慧超群，是丛林竞争中的强者，凭实力说话。他们打江山、坐江山，理所当然，具有那个时代的合法性。他们无一例外都像秦始皇帝那样，希望江山永固、王朝永续。因而，帝制中国历代王朝开国之后，无一例外注意接班人的培养，想方设法为皇子，以及宗室亲贵弟子提供最好教育，配备全国最好的老师，教他们知识、修养，使他们获得远高于民间社会的教育水准。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光绪帝，他的老师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如翁同龢、孙家鼐等。对接班人的精心培养，可能是中国历史“超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也曾有过这样的认识，当时创办的或改造的几个高级干部子弟学校如北京景山，哈尔滨的军工大学，以及在苏联的一些特别学校，都具有历朝历代培养接班人同样的含义，期望以最好的教育资源培养一大批接班人，保证共产党的江山不变色。　　但是，毛泽东没有将这个方案坚持到底，在他执政大约十年的时候，就因为其他原因放弃了这个想法。一大批正在读书的年轻人被毛泽东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人都拥有这样的人生经历。　　知青经历当然具有很多正面意义，他们不再是生于深宫养育深宫，像章太炎骂光绪帝所说的“不辨菽麦”的“小丑”。这一代具有知青经历的领导人对中国下层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这是积极的一面。　　底层生活的负面影响也有。这一代人离开了深宫大院，特别是像习近平这样的家庭，又因为家长被打倒的原因下去，底层社会的负面，让这一代人一览无余，使他们知道中国社会不易，也知道了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因而这代领导人在个人修为上并非不可挑剔，这也是他们相互之间制衡伤害的一个弱项，他们没有办法像中国传统政治家那样“内圣外王”，更不可能像历代帝王那样既是政治领导者，又是道德楷模。　　由于这一代领导人很小就离开了校园，离开了书本，特别是那时最盛行的价值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而不论这一批年轻人多么爱读书，他们差不多都具有严重的知识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铸过的世界，是意识形态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浓厚的苏俄倾向。习近平曾不止一次说过他对苏俄文学的阅读、喜爱，是可信的，苏俄文学就是19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的精神食粮。　　中国在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并没有转身投入西方阵营，中国在那个时代向国内所描述的世界，对这一代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影响巨大。这个世界意识就是对世界充满敌意，就是毛泽东一直告诫全党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而这一代人内心深处不会轻易相信西方。这一点，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宣扬“悲情”，宣扬“挨打”，一直抱怨帝国主义侵略等有关。　　在文革晚期，被中断的大学招生勉强恢复，以“工农兵学员”的名义让一批人重新回到了学校。习近平、王岐山、王沪宁、刘奇葆等都在这个时候进入大学读书。这是他们知识背景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很快恢复，1977、1978、1979这三个年份进入大学的这批人在中国叫做“新三届”。新三届个别年龄偏大的最近几年开始陆续退休，但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就是当今中国各领域的骨干，也是中国现在领导层中的主流，李克强、李源潮、胡春华等就是新三届的代表。　　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充满活力、生机的最好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也是过去六十年中最好的。在那个时候，许多现代知识传入中国，几套大型丛书对西方学术的译介深刻影响了这一代中国人，也是这一代中国人今天还能对世界抱有适度理性的一个重要背景。　　1950年出生的这一代，不论是新三届，还是其他知识背景的，有许多人在1980年代出国留学了。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的“工农兵学员”这个群体，在那个充满希望的1980年代或出国留学，或重回大学深造。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重回大学，他们对世界，对历史，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应该说与世界主流很接近。但是，这一部分或出国留学，或重回大学深造，都因为读书脱离了社会实践，因而在政治场上也就慢了一步，除极个别的例外，比如王沪宁，更多的人并没有成为当今中国政治层面的主导力量。而习近平、王岐山等这一批在1980年代坚持没有“回炉再造”的实践派，紧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从底层打拼，付出艰辛努力，也就一步步升迁上来。我们不必过高估计家庭背景对他们仕途的影响，他们也是在过去三十年大浪淘沙冲洗出来的政治精英。他们熟知中国社会，知道中国问题在哪里，知道知识的意义，因而这一批实践派在1990年代差不多都到大学、党校读了在职硕士、博士。　　这批领导人在职博士当然没有办法与全职研究生比，含金量当然有差异。从负面看，是“赢着通吃”，是将那些辛辛苦苦读学位的人价值稀释。但是如果从积极层面看，表明这部分人对自身知识贫瘠的恐惧。是好事，不是坏事。　　从这批领导人知识背景看未来中国政治走向，能够得出这样几个看法：　　第一，这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仍然是过渡性的，他们的知识构成中还没有现代社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因而在未来十年，除非发生意外事件，中国不会发生巨大变革，在政治上往前走很远是不现实的。这是知识背景的制约。　　第二，中国政治在这一代领导人主持下向回走的可能性绝对不存在，他们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认知，对1980年代的回忆，都决定他们在与世界的交往上依然会抱持积极的态度。不会在经济的交往上往回走，更不会重回闭关锁国。　　但是，这一代政治领导人有深厚的毛泽东情结，对毛泽东的政治艺术非常崇拜，在他们灵魂深处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毛泽东影子。这是这一代领导人独一无二的财富、特征。但是，随着毛泽东渐渐从神坛上走下来，这一代对毛泽东的崇拜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绝响，不可能再影响到十年之后的时代。这一点也是可以预见的。　　第三，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在未来十年会增长一些新的因素，比如随着留学生回国越来越多，外部世界更加真实的形象会渐渐改变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当然，这也需要外部世界不断向中国释放善意，更加清晰地解释自己的意图，不要让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借机生事。比如，美国政府“重回亚洲”政策的宣讲，就远不如十九世纪美国的亚洲政策那样清晰，一个“门户开放”简洁提法让中国朝野增加了对美国的亲近感。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大踏步走向世界，进行改革，与外部世界不断持续向中国释放善意不无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在政治上裹足不前，甚至有时候感觉倒退，与中国政治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真实意图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晚清中国领导人也曾怀疑过外部世界的用意，但当他们清楚明白中国的进步是共赢，对中国利多弊少，或有利无弊，因而能够在1901年之后毫不犹豫地踏上政治改革的道路。这段历史很值得国际学术界深思。;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213 次阅读|0 个评论

“说了也白说”系列：不听老子言，纷乱在眼前: 周可真 2012-7-12 16:14; 时局印象：国际乱糟糟，周边闹轰轰，国内散松松。乱、闹、散，一本于心：情迷则乱，智昏则闹欲多则散。始散而终乱：欲多则智昏智昏则情迷。因知《老子》之言切中肯綮：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不听老子言，纷乱在眼前！; 个人分类: 散文.随笔|3240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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